埃及、中国和复活节岛的文字是可能的例外，留待以后讨论。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发明出来的所有其他书写系统，似乎都是从一些书写系统派生出来的，这些书写系统或是把苏美尔文字或早期中美洲文字加以修改后为己所用．或至少是受到它们的启发而自行创造出来的。独立发明出来的文字何以如此之少，一个原因是发明文字极其困难，这一点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另一个原因是独立发明文字的其他机会被苏美尔文字或早期中美洲文字以及它们的派生文字抢先得去了。我们知道，苏美尔文字的形成至少花去了几百年也许是几千年时间。我们还将看到，文字形成的先决条件是由人类社会的几个特点组成的，正是这些特点决定了一个社会是否会认为文字有用，以及这个社会是否能养活那些专职的抄写员。除了苏美尔人的社会和早期墨西哥人的社会外，其他许多人类社会——如古代印度的社会、克里特岛的社会和埃塞俄比亚的社会也有了这样的先决条件。然而，苏美尔人和早期墨西哥人碰巧分别是旧大陆和新大陆最早有了这些先决条件的人。一旦苏美尔人和早期墨西哥人发明出文字，他们的文字的细节和原则迅速传播到其他社会，它们可以不必再用几百年甚或几千年的时间去进行造字的实验。因此，其他一些独立的造字实验的可能性就被取消或中止了。文字是通过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中的任何一种去传播的，这两种方法在整个技术史和思想史中都可以找到先例。有人发明了一样东西并投人了使用。那么，你作为另一个未来的使用者，既然知道别人已经建造了他们自己的原型并使其发生作用，你又为何要为自己的使用而去设计相同的东西呢?　　此类发明的传播形式多种多样。一头是“蓝图复制”，就是对现有的一幅详尽的蓝图进行复制或修改。另一头是“思想传播”，就是仅仅把基本思想接受过来，然后必须去重新创造细节。知道这能够做到，就会激励构你自己努力大干，但你最终的具体解决办法可能象也可能不象第一个发者的解决办法。　　举个最近的例子。历史学家们仍然在争论：蓝图复制或思想传播，到底哪个对俄国造成原子弹贡献更大。俄国制造原子弹的努力，是否决定性地依赖于由间谍窃取后进到俄国去的已经造好的美国原子弹蓝图?或者这仅仅是美国原子弹在广岛爆炸的启示终于使斯大林相信制造这样的炸弹是可能的，然后由俄国科学家重新创造出用于一项独立的应急计划的原则，而很少从此前美国的努力中得到详尽的指导?对于轮子、金字塔和火药的发展史也存在同样的问题。现在让我们考察一下蓝图复制和思想传播是怎样帮助书写系统的传播的。今天，一些专业语言学家用蓝图复制法为一些没有文字的语言设计书写系统。这种根据特定需要设计的系统，大多数是把现有字母表拿来加以修改，虽然有些也设计出了音节表。例如，一些身为传教上的语言学家，通过修改罗马字母为数以百计的新几内亚和印第安语言设计文字。政府的语言学家不但为俄罗斯的许多部落语言设计出经过修改的西里尔字母，而且也设计出经过修改的罗马字母，于1928年被土耳其采用来书写土耳其语。　　　　有时候，对于那些在遥远的过去依靠蓝图复制而设计出书写系统的人，我们也有所了解。例如．西里尔字母(今天仍在俄国使用)是公元9世纪时向斯拉夫人传教的希腊传教士圣西里尔通过改造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字母而设计出来的。日耳曼语(包括英语在内的语族)保存完好的最早文本是用乌尔斐拉斯主教创造的哥特文字母写的。乌尔斐拉斯是一个传教士，于公元4世纪同西哥特人一起生活在今天的保加利亚。同圣西里尔的发明一样，乌尔斐拉斯的字母表是从其他来源借用的字母的大杂烩：有大约20个希腊字母，大约5个罗马字母，还有两个字母或是取自如尼文（北欧的一种古文字）字母，或是他自己创造的。更多的时候，对于那些发明著名的古代字母的人，我们则一无所知。但仍有可能把新出现的古代字母同以前存在的字母加以比较，并从字母的形式推断出是哪些现有的字母被用作模本。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们可以肯定，迈锡尼时代希腊的B类线型音节文字是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从克里特岛的A类线形音节文字改造而来的。把一种语言的现有书写系统用作蓝图使之适应另一种语言，在几百次这样做的过程中总会出现一些问题．因为没有两种语言的发音是完全相同的。原来的字母和符号有些被舍弃了，如果在借出语言中的那些字母所代表的发音在借入语言中是不存在的，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例如，芬兰语中没有其他欧洲语言用b、c、f、g、w、x和z所代表的音，因此芬兰人就从他们的经过改造的罗马字母中舍弃了这些字母。还有一个经常出现的相反问题、即设计出一些字母来代表为借入语言所有而为借出语言所无的一些“新的”发音。这个问题以几种不同的方式获得了解决：如利用一个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字母构成的任意组合(如英语中的th代表在希腊语和如尼语中只用一个字母代表的音)；给一个现有的字母加上一个区别性的记号(如西班牙语字母的腭化符号?，德语字母的变音符号?，以及那些多出来的在波兰语和土耳其语字母周围跳舞的记号)；征用借入语言中用不着的字母(如现代捷克语把罗马字母c重新起用来表示捷克语中的t8音)；或者干脆创造出一个新的字母(就像我们中世纪的祖先在创造j、u和w这些新字母时所做的那样)。罗马字母本身就是长长的一系列蓝图复制的终端产品。在人类历史上，字母显然只产生过一次：是在公元前第二个l000年中从现代叙利亚到西奈半岛这个地区内说闪语的人当中产生的。历史上的和现行的几百种字母，追本溯源全都来自闪语字母这个老祖宗，有些(如爱尔兰的欧甘字母（欧甘字母：公元4世纪时用以在石碑上刻写爱尔兰语和皮克特语的欧甘文字母）)是思想传播的结果，但大多数则是通过对字母形式的实际复制和修改而产生的。　　字母的这种演化可以追溯到埃及象形文字，这种文字包含代表埃及语24个辅音的全套24个符号。埃及人没有采取(在我们看来)合乎逻辑的下一步，即抛弃他们所有的语标、义符和代表双辅音和三辅音的符号，而只使用他们的辅音字母。然而．从大约公元前1700年开妨，一些精通埃及象形文字的闪米特人着手对这合乎逻辑的一步进行试验。　　规定符号只能用来代表单辅音，这是把字母同其他书写系统区别开来的3大改革中的第一项改革。第二项改革是把字母按照一个固定的顺序排列并给它们起一个容易记住的名称，从而帮助使用者来记住这些字母。我们英语字母的名称多半是没有意义的单音节(“a”、“bee”、“cee”、“dee”，等等)。但闪语字母的名称在闪语中是有意义的：它们都是代表人们所熟悉的事物的词(’aleph＝牛，beth＝房子，gimel=骆驼，daleth＝门，等等)。这些闪语词“通过截头表音法”同它们所涉及的闪语辅音发生关系：就是说，代表该事物的词的第一个字母，也就是赋予该事物以名称的那个字母(’a、b、g、d，等等)。此外，闪语字母的最早形式在许多情况下似乎都是那些事物的图像。所有这些特点使闪语字母的形式、名称和排列顺序容易记住。许多现代语言的字母，包括我们英语的字母，在3000多年后仍然保留了原来的排列顺序，只是发生了一些小小的改变(就希腊语而言，甚至还保留了字母原来的名称：alpha、beta、gamma、delta，等等)。读者们可能已经注意到的一个小小的改变，是闪语和希腊语字母中的g变成了罗马语和英语字母中的c，而罗马人又在现在的位置上创造出一个新的g。导致现代语言的字母的第三项也是最后一项改革的，是规定了元音。在闪语字母的早期，已经有人着手对书写元音的方法进行实验，或是另外加上一些小字母来表示特定的元音，或是在辅音字母上加上点、线或钩。在公元前8世纪．希腊人成为用代表辅音的那些字母来系统地表示全部元音的第一个民族。希腊人通过“征用”腓尼基语字母中用来代表为希腊语所无的一些辅音的5个字母而得到他们的元音字母。　　文字演变的一条路线是对这些最早的闪语字母进行蓝图复制和逐步修改，从而发展成早期的阿拉伯字母，再进而发展成现代的埃塞俄比亚语的字母。还有一条重要得多的路线是经由用于波斯帝国官方文件的阿拉姆语（属闪语族，公元前9世纪通用于古叙利亚、后来一度成为亚洲西南部的通用语．犹太文献及早期基督教文学多以此语写成。）字母，演变为现代的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印度语和东南亚语言的字母。但欧洲和美国读者最为熟悉的一条演变路线到公元前8世纪初经由腓尼基人到达希腊人，在同—世纪内又从希腊人到达伊特鲁斯坎人（意人利埃特鲁西亚地区古代民族），又过了一个世纪到达罗马人，罗马人的字毋稍经修改就成了英文字母。由于精确和简洁相结合的这种潜在优点，字母如今已在现代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得到采用。虽然蓝图的复制和修改是传播技术的最直接的选择，但有时候这种选择不一定能够得到。蓝图可能被隐藏起来，而且不是深于此道的人对蓝图也不一定能够读懂。对于在远处某个地方发明了某个东西，人们可能有所耳闻，但详细情况则可能无从知晓。也许所知道的只是这样的基本思想：某人以某种方法成功地取得了某种最后的成果。然而，知道了这一点，可能就是通过思想传播去启发别人设计他们自己的取得此种成果的途径。　　文字史上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是：1820年左右阿肯色州的一个名叫塞阔雅的印第安人为了书写切罗基语而发明了音节文字。塞阔雅注意到，白人在纸上做记号，并且用这些记号来记录和复述长篇讲话，能得到很大方便。然而，这些记号的复杂作用对他来说仍是一个谜．因为(同1820年前的大多数切罗基人一样)塞阔雅是个文盲，对英语既不会说，也不会读。因为塞阔雅是个铁匠，他开始时发明了一种记账法帮助他记录顾客的欠账。他给每一个顾客画一幅画；然后他又画了一些大小不一的圆圈和线条来表示所欠钱款的数量。1810年左右，塞阔雅决定去为切罗基语设计一种书写系统。他又一次开始画图，但由于画图太复杂，在艺术上要求太高，就放弃了。接下去他为每一个词发明一些单独的符号，但在他创造了几千个符号而仍然不够用时，他又觉得不满意了。　　最后，塞阔雅认识到，词是由一些不同的声音组成的，这些声音在许多不同的词里反复出现——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音节。他开始时设计出200个音节符号，又逐步减少到85个，大多数符号代表一个辅音和一个元音的组合。　　一位小学者师给了塞阔雅一本英语单词拼写课本，他于是就用这本书来练习抄写字母，这些字母也就成了他的符号的一个来源。他的切罗基语音节符号大约有二十几个直接取自英语字母，当然意义完全改变了．因为塞阔雅并不知道它们在英语中的含意。例如，他挑出D、R、b和h这些符号来分别代表切罗基语的音节a、e、si和ni,而数字4这个符号则被借用来代表音节se。他把一些英语字母加以改变从而创造出其他一些符号。还有一些符号则完全是他自己的创造。塞阔雅的音节文字得到专业语言学家的普遍赞赏，因为它非常切合切罗基语的发音，同时学起来也很容易。在很短时间内．切罗基人几乎百分之一百地学会了这种音节文字，他们买来了印刷机，把塞阔雅的符号铸成铅字，并开始印起书报来。切罗基文字始终是关于思想传播产生文字的得到最充分证明的例子之一。我们知道，塞阔雅得到了纸和其他书写材料，得到了关于书写系统的思想、利用不同符号的思想，并得到了几十种记号形式。然而，由于他对英语既不能读，也不能写，所以他不能从周围现有的各种文字中得到关于造字的细节，甚至也得不到关于造字的原则。虽然他周围语言的字母都是他所不了解的，但他却在不知道3500年前克里特岛已经创造出另一种音节文字的情况下独立地重新创造出一种音节文字。塞阔雅的例子也可被用作说明思想传播如何可能导致古代许多书写系统的样本。公元1446年朝鲜李朝国王世宗为朝鲜语设计的谚文字母，显然受到了中国方块字的启发，同时也受到了蒙古和西藏佛教经文的字母表音原则的启发。然而，世宗国王创造了谚文字母的形式和他的字母的几个独一无二的特点。包括用行书把字形组成方块，用相关的字母形状来代表相关的元音或辅音．以及用描写嘴唇和舌头位置的辅音字母的特有形状来发那个辅音。从公元4世纪左石在爱尔兰和说凯尔特语的不列颠部分地区使用的欧甘字母，向样采用了字母表音原则(此时已有现成的欧洲字母可以来用)，仅也发明了独一无二的字母形式，而这种形式显然是以手势语的五指法为基础的。我们可以有把据地把谚文字母和欧甘字母的出现归之于思想的传播，而不是闭门造车式的独立创造，因为我们知道这两个社会与拥有文字的社会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同时也因为显而易见是哪些外国文字提供了灵感。相比之下，我们也可以有把握地把苏美尔的楔形文字和中美洲的最早文字归之于独立创造，因为在它们首次出现时，在它们各自所在的半球范围内，不存在任何可以给它们以启发的其他文字。仍然可以争论的是复活节岛、中国和埃及的文字起源问题。生活在太平洋中复活节岛的波利尼西亚人有一种独特的文字。这种文字保存完好的最早样本只可追溯到公元1851年左右，也就是在欧洲人于1722年到达该岛之后很久。也许，在欧洲人到达之前，文字就已在复活节岛独立出现了，虽然没有任何样本保存下来。但是，最直截了当的解释就是不妨对一些事实信以为真，假定1770年—支西班牙探险队向复活节岛居民递交了书面的并吞声明，正是看了这个声明才促使岛上居民去发明一种文字。　　至于中国文字，最早有实物证明的是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但也可能还有更早的。中国文字也具有为本地所独有的符号和某些组合原则，所以大多数学者认为，它也是独立发展起来的。文字于公元前3000年在中国早期城市中心以西4000英里的苏美尔发展起来，并在不迟于公元前2200年时在这些城市中心以西2600英里的印度河河谷出现，但在印度河河谷和中国之间的整个地区没有听说过存在早期的书写系统。因此，没有证据可以说明中国最早的抄写员已经知道了其他任何可以给他们以启发的书写系统。在所有古代书写系统中最有名的埃及象形文字，通常也被认为是独立创造的产物，但如认为埃及文字和中国文字不同，是思想传播的结果，这种解释似乎更为合理。象形文字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以几乎完全成熟的形式相当突然地出现。埃及在苏美尔西面仅仅800英里，埃及和苏美尔也一直有贸易往来。使我感到可疑的是，竟然没有关于象形文字逐步发展的任何证据流传下来，尽管埃及的干燥气候可能会有利于保存更早的文字实验成果，尽管苏美尔同样干燥的气候至少在公元前3000年前的几个世纪中已经产生了关于苏美尔楔形文字发展的丰富证据。同样可疑的是，在苏美尔文字和埃及文字出现之后，又在伊朗、克里特和土耳其出现了其他几种显然独立设计出来的书写系统(分别为所谓原始埃兰语文字、克里特形象文字和赫梯象形文字)。虽然这些书写系统的每一种所使用的一套特殊的符号，都不是从埃及或苏美尔借用的，但发明这些书写系统的民族几乎是不可能不知道他们邻近的贸易伙伴的文字的。如果人类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生存了几百万年之后，所有这些地中海和近东社会在彼此相距不过几百年的时间内，碰巧竟各自独立地偶然想到发明文字这个主意．这可能是一个非同一般的巧合。因此，在我看来，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思想传播，就像塞阔雅的情形一样。这就是说，埃及人和其他民族可能已从苏美尔人那里了解到发明文字的思想，可能还了解到某些造字原则，然后又为自己发明了另外一些原则和全部字母的特有形式。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本章开始时的那个主要问题：为什么文字在某些社会出现并向某些社会传播，但不向其他许多社会传播?我们讨论的方便的起始点是早期书写系统的有限容量、有限用途和有限使用者。　　早期文字不完整、不明确或复杂难懂，或三者都有。例如，最早的苏美尔楔形文字还不能连组成文，而只是一种电报式的简略表达方式，它的词汇只限于一些名字、数字、测量单位、代表数过的物件的词以及几个形容词。这情形就好像一个现代的美国法院书记员由于英语里没有必要的词和语法，无法写出“我们命令约翰把欠政府的27头肥羊交来”这样的话，而只能写成“约翰27头肥羊”。后来，苏美尔楔形文字能够写出散文来，但也显得杂乱无章，正如我曾经描绘过的那样，是语标、音符和总数多达几百个不同符号的不发音的义符的大杂烩。迈锡尼时代的希腊的B类线形文字至少要简单一些，因为它根据的是一种大约有90个符号和语标的音节文字。和这个优点相比，B类线形文字的缺点就是很不明确。它把词尾的辅音全都省略，并用同一个符号来代表几个相关的辅音(例如，一个符号代表l和r,另一个符号代表p、b和Ph，另有一个符号代表g、k和kh)。我们知道，如果土生土长的日本人连l和r都分不清楚就去讲英语，那会使我们感到多么莫名其妙：请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的字母把我刚才提到的其他一些辅音也同样类同起来，那会造成什么样的混乱。这就好像我们把“rap”、“lap”、“lab”和“laugh”这些词拼写成一个词一样。一个相关的限制是很少有人学会书写这些早期的文字。只有国王或寺庙雇用的专职抄写员，才掌握关于文字的知识。例如，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除了宫廷官员中很少几个骨于分子外，在迈锡尼时代的希腊人中还有谁使用或了解B类线形文字。由于B类线形文字的各个抄写员可以根据他们留在保存下来的文件上的笔迹区别开来，我们可以说，克诺索斯（克里特岛弥诺斯王的首都）和派洛斯（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南港口）宫殿保存下来的用B类线形文字抄写的文件分别出自仅仅75个和40个抄写员之手。对这些简略、笨拙、不明确的早期文字的使用，同它们的使用者的人数一样都受到了限制。任何人如果希望去发现公元前3000年苏美尔人的思想和感情，是注定要失望的。最早的苏美尔文文本只是宫廷和寺庙官员所记的一些毫无感情的账目。在已知最早的乌鲁克城苏美尔档案中，大约如90％的刻写板上都是神职人员记下的采购货物、工人配给和农产品分配等事项。只是到了后来，随着苏美人从语标文字逐步过渡到语音文字，他们才开始写作记叙体散文，如宣传资料神话。迈锡尼时代的希腊人甚至没有达到写作宣传资科和神话的阶段。在克诺索斯宫殿出土的全部B类线形文字刻写板中，有三分之一是关于绵羊和羊毛的账目，而在派洛斯宫殿发现的极大部分文字记录的都是亚麻。B类线形文字本来就不明确，所以始终只用来在宫廷中记账，由于有上下文和选词限制的关系，解读起来是很清楚的。关于这种文字用于文学创作，则无迹可寻。(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不识字的行吟诗人为不识字的听众创作而传播开来的，直到几百年后才随着希腊字母的发展而见诸文字。同样的使用限制也是早期埃及、中美洲和中国文字的特点。早期的埃及象形文字记录了宗教和国家的宣传材料以及官员们的账目。保存完好的马雅文字也同样专门用于宣传、记录国王的生辰、登基和战争胜利以及祭司的天象观测结果。现存最早的商代晚期的中国文字被用来为朝廷大事占卜吉凶，卜辞就刻写在所谓甲骨上。一个商代文字的样本是：“国王在识读裂纹[骨头经火灼而产生的裂纹]的意思后说，‘如果这孩子是在庚日出生的，那将非常吉利。’’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我们不禁要问：既然早期的书写系统是那样的不明确，使得文字的功能大受限制，只能为少数抄写员所掌握，那么拥有这些文字的社会为什么竟会容忍这种情况?但提出这个问题正好说明了在普及文字方面古人的观点和我们自己的期望之间的差距。早期文字在使用方面所受到的限制乃是蓄意造成的，这种情况对发明不那么含糊的书写系统产生了实实在在的抑制作用。古代苏美尔的国王和祭司们希望文字由专职的抄写员用来记录应完税交纳的羊的头数，而不是由平民大众用来写诗和图谋不轨的。正如人类学家克劳德·利瓦伊—斯特劳斯所说的那样．古代文字的主要功能是“方便对别人的奴役”。非专职人员个人使用文字只是很久以后的事，因为那时书写系统变得比较简单同时也更富于表现力。　　例如，随着公元前1200年左右迈锡尼时代希腊文明的衰落，B类线形文字不见了，希腊重新回到了没有文字的时代。当文字在公元前8世纪终于又回到希腊时，这种新的希腊文字、它的使用者和它的用途已十分不同。这种文字不再是一种夹杂语标的含义不朗的音节文字，而是一种借用腓尼基人的辅音字母再加上希腊人自己发明的元音而得到改进的字母文字。希腊的字母文字代替了那些只有抄写员看得懂、只在宫中阅读的记录绵羊头数的账目，从问世那一刻起就成了可以在私人家中阅读的诗歌和幽默的传播媒介。例如，希腊字母文字最早保存下来的例子，是刻在大约公元前740年的一只雅典酒罐上的一行宣布跳舞比赛的诗句：“舞姿最曼妙者将奖以此瓶。”第二个例子是刻在一只酒杯上的三行扬抑抑格6步韵诗句：“我是内斯特①的酒杯，盛满了玉液琼浆。谁只要飞快的喝上一口，头戴花冠的阿佛洛狄特。会使他的爱欲在心中激荡。”现存最早的伊特鲁里亚和罗马字母的例子，也是酒杯和酒坛上的铭文。只是到了后来，字母的这种容易掌握的个人交际媒介．才被用于公共或官方目的。因此，字母文字使用的发展顺序，同较早的语标文字和音节文字使用的发展顺序正好颠倒过来。早期文字在使用和使用者方面的限制表明，为什么文字在人类进化中出现得如此之晚。所有可能的对文字的独立发明(在苏美尔、墨西哥、中国和埃及)，和所有早期的对这些发明出来的书写系统(如克里特岛、伊朗、土耳其、印度河河谷和马雅地区的书写系统)的采用，都涉及社会等级分明、具有复杂而集中统—的政治机构的社会．这种社会与粮食生产的必然联系，我们将留在下一章探讨。早期的文字是为这些政治机构的需要服务的(如记录的保存和对王室的宣传)，而使用文字的人是出生产粮食的农民所种植的多余粮食养活的专职官员。狩猎采集社会没有发明出文字，甚至也没有采用过任何文字，团为它们既没有需要使用早期文字的机构．也没有生产为养活文字专家所必需的剩余粮食的社会机制和农业机制。因此，粮食生产和采用粮食后几千年的社会进化．对于文字的演进向对于引起人类流行疾病的病菌的演化是同样必不可少的。文字只在新月沃地、墨西哥、可能还有中国独立出现，完全是因为这几个地方是粮食生产在它们各自的半球范围内出现的最早地区。一旦文字在这几个社会发明出来，它接着就通过贸易、征服和宗教向具有同样经济结构和政治组织的社会传播。　　虽然粮食生产就是这样地成为文字演变或早期文字采用的必要条件，但还不是充分的条件。在本章开始时，我曾提到，有些粮食生产的社会虽然已有复杂的政治组织，但在现代之前并未能发明或借用文字。我们现代人习惯于把文字看作是一个复杂社会必不可少的东西，所以这些例子一开始就使我们感到迷惑不解，这些例子还包括到公元1520年止的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之一——南美的印加帝国、汤加的海洋原始帝国、18世纪晚些时候出现的夏威夷王国、赤道非洲和撒哈拉沙漠以南西非地区在伊斯兰教来到前的各个国家和酋长管辖地，以从密西西比河及其支流一带北美最大的印第安人社会。尽管所有这些社会也具有有文字社会的那些必备条件．但为什么它们却未能获得文字呢?　　这里，我们必须提醒——下自己，大多数有文字的社会之所以获得文字，或是通过向邻近的社会借用，或是由于受到它们的启发而发明出文字，而不是靠自己独立创造出来的。我刚才提到的那些没有文字的社会在粮食生产方面比苏美尔、墨西哥和中国起步晚。(这种说法唯一难以确定的是印加帝国的最后领地墨西哥和安第斯山脉地区粮食生产开始的有关年代问题。)如果假以时日，这些没有文字的社会也可能最后靠自己的力量发明出文字来。如果它们离苏美尔、墨西哥和中国更近一些，它们也会从这些中心得到文字或关于文字的思想，就像印度、马雅和其他大多数有文字的社会一样。但它们距离那些最早的文字中心太远了，所以没与能在现代之前获得文字。这种孤立状态的重要作用对夏威夷和汤加是极其明显的，这两个地方同最近的有文字的社会隔着重洋，相距至少有4000英里之遥。另一些社会则证明了这样一个重要的观点：乌鸦飞过的距离不是人类衡量孤立状态的—种恰当的尺度。安第斯山脉、西非的一些王国和密西西比河口与墨西哥、北非和墨西哥的有文字社会的距离、分别只有大约1200英里、1500英里和700英里。这些距离大大小于字母在其发明后的2000年中从发源地沿地中海东岸到达爱尔兰、埃塞俄比亚和东南亚所传播的距离。但人类前进的脚步却由于乌鸦能够飞越的生态障碍和水域阻隔而慢了下来。北非国家(有文字)和西非国家(没有文字)中间隔着不适于农业和城市的撒哈拉沙漠。墨西哥北部的沙漠同样把墨两哥南部的城市中心和密西西比河河谷的酋长管辖地分隔开来。墨西哥南部与安第斯山脉地区的交通需要靠海上航行，或经由狭窄的、森林覆盖的、从未城市化的达里安地峡的一连串陆路联系。因此，安第斯山脉地区、西非和密西西比河河谷实际上就同有文字的社会隔离了开来。这并不是说，那些没有文字的社会就是完全与世隔绝的。西非最后接受了撒哈拉沙漠另一边的新月沃地的家畜，后来又接受了伊斯兰教的影响，包括阿拉伯文字。玉米从墨西哥传播到安第斯山脉地区．又比较缓慢地从墨西哥传播到密西西比河河谷。但我们在第十章已经看到，非洲和美洲内的南北轴线和生态障碍阻滞了作物和家畜的传播。文字史引入注目地表明了类似的情况：地理和生态条件影响了人类发明的传播。　　　　第十三章　　需要之母　　1908年7月3日，一些考古学家在克里特岛上对菲斯托斯的古代弥诺斯文化时期的宫殿进行发掘，无意中发现了技术史上最引人注目的物品之一。它乍看之下似乎貌不惊人，只是一个小小的、扁平的、没有彩绘的圆盘，由粘土烘制而成，直径为6.5英寸。再仔细观察一下．就发现这个圆盘的每一面都布满了文字，文字落在一条曲线上，而曲线则以顺时钟方向从圆盘边缘呈螺旋形通向圆盘中央，一共有5圈。总共241个字母符号由刻出来的垂直线整齐地分成若干组，每组包含几个不同的符号，可能就是这些符号构成了词。作者必定仔细地设计和制作了这个圆盘，这样就可以从圆盘的边缘写起，沿螺旋线写满全部可以利用的空间，然而在到达圆盘中央时空间正好够用(见下图)。　　自出土以来，这个圆盘一直成为文字史家的一个不解之谜。　　不同符号的数目(45个)表明这是一种音节文字．而个是字母文　　字，但它仍没有得到解释，而且符号的形式也不同于其他任何已　　知的书写系统的符号形式。在它发现后的89年中，这种奇怪文　　字连零星碎片也没有再出现过。因此．它究竟是代表了克里持　　岛的一种本地文宁，还是从外地进入克里持岛的舶来移民，这仍然　　不得而知。　　对技术史家来说，这个菲斯托斯圆盘甚至更加令入困惑；它的年代估计为公元前1700年，这使它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印刷文件。圆盘上的符号不像克里特岛后来的A类线形文字和B类线形文字所有的文本那样是用手刻写的，而是用带有凸起铅字似的符号的印章在柔软的粘土上压印出来的(粘土随后被烘干硬化)。这位印工显然有一套至少45个印章，一个印章印出圆盘上的一个符号。制作这些印章必然要花费大量的劳动，而它们肯定不是仅仅为了印这—个文件而被制造出来的。使用这些印章的人大概有许多东西要写。有了这些印章，印章的主人就可以迅速得多、整齐得多地去进行复制，这是他或她在每一个地方写出每一个文字的复杂符号所无法比拟的。菲斯托斯圆盘开人类下一步印刷业之先河。因为印刷也同样使用字模或印板，但却是直接沾墨水印在纸上，而不是不沾墨水印在粘土上。然而．这些接下去的尝试直到2500年后才在中国出现，在3100年后在中世纪的欧洲出现。圆盘的这种早熟的技术，为什么没有在古代地中海的克里特岛或其他地方得到广泛的采用?为什么它的印刷方法是在公元前1700年左右在克里特岛发明出来．而不是在其他某个时间在美索不达米亚、墨西哥或其他任何一个古代文字中心发明出来?为什么接着又花了几千年时间才又加上用墨水和压印机这个主意从而得到了印刷机?这个圆盘就是这样地成了对历史学家的咄咄逼人的挑战。如果发明创造都像这个圆盘似乎表明的那样独特而难以捉摸，那么想要对技术史进行综合的努力可能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表现为武器和运输工具的技术，提供了某些民族用来扩张自己领域和征服其他民族的直接手段。这就使技术成了历史最广泛模式的主要成因。但是，为什么是欧亚大陆人而不是印第安人或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人发明了火器、远洋船只和钢铁设备?这种差异扩大到了从印刷机到玻璃和蒸汽机的其他大多数技术进步。为什么所有这些发明创造都是欧亚大陆人的?虽然世界上一些蕴藏最丰富的铜矿和铁矿分别在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但为什么所有新几内亚人和懊大利亚土著在公元1800年还在使用几千年前就已在欧亚大陆、非洲大部分地区被抛弃了的那种石器?所有这些事实说明，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外行人想当然地认为，欧亚大陆人在创造性和智力方面要比其他民族高出一筹。另一方面，如果在人类神经生物学方面没有任何此种差异可以说明各大陆在技术发展方面的差异，那么用什么来说明呢?另外一种观点是以发明创造的英雄理论为基础的。技术进步似乎特别多地依靠少数十分稀有的天才如约翰内斯·谷登堡、詹姆士·瓦特、托马斯·爱迪生和莱特兄弟。他们或是欧洲人，或是移居美国的欧洲人的后代。阿基米德和古代的其他一些稀有天才也是欧洲人。这样的天才会不会也生在塔斯马尼亚岛①或纳米比亚呢?难道技术史仅仅决定于几个发明家的出生地这些偶然因素吗?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不是个人的创造性问题，而是整个社会对新事物的接受性问题。有些社会无可救药地保守、内向、敌视变革。许多西方人都会有这种印象，他们本来想要帮助第三世界人民，最后却落得灰心丧气。第三世界的人作为个人似乎绝对聪明；问题似乎在他们的社会。否则又怎样来解释澳大利亚东北部的土著为什么没有采用弓箭?而他们见过与他们进行贸易的托雷斯海峡的岛上居民在使用弓箭。也许整个大陆的所有社会都不接受新事物．并由此说明那里的技术发展速度缓慢?在本章中，我们最终将要涉及本书的一个中心问题：为什么在不同的大陆上技术以不同的速度演进的问题。我们讨论的起始点是“需要乃发明之母”这个格言所表达的普遍观点。就是说，发明的出现可能是由于社会有一种未得到满足的需要：人们普遍承认，某种技术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或是作用有限的。想要做发明家的人为金钱和名誉的前景所驱使，察觉到了这种需要，并努力去予以满足。某个发明家最后想出了一个比现有的不能令人满意的技术高明的解决办法。如果这个解决办法符合社会的价值观，与其他技术也能协调，社会就会予以采纳。　　相当多的发明部符合需要乃发明之母这个常识性的观点。1942年，当第二次世界大战仍在进行时，美国政府制定了曼哈顿计划，其显而易见的目的就是抢在纳粹之前发明出为制造原子弹所需要的技术。3年后．这个计划成功了，共花去20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200多亿美元)。其他的例子有，1794年伊莱·惠持尼发明了轧棉机，来代替把美国南部种植的棉花的棉绒剥离下来的繁重的手工劳动，还有1769年瓦特发明了蒸汽机来解决从英国煤矿里抽水的问题。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使我们误以为其他的重大发明也是为了满足觉察到的需要。事实上，许多发明或大多数发明都是一些被好奇心驱使的人或喜欢动手修修补补的人搞出来的，当初并不存在对他们所想到的产品的任何需要。　　一旦发明了一种装置，发明者就得为它找到应用的地方。只有在它被使用了相当一段时间以后，消费者才会感到他们“需要”它。还有一些装置本来是只为一个目的而发明出来的，最后却为其他一些意料之外的目的找到了它们的大多数用途。寻求使用的这些发明包括现代大多数重大的技术突破，从飞机和汽车到内燃机和电灯泡再到留声机和晶体管，应有尽有。了解到这一点，也许会令人感到吃惊。因此，发明常常是需要之母，而不是相反。　　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托马斯·爱迪生的留声机的发明史。留声机是现代最伟大的发明家的最具独创性的发明。爱迪生于1877年创造出了他的第一架留声机时，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他的发明可以有10种用途。它们包括保存垂死的人的遗言，录下书的内容让盲人来听，为时钟报时以及教授拼写。音乐复制在他列举的用途中并不占有很高的优先地位。几年后，爱边生对他的助手说，他的发明没有任何商业价值。又过了不到几年，他改变了主怠，做起销售留声机的生意来——但作为办公室口述记录机使用。当其他一些企业家把留声改装成播放流行音乐的投币自动唱机时，爱迪生反对这种糟蹋他的发明的做法，因为那显然贬低了他的发明在办公室里的正经用途。只是在过了大约20年之后，爱迪生才勉勉强强地承认他的留声机的主要用途是录放音乐。机动车是另一个在今天看来用途似乎显而易见的发明。然而，它不是为满足任何需求而发明出来的。当尼古劳斯·奥托于1866年造出了他的第一台4冲程气化器式发动机时．马在满足人们陆上运输需要方面已经有了将近6000年的历史，在最近的几十年里又日益得到蒸汽动力铁路的补充。在获得马匹方面不存在任何危机，人们对于铁路也没有任何不满。　　由于奥托的发动机力量小、笨重和高达7英尺，所以它并不比马匹更为可取。直到1885年，发动机的改进使戈特利布·戴姆勒得以在—辆自行车上安装了一台发动机从而制造了第一辆摩托车；他一直等到1896年才制造了第一辆卡车。　　1905年，机动车仍是有钱人的昂贵而不可靠的玩物。公众对马匹和铁路的满意程度始终很高，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军方认定它的确需要卡车。战后卡车制造商和军队进行了大量游说，使公众相信他们对机动车辆的需要，从而使卡车得以在工业化国家开始取代马车。甚至在美国的最大城市里，这种改变也花了50年时间。　　发明家们常常不得不在没有公众需求的情况下长期坚持他们的修修补补的工作，因为他们的早期样机性能太差，派不了用场。最早的照相机、打字机和电视机同奥托的7英尺高的内燃发动机一样使人不敢领教。这就使发明者难以预知他们发明的可怕的原型最终是否可以得到使用，从而是否应该投入更多的时间和费用来对它进行开发。美国每年要颁发大约7万份专利证书，但只有少数专利最后达到商业性生产阶段。有一项大发明最终得到使用，就会有不计其数的其他发明得不到使用。甚至有些发明当初本来是为了满足特定的需要而设计的，后来可能在满足意外需要方而证明是更有价值的。虽然詹姆士。瓦特设计他的蒸汽机是为了从煤矿里抽水，但它很快就为棉纺厂提供动力因此，被用作我们讨论的起始点的关于发明的常识性观点把发明的通常作用和需要弄颠倒了。它也夸大了诸如瓦特和爱迪生之类稀有天才的重要性。所谓“发明的英雄理论”之所以得到专利法的鼓励，是因为申请一项专利必须证明所提交的发明具有新意。发明者出于财政的动机而贬低或忽视前人的成果。从专利法律师观点看，最佳的发明就是全无先例的发明，就像雅典娜整个地从宙斯的前额跳出来一样。　　实际上，即使对那些最著名的而且显然具有决定意义的现代发明来说，就是“某人发明某物”这种不加掩饰的说法背后有着被忽视了的先例的影子。例如，我们经常听到人们说，“詹姆斯·瓦特于1769年发明了蒸汽机“，据说他是由于看到蒸汽从水壶嘴冒出来而受到了启发。这个故事实在太妙了，但可惜的是，瓦特打算制造自己的蒸汽机的想法，实际上是在他修理托马斯·纽科曼的一台原型蒸汽机时产生的。’这种蒸汽机纽科曼在57年前就已发明出来了，到瓦特修理时，英格兰已经制造出100多台。而纽科曼的蒸汽机又是在英国人托马斯‘萨弗里于1698年获得专利权之后才有的，但在萨弗里获得专利权之前，法国人丹尼．帕庞已于1680年左右设计出这种蒸汽机(但没有制造)，而帕庞的设计思想则来自他的前人荷兰科学家克里斯蒂安·惠更斯和其他人。所有这些并不是要否认瓦特大大改进了纽科曼的蒸汽机(把一个独立的蒸汽冷凝器同一个往复式汽缸合并在一起)，就像纽科曼曾经大大改进了萨弗里的蒸汽机一样。对所有有足够文件证明的现代发明都可以讲出类似的发展史。习惯上认为有发明才能的英雄仿效以前的一些发明者，而这些发明者也具有同样的目标，并已作出了一些设计、造出了一些工作样机或(就像纽科曼的蒸汽机—样)可以成功地投入商业使用的样机。爱迪生的1879年10月21日夜间著名的白炽灯泡的“发明”．只是对从1841年到1878年的其他发明者获得专利权的其他许多白炽灯泡的改进。同样，在莱特兄弟的载人飞机之前已有了奥托·利林塔尔的载人无动力滑翔机和塞缪尔·兰利的不载人动力飞机；在塞缪尔·莫尔斯的电报机之前已有了约瑟夫·亨利、威廉·库克和查尔斯·惠斯通的电报机；而伊莱·惠特尼的短绒(内陆)棉轧棉机不过是几千年来长绒(海岛)棉轧棉机的应用范围的扩大罢了。所有这些并不是要否认瓦特、爱迪生、莱特兄弟、莫尔斯和惠特尼作出了巨大的改进，因而增加了或开创了商业成功的机会。如果没有那位公认的发明者的贡献，发明物最后采用的形式可能已有所不同了。但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是：如果某些天才发明家不是在某个时候出生在某个地方，世界史的广泛模式会不会因此而产生重大的变化。答案很清楚：从来就没有这样的人。所有公认的著名发明家都有一些有本领的前人和后人，而且他们是在社会有可能使用他们的成果的时候对原来的发明作出改进的。我们将会看到．对用于菲斯托斯圆盘的印章作出改进的那位英雄的悲剧在于，他或她发明了当时社会不能予以大规模利用的东西。到目前为止，我所举的这些例子都来自现代技术，因为现代技术发展史是众所周知的。我的两个主要结论是：技术的发展是长期积累的，而不是靠孤立的英雄行为；技术在发明出来后大部分都得到了使用，而不是发明出来去满足某种预见到的需要。如果把这两个结论用于没有文件证明的古代技术发展史，那就更加有说服力得多。当冰期的狩猎采集族群注意到他们的炉膛里焚烧过的沙子和石灰岩的残留物时，他们不可能预见到这种长期的偶然积累起来的发现会导致最早的罗马的玻璃窗(公元元年左右)，而这种积累过程则是从最早的表项有半透明薄涂层的物品(公元前4000年左右)，到最早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独立的类似玻璃的物品(公元前2500年左右)，再到最早的玻璃器皿(公元前1500年左右)。对于那些已知最早的表面半透明薄涂层本身是怎么搞出来的，我们则一无所知。不过，通过观察今天在技术上“原始的”族群，如我与之一起工作的那些新几内亚人，我们可以推知史前的发明方法。我已经提起过他们认识几百种当地的植物和动物，知道每一种是否可以食用、它的药用价值和其他用途。新几内亚人同样还把他们周围的几十种石头讲给我听．告诉我每一种的硬度、颜色、在遭到敲打或削凿时的情况以及各种用途。所有这方面的知识都是通过观察和反复试验而获得的。每当我带领新几内亚人到远离他们家乡的地方工作时，我都看到了这种“发明”过程在进行。他们不断地在森林里捡起一些不熬悉的东西，拿在手中摆弄，偶尔发现有用就带回家去。当我放弃了营地，当地人跑来在丢弃物中寻找有用的东西时，我看到了同样的过程。他们把玩我丢弃的东西，设法弄清楚它们在新几内亚社会里是否有用。丢弃的马口铁耀的用途是容易确定的：它们最后被当作容器重新使用。其他东西则经过试验，用于完全不同于当初制造时的目的。把那支黄色的2号铅笔插进穿孔的耳垂和鼻隔做装饰品，看上去会不会很漂亮?那块碎玻璃是否很锋利．很结实，可以当刀来使用?我发现了！古人能够利用的原料都是自然材料，如石头、木头、骨头、兽皮、纤维、粘土、沙子、灰岩和矿物，各种各样，数量众多。人们根据这些材料逐步学会了把某些种类的石头、木头和骨头制成工具；把某些粘土制成陶器和砖；把沙子、灰岩和其他“污物”混合在一起制成玻璃；对现有的纯粹的软金属如铜和金进行加工，后来又从矿石里提炼金属，最后又对硬金属如青铜和铁进行加工。　　有关反复试验的发展过程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从原料产生火药和汽油。可以燃烧的自然产物必然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如富含树脂的圆木在营火中爆燃。到公元前2000年，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人通过加热天然沥青提炼出大量的石油。古希腊人发现，石油和沥青、树脂、硫磺、生石灰的各种混合物，可以用作由弩炮、弓箭、火焰炸弹和船只来发射的火攻武器。中世纪伊斯兰教的炼金术士为生产酒精和香水而发明的蒸馏技术，也使他们把石油蒸馏成馏分，其中有些证明是威力甚至更加强大的燃烧剂。用手榴弹、火箭和爆炸装置来发射的这些燃烧剂，在伊斯兰教最后打败十字军的战争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在这之前，中国人也已观察到硫磺、木炭和硝石的一种特殊混合物的爆炸力特别强，这种混合物就叫做火药。公元1100年左右，伊斯兰教的一篇化学论文介绍了火药的7种配方，而公元1280年的一篇论文则提到了70多种适用于不同目的的配方(一种适用于火箭，另一种适用于大炮)o至于中世纪以后的石油蒸馏，19世纪的化学家们发现中间馏分油可以用作油灯的燃料。这些化学家把最易挥发的馏分(汽油)当作一种没有用的废品而予以抛弃——直到后来发现那是内燃机的一种理想的燃料。今天还有谁记得汽油这种现代文明的燃料当初曾是又一个寻求使用的发明呢?　　一旦发明家发现了一项新技术的用途，下一步就是说服社会来采用它。仅仅有一种更大、更快、更有效的工作装置还不能保证人们会乐于接受。无数的此类技术要么根本没有被采用，要么只是在长期的抵制之后才校采用。这方面臭名昭著的例子有：1971年美国国会拒绝考虑为发展超音速运输提供资金；全世界继续拒绝一种高效打字机的键盘设计，以及英国长期不愿采用电灯照明。那么，究竟是什么促使社会去接受发明呢?　　让我们首先比较一下在同一个社会内对不同发明的接受能力。结果，至少有4个因素影响着对发明的接受。　　第一个也是最明显的因素，是与现有效术相比较的相对经济利益。虽然轮子在现代工业社会里非常有用，但在其他一些社会里情况就并非如此。古代墨西哥土著发明了带车轴和车轮的车子，但那是当玩具用的，而不是用于运输。这在我们看来似乎不可思议，直到我们想起了古代墨西哥人没有可以套上他们的带轮子的车子的牲口，因此这种车子并不比搬运工有任何优势。　　第二个考虑是社会价值和声望，这种考虑可以不顾经济利益(或没有经济利益)。今天干百万人去买标名牛仔裤，而这种牛仔裤的价格是同样耐穿的普通牛仔裤的两倍——因为标名商标的社会声望的价值超过了额外的花费。同样，日本继续使用它的麻烦得吓死人的汉字书写系统，而不愿使用效率高的字母或日本自己的效率高的假名音节文字——因为与汉字体系连在一起的社会声望实在太大了。　　另一个因素是是否符合既得利益。本书同你读过的大概每一份别的打印文件一样，都是用标推打字机键盘打印出来的，这种键盘是因其上排最左面的6个字母而得名的。虽然现在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打字机键盘的这种安排是在1873年作为一种反工程业绩而设计出来的。它使用了一系列旨在迫使打字的人尽可能放慢打字速度的故意作对的花招，如把最常用的字母键全都拆散而集中在左边(用惯右手的人必须用他们不习惯的左手)。这些似乎产生相反效果的特点的真实原因是：如果在1873年发明的这种打字机上连续快速敲击相邻的键，会使这些链互相卡在一起，所以制造打字机的人不得不使打字的人把打字的速度放慢。当打字机的改进解决卡键这个问题后，1932年对为提高效率而设计的键盘进行的试验表明．它可以成倍地提高我们的打字速度，把我们打字所花的气力减少95％。但到这时，标准打字机键盘的干百万个打字员、教打字的人、打字机和电脑推销员以及打字机生产厂商的既得利益，仍多年来压制了提高打字机键盘效率的所有行动。虽然这个关于标准打字机键盘的故事听起来可能有点滑稽，但许多同样的例子却涉及重大得多的经济后果。虽然晶体管是在美国发明和取得专利权的，但为什么现在却是日本控制了世界晶体管化电子消费产品市场，以致破坏了美国与日本的国际收支平衡?因为就在美国的电子器件消费工业拼命生产真空管并且不愿与自己的产品竞争的时候，日本的索尼公司购买了西方电气公司的特许权。为什么英国的城市直到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和德国城市已经改用电灯为街道照明之后很久，仍在使用煤气为街道照明?因为英国的一些市政府已对煤气照明进行了大量投资，从而对竞争的电灯公司设置了行政管理方面的障碍。影响接受新技术的最后一种考虑，是新技术的优点能够很容易地看到。公元1340年，当火器还没有到达欧洲大部分地区时，英格兰的德比伯爵和索尔兹伯里伯爵碰巧遇上了西班牙的塔里法战役，阿拉伯人在战斗中对西班牙人使用了大炮。这两位伯爵对他们所看到的事印象深刻，于是把大炮引进英国军队．而英国军队热情地采用了大炮，并于6年后在克勒西战役中把它们用来对付法国士兵。　　因此，轮子、标名牛仔裤和标准打字机键盘说明了同一个社会对所有发明不是同样接受的不同原因。反过来说，对同一发明的接受力在同时代的社会中也是大不相同的。我们全都熟悉那个想象出来的普遍规律，即第三世界农村社会不像西方化了的工业社会那样容易接受新事物。即使在工业化的世界内，某些地区的接受能力要比另一些地区强得多。如果在整个大陆范围内存在着这种差异，那么它们也许能说明为什么某些大陆的技术发展要快于其他大陆。例如，如果澳大利亚的所有土著社会由于某种原因一律抵制变革，那也许能说明为什么当金属工具在其他每一个大陆出现后它们仍然在使用石器。社会之间在接受能力方面的差异是怎样产生的呢?技术史家们已经提出了一长串至少14个说明性因素。一个因索是预期寿命变长了，这在原则上应能使未来的发明家不仅有耐心和有把握去制订长期的、延期得益的开发计划，而且也使他们可以有多年时间去积累技术知识。因此，现代医药带来的大大延长了的期望寿命，可能加快了近来发明速度的步伐。　　其次的5个因素涉及社会的经济和组织：(1)古典时期可以得到廉价的奴隶劳动，这一点大概妨碍了当时的发明创造，而现在的高工资或劳动力短缺，对寻求技术解决办法起了刺激作用。例如，移民政策的改变，可能会切断加利福尼亚农场的廉价的墨西哥季节工的来源，但这种可能性鼓励了在加利福尼亚去开发可以用机器收获的番茄品种。(2)在现代的西方，保护发明者的所有权的专利权和其他财产法奖励发明．而在现代的中国，缺乏这种保护妨碍了发明。(3)现代工业社会提供了大量的技术培训的机会，这一点中世纪的伊斯兰教国家做到了，而现代的扎伊尔则没有做到。(4)和古罗马的经济不同，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使投资技术开发有可能得到回报。(5)美国社会强烈的个人主义允许有成就的发明者为自己赚钱，而新几内亚牢固的家族关系则确保了一个人一旦开始赚钱就要同十几个指望搬来同吃同住的亲戚一起分享。另外4个想得到的解释是意识形态方面的，不是经济或组织方面的：(1)为创新努力必不可少的冒险行为，在某些社会里比在另一些社会里普遍。(2)科学观点是文艺复兴后欧洲社会的独有特色，对于欧洲社会现代技术的卓越地位来说，这种特色确是功不可没。(3)对各种观点和异端观点的宽容促进了创新，而浓厚的传统观点(如中国强调中国古代的经典)则扼杀了创新。(4)宗教在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上差异很大：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某些教派据说与技术创新特别能够相容，而伊斯兰教、印度教和婆罗门教的某些教派可能与技术创新特别不能相容。所有这10个假设似乎都说得通。但其中没有一个与地理有任何必然的联系。如果专利权、资本主义和某些宗教真的对技术起了促进作用，那么又是什么决定了这些因素在中世纪后的欧洲出现，而不是在同时代的中国或印度出现?　　至少，这10个因素影响技术的方向似乎是清楚的。其余4个拟议中的因素——战争、集中统一的政府、气候和丰富的资源——所起的作用似乎是不一致的：有时候它们促进技术，有时候它们抑制技术。(1)在整个历史上，战争常常是促进技术革新的主要因素。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核武器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飞机和卡车的巨额投资，开创了整个新的技术领城。但战争也能给技术发展带来破坏性极大的挫折。(2)强有力的集中统一的政府在19世纪后期的德国和日本对技术起了推动作用，而在公元1500年后的中国则对技术起了抑制作用。(3)许多北欧人认为，在气候条件严峻的地方，技术能够繁荣发展，因为在那里没有技术就不能生存；而在温和的气候下，技术则会枯萎凋零，因为那里不需要穿衣，而香蕉大概也会从树上掉下来。一种相反的观点则认为，有利的环境使人们用不着为生存进行不懈的斗争，而可以一门心思地去从事创新活动。(4)人们也一直在争论，促进技术发展的究竟是环境资源的丰富还是环境资源的短缺。丰富的资源可以促进利用这些资想的发明的发展，例如在有许多河流的多雨的北欧地区的水磨技术——但为什么水磨技术却没有在甚至更多雨的新几内亚更迅速地发展起来?有人认为英国森林遭到破坏是它很早就在采煤技术方面领先的原因．但为什么在中国滥伐森林却没有产生同样的结果呢? · ‘关于社会在接受新技术方面为什么会存在差异，上面的讨论并未穷尽为解释这个问题而提出来的各种原因。更糟的是，所有这些大致准确的解释都没有考虑这些解释背后的终极因素。这看起来也许就好像我们想要了解历史进程的尝试遭到了一次令人灰心丧气的挫折，因为技术毫无疑问一直是历史的最强大的推动力之一。然而，现在我要说，影响技术创新的独立因素是多种多样的，而这一点实际上使了解历史的广泛模式变得不是更困难．而是更容易了。就本书所讨论的问题而言，这一长串问题中的主要问题是：影响技术创新的这些因素在大陆与大陆之间是否存在着全面的差异，因而导致了各大陆在技术发展方面的差异。大多数外行人和许多历史学家都认为答案是肯定的，有的是明确表示，有的是心照不宣。例如，人们普遍认为，澳大利亚土著作为一个群体，在意识形态方面只有导致他们技术落后的共同特点：他们过去(或现在)大概都是保守的，生活在一种想象中的创造世界的黄金时代，而不去注意改善现在的实际方法。一位研究非洲的主要历史学家则把非洲人说成是性格内向，缺乏欧洲人的那种扩张欲望。但是，所有这类说法都是以纯粹的猜测为基础的。对两个大陆中每一个大陆上具有相同社会经济条件的许多社会，还不曾有人进行过研究，以证明这两个大陆民族之间的全面的意识形态差异。人们通常使用的都是循环论证：由于存在技术上的差异，因此可以推断出相应的意识形态上的差异。　　事实上，我经常在新几内亚观察到，那里的土著社会在流行观点上彼此差异很大。就像工业化的欧洲和美国一样，传统的新几内亚也有抵制新的生活方式的保守社会，尽管它们同一些有选择地采纳了新的生活方式的富于创造性的社会生活在一起。结果，随着西方技术的输入，那些比较有创新精神的社会现在正利用西方的技术来征服它们的保守的邻居。　　例如，当欧洲人于20世纪30年代第一次到达新几内亚东部高原地区时，他们“发现了”几十个过去从未与外界接触过的石器时代的部落，其中钦布部落在采用西方技术方面特别积极。当钦布人看到白人移民种植咖啡，他们也开始把咖啡当作经济作物来种植。1964年，我遇见了一个50岁的钦布男子，他不识字，穿着传统的草裙。虽然他出生在一个仍然使用石器的社会，但却靠种咖啡发了财。他用赚来的10万美元现款买下了一个锯木厂，还买下了一队卡车，用来把他的咖啡和木材运往市场。相比之下，同我一起工作8年之久的一个相邻的高原民族——达里比族，就特别保守，对新技术毫无兴趣。当第一架直升机在达里比人的地区降落时，他们只是很快地看了它一眼，然后回去继续于他们的活；如果是钦布人，他们就会为租用它来讨价还价。结果，钦布人现在正迁入达里比人的地区，把他们的土地接收过去改为种植园，并把达里比入变成为他们干活的劳工。其他每一个大陆都有这种情况，某些土著社会证明有很强的接受力，它们有选择地采纳外来的生活方式和技术，并成功地使之融入自己的社会。在尼日利亚，伊博族同新几内亚的钦布族一样，成了当地富于进取心的族群。今天美国人数最多的印第安部落是纳瓦霍族，在欧洲人来到时．他们不过是几百个部落中的一个。但纳瓦霍人的适应能力特别强，并能有选择地对待新事物。他们把西方的染料和自己的纺织结合起来，他们做银匠和农场工人，现在虽然仍住在传统的住宅里，但已学会了开卡车。同样，在据称保守的澳大利亚土著中，既有接受能力强的社会，也有保守的社会。一个极端是塔斯马尼亚人，他们仍旧在使用石器，而这种工具在几万年前的欧洲即已为别的工具所代替，就是在澳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也已不再使用。另一极端是澳大利亚东南部的一些以捕鱼为生的土著群体，他们发明了管理鱼群的复杂技术，包括修建沟渠、鱼梁和渔栅。　　因此，即使在同一个大陆上，各社会之间在发展和接受新事物方而也是大不相同的。即使是在同一个社会内，在时间上也会有所不同。现在，中东的伊斯兰社会相对而言比较保守，并不居于技术的最前列。但同一地区的中世纪伊斯兰教社会在技术上却是先进的，是能够接受新事物的。它的识字率比同时代的欧洲高得多；它吸收了古典的希腊文明的遗产，以致许多古典的希腊书籍只是通过阿拉伯文的译本才为我们所知；它发明了或精心制作了风车、用潮水推动的碾磨、三角学和大三角帆；它在冶金术、机械工程、化学工程和灌溉方法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步；它采用了中国的纸和火药，又把它们传到欧洲。在中世纪，技术绝大多数是从伊斯兰世界流向欧洲，而不是像今天那样从欧洲流向伊斯兰世界。只是在公元1500年左右以后，技术的最终流向才开始逆转。中国的发明创造也是引入注目地随着时间而起伏不定。直到公元1450年左右，中国在技术上比欧洲更富于革新精神，也先进得多，甚至也大大超过了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中国的一系列发明包括运河闸门、铸铁、深钻技术、有效的牲口挽具、火药、风筝、磁罗盘、活字、瓷器、印刷(不算菲斯托斯圆盘)、船尾舵和独轮车。接着，中国就不再富于革新精神，其原因我们将在本书的后记中加以推断。相反．我们倒是把西欧及其衍生的北美社会看作是领导现代世界的技术创新，但直到中世纪后期，西欧的技术仍然没有旧大陆任何其他“文明”地区那样先进。因此，认为有些大陆的社会总是富于创新精神，有些大陆的社会总是趋于保守．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大陆上都有富于创新精神的社会，也有保守的社会。此外，在同一个地区内，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迟早会产生波动。　　细想起来，如果一个社会的创新精神决定于许多独立的因素，那么这些结论就完全是人们可能期望的结论。如果对所有这些因素没有详尽的了解，创新精神就成了不可预测的东西。因此，一些社会科学家在继续争论：为什么在伊斯兰世界、中国和欧洲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会发生变化?为什么钦布人、伊傅人和纳瓦霍人比他们的邻居更容易接受新事物?这些情况的具体原因是什么?然而，对研究广泛的历史模式的人来说，这些情况的具体原因是什么。这并不重要。影响创新精神的各种各样的因素，反而使历史学家的任务变得更加容易起来，他只要把社会之间在创新精神方面的差异转换为基本上一种随机变量就行了。这就是说，在任何特定时间里的一个相当大的区域内(如整个大陆)，总会有一定数量的社会可能是富于创新精神的。创新实际上来自何方?除了过去的几个完全与世隔绝的社会外，对所有社会来说，许多或大多数技术都不是当地发明的．而是从其他社会借来的。当地发明与借用技术的相对重要性．主要决定于两个因素：发明某个技术的容易程度以及某个社会与其他社会的接近程度。　　有些发明是通过处理天然原料而直接产生的。这些发明在世界史上的不同地点和时间曾有过多次独立的发展。有一个例子我们已经仔细考虑过了，这就是至少在9个地方独立进行的对植物的驯化。另一个例子是陶器。陶器的产生可能来自对粘土这种十分普遍的天然材料在晒干或受热时的变化所作的观察。陶器在大约14000年前出现于日本，不迟于大约1万年前出现于新月沃地和中国，以后又出现于亚马孙河地区、非洲的萨赫勒地带、美国东南部和墨西哥。一个困难得多的发明的例子是文字。文字的发明不是通过对任何天然材料的观察。我们在第十二章看到，文字只有几次是独立发明出来的，而字母在世界史上显然只产生过一次。其他一些困难的发明包括水轮、转磨、齿轮装置、磁罗盘、风车和照相机暗箱，所有这些在旧大陆只发明过一次或两次，而在新大陆则从未发明过。　　这些复杂的发明通常是靠借用而得到的，因为它们的传播速度要比在当地独立发明的速度快。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轮子。得到证明的最早的轮子于公元前3400年左右出现在黑海附近，接着在几个世纪内又在欧洲和亚洲的许多地区出现。所有这些旧大陆的早期轮子都有一种独特的设计：一个由3块厚木板拼成的实心因盘，而不是一个带有辐条的轮圈。相比之下，印第安社会的唯—一种轮子(画在墨西哥的陶器上)则是用一块木板做成的，由此可见，这是轮子的第二个独立的发明——就像人们从新大陆与旧大陆文明相隔绝的其他证据可以预料到的那样。没有人认为，人类史在经过了没有轮子的700万年之后，不意在旧大陆的许多独立地点，于相隔不到几百年的时间内，竟多次出现了旧大陆的那种独特设计的轮子。实际上，想必是这种轮子的功用使它在旧大陆从唯一的发明地由东向西迅速传播。旧大陆在古代还有其他一些复杂的技术从一个西亚发源地由东向西传播的例子，其中包括门锁、滑轮、转磨、风车，还有字母。新大陆的技术传播的例子是冶金术，它是从安第斯山脉地区经巴拿马传到中美洲的。一个用途广泛的发明在一个社会出现后，接着它便往往以两种方式向外传播。一种方式是：其他社会看到或听说了这个发明，觉得可以接受，于是便采用了。另一种方式是：没有这种发明的社会发现与拥有这种发明的社会相比自己处于劣势，如果这种劣势大到一定程度．它们就会被征服并被取而代之。一个简单的例子是火枪在新西兰毛利人部落之间的传播。其中有一个叫恩加普希的部落于1818年左右从欧洲商人那里得到了火枪。在其后的15年中，新西兰被所谓的火枪战争搞得天翻地覆，没有火枪的部落要么也去弄到火枪，要么被已经用火枪武装起来的部落所征服。结果，到1833年火枪技术传遍了整个新西兰；所有幸存的毛利人部落这时都已有了火枪。如果一些社会从发明某项新技术的社会采用了这项技术，这时技术传播的情况可能各不相同，其中包括和平贸易(如1954年晶体管从美国传播到日本)、间谍活动(公元552年家蚕从东南亚偷运进中东)、移民(1685年被从法国驱逐出去的20万胡格诺派教徒⑦把法国的玻璃和服装制作技术传播到整个欧洲)和战争。最后一个至关重要的例子，是中国的造纸术传到了伊斯兰世界。其所以可能，是由于公元751年阿拉伯军队在中亚的塔拉斯河战役中打败了中国军队，在战俘中发现了一些造纸工匠，于是就把他们带到了撒马尔罕建立了造纸业。　　我们在第十二章看到，文化的传播可能是通过详尽的“蓝图”，也可能是通过刺激重新发明细节的模糊思想。虽然第十二章说明的是传播文字的办法，但这些办法对传播技术也同样适用。上一段举的是蓝图复制的例子，而中国的瓷器制造技术传往欧洲则是一个长期传播的例子。瓷器是一种纹理细密的半透明陶器，于公元7世纪左右在中国发明。当瓷器于14世纪开始经丝绸之路到达欧洲时(当时还不知道它的制造方法)，人们对它赞赏不已，并为仿制它进行了多次不成功的尝试。直到1707年，德国的炼金术士约翰·伯特格尔在用许多制作方法和把各种矿物同粘土混合起来进行了长期的试验之后，才偶然发现了解决办法，从而建立了如今名闻遐迩的迈森瓷器工厂。后来在法国和英格兰进行的或多或少独立的试验，产生了塞夫勒陶瓷、韦奇伍德陶器和斯波德陶器。因此，欧洲的陶瓷工匠必须为他们自己对中国的制作方法进行再创造，但他们这样做是由于在他们的面前有那些完美无暇的产品作为榜样从而刺激了他们的创作欲望。社会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们接受来自其他社会的技术的容易程度是不同的。近代史上地球上最孤立的族群是塔斯马尼亚岛上的土著，他们生活在一个距离澳大利亚100英里的岛上，没有任何远洋水运工具，而澳大利亚本身就是一个最孤立的大陆。在过去1万年中，培斯马尼亚人同其他社会没有任何接触，除了他们自己的发明外，他们没有得到过任何技术。澳大利亚人和新几内亚人由于有印度尼西亚岛群把他们同亚洲大陆隔开，所以只能从亚洲得到一点零星的发明。在发明的传播中最容易接受发明的社会是大陆上的一些根基深厚的社会。在这些社会中技术发展最快，因为它们不但积累了自己的发明，而且也积累了其他社会的发明。例如，中世纪的伊斯兰社会，由于位居欧亚大陆的中央，既得到了印度和中国的发明，又承袭了希腊的学术。技术传播和使技术传播成为可能的地理位置，这两者的重要性得到了一些从其他方面看简直难以理解的事实的充分证明，即有些社会竟然放弃了具有巨大作用的技术。我们往往想当然地认为，有用的技术一旦获得，就必然会流传下去，直到有更好的技术来取而代之。事实上，技术不但必须获得，而且也必须予以保持，而这也取决于许多不可预测的因素京。任何社会都要经历一些社会运动和社会时尚，此时一些没有经济价值的东西变得有价值起来，而一些有用的东西也变得暂时失去了价值。今天．当地球上几乎所有社会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无法想象某种时尚会发展到使人们竟然抛弃一项重要的技术。一个暂时反对一项具有巨大作用的技术的社会会继续看到它在被毗连的社会所使用，而且也会有机会在这技术传播时重新得到它(或者，如果不能做到达一点，那就会被毗连的社会所征服)。但这种时尚会在孤立的社会中历久而不衰。一个著名的例子是日本放弃枪支。火器在公元1543年到达日本，当时有两个葡萄牙人携带火绳枪(原始的枪)乘坐一艘中国货船抵达。日本人对这种新式武器印象很深，于是就开始在本地制造，从而大大地改进了枪支制造技术．到公元1600年已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拥有更多更好的枪支。　　但也有一些因素不利于日本接受火器。这个国家有一个人数众多的武士阶层，对他们来说，刀是他们这个阶层的象征，也是艺术品(同时也是征服下层阶级的工具)。日本的战争以前都是使刀的武士之间面对面的个人搏斗，他们站在空地上，说几句老一套的话，然后以能体面地进行战斗而自豪。如果碰上农民出身的士兵手持枪支乒乒乓乓乱放一气，这种行为就是白送性命。而且，枪是外国的发明，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鄙视，就像1600年后其他一些事物在日本受到鄙视一样。由武士控制的政府开始只允许几个城市生产枪支，然后又规定生产枪支需要获得政府的特许，再后来把许可证只发给为政府生产的枪支，最后又减少了政府对枪支的定货，直到日本又一次几乎没有实际可用的枪支。在同时代的欧洲也有一些鄙视枪支并竭力限制枪支使用的统治者。但这些限制措施在欧洲并未发生多大作用，因为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哪怕是短暂地放弃了火器，很快就会被用枪支武装起来的邻国打垮。只是因为日本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孤立的海岛，它才没有因为拒绝这种具有巨大作用的新军事技术而受到惩罚。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领装备有许多大炮的舰队访问日本，使日本相信它有必要恢复枪支的制造，直到这时，日本因孤立而得到安全的状况才宣告结束。日本拒绝枪支和中国抛弃远洋船只(以及抛弃机械钟和水力驱动纺纱机)，是历史上孤立或半孤立社会技术倒退的著名例子。其他技术倒退的事情，在史前期也发生过。极端的例子世界技术最简陋的社会(第十五章)。澳大利亚土著可能采用过弓箭，后来又放弃了。托里斯海峡诸岛的岛民放弃了独木舟，而加瓦岛的岛民在放弃了独木舟后又重新采用。陶器在整个波利尼西亚都被放弃了。大多数波利尼西亚人和许多美拉尼西亚人在战争中放弃使用弓箭。极地因纽特人失去了弓箭和单人划子，而多塞特因纽特人则失去了弓箭、弓钻和狗。这些例子我们初听起来会觉得希奇古怪，但它们却很好地证明了技术史上地理条件和技术传播的作用。如果没有技术的传播，得到的技术会更少，而丢失的现有技术会更多。　　由于技术能产生更多的技术，一项发明的传播的重要性可能会超过原来这项发明的重要性。技术史为所谓自我催化过程提供了例证：就是说，由于这过程对自身的催化，它就以一种与时俱增的速度而加快。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爆炸给我们今天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中世纪的技术爆炸与青铜时代相比，同样会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而青铜时代的技术发展又使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技术发展相形见拙。　　技术往往会催化自身的一个原因是：技术的进步决定于在这之前对一些比较简单的问题的掌握。例如，石器时代的农民不会直接开始炼铁和对铁进行加工，因为那必须有高温的炼铁炉才行。铁矿冶金术是人类几千年经验的结晶，人类开始时只是利用天然显露的软质纯金属(铜和金)，在不需加热的情况下把它们捶打成形。它也是一些简单炉窑几千年发展的结果，这些炉窑用来烧制陶器，后来又被用来提炼钢矿和熔炼铜合金(青铜)，因为做这些事不需要炼铁那样的高温。在新月沃地和中国，只是在有了大约2000年的青铜冶炼的经验之后，铁器才变得普遍起来。当欧洲人的到来缩短了新大陆的独立发展轨迹时，新大陆社会刚刚开始制造青铜器，还不曾开始制造铁器。自我催化的另一个原因是：新技术和新材料通过重新结合可以产生更新的技术。例如，为什么印刷术的迅速传播发生在公元1455年谷登堡印刷了他的＜圣经＞之后的中世纪欧洲，而不是发生在公元前1700年那位无名的压印工印制了菲斯托斯圆盘之后?一部分原因是中世纪欧洲的印工能够把6项新技术结合起来，而这些新技术的大部分是非斯托斯圆盘的制作者无法得到的。在这些技术进步——纸、活字、冶金术、印刷机、油墨和文字中，纸和关于活字的思想是从中国传到欧洲的。谷登堡发明的用金属模子铸字的办法克服了字体大小不一这种致命的问题，而他的办法又决定于冶金术的许多发展成果：用以冲压字母的钢、做字模用的黄铜或青铜合金(后来用钢代替)、做铸模用的铅和做活字用的锡锌铅合金。谷登堡的印刷机来自榨酒和橄榄油的螺旋压床，而他的油墨则是在现有的墨水中加油改进而成。中世纪欧洲从3000年的字母发展中继承的字母文字适合于用活字印刷，因为只需浇铸几十个字母就行了，不像中国文字那样需用几千个语言符号。在所有这6个方面，若要把具有巨大作用的技术结合成一个印刷系统，菲斯托斯圆盘制作者能够得到的机会要比谷登堡少得多。这个圆盘的书写材料是粘土，其体积和重量都比纸大得多。公元前1700年的克里特岛在冶金技术、油墨和印刷机方面比公元1455年的德国都要原始，因此菲斯托斯圆盘必须用手来压印，而不是用装在金届框子里的浇铸活字加上油墨来印刷。圆盘上的文字是一种音节文字，比谷登堡使用的罗马字母符号更多，结构也更复杂。结果，菲斯托斯圆盘的压印技术比谷登堡的印刷机笨拙得多，比手写也好不了多少。除了所有这些技术上的缺点外，在印制菲斯托斯圆盘的那个时候，掌握书写知识的只有少数几个宫廷和寺庙抄写员。因此，对圆盘制作者的精美产品几乎没有什么需求，对投资制作所需要的几十个手压印摸也几乎没有什么吸引力。相比之下，中世纪欧洲潜在的印刷品畅销市场则诱使许多投资者把钱借给谷登堡。人类技术的发展是从不迟于250万年前使用的最早石器到1996年的激光印刷机，这种印刷机取代了我的业已过时的1992年的激光印刷机，并被用来印刷本书的手搞。开始时发展的速度慢得觉察不出来，几十万年过去了，我们的石器看不出有任何变化，用其他材料制造的物品也没有留下任何证据。今天，技术的发展非常迅速，报纸上天天都有报道。　　在这漫长的加速发展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挑出两次意义特别重大的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10万年到5万年前，其所以能够发生，大概是由于我们身体的遗传变化，即人体的现代解剖学进化使现代语言或现代大脑功能或两者成为可能。这次飞跃产生了骨器、专用石器和复合工具。第二次飞跃来自我们选定的定居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在世界的不同地区发生的时间不同，在有些地区早在13000年前就发生了，在另一些地区即使在今天也还没有发生。就大多数情况而言，选定定居的生活方式是同我们采纳粮食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因为粮食生产要求我们留在我们的作物、果园和剩余粮食储备的近旁。定居生活对技术史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这种生活使人们能够积累不便携带的财产。四处流浪的狩猎采集族群只能拥有可以携带的技术。如果你经常迁移而且又没有车辆或役畜，那么你的财产就只能是小孩、武器和最低限度的其他一些便于携带的小件必需品。你在变换营地时不能有陶器和印刷机之类的累赘。这种实际困难或许可以说明何以有些技术出现得惊人地早，接着停了很长时间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例如．得到证明的最早的陶瓷艺术品是27000年前在现代捷克斯洛伐克地区用粘土烧制的人像，在时间上大大早于已知最早的用粘土烧制的容器(在14000年前的日本发现)。捷克斯洛伐克的同一地区在同一时间还出现了关于编织的迹象，但直到大约13000年前才出现了已知最早的篮子和大约9000年前出现了己知最早的布，这时最早编织的出现才得到了证明。尽管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已迈出了这几步，但在人们定居下来从而免去携带坛坛罐罐和织机的麻烦之前，无论是制陶还是编织都不会产生。粮食生产使定居生活因而也使财产积累成为可能。不仅如此，由于另一个原因，粮食生产还在技术史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它在人类进化中第一次使发展经济专业化社会成为可能，这种社会是由从事粮食生产的农民养活的不从事粮食生产的专门人员组成的。但我们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中已经看到，粮食生产在不同的时间出现在不同的大陆。另外，我们在本章中也已看到，本地技术的发生和保持，不但要依靠本地的发明，而且也要依靠来自其他地方的技术传播。这个因素往往使技术在没有可能影响其传播的地理和生态障碍的大陆上发展得最快，而这种传播可能发生在这个大陆的内部，也可能发生在其他大陆。最后，一个大陆上的每一个社会都体现了发展技术和采用技术的进一步机会，因为各个社会在创新精神方面由于许多不同的原因而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在所有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技术发展最快的是那些人口众多、有许多潜在的发明家和许多互相竞争的社会的广大而富有成果的地区。　　现在，让我们来总结一下，粮食生产开始的时间、技术传播的障碍和人口的多寡这3大因素的变化，是怎样直接导致我们所看到的各大陆之间在技术发展方而的差异的。欧亚大陆(实际上也包括北非在内)是世界上最大的陆块，包含有数量最多的互相竞争的社会。它也是拥有粮食生产开始最早的两个中心的陆块，这两个中心就是新月沃地和中国。它的东西向的主轴线，使欧亚大陆一个地区采用的许多发明较快地传播到欧亚大陆具有相同纬度和气候的其他地区的社会。它的沿次轴线(南北轴线)的宽度，同美洲巴拿马地块的狭窄形成了对照。它没有把美洲和非洲的主轴线切断的那种严重的生态障碍。因此，对技术传播的地理和生态障碍，在欧亚大陆没有在其他大陆那样严重。由于所有这些因素，后更新世技术的加速发展，在欧亚大陆开始得最早．从而导致了本地最大的技术积累。北美洲和南美洲在传统上被看作是两个不同的大陆，但它们连接在一起已有几百万年之久，它们提出了同样的历史问题，因此可以把它们故在一起来考虑，以便和欧亚大陆相比较。美洲构成了世界上第二大的陆块，但比欧亚大陆小得多。不过，它们在地理和生态上却支离破碎：巴拿马地块宽不过40英里，等于在地理上把美洲腰斩了，就像这个地峡上的达里安雨林和墨西哥北部的沙漠在生态上所做的那样。墨西哥北部的沙漠把中美洲人类的先进社会向北美洲的社会分隔开了．而巴拿马地峡则把中美洲的先进社会同安第斯山脉地区和亚马孙河地区的社会分隔开了。此外，美洲的主轴线是南北走向，从而使大部分的技术传播不得不逆纬度(和气候)的梯度而行，而不是在同一纬度内发生。例如，轮子是在中美洲发明的，而美洲驼是不迟于公元前3000年在安第斯山脉中部驯化的，但过了5000年，美洲的这唯一的役畜和唯一的轮子仍然没有碰头，虽然中美洲马雅社会同印加帝国北部边界之间的距离(1200英里)比同样有轮子和马匹的法国同中国之间6000英里的距离要短得多。在我看来，这些因家足以说明美洲在技术上落后于欧亚大陆这个事实。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是世界上第三大的陆块，但比美洲小得多。在人类的大部分历史中，到欧亚大陆比到美洲容易多了，但撒哈拉沙漠却仍然是一个主要的生态障碍，把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同欧亚大陆和北非隔开。非洲的南北轴线造成了欧亚大陆与非洲撤哈拉沙漠以南地区之间以及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本身内部技术传播的又一障碍。作为后一障碍的例子，陶器和炼铁术出现在或到达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萨赫勒地带(赤道以北)．至少同它们到达西欧一样早。然而，陶器直到公元元年才到达非洲的南端，而冶金术在从欧洲由海路到达非洲南端时，还不曾由陆路传播到那里。最后，澳大利亚是最小的一个大陆。澳大利亚大部分地区雨量稀少，物产贫乏，因此，就其所能养活的人口来说，它实际上就显然甚至更小。它也是一个最孤立的大陆。加之．粮食生产也从来没有在澳大利亚本地出现过。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便澳大利亚成为唯一的在现代仍然没有金属制品的大陆。　　表13．1通过对各大陆的面积和现代人口的比较，把上述因素变成数字。 l万年前在粮食生产出现前夕的各大陆人口的多少，我们无法知道，但想必就是表中的这个排列顺序，因为今天生产最多粮食的许多地区，对1万年前的狩猎采集族群来说，可能也是物产丰富的地区。人口的差异是引人注目的：欧亚大陆(包括北非在内)的人口差不多是美洲人口的6倍，差不多是非洲人口的8倍，澳大利亚人口的230倍。人口多意味着搞发明的人和互相竞争的社会也多。表13．1本身大大有助于说明欧亚大陆的枪炮和钢铁的由来。　　各大陆之间在面积、人口、技术传播的难易程度和粮食生产的开始时间等方面存在着差异，而这些差异又对技术的出现产生了种种影响，但所合这些影响都被夸大了，因为技术可以催化自身。欧亚大陆在开始时的巨大优势因此就变成了自14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起的巨大的领先优势——其原因是欧亚大陆独特的地理条件，而不是那里的人特别聪明。我所认识的那些新几内亚人中就有潜在的爱迪生。不过，他们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用于解决适合自己情况的技术问题：不靠任何进口物品而在新几内亚丛林中生存的问题，而不是发明留声机的问题。　　第十四章　　从平等主义到盗贼统治　　1979年，我和几个传教士朋友坐飞机飞越新几内亚的一个到处是沼泽的偏远盆地时，我注意到一些相隔好多英里的简陋小屋。驾驶员向我解释说，在我们下面那一大片泥淖中的某个地方，有一群猎捕鳄鱼的印度尼西亚人不久前碰上了一群新几内亚的游牧民。这两群人都惊慌失措，这次意外的相遇最后以印度尼西亚人开枪打死几个游牧民而告终。　　我的传教士朋友们猜想，这些游牧民属于一个从未和外界接触过的叫做法尤族的群体，外界只是通过他们的被吓坏了的叫做基里基里族的邻居的描述才知道他们的。基里基里族从前也是游牧民族，后来因接受福音而改变了信仰。外人和新几内亚的一些群体的初次接触，始终存在着潜在的危险，但像这样的开端就尤其不吉利。尽管如此，我的朋友道格还是坐直升机飞了进来，他想要和法尤人建立友好关系。他倒是活着回来了，但却显得心有余悸．他讲了一个非同一般的故事。原来法尤族人通常都是独家居住，他们散布在整个沼泽地带，每年聚会一两次，谈判交换新娘的事。道格的访问碰巧赶上了有几十个法尤族人参加的一次这样的聚合。对我们来说，几十个人只是一个小小的普通聚会，但对法尤族人来说，这却是一个少有的令人心惊肉跳的事件。杀人凶手突然间同死者的亲属狭路相逢。例如，一个法尤族男子认出了杀死他父亲的人。这个做儿子的举起斧头向杀人凶手冲去，但被朋友们摔倒在地上；于是．那个杀人凶手也拿起斧头向倒在地上的那个做儿子的人走过来，但也给人摔倒在地上。这两个人都给紧紧地按住，他们大声怒喊，直到好像差不多筋疲力尽了才被故开。其他的人则不时地对骂，愤怒和失望使他们浑身发抖，他们用斧头不住狠狠地敲击地面。在聚会的几天中一直就是这样紧张，使道格不停地祷告这次访问不要以暴力收场。法尤族人过着狩猎采集生活，他们大约有400人，分为4个族群，在几百平方英里的范围内游荡。根据他们自己的描述，他们原来有2000人左右，但由于自相残杀，他们的人口大大减少了。他们没有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政治和社会机构来和平解决严重的争端。最后，由于道格的这次访问，法尤族人的一个群体邀请了一对勇敢的传教士夫妇和他们一起生活。这对夫妇如今已在那里住了十几年，并逐步说服法尤族人放弃暴力。这些法尤族人由此被带入了现代世界，在他们的前而是一个难以预料的未来。其他许多以前从未与外界接触过的新几内亚人和亚马孙河地区印第安人的群体，同样由于传教士的作用而被吸收进现代社会。跟在传教士后面到来的是教师和医生、政府官员和士兵。政府和宗教的扩张在整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一直就是这样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不管这种扩张是以和平手段实现的(如最后对法尤族人)．还是以暴力手段实现的。就后一种情况来说，通常都是由政府来组织征服，然后再由宗教来为这种征服辩护。虽然游牧民族和部落民族偶尔也打败过有组织的政府和宗教，但在过去的13000年中，总的趋势是：失败的还是游牧民族和部落民族。在上一次冰期结束时，世界上很大一部分人口生活在类似今天法尤族的社会中，没有人是在一种复杂得多的社会中生活的。晚至公元1500年，全世界的土地被用边界线划分成由官员管理和法律统治的国家的还不到20％。今天，除南极大陆外，所有的土地都被划分成国家了。有些社会最早实现了集中统一的政府和有组织的宗教，而这些社会的子孙后代最后主宰了现代世界。政府和宗教就是这样结合起来发挥了作用，它们是产生历史最广泛模式的4组主要的直接动力之一，另外3组动力是病菌、文字和技术。那么，政府和宗教又是怎样产生的呢?法尤族群和现代国家代表整个人类社会的两个极端。现代美国社会和法尤族人社会的差异，在于有或没有专门的警察、机关、城市、金钱、贫富悬殊和其他许多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所有这些制度是一起产生的，还是有先有后?我们可以推断出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办法是研究关于过去社会的文字记录或考古证据和观察某个社会的制度在历史上的变迁情况。　　试图描绘人类社会多样性的文化人类学家，常常把人类社会分为6、7种类型之多。有人试图为任何进化的或发展的统一体确定几个阶段——无论是关于音乐风格的、人类生活阶段的或是人类社会的，但任何此类做法都加倍注定是有缺陷的。首先，由于每一个阶段都是从前面的某个阶段发展来的，阶段与阶段之间的分界线不可避免地带有任意的性质。(例如，一个19岁的人是青少年还是年轻的成人?)其次，发展的顺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被分在同一阶段的例子必然是五花八门的。(勃拉姆斯和李斯特如果知道他们现在一起被归人浪漫主义时期作曲家一类，他们在坟墓里也会感到不安的。)不过，如果人们牢记上面提出的告诫，任意划分的阶段却为讨论音乐和人类社会的多样性提供了一种有用的简便方法。本着这一精神，我们将要使用一种以族群、部落、酋长管辖地和国家这4种分类(见表14．1)为基础的简单分类法来了解人类社会。族群是最小的社会，一般由5到90人组成，其中大多数或全部是有血缘关系或婚姻关系的近亲。事实上，一个族群就是一个大家庭或几个有亲缘关系的大家庭。今天，仍然过着独立自主生活的族群，几乎只能在新几内亚和亚马孙河流域最偏远的地区找到，但在现代有许多别的族群受到了国家的控制，或者被同化，或者被消灭。他们包括许多或大多数的非洲俾格米人、非洲南部以狩猎采集为生的桑人(所谓布须曼人)、澳大利亚土著人、因纽特人(伊努特人)以及美洲的某些资源贫乏地区如火地岛和北部山区森林中的印第安人。所有这些现代的族群无论现在或过去都是四处流浪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人，而不是定居的粮食生产音。直到至少4万年前，大概所有的人都生活在族群中，而大多数人晚至11000年前还仍然如此。族群没有我们在自己的社会中认为理所当然的那许多制度。他们居无定所。族群的地盘为整个集体共同使用，而不是划分给小集团或个人。除了年龄和性别之分，族群中没有任何固定的经济专门化：体格健全的人一律自己去觅食。没有诸如法律、警察和条约之类的正式制度来解决族群内部和族群之间的冲突。族群组织常常被人说成是“平等主义的”：没有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之分的正式化了的社会阶层，没有正式化了的或世袭的领导地位，也没有正式化了的对信息和决策的垄断。然而，不应把“平等主义的”这个词拿来表示所有族群都有同等的威望，对决策都有同等的权力。这个词只是表示族群中的任何“领导地位”都是非正式的，它是通过诸如个性、力量、智慧和战斗技巧之类的品质而获得的。我自己对族群的经验来自新几内亚法尤族人居住的一个叫做湖泊平原的多沼泽的低地地区。在那里，我仍能碰到一些由几个成年人带着他们抚养的儿童和老人组成的大家庭，这些人住在溪流旁临时搭起来的简陋小屋里，他们出行靠独木舟和步行。在大多数其他新几内亚民族和世界上其他地方几乎所有其他民族今天在过着大群的定居生活时，为什么湖泊平原上的民族仍然在过着游牧的族群生活?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是：这个地区没有可以使许多人生活在一起的本地大量集中的资源，而且(在传教士带来农作物之前)它也没有使多产农业成为可能的本地植物。族群食物的主要来源是西谷椰子树，这种树在成熟时，它的树心就产生了一种含淀粉的木髓。这些族群之所以过着流浪生活，是因为他们在把一个地区成熟的西谷椰子树砍光后，他们必须迁往别的地方。由于疾病(尤其是疟疾)，由于沼泽地带缺少原料(甚至连做工具用的石头都必须靠交换得来)，以及由于沼泽地带为人类提供的食物数量有限，族群的数目一直很少。对人类现有技术能够利用的资源的类似限制．在世界上不久前为其他族群所占有的地区仍很普遍。与人类亲缘关系最为接近的动物——非洲的大猩猩、黑猩猩和产于刚果河以南的倭黑猩猩——也是生活在族群中的。所有人类大概也都是如此，直到经过改进的觅食技术使得某些狩猎采集族群在某些资源丰富的地区的永久性住所定居下来。这种族群就是我们从几百万年的演化史继承下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超越这个阶段的发展则是近几万年中发生的事。　　超越族群的那些阶段中的第一个阶段是部落。部落与族群的区别是它比较大(一般有几百人，而不是几十人)，而且通常有固定的住所。然而，有些部落，甚至有些由酋长管辖的部落，却是由随季节而迁移的牧人组成的。　　新几内亚的高原居民就属于典型的部落组织。在殖民政府来到前，他们的政治单位是一个村落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一批村落。因此，这种从政治上界定的“部落”，通常要比语言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所界定的部落小得多——即部落是一个具有共同的语言和文化的群体。例如，1964年，我开始在一群叫做福雷族的高原居民中工作。按照语言学和文化的标准，当时的福雷族有12000人，操两种互相听得懂的方言，生活在65个村落里，每个村落有几百人。但在属于福雷语族的一些村庄中并没有任何政治上的统一。每—个小村庄都卷人了同所有邻近小村庄一会儿战争—会儿改变结盟的令人眼花缭乱的老一套纷扰之中，而不管这些邻居是福雷人还是操某种不同语言的人。不久前独立的并且现在纷纷隶属民族国家的一些部落，仍然占据着新几内亚、美拉尼西亚和亚马孙河流域的很大一部分地区。我们从一些定居点的考古证据推断，在过去也存在过类似的部落组织，这类定居点虽然数量不少，但都缺乏关于酋长管辖地的考古特征，这一点我在下面予以说明。关于定居点的考古证据表明，部落组织于大约13000年前开始在新月沃地出现，后来又在其他一些地区出现。在定居点里生活的一个先决条件或是粮食生产，或是物产丰富的环境，具有可以在很小地区内进行狩猎和采集的特别集中的资源。这就是在气候变化加上技术改进使人们能够收获大量的野生谷物的时候，定居点和由此推知的部落开始在新月沃地数量激增的原因。部落和族群的不同点是部落有固定的住所和人数更多，除此以外，还有一点也是不同的，那就是：部落是由不止一个的得到正式承认的亲属群体所组成，这些群体称为氏族，氏族之间互相通婚。土地属于某个氏族，不同于整个部落。然而，部落的人数仍然很少，每一个人都知道另外每一个人的名字和他的各种亲属关系。　　对人类其他类型的群体来说也是一样，在一个群体里如要做到彼此了解，这个群体的人数最多似乎以“几百人”为宜。例如，在我们的国家社会中，如果一所学校只有几百个小学生，校长可能叫得出他所有学生的名字．而如果这所学校里有几千个小学生，他就做不到了。在超过几百人的社会中，人类的政府组织往往都是由部落组织转换为酋长管辖地组织，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在不认识的人们之间解决冲突本来就是一个难题，而随着群体的扩大，这个难题也变得日益尖锐起来。有一个事实在解决部落成员之间的冲突时有助于化解可能出现的问题，这个事实就是部落中的每一个人和其他每一个人或是有血缘关系，或是有姻亲关系，或是两种关系都有。把所有部落成员维系在一起的这种亲属关系纽带，使得人数较多的社会才有的警察、法律和其他解决冲突的制度变得不必要了，因为任何两个发生争执的村庄都有许多共同的亲属，他们对双方施加压力，使争执不致演变成激烈的冲突。在新几内亚的传统社会里，如果一个新几内亚人碰巧和另—个陌生的新几内亚人发生冲突，而两人离开各自的村庄又都很远，于是两人就长时间地谈论他们的亲属，试图建立某种关系，从而找到某种理由使两人不会产生要杀死对方的念头。尽管族群和部落之间存在着这种种差异，但它们仍然有许多类似之处。部落仍然具有一种非正式的、“平等主义的”政府制度。信息和决策都是公共的。在新几内亚高原地区，我观看过一些村庄庄会议，村子里的成年人全都到会，他们坐在地上，大家轮流发言，看不出有什么人在“主持”讨论。高原地区的许多村庄的确都有一个叫做“大人物”的人，也就是村子里最有影响的人。但这种地位不是一个由人来担任的正式职务，而且也只有有限的权力。这个大人物没有独立的决策权，对外交秘密一无所知，除了试图影响公共决定外，他什么也做不了。大人物靠他们自己的德性获得了这种身份；他们的地位是不能世袭的。部落和族群一样，也有一种“平等主义的”社会制度，而没有分成等级的家族或阶级。不但身份地位是不能世袭的，而且在传统的部落或族群成员中，任何人都不能靠自己的努力而过于富有，因为每个人对其他许多人都负有义务和责任。因此，外来人很难从外表上猜出在村子里的所有成年人中谁是大人物，因为他和其他每一个人一样，住的是同样的简陋小屋．穿的是同样的衣服，佩戴的是同样的装饰品，或者和大家一样赤身裸体。　　　　和族群一样，部落也没有行政系统、警察部门和税收机关。它们的经济以个人或家族之间的对等交换为基础，而不是以重新分配向某个中央权威交纳的贡品为基础。经济专门化的程度是微不足道的：没有全职的工艺专门人材，每个体格健全的成年人(包括大人物)都要参加对食物的种植、采集和猎捕。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所罗门群岛走过一个园圃时，看见远处一个正在挖地的人向我招手，我惊讶地发现那是我的一个名叫法勒多的朋友。他是所罗门群岛最著名的木刻家，一个极富独创性的艺术家——但这并没有使他不必亲自去种甘薯。由于部落如此缺乏经济专家，它们也缺乏奴隶，因为没有适合奴隶去做的专门的低贱工作。就像古典时期作曲家，从巴赫到舒伯特，从而包括从巴罗克风格作曲家到浪漫主义作曲家的整个流派一样，部落也是从一个极端的族群渐变而来，又渐变而为另一极端的酋长管辖地。尤其是，部落在为举行盛宴而杀猪时由大人物来分配猪肉，他的这个角色预示了酋长在其管辖地收集和再分配食品和货物——现在被重新解释为贡品——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样，有没有公共建筑物大概也是酋长管辖地和部落的区别之一，但新几内亚的一些大村庄也常常建有一些供举行膜拜仪式之用的屋子(以西皮克河畔的鼓屋闻名)，它们就是酋长管辖地庙宇的前身。虽然在国家控制之外的偏远的生态贫瘠地区今天仍然幸存着一些族群和部落，但完全独立的酋长管辖地到20世纪初就已经消失了，因为它们往往占据着使国家垂涎三尺的最好的土地。然而，直到公元1492年，酋长管辖地仍然普遍存在于美国东部的广大地区，存在于南美洲、中美洲和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还没有被划归土邦的物产丰富的地区以及波利尼西亚的所有地区。　　下面讨论的考古证据表明，酋长管辖地出现在新月沃地不迟于公元前5500年左右，出现在中美洲和安第斯山脉地区不迟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让我们来考虑一下酋长管辖地完全不同于现代欧美国家同时也完全不同于族群和简单的部落社会的显著特点。　　就人口的多少而言，酋长管辖地的人口比部落的人口多得多，从几千人到几万人不等。这样多的人口造成了内部冲突的严重的潜在威胁，因为对于任何一个生活在酋长管辖地的人来说，酋长管辖地的广大多数的其他人和他既没有密切的血缘关系或姻亲关系，他也叫不出他们的名字。随着大约7500年前酋长管辖地的出现，人们在历史上第一次不得不学会如何经常地去和陌生人打交道而又不想把他们杀死。　　对这个问题的部分解决办法，是赋予一个人即酋长以使用武力的独占权利。与部落的大人物不同，酋长拥有得到公认的职位，并对这个职位有世袭权。和村落会议上权力分散的无政府状态不同，酋长是永远的权力中心，他作出所有的重大决定，并垄断重要的信息(如邻近酋长管辖地的酋长个人会构成什么样的威胁，或者诸神可能已应允赐予什么样的收获)。和大人物不同，酋长都有醒目的标志，在远处就能认出来，如西南太平洋伦纳尔岛上的酋长背后插着一把大扇子。一个平民遇见了酋长就得按规矩做出尊敬的表示．如(在夏威夷)使自己拜倒在地。酋长的命令可以通过一两级官员来传达，这些官员中有许多本身就是低级酋长。然而，与国家官员不同的是，酋长管辖地的官员什么都干．而没有专门分工。在波利尼西亚群岛的夏威夷．这些官员(称为科诺希基)征收贡品和管理灌溉，并为酋长组织徭役工作，而国家社会则分别没有税收官、水利地区管理人和征兵员。酋长管辖地在小范围内的众多人口需要大量的粮食，这些粮食在大多数情况下靠粮食生产来获得，而在一些物产特别丰富的地区则靠狩猎和采集来获得。例如，美洲太平洋西北沿岸的印第安人，如夸扣特尔族印第安人、努特卡族印第安人和特林基特族印第安人，在酋长的领导下生活在没有农业和家畜的村落里，因为那里的河流和海洋盛产鲑色和大比目鱼。被降级为平民的—些人所生产的多余粮食被用来养活酋长、他们的家庭、官员和从事制造独木舟、扁斧或痰盂等工作或做捕鸟人或文身匠的有一技之长的专门人材。奢侈品有那些专门的手工制品或与远方贸易换来的珍稀物品，这些东西都归酋长所有。例如，夏威夷的一些酋长都有羽毛斗篷，有些斗蓬是由几万根羽毛经过许多世代人的努力才编织成的(当然是由平民斗篷编织工来完成的)。这种奢侈品的集中，使得在考古中能够认出酋长的身份，因为有些坟墓(酋长的坟墓)里的陪葬物品要比另一些坟墓(平民的坟墓)里的培葬物品丰富得多，这一点和这以前的人类历史上的平等主义的墓葬是不同的。有些古代复杂的酋长管辖地也能够同部落村庄区别开来，区别的根据是精心设计的公共建筑(如寺庙)遗迹和地区内定居点的等级，其巾一处住地(至高无上的酋长的住地)显然比其他住地大，其中的办公用房和人工制品也较其他住地多。与部落一样，酋长管辖地由多个生活在一个住地的世袭家族组成。不过，部落村庄里的家族是地位平等的氏族，而酋长管辖地的酋长家族的所有成员都享有世袭的特权。事实上，这个社会被分为世袭酋长和平民阶级两种人，而夏威夷的酋长本身又再分为8个等级森严的家族，每一个家族只能在家族内部通婚。此外，由于酋长不但需要有专长的手艺人，而且也需干粗活的仆人，因此酋长管辖地和部落的又一个区别是前者没有许多可以由奴隶来担任的工作，而这些奴隶一般都是在对外劫掠中俘获来的。酋长管辖地在经济上的最显著特点是：它们已开始改变完全依赖那种为族群和部落所特有的对等交换的办法，根据这种办法，A送给B一个礼物，同时又指望B在将来某个未特别规定的时间把一个类似价值的礼物送给A。我们现代国家的居民只有在生日和假口才这样做，但我们的大多数商品流通都是按照供需规律进行金钱买卖来实现的。酋长管辖地在继续实行对等交换和没有市场买卖或货币的同时，发展出了另一种叫做再分配经济的新制度。一个简单的例子是：酋长在收获季节从他的管辖地的每一个农民那里收到了小麦，然后宴请大家吃面包，或者把小麦贮藏起来，再在下次收获之前的日子里把小麦逐步地分配给大家。如果从平民那里收到的很大一部分货物不是再分配给他们，而是留给酋长的家族和手艺人消费，这种再分配就变成了进贡，也就是首次在酋长管辖地出现的税收前身。酋长不但向平民索取财物，而且还要求他们提供建设公共工程的劳动力，而这又一次可能对平民有利(例如有助于养活每一个人的灌溉系统)，要不然那就主要对酋长们有利了(例如穷奢极欲的墓葬)。我们对酋长管辖地进行了一般性的讨论，似乎它们全都是一个模式。事实上，酋长管辖地的差别是很大的。在较大的酋长管辖地，酋长的权力更大，酋长家族的等级更多，酋长和平民之间的差异更明显，酋长保留的贡物更多，官员的层次更多，公共建筑也更宏伟。例如，波利尼西亚的小岛上的社会实际上与有大人物的部落社会颇为相似，只不过酋长这个职位是世袭的罢了。酋长住的简陋小屋看上去同任何其他简陋的小屋一样，那里没有官员，也没有公共建筑，酋长把他收到的大多数财物重新分配给平民，土地则由社区来管理。但在波利尼西亚最大的岛如夏威夷岛、塔希提岛和汤加岛上，酋长靠他们的装饰一眼就可以认出来，公共建筑是靠大批劳动力来修建的，大部分贡物都被酋长留下了，并且所有土地也为他们所控制。在家族分成等级的社会中，政治单位就是一个自治村庄的社会，又进一步演化为由整个地区内一批村庄集合而成的社会，而在这一批村庄中，有一个至高无上的酋长的那个最大的村庄控制着只有次要酋长的较小的村庄。至此，有一点应该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酋长管辖地带来了对集中管理的、非平等主义社会来说带有根本性质的两难处境。从最好的方面说，它们可以提供个人无法承办的昂贵服务。从最坏的方面说，它们公然地在起着盗贼统治的作用，把实际财富从平民手中转移到上层阶级手中。这种高尚和自私的双重作用难分难解地联系在一起，虽然有些政府强调一种作用要大大多于强调另一种作用。盗贼统治者和英明政治家的区别，强盗贵族和公益赞助人的区别，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只是一个从生产者那里榨取来的财物有多少被上层人物留下来的问题，是平民对把重新分配的财物用于公共目的喜欢到什么程度的问题。我们认为扎伊尔的蒙博托总统就是一个盗贼统治者，因为他把太多的财物(相当于几十亿美元)据为已有，而把太少的财物拿来重新分配(在扎伊尔没有可以实际使用的电话系统)。我们认为乔治·华盛顿是一个政治家，因为他把税款用于受到广泛赞誉的计划，而不是中饱总统的私囊。不过．华盛顿是生而富有的，而财富的分配在美国要比在新几内亚的村庄不公平很多。对于任何等级社会，无论是酋长管辖地或是国家，人们于是不禁要问，为什么平民会容忍把他们艰苦劳动的成果奉送给盗贼统治者？从柏拉图到马克思的所有政治理论家都提出过这个问题，在现代的每一次选举中选民们又重新提出了这个问题。得不到公众支持的盗贼统治者有被推翻的危险，不是被受压迫的平民所推翻，就是被暴发的想要取而代之的盗贼统治者所推翻，这些新贵们用许诺为被窃取的果实提供更多服务的办法来谋求公众的支持。例如，夏威夷的历史上曾不断出现过反对压迫者酋长的叛乱，而这些叛乱通常又都是由许诺减轻压迫的酋长的兄弟们领导的。从过去夏威夷的情况来看，我们也许会觉得这听起来滑稽可笑，但只要我们考虑一下这种斗争在现代世界所造成的种种苦难，我们就不会有这种感觉了。一个上层人物在仍然保持比平民舒服的生活方式时，要怎样做才能获得群众的支持呢?从古至今的盗贼统治者混合使用了4种办法：1．解除平民的武装，同时武装上层掌权人物。这在使用现代科技武器的现代比使用长矛和棍棒的古代容易得多，因为现代的武器只有在工厂里才能生产，也容易被上层人物所垄断．而古代的武器在家里就能容易地制造出来。　　2．用通行的方法把得到的财物的很大一部分再分配给群众来博取他们的欢心。这个原则对过去的夏威夷的酋长与对今天的美国政治家同样有效。　　3．利用对武力的绝对控制来维持公共秩序和制止暴力以促进社会幸福。这可能是中央集权的社会对非中央集权的社会的一个巨大的、末得到正确评价的优势。人类学家以前把族群社会和部落社会理想化了，说它们是温和的没有暴力的社会，因为一些访问的人类学家对一个25人的族群经过3年的研究，竟没有发现一例谋杀事件。他们当然不会发现：一个由十来个成年人和十来个儿童组成的族群，由于谋杀以外的通常原因，还常常要碰到一些无论如何都必然发生的死亡，如果在这些死亡之外，在这十来个成年人中有一个每隔3年杀死另一个成年人，那么这个族群本身就不可能长久存在下去，这一点是很容易计算出来的。关于族群社会和部落社会的广泛得多的长期积累的资料表明，谋杀是死亡的首要原因。例如，当一位女人类学家在向新几内亚伊亚乌族妇女调查她们的生活史时，我碰巧也在访问伊亚乌人。当一个又一个女人被要求说一说她的丈夫时，她会说出一连几个死于非命的丈夫。典型的回答是这样的：“我的第一个丈夫被埃洛皮族的袭击者杀死了。我的第二个丈夫被一个想要我的人杀死了，这个人就成了我的第三个丈夫。这个丈夫又被我第二个丈夫的兄弟在为他哥哥报仇时杀死了。”此类生活遭遇对于所谓温和的部落民来说竟是家常便饭，因此，随着部落社会的扩大，这种情况就对接受中央权威起了促进作用。4．盗贼统治者为了得到公众支持而使用的最后一个方法，是制造一种为盗贼统治辩护的意识形态或宗教。族群和部落本来就都相信鬼神，就像现代的国教一样。但是，族群和部落的相信鬼神，并不能被用来为中央权威辩护和为财富的转移辩护，也不能被用来维持没有亲属关系的人们之间的和平。当对鬼神的迷信获得了这些功能并被制度化之后，它们也就变成了我们所说的宗教。夏威夷的酋长们在宣传神性、神灵降世或至少与诸神沟通方面，可为其他地方酋长的代表。酋长声称，他为人民服务就是为他们向诸神说情和在仪式上吟诵为求得雨水、好年成和捕鱼成功所必需的咒语。酋长管辖地都有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它是有组织的宗教的前身，维持着酋长的权威。酋长可以一身而兼政治领袖和祭司的两个职务，也可以支持单独一个盗贼统治者集团(即祭司)，而这个集团的职责就是在意识形态上为酋长提供辩护。这就是为什么酋长管辖地要把如此大量地征收来的财物专门用来建造寺庙及其他公共工程，因为这些建筑可以用作官方宗教的中心和酋长权力的醒目标志。　　除了为财富转移给盗贼统治者进行辩护外，有组织的宗教还为中央集权的社会带来了另外两个重大的好处。第一个好处是，共同的意识形态或宗教有助于解决没有亲属关系的人们应如何共处而不致互相残杀这个问题——办法就是为他们规定一种不是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约束。第二个好处是，它使人们产生了一种为别人而牺牲自己生命的动机，而不是产生利己之心。以少数社会成员战死沙场为代价，整个社会就会在征服其他社会或抵御外侮时变得更加有效。我们今天最熟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就是国家制度．这种制度如今统治着世界上除南极以外的所有地区。许多早期国家和所有现代国家都有有文化的精英，许多现代国家还有有文化的群众。消失了的国家往往留下了明显的考古标志，如有标准化设计的庙宇的废墟，至少有4种不同规模的定居点，以及几万英里范围内的各种风格的陶器。我们由此知道，国家在公元前3700年左右出现于美索不达米亚．公元前300年左右出现于中美洲，2000多年前出现于安第斯山脉地区、中国和东南亚，1000多年前出现于西非。在现代，人们不断看到由酋长管辖地形成国家的情况。因此，关于过去的国家及其形成，我们所掌握的知识远远多于关于过去的酋长管辖地、部落和族群的知识。原型国家发展了大型的最重要的(由多个村庄组成的)酋长管辖地的许多特点。它们的规模从族群到部落，再从部落到酋长管辖地，不断地扩大。酋长管辖地的人口少则几千，多则几万．而大多数现代国家的人口都超过100万，中国的人口则超过10亿。最重要的酋长居住地可能成为这个国家的首都城市。首都以外的其他人口中心也可能取得真正城市的资格，而这些城市是酋长管辖地所没有的。城市与村庄的区别是城市有重要的公共工程，有统治者居住的宫殿，有来自贡物和税收的资本积累，还有粮食生产者以外的集中的人口。早期的国家有一个资格相当于国王的世袭领袖．他很像一个超级的至高无上的酋长，对信息、决策和权力实行甚至更大的垄断。即使在今天的民主国家里，至关重要的知识也只有少数人能够获得，他们对信息流向政府的其余部门进行控制，结果也就是对决策进行控制。例如，在1963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中，开始时肯尼迪总统把关于确定核战争是否会吞没5亿人的信息和讨论，限制在他亲自任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10人执行委员会的范围内；后来，他又把最后决定权限制在由他本人和他的3名内阁部长组成的4人小组范围内。中央控制在国家中比在酋长管辖地更加影响深远，而以贡物(改名为税收)形式进行的经济再分配在国家中也比在酋长管辖地更加广泛。经济专门化进一步走向极端，以致今天甚至农民也无法维持自给自足。因此，当国家的政府垮台时，社会所受到的影响产生了灾难性的结果，就像不列颠在罗马于公元407年至411年撤走军队、行政官员和硬币时所碰到的情况那样。甚至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国家对它们的经济也实行中央控制。它们的粮食是由4个专业群体(生产谷物的农民、牧人、渔民以及果园和菜园的种植者)生产的，国家从每一个群体那里得到产品，又向每一个群体分配必需的日常用品、工具和这个集团所不生产的食物。国家向种植谷物的农民供应种子和耕畜，从牧人那里得到羊毛，通过远方贸易用羊毛交换金属制品和其他必不可少的原料，并向维护农民所依赖的灌溉系统的劳动者发放粮食。许多早期国家，也许是大多数早期国家，都曾经历过奴隶制，其规模比酋长管辖地大得多。这不是因为酋长管辖地在处理被打败的敌人时更加宽大为怀，而是因为国家经济专门化的发展，更多的大规模生产和更多的公共工程需要使用更多的奴隶劳动。此外，更大规模的国家战争能够得到更多的俘虏。　　酋长管辖地原来只有一两个行政管理层，而在国家里行政管理层次就大大增加了，任何人只要见过任何政府的组织系统图就会知道这一点。除了纵向的各级官员大大增加外，还有横向的专业部门。酋长管辖地的官员科诺希基要负责夏威夷一个地区的所有行政事务，而国家的政府则不同，它分为几个不同的部门，分别处理水利管理、税收和征兵等事宜，而每一个部门又都有自己的一套等级系统。即使是小国的行政系统也要比大的酋长管辖地来得复杂。例如．西非国家马拉迪（现为尼日尔南部城市）就曾建立过一个中央政府，光是有头衔的职位就达130多个。　　为了解决国家内部的冲突，法律、法制和警察机关越来越正规化了。法律经常得到制订，因为许多国家(也有显著的例外，如印加帝国)都有有文化的上层精英，而文字也已在差不多与最早的国家于美索不达米亚和中美洲出现的同时被发明了出来。相比之下，还没有形成国家的早期酋长管辖地没有一个发明过文字。　　早期的国家已有了国家的宗教和标准化的寺庙。许多早期的国王被看作是神授的，并在无数方面被给予特殊的待遇。例如．阿兹特克和印加的皇帝出行都用轿子抢着；仆人们走在印加皇帝轿子的前头清扫地面；而日本语中有特殊形式的代词“你”’专门用来称呼天皇。早期的国王本人就是国家宗教的领袖，否则就另外设立一个大祭司。美索不达米亚的寺庙不但是宗教活动的中心，而且也是经济再分配、文字和手工技术的中心。　　国家的所有这些特征，把从部落到酋长管辖地的发展引向了极端。不过，除此以外，国家还是从酋长管辖地沿几个不同方向演化的结果。这方面最根本的差别是，国家是按政治和领土而组建起来．不是按照划分族群、部落和简单的酋长管辖地的亲属关系而组建起来的。而且，族群和部落始终是由单一的族群和语族组成的，酋长管辖地通常也是如此。然而，国家——尤其是通过对一些国家的合并或征服而形成的帝国——通常都是包括不同种族和使用多种语言的。在后期的国家中，包括今天大多数国家在内，领导常常变成非世袭的．而且许多园家放弃了酋长管辖地遗留下来的关于正式世袭阶级的整个制度。在过去的13000年中，人类社会的主要趋势都是较大的、较复杂的单位取代较小的、较不复杂的单位。显然，这只是就一般的长期趋势来说的，古往今来都有数不清的变化：有l000次的统一便会有999次的分裂。我们从报纸上了解到，一些大的单位＜例如前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有时也会分裂成一些较小的单位，就像2000多年前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的帝国一样。比较复杂的单位并不总是能征服不那么复杂的单位，有许多反而屈服于后者，就像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分别为“蛮族”和蒙古族酋长管辖地所蹂躏那样。但长期趋势仍然有利于最后上升为国家的一些大的复杂的社会。同样明显的是，国家在与较简单的实体发生冲突时所以能取得胜利，部分原因是国家拥有武器和其他技术方面的优势，同时也拥有人口数量上的优势。但酋长管辖地和国家还有另外两个固有的潜在优势。首先，中央决策者拥有集中军队和资源的优势。其次，许多国家的官方宗教和爱国热忱使它们的军队在作战中视死如归，心甘情愿地为国捐躯。　　在现代国家中，乐于为国牺牲的思想由我们的学校、教会和政府大力灌输给我们公民．使我们忘记了它标志着同以往人类历史的彻底决裂。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鼓动其公民准备好在必要时为国牺牲的口号：英国的口号是“为了国王和国家”，西班牙的口号是“为了上帝和西班牙”，等等。同样的思想感情也在激励着16世纪阿兹特克的战士：“战死沙场最最光荣，给我们以生命的神(阿兹特克的民族之神维茨罗波切特里)最最看重这种光荣的死：我远远看见了它．我的内心充满了对它的渴望！”这种思想感情在族群和部落中是无法想象的。我的新几内亚的朋友们对我谈起过他们以前的部落战争，但在他们的全部描述中看不出有丝毫的部落爱国主义、自杀性的冲锋，也没有任何不惜冒生命危险而采取的军事行动。相反，进行袭击都是采用埋伏或优势兵力的办法，千方百计地把为自己村庄牺牲性命的风险减少到最低限度。但和国家社会相比，这种态度严重限制了部落的军事选择。当然，把狂热的爱国者和宗教信徒变成这种危险对手的，不是这些狂热分子本身的死，而是他们的意愿，即不惜以他们一部分人的死来换取消灭或制服他们的异教徒敌人。在过去的6000年中，在酋长管辖地尤其是国家出现之前．历史上记载的驱使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信徒去进行征服的那种战争狂热，地球上大概还不曾有过。小型的、非中央集权的、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社会，是怎样演化为大型的、中央集权的、大多数成员彼此没有密切的亲属关系的社会的呢?在回顾了从族群到国家这一转变的各个阶段之后，我们现在要问：是什么迫使社会产生这样的转变?　　在历史上的许多时候，有些国家独立地出现了——或者，就像文化人类学家所说的那样，“最早地”出现了，就是说，在周围没有任何国家先于它们而存在的情况下出现了。最早国家的出现，除了澳大利亚和北美洲外，在其他每一个大陆上至少发生过一次，也许发生过许多次。史前的国家包括美索不达米亚、中国北部、尼罗河和印度河河谷、中美洲、安第斯山脉地区和西非的那些国家。过去的3个世纪中，在马达加斯加、夏威夷、塔希提和非洲的许多地方，由于同欧洲国家的接触，在一些酋长管辖地不断出现了土邦。在所有这些地区和北美洲的东南部、西北太平洋地区、亚马孙河地区、波利尼西亚以及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甚至更经常地出现了一些最早的酋长管辖地。所有这些复杂社会的出现，使我们获得了一个丰富的资料库来了解其发展进程。在处理国家起源问题的许多理论中，最简单的理论否认有任何问题需要解决。亚里斯多德认为国家就是人类社会的自然状态，不需要作任何说明。他的错误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所有他可能认识的社会——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社会——都是国家。然而，我们现在知道，直到公元1492年，世界上很大一部分地区仍然是酋长管辖地、部落或族群的天下。国家的形成的确需要予以说明。　　第二种理论是大家员熟悉的。法国哲学家让—雅克·卢梭推断说，国家是按照一种社会契约来组成的，人们在计算自身的利益时作出了理性的决定，一致同意他们的经济情况在国家中会比在较简单的社会中更好，因而自愿地废除他们的较简单的社会。但我们的观察和历史记载，都没有揭示出有哪一个例子可以证明国家是在表现出冷静的远见的轻松优雅的气氛中组成的。较小的单位不会自愿地放弃自己的主权去合并成较大的单位。只有通过征服或在外部的胁迫下，它们才会这样去做。第三种理论甚至更能得到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喜爱。这个理论从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出发，认为在美索不达米亚、中国北部和墨西哥，大规模的灌溉系统大概是在国家开始出现那个时期开始兴建的。这个理论还指出，任何大型的复杂的灌溉系统或水利管理，都需要有集中统一的行政系统来予以修建和维护。接着，这个理论只把一种观察到的在时间上的初步联系变成了一种假定的因果关系链。美索不达米亚、中国北部和墨西哥的居民大概预见到大规模的灌溉系统可能会带给他们的利益．虽然当时在几千英里范围内(或地球上任何地方)并没有这样的系统可以向他们证明这些利益。这些有远见的人决心把他们的效率低下的小小的酋长管辖地合并成一个较大的能够使他们有幸得到大规模灌溉的国家。然而，这种关于国家形成的“水利理论”遭到了一般契约理论所遭到的同样的反对。更具体地说，它所涉及的只是复杂社会进化过程中的最后阶段。至于大规模灌溉有可能出现之前的整整几千年中，是什么推动了从族群到部落再到酋长管辖地的发展，它却只字未提。经过详细研究的历史年代或考古年代，也未能支持关于灌溉是国家形成的推动力这一观点。在美索不达米亚、中国北部、墨西哥和马达加斯加，小规模的灌溉系统在国家出现前便已存在了。大规模灌溉系统的兴建与国家的出现并不是同时发生的，在这些地区兴建重要的灌溉系统还是以后的事。在中美洲和安第斯山脉地区形或的大多数国家中，灌溉系统始终是小规模的，当地社会依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修建和维护。因此，即使在的确出现了复杂的水利管理系统的那些地区，这些系统也只是国家形成的间接结果，而国家的形成必定另有原因。在我看来，能够表明关于国家形成的一个基本正确的观点的，是一个无府置疑的事实，即地区人口的多少是预测社会复杂程度的最有力的唯一根据，这个事实远比灌溉与某些国家形成之间的相互关系更能令人信服。我们已经看到，族群有几十个人，部落有几百个人，酋长管辖地有几千人到几万人，而国家一般都要超过5万人。除了地区的人口多寡与社会类型(族群、部落等)之间的这种约略的相互关系外，在这些类型的社会内部，在人口与社会复杂程度之间还有一种更细微的倾向，例如．拥有众多人口的酋长管辖地证明是最集中统一、层次最分明和最复杂的社会。这些相互关系有力地表明了，地区的人口多寡或人口密度或人口压力与复杂社会的形成有着某种关系。但这种相互关系并没有明确地告诉我们，人口的各种可变因素在作为复杂社会缘起的因果关系链中是怎样发生作用的。为了勾画出这个因果关系链，让我们现在提醒自己一些密度大的人口是怎样产生的。然后，我们可以研究一下一个大而简单的社会为什么会难以为继。以这一点作为背景，我们最后还将回到一个简单的社会如何随着地区人口的增长而竟然变得比较复杂这个问题上来。我们已经看到，众多的或稠密的人口只有在粮食生产的条件下，或至少对狩猎采集来说物产特别丰富的条件下才会产生。有些物产丰富的狩猎采集社会已达到了可以组织酋长管辖地的水平，但还没有一个达到国家的水平，因为所有国家都要靠粮食生产来养活它们的国民。这些考虑加上刚才提到的地区人口多寡与社会复杂程度之间的相互关系，导致了关于粮食生产、人口的可变因素和社会复杂程度之间因果关系的究竞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长期争论。集约的粮食生产是否就是因，是它触发了人口的增长并以某种方式导致了复杂的社会?或者，众多的人口和复杂的社会反而是因，从而以某种方式导致了粮食生产的集约化?用非此即彼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是没有抓住要点。集约化的粮食生产和社会的复杂程度通过自我催化而相互促进。就是说，人口的增长通过我们将要讨论的机制使社会变得复杂起来，而社会的复杂又导致集约化的粮食生产，从而导致了人口的增长。只有复杂的中央集权的社会才能组织公共工程(包括灌溉系统)、远距离贸易(包括输入金属以制造更好的农具)和各种经济专门团体的活动(如用农民的粮食养活牧人，又把牧人的牲口提供给农民作耕畜之用)o中央集权社会的所有这些功能，促进了集约化的粮食生产，从而也促进了整个历史上的人口增长。此外，粮食生产至少在3个方而帮助复杂的社会形成了鲜明的特点。首先，它随季节变化定期地投入劳动力。收成贮藏好之后，中央集权的行政机构就可以利用农民的劳动力来兴建宣扬国威的公共工程(如埃及的金字塔)，或兴建可以养活更多人口的公共工程(如波利尼西亚群岛中夏威夷的灌溉系统或鱼塘)，或从事扩大政治实体的征服战争。　　其次，组织粮食生产以产生余粮储备，从而使经济专门化和社会层次化成为可能。剩余粮食可以用来养活复杂社会的各个阶层的人：酋长、官员和上层阶级的其他成员；抄写员、手艺人和其他非粮食生产的专门人员；以及被征去修建公共工程时的农民本身。　　最后，粮食生产促使人们或要求人们采取定居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是积累足够的财产、发展复杂技术和精巧手艺以及兴建公共工程的一个先决条件。固定住所对复杂社会的这种重要性说明了，为什么传教士和政府在初次接触新几内亚和亚马孙河地区以前从未与外界接触过的游收部落或族群时，都普遍抱有两个直接的目的。一个目的当然就是“安抚”这些游牧部落的显而易见的目的；即说服他们不要杀害传教士和官员，也不要自相残杀。另一个目的就是劝诱这些游牧部落在村庄里定居下来，这样传教士和官员就能找到他们，给他们带来医疗保健和学校教育之类的服务，并使他们改变宗教信仰从而控制他们。因此，粮食生产不但使人口增加，而且还在许多方而发生了作用，使复杂社会能够形成自己的一些特点。但这并不能证明粮食生产和众多人口使复杂社会的出现成为必然之事。根据实际观察，族群或部落组织对有几十万人的社会是不适用的，而且现存的大型社会都有复杂的中央集权组织。对于这种观察结果，我们怎样来予以说明呢?我们至少可以举出4个显而易见的原因。　　　　一个原因是没有亲属关系的陌生人之间的冲突问题。随着组成社会的人口的增加，这种问题多得无法计数。一个由20人组成的族群内部的两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只有190种(20*19/2)，而——个由2000人组成的族群可能有199．9万个两人组合。每一个这样的两人组合就是一个潜在的定时炸弹，说不定在哪一次杀气腾腾的争吵中就会爆炸。族群社会和部落社会的每一次谋杀通常都要引起一宗蓄意报仇的杀人事件．从而开始了又一轮杀人和报仇行为，这样周而复始，永无止境，使社会稳定遭到了破坏。在族群中，每一个人同其他每一个人都有密切的亲属关系，与争吵双方同时都有亲属关系的人出而调解争端。在部落中，许多人仍然是关系密切的亲属，每个人至少能够叫出其他每个人的名字，在发生争吵时由双方的亲友来调解。“几百人”是个界限，在这个界限内每个人能够认识另外每个人，一旦超过这个界限，越来越多的两人组合就成了一对对没有亲属关系的陌生人了。当陌生人打架时，在场的人很少会是打架双方的朋友或亲属，没有什么私利要他们去制止打架。相反，如果许多旁观者是打架一方的朋友或亲属，他们就会站在他的一边，这样，本来是两个人的打架结果就逐步升级为一场乱哄哄的群殴。因此，一个继续把冲突交给全体成员去解决的大型社会必然会分崩离析。仅仅这一个因素就可以说明为什么几千人的社会只有在形成完全控制武力和解决矛盾冲突的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机构时才能存在。第二个原因是，随着人口的增加，共同决策越来越难以做到。由全体成年人来决策，在新几内亚的一些村庄里仍然是可能的，但这些村庄都很小，消息和通知可以迅速传达到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在全村大会上可以听到其他每一个人的意见，每一个人也都有在会上发表意见的机会。但共同决策的所有这些先决条件，在大得多的社会里已经无法得到了。即使在如今拥有麦克风和扬声器的时代，我们也全都知道，一次小组会决不能解决一个有几千人的群体的问题。因此，一个大型社会如要有效地作出决定，就必须加以组织并使之置于中央集权的控制之下。第三个原因是经济方面的考虑。任何社会都需要在其成员之间转移财货的手段。一个人可能在某一天碰巧获得了较多的某种基本商品，而在另一天则获得较少。人的才智有不同，一个人通常总是对所拥有的某些生活必需品感到过多，而对另一些生活必需品又常嫌不足。在只有很少几对成员的小型社会中，由此而产生的必要的财货转移，可以通过对等交换直接安排在成对个人或家庭之间进行。在大型社会里使直接的成对冲突的解决缺乏效率的那种数学计算，同样也会使直接的成对经济转移缺乏效率。大型社会只有在除了有对等经济还有再分配经济的情况下才能在经济上发生作用。超过个人需要的财货必须从这个人转移到—个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机构，然后再由这个机构再分配给财货不足的人。使大型社会必须有复杂组织的最后一个原因与人口的密度有关。粮食生产者的大型社会比狩猎采集者的小族群不但成员多，而且人口密度也大。每一个由几十个猎人组成的族群占据着很大一片地区，在这个地区内，他们可以获得对他们来说必不可少的大部分资源。他们可以在族群战争的间歇通过与邻近族群的交换来获得其他生活必需品。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属于本来只有几十个人的那片地区可能会变成一个很小的地区，越来越多的生活必需品不得不从这个地区以外的地方获得。例如，我们可以把荷兰的16000平方英里的土地和l600万人划分成80万个单独的地块，每个地块包含13英亩土地并被用作一个由20人组成的独立自主的族群的家园，这些人始终在他们的13英亩土地的范围内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偶尔利用暂时的休战到他们这小小地块的边界去同邻近的族群交换物品和新娘。这种受空间条件限制的现实情况，要求人口稠密的地区去养活大型的组织复杂的社会。对解决冲突、决策、经济因素和空间的这些考虑，于是综合起来要求大型社会实行中央集权，但权力的集中不可避免地为那些掌权的人、私下据有信息的人、作决定的人和对财货进行再分配的人大开方便之门，使他们得以利用由此带来的机会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亲属谋取好处。对于任何一个熟悉任何现代人的分类的人来说．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随着早期社会的发展，那些获得集中权力的人逐步地成了公认的上层人物，也许他们本来就是属于先前的几个地位平等的乡村氏族之一，只是这些氏族比其他氏族“更平等”罢了。上面说的就是为什么大型社会不能以族群组织来运作，而只能靠盗贼统治来发生作用的原因。但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这就是小型的简单社会实际上是如何演化成或合并成大型的复杂社会的。合并、冲突的集中解决、决策、经济再分配和盗贼统治者的宗教，并不是通过某种卢梭式的社会契约而自动形成的。是什么推动这种合并的呢?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于对演化的推理。我在本章开始时说过，归在同一类的社会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因为人与人之间、人的群体与群体之间永远存在着差异。例如，某些族群和部落中的大人物比另一些族群和部落中的大人物必然会更具魅力，更有权势，在作决定时更富技巧。在一些大型部落中，具有更强有力的大人物因而拥有更大的权力集中的部落，往往拥有对权力不那么集中的部落的某种优势。像法尤族那样拙劣地解决冲突的部落，往往又分裂为族群，而管理不善的酋长管辖地则分裂成更小的酋长管辖地或部落。能有效地解决冲突、作出正确的决定和实行和谐的经济再分配的社会，能够发展更好的技术，集中自己的军事力量，夺取更大的物产更丰富的地盘，逐一地打垮独立自主的较小的社会。因此，如果条件许可，复杂程度处在同一水平的社会之间的竞争，往技导致了复杂程度更高的社会。部落之间进行征服或兼并以达到了酋长管辖地的规模，酋长管辖地之间进行征服或兼并以达到了国家的规模，国家之间进行征服或兼并以形成帝国。更一般地说，大的单位可能拥有对各个小的单位的某种优势，如果——这是一个大大的“如果”——这些大单位能够解决因规模变大而带来的问题，如来自觊觎领导地位的狂妄之徒的无时不在的威胁、平民对盗贼统治的忿恨，以及增多了的与经济一体化联系在一起的问题。把小单位合并成大单位，这无论在历史上或是考古上都是有案可查的。同卢梭的看法相反，这种合并决不是在一些没有受到威胁的小型社会为了促进其公民的幸福而自由决定合并这一过程中发生的。小型社会的领袖和大型社会的领袖一样，珍惜自己的独立和特权。合并的发生不外乎下面的两种方式之一：在外力的威胁下合并，或通过实际的征服。有无数的事例可以用来说明每一种合并方式。　　在外力威胁下实现合并的很好的例子，是美国东南部切罗基族印第安同盟的组成。切罗基族印第安人原来分为30个或40个独立的酋长管辖地，每一个酋长管辖地就是一个大约有400人的村庄。日益扩大的白人殖民地的开拓，导致了切罗基人与白人之间的冲突。当个别的切罗基人抢劫或袭击白人移民或商人时，白人无法区别不同的切罗基酋长管辖地，而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对任何切罗基人进行报复，或是对他们采取军事行动，或是断绝与他们的贸易往来。作为对策，各个切罗基酋长管辖地在18世纪逐步发现它们不得不加入一个单一的同盟。起先，较大的酋长管辖地于1730年选出了一个统领全局的领袖，一个名叫莫伊托伊的酋长，1741年由他的儿子继任。这些领袖的首要任务是惩罚攻击白人的个别切罗基人，并与白人政府打交道。1758年左右，这些切罗基人把他们的决策规范化，仿照以前的村社会议，每年在一个村庄(埃科塔)召开一次会议，这个村庄因此就成了一个事实上的“首都”。最后，这些切罗基人都成了有文化的人(就像我们在第十二章所看到的那样)，并通过了一部成文宪法。切罗基族印第安同盟就这样建立起来了，但不是靠征服，而是靠把以前的一些小心提防的较小实体合并起来，而这种合并只有在这些实体有被强大的外力消灭的危险时才可能发生。同样，关于国家的形成，每一本美国历史教科书都介绍过一个例子，谈到美洲白人殖民地中有一个殖民地(佐治亚)曾经促成切罗基国家的建立，而这些殖民地本身其实也是在受到强大的外力不列颠君主国的威胁时才被迫建立自己的国家的。美洲各殖民地在开始时也同切罗基的各酋长管辖地一样，小心冀翼地守护着自己的自治权，它们根据(邦联条例＞(1781年)进行的第一次合并尝试，证明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它为前殖民地保留了太多的自治权。只是在出现了一些进一步的威胁，著名的有1786年的谢斯起义（丹尼尔·谢斯(1747—1825)，美国军官，领导农民起义(1786—1787)．起义被镇压(1787)．被俘判处死刑．次年获赦免。）和末解决的战争债负担问题，才克服了前殖民地极不愿意牺牲自治的态度，并促使它们通过了我们现行高效能的1787年联邦宪法。19世纪德国的那些小心提防的各邦的统一，证明是同样困难的。在法国于1870年宣战这个外部威胁最后导致1871年小诸侯们向德意志帝国中央政府交出了他们的很大一部分权力之前，早先的3次统一尝试(1848年的法兰克福议会、1850年恢复后的德意志联邦和1866年的北德意志联邦)都失败了。　　除了在外力威胁下实现合并外，复杂社会形成的另一种方式是通过征服而实现的。一个得到文件充分证明的例子，是非洲东南部祖鲁国的起源。在白人移民第一次看到祖鲁人时，祖鲁人分为几十个小型的酋长管辖地。在1700年代晚些时候，随着人口压力的增加，各酋长管辖地之间的战争变得日益剧烈起来。在所有这些酋长管辖地中，在集中统一的权力结构的设计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被一个名叫丁吉斯韦约的酋长十分成功地解决了。1807年左右，他杀死了一个对手．从而获得了姆特特瓦酋长管辖地的统治地位。丁吉斯韦约从各个村庄挑选了一些年轻人，按照年龄而不是按照他们的村庄把他们组成团队，就这样建立了一种优秀的集中统一的军事组织。他还发展了出色的中央集权的政治组织，他在征服其他酋长管辖地时禁止杀戮，对被打败的酋长的家族秋毫无犯，只是用这个酋长的一个愿意与丁吉斯韦约合作的亲属来接替酋长的职位。他扩大了对争吵的审理范围，提出了较好的集中解决冲突的办法。这样，丁吉斯韦约就能够征服并开始把其余30个祖鲁族酋长管辖地合并起来。他的继承人扩大司法系统，加强监督和发展礼仪，结果使这个萌芽中的国家得到了加强。通过征服而形成国家的这个祖鲁族的例子几乎多得不胜枚举。18世纪和19世纪的一些欧洲人碰巧亲眼目睹了由酋长管辖地形成土邦的情况，这些土邦包括被利尼西亚群岛中的夏威夷国、波利尼西亚群岛中的塔希提国、马达加斯加岛的梅里纳国、非洲南部祖鲁国以外的莱索托和斯瓦齐以及其他国家、西非的阿散蒂国以及乌干达的安科莱国和布干达国。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是在15世纪通过征服而建立的，那时欧洲人还没有到来，但对它们形成的情况，我们从早期西班牙移民翻译过来的印第安人口述历史中知道了不少。关于罗马帝国的形成和亚历山大统治下的马其顿帝国的扩张，同时代的古典作家有详细的描述。所有这些例子都表明，战争或战争威胁在大多数(即使不是全部)社会合并中起了关键的作用。但是战争，甚至仅仅是族群间的战争，一直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恒久不变的事实。那么，为什么只是在过去的13000年中战争才明显地开始造成社会的合并?我们业已断定，复杂社会的形成以某种方式与人口的压力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现在应该寻找一下人口压力与战争后果之间的某种联系。为什么战争总是在人口稠密而不是在人口稀少的时候造成社会的合并呢?答案是，战败民族的命运取决于人口的密度，这有3种可能的后果：凡是人口密度很低的地方，就像在狩猎采集族群占据的地区所常见的那样，战败群体的幸存者只要离开他们的敌人远一点就行了。新几内亚和亚马孙河地区游牧部族之间战争的结果往往就是这样。　　凡是人口密度中等的地方，就像粮食生产部落占据的地区那样，没有大片空旷的地方可以让战败族群的幸存者逃避。但是，没有集约型粮食生产的部落社会不使用奴隶，也不能生产出可以作为很大一部分贡品的足够的剩余粮食。因此，战败部落的幸存者对胜利者来说毫无用途，除非娶他们的女人为妻。战败的男人都被杀死了，他们的地盘也可能为胜利者所占有。　　凡是人口密度高的地方，就像国家或酋长管辖地所占有地区那样，被打败的人仍然无处可逃，但胜利者不杀死他们而有了利用他们的两种选择。由于酋长管辖地社会和国家社会已出现了经济专业化，被打败的人可以当奴隶来使用，就像在(圣经)时代通常发生的那样。或者，由于许多这样的社会已经有了能够生产大量剩余粮食的集约型粮食生产系统，胜利者可以让战败者仍然从事原来的劳作，只是剥夺了他们的政治自主权，要他们定期地用粮食或货物来纳贡．并把他们的社会合并入获胜的国家或酋长管辖地。在整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与国家或帝国的建立联系在一起的一些战役的结果通常就是这样。例如，西班牙征服者想要从被征服的墨西哥土著那里勒索贡物，所以他们对阿兹特克帝国的贡单很感兴趣。原来阿兹特克人每年向臣服他们的人收取的贡物包括7000吨玉米、4000吨豆类、4000吨苋菜籽、200万件棉斗篷、大量可可豆、军服、盾牌、羽毛头饰和琥珀。因此，粮食生产及社会之间的竞争与混合，产生了征服的直接原动力：病菌、文字、技术和中央集权的政治组织。这些都是终极原因，是通过因果关系链而表现出来的，虽然这些因果关系在细节上有所不同，但全都与稠密的庞大人口和定居的生活方式有关。由于这些终极原因在不同的大陆上有不同的发展，征服的这些原动力在不同的大陆上也有不同的发展。因此，这些原动力往往是相互联系着一起出现的，不过这种联系并不是绝对的：例如，在印加人中出现了一个没有文字的帝国，而在阿兹特克人中则出现了一个有文字但很少有流行病的帝国。丁吉斯韦约的祖鲁人则证明了，每一个这样的原动力都多少独立地为历史模式作出了贡献。在几十个祖鲁族的酋长管辖地中，姆特特瓦酋长管辖地无论在技术、文字或病菌方面都不具有对其他酋长管辖地的优势，但它还是成功地打败了它们。它的优势仅仅存在于管理和意识形态方面。这就使由此而产生的祖鲁国得以在将近——个世纪的时间里征服了一个大陆的一部分地区。　　第四部分　　在5章中环游世界　　有一年夏天，当我和妻子玛丽一起在澳大利亚度假时，我们决定去访问梅宁迪镇附近沙漠中一处保存完好的土著岩画所在地。虽然我听说过澳大利亚沙漠因干燥和夏季炎热而名闻遐迩，但在这之前我曾在加利福尼亚沙漠和新几内亚热带草原炎热干旱的条件下工作过很长时期，因此我认为自己有足够的经验去应付我们在澳大利亚旅游时可能碰到的小小的挑战。玛丽和我带上了大量饮用水，在中午出发，徒步走上了通往岩画的几英里长的道路。　　我们走的小道从山间巡逻队的驻地开始，一路向上，在万里无云的晴空下，通过毫无遮蔽的开阔地带。我们呼吸着灼热干燥的空气，这使我们想起坐在芬兰桑拿浴室里呼吸的 滋味。　　在我们到达有岩画的峭壁时，我们已经把水喝光。我们对艺术的兴趣也没有了．于是我们继续努力地爬山，缓慢而有规则地喘着气。不久，找看见了一只鸟．那显然是种鹛，但比任何已知的都大很多。这时，我才意识到我生平第一次被热昏了头，产生了幻觉。玛丽和我决定最好还是立刻返回。　　我们俩不再说话。我们一边走路，一边倾听着自己的呼吸，计算着到下个里程碑的距离，并估计一下还剩下多少时间。我们这时口干舌燥，玛丽满脸通红。当我们终于回到有空调的巡逻队驻地时，我们立刻瘫倒在冷却水桶旁边的椅子里，把冷却水桶里最后的半加仑水全部喝光，还向巡逻队又要来一瓶水。我们坐在那里，精疲力竭，情绪低沉，我反复思考着画那些岩画的土著人用什么办法在没有空调住所的情况下在沙漠里度过他们的一生，竟能设法不但找到了水，而且还找到了食物。对澳大利亚的白人来说，梅宁迪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一个多世纪前它是两个饱受沙漠干热之苦的白人用作补给基地的大本营。这两个白人就是爱尔兰警察罗伯特·伯克和英国天文学家威廉·威尔斯，他们是第一支从南到北纵贯澳大利亚的探险队的时运不济的领导人。伯克和威尔斯在出发时用6头骆驼驮运足够吃3个月的粮食，但在梅宁迪北方的沙漠里断了粮。一连3次，这两个探险者都碰到了吃得很好的土著并得到他们的救助。他们的家就在那片沙漠里，他们在这两个探险者的前面堆满了鱼、蕨饼和烤肥鼠。但接着伯克竟愚蠢地用手枪向其中的一个土人射击，于是整个一群土著人吓得四下逃走。虽然伯克和威尔斯因据有打猎用的枪支面拥有对土著人的巨大优势，但他们在土著人离开后不到一个月就饿得倒毙了。我和妻子在梅宁迪的经历加上伯克和威尔斯遭受的命运．使我强烈地感到在澳大利亚建立人类社会有多么困难。澳大利亚在所有大陆中显得与众不同：欧亚大陆、非洲、北美洲和南美洲之间的差异．同澳大利亚与其他这些陆块中任何一个之间的差异比较起来，显得微不足道。澳大利亚是最干燥、最小、最平坦、最贫瘠、气候最变化无常、生物品种最稀少的大陆。它是欧洲人占领的最后一个大陆。在欧洲人占领前．它已在维持着与任何大陆相比都是最具特色的人类社会和最少的人口。因此，澳大利亚对那些关于各大陆之间社会差异的理论提供了一种决定性的检验。它有最具特色的环境，也有最具特色的社会。是前者造就了后者?如果是，又是如何做到的?澳大利亚是用来开始我们环游世界之行的合乎逻辑的大陆，我们要把本书第二部分和第二部分中所述及的经验用来了解各大陆的不同历史。　　大多数外行人都会把澳大利亚土著社会表面上的“落后”说成它的最重要的特点。澳大利亚是唯一的这样的大陆：那里的各个土著族群在现代的生活中仍然没有所谓文明的任何特征——没有农业，没有畜牧业，没有金属，没有弓箭，没有坚固的房屋，没有定居的村庄，没有文字，没有酋长管辖地，也没有国家。澳大利亚土著是流动的或半流动的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他们组成族群，住在临时搭建的住所或简陋小屋中，并且仍然依靠石器。在过去的13000年中，澳大利亚的文化变革积累比其他任何大陆都要少。欧洲人对澳大利亚土著的流行看法，可以以早期的一个法国探险者的话为代表，他说，“他们是世界上最悲惨的人，是和没有理性的野兽差不多的人。”然而，直到4万年前，澳大利亚土著社会还仍然拥有对欧洲和其他大陆社会的巨大的领先优势。澳大利亚土著发明了世界上一些已知最早的、边缘经过打磨的石器．最早的有柄石器(即装有木柄的石斧)和最早的水运工具。有些已知最早的岩画也出自澳大利亚。从解剖学上看，现代人类在欧洲西部定居前可能已在澳大利亚定居了。尽管有这种领先优势，为什么最后却是欧洲人征服了澳大利亚，而不是相反?　　在这个问题里还有另一个问题。在更新世冰期期间，大量的海水被封闭在大陆冰原里，海平面比现在低得多，如今把澳大利亚同新几内亚分隔开来的阿拉弗拉浅海那时还是干燥的低地。随着大约12000年前到8000年前冰原的融化，海平面上升了，那块低地校被海水淹没，原来的大澳大利亚大陆分成了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两个半大陆(图15．1。　　这两个原来连接在一起的陆块上的人类社会，到了现代彼此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差异。与我刚才关于澳大利亚土著所说的 各种情况相反，大多数新几内亚人，如耶利的族人，都是农民和猪倌。他们生活在定居的村庄里，他们的行政组织是部落，而不是族群。所有的新J几内亚人都有弓箭，许多人还使用陶器。同澳大利亚人相比，新几内亚人通常都有坚固很多的住所、更多的适于航海的船只、更多数量和种类的器皿。由于新几内亚人是粮食生产者，不是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所以他们的平均人口密度比澳大利亚人高得多：新几内亚的面积只有澳大利亚的十分之一，但它所养活的当地人口却数倍于澳大利亚。为什么从更新世大澳大利亚分离出来的较大陆块上的人类社会在其发展中始终如此“落后”，而较小陆块上的社会的“进步”却快得多?为什么新几内亚的所有那些发明没有能传播到澳大利亚，而它和新几内亚之间的托雷斯海峡宽不过90英里?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之间的地理距离甚至不到90英里，因为托雷斯海块中星星点点地分市着许多岛屿，上面居住着使用弓箭、在文化上与新几内亚人相类似的农民。托雷斯海峡中最大的岛距离澳大利亚只有10英里。岛上的居民不但同新几内亚人而且也同澳大利亚土著进行着活跃的贸易。这两个具有不同文化的世界，隔着一个只有10英里宽的风平浪静的海峡，又有独木舟可以互相往来，它们怎么会保持各自的本来面目的呢?同澳大利亚的土著相比，新几内亚人可以说是文化上“先进的”了。但大多数其他现代人却认为，甚至新几内亚人也是“落后的”。在19世纪晚些时候欧洲人开始在新几内亚殖民之前，所有的新几内亚人都没有文字，仍然依靠石器，在政治上还没有形成国家或(除少数例外)酋长管辖地。就算新几内亚人的“进步”超过了澳大利亚土著，那么为什么他们的“进步”仍没有赶上许多欧亚大陆人、非洲人和印第安人?耶利的族人和他们的澳大利亚同胞提出了一个谜中之谜。当许多澳大利亚白人被要求说明澳大利亚土著社会文化“落后”这个问题时．他们有一个简单的回答：大概是由于土著本身的缺陷吧。从面部构造和肤色来看，土营人当然和欧洲人不同，这就使19世纪晚些时候的一些作家把他们看作是猿和人之间缺失的一环。英国白人移民在一个大陆上建立殖民地的几十年内，创造了一种有文字的、进行粮食生产的工业民主，而这个大陆的居民在经过4万多年后仍然过着狩猎采集生活。对这个事实难道还能有其他解释?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澳大利亚不但有蕴藏丰富的铜、锡、铅和锌，而且还拥有某些世界上最丰富的铁矿和铝矿。那么，为什么澳大利亚土著仍然不知金属工具为何物．而生活在石器时代?这好像对人类社会的一次完全有控制的试验。大陆还是那个大陆，只是人不同罢了。因此，对澳大利亚土著社会和欧洲裔澳大利亚人社会之间的差异的解释，想必就是由于组成这两种社会的不同的人。这种种族主义结论背后的逻辑似乎使人不得不信。然而，我们将会看到，这种结论包含着一个简单的错误。　　作为检验这个逻辑的第一步，让我们考查一下这些人本身的起源。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至少在4万年前就已有人居住了，那时它们还是连在一起的大澳大利亚。只要看一眼地图(图15．1)就可知道，移民们最后必定来自最近的大陆东南亚，他们逐岛前进，通过印度尼西亚群岛来到了大澳大利亚。作为这一结论佐证的，有现代澳大利亚人、新几内亚人和亚洲人之间在遗传学上的关系，还有在今天的菲律宾、马来半岛和缅甸外海的安达曼群岛还残存的几个具有类似体貌特征的群体。这些移民一旦到达大澳大利亚海岸，就在整个大陆迅速扩散，甚至占据了这个大陆的最遥远的地方和最不适于居住的处所。一些4万年前的化石和石器证实了他们曾在澳大利亚西南角存在过；到35000年前．他们到了澳大利亚东西角和塔斯马尼亚，这是澳大利亚离开这些移民在澳大利亚西部或新几内亚可能的登陆地点最遥远的角落(离印度尼西亚和亚洲最近的地方)；而到了3万年前．他们则到了新几内亚气候寒冷的高原地区。所有这些地区都可以从西而的某个登陆地点经由陆路到达。然而，到35000年前，要向新几内亚东北方的俾斯麦群岛和所罗门群岛移民，还需要渡过几十英里的水路。对大澳大利亚的占领在速度上可能比从4万年前到3万年前的一些年代里表面上的扩散甚至更为迅速，因为在用碳—14测定法的实验误差范围内，这些不同的年代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在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最早有人居住的更新世，亚洲大陆向东延伸，吸纳了现代的婆罗洲（加里曼丹岛）、爪哇和巴厘这些岛屿，所以当时亚洲大陆与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的距离，比今天东南亚边缘到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的距离要近差不多1000英里。然而，从婆罗洲或巴厘岛到达更新世的大澳大利亚，仍然要渡过至少8个宽达50英里的海峡。4万年前，渡过这些海峡可能要靠竹筏，这是一种低技术的水运工具，但适于航海，今天的华南沿海仍在使用。尽管如此，当年渡过这些海峡想必十分困难，因为在4万年前最早的那次登陆后，考古记录没有提供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证明在后来的几万年中又有人类从亚洲到达大澳大利亚。我们随后得到的明确证据是．直到最近的几千年内，才在新几内亚出现了来自亚洲的猪和在澳大利亚出现了来自亚洲的狗。因此，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的人类社会，是在与建立它们的亚洲社会基本隔绝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这种隔绝状态在今天所说的语言中反映了出来。经过这几千年的隔绝，现代澳大利亚土著语言和现代新几内亚主要群体的语言(所谓巴布亚语)，都没有显示出与任何现代亚洲语言有任何明显的关系。　　这种隔绝状态也反映在遗传与体质人类学上。对基因的研究表明，澳大利业土著与新几内亚高原居民同现代亚洲人的类似之处，要稍多于与其他大陆人的类似之处，不过这种关系并不密切。在骨骼和体貌方面，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的土著与大多数东南亚人也有区别，如果把澳大利亚人或新几内亚人的照片同印度尼西亚人或中国人的照片比较一下，这一点就变得十分明显。所有这些差异的部分原因是，大澳大利亚最早的亚洲移民在一段漫长的时间里与他们的呆在家乡的亚洲同胞分道扬镳，在大部分时间里只发生有限的遗传交换。不过，也许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大澳大利亚移民原来在东南亚的祖先，到这时已大部分被从中国向外扩张的其他亚洲人取代了。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土著在遗传上、体质上和语言上也产生了分化。例如，在人类主要的(由遗传决定的)血型中，所谓ABO系统中的B型和MNS系统中的S型，在新几内亚同在世界上其他大多数地区一样都有出现，但这两种血型在澳大利亚则几乎没有。大多数新几内亚人的浓密卷曲的头发与大多数澳大利亚人的直发或卷发是明显不同的。澳大利亚的语言与新几内亚的巴布亚语言不但同亚洲语言没有亲缘关系，而且彼此之间也没有亲缘关系，只不过是托雷斯海峡两岸双向交流了某些词汇而已。澳大利亚人和新几内亚人之间的这种分化，反映了在十分不同的环境里的长期隔绝状况。自从阿拉弗拉海在大约一万年前由于海平面上升而最后把澳大利亚同新几内亚分开以来，遗传交换只限于通过托雷斯海峡中一系列岛屿而进行的稀少的接触。这就使得这两个半大陆上的居民适应了各自的环境。虽然新几内亚南部沿海的热带草原和红树林，与澳大利亚北部的热带草原和红树林有相当多的类似之处，但这两个半大陆的其他生境在几乎所有的主要方面都是不同的。这里举几个不同的地方。新几内亚紧靠赤道，而澳大利亚则远远地延伸进温带，几乎到达赤道以南40度的地方。新几内亚多山，地势极其崎呕不平，高度可达16500英尺，最高的山峰上覆盖着冰川，而澳大利亚大都地势低平——94％的地区的海拔高度在2000英尺以下。新几内亚是地球上最潮湿的地区之一，而澳大利亚则是地球上最干燥的地区之一。新几内亚大部分地区的年阵雨量为100英寸，很大一部分高原地区则超过200英寸，而澳大利亚的大部分地区的年降雨量则不到20英寸。新几内亚的赤道气候只有不太大的季节变化，而且年年如此，但澳大利亚的气候则是高度季节性的，面且年年不同，其变幻莫测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大陆的气候。因此，新几内亚境内的大河纵横交错，川流不息，而澳大利亚的永久性河流在大多数年份里只限于东部地区，甚至澳大利亚最大的水系(墨累河—达令河水系)在发生干旱时也要断流达数月之久。新几内亚的大部分陆地覆盖着茂密的雨林，而澳大利亚大部分地区却只有沙漠和开阔干旱的林地。新几内亚覆盖着受侵蚀尚少的肥沃土壤檀，这是火山活动、冰川的反复进退与冲刷高原以及山间溪流把大量泥沙带到低地所造成的结果。相形之下，澳大利亚有的则是所有大陆中最古老、最贫瘠、养分被滤去最多的土壤，因为澳大利亚很少有火山活动，也没有高山和冰川。尽管新几内亚的面积只有澳大利亚的十分之一，但由于新几内亚地处赤道附近，雨量充沛，地势高低错落和土土壤肥沃，那里成了几乎同在澳大利亚一样多的哺乳动物和鸟类的生息之地。所有这些环境方面的差异，影响了这两个半大陆的全然不同的文化史，现在我们就来考察一下这个问题　　大澳大利亚最早、最集约的粮食生产和最稠密的人口．出现在新几内亚海拔高度为4000到9000英尺的高原河谷地区。考古发掘不但发现了在比较干旱地区用来保持土壤水分的梯田，还发现了复杂的排水沟系统，其年代为9000年前．到了6000年前已变得相当普遍。这种沟渠系统类似于今天在这高原地区仍然用来疏干沼泽地使之成为园地的那些沟渠系统。花粉分析表明，到大约5000年前，高地河谷普遍发生了砍伐森林的行动，从而使人联想到清除森林是为了发展农业。今天．新几内亚高原地区的主要农作物是不久前引进的甘薯，加上芋艿、香蕉、薯蓣、甘蔗、一些可吃的草茎和几种叶菜。由于芋艿、香蕉和薯蓣是在东南亚土生土长的，而东南亚又是一个无可争辩的植物驯化场所，所以过去人们通常认为，新几内亚高原地区的作物．除甘薯外，都来自亚洲。然而，人们最后还是认识到，甘蔗、叶菜和可吃的草茎的野生祖先都是新几内亚的品种，生长在新几内亚的某几种香蕉的野生祖先是在新几内亚而不是在亚洲，而芋艿和某些薯蓣不但是亚洲的土产，而且也是新几内亚的土产。如果新几内亚的农业真的来自亚洲，人们也许会指望在高原地区找到明白无误地来自亚洲的作物．但没有找到。由于这些原因，现在人们普遍承认，新几内亚高原地区的农业是通过对新几内亚野生植物的驯化而在当地出现的。因此，新几内亚和新月沃地、中国以及其他几个地区一样，成为世界上植物独立驯化发源地的中心之一。在一些考古遗址没有发现6000年前在高原地区实际种植的作物有任何残余保存下来。不过，这一点并不令人惊奇，因为除非在特殊情况下，现代高原地区的主要作物都是不会留下明显的考古残迹的那类植物。因此，其中的一些植物也是高原地区农业的始祖作物，这似乎是可能的，而由于保存下来的古代排水系统与现代用于种植芋艿的排水系统如此相似，这种情况就尤其可能。最早的欧洲探险者所看到的新几内亚高原地区粮食生产中3个明确的外来因素是鸡、猪和甘薯。鸡和猪是在东南亚驯化的，并于大约3600年前由南岛人引进新几内亚和其他大多数太平洋岛屿。这些人源自中国华南的一个民族，我们将在第十七章对他们予以讨论。(猪的引进可能还要早些。)至于原产南美的甘薯，显然只是在最近几个世纪内才到达新几内亚，是由西班牙人引进菲律宾，再由菲律宾引进新几内亚的。甘薯一旦在新几内亚移植生长．就取代了芋艿的地位而成为高原地区的主要作物，因为它成熟的时间更短，每英亩的产量更高，并对贫瘠的土壤条件具有更大的耐性。新几内亚高原地区的农业发展，想必是几千年前巨大的人口爆炸引发的，因为在新几内亚原来大群的大型有袋动物灭绝之后，高原地区只能养活人口密度很低的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甘薯的引进在最近的几个世纪中引发了又一次的人口爆炸。当欧洲人于20世纪30年代第一次飞越高原地区的上空时，他们惊讶地发现下面的景色与荷兰的景色颇为相似。宽阔谷地里的森林被砍伐一空，星星点点地散布着一些村庄，整个谷底都是为进行集约型粮食生产而疏干的并用篱笆围起来的田地。这片景色证明了使用石器的农民在高原地区所达到的人口密度。地势陡峭、终年云雾缭绕、疟疾流行以及低海拔地区有发生干旱之虞．使新几内亚高原地区的农业只能在海拔高度约4000英尺的地带发展。事实上，新几内亚高原地区只是一个有稠密农业人口的孤岛，上插青天，下绕云海。新几内亚沿江沿海的低地上的村民主要以渔业为生，而远离海岸和江河的旱地居民人口密度很低，靠刀耕火种农业维持生计，以种植香蕉和薯蓣为主，以狩猎和采集为辅。相比之下，新几内亚低地沼泽地居民则过着流动的狩猎采集生活，靠野生西谷椰子含淀粉的木髓为生，这种树一小时采集的结果可以产生比栽培植物多3倍的卡路里。因此，新几内亚的沼泽地提供了一个清楚的例子，说明在某种环境里，由于农业还不能与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竞争，所以那里的人仍然以狩猎采集为生。在低地沼泽靠吃西谷椰子而维生的人，就是四处流动的狩猎采集族群组织的典型例子，这种族群组织以前想必是新几内亚的特征。由于我们在第十三章和第十四章中讨论过的所有那些原因，农民和渔民就成了发明更复杂的技术、社会和政治组织的人。他们生活在定居的村庄和部落社会中，常常由一个大人物来领导。有些部落还建有巨大的、精心装饰起来的、供举行仪式的屋宇。他们的伟大艺术木雕人像和面具，为全世界的博物馆所珍藏。　　这样，新几内亚就成为大澳大利亚的一部分，拥有最先进的技术、社会和政治组织以及艺术。然而，从习惯于城市生活的美国人或欧洲人的观点看，新几内亚仍然是“原始的”，而不是“先进的”。为什么新几内亚人仍然在使用石器而不是发展金属工具，仍然没有文字，并且不能把自己组成酋长管辖地和国家?原来新几内亚有几个不利于它的生物因素和地理因素。　　首先，虽然本地的粮食生产的确是在新几内亚高原地区出现的，但我们已在第八章中看到，它产出的蛋白质很少。当地的主食都是低蛋白的根用作物，而唯一驯化动物(猪和鸡)的产量又太低，不能为人们提供大量的蛋白质。既然无法把猪或鸡套起来拉车，高原地区的居民除了两臂力气外，仍然没有其他动力来源，而且也未能发展出流行疾病以击退终于侵入的欧洲人。　　对高原地区人口数量的第二个限制，是能够利用的土地面积有限：新几内亚高原地区只有几处宽阔的谷地(最显著的是瓦吉谷地和巴利姆谷地)能够养活稠密的人口。第三个限制是这样的现实，即4000英尺至9000英尺之间的中间山地森林地带，是新几内亚唯一适于集约型粮食生产的高程地带。在9000英尺以上的新几内亚高山生境根本没有任何粮食生产，在4000英尺至l000英尺之间的山坡上几乎没有什么粮食生产，而在低地地区也只有低密度的刀耕火种农业。因此，在不同海拔高度专门从事不同类型粮食生产的一些社会之间对粮食的大规模经济交换，在新几内亚从未发展起来。在安第斯山脉、阿尔卑斯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这种交换不但向各个海拔高度的人提供一种比较均衡的饮食，从而增加了这些地区的人口密度，而且也促进了地区的经济和政治一体化。由于这种种原因，在欧洲殖民政府带来西方医药并制止部落战争之前，传统的新几内亚的人口从未超过100万人。我们在第五章讨论过全世界大约有9个最早的农业中心，其中新几内亚始终是人口最少的一个中心。由于只有l00万人口，新几内亚不可能发明出像在中国、新月沃地、安第斯山脉地区和中美洲的几千万人中出现的那种技术、文字和政治制度。　　新几内亚的人口不但总数少，而且还由于崎岖的地形而被分割成致以千计的生存于特定区域内的群体——这里有低地地区的大量沼泽地、高原地区交替出现的陡峭的山岭和狭窄的峡谷以及低地和高原四周茂密的丛林。当我带领一队从事野外作业的新几内亚助手们在新几内亚进行生物调查时，虽然我们走的是现存的小路．但我认为每天前进3英里仍是非常快的速度。传统的新几内亚高原地区的居民一生中离家外出从来不超过10英里。　　地形造成的这些困难，加上构成新几内亚族群或村落之间关系特点的断断续续的战争状态，正好说明了传统的新几内亚在语言、文化和政治力面的这种支离破碎的状况。新几内亚是世界上语言最集中的地方：全世界6000种语言中有1000种挤在一个只比得克萨斯州稍大一点的地区里，分成几十个语族以及一些就像英语和汉语那样不同的互相独立的语言。在所有新几内亚语言中，差个多有一半语言说的人不到500，甚至那些最大的说同一种语言的群体(说的人仍然只有10万)也在政治上分成几百个村庄，彼此凶狠地斗殴，就像同说其他语言的人斗殴一样。每一个这样的小社会其自身实在太小．无法养活酋长和专门的手艺人，也无法发明出冶金术和文字。除少而分散的人口外，新几内亚的发展所受到的另一限制是地理上的与世隔绝的状态，这一状态妨碍了技术和思想从别处流人新几内亚。新几内亚的3个邻居全都被溪涧流过的峡谷把它们同新几内亚分隔开来，直到几千年前，这些邻居在技术和粮食生产方面甚至比新几内亚(尤其是新几内亚的高原地区)还要落后。在这3个邻居中．澳大利亚土著仍然以狩猎采集为生，新几内亚人所没有的东西，他们几乎全都无法提供。新几内亚的第二个邻居是东面的小得多的俾斯麦群岛和所罗门群岛。新几内亚的第三个邻居就是印度尼西亚东部的那些岛屿。但这个地区在其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也始终是由狩猎采集族群占据的文化落后地区。从4万多年前新几内亚最早有人移居时起，直到公元前1600年左右南岛人扩张时止，没有一样东西可以确定是经由印度尼西亚传到新几内亚的。随着这—扩张，印度尼西亚就为来自亚洲的粮食生产者所占有，他们带来了家畜，带来了至少同新几内亚的一样复杂的农业和技术，还带来了可以被用作从亚洲前往新几内亚的有效得多的手段的航海技术。南岛人在新几内亚西面、北面和东面的一些岛屿定居下来，并进一步向西深入，在新几内亚本土北部和东南部海岸定居。南岛人把陶器、鸡，可能还有狗和猪引进新几内亚。(早期的考古调查曾宣布在新几内亚高原地区发现了不迟于公元前4000年前的猪骨，不过这些宣布一直未得到证实。)至少在过去的几千年中，贸易往来把新几内亚同技术上先进得多的爪哇社会和中国社会连接了起来。作为对出口天堂鸟羽毛和香料的交换，新几内亚人得到了东南亚的货物，其中甚至包括诸如东山（越南一地名）铜鼓和中国瓷器之类的奢侈品。假以时日，南岛人的这一扩张肯定会对新几内亚产生更大的影响。新几内亚西部地区可能最后在政治上并入印度尼西亚东部苏丹的领土，而金属工具也可能通过印度尼西亚东部传入新几内亚。但是这种情况直到公元1511年都没有发生，而就在这一年，葡萄牙人到达摩鹿加群岛（印尼东北马鲁古群岛旧称），缩短了印度尼西亚各个发展阶段的序列。其后不久，当欧洲人到达新几内亚时，当地居民仍然生活在族群或极其独立的小村庄中，并且仍然在使用石器虽然大澳大利亚的新几内亚这个半大陆就这样发展了家畜饲养业和农业，但澳大利亚这个半大陆对这两项都没有发展起来。在冰川期，澳大利亚的有袋目动物甚至比新几内亚还多，其中包括袋牛(相当于牛和犀牛的有袋动物)、大袋鼠和大毛鼻袋熊。但所有这些本来可以用来饲养的有袋目动物，在随着人类移后澳大利亚而到来的动物灭绝的浪潮中消失了。这就使澳大利亚同新几内亚一样没有了任何可以驯化的本地哺乳动物。唯一在澳大利亚被采纳的外来驯化哺乳动物是狗，而狗是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从亚洲引进的(大概是乘坐南岛人的独木舟来到的)，并在澳大利亚的荒野里定居而变成澳洲野犬。澳大利亚当地人把这种野犬捉来饲养，把它们当作伴侣、看门狗，甚至当作活毯子，于是就有了“五条狗的夜晚”这种说法．形容夜晚很冷。但他们并不像波利尼西亚人那样把野犬／狗当食物，也不像新几内亚人那样把它们用作打猎的帮手。农业是澳大利亚的另一个毫无成功希望的行当，因为澳大利亚不但是最干旱的大陆，而且也是土壤最贫瘠的大陆。此外，澳大利亚还有一个方而也是独一无二的，这就是在这大陆的大部地区对气候产生压倒一切的影响的，是一种无规律的不是一年一度的循环—ENSO现象(ENSO是“厄尔尼诺向南移动”一词的首字母缩合词)，而不是世界上其他大多数地区所熟悉的那种有规律的一年一度的季节循环。无法预测的严重干旱会持续几年，接着便是同样无法预测的倾盆大雨和洪水泛滥。即使在今天有了欧洲的农作物和用来运输农产品的卡车与铁路的情况下，粮食生产在澳大利亚也仍然是一种风险行业。年成好的时候，牧群繁衍增殖，而到发生干旱时便又死亡殆尽。澳大利亚早期土著农民中可能有人碰到过类似的循环。年成好的时候，他们便在村子里定居下来，种植庄稼，并生儿育女，而到了干旱的年头，这众多的人口便会因饥饿而大批死去，因为那一点土地只能养活比这少得多的人。澳大利亚发展粮食生产的另一个主要障碍是缺乏可以驯化的野生植物。甚至现代欧洲的植物遗传学家除了从澳大利亚当地的野生植物中培育出澳洲坚果外，其他就再也没有培育出什么作物来。在世界上潜在的最佳谷物——籽粒最重的56种禾本科植物——的名单中，只有两种出产在澳大利亚，而且这两种又几乎位居名单的最后(粒重仅为13毫克，而世界上其他地方最重籽粒的重量可达40毫克)。这并不是说．澳大利亚根本就没有任何潜在的作物，也不是说澳大利亚土著从未发展出本地的粮食生产。有些植物，如某些品种的薯蓣、芋艿和竹芋，是在新几内亚南部栽培的，但在澳大利亚北部也有野生的，是那里土著的采集对象。我们将要看到，在澳大利亚气候条件极其有利的地区，土著在沿着最终可能导致粮食生产的方向演进。但任何在澳大利亚本地出现的粮食生产，都可能会由于可驯化的动植物的缺乏以及土壤贫瘠和气候恶劣而受到限制。流浪的生活、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以及对住所和财物的最小的投资，是因受澳大利亚厄尔尼诺南移影响而无法预知可以得到何种资源时的明智的适应行为。在当地条件恶化时，土著居民只是迁往一个暂时条件较好的地区。他们不是依赖几种可能歉收的作物，而是在丰富多样的野生食物的基础上发展经济，从而把风险减少到最低限度，因为所有这些野生食物不可能同时告乏。他们不是使人口在超过资源时挨饿而发生波动，而是维持较少的人口，这样在丰年时固然有丰富的食物可以享用，而在歉收时也不致有饥馁之虞。 ，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用来代替粮食生产的是所谓的“火耕农业”。土著居民把周围的土地加以改造和整治，以提高可食用植物和动物的产量，而不用借助栽培和养殖。特别是，他们有意识地把周围很大一部分土地放火焚烧。这样做可以达到几个目的：火把立即可以杀来吃的动物赶出来；火把茂密的植丛变成了人们可以更容易通行的稀树草原；稀树草原也是澳大利亚主要的猎物袋鼠的理想的栖息地；火还促使袋鼠吃的嫩草和土著居民自己吃的蕨根的生长。我们把澳大利亚土著看作是沙漠居民，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不是这样的人。他们的人口密度随雨量的变化而变化(因为雨量决定着陆地野生动植物食物的产量)，也随着江河湖海水产的丰富程度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土著人口密度最高的，是在最潮湿的、物产最丰富的地区：东南部的墨累—达令河水系、东部和北部海岸和西南角。这些地区也开始养活了现代澳大利亚人口最稠密的欧洲移民。我们所以把土著看作是沙漠居民是因为欧洲人或者把他们杀死，或者把他们从最合意的地区赶走，这样，最后的完好无损的土著人群体也只有在那些欧洲人不愿去的地区才能找到了。在过去5000年内，在那些物产丰富的地区中，有些地区发生了土著强化食物采集方法和土著人口密度增加的现象。在澳大利亚东部发明了一些技术，用滤掉毒素或使毒素发酵的办法，使大量的含有淀粉然而毒性极强的铁树种子变得可以食用。澳大利亚东南部以前未得到开发的高原地区，开始有土著在夏季经常来光顾，他们不但饱餐铁树的坚果和薯蓣，而且还大吃特吃大群潜伏不动的移栖飞蛾，这种蛾子叫做博贡蛾，烤了吃有炒栗子的味道。另一种逐步形成的强化了的食物采集活动，是墨累—达令河水系的鳗鲡养殖，这里沼泽中的水位随着季节性的雨量而涨落。当地的澳大利亚人修建了长达一英里半的复杂的沟渠系统，使鳗鲡的游动范围从一个沼泽扩大到另一个沼泽。捕捉鳗鲡用的是同样复杂的鱼梁、安故在尽头边沟上的渔栅和在墙洞里故上鱼网的垒在沟渠上的石墙。在沼泽中按不同水位安放的渔栅随着水位的涨落而发生作用。虽然当初修建这样的“养鱼场”必然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但它们以后却养活了许多人。19世纪的一些欧洲观察者在鳗鲡养殖场旁边发现了由十几间土著的房屋组成的村庄，一些考古遗迹表明，有些村庄竟有多达146间的石屋，可见这些村庄的季节性居民至少有几百人之多。澳大利亚东部和北部的另一项发展，是收获野生黍子的籽实，这是与中国早期农业的一种主要作物蜀黍同属的一种植物。黍子用石刀收割，堆成了垛，用摔打来脱粒教，然后贮藏在皮袋或木盘里，最后用磨石磨碎。在这过程中使用的几种工具，如石头镰刀和磨石，类似于新月沃地为加工其他野生禾本科植物的种子而独立发明出来的那些工具。在澳大利亚土著所有的获取食物的方法中，收获黍子也许是最有可能最终演化为作物种植的一种方法。　　同过去5000年中强化食物采集一起产生的，是一些新型的工具。小型的石片和三角石刀若按重量计算，每磅石器所提供的锋刃长度大于被它们所取代的大型石器。锋刃经过打磨的短柄石斧，一度在澳大利亚只有局部地区才有，这时已变得普遍了。在过去的几千年中，贝壳做的渔钩也出现了。　　为什么澳大利亚没有发展出金属工具、文字和复杂政治结构的社会?一个主要的原因是那里的土著仍然以狩猎采集为生，而我们已在第十二到第十四章看到，这些发展在别处只有在人口众多、经济专业化的粮食生产者社会里出现。此外，澳大利亚的干旱、贫瘠和气候变化无常，使它的狩猎采集人口只能有几十万人。同古代中国或中美洲的几千万人相比，那意味着澳大利亚潜在的发明者要少得多，采用借助新发明来进行试验的社会也少得多。它的几十万人也没有组成关系密切相互影响的社会。土著的澳大利亚是由一片人口十分稀少的沙漠组成的，沙漠把它分闲成几个物产比较丰富的生态“孤岛”，每一个这样的孤立地区只容纳这个大陆的一小部分人口，而且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相互影响也由于间隔着的距离而减弱了。甚至在这个大陆东侧相对湿润和肥沃的地区内，社会之间的交流也由于从东北部的昆士兰热带雨林到东南部的维多利亚温带雨林之间的1900英里距离而受到了限制，这个距离无论在地理上还是在生态上都相当于从洛杉矾到阿拉斯加的距离。在澳大利亚，地区性的或整个大陆的某些明显的退步现象，可能是由于它的一些人口中心与世隔绝和居民相对稀少所致。回飞镖是典型的澳大利亚武器，但却在澳大利亚东北部的约克角半岛被弃置不用。欧洲人碰到的澳大利亚西南部土著不吃有壳的水生动物。澳大利亚考古遗址中出现的大约5000年前的那种小型三角石刀究竟有什么用途，还仍然难以确定。虽然有一种方便的解释认为，它们可能被用作矛头和箭头倒钩，人们猜想它们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用在箭上的三角石刀和箭头倒钩是同样的东西。如果这就是它们的用途，那么现代新几内亚有弓箭而澳大利亚却没有弓箭这个谜就更加难解了。也许在整个澳大利亚大陆曾经有—阵子采用过弓箭，但后来又放弃了。所有这些例子使我们想起了日本放弃过枪支，波利尼西亚大部分地区放弃过弓箭和陶器，以及其他一些与世隔绝的社会放弃过其他一些技术(第十二章)。澳大利亚地区最大的技术损失发生于澳大利亚东南部海岸外130英里的塔斯马尼亚岛。今天的塔斯马尼亚岛与澳大利亚之间浅水的巴斯海峡，在更新世海平面低的那个时候还是干燥的陆地，居住在塔斯马尼亚岛上的人是先后分布在整个扩大了的澳大利亚的人口的一部分。当巴斯海峡在大约1万年前终于被海水淹没时，塔斯马尼亚人和澳大利亚太陆人之间的联系中断了，因为这两个群体都没有能够顺利渡过巴斯海峡的水运工具。从那以后，塔斯马尼亚岛上4000个以狞猎采集为生的人就失去了同地球上所有其他人类的联系，而生活在只有从科幻小说才能读到的一种与世隔绝的状态之中。塔斯马尼亚人终于在公元1642年接触到了欧洲人，那时他们只是世界上物质文化最简单的民族。他们同大陆上的土著—样，也是没有金属工具的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但他们也缺乏在大陆上已很普遍的许多技术和人工制品，包括有倒钩的矛、各种骨器、回飞镖、打磨的石器、有柄的石器、鱼钩、鱼网、有叉尖的矛、渔栅，以及捕鱼和吃鱼、缝纫和生火的习俗。在这些技术中，有些可能只是在塔斯马尼亚与大陆隔绝后引进大陆的，或者可能就是在大陆发明的。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断定，塔斯马尼亚的极少的人们并没有为自己独立地发明了这些技术。这些技术中还有一些是在塔斯马尼亚仍是澳大利亚大陆一部分的时候被带到塔斯马尼亚来的，不过随后又在塔斯马尼亚的文化孤立中失去了。例如．塔斯马尼亚的考古记录用文献证明了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渔场消失了，骨钻、骨针和其他骨器也消失了。至少还有3个较小的岛(弗林德斯岛、坎加鲁岛和金岛)在大约1万年前由于海平面上升而脱离了澳大利亚或塔斯马尼亚，在这3个岛上，原来可能有大约200人到400人的人口已全部灭绝了。因此，塔斯马尼亚和这3个较小的岛屿，以极端的形式证明了一个对世界史具有广泛的潜在意义的结论。只有几百人的群体在完全与世隔绝的状态下是不可能无限期地生存下去的。一个有4000人的群体能够生存1万年，但在文化上要失去相当多的东西，同时也引人注目地没有什么发明创造，剩下的只是一种无比简单的文化。澳大利亚大陆上的30万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在数目上比塔斯马尼亚人多，也不像塔斯马尼亚人那样与世隔绝，但它的人口仍然是各大陆中最少的．也是各大陆中最与世隔绝的。关于澳大利亚大陆有文献证明的技术退步的例子和关于塔斯马尼亚的这个例子表明，同其他各大陆民族的全部业绩相比，澳大利亚本地人的有限业绩，可能一部分来自与世隔绝状态和由于人口太少而对技术的发展与保持所产生的影响——就像对塔斯马尼亚所产生的那些影响一样，只是影响的程度没有那么大罢了。不言而喻，这种影响可能就是最大的大陆(欧亚大陆)与依次较小的大陆(非洲、北美洲和南美洲)之间在技术上产生差异的原因。为什么较先进的技术没有从邻近的印度尼西亚和新几内亚传入澳大利亚?就印度尼西亚而言，它与澳大利亚西北部隔着大海，生态环境差异很大。此外，直到几千年前，印度尼西亚本身也是—个文化和技术落后地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从4万年前澳大利亚最早有人定居时起到公元前1500年左右澳洲野犬出现时止，有任何新技术或动植物新品种是从印度尼西亚传入澳大利亚的。　　澳洲野犬在南岛人对外扩张的极盛时期从中国华南通过印度尼西亚传入澳大利亚。南岛人成功地在印度尼西亚各个岛屿定居下来，其中包括离澳大利亚最近的两个岛屿——帝汶岛和丹宁巴群岛(分别距离现代澳大利亚仅为275英里和36英里)。由于南岛人在其横渡太平洋进行扩张的过程中走过了非常远的海上距离，因此我们可能不得不假定他们曾多次到过澳大利亚，即使我们没有澳洲野犬这个证据来证明这一点。在历史上，每年都有一些张帆行驶的独木舟从印度尼西亚的苏拉威西岛(西里伯斯岛)的望加锡地区到澳大利亚西北部来访问，直到澳大利亚政府于1907年禁止了这种造访。考古证据表明，这种访问可以追溯到公元1000年左右．很有可能更早。这些访问的主要目的是要得到海参。海参是海星的亲缘动物，作为一种著名的催欲剂和珍贵的汤料从望加锡出口到中国。当然，在望加锡人一年一度的访问期间发展起来的贸易，在澳大利亚西北部留下了许多遗产。望加锡人在他们的海岸营地种下了罗望子树，并同土著妇女生儿育女。布、金属工具、陶器和玻璃带来作为贸易物品．然而土营居民却没有学会自己来制造这些物品。土著居民从望加锡人那里学到了一些外来词、一些礼仪以及使用张帆行驶的独木舟和用烟斗吸烟的习俗。　　但这些影响都没有能改变澳大利亚社会的基本特点。由于望加锡人的到来，一些事情发生了，但更为重要的却是没有发生的事。这就是望加锡人没有在澳大利亚定居下来——这无疑是因为印度尼西亚对面的澳大利亚西北部地区过于干旱，不适于发展望加锡的农业。如果印度尼西亚的对面是澳大利亚东北部的热带雨林或热带草原，望加锡人可能已定居下来了，但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到过那么远的地方。既然只有很少的望加锡人到这里来作短暂停留而从未深入内陆腹地，他们所能接触到的就只有生活在沿海一小片地区的几个澳大利亚人群体。甚至这少数澳大利亚人也只是看到一小部分的望加锡文化和技术，而不是一个有稻田、猪、村庄和作坊的全面的望加锡社会。由于澳大利亚人仍然是四处流浪的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他们所得到的就只有那几种适合他们的生活方式的望加锡产品和习俗。张帆行驶的独木舟和烟斗，得到了；锻铁炉和猪，没有得到。比澳大利亚人抵制印度尼西亚的影响显然更加令人惊异的是他们抵制新几内亚的影响。说新几内亚语并且有猪、有陶器和弓箭的新几内亚农民，在叫做托雷斯海峡的一衣带水的对面就是说澳大利亚语、没有猪、没有陶器和弓箭的澳大利亚狩猎采集族群。而且，托雷斯海峡不是一道水面开阔的天然屏障，而是星里点点地散布着一系列岛屿．其中最大的一个岛(穆拉勒格岛)距离澳大利亚海岸不过10英里之遥。澳大利亚和这些岛屿之间以及这些岛屿和新几内亚之间都有经常的贸易往来。许多土著妇女嫁到了穆拉勒格岛，她们在岛上看到了园圃和弓箭。新几内亚的这些特点竞没有传到澳大利亚来，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托雷斯海峡的这种文化障碍之所以令人惊讶，仅仅是因为我们可能错误地使自己构想了澳大利亚海岸外10英里处的一个有集约型农业和猪的成熟的新儿内亚社会。事实上，约克角土著从未见过任何一个大陆新几内亚人。不过，在新几内亚与离它最近的岛屿之间、然后在这些岛屿与托雷斯海快中途的马布伊格岛之间、再后在巴社岛与穆拉勒格岛之间、最后又在穆拉勒格岛与约克角之间，都有贸易关系。　　沿着这个岛群向前，新几内亚的社会就显得每况愈下。在这些岛上猪很少或者根本没有。沿托雷斯海峡的新几内亚南部低地居民不从事新几内亚高原地区的那种集约型农业，而是刀耕火种，主要靠海产、打猎和采集为生。甚至这种刀耕火种的习惯，从新几内亚南部沿着这个岛群到澳大利亚，也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离澳大利亚最近的穆拉勒格岛本身也因干旱而不适于农业，所以只能养活很少的人口，而这些人主要靠海产、野生薯蓣和红树果子来维持生存。因此，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隔着托雷斯海峡的相互联系使人想起了小孩子的传话游戏：孩子们坐成一圈，一个孩子凑着第二个孩子的耳朵把一个词轻轻地说给他听，第二个孩子又把他认为他听到的那个词轻轻地说给第三个孩子听，这样，最后一个孩子最后轻轻地再说给第一个孩子听的那词就同原来的那个词毫不相干。同样，沿托雷斯海峡话岛进行的贸易也是一种传话游戏，最后到了约克角土著手中的是一种与新几内亚社会完全不同的东西。此外，我们也不应把穆拉勒格岛民同约克角土著之间的关系想像成一种从未间断的友好聚餐，土著迫边不及待地从海岛老师那里汲取文化。实际上，贸易和战争交替进行，而战争的目的则是割取敌人的首级做战利品和把女人捉来做老婆。尽管新几内亚文化由于距离和战争而受到了削弱，但新几内亚的某种影响还是到达了澳大利亚。通婚给约克角半岛南部带来了某些新几内亚体貌特征，如卷发而不是直发。约克角的4种语言有澳大利亚罕见的音素，这可能是由于受到新几内亚一些语言的影响。传进来的最重要的东西中，有澳大利亚内陆普遍使用的新几内业贝壳鱼钩，还有在约克角半岛南部流行的带有舷外浮材的新几内亚独木舟。新几内亚的鼓、举行仪式时戴的面具、葬礼柱和烟斗，也在约克角被采用了。但约克角的土著并没有采用农业．这一部分是因为他们在穆拉勒格所看到的农业已经微不足道了。他们也没有选择养猪，因为在那些岛上猪很少或者报本没有．也因为无论如何没有农业就不可能养猪。他们也没有采用弓箭，而是仍然使用他们的长矛和掷矛器。澳大利亚很大，新几内亚也很大。但这两个巨大陆块之间的接触，只限于几小批只有很少新几内亚文化的托雷斯海峡岛民与几小批约克角土著的相互影响。约克角土著群体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而决定使用长矛而不使用弓箭，以及不采纳他们所看到的已经削弱了的新几内亚文化的某些其他特点，从而妨碍了新几内亚这些文化特点向澳大利亚其余所有地区的传播。结果，除了贝壳鱼钩，再没有任何其他新几内亚文化特点传播到澳大利亚腹地了。如果新几内亚气候凉爽的高原地区的几十万农民与澳大利亚东南部气候凉爽的高原地区的土著有过密切的接触，那么，集约型粮食生产和新几内亚文化向澳大利亚的大规模传播就可能接踵而来。但新几内亚高原地区同澳大利亚高原地区之间隔着2000英里的生态环境差异很大的地带。就澳大利亚能有多少机会看到并采用新几内亚高原地区的做法这一点来说，新几内亚高原地区不妨说就是月亮里的山。总之，虽然澳大利亚石器时代的四处流浪的狩猎采集族群与石器时代的新几内亚农民及铁器时代的印度尼西亚农民都有过贸易往来，但他们始终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变，这初看起来似乎是表明了澳大利亚土著出奇的顽固不化。但更进一步的考察就可发现，这不过是反映了地理条件在人类文化和技术传播中的无处不在的作用。　　我们仍然需要考虑一下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石器时代的社会同铁器时代的欧洲人相遭遇的情况。1526年，一个葡萄牙航海家“发现了”新几内亚；1828年，荷兰宣布对它的西半部拥有主权；1884年，英国和德国瓜分了它的东半部。第一批欧洲人在海岸地区定居下来，他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深入内陆，但到1960年，欧洲人的政府已经对新几内亚的大部分地区建立了政治控制。　　欧洲人到新几内亚去殖民，而不是新几内亚人到欧洲来殖民，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欧洲人有远洋船只和罗盘，可以用来帮助他们前往新几内亚；他们有书写系统和印刷机，可以用来印刷地图、描述性的报告和有助于建立对新几内亚的控制的行政文书；他们有政治机构，可以用来组织船只、士兵和行政管理；他们还有枪炮，可以用来向以弓箭和棍棒进行抵抗的新几内亚人射击。然而，欧洲移民的人数始终很少，今天新几内亚的人口仍然以新几内亚人为主。这同澳大利亚、美洲和南非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在那些地方，欧洲人的殖民地数量多、时间久，在广大地区内取代了原来的土著人口。为什么新几内亚却不同呢?一个主要的因素在19世纪80年代之前挫败了所有欧洲人想要在新几内亚低地地区定居的企图：这个因素就是疟疾和其他热带疾病，虽然其中没有一种是第十一章讨论的那种急性群众性流行传染病。在这些未能实现的对低地地区殖民的计划中，最雄心勃勃的计划是法国侯爵德雷伊于1880年左右在附近的新爱尔兰岛组织的，结果1000个殖民者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死掉了930人。即使在今天能够得到现代医药治疗的情况下，我的许多美国朋友和欧洲朋友还是由于疟疾、肝炎和其他疾病而被迫离开，而新几内亚留给我个人的健康遗产则是我得了一年的疟疾和一年的痢疾。在欧洲人正在被新几内亚低地地区的病菌击倒的时候，为什么欧亚大陆的病菌没有同时击倒新几内亚人?有些新几内亚人的确受到了传染，但并没有达到杀死澳大利亚和美洲大多数土著那样大的规模。对新几内亚人来说，幸运的是在19世纪80年代前新几内亚没有永久性的欧洲人殖民地．而到了这个时候，公共卫生方面的发现已经在控制欧洲人口中的天花和其他传染病方面取得了进展。此外，南岛人的扩张在3500年中已经把一批又一批的印度尼西亚的移民和商人带到了新几内亚。由于亚洲大陆的一些传染病已在印度尼西亚滋生繁衍，新几内亚人因此而长期地接触到这些疾病，所以逐渐形成了比澳大利亚土著多得多的抵抗力。在新几内亚，欧洲人不为严重的健康问题而苦恼的唯一地区，是超过发生疟疾的最大海拔高度的高原地区。但高原地区已为人口稠密的新几内亚人所占据，欧洲人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到达这里。到这时，澳大利亚政府和荷兰殖民政府不再愿意像以前几个世纪欧洲殖民主义时期那样，通过大批杀死土著族群或把他们赶出他们的土地，来开放土地供建立白人殖民地之用。　　对想要成为移民的欧洲人来说，剩下的一个障碍是，在新几内亚的环境和气候条件下，欧洲的作物、牲口和生存方法没有一个地方取得成功。虽然引进的美洲热带作物如南瓜、玉米和马铃薯现在已有少量种植，茶和咖啡种植园也已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原地区建立起来，但欧洲的主要作物如小麦、大麦和豌豆一直未能占主导地位。引进的牛和山羊也是少量饲养，它们同欧洲人一样，也为一些热带疾病所折磨。在新几内亚的粮食生产中占主导地位的仍是新几内亚人在过去几千年中予以完善的那些作物和农业方法。所有这些疾病、崎岖的地形和生存问题，是使欧洲人离开新几内亚东部(现在的独立国家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部分原因，这个地区为新几内亚人所占有和管理，不过他们却把英语作为他们的官方语言，用英语字母书写，生活在以英国为模本的民主政治制度之下，并使用在海外生产的枪炮。在新几内亚西部结果就不一样，印度尼西亚于1963年从荷兰人手中接管了这个地区，并被更名为伊里安查亚省。这个省现在为印度尼西亚人治理和享有。它的农村人口的绝大多数仍是新几内亚人，但由于政府鼓励印度尼西亚移民的政策，它的城市人口是印度尼西亚人。由于长期接触疟疾和其他一些与新几内亚人共有的热带疾病，印度尼西亚人没有像欧洲人那样碰到了一道强大的病菌障碍。对于在新几内亚生存问题，他们也比欧洲人有更充分的思想推备，因为印度尼西亚的农业已经包括香蕉、甘薯和其他一些新几内亚农业的主要作物。伊里安查亚省正在发生的变革，代表了在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持下继续进行3500年前开始到达新几内亚的南岛人的扩张。印度尼西亚人就是现代的南岛人。　　欧洲人在澳大利亚殖民，而不是澳大利亚土著在欧洲殖民，其原因同我们刚才在新几内亚这个例子上看到的一样。然而，新几内亚人和澳大利亚土著的命运却是不同的。今天的澳大利亚为2000万非土著所居住和管理．他们大多数都是欧洲人的后裔，同时由于澳大利亚于1973年放弃了先前的白人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有越来越多的亚洲人来到了澳大利亚。土著人口减少了万分之八十，从欧洲殖民地时代的30万人左右下降到1921年最低点6万人。今天的土著构成了澳大利亚社会的最底层。他们有许多人住在布道站或政府保留地里，或者为白人放牧而住在畜牧站里。为什么土著的境况比新几内亚人差得这么多?根本的原因是澳大利亚适于(在某些地区)欧洲人发展粮食生产和定居，再加上欧洲人的枪炮、病菌和钢铁在消灭土著中所起的作用。虽然我已着重指出了澳大利亚的气候和土壤所造成的种种不利之处，但它的一些最富饶或最肥沃的地区仍然有利于欧洲的农业。现在在澳大利亚温带农业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欧亚大陆温带的土要作物小麦(澳大利亚的主要作物)、大麦、燕麦、苹果和葡萄，再加上原产非洲萨赫勒地带的高梁和棉花以及原产安第斯山脉的马铃薯。澳大利亚东北部热带地区(昆士兰)已超出了新月沃地作物的最佳生长范围，来自欧洲的农民在这些地区引进原产新几内亚的甘蔗、原产热带东南亚的香蕉和柑橘和原产热带南美的花生。至于牲口，欧亚大陆的绵羊使粮食生产扩大到澳大利亚的不适于农业的贫瘠地区成为可能，而欧亚大陆的牛则成为较湿润地区饲养的牲口之一。因此，澳大利亚粮食生产的发展必须等待非本地作物和牲口的引进，这些作物和牲口是在世界上气候相似的地区驯化的，而这些地方过于遥远，如果没有越洋船只的运输，那里的驯化动植物是到不了澳大利亚的。和新几内亚不同，澳大利亚大部分地区都没有严重到可以令欧洲人望而却步的疾病。只有在热带的澳大利亚北部，疟疾和其他热带疾病迫使欧洲人在19世纪放弃了他们建立殖民地的企图，只有随着20世纪医药的发展，这种企图才得以实现。当然，澳大利亚土著是欧洲人发展粮食生产的障碍，尤其是因为可能是最富饶的农田和产奶地区当初曾养活澳大利亚土著中人口最稠密的狩猎采集族群。欧洲人的拓殖用两种办法减少了土著的人数。一个办法就是开枪把他们打死，在19世纪和18世纪晚些时候，欧洲人认为这是一种可以接受的选择，到20世纪30年代他们进入新几内亚高原地区时，他们就很少这样考虑了。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屠杀于1928年发生在艾利斯斯普林斯，共杀死了31个土著。另一个办法就是欧洲人引进的病菌，对这些病菌土著居民还没有机会获得免疫力或形成自然的抵抗力。1778年，第一批欧洲移民到达悉尼，不到一年，死于流行病的土著居民的尸体便随处可见。有案可查的主要的致命疾病有天花、流行性感冒、麻疹、伤寒、斑疹伤寒、水痘、百日咳、肺结核和梅毒。在所有适于欧洲人发展粮食生产的地区，独立的土著社会就被用这两种办法消灭了。唯一的或多或少完好无损地幸存下来的社会，是对欧洲人无用的澳大利亚北部和西部地区的社会。在欧洲人殖民的—个世纪内，有4万年历史的土著传统基本上被消灭殆尽。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我在本章开始后不久提出的那个问题了。英国白人殖民者在对一个大陆进行殖民的几十年时间内创造了一个有文字的、从事粮食生产的工业民主，而这个大陆上的居民在经过了4万多年之后仍然过着四处流浪的狩猎采集生活。除了假定土著本身的种种缺点，我们怎样才能对这个事实作出解释呢?这是否就是对人类社会演化的一个完全的对照实验，使我们不得不接受一种简单的种族主义的结论?　　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很简单。英国白人殖民者并没有在澳大利亚创造出一个有文字的、从事粮食生产的工业民主。他们不过是把所有这些成分从澳大利亚以外的地入引进罢了。这些成分包括家畜、各种作物(澳洲坚果除外)、冶金知识、蒸汽机、枪炮、字母、政治机构、甚至病菌。所有这些都是在欧亚大陆环境下1万年发展的最后产物。由于地理的偶然因素，1788年在悉尼登陆的那些殖民者继承了这些成分。欧洲人从来没有学会在没有他们所继承的欧亚大陆技术的情况下如何在澳大利亚或新几内亚生存。罗伯特·伯克和威廉·威尔斯聪明得能学会写字，但要在土著生活的澳大利亚沙漠生存下去，他们的聪明就不够用了。在澳大利亚创造社会的人是澳大利亚的土著。当然，他们所创造的社会不是一个有文字的、从事农业生产的工业民主的社会。其原因是由澳大利亚的环境特点直接造成的。　　　　第十六章　　中国是怎样成为　　中国人的中国的　　外来移民、鼓励启用少数民族成员及妇女的赞助性行动、多种语言的使用、种族的多样性——我生活的加利福尼亚州曾是这些有争议的政策的倡导者之一，现在它又在带头强烈反对这些政策。我的儿子在洛杉矶公立学校就读，只要向这些学校的教室里看上一眼，你就会发现关于这些政策的抽象辩论就像这些孩子们的脸一样具体而实际。这些孩子代表了在家里说的80多种语言，而说英语的白人却成了少数。我的儿子们的每一个在一起玩耍的伙伴的父母或祖父母中，至少有—人是在美国以外的地方出生的：我自己的儿子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4人中有3个不是出生在美国。不过，外来移民仅仅是恢复美洲保持了数千年之久的种族多样性而已。在欧洲人定居前，美国大陆是数以百计的印第安部落和语言的发源地，只是在最近的几百年内才受到单一政府的控制。在这些方而，美国是一个完全“正常的”国家。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6个国家中，除一国外，其余都是不久前实现政治统一的民族大熔炉，仍然保持着几百种语言和种族群体。例如，俄国曾是一个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小小的斯拉夫国家，直到公元1582年它才开始向乌拉尔山脉以外的地区扩张。从那时起直到19世纪，俄国开始并吞丁了几十个非斯拉夫民族，其中许多民族仍然保有自己原来的语言和文化特性。正如美国的历史就是关于我们大陆的广大地区如何成为美国人的地区的故事—样，俄国的历史就是关于俄国如何成为俄国人的俄国的故事。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西也是不久前的政治创造(或者就印度的情况而言是政治再创造)，它们分别是大约850种、670种和210种语奋的发源地。近代民族大熔炉这一普遍现象的重大例外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今天的中国无论在政治上、文化上或是语言上似乎都是一个大—统的国家，至少在外行人看来是这样。它在公元前2211年就已在政治上统一了，并从那时起在大多数世纪中一直保持着统一的局面。自从中国开始有文字以来，它始终只有一个书写系统，而现代欧洲则在使用几十种经过修改的字母。在中国的12亿人中有8亿多人讲官话，这是世界上作为本族语使用的人数最多的语言。还有大约3亿人讲另外7种语言，这些语言和官话的关系以及它们彼此间的关系，就像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的关系一样。因此，不但中国不是一个民族大熔炉，而且连提出中国是怎样成为中国人的中国这个问题都似乎荒谬可笑。中国一直就是中国人的，几乎从它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的早期阶段就是中国人的了。对于中国的这种表面上的统一，我们过分信以为真，以致忘记了这多么令人惊讶。我们本来就不应该指望有这种统一，这里有一个遗传上的原因。虽然有一种从人种上对世界各民族的不精确的分类法把所有中国人统统归入蒙古人种，但这种分类所掩盖的差异比欧洲的瑞典人、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之间的差异大得多。尤其是，中国的华北人和华南人在遗传上和体质上都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华北人像西藏人和尼泊尔人，而华南人则像越南人和菲律宾人。我的华北朋友和华南朋友常常一眼就能从体貌上把彼此区别开来：华北人往往个子较高，身体较重．鼻子较尖，眼睛较小，眼角更显“上斜”。中国的华北和华南在环境和气候方面也有差异：北方比较干燥也比较冷；南方比较潮湿也比较热。在这些不同的环境里产生的遗传差异，说明华北人和华南人之间有过适度隔离的漫长历史。但这些人到头来却又有着相同的或十分相似的语言和文化，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世界上其他一些地方虽然有人长期定居，但语言并不统一，从这一点来看，中国在语言上明显的近乎统一也就令人费解了。例如，我们在上一章看到，新几内亚的面积不到中国的十分之一，它的人类历史也只有大约4万年，但它却有1000种语言，包括几十个语族，这些语族之间的差异要比中国8种主要语言之间的差异大好多。西欧在印欧语传入后的6000——8000年中，逐步形成或获得了大约40种语言，包括像英语、芬兰语和俄语这样不同的语言。然而，有化石证明，50多万年前中国便已有人类存在了。在这样长的时间里，必然会在中国产生的那成千上万种不同的语言到哪里去了?这种怪事暗示，中国过去也曾经是形形色色、变化多端的．就像其他所有人口众多的国家现在仍然表现出来的那样。中国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它在早很多的时候便已统一了。它的“中国化”就是在一个古代得民族大熔炉里使一个广大的地区迅速单一化，重新向热带东南亚移民，并对日本、朝鲜以及可能还有印度发挥重大的影响。因此，中国的历史提供了了解整个东南亚历史的钥匙。本章就是要讲一讲关于中国是怎样成为中国人的中国的这个故事。方便的起始点就是一幅详细的中国语言地图(见图16．1及16．2)。对我们所有习惯于把中国看作铁板一块的人来说，看一看这幅地图真叫人大开眼界。原来．中国除了8种“大”语言——官话及其7个近亲(常常只是被统称为“中国话”)，说这些语言的人从1100万到8亿不等——还有130多个“小”语种，其中许多语种只有几千人使用。所有这些“大”、“小”语种分为4个语族，它们在分布密度上差异很大。　　官话及其亲属语言，它们构成了汉藏语系中的汉语族，连续分布在中国的华北和华南。人们可以从中国东北徒步穿行整个中国到达南面的北部湾。而仍然没有走出说官话及其亲属语言的人们所居住的土地。其他3个语族的分布零碎分散，为一些“聚居区”的人们所使用，被说汉语和其他亲属语言的人的“汪洋大海”所包围。　　特别分散的是苗瑶(亦称曼一勉)语族的分布，这个语族包括600万人，大约分为5种语言，带有富于色彩的名称：红苗语、白苗语(亦称条纹苗语)、黑苗语、绿苗语(亦称蓝苗语)和瑶语。说苗瑶语的人生活在几十个孤立的小块地区，被其他语族的人所包围，它们散布在一个50万平方英里的地区内，从华南一直延伸到泰国。来自越南的10多万说苗语的难民把这个语文带到了美国，不过他们在美国却是以这个语族的另一名称曼语而更为人所知。　　另一个零碎分散的语系是南亚语系，这个语系中使用最广泛的语言是越南语和柬埔寨语。 600万说南亚语的人的分布地区，从东面的越南到南面的马来半岛，再到西面的印度。中国语族中的第4个也是最后一个语支是傣一加岱语支(包括泰语和老挝语)，这个语支有5000万人，其分布从华南向南进人泰国半岛，向西到达缅甸。　　当然，今天说苗瑶语的人的分布之所以如此零碎分散，不是由于古代有什么直升飞机把他们东一处西一处地投掷在亚洲大地上。人们倒是可以猜想他们本来具有一种比较近乎连续的分布，后来之所以变得零碎分散．是由于其他语族的人进行扩张，或诱使说苗瑶语的人放弃自己的语言。事实上，语言分布的这种变得零碎分散的过程，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在过去的2500年内发生的，作为历史事实这有充分的文献可资证明。现代说泰语、老挝语和缅甸语的人的祖先，都是在历史上从华南和邻近地区迁往现在的地点，相继淹没了早先移民在那里定居的后代。说汉语的族群特别卖力地取代其他族群，并在语言上改变他们．因为说汉语的族群鄙视其他族群，认为他们是原始的劣等族群。从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前221年的中国周朝的历史记载，描写了一些说汉语的诸侯国对中国大部分非汉语人口的征服和吸收。我们可以利用几种推理尽可能地重新绘制出几千年前的东亚语言地图。首先，我们可以把已知的最近几千年的语言扩张史颠倒过来。其次，我们可以作这样的推理：如果现代的某些地区只有一种语言或有亲属关系的语族，而这一语言或语族又占有一个广大的连续地区，那么这些地区就证明了这一语族在地理上的扩张，只是由于时间还不够长，它还没有来得及分化成许多语言。最后，我们还可以作反向的推理：如果在现代的某些地区内存在着属于某一特定语系的语言高度多样性现象，那么这些地区差不多就是该语系的早期分布中心。运用这3种推理来拔回语言时钟，我们就能断定：中国的华北原先为说汉语和其他汉藏语的人所占据；华南的不同地区在不同时间里为说苗瑶语、南亚语和傣一加岱语的人所占据；而说汉藏语的人取代了整个华南地区大多数说其他这些语言的人。一种甚至更加引人瞩目的语言剧变想必席卷了从热带东南亚到中国南部的整个地区——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越南和马来半岛。不管当初在那些地方说过什么语言，现在必定都已全部消亡了，因为这些国家的所有现代语言似乎都是近代的外来语，主要来自中国华南，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来自印度尼西亚。鉴于苗瑶语在今天几乎无法继续存在这一情况，我们还可以猜测当年华南除苗瑶语、南亚语和傣一加岱语外，可能还有其他一些语族，不过其他这些语族没有留下任何幸存的现代语言罢了。我们还将看到，南岛语系(所有菲律宾和波利尼西亚语言属于这…语系)可能就是从中国大陆消失的其他这些语系之一，而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一语系，仅仅因为它传播到了太平洋诸岛并在那里存在下来。东亚的这种语言更替使我们想起了欧洲语言尤其是英语和西班牙语向新大陆传播的情况。新大陆以前曾是一千种或更多的印第安语言的发源地。我们从我们的近代史得知，英语不是仅仅因为印第安人听起来悦耳才终于取代了美国的印第安语吉的。相反，这种更替需要说英语的移民通过战争、屠杀和带来的疾病来杀死大多数印第安人，使幸存的印第安人不得不采用英语这个新的多数人的语言。语言更替的直接原因是外来的欧洲人在技术上和政治组织上所拥有的对印第安人的优势，而这种优势归根结底又是来自早就出现粮食生产所带来的优势。澳大利亚土著语言为英语所更替以及非洲赤道以南地区原来的俾格米和科伊桑语言为班图语所更替．基本上都经历了同样的过程。因此，东亚的语言剧变提出了一个相应的问题：是什么使说汉藏语的人得以从中国的华北迁往华南，使说南亚语的人和说原为中国华南语族其他语言的人得以向南进入热带东南亚?这里，我们必须求助于考古学，看一看是否有证据表明某些亚洲人在技术、政治和农业方面获得了对其他亚洲人的优势。　　与在世界上其他每一个地方一样，东亚的大部分人类历史的考古记录，仅仅显示了使用粗糙石器并且没有陶器的狩猎采集族群的遗迹。在东亚，表明情况有所不同的最早证据来自中国，因为那里出现了公元前7500年左右的作物残迹、家畜的骨头、陶器和打磨的(新仓器时代的)石器。这个年代距离新石器时代和新月沃地粮食生产开始的时间不到1000年。但由于在这之前1000年的中国情况在考古上知之甚少．我们目前还无法确定中国粮食生产的开始究竟与新月沃地同时，还是稍早或稍晚。至少，我们可以说，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动植物驯化中心之一。中国实际上可能有两个或更多的独立出现粮食生产的中心。我已经提到过中国凉爽、干燥的北方与温暖、潮湿的南方在生态方面的差异。即使在同一纬度，沿海低地与内陆高原之间也存在着生态差异。不同的野生植物生长在这些根本不同的环境里，因此中国不同地区的早期农民对这些植物可能会有不同的利用。事实上，已经验明的最早作物是华北的两种耐旱的黍子，而华南的水稻则表明可能存在南北两个不同的植物驯化中心。　　中国的一些考古遗址不但有最早的作物证据，而且还有驯养的猪、狗和鸡的骨头。除了这些驯养的动物和作物，渐渐又有了中国的其他许多驯化动植物。在这些动物中，水牛是最重要的(用于拉犁)，而蚕、鸭和鹅则是另一些最重要的动物。后来的一些为人们所熟悉的作物包括大豆、大麻、柑桔、茶叶、杏、桃和梨。此外，正如欧亚大陆的东西轴向使许多这样的中国动物和作物在古代向西传播一样，西亚的驯化动植物也向东传播到中国，并在那里取得重要的地位。西亚对古代中国经济特别重大的贡献是小麦和大麦、牛和马以及(在较小的程度上)绵羊和山羊。和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一样，粮食生产在中国逐步产生了其他一些在第十一到第十四章所讨论的“文明”标志。中国非凡的青铜冶炼传统开始于公元前3000年至2000年间，最后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导致在中国发展出世界上最早的铸铁生产。其后的1500年则是第十三章提到的中国技术发明的大量涌现时期，这些发明包括纸、罗盘、独轮车和火药。筑有防御工事的城市在公元前第三个一千年间出现了，墓葬形制出现了很大变化，有的朴素无华，有的陈设奢侈，这表明出现了阶级差别。保卫城市的高大城墙、巨大的宫殿、最后还有沟通中国南北的大运河(世界上最长的运河，全长1000多英里)，证明等级社会已经出现．因为只有这样的社会的统治者才能把大量的平民劳动力动员起来。现在保存下来的文字是在公元前第二个一千年间出现的，但也可能出现得更早。我们关于中国出现了城市和国家的考古知识，后来又得到了关于中国最早的几个王朝的文字记载的补充，这些王朝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兴起的夏朝。至于粮食生产的更具灾难性的副产品传染病，我们还不能确定源于旧大陆的一些最主要的疾病发生在旧大陆的什么地方。然而，从罗马时代到中世纪的一些欧洲著作清楚地记述了腺鼠疫、可能还有天花来自东方，因此这些病菌可能源自中国或东亚。流行性感冒(起源于猪)甚至更可能发生在中国，因为猪很早就在中国驯养了，并且成了中国十分重要的家畜。　　中国广大的幅员和生态的多样性造就了许多不同的地区性文化，从考古上来看，根据它们的陶器和人工制品的不同风格，这一点是可以区别出来的。在公元前第四个一千年期间，这些地区性文化在地理上扩张了，它们开始相互作用，相互竞争，相互融合。正如生态多样性地区之间驯化动植物的交流丰富了中国的粮食生产一样，文化多样性地区之间的交流丰富了中国的文化和技术，而交战的酋长管辖地之间的激烈竞争推动了规模更大、权力更集中的国家的形成(第十四章)。虽然中国的南北梯度妨碍了作物的传播，但这种梯度在中国不像在美洲或非洲那样成为一种障碍，因为中国的南北距离较短；同时也因为中国的南北之间既不像非洲和墨西哥北部那样被沙漠阻断，也不像中美洲那样校狭窄的地峡隔开。倒是中国由西向东的大河(北方的黄河、南方的长江)方便了沿海地区与内陆之间作物和技术的传播，而中国东西部之间的广阔地带和相对平缓的地形最终使这两条大河的水系得以用运河连接起来，从而促进了南北之间的交流。所有这些地理因素促成了中国早期的文化和政治统一，而西方的欧洲虽然面积和中国差不多，但地势比较高低不平，也没有这样连成一体的江河，所以欧洲直到今天部未能实现文化和政治的统一。　　在中国，有些新事物是由南向北传播的，尤其是铁的冶炼和水稻的栽培。但主要的传播方向是由北而南。这个趋向在文字上表现得最为明显：欧亚大陆西部曾产生过太多的书写系统，如苏美尔的楔形文字、埃及的象形文字、赫梯文字、弥诺斯文字和闪语字母。中国则不同，它只产生了一种得到充分证明的书写系统。它在华北得到完善，并流传各地，预先制止了任何其他不成熟的书写系统的发展或取而代之，最后演化为今天仍在中国使用的文字。华北社会向南传播的其他一些重要的有特色的东西是青铜工艺、汉藏语言和国家的组成。中国的3个最早的王朝——夏、商、周部是在公元前第二个一千年间在华北兴起的。现存的公元前第—个一千年中的著作表明，当时的华夏族就已常常(就像今天许多人仍然在做的那样)觉得在文化上比非华夏族的“野蛮人”优越，而华北人也常常甚至把华南人也看作野蛮人。例如，公元前第一个一千年中周朝后期的一位作家对中国的其他民族作如下的描绘：“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这位周朝的作者接着又把南方、西方和北方的原始部落说成是沉溺于同样野蛮的习俗：“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由华北的这个周王朝建立的或以周王朝为榜样的一些国家，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中向华南扩展，最后于公元前221年实现了秦王朝统治下的中国的政治统一。中国的文化统一也在同一期间加速进行，有文字的、“文明的”华夏诸国吸收并同化了没有文字的“野蛮人”，或成为这些人仿效的榜样。这种文化的统一有时是很残暴的，例如秦始皇宣布以前的所有典籍都是没有价值的，并下令把它们焚毁，这给我们现在了解中国的早期历史和文字造成了很人的不便。这些和其他一些严厉的措施对于华北的汉藏语向中因大部分地区传播，并使苗瑶语和其他语族的分布落到如今零碎分散的状况，必定起到过推动的作用。在东亚，中国在粮食生产、技术、文字和国家组成方而的领先优势所产生的结果是，中国的创新改革对邻近地区的发展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例如，直到公元前第四个一千年，热带东南亚仍然为狩猎采集族群所占据，这些人制造了属于以越南和平遗址命名的所谓和平文化传统的砾石工具和石片工具。从那以后，源自中国的作物、新石器时代的技术、村居生活以及与华南陶器相似的陶器传人了热带东南亚，也许一起来到的还有华南的一些语族。历史上缅甸人、老挝人和泰人的向南扩张使热带东南亚的中国化宣告完成。所有这些现代民族都是他们的华南同胞的近代旁系亲属。中国的这种影响就像蒸汽压路机—样势不可挡，先前的热带东南亚民族在这一地区的现代居民中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只剩下狩猎采集族群的3个孑遗群体——马来半岛的塞芒族矮小黑人、安达曼群岛岛民和斯里兰卡维多依族矮小黑人——使我们想到热带东南亚的原先居民可能是黑肤、卷发，就像现代的新几内亚人，而不像肤色较浅、直发的中国华南人及其旁系亲属现代的热带东南亚人。东南亚的这些孑遗的矮小黑人可能就是当初开拓新几内亚的原住民的最后幸存者。塞芒族矮小黑人仍然过着狩猎采集生活，他们和附近的农民进行物物交换，但也从这些农民那里采用了一种南亚语言——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菲律宾矮小黑人和非洲俾格米狩猎采集族群也是采用了他们的农民交易伙伴的语言。只有在遥远的安达曼群岛上，一些与华南语族没有亲属关系的语言继续保存了下来——它们是为数必定多达几百种的现已灭绝的东南亚土著语言中最后幸存下来的语言。甚至朝鲜和日本也受到了中国的巨大影响，不过它们在地理上与中国相隔绝的状态，保证了它们没有像热带东南亚那样失去自己的语言以及体质和遗传特征。朝鲜和日本在公元前第二个一千年中采纳了中国的水稻，在公元前第一个一千年中采用了中国的青铜冶炼术，在公元第一个一千年中采用了中国的文字。中国还把西亚小麦和大麦传入朝鲜和日本。　　我们在这样介绍中国在东亚文明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时切不可言过其实。事实上，东亚的文化进步并不全部源于中国，朝鲜人、日本人和热带东南亚人也不是毫无贡献的没有创造能力的野蛮人。古代的日本人发明了世界上一些最古老的陶器制造技术，并在粮食生产传入之前很久作为狩猎采集族群就已在村庄里定居，靠日本丰富的海产资源维持生计。有些作物可能是在日本、朝鲜和热带东南亚最早或独立驯化出来的。　　但是，中国的作用仍然是太大了。例如，中国文化的声望值在日本和朝鲜仍然很高，虽然日语中源自中国的书写系统在表达日本语言方面存在着种种缺点，但日本并不打算抛弃它，而朝鲜也只是在不久前才用本国的奇妙的谚文字母取代了笨拙的源自中国的文字。中国文字在日本和朝鲜的持续存在是将近1万年前动植物在中国驯化的20世纪的生动遗产。由于东亚最早的农民所取得的成就，中国成了中国人的中国，而从泰国来到(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复活节岛的民族就成了他们的远亲。　　第十七章　　驶向波利尼西亚的快艇　　有—次，在印度尼西亚属新几内亚的首都查亚普拉，我和3位印度尼西亚朋友走进了一家铺子，这时发生了一件事。对我说来，这件事就是太平洋岛屿历史的缩影。我这3位朋友的名字分别是阿什马德、维沃尔和索阿卡里。这家铺子是一个名叫平瓦的商人开的。阿什马德是印度尼西亚政府官员．担任我们的头儿，因为他和我正在为政府组织一次生态调查，我们启用了维沃尔和索阿卡里做本地的助手。但阿什马德从来没有到过新几内亚的山区森林，根本不知道该采办什么东西。这结果令人发笑。在我的朋友们走进这家铺子的时候，平瓦正在读一份中文报纸。当他看见维沃尔和索阿卡里时，他继续读他的报纸．但他一看到阿什马德，就飞快地把报纸塞到柜台下面。阿什马德拿起了一把斧头，惹得维沃尔和索阿卡里笑了起来，因为他把斧头拿倒了。维沃尔和索阿卡里教给他怎样正确地握住斧柄砍东西。这时，阿什马德和索阿卡里注意到维沃尔的光脚丫子，因为他一辈子没有穿过鞋，所以脚趾头都向外张开。索阿卡里挑了一双最大的鞋往维沃尔的脚上套，但这双鞋仍然太小，这引得阿什马德、索阿卡里和平瓦笑声不断。阿什马德挑了一把塑料梳子来梳理他那又粗又黑的直发。他看了—眼维沃尔的浓密的卷发，把梳子递给维沃尔。梳子立刻在头发里卡住，维沃尔一使劲，梳子就立即折断了。大家部笑了，维沃尔自己也笑了。接着维沃尔提醒阿什马德要买许多大米，因为在新几内亚的山村里除了甘薯买不到其他食物，而吃甘薯会使阿什马德的胃受不了——大家又笑了。笑归笑，我还是觉察到了潜在的紧张。阿什马德是爪哇人，平瓦是中国人，维沃尔是新几内亚高原人，而索阿卡里是新几内亚北部沿海低地人。爪哇人在印度尼西亚政府中大权独揽，而印度尼西亚政府于20世纪60年代并吞了新几内亚西部，并用炸弹和机关枪粉碎了新几内亚人的反抗。阿什马德后来决定留在城里，让我独自带着维沃尔和索阿卡里去做森林调查工作。他向我解释了他的决定，他指着他那和新几内亚人完全不同的粗直头发说，新几内亚人会杀死任何一个长着他这样头发的人，如果他们发现他远离军队的支持的话。平瓦已经收起了他的报纸，因为输入中国印刷品在印度尼西亚属新几内亚在名义上是非法的。在印度尼西亚的很大—部分地区，商人都是中国移民。在经济上占支配地位的华人与政治上占支配地位的爪哇人之间潜伏着的相互恐惧在1966年爆发为—场流血的革命，当时爪哇人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华人。维沃尔和索阿卡里是新几内亚人，他们也抱有大多数新几内亚人对爪哇人独裁统治所抱有的愤恨，但他们又互相瞧不起对方的群体。高原居民认为低地居民是光吃西谷椰子的无能之辈而不屑一顾，而低地居民也不把高原居民放在眼里，说他们是未开化的大头鬼，这是指他们那一头浓密的卷发，也是指他们那出名的傲慢态度。我与维沃尔和索阿卡里建立了一个孤零罕的森林营地还没有几天．他们差点儿用斧头干起架来。阿什马德、维沃尔、索阿卡里和平瓦所代表的这些群体之间的紧张状况，主宰了印度尼西亚这个世界上第四位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政治。现代的这种紧张状况的根源可以追朔到几千年前。我们在考虑海外重大的人口流动时，往往着重考虑哥伦布发现美洲以来的那些人口流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在各个历史时期内欧洲人更替非欧洲人的情况。但在哥伦布之前很久也存在大规模的海外人口流动．而在史前期也已有非欧洲人被其他非欧洲人所更替的现象。维沃尔、阿什马德和索阿卡里代表了史前时代从亚洲大陆进入太平洋的3次海外移民浪潮。维沃尔的高原地区居民可能是不迟于4万年前开拓新几内亚的大批早期亚洲移民的后代。阿什马德的祖先在大约4万年前最后从华南沿海到达，完成了对那里的与维沃尔的祖先有亲缘关系的人们的更替。索阿卡里的祖先大约在36000年前到达新几内亚，他们是来自华南沿海的同一批移民浪潮的一部分，而平瓦的祖先则仍然占据着中国。把阿什马德和索阿卡里的祖先分别带到爪哇和新几内亚的人口流动，被称为南岛人的扩张，这是过去6000年中发生的几次规模最大的人口流动之一。其中的一直成为波利尼西亚人，他们住在太平洋中最偏远的岛上，是新石器时代各族群中最伟大的航海者。南岛人今天所说的语言是分布最广的一种语言，从马达加斯加到复活节岛，覆盖了大半个地球。在本书中，关于自冰期结束以来的人口流动问题，南岛人的扩张占有中心的地位，因为这是需要予以解释的最重要的现象之一。为什么是最后来自大陆中国的南岛人在爪哇和印度尼西亚的其余地方殖民并更替了那里原来的居民，而不是印度尼西亚人在中国殖民并更替了中国人?南岛人在占据了整个印度尼西亚之后．为什么不能再占据新几内亚低地那一块沿海的狭长地带，为什么完全不能把维沃尔的族群从新几内亚高原地区赶走?中国移民的后代又是怎样变成波利尼西亚人的?今天的爪哇岛、大部分其他印度尼西亚岛屿(最东端的一些岛屿除外)以及菲律宾群岛上的居民是颇为相似的。在外貌和遗传上，这些岛上的居民与华南的中国人相似，甚至与热带东南亚人更加相似，尤其与马来半岛的居民相似。他们的语言也同样相似：虽然在菲律宾群岛和印度尼西亚的西部及中部地区有374种语言，但它们全都有很近的亲缘关系，都属于南岛语系的同一个语支(西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支)。南岛语到达亚洲大陆的马来半岛、越南和柬埔寨的一些小块地区、印度尼西亚最西端的岛屿苏门答腊和婆罗洲附近，但在大陆的其他地方就再也没有这些语言了(因17．1)。南岛语中的一些词被借入英语，其中包括“taboo”(禁忌)和“tattoo”(文身)(来自波利尼西亚语)、“boondocks“(荒野)(来自菲律宾的他加禄语)、“amok”(杀人狂)、“batik”(蜡防印花法)和“Orangutan"”(猩猩)(来自马来语)。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在遗传和语言上的一致起初令人惊讶，就像中国在语言上的普遍一致令人惊讶一样。著名的爪哇人化石证明，人类至少在印度尼西亚西部居住了100万年之久。这应该使人类有充裕的时间逐步形成遗传和语言方面的差异和对热带的适应性变化，如像其他许多热带居民的那种黑皮肤——但印度尼西亚人和菲律宾人却肤色较浅。　　南岛语系包括4个语族，其中3个都在台湾，另一个(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族)分布甚广。这后一个语族又包括两个语支——西马来—波利尼西亚语(＝WM—P)和中—东马来—彼利尼西亚语(=C-EM-P)。这后一个语支又包括4个亚语支，其中分布很广的大洋洲亚语支在东，另外3个在西，其分布地区小得多，包括哈尔马赫拉岛、印度尼两亚东部附近路屿和新几内亚西端。　　同样令人惊讶的是，除了肤色较浅这一点外，在其他体貌特征和遗传方面，印度尼西亚人和菲律宾人同热带东南亚人和中国华南人非常相似。只要看一看地图就可清楚地知道，印度尼西亚提供了人类在4万年前到达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的唯一可能的路线，因此人们可能天真地以为，现代的印度尼西亚人理应像现代的新几内亚人和澳大利亚人。事实上，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西部地区，只有几个像新几内亚人的人群，特别是生活在菲律宾山区的矮小黑人。菲律宾的这些矮小黑人可能是一些群体的孑遗，这些群体就是维沃尔的族群在到达新几内亚之前的祖先，这一点也适用于我在谈起热带东南亚时(第十六章)所提到的那3个与新几内亚人相似的借遗群体。甚至这些矮小黑人所说的南岛语也同他们的邻居菲律宾人的语言相似，这一点意味着他们也(像马来西亚的塞芒族矮小黑人和非洲的俾格米人一样)失去了自己原来的语言；所有这些情况有力地表明了，或是热带东南亚人，或是说南岛语的中国华南人，他们在不久前扩散到整个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更替了这些岛屿上除非律宾矮小黑人以外的所有原来的居民，同时也更替了所有原来岛上的语言。这个事件发生的时间显然太近，那些移民还来不及形成黑皮肤和截然不同的语系，也来不及形成遗传特征或遗传差异。他们的语言当然比大陆中国的8大语言多得多，但不再迥然不同。许多相似的语言在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增生，只是反映了这些岛屿从未像中国那样经历过政治和文化的统一。语言分布的详细情况为这种假设的南岛人扩张的路线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整个南岛语系包括四种语言，分为4个语族。但其中一个被称为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的语族包括了这959种语言中的945种，几乎覆盖了南岛语系整个地理分布范围。在说印欧语的欧洲人最近的海外扩张之前，南岛语是世界上分布最广的语系。这表明，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族最近从南岛语系分化出来，从南岛话的故乡向远方传播，从而产生了许多地方性语言，但仍然都是近亲话言，因为时间太短．还不能形成巨大的语言差异。至于南岛语的故乡究在何处，我们不应因此就把目光投向马来—波利尼两亚语族．而应投向南岛语系的另外3个语族．它们彼此之间的差异以及与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族的差异，要大大多于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族的各个语支之间的差异。原来，这另外3个语族都有重叠分布，与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族的分布相比，它们的分布范围全都很小。只有距华南大陆90英里的台湾岛的土著在使用这些语言。台湾的土著占据了该岛的大部分地区，直到最近的几千年中大陆中国人才开始在岛上大批定居。1945年后，尤其是1949年中国共产党打败了中国国民党后，又有一批大陆人来到台湾，所以台湾土著现在只占台湾人口的2％。南岛语系的4个语族中有3个集中在台湾，这表明台湾就是今天各地南岛语的故乡，在过去几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些语言一直在台湾使用，因此有最长的时间来产生分化。这样看来，从马达加斯加到复活节岛，所有其他南岛语可能都起源于台湾向外的人口扩张。现在，我们可以转到考古证据方面来。虽然古代村落的遗址中没有随骨头和陶器一起出土的语言化石，但仍然显示了可以与语言联系起来的人的活动和文化产品。同世界上的其余地区—样，今天南岛语分布范围内的大部分地区——台湾、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许多太平洋岛屿——原来都为狩猎采集族群所占据，他们没有陶器，没有打磨的石器．没有家畜．也没有作物。(这一推断的唯一例外是马达加斯加、美拉尼西亚东部、波利尼西亚和密克罗尼西亚这些偏远的岛屿，因为狩猎采集族群从来没有到达过这些地方，在南岛人扩张前一直是人迹不至。)在南岛语分布范围内，考古中发现最早的不同文化迹象的地方是——台湾。从公元前第四个一千年左右开始的打磨石器和源于华南大陆更早陶器的有图案装饰的不同陶器风格(所谓大岔坑陶器)、在台湾和对面的华南大陆沿海地区出现。后来在台湾的—些遗址中出土的水稻和粟的残迹提供了关于农业的证据。台湾大连岔坑遗址和华南沿海，不但有大量的石头网坠和适于刳木为舟的扁斧，而且也有大量的鱼骨和软体动物的壳。显然，台湾的这些新石器时代的最早居民已有了水运工具，足以胜任深海捕鱼，并可从事经常性的海上交通，渡过该岛与大陆之间的台湾海峡。因此。台湾海峡可能被用作航海训练场．大陆中国人在这里培养他们的航海技术，以便他们能够在太平洋上进行扩张。　　一种把台湾大岔坑文化同后来的太平洋岛屿文化联系起来的特殊的人工制品是树皮舂捣器，这是一种石制工具，用来舂捣某些树的含纤维的树皮，以便制作绳索、鱼网和衣服。太平洋民族一旦到了没有产毛的家畜、没有纤维作物因而也就没有织造成的布的地方，他们穿衣就得依靠舂捣出来的树皮“布”了。伦纳尔岛是波利尼西亚的一个传统岛屿．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开始西方化。这个岛上的居民对我说，西方化产生了一个附带的好处，就是岛上变得安静了。不再到处都是树皮舂捣器的声音了．不再每天从天亮—真舂捣到黄昏后了。有考古证据表明．在大岔坑文化到达台湾后的—千年左右时间里．明显源自该文化的一些文化从台湾向外传播得越来越远，最后占据了现代南岛语的整个分布范围(图17．2)。这方面的证据包括磨制的石器、陶器、家猪的骨骼和作物的残迹。例如，台湾岛上有花纹的大岔坑陶器为没有花纹的素陶或红陶所代替，这种陶器在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西里伯斯岛及帝汶岛上的一些遗址也有发现。这种包括陶器、石器和驯化动植物的“整体”文化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出现在菲律宾，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出现在印度尼西亚的西里伯斯岛、北婆罗洲和帝汶岛，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出现在爪哇和苏门答腊，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出现在新几内亚地区。我们将要看到，在那些地方的扩张呈现出快艇般的速度，人们携带着整个文化向东全速前进，进入了所罗门群岛以东过去没有人迹的太平洋岛屿。这一扩张的最后阶段发生在公元元年后的一千年中，导致了对波利尼西亚和密克罗尼西亚的每一个能住人的岛屿的拓殖。令人惊讶的是，这种扩张还迅速西进，渡过太平洋到达非洲东海岸，导致了对马达加斯加岛的拓殖。至少在这种扩张到达新几内亚沿海之前，各岛之间的往来可能要靠有双舷外浮材的张帆行驶的独木舟，这种船今天在整个印度尼西亚仍很普通。这种船的设计代表了对那种刳本而成的简单独木舟的一个重大的进步，而这种简单的独木舟在全世界生活在内河航道上的传统民族中十分流行。刳木而成的独木舟，顾名思义，就是一段用扁斧挖空并使两端成形的结实的树干。由于用来掏挖的树干是圆的，所以独木舟的底部也是圆的，这样，重量的分配只要有一点点不平衡，就会使独木舟向超重的一边倾倒。每当我乘坐独木舟由新几内亚人划着沿着新几内亚的河流逆流而上时，一路上大部分时间里我都是提心吊胆，好像我只要稍微动一动，独木舟就会倾覆，把我和我的双简望远镜翻落水中去与鳄鱼为伍。在风平浪静的江河湖泊里划独木舟，新几内亚人能够做到行所无事，但如果是在海上，即使风浪不太大，就连新几内亚人也不会去驾驶独木舟。因此，设计出某种稳定装置不但对南岛人在整个印度尼西亚进行扩张至关重要，而且甚至对台湾的最早开拓也是必不可少的。解决办法是把两根较小的圆木(“浮材”)绑在船舷外侧，一边一根，距离舱体几英尺远，用垂直地缚在舱体和浮材上的支杆来连接。每当船体开始向一边倾侧时，那一边浮材的浮力使浮材不会被推入水下，因而实际上不可能使船倾覆。这种双舷外浮材张帆行驶独木舟的发明可能是促使南岛人从中国大陆向外扩张的技术突破。　　考古学证据和语言学证据之间两个引人注目的一致证实了这样的推断：几千年前把一种新石器文化带到台湾、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民族说的是南岛语，并且是今天仍然居住在这些岛屿上的说南岛语的人的祖先。首先，这两种证据清楚地表明了向台湾的移民是从华南沿海向外扩张的第一阶段，而从台湾向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移民则是这种扩张的第二阶段。如果这种扩张从热带东南亚的马来半岛开始，先到距离最近的印度尼西亚岛屿苏门答腊，然后到达印度尼西亚的其他岛屿，最后到达菲律宾和台湾，那么我们就会发现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的现代语言中南岛语系的最深刻的变化(反映了最大的时间纵深)，而台湾和菲律宾的语言可能只是在最近才在一个语族内发生分化。相反，最深刻的变化却发生在台湾，而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的语言全都属于同一个亚语支：西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支最近出现的一个分支，而西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支又是波利尼西亚语族相当晚近出现的一个分支。语言关系的这些细节与考古证据完全一致，因为考古证据表明，向马来半岛移民是最近的事，它发生在向台湾、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移民之后，而不是发生在这之前。　　考古学证据与语言学证据之间的另一个一致之处，是古代南岛人所使用的整个文化内容。考古学为我们提供了以陶器、猪骨和鱼骨等为形式的直接文化证据。人们开始时可能会感到奇怪，一个只研究现代语言(这些语言的没有文字的祖代形式仍然无人知晓)的语言学家怎么会断定6000年前生活在台湾的人是否已经养猪。办法是比较来源于已经消失的古代语言(所谓原始母语)的现代语言词汇来重构古代语言的词汇。　　例如，分布地区从爱尔兰到印度的印欧语系的许多语言中，意思为“羊”的词都十分相似：在立陶宛语、梵语、拉丁语、西班牙语、俄语、希腊话和爱尔兰语中分别为“avis”、“avis、“ovis”、“oveja、“ovtsa”、“owis”和“oi”。(英语的“sheep”显然来源不同，但英语在“ewe”[母羊]这个词中仍保留了原来的词根。)对各种现代印欧语在历史过程中经历的语言演变所进行的比较表明，在大约6000年前的祖代印欧语中，这个词的原来形式是“owis”。这种没有文字的祖代语言称之为原始印欧语。显然，6000年前的原始印欧人已经饲养羊，这是与考古证据一致的。他们的词汇中另外有将近2000个词同样可以予以重构，其中包括表示“山羊”、“马”、“轮子”、“兄弟”和“眼睛”这些词。但表示“gun”(枪炮)的词却无法从任何原始印欧语的词重构出来，这个词在不同的现代印欧语中用的是不同的词根：在英语中是“gun”，在法语中是“fusil”．在俄语中是“ruzhyo”,等等。这一点不应使我们感到惊奇：6000年前的人不可能有表示枪炮的词，因为枪炮只是过去1000年内发明出来的武器。由于没有继承下来的表示“枪炮”这个意思的共同词根，所以在枪炮最后发明出来时，每一种印欧语都得创造出自己的词来或者从别处借用。我们可以用同样的办法，把现代的台湾语、菲律宾语、印度尼西亚语和波利尼西亚语加以比较，从而重构出在远古所使用的一种原始南岛语来。谁也不会成到惊奇的是．这种重构出来的原始南岛语有这样一些意思的词如“二”、“鸟”、“耳朵”和“头虱”；当然，原始的南岛人能够数到2．知道鸟，有耳朵和虱子。更有意思的是，这种重构出来的语言中有表示“猪”、“狗”和“米”这些意思的词，因此这些东西想必是原始南岛文化的一部分。这种重构出来的语言中有大量表示海洋经济的词，如“带舷外浮材的独木舟”、“帆”、“大蛤”、“章鱼”、“渔栅”和“海龟”。不管原始的南岛人生活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关于他们的文化的语言学证据与关于大约6000年前生活在台湾的能够制陶、面向海洋、从事粮食生产的民族的考古学证据非常吻合。同样的方法也可用来重构原始的马来—波利尼西亚语，这是南岛人从台湾向外移民后所使用的祖代语言。原始的马来—波利尼西亚语中有一些用来表示热带作物的词，如芋艿、面包果、香蕉、薯蓣和椰子，在原始的南岛话中，无法重构出任何表示这些作物的词。因此，这个语言学上的证据表明，南岛语中许多热带作物的名字是在南岛人从台湾向外移民后才有的。这个结论是与考古学上的证据相一致的：随着农民移民从台湾(位于赤道以北23度附近)南下，向赤道热带地区扩散．他们开始越来越依赖热带的根用作物和树生作物，接着他们又把这些作物带进了热带太平洋地区。那些从华南经由台湾南下的说南岛语的农民怎么会这样全面地更替了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西部的狩猎采集人口，以致那原有的人口很少留下什么遗传学的证据和根本没有留下任何语言学的证据?其原因与欧洲在过去不到两个世纪的时间内更替或消灭澳大利亚土著的原因相同，也与华南人在这以前更替了热带东南亚人的原因相同：即农民的稠密得多的人口、优良的工具和武器、更发达的水运工具和航海技术以及只有农民而不是狩猎采集族群才对之有某种抵抗力的流行疾病。在亚洲大陆，说南岛语的农民同样能够更替马来半岛上以前的狩猎采集族群，因为他们从南面和东面(从印度尼西亚的岛屿苏门答腊和婆罗洲)向该半岛移民，与说南亚语的农民从北面(从泰国)向该半岛移民差不多同时。其他一些说南岛语的人终于在越南南部和柬埔寨的一些地方立定了脚根，成为这两个国家中说占语的现代少数民族的祖先。然而，说南岛语的农民未能再向前进人东南亚大陆，因为说南亚语和加岱语的农民已经更替了那里原有的狩猎采集族群，同时也因为说南岛语的农民并不拥有对说南亚语和傣—加岱语的农民的任何优势。虽然根据我们的推断，说南岛语的人来自华南沿海地区，但在今天的大陆中国己没有人说南岛语了，这可能是因为它们在说汉藏语的人向南扩张时同其他几百种原有的中国语言一起被消灭了。但与南岛语最接近的话族据认为是傣—加岱语、南亚语和苗瑶语。因此，虽然中国的南岛语可能没有逃过被中国王朝攻击的命运，但它们的一些亲属语言却逃过了。至此，我们已经跟随说南岛语的人走过了他们初期阶段的扩张路线，从华南沿海经过台湾和菲律宾到达印度尼西亚的西部和中部，行程2500英里。在这扩张过程中，这些说南岛语的人从海岸到内陆，从低地到山区，逐步占据了这些岛上所有适于居住的地区。他们的为人所熟知的不迟于公元前1500年的考古标志——包括猪骨和素面红纹陶器——表明，他们已经到达了印度尼西亚东部的哈尔马赫拉岛，距离新几内亚这个多山的大岛的东端不到200英里。他们是否像已经占领斯里伯斯、婆罗洲、爪哇和苏门答腊这些多山的大岛那样，去着手占领新几内亚呢?他们没有那样做，看一看大多数现代新几内亚人的脸就会清楚地知道，对新几内亚人的遗传所进行的详细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我的朋友维沃尔和其他所有新几内亚高原人的黑皮肤、浓密的鬃发和脸型，与印度尼西亚人、菲律宾人和华南人是明显不同的。新几内亚内陆和南部沿海的低地人与高原人相似，只是身材一般较高。遗传学家没有能从新几内亚高原人的血样中发现南岛人特有的遗传标志。　　但对新几内亚北部和东部沿海民族和新几内亚北面和东面的俾斯麦群岛和所罗门群岛的民族来说，情况就比较复杂。从外表来看，他们或多或少地介于像维沃尔这样的高原人和像阿什马德这样的印度尼西亚人之间．不过一般都大大接近维沃尔。例如．我的朋友索阿卡里来自北部沿海地区，他的波浪形头发介于阿什马德的直发和维沃尔的鬃发之间，他的肤色比维沃尔的肤色多少要浅一些，却又比阿什马德的肤色深得多。从遗传来看，俾斯麦群岛和所罗门群岛上的居民有大约15％的说南岛语族群的成分，而85％像新几内亚高原地区的人。因此，南岛人显然到过新几内亚地区，但未能完全深人该岛腹地．所以在遗传上被新几内亚北部海岸和岛屿上的原先居民所削弱了。现代语言基本上说的是同一个故事，不过更详细罢了。我在第十五章说过．大多数新几内亚语言被叫做巴布亚诸语言，它们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任何语系都没有亲缘关系。在新几内亚山区、新几内亚西南部和中南部整个低地地区(包括新几内亚海岸地区和北部内陆地区)所说的每一种语言，毫无例外都是某—种巴布亚语。但某些南岛语言只在北部和东南部附近的一片狭长地带使用。俾斯麦群岛和所罗门群岛上的大多数语言是南岛语言，某些巴布亚语言只在几个岛上的—些小块孤立地区使用。在俾斯麦群岛、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北部沿海所使用的南岛语言是一个叫做大洋洲语言的亚语支，它们同哈尔马赫拉岛和新几内亚西端所使用的话言的亚语支有着亲缘关系。人们在看地图时可能会想到，这种语言学上的关系证实了新几内亚地区说南岛语的人是取道哈尔马瑟拉岛到达新几内亚的。南岛语和巴布亚语的一些细节和它们在新几内亚北部的分布情况表明．说南岛语的入侵者与说巴布亚语的本地居民有过长期的交往。这个地区的南岛语和巴布亚语显示了对彼此的词汇和语法的巨大影响．使人难以确定某些语言基本上是受到巴布亚语言影响的南岛语还是受到南岛语言影响的巴布亚语言。如果你在新几内亚北部沿海或海岸外的岛屿上旅行，走过了一个又一个村子，你会发现—个村子讲的是南岛语，下一个村子讲的是巴布亚语，再下一个村子讲的又是南岛语，但在语言分界线上却没有发生任何遗传中断。所有这一切表明，说南岛语的入侵者的后代和原来新几内亚人的后代，几千年来一直在新几内亚北部沿海地区及其岛屿上进行贸易、通婚并获得了彼此的基因与语言。这种长期的接触对转移南岛语言效果较大，而对转移南岛人的基因则效果较小，其结果是俾斯麦群岛和所罗门群岛的岛民现在说的是南岛话，而他们的外貌和大多数基因却仍然是巴布亚人的。但南岛人的基因和语言都没有能深人新几内亚的腹地。这样，他们入侵新几内亚的结果就和他们入侵婆罗州、西里伯斯和其他印度尼西亚大岛的结果大不相同，因为他们在印度尼两亚的这些岛屿以不可阻挡之势把原先居民的基因和语言消灭殆尽。为了弄清楚在新几内亚发生的事情，让我们现在转到考古证据上来。公元前1600年左右，人们所熟知的南岛人扩张的考古标志——猪、鸡、狗、红纹陶、打磨石扁斧和大蛤壳——在哈尔马赫拉岛出现，几乎与此同时，这些东西也在新几内亚地区出现了。但南岛人到达新几内亚与他们在这之前到达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有两个不同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陶器的纹饰。陶器的纹饰具有审美特点而不具有任何经济意义，但却使考古学家立即认出某个早期的南岛人遗址。虽然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南岛人的大多数早期陶器都没有纹饰，但新几内亚地区的陶器却有着水平带状几何图形的精美纹饰。在其他方面，这种陶器还保留了印度尼西亚的南岛人的早期陶器所特有的红色泥釉和器皿形制。显然，新几内亚地区南岛人移民想到了给他们的壶罐“文身”，这也许是受到他们已经用在树皮布和文身花纹上的几何图案的启发。这个风格的陶器叫做拉皮塔陶器，这是以它的绘制之处名叫拉皮塔的考古遗址命名的。新几内亚地区南岛人早期遗址的重要得多的与众不同的特点是它们的分布。在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甚至已知最早的南岛人遗址都是在一些大岛上，如吕宋、婆罗洲和西里伯斯，但新几内亚地区的拉皮塔陶器遗址则不同，它们几乎都是在偏远大岛周边的一些小岛上。迄今为止，发现拉皮塔陶器的只有新几内亚北部海岸上的一处遗址(艾泰普)和所罗门群岛上的两三处遗址。新几内亚地区发现拉皮塔陶器的大多数遗址是在俾斯麦群岛，在俾斯麦群岛中较大岛屿海岸外的小岛上，偶尔也在这些较大岛屿本身的海岸上。既然(我们将要看到)这些制作拉皮塔陶器的人能够航行几千英里之遥，但他们却未能把他们的村庄搬到几英里外的俾斯麦群岛中的大岛上去，也未能搬到几十英里外的新几内亚去，这肯定不是由于他们没有能力到达那里。拉皮塔人赖以生存的基础可以根据考古学家们在拉皮塔遗址出土的那些垃圾重构出来。拉皮塔人生活的主要依靠是海产，其中包括鱼、海豚、海龟、鲨鱼和有壳水生动物。他们饲养猪、鸡和狗，吃许多树上的坚果(包括椰子)。虽然他们可能也吃南岛人常吃的根用作物如芋艿和薯蓣，但很难找到关于这些作物的证据，因为坚硬的坚果壳在垃圾堆里保存几千年的可能性要比柔软的根茎大得多。　　当然，要想直接证明制造拉皮塔陶器的人说的是某种南岛语，这是不可能的。然而，有两个事实使得这一推断几乎确定无疑。首先，除了这些陶器上的纹饰外，这些陶器本身以及与其相联系的文化器材，同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现代的说南岛语社会的古代遗址中发现的文化遗存有类似之处。其次，拉皮塔陶器还出现在以前人迹不到的遥远的太平详岛屿上，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在那次带来拉皮塔陶器的移民浪潮后接着又出现过第二次重大的移民浪潮，而这些岛上的现代居民说的又是一种南岛语言(详见下文)。因此，可以有把握地假定，拉皮塔陶器是南岛人到达新几内亚的标志。那些说南岛语的制造闻器的人在大岛附近的小岛上干些什么呢?他们可能和直到最近还生活在新几内亚地区的一些小岛上的制陶人过着同样的生活。1972年，我访问了锡亚西岛群中的马莱岛上的一个这样的村庄。锡亚西岛群在中等大小的翁博伊岛的外面，而翁博伊岛又在新不列颠群岛中较大的俾斯麦岛的外面。当我在马菜岛上岸找鸟时，我对那里的人一无所知，所以我看到的情景使我大吃一惊。在这类地方人们通常看到的是有低矮简陋的小屋的村庄，四周围着足以供应全村的园圃，沙滩上系着几条独木舟。但马莱岛的情况却不是这样，那里的大部分地区都建有一排排木屋，没有留下任何可以用作园圃的隙地——简直就是新几内亚版的曼哈顿闹市区。沙滩上有成排的大独木舟。原来马菜岛的居民除了会捕鱼外，还是专业的陶工、雕刻工和商人。他们的生计靠制造精美的有纹饰的陶器和木碗，用独木舟把它们运往一些大的岛屿，用他们的物品换来猪、狗、蔬菜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甚至马莱岛的居民用来造独木舟的木材也是从附近的翁博伊岛上的村民那里交换来的，因为马莱岛没有可以用来做成独木舟的大树。在欧洲航运业出现以前的日子里，新几内亚各岛屿之间的贸易是由这些制造独木舟的陶工集团垄断的，他们没有航海仪器但却精于航行，他们生活在近海的小岛上，有时也生活在大陆沿海的村庄里。到1972年我到达马莱岛的时候，当地的这些贸易网或者已经瓦解，或者已经萎缩，这一部分是由于欧洲内燃机船和铝制壶罐的竞争，一部分是由于澳大利亚殖民政府在几次淹死商人的事故后禁止独木舟长途航行。我可以推测，在公元前1600年后的许多世纪中，拉皮塔的陶工就是新几内亚地区进行岛际贸易的商人。南岛语向新几内亚北部海岸传播，甚至在最大的俾斯麦群岛和所罗门群岛上传播，必定多半是在拉皮塔时代以后发生的，因为拉皮塔遗址本身就是集中在俾斯麦群岛中的一些小岛上的。直到公元元年左右，具有拉皮塔风格的陶器才出现在新几内亚东南半岛的南侧。当欧洲人在19世纪晚些时候开始对新几内亚进行实地考察时，新几内亚南部沿海的所有其余地区仍然只生活着说巴布亚语的人，虽然说南岛语的人不但在东南部的半岛而且也在阿鲁岛和凯岛(距新几内亚南海岸西部70-80英里处)立定了脚根。因此，说南岛语的人可以有几千年的时间从附近的基地向新几内亚内陆和南部海岸地区移民，但他们没有这样做。甚至他们对新几内亚北部海岸边缘地区的移民，与其说是遗传上的，不如说是语言上的；所有北部海岸地区的人从遗传来看绝大多数仍然是新几内亚人。他们中的一些人最多只是采用了南岛语音，而这可能是为了与那些实现社会与社会沟通的长途贩运的商人进行交际的目的。因此，南岛人在新几内亚地区扩张的结果与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扩张的结果全然不同。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当地的人口消失了——大概是被这些人侵者赶走、杀死、用传染病害死或甚至同化了。而在新几内亚，当地的人口多半把这些入侵者挡在外面。在这两种情况下，入侵者(南岛人)都是一样的，而当地的居民从遗传来看也可能彼此相似，如果就像我前面提到的那样，被南岛人所取代的原有的印度尼西亚居民与新几内亚人真的有亲戚关系的话。那么，为什么还会有这种全然不同的结果呢?如果考虑一下印度尼西亚和新几内亚本地人的不同的文化环境，答案就变得显而易见了。在南岛人到来之前，印度尼西亚的大部分地区只有稀少的甚至连打磨石器都没有的狩猎采集族群。相比之下，在新几内亚高原地区，可能还有新几内亚低地地区以及俾斯麦群岛和所罗门群岛，粮食生产的确立已有几千年之久。新几内亚高原地区养活了在现代世界上任何地方都算得上最稠密的石器时代的人口。　　南岛人在与那些已经扎下根来的新几内亚人的竞争中几乎没有任何优势。南岛人赖以生存的一些作物，如芋艿、薯蓣和香蕉，可能是在南岛人到来之前就已在新几内亚独立驯化出来了。新几内亚人很快就把南岛人的鸡、狗、尤其是猪吸收进他们的粮食生产经济中来。新几内亚人已经有了打磨的石器。他们对一些热带疾病的抵抗力至少不比南岛人差，因为他们同南岛人一样，也有同样的5种预防疟疾的基因，而这些基因有些或全部都是在新几内亚独立演化出来的。新几内亚人早已是熟练的航海者，虽然就造诣来说还赶不上制造拉皮塔陶器。在南岛人到来之前的几万年中．新几内亚人便已向俾斯麦群岛和所罗门群岛移民，而至少在南岛人到来之前的1800年中，黑曜石(一种适于制作锋锐工具的火山石)贸易便已兴旺发达起来。新几内亚人甚至好像在不久前逆南岛人的移民浪潮而向西扩张，进人印度尼西亚东部，那里的哈尔马赫拉岛北部和帝汶岛上所说的语言是典型的巴布亚语，与新几内亚西部的某些语言有着亲属关系。　　总之，南岛人扩张的不同结果引人注目地证明了粮食生产在人口流动中的作用。说南岛话的粮食生产者迁入了两个由可能有亲属关系的原住民占有的地区(新几内亚和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的居民仍然是狩猎采集族群，而新几内亚的居民早已是粮食生产者，并发展出粮食生产的许多伴随物(稠密的人口、对疾病的抵抗力、更先进的技术，等等)。结果，虽然南岛人的扩张消灭了原先的印度尼西亚人，但在新几内亚地区却未能取得多大进展，就像它在热带东南亚与说南亚语和傣—加岱语的粮食生产者的对垒中也未能取得进展一样。至此，我们已经考查了南岛人通过印度尼西亚直到新几内亚海岸和热带东南亚的扩张。在第十九章我们还将考查一下他们渡过印度洋向马达加斯加扩张的情形，而在第十五章我们已经看到不利的生态环境使南岛人未能在澳大利亚的北部和西部扎下根来。这种扩张重振余势之日，就是拉皮塔陶工扬帆远航之时：他们进入了所罗门群岛以东的太平洋海域，来到了一个以前没有人到过的岛屿世界。公元前1200年左右的拉皮塔陶器碎片、人们熟知的三位一体的猪鸡狗，以及其他一些常见的关于南岛人的考古标志，出现在所罗门群岛以东一千多英里处的斐济、萨摩亚和汤加这些太平洋群岛上。基督纪元的早期，大多数这样的考古标志(引人注目的例外是陶器)出现在波利尼西亚群岛东部的那些岛屿上，包括社会群岛和马克萨斯群岛。更远的独木舟长途水上航行把一些移民往北带到了夏威夷，往东带到了皮特凯思岛和复活节岛，往西南带到了新西兰。今天在这些岛屿中，大部分岛屿上的土著都是波利尼西亚人，他们因而都是拉皮塔陶工的直系后裔。他们说的南岛语和新几内亚地区的语言有着近亲关系，他们的主要作物是南岛人的全套作物，包括芋艿、薯蓣、香蕉、椰子和面包果。公元1400年左右，也就是在欧洲“探险者”进入太平洋之前仅仅一个世纪，亚洲人占领了新几内亚海岸外的查特姆群岛，从而最后完成了对太平洋的探险任务。他们的持续了几万年之久的探险传统，是在维沃尔的祖先通过印度尼西亚向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扩张的时候开始的，而只是在目标已尽、几乎每一座适于住人的太平洋岛屿都已被占领的时候，它才宣告结束。　　对于任何一个对世界史感兴趣的人来说，东亚和太平洋人类社会是颇有教益的，因为它们提供了如此众多的关于环境塑造历史的例子。东亚和太平洋族群凭借他们地理上的家园，无论在利用可驯化的动植物方面，或是在与其他族群的联系方面，都显得与众不同。一次又一次地，是具有发展粮食生产的先决条件并处在有利于传播来自别处的技术的地理位置上的族群，取代了缺乏这些优势的族群。一次又一次地，当一次移民浪潮在不同的环境中展开时，环境的不同决定了移民们的后代以各自的不同方式发展。例如，我们已经看到，中国的华南人发展了本地的粮食生产和技术，接受了华北的文字、更多的技术和政治组织，又进而向热带东南亚和台湾移民，大规模地取代了这些地区的原有居民。在东南亚，在那些从事粮食生产的华南移民的后代或亲戚中，在泰国东北部和老挝山区雨林中的永布里人重新回到狩猎采集生活，而永布里人的近亲越南人(所说的语言和永布里语言同属南亚语的一个语支)始终是肥沃的红河三角洲的粮食生产者，并建立了一个广大的以金属为基础的帝国。同样，在说南岛语的来自台湾和印度尼西亚的农民移民中，婆罗洲雨林中的普南人被迫回到了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而他们的生活在肥沃的爪哇火山土上的亲戚们仍然是粮食生产者，在印度的影响下建立了一个王国，采用文字，并在婆罗浮屠建有巨大的佛教纪念性建筑物。这些进而向波利尼西亚移民的南岛人同东亚的冶金术和文字隔绝了，因此始终没有文字，也没有金属。然而，我们在第二章里看到，波利尼西亚的政治和社会组织以及经济结构在不同的环境中经历了巨大的分化。在一千年内，波利尼西亚东部的移民在查特姆群岛回复到狩猎采集生活，面在夏威夷则建立了一个从事集约型粮食生产的原始国家。当欧洲人终于来到时，他们的技术优势和其他优势使他们能够对热带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和各个太平洋岛屿建立短暂的殖民统治。然而，当地的病菌和粮食生产者妨碍了欧洲人大批地在这个地区的大多数地方定居。在这一地区内，只有新西兰、新喀里多尼亚和夏威夷——这几个面积最大、距离赤道最远、最偏僻的、因而处于几乎最温和的(像欧洲一样的)气候之中的岛屿——现在生活着大量的欧洲人。因此，与澳大利亚和美洲不同，东亚和大多数太平洋岛屿仍然为东亚民族和太平洋民族所占有。　　　　两个半球的碰撞　　过去13000年中最大的人口更替是新、旧大陆社会之间新近的碰撞引起的。我们在第三章看到，这种碰撞的最戏剧性也最具决定性的时刻，是皮萨罗的小小西班牙军队俘虏了印加帝国皇帝阿塔瓦尔帕。阿塔瓦尔帕是最大、最富有、人口最多、管理和技术最先进的印第安国家的独裁统治者，他的被俘成了欧洲人征服美洲的象征，因为造成这一事件的一成不变的各种近似因素，也是欧洲人征服其他印第安社会的部分原因。现在，让我们回到两个半球的那次碰撞上来，把我们自第三章以来所学到的知识加以运用。需要回答的根本问题是：为什么是欧洲人到达了印第安人的国家并征服了它，而不是相反?我们讨论的起始点就是把欧亚大陆社会和印第安社会作一比较，时间是到公元1492年即哥伦布“发现”美洲的那一年为止。我们的比较从粮食生产开始。粮食生产是当地人口多寡和社会复杂程度的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因此也是实现征服的终极因素。美洲的粮食生产与欧亚大陆的粮食生产的最引人注目的差异涉及驯养的大型哺乳动物的种类。在第九章我们接触到欧亚大陆的13种大型哺乳动物，它们成了欧亚太陆的动物蛋白(肉和奶)、毛绒和皮革的主要来源，是对人员和货物陆地运输的主要工具，是战争中不可或缺的手段，也是(通过拉犁和提供粪肥)作物增产的保证。在水轮与风车于中世纪开始取代欧亚大陆的哺乳动物之前，它们还是人的臂力之外的重要的“工业”动力——例如，用来转动石磨和提升汲水器具。相形之下，美洲只有一种驯养的大型哺乳动物——美洲驼／羊驼，而这种动物也只有安第斯山脉的一个很小地区和邻近的秘鲁沿海地区才有。虽然人们利用它是为了肉、毛绒、皮革和货物运输，但它从不产奶供人消费，从不供人骑乘，从不拉车或拉犁，也从不被用作一种动力源或战争工具。这就是欧亚大陆社会与印第安社会之间巨大的一组差异之所在——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于更新世晚期北美洲和南美洲原有的大型野生哺乳动物大多数灭绝(被消灭?)所致。如果不是由于这些动物灭绝了，现代史的进程可能会有所不同。当科尔特斯率领他的满身泥汗的雇佣军于1519年在墨西哥海岸登陆时，他们可能会被几千个骑着本地驯化的美洲马的阿兹特克骑兵赶进大海。不是阿兹特克人死于天花，而是那些西班牙人可能会被对疾病有抵抗力的阿兹特克人所传染的美洲病菌消灭光。依据畜力的美洲文明国家可能会派遣自己的征服者去蹂躏欧洲。但这些假设的结果由于几千年前哺乳动物的灭绝而被排除了。这些动物的灭绝使欧亚大陆有了比美洲所提供的多得多的供驯化之用的野生动物。大多数可供驯化的野生动物由于6、7种原因中的任何一种原因而失去了作为可供驯化的动物的潜在资格。因此，欧亚大陆最后只有13种驯养的大型哺乳动物，而美洲只有本地的一种。这两个半球还有驯化的鸟类和小型哺乳动物——在美洲有火鸡、原鼠和完全属于本地的美洲家鸭以及比较普遍的狗；在欧亚大陆有鸡、鹅、鸭、猫、狗、兔、蜜蜂、蚕和其他一些动物。但所有这些小型的驯养动物的作用比起大型的驯养动物来是微不足道的。欧亚太陆和美洲大陆在植物性粮食生产方而也存在着差异，不过这方面的差异没有动物性粮食生产方而的差异那样明显罢了。1492年，农业已在欧亚大陆普及。在欧亚大陆的少数几个既没有作物也没有家畜的狩猎采集族群中，有日本北部的阿伊努人，没有驯鹿的西伯利亚社会，以及散居印度和热带东南亚雨林、与附近农民进行交换的狩猎采集族群的一些小的群体。其他一些欧亚大陆社会，主要地有中亚的牧人、放牧驯鹿的拉普人和北极地区的萨莫耶德人，他们都饲养家畜，但很少有农业，或完全没有农业。几乎所有其他欧亚大陆社会不但放牧牲口，而且也从事农业。农业在美洲也很普及，但狩猎采集族群在美洲占有的地区比在欧亚大陆大。美洲的这些没有粮食生产的地区包括北美洲的整个北部和南美洲南部、加拿大大平原和北美洲的整个西部．只有美国西南的一些小块地区有灌溉农业。引人注目的是，那些没有粮食生产的印第安地区，包括欧洲人来到后开发的今天北美洲和南美洲的一些最肥沃的农田和草原：美国的沿太平洋各州、加拿大的小麦产区、阿根廷的无树大草原和智利的地中海型气候带。这些地方以前之所以没有粮食生产，完全是由于当地缺少可以驯化的动植物，同时也由于地理和生态障碍使美洲其他地方的作物和几种家畜无法引进。在欧洲移民引进了合适的家畜和作物后，这些地区立即变得富饶起来，这不仅要归功于欧洲移民，而且有时候也要归功于印第安人。例如，在大平原的一些地方，在美国西部和阿根廷无树大草原，印第安社会以驯马和精于放牧牛羊而著称。平原上的骑马战士、纳瓦霍族的牧羊人和编织工，在美洲白人对美洲印第安人的印象中现在占有突出的地位，但这种印象的基础是在1492年以后建立的。这些例子表明，在美洲广大地区唯一缺少的为进行粮食生产所需要的成分是家畜和作物本身。在美洲的这些地方，虽然也有了印第安人的农业，但和欧亚大陆的农业相比，它受到5大不利条件的限制：广泛依赖蛋白质含量低的玉米，而不是欧亚大陆的品种繁多、蛋白质丰富的谷物；种子用手一颗颗地点种，而不是撒播；犁地用手而不是用畜力，用畜力犁地使一个人能够耕种大得多的而积，并可耕种某些难以用手耕种的肥沃而坚硬的土壤和长满草根的土地(就像北美大平原的那些土地)；缺乏可以增加土壤肥力的动物粪肥；只用人力而不是用畜力来做诸如脱粒、碾磨和灌溉之类的农活。这些差异表明，到1492年为止的欧亚大陆农业平均每个劳动力每小时产生的卡路里和蛋白质要多于印第安的农业。粮食生产方面的这些差异，构成了欧亚大陆社会与印第安社会之间差异的一个重要的终极原因。在由此而产生的实现征服的近似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包括病菌、技术、政治组织和文字方面的差异。其中与粮食生产方面的差异关系最直接的差异是病菌。有些传染病经常光顾人口拥挤的欧亚大陆社会，许多欧亚大陆人因而逐步形成了免疫力或遗传抵抗力。这些传染病包括历史上所有最致命的疾病：天花、麻疹、流行性感冒、瘟疫、肺结核、斑疹伤寒、霍乱、疟疾和其他疾病。对照这个令人望而生畏的疾病名单，唯一可以有把握归之于哥伦布以前印第安人社会的群众传染病是非梅毒密螺旋体病。(我在第十一章说过，梅毒究竟起源于欧亚大陆还是起源于美洲仍然未能确定，至于在哥伦布以前美洲就已有了人类肺结核病这种说法，是我的尚未得到证明的看法。)说也奇怪，大陆之间在有害的病菌方面的这种差异竟是来自有用的牲畜方面的差异。在拥挤的人类社会引起传染病的大多数病菌，是从引起家畜传染病的那些十分相似的祖代病菌演化而来的，而在大约1万年前，粮食生产者就已开始每天同这些家畜进行密切的接触了。欧亚大陆饲养了许多种家畜，因而也就培养了许多种这样的病菌，而美洲无论是家畜还是病菌都很少。印第安社会演化出来的致命病菌如此之少的另一些原因是：为传染病提供理想的滋生地的村庄在美洲出现的时间要比在欧亚亚大陆晚几千年；新大陆出现城市社会的3个地区(安第斯山脉地区、中美洲和美国东南部)从来没有同把瘟疫、流行性感冒、可能还有天花从亚洲带到欧洲的那种规模的快速而大量的贸易发生过关系。因此，甚至连疟疾和黄热病也根本不是美洲的疾病，而是由起源于旧大陆热带地区、被欧洲人传人美洲的病菌引起的。而这些传染病最后成为欧洲人向美洲热带地区移民的主要障碍，并成为修建巴拿马运河的最大障碍。在帮助欧洲征服美洲的一些直接因素中，可与病菌相提并论的是技术的各方面的差距。这些差距归根到底是由于欧亚大陆有历史悠久得多的依靠粮食生产的人口稠密、经济专业化、政治集中统一、相互作用、相互竞争的社会。有5个技术领域可以挑出来讨论：　　第一，金属——开始时是铜，后来是青铜，最后是铁——到1492年止已在所有复杂的欧亚大陆社会被用作工具。相比之下，虽然铜、银、金和一些合金已在安第斯山脉地区和美洲的其他一些地方被用作饰物，但石头、木头和骨头在所有印第安社会中仍然是制作工具的主要材料，这些社会只在局部地区有限地利用铜器。　　第二，欧亚大陆的军事技术比美洲的军事技术要有效能得多。欧洲的兵器是钢刀、长矛和匕首，辅以小型火器和火炮，而护身的盔甲也是由纯钢打就的，或是由锁子甲做成的。印第安人不用钢铁，他们用棍棒、用石制或木制的斧头(在安第斯山脉地区偶尔也有用铜制的)、投石器、弓箭和加软衬料缝制的盔甲，这些东西无论防护还是进攻，效果都差得多。另外．印第安军队没有任何可以与马匹相抗衡的牲口，而马匹在进攻和快速运输方而的价值使欧洲人获得了压倒的优势，直到有些印第安社会后来也采用了马匹。第三，欧亚大陆社会在利用动力源运转机械方面拥有巨大的优势。超越人力的最早进展是利用动物——牛、马和驴——来拉犁就地和转动轮子来磨谷、提水、灌溉或排水。水轮在罗马时代就已出现了，后来到了中世纪数量日渐增多，这时又出现了潮汐磨机和风车。这些利用水力和风力的机械和传动轮系统结合起来，不但被用来磨谷和运水，而且还可用于多种多样的制造目的，包括榨糖，为鼓风炉拉风箱，碾碎矿石，造纸，打磨石头，榨油，制盐，织布和锯木。习惯上都是把产业革命武断地定为从18世纪的英国利用蒸汽动力开始，但事实上一种以水力和风力为基础的产业革命在中世纪时就已在欧洲的许多地方开始了。直到1492年，所有这些在欧亚大陆用畜力、水力和风力来做的工作．在美洲仍旧靠人力来做。在轮子开始在欧亚大陆用于动力转换之前很久，轮子就己成为欧亚大陆大部分陆上运输的基础——不但用于牲口拉的车子，而且也用于靠人力来推的独轮车。独轮车使一个或更多的人即使仍旧靠自己的力量．也能搬动比不用独轮车时大得多的重量。轮子在欧亚大陆的制陶和时钟上也得到采用。轮子的这些用途没有一样在美洲得到采用，据考证在美洲采用轮子的只有墨西哥的陶瓷玩具。　　其余的值得一提的技术领域是海上运输。许多欧亚大陆社会发明了大型帆船，其中有些能逆风航行并能横渡大洋，船上装备有六分仪、磁罗盘、尾柱舵和大炮。无论在装载量、速度、机动性或是抗风浪能力方面，欧亚大陆的这些船只都比新大陆最先进的社会即安第斯山脉地区和中美洲的社会用来进行贸易的那些木筏优越得多。这些木筏靠风力沿太平洋海岸航行。皮萨罗的船在其前往秘鲁的首次航行中毫不费力地就撞翻并俘获了这样的一只木筏。　　除了在病菌和技术方面的差异外，欧亚大陆社会和印第安社会在政治组织方面也存在着差异。到中世纪晚期或文艺复兴时期，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已在有组织的国家的统治之下。其中的哈布斯堡王朝、奥斯曼帝国、中国的历代国家、印度的莫卧儿帝国和13世纪达到全盛时期的蒙古帝国，一开始就是通过征服其他国家而形成的多种语言的民族大融合。因此，它们通常被说成是帝国。许多欧亚大陆国家和帝国都有官方的宗教，用以加强国家的凝聚力，使政治领导合法化和批准对其他民族的战争。欧亚大陆的部落社会和族群社会．主要限于北极地区放牧驯鹿的牧人、西伯利亚狩猎采集族群、印度次大陆和热带东南亚狩猎采集族群的孤立小群体。美洲有两个帝国：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它们在面积、人口、语言的多种组成、官方宗教和征服小国的策源地等方面，与欧亚大陆的一些帝国相似。在美洲，这两个帝国是唯一的能够以许多欧亚大陆国家的那种规模调动人力物力兴建公共工程或进行战争的两个政治单位，而7个欧洲国家(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荷兰、瑞典和丹麦)有能力从1492现年到1666年在美洲建立殖民地。在美洲的热带南美地区、阿兹持克帝国统治范围以外的中美洲和美国东南部，也有许多酋长管辖地(其中有些几乎就是小小的国家)。美洲的其余地区只有一些部落和族群组织。最后一个需要予以讨论的直接因素是文字。大多数欧亚大陆国家都有由有文化的人组成的行政机构，在某些国家里，官员以外的平民大众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有文化的。文字使欧洲社会得到行政管理和经济交换之便，激励与指导探险和征服，并可利用远方和古代的一系列信息和人类经验。相比之下，在美洲．文字只在中美洲很小的一个地区内的上层人士中使用。印加帝国使用了一种以结绳(叫做基普)为基础的会计制度和记忆符号，但作为一种传递详细信息的手段，它还不可能起到文字的作用。因此，哥伦布时代的欧亚大陆社会，在粮食生产、病菌、技术(包括武器)、政治组织和文字方面，拥有对印第安社会的巨大优势。这些都是对哥伦布以后碰撞结果起决定性作用的主要因素。但到1492年为止的这些差异，只不过是历史轨迹上的一个快照镜头，而这个历史轨迹在美洲至少长达13000多年，在欧亚太陆时间还要长得多。尤其对美洲来说，1492年的这个快照镜头却拍下了印第安人这个独立轨迹的结尾。现在，让我们来描绘一下这些轨迹的各个早期阶段。表]8．1概括地介绍了每个半球最大的“中心地”(欧亚大陆的新月沃地和中国，美洲的安第斯山脉地区、亚马孙河地区和中美洲)的主要发展成果出现的大致年代。表中还列出了美国东部这个新大陆较小的中心地的发展轨迹，也列出了英国的发展轨迹，因为英国虽然完全不是一个中心地，但把它列出来是为了说明发展成果从新月沃地向外传播的速度。　　这个表肯定会使任何一个知识渊博的学者产生反感，因为它把极其复杂的历史变成了几个貌似准确的年代。其实，所有这些年代仅仅是为了把一个连续体上的一些任意的点标出来。例如，比某一个考古学家发现的第一件金属工具的年代更重要的，是所有工具中相当大一部分工具是用金属制造的时间，不过金属工具要有多普通才可被定为“普遍的”?同一发展成果出现的年代，在同一中心地的不同地区会有所不同。例如，安第斯山脉地区内厄瓜多尔沿海陶器出现的时间(公元前3100年)比在秘鲁(公元前1800年)早1300年左右。有些年代，如酋长管辖地出现的年代，要比陶器或金属工具之类的人工制品更难根据考古记录来推断。表18．1中的有些年代是很不确定的，尤其是美洲粮食生产开始的年代。不过，只要我们了解这张表是简化的结果，它对比较各个大陆的历史还是有用的。这张表表明，粮食生产开始提供很大一部分的人类食物，在欧亚大陆的中心地要比在美洲的中心地早5000年左右。必须立即提醒的一点是：虽然欧亚大陆粮食生产年代之久远无可怀疑．但美洲粮食生产开始的时间却是有争论的。尤其是，考古学家们常常大量引用所宣布的早于表中所列年代的植物驯化的年代，发现这些植物的地方是墨西哥的科克斯卡特兰洞穴、秘鲁的吉塔里罗洞穴和美洲的其他一些考古遗址。这些宣布的年代现在正受到重新评价，这有几个原因：最近直接用碳—14对一些作物残存进行的测定，在有些情况下得出了较近的年代；以前所报道的较早的年代，是以遗址中一起出土的木炭为根据的，这些木炭被认为是与作物残存属于同一时期，但也可能不是；有些年代较早的植物残存，原来究竟是作物或只是采集来的野生植物，其身分还不能确定。不过，即使美洲植物驯化开始的时间早于表18．1所列的年代，美洲的农业无疑直到比欧亚大陆中心地晚得多的时候才为美洲中心地人类大部分卡路里的摄入和定居生活捉供了基础。我们在第五章和第十章中看到，每一个半球只有几个较小的地区充当“中心地”，粮食生产首先在那里出现，接着又从那里向外传播。这些中心地是欧亚太陆的新月沃地和中国，美洲的安第斯山脉地区、亚马孙河地区、中美洲和美国东部。由于有那许多考古学家在欧洲工作，一些主要发展结果的传播速度对欧洲来说尤其不言而喻。正如表18．1对英国概括介绍的那样，一旦粮食生产和村居生活在经过长期的迟滞(5000年)之后从新月沃地引进英国，随后英国采用酋长管辖地、国家、文字、尤其是金属工具的迟滞时间要短得多：最早普遍使用铜和青铜金属工具晚了2000年，而普遍使用铁器只晚丁了250年。显然，一个已经属于定居农民的社会向另一个这样的社会“借来”冶金术，要比四处流浪的狩猎采集族群向定居农民“借来”粮食生产(或被农民所取代)容易得多。为什么所有主要发展结果的发展轨迹在年代上美洲要晚于欧亚大陆?这有4组原因：起步晚，可用于驯化的野生动植物系列比较有限，较大的传播障碍，以及稠密的人口在美洲生活的地区可能比在欧亚大陆小，或者可能比在欧亚大陆孤立。　　表18．1 欧亚大陆和美洲的历史轨迹　　新月沃地 中国 英国　　植物驯化 公元前8500年 不迟于公元前7500年 公元前3500年　　动物驯化 公元前8000年 不迟于公元前7500年 公元前3500年　　陶器 公元前7000年 不迟于公元前7500年 公元前3500年　　村落 公元前9000年 不迟于公元前7500年 公元前3000年　　酋长管辖地 公元前5500年 公元前4000年 公元前2500年　　普遍使用金属工具 公元前4000年 公元前2000年 公元前2000年　　或人工制品　　(铜与或青铜)　　国家 公元前3700年 公元前2000年 公元前500年　　文字 公元前3200年 不迟于公元前1300年 公元前43年　　普遍使用铁器 公元前900年 公元前500年 公元前650年　　安第斯山脉 亚马孙河 中美洲 美国东部　　地区 地区　　植物驯化 不迟于公元前 公元前3000年 不迟于公元前 公元前　　3000年 3000年 2500年　　动物驯化 公元前3500年 ？ 公元前500年 ——　　陶器 公元前3100年— 公元前 公元前 公元前　　1800年 6000年 1500年 2500年　　村落 公元前3100年— 公元前 公元前 公元前　　1800年 6000年 1500年 500年　　酋长管辖地 不迟于公元前 公元元年 公元前 公元前　　1500年 1500年 200年　　普遍使用金属工具 公元1000年 —— —— ——　　或人工制品　　(铜与或青铜)　　国家 公元元年 —— 公元前300年 ——　　文字 —— —— 公元前600年 ——　　普遍使用铁器 —— —— —— ——　　就欧亚大陆的领先优势来说，人类占领欧亚大陆已有大约1OO万年之久，比他们在美洲生活的时间长得多。根据第一章中讨论的考古证据，人类在阿拉斯加进入美洲不过在公元前12000年左右，作为克罗维猎人向加拿大冰原以南扩散是在公元前1100年前的几百年，而到达南美洲的南端不迟于公元前l万年。即使关于美洲存在更早的人类居住遗址的一些有争论的主张证明是有根据的，但由于某些未知的原因，这些假定存在的克罗维人以前的居民也只有很稀少的分布，不能像在旧大陆那样随着人口、技术和技艺的发展而在更新世使狩猎采集社会在数量上有巨大的增加。在源自克罗维人的狩猎采集族群到达南美洲南部后仅仅1500年，粮食生产便已在新月沃地出现了。欧亚大陆的这种领先优势的几个可能的结果值得考虑。首先，在公元前11000年后，人类是否花了很长时问才完全占据了美洲?只要能算出有关的可靠数字，就会发现这一结果对于造成美洲生产粮食的村庄晚5000年出现这一局面只有微乎其微的影响。第一章中所作的计算告诉我们，即使只有100个成为开路先锋的印第安人越过加拿大边界，进人美国南部．并以每年百分之一的速度增加，那么不出1000年，他们所形成的狩猎采集人口可能已布满了整个美洲。这些开路先锋如果每月向南只前进一英里，那么他们在越过加拿大边界后只需70年就已到达南美洲的南瑞。同人们占据先前无人居住或居民稀少地区的已知的实际速度相比，这里所假设的人口扩散和人口增长的速度是非常低的。因此，美洲可能是在第一批移民到达后的几个世纪内就被狩猎采集族群全部占领了。其次，在这滞后的5000年中，会不会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是最早的美洲人必须用来熟悉他们所碰到的当地动植物新品种和石料?新几内亚和波利尼西亚的狩猎采集族群和农民也曾占据了原来不熟悉的环境，如新西兰的毛利人移民或新几内亚开利莫伊盆地的图达辉移民。如果我们能以这些人为例，再一次用类比办法进行推理，那么美洲的这些移民大概在远远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也发现了最好的石料，并学会了把有用的野生动植物和有毒的野生动植物区别开来。第三，欧亚大陆人在发展适合本地的技术方面的领先优势，情况又是如何呢？新月沃地和中国的早期农民是这种技术的继承者，而这种技术是行为上的现代智人几万年来为利用这些地区的当地资源而发展起来的。例如，石镰、地下窖藏穴以及新月沃地的狩猎采集族群为了利用野生谷物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其他技术，对新月沃地最早的生产谷物的农民来说都是现成可用的。相比之下，美洲的最早移民在到达阿拉斯加时所带来的只是适合在西伯利亚北极地区冻原使用的设备。他们每到一处，都得为自己发明适合新环境的设备。这种技术上的滞后可能对印第安人发展的迟缓起了重大的作用。造成这种迟缓的一个甚至更明显的因素，是可以用于驯化的野生动植物。我在第六章中讨论过，狩猎采集族群之所以采纳粮食生产，不是因为那可能会给他们的子孙后代带来好处，而是因为早期的粮食生产开始显示了对狩猎采集生活方式的优势。早期的粮食生产与狩猎采集活动的竞争，在美洲不及在新月沃地和中国那样激烈，这一部分是由于美洲几乎没有可以驯化的野生哺乳动物。因此，早期的美洲农民仍然依靠野生动物来获得动物蛋白，所以必定以一部分时间仍然去从事狩猎采集活动，而在新月沃地和中国．植物驯化之后紧接着就是动物驯化，这样就及时地发展出全套粮食生产，最后取得了对狩猎采集活动的胜利。此外，欧亚大陆的家畜通过提供粪肥并最后通过拉犁使欧亚大陆的农业更具竞争力。美洲野生植物的特点也是印第安人粮食生产竞争力差的一个原因。这个结论在美国东部看得最为清晰，因为那里只有靠10种是驯化的，包括小籽粒的谷物而没有大籽粒的谷物，还有豆类植物、纤维作物，或栽培的水果树或坚果树。这对中美洲的主要作物玉米也是很清楚的，因为玉米的传播使它也成了美洲其他地方的主要作物。虽然新月沃地的野生小麦和大麦在几个世纪内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就演化成作物，但野生的墨西哥类蜀黍可能需要几千年的时间才能演化成作物，同时必须在繁殖生物学和对结籽的能量分配方面经历巨大的变化，使种子失去坚硬的外壳并大大增加玉米棒子的尺寸。因此，即使接受关于美洲植物驯化开始年代较晚的假定，在中美洲、安第斯山脉地区的内陆和美国东部，从植物驯化开始(公元前3000——2500年左右)到普遍出现终年定居的村落(公元前1800—500年)，中间可能经过了大约1500年或2000年。美洲的农业长期以来在获得食物方面只是对狩猎采集的一个小小的补充．只能养活稀少的人口。如果接受关于美洲植物驯化开始年代较早的传统说法，那么粮食生产经过了5000年而不是1500年或2000年才维持了终年定居的村落。相比之下，在欧亚大陆的很大一部分地区，村落的出现在时间上是和粮食生产的出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狩猎采集生活方式本身相当富有成效，足以维持定居的村落，在这两个半球的一些地方，如旧大陆的日本和新月沃地，新大陆的厄瓜多尔沿海和亚马孙河地区，甚至在采用农业前便已有村落存在了。)对新大陆本地现有的驯化动植物所造成的限制的最好说明，就是美洲社会本身在别的作物或动物引进时所发生的变化，不管这些作物或动物来自美洲的其他地方，还是来自欧亚大陆。这方面的例子有玉米引进美国东部和亚马孙河地区所产生的影响，有美洲驼在安第斯山脉地区的南部驯化后被安第斯山脉地区的北部所采纳，还有马在北美洲和南美洲的许多地方出现。除了欧亚大陆的领先优势和野生动植物品种外，欧亚大陆发展速度的加快也由于在欧亚大陆动物、植物、思想、技术和人员的交流比在美洲容易，而交流容易又是由于存在几组地理和生态因素的结果。与美洲的南北主轴不同，欧亚大陆的东西主轴使这种交流不用经历纬度的变化，也不存在与环境的变量发生关系的问题。与欧亚大陆始终如一的东西宽度不同，新大陆在中美洲的那一段特别是在巴拿马变窄了。尤其是，美洲被一些不适于粮食生产也不适于稠密人口的地区分割开来。这些生态障碍包括：把中美洲社会同安第斯山脉地区和亚马孙河地区社会分隔开来的巴拿马地峡雨林；把中美洲社会同美国西南部和东南部社会分隔开来的墨西哥北部沙漠；把美国西南部同东南部分隔开来的得克萨斯州干旱地区；以及把本来可能适于粮食生产的美国太平洋沿岸地区隔开的沙漠和高山。因此，在中美洲、美国东部、安第斯山脉地区和亚马孙河地区这些新大陆的中心之间，完全没有家畜、文字和政治实体方面的交流，以及只有在作物和技术方面的有限的缓慢的交流。美洲范围内的这些障碍的某些特有的后果值得一提。粮食生产从未从美国西南部和密西西比河河谷向美国现代的粮仓加利福尼亚和俄勒冈传播，那里的印第安社会仅仅由于缺乏合适的驯化动植物而仍然过着狩猎采集生活。安第斯山脉高原地区的美洲驼、豚鼠和马铃薯从未到达墨西哥高原，因此，中美洲和北美洲除了狗始终没有别的驯养的哺乳动物。反过来，美国东南部栽培的向日葵也从未到达过中美洲，而中美洲驯养的火鸡也从未到过南美洲或美国东部。中美洲的玉米和豆类分别花了3000年和4000年走完了从墨西哥农田到美国东部农田的700英里距离。在玉米引进美国东部后，又过了700年，在北美气候条件下培育的一种高产玉米促使密西西比河谷产粮地的兴起。玉米、豆类和南瓜可能用了几千年的时间才从中美洲传播到美国西南部。虽然新月沃地作物往东西两个方向传播的速度相当迅速，预先排除了同一品种植物独立驯化的机会，要不然就是预先排除其他地方亲缘相近植物驯化的机会，但美洲的那些障碍导致了作物有许多这样的平行驯化的机会。与生态障碍对作物和牲畜传播的这种种影响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其对人类社会其他特点的影响。最后起源于东地中海的字母从英格兰到印度尼西亚，传遍了欧亚大陆的各个复杂社会，只有东亚地区是例外，因为中国书写系统派生出来的文字已在那里占主导地位。相形之下，新大陆唯一的书写系统——中美洲的那些书写系统，从未传播到本来是会采用它们的安第斯山脉地区和美国东部的复杂社会。在中美洲作为玩具的零件而发明出来的轮子，从未与安第斯山脉地区驯化出来的美洲驼碰头，以便为新大陆产生装有轮子的运输工具。在旧大陆从东到西，马其顿帝国和罗马帝国横跨3000英里，而蒙古帝国则略地6000英里。但中美洲的帝国和国家则与北面700英里的美国东部的酋长管辖地．或南面1200英里的安第斯山脉地区的帝国和国家，没有任何政治关系，而且显然甚至没有听说过它们。与欧亚大陆相比，美洲在地理上更为支离破碎这种状况也在语言的分布上反映了出来。语言学家们一致同意．欧亚大陆的语言除几种外，可以分为大约十几个语系，每一个语系包括多达几百种亲属语言。例如，印欧语系不但包括法语、俄语、希腊语和印地语，而且也包括英语，这个语系由大约144种语言组成。在这些语系中，只有很少几个语系分布在大片的相邻地区内—就印欧语系来说，它所分布的地区包括欧洲的大部分，再向东经过西亚很大一部分地区到达印度。把语言的、历史的和考古的证据结合起来就可清楚地看出，语言的每一个这样的大片的相邻分布，起源于某一祖代语言在历史上的扩张，随后又由于地方性的语言分化而形成了一个由亲属语言组成的语系(表18。2)。大多数这样的扩张似乎可以归因于粮食生产社会中说这一祖代语言的人对狩猎采集族群所拥有的优势。我们在第十六章和第十七章中已经讨论过汉藏语系、南岛语系和其他东亚语系在历史上的这种扩张。在过去1000年里主要的一些语言扩张中，有把印欧语从欧洲带到美洲和澳大利亚的话言扩张，有把俄语从欧洲东部带到整个西伯利亚的语言扩张，还有把土耳其语(阿尔泰语系中的一种语言)从中亚向西带到土耳其的语言扩张。除了美洲北极地区的爱斯基摩—阿留申语系和阿拉斯加、加拿大西北部与美国西南部的纳迪尼语系，美洲没有为语言学家普遍承认的大规模语言扩张的例子。专门研究印第安语言的大多数语言学家，除了爱斯基摩语系和纳迪尼语系，看不出还有其他大的明确的语言分类。他们最多认为，现有证据只够把其他印第安语言(估计的数目从600种到2000种各不相同)分为100个或更多的语族或孤立的语言。一个有争议的属于少数派的观点，是语言学家约瑟夫·格林伯格所持有的观点，他把爱斯基摩—阿留申诸语言和纳迪尼诸语言以外的所有印第安语言归人一个大语系叫做美印语系，包括大约十几个语族。格林伯格的这些语族中的某些语族，以及得到比较传统的语言学家承认的某些语言分类，可能证明是在某种程度上由粮食生产推动的人口扩张的遗产。这些遗产可能包括中美洲和美国西部的犹他—阿兹特克诺语言、中美洲的奥托—曼格安诸语言、美国东南部的纳齐兹—马斯科吉诸语言，以及西印度群岛的阿拉瓦克诸语言。但语言学家们在商定对印第安诸语言进行分类时所碰到的因难，反映了印第安复杂社会本身在新大陆扩张时所碰到的困难。如果任何从事粮食生产的印第安族群带着他们的作物和牲口成功地向远处扩张．并在广大地区内迅速取代狩猎采集族群，他们可能会留下如同我们在欧亚大陆看到的那样容易辨认的语系遗产，而印第安诸语言之间的关系也就不会那样引起争论了。因此，我们已经找到了3组有利于欧洲人人侵美洲的终极因素：欧亚大陆人类定居时间长的领先优势；由于欧亚大陆可驯化的野生植物尤其是动物的资源比较丰富而引起的比较有效的粮食生产；以及欧亚大陆范围内对传播交流的地理和生态障碍并非那样难以克服。第四个，也是更具推测性的终极因素．是根据美洲的一些令人费解的没有发明而提出来的：安第斯山脉地区的复杂社会没有发明文字和轮子，虽然这些社会同作出这些发明的中美洲复杂社会在时间上差不多一样久远；轮子只用在玩具上并且后来竟在中美洲失传了，而推测起来轮子在中美洲是会像在中国一样用在人力独轮车上的。这些谜使人想起了在—些孤立的小社会中同样令人费解的要么没有发明要么发明了又失传了的情况，这些社会包括塔斯马尼亚土著社会、澳大利亚土著社会、日本、波利尼西亚诸岛和美洲北极地区。当然，美洲的面积加起来并不算小：整整占欧亚大陆面积的76％，美洲的整个人口到1492年止大概也相当于欧亚大陆人口的很大一部分。但我们已经看到，美洲被分割成一些社会“孤岛”，彼此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联系。也许，美洲的轮子和文字的历史，反映了真正的孤岛社会以一种比较极端的形式来予以说明的那些原则。在各自独立发展了至少13000年之后，先进的美洲和欧亚大陆社会终于在过去的几千年中发生了碰撞。在这之前，新旧大陆人类社会的唯一接触一直是白令海峡两边狩猎采集族群的接触。　　没有任何美洲人试图向欧亚大陆移民，只有一小批来自阿拉斯加的伊努伊特人(爱斯基摩人)渡过了白令海峡，在海峡对面的西伯利亚海岸定居下来。最早有文献证明的试图向美洲移民的是北极地区和亚北极纬度地区的古挪威人(因18．1)。古挪威人于公元874年从挪威向冰岛移民，然后于公元986年从冰岛向格陵兰移民，最后从大约公元1000年到1350年屡屡到达北美洲的东北部海岸。在美洲发现的唯一的关于古挪威人的考古遗址是在纽芬兰岛上，可能就是古挪威人传说中的文兰地区，但这些传说还提到了一些显然还要更北面的登陆地点，就是在拉布拉多海岸和巴芬岛的一些地方。冰岛的气候使放牧和极其有限的农业成为可能，它的面积也够大，足以养活源自古挪威人而一直绵延到今天的人口。但格陵兰的大部分地区都覆盖着冰帽，甚至那两个条件最好的海岸边的峡湾也只能让古挪威人进行最起码的粮食生产。格陵兰的古挪威人口从未超过几千。它始终依靠从挪威运进粮食和铁器，从拉布拉多沿海运进木材。与复活节岛和其他偏远的波利尼西亚岛屿不同，格陵兰无法维持一个自给自足的进行粮食生产的社会，虽然它在古挪威人占领之前、占领期间和占领结束之后，确曾养活了一些自给自足的伊努伊特狩猎采集群体。冰岛和挪威本身的人口太少、太穷，不可能继续养活格陵兰的古挪威人口。在13世纪开始的小冰川期间，北大西洋的变冷使格陵兰的粮食生产和古挪威人从挪威或冰岛前往格陵兰的航行变得甚至比以前更加勉为其难了。已知的格陵兰岛民与欧洲人的最早后的一次接触发生在1410年，当时一艘冰岛船被风吹离了航线，靠上了格陵兰海岸。当欧洲人最终又于1577年开始访问格陵兰时，岛上古挪威人的殖民地已不复存在，显然在15世纪便已消失而没有留下任何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