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巴金的读书方法十分奇特，因为他是在没有书本的情况下进行的。读书而无书的确算得天下一奇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巴金说：“我第二次住院治疗，每天午睡不到一小时，就下床坐在小沙发上，等候护士同志两点钟来量体温。我坐着，一动也不动，但并没有打瞌睡。我的脑子不肯休息。它在回忆我过去读过的一些书，一些作品，好像它想在我的记忆力完全衰退之前，保留下一点美好的东西。”原来他的读书法就是静坐在那里回忆曾经读过的书。这样有许多好处：(1)不受条件限制，可以充分利用时间。巴金列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列宁格勒长期被德军包围的时候，有一位少女在日记中写着“某某型，《安娜?卡列尼娜》”一类的句子。当时没有电，也没有蜡烛，整个城市实行灯火管制，她不能读书，而是在黑暗中静坐回忆书中的情节。托尔斯泰的小说帮助她度过了那些恐怖的黑夜。另一个例子是他自己在十年内乱中的亲身经历。他说：“‘文革’期间要是造反派允许我写日记，允许我照自己的意思写日记，我的日记中一定写满了书名。人们会奇怪：我的书房给贴了封条，加上锁，封闭了十年，我从哪里找到那些书来阅读?他们忘了人的脑子里有一个大仓库，里面储存着别人拿不走的东西。”这两个事例说明，在一切不具备正常读书条件的情况下都可以“读书”。(2)温故而知新。通过回忆，将过去读过的书拿出来一点点地咀嚼，就象牛反刍一样，能进一步消化吸收。每回忆一次都会有新的理解，新的认识，新的收获。(3)能够不断地从已读过的书中吸取精神力量。巴金说：“我现在跟疾病作斗争，也从各种各样的作品中得到鼓励……即使在病中我没有精神阅读新的作品，过去精神财富的积累也够我这有限余生消耗的。一直到死，人都需要光和热。”25，郑也夫：大学生如何读书和思考 (B)大学的教育要教什么，我认为简单地说，就是教三件事：怎么读书；怎么写论文；怎么思考。延展一下，像我的学科——社会学，还教怎么做社会调查，自然科学则要教大家怎么做实验，这样加起来就是五件事了。后两件事我不准备在这儿谈，有些我也不懂；有些说起来时间不够，比如怎么写论文。所以在这儿就谈两件事：一是怎么读书，二是怎么思考。其实这倒应了孔子他老人家所说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我就是在为这两句话做注脚，谈谈具体来说怎么读书，怎么思考。 　　怎么读书呢？我想从不喜欢读书开始谈起，我觉得我所见到的情况，无论小范围还是大范围，都不怎么令我满意。整个来说，和其他民族比较起来，我们这个民族现在不太爱读书。对此我和很多人交流过，和在外面做教授、做学生的人都交流过，大家有个共同的判断：中国人不太爱读书。虽然我们受教育的平均程度低于西方发达国家，但是我们的人口基数太大了，所以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人比其他大国少不了很多。但是从图书的销售上看，我们和人家相差很多，我们的畅销书都不能称其为畅销书，畅销书都要达到几十万、上百万，我们这样的畅销书几乎没有。一些好书，包括一些国际知名的著作，在国外动辄可以卖几十万册，在我们这里只能卖一两万。有一本书非常好，叫《钢铁、细菌与大炮》，在美国卖几十万册，我向同学推荐，没有一个人看完不说好。但这本书在我们这儿只能卖一两万。再举个例子，看人家日本的地铁里，等车的所有人都拿着书看，车来了以后，上车的上车，下车的下车，很拥挤，相互把位置调整调整，从兜里拿出书报继续看，一个车厢里百分之八十的人在读书，站台上百分之八十的人在读书。对比而言，我不得不得出这么一个看法，我们不大爱读书。　　人跟人不一样，不是人人都爱读书。有些喜欢做实际的事情，比如采购员、商人，他们不一定爱读书，也未必需要，是吧。但就连我们大学当中，就连我们名牌大学当中，我所看到的读书的情况也是很不令人满意的。我在学校呆的时间不多，北大２年，人大５年，７年当中教过５门课；在我教每门课的时候，我把我读过的自认为很好的书，令我激动的书介绍给同学的时候，我很少能看到同学们读书的势头令我感觉到后生可畏，马上可以超过我。我自己连高中都没读过，我插队插了八年半，进了大学以后读了一年半，开始考研究生，我读研究生时我们读书的干劲是我们的老师们远远赶不上的。我们那时候学力是很低的，但我们热爱读书，有干劲。教书的七年来我只见到一个学生，在我教“生物学对社会科学的启示”的时候，感觉这个学生读这路书有点痴迷了，很快我读的书他差不多都读了，我们能对上话。这以后他经常从网上下载一些英美学术刊物上关于社会学与生物学交*的新成果发过来，我很受益。我就碰到这么一个学生。我非常高兴，也非常失落，这样的学生怎么就碰到一个呢？所以还是那句话，全国上下，包括我们名牌学校的学生，我看不到他们热爱读书，这是最使我悲哀的事情。　　什么原因呢？中等教育是祸根之一：我们的中等教育不但没有激发，相反挫伤了大家的读书兴趣。我们学的东西太狭窄了，学生没有选择的自由，只有被动地去重复，去记忆。而且，在这个过于狭窄的领域中又逼迫同学们用力过猛。狭窄、单调而且用力过猛，最后造成学生们厌学。这是我首先想到的理由，这个理由我想是成立的，但是充分吗？我怀疑。日本的中学教育也非常的残酷，听说日本的厕所里面都写了很多考题，比如世界上最高的山峰、最深的湖是……？准备高考已经到了如此残酷的程度，同学进了大学以后，第一年也是要松一松、歇一歇。可是日本民族，包括他们高校的同学仍然热爱读书，从地铁上看到的现象不会欺骗我们，足以证明这个民族热爱读书。所以我感觉刚才那个理由是成立的，但绝对不充分。还有什么原因呢？我们的大学教育专业化太早，而后还是大家学的东西狭窄、单调，同学没有较多的选择余地。这是我猜想的又一个原因。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我们的社会氛围太过功利，不重视主体自身的乐趣，不重视开发主体阅读的兴趣，这种氛围之下人们动辄要发问：这有什么用？能帮我找工作？能帮我升官？能帮我赚钱？对不住，往往都不能。很多人类的文化精品不能帮你这个忙。当前社会氛围急功近利、实用主义。这三个原因结合起来使我们无法建立起读书的兴趣。我想说，即使不做学术工作，如果你最终没有养成对读书的热爱也是很遗憾的，我觉得你人生当中少了很多乐趣。而你如果以后想做学术，我以为是绝对做不好的。我说你最好改行。活着的乐趣不都是读书，而多个乐趣是很好的事情，虽然无此乐趣也不影响你活着，但如果还想做学问，绝不可能做好。我相信在座的有些同学今后还想做学问，而其他的人能喜欢读书也是不错的事情。如果还有这样的念头的话，亡羊补牢，赶紧去培养读书的乐趣。　　又到了快要考博的时候了，各地的学生发Ｅｍａｉｌ跟我联络，他们在选择要不要考我的研究生，我也在选择要不要带他。不是看着特别合适的人我一般泼冷水，我说你别报我了。我希望我所培养的学生博览群书。所以在我这儿就是要劝告你们博览群书。因为只有经过广泛的阅读你才能够发现你自己，知道自己读书的乐趣、研究的乐趣在什么地方。此前我们为什么没有培养起读书乐趣？是因为我们的教育太狭窄，是因为让我们看的书都是服务于“科举”的。那么要开发大家的乐趣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让大家有选择的自由，能接触各种类型、风格的图书，在这样宽泛的阅读当中，一个人才能发现自己的兴趣、培养起自己的读书兴趣。一上来就太狭窄、单调，可能只有小概率的人能和这样的书目对上路子，大多数人可能就会厌学。　　在这一个阶段应该博览群书的第二个道理是早期不开发，日后你喜欢的读书范围一定是狭小的。到了４０岁，接触到了此前你没有接触过的图书、没有接触过的领域，你就可能读不下去，觉得索然无味。读书兴趣的培养跟生理上的一些其他的喜好的养成很相似。你的食谱有多宽？你喜欢吃多少样东西？是不是偏食？大家知道牛奶的养分非常高，也并不太贵，因此西方人牛奶的摄取量非常大，一天喝一公斤甚至更多，不分时段，早晚都可以喝。可我们中国人不成，我们只有一部分人能够消化牛奶，很多人喝多了腹泻。为什么呢？不完全是先天的，很多是后天的原因。我们胃里缺少一种酶，小的时候多喝牛奶，就能够开发这种酶。如果小时候不怎么喝牛奶，到年岁很大时再喝，胃里就没有能够消化牛奶的酶。读书兴趣的培养也是一个道理，小时候如果不开发广阔的兴趣范围，大了就费劲了。童子功是非常之要紧的。有一次我去哈尔滨，参加农场总局成立２０周年庆典。有人接站，上了一辆小面包车。在车上司机说：我是车队队长。多年不开车了，负责调度。今天我正喝酒呢，喝了二十多瓶啤酒了，忽然来了电话说找不着司机了，叫我安排。怎么办？我出车吧。我一听就觉得今天可是倒霉了，一个喝了二十多瓶啤酒的人给我们开车。他接着开始吹牛，说他从１６岁开始开车。车上坐着的“侃爷”周孝正老师，马上跟我们打了眼色说没事，绝对安全，人家童子功。果然人家车开得极其利索，一点事都没有。这就是童子功。所以你要现在开发读书乐趣，实在是够晚的了，你现在还不开发就完了，就废了，开发不出来了。　　博览群书的第三个道理是，如果一个人读书的兴趣太窄了，写的书没人愿意看。中国的经济学家——水平差的不谈——水平好的经济学家和外国经济学家写的书比起来索然无味。差在什么地方？我觉得专业上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国外的优秀经济学家们非常之博学。国内很多经济学家是我的朋友，和我有交往，我这样一个幼年断学的人在杂学上还要胜过他们几筹。知识面太窄了，书写得没有味道，人家怎么能爱看呢。跟国外的经济学家比起来，差太多了。下面谈一点点怎么读书。读书是要记笔记的，因为你是专业读书的，你不是爱好者，至少今天你不是。笔记怎么做？笔记是给自己做的，自己能看懂就行。笔记可以记得极其简短。家里人看不懂，老师也看不懂，不要紧，是给自己不是给别人记的。笔记实际上是一个索引，看到两个字，哦，他说的是这个观点，就行了。或者再加个页码，在这本书某页，日后要引用，要深入思考，把那本书拿来翻到那一页，就行了。绝对要记笔记，这句话你要切记。再说一点，读书读完以后要和人交流，要经常去卖弄，跟别人吹牛。这是非常好的，这样能帮助你记住书里面的东西。你给人讲的时候你可不是拿书给人家念，会不知不觉地加进你的思考，至少加进你所强调的东西。这样有助于将书中的内容跟你的思想融合。你当时能从脑子里拎出什么东西来，肯定无意识中进行了筛选，那是你最喜欢的东西，你喜欢的东西你才能牢牢地记住。读书能正确理解更好。其实正确理解谈何容易，大师的门徒们一向都是有分歧的，谁的意见最正确啊，很难说。理解得正确也好，有一点误读也不要紧。读书最大的收获是开发你的心智、开发你的思想，读了以后跟作者的认识完全一样，第一没有可能，第二也没有意义。要都是这样，人类的思想就不会发展和拓宽了，一个好的思想激发了杰出的少年，他们受到激发以后将这思想稍微变异了一下，思想就是如此发展的。所以重要的是受书的启发产生一些新的念头，是不是正确理解不是最重要的。读研究生的时候一年应该读多少书呢？我想得七八十本，当然不算过手的。过手的书要达到一百多本，通读的要七八十本。七八十本可以包括小说的，包括你个人的一些特殊的爱好，比如你喜欢的诗词，都可以的，但我想一年读的书总得要七八十本。不读七八十本书你算干什么的？你不是职业读书吗？　　读书就说到这儿，下面转向另一个主题：思考。社会科学是什么？社会科学是一个个解释系统，解释我们的社会，解释我们的世界。马克思说：哲学家的任务是解释世界，我们的任务是改变世界。我们这等侏儒没有这种雄心壮志，至少我自己是这样。我觉得我所要做的事情能够做好已经很不错了，那就是解释社会。我们即使能改变这个社会，影响这个社会，也是微乎其微的，甚至于我们不该抱那样的奢望。我不想极大地改变世界，我不相信极大地改变世界以后能够带来一个全新的、美好的世界。我只能抱着慢慢来的这样一种态度，这就是我跟马克思的不同，这就是我为什么只能做一个所谓哲学家、所谓侏儒，去解释世界。再者，这也是我的角色决定的，有的人的角色可能更直接地影响社会，比如政治家、官僚，乃至大商人，而我只是一个学者。你们当中的很多人日后可能也只是一个学者。我们的角色就是要解释这个世界、这个社会，解释并非不是一种参与，解释并非不能影响这个社会，但是你也不要对解释抱以过大的期望，以为它会很快影响这个社会。不可能的。我们的使命就是解释这个世界，那么我们怎么发育出解释世界的能力，也就是说我们怎么学会思考。　　我说要从解释你身边的生活开始，要从日常生活中去学习思考，要学会解释你日常生活中的很多问题、疑团。你要对你周边的日常生活有好奇心，要问为什么。可能你跟你的很多同龄人不一样，你除了活着以外还会经常好奇和提问：哎，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周围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刺激我们的好奇心，可以诱发我们去思考、去解释。比如家里的状况，你来到世界上的最先目睹最先感受的小环境；比如你亲属的谋生之道，他们靠什么活着；他们怎么有的人下岗了；他们之间是有差别的，在职业上，在社会地位上。在你记忆中你的家庭消费在这二十年来的变化，这种变化怎么样发生的，和大社会有什么样的关系。如果你生活在农村，故事会更多。因为一个村落中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分化，在农村会目睹形形色色的生存方式。在城市互相关起门来，互相了解很少，在农村因为有很大的透明度，你从小就会接触到很多的纠纷，你会看到分家，看到村庄政治，看到要选举了，村里人在争夺权力，这是城市里的少年绝对看不到的，你不想看都会不知不觉地听到看到。现在你来到学校了，周围的日常生活仍然有望成为你的思考对象。比如，我们每个人都有手机，为什么要有手机呢？座机解决不了你的信息沟通？说手机方便，真的有那么多要紧的事没有它就不成，没有的事。可能发***真的很方便很便宜，但方便、便宜诱使你发了很多很多***，加在一起钱也不少。我相信日常生活中有很多东西非常耐人寻味，非常有琢磨头，不是像每个人张嘴就说出的那样。社会上自欺欺人的事比比皆是，这才是真实的生活。我说要从日常生活去学会思考、学会思想、学会解释。因为日后你要去解释社会，去解释世界，首先要从解释周边开始培养这个能力。如果你解释周边的能力远远逊色于你的同龄人，日后你要去解释社会、解释世界，见鬼吧，你不可能解释好。　　我讲的这个小题目是思考、思想。要这样培育自己的思考能力、思想能力。现在有很多学者的研究工作是和生活是脱离的、割裂的，不相干的，这很遗憾。那些大思想家们的思考、研究与他们的生活、经历是是融于一体的。他们的研究、他们的思想是他们生存的核心，也就是说，那不是一个谋生的差事，那是另一种境界的东西。对他来说，那是跟他的生存完全一体的，甚至于是他生存的核心。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像天职一样的东西，他会利用一切机会，当然包括他日常生活，去发现信息，去提出问题，将生活和学术融为一体。他的很多基础感受依赖于生活给他的刺激。　　再给大家说一个培养思想能力的小手段：记笔记。读书记笔记似乎平常，但观察周围的事情有什么想法记笔记，多数同学恐怕就想象不到了。要记笔记，要深入去想一些事，一些小事，然后记笔记。那些东西是很珍贵的，是你思想成长的轨迹，你记下你怎么想的，你再想的时候就像登台阶一样走得更高了，而不是像拉磨一样在转圈。实际上由于高度分工，现代人的生活接触面是不大的，甚至非常狭小，所以日常生活中的信息是非常珍贵的；而我们所特别强调的是，要从这个方面开始思想、开始思考。　　这也就是说我们要记两本笔记，一本是读书笔记，一本是我们对日常生活的思考所做的笔记。这两个东西是相互对照、相互促进的。你对书本理论学得越多、理解得越深，你就能在观察周围的生活时有更深的理解，跟没有读过那么多理论的同龄人比起来，对生活的解释就不一样。反过来说，你对日常生活观察得越细致越深入，积累了很多心得，回过头来再读那些理论著作，你的理解同没有对生活做细致思考的人的理解就有很大的不同，它也会帮助你读懂很多书，帮助你和一些书产生共鸣。因为你有感受，你对社会的诸如公平问题、正义问题有很深的体会，你的体会和著者的理论是直接或间接的关联的。这两者构成了你的学术档案。这个学术档案越装越多，你读了几百本书了，你对日常生活有好多好多思考，二者融合在一起，一个人的思想学术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　　　　问 答　　问：有人说，要少读书多思考，您认为跟您的思想有冲突吗？　　答：圣人不是早就告诉过我们了嘛。“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大概要读多少本书，我前面已经告诉你了。我自己的感觉是你们读书没有进入高度亢奋的状态，我觉得你们读书少，如果你读书已经痴迷了，可能才谈得到不要读过了头，读与想要匹配，还是孔子那句话：“思而不学则殆。”我们读书离饱和程度都差得远。但读书有没有一个最佳数量，我觉得是有的。比如说我是属于中等程度的一个人，我读起书来是很疯狂的，比如我在这儿呆了一个月，读书已经超过３０本了，我现在每天去图书馆，一次借两三本。这３０天过手了一遍《史记》，过手了半部《汉书》。但我始终觉得我不适合于读太多的书，比如说要是我读了陈寅恪先生那么多书，我可能就傻了。你得看自己记忆的容量，但我觉得同学们中多数人根本就不是那个问题。你什么时候一个月读了３０多本书。我在这就没碰到几个同学跟我交流书，比如关于消费课程方面的书。没有，见不到这样的同学。问：您分析了中国人不喜欢读书的原因，但分析原因没有多大启发性。如果读书是快乐的，我觉得您的重点应该是说读书有哪些快乐，引导人认识他原来认为不快乐的读书事实上是快乐的。　　答：这个事我没有必要鼓吹，没有必要做广告。毛泽东说：你要知道梨子滋味，你要尝一口。而过去光让你吃苹果了，我说的是你要有选择自由，先要摆出另一些品种的水果。喜欢是一种感受，是一种身不由己的状态。是一种吸引与被吸引。我向你讲半天梨子也很好吃，描述那滋味，有用吗？　　问：您强调读书的数量，但未详细说到读书的结构，即博与专的问题、兴趣与专业的问题、精读与细读的问题。还有，书指什么？包括报纸杂志、网络文章吗？　　答：不包括。问题问得很好。我前面说了，我们专业化走得太早了。国外的教育不是这样的，国外教育中跳槽、换专业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认识自己的兴趣事实上是有过程的，特别是我们的中学教育已经形成这样一种风格，那时候同学们没有东张西望的余力，没有慢慢发现自己兴趣的空间，而后就盲目地进入了专业，而这个专业又过于强化。另外还有我们社会的功利思想的影响。早期的阅读是应该博杂，而后“专”是没有问题的。日后你要以这个专业为饭碗，名缰利锁之下，你岂能不专？你不要评职称吗？你不要在专业里发文章被同行承认吗？所以专的事情是不用发愁的事情。没有绝对真理，任何一种观点都是在一定时空下发生的，我这种观点就是在今天这种时空下产生的。在今天这种时空下还用提倡“专”？　　问：您觉得做学术不是一件最奢侈的事情吗？您觉得有必要了解一下您身边学生的生存状况吗？　　答：做学术是一件奢侈的事情。我觉得对国家、个人来说这是两件事情。在很多硕士阶段的同学犹豫要不要读博士时候，我都会综合考虑到他的家庭状况。我不希望一个家庭经济状况不是很好的同学去读博士读得那么苦，很多年也不能独立生活、赚钱。一个人的选择是很综合的事情，不应该自私，不考虑抚育自己的父母。对个人而言，中学毕业分流一次，你上大学了，有人没上；大学时候分流了一次，有些人工作了，你读研究生了；而我们现在研究生的奖学金又这样的微不足道，跟没有差不多，那样读来读去的话，你跟老同学比是最贫困的，心态就不好了。所以对个体，做学问毫无疑问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作为一个国家来说也是一件奢侈的事情。而真正做得好的学术又是绝对需要的，我们本来的学术界应该是小而精的，不应该这么大规模。这么大规模在干什么？其中很多人在忙生存，在骗钱。金圣叹曾写过一个对子，上联是：“真读书人天下少。”学术是一种奢侈，社会养不起太多的学术，必须少而精。 　　问：近几年，人们对一些经济学家要么成为“御用学者”，要么成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有很多看法。您认为一个社会学者如何保持自己独立的个性和学术的自由呢？　　答：你从经济学家开始问，我就从经济学家开始回答你。近代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的一本书，严复翻译的是古文，《国富论》，经济学家是研究一个国家怎么富裕的，不是研究私人如何富裕的。我们很多经济学家只帮助企业和自己致富，这是辱没了经济学家这个称号。　　问：现在“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很流行，您能评价这样一种现象吗？这种现象是否会影响学术的纯洁性？　　答：我们每个人都是多种角色的结合体。比如你现在是个学生，也是一个家庭中的儿子，还是某些人的朋友。就我来说，有些人说我是个社会学家，有些人说我不是一个社会学家。说什么都不要紧，学科划分都是件人为的事情，而问题是自然的，不是拿单一学科的知识可以透视的。我算个学者吧。除了学者，我还是个公民。我吃着学者的饭，但我同时还是个公民。我和别人一样在社会上生活，我有和别的公民一样的喜怒哀乐，我有和别的公民一样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想法。我刚才不是说要从对日常生活的投入中去增长你的思考能力嘛。公共事务与学术天然地是结合在一起的。当然有人的研究与公共事务相距很远，但并不是没有关联的。这不要紧，还是有关联的，对于社会的良性影响实际上是存在的。　　问：您说，学术只是解释世界，它对现实世界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那么，是什么能够支持一个学者将其一生投入其中？学者精神上的满足难道仅仅止于单纯的读书兴趣，如果不能成功地参与世界的改造，一个学者的价值在哪里？　　答：是两个动机支撑着我做学术的。我想如果只存在任何一个动机的话，都是容易动摇的。比如你说你做学术是为了经世济民，经世济民要有实际成果，如果你忙了几十年也没有实现经世济民，你不觉得自己的选择荒诞吗？而经世济民是要有条件的，建议、方案，是要被采纳才有效果的。你不是实践者，你不是掌权者，如果你的建议被采纳的概率很小，你当初还愿不愿意进来做这件事情。所以说这位同学说经世济民应该是学者的最主要动力，我要给你泼冷水，你要是抱持这样一个动机，并且是强烈而单一的动机的话，很可能你最不容易持续下去。如果智力足够的话，你应该看到学术研究能够经世济民的概率很小，那你还要不要做？而我说，实际上还要有一个支点，是什么呢？就是这是一个智力游戏，是为学术而学术，为艺术而艺术，贡献实现不实现到社会层面上都可以。思想领域的人为社会思想库提供一点东西，这个思想库会在明天或者遥远的未来反馈给社会。你的思想被加入到文化库、思想库里面，跟别的因子一起发酵，然后反馈给社会。一个人如果只为学术而学术，不关注养育你的社会，那是没有良心，但如果仅为经世济民作学术，这人大约弱智，根本看不到如何实现，还干什么呀。我觉得有上述两个动机，才能持久下去。只是经世济民，学术将是单薄的。只有关心非功利的学术，兴趣才是广博的，视角才是宽阔的。有些东西好像没什么用，然而在你关心了以后，你的本领不知不觉大了，你解释社会的能力强了。就说此前刚刚去世不久的我们社会学界的老权威费孝通，至今为止我对他没有过一句话的评论。他刚去世的时候，我接到《南方周末》的电话，想让我说几句话。我说：我不说，我现在说是不厚道，人刚去世，我对他发微词不好。我觉得他是悲剧人物，极其遗憾。改革开放以后没有什么成就，此前在知识界，他是一个受到良好的教育，非常有见识的人，一个睿智的人，但是以后的成果让人实在不敢恭维了。一方面是后来当了很大的官，被约束了。但另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他只有一个经世济民的动机，他没有一种为学术而学术、为艺术而艺术的情怀。这是很遗憾的。他跟马林诺夫斯基的另一个学生、他的同学利奇争论过，他说他的旨趣不在于认识文化的普遍规律，只在于中国，在于寻找中国的富裕之路。他自己说，有一段时间他是一个被打垮的人，哀莫大于心死，他早就放弃社会学了。他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研究不允许做了。而如果研究不仅为效果，更因为热爱，为学术而学术的话，不允许做、没有用途，仍然可能喜欢做，不是为社会做，仍然会为自己做。在为学术而 学术上，他比不了潘光旦。　　问：当读某一本经典著作时，由于读者的理解能力有限而产生诸多困难，甚至第一章就难以理解，您有何建议？　　答：循序渐进。先从能看懂的开始看，要是一点都看不懂就先放下。没别的好办法。　　问：您知道在日本地铁上人们读的是什么书吗？　　答：不知道。但我知道西方人在交通道路方面比中国人要明智，很多人自己先开车，然后换乘火车、地铁。他们因为知道每天要在车上度过几十分钟，所以他们通常是有备而来，不是偶然地读书，偶然地读报。有备而来跟偶尔为之就大不一样。　　问：英国有句谚语：“有学问无阅历，不如有阅历无学问”。老师怎么看？　　答：这谚语从中国语言里可以找到许多近似的，“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孔子还说过一句话，跟这句话更相似，“行有余而学文。”我从来没有轻视过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我对这样的人非常尊重。我不是很看得起对世事没有什么感觉的书呆子。但是个人是极其有限的，一个人只能亲历一段时间，而如果读过书就可以了解其他时空中发生的事情，这种经历跟你亲身经历有很大的不同。亲身经历是深刻的、直接的、全方位感受的，但是非常有限的，而读书，虽然不是直接的、亲身的，但如果你对上下五千年有一定的了解，并能与你切身的一小段深刻理解结合起来的话，你就挺厉害的了。反之，二者相背不能结合的话，你也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实践者，你在你有限的时空里，游刃有余，你活得可以说有血有肉，对得起你的父母亲朋。但是我们人类是一种有历史的动物，不是生活在瞬间，我们因为有历史而获得了一种特殊的感觉，也因为有历史、有文化积累而变得格外的智慧。所以你要完全离开了这些东西，离开了书，大概很遗憾。　　问：您对学术界打假怎么看？　　答：这些活动挺好的，但我看来这些事情对于改善学术界、净化学术界，是小打小闹、杯水车薪，没什么用。根本大问题没有解决，打假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中国的假冒商品能靠王海来解决吗？根本不行。虽然不行，但是这些个体的行为是道德的，正义的。　　问：您对大学的事情怎么看？答：学术界的事情，走到今天已经令我失望到极点，已经不知道怎么办好了。比如我曾经认为应该教授治校、学术民主化，现在我放弃了这个主张。十年前这么做还可以，十年后很多学校——我们学校还算好的——教授团已经污七八糟了，过半的人根本不可以当教授；还有拉帮结派的现象，一个系半数教师是首领的学生。在这种情况下已经不能谈什么教授治校了。如果一个系已经被大量不称职的人占据，你问我这个系该怎么办，我不知道怎么办。好多院系都是已经无可救药了。中国的事情不能细看，外国人不了解中国情况，他们见林不见木，我们也可能犯见木不见林的错误吧。不能细看，包括教师，也包括同学们。同学们是最无辜的，不管你们犯了多么严重的过错，比如在我们课堂上，我的课上经常有三四个人迟到，这是我在北大人大都是没有感受过的。这事也不全是同学们的错，对不对？你们都长这么大了，怎么这样啊，还不是一些教师给惯出来的。比如于老师那天跟我说，北大毕业的一个天才少年，正在香港读书，前几天来看他。于老师跟我说这孩子上他的课呀，一次都没来过，然后考试不知道怎么的，考了个第四名，真有天分。我说，他一次不来你还给他分啊？要是我早就叫他滚蛋了。他不来上课就是教师们惯出来的，我这个课迟到还算好呢。这堂课过了３０分钟一个同学刚来，下堂课还是这样，讲过几次没用，下次还这样。你是在侮辱你自己，还是在侮辱我呀？我在美国念书，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现象。所以我说细处不能看，细处真的不能看。我们是干什么不吆喝什么，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没有神圣感。我在这里呆了五十多年，我看到了我们社会的若干细部，就这样我们能在世界民族之林里获得领先地位？当然这不影响我们看到自己有起色的地方，是吧？可能外面的人更能看到，因为外面人会跟你以前比。但是内部人看到很多细节是无可救药的，是悲哀的，有什么办法呀。26，杨叔子：重读《论语》 ——兼谈如何读书杨叔子，系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教授。作者于2002年5月28日在清华大学以本文题目作了一次演讲，演讲内容经有关人员整理，刊登在《中国大学教学》2003年3期上。2003年4月3日作者以同一题目又在华中科技大学作了一次演讲。本文是在前整理稿基础上，加以删、增、改而成的，并经本人审阅修改。本文拟收入《中国人文启思录》第五卷。孔子、老子是伟大的，《论语》、《道德经》是伟大的，是中国人民的骄傲，是人类历史与世界各国共同的宝贵财富。我这个讲座不是来评价《论语》的，也不是来评价孔子的。但一讲到《论语》，一讲到孔子，就如同讲到《道德径》，讲到老子一样，内心不但充满着崇敬，高尚与豁然开朗之感，而且沸腾着亲切、自豪与活力无穷之情。别说中国人，看外国人怎么讲吧!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认为，孔子讲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思想，是超过基督教义的最纯粹的道德。在1988年1月巴黎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聚会上，瑞典的汉内斯?阿尔夫就讲过：“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以前，去吸取孔子智慧。”这恰印证了法国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兹在评价孔子时的看法：中国在政治、伦理方面远比欧洲进步。当然，莱布尼兹是从评价孔子、《论语》角度方面谈的。孔子、《论语》是了不起的。孔子为联合国首选为世纪名人之一，孔子生日在美国规定为教师节。我这个讲座是来谈谈我如何读《论语》的，重读了《论语》有什么感受，重读了《论语》认识到应该如何读书。为什么叫“重读《论语》”呢?因为我4岁到9岁期间，读过了《论语》，后来没有再读，直到我担任华中理工大学校长之后，我又仔细读了几遍，感受与以往大不相同，可能有了五、六十年的经历，多少懂得了些人生百味，开了点窍吧。我想从4个方面谈一下如何读《论语》，当然大体也可推及如何读书。一、要把握整体地读读书，要整体地读，就是要从整本书的精神、思路去读、去了解、去体会各章各节的意思，“以孔解孔，以老解老’。用孔子、老子的总的思想去解释孔子、老子的每段话，才可能少点脱离原义的解释，千万不要断章取义。现在讲2点：第一点，学习、思考、实践我国有个非常好的教育传统，就是把学习、思考、实践这三者紧密结合起来，学习是基础，思考是关键，实践是根本。我国古代书院就是这样做的，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人才。湖南岳麓书院就有四句名言：“博于问学，明于睿思，笃于务实，志于成人。”这就是说，学识要渊深博大，思考要明晰深刻，实践要全心全意，三者结合才能造就人才。江西白鹿洞书院引用了《中庸》的话，也是讲将三者结合，“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第一、二点讲学习，第三、四点讲思考，第五点讲实践。这句话，孙中山将“之”删去，作为中山大学的校训。这个三者结合的思想是同《论语》密切相连的。《论语》整个来讲，是一本实践论，无论是在学习中还是在思考中都强调实践。我当校长时，每周，至少每两周我要去听一个上午的课。有次到中文系听课，我坐在一位姓胡的同学的旁边，恰好他面前有本《论语》。我翻开《论语》第一篇《学而》的第一章，问他：“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这是什么意思?他讲：“学过的东西，要经常温习，这件事很愉快。”我讲：“不对!”“老师是这么讲的!”“不对!”“书上也是这么讲的!”“不对!”“哪怎么才对?”我讲：“你要把整本《论语》联系起来看，把这一章整个联系起来看，以整本《论语》的思想来了解每章的意义，才能有个正确理解。孔子十分重视做人，重视实践。学，是指向实践学习，学习做人、做学问；时，是指经常，也是指及时；习，不是指温习，而是指实践、实习。所以，这句话是讲，要向实践学习，学习做人、做学问，而且经常及时地加以实践，这件事非常高兴。正因为如此，才有第二句话：‘有朋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向实践实习，当然包括向群众学习，向朋友学习，更包括向自远方而来的朋友学习。向远方而来的朋友学习，当然更加高兴。接着，自然有第三句话：‘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正因为向实践学习，向朋友学习，学习做人、做学问，并经常及时加以实践，别人不知道又有什么关系呢!这才算是君子啊!如果照你的理解，这三句话就是三件风马牛不相关的三件事了，孔子为什么把三件风马牛不相关的事放在一起讲?孔子的徒子徒孙又把它作为《论语》的开篇呢?这怎么讲得通!”我随手翻到《学而》的倒数第三章，‘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学好也已。”我讲：“你看!什么是‘好学’?不讲究吃，不讲究住，做事勤快，讲话谨慎，有了错误，要找一位比你更有道德的人来指正。这都是讲实践嘛!”我告诉他，孔子强调实践重要，决不是讲读书不重要；我们强调某一件事重要，只因为对这件事重视得不够，而不是讲另一件事就不重要，逆定理不一定成立。“三八妇女节”讲要解放妇女，只因为妇女解放得还不够，而决不是讲要打倒男子嘛!《先进》这篇倒数第2章就讲了读书重要。子路要派子羔云费城做官，孔子反对，讲子羔的书没读好，这是害了子羔。子路反驳：“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这是讲，费城有群众，有政府，可向群众、官员学习，何必读书，才算学了呢?孔子生了气讲：“你狡辩!我讨厌!”其实，如果孔子不重视读书，又何必开私人办学之先河，又何必花牛劲去整理古代文献资料而成为不朽的经典呢?但孔子深深知道，“行”，实践，是个根本。孔子知道学习重要，实践重要，也知道思考重要。“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明确讲出了学与思的关系。有次，孔子问子贡：“你与颜回谁强?”子贡说：“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你看!颜回的思维能力强，举一反十，而子贡呢?自认为只能举一反二。孔子接着实事求是地讲：“比不上呀!我与你都比不上他呀!”可见，孔子认为颜回的思维能力比自己还强，无怪乎那么喜欢这位得意门生。孔子深知思维能力的重大作用，在《论语》的《里仁》与《卫灵公》两篇中，孔子都讲了“一以贯之”，明确他是以一个基础道理来贯穿他所有的学识的，即从所有学识中体悟与提炼出最本质的东西，这就是他思维能力的深刻性。可惜颜回不全面发展，体育不好，打短命了，没成为孔子的接班人。成为接班人的是有点“鲁”，即有点“迟钝”的曾子。《学而》中曾子的一段话，表明了孔子他们高度重视学习、思考、实践三者的紧密结合，此即：“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在这里，关键是要正确理解最后一句话的“习”字，“习”不是指温习、复习，同《学而》第一章的“习”字一样，是指实践：“传”指老师所传授的知识或圣哲所著经典的教导，自然，这就是说学习。这一来，曾子这段话就很清楚了，“传”指学习，“省”指思考，“习”指实践，中间两句话是最后一句话的主要体现，也就是按照经典教导的重要的实践；这段话就是讲三者应该结合，每天均应如此。第二点，“天人合一”。 也许有人会问，“老子讲‘天人合一’，孔子怎么讲了呢?”读一下《论语?子罕》第一章，“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过去一般这么解释，孔子很少讲利、讲命、讲仁。这不全对!很少讲利是对的，很少讲命勉强可通，很少讲仁就绝对不通了。孔子的中心思想就是“仁，《论语》109处讲“仁”，除了一处“仁”作“人”讲外，还有108处；有21处讲“命”。除了11处外，10处都是指“天命”的意思，即客观规律。读一下《论语?为政》第四章，“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最后一章讲，“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孔子不信鬼神，他这里讲的命、天命，就是客观规律、自然规律，讲的是要了解、要服从客观规律、自然规律。这一来，怎么讲孔子很少讲命，讲仁呢?那么，究竟该怎么解释?在《论语》中，在中国古代书中，“与”不仅有“和、“同”的意义，还有“称赞、歌颂”的意义，所以“与命与仁，应该解释为“称赞命，称赞仁。“命”，“天命”，就是“天道”；“仁，讲的是和谐的人际关系，就是“人道”；“与命与仁”，就是主张“天人合一”。我建议大家读一下柳宗元写的一篇人物专访，叫《种树郭橐驼传》，这是一篇很好很好的文章，中心就是宣扬“天人合一”。他写的郭橐驼是位种树高手，种的树，移植的树，无一不活，而且长得硕茂、早结果、多结果。别人问他有什么诀窍，他讲了一个“八字方针”：“顺木之天，以致其性。”“顺”，就是“无为”，不违背客观规律而为；天，就是“自然”，就是树木生长的客观规律；“无为”加“自然”，老子讲的“天人合一”，不要违背树木生长的规律来种树，方能致使树木的本性得到很好的发展。文中进一步引伸，又讲了另一个办坏事的“八字方针”，“好烦其令，而卒以祸”，尖锐批评当官的人，“烦”就是“频繁干扰”，就是反“无为”，“令”就是“主观主义，瞎指挥”，就是反“自然”；合起来，就是反“天人合一”，结果就是招来灾祸，涂炭生灵了。柳宗元不愧为一个改革家、孔老之道的弘扬者。 二、要抓住重点地读学习不仅要把握整体，而且要抓住重点，而且两者相互依存，无彼即无此，不可分割。讲3个重点：第一点，“仁”。前面讲了：孔子的中心思想是“仁”。《论语?里仁》中最清楚，孔子告诉曾子：“吾道一以贯之。”曾子解释得十分准确：“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就是“仁”。忠，就是中心，把心放在当中，就是孔子明确地告诉子贡的，“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这就是“仁”；恕，就是如心，将心比心，就是孔子明确地告诉仲弓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仁”。忠是从正面讲的，恕是从反而讲的。其实，《论语?颜渊》有章也是讲这点，“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成人之美是忠，不成人之恶是恕；而小人是不忠不恕。在《论语》中，或强调忠，或强调恕，都是一个意思。《论语?卫灵公》有一章：子贡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在《论语》中，“主忠信”出现了5次，分别在第一、八、九、十二、十五篇中，真不少!第八篇《泰伯》中的，“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这讲得也十分明确了。可以说，“仁”充满了《论语》。 在这里应该特别讲一件事，前几年有人说，不少人一再引用198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聚会上有人讲过：“人类要生存下云，就必须回到25世纪以前，去吸取孔子智慧。”这件事子虚乌有，毫无根据，以讹传讹，自我标榜。但是，有位退休老工程师、中国传统文化热爱者胡祖尧更是查出了，在1988年《堪培拉时报》登了这件事，消息是帕特里克?曼汉姆从巴黎发出的。正如本文开始所讲，讲这话是位瑞典科学家汉内斯?阿尔斯，他是1970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我认为这个讲话是有道理的，科学技术发展到如此高度，而且还在高速发展，完全可以左右人类社会与命运，乃至毁灭人类。人类所最需要的是“关爱人”，是人际关系的和谐，即“仁，即所谓“孔子智慧”。你看：仁兄，仁弟，仁人，仁爱，仁义，仁政，仁君，仁义之师，仁风……，多得是!应该说，孔子智慧是一个抽象，即东方文化核心的抽象，正确处理人与人、与集体、与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更一般地讲，世界的一切，就是“关系”，就是“处理关系”。我们所努力的，就是尽可能正确地去认识关系，把握关系，处理关系；人类社会也逃不出这个“关系”。“关系”和谐，方能存在与发展；“关系”不和谐，必导致灾害，甚至必遭到毁灭。第二点：度。“度”，太重要了!“中庸”就是讲“度”。《论语?先进》讲的对：“过犹不及。”过头，不及，都不好。朱熹解释说：中，就是不偏不倚；庸，就是永远不改变。《论语?泰伯》中，孔子就讲了：“中庸之为德也，其至已乎!”我认为这确实很对，什么事都是讲究“适度”，“适可而止。”列宁讲过，真理多一步就是谬误。中国自古以来，就认识到“度”的重要性；“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论语?尧曰》中也讲了“允执其中”。恰当地把握事情之“中”，“中”就是“度”，这就是关键所在。黄金分割，0.618就是一个“中”、“度”，按0.618；0.382来分割、来分配线段，看起来就最美。其实，还有不少事情，也得按这个比例办。大家都知道，老子最讲究“度”，“物极必反”，要知足，知止，不盈，去甚，去奢，去泰。《老子》一书充分表达了这一辩证思想。中庸，决不是搞折中主义，搞和稀泥，搞无原则；中庸，决不是懦弱，缺会勇敢，不敢进取。事情总是一个对立的统一体，问题就在于把握度，不要转化成坏的一方面。如何把握“度”?在《论语》表现为“礼”，“礼”是度量的标准；不达到不行，过头也不行。“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更大的是“克已复礼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而言，非礼勿动。”我们现在已习惯讲一句话：“要有礼貌。”还有一件事，很值得一提。《光明日报》1999年1月27日有个报导，“中国传统文化对计算机技术的一大贡献——访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唐稚松院士”。唐稚松院士创造性地主持开发了计算机软件XYZ系统,获得了1990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赢得了国际计算机科学最高奖图灵奖1996年获得者以色列A?卜诺里的高度称誉。日本软件工程协会主席岸田孝一对这个系统的评价是：“尽管系统所采用的数学理论来源于西方,但构造此系统的基本思想却是孔子的中庸哲学和佛教禅宗的认识哲学。”这对那些自我菲薄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是一个很好的启示。我还推荐《荀子》中讲的一个故事，作为孔子讲“中”的注解，“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欹器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满而覆，虚而欹。孔子喟然叹曰：‘吁!恶有满而不覆者哉!’”。第三，新。“新”这点之所以要讲，因为十年浩劫的“文革”把孔子打成一个典型的保守派、复旧派、倒退派的代表。“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第一章这两句话成了如山的铁证。事实上是，孔子当时面对中国两千多年的传流下来的文化及杂乱的典籍，散佚流失，深感整理工作亟为迫切，立志整理删订《诗》、《书》、《易》、《礼》、《乐》，作《春秋》，保留与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立了大功，这本身就是一大创新。如果没有这一番整理删订与论作，就很难想像今天是什么情况了!我们有个重大的社会工程，叫做“夏商周断代工程”吧，没有孔子，可能变成“夏商周秦汉断代工程”了!再说，《论语》中孔子明确主张“损益”。《为政》中的子张问十世这章，孔子讲得十分清楚：“殷因于复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因”指继承，“损益”指减少与增加。《八佾》中，孔子讲：“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夏崇尚“鬼”，殷崇尚“质”，而周崇尚“文”。你看，百世后变迁，孔子也赞成对周的“文”来个损益。还有，《子罕》中孔子坚定地讲：“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孔子歌颂后来人呢!当然，我们不必为古人，为孔子护短，但也不应超越历史条件去贬古人之短。孔子只是在政治上有一定的保守，但决不能把他打成保守派。读一读《四书?大学》的“日日新，又日新，作新民”，读一读《易经系辞》的“富有之谓之大业，日新之谓之盛德”，这都是孔子的思想，保守派的帽子决不能加在孔子头上。 三、要下学而上达地读所读的、所听的、所接触的都是具体的、特殊的、形而下的，这是下学；作为人，作为高级人才，还得上达，上达于抽象的、一般的、形而上的。《老子》讲得太好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我们读书、学习，就要能下学上达。中国古籍，包括经典著作，都是在当时形成的，不可能超越当时的历史条件；因此，只看形而下的，不问形而上的，那大量的内容，甚至大部分内容都得“打倒”，变成历史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了。所以，一点也不奇怪，“文革”中就有一种论调：“清官比贪官还坏!。为什么?因为清官麻痹了群众，阻止群众起来革命；而贪官暴露了黑暗，激怒群众起来造反。至于不属那种要“打倒”的内容，当然也得下学上达。现谈3点，其中两点是要“打倒”的。第一点：“君君，臣臣，义义，子子。”《颜渊》有一章是：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义义，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在“文革”中，这章是孔子罪该万死的重大证据之一，孔子不准造反!这还得了!形而下地读这一章，孔子的话一定得批判。如果形而上地读，孔子的话含有深刻的管理哲学思想：“各在其位，各司其职。”古今中外，莫不皆然!哪个时代，哪个国家，哪个地区，社会上人没有“位”的区分?“位”上的人没有“职”的不同?有“位”就得“在”其位有“职”就得“司”其职。社会之所以为社会，世界之所以为世界，就是有两方面：一是事物必须相互差异，例如，“君”、臣”、“父”、“子”；二是事物的差异又必须彼此和谐，例如，“君”、“臣”、“父”、“子”各自的言、行及一切就必须象个“君”、“臣”、“父”、“子”，所谓“象”，即能使得彼此和谐。显然，可以说，“管理”就是“差异”与“和谐”的统一，这是管理的哲学思想吧!生物就最讲究“差异”与“和谐”。人的大脑是中枢、中央机关；心跳每分钟多少次，重要吧，肺呼吸每分钟多少次，重要吧，肠、胃每分钟蠕动多少次，重要吧，大脑都没有管。大脑只管自己该管的事，心、肺、肠、胃、各器官、各系统，人体各部分彼此大有差异，又只管自己该管的事，不越位，不越职，自己十分自律，彼此十分和谐，形成一个完美的有机整体。如果有哪个部分越位越职，不顾全局，“你有政策，我有对策”，那就是胡来，那就是癌症，那就麻烦了!生物本身的管理，给我们树立个管理的典范。《论语》不仅讲了管理的哲学思想，还讲了管理的本质、原则与方法。你看，《雍也》中讲的“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执政为民”，这是管理本质。《里仁》讲的“君子之于天下，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即一切从实际出发，合宜的就做，这是管理原则之一；《子路》讲的“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即办事应从长远、从全局出发，要可持续发展，这是管理原则之二。《为政》中讲的“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以之礼，有耻且格”，加上《里仁》中讲的，“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用现在的话，“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这是管理方法之一；《子路》讲的“先之，劳之”，“无倦”，即领导带头，任劳任怨，这是管理方法之二。如此例子，何胜枚举!无怪乎北宋初期的宰相赵普能以半部《论语》治天下了。赵普从半部《论语》中学会了管理的一套呢!第二点：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任任仕。《论语?子张》中的“学而优则仕”这句话，也成了孔子一大“罪状”。“读书当官论”屡受判，这不足怪。然而，孔子的高足子夏讲的“仕而优而学，学而优则仕”，在发达的社会中到确实如此。只要“仕”，“官”，负责管理，是为民服务，这点定了，子夏的话就不应挨批判了，反而应该积极推行。如果一个社会的“仕”、“官”、管理者，不是为民服务，而且使民为已服务，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子夏的话就应挨批判。但是，不管怎么样，子夏讲出了一个客观事实，指明了一个形而上：多知识、多动脑，客观上比少知识、少动脑能干。所以，孔子要私人办学；所以，我国过去要搞科举，现在要搞公开招聘；所以，我们就有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要讲学习”，这十分自然。 第三点，温故而知新我参观北京大学校史馆，看到赫然八个字：“温故知新，继往开来”，太好了!《为政》记下了孔子名言：“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只有先温故，只有先继往，才能知新，才能开来。要知，要开，就不能照搬故、搬往，就要发展，就要创造。从故的这个特殊性中，发挥人的思维能力，下学上达，抽象出更一般性的东西，这是一个新；再发挥思维能力，联想到更多的东西，这又是一个；再来个上学下达，认识了更多的特殊性的东西，这又是一个新。总之，一要继承，先要继承；二要发展，一定要发展，“发展是硬道理”。四、要联系实际地读“学以致用。”用《论语?子张》中的话讲：“君子学以致其道。”当然，我们所谓的“用”，决不能从“急功近利”、“立竿见影”观点来理解，应从广泛意义上来理解。“用”首先就是要联系“实际”。领域不同，专业不同，条件不同，“实际”形式也会不同。我也讲3点： 第一点：弘扬民族优秀传统《颜渊》这章有段子贡与孔子的对话，子贡问如何治国，孔子讲，足食，足兵，民信；而且民信最重要。要讲究“诚信”嘛!有这么件事，2002年春，武汉市洪山区税务局开展税法宣传，请了几位院士坐在台上，壮大声势，我也去了。别人问我：“您来干什么?”我讲：“税法宣传好!有句口号，特别好!”“什么口号?”“诚信纳税，利国利民。”“为什么特别好?”“继承与弘扬了民族优秀传统!”“为什么呢?”我讲：“江泽民同志讲得好，国力就是综合国力，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民族凝聚力；关键又是民族凝聚力。”接着，我又把子贡与孔子那段对话讲了，我说：“你看，经济实力就是足食的发展，军事实力就是足兵的发展，民族凝聚力主是民信的发展；而且关键是民信，是民族凝力。江泽民同志了不起，将民族优秀传统弘扬得很好。”其实，江泽民同志在哈佛大学的演讲，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典型；他把我国优秀的民族传统归为4个基本点：团结统一，独立自立，爱好和平，自强不息，这是我们民族赖以生存与得以发展的精神支柱，这充满了爱国主义的炽热感情。 第二点：认识市场经济前几年春天，我在西北工业大学作了一次演讲，主要讲人文与科学的关系，3个小时，场面热烈。演讲刚过，一位女同学走到台上讲：“您讲得好是好，可是我们现在搞市场经济，《论语》有什么用?”我笑了起来讲：“哎!时间太紧了，我就忘了讲《论语》同市场经济有什么关系!我建议你读一本书，日本一位大企业家涩泽荣一写的，叫做《〈论语〉加算盘》，就是讲这个问题的；中文译本还加了一个书名，作为主标题，《商务圣经》，原名成了副标题。他是1840年出生的，1840年鸦片战争那年，1931年去世，活了91岁。”涩泽荣一从小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明治维新开始的30年,“脱亚入欧”，导致物欲横流，道德失范。日本不能没有自己的伦理规范。涩泽荣一就是这样的一位杰出的代表。他以《论语》作为“商业圣经”，阐述东方士魂商才的哲理，主张孔子的“见利思义”。在求利(以算盘为象征)中，必须思义(以《论语》为象征)，最大的义就是为国家为民族谋取最大的利。这种“义利合一”的思想开日本一代之风气，对日本企业经营的思想影响特别深。他参与创立或主持了日本500多家大企业，是一位十分成功的企业家，被誉为“日本企业之父”、“日本金融之王”、“日本近代经济的电高指导者”等等。日本一本著名的财经杂志对100位最成功的企业家进行调查，其中一项是“谁是你最崇敬和对你影响最大的人?”，涩泽荣一名列第二。他85岁时，应聘于日本财界的“二松讲堂”，讲授《论语》。讲义成书，名为《〈论语〉与算盘》。他去世后，立有铜像，一手持算盘，一手持《论语》。涩泽荣一是对的，孔子是主张“义利合一”的，义是基础。《论语》中的记载十分清楚：“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要“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所以，“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如此等等，我不再举了。日本、新加越尊孔，贵《论语》重中国传统文化，经济上去了；我国过去多少次反孔批孔，还有不批孔的批孔，《论语》过时了，传统文化过时了，有什么用，而经济呢?就没上去!这值得好好反省!所以，党的十五大，特别是十六大，以空前的力度阐述了要培育与弘扬民族精神。这是完全正确的!什么是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是信用经济。纳什以他的纳什方程为核心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奖，纳会方程讲明了在市场经济竞争中不一定是“鱼死”或“网破”或两败俱伤，可以双赢，而其基础是信任。我还建议大家读一读《红楼梦》第五十五回，特别五十六回，第五十六回的题目是“敏探春兴利除宿弊，时宝钗小惠全大体”。第五十六回中，宝钗、探春、李纨三个人的一段对话颇能发人深省。她们的所作、所为、所言、所思，就是同市场经济密切相关的。显然，探春比风姐高明，宝钗更比探春高明。在这对话中，探春宣称，她登了利禄之场，就要背孔孟之道。宝钗能从更高的角度批评了告诫了探春：“学问之中便是正事。此刻于小事上用学问一提，那小事越发作高一层了。若不拿学问提着，便都流入世俗了。”小事，指的物质层面上的措施；学问，指精神层面的考虑，即孔孟之道；世俗，就是物欲横流，淹没人的精神。正因为宝钗能用学问提着，给探春的物质措施提了补充建议，上了纲，所以，皆大观喜，功德圆满。于是，李纨不无感慨地讲了：“使之以权，动之以利，再无不尽职的人了。”应该讲，还应在中间补充两句：“感之以情，导之以义”，方为完整，才能体现宝钗的思想。第三，认识情感智商。美国丹尼尔?戈尔曼1995年出了本书，叫做Emotional Intelligence，应译为情感智力。出版后大为畅销。1997年中文版出版，译名为《情感智商》也畅销，特别是在沿海开放城市、大城市畅销。为什么?按照作者的讲法，一个人事业是否成功?家庭是否美满与幸福?情感智商比智商重要，后者只起了20%的作用，而前者起了80%的作用。事实上，许多统计也表明，智力因素起的作用所占比重比非智力因素的小。正因为如此，本书成为市场经济发展快的城市、地区的畅销书。作者十分友好，为中文版专门写了一个“致简体中文版读者”的前言。在这一前言中，将情感智商归结为5点：(1)提高自觉意识，(2)控制情绪低潮，(3)保持乐观心态，(4)不断自我激励，(5)增强同情心和移情心。其实，这5点《论语》都有了，孔子夸奖颜回做得最好。你看孔子的夸奖：(1)提高自觉意识。颜回“不二过”，不犯第二次错误。什么是错误?“过而不改，斯谓过矣。”按照孔子这个讲法，颜回就没有错误了。自觉性可谓高矣!(2)控制情绪低潮。颜回“不迁怒”，心中不高兴，决不在他人身上发泄。我做不到。我做校长时，碰到很多不愉快的事，我记得除了两次以外，在公开场合我没发过脾气，对别人是皮也笑肉也笑，内心确实也笑；但是到家后，确实憋得受不了，还得发下脾气；但是颜回不发脾气。我看颜回之所以打短命，这同他憋得太厉害了有些关系。(3)保持乐观心态。颜回呢?“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4)不断自我激励。孔子讲颜渊，“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上也。”奋进不懈，其不容易。(5)增强同情心和移情心。关键是“仁”。在《雍也》中，孔子明确无误地宣布，只有颜回的仁心能长久保持，其余的人做不到。不但这五条颜回都做到了。曾子还给颜回加了5条：“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颜回，多棒!情感智商够好了!显然，《论语》也是一本非智力因素最好的教材，非智力因素实质上是指处理人际关系。戈尔曼在中文版前言进一步归纳了情感智商的内涵，“那就是人们的自我管理和调节人际关系能力的大小。”自我管理就是“克已”，调节人际关系就是“复礼”。所以，戈尔曼的情感智商就是孔子的“克已复礼为仁”的“仁”了。我得声明一句，我赞成非智力因素的重要，在成功因素占了一半以上的比重；但一个人要能攀登上事业高峰，还得靠那20%的智力因素，那80%的非智力因素是为能登上高峰这20%的因素垫底的。所以，要能登上高峰，还得要好好学习，好好发展智力因素。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协2002年联合召开的“近现代中国科技的发展与回眸学术研讨会”上，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院士有个报告。报告的观点我很赞同。他说，现在我国有些人很贬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不应该贬。有哪一种文化会十全十美?把中国落后的原因归结为中国文化，这显然不对。如果中国文化真如那些人讲的那么落后，人类经过五千多年的历史为什么世界上只有中华民族、中国文化不但没有中断过历史，而且更没有消亡?中国也是在这两、三百年间落后了，两、三百年能代表五千多年吗?何况来日还长得很呢!中国文化的作用还大有作为呢!以这两、三百年来作出结论，中国文化落后，是没有根据的。江泽民同志在回答美国《科学》杂志记者时说过，中国的落后有两个原因，一是政治的腐改，一是帝国主义的侵略。这里根本没有讲到中国文化落后。是的，你们可能知道，英国一位哲学家罗素讲过：“中国与其说是个政治实体，不如说是至今唯一幸存的最古老的文明实体。”是不是政治实体，这里不讨论。罗素也认为只有中国文化至今唯一幸存，这不能不同中国文化本身有关，不能不表明中国文化含有深刻的哲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最后，我还要讲一句，我支持这一说法，作为中国人，至少要读两本书，一本是《老子》，一本是《论语》。或许，这就是我重读《论语》最主要的体悟吧!27，丁学良：读书的六种目的取向第一种，为寻求知识而读书；第二种，为寻求技能而读书；第三种，为满足好奇心而读书；第四种，是出于情感的需要、情感的驱使而去读书；第五种，为了寻求一种生命的意义，人生的意义，最高的、终极意义上的价值目标而去读书；第六种，是关于人该怎么样奋斗，该怎么样向上而读书。某某编辑好几次非常诚恳地请我写写如何读书。我到现在都没写，不是因为我对这个邀请不大接受，完全不是这样。恰恰相反，我是对这个邀请太重视了，太看重了。英文来讲，value it too much了，给予太高的价值了。因此，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写。编辑提出的问题呢，没几个字，看起来很简单，就是你读过的书中间，你认为哪些书非常好，值得向大学生们做推荐。仅仅这个问题呀，要花很多很多时间来回答，就是说在给出书名之前，就要花出很多很多时间来回答。为什么呢？根据我自己的生活和学习经验，也根据我观察的身边人读书的情况，我至少可以这么说，在今天，在现时代，读书的人，可能有非常不同的目的。有些书，好还是不好，值得读还是不值得读，怎么读，该不该推荐，不仅仅取决于这个推荐者本人，更切近的、更相关的是他的读书的目的，而这个读书的目的，我刚才讲，是多重的，不是单一的。多重的目的，在我本人身上吧，我就可以诚恳地告诉读者，就是我读书，从懂事开始以后，这么多年来，在中国读书，在国外读书，读中文的，读英文的，所谓的读书，大概能分成这么几种目的的取向：专业的阅读　实用的阅读第一种，出于学习一种知识。这个知识本身，当然，它同我本人的专业——无论是我做学生时选取的专业，还是毕业以后做教授、做研究工作相关的专业——在这个专业的眼光看来那些非常重要的知识。在这个为了寻取知识的目的之下，我能给你一系列的书名。举个简单的例子吧，我本人以前在国内学的是两个不同的专业，到海外学习的专业又不同，那么，至少到现在为止，在这三个不一样的大的专业领域里边，有些知识性的东西我必须读，如果不读，我在这个专业领域里边，就可能被人认为是在知识上有很多基本的、重要的甚至是致命的空白点。这是不行的，对不对？所以在我这个专业里边，在我看来属于基本的知识，比如政治史，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经验知识，包括跟中国相关的，也包括跟中国不直接相关的，跟东亚、跟美国、跟前苏联和东欧相关的政治经济社会转型和发展的知识性研究成果，我要读。这就是第一类，为了寻求知识而读的书，为了这个目的，必须要读的那些非常重要的书。密切相关的还有第二种，这是在一个更具体的工具的水平上讲的，就是为了获得一种技能要读的书。技能和知识之间有很大差别，举个很简单例子，如果说，你要学电脑，如果你不是把电脑当作一种专业，电脑只是你工作时候的一个手段，你写东西也好，寻找资料也好，有关的技能你得学。又比如说假如你是一个做社会调查社会研究的，统计方面的技能你也要学。为了学习这些技能，你得读一些书。放在一个更具体的意义上吧，有些人想学会怎么样烹饪烹调，烹调方面的书你要去读。当然对我这样一个人来说，技能方面的东西不需要学太多，因为我谋生的手段主要不是取决于这些技能。这些技能是非常辅助性的。所以这方面的书要读，但是不需要读得太多，不需要读得太系统，也不需要读得太深。只是需要用哪些东西的时候，暂时不太熟悉的事情的读一读，学到这种技能以后，其他东西跟它相关的就用不着管它了。所以第二种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学习一种技能，一种纯粹工具性目的的读书。为了好奇心、为了情感的阅读第三种读书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为了知识上的好奇。当然，每个人的好奇心程度不一样，我呢，自己从小就很好奇，到现在还很好奇。小时候书很少，只要弄到一本书，嘿，你看看，只要有一点点有意思的东西，就要抓住那个机会看看，满足一种好奇心。以后年龄大了，书店有更多的书卖了，翻译过来的书更多了，好奇心呢，虽然也在增长，但是你能够纯粹为了好奇而读书的时间比例越来越小，因为有其他越来越多的事情，我刚才所讲的，你前两种读书的量随着年纪的增大在增大，特别是第一种，是吧？但纯粹为了好奇心而读的书是有的，你比如说，我直到现在为止，对于所有最重大的最前沿的天文学、宇宙学方面的东西保持浓烈的兴趣，当然，非常深奥的天文学、宇宙学的东西像我这样数学水平的读者是读不懂的，但是，跟这个问题相关的，宇宙的起源，宇宙是有限还是无限的，时间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这些非常本源性的跟宇宙的性质和宇宙的演化相关的问题，我非常感兴趣，为了这些兴趣，我就经常来读一读。这些东西呢，大家都知道，20世纪最有名的那些科学家——像爱因斯坦、斯蒂芬?霍金——的东西，到现在为止，我买了很多，只要在英文的报纸杂志看到一个对这些人的非常重要的采访，我也会去很认真地看，想知道有什么样的最新发现。这是属于为好奇而读书。纯粹为了好奇读书呢，还有一个就是跟考古有关。重大的，不管是中国的文明也好，非洲的文明也好，还是古希腊、罗马文明也好，我只要有点时间，碰上一个好东西，我都会好好读，读得津津有味，读得放不下来，除非实在是没办法，只好忍痛放下来。这方面我也买了不少。这就是为了好奇心而读书。为了好奇心读书很重要，它会使你的知识面不是停留在你的专业的固定的领域里，更重要的，它能给你比知识更高层次上面的那种眼界的和想象力的刺激启发，给你打开在你学习的专业里边看不见的那些可能性，那些门，那些窗户，那些远景。我觉得一个人一定不管你多忙，不管你学的专业中压力有多大，工作有多么繁重，一个人要保持好奇心。只有有好奇心，你才会东边看看，西边看看，在具体的意义上跟你的专业，跟你所作的工作不相关，但是有时候会忽然地，给你某种刺激性地，一下在你脑海里边闪过很细的一道光，而这道光呢，对你的启迪意义会是非常革命性的，刷新了你以前很多想不明白的问题或者你自己以为想明白的问题。这是一个新的视角，一个view，一个perspective。这是为好奇心而读书，这是第三个。读书的第四个目的，或者第四个取向，是什么呢？是出于一种感情的、情感的、情绪的驱动而读书。像我们这样，不是写小说，不是写诗歌，不是做艺术的人，有时候去读文学性的东西，读小说，读诗歌，主要是为了一种情绪的、感情的需要来读，是吧？我想必须承认，像这种为感情和情绪而去读书的这个情况，在年纪越小的时候越是强烈，而那个时候可能读得越多。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很多人在回忆自己读书的时候，干什么呢？你拿个课本要考试，那么多重要的东西，你爸爸妈妈或者老师，要你准备这个考试，准备那个考试，准备这个课堂作业，准备那个课堂作业，但你自己心不在那个上面，你手里拿了一本《水浒》，拿了一本《西游记》，拿了一本金庸武侠小说，拿了一本《基督山恩仇记》、《三剑客》，然后你放不下来，我想这就是一种情绪或意绪上的、感情方面的需要。这是第四个目的。寻求意义和寻求榜样的阅读第五个目的的读书是什么呢？在我看来就是为了寻求意义。这个寻求意义在西方来讲，大部分人可能就是找他所信服的那种宗教的圣书，hollybook。你是基督徒，那么对你来讲一部《圣经》就是一部holly book；你是一个伊斯兰教徒，那么对你来讲，《可兰经》就是一部holly book；你是一个犹太教信徒，《圣经》中的《旧约》就是你的holly book。那么对我们这样的中国人，在这方面跟西方人不一样。像我们这样的人大部分人可能是不信教的，这个意思并不是说反对宗教，不是的，就是因为你成长的整个的经验使得你到现在为止没有信一种宗教。但对我这样一个人来说，像我不是任何意义上的一个宗教教徒，但是我对伟大的宗教是很尊重的，因为这些伟大的宗教在人类社会里边能够延续上千年、几千年，经历过那么多世事的变化，而始终能够对千百万、上亿、十多亿的人有那么强烈的召唤力的话，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虽然我不是一个教徒，但是有时候为寻求一种意义，我也会翻翻跟宗教相关的holly text，神圣读本。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讲，中国人在历史上有组织的宗教观念比西方人淡泊得多，但有时候为了寻求意义我还会看其他一些书。举个例子吧，人们的意义会通过对超验的目标的追寻来获得教益，也会从现世的、俗世的事情的追寻，来获得意义。举个例子吧，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很多西方的知识分子和很多中国激进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很多革命的书籍中间找到他的终极意义，在这里边找到他所寻求的“活着是为什么”，“我这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我在这个世界上所要追求的超出我个人生命、个人存在的那个至高无上的价值目标是什么”，很多人找到的是革命经典，在革命经典中还有些人找到的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对不对？你不要忘记这一点。恩格斯就讲过，《共产党宣言》或者《资本论》是工人阶级的《圣经》，这个比喻就是这个意思。对于基督徒来讲，终极生活的意义和一切意义的来源是《圣经》，而对革命的人们来讲，他就要从马克思主义中去找，这就是读书要寻求一种意义。我现在已经讲了几个目标，第一种，为寻求知识而读书；第二种，为寻求技能而读书；第三种，为满足好奇心而读书；第四种，是出于情感的需要、情感的驱使而去读书，在我就是读一些小说、诗歌等文学性的东西；第五种，为了寻求一种生命的意义，人生的意义，最高的、终极意义上的价值目标而去读书。现在我已讲了五种。对吧？在我看来还有第六种读书的目的，跟第五种有些关联，就是人，特别是青少年，要找得具体的realmodel，就是榜样，生活的典范吧，从这里得到启发，得到教益，是关于青年人该怎么样奋斗，该怎么样向上的，该怎么样使自己成长的步子迈得是正确的、坚定的、一步一步的、向前向上的。这种读书目的跟第五种有关系，但不是完全一样。第五种，寻求价值上来讲，随着一个人年龄越来越大，这方面要求越来越强烈，有些东西，他无法以他自己的有限的——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四十年、五十年、六十年、七十年、八十年——生活经验来解释，他觉得还不够，他要找一种更高的、超验的，一种天上的、神性的根源去解释。刚才讲了，这最后一种呢，人生怎么走，人生怎么设计，怎么奋斗，倒是年纪越轻，越有这样的目的，这样的需要。那时候他的过去很短，而他的未来很长，他未来像爬梯子一样的，脚往哪儿迈，不能踏空。要把最后一种读书，就是为了人生的成长方面的目的的读书，跟寻求宗教的价值读书相比，前一种宗教的寻求是超验的、彼世的、天上的、后世的等等，最后一种读书是此生的、此世的、尘世世界的、滚滚红尘的（这里好像有点贬义了）。在这样一个世界上怎样塑造你的个人，塑造你的生活，你怎么样运用你的性格，锤炼你的意志，面对挑战怎么办，面对困难怎么办，等等，带着这些问题去读书就是我所谓的第六种目的的读书。根据我个人的经验，针对每种读书，我都能推荐出来几本、十几本、二十几本甚至更多的在我看来很值得读甚至可以说必须要读得书。这样一来，你看，你提出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但我没办法以一种同样简单的办法来回答你，因为你的问题中包含着深层的含义，太多层了，太多面了。所以我能够回答你问题之前，我必须作这样的区分。只有我首先明了了你读书寻求的是哪一种目的，在这样一种目的相关的意义上我来给你推荐我认为是非常好的书。那个写书的作者也很明白，他的书是为什么目的而写，不同的书是为不同的目的而写。这些为不同的目的而写的书是没办法比的。你比如说有一本书是讲怎样运用电脑软件，另一本是张爱玲的小说，这两本书怎么比？没办法比。因为前一本书，你做这个工作，你不懂电脑干不下去，你必须读，不读你没饭碗，工作要受影响。后一本书呢，不影响你饭碗，但影响你的情绪或感情，半夜三更你睡不着觉都要起来读，对不对？一边读，一边淌眼泪，一边感叹。像以前所讲的，有人读《红楼梦》读得想自杀，那这样对你谋生方面没有影响，但是影响你整个的感情生活，你的心灵世界。简要地讲，我要给你的版写一篇，在把书单子拉出来之前，我必须把这一部分给读者讲清楚，就是读书的目的。在目的的图景已经比较清楚地分类的情况下我才能够推荐一些书，或者讲讲我自己读书的体会。我会讲几本书，比如第一次我会讲几本书，可能，这几本书我读过了几年了，甚至十几年、二十几年、三十几年了，到今天为止，对我还有那种不可忘怀的，无法淡忘的那种深刻的影响、强烈的影响，以至于眼睛闭起来我就会想到我当年读那本书时候的情景、感受。我现在讲到这一步，如果你非常想知道我要推荐哪些书，劳驾你，缓一个工夫，把读书的六种目的、六种目的的取向你先整理一下发表出来。这是头等重要的。28，无名氏：古代目录学的种类和作用目录学是研究图书目录工作规律的科学。我国古代传统目录学有着悠久的历史。“目”的含义是篇目，即一书的篇和卷的名称。“录”把叙录，即对一书的内容、作者生平事迹，对书的评价，校勘经过等，作扼要的介绍的文字，二者合起来称为目录，或曰书目。一个完整的目录，大致包括书名、卷数、作者、版刻、提要、分类诸项内容。各个历史时期关于目录的称谓有所不同。有的称“录”，如西汉刘向之《别录》；有的称“略”，如刘向子刘歆之《七略》；有的称“志”，如东汉班固之《汉书?艺文志》，宋晁公武之《郡斋读书志》；有的称“簿”，如晋荀勖之《晋中经簿》；有的称“书目”，如晋李充之《晋元帝四部书目》；有的称“书录”，如唐毋煚的《古今书录》；有的称“解题”，如宋陈振孙所编《直斋书录解题》；有的称“考”，如元马端临之《文献通考?经籍考》和清朱彝尊之《经义考》；有的称之为“记”，如明末清初钱曾之《读书敏求记》；有的称为“提要”，如清纪昀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我国古代目录学的分类法主要是七略和四部两大体系。“七略”是汉代刘歆所创而见于《汉书?艺文志》的分类，即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辑略是提要汇集，实际为六大类。六艺略包括后世四分法里的经部、史部；诸子略即子部，兵书略和术数略可归为子部；诗赋略即后来的集部。方技略则主要包括医方医技，后世亦划归子部。四部分类法是由西晋荀勖《晋中经簿》所创，它以甲、乙、丙、丁四部分别代表经、子、史、集，到东晋李充撰《晋元帝四部总目》易乙部为史部，易丙部为子部，四部按经、史、子、集排列。从此，这种分类法便成为官修书目的唯一分类方法。经部主要是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左传、谷梁传、公羊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等十三经以及解经的书和小学（文字、音韵、训诂）；史部主要是纪传体正史及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史书、野史，它如地理、目录、考古、诏令、奏仪等也列入史部；子部指古今诸子，包括《汉书?艺文志》的“十家”以及佛、道、兵书、数书、方技、阴阳、五行等；集部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论等。除上述两种主要分类法之外，还有九分法、十二部分类法等，但都是大同小异，影响很小。我国古代目录可分为综合性目录和专科目录两大类，综合性目录包括官修目录、史志目录、私人撰修目录和版本目录等，专科目录则为著录某一种学科书籍的目录，如中医学方面的目录《圣济总录》和《本草纲目》等；佛经目录《综理众经目录》；儒家经典专科目录《经义考》；戏曲目录《录鬼簿》等皆是。我国古代目录学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在文明古国典籍繁富，史书不绝如缕的文化氛围之中，产生出不少优秀的目录学家和目录学著作。远至春秋战国时代，讨论学术分类的著作《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就已出现。秦汉时期，有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以及序录图书、序次图书的《吕氏春秋?序意》《淮南子?要略》《史记?太史公自序》、杨朴的《兵录》等。我国古代目录学至此已略具雏型。西汉哀帝时期，刘歆继承其父刘向遗志，利用天禄阁的政府藏书编成了我国第一部综合性的图书分类目录──《七略》。该书依书的内容性质，将书分为六略三十八种，著录603家，共13219卷。《七略》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具有开创之功，它在校勘整理文化古籍的基础上创立了撰写叙录、总序、大序、小序等方法。它著录了数以万卷计的图书，实际上是一部古代文化史。此书虽然早已亡佚，但其基本内容却在《汉书?艺文志》中被保存下来。《汉书?艺文志》是东汉明帝时期由班固修撰。此书保留了《七略》中六略三十八种的分类体系，删除辑略，把辑略中总序列于六略之前，大、小序列于六略及三十八种之后。各类著录的书籍基本上保留《七略》原貌，增加了《七略》完成后的刘向、杨雄、杜林三家在西汉末年所写成的著作。凡著录上的删移、补充，分类上的合并、改移、班固均在自注中的注明“出”、“省”、“入”若干家、若干篇，以示更改之处。《汉书?艺文志》开创了根据官修目录编制正史艺术志的先例。此后大部分官修正史中均有艺文志或经籍志。魏晋南北朝有许多重要的目录学家和目录学著作。西晋荀勖的《晋中经簿》（亦称《中经新簿》）。全书正文十四卷，另附佛经两卷，共著录图书1885部、20935卷。只记书名、卷数与撰人，没有提要或解题。该书按甲、乙、丙、丁四部分类，甲部收录经部书，乙部纪古诸子家、近世诸子家、兵书、兵家、数术，丙部收录史部书，丁部有诗赋、图赞、没冢家，即集部书。《晋中书籍》是古代图书分类体系的一次变革，较好地反映了从汉至晋三百余年的学术发展状况，开创了四部分类法的道路。东晋李充依《晋中经簿》编成《晋元帝四部书目》，将乙、丙两部更换，使甲部纪经书、乙部纪史书、丙部纪子书、丁部纪集部书。从此，四部分类法成为后世官修目录的定制。尽管如此，刘歆创立的七分法仍然有人采用。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著作如王俭的《七志》和阮孝绪的《七录》就基本上采用七分法。《七志》四十卷，按经典志、诸子志、文翰志、军书志、阴阳志、术艺志、图谱志著录典籍，并在最后附佛经录、道经录、实际为九类。《七志》着眼于收今书，并打破《七略》不收图的旧例，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对于全面了解图书内容很有帮助。但他将史书仍收在经典志内，有失妥当，因而受到后人的讥评。阮孝绪《七录》十二卷，分内外篇，内篇五录为经典录、记传录、子兵录、文集录、术技录；外篇二录为佛法录、仙道录。共著录图书6288种，44521卷。上述两书均已亡佚，《七录》虽失传，但《七录、序》仍保留在《广弘明集》中，是研究我国古代目录学的一篇重要的早期文献。在专科目录方面，随着佛教的输入和盛行，出现了一些著录佛经的目录学著作。较早的一部是东晋释道安编成的《综理众经目录》一卷。此书首先以译人年代为次序，著录完整的好译本，其次著录失译经、摘译经、疑经、注经、杂经。这本书已经失传。我国现存最古的佛经目录是梁释僧佑编撰的《出三藏记集》十五卷。其编制体例是：“一撰缘记，二诠名录，三总经序，四述列传。”“缘记”即佛经及译经的起源，“名录”即历代出经名目，“经序”即各经的前序及后记，“列传”即译经人的传记。该书的最大特点是“总经序”，据此考知各译经之经过及内容，了解译经地点及年月。其书的编制体例和史料价值，得到后世的采用和推崇。此后，几乎各代都有佛经目录书出现，如隋代的《大隋众经目录》、唐代的《大唐内典录》《开元释教录》等。《隋书?经籍志》是我国现存最古的第二部史志目录，唐朝魏征等撰。它根据柳顾言的《隋大业正御书目》，并参考阮孝绪的《七录》分类体系编成。按经、史、子、集四部四十类著录存书3127部、36708卷，佚书1064部、12759卷。后附佛、道二录。有总序、大序、小序，简要说明诸家学术源流及其演变。类下著录书名及卷数，并多附以简要的注释，指明著者，记其时代爵衔，间或注明书的内容真伪及存亡残缺。《隋书?经籍志》继承四部分类体系，并在历史上第一次以经、史、子、集类目名称，概括各部所包括的书的内容性质。对后来公、私家目录学的修撰产生直接影响。唐代编撰的目录学重要著作还有《群书四部录》和《古今书录》。《群书四部录》200卷，由元行冲、殷践犹、毋煚、韦述、余钦等修撰。共收录图书2655部，48，169卷。有大、小序和解题。《古今书录》是《群书四部录》的修订、补充和简化的新本。著录图书3060部，51852卷。此二书均已散失。关于唐代的图书典籍，在两唐书中均有目录反映。《唐书?经籍志》二卷，后晋刘昀等撰。《新唐书?艺文志》四卷，为宋代欧阳修修撰。宋元时期有许多重要的目录著作。择其要者有《崇文总目》《宋史?艺文志》《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通志?校雠略》《文献通考?经籍考》等。《崇文总目》66卷，是著录北宋政府藏书的官修目录，由王尧臣、欧阳修等编撰。收书30669卷，分四部四十五类。每类有序，每书有提要。《郡斋读书志》为宋晁公武编撰，是我国最早的一部附有提要的私家藏书目录。该书连同《附志》，共著录1937部古籍。《直斋书录解题》为陈振孙修撰。著录图书51180卷。此书改进了书目评注卷帙、略论撰人名氏及品评内容得失的传说，开创了书目使用解题的先例。郑樵的《通志?校雠略》采用经、礼、乐、小学、史、诸子、天文、五行、算术、医方、类书、文十二类百家四百三十二种的分类体系。他提出“通录图、书之有无”及详今略古的见解，主张目录书不在于记一代藏书，一朝著作，而是记百代之有无，“广古今而先遗”，既记现存的书，也要记历代散佚亡阙的书；不仅记书籍，而且还要记图谱。这种目录学思想对我国古代目录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文献通考?经籍考》是元初著名历史学家、目录学家马端临编撰。其特点在于发展了前人“总经序”的方法，由此形成了一种新的提要编辑体例──辑录体，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宋史?艺文志》为元托克托编撰，共著录宋代藏书9819部，11990卷，记载了宋代藏书情况及宋代著述的史志总目。但著录重复芜杂，谬误甚多。从汉到宋各正史艺文志基本上都是记一朝藏书之盛。而《明史?艺文志》则有所不同，专记一朝之著述。今本《明史?艺文志》由清代王鸿任明史馆总裁编写。《清史稿?艺文志》沿用此例。清代对历代正史中缺艺文志的都作了补撰，使正史都有艺文志，连贯起来就成为中国古代古籍总目了。明清时代私家藏书目录很多，并出现了许多专科目录、版本目录等。明代较著名的私家目录有高儒的《百川书志》20卷，晁瑮的《晁氏宝文堂书目》三卷，周弘祖的《古今书刻》二卷，明清之际钱谦益的《绛云楼书目》等。钱曾的《读书敏求记》是我国第一部研究版本目录的专书。书中提出从版式、行款、字体、刀刻和纸墨的颜色定雕印的年代，从祖本、子本、原版、修版来定版本的价值。很有见地。清代版本目录学成就较高的还有黄丕烈、顾千里。黄丕烈鉴定古书的题跋有1919年谬荃孙编辑的《荛圃藏书题识》等。另外，清代四大藏书家瞿绍基、杨以增、陆心源、丁丙在版本目录方面，造诸很深，并都有著述传世。在中国古代目录学著作中，最值一提的是清代中叶由清廷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一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200卷。）该书初稿完成于清乾隆四十六年即1781年，刊行于乾隆五十八年即1793年。《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收入《四库全书》的古籍3461种，79309卷，以及未收入《四库全书》的存目6793种、93550卷。基本上包括了清代乾隆以前中国古代的著作。全书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编排，每部有大序，统分44类，类有小序，其中一些较复杂的类又分子目，即第三位类，共有子目67个。凡类目、子目中著录的图书在需要说明源流以及归入这一类的理由的地方，则另加按语，“以明变通之由”。《四库全书总目》完成后，由于卷帙太繁，翻阅不易，纪昀等又删节提要、不录存目，编成《四库全书简明目录》20卷。后有清人阮元、傅以礼重编的《四库未收书目提要》五卷。对“四库提要”补正、辨证的书有胡玉缙、王欣夫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60卷及今人余嘉锡撰有《四库提要辨证》24卷等。《四库全书总目》在中国目录学史上有重要地位。它集古代四部分类法之大成，其大小序、提要，对学术源流的剖析、作者的介绍简练严密，很有见地，但也有许多封建的毒素。鲁迅对此有中肯的评价，他认为《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其实是现有的较好的书籍之批评，但须注意其批评是‘钦定’的”。以上我们对中国古代目录学史作了一个简单的巡礼。古书目录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独特作用，了解目录可以使我们“览录而知者，观目而悉词”，进而可以“周知一代学术及一家一书之宗趣。”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先秦诸子的学术观点及流派的演化情形；可从魏晋人目录学著作中附录的佛、道两录中窥见佛法东来和古代道家演变成道教的情形。因此，一部好的目录学著作，实际上便起到了学术史、文化史的作用。其次，目录学可以指示读者治学研究的门径。正如清代学者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中所说：“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目录学，可以担负指导读者阅读的任务，面对浩如烟海的文献，目录可帮助读者挑选自己需要阅览的书籍，解决如何读书，先后缓急的问题。因此，目录学是一把打开知识宝库的钥匙。最后，简略介绍一下目录学与校雠学、版本学的关系。古代的目录学与校雠学、版本学的关系十分密切。古人曾经将目录学称为校雠学，如郑樵的《通志?校雠略》和章学诚的《校雠通义》。这是因为在古代进行较大的图书整理工作时，都有广收异本、校勘文字这两个过程。这两个过程贯穿于目录编纂过程之中，界线模糊。故古人把它们称为目录学，出现了校雠目录学、版本目录学的称谓。但随着知识的分化和科学的发展，终于导致校雠学、版本学从目录学中分离出来，现在校雠学、版本学已成为独立的学科。但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各自独立，但彼此的联系依然存在。在厘定篇章、此勘文字、鉴定采原版本、考镜学术源流方面，这三门学科依然相互关联，是难以截然分开的。（水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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