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读还必须与深思结合起来。读书不仅是要多获知识，而且应深入思索，发现疑难，加以解决，此即所谓读书得间，也就是所谓有心得。朱熹在这方面有精辟的论述，他说：“读书始读未知有疑，其次则渐渐有疑，中则节节是疑；过了这一番后，疑渐渐解，以至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又说：“学者读书，须是于无味处当致思焉。至于群疑并兴，寝食俱废，乃能骤进。（《宋元学案》卷四十八“晦翁学案”）读书发现疑难问题之后，最初往往感到迷闷，未必即能解决。这就需要利用已有的知识，以比勘、联想的方法，寻找线索，深入追踪，再多看资料，多方论证。自己最初的假设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也可能是部分对部分错的。这样，如剥蕉叶，如解连环，一层一层的深入下去，常能发前人之所未发，获得可靠的创见。这种探索是很费力的，解决一个问题，往往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但一旦获得解决，也是很大的快乐。古人治学，在这方面也有不少经验之谈。汪中说：“记诵之学，无过人者，独于空曲交会之际以求其不可知之事，心目所及，举无疑滞，钩深致隐，思若有神。”（刘咸炘辑《汪容甫遗文?与达官书》）恽敬也说：“夫古人之事往矣，其流传记载，百不得一，在读书者委蛇以入之，综前后异同以处之，盖未有无间隙可寻讨者。”（《大云山房文稿二集》卷二《陶靖节集书后》）他们所说的要“于空曲交会之际以求其不可知之事”，要“委蛇以入之，综前后异同以处之”，也就是阎若璩所谓：“古人之事，应无不可考者，纵无正文，亦隐在书缝中，要须细心人一搜出耳。”（《潜邱札记》卷二）这就要求学者既有广博的知识，又有丰富的联想，观察锐敏，思路灵活。治学者如果只知道深入探索，还是不够的，同时，又要求能站得高，看得远，从大处着眼。黄庭坚说，陈师道“读书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脉络”。（《后山诗注》卷首王云题记）所谓“知天下之脉络”，就是要求有远见通识。司马迁说自己写《史记》要“通古今之变”，也就是这个意思。我常对所培养的魏晋南北朝史专业研究生说：“你们研究的专业虽然是魏晋南北朝史，但是你们如果局限于这个范围之内，魏晋南北朝时期中的许多问题，你们还是难以探索深透，必须上溯先秦、两汉，下贯唐宋，才能看得更深、更远、更透彻。”古人治学的良好经验与方法，可以给我们许多启示，但是还必须通过自己的长期实践，才能体会到其中甘苦，“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我曾经写过一首《夜读》诗，自述读书治学之经验。少时伫兴亲书卷，如向深山踽踽行。触眼峰峦乱稠叠，回头脉络尽分明。九原随会犹能作，并世扬云敢互轻？后世视今今视昔，夜灯下笔悟平生。解放后，我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知道只有运用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才能对许多学术问题做出更为科学的论断。不过，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结合丰富的资料，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分析问题，还是很不容易的。我在这方面学习的还很不够，应当继续努力。（缪钺先生（1904-1995），字彦威，江苏溧阳人，1904年12月6日（清光绪三十年甲辰十月三十日）生于直隶（今河北省）迁安县，北京大学文科肄业。建国前后，先后任河南大学、广州学海书院、浙江大学、华西协合大学、四川大学教授，1995年1月6日逝世于成都。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学与文学、唐宋文学、诗学、词学、古籍整理、中国古代思想史等领域均有建树，著有《元遗山年谱汇纂》、《中国史上之民族词人》、《诗词散论》、《杜牧诗选》、《三国志选》、《读史存稿》、《杜牧年谱》、《杜牧传》、《冰茧庵丛稿》、《冰茧庵序跋辑存》、《灵溪词说》（与叶嘉莹教授合著）、《词学古今谈》（合著）、《冰茧庵剩稿》等。）10，余秋雨：读书建议一、尽早把阅读当做一件人生大事阅读的最大理由是想摆脱平庸。一个人如果在青年时期就开始平庸，那么今后要摆脱平庸就十分困难。只有书籍，能把辽阔的空间和漫长的时间浇灌给你，能把一切高贵生命早已飘散的信号传递给你，能把无数的智慧和美好对比着愚昧和丑陋一起呈现给你。区区五尺之躯，短短几十年光阴，居然能驰骋古今，经天纬地，这种奇迹的产生，至少有一半要归功于阅读。如此好事，如果等到成年后再来匆匆弥补就有点可惜了，最好在青年时就进入。二、要把阅读范围延伸到专业之外阅读专业书籍当然必要，主要是为了今后职业的需要。鲁迅说：“这样的读书，和木匠的磨斧头、裁缝的埋针线并没有什么分别，并不见得高尚，有时还很苦痛，很可怜。”（《读书杂谈》）生命的活力，在于它的弹性。大学时代的生命弹性，除了运动和娱乐，更重要是体现为对世界整体的自由接纳和自主反应，这当然是超越专业的。现在很多大学都发现了学生只沉陷于专业的弊病，开设了通识教育课，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但同样作为一门课程，即使通识教育也保留着某种难于克服的狭隘性和被动性。因此不管功课多重，时间多紧，自由的课外阅读不可缺少。更何况，时代的发展使每门专业的内在结构和外部界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没有足够的整体视野，连专业都很难学好。三、先找一些名著垫底大学生的课外阅读，是走向精神成熟的起点，因而先要做一点垫底的工作。垫什么样的底，就会建什么样的楼，因此尽量要把底垫得结实一点。时间少，要寻找一种省俭方式。最省俭的垫底方式，是选读名著。名著因被很多人反复阅读，已成为当代社会词语的前提性素材。如果不了解名著，就会在文化沟通中产生严重障碍。名著和其他作品在文化方位上是不平等的，它们好像军事上的制高点，占领了它们，很大一片土地就不在话下了。对于专业之外的文化领地，我们没有时间去一寸一寸占领，收取几个制高点就可以了。四、名著读不下去也可以暂时放下即使是一位熟悉的师长很有针对性地为我们开了一份必读书目，书目里的名著也有读不下去的时候。读不下去就放下，不要硬读。这就是非专业阅读的潇洒之处。这么有名的著作也放下？是的，放下。因为你与它没有缘分，或许说暂时无缘。再有针对性的书目也只考虑到了你接受的必要性，而无法考虑到你接受的可能性。所谓可能，不是指阅读能力，而是指兴奋系统，这是你的生命秘密。别人谁也不会清楚。五、有一两个文化偶像不是坏事在选读名著的过程中，最终会遇到几部名著、几位名家最与你情投意合。你着迷了，不仅反复阅读，而且还会寻找作者的其他著作，搜罗他们的传记，成为他们的崇拜者。我的一位朋友说他一听到辛弃疾的名字就会脸红心跳，我在读大学时对法国作家雨果也有类似的情景。这就是平常所说的偶像。偶像的出现，是阅读的一个崭新阶段的开始。能够与一位世界级或国家级的文化名人魂魄与共，真是莫大的幸福。然而更深刻的问题在于：你为什么与他如此心心相印？不完全是由于他的学问、艺术和名声，因为有很多比他学问更高、艺术更精、名声更大的人物却没有在你心底产生这样强烈的感应。根本的理由也许是：你的生命与他的生命有某种同构关系，他是你精神血缘上的前辈姻亲。暗暗地认下这门亲，对你很有好处。六、青年人应立足于个人静读青年人读了书，喜欢互相讨论。互相讨论能构建起一种兴趣场和信息场，单独的感受流通起来了。但是总的说来，阅读是个人的事。字字句句都要由自己的心灵去默默感应，很多最重要的感受无法诉诸言表。阅读的程序主要由自己的生命线索来联接，而细若游丝的生命线索是要小心翼翼地打理和维护的。这一切，都有可能被热闹所毁损。更何况我们还是学生，即使有点肤浅的感受也不具备向外传播的价值。在同学间高谈阔论易生意气，而一有意气就会坠入片面，肤浅变得更加肤浅。就像看完一部感人至深的电影，一个善于吸收的观众，总喜欢独个儿静静地走一会，慢慢体味着一个个镜头、一句句台词，咀嚼着艺术家埋藏其间的良苦用心，而不会像有些青年那样，还没有出电影院的门就热烈谈论开来了。在很多情况下，青年人竞争式的谈论很可能是一种耗散，面对越是精深雅致的作品越可能是这样。七、读书卡片不宜多做读书有一个经常被传授的方法，那就是勤奋地做读书卡片。读到自己有兴趣的观点和资料，立即抄录在卡片上，几个月之后把一大堆卡片整理一番，分门别类地存放好，以后什么时候要用，只要抽出有关的一叠，自己也就可以获得一种有论有据、旁征博引的从容。这种方法，对于专业研究、论文写作是有用的，但不适合青年学生的课外阅读。从技术上说，课外阅读的范围较大，又不针对某个具体问题，卡片无从做起，即使做了也没有太大用处，白白浪费了许多阅读时间。如果要摘录隽语佳句，不如买一本现成的《名人名言录》放在手边。但技术上的问题还是小事。最麻烦的是，做卡片的方法很可能以章句贮藏取代了整体感受，得不偿失。一部好的作品是一个不可割裂的有机整体，即使撷取了它的眉眼，也失去了它的灵魂。我不主张在课外阅读中做很多卡片，却赞成写一些读书笔记，概括全书的神采和脉络，记述自己的理解和感受。这种读书笔记，既在描述书，又在描述自己。每一篇都不要太长，以便对即时的感受进行提炼，把感受提炼成见识。八、有空到书店走走大学生的阅读资源，主要来自图书馆。但是，我希望大家有空也到书店走走。书店当然比图书馆狭小得多，但它是很有意思的文化前沿。当代人的精神劳作有什么走向？这些走向与社会走向有什么关系？又被大众接受到什么程度？解答这些疑问的最好场所是书店。崭新的纸页，鲜亮的封面，夸张的宣传，繁忙的销售，处处让你感受到书籍文明热气腾腾的创造状态，而创造，总是给人一种愉悦的力量。这种力量对读书人是一种莫名的滋养，使你在长久的静读深思之后舒展筋骨，浑身通畅。你可以关注一下畅销书排行榜，判断一下买书的人群，然后，也准备为自己选几本书。在书店选书与在图书馆有所不同，对于重要的书，你会反复考虑永久性拥有的必要性，于是在书架前进行了一次短短的自我拷问。你也许会较少犹豫地购买几本并不重要却有趣、可爱的新书，由此你对自己与书籍的奇异关系产生了某种疑问，这种疑问的每一个答案都让人开心。读书应该有量，同时又不限量。在青少年时期，什么样的阅读量与阅读范围是合适的呢？2003年5月，教育部颁布了《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新课标”增加了阅读和推荐书目，“新课标”对原有的语文教学大纲进行了修订与调 整，将中小学生的阅读与鉴赏放到了一个十分突出的位置，对阅读的数量、内容、质量以及速度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如小学生应达到的阅读总量不少于145万字；初中生应达到的阅读总量不少于405万字，应背诵优秀诗文240篇；高中生应达到的阅读总量不少于555万字。我们认为，“新课标”对阅读量的要求和范围的界定是比较合适的。但是，如果你喜欢读书，就不要给自己限量。从实用主义的观点出发，读书是文化资本的积累；从理想主义的观点出发，读书是心灵升华的过程，无论如何，都是多多益善。一些家长不鼓励孩子多读书，认为高考是第一位的。这种想法很片面。如果孩子不喜欢读书，考上大学又有何用？如果孩子没有养成读书的习惯，知识之源岂不断流？所以，书要多读，风物长宜放眼量。11，顾颉刚：怎样读书一个普通人走进了图书馆，看见满屋满架的书，觉得眼睛都花了。这是由于他对世界上的知识没有一方面是有特殊兴趣的所致。研究学问的事固然不必每人都参加，但是一方面的特殊兴趣确为任何人所不可少。譬如看报，有人喜欢看专题新闻，有人喜欢看小说文艺，也有人喜欢看商市行情。只要他能够有一件喜欢的，自然拿到了一份报纸就有办法。我们读书的第一件事，是要养成特殊方面的兴趣。有人读书，只要随便翻翻就抛开了。有人读书，却要从第一个字看到末一个字才罢。其实两种方法都有道理，但永久只用一种方法是不对的。因为我们可以看的书籍太多了，倘使无论哪一部书都要从第一个字看到末一个字，那么，人的生命有限，一生能够读得多少部书呢？但有几部书是研究某种学问的时候，必须细读的，若只随便翻翻，便不能了解那种学问的意义。读书的第二件事，是要分别书籍缓急轻重，知道哪几部书是必须细读的，哪几部书是只要翻翻的，哪几部书只要放在架上不必动，等到我们用得着它的时候才去查考的。要懂得这个法子，只有多看书目，研究一点目录学。我们的读书，是要借了书本子上的记载寻出一条求知的路，并不是要请书本子来管束我们的思想。读书的时候要随处会疑。换句话说，要随处会用自己的思想去批评它。我们只要敢于批评，就可分出它哪一句话是对的，哪一句话是错的，哪一句话是可以留待商量的。这些意思就可以写在书端上，或者写在笔记簿上。逢到什么疑感的地方，就替它查一查。心中起什么问题，就自己研究一下。不怕动手，肯写肯翻，便可以养成自己的创作力。几年之后，对于这一门学问自然有驾驭运用的才干了。我们读书的知三件事，是要运用自己的判断力。只要有了判断力，书本就是给我们使用的一种东西了。宋朝的陆象山说“‘六经’皆我注脚”，就是这个意思。再有两件事情，也是应当注意的。其一，不可以有成见。以前的人因为成见太深了，只把经史看作最大的学问；经史以外的东西都看作旁门小道。结果，不但各种学问都被抑遏而不得发达，并且由于各种学问都不发达，就是经史的本身也是不能研究得好。近来大家感到国弱民贫，又以为惟有政治经济之学和机械制造之学足以直接救国的，才是有用之学，其余都是无关紧装饰品。这个见解也是错误的。学问的范围何等样大，凡是世界上的事物都值得研究，就是我们人类，再研究一万年也还是研究不尽。至于应用的范围却何等样小，们所需要而走的。昨天需要的东西，今天不要了，就丢了。今天需要的东西，明天不要了，也就丢了。若是为了应用的缘故，一意在应用上着力，把大范围忘了，等到时势一变，需要不同，我们岂不是剩了两只手呢!我们不能一味拿有用无用的标准来判定学问的好坏；就是某种像是没有用的学问，只要我们有研究的兴趣，也是可以研究下去为我们所用的。其二，是应该多赏识。无论哪种学问，都不是独立的，与它关联的地方非常之多。我们要研究一种学问，一定要对别种学问有些赏识，使得逢到关联的地方可以提出问题，请求这方面的专家解决，或者把这些材料送给这方面的专家。以前有人说过，我们研究学问，应当备两个镜子：一个是显微镜，一个是望远镜。显微镜是对自己专门研究的一科用的；望远镜是对其他各科用的。我们要对自己研究的一科极尽精微，又要对别人研究的各科略知一二。这并不是贪多务博，只因为一种学问是不能独立的缘故。我从前的读书虽然并不希望博洽，但确是没有宗旨，脑子里只有一堆零碎材料，连贯不起来。经过章太炎先生的提示，顿时激起我连贯材料的欲望。我想我的为学，无论治什么东西都可以见出它的地位，不肯随便舍弃，因此对着满眼都是的史料彷徨。但自己近情的学问毕竟还是史学，我就丢了其他勉力做史学。那时我很想做一部中国学术史，名为《学览》。粗粗定了一个目录，钉了二百余本的卷子，分类标题，预备聚集材料，撰写成丛书，现在看来，这种治学门径是对头的。顾颉刚（1893—1980）原名诵坤，字铭坚。江苏苏州人。著名的中国现代史学家、民间文艺学家。1913年考入北大预科，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本科哲学门，留北大图书馆任助教做编目工作。在工作期间，草拟出《重编中文书目的办法》，提出了拆散丛书编“书名目录”、进而提出“学派书目”和“分类目录”的见解，并建议编“待访书目”，这些建议对改进图书馆工作起了一定的作用。后历任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云南大学、中央大学等校教授，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主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新中国成立后，任复旦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等职。顾颉刚教授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古史辨学派的创建人，是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史学大师。主要论著有《古史辨》、《崔东壁遗书》、《当代中国史学》、《汉代学术史略》等。12，张国功：导读性书目的历史及其文化意义从浩如烟海的缥缃书卷中，遴选出一些经典性图书，进行编排与评注，使人们一生有限的阅读得以集中精力达到最大的收益，这是许多读书人持之以恒的梦想：一方面，读书的大众群体本能地渴望有一条便捷的道路来从学海苦读的困境中突围；另一方面，由于依赖丰富的学识修养、领袖群伦的学术地位与文化名人的声誉作后盾，惯有导师心态的文入学者们常常感觉自然地获得了某种“话语权力”，自信能够从迷茫的图书丛林中找出读书的路标。于是，导读性书目(又称推荐书目)的层出不穷，成了大众阅读史上的突出现象。、考察导读书目的内容及其产生的文化语境，是把握大众阅读史和读书生活史脉搏的有效方法之一。一、《书目答问》：古典学术时代读书人的“共同知识范畴”现在所见最早的推荐书目，是被后人称作“唐末士子读书目”的敦煌遗书伯2171号。此后著名者又陆续有元代程端礼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明代陆世仪在《思辨录》中所开的《十年诵读书目》、《十年讲贯书目》与《十年涉猎书目》；清代李颐的《读书次第》、龙启瑞的《经籍举要》等。但导读书目真正在社会上产生重大影响，则是自晚清这一转型时代开始。清代乾嘉之时，治学先治目录，读书必懂版本，在学人群体中成为时代性风习。与此相关的学术门类如目录学、辑佚学、校勘学、辨伪学等，在时代潮流中顺势跃居为显学热门。其中尤其以“条其篇目，撮其旨意”为追求的目录学传统，在这种学术背景下得到了巨大的弘扬。除了以《四库总目》为代表的国家公藏图书总目和大批方志类书目外，私藏书目大量涌现是当时突出的现象之一。诸多藏书家将其收藏的书籍著录于簿，使图书书名、作者等内容悉数具存，同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使一代图书流传状况与学术发展情况昭然若见。而与这些以详尽著录私藏图书情况为内容的书目不同，在清末的光绪元年(1875)，一部以指导广大读书人“窥门径”为宗旨的导读类书目问世了，那就是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作为一种导读性书目，《书目答问》至少有下列数点值得我们思索：第一，从目录学的角度看，《书目答问》在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之外，另设丛书、别录两大类目，这是传统图书分类法在延续很长时间后的一次重大突破，有其重要的目录学意义；从学术史的角度讲，张之洞在书目中对清代著述多有列举，充分反映出了他所处的“当代”学术史的基本风貌。谈到《书目》对学术史的贡献，张后来颇为得意，他在与王懿荣的书札中说：《书目》“其去取分类，即偶加注记，颇有深意，即是无数语言，非仅止开一书单也”——张所强调的正是它“非仅止开一书单”的学术价值。但就《书目》本身的初衷与基本性质来说，它是一份典型的为中国传统士子的读书生活进行导读的清单。张在信中同时说自己刊《书目》目的是“意在开扩见闻，一，指示门径……”他明确强调《书，目》所示对象不是藏书家而是“读书家”——尤其特指初学者。第二，《书目答问》这份导读书目的存在与成功，是当时特定的文化学术语境的产物。《书目》问世以后，在晚清；民国这一近现代学术史上产生了至深的影响。多数学者把它视为继承《四库提要》而又别开生面、后出转精的重要著作。《书目》问世后很快就风行海内，数次印行，并且出现了多种翻刻本。李元度说，当时的读书人家中几乎是“家置一编”。史学家陈垣先生以《书目》为“读书门径”，到晚年回忆说，自己之所以对四书五经之外的学问产生兴趣，就是得力于《书目答问》的指导(《励耘书屋问学记》)。鲁迅，这位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批判者也坦陈：“我以为倘耍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去。”(《而已集?读书杂谈》)1923年，胡适应清华学校学生之请开列《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书目答问》列在首位。在这个西学东渐风潮尚未完全触动旧学传统学术构架，中国古典学术形态向现代学术形态刚刚转型的时代，尽管蔚为大观的清代乾嘉考据学术高峰已经孕育了为中国古典学术“掘墓”的因子，在晚清的学术中已经出现了与本身学术相冲突甚至质疑的新萌芽，但乾嘉学术高峰作为中国古典学术回光返照式的景观，仍然保持着它内在理路的相对完整性、自足性，仍然处于对学术构架进行修补维护、弥缝补罅的阶段而还没有走到“范式革命”的地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份为知识分子群体普遍推许的导读性书目才有它产生的语境。张之洞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导引、规范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群体在传统知识世界轰毁前夜的读书生活和思想塑造；，《书目问答》中所胪列出的两千二百多种书籍，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一百年前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共同知识范畴”，一份清代这一中国古典学术高峰期基本知识的“最大公约数”式的清单。它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清楚地印证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用传统经学为主体构筑起的学术世界，在晚清仍然在相对稳固地运行着它的轨迹。第三，张之洞作为一位进士出身，有着翰林院编修与“国朝通儒”身份，以洋务影响、主宰晚清朝政长达数十年的一代名臣，加上他在晚清中兴时代在文人士子群体中赢得了难得的“清流派”声誉，使他的导读性书目有着足够的权威性与导向性。加上自始至终地协理他完成《书目》的缪荃孙(《书目》是否由缪操刀代笔，至今仍是一大众说纷纭的学术公案)，为当时重要的藏书家与问学精深的版本校勘学者，对书目的合理性与科学性进行了严格的把关。这使得《书目》在社会影响面与学术可靠性这两方面达成了完美的一致。——“合则双美，离则两伤”，书目开具者自身的社会地位与书目本身内在的科学合理性，是书目得以产生重大影响的关键。从学术史的意义上说，《书目》是中国古典学术阶段影响最为深远的导读性书目之一。它的存在，为此后绵延迭出的导读类书目，确立起了历史性的范例。二、1020年代的导读书目景观与复古时风到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近现代，中国读书人的生存空间开始发生意味深长的变化：科举制度的废除、教科书的变革、西学东渐等社会风潮，大大地影响了似儒家人文经典为主要内容、以科举功名为最后目的、以皓首穷经为至高典范的传统读书方式。在这样一个苍茫末世，读书人的读书问学生涯也显得惶惑起来。在复古风气的急剧回潮之下，文人学者开列国学书目成了二三十年代的时髦之事：—方面，一向像板块一样稳固神圣的国学，在时代的动荡中开始遭遇到了现实的质疑，新旧更替的时代冲突使得乱世中的读书人价值观念顿时轰毁，一时茫然无措，一向赖以安身立命的读经迫切需要指点引路；另一方面，心怀启蒙意识的精英士子仍然没有放弃惯有的好为人师的信念，一直试图为时代价值导向、大众读书风尚的确立有所担当。开列国学书目，遂凸显为时代性的景观。1920年，胡适开列出了《中学国故丛书》，列举出了包括《诗经》、《战国策》、《马致远作品集》等在内的31种古籍供中学生阅读。1923年，他应清华学校学生之请，开出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周学书目》，收录图书共190种。?在这个书目上列有《九命奇冤》、《三侠五义》等通俗小说，对此梁启超马上作出反应，他对胡适说：我便没有读过这两部书。梁直言不讳地指责胡的书目“挂漏太多”、“博而寡要”。后来胡适将它修订精简成了《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值得一提的是，其上就有他自己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章实斋年谱》以及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一为了弥补胡适的不足；1923年梁启超应《清华周刊》记者之请，用三天时间开出了含有160种图书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后来他又为“校课既繁，、所治专门”的青年学生精简成了《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共包括国学图书20余种。梁启超的书目很‘陕招致了才子梁遇春的讥诮寸“梁启超先生开个书单，就说没有念过他所开的书酌人不是中国人，那种办法完全是青天，白日当街杀人刽子手的行为了。”1924年，国学大师章太炎在《华国月刊》上刊出《中学国文书目》，列出书名39种。书单上有一些图书明显地相对偏僻，如王应麟之《困学纪闻》；玉通之《文中子》；《清服制图》等。1925年，历史学者顾颉刚开出了《有志研究中国史的青年可备闲览书目》。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历史地理与民俗的顾颉刚似乎特5U推重游记的“闲览”之用，在这份书目的14种图书中有《大唐西域记》、《元，秘史》、《洛阳伽蓝记》、《马可?波罗游记》、《徐霞客游记》、《西秦旅行记》、《南洋旅行记》等。再越—年，周录学家汪辟疆列举出了国学基本书目135种。在其中，他特意设立“纲领之部”，列出《汉书，艺文志》、《史通》等书30种作为了解群籍的纲领。、在此前后，著名的书目还有林语堂的《国学书十种》、吴虞的、《中国文学选读书目》、汪辟疆的《读书举要》、李笠《国学用书撰要》、支伟成《国学用书类述》、曹功济《国举用书举要》、陈钟凡《治国学书目》、杨济伧《治国学门径书》、上海国学书局《国学书目提要》等。据南京大学徐雁平在其博士论文《整理国故与中国文学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待出)中统计，1919至1937年；国学书目计有41种之多。国学书目迭出这一时代风尚在1925年达到了它的高潮——这从这年的文化氛围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年头与岁、尾可以看出：它以1月4日北方报刊重镇《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开始，以北洋政府教育部明令从初小四年级开始“读经”而结束。而由于鲁迅就“青年必读书十部”问卷交上一份“白卷”并在附注里写下了那句著名的表白：“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引发了一场巨大的“文化地震”，“青年必读书”成为影响最大的书目事件。概括地说，对鲁迅在“青年必读书”事件中的表现，批判者持“激进”说对其质疑；而为之辩护者则持“片面的深刻”的“策略”说和“特定对象与内容”说(鲁迅1932年为许寿裳之子、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学生许世瑛开列书目，其中多有精深冷僻的恫籍)。从事件出发指责鲁迅为激进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者，无法解释他对中国国学与传统文化的深情迷恋、广泛阅读与深厚修养；举出各种理由来为鲁迅的“偏激”进行辩护者，却无法解释鲁迅本人1926年底所说主张青年少读或不读中国书，“乃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决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愤激之辞”(《坟?写在{坟)后面》)。也许即使经过长时期的论辩，这也不会达成统—的理解。值得我们大注其意的是鲁迅对“青年必读书”这样的“命题作文”的态度。他在“青年必读书”征求表上的措辞是令人深思的。“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就其内在的深意来说，清楚地表明了先生对开具各式各样的书目——无论是神圣的国学书目还是时髦的西学书目——的合理性与可信性心存疑虑。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新旧文化拉锯式反复回还的时代，一个新文化运动呐喊刚过而很快就“潮打空城寂寞回”的时代，一个相对稳固的传统知识世界早巳“王纲解纽”而新的知识地平线陷于“百家争鸣”、”众语喧哗”的时代，要拿出一份作为“公共知识清单”的书目——尤其是为思想不稳定的青年群体开具出一份代表、指导其读书生活“最大公约数”的书目，是—桩极为艰难甚至危险的13，辛德勇：研治古代文史的必备入门书籍——读黄永年先生著《古文献学四讲》　　研究论文问题讨论读史札记史籍整理学界动态研究综述学林春秋图书评论新书选介史林书话论著目录期刊索引吴简研究商周断代古籍下载资源　　导航数码文史访古纪行读史随笔试题讲义　　大东购书漫记(辛德勇)　　钝苦斋书话(孟彦弘)　　看似三易实不易--读《古文字学导论》(刘源)　　周一良先生与书(荣新江)　　购戴裔煊先生藏书杂感(李锦绣)　　玉木重辉《高昌国物语》简评(王素)　　研治古代文史的必备入门书籍——读黄永年先生著《古文献学四讲》(辛德勇)　　我淘得的《明代经世文分类目录》(郭润涛)　　述石印明万历刻本《观世音感应灵课》(辛德勇)　　开启唐史研究之门的钥匙——读黄永年《唐史史料学》随想(彭华)　　使君原是此中人——读《甲骨学五十年》(刘源)　　在现代社会中，从事任何一种职业都需要具备某些必备的基础知识，不然你无法入门。从事中国古代文史方面的研究，则首先需要对于古代文献具有相应的了解。道理很简单，历史已经远去，我们只能主要依靠古代文献的记载，来尽可能地接近和认识当时的面貌。所谓古代文史，包括历史、文学、哲学等许多领域，但严格说来都可以概括在泛义的历史学范畴之内，因为文学史、哲学史也都属于历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众所周知，史学家傅斯年是极力主张“史学即史料学”的。他在《史学方法导论》一文中曾经讲过：“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辞，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做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由于“史料是不同的，有来源的不同，有先后的不同，有价值的不同，有一切花样的不同”，所以所谓整理史料的方法（实际上也就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　　傅斯年的这种主张，现在有些人或许并不赞同。但是不管大家怎样看待历史学的性质和内容，不管研究者各自抱着什么样的历史观去从事研究，恐怕也都不能不承认，史料毕竟是史学研究最重要的基础；假如缺乏这一基础，一切古代文史研究都将无从说起。傅斯年在这篇文章中还具体归纳列举了“比较不同的史料”的几种主要类型，如“直接史料对间接史料”，“官家的记载对民间的记载”，“本国的记载对外国的记载”，“近人的记载对远人的记载”，“不经意的记载对经意的记载”，“本事对旁涉”，“直说与隐喻”，“口说的史料对著文的史料”，等等，这些都是从事一项史学研究不可避免地要遇到的基本问题，而要想哪怕是最一般地切入这些问题，就必须首先了解有哪些相关史料以及这些史料的特点。——所谓“史料学”就是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历史学基础分支学科。　　虽然在口头上似乎大家都能够认同史料学的重要性，可是在实际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却未必都能够很好地体现这一认识。　　譬如目录学和版本学是史料学中最基本的内容，可是现在的大学历史系却很少开设相关的课程，一般是开一门“历史文选”，只是教学生念念文言文，根本不涉及目录学知识。这种情况其实由来已久。5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周清澍先生，是深有造诣的蒙元史研究专家，他曾在一封信中，描绘了当年自己缺乏相关知识训练的情况。他写道，自己调到内蒙古大学任教以后，“经常出差来京，学校也附带给我采购书籍的任务。可惜我一点目录学知识也没有，只会买一些一看书名就知其内容的书。经过比现在研究生多若干倍的时间，完全出于偶然，看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中国丛书综录》、北京、北大、上海、江苏国学（今南京）图书馆等书目，才稍稍懂得点按目寻书的知识。为了在书店能随时决断应购何书，就必须熟记书名并知有几种版本及版本优劣等等”（此信公开刊载于《藏书家》第4辑）。北京大学历史系尚且如此，其他学校自然可想而知。几年前，有一位行将退休的老教授，也是毕业于著名学府且供职于著名的学术机构，曾私下向我咨询，谓听说有一部给古代传世文献做提要说明的书，如果书店有的话，让我顺便帮助买一本。——这位老教授想问的书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件事情完全可以证明类似情况的普遍性和严重性。　　周清澍先生说现在的研究生上学时就能具备相关版本目录基础，那可能是由于他在经历了长期暗中摸索之后，深知这些学问是入门的必备知识，于是开宗明义，就把它传授给了自己的研究生。如果是这样，只能说他自己的学生有幸，却并不能说明现在的一般状况。以我接触到的情况来看，目前大学本科生、硕士生乃至博士生的史料学素养，与上世纪50年代相比，总体上并没有多大变化。不然我们就不会经常看到有一些硕士、博士乃至教授、博导，在使用《西汉会要》、《十国春秋》、《续资治通鉴》、《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直至当今生人编纂的《清史编年》这样一些根本没有史料价值的著述来作为研究的依据了。　　要在学习阶段打好史料学基础，需要有合适的入门书籍。过去有些人是依赖清代乾隆年间纂修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但是它对于现在的初学者来说，显然过于繁难，而且无法利用它来了解乾隆年间以后的大量重要典籍，所以并不适用。清末张之洞撰著的《书目答问》，是专门为指导初学而开列的基本书目，选书虽大体精当，但只列书名，没有作者和内容的介绍，同样不宜于现在的学生用于初学。　　民国以来，出版过一些这方面的入门书籍，但是往往都是只侧重某一个方面，如朱师辙《清代艺文略》，仅成经部，且只叙述清代经学书籍（对于了解清代经学著述，这是一部很好的导读书，遗憾的是流传甚为稀少，现在连专门做清代经学研究的人都很少知道）；吕思勉《经子解题》，仅叙述上古经书和诸子书；柴德赓著《史籍举要》，王树民著《史部要籍解题》，谢国桢著《史料学概论》，陈高华等著《中国古代史料学》，黄永年著《唐史史料学》等，都仅仅是从狭义的历史学研究角度选择典籍进行介绍，目前还没有见到质量较高的全面介绍古代史料文献的目录书籍（朱自清《经典常谈》见识通达且文笔流畅，最便初学，遗憾的是当时是为中学生撰写，开列书籍太少，不敷学者入门之用）。最近鹭江出版社出版的黄永年先生著《古文献学四讲》，可以说是应从和满足了学术界长期以来的迫切需要。　　《古文献学四讲》是鹭江出版社《名师讲义丛书》中的一种。顾名思义，都是用以教授过学生的讲义。黄永年先生这“四讲”，包括“目录学”、“版本学”、“碑刻学”和“文史工具书简介”四种讲义。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在西安随史念海先生读书时，史念海先生要求必须去听完黄永年先生开设的上述几门课程。史念海先生当时特别讲到，不听好黄先生这些课程，就无法掌握读书做学问的门径。所以这本《古文献学四讲》都是我听过的课程的讲义，当年油印向学生发放过。黄永年先生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善于演讲，授课神色生动，把这些一般人看来枯燥单调的课程讲得妙趣横生，牢牢吸引我如饥似渴地听完了各门课程。后来我能够在学术上尝试着做出一点研究，首先就是依仗这些课程所打下的最重要的基础。由于自己基础较差，许多授课内容，一下子不能很好理解和记忆，工作后就仍一直把讲义放在手边，随时翻检查阅，不断加深掌握和理解。现在读到正式出版的讲义，既亲切，又兴奋，引发了一些感想。　　打好基本功，这是黄永年先生在授课和治学中一贯强调的基本看法，这也是他教授学生时首先要讲授上述课程的原因。他曾针对时下学术界一些人毫无根基地胡乱著书立说的情况，举述其中典型的荒唐例证，撰写过几篇文章，希望引起大家的注意（如《还是要倒好基本功》等，多已收入先生随笔集《学苑零拾》）。学术研究的基本功包括很多内容，在史料学方面，我想最重要的包括如下三个方面，一是注重传世文献，强调读常见书；二是要尽可能深入地掌握基本史料的内容和性质；三是要尽可能广博地多了解各类史料的内容和价值。　　谈到重视文献资料，在实际研究工作中存在两种不同路数。一派特别强调寻找从未被人利用过的资料，尤其是地下地上新发现的史料。论者往往引据陈寅恪先生的话，谓“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甚者且谓学术之每一新进展，必定要仰赖于新材料之出土。另一派则是强调读传世基本文献，当代著名代表性学者如顾颉刚、余嘉锡等均是如此。据先师史念海先生讲，当年顾颉刚先生向他传授的读书门径，就是以读常见基本史料为正途，要把从人所共知的基本文献中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见解，作为治学的基本功夫，顾颉刚先生称此为“化腐朽为神奇”。　　学术研究，各自有所偏好，存在不同的路数，所谓“各遵所闻”，本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前一派援依陈寅恪先生的说法为其张目，却未必尽合乎陈氏本意。看一看陈寅恪先生的主要学术贡献全在于使用两《唐书》、《通鉴》等最大路的史料，就可以明白，陈寅恪先生本人并不特别依赖所谓新材料来做学问。陈垣先生有相当一部分研究，由于题目所需，是比较重视某些当时学术界相对生僻的史料的，陈寅恪先生的话出自他为陈垣《敦煌劫馀录》撰写的序言，是否带有某些应酬的成分，恐怕还需要结合他自己的研究来揣摩。我想在熟悉基本文献的基础上重视新出土资料，读常见书而知生僻书，这才是对待史料比较合理的态度。　　黄永年先生在治学上是师承上述后一派传统的，所以这部《古文献学四讲》，核心内容是传世基本文献的版本目录。常用文史工具书是读古书、做学问的一般工具，版本学、目录学是讲传世文献自不必说，所谓“碑刻学”，也不是像有些人可能理解的那样是讲述出土碑刻资料，而是讲授宋代以来的碑刻学知识传统，以便更好地利用这些叠经历代摩挲已成为传世文献组成部分的碑刻资料。黄永年先生在序论中说，他是鉴于时下“碑刻之学中衰”，而“专设碑刻学课程者几无所闻”的情形，才“为研究生开设此课，总结近半个世纪个人业余从事此学之所得，窃欲重振斯道，且使从学者开阔眼界，借免拘墟之诮而已”。可见其志趣与争竞观睹新见石刻碑版资料者亦判然不同，从本质上是把碑刻看作传统目录学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来加以阐释的。　　黄永年先生本人从青年时期起就收藏善本书籍和碑帖拓本，几十年间所得甚丰，早已是蜚声海内外的藏书名家，可是做学问却极力主张以读常见基本史籍为主。黄先生文史兼通，在历史研究方面，更强调要首先花大力气读正史。《古文献学四讲》书后附收了他撰写的三篇文章：《述》和《读唐刘濬墓志》，分别为研究版本和碑刻的实例；《我和唐史以及齐周隋史》则是其治学经历的简要叙述。在这篇自述性文章里，黄永年先生阐述自己对待史料的原则是，“撰写文章不依靠孤本秘笈而用人所习见之书，要从习见书中看出人家看不出的问题”；他说：“习见书如纪传体正史中未被发掘未见利用的实在太多了，再利用上几辈子也用不完。不此之图，光坐等孤本秘笈的出现，包括考古掘得新东西，岂非有点‘守株待兔’的意味。”在本书的“目录学”讲义部分，他也讲到：“想研究我国古代的文史以至哲学，必须懂得历史，读点史书。而史书中最重要的可作为第一手文献的，要首推这纪传体的《二十四史》。”纪传体的《二十四史》即传统所谓正史，这是把读正史置于整个古代文史哲研究的基础地位。重视基础，是为了掌握精髓。读书遵依主从次序，方可避免由终南捷径而堕入旁门左道。这种治学态度，应该是贯穿这部《古文献学四讲》的内在主旨，“四讲”内容的设置，都是服从于这一主张，读者不应只看具体的文献知识而忽略了它。　　因为是强调读常见基本史籍，所以首重目录学。此“目录学”既非研究图书编目之书籍分类体系，亦非研究书目分类体系变迁之目录学史，只是介绍有那些基本史籍及其内容构成和史料价值。不过要想在短短十几万字篇幅内，开列出经史子集各类古籍的要目来（如果说可以把清人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作为选书的基本依据，那么撰写这部“目录学”讲义需要考虑的范围，不仅增加了清代乾隆年间以后的大量著述，还多出小说戏曲一大门类），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撰作书目，求全固然甚难，但那是难在花费时间和功夫；而拔萃之难，则需要更高的学术素养，特别是通贯的学识。张之洞的《书目答问》过去一直为学者看重，主要也在其高屋建瓴的学术眼光上。　　《古文献学四讲》的“目录学”部分，在继承张氏神髓的基础上，立足于当今的学术视野和“五四”以来大量全新的学术认识，精心别择各领域内最基本的著述，选书比《书目答问》更精，分类更切合现代学术需要，叙述更注重学术发展的系统性，因此在很大范围内完全可以取代《书目答问》，作为研治古代文史的最基本入门书目。　　由于是入门书籍，要想从每一门类的大量著述中，选出最有代表性的著述来，就需要撰述者明了各门古代学术的发展脉络。《古文献学四讲》最精彩的地方，是通过简明扼要的叙述，阐明了相关的学术源流，在此基础上揭示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著述。　　比如经学是中国古代学术的核心内容，而传统的四部分类方法，往往只是按易、诗、书、礼等经书的类别来划分细目，以此准则来编纂著述总目固无不可，可是像《书目答问》这样的经籍入门书籍，依然大致遵用不改，就与其津逮初学的目的不尽相契合了。对此，黄永年先生认为，“我国所谓经学的时代性特别强，不讲清楚各个时代的经学趋向，就无法使人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经学著作”。所以他在讲义中独创一格，按照经学发展的起源、经今古文学、义疏之学、宋元经学、清人经学这样几个大的阶段，分别举述各个时期的经学名著。这样不仅使学生摆脱了目录学学习中孤立地死记书名、作者、内容的枯燥和艰涩，还可以通过目录学的学习，初步了解各类著述背后所相关学术源流。　　又如子部书籍中的思想文化性著述，在《书目答问》单列“周秦诸子”的分类方法的基础上，本书又将汉代以后的书籍分为“汉魏以下议论”、“理学”和“考证之学”三类，分别予以论列。具体每一类中讲述的内容，也都能提纲挈领，举重若轻。如讲清人考证，先举顾炎武《日知录》发其端绪，以知一代学风之本源；次举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王念孙《读书杂志》、俞正燮《癸巳类稿》与《癸巳存稿》，以见乾嘉汉学家考证之博大精深；最后以陈灃《东塾读书记》殿其尾，以反映考据学适应时代主流学风转移所发生的变化（即陈氏“已不拘乾嘉汉学之传统”）。　　其实强调读常见基本史籍的内在意义，正是为了全面、系统地掌握这些最基本的历史知识，作为治学的根基。所以除了如上一些比较系统的讲述安排之外，讲义中随处也都体现出这一思想。如集部讲文章选本，仅列三部书籍，为姚鼐《古文辞类纂》、张惠言《七十家赋钞》、李兆洛《骈体文钞》。姚鼐为清代桐城派古文家代表人物，所纂《古文辞类纂》撷历代散体之精粹，自然大多数人都会列举这部书，可是张惠言的《七十家赋钞》和李兆洛的《骈体文钞》，却一般不会被人想到。黄永年先生这样选择，是因为散文与骈文是古代文体的两大类别，一直相辅并行，不能像现在一般古代文学教科书那样，偏重散文而忽略骈文。事实上在清代桐城派最为盛行的时候，也从来没有能够独擅文坛，即使是在古文家之间，也一直有阳湖派与之相颉颃。黄永年先生在讲义中对此清楚交待说：“阳湖派之不同于桐城派者，是要兼采骈体使其文字更光辉充实。”由于张、李两家与姚鼐一样是采辑历代代表性文辞，读者自然可以由此入手，领略骈体精华，窥得骈文的流变。初学者胸中蓄此常识，并品味一些经典骈体文章，至少可以免却一谈起古人文章，便只知唐宋八大家散体古文的陋略，进而还能够明白唐宋以来的所谓古文运动，实际上在社会很大一个范围内，始终没有能够撼动骈文固有的位置。　　在学术发展的体系当中选择最有代表性的著述介绍给学生，让学生通过这些代表性著述来认识一个时代的学术风尚，在此基础上去采摘利用具体文献的史料价值，我体会这就是这部“目录学”讲义最大的特点和特别值得称道的水平与眼界所在。　　本书具体介绍每一种典籍所体现的学术深度，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书籍的类别归属，这是对于书籍基本内容和性质的认识。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册府元龟》。传统目录一向著录此书于类书当中，有人还把它与《太平御览》等并列为宋代“四大类书”。黄永年先生认为它“其实体制以及今天的用途都和会要相同”，因此便把它列在史部政书类当中。《册府元龟》自是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特别是唐代历史的重要资料，其价值不在《唐会要》及《通典》诸书之下，体例与分类编制政事的会要相同，而与采摘旧事轶闻辞章以供寻章摘句的类书却有很大差别，只不过历朝会要是汇集一代政事，而《册府元龟》是贯穿历代而已。旧时直至《书目答问》的目录，把它划归类书，实在不当；而前述今人水平较高的史料入门书籍如柴德赓著《史籍举要》，王树民著《史部要籍解题》，也都未加深究，仍旧沿袭前人成例，在举述政书要籍时未能列入此书。尽管后来居上，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但从中还是可以看出黄永年先生超越前人的学术见识。类似的情况还有明人王圻《续文献通考》，本是为接续南宋马端临《文献通考》而作，保存有丰富的珍贵资料，自然应当一如《文献通考》，列在政书类中，可是清人纂修《四库全书》时却无端贬斥其为“兔园之策”，降格打入子部类书之存目书籍当中，今此“目录学”讲义也恢复了它的政书地位。　　其次是应当尽可能深入地介绍每一种典籍的具体情况，让学生了解到最有价值的学术界研究进展，使其对于每一种文献，都能够获取准确的认识，并从中体会到对待文献典籍，不能简单地人云亦云；明白我们对于古代典籍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因此要养成探究的习惯和态度，在使用过程中随时对此予以关注。　　在这一方面，黄永年先生首先是在思辨对比的前提下，充分吸收了前代学者特别是五四以来学者的研究成果，如吕思勉、顾颉刚、陈垣、余嘉锡等人的研究，同时也在讲义中讲述了许多自己独到的研究看法。如章回小说《西游记》的作者，自胡适认定为吴承恩以来，早已成为通行的常识，近年虽有章培恒等人撰文否定胡适的说法，但仍不为一般人所接受。黄永年先生在讲义中根据自己的研究，谈到《西游记》最早的百回刻本应出自嘉靖初年，而此时吴承恩年仅二十出头，根本不可能写出如此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长篇巨制，从而从根本上推翻了胡适当年的观点。　　又如关于传世今本《孙子》十三篇的作者问题，旧题为春秋时吴将孙武所作，而叶适、全祖望、姚鼐直至钱穆诸人皆怀疑实际出自战国时人，或即出自齐将孙膑之手，而孙武可能是孙膑的本名。上个世纪70年代初，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同时出土了一批同于今本《孙子》的残简，和另外一些未见于今本《孙子》却明确涉及到齐将孙膑的《孙子》残简。今研究者普遍认为后者即《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齐孙子》，并定名为《孙膑兵法》；相应地推论，既然另有《孙膑兵法》，那么今本《孙子》就不可能再是孙膑所作，只能依传统说法，认定为春秋时吴将孙武所作。对此，黄永年先生则有不同看法，他认为，“战国的诸子书本不一定是本人所作，多数是治其学者所为”。因此，所谓《孙膑兵法》“即使真是孙膑所作，何以能断然说今本《孙子》便是孙武所作，难道不会是战国时另一些兵家所作。何况从《孙膑兵法》内容看也不像是孙膑本人作，其水平也远不如今本《孙子》。再则叶适、全祖望、姚鼐等提出的今本《孙子》多处与春秋时情况不符，主张今本为孙武作者并未能作任何否定（恐怕也无法否定），并未能翻掉叶适以来定的案”。所以“现在只能仍旧认为今本《孙子》是战国时的书，作者可能是本名孙武的孙膑，也可能是其他高水平的兵家”。尽管这样的看法还不能像上面讲的《西游记》的作者一样作为定案，但至少在目前情况下是一种比较全面的分析，依我看也是一种最合理的解释。通过这样的讲授，学生可以学习到对待历史文献的综合分析方法，摈弃简单的纯文本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　　对于历史文献价值的评价，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作为一种著述的撰著水平的评价，一是我们今天的使用价值，其中后者又可以区分为阅读价值和史料利用价值。过去的一些评价著述，往往将这几层价值混为一谈，不能切中实际情况。这部“目录学”讲义，在这几个方面都做了很好的区分和评价。　　如题为清人毕沅所撰《续资治通鉴》，讲义中评述说：“其中北宋部分尚好，元代较简略，总的质量不算高。”这是对于撰著水平的评价；又说此书“可供阅读而不宜引用”，这是对阅读价值和史料利用价值的不同评价。　　有些著述如清人周济的《晋略》，水平较高，得要领，有见识，有较高阅读价值，在后人重修的纪传体史书中颇有代表性，所以“目录学”讲义在二十四史之外的纪传体史书中列举了它，这样做是着眼于它的著述和阅读价值；但同时黄永年先生也清楚指出，此书“只是据《晋书》改写，并无史料价值，今天研究两晋史事不宜引用”。　　与此相反，有些书从著述角度看是很糟糕的，可是对于今天的研究确很有史料价值。如《永乐大典》，尽管四库馆臣早已指出其“割裂庞杂，漫无条理”，但现在还是有许多人非要称颂它是中国古代伟大的百科全书式著述，并且要效法故事，搞某某大典。其实《永乐大典》从著述角度看是无比荒唐的，纯粹是皇帝老子硬充风雅的产物，至于借由它保存下来大量明以前史料，那只是我们今天研究利用的史料价值问题，与《大典》编得好坏，根本不是一个范畴里的事情。黄永年先生在讲义中用很幽默的语言，评价了《永乐大典》的著述价值，说它“是一种将作诗用的每个字注有故实的韵书，加以无限制地扩大而产生的怪物”；由于它的编纂既愚蠢又荒唐，所以绝无阅读价值可言，现在“唯一的用处就是可以用来辑佚和校勘”。　　“目录学”讲义中对于史籍精彩的评价有许多，初学者要想很好地领略这些看法，阅读时胸中首先要区分开这些不同的评价角度。这也是对待所有历史典籍所需要具备的一种眼光。　　每一位学者都有自己比较擅长和熟悉的领域，在撰写这类文献入门书籍时，如何避免个人的专业色彩，跳开一步，尽可能从一个广博的视角来选择和介绍各种典籍，均衡地体现古代文献自身的内在体系，这对于作者学术视野的宽度是一个考验。而从读者角度来看，只有使用这样的讲义，才能打下宽厚而不是偏狭的文献学基础。　　黄永年先生虽然以治史为主业，但是对于古典文学也有很深的造诣，做过很多高水平的研究，如前述《西游记》的作者问题，就是其中之一；除此之外，他还广泛涉猎了经、史、子、集四部以及释、道要籍，所以这部“目录学”讲义并没有过分浓重的历史学色彩，有时甚至会为了整体均衡的需要而舍掉一些重要的历史典籍。例如诗文总集部分讲到《明文在》而略去了《明经世文编》，这是从文学史角度所作的抉择。因为《明文在》之编选着眼于文辞而《明经世文编》着眼于社会事务。作为初学的入门书籍，整个讲义篇幅有限，在二者不能兼顾的情况下，只能有所取舍。　　由此一例即可以看出，阅读这部“目录学”讲义，足以使读者打下广博的文献学基础，获得丰富的文献学素养。——其实这种广度正是学术素养深度的先决条件和它的一个侧面。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不断有人呼唤学术界要出大师，古代文史学界甚至有人想通过聚集青年精英办培训班的方式来造就养成大师，实际效果却不甚理想。大师的评判标准，人各不同，但是在古代文史研究领域，只知道自己特别关注的某一方面的文献史料而缺乏广博的文献学素养，恐怕是很难称为大师的。　　黄永年先生是当今顶尖的古籍版本学家，所以能够在这部篇幅有限的“目录学”讲义中，根据需要，信手拈来，三言两语地讲述出关系到文献实质内容的重要版本问题，这既是本书的特色，也是反映其学术水平和深度的一个重要侧面。如经部清人郝义行的《尔雅义疏》，谓此书“最初刻入《皇清经解》的和道光三十年陆建瀛刻本，都用王念孙删定的本子，咸丰六年杨以增刻本及同治四年郝联薇覆刻本方是足本，但王氏学识优于郝，所删定之本实胜过足本”。这与咸丰足本优于道光删定本的通行说法大不相同，这绝不是慑于王念孙大名所做的轻率推断，而是认真比较二者异同后（并撰写过研究文章）得出的结论。讲义中所有的版本讲述，都是这样有特别的考虑和需要，读来精义纷呈，俾益实用。　　从以上例证中可以看出，读书需讲究版本恰如选择书籍同等重要。而要想得心应手地选用得当的版本，还应当具备一定的版本学知识。《古文献学四讲》中的“版本学”讲义，就是这方面最好的入门书籍。　　版本学包括版本鉴别与版本史、“版本目录”这两大部分内容。前者讲版刻特点及其变迁，后者讲某一种古籍曾有过哪些版本以及这些版本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给初学者开设的课程，前者可以系统讲，而后者则只能开列一些基本书籍，供使用者检阅，没办法也根本没有必要逐一讲解。我过去听黄先生讲课，前后见过繁简程度不同的三个版本的油印讲义，这次收入的是最简单的简本。从目前的实际需要情况来看，选择这个简本作通行的讲义应该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大多数人只要通过这个讲义的学习，能够对于版本学知识有个最基本的了解也就可以了，要求太高达不到，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个别人若想对于版本学知识有更加深入的了解，黄永年先生另有《古籍版本学》一书即将出版面世，是在当年的繁本讲义基础上又做了新的增订。　　这部“版本学”讲义虽然比较简单，却很系统。其中很多问题都是黄永年先生第一次加以系统梳理。如谓明代文学上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促成了翻刻仿刻宋本古籍的需要，于是出现了仿宋浙本字体而又因印刷技术进展而呈规范化特征的嘉靖本字体，同时由于倡导其事的都是苏州的文人，于是使嘉靖本出现了地域上以苏州为中心向外传播，刻书者以家刻为主导向官刻、藩府刻、坊刻辐射的传播扩散方式。又如谓明万历本肇始于徽州商人，后随着徽商的活动而向南京、杭州等地传播，徽商刻书又常请苏州文人为其主持校勘，所以很快风行江浙并影响全国。等等。凡此，都是融汇各方面的历史知识来揭示版本学这门看似纯经验学科的内在发展因素。从中可以看出，较诸前人只是一一罗列版刻现象的著述，黄永年先生通过这些紧密结合当时社会历史状况的规律性认识，自然已经建立起科学的版本学学科体系。　　由于黄永年先生已有数十年的古籍收藏经验，所以他的这部“版本学”讲义，不仅有很好的学科理论建树，还有许多源自多年揣摩的独到见解。如宋代版刻有浙本、蜀本、建本三大系统，在版刻的字体上各有特点。浙本字体以欧体为主，这一点没有什么分歧。其余两个系统，前人普遍说建本多为柳体，蜀本多为颜体，其实多是陈陈相因，似乎并没有什么人真的深加考究。黄永年先生则凭借自己的书法功力和多年收藏、研究唐人碑拓的体会，指出建本多为颜体，蜀本是以颜体为主而撇捺长、利带有柳公权的笔意。——第一次讲清了宋代版刻的基本字体特征。讲义中类似的精彩见解还有许多，如清代前期的写刻本，过去讲版本的人往往称之为软体字，黄永年先生则将其划分为两类，一类如《全唐诗》、《楝亭十二种》，类似法帖中之晋唐人小楷，确实可以称之为软体；另一类如《通志堂经解》、《泽存堂五种》，字体不仅丝毫不软，而且点划方劲，与宋浙本和嘉靖本有相通之处，绝对不能用“软体”来概括和表述。　　眼下搞文史的人，懂版本的人越来越少。学生想学习，老师也不一定会讲。因此印行这部简明扼要且科学系统的讲义，已经是一种很迫切的需要。假如以后学习文史的学生，能够充分吸收了这部“版本学”讲义所提供的版本学知识，那么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当前引述古籍标注版本千奇百怪的混乱局面。　　按照我在前面的理解，可以把“碑刻学”视作对目录学中石刻史料的特别讲述。讲义分设“绪论”、“分类”、“拓本”、“史料”、“书法”五个专题，进行讲述。“绪论”讲碑刻学发展史、研究对象和领域，以及主要参考书籍和学习方法，其“参考书”部分择取审慎且多精到评语，不仅对于初学者最为重要，文史研究者也可时时取以参考。“分类”和“拓本”两个专题是关于碑刻形式本身的基本知识，最俾益实用。其“书法”部分以碑刻为主论述书法渊源流变，发自累年揣摩，故融通畅达，胜义叠出。　　“碑刻学”讲义中直接关系到利用碑刻史料从事研究的内容，为其“史料”部分。除论述碑刻记郡望、世系不尽可信，职官、地理对于史书多有订正增补，以及利用碑刻资料抉隐发微最有价值之外，黄永年先生在这一专题下，还针对一些人“重碑刻文字重于史书”的“偏见”，特别强调指出：“据碑刻治史事者贵有通识。欲具通识，则非熟于史书，且受史学研究之严格训练不可。即以史料而言，完整之史书亦高于零星之碑刻万万，治史者自当以史书为主，然后旁采碑刻以为辅，不宜媚俗趋时，颠倒主次。”其实治史者之通识，首先应当建立在对于史料的通识的基础上，若非熟悉各种史料，岂能做到像黄永年先生这样具有如此清醒的头脑？反过来看，我们不妨胡乱猜想，那些过分强调出土文献资料如金文、简帛、敦煌吐鲁番文书等史料价值的学者，会不会是因为对传世基本史料熟悉得还不够十分透彻方才舍本逐末的呢？　　由于碑刻之学确实中衰已久，不惟国内，海外也久已无人董理，有日本学者看到80年代的油印本后，即将其译为日文正式刊出，所以它早已是日本学生学习碑刻学的入门书籍。相比之下，此前这份讲义在国内只是于1999年在《新美术》上公开发表过，研究文史的人很少看到，影响还不及日本广泛。相信这次收入《古文献学四讲》，能够很快使它发挥应有的作用。　　最后谈谈“文史工具书简介”讲义。给学生讲文史工具书，看似简单，却更显见识。黄永年先生这部讲义，一如前述三种，首重简要，而不是贪多求众，一味侈陈书目。因为这是入门书，滥举书目只会使读者无所适从，简而得要，正是最便读者。除了简要之外，这个讲义与常见的文史工具书介绍书籍相比，还特别体现了黄永年先生重视第一手基本文献以及强调直接利用古代高水平著述的读书主旨。如查找古代文字的应用实例，首推利用《说文解字义证》汇集的资料；查找古代俗语的使用情况，首举翟灏《通俗编》和钱大昕《恒言录》；查找历史人物直接利用正史人名索引，等等。循此路径，能够更直接地贴近历史，获取更为可靠的历史信息。　　从读硕士到读博士，我一直在黄永年先生的直接指导下读书学习；从事研究工作以来，深为能够遇此名师得以打下文献学基础而庆幸。现在这些精彩的讲义印行于世，有志学子，当可人手一编，共承嘉惠。我们在感谢鹭江出版社的同时，也期望着出版界今后还能再多印行一些这类高水平的治学基础入门书籍，如前述朱师辙著《清代艺文略》就应列入其中。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根深自然叶茂。走对路径，打劳基础，才能做好学术研究。编辑：陈爽14，余英时：《怎样读中国书》的全文及笺注（沈广达 注 ）读书方法因人而异、因目的而异、因学科而异、因书而异……所以读书方法是很不容易写的题目。而且一提到“读书方法”，好像便给人一种印象，以为读书有一定的方法，只要依之而行，便可读通一切的书。这是会发生误导作用的。《开卷》专刊以“我的读书方法”辟为专栏是一个比较聪明的作法。因为读书方法确是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我在构思这篇短文时，还是不免踌躇，因为我从来没有系统地考虑过：我这几十年究竟是用哪些方法来读书的。现在回想起来，我似乎变换过很多次的读书方法，这和我自己的思想变迁以及时代思潮的影响都有关系。但是所谓“方法的变换”并不是有了新的方法便抛弃了旧的方法，而是方法增多了，不同的方法在不同的研读对象上可以交互为用。我以前提出过：“史无定法”的观念，我现在也可以扩大为“读书无定法”。不过这样说对于青年读者似乎毫无用处。如果详细而具体地讲，那便非写一部很长的“读书自传”不可。我另外也感到一个困难：我究竟对谁说“读书方法”呢？我现在姑且假定我的读书是有志于研究中国文史之学的青年朋友，和四十年前的我差不多，即正想走上独立治学的路，但是还没有完全决定选择哪一种专门。中国传统的读书法，讲得最亲切有味的无过于朱熹。《朱子语类》中有《总论为学之方》一卷和《读书法》两卷（3），我希望读者肯花点时间去读一读，对于怎样进入中国旧学问的世界一定有很大的帮助。朱子不但现身说法，而且也总结了荀子以来的读书经验，最能为我们指点门径。我们不要以为这是中国的旧方法，和今天西方的新方法相比早已落伍了。我曾经比较过朱子读书法和今天西方所谓“诠释学”的异同（4），发现彼此相通之处甚多。“诠释学”所分析的各种层次，大致都可以在朱子的《语类》和《文集》中找得到。古今中外论读书，大致都不外专精和博览两途。“专精”是指对古代经典之作必须下基础工夫。古代经典很多，今天已不能人人尽读。像清代戴震（5），不但十三经本文全能背诵（6），而且“注”也能背诵，只有“疏”不尽记得（7）；这种工夫今天已不可能。因为我们的知识范围扩大了无数倍，无法集中在几部经、史上面。但是我们若有志治中国学问，还是要选几部经典，反复阅读，虽不必记诵，至少要熟。近人余嘉锡在他的《四库提要辨证》的《序录》中说（8）：“董遇谓‘读书百遍，而义自见’（9），固是不易之论。百遍纵或未能，三复必不可少。”至少我们必须在自己想进行专门研究的范围之内，作这样的努力。经典作品大致都已经过古人和今人的一再整理，我们早已比古人占许多便宜了。不但中国传统如此，西方现代的人文研究也还是如此。从前芝加哥大学有“伟大的典籍”(Great Books)的课程，也是要学生精熟若干经典。近来虽稍松弛，但仍有人提倡精读柏拉图的《理想国》之类的作品（10）。精读的书给我们建立了作学问的基地；有了基地，我们才能扩展，这就是博览了。博览也须要有重点，不是漫无目的的乱翻。现代是知识爆炸的时代，古人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11），已不合时宜了。所以我们必须配合着自己专业去逐步扩大知识的范围。这里需要训练自己的判断能力：哪些学科和自己的专业相关?在相关各科之中，我们又怎样建立一个循序发展的计划？各相关学科之中又有哪些书是属于“必读”的一类？这些问题我们可请教师友，也可以从现代人的著作中找到线索。这是现代大学制度给我们的特殊便利。博览之书虽不必“三复”，但也还是要择其精者作有系统的阅读，至少要一字不遗细读一遍。稍稍熟悉之后，才能“快读”、“跳读”。朱子曾说过：读书先要花十分气力才能毕一书，第二本书只用花七八分功夫便可完成了，以后越来越省力，也越来越快。这是从“十目一行”到“一目十行”的过程，无论专精和博览都无例外。读书要“虚心”，这是中国自古相传的不二法门。朱子说得好：“读书别无法，只管看，便是法。正如呆人相似，捱来捱去，自己却未先要立意见，且虚心，只管看。看来看去，自然晓得。”（12）这似乎是最笨的方法，但其实是最聪明的方法。我劝青年朋友们暂且不要信今天从西方搬来的许多意见，说什么我们的脑子已不是一张白纸，我们必然带着许多“先入之见”来读古人的书，“客观”是不可能的等等昏话。正因为我们有主观，我们读书时才必须尽最大的可能来求“客观的了解”。事实证明：不同主观的人，只要“虚心”读书，则也未尝不能彼此印证而相悦以解。如果“虚心”是不可能的，读书的结果只不过各人加强已有的“主观”，那又何必读书呢?“虚”和“谦”是分不开的。我们读经典之作，甚至一般有学术价值的今人之作，总要先存一点谦逊的心理，不能一开始便狂妄自大。这是今天许多中国读书人常犯的一种通病，尤以治中国学问的人为甚。他们往往“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这是邓实在1904年说的话)（13），凭着平时所得的一点西方观念，对中国古籍横加“批判”，他们不是读书，而是像高高在上的法官，把中国书籍当作囚犯一样来审问、逼供。如果有人认为这是“创造”的表现，我想他大可不必浪费时间去读中国书。倒不如像鲁迅所说的：“中国书一本也不必读，要读便读外国书”（14），反而更干脆。不过读外国书也还是要谦逊，也还是不能狂妄自大。罗尔斯（John Rawls）（15）曾有一段关于如何读书的自白，颇足发人深省。他说：“我读前人的著作，如休谟或康德（16），有一个视为当然的假定，即这些作者比我聪明得多。如果不然，我又何必浪费自己和学生的时间去研读他们的著作呢？如果我偶然在他们的论证中见到了一点错误，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他们自己一定早已见到了这个错误，并且处理过了。他们在哪里见到并处理了这点错误呢？这是我必须继续寻找的；但所寻找的必须是他们自己的解答，而不是我的解答。因此我往往发现：有时是由于历史的限制，我的问题在他们的时代根本不能发生；有时则是由于我忽略了或未曾读到他们别的著作。总而言之，他们的著作中决没有简单的一般错误，也没有关系重大的错误。”这番自白充分表现了西方学人读书的“虚心”和“谦逊”。古人当然是可以“批判”的，古书也不是没有漏洞。朱子说：“看文字，且信本句，不添字，那里原有罅缝，如合子相似，自家去抉开，不是浑沦底物，硬去凿。亦不可先立说，拿古人意来凑。”（17）读书得见书中的“罅缝”，已是有相当程度以后的事，不是初学便能达得到的境界。“硬去凿”、“先立说，拿古人意来凑”却恰恰是今天中国知识界最常见的病状。有志治中国学问的人应该好好记取朱子这几句话。今天读中国古书确有一层新的困难，是古人没有的：我们从小受教育，已浸润在现代(主要是西方)的概念之中。例如原有的经、史、子、集的旧分类(可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标准)早已为新的(也就是西方的)学科分类所取代。人类的文化和思想在大端上本多相通的地方(否则文化之间的互相了解便不可能了)，因此有些西方概念可以很自然地引入中国学术传统之中，化旧成新。但有些则是西方文化传统中特有的概念，在中国找不到相当的东西；更有许多中国文化中的特殊的观念，在西方也完全不见踪迹。我们今天读中国书最怕的是把西方的观念来穿凿附会，其结果是非驴非马，制造笑柄。我希望青年朋友有志于读古书的，最好是尽量先从中国旧传统中去求了解，不要急于用西方观念作新解。中西会通是成学之后，有了把握，才能尝试的事。即使你同时读《论语》和柏拉图的对话，也只能分别去了解其在原有文化系统中的相传旧义，不能马上想“合二为一”。我可以负责地说一句：20世纪以来，中国学人有关中国学术的著作，其最有价值的都是最少以西方观念作比附的。如果治中国史者先有外国框框，则势必不能细心体会中国史籍的“本意”，而是把它当报纸一样的翻检，从字面上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你们千万不要误信有些浅人的话，以为“本意”是找不到的，理由在此无法详说。)“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是每一个真正读书人所必须力求达到的最高阶段（18）。读书的第一义是尽量求得客观的认识，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创造力”，能“发前人所未发”。其实今天中文世界里的有些“新见解“，戳穿了不过是捡来一两个外国新名词在那里乱翻花样，不但在中国书中缺乏根据，而且也不合西方原文的脉络。中国自唐代韩愈以来，便主张“读书必先识字”。中国文字表面上古今不异，但两三千年演变下来，同一名词已有各时代的不同涵义，所以没有训诂的基础知识（19），是看不懂古书的。西方书也是一样。不精通德文、法文而从第二手的英文著作中得来的有关欧洲大陆的思想观念，是完全不可靠的。中国知识界似乎还没有完全摆脱殖民地的心态，一切以西方的观念为最后依据。甚至“反西方”的思想也还是来自西方，如“依赖理论”、如“批判学说”、如“解构”之类。所以特别是这十几年来，只要西方思想界稍有风吹草动(主要还是从美国转贩的)，便有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兴风作浪一番，而且立即用之于中国书的解读上面，这不是中西会通，而是随着外国调子起舞，像被人牵着线的傀儡一样，青年朋友们如果不幸而入此魔道，则从此便断送了自己的学问前途。美国是一个市场取向的社会，不变点新花样、新产品，便没有销路。学术界受此影响，因此也往往在旧东西上动点手脚，当作新创造品来推销，尤以人文社会科学为然。不过大体而言，美国学术界还能维持一种实学的传统，不为新推销术所动。今年5月底，我到哈佛大学参加了一次审查中国现代史长期聘任的专案会议。其中有一位候选者首先被历史系除名，不加考虑。因为据听过演讲的教授报告，这位候选者在一小时之内用了一百二十次以上“discourse”这个流行名词（20）。哈佛历史系的人断定这位学人太过浅薄，是不能指导研究生作切实的文献研究的。我听了这番话，感触很深，觉得西方史学界毕竟还有严格的水准。他们还是要求研究生平平实实地去读书的。这其实也是中国自古相传的读书传统，一直到30年代都保持未变。据我所知，日本汉学界大致也还维持着这一朴实的作风。我在美国三十多年中，曾看见了无数次所谓“新思潮”的兴起和衰灭，真是“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我希望中国知识界至少有少数“读书种子”，能维持着认真读中国书的传统，彻底克服殖民地的心理。至于大多数人将为时代风气席卷而去，大概已是无可奈何的事。 但是，我决不是要提倡任何狭隘的“中国本土”的观点，盲目排外和盲目崇外都是不正常的心态。只有“温故”才能“知新”，只有“推陈”才能“出新”；“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21），这是颠扑不破的关于读书的道理。（1）本文作于1991年；选自余英时先生的文集《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三联书店2004年版）（亦见于作者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的《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的《论士衡史》）。陈学超主编、西北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与西北大学汉学研究所编的《国际汉学论坛》卷一(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前有英文摘要：“The best way to read Chinese books：reading with the Chinese tradition but not a hasty to interpret with a western idea is introduced.Its pleasant result is discussed.”本文先叙述写作的缘由及困难，再从专精与博览、虚心与谦逊、中学与西学、真正的读书精神四个视角，结合古人及作者自身读书治学的体验，给“正想走上独立治学的路，但是还没有完全决定选择哪一种专门”的“有志于研究中国文史之学的青年朋友”阅读中国书籍指示门径，精辟通达，真切恳挚。文笔腴厚，文脉清晰，在当今学人论学之作中洵属上乘。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引《朱子语类》中的话与通行版本有个别字句上的差异，不知是余先生所据版本与通行版本不同，抑或手民之误。（2）余英时（1930—）：原籍安徽潜山，生于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陞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现任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汉代中外经济交通》（英文）、《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士与中国文化》、《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现代儒学论》等数十种中英文著作。（3）朱子语类：南宋黎靖德所编的语录体著作，是理学家朱熹与其弟子讲学、问答的分类汇编。《总论为学之方》一卷：指卷八《学二》。《读书法》两卷：指卷十《学四》《读书法上》和卷十一《学五》《读书法下》。（4）诠释学：通译为“解释学”。“解释学”（Hermeneutics）一词源自古希腊神话中宙斯的信使——赫尔墨斯（Hermes）。原是一门诠释《圣经》的学问，后来推演为诠释一切文本的方法论层面或哲学层面的学问， 可以说是对解释的解释。（5）戴震（1723—1777）：字慎修，一字东原，安徽休宁人。清高宗乾隆三十七年（1772）举乡试，赐同进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喜读书，精训诂。著有《孟子字义疏证》、《屈原赋注》等二十余种。（6）十三经：指《易经》、《书经》、《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粱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十三部儒家的经典。（7）疏：注释的注释。（8）余嘉锡（1883—1955）：目录学家。字季豫，湖南常德人。以读书、授课、治学为业。著有《目录学发微》、《四库提要辨证》、《世说新语笺疏》、《宋江三十六人考实》等。《四库提要辨证》是余嘉锡最负盛名的学术专著，此书系统考辨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乖错违失，是阅读、使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时必备、必参的现代名著。（9）董遇（生卒年不详）：三国魏经学家。字季直，弘农（今河南灵宝）人。对《老子》、《左传》尤有研究。读书百遍，而义自见：语出《三国志?魏书?王肃传》裴松之注引鱼豢《魏略》。 见：同“现”，显现，显露。（10）柏拉图(Platon,前427—前347)：古希腊哲学家，有“西方思想之父”之誉。苏格拉底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老师。40岁在雅典建立学园，授徒讲学。《理想国》：柏拉图的代表作，壮年写就。此书以对话的形式，集中阐述柏氏哲学、伦理学、政治学、教育学等方面的思想，其核心是他理想的政治制度。（11）一物不知，儒者之耻：旧时用以称颂读书人的志向。语本扬雄《法言?君子》：“圣人之于天下，耻一物之不知。” 语出清人曾燠《尔雅图重刊影宋本叙》：“一物不知，儒者之耻；遇事能名，可为大夫。”（12）这段话出自《朱子语类》卷十九《论语一》《语孟纲要》。捱（āi）来捱去：亦作“厓来厓去”或“挨来挨去”。此指用心地反复阅读，以推求原意。捱：同“挨”，靠近，依靠。 （13）“尊西人”两句：出自邓实发表于《政艺通报》甲辰（即1904年）第3号《国学保存论》一文。邓实（1877—？）：近代报人、国粹学派的代表、知名学者。字秋枚，广东顺德人。1902年与黄节等人在上海创办《政艺通报》，1905年与刘师培在上海创办《国粹学报》，辛亥革命后致力于收藏鉴赏古今名人字画。1912年与缪荃孙合编《古学汇刊》。在：三联书店版的《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作“克”，当是形近而误。（14）鲁迅这句话不详何出。余英时先生引用时，加了引号，当有所本。“少读中国书”，是鲁迅的一贯思想；而“中国书一本也不必读”之说，却不见于16卷本《鲁迅全集》。1925年2月鲁迅在《青年必读书——应〈京报副刊〉的征求》一文中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华盖集》）1926年10月14日上午鲁迅在厦门大学周会上演讲三十分钟，事后他写信给许广平：“这里的校长是尊孔的，上星期日，他们请我到周会演说，我仍说我的‘少读中国书’主义，并且说学生应该做‘好事之徒’。”（《两地书（五六）》）此次演讲的纪要载23日《厦大周刊》第160期，题为《鲁迅先生演讲》。（15）罗尔斯（John Rawls，1921—2002）：20世纪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学家、新自然法学派的杰出代表。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曾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康乃尔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著有《正义理论》（A Theory of Justice）、《万民法》（The Law of Peoples）等。（16）休谟（David Hume，1711—1776）：苏格兰哲学家, 现代科学哲学的真正始祖。著有《人性论》和《人类理解研究》等。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德国哲学家，主要著有“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17）这段话出自《朱子语类》卷十一《学五》《读书法下》。浑沦：宇宙形成前万物形质混合不分明的状态。《列子?天瑞》：“浑沦者，言万物相浑沦而未相离也。视之不见，叫之不闻，循之不得。” 那里：哪里。合：同“盒”。抉（jué）开：揭开，打开。底：同“的”。（18）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形容人善于读书。语出《史记?五帝本纪》：“《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19）训诂：解释古文字义。这里当指以解释古文字义为研究对象的训诂学。（20）discourse：演讲，论述，话语。（21）“旧书”两句：出自苏轼《送安惇秀才失解西归》诗。原诗旨在劝慰、鼓励安惇莫以中举为念，而要去追求知识本身的价值；先贤的典籍中蕴藏着的无穷学问，“熟读深思”自能领悟。失解：参加贡举考试未中。子：原指安惇，此泛指“中国知识界”的少数“读书种子”。（本文将于2005年8月发表在《大学语文阅读文选》“当代散文”部分，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15，谭佛佑：朱子读书法评议中国古代教育，素重读书，已成传统。历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就有“钩玄提要”的妙法。然最为有名，较为完整、全面而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要算南宋大思想家、大教育家朱熹总结的《读书之要》，堪称读书方法之大成。《读书之要》确系一套行之有效的读书方法。后经门人张洪、齐熙等再加之朱熹有关读书的论述，整理概括，终成著名的《朱子读书法》。元初著名学者是程端礼（字敬叔，号长斋，人称畏斋先生）进一步发挥，列入著名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之中，要旨分述六条，即程氏所说：朱熹门人“会粹朱子平日之训而节取其要，定为读书法六条。”（《读书分年日程》）胡文楷在《读书分年日程?跋》中说得非常具体：“宋朱子有读书法六条，曰居敬持志，曰循序渐进，曰熟读精思，曰虚心涵泳，曰切已体察，曰着紧用力。”现简析如下。一、居敬持志所谓“居敬”，就是思想精神和注意力高度集中，专静统一，朱熹说：“敬不是万虑休置之谓，只是随事专一，谨畏不敢逸耳。”又说：“整齐收敛这身心，不敢放纵，便是敬。”（《晦翁学案》）朱熹认为，“敬”是行事，是读书的根本。他说：“大凡学者，须先理会敬字。”因此，“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朱子语类》卷十二）学者如何达到“敬”，朱熹说：“只是内无妄思，外无妄动。”（同上）而且要贯彻始终，就是“敬之一字，圣学之所以成始而终者也。”（《小说辑说》）所以朱熹才这样强调并得出结论：“读书者当将此身葬在书中，行住坐卧，念念在此，誓以必晓彻为期，看外面有甚事，我也不管，只凭一心在书上，方谓是善读书。”（《朱子语类》卷一一六）就是说必须“将心贴在书册上，逐句逐字，各有着落。”（《朱子语类辑略》卷二）反之，朱熹批评那种读书常不专一，“未看到这里，心已在后面，才看到这里，便欲舍去了。”（《学规类编》）这不仅不能获益，而且是非常有害的。根据朱熹的这一思想，程端礼才在《读书分年日程》中，提出这样的具体要求，并进行了概括性的总结。他说：“无事时敬以自持，凡心不可放入无何有之乡，须是收敛在此，及应事时敬于应事，读书时敬于读书，便自然该贯动静心无不在。”所谓“持志”，就是树立远大的目标，明确读书的目的。朱熹把它视作“为学”的最根本性的问题。他说：“为学功夫，以何为先？曰：……专在人自立志。既知这道理，办得坚固心，一味向前，何患不进。”（《理性精义》）又说：“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无着力处。”“为学虽有阶渐，然合下立志。”（同上）朱熹列举了孔子的“志学”、孟子的“尚志”，进一步来说明这个道理。读书就是“为学”，所以朱熹还说：“立志不定，如何读书？”（《朱子语类辑略》）卷二）为此，他根据自己一贯的认识，最后作了一个精辟的总结：“心之为物，至虚至灵，神妙不测，常为一身之主，以提万事之纲，而不可有顷刻之不存者也。……诚能严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终日俨然不为物欲之所侵乱，则以之读书，以之观礼，将无所往而不通；以之应事，以之接物，将无所处而不当矣。此居敬持志所以为读书之本也。”（《朱文公文集》卷十四）这就明确指出，读书要明确目的，专心一意，不应受客观物欲的干扰，要充分发挥人的认识主体思维活动的主导作用和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正因为如此，程端礼在总结其读书方法时，竟将“居敬持志”列为《朱子读书法》之首，起纲领性的作用，其道理就在于此。二、循序渐进所谓“循序”，就是必须遵循所读之书内容的客观顺序和读者的主观能力、条件，按此而规定的读书的进程。“渐进”指的则是象流水盈科而后进、音乐成章而后达一样，量力而逐步成就。这是朱熹根据孔子“欲速则不达”、孟子“进锐退速”和《学记》“学不躐等”一系列儒家传统的优良方法和原则提出来的。他说：“读书之法，当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从容乎句读文义之间，而体验乎操存践履之实，然后心静理明，渐见意味。不然，则虽广求博取，日诵五车，亦奚益于学哉。”（《学规类编》）这里朱熹不仅强调了读书要循序渐进，认真理会，同时也反对不量力行事而贪多务广。为说明这些，朱熹首先以读《论语》、《孟子》为例，说明循序渐进的基本要求。他说“以此二书言之，则先《论》而后《孟》，通一书而后及一书。”（《读书之要》）这是说明根据其不同内容、程度的书籍，何当先读，何当后览，当有次序。如果“以一书言之，则其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乱也。”读者一定要“量力所至，约其课程而谨守之。”（同上）对于书中的微言大意，一定要逐字逐句融会贯通，理解透彻，即要“字求其训，名索其旨。”（同上）对于读书的程序进度，要做到“未得乎前，则不敢求其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志其彼。如是循序而渐进焉，则意定理明而无疏易凌躐之患矣。”（同上）其次，朱熹以灌园为例，说明“读书如园夫灌园，善灌者随其蔬果根株而灌之。灌溉既足，则泥水相和而物得其润，自然生长。不善灌者忙争而治之，担一担之水，浇满园之蔬，人见其治园矣，而物未尝沾足也。”（《朱子读书法》卷一）灌园浇莱，不能忙于求速，读书亦然，欲速则不达，应当一节一章阅读，逐字逐句理解，一点一滴积累，这样才可能受益无穷。再次，读书要做到循序渐进，必须有一定的步骤。朱熹认为，“读书不可不先立程限。”（《学规类编》）即是说订出计划，拟出程序，先读什么，后读什么，今日读至何章，明日读至何节，按计划程序阅读，决不紊乱。这不仅能作到始终如一，且能日渐长进。朱熹在强调循序渐进的同时，还坚决反对贪多务广。他说：“读书不可贪多，常使自家力量有余。”（《朱子语类》）卷十）他还用非常形象的例子来说明读书贪多的危害。如说人吃饭，一日所吃，必有一定限量，“不可将十数日饭都一齐吃了”，读书亦如是，“一日只看几段，做得多少工夫亦有限”，“读书贪多，最是大病”。（《朱子语类》卷一○四）贪多嚼不烂，道理就是这样简单。循序渐进不仅提出了对读者所持的态度，而且体现了量力性原则的基本精神，它确实是读书的妙法，完全符合教学规律。所以我们在现今的教育活动中，仍视其为一条重要的教学原则。朱熹的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和读书方法，仍然值得我们继承和借鉴。三、熟读精思朱熹教人读书，特点强调既要熟读，又要精思。他继承孔子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思想，认为：“学是学其事，如读书便是学。”“思只是思所学底事。”（《朱子语类》卷二十四）因此他明确指出：“大抵观书须先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有得尔。”（《读书之要》）这就是说读书一定要做到书上说的，就好象出自己口，如自己所说。书中的微言大义，亦如自己想的。这是真正的理解，也就是读通了。对此，朱熹又说：“读便是学，……学便是读，读了又思，思了又读，自然有意。若读而不思，又不知其意味，思而不读，纵使晓得，终是■臲不安，一似请得人来守屋相似，不是自家人，终不属自家使唤，若读得熟而又思得精，自然心与理一，永远不忘。”（《朱子语类辑略》卷二）读与思，是读书学习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两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两个不同侧面，只读不思，必是死读，即使背得，仍不是自己的东西，更不可能结合实际而得以应用。光思不读，纯系空想，成天想入非非，终归还是一事无成。所以朱熹才这样强调：“学与思须相连，才学这事，须使思量这事合如何。”（《朱子语类》卷二十四）又说：“思与学字相对说，学这事便思这事，人说这事合恁地做，自家不曾思量这道理是合如何，则罔然而已。”（同上）朱熹还专门以读《论语》为例，说明如何具体熟读精思，他说：“《论语》一章，不过数句，易以成诵，成诵之后，反复玩味于燕间静一之中，以须其浃洽可也。”（《读书之要》），而且必须做到“三到”。他说：“余尝谓读书有三到：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则眼看不仔细，心眼既不专一，却只漫浪诵读，决不能记，记亦不能久也。”（《朱子读书法》卷一）先要熟读，继要精思，即要使所读之书活起来，还必须发现问题，继而解决问题，这就是有疑和解疑而达到无疑。朱熹说：“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学规类编》）又说：“读书始读，未知有疑。其次则渐渐有疑，中则节节是疑。过了这一番后，疑渐渐解，以至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晦翁学案》）这说明了熟读精思的具体过程，也是人的认识心理的基本过程，而且符合人的认识心理的规律，也符合知识自身结构的规律，更符合教学中的巩固性原则。读书要有所得，必当如是。四、虚心涵泳朱熹极力主张读书一定要虚心涵泳。他说：“学者读书，须是敛身正坐，缓视微吟，虚心涵泳。”（《朱子语类辑略》卷二）他对虚心涵泳的解释，内容比较丰富，含义也较广泛，概括之，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读书不先框框，不先下结论，不固执己见，要尊重原著，探明原意。朱熹说：“看文字须是虚心，莫先立己意。”“凡看书须虚心看，不要先立说。”（《朱子语类》卷十一）读书务要客观虚心，如果先带框框先立己说，固步自封，自然不能彻底理解书的本义，而是自我的主观揣恻，这是毫无益处的。所以朱熹又说：“虚心切己，虚心则见道理明，切己自然体认得出。（同上）但是，“今人观书，先自立了意，后方观。尽率古人语言，入做自家意思中来。如此，只是推广自家意思，如何见得古人意思？”（同上）这是朱熹在阐明虚心的正面道理以后又批评那些以自己主张想象，去揣测古人之义而唯我所是的不良的读书倾向，且是非常有害的。第二、读书不先带偏见，不执着旧见，要持公正态度，要独立思考，坚持新的见解。朱熹说“读书正如听讼，心先有主张乙底意思，便只寻甲底不是；先有主张甲底意思，便只见乙底不是。不若姑置甲乙之说，徐徐观之，万能辨其曲直。”（《朱子语类》卷十一）就是说读书遇着不同观点，不同论述，决不可先入为主，必须认真对待，冷静思考，全面归纳，综合比较，得出客观的结论。朱熹又说：“读书若有所见，未必便是，不可便执着，且放在一边，益更读书以来新见。若执着一见，则此心便被遮蔽了。”（同上）一孔之见，急下结论，当然易受蒙蔽。寻求新见，追求新意，才是正确的读书态度。对此，朱熹还讲一步强调了读书更不能因人而论，因人废言。他说：“观书当虚心平气，以徐观义理之所在，如其可取，虽世欲庸人之言，有所不废。如有可疑，虽或传以为圣贤之言，亦须更加审择，自然意味和平，道理明白，脚踏实地，动有依据，无笼罩自欺之患也。”（《学规类编》）不因“庸人”而废言，不因“圣贤”而盲从，这样便不会自欺欺人。朱熹的这种读书治学的民主性精神，确实难能可贵。第三、不穿凿附会，不遇难难缩，要接受简明平正的道理，还要反复详玩，勤苦奋进。朱熹说：“文字且虚心平看，自有意味。勿苦寻支蔓，旁穿孔穴，以汩乱义礼之正脉。”（《续近思录》）。二卷又说：“近见学者，多是卒然穿凿，便为定论。”（《学规类编》）意思很明显，读书如果穿凿立异，弄得文义高深晦涩，茫然无际，自然有害无益，所以必须从平处看，就是要把精深的理论解说得平易浅显，简明扼要，使人一目了然。另外，读书不可能不遇到疑难。如果“读书遇难处”，朱熹认为应当“虚心搜讨”。（《朱子语类》卷十一）也就是“笃志虚心，反复详玩。”（《学规类编》）进而“勤苦捱将去”，花一番力气，这样才可能“理会道理”。（同上）第四、虚心涵泳的反面正是骄傲。朱熹认为读书要力戒“骄”、“吝”。他说：“某昨见一个人，学得子道理，便都不肯向人说，其初只是吝，积蓄得这个物事在肚里，无奈何只见我做大，便要凌人，只是此骄。”又说“骄吝是挟其所有，以奈其所无。挟其所有是吝，夸其所无是骄。”（《朱子语类》卷三十五）“骄”就是自满自足，即使无学无术，也要装腔作势，盛气凌人。“吝”则是自以为是，垄断知识而不肯示人。骄与吝又常紧密联系在一起。毫无疑问，骄吝是读书做学问的大敌，必须努力克服，反之，只有虚心若谷，沉潜玩索，含英咀华，才能学得真正的知识。五 切己体察所谓切己体察，朱熹认为：首先读书必须与自己的思想实际、生活经验等结合起来。他说：“读书穷理，当体之于身。凡平日所讲贯穷究者，不知逐日常见得在心目间否？不然，则随文逐义，赶趁期限，不见悦处，恐终无益。”（《朱子语类》卷十一）又说：“读书须要切己体验，不可只作文字看。”“读书不可只专就纸上求理义，须反来就自家身上推究。”（同上）“如说仁义礼智，曾认得自家如何是仁，自家如何是义，如何是礼，如何是智，须是着身己体认得。如读学而时习之，自家曾如何学，自家如何习，不亦说乎。”（同上）所以朱熹从秦汉以来的历史，推及到目下，强烈反对不切己体察的读书方法。他说：“秦汉以后，无人说到此，亦只是一向去书册上求，不就自家身上理会。”（《朱子语类辑略》卷二）”今人读书多不就切己上体察，但于纸上看，文义上说得去，便了。如此济得甚事。”（《朱子语类》卷十一）历史的经验和客观的现实正是如此，读书不结合自己的实际而光从纸上望文生义，只能落得嘴上的夸夸其谈，大话空话连篇，到头来什么问题也不能解决。反之，还会贻害无穷。当今之时，我们吃那些不结合实际的死搬教条的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亏难道还少了吗？回顾历史，引起我们的反思，无疑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其次，还要以所读之书的道理来指导自己的实践，或使之在实践中受到检验。朱熹说：“大凡读书，须是要自家日用躬行处着力方可。”（《朱子读书法》）这就是说，书中的道理，必须对日常生活的实践起指导作用，并通过这些实践的检验，才能说明正确与否和其中的深刻含义。朱熹又说：“读书便是做事。凡做事有是有非，有得有失，善处事者不过称理其轻重耳。读书讲究其义理，判别其是非，临事即此理。”（《朱子语类》卷十）意思是说，读书是探求“事”的道理，“临事”则是对于所求道理的实践和检验，其道理即是或非，才得明白。值得注意的是，朱熹主张的实践，不论是思想内在的活动也好，或日常生活的行为举止也罢，只不过都是指自我的心性道德修养而言的道德行为的实践，这与社会生活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试验的实际完全是两回事，当然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不能等同看待，也不能过高评价朱熹读书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六、着紧用力朱熹教读书，强调要“着紧用力”。其含义有这样两个方面。第一、读书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穷究到底，永无放松。朱熹说：“宽着期限，紧著课程。……且如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直要抖擞精神，如救火治病然，如撑上水船，一篙不可放缓”（《朱子语类辑略》卷二）“做功夫一似穿井相似，穿到水处，自然流出来不住。”（《朱子语类》卷一二一）这是朱熹用形象的例子来说明读书如撑船、凿井一样，必须穷究到底。读书不探明义理，决不可中道而废，同样要钻研到底。第二，着紧用力。就是朱熹所说：“为学要刚毅果决，悠悠不济事。”（《朱子语类辑略》卷二）要有“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的气魄，“看人文字要当如此，岂可忽略。”（《朱子语类》卷十）同时又说：“看文字须是如猛将用兵，直是鏖战一样。”“读书如战阵厮杀，擂着鼓，只是向前去，有死无二，莫更回头始得。”（《朱子语类》卷一二一）朱熹提倡的这种勇猛顽强、勇往直前乃至不惜牺牲生命的读书精神，在教育史上确实是绝无仅有的也是特别可贵的。朱熹不仅强调精神力量，而且更重要的是注重读书的实际效果的取得。他说：读书“如用兵相杀，争得些儿小可一二十里地，也不济事，须大杀一番，方是善胜，为学之要，亦是如此。”（《学规类编》）就是说读书成绩的取得，随随便便，一知半解，当然不济事。要花大力气，“大杀一番”，才能取得“大胜”。着紧用力的读书方法，正是体现了为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原则，永远值得我们珍视和提倡。朱熹的读书方法远不止这些，就其主要而概括为以上六条。就上简析，我们可知它确实是经验之谈，自有其一定的创造性和特点。字字句句踏实无华，平易贴切。各条联系紧密。相得益彰，前后完整，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完整的体系，符合知识结构本身、人的心理、认识以及教学活动等的客观规律，具有较严密的逻辑性和科学性。它是朱熹一生刻苦治学，五十学辛勤执教的切身体验和实践经验总结。综观朱熹一生，从十八岁登进士第，到六十九岁罢官还乡，先后做官从政不过十四年，其余基本上都在从事授徒讲学。就是从政期间，除理政事外，同样未放弃过设学施教。朱熹一生，是辛勤执教的一生，先后计达五十年之久，确为中国教育史上所罕见。朱熹在长期的施教中，特别注重读书。他认为，为学的目的，在于实现其“致知”、“格物”，最根本的则在于“穷理”。朱熹说：“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补大学致知格物传》）然而，读书又是穷理的根本手段。朱熹说：“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性理精义》）又说：“不读书，则无以知为学之方。”（《学规类编》）所以“读书则实究其理，行己则实践其迹”。（《性理精义》）由此可知，读书在朱熹的心目中的地位和在其教育实践中的作用，是何等的重要和巨大。今天，书籍，这个人类进步的阶梯的价值，已被人们彻底认识。读书，同样已被人们认为是明慧人生与活化智慧的手段。读书，对于勤奋于“四化”建设的劳动者和未来的建设者是何等重要。读书方法的优劣，又是这个“手段”能否实施的关键。今天我们研究朱子读书法，客观地分析评价，抽掉其为封建目的服务的一面，认真总结，借鉴其符合读书规律的合理的一面，对我们今天为“四化”而勤奋读书的活动，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6，无名氏：国学大师论治学序中国学术源远流长，内蕴丰厚。在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都曾出现过一些人品与学品俱重的学问大师。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人格，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人们普遍认为，我国学术发展的黄金时期有三个，第一个是诸子百家时代的先秦时期，第二个是重新梳理中华文化的宋、明时期，第三个是西学东渐的清、民国时期。在第三个学术发展的黄金时期，众多学人承秉传统中国文化，吸呐西洋现代文明精神，“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为中国文化的延续与发展，为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做出了不可抹灭的贡献。胡适、熊十力、陈寅恪、梁启超等国学大师正是这众多学人中的典范。时光荏苒，大师们已离我们远去，但他们的学识与治学思想对当今学人而言，仍然具有很强的启迪作用。（一）胡适论治学胡适风范的根本之处在于坦诚地看待一切人和事，率性而为文，率性而为人。他的存在，是中国当代社会一道纯净无尘而又绝难再造的风景。1952年12月1日，胡适先生在台湾大学做了一次有名的演讲，题目就是《治学方法》。这次演讲，可以视为胡适一生治学方法的系统总结。他认为，“什么是做研究呢？就是说，凡是要去研究一个问题，都是因为有困难问题发生，要等我们去解决它；所以做研究的时候，不是悬空的研究。所有的学问，研究的动机和目标是一样的。研究的动机，总是因为发生困难，有一个问题，从前没有看到，现在看到了，以前觉得没有解决的必要，现在觉得有解决的必要的。凡是做学问，做研究，真正的动机都是求某种问题某种困难的解决；所以动机是困难，而目的是解决困难。”正是 基于这一思想，1919年胡适提出了著名论题：“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的治学方法是举世共知的，那就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同时他还强调，在通常情况下，小心的求证比大胆的假设更重要。关于胡适的这一治学方法，余英时先生作过极精辟地阐述。他说，“他的科学方法——所谓‘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他的‘评判的态度’，……本质上限定它只能解决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但是它不能承担全面判断的任务。即使在专门学科的范围之内也不例外。……科学方法的训练，可以使人谨严而不流于武断。正因如此，严守这种方法的人才不敢不负责任地放言高论，而不必说提出任何涉及整个社会行动的确定纲领了。这在实验主义者而言，尤其如此。”对当代经济学发展略有所知的人都知道，当代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与胡适所提倡的这一治学方法是多么地契合。关于对西方现代文化的学习，针对国人所奢谈的所谓“去其渣滓，存其精英”的态度，胡适曾明确指出，这不过是拒绝进步、固步自封思想的一种托词而已。我们应当老老实实地去研究一切先进的文化包括科学知识，透彻地了解它、掌握它，而不是停留于知道一点点的皮毛就试图去“批判”它或者去“改造”它。胡适先生还常常教导其弟子作学问要“不苟且”(一丝一毫不草率，认真研究每一个基本问题)，“作书不可学时髦”。科学研究首先需要的是应具备老老实实的态度，认准一个研究领域，踏踏实实地去收集资料，分析资料，然后运用自己头脑，要么修正或丰富科学概念，要么修正或丰富科学方法。这一过程，短则数年，长则数十年，研究终生而一无所获者也绝非罕见。但学术的发展尤其是基础科学的发展，需要这样的人去做这样的研究。学术研究的“市场化”与“短期化”，最终葬送掉的，一是学术，二是学人，其后果必将导致民族的愚昧与落后。（二）熊十力论治学熊十力先生被认为20世纪中国最具有原创性的哲学家。他的治学思想同他的哲学思想一样广博而深厚。熊十力在学术思想的创发性上，强调“自得”，“体悟”，“我就是我”，决不依傍门户，对各家各派均有所取，亦有所破。他说，“凡人心思，若为世俗肤浅知识及腐烂论调所笼罩，其思路必无从启发，眼光必无由高尚，胸襟必无得开拓，生活必无有根据，气魄必不得宏壮，人格必不得扩大。”“人谓我孤冷。吾以为人不孤冷到极度，不堪与世谐和。”“凡有志根本学术者，当有孤往精神。”“为学，苦事也，亦乐事也。”熊十力对于中国学人的某些治学缺陷尤其是道德缺陷深恶痛绝。“中国学人有一至不良的习惯，对于学术，根本没有抉择一己所愿学的东西，因之于其所学，无有不顾天不顾地而埋头苦干的精神，亦无有甘受世间冷落寂寞而沛然自足于中的生趣。如此，而欲其于学术有所创辟，此比孟子所谓缘木求鱼及挟泰山超北海之类，殆又难之又难。吾国学人总好追逐风气，一时之所尚，则群起而趋其途，如海上逐臭之夫，莫名所以。曾无一刹那，风气或变，而逐臭者复如故。此等逐臭之习，有两大病：一，各人无牢固与永久不改之业，遇事无从深入，徒养成浮动性。二，大家共趋于世所矜尚之一途，则其余千途万辙，一切废弃，无人过问。此二大病，都是中国学人死症。”如今，其状尤甚！熊十力提出了读书之“四要”，即：分析与综会，踏实与凌空。“名相纷繁，必分析求之，而不惮烦琐；又必于千条万绪中，综会而寻其统系，得其通理。然分析必由踏实，于繁琐名相，欲一一而析穷其差别义，则必将论主之经验与思路，在自家脑盖演过一番，始能一一得其实解，此谓踏实。若只随文生解，不曾切实理会其来历，是则浮泛不实，为学大忌。凌空者，掷下书，无佛说，无世间种种说，亦无己意可说，其唯于一切相都无取着，脱尔神解，极应自然，心无所得，而真理昭然现前。此种境地，吾无以名之，强曰凌空。如上四要，读佛书者缺一不得。吾常求此于人。杳然无遇。概此神露，知饮者稀，孤怀廖寂，谁与为伦？什师颂云：‘哀鸾孤桐上，清音彻九天。’”关于如何读书，有一段轶事颇能说明熊十力的态度。有一次，徐复观拜谒熊先生，请教应该读什么书。熊先生教他读王船山的《读通鉴论》。过了些时候，徐再去时，说《读通鉴论》已经读完了。熊先生问，“有什么心得？”徐接着说了他许多不同意的地方，熊先生未听完便怒声斥骂说，“你这个东西，怎么会读得进书！……这样读书，就是读了百部千部，你会受到书的什么益处？读书是要先看出它的好处，再批评它的坏处，这才象吃东西一样，经过消化而摄取了营养。譬如《读通鉴论》，某一段该是什么意义；又如某一段理解是如何深刻。你记得吗？你懂得吗？你这样读书，真太没有出息！”诚哉斯言！在文献日益丰富的今天，只有采取象熊先生那样教导的读书方法才能广泛涉猎，光大学问。熊先生的一生，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追求立言与立德一致的一生，是学术与生命一致的一生。（三）陈寅恪论治学陈寅恪先生学贯中西，博通古今，是当代中国学人中的卓绝之人。他的孤傲自行的品格，高遏行云的著述，皆为后继者所仰慕。陈先生为王国维先生撰写的纪念碑铭中，写下了世人熟知的、可视为他基本治学思想的一句话：“士之读书治学，盖将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后来他还赋诗又论及此道，“天赋迂腐‘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平生所学宁堪赠，独此区区是秘方。”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光耀学问，不能有务利、务名之企图，否则，学问不仅不能发展，而且还会坠入歧途。他曾论及治学与政治的关系，“古今中外，哪里有做学问能完全脱离政治之事？但两者之间，自然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如果做学问是为了迎合政治，那不是真正在做学问。因为做学问与政治不同，毕竟有它自己的独立性的。”熟悉并深入研究本学科的经典文献，是当今学术研究的基本前提与重要途径之一。陈先生的弟子季羡林教授在整理完先师遗留下来的笔记本以后感慨地说，“陈先生重视书目。研究一门学问，或者一个专题，第一步工作就是了解过去研究的情况和已经达到的水平。要作到这一步，必须精通这一学问或者这一个专题书目。这一件工作不作或者作不好，自己的研究工作就不能开始。……中国清代的朴学大师们以及近代西方的学者，研究学问都从书目开始，也以此来教学生。寅恪先生也不例外。他非常重视书目。”陈先生既是一位学问大师，也是一位桃李满天下的名师。他将授课视为做学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认为讲课必须要有新意，使同学每听一堂课都有听一堂课的益处。如果所讲内容皆有现存的著作或文章可读，则不必再开此课。这种思想，颇值得我们深思，尤其是在进行高等教育改革的今天。季羡林在回忆起陈先生上课的情形时说，“寅恪师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如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光大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大学教师非同中小学教师。中小学教师讲授的是人类截止到目前已有定论的科学文化知识，接受者又年幼，没有太高的鉴赏力。因此，他们应侧重于提高和完善授课技巧，如实地、轻松地将这些知识传授给中小学生。大学教师则不然，他们面对的一是正在快速发展的现代学术，如投资学中的组合投资理论，理财学中的资本结构理论等等，二是世界观已趋于成熟、急需吸呐现代科技文明的莘莘学子。“教”与“学”正对着的两个方面，都要求高校教师的身份背景首先是学者，然后才是教师。惟有如此，才能既促进学术的发展，也培养出优秀的大学生。合格的大学教师应是大师与老师的统一体。这正是大学教育的灵魂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讲，陈寅恪这位“教授的教授”也是我们所有高校教师学习的榜样。（四）论治学梁启超是我国当代影响深远的一位思想家。在20世纪初期，他的清新的思想象飓风一样狂扫了古老的中华大地。梁先生极为看重学生在校期间的自修本领。“学生做课外学问，是最必要的。若只求讲堂上功课及格，便算完事，那么，你进学校，只是求文凭，并不是求学问。你的人格，先已不可问了。再者，此类人一定没有‘自发’的能力，不特不能成为一个学者，亦断不能成为社会上治事领袖人才。”梁启超先生认为，研究学问应走两条大路：一是文献的学问，应该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去研究；二是德性的学问，应该用内省的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关于文献学问的研究(如国学中之历史学、文字学、社会状态学、古典考释学与艺术鉴评学等)，梁先生认为应坚持三条标准：(1)求真。大凡研究一种客观的事实，必须要首先知道它“的确是如此”，才能判断它“为什么如此”，在这个探求过程中，求真即我们今天所谓的“实事求是”是极为紧要的。(2)求博。研究任何问题，都不能孤立地进行，应在该问题与其它问题的相互关联中研究。掌握信息越多，分析越细，研究也就越深入。但这里的博，是针对自己的研究主业而讲的博，不是泛泛的博。“我们要做博的工夫，只能择一两件专门之业为自己性情最近者做去，从极狭的范围内生出极博来。否则，件件要博，便连一件也博不成。”(3)求通。“好一固然是求学的主要法门。……但切不可忘却别门学问和这门学问的关系；在本门中，也常要注意各方面相互之关系。这些关系，有许多在表面上看不出来的，我们要用锐利眼光去求得它。能常常注意关系，才可以成通学。”梁启超先生极为看重与文献学迥然不同的德性学，或称人生哲学，认为这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最特出之点。所谓德性学，实际上乃是学者修养之学。中国传统学术研究讲究“学术中有人”，立言与立德统一，学术研究与做人等一，没有这种风范，学问光大便不可理喻。因此，我国学界素来看重学者的修养和人品。关于德性学，梁先生强调了四点：(1)知行合一，学问与行为是一贯的，不是分离的。“盖以知识之扩大，在人努力的自为，从不象西人之从知识方法而求知识。……所以说这类学问，必须自证，必须躬行。”(2)致力于学问，而非成败的顾虑。“人生在此不尽的宇宙当中，不过是蜉蝣朝露一般，向前做得一点，是一点，既不望其成功，苦乐遂不系于目的物，完全在我，真所谓‘无入而不自得’。有了这种精神生活，再来研究任何学问，还有什么不成？……我们现在无论是一寸半寸，只要往前跑，才是。”(3)“仁者不忧”(孔子语)。“人格是个共同的，不是孤零的。想自己的人格向上，唯一的方法，是要社会的人格向上。然而社会的人格，本是各个自己化合而成。想社会的人格向上，唯一的办法，又是要自己的人格向上。……这绝不是用科学的方法可以研究得来的，要用内省的工夫，实行体验。体验而后，再为躬行实践，养成了这副美妙的仁的人生观，生趣盎然的向前进。无论研究什么学问，管许是兴致勃勃。”(4)精神自由。“人类外界的束缚，他力的压迫，终有方法解除；最怕的是‘心为形设’，自己做自己的奴隶。儒佛都用许多的话来教人，想叫把精神方面的自缚，解放净尽，顶天立地，成一个真正自由的人。”真正的学者，既是学问的传播者与创造者，也是人类美好品德的承载者。这种认识根源于古老的中国文化，也必将光大于未来的世界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五）王国维论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