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课经济学　　ECONOMICS IN ONE LESSON　　亨利·黑兹利特　　Henry Hazlitt　　新版序　　本书第一版于1946年推出，先后已有8种语言的翻译本，也出版了好些平装版本。在1961年的平装本中，我加写了新的一章，探讨租金管制的问题（第一版中并没有将这个课题从一般的政府价格调控中单列出来），此外还更新了部分统计数字和参考资料。　　在现在这个新版本之前，其他内容并没有改动，主要是我认为没有大改的必要。本书是为了强调一般性的经济学原理，强调忽视这些原理会受到的惩罚，而不是去探讨特定政策法规对经济可能造成的危害。本书虽然主要取材于美国经验，但作者所置疑的政府干预行为在各个国家都普遍存在，相信许多外国读者对于书中所论及的经验教训会有似曾相识之感。　　时隔32年，该对本书进行大规模修订了。除了全面更新案例和统计数字以外，我还重写了租金管制那一章（第18章）。1961年版的内容还需要再扩充，因此，我加写了最后一章——“三十年后的这堂课”，以说明今天我们上这堂课比以往更为必要的原因。　　亨利·黑兹利特　　于康涅狄格州，威尔顿镇　　1978年6月　　第一版序　　本书在于分析经济生活中盛行的谬论。这些谬论目前还没有真正成为新的主流观点，其原因之一就在于这些谬论本身自相矛盾。由于它们的自相矛盾，人们在接受相同前提的情况下，各取所需，以至于分化出百十种不同的“学派”。这背后的道理在于，用错误的逻辑去描述现实生活，其论调绝不可能保持前后一致。此学派和彼学派的不同点，只不过在于某一群人比另一群人更早看出错误的前提必然会带来荒谬的结论，他们要么在不知不觉中丢弃了错误的前提，要么选择接受了其中更为贴近现实生活的结论。可惜的是，这些人仍然未能真正把握内在的逻辑。　　当今主要国家的政府所实行的经济政策，无一例外都受到了经济谬论的深刻影响，甚至有的政策被那些盛行的经济谬论所左右。所以剖析这些谬误，尤其是它们的核心观点，也许是领悟经济学的捷径。本书的构思，以及看上去颇为狂傲的书名，正是来源于这个想法。　　可以看出，本书主要致力于剖析、说明。作者需要申明，对书内涉及的任何主要观点，并没有什么原创性的贡献。相反，本书将不遗余力地去揭示，那些看起来令人眩目的创新和进步只不过是换了新马甲的古老谬误，进而印证“忘记历史，就意味着重蹈覆辙”这句格言。　　本书的内容可以理直气壮地自称为“古典”、“传统”或“正统”。 我猜测，这些名头正是我所要剖析的那些诡辩辩辞中想要抛弃的。但是那些努力探求真理的学生，则不应该被这些名头吓跑。学生们不应该总想着寻找革命性的、“全新”的经济学思想，他们应该是既接纳老观念，又欢迎新观念，而不是一味地炫耀，无休止地追寻新奇和原创。莫里斯·科恩（Morris R. Cohen）说过：“如果说我们能够推翻以前所有思想家的理论，那么我也不敢奢望自己的作品对别人会有任何价值。”　　由于本书属于解释性质，是面向大众的经济学入门读本，所以我用不着详尽地引用他人的著述（也会有个别脚注和引用），虽然本书所论及的领域，已有其他许多贤人讨论过。不过，有三位作者我必须特别提及，并表示感谢。首先要感谢弗雷德里克·巴斯夏（Frederic Bastiat），本书的解释构架得益于巴斯夏一百年前发表的文章《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Ce qu’on voit et ce qu’on ne voit pas）。本书甚至可以说是巴斯夏那篇文章所用的分析方法的现代版，是其延伸和一般化。其次，要感谢菲利普·威克斯第德（Philip Wicksteed），他所著的《政治经济常识》（The Common Sense of Political Economy）给了我不少启发，尤其对谈工资的章节和课后温习那一章。最后要感谢路德维希·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我这本粗浅的入门著作，每个地方可能都要归功于他的著述，特别感谢的是他对通货膨胀扩散过程所作的说明。　　分析谬论不同于讨论各位学者的贡献，分析时尽量避免指名道姓，但愿读者不会太失望。若要指名道姓，就得公平对待每一位被批评的学者，严格引用其著述，考虑他所强调的重点，他所提出的限定条件，其表达暧昧或前后矛盾之处等。因此，书内并没有具体提及马克思、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道格拉斯（Major Douglas）、凯恩斯爵士、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和其他人。本书的目的并不在于揭露某某学者所犯下的某个错误，而是在于分析经济生活中那些最常见、最普遍、影响力最大的谬误。谬论一旦流行开来，便责怪不到谁的头上。谬论中的荒谬晦涩究竟因谁而起，这已经变得无从得知。当用于包装谬误的理论被简化成泛泛的教条，那些可能隐藏在一堆限定条件、上下文或数学方程式中的诡辩就会显现出来。本书所讨论的流行教条跟凯恩斯或其他某位学者所提的理论不完全相同，希望大家不要因为这些不同就责怪我有失偏颇。本书最感兴趣的话题是那些有强大政治影响力的集团所持的信条，以及政府的政策行动所依据的信条，而不是这些信条的历史渊源。　　书中极少引用统计数字，望读者见谅。若讨论关税、价格调控、通货膨胀，以及对煤炭、橡胶、棉花等商品的进行管制所产生的影响，都需要用统计数字来作支撑，势必导致本书篇幅大增，超出预先的设想。作为一个新闻从业人士，我非常清楚统计数字更新的频率有多快。我建议那些对特定的经济问题感兴趣的读者，去看当时讨论统计数字的新闻纪实。普通读者一般都能用学到的基本原理去正确解读统计数字。　　本书力求简单、合理、准确，尽量避免专业性、技术性的东西，以便还不了解经济学的读者同样能充分理解。　　本书的内容是一个整体，不过也有三个章节曾在《纽约时报》、《美国学者》（American Scholar）、《新领袖》杂志（New Leader）上独立发表过。感谢它们授权让这些篇章在本书中重刊。米塞斯教授校阅了本书手稿，并且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这里表示感谢。当然书中表达的各种看法，言论责任完全由作者本人承担。　　亨利·黑兹利特　　于纽约　　1946年3月25日　　第一编 主旨　　第1章 关于这堂课　　在所有学科中，经济学充斥的谬论是最多的。这决非出于偶然。这门学科内在的难度原本就高，再加上人在经济活动中追求私利的天性，使得对经济规律的研究更加复杂艰难，以至于谬论层出不穷。而对于物理学、数学、医学等其他学科而言，对私利的主观追求对学科本身的影响无关紧要。我们将在本书中看到，尽管每个群体都有某些经济利益和其他群体完全一致，但各自又都存在私利，不同群体的私利彼此抵触，有时甚至形成冲突。尽管有些公共政策从长远来看对各群体都有利，但也有相当多的政策只对某些群体有利，甚至以牺牲其它群体的利益为代价。能够从那些政策获利的群体，会在利益的驱使下不遗余力地主张积极实施相关政策。他们会雇来一流的人才，要这些人专心致志，力陈利益集团自身的见解。最后，他们要么让大众接受自己的主张，要么就干脆把水搅浑，让人无法认清其中的真相。　　除了对自身利益无止境的要求外，还有另一个重要因素导致新的经济学谬论每天都在产生。那就是：人们有着天生短视的倾向，总是只关注某项政策的即时影响，或者只关注政策对某个特殊群体产生的影响，而不去探究那项政策对所有群体造成的长远影响。忽视那些不那么即时和不那么明显的后果，本身是一个错误。　　这些差异正是坏的经济学和好的经济学的区别所在。坏的经济学家只顾及眼前所见的利弊得失，而好的经济学家则看得更远；前者只观察经济政策提案中的行动产生的直接结果，后者还会考察更长远的间接结果；前者只关注某项政策对某个特殊群体已经产生或者即将产生的影响，后者还会去探究该政策对所有群体产生的影响。　　两者的差别似乎显而易见。同时，尽可能地探讨某项政策对每个人可能产生的所有影响，又似乎应该是起码的常识。想必大家都知道，居家过日子的时候，贪图一时的纵欲享受往往会招致不幸的后果。小孩子们难道不知道糖吃得太多会恶心不舒服？喝醉酒的人难道不知道酒醒之后必定难受头痛？酗酒成瘾的人难道不知道酒喝多了有损健康？风流成性的人难道不知道，劳命伤财不说，还容易患上性病？回头看看个人生活中的经济问题，游手好闲、挥霍无度的人在尽情享乐时，难道不知道等待他们的将是债务和贫困？　　然而，当我们踏进公共经济学的领域时，这些起码的常识却往往被人忘得一干二净。有些被认为是当今杰出经济学家的人，为了避免国家经济萧条，竟然抨击储蓄，鼓吹大肆消费。当有人对这些政策的长期效应提出质疑时，他们却像败家子讥讽父母的忠告那样不屑一顾地说：“何必看得那么远呢？要知道从长远来看，我们都是要死的。”这么一句轻率的戏言，却被人当作至理名言和大智慧，奉为经济生活中的信条。　　不幸的是，长远并不真的那么远，或远或近的过去实施的政策所带来的长期影响，已经给我们带来煎熬了。坏的经济学家昨天要我们置之不理的明天，转眼就成了今天。有些经济政策的长期影响，可能不出几个月就会露出弊端；有些政策产生的后果，也许需要好几年之后才会显现；还有些政策，其后遗症甚至要潜伏数十年才会爆发。无论如何，政策必然有其长远的影响，就像蛋必然会孵化出小鸡、种子必然会发芽开花。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整个经济学的研究可以简化为一堂课，这堂课又可以归纳成一句话：　　经济学的艺术，在于不仅要观察任何行为或政策的即期影响，更要考察比较长远的影响；不仅要关注政策对某个群体产生的影响，更要追踪对所有群体造成的影响。　　2　　绝大多数经济谬论正是在于忽视了上述这个教训，以至于给当今世界带来了严重的危害。那些谬论全部出自两个基本的错误，有的错在只看行动或计划的即时影响，有的错在只看特定群体所受的影响，而忽视其他的群体。当然也有人同时犯下这两个错误。　　诚然，我们也有可能倒向另一个极端，只关注经济政策对社会整体的长期效应。古典经济学家常犯此类错误。结果，只要一项政策或局势能产生长远的净利益，他们就会赞成，至于该行动是否会立即伤害到某些特定群体，他们则不大关心。　　除了部分专业经济学家以外，今天很少有人再犯这类错误。相比之下，当前最常见的谬误，是只重视政策对于特殊群体产生的短期影响，而忽略或者淡化整个社会所受的长期影响。这类谬误一次又一次出现在关于经济问题的讨论和政客们的演讲中。这类谬误业已成为“新”经济学中似是而非的核心。“新”经济学家们考虑到了前人经常忽视的短期影响，便妄图颠覆“古典”、“正统”经济学家使用的方法，并鼓吹这是一大进步。然而，他们本身却无视或轻视了长期影响，结果犯下了更严重的错误。他们精心细致地观测和验证少数个别的树木，却忽视了整片森林。他们使用的方法和得到的结论经常是倒行逆施，以至于有时会惊讶地发现自己竟和17世纪的重商主义意气相投。事实上，我们本来以为古典经济学家已经彻底摆脱的种种古老谬误，仍然还在他们身上再现，甚至重蹈覆辙。　　3　　常有人感叹说，坏的经济学家向大众兜售谬论，往往比好的经济学家宣扬真理更有成效。常有人抱怨说，煽动家们鼓吹经济谬论时，总是比那些点出问题要害的老实人更能获得大众的欢呼喝彩。这其中并没有什么奥妙：煽动家和坏的经济学家，都只强调了一半的真相。他们只谈某项政策提案的即时影响，或者只谈其对某个特殊群体的影响。仅仅听他们的一面之词，大多数人也许会觉得那些话总有几分道理。此时，我们应该站出来，指出政策提案也会带来长远的不良影响，或者指明这是牺牲整个社会的利益去满足某个特定群体。也就是说，我们必须用另一半的事实，来补足和矫正他们所强调的半边真相。但是，要想清晰地阐明计划中的行动方案对每个人产生的所有重要影响，肯定需要费更多的口舌，往往还得进行冗长、复杂、枯燥的连锁推论。事实上，缺乏经济学常识的人很难听得进那些长篇大论，大部分听众很快就会感到无趣和厌倦。坏的经济学家十分清楚这一点，所以他们劝慰听众说，不用勉强自己去听那些推论，也犯不着去理会那些道理，因为那都是“古典主义”、“自由放任主义”、“资本主义”的辩护，他们甚至不介意使用辱骂的词汇来达到说服大众的效果。　　以上，我们用抽象的说教点明了这堂经济学课的实质，并指出了从中作梗的种种谬论的共同特征。不过，我们必须用更加具体的实例去阐明这个实质，才能让大众彻底理解这堂课的内容，进而阻止各种谬论继续蔓延。我们将从经济生活中遇到的粗浅问题讲起，一直讲到最为复杂艰深的现实问题。我们可以依此循序渐进，学会如何察觉和避开那些最浅显乃至最顽固的谬误。这些正是接下来要讲的内容。　　第二编 课程的应用　　第2章 破橱窗　　让我们效仿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从一面被砸破的橱窗的简单例子说起。 话说一个顽童抡起砖头，砸破了面包店的橱窗。当店主怒气冲冲追出来时，小捣蛋早已逃之夭夭，只剩下一群看闹热的围观者。大家盯着橱窗的破洞以及四下散落的玻璃碎片，若有所思。不一会儿，跟通常的情形一样，有些人开始互相议论，宽慰店主和众人的心：玻璃破了很是可惜，可是这也有好的一面。这不，对面的玻璃店又有生意了。他们越琢磨越来劲：一面新的橱窗需要多少钱？要250美元。这笔钱可不算少。不过，这没什么好埋怨的，事情本来就这样，要是玻璃永远都不破，那装玻璃的人吃啥。玻璃店多了250美元，会去别的商家那里消费，那些个商家的口袋里多了几个钱，又会向更多的商家买东西。经这么一说，小小一片破橱窗，竟能够连环不断提供资金给很多商家，使很多人获得就业机会。要是照这个逻辑推下去，结论便是：扔砖头的那个小捣蛋，不但不是社区的祸害，反而是造福社区的善人。　　且慢！让我们来分析其中的谬误。至少围观者所作的第一个结论没错，这件小小的破坏行为，的确会给某家玻璃店带来生意。玻璃店主对这起捣蛋事件除了略表同情之外，更多的应该是高兴。但是，面包店主损失掉的250美元，原本是打算拿去做一套西装的。如今，这钱被迫挪去补破窗，出门就穿不成新西装（或者少了同等价钱的其他日用品或奢侈品）。他原来有一面橱窗再加250美元，现在只剩下一面橱窗。或者说，在准备去做西装的那个下午，他本来可以心满意足同时拥有橱窗和西装，结果却只能面对有了橱窗就没了西装的糟糕现实。如果我们把他当作社区的一员，那么这个社区就损失了一套原本会有的新西装，于是变得比以前更穷了。　　简单来说，玻璃店主的这桩生意，不过是从做西装的缝纫店主那里转移来的。整个过程并没有新增“就业机会”。那些围观的人只想到了交易双方——面包店主和玻璃店主——的情况，却忘掉了可能涉及的第三方——缝纫店主——的窘迫。围观者完全忘了他，恰恰是因为现在玻璃碎了，他也就失掉了亮相的机会。人们过两天就会看到崭新的橱窗，但绝不会看到多出那套被牺牲掉的西装。人们总是只看到眼前所见的东西。　　第3章 战祸之福　　讲完粗浅的“破窗谬论”，有人会说，任何人只要动脑筋想一想，一定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事实上，穿着各种伪装的破窗谬论，在经济学历史上却最为顽固不化，而且此种谬论在过去任何时候都没有现在这么盛行。如今，每天都有许多人在一本正经地重复着同样的错误。这些人包括工业巨头、商会和工会领袖、社论主笔、报纸专栏作家、电台与电视台的评论员、技巧高深的统计专家、一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们正在用各自的方式宣扬破坏行为所带来的好处。　　有些人不屑于谈小小的破坏行为带来的蝇头小利，却醉心于巨大的破坏行为能让人们受益无穷。他们吹嘘战争对经济是如何如何的有利，非和平时期能比，并向我们展示通过战争才能实现的“生产奇迹”。他们认为，战争时期庞大的需求“累积”或“堵塞”，会给战后的世界带来繁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们兴致勃勃地清点那些在欧洲被战火夷为平地、必须重建的房子和城市。在美国，他们清点出战争期间无力兴建的房子、短缺的尼龙袜、破旧的汽车和轮胎、过时的收音机和电冰箱。这些人汇总出来的数额之大，令人震惊。　　这种“需求堵塞”谬论只不过是我们所熟悉的老朋友——破窗谬论——换上一件臃肿的马甲之后的形象而已。不过这一次，有更多相关的谬误绞缠在一起，需要我们逐一驳斥。首先，它把需要（need）和需求（demand）混为一谈。战火摧毁的东西越多，人民生活越贫困，战后需要的东西也就越多，这点毋庸置疑。但是，需要并不等于需求。有效的经济需求，光有需要还不算，还必须要有相当的购买力才行。当今印度对产品的实际需要远高于美国，但是它的购买力，以及由此带来的创造商机的能力却远低于美国。　　不过，就算绕过了上一个谬误，接下来还有可能陷入另一种谬误。发表破窗谬论的人通常只从金钱的角度去思考“购买力”。其实，只要让印钞机开足马力，不愁没有钞票。要是以金钱来衡量“产品”价值的话，那么以钞票为产品的印钞业，无疑是当今世上规模最大的产业。但是用这种方式去解决购买力问题，所印制的钞票数量越多，单位货币的价值就越贬值，货币贬值的程度可以用物价上涨的幅度来衡量。可是，人们只习惯于用金钱来衡量自己的财富和收入，所以只要手头多了几张钞票，便以为自己过得更好，尽管拿这些钱能买到的东西比从前少，自己实际拥有的东西可能不如从前。人们所认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经济“收益”，其实大多是战时通货膨胀造成的幻象。哪怕在和平年代，同等规模的通货膨胀也能带来这样的结果，并且的确产生过这些结果。后面我们还会回过头来谈这种货币幻觉。　　“需求堵塞”谬论只讲出了一半的真相，这点跟破窗谬论一样。被砸破的橱窗的确会给玻璃店带来生意，战争造成的破坏也的确给某些产品的制造商带来了大量的商机。房子和城市的毁于战火，为建筑业赢得了更多业务，而战争期间没办法生产的汽车、收音机和电冰箱，确实为那些特定的产品带来累积性的战后需求。　　这一半的真相在大部分人看来，就像是总需求增加了。部分原因是由于单位货币的购买力降低，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需求从其他地方转向了这些特定的产品。欧洲人盖出了空前数量的新房子，因为他们必须先解决安居问题。可是，在他们大兴土木的同时，可用于生产其他产品的人力和生产能力就会随之减少。人们买了房子之后，可用于购买其他产品的支付能力也会随之缩水。人总是顾得了一头，就顾不了另一头（当然，饥寒交迫的紧张感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人们更多的生产活力）。　　这一得一失当然要拜战争所赐。战争改变了人们在战后的努力方向；战争打破了各行各业原有的平衡；战争重塑了工业的结构。　　二战后的欧洲各国都出现了高速甚至奇迹般的“经济增长”，那些惨遭战火蹂躏的国家是如此，那些未受劫掠的国家也是如此。遭受的破坏最为严重的德国等国，其经济增长速度比破坏不那么严重的法国等国要快。部分原因是因为西德实行了较为稳健的经济政策，部分原因是想尽快过上正常生活的念头使人们工作更加努力。但它并不表示财物毁损对失去财物的人有利。没有人会因为需要激发出斗志而刻意烧毁自家的房屋。　　战争结束后，迎来和平的人们通常会在一段时间内激发出旺盛的精力。托马斯·麦考利（Thomas Macaulay）在《英格兰史》（History of England）的第三章开门见山这么写道：　　不幸的事件、政府的失误，可能将一个国家置于悲惨的境地，但与之相比，科技的持续进步、人们改善自身生活的恒久努力，却能在更大程度上促进国家的繁荣。我们经常发现，肆意挥霍、苛捐杂税、荒谬的商业管制、贪渎腐化的司法体系、伤亡惨重的战争、叛乱、迫害、烈火、洪水，它们都在摧毁财富，但人民通过努力创造财富的速度却更快。　　没有人愿意让自己的财物毁于战争或和平年代。对个人来说是伤害、是灾难的东西，对由个人组成的国家来说也一定是伤害和灾难。　　经济推理中最常见的许多谬论，源于人们倾向于将“国家”当成抽象的集合名词去思考，而忘记或忽视了组成它、并赋予它意义的个人。这种倾向在今天尤为明显。如果一开始就从惨遭横祸的个人角度去思考，那就不会有人认为战争造成的破坏对经济有利。　　那些认为战争造成的破坏能增加总体“需求”的人，还遗漏了一个基本事实：需求和供给就像硬币的两面，其实是从不同角度观察到的同一样东西。供给会创造需求，因为归根结底供给就是需求。人们把自己生产的东西供应给他人，其实是为了换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农民为城市供应小麦，是因为他们需要汽车或其他产品。所有这些，是现代分工和交换经济的本质。　　这个基本事实对于大部分人（包括一些被誉为杰出的经济学家的人）来说是不清楚的。他们被工资支付等复杂的机制，以及几乎所有的现代交易都以金钱为媒介间接进行的形式所蒙蔽。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等一批古典经济学家，虽然未能详尽阐明货币造成的复杂后果，至少透过“金钱的面纱”看到了现实的根本。就这一点来说，他们比当今那些批评他们的人更胜一筹。那些批评者非但没能从中得到启示，反而被金钱的表象搞糊涂了。单纯的通货膨胀——也就是发行更多的货币，造成工资和物价上扬——看起来也许像创造了更多的需求。但从实际物品的产量和交易量来看，则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显然，生产力被摧毁多少，实际购买力就会被摧毁多少。尽管由于通货膨胀的影响，以金钱表示的产品价格或“国民收入”会上升，我们却不应该被此表象迷惑，甚至自欺欺人。　　有人争辩说，德国人和日本人比美国人拥有“战后优势”，因为他们的老旧工厂在战时被完全摧毁，得以更换最现代化的厂房和设备，生产效率得以提高，成本得以降低，非美国那些老旧、过时的厂房与设备可比。如果真是这样，那美国人完全可以立即拆除老旧设施，从而一举消除日本和德国的领先优势。实际上，只要能满足利润最大化，所有国家的所有制造商，都可以每年弃旧换新。　　道理很简单，厂房、设备都有最适当的折旧率，也就是最佳的更新年限。只有在制造商的厂房、设备因为老化过时，净值接近于残值，正要找人来拆除，并且已经订购了新的设备之际，炸弹刚好在这一刻落下，帮忙拆毁了现有设施，才真的对当事人有利。　　当然，如果厂房、设备以前的折旧和过时程度没有适当反映在会计帐簿上，实际损失就不会有账面损失那么更严重。新厂房、新设备的出现，也的确会加快老旧设施的淘汰速度。也就是说使用新装备能创造更大的利润，继续使用旧装备比较而言就是损失。如果那些拥有老厂房、老设备的制造商想继续使用过时装备，已经超过了利润最大化的正常期间（假定他们有预算来添置新厂房和新设备），那么厂房、设备此时被摧毁，将带来比较优势，或者讲得确切一点，可以减低他们的比较损失。　　我们从中得出一个初步结论：厂房毁于战火绝没有什么好处，除非在那些厂房因为折旧和过时，价值接近于破铜烂铁，正处在弃旧迎新的当口。　　弃旧并不意味着就能迎新。上述讨论还忽略了一个核心的事实。即，无论是个人还是政府，必须拥有资金提留，或者通过储蓄取得资本积累，才能实现厂房和设备的更新换代。然而，战争却会摧毁累积下来的资本。　　战争也许会带来一些补偿性的因素。比方说，战争期间的科技进步，可以在某个局部提高个人或国家的生产力，也可能由此带动整个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另外，战后的社会需求形态绝对不会和战前完全相同。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些错综复杂的情形而忽视最基本的真理：大肆破坏具有价值的任何东西，都会造成净损失、不幸和灾难。个别特殊情况下或许有这样那样的补偿性利益，但从总体上看，战争的破坏对社会绝不是恩赐或福音。　　第4章 公共工程来自缴税 当今世上，没有哪种信仰能比民众对政府支出抱有的信仰更持久、更具影响力。各国民众都在仰仗政府支出这剂灵丹妙药，坚信它能包治所有的经济弊病。民间产业不景气吗？我们就靠政府支出去拉动产业经济。出现失业问题了吗？这显然也是“私人购买力不足”造成的。开出的药方明摆着还是政府支出。总之，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政府花掉足够多的钱去补齐“不足”。　　无数的文献基于这一谬论，与其他荒唐的说法相互支撑，并使之成为盘根错节的谬论网的一部分。我们还无法在本章解析整个谬论网，不过，我们能在这里剖析孕育其他许多无稽之谈的谬论之母，也就是该谬论网的主干。谬论网的分支留在后面的章节去解析。 除了大自然有限的免费恩赐之外，我们取得任何东西都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世界上所谓的经济学家有的是，这些人个个都有享用“免费午餐”的种种办法。他们说，政府根本不用收税都能有花不完的钱；政府可以无限累积债务，根本不用偿还，因为“钱是我们欠自己的”。后面我们还会再来剖析这类奇谈怪论，但这里必须无情地指出，过去做的这种美梦总是以国家财政破产或者通货膨胀飙升而告终。我们必须认识到：政府所有的支出最后都必须靠纳税人来埋单；通货膨胀本身只是税收的一种表现形式，并且是极其有害的形式。 对于政府推行长期借款和通货膨胀政策这类谬论网，让我们稍后再讨论。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这样一种基本观点，那就是：“政府即将或者最终要支出的每一块钱，都必须通过征税来补偿”。一旦我们用这种方式来看问题，所谓政府支出造就的“丰功伟绩”，就不再那么风光了。 一定数额的公共开支对执行基本的政府职能是必要的。一定数量的公共设施建设，如街道、桥梁、隧道、军营、海军基地、议会大厦、警察局和消防队，是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所必需的。社会对这些公共建设本身有需要，需要就是其存在的理由。我要讨论的不是这方面的实际建设，而是将公共建设当做一种手段，用以“提供就业”，或者创造出民间无法创造的新财富这类公共工程。 假设要建一座桥，如果它能满足民众的实际需要，缓解难以克服的交通或运输问题，民众不会闹意见。换句话说，如果对纳税人觉得把钱投在这里，比不收税而让他们自己消费更有价值，那么兴建这样的桥梁就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是为了“提高就业机会”而建桥，那就成另外一回事了。当提供就业机会成了目的之后，有无兴建桥梁的实际需要就会成为次要问题。这时，政府必须无中生有，发明各种“公共建设计划”。他们不再只考虑哪里必须建桥，而是开始自问自答：桥可以建在哪里。政府能够找到诸多借口来自圆其说，说为什么需要再建一座桥，把浦东和浦西连接起来。并且，工程很快就会上马，那些对建桥的必要性提出质疑的人，则会被认为是碍手碍脚和不识时务。 关于建桥，一般有两个论调。其一主要发生在造桥之前，另一个主要流传于完工之后。第一个论调指出，造桥能够提供就业机会，比如说，一年可以提供500个工作机会。这其中的暗示是，不建这座桥，就不会有这些工作机会。 这仅是眼前的结果而已。如果我们学会进一步去看背后的结果，也就是说，不只是关注那些政府工程的直接受益者，还要同时考虑那些间接受到影响的人，我们的认识就会迥然不同。没错，造桥工人可能会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然而造桥的钱却必须从税收中支出，造桥每花一块钱，就得向纳税人征一块钱的税。要是建造这座桥得花1 000万美元，纳税人就得贡献出1 000万美元。他们本来可以用这笔钱去购买他们各自急需的东西。 不难发现，造桥工程不过是使就业机会发生了转移而已。造桥工程每制造一个用于公共建设上的工作机会，就必定会破坏掉一个用于私人领域的工作机会。我们看得见桥梁工地上建设者们夜以继日，于是，政府支出能够创造就业机会的论调变得活灵活现，令大多数人深信不疑。但有些东西我们是看不到的，为了建桥它们就无法产生。这些看不到的东西，是从纳税人的口袋拿走1 000万美元之后而破坏掉的工作机会，一方面造桥工人在增加，另一方面汽车工人、电视机工人、制衣工人、农民在越少。 桥终于建好了，不妨假定那是一座漂亮的大桥。第二个论调会说，这都得归功于政府支出的神奇魔法。要是当初那些反对者得遂所愿，还会有这座跨江大桥吗？若少了这座桥，这个城市当然不如现在发达。 主张政府支出的人靠这样的障眼法，轻而易举地说服了那些只顾眼前利益的人。这两类人的眼睛里都只有那座桥。如果他们能学会既看直接的结果又看间接的影响的话，那些原本可能产生而没有产生的东西便会呈现在他们的想象之中。他们将看到没能盖起来的房子、没能生产出来的汽车和洗衣机、没能做出来的礼服和外套、没能种出来和卖出去的粮食。要看到这些没有被创造出来的东西，得靠某种想象力，可惜这正是许多人所缺乏的。我们也许意识到过这些不存在的东西，但当我们每天上下班路过的桥梁时，我们的意识里便只有了桥梁。政府支出的幻象，无非是通过牺牲其他的机会，把特定的财富创造出来而已。 2 这种推理方法同样适用于其他各种形式的公共建设。例如，动用公共资金兴建供低收入家庭居住的廉租房。这么做，只不过是用征税的方式让收入较高的家庭把钱拿出来（也可能有一小部分是其他低收入较低家庭的钱），强迫他们补贴那些政府选定的低收入家庭，让后者以相同或更低的租金，住上比原来更好的房屋。 我不打算在这里探讨兴建廉租房的种种利弊，只想指出，赞成兴建廉租房的最常见的两个论调都存在谬误。其一是它能“创造就业”，其二是它所能创造的财富是其他方式不可替代的。这两个论调都站不住脚，因为它们忽视了赋税造成的损失。用于兴建廉租房的税赋所毁掉的其他行业的工作机会，跟它在住房建设行业创造的工作机会一样多。这也导致有些私人住房无法盖起来，有些洗衣机和电冰箱无法生产出来，使其他不计其数的商品和服务供给减少。 这种得失不可能有别的答案，虽然有人说兴建廉租房不需要一次拨一大笔钱，靠每年的租金补贴就能盖好。但这种技术上的处理并未改变问题的本质，那只是把纳税人的负担分摊到许多年，而不是集中在一年。 兴建廉租房能带来不少心理满足。建设时能看到繁忙的工地，完工后能看到崭新的建筑，开盘后能看到乔迁新居的人喜气洋洋地带领亲朋好友参观房间。相反，因赋税而损失的工作是看不见的，那些无法生产出来的产品和无法提供的服务也是看不见的。每次看到那些房子，看到那些住在里面的幸福快乐的人，我们都需要重新集中精力，才能想象出那些没有被创造出来的财富。主张兴建廉租房的人指着矗立在眼前的楼房反驳说，你说的那些只是想象出来的、不存在的事物，是纯理论的东西。他们的言行令人惊讶吗？就像萧伯纳的剧作《圣女贞德》中的那个家伙，当被告知毕达哥拉斯的理论说地球是圆的、而且绕着太阳转时，他驳斥道： “十足的白痴！他不会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吗？” 对于像田纳西河流域治理工程这样的宏伟工程，我们仍需进行同样的推理。这项工程十分浩大，其视觉冲击力更容易让人产生错觉。你看，这是一座巨大的拦水坝，这是一座令人震撼的弧形钢筋混凝土建筑。它“比私人资本能够建造的任何东西都伟大”，它是摄影师的圣殿，也是最常被引述的公共建设、公共所有权、公共设施运营奇迹的象征。这里有巨大的水轮发电机组和电站厂房。单靠这项工程就带动了更多的新工厂和新产业，整个地区的经济水平也得以提高。拥护者对此推崇备至，说这里创造了没有负面效应的经济净收益。 对于田纳西河流域治理工程或者类似的公共建设的功绩，我们不必在这里讨论。然而，我们必须看一看这本账的负债部分，这需要加倍努力去运用想象力，因此似乎很少人能够做到。如果政府把从个人和企业那里征收来的钱集中花在某个地方，使当地变得相对富裕，那有什么好令人惊叹的？凭什么应该视之为奇迹？请不要忘了，其他地方会因此变得相对贫穷。所谓“私人资本建造不出来”的伟大建设，实际上正是用私人资本建造的，即利用从民间征来的税来筹集建造工程的资本（如果是发行国债借钱的话，最后也要靠征税去偿还）。我们必须再次借助想象力，才看得到那些不存在的民间发电厂、民宅、打字机和电视机。这些事物得不到建设或生产，是因为全国各地人民身上的钱都被拿去建设了特别上镜的诺里斯大坝。 3 我特意选了几个形象工程做例子，这些公共支出计划都是主张政府支出的人推崇备至的，也是公众最认可的。这类不讲求效用的投资计划不胜枚举。政府推行这类计划的主要目的无一例外都是“提供工作机会”和“让人们有工作可做”。至于计划本身的效用如何，反而成了次要问题。况且，工程越是铺张浪费，耗用的人力成本越高，就越能达到提供更多就业机会这个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官僚构思的公共建设计划，每花一块钱所带来的财富和福利的净增幅，都极有可能不如纳税人自行花掉这笔钱更值。　　第5章 税负抑制生产　　政府支出必定需要首先从某甲那里拿走征收来一笔钱，然后才有资源给某乙，整个过程势必会挫伤某甲的生产积极性。因此，政府支出所创造的财富也就不可能完全补偿其征税所破坏的财富。人们常常这样比喻政府支出：把国家的钱从右边的口袋掏出来，再放进左边的口袋。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例如，主张扩大政府支出的人告诉我们，如果国民所得一年是1.5万亿美元，联邦税收是3 600亿美元，那么就只有24%的国民所得从私人用途转到公共用途。这种说法就好像把整个国家当成资源汇聚在一处的大公司，资源转移只是账面上的调整而已。他们或许十分清楚这件事给某甲带来的伤害，却避而不谈。他们只谈这个过程给某乙带来的利益，以及由此给他带来的其他美好前景，说什么如果没有把钱转移给他，这些美好前景就不会发生。某乙作为政府支出的政绩被频频曝光，而为政府支出所牺牲掉的某甲则注定被遗忘。　　所得税负的重担往往会落在部分人身上。我们都知道，在现代社会中，每个人所承受的所得税比例不尽相同。为了弥补公共开支，政府还必须开征其他名目繁多的赋税，从而进一步挫伤了生产者的积极性。没有人情愿自己的钱被政府拿走，税负不可避免地会影响纳税人的行为和动机。如果一家公司发生亏损，每赔一块钱，就得足足损失一块钱；要是没有适当的税务会计法规，允许拿数年来的亏损去冲抵数年来的利润的话，当这家公司赚钱的时候，每赚一块钱，却只能留下税后的部分（例如52美分）。于是，公司的经营政策就会受到影响，它将丧失扩张业务的冲动，或者只扩张那些风险最低的业务。觉察到这种状况的人甚至会打消开创新事业的念头。现有的雇主将不再增加员工，甚至会设法减员；其他人则根本不打算成为雇主。长期下来，与本来可以达到的水准相比，新设备和新工艺的应用放慢，消费者买不到更好更便宜的产品，实际工资不升反降。　　把个人所得税率调升至50%、60%或70%，会更严重地挫伤生产积极性。人们将开始扪心自问：辛辛苦苦一年下来，为什么有6个月、8个月甚至9个月全是在为政府做贡献，只剩下6个月、4个月甚至3个月的所得供自己和家人使用？赔钱的时候，自己必须承担全部损失，赚钱的时候却只能留下一小部分利润，他们会认为，拿自己的钱去冒这种风险未免愚不可及。他们也没有多余的钱拿去冒险，因为资本还没有累积就已经被征收走了。主张扩大政府支出的人，宣称他们的用意是要解决失业问题，然而到头来，税负反而制造出了失业问题。因为可以用来创造私人部门的新就业机会的资本，一开始就无法形成、无法存在，能够投入的资本又缺乏创业的激励。　　税负占国民所得的比率越高，民间生产和就业受到的威胁就越大。当然，为了执行基本的政府职能，一定数量的税收必不可少，围绕这个目的的合理税收对生产不会造成太大的损害。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能保护生产，能为生产者提供便利。相反，过分沉重的税负则会抑制生产。等到总税负大到超过能够忍受的限度时，才回过头来考虑重新设计税制，损失程度已经非常惨重了。　　第6章 政府信贷扭曲生产　　有时，政府拿钱出来“扶持”企业，这其实和政府征敛民财一样可怕。扶持的形式通常表现为政府直接贷款，以及政府担保的民间贷款等。　　政府信贷往往可能导致通货膨胀，这使问题的讨论变得更加复杂。为了简化起见，本章先假设我们讨论的政府信用扩张不具有通货膨胀的特性。对于通货膨胀造成的各种影响，我们留待后面的章节再去分析。那时我们将了解到，通货膨胀虽然会使问题的分析过程复杂化，但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政府信贷政策的实施结果。　　国会中最常见的政府信贷提案是增加对农民的贷款。大多数国会议员对农民取得的贷款永远都嫌少，在他们眼中，私营抵押贷款公司、保险公司或乡村银行提供的贷款从来谈不上“充足”。不管人们已经替农民找到了多少贷款，国会总是能不断挖掘出现有的贷款机构还没有填补的新缺口。农民获得的长期贷款和短期贷款已经够多了，而议员们又发现，“中期”贷款还不够多。他们要么指责利率太高，要么抱怨私人贷款只贷给了家道殷实的农民。国会通过立法给农民安排的新的贷款机构和新的贷款类别因此越来越多。　　不难发现，有两类短视行为导致人们还在指望这些政策。一类是只从借钱的农民的立场来考虑问题，另一类则是只关心交易的前半部分。　　国会提高信用额度的提案不过是加重债务负担的提案的代称。因为在诚信的借款人看来，所有的贷款最终都是要偿还的，所有的信用都是债务。要是我们习惯使用第二个名称，而不用第一个名称，那些提案就不会再那么受欢迎。　　我们不必在这里讨论私营机构提供给农民的常规贷款，其中包括抵押贷款，让农民用于购买汽车、电冰箱、电视机、拖拉机和其他农用机械的分期付款贷款，以及供农民在收获和销售谷物前用于资金周转的银行贷款。我们这里要讨论的只是政府机构提供给农民的直接贷款，以及由政府担保的贷款。　　这些政府贷款往往有两类用途。一类用以帮助农民把谷物囤积下来，暂不上市销售。这是一类特别有害的贷款，让我们留待后面讨论政府实施商品管制问题时再做具体分析。另一类贷款是为农民立业提供资金——让他们买得起农场、骡子或拖拉机。　　乍一看，这类政府贷款似乎很有必要。有人会站出来说，这里有个贫困家庭，缺乏谋生手段。让他们靠领取救济金生活是一种冷酷和浪费的解决办法。如果政府帮扶他们买座农场，使他们靠劳动成为自食其力的公民，他们就能反过来为国家的GDP尽一分力，并用自己的产出来偿还贷款。或者有的人会说，那里有位农民，买不起拖拉机，还在使用原始落后的方式耕种土地。政府借钱给他买部拖拉机吧，帮助他提高生产力，他能够靠增产所赚来的钱还本付息。这样一来，既能让他靠劳动致富，又能增加产出，使整个社会更加富有。况且，这类贷款是“自偿性”的贷款，根本不需要政府和纳税人来负担成本。　　实际上，这正是私营信贷机构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倘若某人想买农场，手头的积蓄只够农场售价的一半或三分之一，储蓄银行或邻居们会以抵押贷款的方式借钱给他凑够买价。倘若某人想买拖拉机，农机公司或融资公司可以允许他首付三分之一的货款，其余的尾款分期偿还即可。　　但是，私人提供贷款与政府提供贷款这二者有根本的不同。每个私营放贷者都是在用自己的资金承担风险。银行家虽然是利用别人委托给他的钱去冒险，但一旦有损失，也必须拿自己的钱去赔付，否则只有破产出局。当人们拿自己的钱去冒险时，通常会严格审查借款人是否有足够的资产做抵押，审查其经营能力和诚信如何。　　倘若政府依照同样严格的标准去办理贷款业务，那政府根本没有必要涉足这一行，去做私营机构已经在做的事。不过，政府一向是以不同的标准行事。政府之所以涉足贷款业，就是要向那些从私营机构借不到钱的人提供资金。换句话说，私营放贷者不肯拿自己的钱去冒的风险，政府却愿意拿纳税人的钱去冒险。这种措施的支持者也承认政府放贷的坏帐率高于民间放贷，但他们坚持认为，那些有借有还的人所增加的产出，加上大部分有借无还的人所增加的产出，在抵消坏账损失后仍有剩余。　　这样的辩护正是基于我们在前面指出的第一类短视行为。只有当我们将关注点锁定在政府资金的借款人，而忽视那些被政府的计划剥夺的人的时候，那些狡辩才貌似成立。政府真正借出的不是钱，而是实体资本，钱不过是交易的媒介（前面已经提醒过，我们稍候再谈信用扩张引发的通货膨胀效果）。政府真正借出去的是农场或拖拉机本身。农场的数目有限，拖拉机的产量也有限（只要不是牺牲其他产品去生产过剩的拖拉机），那么政府把农场或拖拉机借给某乙，就没办法再借给某甲。因此，真正的问题在于：到底是某甲，还是某乙，应该得到农场？　　接下来我们就要比较某甲和某乙的优势所在，以及他们各自对生产有哪些贡献，或者有能力做什么贡献。如果政府不干预，某甲会得到农场。当地的银行家和邻居都了解他，知道他的过去。毕竟这些有钱人也在为自己手上的资金找出路。他们知道某甲是诚实守信的人，言出必行，值得在他身上冒险。也许因为某甲实干、节俭、有远见，攒下的钱已经足够支付农场四分之一的价款。其余四分之三的价款由人们贷款给他，某甲就得到农场。　　但凡认为用钱就能解决问题的人，都有个奇怪的想法，以为信用是银行赋予某个人的。事实恰恰相反，信用是人已经拥有的东西。一个人有信用，或许是因为他拥有资产的现金价值大于他想取得的贷款。或许是因为良好的个人品行让他获得了信用。而是一个人本身具备信用，银行才愿意借钱给他。银行家绝不会随随便便地借钱给别人，他需要得到偿还的保证。银行只是把借款人的资产或信用从流动性较低的形式转换成流动性较高的形式而已。有时银行也难免失误，这样一来，不但银行家自己受损失，整个社会也会受损失，因为借款人没能创造出应有的价值，资源被浪费了。　　可以看出，具备信用的某甲是银行愿意借钱的对象。但抱着施舍心态的政府更关怀某乙的处境。缺乏信用的某乙没办法从私营放贷者那里取得抵押贷款和其他贷款，他没有储蓄，一无是处，靠领救济金生活。提倡扩大政府信用的人争辩说，为什么不借给他足够的钱，帮助他买农场、买骡子、买拖拉机，帮助他立业，使其成为对社会有用的生产者呢？　　这样的争辩正是基于我们在前面指出的第二类短视行为，把钱借给某乙们的结果，是更多的资源会被他们浪费掉。上述争辩就个别的案例来说或许行得通，但整体而言，按政府的标准选定的信贷对象，风险显然高于按私营放贷标准选定的信贷对象，因为某乙们的坏账率更高，而生产率更低。可是，获得政府贷款的人将买到农场和拖拉机，本来可望获得私人贷款的人就反而得不到。政府信贷导致利率上升，农场的价格上涨，甚至导致邻近地区也没有剩余的农场可买，某甲的处境会更加艰难。结果是，某乙有了农场，某甲却被剥夺了拥有农场的机会。这样一来，政府信贷所造成的净效果是减少而不是增加了当地所能创造财富，因为可用的实体资本（由实际的农场、拖拉机等构成）没有交给效率更高的、值得信赖的人，而是落到了低效率的借款人手里。　　2　　谈完农业，再来谈谈其他的商业形式，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政府信贷的谬论。我们经常听到有人提出这样的议案：政府应该承担起“私营产业承担不起”的大风险。这意味着应该准许政府官僚拿纳税人的钱去冒险，做那些没有人会用自己的钱去冒险的投资。　　这种政策会带来很多弊端，例如徇私舞弊，借钱给亲朋好友，或者收受贿赂等。人们谴责腐败，更反对投资不当，那会让纳税人的钱有去无回。这种情况还会增加对社会无益的要求，他们会问，既然政府需要承担风险，那为什么不应该同时享有利润？让纳税人承担风险而让私人资本获利，这样做有什么道理？后面会谈到，政府对农民提供的“无追索权”贷款，正是出自这种无益的要求。　　让我们暂且略过上述诸多各种弊端，只谈政府贷款的一种后果：浪费资本和削弱生产。政府信贷会把可用的资本丢进糟糕的计划中，充其量也是丢进好坏难断的计划中。政府信贷更可能把资本交给能力比较差、或者比较不可靠的人。可是在任何时候，实体资本的数量都是有限的（有别于靠印钞机印出来的货币资本），交到某乙手中的东西，就不可能再交给某甲。　　人们希望把自己资本用于投资增值，但投资一定要谨慎。对于私营放贷者而言，他们当然希望最后能连本带利收回投资。因此，大部分放贷者把钱投下去之前，都会预先仔细审查投资计划，仔细衡量获利的预期和亏损的几率。他们有时也会犯错误，但犯错的可能性小于政府放贷者。理由如下：首先，借出去的钱是他们自己的，或是别人自愿托付给他们的。而政府借出去的钱却是从纳税人那里强制征收来的，不需要顾及纳税人的个人意愿。私营放贷者希望自己获利，他们期望借款人能生产市场上有需求的东西。而政府投钱则围绕着诸如“创造就业”之类的模糊目的，并且，越是投向低效率项目——也就是相对于产出所雇用的人数越多——此类投资提案反而越有可能被采纳。　　其次，私营放贷者是经过严酷的市场筛选胜出的。经营不善就会赔钱，再也拿不出钱借给别人。他们只有经营得很成功，才可能有更多的钱借出去。因此，私营放贷者（除去通过继承遗产获得资金的一小部分人）经过了优胜劣汰的考验。反观承办政府贷款的从业人员，不少只通过公务员考试，只知道如何用假设的方式回答假设性的问题。他们不仅善于找来最动听的理由把钱贷出去，也善于在贷款出问题时，找来最合适的借口以推脱责任。不过最终结果却不会因此改变：私人贷款比政府贷款更能充分运用现有的资源和资本，政府贷款与私人贷款相比会浪费更多的资本和资源。总之，与私人贷款比较来看，政府贷款会削弱生产，而不是增进生产。　　总的说来，主张政府对民间的个人或项目放贷的提案，往往都只看到某乙而忘记了某甲。它只关注从中获得资本的人，而忽略了那些应该得到而没有得到资本的人。它只看得到有政府贷款注入的项目，而遗忘了无法获得资本的其他项目。它只关心某个群体的眼前利益，而不管其他群体的损失，以及整个社会的净损失。　　我们同样强烈反对为私人企业或个人提供政府担保的贷款和政府担保的抵押贷款，尽管这些活动比政府直接贷款和提供抵押贷款更具隐蔽性。主张政府担保抵押贷款的人，同样忘记了实际借出的终究是有限的实体资本，如果扶助了看得到的某乙，必然会牺牲看不到的某甲。政府担保的住房抵押贷款（尤其是免首付款或首付款很少的住房抵押贷款）不可避免会发生更多的坏账。政府强迫全体纳税人去补偿这些损失。鼓励人们去“购买”自己其实负担不起的房子，最终造成住房供给相对过剩。过度刺激楼市，会使得每个人（包括以政府担保抵押贷款购买房子的人）负担的房价升高，甚至可能误导建筑业过度扩张，最终结果将是各方损失惨重。从长期来看，政府信贷并没有提高国家整体的生产，却鼓励了不当的投资。　　3　　本章开篇处提到，政府拿钱“扶持”企业，其实和政府征敛民财一样可怕。这个说法，除了适用于政府办理的贷款，也适用于政府的补贴。羊毛出在羊身上，政府必须先从企业身上取走某些东西，才有可能借钱给企业，或者给企业其他东西。我们经常听到新政支持者和其他的中央集权论者吹嘘，政府在1932年及其后一段时间，通过重建金融公司、住房业主贷款公司及其他政府机构，来拯救濒临倒闭的企业。但要是政府不在事先或事后征敛民财，它哪里来钱给予民间财务援助？政府的全部资金都来自税收。即便是备受推崇的“政府信用贷款”也是以债务可以通过税收偿还为前提。当政府向企业提供贷款或补贴的时候，等于是对经营成功的私人企业征税，然后拿钱去扶持经营不善的私人企业。在某些紧急状况下，这么做或许可取，不过从长远和总体来看，这种做法得不偿失。实际效果也的确如此。　　第7章 诅咒机器　　在所有的经济错觉中，“机器必然导致失业”这种错误最为阴魂不散。这种错觉曾经被无数人驳倒过，但总能死灰复燃，并且和以往一样张狂。每当出现长时期失业潮的时候，机器总是被指责为造成失业的罪魁祸首。这一谬论仍然是许多工会组织开展实际运动的理论基础。而公众则普遍容忍这些做法，要么认为工会做得对，要么是稀里糊涂，搞不清工会错在哪里。　　所有那些机器导致人们失业的想法，若讲一点点逻辑上的一致性，必然都会得出荒谬的结论：不但我们今天的每一项技术进步都会带来失业，就连原始人尝试摆脱苦力劳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造成自己的失业了。　　让我们追溯到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亚当.斯密这本巨著的第一章叫做“论分工”，在这一章的第二页上，作者给我们举了个扣针制造业的例子。一个劳工，如果不知道如何使用制造扣针的机器，“也许一天也做不出1枚扣针，要做20枚，当然是绝不可能的了”。但是通过分工协作，并且用了机器之后，平摊下来，一人一天能做4 800枚扣针。这样看来，在亚当.斯密时代的扣针制造厂，每出现一个操作机器的劳工，就得有240到4 800名做扣针的劳工丢掉饭碗。如果机器只会让人失业的话，那么扣针制造业导致的失业率就高达99.98%，还有什么比这更糟的吗？　　当时的确还有更糟的，毕竟工业革命那时正处于萌芽期，手工被机器所替代的情形显得尤为惨烈。让我们来看看那场革命中的一些事件。以针织袜业为例，新织袜机刚投入使用时就遭到了手工工人的破坏（单单一次暴动，被毁掉的机器就超过1 000台），厂房被烧毁，发明人受到威胁而被迫逃命。直到军队出动，领导暴乱的分子有的被流放，有的被处以绞刑之后，秩序才得以恢复。　　应该特别注意的是：闹事者饿着肚子，想到毫无希望的明天时，他们抵制机器的行动是合乎理性的。威廉.费尔金（William Felkin）在《机器针织和花边织制商历史》（History of the Machine-Wrought Hosiery Manufactures；1867年）中告诉我们（尽管他的表述略显牵强），在采用机器后的40年里，英格兰的50 000名做针织长袜的手工工人和他们的家庭，绝大多数最终也没能从饥寒交迫的悲惨境地中解脱出来。然而，闹事者们坚信机器会永远取代人力的想法却是错的，因为到了19世纪末，针织袜业所雇用的劳工人数，比世纪初的时候反而增长了至少100倍。　　阿克赖特（Arkwright）在1760年发明了棉纺机。据估计，当时在英格兰有5 200名使用纺车的纺纱工，以及2 700名织布工——总共有7 900人从事棉纺织品的生产。阿克赖特的发明在推广应用时遭到了抵制，理由是它将威胁到棉纺工人的生计，最后，当局只好动用武力来平息抵制浪潮。然而到了1787年，也就是阿克赖特的发明问世后的第27个年头，议会的一项调查表明，实际从事棉纺织业的人数，从7 900人增加到32万人，增加了44倍。　　要是读者们有机会去翻一翻1889年版戴维.韦尔斯（David A. Wells）所著的《近来的经济变革》（Recent Economic Changes），便会发现其中一些章节，只要把日期和数字改一改，就跟今天那些恐惧科技的人所写文字如出一辙。让我们来看看其中几段：　　从1870年到1880年这十年间，英国的航运业十分兴盛，仅进出口清关吨数就增至2 200万吨……但与1870年相比，1880年雇用的人数只剩下约3 000人（准确数字是2 990人）。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各个码头和船坞都安装了蒸汽吊装机和谷物提升机、采用蒸汽动力等等……　　1873年，贝塞麦转炉（Bessemer）生产的钢材在英格兰能卖到每吨80美元，这个价格并不是因保护性关税所形成的高价。而到了1886年，还是在英格兰，每吨的售价不到20美元，产销仍有利可图。同期，贝塞麦转炉的年产能翻了两番，而所用的人工比从前更少了。　　根据柏林统计局估计，1887年在全世界投入使用的蒸汽机的动力总和，大约相当于2亿匹马的力量，相当于约10亿人的劳动力；至少是全球劳动人口的总和的三倍……　　我们可以想象，最后得出的这些数据应该会让韦尔斯陷入沉思，想不通为什么到1889年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人有工作可做。但他只是悲观地作了这样的结论：“照此下去，工业生产过剩……可能是未来经济的一大顽症。”　　在经济大萧条期间的1932年，把失业问题归罪到机器头上的把戏再次上演。短短几个月内，一个叫作“技术统治联盟”的团体提出的理论席卷全美。我不打算在这里详述该团体罗列的怪诞数字，也不打算通过事实的真相来反驳他们。读者们只需要知道他们所倡导的“技术统治运动”是老调重弹，鼓吹机器会永远取代人力就够了。而这些人竟然以为这个论调是他们首创的真知灼见。“技术统治运动”再次印证了作家乔治.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那句格言——“忘记历史，就意味着重蹈覆辙”。　　“技术统治联盟”最终在人们的嘲笑声中销声匿迹；但是在他们之前早已存在的信条却阴魂不散，并且以“制造工作机会准则”、“限产超雇准则”等名义反映在不计其数的工会行动中。公众之所以容忍甚至赞同这些准则和实务，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弄清楚最基本的问题。　　1941年3月，科温.爱德华（Corwin Edwards）代表美国司法部在美国临时经济委员会（TNEC）作证时，围绕这类实务列举了大量实例。例如，纽约市的电气工会被指控拒绝安装纽约州以外的企业生产的电气设备，除非那些设备在安装现场拆解后重新组装才行。在得克萨斯州的休斯敦，管工工会要求，在施工现场，预制管道一端的螺纹必须锯掉，重新切削螺纹，才准安装。各地油漆工会的分会则纷纷限制使用油漆喷枪，只准用效率低下的油漆刷，主要是为了“制造工作机会”。美国卡车司机工会的一个分会，要求进入纽约市区的每一辆卡车，除了原来开车的司机，还必须多雇用一名当地的司机。许多城市的电气工会要求，建筑工地如果要使用临时照明或临时用电，必须雇用一名全职的维修电工，但不准安排这个电工参与电气施工工作。爱德华先生说，根据这个规定，建筑工地“往往雇用一名终日无所事事的人，整天翻报纸、玩纸牌，全部的工作只是在上下班时拨一下电源开关”。　　在其他许多领域，也都存在这种凭空“制造工作机会”的做法。在铁路行业，工会坚持在那些不需要司炉的火车机车上雇用司炉。剧场工会坚持雇用布景装拆工人，哪怕戏剧中不必用到布景也不能例外。音乐家联合会要求在可以放唱片的场合雇用所谓的替身音乐人，或甚至整团的替身管弦乐队。　　到了1961年，没有丝毫迹象显示这种谬论已经销声匿迹。不但工会领袖，连政府官员也郑重地宣称，“自动化”是失业的主要原因。他们谈到自动化，好像那是一个全新的事物。其实那只是持续的科技进步和省力设备不断改进后的新名称而已。　　2　　即便在今天，反对省力机械的论调仍出现在权威的经济论著中。在1970年就出了一本这样的书，其作者受到了高度评价，并荣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在书中反对经济欠发达国家采用省力机械，理由是机器会“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按此逻辑得到的的结论就是：要想创造尽可能多的就业机会，就必须让所有劳工尽可能地从事缺乏效率和收益的工作。这就意味着，19世纪初捣毁织袜机、蒸汽动力织布机和剪切机的英国勒德分子（Luddite）所干的都是天经地义的事。　　我们可以用一大堆数字来说明，过去那些恐惧科技进步的人错得有多离谱，但这样做无济于事，除非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他们为什么错。如果我们不能以演绎的方式，对事实有一个起码的认识，那些统计数字和历史数字对经济学就没有任何意义。也就是我们必须了解为什么在采用机器和其他的省力装置之后，必然产生那样的结果。要是我们不这样做，恐惧科技进步的人就会狡辩说：“过去的状况还能忍受，但是今天的状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今我们根本无法承受开发更多的省力机器。”当有人指出他们的前辈所作的预言被证明是荒谬的时候，他们正是以此来辩解的。1945年9月19日，在某报业集团的专栏中，美国第32任总统夫人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写道：“发展到今天，省力装置只有在不使人失业的情况下，对我们才是有利的。”　　如果采用省力机器确实会造成失业率不断上升、加剧不幸的话，我们将合乎逻辑地得出颠覆性的结论，不仅会颠覆技术领域的观念，而且会颠覆整个人类文明的观念。我们不仅应该把任何的新技术进步都视为一场灾难，而且更该觉得过去所有的技术进步也都同样恐怖。每一天，我们每个人在处理个人事务时，总希望省心省力，把该做的事情尽快做完。每个人都想少花力气多办事。大大小小的雇主，总在设法通过节约劳动力来提高经济效益。头脑灵活的工人，都会想办法以最少的付出去完成上面指派的工作。雄心勃勃的人，总在坚持不懈地跟时间赛跑。如果严守逻辑上的一致性，那么恐惧科技进步的人必须摒弃所有这些进步和智巧，因为技术进步不但无益，而且有害。比方说从芝加哥运货到纽约，要是我们能够大量雇用人力，我们何必还要用火车，让人扛起货物背过去得了。　　类似这样的错误理论，在逻辑上从来都站不住脚，但仍有很多人执迷不悟，可见这些谬论危害之大。因此，我们需要设法弄明白：随着技术进步和省力机械的采用，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对于各个实例在细节上的可能性，要视特定行业或特定时期的特定状况而定，而我们采用的范例，将囊括各种主要的可能性。　　假设有位制衣商了解到，有种机器可以用以往一半的人力生产男式和女式大衣。于是，他购置了这种机器，并且裁掉了一半的员工。　　初看起来，这是就业机会的明显损失。然而，机器本身需要劳工去生产，由此带来原本不存在的工作机会，从而部分冲抵损失的工作机会。应该看到，只有当这种机器可以用过去一半的人力生产出更好的大衣，或是能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出同样好的大衣时，制衣商才会购置机器。假设是后一种情况。就劳动力成本而言，制衣商购置机器时期望能长期节省的劳动量，应该低于生产机器所投入的劳动量，否则就没有经济效益可言，制衣商也不会购置那种机器。　　这么算来，就业机会仍然出现净损失。但我们至少要注意这样一个事实，采用省力机械带来的主要效应，很有可能使整体就业出现增加。因为制衣商使用机器，通常只是期望机器能长期帮他省钱，也许几年后机器就能“挣回本钱”。　　等到机器挣够了本钱，开始产生经济效益时，制衣商就可以获得比从前更多的利润（假设他不打算低价销售，大衣的售价和竞争对手相同）。在这种情况下，好像劳工的就业机会遭受了损失，而只有那位制衣商，也就是资本家才能从中获利。但正因为资本家有了超额利润，相应的社会利益才得以体现。这位制衣商只有三种途径用掉超额利润，并且有可能在三个方面都分配一些资金：（1）用超额利润扩大生产，购置更多的机器，生产更多的大衣；（2）将超额利润投资到其他行业；（3）将超额利润用于个人消费。无论把利润用于哪个方面，他都会增加就业机会。　　换句话说，这位制衣商由于节省开支而获得了以前没有的利润。他从制衣工人直接工资那里节省下来的每一块钱，现在必须以间接工资的形式支付给新机器的生产工人，或者支付给他所投资的其他行业的工人，或者支付给为他盖新房、造新车的工人，或者通过为太太添置珠宝皮草，支付给相关行业的工人。不管支付给什么人（除非他是一毛不拔的守财奴），他所间接提供的工作机会，将和他削减的直接工作机会一样多。　　此外，事情不会也不可能就此打住。如果这位事业心强的制衣商在业界拥有相当大的成本优势，他会开始扩张营运规模，威胁竞争者，逼迫他们着手添置机器。于是，机器生产工人将得到更多的工作机会。同时随着竞争加剧和产品增多，也会开始压低大衣的价格。那些新添置机器的制衣商无法享有以前那么高的利润。率先使用新机器的制衣商获利率也开始下滑。仍未使用机器的制衣商可能根本无法获利。换句话说，整个业界创造的节约开始向大衣的购买者转移，也就是回馈给消费者。　　大衣越便宜，买得起的人就越多。这意味着，尽管生产同样数量的大衣需要更少的人，但现在的大衣总产量却比以往大了许多。如果人们对大衣的需求像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具有“弹性”（elastic），也就是说，价格下跌能刺激消费，消费者总体花在购买大衣上的总金额会比以前多，那么整个制衣业所雇用的劳工人数，甚至可能多于采用机器之前。从历史来看，制袜业和其他纺织品业所发生的情形正是如此。　　但是，新的就业机会的产生并不完全依赖于特定产品所具有的需求弹性。假设大衣的价格从150美元降为100美元，且总销量跟以前相比持平。其结果就是，消费者和以前一样都有一件新大衣，而不一样的是，每位消费者节省下了50美元。他可以把这50美元花到其他地方，从而增加了其他行业的就业机会。　　总之，整体而言，机器、技术进步、自动化、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并不会使人失去工作。　　3　　人类的发明和发现并不限于“劳力节约型”机器。有的发明创造的目的在于改良产品性能，如精密仪器、尼龙、合成树脂、胶合板、各种塑料。至于电话和飞机这样的发明创造，它们所执行的作业是直接人力无法执行的。更多的发明创造则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产品和服务，如X射线机、收音机、电视机、空调、电脑。可是上述这些例子，也正是当代恐惧科技进步的人尤其抵制的机器类型。　　反过来，那些认为机器总体而言不会让人失业的论调也有可能说过头。例如，有时人们主张，机器能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说法可能符合事实。在某些产业中，机器绝对能创造远多于从前的工作机会。18世纪的纺织业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现代的新兴产业与之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1910年，在美国有14万人受雇于新兴的汽车制造业。到1920年，由于产品改进和成本降低，有25万人受雇于这个行业。到1930年，随着产品继续改良，成本继续降低，整个业界的从业人员达到了38万人。1973年，这个数字上升到94.1万。同样在1973年，有51.4万人受雇飞机及其机零部件制造业，39.3万人从事电子元件制造。由于发明的改进和成本的降低，在一个接一个的新兴产业中，的确都出现了上述情况。　　说机器使得就业人数出现了激增，在绝对数字的意义上也是对的。当今的全球人口是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形成规模前的4倍，因此也可以说，是机器使人口得以增加。如果没有近现代机器，这个世界根本无法养活那么多人。即，我们之中四分之三的人能有工作可做，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存在，都要拜机器所赐。　　然而，这是一个误解。认为机器的功用主要在于创造工作机会是不对的。机器带来的实际功效是促进生产、提高生活水平、增加经济福利。从没有什么绝招让人人都有工作可做，即使（或尤其是）在最原始的经济中也是如此。充分就业（full employment）——非常充分的就业，起早摸黑、全年无休、累死累活的就业状态——是工业发展最落后的国家的特色。对于已经达到这种充分就业的地方，新机器、新发明和新发现并没有办法增加就业，必须要等到人口有所增长才有办法。新机器的确有可能使失业增加（但这里谈的是自愿性失业，不是非自愿性失业），毕竟，人们如今可以不必工作那么长的时间，孩童和老人也不用再工作。　　我们需要重申，机器所带来的是促进生产和提高生活水平。这个结果可以通过两条途径来实现：机器使消费者购买的产品变得更加便宜（在前面大衣例子中已有说明），或者提高工人的生产力，从而使工人的工资能够提高。换句话说，机器能够提高货币工资，或者能够降低物价，让同样的薪水能买到更多的产品和服务。有时候两种情况会同时发生。至于到底发生哪种情况，主要根据当时国家的货币政策而定。但在任何情况下，机器、发明和发现都会提高实际工资水平。　　4　　在我们结束这个话题之前，有必要再提醒一下读者。古典经济学家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能观察到次要的结果，即他们关注特定经济政策或经济动向对整个社会的长期影响。但是它的不足之处，在于他们过分注重长期和全局，有时反倒无视短期和局部的效应。他们往往忽略经济发展对特殊群体的即期影响，甚至根本不放在心上。例如在工业革命初期，绝大多数英格兰手工织袜工人所遭遇的不幸，正是由于新的织袜机的发明和应用。　　不过，这些事实及其现代版本，又使得某些学者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也就是只关注特定群体所遭受的即期影响。由于某种新机器投入使用，张三失去了工作，那些学者于是呼吁：“跟踪张三，不要疏忽”。他们接下来所做的，是只看张三，而忘了李四刚得到制造新机器的新工作、王五刚得到操作新机器的工作，以及消费者现在只需要用过去一半的价钱就能买到大衣。正因为他们只想到张三，他们为此所鼓吹的便成了倒行逆施的荒谬政策。　　的确，我们也至少应该给予张三一些关注。他因新机器而失去了工作。他可以去找另一份工作，甚至比过去的工作还好。但实际的情形也可能是，他这辈子花了大半生所学习和掌握的某项特殊技能，变成了市场不再需要的技能。他对自身与旧技能的投资都白费了，正如他的老雇主在旧机器或旧工艺流程上面的投资，突然之间也变得落伍过时，血本无归一样。张三本来是技术工人，拿的是技术工人的工资。因为他的技能不再有人需要，他又沦为非技术工人，只能领到普通工人的工资。我们并不愿意，也绝对不应该忘掉张三。我们会了解到，几乎所有的工业和经济进步都会带来个人悲剧，张三只是众多不幸者之一。　　我们到底应该对张三怎么办——不管他、让他自己去适应变化；发放遣散补偿金或失业补助给他，任由他依靠领取救济金度日；或者由政府出钱培训，帮助他再就业——这些话题已经超出了本章要讨论的范围。本课的主旨是，我们应该设法观察经济政策或经济动向的所有的主要后果——既观察其对特殊群体产生的即期影响，又观察其对所有群体产生的长期影响。　　我们在这个主题上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是因为就新机器、新发明和新发现对于就业、生产和福利的影响，我们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至关重要。要是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那么我们在经济学上就很难做多少正确的事情了。　　第8章 分散工作机会的企图　　在上一章，我们提到了工会“制造工作机会”和“限产超雇”的种种做法。这些做法的起因，以及公众容忍它们的起因，跟害怕机器的起因一样，都源自相同的基本谬论：用更有效率的方式去做事，只会消减工作机会。这个信条换句话说就是，采用低效率的方式去做一件事，反而可以创造工作机会。　　和这个谬论有关的另一种论调认为，世界上可做的工作是有限的，要是我们想不出更繁琐拖沓的做事方式来增加工作量，那么我们至少可以想方设法将事情分摊给尽可能多的人去做。　　这种错误认识演化成了许多工会坚持“细部分工”的行动准则。在某些大城市的建筑业，细部分工的做法尤其恶劣。例如，不准泥瓦匠使用石材做烟囱，因为那是石匠的专门工作。处理接线不良是电工的事，但拆装线槽木板这样的简单操作，却必须由木匠来做。管工若要处理浴室的漏水问题，则非得由泥瓦匠来帮他撬开和铺回地砖。　　对于有交叉重叠的工作类型，工会之间常动用“管辖性罢工”来争取专属权利。美国铁路公司送交司法部长行政程序调查委员会的一份声明稿就列举了大量的例子，控诉国家铁路调节理事会的诸多决定：　　铁路上的各项独立作业，无论多么微不足道，例如接听电话或者扳动开关，至今都是特定工种的员工的专属权。如果其他工种的当班工人在本职工作之外干了这份工作，那么不仅要多支付该员工一天的工资，还必须支付负责这份工作的员工一天的工资，而不管他是休假，还是休班。　　倘若大家各自为政，少数人的确可以从这种不合理的细部分工规定中获利，然而这种呆板的规定是以牺牲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的。支持这类做法的人没有看到生产成本一定会因此增高，从总体上看，最终结果是工作做得更少，生产出的产品更少。假设你家里的卫生间漏水，要找人来修，按规定你不得不雇用两个人来做本来一个人就可以完成的工作，你的确会多给其中一个人就业机会。但是这么一来，你能够花在其他东西上面的钱就会变少，当然就削减了生产其他东西的就业机会。由于你解决卫生间漏水问题多花了一份冤枉钱，你一直想买的新羊毛衫就只好泡汤。“劳工”并没有捞到更多好处，因为多雇用一名无所事事的泥瓦匠，就会导致另一名羊毛衫编织工或编织机操作工做不成事。你的处境也因此变得很糟糕。你本来可以修好管漏，并拥有一件羊毛衫，现在卫生间是不漏水了，却损失了一件羊毛衫。如果我们把这件羊毛衫算作国家财富的一部分，那么整个国家就少了一件羊毛衫。这就是靠采取不合理的细部分工来增进就业的最终结果。　　“分散工作机会”还有其他做法，而且往往是由工会发言人和国会议员提出的。其中最常见的是缩短每周工时的提案，以及由此形成的法定工时。他们认为这种做法有助于“分散”和“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现行“联邦工资工时法”订立惩罚性加班条款主要基于这种认识。以前，各州有关雇用女性或未成年人的法律禁止每周工时超过48小时（举例而言），出发点是担心较长的工时有害健康、造成不良的工作情绪。另一些相关法律的立法主旨，是出于认为长时间的工作有损效率。如今的立法的出发点却大不一样。联邦法律的条款规定，只要雇工每周工作超过40小时，雇主就必须按每个小时的正常工资加付50%给劳工。这一条款的制定依据不是因为政府相信每周工作45小时（举例而言）有害健康或有损效率，其出发点在于希望籍此提高劳工每周所得，同时籍此遏制雇主要求员工每周工作超过40小时，进而达到迫使雇主增雇员工的目的。就在我撰写这些文字时，仍有许多提案希望通过法定一周工作30小时或工作4天来“避免失业”。　　无论是个别工会的做法，还是靠立法去执行，这些做法的实际效果如何？我们将通过下面两种情况的分析来阐明这个问题。第一种情况是把周标准工时从40小时缩减为30小时，小时工资率不变。第二种情况是把周工时从40小时缩减为30小时，但是调高小时工资率，保证从业员工维持原有的周薪水平。　　我们先来分析第一种状况。假设每周工时从40小时减为30小时，而小时工资率不变。若实行该措施时，恰逢失业潮，这么做无疑可以增加就业机会。但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冒然假设，在增加了足够多的工作机会的同时，又能使总工资与总工时维持以前的水平。除非我们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假设：每个行业的失业率都相同，每个工种新手的工作效率都赶得上熟手，等等。我们姑且认为以上假设成立，再假定每项技术工作都有足够多的技术工人可雇佣，假定新雇的工人不增加生产成本。那么，缩减工时而维持小时工资率不变，将会带来什么结果呢？　　尽管有更多的人就业，但每个人的工作时数都会减少，总工时因而不会增加。产量因此也不可能显著提高。工资总额和整体“购买力”同样不会变大。即使在最理想的假设之下（这种情况几乎不可能发生），实际结果只可能是老员工补贴新员工。如今，新员工的周薪能够拿到老员工原有工资的四分之三，而老员工只能拿到原有工资的四分之三。老员工的每周工作时数的确变短了，但是这种用高代价换来的休闲时间并非出于自愿，而是通过牺牲自己来为他人创造就业机会。　　那些要求缩短每周工时以“分散工作机会”的工会领袖通常都能认识到这一点，因此他们提出的建议就是让每个人都能分到一块蛋糕。他们告诉我们，一方面缩减每周工时可以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另一方面提高小时工资率可以补偿缩短工时造成的工资下降。举例来说，如果受雇的员工以前每周工作40小时，平均可领226美元，为了使他们每周只工作30小时仍能领到226美元，小时工资率必须提高33.33%，小时工资增为7.53美元。　　这种措施实行起来又会怎样呢？最明显的结果是生产成本会因此上升。假设员工以前每周工作40小时，所得的工资低于“生产成本-价格-利润关系”允许的工资水准，那么不必缩短每周工时，小时工资率也有可能提高。换句话说，他们每周工作与从前相同的时数，周薪就可能提高三分之一。而无需像工会领袖的新办法所说，让你每周少工作10小时，周薪不变。但如果在每周工作40小时的办法下，员工所领工资已经达到了“生产成本-价格-利润关系”可容忍的上限（失业率可能表明，工资已经是成本偏高的原因），那么小时工资率提高33.33%所造成生产成本上升的幅度，将超出目前的“生产成本-价格-利润关系”能够忍受的程度。　　如此高的工资率，将导致比以前更高的失业率。那些效率最差的公司会被淘汰出局，那些效率最差的员工会被炒鱿鱼。生产规模萎缩。生产成本上升、供应减少，这些将迫使产品的价格上涨，劳工以同样的工资能买的东西因而更少了；另一方面，失业率回升会削弱消费需求，导致产品价格下跌。价格是涨是跌，取决于当时的货币政策。若是通货膨胀政策，产品价格上涨有可能使得劳工的工资率上升。但实际上，通货膨胀只不过是掩盖了实际工资率的下降，若以劳工能够买到的产品来衡量，劳动报酬和以前相比不会有起色。其结果跟我们已经讨论过的第一种状况一样。　　可见，分散工作机会的企图，还是错在经济谬论产生的根源上。支持这种企图的人，只考虑到他们能够向特定个人或群体提供就业机会，而忽略了这些措施对所有人造成的整体影响。　　正如我们在本章开头所指出的那样，分散工作机会的企图源于一个错误的假设：世界上可做的工作是有限的。恐怕再也找不出比这更荒谬的论调了。只要还有人的需要或愿望还没有获得满足，能做的事就没有止境。在现代的交换经济中，当价格、成本和工资彼此之间呈现最佳的关系时，市场所创造的工作机会最多。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专门讨论这种关系。　　第9章 遣散军队和裁减公务员　　每逢战争结束，军人复员的时候，人们总是担忧没有足够多的工作岗位来安置这些复员军人，担心这些人会失业。确实，数百万军人突然被遣散，私营工商业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重新吸纳他们——但是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吸纳的速度其实很快，而不是很慢。这个事实令人惊讶但毋庸置疑。人们对失业问题忧心忡忡，是因为他们只考虑到了这个进程的一个侧面。　　人们看到退伍军人涌入劳动市场时，不禁要问，哪来那么多“购买力”雇用这些人？如果我们假设政府在战时可以在维持公共预算收支平衡的情况下来供养军队，答案则很简单。政府在战后不用再维持庞大的军队，会减少军费开支。纳税人以前被征去供应军队的钱，现在可以留着自己用，也就会有更多的钱去购买更多的东西。换句话说，民间需求将增加。这就能为复员军人提供就业机会。　　如果政府在战时采用赤字财政，也就是靠政府公债和其他的赤字财政形式来供养军队，情况会有所不同。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再讨论赤字财政的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其他问题。这里只需要知道赤字财政和我们讨论的要点无关即可。要是我们认为维持这个水平的财政赤字好，那么只需要减税，减税幅度和以前花在养活战时军队的钱一样多，我们就能办到这一点。　　但是，军人复员转业之后的经济，与遣散之前的经济不会相同。以前靠平民养活的军人，而今是自食其力的平民。战争结束了，国防建设也用不了那么多军人，继续把他们留在军中就是徒劳无益的事情，因为纳税人出钱供养他们是得不到相应回报的。现在，纳税人能把这一部分的钱支付给复员转业人员，换取等值的产品或服务。国民生产总值，以及每个人的财富，都会增加更多。　　2　　同样的推理也适用于政府裁减冗员的情况。由于人浮于事，这些公务员为社会提供的服务配不上他们所获得的薪酬。可是每当有人想要裁减多余的公务员，总会遭到极力反对，说裁员会“造成通货紧缩”。裁员？！你是要裁掉这些公务员的“购买力”吗？你想要损害依赖那些购买力的房东和商家吗？你这么做，纯粹是在削减“国民所得”，引发或加剧经济衰退。　　发出这种谬论，又是因为只看到裁员对遭到裁减的公务员的影响，以及对做这些公务员的生意的商家的影响。发出这种谬论的人又忘了，在裁员之后，原先被征去养活这些冗员的钱就可以留给纳税人自己支配，又忘了，纳税人的所得及购买力的增幅，至少跟被裁掉的冗员的所得及购买力的减幅相当。即使过去做公务员生意的商家有损失，别处的商家还会赢得同样多的生意。政治之都或许不会像以前那般繁华，容不下更多商家，而其他城镇却能吸引更多商家入驻。　　而且事情还不止如此。裁掉冗员之后的国家比留用冗员时，不会更糟，只会更好。因为这部分人必须自谋职业或自己创业。纳税人购买力增加，将为被裁公务员提供更多就业机会，这跟军人复员的情形一样。并且，这些人只有为雇主或顾客提供等值服务，才能在社会立足。他们不再是社会的寄生虫，而成为直接为社会贡献生产力的个人。　　我必须重申，许多公务员提供的服务是社会真正需要的，我所说的裁员并不是指裁这些人，例如，必要的警察、消防队员、环卫工人、卫生局官员、法官、议员和行政人员。这些人从事的服务能为社会创造效益，他们跟私人企业的员工一样不可或缺。由于他们所从事的服务，私人企业才得以在法制、秩序、自由、和平的环境中运作。但留用他们的理由，是因为他们提供的服务有其效用，而不是因为他们靠支配纳税人的钱所拥有的“购买力”。　　这种“购买力”论调经不起推敲。这套说辞对骗子和窃贼同样适用。窃贼窃取你的钱之后，他的购买力也会提高。他把盗窃来的钱花在酒吧、餐厅、夜总会、成衣店，甚至拿去买车。窃贼的花销所提供的每一个工作机会，都是建立在你的损失以及你可以提供的工作机会的损失之上。同理，公务员的支出每提供一个工作机会，纳税人那边就要少提供一个工作机会。钱被盗窃，对于你而言是一种白白损失，钱被征去养活那些冗员，对于你同样是白白损失。要是那些冗员无所作为，还算我们走运。可惜如今的冗员之中不乏干劲十足的“改革者”，胡乱作为，忙着抑制和干扰生产。　　如果留用一批公务员只是为了保住其购买力，而找不出更有力的理由，那就表明应该把他们从政府机关裁减出去。　　第10章 盲目崇拜充分就业　　与每个人的经济目标一样，任何国家的经济目标也应该是用最少的付出获得最大的收益。总体经济进步，靠的是以同等的劳力获得更多的产出。为此，人们用畜力代替人力负重，着手发明轮子和四轮马车，发明铁路和卡车。正因为如此，人类才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出了成千上万的省力发明。　　这个出发点再简单不过了，但那些擅于翻新口号、混淆视听的人，却害得我们忘掉了这个出发点，甚至对此羞于启齿。提升到国家这个层次来说，经济进步的首要原则是：追求生产最大化才是我们的真正目标。要达成这个目标，充分就业就会成为必要的副产品。这里的充分就业指没有非自愿性的失业者。不过，就业只是手段，生产才是目的。少了充分就业，我们无法实现充分生产这个目标。不过，就算不是为了充分生产，要举实现充分就业却是很容易的事。　　原始部族成员赤身露体，吃、住条件都很差，可是他们没有失业问题。中国和印度远比美国贫穷，但它们的主要问题也不是失业问题，而是生产方式太落后（这既是资本短缺的原因，也是资本短缺的结果）。充分就业一旦偏离了充分生产这个目标，或者充分就业成了最终目标，事情就会变得很简单。希特勒推动庞大的扩军备战计划，实现了充分就业。第二次世界大战让每个参战国都实现了充分就业。德国的苦役都充分就业。监狱和戴镣铐的囚徒都充分就业。在政治上强制之下，总能实现充分就业。　　不幸的是，议员们在国会提出的往往不是“充分生产”议案，而是“充分就业”议案。就连工商业联合会呼吁成立的也是“总统充分就业委员会”，而非“充分生产”委员会、或“充分就业与充分生产”委员会。手段反而成了目标，目标本身反而被处处忽略。　　这些人讨论起工资和就业，就好像它们与生产力和产出没有任何联系。他们认定可做的工作是有限的，所以坚信每周工作30小时比工作40小时要好，以为这样就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工会变着花样“制造工作机会”的做法仍一再被稀里糊涂地容忍。美国专业音乐人工会领袖皮特里洛（Petrillo）扬言，若某广播电台不加倍雇用音乐工作者，就要该广播电台关门。一部分民众支持他，认为他的出发点只是想要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美国设立了工作促进署（WPA）之后，那里的官员拿出了许多异想天开的构思和花样百出的计划。对于同等价值的工作产出，他们总是有办法雇用最多的人力——换句话说，那些官员总是有办法让劳工的效率变得最差。　　采取生产最大化政策，同时光明正大地救济一部分失业人口，远比打着“充分就业”的幌子，用“制造工作机会”来扰乱生产要好得多。文明的进步其实体现在就业人口的减少上，而不是体现在增加上。这是因为当国家变得日益富裕之后，我们得以禁止使用童工，得以实现老有所养，大多数妇女也能如愿专职照料家庭。又如，在美国必须出去工作的人口的比例，远低于中国或俄罗斯。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10年后美国还能提供多少就业机会，而在于我们的产出能达到多少，我们的生活水平能因此提高多少？只要有更多的产品可供分配，今天人们极力强调的分配问题便能够更容易得到解决。　　只要我们把重点放在该放的地方，也就是采取生产最大化的政策，我们就不会迷失。　　第11章 关税“保护”了哪些人？　　世界各国的经济政策大多很糟糕，一提起这个话题总是令每个认真学习经济学的学生垂头丧气。同学们可能会问：经济学家们用了数百年的时间，致力于经济理论的改良和进步，而今各国政府对国际关系的普遍认识和实际政策，却还赶不上亚当.斯密的学说，这是为什么呢？如今的关税和贸易政策，远比17世纪、18世纪时的政策糟糕。如今开征关税和树立贸易壁垒的真正理由比那个时代更糟，就连掩人耳目的托辞也不如那个时代。　　自《国富论》发表两个多世纪以来，自由贸易的主张曾经无数次被人提起，但不如《国富论》讲得那么简捷有力。亚当.斯密的立论大致基于这样一个基本命题：“在任何国家，人民大众的利益总在于而且必然在于，向售价最便宜的人购买他们所需要的各种物品。”他接着说道，“这个命题不证自明，费心思去证明它，倒是一件滑稽的事情；如果没有这班进出口商和制造商自私自利的诡辩混淆了人们的常识，也不会有人去质疑它。”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自由贸易可以被视为专业分工的一种方式：　　每一位精明的家长都知道的一句格言是，如果购买一件东西的花费少于自己在家里制造的成本，就永远不要自家动手做。裁缝不会自家做鞋子穿，而从鞋匠那里购买。鞋匠不会自家缝衣服穿，而是到裁缝那里购买。农夫既不会自家缝衣服穿，也不会自家做鞋子穿，而是宁可花钱从手艺人那里购买。他们都发现，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应当专门从事比邻居更有优势的行当，并用赚来的钱去购买他们想要的其他任何物品。在每一个家庭的管理中是精明的举措，用于一个大国的管理中，很少会是错的。　　但到底是什么使人们认为，在每一个家庭的管理中是精明的举措，用于一个大国的管理中，就可能是错的呢？这又是一张不容易梳理清楚的谬论网。不过，其中的中心谬论则是本书要剖析的。这里中心谬误是，仅仅考虑了关税对特殊群体产生的立即影响，而忽略了考察关税对整个社会的长远影响。　　2　　美国一家羊毛衫制造商，跑到国会向相关的委员会慷慨陈词，又到国务院向有关政府官员据理力争，说对英国羊毛衫减免进口关税，会给国家带来灾难。他的羊毛衫售价每件30美元，但是同样品质的英国羊毛衫的售价是25美元。因此，征收这5美元关税是他所必需的，否则无法持续经营。他声称此举并非只顾自己，而是替他那一千名男女员工着想，替服务于这些员工的更多人着想。任由这些人丢掉饭碗，失业率会上升，购买力会下降，负面影响会像涟漪一样往外扩散。要是这个制造商能够拿出确凿的证据，证明减免关税定会使他倒闭出局，国会肯定认为他的反对意见无可辩驳。　　国会的谬见在于只看这家制造商和他的员工，或者只顾及美国羊毛衫业。这种谬见源自只注意看得见的立即结果，而忽视看不见的结果，因为后一类结果出现的机会被剥夺了。　　向国会进行游说的人为求得关税保护，不断用与事实不尽相符证据进行申辩。我们假设，那家羊毛衫制造商以上所述的就是事实。我们假设，对该制造商而言，有必要对每件羊毛衫征收5美元的关税，他才可以继续经营，才可以继续为现有员工提供工作机会。　　我们刻意选择撤消关税这种最棘手的例子来做说明。说棘手是因为，现有的关税保护着一个行业的既得利益，撤消关税不可避免地会伤害到一些人的利益。若选择开征新关税，保护即将诞生的新行业的例子还不那么棘手，毕竟既得利益尚未形成。　　我们来看关税取消后的情形。那位制造商会只好让工厂倒闭，一千名员工被遣散。靠这群人发财的商家，生意不如从前。这是看得到的立即结果。但还有一些结果，虽然无法直接看到，但确实会立即产生这些结果。以前30美元一件的羊毛衫现在只卖25美元，消费者花更少的钱，就能买到同等品质的羊毛衫（或者花30美元，能买到品质更好的羊毛衫）。如果他们选择前者，不仅有羊毛衫穿，省下的5美元还可以拿去买别的东西。消费者掏25美元买进口货，是在促进英国羊毛衫业的就业，这也是那个美国制造商为我们所断言的。而消费者省下的5美元，则会促进美国其他产业的就业。　　由此带来的结果还不止这些。美国人把钱掏给英国人之后，英国人还会拿这些美元去购买美国产品。事实上，英国人手上的美元最终只有拿去购买美国产品（这里暂且忽略汇率波动、贷款、信用等复杂因素）。由于关税减免，英国人卖得以出售更多的产品给我们，现在他们才有能力从美国买更多的产品，美元最终只能用来买美国产品，因为不花掉也不会有其他用处。因此，允许进口更多英国产品，必将带动美国的产品出口增加。虽然美国的羊毛衫业就业不如从前，但其他更有效率的行业，如洗衣机或飞机制造业，却得以雇用更多的员工。美国总的就业率并未下降。这样一来，美国和英国的整体生产就会增加。两国的劳动力资源都流向了各自的优势产业，而不必继续窝在缺乏效率或者成果差产业。两国的消费者都得到了实惠。他们可以买到最便宜的产品。进口羊毛衫能让美国的消费者受惠，进口洗衣机和飞机能让英国的消费者受惠。　　3　　我们也可以从另一方面来分析这个问题，看看新开征一种关税会带来的影响。假设美国对进口针织品还不曾征收关税，美国人已经习惯购买售价不含关税的进口羊毛衫。现在，有种论调说：只要对进口羊毛衫征收5美元的关税，美国就会出现自己的羊毛衫产业。　　这种论调本身逻辑并没有什么问题。关税抬高了英国羊毛衫在美国的售价，使得美国厂商进入羊毛衫行业有利可图。但美国消费者将被迫补贴这个产业。他们每买一件国产羊毛衫，相当于还要上5美元的关税，因为国产羊毛衫比不征关税的进口羊毛衫更贵。　　一些美国人将受雇于羊毛衫产业，而以前，这是一片空白，受雇人数为零。这话大致不错。但是整个国家的从业人数或就业机会不会有任何净增长。因为消费者要多花5美元去购买同品质的羊毛衫，可用于购买其他产品的钱就少了5美元。他将不得不因此缩减相应的开支。为了使一个产业发展或生存而开征关税，其他100种产业将因此萎缩。为了让50 000人能够受雇于羊毛衫产业而开征关税，其他产业的从业人数将不得不因此损失50 000人。　　一个新产业，容易看得见。无论其从业人数、投入的资本、产品市场规模，测评起来都很容易。邻居们每天都能看见羊毛衫厂的工人上下班。这些结果直接并且明显。但是其他100种产业的萎缩、及其损失的50 000个工作机会，则不为人们所注意。即使是最聪明的统计专家，也难以准确地统计出对进口羊毛衫开征关税造成的损失，说不清其他行业有多少人因此失业，每个产业的收入到底因此损失了多少。因为损失被分摊到了美国其他所有生产活动中，人们一时很难看出某种生产活动承受损失前后的明显差别。任何人也不可能知道所有消费者先前把那5美元用到了何处。绝大多数人因此误以为新产业对我们毫无损害。这种错觉，让这些人蒙受着不小损失。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