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读书网（www.book.d78i.com）整理 向前一步（1） 　职业女性的内在障碍：　　　　如果克服了恐惧，你会做什么？　　　　1917年8月28日，我的祖母罗莎琳德·艾因霍恩（RosalindEinhorn）出生了。和纽约城里的许多犹太移民家庭一样，艾因霍恩一家住在一个紧挨着自家亲戚、空间极为局促的公寓里。祖母的父母和叔婶对她的表兄弟们都直呼其名，却叫她和她的姐妹们“丫头”。　　　　大萧条时期，我的祖母从莫里斯高中退学，开始帮着维持一家老少的生计。她给衣物缝制布花，她的母亲再以微小的差价把衣服转卖出去。她的父母从未想过让男孩退学，当时，一个家庭若要提高社会、经济地位，希望就寄托在家里男孩的教育上，他们会让男孩学习犹太教律法（Torah）；而女孩因为不会对家庭的经济收入有太多贡献，所以能体面持家就可以，受不受教育根本不重要。不过，我的祖母很幸运，当时一个老师坚持要求她回学校上学。就这样，她不仅读完了高中，还顺利地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　　　　读完大学后，这个“丫头”在第五大道一家门店做手袋和饰品的销售工作。她干得相当不错，当她辞掉工作与我的祖父结婚时，那家店的老板不得不雇用4个人来顶她的缺。若干年后，当祖父为他的涂料生意苦苦挣扎时，祖母挺身而出，将整个家庭从经济窘境中挽救出来。在她40多岁时，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然而她最终战胜了癌症，之后一直致力于为她治疗的那家诊所筹款。祖母还开创了一项副业，就是拉着一后备箱的山寨手表四处贩卖，当时她赚的钱多到即便是“Web2。0时代”的网络公司也会眼红。我从未遇到过比我祖母更有精力和毅力的人。当巴菲特谈到他只是在和全世界一半的男人竞争时，我想到了祖母，如果她出生在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将会拥有怎样不同的人生呢？　　　　当我的祖母有了自己的孩子，也就是我的母亲和我的两个舅舅后，她非常重视他们的教育。我的母亲后来考入了宾夕法尼亚大学，与男生们一起上课。1965年，母亲获得了法国文学学士学位，她调查了两种职业——教师和护士，最后选择了做教师。之后，母亲又开始攻读法国文学的博士学位，但因为怀上了我中途退了学。我的父母从未想过，一个女人在生了孩子后仍可以继续工作。在当时，如果丈夫不能养家而需要妻子在外工作，人们会认为这是一个男人软弱的标志。因此，我的母亲成了一位全职妈妈和一个活跃的志愿者。几个世纪以来的劳动分工就这样延续下来了。　　　　尽管我在一个传统的家庭中长大，我的父母对我和弟弟妹妹有着相同的期望——他们期望我们能够成绩优秀，共同分担家务，积极参加课外活动。对了，我们还应该擅长运动。我的弟弟妹妹在学校里都参加了运动队，而我是体育馆里最后一个被挑选的孩子。虽然体育方面的表现不出色，但父母对我的培养让我相信：男孩能做的，女孩也能做，并且我有选择职业的自由。　　　　当我在1987年秋季进入大学时，班里的男女同学在学习上投入的精力不相上下。在记忆中，我对未来的职业设想与男同学没有什么不同。我也不记得自己是否曾讨论过有朝一日必须得在工作与孩子之间寻找平衡，我和朋友都认为自己会兼顾事业和家庭。也许，那时我们都太过年轻，不够现实；也许，我们都过于乐观。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课外活动乃至工作面试中，男人和女人之间都在进行着公开而激烈的竞争。从我的祖母开始，经历了两代人的时间，择业竞争的环境看上去似乎已经平等了。　　　　不过，我大学毕业已有20多年了，今天世界的变化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大。我的那些男同学都在职场上大显身手，女同学里有全职工作的、也有兼职工作的，而像我母亲那样的全职妈妈和志愿者也为数不少。不只是我身边的圈子有这种倾向，与男性相比，职业女性的数量正在大幅度减少，她们正在退出劳动人口的统计范畴。这种逐渐扩大的男女比例也让各类机构与导师们愿意更多地在男性身上投资，因为从数字上看，他们更有可能坚持工作。向前一步（2） 发布时间:2013-07-09 　　朱迪思·罗丁（JudithRodin），是洛克菲勒基金会总裁、常春藤盟校中的第一位女校长，她曾对与我年纪相仿的一群女听众说：“我们这代人曾奋力抗争，以求给你们有选择一切的自由。我们也相信你们的选择，但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选择了离职。”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这代人成长在一个日益平等的时代，我们也相信平等是一种会一直持续下去的趋势。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都太天真也太理想主义，职业抱负与个人发展的结合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富有挑战性。几乎是在同样的人生阶段，我们既被要求在工作时间上要有最大投入，生物机能又要求我们生儿育女。丈夫们通常不分担家务，也不帮着照看孩子，于是我们发现自己同时承担着两份全职工作。此外，工作场所也没有进化到可以为我们提供兼顾家庭所必需的弹性时间。这一切都让我们出乎意料、措手不及。　　　　如果我们这代人太过天真，那么下一代人也许又太过现实。我们知道的太少，而现在的女孩们知道的又太多。今天成长起来的女孩们，已不是刚刚获得平等机会的第一代人，但她们却是明白这个机会并不必然意味着要在职场上大有作为的第一代人。她们当中有许多人看到自己的母亲先是试图面面俱到，然后决定有所舍弃，而“舍弃”的通常是她们的事业。　　　　毫无疑问，女性在工作中是具备领导力的。在美国，女孩在课堂上的表现越来越好。在本科毕业生与硕士毕业生中，女生的比例分别是57%和63%，这甚至让一些人开始为“男人的末日”而焦虑。在中国，拥有研究生学历的人中，女性约占51%。但是，女孩在学校里被赞赏的“善于服从”、“先举手，被叫到再回答”的行为，在工作环境中并不被倡导。事业发展所依赖的通常是敢于冒险和自我表现，然而人们并不鼓励女孩表现出这样的特质。这也许就解释了为什么女性在学习时期获得的成就，并没有相应地提高女性在高级职位中的比例。所以，虽然在输送高等教育人才的管道入口处有很多女性，但同样的管道到达领导职位时，出来的却是大量的男性。　　　　这个淘汰过程形成的背后有很多原因，但造成高级职位中女性数量稀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想当领导的进取心。当然，有不少女人和男人一样在事业上雄心勃勃。然而再深一步，有关女性对高级职位渴望度的数据显示，在各个行业里追求高级职位的人，基本都是男性多于女性。麦肯锡在2012年对于财富500强企业的4000多名员工的一项调查中发现，男性中有36%的人想要成为首席执行官，而女性只有18%。当工作被描述为具有影响力、挑战性并涉及高级职责时，要求得到该工作的男性数量明显多于女性。尽管我们通常是在高管级别谈论两性在进取心上的差距，但在事业发展的每个阶段，这种差别都很明显。一项关于大学生的调查发现，毕业后以“进入管理层”作为头3年职业目标的更多是男性。9即使是在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和女性中，声称自己“有事业抱负”的，也是男性多于女性。要在下一代人中实现一些转变仍然是有希望的。2012年，皮尤研究中心（PewResearchCenter）的一项研究显示，在18~34岁的年轻人中，首次有更大比例（66%）的年轻女性认为，“在高薪职业或行业里取得成功”与个人生活同样重要（持相同观点的年轻男性的比例为59%）。有关80后、90后人群的最新调查表明，女性与男性一样有可能称自己“有事业抱负”。虽然较之以往有进步，但在此次调查中仍然存在男性与女性在领导进取心方面的差距。80后、90后的女性也不太可能像男性一样认可以下的自我描述：“不管是什么领域，我希望在我最终从事的工作中获得领导者的角色。”她们也不太会像同龄的男性一样，用“领导者”、“有远见”、“自信”和“愿意承担风险”等特点来形容自己。向前一步（3） 发布时间:2013-07-09 　　既然更多男性以成为领导者为目标，尤其是考虑到女性要面对的所有障碍，他们最终能达到自己目标也不足为奇了，而且这种不平等模式从他们踏入社会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作家萨曼莎·尹杜斯（SamanthaEttus）和她的丈夫曾读过女儿幼儿园发的年刊，里面谈到每个孩子都要回答“你长大后想做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他们注意到，有些男孩立志要当总统，但没有一个女孩有这样的想法。最近的数据显示，当这些女孩成年后，她们的这种想法也没有什么改变。在中学时期，也有更多男孩比女孩想要在未来的事业里获得领导者的角色。16排名前50位的大学学生会主席中，女性不到1/3。　　　　人们对男性抱有职业成就方面的期待，对女性的期待则是可有可无——更糟糕的是，“她很有抱负”这句话在我们的文化里并不是一句赞美之言。积极进取、作风强硬的女性违反了那些关于社会“可接受行为”的不成文规则。男性的进取、强大、成功会不断地受到人们的称赞、喝彩，表现出相同特点的女性却常常受到社会的惩罚。这意味着，女性在获得成就的同时，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就目前情况而言，仍然有来自社会的压力让女性从年轻的时候就得考虑婚姻问题。当我上大学时，父母虽然也强调要学有所成，但对婚姻问题的叮嘱更多。他们告诉我，最适合结婚的女人很早就结婚了，她们会在“好男人”被抢光之前先下手为强。我遵从了他们的建议。上大学时，我将每个约会对象都当作潜在的丈夫候选人加以考验（相信我，如果你19岁时就这么做，那绝对会毁了约会）。当我快毕业时，我的论文指导教授拉里·萨默斯建议我申请一个国际奖学金项目，但我拒绝了，理由是如果我在海外生活，那么约会对象就不大可能发展成为我的丈夫。于是我转而去了华盛顿特区，那里尽是适合结婚的男人。毕业后第一年，我果然遇到了一个“适合结婚”的好男人，并和他结了婚。当时我24岁，也真诚地相信婚姻是幸福的开始，是有意义生活的第一步，也是必然的一步。但事实并非如我所料，我还没有成熟到能够做出这样一个事关一生的决定，这场婚姻很快就破裂了。25岁时，我不仅完成了结婚这件大事，也经历了离婚。那段时间，于我自己，以及在旁人眼里，这似乎都是一场巨大的失败。之后很多年里，我都感到胸口上赫然贴着“离异”的标签，相形之下，事业上取得的任何成就都显得黯然失色。　　　　纽约外交关系协会的女性与外交政策项目副主管、我的朋友盖尔·莱蒙（GayleTzemachLemmon）分享过她自己被教育要做到“婚姻先于事业”的个人经验。她在《大西洋月刊》（TheAtlantic）中写道：“当我27岁时，我获得了一笔极为丰厚的奖学金可以前往德国学习德语，并在《华尔街日报》社工作。以任何客观标准来看，这对于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来说，都是个不可思议的机会。我知道这对我以后的人生是极有帮助的，但听说我要离开当时的男友到国外居住一年，我的女伴们都一脸的震惊和恐惧，亲戚们都问我是否担心自己还没结婚。我与当时的男友参加一场户外烧烤活动，他的老板拉我到一边提醒我‘像那样的好男人可不多’……就在那一刻、在整个院子里，我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孤单。我很想知道为什么自己会因接受职业生涯里的一个重大机会而感到内疚。”在莱蒙看来，其他人所给出的这些负面反应，导致的直接结果是让许多女性“仍将进取心看作是羞于提起的字眼”。　　　　人们与我争辩，认为问题并不在于进取心本身。他们坚持认为女性不像男性那样有抱负，但她们会更开放，并勇于追求不同的、更有意义的目标。我不会反驳这种看法。除了在职业生涯上孜孜以求之外，人生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比如生儿育女、个人追求、社会贡献以及扶助他人等等。有许多人在工作中极为投入，但并不意味着（也不应该是必须）他们想要成为工作单位的经营管理者。若要让自己产生影响力，成为领导者并不是唯一的方式。向前一步（4） 发布时间:2013-07-09 　　我也承认，男人和女人之间有着生物学意义上的差异。我的两个孩子都是母乳喂养，我有时候会非常失望地想到，哺乳是我丈夫压根儿就没有生理条件去做的一件事。在性别差异中是否存在某些先天的特征让女人更适合哺育后代，而让男人更有自信与决断力？很有可能。然而，在今天的世界中，人类不再像古代那样必须在野外觅食打猎，我们对领导意志的渴望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被文化催生和强化的特质。个人怎样决定自己能做什么、应该达到怎样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的社会期望塑造出来的。　　　　从一出生，男孩和女孩受到的待遇就不一样。父母更倾向于和女婴而非男婴说话。母亲在高估小男孩爬行能力的同时，又会低估小女孩的爬行能力。母亲常常会花更多时间去安抚和拥抱女婴，而花更多时间看着男婴自己玩耍，因为她们相信女孩比男孩更需要帮助。其他的文化讯息则更明显。金宝贝公司（Gymboree）设计的婴儿连体服上，男孩版的图案文字是“像爸爸一样聪明”，女孩版的图案文字是“和妈妈一样漂亮”。同一年，彭尼公司（J。C。Penney）推出的一款少女T恤衫，上面印着一串看上去得意扬扬的文字：“我漂亮到不用写作业，所以我的兄弟必须帮我写。”这一切并非发生在1951年，而是发生在2011年。　　　　更糟糕的是，传递给女孩们的讯息不仅仅是整个社会在鼓励这些肤浅的行为，而且还转而明显地阻碍对女孩领导力的培养。当一个女孩尝试领导者角色时，她常被贴上“爱使唤人”的标签。男孩则很少被这样看待，因为如果一个男孩想要做领导者，这既不会出乎人们的意料也不会冒犯谁。我童年大多数时候都被贴着这样的标签，相信我，这并不是对我的赞许。　　　　关于我小时候爱使唤人的故事被提起（以及不断被提起）时，总是被大家当作趣闻乐事。当我读小学的时候，我总让弟弟戴维和妹妹米歇尔围着我转，他们不但要听我一个人长篇大论，还得在我说完时大叫“说得对”。我是附近孩子里最年长的，据说我常常花很多时间去指导孩子们的演出并组织由自己管理的俱乐部。人们常常对这些传闻一笑了之，但直到今天，我仍对自己童年的行为觉得有些难为情（对于女孩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导致我写了这么一整本书，所以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或许这也部分解释了我写书的动机）。　　　　即使当我们30多岁时，我小时候做过的这些事情仍然是弟弟妹妹取笑我的最佳方式。当戴夫和我结婚时，戴维和米歇尔说了很精彩的祝酒词，开头是这样的：“嗨！你们中有些人认为我们是谢丽尔的弟弟和妹妹，不过说实话，我们其实是她的第一批员工——员工1号和员工2号。最初，我们俩一个1岁，一个3岁，没什么用，不但软弱，而且行为随便、懒惰。我们比较乐意让自己身上沾满口水，而不是去读早晨的报纸。但那时谢丽尔已经看到了我们身上的潜力。10年多的时间里，她悉心地指导和塑造着我们。”在场的人都大笑起来。他们继续说：“据我们所知，谢丽尔从未像一个孩子那样真正地玩耍过，她只是在组织其他孩子的游戏活动。同时，她也管理大人。当我们的父母离家休假时，负责照顾我们的是祖父母。谢丽尔会在父母离开前表示抗议：‘你们走了，我现在既得照顾戴维和米歇尔，还得照顾爷爷奶奶，这不公平！’”大家笑得更大声了。　　　　我也跟着大笑，但也有点难为情。现在我还是觉得如果一个小女孩被人们认为如此的……专横，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想到这我又不好意思了）。从很小的时候开始，男孩们就被鼓励要负起责任、表达意见。老师与男孩们有更多的互动，更常召唤他们，也会问他们更多的问题。男孩们也更有可能自发地喊出答案，而此时老师通常会倾听他们所说的话。但是，当女孩们喊出答案时，老师就会责备她们不守规矩，提醒她们如果想要回答问题应该先举手。向前一步（5） 发布时间:2013-07-09 　　近来有人提醒我，这些模式即使当我们都长大成人了也会持续下去。不久以前，在一次与其他企业主管聚会的小型宴会上，被邀请的嘉宾讲起话来滔滔不绝，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这意味着提问或评论的唯一方式就是打断他。有三四个男人这样做了，于是这位嘉宾很礼貌地回答了他们的问题。我曾一度试图参与讨论，他却厉声说道：“让我说完！你们这些人太不善于倾听了！”最终还是有不少男人插话，他也默许了他们。随后，席间唯一的一位女性主管开口说话，而他的表现和之前针对我时如出一辙——这位嘉宾因为她打断了他的讲话而训斥了她。吃完饭后，一位男性首席执行官将我拉到一边，说他已经注意到，席间只有女性被要求保持沉默。他告诉我他之所以对我们表示同情，是因为自己作为西班牙裔的美国人，也曾多次遭到同样的对待。　　　　当然，我们面临的危险不仅仅是因为权威人物会压制女性的声音，年轻的女性也会将定义为“得体”的行为进行自我暗示、加以内在化，转而让自己保持沉默。她们会因“像妈妈那样漂亮”被称赞，被鼓励像妈妈那样养育孩子。1972年，《做自由的你我》（FreetoBeYouandMe）这张唱片发布，它成为我童年的一个重要部分。我最喜欢其中的一首歌《威廉想要个娃娃》（Williamwantsadoll），讲的是一个5岁的男孩恳求父亲给他买一个女孩玩的布娃娃。差不多40年以后，玩具行业还是老样子。2011年圣诞节前夕，一段关于一个名叫赖利的4岁女孩的视频被疯狂传播。赖利在一家玩具商店里走来走去，闷闷不乐，因为玩具公司们想要“诱导女孩们买粉色的玩具而不是那些男孩们想买的玩具”，不是吗？没错。就像赖利所推理的，“有些女孩喜欢超级英雄，有些女孩喜欢公主；有些男孩喜欢超级英雄，有些男孩喜欢公主。那么，为什么所有的女孩都必须买粉色的东西，而所有的男孩都得买其他颜色的东西？”即使一个四岁大的孩子，想要摆脱社会的期望也得采取一种近乎反叛的行为。威廉仍然没有得到布娃娃，赖利也总是陷入各式粉色物件的包围中。就像我母亲一样，我现在会给自己的孩子播放《做自由的你我》这张唱片听，希望到了他们给自己的孩子放这张唱片的时代，人们会拥有真正的选择权。　　　　童年时期就被灌输的固有模式会随着我们的成长进一步被强化，并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大多数领导者的角色都由男性担当，所以女性也不指望获得这样的角色，这也是她们没有成为领导者的原因之一。薪酬问题也是一样。男性挣得比女性多，所以人们对女性薪酬的期望值也更低。事实的确如此，把问题往复杂了说，这就是“成见威胁”（stereotypethreat）。社会科学家们已经注意到，当一个群体的成员形成一种负面的固有认知后，他们可能更倾向于按照这种认知行动。比如，人们会带有成见地认为，男孩在数学和理科领域比女孩更擅长。当在一场数学或理科科目考试前被提醒了自己的性别时，哪怕只是在试卷上方加上“男”或“女”的性别选项，女孩的考试成绩就会变差，而男孩的成绩却不会有什么变化。28学习计算机科学的女孩如此稀少，成见威胁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脸谱网的一位暑期实习生曾对我说过，他所在的系里连叫“戴维”的男生的人数都比女生人数多。事实证明，各种成见都无一例外地会自我强化，从“白人跳不高”到“亚洲学生在学业上表现更好”等。　　　　一个职业女性的固有形象对人们来说是没什么吸引力的。长久以来，流行文化将成功的职业女性刻画成疲于工作而且没有个人生活的女强人形象。你可以想想电影《上班女郎》（WorkingGirl）里的西格尼·韦弗（SigourneyWeaver），还有《假结婚》（TheProposal）里的桑德拉·布洛克（SandraBullock）。如果一个女性不得不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往返奔波，那么她肯定是一副受尽折磨并且负罪深重的样子。想想《凯特的外遇日记》（IDon‘tKnowHowSheDoesIt）里的莎拉·杰西卡·帕克（SarahJessicaParker）你就知道了。这类刻板印象已经不限于虚构了：研究发现，在有一位女性高管的组织中，那些80后、90后的女性中只有20%想要在事业上与这位高管一争高下。向前一步（6） 发布时间:2013-07-09 　　由于大多数女性必须出来工作，这样的女强人形象看上去就更不幸了。约有41%的女性承担着养家重任，她们也是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还有23%的女性要与丈夫共同养家糊口，她们至少要贡献家庭收入的1/4。承担家庭生计的女性数量在迅速地增加：在1973年到2006年之间，单亲母亲家庭的比例从10%上升到了20%。这一数字在西班牙裔和非洲裔美国人家庭中更高：27%的西班牙裔孩子和52%的非洲裔孩子正在由一位单亲母亲抚养。33此外，欧洲女性也越来越多地挑起养家糊口的大梁。　　　　女性在努力照顾孩子的同时，仍继续留在职场打拼，在这一点上，美国跟有些国家相比是落后的。在工业化国家里，美国是唯一一个没有带薪产假的国家。35正如“家庭价值与工作联盟”（FamilyValues@Workconsortium）的理事埃伦·布拉沃（EllenBravo）所写的那样，“大多数女人从没想要’拥有一切‘，她们担心的是失去工作、孩子的健康还有家庭经济的稳定性，因为做一个好职员和一个尽责的母亲之间经常会发生冲突”。　　　　对男人来说，基本的假设是，他们既可以拥有成功的职业生涯，也可以拥有满意的个人生活。而对大多数女人来说，基本的假设则是要两者兼顾，并且都做得很好。这是很困难的，甚至完全不可能。　　　　女性被包围在各式大标题和不同的故事中，并被警告“女性不可能同时投入到家庭和事业当中”。一再的警告让她们不得不在二者中做出选择，因为如果做得太多，她们就会身心疲惫、不会感到快乐，也不会有什么成就感。如果将这个问题表述为“工作/家庭的平衡”，就好像二者是绝对的死对头，这几乎已经让女性确定了放弃的必须是工作。谁会选择让工作凌驾在生活之上呢？　　　　实际上女性可以同时拥有家庭和事业，也可以让二者都顺利发展。2009年，莎伦·密尔兹（SharonMeers）和乔安娜·斯特罗布（JoannaStrober）出版了《两性相处》（Gettingto50/50）一书，全面回顾了来自政府、社会科学与原始资料的研究，进而得出结论：当父母都拥有属于自己的事业时，孩子、父母和婚姻三方面都能得到极大的发展。数据清楚地揭示，分担经济来源和抚养下一代的责任会减轻母亲的负疚感；若父亲加大对家庭的投入，孩子也会成长得更开朗、更健康。布兰迪斯大学的罗莎琳德·查特巴尼特（RosalindChaitBarnett）教授回顾了关于“工作-生活平衡”的研究，她发现担当多个角色的女人焦虑更少，其心理上也更健康。职业女性可以收获许多成果，包括更稳定的经济与婚姻状况，更健康的身体，她们对生活的满意度通常也会提高。　　　　我们需要在电影和文化里以更多快乐的职业女性形象来促进这种观点的传播，因为尽管有大量事实，很多女性仍然认为在事业上过于活跃会牺牲个人生活的意义。考虑到这样的权衡被讨论的方式，以及女性兼顾二者时所遇到的现实困难，她们的想法也不难理解。女性面对如此多的障碍，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恐惧。她们害怕不被人喜欢，害怕做错选择，害怕引来负面的关注，害怕飞得越高跌得越重，害怕被评判，害怕失败；甚至还有恐惧的“三合一”：害怕变成糟糕的母亲/妻子/女儿。　　　　如果没有恐惧，女性就能自由地追求职业生涯的成功以及个人生活的幸福，并且能够自由地选择前者或后者，甚至是两者兼顾。在脸谱网，我们用心地营造敢于冒险的公司文化，办公室四处都贴着海报，以便让这样的氛围更浓厚。其中有一张海报印着亮红色的宣言：“机遇青睐敢于冒险的人。”还有一张是：“完成胜过完美。”我最喜欢的一张是：“如果心无恐惧，你会做什么？”402011年，纽约一所文科女校巴纳德学院的院长德波拉·斯帕（DeborahSpar）邀请我在这所学校的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说。这是我第一次公开演讲，讨论男性和女性在进取心方面的差距。站在讲台上也很容易让我情绪紧张（我的意思是我其实很害怕提起这些难题）。我告诉毕业班的女学生，她们应该有雄心，不仅要勇于追求自己的梦想，还要争取在自己的领域中成为领导者。我知道，这个观点会被误读成我在对那些没有做出和我同样选择的女性进行价值判断，但事实并非如此。我相信对每个人来说，个人的选择就意味着群体的选择；我也相信女性需要被大力鼓励去争取领导者的角色。如果不在她们大学毕业时就告诉她们要放眼高处，那么什么时候才合适呢？如果连我自己都不想这么做，我又如何期待别人这么做呢？向前一步（7） 发布时间:2013-07-09 　　当我向毕业班那些了不起的女生们发表演说时，我极力控制着自己不要流下眼泪，并且一直坚持到以下这段话结束：　　　　你们是未来那个更加平等的世界的希望，所以我对你们每个人的期望是：在拿到学位大肆庆祝之后，你们会投入到真正的事业中去。你们会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并且满怀热情地去做。你们最终会找到适合自己的事业，向着山顶一直攀登。　　　　过了今天，你们就将开始成年人的生活。在出发时，你们应该定下远大的目标，不断努力，要非常努力。就像这里的每位老师一样，我对你们也抱有很大的期望。我希望你们找到人生中真正的意义、满足和激情。我希望你们能安度未来的艰难时光，并收获更强大的力量与更坚定的决心。我希望你们能够平衡自己的生活，睁大眼睛去仔细寻找。我还希望你们怀着进取心，在事业里全心投入，去掌控世界。因为世界需要你们去改变它，全世界的女性都在指望你们改变她们的命运。　　　　所以，问问你们自己：如果没有恐惧，我会做什么？然后，放手去做。　　　　当学生们被叫上台授予学位时，我和每个人都握了手。　　　　许多女孩子拥抱了我。一个年轻的女学生甚至跟我说：“你简直酷毙了！”后来经我求证，这原来是夸我的话。原本应该是用我的演讲去激励她们，但实际上是她们激励了我。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开始考虑自己是否应该更多地在公众场合提及这些问题。我应该去鼓励更多的女性相信自己、追求领导者的角色，我应该鼓励更多的男性，通过在工作和家庭中对女性更多的支持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不仅要在充满友好气氛的巴纳德学院演讲，还应该走到更广大的、或许不是那么赞同我的听众群中演讲。我应该采纳自己对别人提出的建议，向前一步，更加进取。　　　　我写这本书不仅是在鼓励别人进取，对自己也是一种激励。写这本书，就是我心无恐惧时所做的一件相当重要的事。凤凰网首页手机凤凰网2013-10-13 星期日 农历九月初九 重阳节设为首页 收藏本站向前一步（1） 　　往桌前坐　　　　几年前，我曾在脸谱网为美国财长蒂姆·盖特纳（TimGeithner）主持过一次会议。我们邀请了15位来自硅谷的执行官吃早餐，就经济问题展开了一场讨论。盖特纳财长与4位随行人员抵达会场，其中两位职位较高，另两位职位较低，我们聚集在脸谱网公司一个非常不错的会议室里。转悠了几圈之后，大家开始随意选取自助餐。被邀请的客人中大多数是男性，他们抓过盘子、装上食物，然后坐到了最大的会议桌前。财长的随行人员都是女性，她们最后取餐，然后在房间一侧坐下。我示意她们坐到桌前来，并当着大家的面向她们招手示意，好让她们觉得自己是受欢迎的。她们犹豫半天，还是留在原来的座位上没有动。　　　　这四位女性完全有权利参与会议，但对座位的选择却让她们看上去更喜欢旁观而非参与。我知道我得说点什么。会后，我把这四位女性拉到一边，我对她们说，即便没有受到邀请，她们也应该坐到桌前来；而当别人公开欢迎自己时，她们更应该主动参与。听完这些话，起初她们有些惊讶，随后就表示认同了。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转折点：就在这一刻，我目睹了存在于女性内心的障碍；就在这一刻，我意识到除了习俗等外在障碍，女性也面临着内心的斗争。几年后，当我在TED大会做关于女性如何在职场上取得成功的演讲时，我用这个故事来举例说明女性是怎样让自己退缩的，准确地说，她们自己选择了成为旁观者。尽管如此，我仍为女性会做出这样的选择而感到泄气，但我也深深理解她们做出这种选择的深刻原因。　　　　在大学高年级时，我被选拔进入美国大学优秀生荣誉学会（PhiBetaKappahonorsociety）。那个时候，哈佛大学和拉德克里夫学院拥有各自的分会，所以我的入会仪式是“女性专属”的。其主要发言人、来自威尔斯利女性中心（WellesleyCentersforWomen）的帕吉·麦金托什博士（PeggyMcIntosh）的演讲题目是“招摇撞骗的感觉”（FeelingLikeaFraud）。1她解释道，很多人尤其是女人，当她们所取得的成绩被人称赞时，会感觉那些称赞是骗取来的。她们常常感到自己不值得被认可，不配受到称赞，并心存负疚，就好像犯了什么错。即便那些在自己的领域成就斐然，甚至已是专家级别的女性，她们仍然摆脱不了这样一种感觉：我其实只是个技术水平或能力都很有限的冒牌货，现在的荣誉不过是因为碰巧被大家发现了而已。　　　　我想这是我听过的最好的演讲。我坐在椅子上，身体前倾，使劲地点着头。我发现，我那才气逼人、绝对不是“骗子”的室友卡丽·韦伯竟然也有这种心理。终于有人明确有力地表达出我的感受了！每次在课上被点名时，我都觉得自己肯定会当众出丑；每次考试时，我都觉得自己肯定会考砸。然而，当我没有出丑甚至是表现很出色时，我又觉得自己再次欺骗了大家。而且，总有一天，好戏会收场的。　　　　在入会仪式之后的联合招待会（也就是为书呆子们准备的后续派对）上，我跟一位男同学提起了麦金托什博士关于“招摇撞骗的感觉”的精彩演讲。他看着我，表情困惑，问道：“你为什么会觉得这种话题很有趣呢？”后来，卡丽和我开玩笑：对男人来说，那次演讲大概就像在讲“怎样应付一个所有人都不如你聪明的世界”。　　　　有能力的人因自我怀疑而苦恼，这种现象有它的学名——“负担症候群”（impostersyndrome）。无论男女都容易出现这样的症状，但女性会更严重，也会更多地受其限制。即使是很出色、非常成功的喜剧演员蒂娜·菲（TinaFey）也承认自己有这样的感觉。她曾对一家英国报纸说：“负担症候群妙就妙在，它让你总是在两种感觉中摇摆不定：要么自我迷恋，要么就会想’我是个骗子。天哪，他们都中招了！我是个骗子！‘于是，在自我迷恋出现时，你只是试着驾驭它、享受它，然后就渐渐开始觉得自己是在欺骗别人。说真的，我已经意识到，几乎每个人都是’骗子‘，所以我尝试着不让自己感觉太过糟糕。”凤凰网首页手机凤凰网2013-10-13 星期日 农历九月初九 重阳节设为首页 收藏本站向前一步（2） 　　对女性来说，“感觉像个骗子”说明的是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我们始终在低估自己。各项研究都表明，女性对自身表现的评价普遍低于实际情况，而男性则会过高地评价自己的表现。研究人员在对手术室轮岗学生表现的评估中发现，当问到对自己的评价时，女生给自己的分数普遍比男生要低，尽管其教员的评估显示女生的表现要优于男生。对几千名潜在的政治候选人的调查揭示，尽管拥有相同的资质证书，男性认为自己“完全有资格”担当政治职务的可能性比女性高出约60%。对哈佛法学院近1000名学生的研究发现，在与法律实践相关的每种技能上，女生给自己的分数都比男生要低。更糟糕的是，当女性在其他人面前，或是在人们惯常认为是男性主导的领域中评价自己时，她们低估自己能力的现象就更加明显。　　　　如果让一个男性解释自己的成功，他通常会归因于自己内在的能力和技巧；如果问女性同样的问题，她一般会将成功归因于外部因素：之所以表现得好是因为她们“真的非常努力工作”，“运气不错”，或“有别人的帮助”。在解释失败时，男女也不同。当一个男性失败时，他会归咎于“研究得不够”或是“对这件事本来就不太感兴趣”等；当一个女性失败时，她会相信是由于自己本身缺乏能力导致的。类似地，当一个男性和一个女性接收到负面的反馈时，相比男性，女性的自信和自尊会遭受到更大的打击，由此引发的失败和不安全感的内化会伤及她未来的表现，所以这种心理模式具有严重的长期负面影响。苛待女性的不只是女性自己，周围的同事和舆论也很快都会将女性的成就归因于外部因素。当脸谱网申请上市时，《纽约时报》曾撰文善意地提醒我（和其他人），我只是“运气不错”，而且“一路都有强有力的导师支持”。之后，记者和一些网络博客对《纽约时报》的双重标准提出抗议，指出它很少将男人的成功归因于“运气不错”。但《纽约时报》所说的，其实也是我曾对自己无数次说过的话：在我事业的每个阶段，我都认为自己的成功来自运气、努力工作和他人的帮助。　　　　我的不安全感（和大多数人的不安全感一样）开始于高中时代。那时，我在迈阿密一所很大的公立学校上学——请联想一下电影《开放的美国学府》（FastTimesatRidgemontHigh）。比起学习成绩来，这所学校更关心如何防止学生在宿舍里打架、在厕所里吸毒。当我被哈佛大学录取时，很多同学都问我为什么要去一所盛产书呆子的学校，接着，他们会突然停住，意识到我也是个“书呆子”，然后不等我回答就窘迫地走开——他们已经知道答案了。　　　　大学头一年的生活对我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第一个学期，我上了一门叫作“希腊文明中的英雄”的课程，学生戏称这门课为“狗熊见英雄”。我对研究希腊神话并没有多大热情，但学习这门课是应付文学课最简单的方式。教授在第一堂课就问我们，以前读过这些“书”里的哪一本。我低声问身边的朋友：“什么书？”“当然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她回答。几乎每个人的手都举了起来，除了我。教授又问：“谁读过这些书的原著？”“什么原著？”我问朋友。“希腊文原著。”她答道。有三分之一的人还举着手。显然，我就是传说中的“狗熊”之一。　　　　几周后，我的政治哲学课教授布置了长达5页的论文，这让我惊慌失措。整整5页！我只在高中写过一篇那么长的论文，而且那还是花了一年时间的大工程。谁能在一周之内写出5页来？于是，我每天晚上都待在宿舍里，挑灯夜战。基于我投入的时间和努力，我的论文应该得A，最后的成绩却是C。在哈佛大学，要求上交的作业通常是不可能得C的，我一点也没夸张——这简直相当于留级。我去见了在招生办公室工作的主管。她告诉我，哈佛大学之所以录取我是因为看中了我的品格，而不是我在学业上的潜质。这话倒挺有安慰作用。　　向前一步（3）　此后，我更加专注、更加努力地学习。到了期末，我终于学会了怎样写5页的论文。但是，不管我在学业上做得多么好，我总觉得自己会被抓个现形，人们会发现我并没有真的学到什么。直到我听到帕吉·麦金托什关于自我怀疑的演讲，我被震住了：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我觉得自己像个骗子，而是我感受到了内心深处的某种东西……而且它还是个彻头彻尾的错误。　　　　根据我和弟弟戴维一起长大的经历，我很清楚这种形式的自我怀疑对女性来说是件寻常的事。戴维比我小两岁，我们之间的感情很好。在家里，他与妻子共同分担照顾孩子的责任；他是一个儿童神经外科医生，每天都在见证令人心痛的疾病以及事关生死的决定。尽管我们在同一个家庭长大，但戴维总是显得比我更自信。在高中时，我们都在某个周末下午被约会对象通知取消晚上的约会。那一个周末我都闷闷不乐地在家里打转儿，想知道自己到底哪里出了错。而戴维却对遭到女友拒绝的事一笑了之，先是说“这女孩儿错过好事啦”，随后便跑出去和朋友打篮球。还好有我的妹妹安慰我，那个时候她就已经显露出超出同龄人的智慧和同情心。　　　　几年后，戴维也进了哈佛大学。当时我已经上大四，他上大二，我们一起选修“欧洲知识分子史”这门课。我的室友卡丽也上这门课，因为她的专业是法国文学，这门课给了她很大的帮助。她不但每堂课必去，而且读完了课程指定的10本书，重要的是这些书都是原著（OK，这个时候的我已经知道“原著”意味着什么了）。我也每堂课都去，也读完了课程指定的10本书……不过，是英文版的。戴维只上过两次课，而且只读了其中一本，然后在期末考试前他冲进我们的宿舍，要求我们帮他进行考前辅导。考试时我们3个人坐在一块，在试卷上奋笔疾书了3个小时。走出考场时，我们询问彼此考得如何。我很不开心，因为忘记了将弗洛伊德的“本我”概念与斯宾诺莎的“意志”概念联系起来。卡丽也很发愁，后悔自己没有充分地解释康德对“崇高”和“优美”的区别。我们继而问起戴维：“你感觉考得如何？”“和平时一样啊。”“一样？”我们问道。“是啊，”他说，“一样得’A‘呗。”　　　　他是对的，他的确一如既往地得了“A”。事实上，这次考试我们三个都得了A。我弟弟的自信并不过分，但卡丽和我的不安全感却有些过分了。　　　　这些经验让我知道，我需要在理智与情感上做些调整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渐渐明白了这个道理，尽管要完全摆脱自我怀疑还是非常困难的，但我能够理解这当中的确存在着某种扭曲。我绝不会像我弟弟那样即便不付出什么努力也能拥有自信，但我可以试着克服“自己正不断地滑向失败”的想法。当我感觉自己无法胜任某项工作时，我会提醒自己：我没有考砸大学的每一场考试，没有。我学会了将“扭曲”扳正。　　　　我们认识的人中都有一些极度自信的人，他们没有权利不自信。我们认识的人中也有一些人，如果再自信一点儿就能做出更大的成绩。事实证明，缺乏自信会成为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告诉自己或别人，一定要发自内心地相信自己就是做某项工作的最佳人选。直到今天，我还开玩笑说，我希望自己一天中能有那么几个小时像我的弟弟或丈夫那样自信满满，那种感觉一定相当好，就像每天都能得“A”一样。　　　　当感觉不到自信时，我告诉你一个窍门，就是要假装自信。有时候这招很管用。这个诀窍是我在20世纪80年代教健美操时发现的（你可以想象我穿着银色的紧身衣、暖腿袜套、发套——这些和我的大蓬头非常相配）。受简·方达（JaneFonda）信条的影响，练习健美操意味着得整整一个小时保持微笑。有些时候，笑容是自然流露的；有些时候，我心情很糟糕，就不得不假笑。不过，在强迫自己微笑一个小时后，我常常会觉得快乐了许多。　　向前一步（4） 　　我们中许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正生着某人的气时，又必须马上在众人面前装出“一切都很好”的样子。我和丈夫戴夫就有过这种体会。有一次，当我们两人之间因争吵而导致气氛逐渐紧张时，突然发现不得不去一个朋友家吃晚饭。于是，我们便挂上“一切都很好”的假笑容。奇妙的是，在几个小时后，之前的不快都自动消散，一切似乎真的已经变好了。　　　　现有的研究都很支持这种“假装自信，直到变得自信”的策略。一项研究表明，当人们采取大幅度的动作时（比如伸展四肢占取更大空间），只要持续两分钟，主导力的荷尔蒙水平（即睾酮，男性荷尔蒙的一种）就会上升，而压力荷尔蒙水平（即皮质醇）就会下降，从而让人感到自己更有力量、更有责任感，也更愿意承担风险。这说明，简单的姿势变化会让态度产生重要的变化。　　　　我并非建议大家过分自信以致傲慢或自负。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如果表现出这一点，人们都不会喜欢。但感觉自信或假装自信，对于争取生活中的机会是必要的。这是老调重弹了，但机会的确会青睐那些积极争取机会的人。我在谷歌工作的6年半时间里，雇用了一个4000人的团队。我并不认识每一个人，但我知道其中处于最高层职位的有100多人。我注意到，一般情况下，就积极争取机会而言，男性比女性行动得更快。当我们宣布有新的空缺职位或是开始新项目时，男员工们都一个个来敲我办公室的门，毛遂自荐，向我解释为什么他们是新的领导职位的最佳人选。即使在一项新的空缺职位产生前，男性也更有可能去尝试获得成长的机会。他们对自己的发展总是急不可耐，相信自己有能力做得更多。他们常常是对的，就像我弟弟一样。　　　　以我的经验而言，女性对于角色变化、寻求新的挑战则更为谨慎。我常常发现自己总是在试图说服她们进入新的领域工作。我已经和女性员工有过多次谈话，她们对我的鼓励通常作此回应：“我在这方面可能不是很擅长”，“这项新工作听上去很令人兴奋，但我没有类似的工作经验”，或“现在的工作中我还有许多要学习的”。印象中我似乎从没与男员工有过这样的对话。　　　　考虑到今天世界的发展速度之快，抓住机会就显得尤为重要。主管经理很少会有时间仔细地考察每个申请职位的人，他们更不会去说服沉默谨慎的人申请职位。而且，“机会”也越来越难以被确切定义。相反，机会正是来自一个人对某件事的全情投入，而这件事随后就会成为他们的工作内容。在我刚加入脸谱网时，我与手下的团队讨论过一个关键的问题：“我们打算做的业务是什么？”许多人都坚持己见，于是讨论变得十分热烈。一个星期过去了，意见仍没有达成一致。我们的首席谈判代表丹·罗斯（DanRose）用整个周末来搜集市场数据，以便让我们从分析的角度来重新组织讨论。他的努力打破了僵局，然后我扩大了他的职责范围，让他管理产品营销和交易团队。如此来看，在工作上积极主动一定会带来回报。如果一个人总是等着别人告诉自己该做什么，我们就很难设想他能成为领导别人的人。　　　　美国思科（Cisco）公司的首席技术官帕德玛锡·华莱尔（PadmasreeWarrior）曾被《赫芬顿邮报》（HuffingtonPost）问及：“你从过去所犯错误中学到的最重要的教训是什么？”她回答说：“当我刚起步时，我拒绝过很多机会，因为当时我想’我这个水平还胜任不了这项工作‘或是’我对这个领域还不了解‘。现在回想起来，在某个特定时期，迅速学习并做出成绩的能力才是最重要的。如今我常跟人提到，当寻找你的下一个目标时，其实没有所谓的完全合适的时机。你得主动抓住机会，创造一个适合自己的机会，而不是一味地拒绝。学习能力是一个领导者必须具备的最重要的特质。”　　　　IBM公司的第一位女性首席执行官金妮·罗梅蒂（GinnyRometty）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在事业刚起步时，她接到了一份“重要工作”。她担心自己没有正式工作经验，就告诉招聘人员自己需要考虑考虑。当天晚上，她与丈夫聊起这次工作机会，她丈夫问道：“你觉得一个男人会像你一样回答那个问题吗？”“这件事教会了我，一个人必须非常自信，”罗梅蒂告诉记者，“即使你内心对于自己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有着严格的评判标准。而且，对我来说，这也意味着自己将承担一定的风险。”凤凰网首页手机凤凰网2013-10-13 星期日 农历九月初九 重阳节设为首页 收藏本站向前一步（5） 　　我一直担心的，不仅在于女性不太愿意毛遂自荐，还在于我们没有关注并纠正这种心理上的差距。“我们”也包括我自己。几年前，我曾对脸谱网几百名员工做过一次关于性别问题的演讲。演讲结束后，我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回答他们的问题。那天下午，我回到办公室，一位年轻的女员工正等着和我谈话。“我今天学到了一些东西。”她说。我感觉良好地问她学到了什么，以为她会称赞我的讲话有多么打动她，恰恰相反，她说：“我学会了让手一直举着。”她解释道，我在演讲接近尾声时说过只回答两个问题。而我的确这么做了，然后她才将手放下，和其他女员工一样。但有不少男员工还举着手，由于还有人举着手，我又回答了几个问题，当然提问的都是男员工。我的话并没打动她，她的话倒像砖头一样砸中了我。即使我做的演讲是关于性别问题的，但我自己就忽略了这位女性。　　　　如果我们想要一个更平等的世界，我们就必须让领导者知道，女性不太可能一直举着手。我们需要所有机构和个人都关注并通过鼓励、促进和支持更多的女性来改进这种行为。女性必须学会让手一直举着，因为当她们放下手时，即使是最细心的经理可能也不会注意到。　　　　当我刚开始为拉里·萨默斯工作时，他刚和做税务律师的维姬女士结婚。他很支持维姬的事业，总是鼓励她“像个男人一样去要账”。他的意见是男人把思考问题的时间——甚至洗澡的时间，都看作是可以计费的时间。不过，他的妻子及其女性朋友们会在某一天觉得不“在最佳状态”的情况下，减少办公时间以“公平对待客户”。你认为对于法律事务所来说，谁更有价值？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拉里告诉她们，哈佛法学院的一位著名教授曾被一位法官要求逐条列记一桩法案。教授回应道，他不能这么做，因为他常常会同时思考两件事情。　　　　即使是现在，我还远称不上能够自如地表现出自信。在2011年8月，福布斯公布了该年度“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女性”排行榜。我很清楚，自己位列其中并不是科学公式计算的结果，杂志喜欢制造排行榜是因为当读者点击每个人物的名字时，都会产生很大的页面浏览量。不过，我很吃惊地——准确地说是吓坏了，发现我位列这个排行榜的第5名，恰好排在德国总理默克尔、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巴西总统罗塞夫和百事公司首席执行官英德拉·努伊的后面。而且，我居然排在米歇尔·奥巴马和索尼娅·甘地的前面，这太荒谬了。我母亲打电话来说：“亲爱的，我的确认为你很有影响力，但跟米歇尔·奥巴马比就很难说了。”你认为呢？　　　　我真没觉得自己有多大的影响力，反倒感觉被暴露在公众视野里，很是窘迫。当脸谱网的同事在办公楼里拦住我大加称赞时，我告诉他们这个排行榜是“可笑的”。当朋友们在脸谱网上发布新闻链接时，我请他们删掉帖子。几天后，长期担任我的执行助理的卡米尔·哈特（CamilleHart）把我叫进会议室，并关上门——这是一次严肃的谈话。她告诉我，我对福布斯排行榜这件事处理得很差劲，我应该立即停止与那些提起福布斯排行榜的人争论“为什么这件事是荒谬可笑的”。我在太多人面前表现出了自己的不自在和不安全感，其实，我只需要说声“谢谢”就可以了。　　　　我们都需要像卡米尔这样的同事，他们会真诚地指出我不合宜的回应。她是对的。不管排行榜是否荒谬，我不是发起者，也没有必要产生过于负面的反应。我怀疑，一个男人会不会因为感到自己越来越有影响力而不知所措。我知道，我的成功来自于勤奋的工作、他人的帮助以及在正确的时间站在了正确的地方。对于那些给予我机会和支持的人们，我会对此感激涕零，心存无限感恩之情。我承认，出生在一个健康、开放的家庭，而不是世界上那些连女人基本权利都没有的地方，绝对是好运气。我相信我们所有人——不管男人还是女人，都应该承认自己拥有好运气，应该感激曾经帮助过自己的那些人，没有人能够单打独斗地完成任何事情。同时，我也知道，为了继续成长、挑战自我，我必须要相信自身的能力。我仍然要面对那些超出我资历的事情；我仍然会偶尔感觉自己像个“骗子”；我也仍然会时不时地发现自己在谈话中被忽略、不受重视——而我身边的男士们却不会有这些想法。好在我终于知道应该深吸一口气，仍然让自己的手高举着。我已经学会了往桌前坐。凤凰网首页手机凤凰网2013-10-13 星期日 农历九月初九 重阳节设为首页 收藏本站向前一步（1） 　　要成功，也要受欢迎　　　　好吧，如果一个女人要做的就是忽略社会的期待，雄心勃勃，举起手，坐到桌前，勤奋工作，然后一路顺利地走向成功，那么，还有什么是可能出错的？　　　　2003年，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弗兰克·弗林（FrankFlynn）和纽约大学教授卡梅隆·安德森（CameronAnderson）主持了一项实验，测试男性和女性在职场中的感受差异。1他们从哈佛大学商学院关于女性企业家海蒂·罗伊森（HeidiRoizen）的真实案例研究开始。这项研究描述了海蒂怎样通过“爽直的个性……以及科技行业最有影响力的众多商界领袖在内的职场人脉网和个人社交圈……”，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弗林和安德森让参加测试的学生一半人读海蒂的故事，另一半人也读同一个故事，但有一处不同——主人公的名字从海蒂变成了一位男性“霍华德”。弗林和安德森随后调查了学生对海蒂或霍华德的印象。所有的学生都认为，海蒂和霍华德同样有能力——著名作家格洛丽亚·斯泰纳姆提醒我，这实在是一大进步。不过，尽管学生们对海蒂和霍华德同样尊敬，但他们更想要与霍华德共事；另一方面，海蒂被认为很自私，不是“你想雇用或为之工作的那种人”。两组数据只有一个不同——性别，但给受试者造成的印象却截然不同。　　　　这项实验支持了根据海蒂案例研究得出的明确结论：对男性来说，成功度与受欢迎度成正比，而对女性来说则成反比。当一个男性成功了，他会同时受到男性和女性的欢迎，而当一个女性成功了，不管是对男性还是对女性来说，她都会变得不那么受欢迎。这项事实既令人吃惊又在意料之中：令人吃惊是因为，没有人会承认自己还在坚持男女有别的老一套；在意料之中是因为，很明显，我们的确还持有这样的观念。　　　　社会科学几十年的研究证实了“海蒂/霍华德”个案研究的明确结论：我们对个人的评价基于成见，尤其是性别、种族、国籍、年龄等。我们对男性的固有印象是：他们是提供者，有决断力，积极进取。对女性的固有印象是：关爱他人，敏感，热心于公共事业。因为我们将男性和女性的特点对立起来，所以在职场上的成就和与之相关的所有特点都被归到男性一边。海蒂专注于事业，有计划地积聚自己的力量，这种做法违背了我们对女性的固有期待。然而，和海蒂做法相同的霍华德却符合我们对男性的固有期待。最终结果呢？我们喜欢他，不喜欢她。　　　　我相信这种偏爱正是使得女性在职场上退却的核心原因，这也是她们不想过多进取的核心原因。对男性来说，职场上的成功在前进的每一步都会从正面得以巩固；而对女性来说，即使在工作成绩得到认可时，也常常无法得到他人完全的重视与支持。记者尚卡尔·韦丹塔姆（ShankarVedantam）曾经系统地整理了人们对第一批世界级女性领袖的贬义称呼。他写道：“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被称作’母鸡阿提拉‘。以色列第一位女总理果尔达·梅厄被叫作’内阁中唯一的男人‘。理查德·尼克松总统称印度第一位女总理英迪拉·甘地为’老巫婆‘。德国的现任总理默克尔则被戏称为’德国铁娘子‘。”　　　　我亲眼看见这样的现象不断地发生。当一位女性在工作上十分出色时，男人和女人都会评价说她较有成就，但“并不怎么受同僚喜欢”，她也许还有点儿“太过好强”、“不好合作”、“有点儿喜欢权力”、“无法让人信任，甚至很难取悦”。至少，我和我认识的每位女性高管都被这样评价过。全世界似乎都在问：“为什么我们那么像海蒂，而不能多像霍华德一些？”　　　　大多数女性从未听说过“海蒂/霍华德”研究，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也从未听说过这项研究的负面结果。不过，我们已经感觉到了成功带来的惩罚。我们意识到当一位女性表现得强悍果断或是争强好胜时，她正在背离她“应有”的行为轨道。如果一位女性对工作进度催得太紧，如果她的工作能力相当强，如果她专注于结果而非取悦他人，她就表现得像个男人。而且，如果她像男人那样行动，人们就会不喜欢她。由于顾及这种负面反应，女性会让自己在职场上的进取心表现得更为收敛。作家肯·奥莱塔（KenAuletta）观察到了这种现象，并在《纽约客》上做了精准的总结：“（女人的）自我怀疑成了某种形式的自我防卫。”为了不让自己被大家讨厌，我们质疑自己的能力，看轻自己的职业追求，尤其是当其他人在场时；甚至早在别人产生这种看法之前，我们已经自觉矮人一等了。　向前一步（2） 　　在哈佛商学院的第一个暑假，我收到一封邮件，祝贺我以最优异的成绩成为“亨利·福特学者”，奖金是714。28美元。这个奇怪的数字说明了我和其他学生一起分享了这项荣誉。当我们返校开始第二年的学习时，有6个男生把自己获奖的事情告诉了大家。我把奖金数目乘以七正好接近一个整数，谜底解开了。获奖的一共有7个学生——6个男生和我。　　　　我没像那6个男生一样让所有人都知道自己得到的荣誉，我只告诉了自己最亲密的朋友斯蒂芬·保罗，我知道他会好好为我保密。表面上看，这个决定可能会对我不利，因为哈佛商学院的成绩有15%基于课堂参与度。教授们上课的时间是90分钟，而且不允许学生做任何书面记录，所以关于课堂讨论的内容，他们只能凭借自己的记忆。当一个学生的评论被其他学生引用时，这就会帮助教授回忆起讨论的要点。和现实生活一样，一个人的表现极大地依赖于人们彼此间的互动。其他6位福特学者很快就成为论述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发言者，因为学术荣誉立刻给他们带来了说服力；他们甚至在官方的校园招聘期开始之前，就提前获得了令人羡慕的工作机会。有一天在课堂上，备受尊崇的6位“学者”之一发表了一番评论，在我看来这证明了他甚至都没读过讨论中的案例。但是，所有人都对他大加奉承。我很想弄清楚，不让大家知道我是第7个获奖者是不是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毕竟不预读讨论材料就能一路轻松地完成第二年的学业也挺不错的。　　　　但我从未真正考虑过把这件事公开，我的直觉认为把学术成就公开不是个好主意。10年后，当我了解“霍华德/海蒂”案例后，终于明白了这是为什么。在学生中身居“高位”，也许会让那些男同学过得更轻松，但对我而言，反而会过得更艰难。　　　　得出这个结论并不是没有依据的。从儿时起，被文化所强化的信号就警告我不要被贴上“太聪明”或“太成功”的标签，这种警告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作为一个女孩，被认为很聪明尽管在很多方面都有好处，但这并不会让你在男生中变得特别受欢迎，或是变得更有吸引力。在学校里，我被称为“班里最聪明的女生”——我讨厌这样的说法，有哪个男生愿意带着班里最聪明的女生去参加毕业舞会呢？高年级时，我们班投票选出我和另一个男生是“最有可能成功的人”。这样一来，我便不再会有任何机会受邀参加毕业舞会，所以我强迫年鉴编辑（他也是我的朋友）把我的名字删掉了。这招很有用——我终于找到一位帅气、喜欢运动的舞伴。可是这位男生有点过于沉迷于运动，在舞会两天前，他为了参加一场篮球赛而取消了和我的约会，还说：“我知道你能理解的，因为参加决赛是一辈子就一次的机会。”当时，我没有回应说作为一个高中女生，参加毕业舞会也是一辈子就一次的机会。幸运的是，后来我又找到了一个对运动不那么热衷的新舞伴。　　　　我从没真正想过，为什么我在这么年轻时，就会如此努力地隐藏自己的成就。从哈佛商学院毕业约10年后，我在一次晚宴上遇到了斯坦福大学研究领导力和组织行为的教授德波拉·格林费尔德（DeborahGruenfeld），我们由愉快的小声交谈很快演变成了热烈的讨论。基于多年的研究，格林费尔德教授非常理解女性为成功付出的代价。“我们根植于文化的传统观念，将男性与领袖特质相关联，将女性与抚育特质相关联，并且让女性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她说，“我们不仅相信女性充当的是抚育者的角色，还相信这是她们首要的角色。当一个女人做了某些事情显示出她最突出的特质不是亲和力，就会给人带来负面印象，让其他人感觉不舒服。”　　　　如果一个女人非常能干，她看上去就不够亲切；如果一个女人看上去很亲切，那她就会被认为不够能干。由于人们想雇用和提拔那些既能干又有亲和力的人，这就构成了女性的一大障碍。表现得“女性化”让女性很难像男性那样获得机会，但不顾社会期待去争取机会又会被认为不配获得机会，甚至被判定是一种自私的行为。自打我读高中以后，一切都没有改变，智慧和成功对于任何年龄的女人来说都不是获得欢迎的主要因素。这让一切都复杂化了，因为我们仍在倡导女性坐到桌前，拥有她们自己的成功，即便这么做会让她们变得不讨人喜欢。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都真的希望被人喜欢，不仅仅是因为这样会带来好心情；赢得人们的喜欢也是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不管是在职场中还是个人发展上。领导者想要介绍或推荐某位女性，常常取决于其他人对她的正面评价：我们需要信任她的工作能力，也要相信她能很好地与他人共事。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中的许多人都会感到很有压力，从而直觉地隐瞒自己成绩的原因。凤凰网首页手机凤凰网2013-10-13 星期日 农历九月初九 重阳节设为首页 收藏本站向前一步（3） 　　2011年10月，脸谱网的工程师主管之一乔斯琳·戈德费恩（JocelynGoldfein）召集公司的女性工程师开会，鼓励她们彼此分享在产品构建上取得的进展。会场一片安静，没一个人率先发言。当那些张扬地表现自我的女性不受欢迎时，谁还会站起来发言呢？乔斯琳换了种方式，她不再让女工程师们谈自己，而是请她们讲彼此的故事，于是大家才都松了口气。　　　　真正认同自己的成功，对于实现更大的成功至关重要。职场成就取决于一个雇员是否有助于工作的积极进展。只要不滑向狂妄自大，男性在工作上的成就很容易得到承认；但对女性来说，“邀功”往往意味着将在社会与职场的形象上有所牺牲。事实上，女性如果在面试中阐述自己为什么能胜任这份工作，或是提到以前工作中的成功，实际上反倒会降低她被雇用的可能性。　　　　女性除了要应付这种两难处境，另外由于性别成见，有时还必须在没有额外报酬的情况下做额外的工作。当一个男性帮助同事时，被帮助者会觉得亏欠于他，并且非常有可能给予回报。但如果是一个女性对他施以援手，这种受人恩惠的感觉则相对弱些。女性就应该乐于助人，不是吗？是她自己想要帮助别人。弗林教授称此为“性别轻视”（genderdiscount），意思是人们预设女性有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意愿，一旦违背这样的预设，女性就会在职场上尝到苦果。另一方面，一个男性对工作伙伴施以援手则被看作是在做额外的工作，他会因此得到更好的评价、加薪和奖金等回报。令人更沮丧的是，当一个女性拒绝帮助同事时，她通常会得到不太有利的评价，回报也更少。但如果拒绝帮助同事的是个男性呢？他通常不会受到什么惩罚。　　　　由于这些不公平的期待，女性发现自己处于“如果做就会烦恼”和“不做注定会更糟”的两难境地。当涉及有关补偿金、福利、职位和其他特殊待遇的谈判时尤其如此。总的来说，男人谈判的结果比女人好。一项关于对卡内基-梅隆大学硕士毕业生起付薪水的研究发现，57%的男学生试图和雇主谈更高的薪水，而这么做的女生只有7%。我们不是谴责女性不敢去谈更高的薪水，而是要承认她们在维护自己利益方面如此勉强完全是有正当理由的，因为这么做很容易让结果事与愿违。　　　　对男性而言，为自己的利益去谈判并不会产生什么负面影响。人们已预期到男人会争取自己的利益，强调自己的贡献，认为自己应该被认可并获得回报。对男性而言，的确是“多问问也无妨”。但由于人们对女性的预期是关注他人，所以当她们维护自己的利益或维护自身价值时，大家对此举都不会产生好感。有趣的是，当为别人的利益谈判（比如同伴或同事）时，女性和男性表现得一样好，女性甚至会更好，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她们的主张不会让她们显得自私自利。不过，当一个女性为自己争取利益时，她就违背了公认的性别规范。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会拒绝和一个讨价还价、争取更高薪水的女性共事，因为她看起来比那些不爱谈判的女性更为苛刻。甚至当一个女性为自己的成功谈判时，她在信誉和未来晋升方面付出的将是长期成本。遗憾的是，我们都是“海蒂”，不管多么努力，我们都无法成为“霍华德”。　　　　当年我与脸谱网创始人、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商谈我的报酬时，他提出了让我觉得很公平的条件。有超过一个半月的时间，我们每周都会在一起吃晚餐，讨论公司的使命以及未来的愿景。如此看来，我已经准备接受这份工作了，不，应该说我非常渴望接受这份工作。丈夫戴夫一直鼓励我要继续谈条件，但我害怕弄巧成拙。我可以表现得很强硬，但如果那样做，也许扎克伯格就不想与我一起工作了。既然我知道自己最终会接受这份工作，那么一再为自己争取利益是否值得呢？我得出的结论是，不值得。正当我准备点头时，我的妹夫马克·博德尼克（MarcBodnick）恼火地说：“谢丽尔，同样的工作，你为什么要比男人挣得少呢？”凤凰网首页手机凤凰网2013-10-13 星期日 农历九月初九 重阳节设为首页 收藏本站向前一步（4） 　　博德尼克并不清楚谈判的细节，他只是想强调，和我水平相当的男人才不会像我一样接受那样的薪酬待遇。这大大地鼓励了我。我又回去找扎克伯格，告诉他我也许不能接受这份工作，但开场白是这样的：“扎克伯格，我明白你很想雇用我来管理你的市场团队，所以你当然希望我是个优秀的谈判者。这是你和我之间唯一一次面对面的谈判。”之后我便在交谈中略显强硬。当晚，我心情紧张，担心自己会把事情搞砸。但第二天扎克伯格就打电话给我，说接受我提出的条件：他将我的合同期限从4年延长到5年，并且同意我成为公司股东。这么做弥合了我们之间的分歧，他颇有创意的解决方案让我们的利益有了更长远的关联。　　　　谈判成功的目标是既要达到预期，又要继续让别人喜欢自己。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研究性别与谈判的汉娜·鲍尔斯（HannahRileyBowles）教授认为，女性可以通过将这两个目标结合到一起，来提高谈判的成功概率。首先，女性给他人的印象应该是有亲和力的、关心他人的，要有“恰到好处”的女人味。而当女性采用一种较为功利的态度时（“这就是我想要的，也是我应得的”），人们会比较反感。　　　　套用一句老话：“思考全球化、行动本土化。”在谈判时，要做到“思考个人化，行动公共化”。我建议职场女性在谈判前都先好好想想，因为女性通常比男性拿到的报酬低，所以不要一下子就接受最初的条件，应该给自己机会继续谈判。这样一来，女性就把自己与一个群体联系起来了，而不只是在提自己的诉求。事实上，这也等于是在为所有的女性谈判。此外，虽然听起来有点傻，但你所用的人称代词很重要。只要有可能，女性就应该使用“我们”而不是“我”。如果一个女性告诉对方“我们度过了美好的一年”而不是“我度过了美好的一年”，她的要求会更容易被对方接受。　　　　但是，只诉求利益共同化还不够。在鲍尔斯教授看来，女性必须做的第二件事是为谈判提供合理的解释。男性不必为谈判找理由，因为在人们看来，他们本应为自己考虑。然而，女性必须为自己的要求辩护，她们必须有更高层人员的支持（也就是“我的经理建议我跟你谈谈我的报酬”），或者应该引用行业标准（也就是“我的理解是，这种责任级别的工作，报酬大概在这样的范围内……”）。当然，每次谈判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女性必须相应地调整自己的方式。　　　　还有个常用的策略，就是告诉对方还有别的公司准备给自己工作机会。但通常男性用这种策略比女性更有效。人们允许男人关注自身，却期待女人的忠诚。而且，女性所表现出的友善态度并不是一个好策略，这样做传达出来的信息是：这个女人为了讨别人的喜欢，所以愿意在报酬上做出牺牲。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女性需要将亲切力与坚持主见结合起来。用密歇根大学校长玛丽·科尔曼（MarySueColeman）的话来说就是“温柔的坚持”（relentlesslypleasant）。这种方式要求女性时常微笑，表达感激和关注，更多提及共同利益，强调更大的目标，在谈判时着眼于问题的解决而不是持一种批评的立场。大多数谈判都会经历漫长、持续的阶段，在保持高度专注的同时，请别忘了保持微笑。　　　　我们不能责怪女人不善谈判，这就好像穿着高跟鞋穿越雷区一样。那么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是不是应该按照别人制定的规则来行动？我们是不是应该设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