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先生是我国20世纪初期极受推崇的国学大师之一。蔡尚思先生认为20世纪的中国学术界，最有地位的人，要算梁启超、胡适和王国维三位。但究其根底，王国维的学术贡献最大。其所以如此，一是因为先生的研究既有精深的一面，同时又有广博的一面，开拓了许多新学科，站在了学术研究的最前沿。关于如何治学，王国维在其重要著作《人间词话》中写下了如下一段为世人所称道的话，“古今之成大事业者、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他所提出的三种境界说，受到了许多学者的注意，认为他说出了学问研究不断进步的一般规律。所谓第一境界，是指站在足够高的高度上，对将要研究的学问有一个前瞻的认识，这将有助于人们结合自身情况树立正确的学术研究目标。在高等教育较为发达的今天，如何通过几年的高等教育而使学子们达到治学的第一境界，是很值得我们去探讨的重大课题之一。“授人与鱼，不如授人与渔”，讲得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所谓第二境界，是指学术成就是以不断地孜孜以求为前提的。不否认在学术研究中有旷世奇才的存在，他们的旷达不羁以及所取得的成就令人目眩。但对于绝大部分的学人来讲，一份耕耘带来一份收获正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同时，在第二境界中，要求学人们既要忍得辛苦，更要耐得寂寞。因为学术研究作为人类进步的一种必需，推动其发展的却往往是极端个人化的思维活动。社会化与功利化通常不仅无助于学术的进步，反而会遏制学术的进步。我们的社会应当高度尊重学者们极具个人色彩的思维和言论，这是对他们为学问而“憔悴”的最好回报。所谓第三境界，是指学者们经过艰辛的研究活动，实现了其朝思暮想的学术上的成功。用辛弃疾的这几句词来表达学术研究的成功境界或者说至高境界，正表明了王国维先生自身治学的精到。日本著名文学家夏目漱石有一篇描写梦境的作品即《梦十夜》，描写梦中的我看日本雕刻大师运庆（？——1223）刻仁王像的情形。“妙极了！真是想到哪里刻到哪里。这眉毛、鼻子就和想象中的一样！也许是过于激动，我自言自语道。旁边的一位年轻人反驳我说，你说得什么呀，那不是用凿刀刻出来的，眉毛和鼻子本来就埋在木头里，只不过是用工具把它们挖出来，就像从土里挖出来那样，决不会错。”成功的学者与完善的学术之间的关系正如运庆与仁王像一样，学者的研究行为自然、流畅，近乎随心所欲，好像是将业已存在于天下的学术成果简单地描述给大家。象物理学中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金融学中夏普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这些理论形式简单而本质极为深刻，正是治学及其成果的至高境界，也是学者们所应当追求的境界。尤为可贵的是，王国维先生以学术为性命，毕其一生投入于国学的深入研究之中。他认为，“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换言之，学者应当“悦学”即真正地热爱乃至崇敬自身所从事的学术，全身心地沉醉于其中。然而，环顾周围许多所谓的学者，他感到颇为不满。“然吾人亦非谓今之学者，绝不悦学也。即有悦之者，亦无坚忍之志，永久之注意。若是者，其为口耳之学则可矣。若夫绵密之科学、深邃之哲学、伟大之文学，则固非此等学者所能有事也。”（六）蔡元培论治学其他国学大师专治学术不同，蔡元培既是一位学问深邃的学者，尤为重要的是，他还是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开拓者。在他主政北京大学的短短6年（1917~1922）间，革新图治，使积弊深重的北京大学一跃而成为国内第一名校，成为我国现代文明传播的中心。这种影响甚至一直延续到现在。蔡元培之所以做出如此成就，在于他首先是或从本质上说是一位学者，然后才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可以设想，假若没有学者的背景，没有深深眷爱着学术的心理积淀，不可能使北京大学成为我国大学教育的楷模。蔡元培的治学思想与其治校策略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些思想和策略在我们进行高教改革的今天，显得尤为珍贵，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失去其光辉。“学术至上、兼容并包”是蔡元培先生主政北京大学的根本原则。他认为，大学乃研究高深学问之地，学子们应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应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若徒志在作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实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弛乎？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学术至上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需依赖于学术研究的兼收并蓄，以及各门学科之间的相互刺激，此即所谓的“兼容并包”。蔡先生认为，大学乃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地，应当包容各类学问、各种观点。“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对于西方学术，他认为“思想学术，则世界所公，本无国别”，应当积极引进，认真研究。32不同的学术观点可以相互讨论，而不是恶意相攻。为了贯彻“学术至上、兼容并包”的治学思想，他在选聘教师的时候，只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标准，即学术造诣。并要求教师必须在教学之外从事必要的学术研究，作为不断提高教学水平的根本保证。这些思想和做法对我们当今的高等教育改革极有助益。多年来，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充满实用主义色彩的教育充斥我国南北各地的大学校园。从表面上看，高教重视了实用知识的传播，可以使学生尽快地适应就业后的技能需要。但事实已经证明，这种教育方式既没有作到使学生对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的提高，尤为严重的是，它极大地歪曲了大学教育的本质，改学术教育为实用教育或技能教育，大学校园内的学术气氛几近丧失殆尽。这一局面如不改变，其后果不堪设想。失去了大学这块学术研究的宝地，最终动摇的则是我们整个民族在世界文明创造与发展历程中的地位。钱先生关于治学思想的言论不多，但其自身行为充分体现了他一贯持之不变的治学思想，即学问应当是高尚的、绝非随随便便可以企及的；为求得学术的发展，学者应与凡世俗尘保持一定的距离。这种思想体现到行为上，可能会使那些致力于学术的学者们显得有些孤傲，但这种孤傲绝非学者自身的自狂自大，恰恰是学者对其所从事研究的学术的崇敬和执迷情感的一种自然流露。学问是高尚的、纯洁的，对其进行研究的学者也应当是高尚的和纯洁的。一颗卑微的心灵不可能承受一种伟大的学说。随着电视连续剧《围城》的播出，钱先生成为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并使得“钱学”研究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在这种崇拜与浮躁并存的热闹环境中，钱钟书一如既往，情操如涧中清泉，冷静如松间明月，绝不染指浮华与喧嚣。这正是一个真正学者面对俗世的大家风范，充分印证了钱先生所自谓的“人谓我狂，不识我之实狷。”（狷者，有所不为也）。（八）梁漱溟论治学梁漱溟先生是一位对国计民生投入巨大热情并力求寻找出民族出路的现代东方哲人。他的思想博杂而深刻，他的行为孤傲而刚烈，充分体现了他作为学者的使命感和自尊。梁先生将学问视为创造的意义，而创造又是人生的意义。关于学问，他认为真正的学问是与学者性情相融的学问，它源自于学者深深的敬爱与不懈地思考。与人性相背的东西构不成学问。同时，学问之所以称其为学问，在于经过学者的工作，将纷繁无序的世界简单化、概念化，从而提高人类的认知水平。“学问就是能将眼前的道理、材料，系统化、深刻化。更扼要地说，就是‘学问贵能得要’，能‘得要’才算学问。如何才是得要？就是在自己这一方面能从许多东西中简而约之成为几个简单的要点，甚或只成功几个名词，就已够了。一切的学问家都是如此，在他口若不说时，心中只有一个或几个简单的意思；将这一个或几个意思变化起来，就让人家看着觉得无穷无尽。所以在有学问的人，没有觉得学问是复杂的，在他身上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很轻松，真是虚如无物。如果一个人觉得他身上背了很多学问的样子，则这个人必非学问家。学问家以能得要，故觉轻松、爽适、简单。和人家讲学问亦不往难处讲，只是平常的讲，而能讲之不尽，让人家看来很多。如果不能得要，将所有的东西记下来，则你必定觉得负担很重，很为累赘，不能随意运用。所以说学问贵能得要。得要就是心得、自得！”“慎”与“独”被梁先生视为治学的根本功夫。“收拢精神而集中于当下意念之萌动，是谓慎。由慎而入于内无己外无人之境，是谓独。……功夫只在慎独，其他无可用力。——其他的用力均错误。”因此，涉入凡世太深的人做不得精深的学问；而学者的孤往精神正是学术赖以光大的根本所在。关于学问家与思想家的划分是梁漱溟先生的重要观点之一，这在现代学术高度发达的今天看来尤显重要。学问家的贡献主要依赖于其严谨的学术训练包括学术方法的运用和学术规范的遵守，学术继承往往多于学术创造。而思想家的贡献主要依赖于其宽泛的道德关怀，常以言论评说、激活现实世界，其创造往往多于吸收。学术是规范的，而思想常是鲜活的、非规范的。“凡真学问家，必皆有其根本观念，有其到处运用之方法，或到处运用的眼光；……真学问家在方法上，必有其独到处，不同学派即不同方法。”正是出于这一思路，梁先生自称自己不是学问家，而是一个思想家。“因为讲中国的老学问，得从中国的文字学入手，可中国的文字学我完全没有用功，所以中国学问我也很差，很缺少。再一面就是近代科学，我外文不行，所以外国学问也不行。从这两方面说，我完全不够一个学问家。”近年学界多论及学术与思想的异同，梁先生的这些见解很值得重视。17，季羡林：由《汤用彤全集》出版引发的思考（摘自南方报业）国学大师汤锡予（用彤）先生离开我们已经30多年了。国内外学者翘首以盼先生全集的出版，如大旱之望云霓。现在河北人民出版社慨斥巨资，出版先生全集，此真学坛之盛事，艺林之佳话。杜甫诗曰：“好雨知时节”，出版者当之无愧矣。此举必能赢得国内外学者的普遍赞誉，可无疑也。我虽不是锡予先生的及门弟子，但自己认为是他的私淑弟子。从上大学起，他的著作就哺育了我，终生受用不尽。来北大工作，又有知遇之感。现在，值《全集》出版之际，难道我真的就无话可说，无话能说，无话要说吗？我是有话要说的，而且是非说不行的。我并不想，也不敢涉及锡予先生的道德文章。在这方面，我只有学习的责任，而无置喙之余地。我所要说的与锡予先生有关，但又不限于他一个人。我所要谈的是我考虑已久，别人也多有所论列的一个问题：学术大师能不能够超越？自然科学的我不谈，只谈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真正的大师。我的重点是“真正的”三个字。那一些自命为“大师”或者想让别人把自己捧成大师的人，不在我谈论的范围内。我过去对新胜于旧的说法一向深信不疑。使我的信念动摇的是一次偶然的事件。我读马克思的一篇文章。其中说：希腊神话具有永恒的魅力。“魅力”而又“永恒”，不能不逼我深思。我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总是主张新胜于旧的，主张人类总是前进的。希腊神话当然是旧东西，它怎么能有永恒的魅力呢？我对这个问题反复思考，但自己的悟性不高，终于达不到很高的水平。我觉得，在地球上凸出一些高山，仅仅一次出现；但它们将永恒存在，而且是不可超越的。在人类文学史和学术史上，不论中外，有时候会出现一些伟大诗人和学者，他们也仅仅一次出现；但他们也将永恒存在，而且不可超越。论高山，比如喜马拉雅山、泰山、华山等等都是；论诗人，中国的屈原、李白、杜甫等，西方的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等等都是；论学者或思想家，中国的孔子、司马迁、司马光以及明清两代的黄宗羲、顾炎武、戴震、王引之父子、钱大昕等等都是。画家、书法家、音乐家也可以举出一些来。他们都是仅仅一次出现的，他们如同高山，也是不可超越的。赵瓯北的诗：“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我在上面强调了仅仅出现一次和不可超越。希腊神话就符合这个条件。但是仅仅出现一次还不行，仅仅出现一次而且必须是伟大的精粹的东西，才能不可超越。那些低矮庸陋的人物和事件，也都是仅仅出现一次的。但是他们和它们有什么值得超越的呢？他们和它们自己就会化为尘埃，消逝得无影无踪。专就人物而论，他们之所以不可超越，是由于他们的伟大。若就对大自然、对人类社会、对人类自身的了解而论，古人不管多么伟大也比不上现代人。李白、杜甫、王羲之、贝多芬、达?芬奇等等，不但不懂电子计算机，他们连原始的火车都没有见过，他们的伟大决不是靠这些东西，而是靠他们的天才。现在，进入了21世纪，连一个小学生知道的东西，在某些方面特别是科技方面，都比古代中外大诗人、大学者、大音乐家、大画家等等要多得多。但是，除非他们是一群疯子，有谁敢称超过了李白、杜甫的诗歌，孔子的思想，贝多芬的音乐，达?芬奇的绘画呢？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今后不会再有不可超越的大师出现了。大师还会出现的。我想改一改赵瓯北的诗：“江山代有大师出，各领风骚无数秋。”中国近代不可超越的学术大师我在上面绕了很大一个弯子，剌剌不休地说了些别人可能认为是梦呓而我自己则认为是真理的话。这些都是楔子，我的目的是在讨论中国近现代学术大师的问题。自清末以来中国学术界也由于种种原因，陆续出现了一些国学大师。我个人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哲学思想和学术思想，以排山倒海之势涌入中国，中国学坛上的少数先进人物，接受了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同时又忠诚地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优秀的学术传统，于是就开出了与以前不同的鲜丽的花朵，产生了少数一次出现而又不可超越的大师。我想以章太炎划界，他同他的老师俞曲园代表了两个时代。章太炎是不可超越的，王国维是不可超越的，陈寅恪是不可超越的，汤用彤同样是不可超越的。“不可超越”并非终止学术的发展我在上面多次讲到“不可超越”，是不是指的是学术到了这些大师手里就达到了极巅，达到了终点，不能再发展下去了呢？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学术会永远存在的，学术会永远发展下去的。只要地球存在，就有学术存在。但是学术发展的道路不是平坦的，不是永远一样的，不是均衡的。在这一条大路上，不时会有崇山峻岭出现。这种情况往往出现在有新材料被发现，有新观点出现，于是夤缘时会，少数奇才异能之士就会脱颖而出，这就是大师。大师也并不会一下子把所有的问题都能看到，又都能解决；大师解决问题也不见得都能彻底。这就给后人留下了进一步探讨的余地。就这样，大师一代接一代地传下去。旧问题解决了，新问题又出现，永远有问题，永远有大师，每一个大师都是不可超越的，每一个大师都是一座丰碑。这一些丰碑就代表着学术的进步，是学术发展道路上的一座座里程碑。汤锡予先生就是这样一座丰碑，一个里程碑，他是不可超越的。18，陈平原：谈读书阅读这一行为，在我看来，本身就具备某种特殊的韵味，值得再三玩赏。在这个意义上，阅读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只是这种兼具手段与目的的阅读，并非随时随地都能获得。在《大英博物馆日记》的后记中，我引了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篇”里的王子猷夜访戴安道的故事。真希望“读书”也能到达这个境界：“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考试？何必拿学位？何必非有著述不可？当然，如此无牵无挂、自由自在的“读书”，是一种理想境界，现实生活中很难实现。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一、读书的定义什么叫“读书”，动词还是名词，广义还是狭义，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读书，还是“学得好不如长得好，长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读书？看来，谈论“读书”，还真得先下个定义。“读书”是人生中的某一阶段。朋友见面打招呼：“你还在读书？”那意思是说，你还在学校里经受那没完没了的听课、复习、考试等煎熬。可如果终身教育的思路流行，那就可以坦然回答：活到老学到老，这么大年纪，还“背着那书包上学堂”，一点也不奇怪。“读书”是社会上的某一职业。什么叫以读书为职业，就是说，不擅长使枪弄棒，也不是“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过去称读书郎、书生，现在则是教授、作家、研究员，还有许多以阅读、写作、思考、表达为生的。“读书”是生活中的某一时刻。“都什么时候了，还手不释卷？”春节放假，你还沉湎书海，不出外游览，也不到歌厅舞厅玩乐。“读书”是精神上的某一状态。在漫长的中外历史上，有许多文化人固执地认为，读不读书，不仅关涉举动，还影响精神。商务印书馆出版加拿大学者曼古埃尔所撰《阅读史》(2002)，开篇引的是法国作家福楼拜1857年的一句话：“阅读是为了活着。”这么说，不曾阅读或已经告别阅读的人，不就成了行尸走肉？这也太可怕了。还是中国人温和些，你不读书，最多也只是讥笑你俗气、懒惰、不上进。宋人黄庭坚《与子飞子均子予书》称：“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浇灌之，则俗尘生其间，照镜觉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也。”问题是，很多人自我感觉很好，照镜从不觉得面目可憎，这可就麻烦大了。这四个定义都有道理，得看语境，也看趣味。以前说“学而优则仕”，现在变了，是“仕而优则学”——这后一个“学”，当然是装模作样的了，“‘官大学问大”嘛。中国特有的学历高消费，让人哭笑不得。如果有一天，连学校里看大门的，也都有了博士学位，那绝不是中国人的骄傲。眼看着很多年轻人盲目“考博”，我心里凉了半截，我当然晓得，都是找工作给逼的。这你就很容易明白，很多皓首穷经的博士生，一踏出校门，就再也不亲近书本了，还美其名曰“实践出真知”。想到这些，我才格外欣赏那些不为文凭，凭自家兴趣读书的人。在北大教书，自然是看好自己的学生；可对那些来路不明的“旁听生”，我也不敢轻视，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教室里有位子，你尽管坐下来听。这种不太符合校规的通融，其实更适合孔夫子“有教无类”的设想。拿学位必须读书，但读书不等于拿学位。这其中的距离，何止十万八千里。1917年，蔡元培到北大当校长，开学演讲时，专门谈这问题，希望学生们以学问为重，不要将大学看做文凭贩卖所(《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第二年开学，蔡先生再次强调：“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北大一九一八年开学式演说词》)日后回想北大十年，蔡先生很得意，以为他改变了中国人对于大学的想像(参见《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以及《自写年谱》)。现在看来，蔡先生还是过于乐观了，成为“贩卖知识之所”的大学，以及视大学为“养成资格之所”的学生，当今中国，比比皆是。大致感觉是，今日中国，“博士”吃香，但“读书人”落寞。所谓“手不释卷”，变得很不合时宜了。至于你说读书能“脱俗”，人家不稀罕；不只不忌讳“俗气”，还以俗为雅，甚至“我是流氓我怕谁”。二、读书的成本现在流行一个说法，叫“经济学帝国主义”，说的是经济学家对自家学问过于自信，不只谈经济，还谈政治、文化、道德、审美等，似乎经济学理论能解决一切问题。于是，讲机会，讲效率，讲成本核算，成了最大的时尚。你说“读书”，好吧，先算算投入与产出之比，看是否值得。学生选择专业，除个人兴趣外，还有成本方面的考量，这我理解。我不谈这些，谈的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以及精神状态的“读书”。作为一种物质形态的“书籍”，与作为一种社会行为的“读书”之间，有某种微妙的关系，值得仔细钩稽。这里所谈论的“读书成本”，带有戏拟的成分，可博诸位一笑。那是一则现代文学史上的公案。这么多劝学诗文，最有趣的，莫过于《礼拜六》的说法：“买笑耗金钱，觅醉碍健康，顾曲苦喧嚣，不若读小说之省俭而安乐也。”也就是说，读书好，好在既便宜，又卫生。“一编在手，万虑都忘，劳瘁一周，安闲此日，不亦快哉！”(王钝根《出版赘言》)《礼拜六》诸君越说越邪乎，甚至在报纸上登广告：“宁可不娶小老嬷，不可不看《礼拜六》。”这下子可激怒了新文学家，叶圣陶撰《侮辱人们的人》，称：“这实在一种侮辱，普遍的侮辱，他们侮辱自己，侮辱文学，更侮辱他人！”宁肯不娶小老婆云云，当然是噱头，不可取；可也说出实情：随着出版及印刷业的发展，书价下降，普通人可以买得起书刊，阅读成为并不昂贵的消费。起码比起大都市里其他更时髦的文化娱乐，是这样。我说的不是赌博、吸毒或游走青楼等不良行为，比起看电影，听歌剧，观赏芭蕾舞、交响乐来，读书还是最便宜的——尽管书价越来越贵。现在好了，大学生在校园里，可以免费上网；网上又有那么多文学、史学、哲学名著，可以自由阅读乃至下载。好歹受过高等教育，工作之余，你干什么？总不能老逛街吧？听大歌剧、看芭蕾舞，很高雅，可太贵了，只能偶尔为之。于是，逛书店，进图书馆，网上阅读等，成了日常功课。可问题又来了，阅读需要时间。十几年前，在香港访学，跟那里的教授聊天，说你们拿那么多钱，做出来的学问也不怎么样，实在让人不佩服。人家说，这你就外行了，正因为钱多，必须消费，没时间读书。想想也有道理。大家都说七七、七八级大学生读书很刻苦，他们之所以心无旁骛，一心向学，除了希望追回被耽误的时光，还有一点，那时的诱惑少。不像今天的孩子们，目迷五色，要抵抗，很难。我的经验是，穷人的孩子好读书，一半是天性，以及改变命运的强烈愿望；一半则是无奈，因太时尚太高雅的娱乐玩不起。不过，没关系，这种选择的限制，有时因祸得福。作为生活方式的读书，对财力要求不太高，反而对心境和志趣要求更高些。三、读书的姿态在学界享有盛名的《读书》杂志，创刊号上有一名文《读书无禁区》，直接针对那时的诸多清规戒律。人为地划定禁区，说这些书能读，那些书不能读，未必有效果。历朝历代，那么多禁书令，全都行不通。越是朝廷查禁的书，读书人越感兴趣。不是说“雪夜闭门读禁书”吗，那可是很高雅的。就说《金瓶梅》吧，经常被禁，可士大夫家置一编，不放在桌子上而已。读书没禁区，可阅读有路径。也就是说，有人会读书，有人不会，或不太会读书。只说“开卷有益”，还不够。读书，读什么书，怎么读？有两个说法，值得推荐。一是淸末文人孙宝瑄的，他在《忘山庐日记》中说，书无新旧，无雅俗，就看你的眼光。以新眼读旧书，旧书皆新；反过来，以旧眼读新书，新书皆旧。林语堂说的更有趣：只读极上流的，以及极下流的书。中流的书不读，因为那些书没有自家面目，人云亦云。最上流的书必须读，这不用说，谁都会这么认为。可为什么要读极下流的书呢？极下流的书里，泥沙混杂，你可以沙里淘金——因为社会偏见，很多先知先觉者的著述，最初都曾被查禁。还有一点，读这种书的人少，你偶尔引述，可以炫耀自己的博学。很多写文章的人，都有这习惯，即避开大路，专寻小径，显得特有眼光。这策略，有好有坏。金克木有篇文章，题目叫《书读完了》，收在《燕啄春泥》(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中，说的是历史学家陈寅恪曾对人言，少时见夏曾佑，夏感慨：“你能读外国书，很好；我只能读中国书，都读完了，没得读了。”他当时很惊讶，以为夏曾佑老糊涂了；等到自己也老了，才觉得有道理：中国古书不过是那么几十种，是读得完的。这是教人家读原典，不要读那些二三手文献，要截断众流，从头说起。其实，所谓的“经典”，并不是凝固不变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甚至不同性别，经典的定义在移动。谈“经典”，不见得非从三皇五帝说起不可。善读书的，不在选择孔孟老庄那些不言自明的经典，而在判定某些尚在路上、未被认可的潜在的经典。补充一句，我主张“读经典”，但不主张“读经”——后者有特定含义，只指向儒家的四书五经，未免太狭隘了。谈到读书，不能不提及阅读时的姿态。你的书，是搁在厕所里，还是堆在书桌上，是放在膝盖还是拿在手中，是正襟危坐还是随便翻翻，阅读的姿态不同，效果也不一样。为什么？这涉及阅读时的心态，再往深里说，还关涉阅读的志趣与方法等。举个大家都熟悉的人物，看鲁迅是怎样读书的。鲁迅在《且介亭杂文?随便翻翻》中说，自己有个“随便翻翻”的阅读习惯：“书在手头，不管它是什么，总要拿来翻一下，或者看一遍序目，或者读几叶内容”；不用心,不费力,拿这玩意来作消遣，明知道和自己意见相反的书要翻，已经过时的书也要翻，翻来翻去，眼界自然开阔，不太容易受骗。这“随便翻翻”的意思，接近陶渊明《五柳先生传》所说的“好读书，不求甚解”。可必须记得，鲁迅说了，这不是读书的全部，是“当作消闲的读书”，“如果弄得不好,会受害也说不定的”。这就是鲁迅杂文的特点，怕你胶柱鼓瑟，说完了，自我调侃，甚至自我消解，让你培养独立意志与怀疑精神。确实如此，鲁迅还有另一种读书姿态。就拿治小说史来说，鲁迅称：“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不是信》)。将《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三书，与《中国小说史略》相对照，不难发现鲁迅著述态度的严谨。比起同时代诸多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才子来，鲁迅的学术著述实在太少；许多研究计划之所以没能完成，与其认真得有点拘谨的治学态度有关。可几十年过去了，尘埃落定，不少当初轰动一时的“名著”烟消云散，而《中国小说史略》却依然屹立，可见认真也有认真的好处。回到读书，该“随便翻翻”时，你尽可洒脱；可到了需要“扎死寨，打硬仗”的时候，你可千万马虎不得。所有谈论大学校园或读书生活的，都拣好玩的说，弄得不知底细的，以为读书很轻松，一点都不费力气。你要这么想，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挂在口头的轻松与压在纸背的沉重，二者合而观之，才是真正的读书生活。四、读书的乐趣在重视学历的现代社会，读书与职业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大学里，只讲修心养性固然不行，可都变成纯粹的职业训练，也未免太可惜了。理想的状态是，不只习得精湛的“专业技能”，更养成高远的“学术志向”与醇厚的“读书趣味”。读书必须求解，但如何求解，有三种可能性：好读书，不求甚解——那是名士读书；好读书且求甚解——那是学者读书；不读书，好求甚解——这叫豪杰读书。后面这句，是对于晚清“豪杰译作”的戏拟。自由发挥，随意曲解，虽说别具一格，却不是“读书”的正路。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必须跟下面一句连起来，才有意义：“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里关注的是心境。所谓“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如何解说？为自家功名读书，为父母期待读书，或者为祖国富强而读书，都有点令人担忧。为读书而读书——据叶圣陶称，郑振铎谈及书籍，有句口头禅“喜欢得弗得了”(《序》)——那才叫真爱书，真爱读书。读书这一行为自身，也就有了意义，不必“黄金屋”或“颜如玉”来当药引。将读书作为获取生活资料的手段，或者像龚自珍自嘲的那样“著书都为稻粱谋”，那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古之学者，读书有得，忍不住了，只好著述；今之学者，则是为著述而读书。今日中国，学术评价制度日渐刻板，学美国，“不出版，就死亡”。于是，大家见面，不问读了什么好书，只问出了什么新书，还有申请到什么课题。真不知道如果不报课题，还读不读书。我的感觉是，这种为著述而读书的习惯，很容易使阅读失去乐趣。作为学者，你整天手不释卷，如果只是为了找资料写论文，也会走向另一极端，忘记了读书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教训。十几年前，为了撰写《千古文人侠客梦》，我猛读了很多好的、坏的武侠小说。读伤了，以致很长时间里，一见到武侠小说就头疼。真希望有一天，能完全卸下学者的盔甲，自由自在地读书。我写过两本闲书《阅读日本》和《大英博物馆日记》，那不是逞能，而是希望自己能恢复对于未知世界的好奇心以及阅读乐趣。阅读这一行为，在我看来，本身就具备某种特殊的韵味，值得再三玩赏。在这个意义上，阅读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只是这种兼具手段与目的的阅读，并非随时随地都能获得。在《大英博物馆日记》的后记中，我引了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篇”里的王子猷夜访戴安道的故事。真希望“读书”也能到达这个境界：“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考试？何必拿学位？何必非有著述不可？当然，如此无牵无挂、自由自在的“读书”，是一种理想境界，现实生活中很难实现。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陶渊明所说的“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是很多读书人的共同体会；不仅“忘食”，还可能忘了生死。刚才提到的《阅读史》中，有一幅摄于1940年伦敦大轰炸期间的照片，很感人。坍塌的图书馆，靠墙的书架并没倒下，瓦砾堆中，三个男子还在怡然自得地阅读。这固然是对抗厄运，坚信未来，但也不妨解读为：“阅读”已经成为必要的日常生活，成为生命存在的标志。这本书中，穿插了大量关于书籍以及阅读的历史图像，很好看；遗憾的是，关于中国的，只有一幅16世纪的版刻，描述秦始皇焚书情景。五、读书的策略读书，读什么书？读经典还是读时尚，读硬的还是读软的，读雅的还是读俗的，专家各有说法。除此之外，还牵涉到不同的学科。我的建议是，读文学书。为什么？因为没用。没听说谁靠读诗发了大财，或者因为读小说当了大官。今人读书过于势利，事事讲求实用，这不好。经济、法律等专业书籍很重要，这不用说，世人都晓得。我想说的是，审美趣味的培养以及精神探索的意义，同样不能忽略。当然，对于志向远大者来说，文学太软弱了，无法拯世济民；可那也不对，你想想鲁迅存在的意义。两年前，香港学者饶宗颐先生在北大演讲，提到法国汉学家戴密微跟他说的两句话：中国文学世界第一；研究中国，从文学入手是最佳途径。公开发表时，这两句话都被删去了，大概是怕引起不必要的误解，以为是挟洋人以自重。可后面这句，其实很在理。从文学入手研究中国，照样可以广大，可以深邃。而且，我特别看重一点：从文学研究入手，容易做到体贴入微，有较好的想象力与表达能力。所有这些，都并非可有可无，不是装饰品，而是直接影响你的学问境界与生活趣味。你看外国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他们的著作中对于文学经典的引述与发挥，你就明白，中国学者对于文学的阅读，普遍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太浅。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确实应该发扬光大，因此，建国学院，修清史，编《儒藏》，我都没意见。我想提醒的是，今天谈“传统”，有两个不同的含义。晚清以降，中国人与西学对话、抗争、融合，并因此而形成的新文化，已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新的传统。比如，谈文学，你只讲屈原、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不讲鲁迅，行吗？说到现代文学，因为是我的老本行，不免多说两句。不是招生广告，而是有感而发。尽管我也批评五四新文化人的某些举措，但反对将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归咎于五四的反传统。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以及国际地位的迅速提升，很多人开始头脑发热，大谈“民族自信心”，听不得任何批评的声音。回过头来，指责五四新文化人的反叛与抗争，嘲笑鲁迅的偏激与孤独。我理解这一思潮的变化，但也警惕可能的“沉渣泛起”。说到读书的策略，我的意见很简单：第一，读读没有实际功用的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第二，关注跟今人的生活血肉相连的现当代文学；第三，所有的阅读，都必须有自家的生活体验做底色，这样，才不至于读死书，读书死。古今中外，“劝学文”汗牛充栋，你我都听了，效果如何？那么多人真心诚意地“取经”，但真管用的很少。这里推荐章太炎的思路，作为演讲的结语。章先生再三强调，平生学问，得之于师长的，远不及得之于社会阅历以及人生忧患的多。《太炎先生自定年谱》“1910年”条有言：“余学虽有师友讲习，然得于忧患者多。”而在1912年的《章太炎先生答问》中，又有这么两段：“学问只在自修，事事要先生讲，讲不了许多。”“曲园先生，吾师也，然非作八股，读书有不明白处，则问之。”合起来，就三句话：学问以自修为主；不明白处则问之；将人生忧患与书本知识相勾连。借花献佛，这就是我所理解的“读书的诀窍”。19，王林敏：读何书，如何读书——读梁治平《法辨》有感谢晖先生认为，研究生必须要读四类书：各个法学流派的经典著作，例如奥斯丁的《法理学的范围》、哈特的《法律的概念》、德沃金的《认真对待权利》等等当数此列；导师的著作，例如谢先生本人的研究生至少要读其《价值重建与规范选择》、《法律信仰的理念与基础》、《法学范畴的矛盾辨思》、《法律的意义追问》、《中国古典法律解释的哲学向度》等等，当然导师本人如果没有著作，那么这项任务就无法去做了；与毕业论文有关的著作，就我而言，关于权利、人权方面的著作都应当读，当然优先读那些经典的，如夏勇的《人权概念的起源》；法学界的前沿理论，知识总是处于不断的更新之中，要想及时的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而不抱残守缺就必须关注学界的动向。必须读法学经典著作，这一点不需要强调，因为每个法科学生都会或多或少的读一些经典名著。导师的著作必须要读，这是因为如果不读导师的书就无法了解导师的理论，交流就无法进行，只能是单向的，而不是互动的，只有了解了导师的理论框架，学生和导师之间才能在一个共同的前提下对话。导师不一定有完整的理论框架，但是不会没有思想，否则他（她）拿什么来指导学生？一个学生不读或者不知道导师的理论，那么师生之间就像两列火车上的乘客，在人生的旅途中碰一下面而已。李道军先生也曾经给了我一个令我晕眩的书目，我按这个书目加上自己的爱好进行阅读，基本上也吻合谢晖先生的指导。买书或者借书是件很简单的事情，因为有了书目我照单抓药即可；读完一本书也很简单，因为只要有时间和耐心即可。但是，读懂一本书却并不简单。这四年来，我读的法学专著也不少，但是真正明了、能够理解和运用的却了了无几。特别是当老师问起哪位法学家或者那本书中的主要观点时，一般我都回答不上来，这就说明我的阅读效果不好。这不是记忆力问题，而是一种疏忽，忽视了读书的方法。一般而言，每读一本书，我都会有一些思想的火花，我只关注了记录自己的心得体会，而忽视了作者本身的体系。这是一个误区。我以前认为，这种工作是多余的，书上写的东西都会内化为自己的知识；而我更把读后感当作表达自己感想的一种形式，忽视了“读后”。我总是想当然的以为从书中摘录作者的句子是一种低级的做法，从而不屑去做。现在看来，这种认识是错误的。读书的目的是开启心智，但是，不能单纯的为了读书而读书，不是为了寻求一种心理快感。学以致用才是知识最终的归宿。现在，所谓“用”就是要用自己所学的东西分析当下中国的社会现实，而每当此时便需要一种理论支持，如果不了解自己知识体系中的知识来源就会面临某种尴尬。读《法辨》让我更加强烈的感受到了自己读书中的不足。《法辨》中收录的文章中有几篇读后感，而这本书几乎可以说是读书的产物。再看看自己，读书就像黑瞎子掰玉米，掰一个扔一个。知道了以前的不足，其实也就明白日后的努力方向，亡羊补牢，为时不晚。一本书洋洋数十万言，其中的关键之处可能就是几行字，即作者的观点，观点是一本书的灵魂和精髓，剩下的篇幅都是围绕观点展开、是为观点服务的，宏篇巨著如此，短小散文也是如此。所以，把握和领会作者的观点就成为读者的第一任务。读书是读者和作者精神交流的过程，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对话，那么读书的过程就是空洞的，因而也就无法顺利进行下去。即使勉强进行阅读，也是囫囵吞枣、不求甚解。从形式上看，书是读完了，但是从实质上看，读书的过程远没有结束，甚至根本就没有开始。其实，提炼文章中心思想的训练，从中学时期就开始了。只不过我只是把它当作语文学习的一部分，为了考试而学习，并没有把它当作一种阅读技巧应用到考试之外。现在才明白，这种汉语文的阅读训练是种授之以“渔”的训练，以后要充分的运用此“渔”，每读一本书都要把作者的主要观点提炼出来。把握住文章的灵魂，还要看作者展开论述的方式。同样一种观点，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有的人能把清醒的人讲睡了，有的人则能令昏昏欲睡的人清醒起来。有的人思想很丰富但是缺乏好的表达形式，写出来的文章读来形同嚼蜡，这样至少是不完美。学术不仅要讲思想性，好的学术也应当有好的表达形式。国内的许多“学术专著”写的酷似教科书，可能是上学上多了，或者是读教科书读多了。有些大师突破不了这种八股式的束缚，就干脆称之为“规范”，这倒是给了这种体例一种权威。其实，这种体例没什么不好，显得条理清楚。但是不能把其当成是唯一的方式，甚至当作评价标准，所有的人都要这样做，否则就是不合“规范”。选择什么样的表达方式是个人的事情，还是多样化好一点，强制推行一种标准令人反感。读西方人、特别是英美法学家的著作感觉如行云流水一般，酣畅淋漓。人家讲的是逻辑和推理，在论述的进行当中不拘泥于呆板的形式。国内的文字，梁治平先生算是代表，这种文章可读性强。读《法辨》感觉爱不释手，这也是原因之一吧。20，林语堂：林语堂论读书本篇演讲只是谈谈本人对于读书的意见，并不是要训勉青年，亦非敢指导青年。所以不敢训勉青年有两种理由：第一，因为近来常听见贪官污吏到学校致训词，叫学生须有志操，有气节，有廉耻；也有卖国官僚到大学演讲，劝学生要坚忍卓绝，做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暗讽时事。不幸的是这样的事如今也一样发生。孟子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料想战国的土豪劣绅亦必好训勉当时的青年，所以激起孟子这样不平的话。第二，读书没有什么可以训勉。世上会读书的人，都是书拿起来自己会读。不会读书的人，亦不会因为指导而变为会读。譬如数学，出五个问题叫学生去做，会做的人是自己脑里做出来的，并非教员教他做出，不会做的人经教员指导，这一题虽然做出，下一题仍旧非指导不可，数学并不会因此高明起来。我所要讲的话于你们本会读书的人，没有什么补助，于你们不会读书的人，也不会使你们变为善读书。所以今日谈谈，亦只是谈谈而已。读书本是一种心灵的活动，向来算为清高。说破读书本质，“心灵”而已。“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所以读书向称为雅事乐事。但是现在雅事乐事已经不雅不乐了。今天读书，或为取资格，得学位，在男为娶美女，在女为嫁贤婿；或为做老爷，踢屁股；或为求爵禄，刮地皮；或为做走狗，拟宣言；或为写讣闻，做贺联；或为当文牍，抄账簿；或为做相士，占八卦；或为做塾师，骗小孩……诸如此类，都是借读书之名，取利禄之实，皆非读书本旨。亦有人拿父母的钱，上大学，跑百米，拿一块大银盾回家，在我是看不起的，因为这似乎亦非读书的本旨。读书本旨湮没于求名利之心中，可悲。可惜现在也一样。今日所谈，亦非指学堂中的读书，亦非指读教授所指定的功课，在学校读书有四不可。(一)所读非书。学校专读教科书，而教科书并不是真正的书。今日大学毕业的人所读的书极其有限。然而读一部小说概论，到底不如读《三国》、《水浒》；读一部历史教科书，不如读《史记》。(二)无书可读。因为图书馆存书不多，可读的书极有限。(三)不许读书。因为在课室看书，有犯校规，例所不许。倘是一人自晨至晚上课，则等于自晨至晚被监禁起来，不许读书。(四)书读不好。因为处处受训导处干涉，毛孔骨节，皆不爽快。且学校所教非慎思明辨之学，乃记问之学。记问之学不足为人师，礼记早已说过。书上怎样说，你便怎样答，一字不错，叫做记问之学。倘是你能猜中教员心中要你如何答法，照样答出，便得一百分，于是沾沾自喜，自以为西洋历史你知道一百分，其实西洋历史你何尝知道百分之一。学堂所以非注重记问之学不可，是因为便于考试。如拿破仑生卒年月，形容词共有几种，这些不必用头脑，只需强记，然学校考试极其便当，差一年可扣一分；然而事实上与学问无补，你们的教员，也都记不得。要用时自可在百科全书上去查。又如罗马帝国之亡，三大原因，书上这样讲，你们照样记，然而事实上问题极复杂。有人说罗马帝国之亡，是亡于蚊子(传布寒热疟)，这是书上所无的。在学校读过书者，皆当会心而笑。然想到教科书规范头脑，湮塞性灵，却又堪哭。今日所谈的是自由的看书读书，无论是在校，离校，做教员，做学生，做商人，做政客有闲必读书。这种的读书，所以开茅塞，除鄙见，得新知，增学问，广识见，养性灵。人之初生，都是好学好问，及其长成，受种种的俗见俗闻所蔽，毛孔骨节，如有一层包膜，失了聪明，逐渐顽腐。读书便是将此层蔽塞聪明的包膜剥下。能将此层剥下，才是读书人。点明读书要能破俗见陋习，复人之灵性。对死读书本固持陈念之人一段讥讽，令人心惊警惕。盖我们也未尝不有鄙俗之时。并且要时时读书，不然便会鄙吝复萌，顽见俗见生满身上，一人的落伍、迂腐、冬烘，就是不肯时时读书所致。所以读书的意义，是使人较虚心，较通达，不固陋，不偏执。一人在世上，对于学问是这样的：幼时认为什么都不懂，大学时自认为什么都懂，毕业后才知道什么都不懂，中年又以为什么都懂，到晚年才觉悟一切都不懂。大学生自以为心理学他也念过，历史地理他亦念过，经济科学也都念过，世界文学艺术声光化电，他也念过，所以什么都懂，毕业以后，人家问他国际联盟在哪里，他说“我书上未念过”，人家又问法西斯蒂在意大利成绩如何，他也说“我书上未念过”，所以觉得什么都不懂。到了中年，许多人娶妻生子，造洋楼，有身分，做名流，戴眼镜，留胡子，拿洋棍，沾沾自喜，那时他的世界已经固定了：女子放胸是不道德，剪发亦不道德，社会主义就是共产党，读《马氏文通》是反动，节制生育是亡种逆天，提倡白话是亡国之先兆，《孝经》是孔子写的，大禹必有其人，……意见非常之多而且确定不移，所以又是什么都懂。其实是此种人久不读书，鄙吝复萌所致。此种人不可与深谈。但亦有常读书的人，老当益壮，其思想每每比青年急进，就是能时时读书所以心灵不曾化石，变为古董。读书的主旨在于排脱俗气。黄山谷谓人不读书便语言无味，面目可憎。须知世上语言无味面目可憎的人很多，不但商界政界如此，学府中亦颇多此种人。然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在官僚商贾则无妨，在读书人是不合理的。所谓面目可憎，不可作面孔不漂亮解，因为并非不能奉承人家，排出笑脸，所以“可憎”；胁肩谄笑，面孔漂亮，便是“可爱”。若欲求美男子小白脸，尽可于跑狗场、跳舞场，及政府衙门中求之。有漂亮脸孔，说漂亮话的政客，未必便面目不可憎。读书与面孔漂亮没有关系，因为书籍并不是雪花膏，读了便会增加你的容辉。所以面目可憎不可憎，在你如何看法。有人看美人专看脸蛋，凡有鹅脸柳眉皓齿朱唇都叫做美人。但是识趣的人若李笠翁看美人专看风韵，笠翁所谓三分容貌有姿态等于六七分，六七分容貌乏姿态等于三四分。有人面目平常，然而谈起话来，使你觉得可爱；也有满脸脂粉的摩登伽，洋囡囡，做花瓶，做客厅装饰甚好，但一与交谈，风韵全无，便觉得索然无味。“风韵”二字读书而来。性灵可决定面目，此处也说的这个道理。黄山谷所谓面目可憎不可憎亦只是指读书人之议论风采说法。若浮生六记的芸，虽非西施面目，并且前齿微露，我却觉得是中国第一美人。男子也是如是看法。章太炎脸孔虽不漂亮，王国维虽有一条辫子，但是他们是有风韵的，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的。简直可认为可爱。亦有漂亮政客，做武人的兔子姨太太，说话虽漂亮，听了却令人作呕三日。至于语言无味(著重“味”字)，都全看你所读是什么书及读书的方法。读书读出味来，语言自然有味，语言有味，做出文章亦必有味。有人读书读了半世，亦读不出什么味儿来，都是因为读不合的书，及不得其读法。读书须先知味。读书知味。世上多少强读人，听到此语否?这味字，是读书的关键。所谓味，是不可捉摸的，一人有一人胃口，各不相同，所好的味亦异，所以必先知其所好，始能读出味来。有人自幼嚼书本，老大不能通一经，便是食古不化勉强读书所致。袁中郎所谓读所好之书，所不好之书可让他人读之，这是知味的读法。若必强读，消化不来，必生疳积胃滞诸病。口之于味，不可强同，不能因我的所嗜好以强人。先生不能以其所好强学生去读。父亲亦不得以其所好强儿子去读。所以书不可强读，强读必无效，反而有害，这是读书之第一义。有愚人请人开一张必读书目，硬着头皮咬着牙根去读，殊不知读书须求气质相合。人之气质各有不同，英人俗语所谓“在一人吃来是补品，在他人吃来是毒质”。因为听说某书是名著，因为，要做通人，硬着头皮去读，结果必毫无所得。过后思之，如作一场恶梦。甚且终身视读书为畏途，提起书名来便头痛。小时候若非有随时扔掉不喜之书之权，亦几乎堕入此道矣!萧伯纳说许多英国人终身不看莎士比亚，就是因为幼年塾师强迫背诵种下的果。许多人离校以后，终身不再看诗，不看历史，亦是旨趣未到学校迫其必修所致。所以读书不可勉强，因为学问思想是慢慢胚胎滋长出来。其滋长自有滋长的道理，如草木之荣枯，河流之转向，各有其自然之势。逆势必无成就。树木的南枝遮荫，自会向北枝发展，否则枯槁以待毙。河流遇了矶石悬崖，也会转向，不是硬冲，只要顺势流下，总有流入东海之一日。世上无人人必读之书，只有在某时某地某种心境不得不读之书。警句。有你所应读，我所万不可读，有此时可读，彼时不可读，即使有必读之书，亦决非此时此刻所必读。见解未到，必不可读，思想发育程度未到，亦不可读。孔子说五十可以学易，便是说四十五岁时尚不可读《易经》。刘知几少读古文《尚书》，挨打亦读不来，后听同学读《左传》，甚好之，求授《左传》，乃易成诵。《庄子》本是必读之书，然假使读《庄子》觉得索然无味，只好放弃，过了几年再读。对庄子感觉兴味，然后读庄子，对马克思感觉兴味，然后读马克思。读书要等兴味来。若有不喜欢之书，搁下几年，未尝不变做喜欢，于我心有戚戚焉。且同一本书，同一读者，一时可读出一时之味道出来。其景况适如看一名人相片，或读名人文章，未见面时，是一种味道，见了面交谈之后，再看其相片，或读其文章，自有另外一层深切的理会。或是与其人绝交以后，看其照片，读其文章，亦另有一番味道。四十学《易》是一种味道，五十而学《易》，又是一种味道。所以凡是好书都值得重读的。自己见解愈深，学问愈进，愈读得出味道来。譬如我此时重读Lamb的论文，比幼时所读全然不同，幼时虽觉其文章有趣，没有真正魂灵的接触，未深知其文之佳境所在。一人背痈，再去读范增的传，始觉趣味。由是可知读书有二方面，一是作者，一是读者。程子谓《论语》读者有此等人与彼等人。有读了全然无事者；亦有读了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之者。所以读书必以气质相近，而凡人读书必找一位同调的先贤，一位气质与你相近的作家，作为老师，这是所谓读书必须得力一家。若单就读书，得力一家，失之于简率。然林语堂意思是要人找到师法对象，全心投入、气质浸润。此即读书以“情”读和以“智”读之区别。不可昏头昏脑，听人戏弄，庄子亦好，荀子亦好，苏东坡亦好，程伊川亦好。一人同时爱庄荀，或同时爱苏程是不可能的事。找到思想相近之作家，找到文学上之情人，心胸中感觉万分痛快，而魂灵上发生猛烈影响，如春雷一鸣，蚕卵孵出，得一新生命，入一新世界。George Eliot自叙读卢骚自传，如触电一般。尼采师叔本华、萧伯纳师易卜生，虽皆非及门弟子，而思想相承，影响极大。当二子读叔本华、易卜生时，思想上起了大影响，是其思想萌芽学问生根之始。因为气质性灵相近，所以乐此不疲，流连忘返，流连忘返，始可深入，深入后，如受春风化雨之赐，欣欣向荣，学业大进。谁是气质与你相近的先贤，只有你知道，也无需人家指导，更无人能勉强，你找到这样一位作家，自会一见如故，苏东坡初读庄子，如有胸中久积的话，被他说出，袁中郎夜读徐文长诗，叫唤起来，叫复读，读复叫，便是此理。这与“一见倾心”之**同一道理。你遇到这样作家，自会恨相见太晚。一人必有一人中意的作家，各人自己去找去，找到了文学上的爱人，“文学上的爱人”，奇语，但极有道理。读书若无爱情，如强迫婚姻，终究无效。他自会有魔力吸引你，而你也乐自为所吸，甚至声音相貌，一颦一笑，亦渐与相似，这样浸润其中，自然获益不少，将来年事渐长，厌此情人，再找别的情人，到了经过两三个情人，或是四五个情人，大概你自己也已受了熏陶不浅，思想已经成熟，自己也就成了一位作家。若找不到情人，东览西阅，所读的未必能沁入魂灵深处，便是逢场作戏，逢场作戏，不会有心得，学问不会有成就。知道情人滋味便知道苦学二字是骗人的话。苦学误人!警句。只可惜读教科书，却非苦学不可。然如能从浸润各色奇书来长己之才智，未必不能过考卷关。学者每为“苦学”或“困学”二字所误。读书成名的人，只有乐，没有苦。据说古人读书有追月法、刺股法、又丫头监读法。其实都是很笨。读书无兴味，昏昏欲睡，始拿锥子在股上刺一下，这是愚不可当。一人书本摆在面前，有中外贤人向你说极精彩的话，尚且想睡觉，便应当去睡觉，刺股亦无益。叫丫头陪读，等打盹时唤醒你，已是下流，亦应去睡觉，不应读书。而且此法极不卫生，不睡觉，只有读坏身体，不会读出书的精彩来。若已读出书的精彩来，便不想睡觉，故无丫头唤醒之必要。刻苦耐劳，淬励奋勉是应该的，但不应视读书为苦。视读书为苦，第一着已走了错路。天下读书成名的人皆以读书为乐；汝以为苦，彼却沉湎以为至乐。比如一人打麻将，或如人挟*冶游，流连忘返，寝食俱废，始读出书来。以我所知国文好的学生，都是偷看几百万言的三国水浒而来，决不是一学年读五十六页文选，国文会读好的。试问在偷读三国水浒之人，读书有什么苦处?何尝算页数?好学的人，是书无所不窥，窥就是偷看。于书无所不偷看的人，大概学会成名。有人读书必装腔作势，或嫌板凳太硬，或嫌光线太弱，这都是读书未入门路，未觉兴味所致。有人做不出文章，怪房间冷，恐蚊子多，怪稿纸发光，怪马路上电车声音太嘈杂，其实都是因为文思不来，写一句，停一句。一人不好读书，总有种种理由。“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最好眠，等到秋来冬又至，不知等待到来年。”其实读书是四季咸宜。古所谓“书淫”之人，无论何时何地可读书皆手不释卷，这样才成读书人样子。读书要为书而读，不是为读而读。顾千里裸体读经，便是一例，即使暑气炎热，至非裸体不可，亦要读经。欧阳修在马上厕上皆可做文章，因为文思一来，非做不可，非必正襟危坐明窗净几才可做文章。一人要读书则澡堂、马路、洋车上、厕上、图书馆、理发室，皆可读。而且必办到洋车上、理发室都必读书，才可以读成书。读书须有胆识，有眼光，有毅力。说回前面论点，最后一点，也即读书全部之主旨，读出自己性灵来。胆识二字拆不开，要有识，必敢有自己意见，即使一时与前人不同亦不妨。前人能说得我服，是前人是，前人不能服我，是前人非。人心之不同如其面，要脚踏实地，不可舍己耘人。诗或好李，或好杜，文或好苏，或好韩，各人要凭良知，读其所好，然后所谓好，说得好的道理出来。或竟苏韩皆不好，亦不必惭愧，亦须说出不好的理由来，或某名人文集，众人所称而你独恶之，则或系汝自己学力见识未到，或果然汝是而人非。学力未到，等过几年再读，若学力已到而汝是人非，则将来必发现与汝同情之人。刘知几少时读前后汉书，怪前书不应有古今人表，后书宜为更始立纪，当时闻者责以童子轻议前哲，乃“赧然自失，无辞以对”，后来偏偏发见张衡、范晔等，持见与之相同，此乃刘知几之读书胆识。因其读书皆得之襟腑，非人云亦云，所以能著成《史通》一书。如此读书，处处有我的真知灼见，得一分见解是一分学问，除一种俗见，算一分进步，才不会落入圈套，满口烂调，一知半解，似是而非。21，叶 朗：多读经典，细读经典——和研究生谈读书人文学科研究生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读书。我国大学文科研究生的读书量大大低于国外大学研究生的读书量。现在我们有一部分毕业生的文化素质和学术水平比起过去来有所降低，读书少是一个重要原因。所以我希望诸位在攻读博士学位或硕士学位的三年中，要加大自己的读书量，要用更多的时间来读书。一旦你走出学校，走上工作岗位，你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读书了。　　下面我就读书的方法问题，谈三点想法，供你们参考。　　一、多读经典著作和大师的著作　　我当学生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就向我们强调要多读经典著作，多读大师的著作，现在我也要向你们强调这一点。我想这也是许可以列为读书的第一条原则。　　每个学科都有若干经典著作，这些经典著作都是每个时代人类最高智慧的结晶。每个学科都有一批大师，这些大师的著作也充满了智慧。我们读这些经典著作和大师的著作，就是为了吸收他们的智慧，使自己更快地成长起来，使自己更快地成熟起来。俄国19世纪哲学家、美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有一本小说《怎么办》，在当时影响很大，因为小说中写了几位那个时代的新的人物，其中最杰的一位名叫拉赫美托夫。这位拉赫美托夫读书有一个习惯，就是只读经典著作，例如文学就读果戈理，物理学就读牛顿。他说，其他一些著作，我只要翻一下，就知道它们是果戈理的模仿，或是牛顿的模仿，有的是很拙劣的模仿。正因为他读的经典著作，所以在同样的时间里，他的收获比别人大，他的进步比别人快。　　多读经典著作，多读大师的著作，经常接触经典，经常聆听大师，可以把自己的品味提上去。一个人如果老读三四流的著作，就会被那些著作把自己框住，自己的情趣、格调、眼光、追求等等也会慢慢降低。这也是一种熏陶，一种潜移默化。大家都读过莫泊桑的小说《项链》，我记得过去的中学语文课本中有这篇小说。小说女主人公为了参加婚礼，向人借了一条项链，结果项链丢了，她得赔人家。项链很贵。为了挣钱，她去给人洗衣服，什么话都干。生活环境变了，接触的人也变了，人的性情也整个变了。过去很文雅的一个人变得可以站在大街上两手叉着腰大声骂人。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就是环境的影响，环境的熏陶。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对于一个人的影响都极大。一个人读的书也构成一种精神——文化环境，它也会很深地影响一个人的文化气质和文化品格。　　二、细读经典著作和大师的著作　　对经典著作和大师的著作要精读。我为《书摘》杂志写过一篇《精读几本书》的短文，就是提倡精读经典著作。我在文章中说：“精读，用古人的话说就是‘熟读玩味’，也就是放慢速度，反复咀嚼，读懂，读通，读透。”我又说：“一个人要提高文化修养，打下做人、做学问的根底，必须精读几本书。”　　精读，换一种说法，就是细读。多年来我一直感到，我们对于一些前辈大师的著作往往读得很粗心。例如对朱光潜先生的著作，很多人只注意其中关于美的本质问题的论述，其他的都忽略了。其实朱先生的著作内容极为丰富，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我们都忽略了。所以1992年在纪念朱光潜、宗白华诞辰一百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我提出我们应该细读朱光潜、细读宗白华，后来在《张岱年全集》和《汤用彤全集》的出版座谈会上，我又提出我们应该细读张岱年、细读汤用彤。细读这些前辈大师的著作，可以读出许多新的东西，可以读出许多对我们今天仍然很有启发的东西。　　当然，要精读一本经典著作或一本前辈大师的著作，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有时要花很大的力气。40多年前我曾读过日本一位哲学家柳田谦十郎写的自传。他在自传中说他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才读完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为了庆贺这件事，他夫人还专门为他举办了一次家宴。这个故事使我领悟到，一个人写出一本书固然不容易，固然值得庆贺，一个人读完一本书(当然是《纯粹理性批判》这样的经典著作)也同样不容易，同样值得庆贺。　　读经典著作不能太性急，不能贪多求快。熊十力先生曾经说，过去一些名人传记往往称美这个人“一目十行”，其实这种人在当时不过是一个名士，很少能成就大的学问。所以读经典著作不能求快。相反，要静下心来读，要放慢速度，要充分消化，把书中有价值的东西充分地吸收到你自己的头脑中来。像康德、黑格尔这样一些经典作家的著作，如果你一年能读两本，我想就是很大的成绩。如果坚持下去，10年你就可以精读20本，20年你就可以精读40本，那就了不起了，人人都要对你刮目相看了。　　三、要善于抓住最有启发性、最有包孕性的东西　　读经典著作和大师的著作，要善于抓住书中最精彩的东西，抓住最有启发性、最有包孕性的东西。所谓最有启发性，就是能够启发你的智慧，推动你去思考更深一层的问题。所谓最有包孕性，就是作者提出了某些很有价值的思想和命题，这些思想和命题有着极为丰富的内蕴，可以发生出许多新的思想。我可以举几个例子。例如，王夫之认为艺术与非艺术的区分，在于能不能“兴”，这就是一个极富有包孕性的命题。王夫之用“现量”(“现在”、“现成”、“显现真实”)来规定和阐释审美活动，也是一个极富有包孕性的命题。从这些命题可以生发许多新的思想。又例如，宗白华先生在他的《形上学》笔记中突出了“象”这个概念，他认为，中西的形上学是两个不同的体系，西方的体系强调“数”，中国的体系强调“象”。他说，“象者，有层次，有等级，完形的，有机的，能尽意的创构。”，“象二是自足的，完形的，无待的，超关系的。”，“‘象’如日，创化万物，明朗万物！”宗先生的这些论断，有极丰富的内涵，也可以生发出许多新的思想。经典著作和大师著作的价值，就在于这些富有启发性和包孕性的思想和命题。这就是精华。这就是灵魂。我们要善于发现，要善于抓住，要善于挖掘。　　但是我们有的同学读书的时候不善于抓住这些东西。他们抓住的往往是一些很一般的东西，而对书中真正的精华、活的灵魂似乎视而不见。例如前几年我曾多次建议一位同学去读一本前辈学者的著作，后来他读了这本书，还写了一份读书报告。但我一看他的读书报告，发现他抓住的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在别人的书里也都有的东西，而那本书中真正深刻的和具有启发性的东西，他一点也没有抓住。　　我想这就是理论思维能力的问题，也就是我常说的理论感的问题。一个人缺乏理论的直觉，就抓不住别人著作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那样他虽然也读了很多，但真正的收效并不大。就像一个人进了一座钻石矿山，发现不了真正的钻石，却费了好大劲抱了一大堆普通的石头回来，你想那有什么意义？ 叶朗（2005-12-04）22，无名氏：鲁迅谈读书1925年因“青年必读书”在当时的文化界引起了一场大论战，鲁迅先生的“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为世人所共知。这是鲁迅先生针对当时的中国书基本上是封建思想的载体而言的，他并不是不要人们读书。相反，他在许多文章和通信中对读书问题谈了许多发人深思意见。时隔半个世纪，我们重读他关于读书的这些议论，仍觉亲切而撼人心魄。　　关于读书者的类型，鲁迅先生在《读书杂谈》中概括为职业性读书和嗜好性读书两大类：“所谓职业性读书者，譬如学生因为为升学，教员因为要讲功课，不翻翻书，就有些危险的就是。我想在座的诸君之中一定有些这样的经验，有的不喜欢算学，有的不喜欢博物，然而不得不学，否则，就不能毕业，不能升学，和将来的生计便有妨碍了。我自己也这样，因为做教员，有时即非看不喜欢看的书不可，要不这样，怕不久便会与饭碗有妨。”嗜好性读书者“那是出于自愿，全不勉强，离开了利害关系的……他在每一叶每一叶里，都得着深厚的趣味。”　　对于死读书和不读书，鲁迅先生在《读几本书》一文中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读死书会变成书呆子，甚至于成为书厨，早就有人反对过了，时光不绝的进行，反读书的思潮也愈加彻底，于是有人来反对读任何一种书。他的根据是叔本华的老话，说是倘读别人的著作，不过是在自己的脑子里给作者跑马。”“这对于死读书的人们，确是一下当头棒，但为了与其探究，不如跳舞，或者空暴躁，瞎牢骚的天才起见，却也是值得介绍的金言。不过要明白，死抱住这句金言的天才，他的脑子里却正被叔本华跑了一趟马，踏得一塌糊涂了。”“读死书是害己，一开口就害人；但不读书也并不见得好。至少，譬如要批评托尔斯泰，则他的作品是必得看几本的。”　　对于应该看什么书，鲁迅先生有着独到的见解：“……大可以看看各样的书，即使和本业毫不相干的，也要泛览。譬如学理科的，偏看看文学书，学文学的，偏看看科学书，看看别个在那里研究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读书杂谈》）这段话在今天仍有极强的针对性。君不见，有些学理工农医的，写起论文、调查报告来十分困难，甚至个别人连写个工作总结都很吃力，足见其文学修养是多么欠缺；而一些学文史的，对科学常识知之甚少，极个别人甚至对新科技一无所知，有的竟将科技术语看成病语，叫人哭笑不得。这些人如果学学鲁迅，就不会做出贻笑大方的事情来了。　　鲁迅先生不赞成只读某一个人的书。他在给颜黎民的信中写道：“不过只看一个人的著作，结果是不大好的：你就得不到多方面的优点。必须如蜜蜂一样，采过许多花，这才能酿出蜜来，倘若叮在一处，所得就非常有限，枯燥了。”　　对于书中的思想观点和是非曲直，鲁迅先生提倡用辨证的方法对待，他在《随便翻翻》一文中说：“治法是多翻，翻来翻去，一多翻，就有比较，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随便翻翻是用各种别的矿石来比的方法，没有用真的金矿比的明白，简单。我看现在青年的常在问人该读什么书，就是要看一看真金，免得受硫化铜的欺骗。而且一识得真金，一面也就真的识得了硫化铜，一举两得了。”23，杨 绛：钱钟书是怎样做读书笔记的——《钱钟书手稿集》序许多人说，钱钟书记忆力特强，过目不忘。他本人却并不以为自己有那么“神”。他只是好读书，肯下功夫，不仅读，还做笔记；不仅读一遍两遍，还会读三遍四遍，笔记上不断地添补。所以他读的书虽然很多，也不易遗忘。他做笔记的习惯是在牛津大学图书馆（Bodleian——他译为饱蠹楼）读书时养成的。因为饱蠹楼的图书向例不外借。到那里去读书，只准携带笔记本和铅笔，书上不准留下任何痕迹，只能边读边记。钟书的“饱蠹楼书记”第一册上写着如下几句：“廿五年（一九三六年）二月起，与绛约间日赴大学图书馆读书，各携笔札，露钞雪纂、聊补三箧之无，铁画银钩，虚说千毫之秃，是为引。”第二册有题辞如下：“心如椰子纳群书，金匮青箱总不如，提要勾玄留指爪，忘筌他日并无鱼。（默存题，季康以狼鸡杂毫笔书于灯下）”这都是用毛笔写的，显然不是在饱蠹楼边读边记，而是经过反刍，然后写成的笔记。做笔记很费时间。钟书做一遍笔记的时间，约莫是读这本书的一倍。他说，一本书，第二遍再读，总会发现读第一遍时会有很多疏忽。最精彩的句子，要读几遍之后才发现。钟书读书做笔记成了习惯。但养成这习惯，也因为我们多年来没个安顿的居处，没地方藏书。他爱买书，新书的来源也很多，不过多数的书是从各图书馆借的。他读完并做完笔记，就把借来的书还掉，自己的书往往随手送人了。钟书深谙“书非借不能读也”的道理，有书就赶紧读，读完总做笔记。无数的书在我家流进流出，存留的只是笔记，所以我家没有大量藏书。钟书的笔记从国外到国内，从上海到北京，从一个宿舍到另一个宿舍，从铁箱、木箱、纸箱，以至麻袋、枕套里出出进进，几经折磨，有部分笔记本已字迹模糊，纸张破损。钟书每天总爱翻阅一两册中文或外文笔记，常把精彩的片段读给我听。我曾想为他补裰破旧笔记，他却阻止了我。他说：“有些都没用了。”哪些没用了呢？对谁都没用了吗？我当时没问，以后也没想到问。钟书去世后，我找出大量笔记，经反复整理，分出三类。第一类是外文笔记（外文包括英、法、德、意、西班牙、拉丁文）。除了极小部分是钟书用两个指头在打字机上打的，其余全是手抄。笔记上还记有书目和重要的版本以及原文的页数。他读书也不忽略学术刊物。凡是著名作家有关文学、哲学、政治的重要论文，他读后都做笔记，并记下刊物出版的年、月、日。钟书自从摆脱了读学位的羁束，就肆意读书。英国文学，在他已有些基础。他又循序攻读法国文学，从十五世纪到十九世纪而二十世纪；也同样攻读德国文学、意大利文学的历代重要作品，一部一部细读，并勤勤谨谨地做笔记。这样，他又为自己打下了法、德、意大利的文学基础。以后，他就随遇而读。他的笔记，常前后互相引证参考，所以这些笔记本很难编排。而且我又不懂德文、意大利文和拉丁文。恰逢翻译《围城》的德国汉学家莫宜佳博士（ProfessorDr．MonikaMotsch）来北京。我就请她帮我编排。她看到目录和片断内容，“馋”得下一年暑假借机会又到北京来，帮我编排了全部外文笔记。笔记本共一百七十八册，还有打字稿若干页，全部外文笔记共三万四千多页。钟书在国内外大学攻读外国文学，在大学教书也教外国文学，“院系调整”后，他也是属于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组的。但他多年被派去做别的工作，以后又借调中国古典文学组，始终未能回外文组工作。他原先打算用英文写一部论外国文学的著作，也始终未能如愿。那些外文笔记，对他来说，该是“没用了”。但是对于学习外国文学的人，对于研究钱钟书著作的人，能是没用吗？第二是中文笔记。他开始把中文的读书笔记和日记混在一起。一九五二年知识分子第一次受“思想改造”时，他风闻学生可检查“老先生”的日记。日记属私人私事，不宜和学术性的笔记混在一起。他用小剪子把日记部分剪掉毁了。这部分笔记支离破碎，而且都散乱了，整理很费功夫。他这些笔记，都附带自己的议论，亦常常前后参考、互相引证。以后的笔记他都亲自记下书目，也偶有少许批语。中文笔记和外文笔记的数量，大致不相上下。第三类是“日札”———钟书的读书心得。日札想是“思想改造”运动之后开始的。最初的本子上还有涂抹和剪残处。以后他就为日札题上各种名称，如“容安馆日札”、“容安室日札”、“容安斋日札”；署名也多种多样，如“容安馆主”、“容安斋居士”、“槐聚居士”等等；还郑重其事，盖上各式图章。我先还分门别类，后来才明白，这些“馆”、“斋”、“室”等，只是一九五三年“院系调整”后，我家居住的中关园小平房（引用陶渊明《归去来辞》“审容膝之易安”）。以后屡次迁居，在钟书都是“容膝易安”的住所，所以日札的名称一直没改。日札共二十三册、二千多页，分八百零二则。每一则只有数目，没有篇目。日札基本上是用中文写的，杂有大量外文，有时连着几则都是外文。不论古今中外，从博雅精深的历代经典名著，到通俗的小说院本，以至村谣俚语，他都互相参考引证，融会贯通，而心有所得，但这点“心得”还待写成文章，才能成为他的著作。《管锥编》里，在在都是日札里的心得，经发挥充实而写成的文章。例如：《管锥编?楚辞洪兴祖补注》十八则，共九十五页，而日札里读《楚辞》的笔记一则，只疏疏朗朗记了十六页；《管锥编?周易正义》二十七则，共一百零九页，而日札里读《周易》的笔记，只有一则，不足十二页；《管锥编?毛诗正义》六十则，共一百九十四页，而日札里读《毛诗》的笔记二则，不足十七页。钟书在《管锥编》的序文中说：“……遂料简其较易理董者，锥指管窥，先成一辑”、“初计此辑尚有《全唐文》等书五种，而多病意懒，不能急就。”读《全唐文》等书的心得，日札里都有。他曾对我说：“我至少还想写一篇《韩愈》、一篇《杜甫》。”这两篇，想是“不易理董者”，再加“多病意懒”，都没有写出来。日札里的心得，没有写成文章的还不少呢。这大量的中、外文笔记和读书心得，钟书都“没用了”。但是他一生孜孜石乞石乞积聚的知识，对于研究他学问和研究中外文化的人，总该是一份有用的遗产。我应当尽我所能，为有志读书求知者，把钟书留下的笔记和日札妥为保存。感谢商务印书馆愿将钱钟书的全部手稿扫描印行，保留着手稿原貌，公之于众。我相信公之于众是最妥善的保存。但愿我这办法，“死者如生，生者无愧”。杨绛敬序二○○一年五月四日（此文为《钱钟书手稿集》序，主标题为编者所加。《钱钟书手稿集》，商务印书馆出版）24，无名氏：名人读书方法论集萃1、恩格斯的读书方法恩格斯的读书方法之一是重视读原著，一般不轻易使用第二手、第三手材料。1884年8月6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格奥尔格?享利希?福尔马尔给恩格斯写了一封信，说有一位女士对社会主义感兴趣并打算研究社会科学，但不知进哪一所高等学校才好。恩格斯复信道，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大学里每一门科学尤其是经济学被糟蹋得很厉害，关键是要自学，并掌握有效的自学方法。恩格斯在信中说：“从真正古典的书籍学起，而不是从那些最要不得的德国经济学简述读物或这些读物的作者的讲稿学起。”“最主要的是，认真学习从重农学派到斯密和李嘉图及其学派的古典经济学，还有空想社会主义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著作，以及马克思著作，同时要不断的努力得出自己的见解。”也就是说，要系统地读原著，因为“研究原著本身，不会让一些简述读物和别的第二手资料引入迷途。”从其阅读过的书目来看，他虽然也读过大量的通俗小册子，报刊等，但花功夫最大，读得最多的还是那些经典原著。他认为，系统读原著是从事研究的一种正确的读书方法。这样，可以了解一个理论的产生、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不仅可以全面系统地掌握基本原理，而且可以掌握其发展过程，了解这一理论的全貌。2、廖沫沙谈读书廖沫沙认为，提倡多读书，无疑是一件好事。不少人以为，读书就是读文学方面的书，读语文、读历史方面的书，廖沫沙认为这种看法有片面性。他主张要有目的地读书，把读书同自己的本职工作结合起来。比如，农民科学种田，需要多读点农业技术方面的书；工厂企业要改善经营管理，厂长、经理需要多看点现代管理的A、B、C。他自己在读书方面，也是从不自学到比较自学，从学会读书到比较会读的。廖沫沙从小酷爱文学方面的书。小学三年级，他便读了《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水浒传》一类小说。到了高小，除读完了《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一些古典小说外，还背诵了大量古体诗词，也读过谢冰心、詹大悲的小说集，以及沈雁冰、郑振铎等人编的《新的小说》、《小说月报》等刊物，接触了外国的一些优秀文学作品。1922年，即廖沫沙15岁那年，他考上了徐特立创办的湖南长沙师范学校。从此，他开始阅读创造社、文学研究会出版的书，鲁迅先生编的《语丝》以及鲁迅先生本人的文集，他都逐字逐句阅读。25岁那年，他在《自由谈》上发表了几篇杂文，于是，他同杂文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觉得鲁迅先生的杂文写得好，富有战斗性，便处处留心研究、学习。由于杂文无所不谈，这就要求作者有广泛的知识。从此，他读书的范围突破了文学的藩篱，进入到天文、地理、社会、历史、政治、军事等领域。1936年至1949年，廖沫沙曾经先后在《抗战日报》、《救亡日报》、《华商报》、《新华日报》等报社从事新闻编辑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报纸上刊载的战报占有主要的版面。一切政论、时评，三句话离不开抗日战争。军事问题成了一切文章的主题。为了适应时局发展的需要，他不得不担当起谈军事、写军事的任务来。不是军人，却来写军事论文，从何谈起、怎么个写法？这虽然是迫于形势，却也使他在学习、工作和写作上开辟了一条新路：过去，读到什么写什么；后来便改成了要写什么，就去读什么、学什么。过去是先学后做，以后是一边写作，一边读书。他读的头一本军事著作是毛泽东同志1938抻6月发表在武汉《新华日报》上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后来，他又连贯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同时阅读了中外的一些军事名著：中国古代的《孙子》和《吴子》，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鲁登道夫的《全民战争论》。读了这些书以后他不但懂得了“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军事离不开政治等原理，而且对军事学中的许多名词、术语，搞得比较清楚，且能运用这些概念分析与综合当时报纸上所反映的战争情况，探索它的发展规律，估计它的发展形势，并且预测它的发展动向、前途和结局。这个边写边学的方法，是符合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就靠这种方法，仅1947到1949的两年间，在香港《华商报》和《群众》半月刊上，发表的军事论文多达六十余篇，几乎每周都写一篇。去年1月，广东花城出版社将它们汇集成册，定名为《纸上谈兵录》出版了。廖沫沙认为好的读书方法，可以加快青年人自学成才的进程。“读书破万卷，自学必成才。”这即是他学习经验的总结，也是对青年一代的鼓励!(张朝阳)廖沫沙(1907年生)，现代作家。湖南长沙人。先后任中国新闻协会理事及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著有《三家村札记》(与邓拓、吴晗合作)、《分阴集》等。3、章炳麟从师读书法章炳麟(1869—1936)，初名学乘，字枚叔，后改名绛，号太炎，浙江余杭人。近代民主革命家、思想家。曾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文学、历史学、语言学等方面都有建树。结集有《章氏丛书》。章氏23岁那年，离开故乡到杭州求学，进入俞樾主持的“诂经精舍”。章氏早年读书有贪多求快和急于成名之弊，其实，他当时治经根底尚浅。在向俞樾问学以后，他受其以文字为门径、以汉学立根基的治学方法论的启发和影响，乃将老师告诫的“精研故训，博考事实”作为座右铭，转到力求广博精审的道路上来。此后，章氏还通过请教老师，给自己制定了治学门径：审名实；重佐证；戒妄牵；守凡例；断情感；汰华辞。这6条治学门径如果用现代汉语来概括的话就是，做学问学知识必须要：切切实实、仔仔细细以客观的态度研究学问，要力戒马马虎虎地涉猎知识和凭个人意志的主观臆测和不懂装懂的浮夸学风。(摘自《知识文库》)4、朱熹主张“循序渐进”宋朝的著名学者朱熹，是个学识渊博的人。他遍注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以及自然科学，均有研究。他在读书方法上，特别强调“循序而渐进”。有的人读书性子急，一打开书就匆忙忙朝前赶。朱熹批评他们像饿汉走进饭店，见满桌大盘小碟，饥不择食，狼吞虎咽，食而不知其味。究竟怎样读书呢？朱熹的方法是：“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则不敢求其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志平彼，如是循序渐进，则意志理明，而无疏易凌躐之患矣。”也就是说要一个字一个字地弄明白它们的涵义，一句话一句话地搞清楚它们的道理。前面还没搞懂，就不要急着看后面的。这样就不会有疏漏错误了。他还说：“学者观书，病在只要向前，不肯退步，看愈抽前愈看得不分晓，不若退步，却看得审。”就是说，读书要扎扎实实，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有时还要频频回顾，以暂进的退步求得扎实的学问。5、林纾苦读成大器林纾（shu)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他是福州人，清末举人。林纾小时候家里很穷，却爱书如命，买不起书，就只好向别人借来自己抄，按约定的时间归还。他曾在墙上画了一具棺材，旁边写着“读书则生，不则入棺”，把这八个字作为座右铭来鼓励、鞭策自己。这句名言的意思是他活着就要读书，如果不读书，还不如死去。他常常是起五更睡半夜地摘抄、苦读。他每天晚上坐在母亲做针线的清油灯前捧着书孜孜不倦地苦读，一定要读完一卷书才肯睡。由于家穷，加上读书的劳累，他18岁时，患了肺病，连续十年经常咳血，但他卧在病床上还坚持刻苦攻读。到22岁时，他已读了古书2000多卷，30岁时，他读的书已达1万多卷了。他曾经说：“用功学习虽是苦事，但如同四更起早，冒着黑夜向前走，会越走越光好游玩虽是乐事，却如同傍晚出门，趁黄昏走，会越走越黑暗。”他不懂外文，但由于他的文学功底深厚，竟采用世人很少见的翻译书的方式：先后由十多个懂外文的人口述，他作笔译，将英、美、法、俄、日等十几个国家的1700余部名著翻译成中文，开创了中国翻译外国文学著作的先例，影响很大。法国小仲马的《茶花女》，就是他与别人合作翻译的第一部外国长篇小说。康有为把林纾与严复并列为当时最杰出的翻译家，称赞说“译才并世数严林”。6、鲁迅强调博览群书鲁迅先生读书是极力精深的，同时他又非常强调博览，主张不要对自己的阅读范围作过狭的限制。他年轻时，在规定的功课之外，天文地理，花鸟虫鱼，无一不读。连《释草小记》、《释虫小记》、《南方草木状》、《广群芳谱》《毛诗草木鸟兽虫疏》、《花镜》这样谈花草虫兽的古书，他也在闲时拿来翻看。鲁迅在《读书杂谈》一文中说过：“爱看书的青年，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书……即使和本业毫不相干的，也要泛览。譬如学理科的，偏看看文学书，学文科的，偏看看理科书，看看别个在那里研究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子，对于别人，别事，可以有更深的了解。”他在《致颜黎民》一文中说：“先前的文学青年，往往厌恶数学、理化、史地、生物学，以为这些无足轻重，后来做起文章来也胡涂。”鲁迅博大精深的知识和他的巨大成就，是与他的博览有着直接关系的。当然，博览不是随心所欲地乱看一气。在博的基础上，要逐渐“抉择而入于自己所爱的较专一的一门或几门”，这一门学通了，就能起到触类旁通的作用，对掌握其他方面的知识也是有用的。7、吕叔湘闲话读书人吕叔湘先生致力于汉语历史语法研究已经大半世纪了，那些至今还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论著，凝聚了吕老孜孜探求、勤奋笔耕的滴滴心血，它们是送给后生学子的一份极为宝贵的财富。吕老说，只要是写得“有看头”的书他都看。前几天，他刚读完了黄裳的《霓裳曲》与《珠还记幸》，连称“好”，说是读着那些文章，一些被淡忘了的事，旧目熟谙的友人、一些曾在胸膛里激荡了很久的思想都栩栩再现了。书缩短了寰宇的昼夜，能将一切带入一个永恒的空间，无论是史前的还是史后的，翱游在这个空间里，辨别、思索、幻想，是一番多么惬意的享受!吕老对读书人该读些什么书的问题颇有一番见地。他认为读书人应该读三类书，少一类，便不能称为“读书人”。“有关自己专业的书”是老人的首推之书。吕老谈到，这类书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都是一定得读的，它们是一个专业人员的立身之本。因此老人即使在早几年“被强迫赋闲”的日子里，也时时走进旧书店去翻翻，掏出仅有的几个钱搬些书回家。被吕老列为第二类的书是“与专业有关的其它门类的书”，“这类书应尽可能多读一点，这对于开拓思路，增长见识、加深学养、提高理解、判断能力是很有好处的。”第三类书籍，则是“做一个现代中国人的必读之书”。吕老加重了语气：每一个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人都应该了解自己的民族，自己民族悠久的思想、文化、科学史；了解自己所处的时代，所处的环境，以及在这种时代、环境里萌生的各种新技术、新思潮，新文化，从中发现我们探索、学习的新目标、新起点、新任务，“否则”即使你是位专家，是位颇有影响的学者，但你决不是个读书人。说到读书方式，吕老认为读书作笔记是个很好的习惯，“但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养成这个习惯“，吕老坦诚地笑了，我也笑了：读书方式也是因人而宜的呀。(郑逸文)吕叔湘(1904年生)，当代著名语言学家。江苏丹阳人。曾任西南联大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中央大学、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等职。著有《中国文法要略》、《汉语语法论文集》等著作多种。8、毛主席怎样读书？几十年来，毛主席一直很忙，可他总是挤出时间，哪怕是分分秒秒，也要用来看书学习。他的中南海故居，简直是书天书地，卧室的书架上，办公桌、饭桌、茶几上，到处都是书，床上除一个人躺卧的位置外，也全都被书占领了。为了读书，毛主席把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都用上了。在游泳下水之前活动身体的几分钟里，有时还要看上几句名人的诗词。游泳上来后，顾不上休息，就又捧起了书本。连上厕所的几分钟时间，他也从不白白地浪费掉。一部重刻宋代淳熙本《昭明文选》和其他一些书刊，就是利用这时间，今天看一点，明天看一点，断断续续看完的。毛主席外出开会或视察工作，常常一带向箱子书。途中列车震荡颠簸，他全然不顾，总是一手拿着放大镜，一手按着书页，阅读不辍。到了外地，同在北京一样，床上、办公桌上、茶几上、饭桌上都摆放着书，一有空闲就看起来。毛主席晚年虽重病在身，仍不废阅读。他重读了解放前出版的从延安带到北京的一套精装《鲁迅全集》及其他许多书刊。有一次，毛主席发烧到39度多，医生不准他看书。他难过地说，我一辈子爱读书，现在你们不让我看书，叫我躺在这里，整天就是吃饭、睡觉，你们知道我是多么地难受啊!工作人员不得已，只好把拿走的书又放在他身边，他这才高兴地笑了。认真地学，反复地读毛主席从来反对那种只图书、毛主席从来反对那种只图快、不讲效果的读书方法。他在读韩昌黎诗文全集时，除少数篇章外，都一篇篇仔细琢磨，认真钻研，从词汇、句读、章节到全文意义，哪一方面也不放过。通过反复诵读和吟咏，韩集的大部分诗文他都能流利地背诵。《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小说，他从小学的时候就看过，到了六十年代又重新看过。他看过的《红楼梦》的不同版本差不多有十种以上。一部《昭明文选》，他上学时讯，五真正十代读，六十年代读，到了七十年代还读过好几次。他批注的版本，现存的就有三种。一些马列、哲学方面的书籍，他反复读的遍数就更多了。《联共党史》及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他各读了十遍。《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列宁选集》等等，他都反复研读过。许多章节和段落还作了批注和勾划。不动笔墨不看书几十年来，毛主席每阅读一本书，一篇文章，都在重要的地方划上圈、杠、点等各种符号，在书眉和空白的地方写上许多批语。有的还把书、文中精当的地方摘录下来或随时写下读书笔记或心得体会。毛主席所藏的书中，许多是朱墨纷呈，批语、圈点、勾画满书，直线、曲线、双直线、三直丝、双圈、三圈、三角、叉等符号比比皆是。无所不读毛主席的读书兴趣很广泛，哲学、政治、经济、历史、文学、军事等社会科学以至一些自然科学书籍无所不读。在他阅读过的书籍中，历史方面的书籍是比较多。中外各种历史书籍，特别是中国历代史书，毛主席都非常爱读。从《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历朝纪事本末，直到各种野史、稗史、历史演义等他都广泛涉猎。他历来提倡“古为今用”，非常重视历史经验。他在他的著作、讲话中，常常引用中外史书上的历史典故来生动地阐明深刻的道理，他也常常借助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来指导和对待今天的革命事业。毛主席对中国文学方面的书籍也读得很多。他是一个真正博览群书的人。9、华罗庚用慢功夫打基础读书，谁都想取得既快又好的效果。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为了提高读书的效率，先用慢功夫打基础，然后再逐步加快进度，因而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华罗庚刚开始自学时常犯急躁病，一个劲地加速，结果所学的知识成了“夹生饭”。这个教训使他领悟到：片面求快不符合读书的辩证法。后来，他就宁肯比在学校里学得慢些，练习做得多些，用五六年时间才学完了高中课程。看起来，高中课程学得慢了一些，但因为学得扎实，所以给后来学习大学课程带来了方便。到清华大学没多久，他就听起了研究生课程。朱熹在《同学录》中写道：“读书之法，谓始初一书费十分功夫，后一书费六分，又后则费四五分矣！此即所谓势如破竹，数节之后，迎刃而解。”这是治学的一条规律。刚开始读书，由于自己的知识底子薄弱，必须先打好基础。打基础就得一板一眼实实在在，宁肯多花点时间，多使些力气。基础打牢了，在上面盖房子就快了。如果一味贪快，基础打得不牢靠，到头来还要返工，那就得不偿失了。10、斯蒂夫.艾伦谈怎样欣赏名著在学校里，我们学会人类所完成的一项最了不起的也是最困难的技巧——怎样阅读。我们每个人都遇到过这样的事：读老师指定的书。老师指定读《白鲸》，我不喜欢它，我没有读，我以为我赢了。可实际上，我输了。我换去了阅读名著本应得到的有益的东西。后来，我还是读了它，渐渐喜欢起《白鲸》来，而且每读一遍，我都发现一种新的乐趣。什么是名著呢？名著就是这样的书——哪怕只是一瞬间，它都会使你从中感受到一部分生活的意义。名著的能够经受住时间考验的书，是世界上亿万读者多少年来为从中得到特别启迪而阅读的书。不是很多书都能经受住这种考验的。算一下自从人类第一次用凿子打制石器以来出版的所有著作，名著只占有其中极微小的部分——还不到总数的千分之一。只不过有几千部罢了。在这些书中，它牢固的核心则不足一百部。为什么你应该阅读名著，并且要学会欣赏它们哪？我提出三条充足的理由：第一、名著开阔你的眼界。第二、名著资助你成长。第三、名著帮助你了解生活，认识自己。最后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名著可以使你洞察自己的内心世界，这是从别处得不到的。可以肯定，你几乎能够从许多书中得到乐趣；但是，一部名著，旦你读进去了，它会把你带到更高的境界。我常听到人们说：“名著太难懂了，我啃不进去。”让我出些主意帮助你找开这个奇妙的世界。拿一本你常说要读的名著，然后按照下的建议去读吗!知道你正在读什么这是一部小说，剧本，还是传记或历史？要想知道这一点，查一查目录，读一读封面和前言，或者在《读者百科全书》中查一查题目或作者。不要躺在床上读我承认读名著会是很难的，所以你必须思想活跃，器官敏锐。如果你躺在床上读，你就想睡觉，那么当你开始打瞌睡的时候，你就会埋怨那本书。不要被众多的人物所左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卡尔马卓夫兄弟》一书中抛出了50多个主要人物，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的第一章中用了22个又长又复杂的名字。使你脑袋发胀。这时，不要急着往前翻，坚持看下去，渐渐地，这些人物就会变得清晰。你会觉得和他们在一起，就像和你的老朋友在一起一样。你记得你的许多朋友，在结识前也是陌生人。给作者一个机会不要过早地说“我看不懂”，要坚持读完。有时也许是你对你要读的那本书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我啃柏拉图的《理想国》一共啃了三遍，才看懂。如果你认真看了但确实看不懂，你就把它入到一边，搁一天或一年，先去读另一本书。大段大段地读别小口小口地啃，你读的句子越长，你就越能进入书的节奏和感情，从中得到的乐趣也就越大。读作者读的书例如，莎士比亚为了写《尤力斯.凯撒》、《仲夏夜之梦》，曾仔细阅读了诺斯的《蒲鲁塔克传记集》的翻译本。任何一个作家都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产物。了解当时的历史、作家及其他人所面临的问题和他们的态度会帮助你理解作家的观点。作家的观点不一致。没关系，起码它使你思考。阅读有关作者生平的书你对作家的个人经历知道得越详细，你就越明白他为什么写他所写的作品。你就会开始明白隐藏在作家作品中的自传性的花絮。一个作家不可能暴露自己。我们关于莎士比亚的大部分猜测都是从他的剧作中找出的线索。重读一遍所有名著都以得起反复读。你读完一本书后，如果很感兴趣，又不完全懂，那么立即重读一遍。你会发现更多的东西。如果几年前你读过一部名著并且喜欢它，就再读一遍。书里还有那么多的东西要告诉你，你简直不会相信这是同一本书。不要只把你的脚尖浸在名著这潭深水中，要跳进去。像前面一代代聪明的人类一样。你会觉得自己的灵魂深处被那些历史上最有天赋的作家的思想和洞察力鼓舞着。11、夏丐尊由精读一篇向四面八方发展著名语言学家夏丐尊先生提倡过一种读书方法：把精读的文章或书籍作为出发点，然后向四面八方发展开来，由精读一篇文章带读许多书，有效地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夏丐尊先生举阅读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为例：这篇文章是晋朝人写的，如果想知道这篇文章的地位和晋朝文学的情况，就可以去翻翻中国文学史；这篇文章体现了一种乌托邦思想，而英国的莫尔写过一本叫《乌托邦》的书，又可以对照起来读；这篇文章属于记叙文一类，如果想明白记叙文的格式，就可以去翻看有关记叙文写法的书；另外，如果想知道作者陶渊明的为人，还可以去翻《晋书?陶潜传》。如此这般，可以由读一本书引出一大串来。夏丐尊先生自己就是经常这样读的。12、伍尔芙夫人的读书法伍尔芙夫人(1882—1941)，英国作家。其读书有两个步骤：第一步是尽量敞开胸怀，来容纳作者给自己带来的无数印象；第二步是比较与判断。第二步比第一步复杂得多、困难得多，必须经过广泛的阅读，有充分的理解力和很好的记忆力，才有可能进行生动有力的比较。更难的是对作品作出确切的评价，指出它的失败与成功，哪一部分是它的优点，哪一部分是它的缺陷。对这两个步骤，伍尔芙夫人形象地比喻为当“朋友”与当“法官”。当“朋友”是为了解书的内容，获得印象。但这仅仅完成了阅读过程的一半，就此止步是不行的。要想从阅读中得到充分的收获，还必须作进一步思考和判断。初步的印象有时并不可靠。当人们拿一本书与别的书比较时，意味着态度已经有了变化，从前是作者的朋友，现在则想当一名法官。我们同样也不能太严厉。但有些读物是例外。对那些伪书、劣书、坏书，对它们的审判必须严厉。在评价一本书时，最好把它与同类著作中的最佳作品作比较，不仅能使之优劣分明，还能使那些优秀作品相得益彰，给我们留下更深的印象。(摘自《知识文库》)13、王力先读序文和凡例一本散溢着油墨清香的新书，一般读者拿到手，往往迫不及待地跳过目录，直接读起正文来。可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北京大学教授王力却不是这样，他拿到一本书后总是一丝不苟地先读序言和凡例。有些书的序言装在书末。他就把序言提到前面来读。王力教授为何如此看重读序呢？在一次与北大研究生的谈话中，他举了个简单的例子：譬如研读我国第一部用近代理论研究古汉语规律的著作《马氏文通》，如果不读序，用传统汉字学的眼光看正文，就很费力，甚至不知所云。反之，如果我们先读序，则序里的一句话“会集众字以成文，其道终不变”就会使我们明白，许多单词集合起来组成文章，语法有其稳定性。序里还说：“字之部分类别，与夫字与字本配成句之义。”意思就是研究语法，首先要分清词类，然后再看这些词跟其他词怎么搭配成句子。了解了这些，读正文时就会得到指导，感到方便。因此，王力教授特地强调说：“序例常常讲到写书的纲领、目的，替别人作序的，还讲书的优点。凡例是作者认为应该注意的地方。这些我们切勿忽略。”他要求研究生们重视阅读序文和凡例。这样往往能首先在总体上把握全书的特点和大致内容。此后，再去具体阅读各个章节。14、顾炎武自督读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个家喻户晓的名言，是由明末清初的爱国主义思想家、著名学者顾炎武最先提出的。顾炎武自幼勤学。他6岁启蒙，10岁开始读史书、文学名著。11岁那年，他的祖父蠡源公要求他读完《资治通鉴》，并告诫说：“现在有的人图省事，只浏览一下《纲目》之类的书便以为万事皆了了，我认为这是不足取的。”这番话使顾炎武领悟到，读书做学问是件老老实实的事，必须认真忠实地对待它。顾炎武勤奋治学，他采取了“自督读书”的措施：首先，他给自己规定每天必须读完的卷数；其次，他限定自己每天读完后把所读的书抄写一遍。他读完《资治通鉴》后，一部书就变成了两部书；再次，要求自己每读一本书都要做笔记，写下心得体会。他的一部分读书笔记，后来汇成了著名的《日知录》一书；最后，他在每年春秋两季，都要温习前半年读过的书籍，边默诵，边请人朗读，发现差异，立刻查对。他规定每天这样温课200页，温习不完，决不休息。15、读书使人充实——培根论读书读书使人充实，讨论使人机智，笔记使人准确。因此不常作笔记者须记忆力特强，不常计论者须天生聪颖，不常读书者须欺世有术，始能无知而显有知。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人的才智一旦遇到窒碍，读书则可使人顺畅。如智力不集中，可令读数学，因演题需全神贯注，稍有分散即需重演；如不能辨异，可令读经院哲学，因为这些人皆吹毛求疵之人；如不善求同，不善以一物阐证另一物，可令读律师之案卷。如此头脑中凡有缺陷，皆有特药可医。16、爱因斯坦读书三法有一回，一位搞哲学的同志到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家拜访。走进书房，发现书架上排列着不少外国古典文学名著，案头还放着一本夹着纸条的《莎士比亚戏剧选集》，他好奇地问：“您看那么多的外国小说干嘛？”王亚南饶有风趣地说：“借用你们搞哲学的一句行话，叫‘相互渗透’。我喜欢看外国小说，正是为了搞文科的‘相互渗透’呀！”王亚南认为，搞学问不能单打一。他以马克思的博学多才为例说：“《资本论》是一座庞大的知识宝库，不仅有经济学理论，还包含了丰富的哲学、历史和文学的知识呢。马克思对古希腊神话及后来莎士比亚等人的著作非常熟悉，他准确自如地引用其中的典故来表述自己的经济学现点，把非常枯燥的经济问题谈得别有兴味。而且通过小说所描绘的内容，可以从不同侧面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从而认识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如果对追杀恶魔的西波亚斯或被人骂为水獭的瞿克莱夫人一无所知，连臭名远扬的夏洛克也不知是何许人也，要想完全啃动《资本论》是比较困难的。”“相互渗透”，是王亚南治学取得成就的重要方法。他10岁丧父，家境不济。他深知求学之不易，加之素有救国抱负，所以读书十分勤勉。他读书的面比较宽，进大学后他学的是教育，但他还以中文、英文为辅系，同时修习这两系的课程，付出了双倍的精力和时间。后来，他又花了很多时间研读历史，并精通了德语、英语、日语、法语、俄语。这样，他掌握了文、史、哲、经等方面的精深知识，为以后在经济学领域取得成就奠定了深厚的基础。17、巴金的读书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