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细细的纱线，从母亲到我再到女儿再往下延续，延续的是血脉，是中医，是中国文化，是中国人的情感。这条细细的线波动着，向周边颤发着东方人特有的对他人的关爱和温情。愿我们相互呼应着走下去，走向明天。（三十一）家里的电话现在经常是病人打来找女儿的。女儿统统建议他们去找她的师博诊治。女儿说：“我是学生，在取得医师资格证前不能行医。”女儿不看网上有关中医的讨论，对我热衷于这种讨论报以宽容的一笑。她说：“没必要去和人争论。中医能否存在，是否科学不是争论来的，是靠实践。只要中国还有这么多人，还有这么多农民，中医就必然会存在下去。我将来的工作岗位要定在农村，城里的老爷们要找我看病得到山村去访我。村童会‘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人们找女儿看病，确切地说是找她诊脉。她言病很准。每天，一个上午就要摸五十多个病人的脉。给一个病人摸脉，其它人全瞧着，中医看病到如今还是现场考试。要想取得病人的配合，医生先得看准脉。女儿的诊脉如今已让好多人称奇了。她摸着脉，对病人说，：“你血压太低了，头晕。”病人叫起来：“这你可错了，我是高血压病，西医一直治不好，我才来看中医的……”女儿叫护士给病人量血压，量了两遍，全是血压低。女儿说：“你把高血压都治成低血压了。”另一个病人，女儿说她：“肾结石，子宫肌瘤，小叶增生……”病人不信，说她没有感觉，女儿开了B超单让她去检查。她回来时晃着单子喊：“真是的呀，全有，一样不少啊……”。女儿的师博对她的进步也感到惊奇，说他没少带学生，带了几年不会摸脉的人也大有人在。便是能摸脉的，也没有能达到女儿这程度的。有不信劲的师兄、姐来和她切磋，却不明白她是怎么入门的。女儿的同学，一个中医药大学的尖子生利用实习机会，随同女儿来见她的师博跟着实习。可是这个学生只跟了五天就离开了。因为感到无从入手，茫然不知所措。女儿总是毫不保留地把自己心得体会和盘端出与同行交流。她说，中医事业需要许多人的共同努力，我要把我学到的东西与大家分享。可同行们往往无从感受。女儿说，其实中医本身并不难学。难在人的头脑被现代思维屏蔽住了造成理解困难。一个脉，把什么情况都告诉人了，可摸脉的人却感受不到，当感觉被穿上了铁盔甲，还怎么能知道脉告诉我们什么了呢？师博说女儿入门快是源于女儿心灵的纯净，没有受到污染。女儿变得越来越沉稳，越来越谦虚。她摸到一让她百思不得其解的脉，就琢磨着摸来摸去不罢手。她师博看到了，就给这病人诊脉，对病人说：“你做过气功，你的病就是从做气功上来的。而且你的病在腠里之间，非药力能及，不好治。”病人说他做的是瑜咖功，应该是没有害处的，可却吃不下饭，遗精繁烦……师傅微微一笑说，慢慢服药调理吧。中午，女儿请师傅吃饭，追问师傅是怎么看出来的。师傅从经络角度给她一点拨，她豁然开朗，点头称是。女儿回来对我说，如果不从经络角度去认识，这个病既看不出，又无法解释。可是在脉象上这个病又有，又与其它病有区别……女儿说，看来经络学说就是应有一个合理解释这样的要求而生的。女儿上午在中医院跟她师博给人看病，下午到西医院，跟外科医生上台做手术。我家的椅子扶手上都拴着她练习打结的线。我买回来的肉，也先被她剖开，又被缝上……女儿告诉我，无论西医还是中医，到了一定境界时，就相通了。高超的西医在做手术时，往往不用刀做剥离，而是用手，凭感觉将肿瘤，病块摘除，不伤及其它组织。所以，华佗要是做手术，没有现代的手术器械也是能做的。中医的手术没有发展起来，不是因为中医排斥手术，而是被人为地阻断了。公元610年,巢元方等人集体编写的《诸病源候论》书中就记载了肠吻合术、人工流产、拔牙等手术，说明当时的外科手术已达到较高水平,但古人肯定是难以接受手术，曹操就是一个例子，居然把提议做手术的医生给杀了。看来，中医的发展便是在中国也是受阻的，中医如何发展也不能全由中医人来决定。（三十二）女儿告诉我别担心中医面临的处境。她说，要灭中医并不容易。有人要取消农历，你认为可能吗？不可能，因为农民种地必须要用农历。有人要取消汉字，你以为可能吗？看看日本，韩国又大量恢复使用汉字就明白了。只在中国还存在，中国的农民还在，农历还在，汉字还在，那么取消中医就只能是痴心妄想。当然，如果中国被美国灭了，通过立法取消了中医，那中医才是真完了。可只要再过五十年，西医就会认识到中医的重要性，那时就是西医转过来想要学懂中医了，这是历史的必然。可是，在临床上，与受过现代教育的病人在这个问题上就不是太好沟通的。一上午要看五十多个病人，要想对每个病人进行详尽的中医学方面的解释几乎是不可能的。女儿说起师傅如何对付这种情况时把我笑得肚子疼。同时也深刻感受到中医的无奈，站在现代角度理解中医当然很困难。但是，女儿认为，西医的发展对中医绝对是个促进。一个没有对手的武士是难以保持活力的。我也感觉到中医在女儿这产生了变化。母亲给人诊脉时，只能从中医上说病，说症状，说感觉。而女儿诊脉直接说西医的病名，说出指标度数来。这又是女儿在西医院学习的成绩。在西医院，她借查脉博而诊脉，她借写病历而分析各种指标和数据，而这些分析又被她融进中医中，这使她与病人交流时更方便，快捷。她说，我先做一个合格的西医，而做一名合格的西医并不难。回到家中，她总是捧着医古文研读。她知道，如今的人们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不管什么理，以为说了人们就会懂。只要说得明白，就能成为人人可以接受“真理”，人们之所以不接受是因为说的不够明白。基于这一思想，全国一片质问声。到处都是讲解，辩解声。人们这张嘴可真是没白长。其实，人们的交流范围并不宽。便是物理，化学，数学也是可以大众交流的吗？也是一说就懂的吗？那个因做瑜咖功而至病的人就不会明白，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健身活动吗，怎么会至病呢？他不会明白，说瑜咖功可以健身是有前提的。在西方国家做体操的确不会至病，而把瑜咖功当体操来做却往往会出问题，这可不是说句骗人这么简单的事。如果只承认中医骗人还好说，谁能说出中医怎么害人？哪个西医能说出中医害人的机理？女儿笑说，便是能研究明白中医如何害人都能是个好中医，为此，当然要好好学习。既然是生在中国做医生就不可能象美国的医生那样完全回避和无视中医了，这也是我身为中国医生的责任吧？既然认为道理是能够听明白的，那就应该认真听。可如今是谁也不肯听谁的，全在自说自话。中医备受质问，可是质问的人真的肯潜下心来了解一下中医到底是什么吗？是否肯静下来，认真听一下中医的解答？就象骂鲁迅的有几个是好好看过鲁迅的？所以，真正的中医是不会浪费时间和质问的人纠缠的，于是，质问的人总是不战自胜，洋洋得意。我母亲从不反对西医。相反，她从中医角度去理解西医。来找她的病人好多是经过西医治疗的。她总是仔细询问治疗过程，根据病情琢磨西药在人体中的作用。有时，她还把西药弄来尝，象李时珍一样，给西药定味，归类。我亲眼见母亲将中药与西药配伍着服用。我想，少数民族地区的犀角、琥珀、羚羊角、麝香,以及南海的龙眼、荔枝核等,渐为内地医家所采用，东南亚等地的药材也不断进入中国,也都是这样丰富中医药材的吧？唐宗海认为中西医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应当融汇贯通。他在行医治病的同时，以中医理论为基础，吸取西医解剖学、生理学等知识，撰成《中西汇通医经精义》2卷，于1892年刊行于世。书中附有西医解剖学图，是我国最早汇通中西医学的著作。 1894年，他的医学代表作《中西汇通医书五种》刊出，行销海内外。唐宗海是我国在理论和实践上汇通中西医的先行者，其医名不仅大噪于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而且蜚声印度支那和南洋等地。在这里有中医人好什么面子的问题吗？（三十三）按照线性思维，治病的方法往往只能有一种是正确的，或者说只有一种是最正确的。就象一个人要去北京，路径在他头脑中只有京广线。虽然他也承认条条道路通北京，但京广线在他头脑中却是根深蒂固的。但如果站在交通这个高度讲，那路径就要开阔得多，不仅有陆路，那水路，空路也都是路。西医的理论是统一的，可治一个病人的方案却可以是多种的。中医的理论基础是一个，但治同一个病人，每个中医却可有不同的治法。中医治病有派别，“火派”，“寒凉派”，“攻下派”， “补土派”， “养阴派” ，“温病学派”等等。同一个派别的医生治病还有各自的风格。不懂行的人会奇怪，“寒凉派”是不是只能治热病，不能治寒病？不然得寒症的人还不得让寒派的人寒上加寒给治死？同理，火派的人也只能治寒症，不然给发烧的人下大剂量的附子还不把人送上西天？女儿说，她发现，便是做手术，不同的医生也有不同的风格。这就是说，如果在风格之间做对比，好、坏，对、错这样的标准往往派不上用场。好多病人来找女儿和她的师傅，就是讨论治疗方案的选择。每种方案的效果都是需要好多条件来支持的，所以，一个医疗方案的好否，不仅要看医疗方案本身，还要看你是否具体所需条件。如果用西医的方式，住院治疗，做手术，花五万元把病治好，而另一方案是不住院，服中药，花几百元，把病治好八分，你选哪一个呢？对大多数农民来说，他们选择后种。看官会说，这中医还是不行吧，这病怎么不给治去根，还留两分呢？女儿年轻气盛，急于求成，在给人治病过程中就惟恐不尽其能。虽然我对她说，我母亲给人治病只是扳过病势，给人的自身调节留有充分余地，可她说，在当今西医疗效的比照下，中医不能再走这种老路子，她极力促使她师傅在疗效上达到尽善尽美。为此，她师傅专门同她谈了一次。师博说，病，不仅有表现，还有来路，这个来路既有外在原因，也有内在原因。医生治病往往是治病的表症，可这病的来路，比如由于人的体质原因造成的人常患的某类疾病，医生还能改变体质吗？在这种情况下求根治，就是堵来病的路和改变人的体质，而这对医生来说是不明智的。师傅告诉她，治病要留三分。就是不要把来路全堵死，使这路径一直是显见的，让来病不创第二条路。如果把路堵死了，而由人的体质决定的易招之病再创第二条通道的话，其危害性要远远大于第一通道。因为，没有更大的力量决开不出第二条路来，所以，要留一个观风口。女儿明白了。可现代人怎么可能接受这一点呢？治病务求斩绝除尽，谁肯带着三分病呢？所以，中医和西医绝不是在技术上不能包容，而是在治病理念上距离汇合还有一段路要走。有人说用中医传统理论解释不了西药的疗效，这不对。如果是这样话，中医就没法接手治疗由西医诊治过的病人了。如今中医不可能不认真考虑西医西药对人的作用。因为到中医这里来的人有好多是经过西医用尽了西药的。中医要详尽了解病人的治疗过程。中医不仅要了解西药的疗效，还要知道西药所走的经络，不然如何对症诊治呢？当女儿问到病人曾用过激素类药物时，她就会和师傅交换一个眼色。因为师徒二人认为激素的作用是调用了肾阴精，这如同动用了人的先天储存，而这不是用后天之力易补的事。至于说到西药的作用，中医本身都有各家各派，而且相互理解，唯独不能理解西派？况如今中医药大学中的西医药课程量很大，学生学得也相当好，每年都有很多考上西医医科大学研究生的。又怎么能说中医不懂西药呢。要说西医不懂中药那倒是真的。女儿走到哪都有人跟她谈到病。都把手伸出来让她给号脉。她说出相应的西医病名来，提示人去医院做检查。人们拿回来各种检验单，还是来找她看，一起讨论病情，听取她的治疗建议。她在医院中可以是医生，在医院外还是医生。她可以依赖医院的仪器，也可以不依赖医院的仪器。她甚至可以在什么药也没有情况下，凭着一根针灸针当场给病人治疗。当连一根针也没有时，她用推拿按摩，也能履行医生的职能。这一点往往又是西医所不能及的了。（三十四）提到中医，总有人说它博大精深，还有人说它奥妙无穷，我不怎么同意这样的话。世上有什么事是没法理解的？为什么要把中医说得神乎其神？凭心而论，我从未认为母亲是个聪明人，女儿的智力也就是中人。用我父亲嘲笑母亲的话说，古时尽是考不上举人的秀才因做官不成，做工不能，才去学医的。所以，郎中的地位在古时一直是低于读书人的。书读得好的人早就考状元，走仕途了，谁会去做郎中？这说明中医并不是靠最聪明的人来传承的，其学问也不是非得最聪明的人才能理解。为什么会出现当今世人觉得中医不可理解从而要否定它的现象呢？我想，这是环境使然，是时代的屏蔽作用造成的。这就象让当今城里的孩子学种地一样，不在农村这个环境中，便是把农业大学读到博士，终不是农民，与种地隔着一层。农村的孩子跟随着父母，没有特意学就会种地。关键是环境。正是基于这一理解，我认为古人创造中医理论不是什么神奇的事而是生活自然。让一个现代人手执长矛到森林中去打猎，十有八九得是让狼吃了。用长矛和用枪狩猎哪个技术含量高？这要看怎么对比。把中医理论放在它所产生的环境中去理解就不难。就象置身在猎人中间，只要观察就能够理解一样。中医的现代化，在我看来，就象种田现代化一样。如今，农民种袁隆平培育出的种子，在田间管理上，把传统方式与现代方试结合得浑然一体。看到一个老中医告诉他的弟子，学中医是“方外有法，法外有方。”我想这就和农民种田一样。具体种什么，怎么种是方，但不能不考虑气候、旱涝这个四季之法。但是，一切都按法来吗？如果有温室大棚，冬天也是可以种菜的，这不就是法外有方吗？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肯定中医，肯定中医理论，也肯定西医。母亲对西医西药，能用中医理论去涵盖的，就用中医理论去理解，一时理解不了的，就把它当做法外之方。难道西医的“法”就能涵盖所有病，就没有遇到过法外之方？中医产生的土壤因其遥远，总让觉得不真实。其实，这块土壤不仅是我们脚下的，还是现实的，便是我们这块土地上的西医，也南橘北积，与外国的医生“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不管西医是否承认，在我看来他们也还是有本土特点。昨天我在街上遇到一位朋友，她告诉我刚从北京回来。她在日本留学的儿子病了，在日的亲属打来电话，泣不成声，说是病得很重，全身红肿，医生说病人最终得溃烂而死，得马上拿十五万人民币住院。我朋友两口子一听，急如星火，一时去不了日本，便让儿子马上到北京，这边老两口也赶到北京去。我说，在日本是不是看的小医院啊，上大医院看啊，朋友说是在大医院看的，是个有四百多位医护人员的医院，全面做的检查，拿回来一大叠查验单，院长又亲自出诊给看了，溃烂致死就是院长说的。父母在北京接到儿子，马上到北京医院看病。医生看了一眼，把挂号本朝他们一丢说：“过敏，停所有药，养两天就好了。”然后就喊“下一个！”这态度顿时把朋友的儿子气坏了：“这还讲不讲点人权啦？我在国外，人家对我的病极为重视，院长亲自出诊，怎么到了咱自己的国家就这样？”医生奇怪道：“小伙子，怎么了？你还想吃点药咋的？你这病就是吃药吃的，不停药不能好！”父母把儿子拉出去，不让他跟医生吵，托朋友上203医院再找专家看，这专家也不重视他的病，只是和同事们笑嘻嘻地传看他拿回来这些检验单。朋友一家哭笑不得，只好领儿子到大连玩两天，结果这病真就好了，儿子又返回日本。我听了觉得挺逗乐的，又详细问了问。要说这条件，设备和培养医生的方式，人家日本那是比中国强多了。可一到实际上，怎么这外国医生有时就显得有点幼稚呢？我问朋友是否就这个问题请教了北京的医生。朋友说问了，北京的医生说，这国外吧，医疗条件虽好，医生也多，但他们国家人口没我们多，轮到每个医生看的病人数就比较少，这医生书本知识多，临床经验少，哪象中国医生整个陷入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见多识广哪？听了朋友这番介绍，我想，相对日本医生把病人总爱归类，中国西医的着眼点更侧重个体，这就使中国的西医无形中有了中医的出发点。显得象中医一样重经验。由此可见，我们这块土地适于生长经验化的医学。（三十五）人们之所以觉得中医玄而又玄，是因为中医理论，什么阴阳五行了，五运六气了，如今的人住在城里，一整天也不会抬头看一眼太阳，一年到头可能也看不到几次月亮，怎么会认为自己的生存与日月有什么关系呢？我也和女儿探讨过，把这些丢弃一些行不行？比如五运六气是不是可以不用？女儿说，这五运六气绝对不能丢，会摸脉的人都知道，人的身体与气候的相关性相当密切，这四季脉是不一样的，春弦，夏洪，秋毛，冬实。这早晨和晚上还不一样，今春的脉和去年春季的又不一样。而每一脏器在不同季节不同地点的表现和功能也不同。不用五运六气学说还真没法统领和推演这些现象。女儿问，如果我姥姥抛弃这个学说，她怎么可能预知这一年将会流行什么疾病呢？为什么中医现在看病的效果不够好？看看还有几个人运用“五运六气”学说？现在的中医普遍地乎略五运六气学说。有人提出，中医摸脉为什么不能用仪器替代使之更准确？这么问的人是先把人的脉都设想成可以是一样的并假定了一个健康样本。殊不知，人的脉不仅春弦，夏洪，秋毛，冬实四季不同，而且老人与孩子不同，男人与女人不同，同一个人的脉在早上和晚上还要有不同，可能这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吧？因为我们感觉不到这种不同，但这是客观事实。既然每一个人的脉象与他人都有细微的差别，那么我们用谁来作为健康的标准呢？又怎么用仪器取代？试想，如果没有五运六气的学说做纲领，你摸了一百个人的脉，要是你感觉迟钝的话，你会觉得这些人的脉全一样；要是感觉灵敏点的话，你又会觉得一人一样。这就造成有的人觉得学脉难从而否定脉象。这也是当今好多中医学不会诊脉的原因。抛开“五运六气”学说，脉学就是一团乱麻。我小时候也因中医的不确定性而对中医颇有微词。一些慕名而来的外地患者，来者的地域越远，母亲摸脉的时间就越长，问的越多，全身看得更仔细。开药时，往往是投石问路，观察药物反应，观察几天后才真正下猛药。我当时也奇怪，母亲为什么看不准呢？了解了“五运六气”后我才恍然大悟：一个中医就象一个农民，中国农民种地是紧扣节气的。一年四季寒暑的变换被分为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播种、插秧、收割，每个步骤都要求天时地利，一旦错过最佳时机，即使只是几天之差，产量也会截然不同。农谚，作为“耕作宝典”，为农民所用。象“羊马年，好种田”这样的谚语为农民深信不疑。小时候听奶奶说： “春分有雨病人稀”，“大寒不寒，人马不安”，也往往言中。这，被称之为物候，物候学现在是门科学。“五运六气” 是中医看病的物候，正如农民一看季节就知道怎么处理手中的种子，一看庄稼的长势就知道应该采取什么行动一样，中医有四时八节、二十四气、七十二侯决病法。中医把握人的生长节律与日月的关系，这不是中医主观臆定的，而是客观存在。春季应是弦脉，出现洪脉就是病了，把脉调得与季节相应就是治病，中医就这么简单。女儿的师博在治妇女不孕症时，就致力于将妇女的月经调得与月律相应。他说，少有妇女月经与月律一致特别是在望月来月经而患不孕症的。可如果突然把北方的一个庄稼汉送到海南去种地，或给他一把南方的种子，他就会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就会观察、了解、思索并且适应，所以，中医有地域性。女儿的师傅每天一上午要看五、六十个病号。女儿给每一个人摸脉，她师傅对好多人竟不再摸，直接开方。因为他不用摸脉也能判断出这人是什么脉。因为来看病的人越多，他就越能把握住物候，越能知道这一时的“病”，越能知道人们整体的“病”。 这就是中医治病的体系性和可重复性。这使他看上去很“神”。和女儿的师傅在同一所医院里的中医也有年龄很大的。可诊室的门大开着，却很少有人登门求医。女儿和他们聊天，回来对我说，这些医生并不是学识不够而是他们无从把握物候，因此无法看病。因为脉象是不确定的，整体的脉象也是处于动态中，如果中医不一直身处这一动态之中就无从把握脉象。所以，一个中医博士不会看病不是他读的书少，不是他水平不高，而是中医这东西根本就不能脱离实际。如果学习诊脉的过程是断断续续的话，是用学书本知识的方法，不但什么也学不会，还得走向自我怀疑，所谓的中医不好学，是因为脱离了实践就无法学。女儿走到哪都给人摸脉。她说，我不能停下来，不能间断，我必须通过这种方式一直掌握着脉候。如果我很长时间不摸脉了，那么这一地区，这一时期人们的基本脉象是什么样我就不掌握了，在这种情况下，你突然让我诊一个脉，那准确性就要大打折扣。女儿问我，我姥姥最早开始行医时是怎么掌握物候的？我告诉女儿，我母亲24岁行医。骑个毛驴，走乡串户，主动上门给人看病……女儿对我说：给我买个吉普车，我毕业后开车下乡，要是坐在城里等，就会象那些白了胡子也还不能看病的中医一样毁掉中医。几千年来，我国人口一直占世界人口的1/4；在气候与疾病的相关性分析上，中医掌握着特大的临床样本。这样持续几千年的观察和积累是世界上任何别的医学都办不到的，尊重来自远古的生活经验，中医并不深奥，亦无所谓古今，它就存在于人类经验当中。只要我们置身于实践中就不难理解这一点。农民为什么容易接受中医？因为其理相通。我比较注意观察农业现代化，农业能现代化，中医也能现代化。基因工程要是能改变人类种子，中医也能用新方法耕种。（三十六）在汉语中，我们把每一天叫“日”，一天的时间是以日的运行来记的。而每个月，在古代我国是以月的运行来记的，于是，年也是以月来记了。可是我们的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实际上是属于阳历范畴.，是以地球绕太阳运行的规律来确定的，它的测定又是以浑天说，也就是地球是园的为基。这说明，我们古人想尽一切办法，使主观意识与客观规律一致。古人的经验总是在把我们引向客观，正确，和接近真理。古人把人所受到的来自日月的双重影响，用阴阳来表示，解释，对应………时时用实践来校正和充实使之符合现实。经过历史的淘来荡去，留下一条清晰的河床，这就是中医理论了。如果把中医理论象摊煎饼一样摊进历史，我们就会看到它其实很简单，很自然，很真实，也很科学。既然地球上的生物是受日月的双重影响，那么，在制定历法上，中国古代使用阴阳合历就成必然。干支六十年是近月会合周期与回归年的会合周期，它表明以冬至为参考系的地月日三体最小相似周期为六十年，这一点与自然规律也是一致的。这使我想到，要么是古人的寿命不象我们想的那么短，要么就是代代相传的记录和观察严密得如同一个人的永生才能观察得如此贴近自然。光说我们中国人重视传统，讲子承父业，讲师传，因为没有这样的传统很多观察任务是无法完成的。在六十年这样一个循环中，月日对地的交互作用，形成细微差别的地球物候，在中医上用五运六气来表示。五运是，金、木、水、火、土。六气是，风、寒、暑、湿、燥、火。一提阴阳五行，现代人就头大，搞不清它是什么东西。其实这东西没那么复杂，我们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理解，比如，当我们认识温度这个概念时，我们用冷和热这两个概念去把握它。当零下二十度时，我们说是冷，可这冷中没有热的成分吗？它比零下三十度是不是热了十度？当我们在零上三十度时说热，这热比四十度是不是凉十度？所以，我们说阴的时候，不等于说阴中无阳，说阳的时候不等于说阳中无阴，那么阴阳所体现的不同的度，我们就用五行来代表，所以，五行是阴阳的不同状态。我觉得阴阳五行是很实用的模糊数学，从这一点上说它是先进的并不为过。当阴阳五行这样一个体系建立起来时，它就成为医家的“法”。如今在中西医之争中有一个中间派。提出只要中医的药方，不要中医的理论。这种只要方不要法的做法正是我当年想学中医时对母亲提出来而遭到她断然拒绝的。我当时想，母亲治再生障碍性贫血，治银屑病，治不孕症等绝招教我几个，我此生就不会遇绝境而不能逢生了。我很长时间不理解母亲怎么会这么迂腐。现在想来，只有方没有法，中医就没有再生能力，就不能自我校验，就不能调整与时与地的关系，也就是说，不能与时俱进。法，是中医的生命。如果没有人体的随季节而产生的生理变化，阴阳五行对中医就毫无意义。女儿说，每当季节交替之时，第一批上来的病人几乎都是“时令病”，就是身体节律与季节没有同步而出现的不适。而这批病人，往往又可以作为把握其它病人的标尺。因为医生对时运的把握是要通过他所面对的病人才能具体。他要在病人中树一类典型，当作标尺，作为当下时运的具体体现。所以，对中医来说，他的病人越多，他看病的准确程度也越高，效率也越高，因为一个个病人在他这个当医生的眼里相互间都是紧密相联的，可互相参照，个体是整体物候的一部分，病人越多，他对物候的判断越准，效果当然也越好。所以，病人少的医生，他用来把握和判断物候的基数太小，影响其准确性，就会出现病人少的中医会试探着给人治，先后用好几种方法。因此，我让中医看病不轻易换医生，就是给医生充分了解病体的机会。这样一来，有的老中医给人看病颇有点象老农卖瓜，捧起一个瓜用手一掂：“六斤！”又一拍：“保熟！”这时你非让他拿出证据来，他真拿不出。不过你可以找称去称，找刀去切开看。当年我到队里瓜田去取瓜时，从来没有向老农这种做法讨要科学依据。农民对中医要比有的科学家理解的到位，这并不是中医不科学的证明，也不是农民愚蠢的证明。其实毛主席比较明白这个道理。现代生活日益脱离自然，使我们以为我们与自然没有多大关系。然后西方科学家开始陆续发现了“生物钟”，发现了“生理节奏”，又发现夜里不适合搞体育锻炼，发现用日光可以治疗失眠症……说实话，因为我一直密切关注和追随着科学发展，所以这样一些科学新发现把我一步步地推回到我母亲那里。相比母亲当年说的，这些新发现只是方，不是法。这些方可以不用科学去发现而用法就能推演出来。(三十七)认为现代人比古代人聪明，西方人比东方人聪明，知识分子比体力劳力者聪明是偏颇的。我不认为拿着枪的人比手执长矛的人聪明。现代人有技术，古人有技艺。可现代人对技术的依赖使人只见技术不见人。西医门诊医生形同虚设。你对他说肚子疼他不能给你一个诊断而是让你去做B超，如果你肚子里真长了什么也不是他告诉你的，打B超的人就告诉你了。女儿说，进了医院如同进了一座工厂，大家都是技术工人，冷冰冰的。中国人为什么谦虚，孔子为什么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因为前人所知道的东西，我们现代人并没有生而知之，就象每个人都要从走路学起一样，这是不能省略的步骤，即使你今后的人生是以车代步，你还是要学走路。当代科技水平是由科学家们代表的，可大多数人认为科学家也代表了他们，对古人嗤之以鼻。弱不禁风的现代人手里有了一把枪，就可以嘲笑猎人的体魄，勇敢和身手。我们把西方人的强盗作风学来对付古人了。我对看上去很荒唐的事也不敢轻易否定。荒唐的事物有如洪水，中医的道路，如洪水退后留下的河流。有个网友叙述在中国流行过的“打鸡血”“红茶菌”等疗法，很为其愚昧而感慨。虽然这些流行的疗法是闹剧，但医学也好，科学也好，走的很少是直路，纵观科学史，不也是洪水过后留下的河道吗？其歪打正着的意外之得也比比皆是。如今科学当皇后了，人们总想给她洗白，给她重修一个好出身。有这个必要么？我给中学生上课时就讲科学的本来历史，不让孩子们对科学形成迷信，不压制自身的创造性。打鸡血看似荒唐，有体质过敏者出现负反应，可打青菌素的人也会有过敏者，抛开表面的荒唐，从中医角度看，动物疗法是一直沿用的。不仅入药有大量动物，就是活体动物也用于治疗，如用水蛭吸血，蜂毒治关节疼痛等。宠物对人的治疗作用不仅仅是心理上的，也是生理上的。如今西医也发现小时候家里养狗的人，长大后可少患好多过种敏症。中国古人还看出猫是一种冷性动物，适宜治温病；狗是温性动物，它们宜治像癌、肝硬化和关节炎这样的冷病。动物性疗法，在世界上已成为一门公认的科学.我有个同事，她从不吃鸡肉。如果在家请客，就找我去替她做菜，她到外面站着，说是闻不了鸡味。为了把鸡烹得没有鸡味，我用做香酥鸡的做法，先把鸡煮了，再用桔皮，料酒，香菇等上火蒸，出锅后再用旺火油炸，我让她闻，哪里还有鸡味了？可她还是不吃，为了不让我再费力了，她告诉我她不吃鸡的原因：在她十二岁那年，她生了一场大病，眼看要死了，气息奄奄。于是家里用了最后一招，从架里捉来一个老母鸡，来到她的床前，猛地撕开母鸡的胸膛，一下子按在了她的胸脯上。她就此活过来了，从此就不能吃鸡肉了。我曾和女儿探讨母鸡治病的原理。女儿说，如果用中医理论讲，那就是借用了母鸡生命的真气。说到“气”，这是最让讲科学的人反对的了。虽然对女儿来说，她觉得气的存在是很自然的，她说，不同季节的不同脉象，就是人对气的感应，经络就是气的通道，学针灸只知道剌穴位，不讲经络，不重气感，不懂配穴，那针灸就不是针灸了。想起女儿两岁时，病的心衰，打毒毛甙抢救，我知道办法用尽了，要求医生给女儿输我的血。医生嘲笑我说：“你的血是药吗，能治什么病？”我坚持输我的血，200CC血输过后，女儿紧闭了两天的眼睛就睁开了，要东西吃。我想，我的血，现抽现输，是不是和打鸡血，撕活鸡有异曲同工之处？不否定什么不等于就是承认和宣扬什么，而是一种审慎的态度，我总觉得否定是容易的，而多问几个为什么没有坏处。我们现今头脑中所装的东西与古人不一样了，这不等于说我们脑袋这个容器也有了质变。而我们的肉体几千年来更没有发生突变，因此，在治病这个问题上，选用一些有效的古老的办法可能比新办法更安全。如果一个彪悍、勇敢的猎人手里再有一把枪是不是很完美？为什么有了技术就非得排斥技艺呢？女儿的一个同学，通过门路，跟一个很有名气的中医实习。他惊讶地发现，这个中医还十分善长用西药，其治疗效果要高出一般的西医，也就是说，做为一名西医他也是高水平的，可他仍立足于中医。现在的中医并不是生活在古代，很多人的科技知识要高出写批判文章人的水平，如果科学足可以推翻中医理论，他们有什么必要坚守？做为中医能理解西医，当然，好多西医也经常建议病人去看中医。而写文章要求取缔中医的，往往什么医也不是。（三十八）和年轻人谈中医很难，便是谈传统文化，往往也没有切入点。年轻人习惯以现代角度看问题，传统的东西在他们头脑中没有落脚点。后来我总算找到同年轻人谈传统文化的突破口了。我问年轻人：“喜欢吃饺子吗？”大多答到：“喜欢！”我问：“制作饺子的原料是什么？”都能举出：面粉、肉、菜、油、盐等等。又问制作饺子的工序。也知道，和面，做馅，擀皮，包饺子等。我问，包饺子麻烦不？年轻人承认是很麻烦。我说，既然制做饺子麻烦，按照肉烂在锅里的理论，我们把制饺子的原材料放到锅里一起煮熟了吃不是一样的吗？何必费这事？年轻人说，还是饺好吃啊！我笑了，这就是中国人，追求美味，即使是事事向西方看齐的年轻人在吃这个问题上也不肯放弃口腹之欲去以西餐为主。我说，如果真的想向西方学习，我主张首先从吃饭上学，因为这不是一件小事情。要知道外国人就不费功夫包饺子。西方人吃饭，基本上是从营养的角度理解饮食的。不怎么追求口味，享受在饮食中不占有重要的位置，故而西方的饮食比较简单、实在，虽口味千篇一律，但节省时间，且营养良好。西方这是一种理性饮食观念，这一饮食观念同西方整个哲学体系是一致的。他们研究的对象为事物之理，事物之理常象面前这盘“法式羊排”，一边放土豆泥，旁倚羊排，另一边配煮青豆，加几片番茄便成。色彩上对比鲜明，滋味上各种原料互不相干、绝不调和，各是各的味，简单明了。纵然有搭配，那也是在盘中进行的，这种形上学理互相连贯，便结成形上哲学。这一哲学给西方文化带来生机，使之在自然科学上、心理学上、方法论上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可中国人做饭的制作过程叫烹调。烹是煮熟食物，调是调和五味。所谓五味，是指酸、苦、甘、辛、咸。中国烹饪讲究调和之美，菜点的形和色是外在的东西，而味却是内在的东西，重内在而不刻意修饰外表，关键就在于它的味。中国人吃饭却要重味道，而较少关注营养，而美味的产生，在于调和，要使食物的本味，加热以后的熟味，加上配料和辅料的味以及调料的调和之味，交织融合协调在一起，使之互相补充，互助渗透，水乳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好味道的意蕴却是难以说清的，这正与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吻合。中国人对饮食追求的是一种难以言传的“意境”。意境是一切艺术的中心，饮食文化也不例外。而追求美味还算不上中国人对饮食的真讲究。中医更是要求适口味美首先要合乎时序，夏秋清淡，冬春浓郁；还要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更有药补不如食补之说。中医认为，味道不同，作用不同，在选择食物时，必须五味调和，这样才有利于健康、若五味过偏，会引起疾病的发生。五味调和得当是身体健康、延年益寿的重要条件。女儿说，人们一提到医，就一定要想到药，其实，医生不用药也可以给人治病。好多病，比如高血压，胃病，脂肪肝等，不吃药，仅改变饮食结构就能达到比吃药更好的效果。据西方的植物学者的调查，中国人吃的菜蔬有600多种，比西方多六倍。所有食物在五味上都有归类，进行调济，配伍，也是药用。真正的讲究还不是味美，中国人关于吃的讲究真是太多了，在五味的追求上均达到了极致。这绝不是仅仅追求美味能达到和能概括的。如今的一些现代病，往往就是仅追求美味造成的，从这一点上讲，中医也讲“病从口入”。女儿号脉时会对病人说：“你是朝鲜民族”。病人感到很惊讶。女儿说，鲜族人长年吃辣，在脉上有表现，在给治病时不能不考虑到这一点。母亲在世时，每个季节重点吃些什么，都是有说法的。这不独是一个医生会这样做，一般的中国人都知道。比如冬季进补，春季吃些野菜，夏天在菜里拌点芥末，秋天吃萝卜等。吃菜和水果要吃当季的。这不仅合阴阳五行，更合自然规律，反其道而行之就会“病从口入”。如今的现代病哪个不是吃出来的呢？把我们吃的学问抛弃得只剩下美味这一条，能不致病？（三十九）不管我怎样欣赏中医，可在医疗体制上我还是赞同以西医为主，不主张大力发展中医。因为西医更符合当下的时代要求。在人口大爆炸的时代，在战争频发的时代，中医显然不能满足批量处理和战地救护这样的医疗要求的。现在马上把中医消灭了，社会还会正常运转。可把西医院关闭了，中医的力量再强上两倍能承担得了社会的医疗责任吗？西医的医生通过课堂教育和集体训练就可以造就，可以迅速地复制。可中医却不是想大力发展就能发展得起来的。有人说中医衰落了。是的，中医人数不足解放初期的一半。可一百年前的中医算得上是昌盛的吗？中医从来就没有真正昌盛过，也不应昌盛，从前只是没有人和它竞争罢了。有人说，中医的衰落是西医冲击的结果，我认为这是给中医自身缺乏竞争力找借口，西医对中医的冲击是中医的历史劫数，也是它成长的内在需要。我很感谢西医的东进，虽然这使中医受压制处于低谷，但这绝不是坏事。在上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医一直缺乏挑战对手，一直没有可进行对比的参照，这于中医发展不利。事物并非如火如荼就是有生命力。正因为有西医做对比，给了我们一个前所未有的审视中医的视点，才使我们得以总结中医特点。对比的目的是为了扬长避短，对比不是裁判眼里的比赛，目的不是淘汰一个。 咱要找准自己位置。人家的东西有优势，咱要用，咱们的东西为什么有短处要考虑。现在有西医承担主要的医疗任务，中医正好可以进入沉淀，调整阶段。对比西医，我觉得中医比西医大又比西医小。大，是指它存在于是人类的各个领域；小，是指它在技术领域要小于西医。比如说在科学领域，李时珍说“窥天地之奥，达造化之极”，他著《本草》是不是科学追求？中医不排斥技术，中医正骨就是技术，孙思邈遇有排尿困难或尿潴留情况，也用葱管当导尿管。但所有的科技成分都掩盖不了中医学的艺术特点。中医为什么给人以玄妙之感？为什么给中医送的匾要写“妙手回春”？为什么有的人无论怎样主观努力也学不好中医？为什么中医的弟子跟师傅学习的过程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整个象一个艺术学习过程？女儿下决心说：“我要做大医，要做上工。”我没有听到一个西医院的医生有这么说的。倒是听过不少搞艺术的人讲，要做艺术家，不做工匠。女儿说，仅仅为济世救人她还不能学中医，为混碗饭吃或其它功利目的都不足以使她学中医，她是在中医里面找到了一种感觉。她这么说的时候我能理解她。我认为既便是在专业领域内找到感觉对人也是很重要的。人的一生往往是寻求属于自己的感觉。比如数学家寻找和谐之美，物理学家寻找统一场论，艺术家寻找意境等。人的感觉有排“错”法，不属于它的东西它不要，感觉有引领作用，它的超越性不能不引起人的重视。喜爱艺术的女儿在学了中医后还不想放弃她的音乐爱好，假期她还时常拎着琴去找她原来的老师练琴。有一天，她的老师说：“你原先拉琴时很有感觉，为什么你现在这种感觉没有了呢？”女儿沉吟了一会说：“我明白了，我的感觉转移了，全转移到中医上去了。”女儿拎着琴回家来说：“一心不可二用说的就是我现在这种情况，我的艺术感觉也不能二用，所以我暂时不能学琴了。”达到妙手回春境地的中医就是大医，大医给人治病就是展现艺术才能了。而艺术性的东西如何普及，推广？如何能被用科学眼光审视的人欣赏？那些无数具体细微的过程，那些感悟体会，那些切磋，那些实践交流，怎么可能仅仅用形式理性的框架框住？笼罩着中医的被看成是巫，是玄的氲氤之气就是由艺术因子构成的。（四十）身为中国人，便是做西医时想问题有时也还是有中国人特点。妇产科专家曹泽毅做手术，面对的多是癌症患者，早年他总是尽可能多地清除癌细胞，并为自己清除得比别的医生彻底而骄傲。可是，当看到获得了生命的病人失去了家庭幸福甚至演绎悲剧人生时，他对自己的治疗方式产生了怀疑。如今别的医生做十来个小时的手术他做都不超过两个小时，切除的很少，他开始冒险，死亡率比从前要高，因为他把治疗的侧重点不仅仅是放在让人活上，更是放在活得象人上，也就是生存的质量上，这就是说，他宁可冒病人可能死亡的险，也拒绝用手术刀开创悲剧人生。他这种医疗观念是大可商榷的，这是对眼里只见病不见人的医疗观念的反动，这种治疗方式增大了病人的危险系数，在理性上不是强势。可是作为中国人好多能够理解和接受他的这种治疗方法。上海血液学研究所细胞生物学研究室主任陈国强得知：在东北有一些老中医根据传统的以毒攻毒理论用砒霜治疗肿瘤病人，并保留了大量的第一手病例。通过对这些病例的研究，发现在当时治疗的32例病人中，有28例能够得到完全缓解。陈国强在临床试验中，每天给急危病人注射10毫克纯三氧化二砷溶液，连续打三四个礼拜，直到病人完全缓解为止，且大多数病人都没有明显的副反应。这一研究成果让西方人惊讶，在西方人的思维里，砒霜就是一种去杀人的或者用来自杀的毒药。他们认为用砒霜来进行静脉滴注而在临床上没有什么副反应，是不可思议、难以想象的。在中国地域的西医有时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地会偏往中医所走过的道路。我想，是不是东方人的头脑中侧重意象思维的比例要比西方的大呢？女儿小时，我曾致力于她的科学理性思维塑造，与好多女孩子一样，她天生不接受科学理性，常常是道理给她讲得明明白白了，她说：是的，道理是这样的，可我还是想那样。完，什么道理都白扯。怕女孩子到了中学阶段学不进数、理、化，我提早给她培养兴趣，从她小学三年级开始，我用了三年时间，每天晚上给她讲《科学演义》。我认为，中学的数、理、化课程不从兴趣入手，割裂科学发展史，不符合人的认识规律，如果我能培养起女儿对科学的兴趣，那么中学的科学教育便不是不可以接受了。三年，我不仅给她讲完了科学发展史，还重点讲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并把《物理世界奇遇记》也啃了下来，这下，我想应该是差不多了。 可是到了中学，女儿和班里的绝大多数女同学一样，对数、理、化束手无策。我认为还是学校的教学方法有问题，决定亲自教女儿这些课程。结果我发现女儿的头脑拒绝解题，拒绝线性思维。物理老师让她提出的稀奇古怪的问题气得在课堂上呼叫天老爷。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还是不能让她回到逻辑思维轨道上来，我迷惑不解地问她：“我给你讲了三年的科学，你一直瞪着闪闪发亮的眼睛，兴奋、专注地看着我，我问你，你把这三年我讲的东西听哪去了？”她笑嘻嘻地说：“我光看你表演了，哪听你讲了”。我象她的物理老师一样地叫起天老爷了：“天啊，我这三年时间不全是白费了吗？”女儿说：“怎么能是白费了呢，如果你不花这么大的力气，怎能知道我不是科学的料，怎么会接受我学不了科学这个事实呢？” 女儿迫使我接受了人的思维类型是不一样的。其实我知道，我的头脑也不是纯理性思维的，我曾和别人一起做“奥林匹克”数学竞赛题，别人能做上来十道题，我能做上来九道，人说，这就不简单了，再努把力不就能做出第十道题了吗？可我仔细研究了一下我没做出来的那道题，发现问题根本不是我再努力的事，我根本就作不出最后那道题，那是我科学智力的极限，表面看我与他人的数学能力只差一道题，实质却是天上地下，能做出最后一道题的人必须得是纯数学头脑的人，而我不是。我是用摹拟数学思维做上九道题的，这不能说明我具有数学头脑，在别人看来，我与数学尖子生差不了多少，殊不知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学别人，只能学到形似，永远不能达到真是，要想真是，就不能摹仿别人。后来我再给女儿辅导功课时就不强行让她用科学思维学习功课，而是让她用一种摹拟思维去学习，这种慕拟方式不能使学习达到十成效果，但可以达到八、九成。但在选择一种终生学习方式时，我不能让她选用终生需要摹拟思维的，而是要用她本性思维的。因为，在各行业达到顶极成就的无一不是自性思维。我看到高工在文章中提出：历史上进入中国的黄种民族甚至占领者都被融入了中华文明，而被中国控制时间长达2000年之久新疆地区的非黄种人接受中华文明的程度就非常低，比周边黄种人国家的还要低，至今也没有一个白种人部族接受了中华文明，这只是简单的巧合吗？这使我不得不想到，中医的思考方式可能真的让西方人难以接受？（四十一）有些人认为，没有数、理、化头脑，没有很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就不能搞科学，或者说逻辑思维能力不强的人所搞的东西就不是科学，是“伪科学”，要被科学捍卫者棒杀。我承认科学是以逻辑、概念、标准、规律等为衡量标志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医不是科学我不反对。从这个意义上说许多人学不好科学也正确，但如果以此作为衡量标准来划分智能高低，来划分理性和非理性，甚至决定留存的问题，那么我与“科学”的斗争就是为了争取生存权的斗争了，就是不愿做奴隶的斗争了，这是捍卫头脑领地，不做精神殖民地的斗争。我从来没有说要取缔西医，可消灭中医的口号却是明目张胆地提出来了。难道我的头脑就不是头脑？这坚船利炮还顶到脑瓜门上来了？且不说数学家桐丘城认为数学与美学紧密相联，也不说外科医生在做手术中找到与艺术大师同样的创作感受，更不说艺术感是各领域人的创作动力，只说科学发展难道一直是靠科学自身获取动力和成果的吗？翻开科学史一看，其中充满了由旁门左道，触类旁通，无心插柳，歪打正着的意外之得。科学史告诉我们，科学从来就没有走过一条康庄大道，科学真正讲逻辑、概念、标准、规律等才几天？袁隆平如果走一条中规中矩的科学道路能有今天的杂交水稻吗？多少大科学家当初所做的不是被“科学”否定的？我不知道把科学打扮的过于圣洁的用意何在？灰姑娘的出身是科学不能接受的？我相信，“科学”现在也还是在用试错法前进。我想，当年为了不让女儿被当今纯洁、崇高的科学吓住，我在给她讲科学史时，是不是把科学发展的本来面目植入了她的头脑？我给女儿讲了三年的《科学史演义》的意外之得是她对科学不迷信。或许她现在正在走一条最本源的科学发展之路？科学如今如此圣洁，以至于象袁隆平也是很艰难地当上了工程院院士。据说他以后再也不报科学院院士了。科学在一些被称做是科学家的捍卫下才变得纯洁了，可是不是也失去了一些活力？科学的专制，使有些高级科学家除了捍卫科学的纯洁性已难有其它做为。他们把持着发明、发现权。凡是不符合他们科学要求的统统打成“伪科学”。他们甚至阻碍了科学的发展。中医的色彩为此一直是灰色的。这样一来，科学高高在上，与其它人类思维产物不可通约，失去了强大的生存基础和营养来源。中国的科学所患的正是气血两虚之症。我在家里生豆芽，把一斤豆子放到盆里，浇上水，放到温暖的地方。不两天，齐刷刷的豆芽就生出来了。我把豆芽取出做菜。盆底总要剩几粒豆子纹丝不动。我称它们为钢豆子。放在手里，看着它们。如果你认为它们是死的就错了，它们是对水、温度，规律，齐刷刷……对生豆芽的反动。我当中学老师时，班上总有几个学生是不进盐酱的，既不是科学头脑，也不是意象思维，被别的老师称做是花岗脑袋。我有时轻拍他们的脑袋，感慨他们是人类的钢豆子，他们受比生豆芽更大的规律支配。他们更是种子。我庆幸女儿的头脑不是科学型的。她知道，推动科学发展的不一定得是大专家，而是多有一技之长，动手能力强，侧重感性认识，注重实效，不太受科学理论束缚的人。女儿放下紧张的备研要去深山访一位八十多岁的采药人。我说，这会影响你考研的。她说，采药人已经八十多岁了，没有人继承他的所知，你以为他还能等吗？在考研和去访采药人这两者之间你认为哪一个更重要？我当然认为后者重要。女儿的朋友们认为前者重要，理由是，采药人只有一些感性经验，他采用一些当今人长久不用的草药，用不符合现代人理念的方式配伍使用，虽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但不能用科学解释。女儿说，这些东西虽然她现在还不能理解，但先抢救性地传承下来，留待以后再研究也不能让它现在灭失。在中国，的确能发生一些让人菲夷所思的事。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女儿在五岁时得了肾病。在当地医院治，到省院治，最后到北京长年住院治。这些治疗只是为了延缓孩子的病，为的是能坚持到十二岁，才可以换肾，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为了给孩子治病，他是倾家荡产，负债累累。为了让他散散心，能找到他时，我们就请他出来吃点饭，喝点酒。他总是一杯酒下肚就伏在桌上哭。大家都给他捐钱，他会裱画，我就给他揽这样的活，让他多点收入。大家认为他会让这个病孩子拖垮的，应该另做打算，就推举我去跟他谈。我小心翼翼地跟他说，这个孩子也算是治到家了，再生个孩子吧……他没容我把话说完就急了，表示绝不放弃这个孩子另做打算。我只有叹气，无可奈何，等待最后悲惨结局的到来。可就在这时，事情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转变，我们当地的一个老头，祖传一个方，只治肾病中一种类型，在乱投医的心理支配下就给孩子用上他这药了，结果这么大的一个病，就象治个感冒似的就好了，好的让人难以置信，什么后遣症都没留。后来我看到这个孩子，不仅健康，而且顽皮，我问这孩子怎么比别的孩子活跃，她父亲说，这孩子小时整个接受的是医疗教育，也算是特殊教育了。这个治病的人根本就不是医生，不知医理，病理，跟神奇不沾边。（四十二）最近，两个熟人死了，一个四十二岁，一个不到四十岁,两个人都很肥胖，得的同是高血压、脑出血类病。看到他们的亲人悲痛欲绝，我感到人的生命实在是很脆弱。回忆小时候，很少看到胖子，有高血压病的人很少。偶尔遇到一个高血压病人，我母亲会很感兴趣。医院也很重视高血压，血压高一点就给开病假条。有想偷懒歇一天的人，就想办法把血压弄高点。我记得方法是：先跑上八百米，再喝上一大杯热水，大夫给量血压时攥紧另一只拳头……这血压就高了，能得到休息一天的病假条。78年上大学后做体检复检，有个同寝室的女学看着血压计就紧张，量时血压就高了，医生让她一边站一会再量一遍，她脸色大变。我过去安慰她，给她按摩两肘的曲池穴。医生再喊她量时，血压就正常了。事后她谢了我一个大苹果。据我国1979－1980年全国高血压抽样普查结果，20岁以上成人确诊高血压患病率为5.8％，临界高血压患病率为3.3％。如今，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高血压患病率为18.8%，上海城乡的高血压患病率为29.2%。北京市教委副主任杜松澎公布了2005年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的部分数据说，超过一半的中学生血压偏高。从数据库的统计数字看，高血压病和与高血压病密切相关的心肌梗塞、脑卒死等心血管疾病占人口死亡原因的一半。为此，每年的10月8日已被定为全国高血压日。我就奇了怪了，这高血压的人如今怎么这么多了？一般说来，这种时代性，集体性的疾病在历史上往往是传染病，这高血压不会是有“高血压菌”传染的吧？这要是按早先的标准，这一半的中学生和三分之一的上海人岂不是都得休病假？对高血压的成因，医学界说还不清楚。有关专家认为，九成半高血压病来自遗传。我想这高血压家族也和我们一样落实计划生育政策，专家估计的1.6亿多患病人数也不可能都是高血压家族的人。这种翻番的增长不能不使我把高血压看成是一种时代病。为什么高血压病在当今增长这么快呢？女儿说，当然是今人的生活方式使然了。统计数字已表明，高血压患病率城市高于农村，脑力劳动者高于体力劳动者，现今高于从前。高血压病是当今世界引人瞩目的流行病，而且越是工业发达的国家患病率越高。这就更说明工业化的生活方式对人的影响。看我迷惑不解，女儿说作为不是医生的我完全可以简单理解。她说，血管可以当成水管来看，血压为什么会高？供血量太足或不足了呗，太足了，血压自然会高，在供血量不足的情况下怎么办？人的代偿功能就会提高血压，这就是高血压。常用的降压药是扩张血管，水管子粗了，一量血压，当然就不高了。可是造成血压升高的根本原因并没有解决，心脏的负担没减轻，血管总被不自然地扩张，心脏承担着血管扩张带给它的更大调节负担，这病不但没治愈，还给心脏和脑带来隐患。我问女儿，如今的高血压都得终生服药，古时的高血压是什么样，是不是没法治呢？女儿告诉我，血压计是1896年意大利医生里瓦罗基发明的。血液的测定大约始于1910年前后，因此历史上中医学没有高血压的概念。高血压属中医学眩晕、头痛的范畴。中医认为引起血压高的原因可以有很多，血脂高，血粘稠能影响血流速度，从而引发高血压，而贫血，气血两虚的人，也可以是高血压。所以，胖子可以得高血压，瘦子也可以得，但中医的治法肯定是不一样的。中医认为高血压发病与体质因素、情志因素和生活失调等有密切的关系，而以体质和情志关系更为重要。体瘦、急躁易怒的，阴虚阳亢，患高血压的多。体胖的人，脾气虚而多痰湿，风痰相煽，因而血压升高……人在盛怒之下，肝气上逆，血随气升，就会发生高血压症。大喜、大悲、受到惊恐，情绪紧张而不安宁，心肝受扰容易患高血压病。生活失调同样可以引起内在脏腑气血阴阳的变化，也会导致发生高血压症。劳逸失度会引发高血压病。饮食失节在高血压发病诸因素中占有重要位置。过食肥甘厚味，伤脾碍胃，生湿酿痰，痰湿阻滞，风痰上扰，会发生高血压。酗酒之人，助湿留热，肝阳易涨，容易发生高血压。过食辛辣等物，伤阴化火，阴精损伤，火热上冲，从而引发高血压。尤其是嗜食咸味者，血脉凝涩，肾气损伤，则血压上升。以上这些致病因素在当社会都得到空前的强化。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说，调查显示目前中国成人超重率为22.8%，肥胖率为7.1%，估计现有超重和肥胖人数分别为2亿和6000多万。大城市成人超重率与肥胖率分别高达30.0%和12.3%。这些人是高血压的易患人群。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景怀斌指出，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精神疾病的发病率大概是2％，到了2000年，我国精神病发病率已经达到了14％。这个数字说明，精神紧张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又一特点。女儿说，有着这么多胖人和这么多精神紧张的人做基础，社会怎么可能不流行高血压呢？其实，治疗高血压并不难，只要调整生活方式就可让高血压患病率大幅下降，这不是很明显的事吗？可人们宁可服用副作用很大的降压药，宁可付出生命的代价，也不肯改变生活方式，这种心态下，人们接受中医当然更难了。（四十三）朋友来我家玩，手中拎一方便袋，从中拿出一盒盒的“龟灵膏”让我吃，说是美容养颜。她自已先开了一盒吃起来，说是每天都得吃三盒。我拿起一盒，看了上面写的成分说：“这东西不适合你吃”。她说：“你看功效啊，功效写的是排毒养颜，美容护肤啊。”我一时语塞，和现代人说话是真费劲啊，想起女儿说她师傅遇到这类情况时往往不做解释，当人们把中药象西药一样理解成功效固定时，她觉得你看成分就是多此一举。朋友是个身体很弱的人，每年都要吃上几剂“生脉饮”，可你一眼照看不到，她就吃什么“珍珠粉”喝“苦丁茶”，这又冒出了“龟灵膏”，真是让你防不胜防。我说：“你老要排什么毒？你身上有什么毒？你所说的毒是什么？一般人所说的毒是指毒火，你有火吗？中国人有几个是阳亢的？你一派寒凉，全指望夏养阳，你可倒好，用这些寒凉的东西把这点阳气全压下去了，搞得脾胃虚寒，真奇怪，你吃这些东西竟然不肚子疼？”她捂着肚子说：“我肚子疼，要上卫生间。”我被她气得哭笑不得：“你这人的心理暗示性也太强了，我没说你时，你一天吃三盒也不肚子疼，我一说，你马上就肚子疼。”她说：“不是的，这之前吃了也肚子疼，可我没往这上想，让你这么一说，就挺不了了。”我曾谈过中药的毒性问题，明确反对“是药三分毒”的说法。因为这个说法成立，那么治病就是三分害了。砒霜是人所共知的大毒，健康人吃了会死的。但用它来治病时，用的人不仅不会死，反倒会起死复生。从这个意义上说，既便说砒霜是毒药也是有前提的。而对一些普通食品，我们有谁会认为它有毒呢？可我却总是提醒这个或那个朋友不要吃这个，少吃那个的，这又是为什么呢？比如我的这位朋友我就劝她不要喝绿茶，不要喝凉茶。她不肯，说绿茶美容。我说你阳气总是升不上来，脸色晦暗，何谈美？我反对她开空调，反对她吃冷饮，甚至反对她吃苦瓜。如此看来，我不是把一些食品当成有害的东西么？的确是这样，用的不正确，别说药，就是食品也有“毒”，从这个意义上讲，凡是入口的东西皆有利弊之说，中医也讲“病从口入”，当然不是指细菌，而是指寒热。不仅是食品，我对现代的一些生活方式也反抗着。当家用冰箱刚上市不久我就买了一台，我以为我会喜欢，因为我喜欢烹调。可只用了一年，我就把冰箱淘汰了，此后再就没有用过冰箱。现在，我宁可天天到市场上去买菜，而不用冰箱诸存，宁可给家人吃温热的东西，而不让他们吃什么冰镇西瓜之类的。空调，冰箱，让人阳不得升，脾胃虚寒，夏不能养阳。慈禧太后的御医虽然给“老佛爷”弄的不是营养配餐，但却是按中医的养生观配餐。从她的食谱不难看出御医的用心，连用的盘碗也是很讲究的，需要保温的用沙锅，需要凉的用薄瓷碗等。五谷杂粮搭配，应季的蔬菜……对我的这些做法许多人是难以接受的，他们认为这是不会享受现代文明。他们暴饮暴食，贪食生冷，从外面一进来马上就把空调开到最大，觉得夏天不让自己热着，冬天不让自己冷着才是高级生活。吃反季节的食物，……千百万年与自然协调一致的身体不再和自然协调了，内在紊乱了，许多现代病出现了。有人会拿外国人的生活方式反对我的说法，因为外国人的生活很现代，身材却很健康，这又如何解释呢？对此，我很注意了解外国人的生活方式，他们是怎么解决现代生活带给他们的脾胃虚寒这样的问题呢？我注意到了外国人的体育活动。比如说，他们的健身活动是全民性的。他们热衷于每天跑步这样活动量比较大的运动，不是那种做做样子的跑步，而是真的跑，很大量地跑。这个跑就是一个升阳的做法，在运动生热的过程中使阴阳有机会寻求平衡，它可以抵消，缓解，矫正生活方式的副作用，成为西方国家平衡阴阳的重要手段。所以，他们运动成瘾，不运动就会很难受。一段时间以前，人们争论到底是“生命在于运动”，还是“生命在于静止”？各执已见，莫衷一是。依我看来，“生命在于平衡阴阳”，如果运动能平衡阴阳，生命就在于运动；如果静止能平衡阴阳，生命就在于静止，事情就这么简单。（四十四）我朋友的婆婆，听人说起我女儿便找上门来让女儿给她瞧脉。一搭上脉，我就觉得女儿神情不对……等人都走了之后，女儿搓着手说：“她这是什么脉啊，怎么无根呢？”我听了笑了：“这就对了嘛，她的寿是从阎王那买来的，她的脉怎么会有根呢？”。我讲给女儿，三年前这个人病得很重，全身性的渗血，尿里有，便里有，眼睛里有，反正是能渗血的地方全渗血。西医诊断不出来是什么病，也没法治。中医说是亏了肾精，不好补。整个人要完了。朋友这时良心发现，念起婆婆的种种好处来，起誓发愿地要救人，但她也没办法，只是天天找我发泄，闹得我实在是烦。于是，我把她送到一个女巫那去，因为这时只有女巫还有“办法”。不料女巫对我说，这人已走了，你让我怎么办？我说，你到那头去看看人归没归位，如没归位，想想办法，买个寿什么的。于是，女巫指挥我这朋友，搞了一些法术“买寿”，这样一来，朋友有事干了，就不来磨我了，而她的婆婆竟活了下来。我笑对女儿说：“她是那边的人，这点寿是买来的，她人在这边不过是“假释”，她的脉无根不是正对吗？”女儿无奈笑道：“你真能闹，脉无根还能这么解。”“当然不能这么解”，我收了笑，严肃道：“不过对于生命的认识真的还有待加深。”记得鲁迅曾说，给他看病的德国医生惊讶说，鲁迅身上这病要是放在欧洲人身上，五年前就死了。于是鲁迅说也就不能指望这个医生给五年前就死了的人治病了。如果鲁迅当时要是见到欧洲的女巫，是不是也得认为他这个人“已经走了”？朋友的婆婆是个无私奉献型的母亲。她心中装满家人，唯独没出她自己。让她活下来的不是求生的欲望，而是对家人生活的极度不放心。她点灯熬油般地熬靠，换做是别人，五年前也就死了。养花的人都知道，有的花性格是“要花不要命”，有的是“要命不要花”。菊花的性格就是前者。几个孩子跳到我的园子里拔了一棵要开的菊花。第二天我在路上捡到这棵已不成样子的菊花，我把它又栽到土里，浇上水。这花又开了，开得一如它没有受过摧残一般。花开过后，这棵菊花死了。面对这棵死去的植物，我久久伫立，心中百感交集。这棵死去的植物不是枯黄色，我一直以为枯黄色是死亡的颜色，它的整个植株，茎、叶呈深褐色，象大酱的颜色，它让我知道了什么是竭尽生命，什么是真正的死亡。到了秋天，我来到田野，大地一派金黄，我知道这不是死，这是止，是收，是藏，生命还在继续……朋友的婆婆正在呈现这种深褐色的生命。延续她生命的是她的真元，是她的肾精。我们都知道人在特殊情况下会迸发出超常的能力来，会做出他平时做不到的事情。尤其是母亲，这种力量更不可思议，那么，这种力量从哪里来？就是肾精。在理论上肾精是不能补的，亏一分就少一分，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就是消耗肾精的生活方式。他们让自己处于兴奋状态下，在高新陳代謝的狀態下，腎上腺素分泌一直偏高，遂覺得精力旺盛，不知疲憊。这正如西医用激素，激素治病很神奇，不管什么病，用上都会有奇效。所以非典来了，不知该怎么办，那么就上激素。激素激出来的是什么？就是肾精。就是动用人的先天储备。人在临死时的回光返照用的就是肾精。激素的治病作用不是通过扶助元气来完成的,而是通过不断调动元气完成的。正如运动员用激素会大大提高运动成绩,其作用是靠瞬间调动大量元气完成的,可运动员的猝死不是激素直接导致元气瞬间消散吗？,便是不死，肾主骨髓,主藏精。肾气大衰就无法完成藏精生髓的工作了。于是,骨坏死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拆东墙补西墙”之举,急功近利的心态是与固本强身的医旨背道而驰的,养生之道，养的是什么，生的是什么，不可不知啊。（四十五）如果要从科学上解释“肾精”的话，我想，它应是大自然给我们储备下的“超能”。当我们遇到紧急情况，比如遇到虎狼，我们可能会突然跑得比平时快，爬得比平时高。科学称之为潜能。可有时我们把这“潜能”一下用得太多，就会“伤力”。女儿因太极拳打得好被选拔参加一个全国性的比赛。赛前进行了四个月的集训，是由专业的体育教师训练。这下可把女儿训“伤”了，如今一提起运动她就害怕。她对教师说：“我打的是中国的太极拳，为什么要进行体能训练呢？”老师告诉她这是科学训练方法，必须得这么做。于是，每天长跑五千米，做俯卧撑二百个，仰卧起坐二百个，扛七十五斤扛铃一百个……女儿的体能本来是不错的，平时打篮球，踢足球，高中时班里的足球队组建是男女平等，公开选拔，女儿是唯一的女生进班级足球队。可她却被后来的科学的体育训练搞得对体育失去兴趣。奥运会的口号是“更高，更快，更强”。这在我看来已超出一般的体育健身的概念，是无限挖掘人的潜能，挑战人体极限。但是，大多数运动员却因为运动失去了健康:据保险公司对6000名已故运动员的资料统计,运动员平均寿命才50岁,远低於七十岁这一平均寿命。每年约有1000名德国人在打网球和练习攀援时死亡。根据俄罗斯卫生部体育与运动医学联邦中心的资料，在获得辉煌体育成绩的运动员中，仅有12%是健康的，看世界杯，中国足球为什么就不行的话题再一次被提出来。排除其它因素，单从体质上看亚洲人与欧美人就是不一样的。让中国人与意大利人踢足球，我觉得就同让女人与男人踢足球差不多。相对于欧美洲人，我们中国人的体质我想应是属“阴”性的。统计数据分析发现，身高1.8米左右的欧美白种人，其肠子的长度大约是5.4米，肠长倍数为3；身高1.7米左右的亚洲黄种人，其肠子的长度大约为8.5米，肠长倍数为5。而肠子的长和短正是食草动物与食肉动物的区别。由于肉类等动物蛋白质与人体的蛋白质很接近，很容易被动物或人的机体所吸收，成为机体生长必需的营养成分；素食中的植物蛋白与动物或人的机体中的蛋白质存在着较大差距，较难于吸收，所以摄取食物中营养的通道——肠子必须较长才能完成吸收营养的任务，所以无论是动物还是人类，素食者总比肉食者的肠子长些。仅仅要是肠子的长短不同便罢了，可我们都知道肉食动物与食草动物在性情上还有很大的不同。食肉动物获得的营养较高，如蛋白质较多，因而比较强壮和具有攻击力；而食草动物所获得的蛋白质和激素较少，因而脾气较为温和。同样，欧美人食肉较多，因此不仅比较强壮，也具有较强的攻击性。而亚洲人主要以植物性食物，即碳水化合物为主，所以不仅个头较小，脾气也较为温和。欧美人的狩猎的生活方式也要求他们的暴发力要强。所以，他们的体质是阳盛。肠子要消化吸收动物蛋白质，会分泌出一种叫“去甲肾上腺素”的激素。长期进食肉类等动物蛋白质，就会较多地分泌这种激素。由于去甲肾上腺素会增高血压、刺激大脑皮层，且降低控制情感区域的能力，于是就导致长期以肉食为主的西方人具备了易兴奋，容易产生激情，好创新，好冒险，好出头的秉性。这也是对于长期猎食动物所必须的秉性。东方亚洲人千百年来，以素食为主，性格一般比较温和柔顺、内敛深沉；而足球是一项对抗性极强的项目，欧美人善长这项运动是有他的道理的，那是先天的。与之相比，黄种人的网球开展得也比较晚，可是出现了张德培（他是美国的黄种人），杉山爱，斯里查潘，在中国的一些选手，没有很好的条件，也没有很好的网球氛围，但屡屡有击败种子选手的报道，这是因为网球也是对敏捷要求很高的有拍运动，也就是说黄种人有打网球的天赋。都知道中国是举世公认的“第一杂技大国”，可又有一句话说“世界杂技看中国，中国杂技在吴桥”也就是说，中国的杂技人材并不是全国选拔的，而是一个县的人才就是世界顶级的了。有人说“我国的110米栏选手刘翔也并非例外，他的短跑并不是很好，只是他的攻栏技术很好，节奏好。110米栏是一个动能与势能相互转换的过程，他每一次攻栏，都将动能转化为势能。因为，刘翔的攻栏技术好，所以他每一个栏都能节省下一点势能，几个栏下来，刘翔节省的势能到了后程就显示出优势，所以人们看到刘翔都是后程发力，最后几个栏超越对手。”这就是说，刘翔要是去跟人家比百米的话也是不行的，咱们占了技巧优势了。我想，在发展体育运动上，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个更科学点的理念呢？（四十六）探索生命的奥秘需要生理解剖这类学科，但这类学科真的能直达生命的奥秘吗？生命有如音乐，我们在探索音乐的奥秘时是否用物理方法研究琴弦，解剖琴体？研究发声原理是否等同于研究音乐？我们在研究生命时真的找准“科学”对象了吗？探索音乐的奥秘不拘于对乐器的研究。中医理论超越人体研究生命，把自然界看作是人的外在身体，注重外在身体和内在身体的谐调，在这种生命研究中中医把握的不是生命的本质？除了把自然界作为人的外在身体统一在中医理论中，中医的另一特点是注意把握技术与医学的辩证关系。医术有时会背离医学方向，如同游泳技术会把泳者引向死亡。年轻时认为“淹死会水的”这个论断不能成立，因为不合乎逻辑。真要是会水怎么会被淹死？既然被淹死了又怎么能称上是会水？于是，凡是被淹死的，我就否定其游泳技术，其被淹死就是其技术不过硬的证明。我认为这个逻辑象铁三角一样牢不可破。可我后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好多泳者正是死于其有比较好的游泳技术，从而验证了人们的“淹死会水的”这一说法。我研究游泳者淹死过程的照片，通过分析，我认为有的泳者技术相当好，姿势没问题，力度也很强，之所以淹死，问题不是出在技术上而是出在游泳观念上。最让人痛心的是，死者到最后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游泳观念有问题，如果他们在最后一刻改变认识都能完成自救，他们成了自己思想认识的牺牲品。长期以来，人们凭借技术走到自然的对立面。技术成为人们战胜自然，征服自然的武器。我们不仅形成技术依赖，还形成了技术思维定势。这就造成了在危急时刻，有时有技术比没技术糟糕的情况。靠技术游泳，尤其以竞技状态渡江是很鲁莽的做法。如果泳者在生死存亡的关头能收敛技术，顺应水性，不与风浪搏击，把自己当成水的组成部分，你就会发现水并不是与你敌对的，不是想置你于死地的。当你不是拼命想要掌握控制身体的主动权时，你会发现你并没有失去这一主动权。那么多的泳者不是死于游泳技术而是死于游泳观念，这是一件多么令人痛心的事情。让一个技术高超的人在关键时刻能丢弃技术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一味拼博，到最后也不另辟道路是大多数人的做法。看毛泽东畅游长江的录象，我颇吃惊。他老人家没有泳姿，他游泳就是在水里翻滚，无技术可言，从这一点上可以说他不会游泳，但你得承认他识水性。他为什么号召人们到江、河、湖、海里去游泳？因为游泳池里没有多少水性可识。学游泳，技术不是一切，有很多东西是在技术之外，不知道这一点，就算是会游泳，也不能算是识水性，而不识水性就有送命的危险。中医有时候看上去是那样地缺少技术含量，是那样地无技可用，无技可依，既使有技，这个技也是藏在自然的状态之中，那样地不显、不露，这在科技时代真是有点让干中医这行的人蒙羞。可是，正象一个走进原始森林现代人，他的信心和勇气不是来自于内心，而是来自于他手中的枪。一旦失去这支枪，他就失去所有的价值。西医将所有的价值都外在化了，从内在上看不到人。中医看上去落后，可是我们是不是也应看到中医在技术与医学关系的统一上确有独到之处呢？母亲没有教给我技术，没有传给我绝招，迫使我挖掘自身潜力。如果一个人有了内在的东西再获取技术，就是技术为人所用，而不是人做技术的奴隶，甚至被技术所害。如今的医院离不开设备，医生离不开仪器，医院和医生共同组成一个严密的大机器。医务人员的身心紧紧依附着技术，依附着医院，离开医院，医生就什么也不是。他们不是个体的人，健全的人和完整的人，谈不上心灵的自由和解放……大学生们为什么往大城市挤？为什么求职？因为学校给予他们的书本“技术”就象卖身契一样，将他们依附在具有机器性质的社会技术团体中了。这种依附关系是如此地折磨人，以至人们的心理普遍不适，产生种种心理问题。对此，人们多从社会角度进行分析，少有从科技角度着眼，所找的多是单一原因，少有复合因素。出于技术观念，有病就得治，不治就是错误，不具有技术含量的治、不治而愈的医就受到指责、嘲笑。社会进步的标志表现在治病上就是有病必治，小病大治，大病动用全院、甚至全国的医疗手段治。被淹死的会水者至死不明白自己的死因，活着的人以一句简单的“技术不高”就把责任还给了死者。正如北京大学用“忧郁症”一词就把大学生的死因还给了死者，使这所当年盛产疯狂天才的学校淘汰了疯狂，也淘汰了天才。“淹死会水的”是一句什么样的咒语？（四十七）我不是医生，由我来谈中医有两个负面效果，一个是被人嘲笑为“俨然一副大家模样”有装腔作势，欺世盗名之感。另一个是把中医降低到了一个非医生也可以谈的程度，使中医不象一门专门学科。这就扯出另一个话题，专业分科问题。我们知道，西医分科很细，有专门研究脑的专家，有研究心的专家，有的专家就研究手，不管别处。于是，一个专门研究手的专家，可以有高级医生的职称，但很可能连个感冒也治不了。如果一个中国农民来到大医院，他很可能一时半会理解不了，为什么被称作主任医师的大夫却看不了他的病？为什么越是细支末节就越高级。中医难以分科，难以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于是，按西式思维中医就是不专门，不高级。中医，能为一个外行人侃侃而谈，在一些人看来就说明中医的专业技术含量很低。在他们看来中医的大众性就是它的低级性和无价值性。这是不是科学分泌出来的愚民思想呢？这是一对矛盾，我们认为简单的就是低级的，于是就走向复杂和专业化，所谓专业就是不为专业之外的人理解，“外人”除了崇敬，敬畏，无权提出质疑。许多学者在专业的堡垒中称王而洋洋自得。如果自己的专业能为普通人所理解，那就是专业人士的耻辱，因为专业性越高它的大众性就越低。于是隔行如隔山，人们彼此越来越难以理解了，相互批评又没有批评权。我想问的是，作为人类社会，可不可以这样无止境地专业化下去？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当我们消灭了所有社会性分歧实现大同世界之后，会不会因科学分岐而再次出现分裂？如今为什么医患关系紧张，有那么多医疗纠纷？为什么人们仇视执法人员，上访案件激增？对此，人们多从社会制度上找原因，而少从专业隔阂上作考虑。其实，冲突往往起于非专业人员不接受专业人员的解释。我们这里的医院设立委屈奖，专门奖给向患者方解释医理而没有被理解的医生。如果解释就能明白现在为什么不普法了？人们有要求理解专业问题的愿望，人们不因理解能力被否定和行业限制就放弃想理解的愿望。医生的逻辑挡住了患者，患者的逻辑就会把医生当成屠夫。法律的逻辑挡住了百姓，百姓就把执法者当恶棍。不能被理解的事物，使人产生的不全是敬畏，还有反抗和怨恨。毛泽东当年不想把法律过于专业化也有这一考虑。中医与围棋相通。中医简单，拔一把门前草可以治病；用一根针可以行医，中医可以用“赤脚医生”的模式达到普及。可中医简单吗？你真钻研进去试试？围棋在所有棋类中看上去是最简单了，没有将，没有王，没有什么规则，几乎人人都可以下。可围棋简单吗？你相信人类会造出一个计算机围棋大师吗？下围棋的人很多，可下得好的人不多，但人们并不因平庸棋手太多而否定围棋；搞中医的人少，神奇的更少，人们却据此否定中医。人们相信棋力有高低之分，不因自己棋力不行而否定聂卫平、马晓春，却为了否定中医而说张仲景、李时珍是骗子。因为，如果承认中医有名医就无法废除中医。在现代意识中，身体是机器，我使用我的身体，可我没必要知道我身体的工作机理，也不用检修这台机器，因为那是专业人员的事。身体这台机器出毛病了，交给医生去处理。当医生工作时，我不知他们的技术如何，我只能用不安的眼睛看着医生，从他们态度上做推测。如果他们的态度漫不经心，我的病情又恶化，我就会认定是他们出了错。既然生死是由医生和医院负责的事。当我接受不了死亡这一事实时，把我的恐惧和愤怒转嫁给医院和医生不是很自然的事么？我不是医生而谈医学是因为我拥有一个身体，作为一个有身体的人，我要求对身体有一定的医学认识，我想作自己的第一医生。正如下围棋和爱好哲学，是因为我在生活，我首先是我自己的棋手和哲学家，不能因为有马晓春和李泽厚的存在，我就不能下围棋和思考哲学问题了，我不想除了为棋圣和哲学家欢呼外没有自己的棋道和哲学，我要有自己的一元生活。中医在建立之初就不想专业化到让只有少数人能理解，中医为什么要与中国文化一致？为什么力图使治病之道与治国，治家，与天地自然之理统一起来？为什么说不为良相既为良医？只有与天、地，人一理，事理相通，医理才可以被想要理解它的人理解和接受。中国统一的文字，上下一致的话语体系，曾使皇帝与百姓对话也不会产生语言歧意。如今中医不被理解，是因为西方文化打破了我们原有的认识统一，中医所依托的中国传统文化不被人理解了。但认识上的分歧历时久了必然要提出合并的要求。（四十八）自从“深篮”打败国际象棋大师后，人类就在他自己造出的机器面前产生了恐惧、自卑和困惑。随着机器越来越无所不能，人类是越来越羡慕机器。不知有多少人在机器面前甘拜下风，想当“深篮”而不可得。机器将称雄未来世界。但问题是人的位置在哪里？国际象棋大师在“深篮”面前如何寻找自身价值？我们人类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自己机器的奴隶，在自己造的机器面前毫无尊严？当有一天，我们人类被机器人彻底打败时，我们只能以机器是我们创造的自慰了吧？正象上帝以创造了我们人类而自慰一样？在逻辑智慧领域内，上面这个问题就是不久将来的现实，不知科学要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种种迹象表明，我们人类想用把我们自己变成机器来与人造机器抗衡，起码也要争个与机器人平起平坐的地位。当人类被自己创造的科学牵着鼻子朝着让自身也成为机器的方向发展。我们是应该为机器的智慧而欢呼还是为人类的智慧而悲哀？我之所以说中医会消亡就是因为科学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当人类使地球气候日益变暖，节气失常，人体所体现的五运六气就失效了。当气候紊乱，环境污染，植物失去以往的生长环境，自身性质开始改变，中药也就无所谓中药了。当手术越来越频繁地使用，人的气血、经络就改变了，针灸等中医疗法也就废了。当硅胶、塑料、金属等人造器官大量填充人体时，阴阳也就不显了……中医没有了所依的“天”，没有本来的药，没有了可调的气血和阴阳当然就消亡了。当今中医的衰微已有这些因素在起作用。中医消亡之日就是人类完成机器人转变之时。因为中医是立足于人的医学，中医的节欲是为了存欲，现今纵欲的结果是毁欲，身体之欲被毁掉了，身体还有什么用？人没有了人的身体，还要中医做什么？所以，废除中医之举，正是我们人类舍弃身体之始。中医消亡了我不觉可惜，我和大家一样向前看坚信高科技时代就会到来。当人类不再是人而是机器时，中医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人类会坦然接受自己成为机器人这一事实的。我们现在就有点对身体不耐烦，视身体为累赘了。我们有点迫不及待地想让自己变成机器以解决我们的生存恐惧，如果机器能让我们活到150岁，你不当机器人？身体让我们越来越少有留恋，连那点口腹之欲，现在也成为减肥的负担。身体能让我们体会的心理感觉，如爱，艺术等已越来越受到蔑视，身体还能为我们提供什么？当地球上的生物已全都污染成毒物，生态环境越来越恶劣，人体已完全不能抵御外界环境，你不选择当机器又能如何？这时挣脱身体难道不是一种解脱、解放？如今的教育就是电脑化教育，把人的头脑弄成电脑，人与人的不同成了电脑功能的不同。人的头脑成了被逻辑分析，分类、分等级的对象。对比“深篮”与国际象棋大师的思维，人们自然会提出人类的智慧尊严问题，我们这样培养的头脑再被这样地打败？国际象棋是西方的逻辑智慧。逻辑检索的“深篮”打败了人类的逻辑智慧，宣告人类的逻辑智慧是可以被机器战胜的。那么人类有没有不能被机器战胜的智慧？这时，人们的眼光自然地会落到当今没有被计算机打败的唯一棋种——围棋。在计算机围歼围棋的战役中，人们首先分析围棋与国际象棋的区别，而这两者的区别正如东西方文化的区别，用逻辑智慧难以逾越和沟连。看似简单的围棋蕴含着逻辑智慧不能战胜的意象智慧。围棋中有许多虚性成分，虚怀若谷才能运筹帷幄。虚是空间，是进行时与位的对应变易组合的辩证空间，它不在逻辑智慧范畴。围棋中，每落一子，格局为之一变，每一子的价值都不能从他自身中分析出来，而是由它与其它子的关系决定。对中医主张废医存药一派眼盯着中药的功能、药性，成分，自以为取了中医的精华，殊不知每一味中药在中医的不同方剂里其作用都不一样，药性会因不同的配伍而发生变化，一味药会因与其它药的生克制化关系而呈现与它在试验室里被测定的完全不同的功能，就象一个社会中的人所发挥的作用要受到客观环境和与其它人的关系制约一样。中医是个容器，原装地储藏着一份人类智慧品种。人们最终会视硅胶、塑料、金属等填充的人体为累赘，也会最终抛弃基因工程带给我们的身体，今天还没有发展起来的基因工程也会被人类象中医一样抛弃。人类最终会以一种“虚”的方式，也就是能量的方式存在。彻底走向唯物的反面。到那时，虚幻存在着的人类会不会想到中医思维的实实在在？（四十九）女儿对我说，婴儿不喜欢剖腹产。我笑了。女儿说，真的，从刀口中取出的婴儿一脸愁苦，很不高兴。我说，顺产生的孩子也是哭着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没见有谁是笑着来的。女儿说，可是你过一会到病房再看他们，顺产的孩子眉头舒展，那剖腹产的婴儿却还在生气。我没有这一观察，自然没法驳女儿。但按我的笨想法，还是尽量自然分娩的好。关于剖腹产的许多弊病我且不说，但说分娩是个母婴互动，协调一致的过程，母亲选择了剖腹产，可胎儿不知这一新办法，他还是要按千百万年来老规矩出生，手术干预了他人生第一个计划，这就难怪他被从肚子里掏出时一脸的不高兴了。大自然赐给母亲的幸福是用先苦后甜取得的。不要这个苦，也难以得到甜。当母亲的在分娩时先用剖腹产逃避了一次检验她坚强，勇敢的考验，接下来又顺理成章地逃避了给孩子哺母乳的责任。来自上海市妇女保健所统计的一项数据称，本市医院产科近年的剖腹产率平均已升至60％左右，个别医院竟达到80％，非母乳喂养也达到50%。一再逃避责任的母亲最后有些还会逃避教育的责任。有些年轻的母亲宁可和爱犬在一起也不愿意和自己的孩子在一起，早早把孩子送到长托或寄宿学校。面对我的质疑，她们说“我用钱养着他，这难道不是尽母亲的责任？”我知道剖腹产救了许多难产妇女的命，但把救命的小路当大路走，正如把激素当常用药来用，就是走极端了。分娩，哺乳，养育，都是开启母性的一把钥匙。把钥匙扔了，母性怎会走得出来？女人没有启动母性，孩子没有得到母爱，并不被现代人计入人生损失中。最毒莫若写了一篇文章《既然不哺乳，要那么大乳房做什么？》。她是明知故问，大乳房如今不是给婴儿准备的，而是给婴儿的爸爸留着的。我想，中国的男人是从什么时候起喜欢乳房了？历史上的中国男人并没有这一癖好，这是跟西方人学的。爱好乳房看似高雅，而其引发的潮流已显病态。西方男人的这一爱好，反映的是他们的恋母情结。其原因正是由于他们婴儿时母爱缺乏所致。看看查尔斯王子的恋母情结吧。我二十多年前买的那本西方人写的《育儿百科》，现在回头来看，按着这本书的方法育儿就足可以造就具有恋母情结的男人。四个小时喂一次牛奶，独处一室，任他哭，不抱他……如今80%的剖腹产，50%非母乳喂养，会让未来中国男人真正地迷恋乳房，而这个乳房不是自己母亲的，而是儿子母亲的，而儿子也只有再抢自己儿子的。这又会产生多少心理方面的变种心态？如今有的专家，比如李银河，在为一些特殊心理的人争取权益，专家们想方设法证实这一人群的存在。我知道，这不用证实，既便现在少有，以后也肯定会多起来的。只是到了那时，人们会以为这些人原本就是一直存在着的，而且原来就数量庞大。别说下一代人，便是我这一代人，受西方思维的影响都是不自觉的。比如，不肯让儿子充分享有母亲的乳房。总是把乳房和性联系起来，以为乳房会给儿子带来不恰当的性剌激。有一天，一位老年妇女对我说，她十年未见的儿子领着老婆，带着孩子回来了。儿子要求抚摸母亲的乳房，儿子捧着母亲的乳房说：“我是真的见到母亲了！”听了这个老年妇女的讲叙，我很吃惊。同样吃惊的还有这个男人的妻子和孩子。孩子当场就耻笑父亲了。乳房本来就是属于孩子的，本应是母亲的代名词，可却让现代人把事情弄颠倒了，成了性器官。小时得不到，大了去抢本来属于孩子的，于是，乳房的自然功能让位于现代心理需求了。我真的不是从道德角度看不惯现在的事，而是认为道德的产生是在与自然磨合中完成的，有许多合理性在其中，轻易打破，就会付出一些代价的。当代女性不肯分娩是怕阴道松驰，不肯哺乳是怕乳房下垂，不肯育儿是怕影响夫妻感情。当代女人对男人的爱不可谓不尽心竭力，只是弄颠倒了，违反自然了。如果我们真爱男人，还是从他是个胎儿时做起，把这个世界能给予他的尽量不要克扣地给予他。剖腹产的副作用极大，现在连西医也认识到了，剖腹产的副作用恰恰是阴道松驰、乳房下垂，性冷淡和更年期提前。女儿的西医老师就再三告诫学生，不到万不得已，不要作剖腹产。爱，在哲学层面就是心理空间，空间大才能含、能容，可我们现在却不给它通道，逼得它走狭隘、扭曲的道路，然后心理学家们先说这是变态，后又让人们调整心态，以平常心去看待，二十年前心理学书上的好多变态现在都常态了。西方人真是能开玩笑。（五十）我之所以不主张丢弃中医，是不想丢了“心”，确切地说是中国心。有个叫文怀沙的中国文人，今年九十七岁了。他早年当过北京中医药学院的教授。他说，他用脑去接受西医，用心去接受中医。我觉得他这个说法说到了点子上。一个人活着不仅要有脑，还要有心，有魂。打着西方的旗号，把自己当作西方代表的人，头脑是西式的了，但有几个人具有西方人的心和魂呢？人不光是靠脑袋活着的。所以中国人在劝人的时候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再好的道理如果与人情相悖人们也接受不了。这就象诸多道理对爱情不起作用一样。相对西医，中医的重心的确偏重于心，许多人不承认“心”，觉得有脑就可以了，就象认为有幸福的理由就应该幸福一样。学中医重“心”，重直感、灵气和境界，这让讲科学的人嘲笑。这个嘲笑有道理，正因为心性的东西不好把握，所以不容易也不宜大力提倡和推广。文怀沙在文革其间受迫害，心志郁结，腹部鼓胀，疼痛不止，被医院确诊为肝癌晚期。听到造反派幸灾乐祸地向他宣布这一消息，他惊愕了几分钟，然后放声大笑。他说，内心不要养个汉奸，跟客观世界的不幸里应外合。在随后的三个月里，他躺在床上背诗，背诵古文，三个月后，他的肝腹水下去了，癌，没有了。他对此解释说，医者，意也。这个时候他背的这些诗、文章都是药。他说，我用的是心疗法，外面疾风暴雨，我内心一片祥和。中国文人通医的例子很多，瞿秋白在狱中给狱卒们看病开方，恐怕也不是为了骗人。看一篇文人杂记，说的是一个人骨折了，朋友给推荐接骨高手，有人问这高手名气如何？回答说很有名的。于是去了，一见之下，原来这高手是著名作家萧军，有的是文名。萧军三下五除二就把骨接上了。然后大家坐下来谈文学了。能让晚期肝癌消失，能接骨，这是不是得是相当不错的医生的能力？可是，这对这些文人来说，竟是雕虫小技。在中国，身怀这般“绝技”的人真的不少。我的四姨奶经常被找去给人看病。看她给人治病，我母亲竟看傻眼了。高热，抽搐之人，她让人把病人肛门扒开，露出一条白色的硬质病灶。她用小刀划开，挑出一丝丝的白线。白线挑尽了，人就好了。外伤感染引起的高热，咱们看就是败血症状，可她老人家“截红线”，顺着伤口找“红线”，在红线端点挑开，放出毒来……还有一种急症，她是用一个大麻针点一下咽喉处据说有一个小白点。与我四姨奶相对，我母亲反到象一个西医。因为她治这些病是当大病治的。她认为我四姨奶这么治病“没道理”，后来，她下结论说，这是土办法，治的是地方病。但我四姨奶很得意，她说这些病交给医院或我母亲就是大病，而对她来说，治这样病就是小事一桩。但她治不了自己的风湿，时不常地要住到我们家，让我母亲给她针灸，吃药，好多对西医说来是大病，没办法的病，对中医来说是小病，好治的病。同样，对中医来说束手无策的病，对西医来说也可能是小事一桩。而对中西医来讲都是疑难的病，土办法对付起来又游刃有余，所以，说到底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人，能给自己治点病这很正常，不是非医生不可。丹顶鹤腿断了，它会象打石膏那样用草裹着泥敷在腿上。狼有病了，也会自己找草药吃。有句老话说“久病成医”，说的就是自己多体会，也能啄磨明白好些医理。何况中医是不停地啄磨了几千年哪。这个啄磨不仅靠脑，还要用心，用心去体会，去感受。中医的感受性是比较强的。女儿现在看人就是从医生的角度，从人的脸色上观察好几个脏器的问题，甚至从人呼吸的轻重，身上的气味等进行推理判断。虽然我知道这很原始，但也大加赞赏：“好，咱女儿真行，会看化验单也会看脸色，离开医院也能叫医生！”现在仪器的分析定量能力已相当强了，但是品茶和品酒在很大程度上还要请品茶师和品酒师，好香水还要靠闻来鉴定。这就是说质量不是仪器测量就能确认的，灵敏的感官还是不可少的。(五十一)作为男人，你是否希望女人象男人一样？如果不希望，那么女人应该是什么样，现在的女人是否真正具有女性？我生女儿前，可能说通过劳动、上学、读书、进入社会、与男人共事等，在语言、思维、做事等方面基本符合社会标准，与男人一样。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个社会是男人建立的，所谓社会要求人的标准实质上是要求男人的标准。我那时以为这个标准是不分性别的所有人的共有标准。社会是由男人创建的，在科学、文化等各方面女人好象没有什么特殊贡献。男人在理性领域内是否定女人的。一个哲人说：如果一个女人说2+3=8，那么她犯的还是数学错误，可女人常常会说等于蜡烛。我父亲就认为女人不可理喻。如果一个女人还有自尊，她将如何面对这一社会现实？于是，许多女人通过达到种种社会要求来证实女人与男人一样。当我觉得在社会上我和男人一样了时，有一次我给一个妇女组织写材料，这个组织的女领导对我说，我写的东西和男人一样，没有“妇女味”。我感到很奇怪，什么是妇女味？是婆婆妈妈？儿女情长？不是，那是什么，总不能是2+3等于蜡烛吧？我年轻时的世界观，是一个我称之为等边三角形的稳定结构。唯物，客观，理性，科学，与男人的并无二致。对此，我感到满意。照理说我不可能有什么质的变化了吧？或者说，想不出我会怎么变化吧？如果这个变化不是发生在我身上，我也不会相信。如果没有这个变化，那么，今天我也还是象个男人。说来非常简单，我的变化来自生产。生女儿，我折腾了一天两夜，在处于体能耗尽，界于弥留状态时，听到一声婴儿的哭声，睁开眼，我看见了女儿。就这一眼，伴着昡晕，乾坤倒置，我感到我的等边三角形翻倒了，翻倒了的三角形还是原来的三角形，可里面原来按顺序摆放的概念全颠倒了，在新的顺序里，我惊奇地发现2+3等于蜡烛！。一霎那，我明白了什么是生，什么是死，困绕了我很长时间的死亡恐惧烟消云散，我知道从此之后我能够坦然面对死亡，而且乐于接受死亡。如果没有这个生产过程，那么我的一生就是一世。我可能会有出息，精英了，但肯定会刚愎自用，自以为是，是一个在大地上爬行的蛹，没有逻辑的石块垫脚就过不去沟，没有道理的树枝搭桥就过不去河，我就不会获得第二世——化蝶。女人可以一生两世，如同蝴蝶的一生。国外的研究表明，剖腹产阻碍了催产素的产生，减低了生产的幸福感，会影响母子之情。我内心认可这一研究。父亲和母亲都爱孩子，但爱法不一样。父亲爱孩子，但三角形不会翻倒，他不会因孩子而改变世界观。我们都知道后娘狠毒的故事，也知道“有后娘就有后爹”这一说法。其实，很多后娘并没做什么坏事，她只是对孩子比较客观而已，而本来就客观的亲爹理所当然地认同后娘的客观，认为后娘说的有“理”。当一个家通行“理”的时候情况就不妙了。一个被客观看待的孩子会象失去了阳光和雨露的小苗一样枯萎，而这一事实又反过来印证了后娘的客观。现在的人们觉得孩子不需要特殊的爱，一般性的爱和喜欢对孩子来说就足够了，所以给孩子找个喜欢她的后娘也不是亏待他。如今有些母亲对自己的孩子也是停留在喜欢的层面，她们谈自己的孩子，口气象老师，象保姆，就是不象母亲。她们总是用社会标准衡量孩子，不知道母亲的特殊作用是什么。被家人和社会客观看待恐怕是大学生跳楼的一个原因。有谁希望妻子客观看待自己？是否觉得现在女人看待男人越来越客观了？生产的痛苦剥去覆盖在女人身上的层层社会外壳，掘出人性的原始地基，把母子关系建立在最原始的基础上。没有乾坤倒置就没有到位的母爱，孩子心灵得到的就不是充足的阳光。讨饭的娘能给予孩子的往往是当官的爹给予不了的，就是这个道理。后娘之所以狠毒，就是因为其母爱没有大路可走，被逼上了崎岖山路。男人也可以化蝶，我注意到男人的这一思维飞跃是“悟”出来的。“觉悟”了的男人也象女人一样超脱社会。“觉悟”过程经常会伴随生活的艰辛和肉体的痛苦，比如苦修。我想，在痛苦中可能蕴含了一种推动力量，痛苦的价值没有被人充分认识。痛苦与幸福之间的关系我们还没有搞清。我前面说过，一对不孕夫妇打仗，打得女的肋骨都折了。我很气愤，而我母亲说，这就好了，要生儿子了。我当时根本不理解母亲这话的意思，后来我逐渐明白了其中的含义。我们都知道在不孕症中，心理因素起很大作用，但这个作用究竟是怎么起的我们并不清楚。有一对夫妻是我朋友，他俩的婚姻亮起了红灯，除了我，他们没有什么朋友，亲人也离得远，我不主张他两友好分手，而是把他俩关在一个小黒屋子里让他们进行沟通交流。这个交流过程十分艰难，不吃不喝就不说了，血与泪也不说了，暴力与自杀也不说了，最后两个人精疲力竭，消耗殆尽，这时，他们触到了最原始、最本质的爱情，和好了。如果他们是一对不孕夫妇，这时就有可能受孕。在动物界，发情期普遍具有的消耗状态是不是也说明这种状态有利受孕？在西方的虐恋行为中，人们是不是在用扭曲的方式寻找人的原始本质？女人一生有三个“养人”的时期，青春期，生产期，更年期。剖腹产是不养人的。更年期困绕着许多中老年妇女，所有药物效果都不理想。有人问我吃什么药好。我说什么药都不用吃，怀里抱上孙子马上就好。可现在的年轻人三十多岁了也不肯生孩子，害得老妈闹人生季节错乱病。自然中有比人的头脑更大的智慧。（五十二）昨天，与一个朋友喝酒，庆祝她“出仓”五周年。“出仓”是出无菌仓，她做了干细胞移植，按当下的医学理论，干细胞移植五年后，存活率就大了，所以我们庆祝.。回顾与她一起出仓的九个人，如今只剩两了，另一个的懦夥从σ讶萌似し羧 冢 婺咳 牵 Ｔ诘┫ΑＮ颐歉锌 笥研以恕?lt;/b>我陪朋友复查时见过她的主治医，我很佩服他，当我和朋友感谢他的救命之恩时，他说，我的朋友之所以活命，有三个因素：“一个好的医生遇到了一个好的病人再加上好的运气。”我听了不由点头称是，此人是咱们国内的权威人士了，却把医的作用定的这么低，看来大医的体会就是到位啊。为此我不由地想起另一个专治绝症的权威医生。他说他给人治病就是摸索“我知道我的病人是怎么死的，可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活的。”所以在这个医生手下活了的病人，这个医生从不敢认为是自己医治的结果，总要寻找病人没死的原因是什么？从这一点上看，西医不也是在从自然中寻找治病的途径吗？正因为西医能讲清楚人是怎么死的，这一长处造成了人们过度恐慌。由于近来要求知情权，病人上手术台前要签个文件，上面写满这个手术可能引起的不良后果，便是一个小手术，这个告知单也好几页，其恐怖性足以把病人的精神摧毁。人们随着西医把眼光全落在他们说得清楚的死因上了，所以患者一拿到癌症诊断书，就如接到死刑判决书，50%的人先吓死了。我总是劝人：其实西医不知人是怎么活的，何苦向西医自首？西医能说明死因的长处在法医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所以在西方就有发明新毒药将人杀死而因科学无法解释其机理逃脱法律制裁的事。我想，中医用阴阳五行杀人法医也无法说明死因。中医往往知道病人是怎么活的，却不知病人是怎么死的。于是，西医从活的人身上找医学突破口，中医从死的人身上做校正。中医对“医”的作用从不给予过高强调。这相对一般西医显得不够理直气壮。中医看病，有点治病治不了命的漠然态度。二十岁的病人要好治，八十岁的病人任谁也难以妙手回春，因为他本身已是秋了，无春可回。中医在医的过程中很强调病人的作用，淡化医的作用。因为真正治好病的是病人自己，是他自身的正气在起作用，医生不过是扶正，是帮助。人们之所以不太重视中医也有中医自身的因素，因为它不让人形成对医的依赖。人们现在对西医形成依赖的危险性在于人们要求西医为人类的超负荷享受保驾护航。而西医不仅不拒绝人类的这一要求，还承诺为人类提供保障。于是，人类在科学的支持下偏离自然界轨道越来越远，我担心的是科学能否支持到底，或者说科学发展的速度能否赶得上人类欲望膨涨的速度？有了“伟哥”的支持，纵欲就不是什么不良生活方式了。“伟哥”可以让人暴亡，西医会不会让人类暴亡？我岂不知道发展是硬道理？其实我承认科学是仙丹，相信服了仙丹人可以成仙。但仙丹不是谁都能服用的，带着没被清理的身体，怀着没有沉淀的欲念而服仙丹就会暴亡。科学是上天赐给人类的好东西，但它要自己的“时”，不在“时”就是毒药！有的病人在听过女儿诊脉后兴奋地说：“你说得太对了，那你给我开方吃药吧！”女儿拒绝开方：“如果你不能改变你的生活方式和脾气，那么吃药就不是治病而是害你。你吃中药时喝大酒，这药起什么样作用？你服药过程中发怒，气血妄行，这药会走哪一经？这和杀你有什么区别？”在中医诊断中，“我”的成分很重，不仅强调医生的“我”，也强调病人的“我”。这是西医难以接受的。西医的CT片中几乎不含“我”的成分。于是，西医的仪器和医生之间的区别是不明显的，医生的个性色彩也是很淡的。我曾见过一个医疗官司，最后做鉴定时追究责任到一台诊断仪器的质量上。我注意到，在心理治疗中，医生与病人是一对一，可即便是这样，医生也无“我”，也很难诱出病人的“我”，所以西方的心理治疗效果并不理想。而中医的个性色彩如此之浓。以至于一个老中医离去，他的医学也随之消失。中国文化中的“我”无处不在。以至于中国人常常会觉得纯客观的阐述没有多大意义。比如一个语文老师讲作文《我的母亲》，老师会认为纯客观的描述，把自己的母亲写得象别人的母亲似的绝对是败笔。这样题目不过是告诉你要明写母亲而已，但你如果没有通过写你的母亲从而把你这个人暗写出来，把你的一棵赤子之心写出来，那么这篇作文就没有意义。（五十三）我姥姥三十几岁就死了，死于体力渐衰，没什么痛苦，就是无力，最后连呼吸的力量也没有了，就死了。死的那天夜里还对两个姑婆说：“你们去睡一会吧，我头半夜死不了，得是后半夜的事”。姥姥的死刺激了我母亲学医，母亲跟我说，姥姥死时她才十几岁，不懂医，如果给我姥姥服用补养药，我姥姥就不会死。在我母亲死后，我意识到姥姥极可能也是死于心脏病。我母亲的心脏一生都呈弱势，她十七岁时不敢过马路，因为随时都能昏倒。这种与生俱来的弱怎么是后天的药能补的呢？因为我家三代单传，体弱的母亲在我奶的强烈要求下接连生了四个孩子。我身下的弟弟只比我小一岁，挨天的生日。这个跨“三年自然灾害”和“文革”的生育期，使母亲生下我最小的弟弟后就倒下了，三年没起来。现在想来，母亲得的应该是类风湿病。全身疼痛，动弹不得，又赶上文革，父亲逃跑，生死不明。母亲躺在床上，给自己针灸，拔罐。有意思的是母亲还用注射器给自己打些维生素类药。三年后母亲起来了，全身骨头却都变形了。十年后，母亲死于心力衰竭。生我之后母亲没有奶，紧接着又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先天不足后天亏损的我在这一生中多次体验濒临死亡的感觉。每当有传染病流行时，母亲就看着我发愁。母亲分别让我的三个弟弟都染上麻疹、水痘等病以获得终生免疫力。却不敢让我患上这些病。她说我要是得了非死不可。母亲给我吃一匙紫河车，我就躲过传染病了。可母亲又一直为我没有获得免疫力而忧虑。当中年的我心脏也越来越无力时，我知道我与我姥姥和我母亲的心脏是同质的。后来，我也出现了我姥姥的症状，越来越无力，不能起身活动，心脏不堪重负，疲劳至极，服药效果甚微，我知道不是药不好，不是治法不对，而是我的心脏连容纳药的力量也极为微弱了。写《思考中医》的作者刘力宏把这种情况比喻为极干旱的土地不吸水，浇上的水不但不被吸纳，反而流掉了。心脏的衰弱引发其它脏器功能衰退，骨刺丛生，行走不仅无力，更是困难。很明显，我姥姥和我母亲的路已摆在我面前了。养病和治病都不是一条逃生之路，当年给我姥姥看病的医生能不给开补药吗？我母亲一生给自己吃药，把她极弱的身体维持到了尽可能的长，可最终，无力的心脏还是使她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当我躺在床上一动不动还累得不得了时，我知道自己也逃不脱我姥姥和我母亲的命运了。不懂医学的我姥姥和懂医学的我母亲都走了同一条路，还有第三条路供我选择吗？我选择了第三条路。我在郊外买了一块土地，坐在这块地上，有时是伏在这块地上，从春到夏，到秋，到冬，我盖了一所房子，房子盖好了，我的心脏不再无力，骨刺消失，衰竭症状得到扼止。小时候不理解老年人为什么喜欢晒太阳，现在知道，太阳，大地，春风一定含有赋予人生命力的作用，回归自然应是超越休养和治疗的更大的医学。可惜我姥姥和我母亲毕竟随人类整体偏离自然太久了，体会和意识不到这一点。为此，我怀疑我姥姥和我母亲的心脏病归根到底还是一种生活方式病，长期与自然隔离，人为的生活环境和工作方式是不是激起了心脏反抗呢？心脏以消极怠工来反抗，可我们宁可用药物，用心脏起博器，用支架等来维持心脏，也不肯顺应自然。有时，仅仅用阳光就可以治愈忧郁症，而仅仅因为缺少阳光就可以令人患上忧郁症。患忧郁症的人比心脏病人更能说明脱离自然对人的危害。那些贫穷而身心健康的人，心理学家从心理上给予许多解释，在我看来，贫穷使他们更接近自然，这应是他们快乐健康的主要原因。如果失去自然这一动力来源，便是中医、中药也难以赋予人以生命动力。所以，不迷信西医，对中医也不能迷信，中药再好也不能代替自然的作用。在自然中许多病可以自愈，许多病可以不算病。我对女儿说，将来我要是得了老年痴呆病，她就可以给我实施安乐死，因为这病会给别人带来很大的麻烦。女儿笑说给我穿一身兽皮，每天放入后山“你就在山中闲逛，能给别人造成什么麻烦？我派一条牧羊犬看着你好了”。我觉得女儿这办法甚好，痴呆者在室内会造成许多破坏，在山中会破坏什么？如果恢复一种野生的生活，说不定痴呆会得到改善。看到在美国的疗养院，坐在轮椅中的痴呆病人一排排地静坐着感到有些可怕，我想，他们眼前要是有些猫、狗在跑动，有小孩子在玩耍，这些病人的心智情况会不会好些？天伦之乐，自然环境对人的重要性大过人们现在的估计。便不是从天人合一，阴阳五行来谈中医，只从人是生于自然，需要与自然相互作用以保持健康，也足以使人再造一个与中医相差无几的学说了，非要人为地压制这一学说就显得太不近情理，让人十分怀疑动机了。如果健康需要我们不能完全丢弃原始生活的话，我们是否能时不常地原始一下呢？我们承认现在许多病是富贵病，是生活方式病，可我们明知如此却无力改变。奶奶从前有句话，当我们对缺少照料，不是以现代方式生存的人不理解时，我奶就说这样的人是天养活，早先听我奶这话感到挺迷信，我们总是称大自然环境是恶劣的生存环境，人要是完全暴露于自然无疑是摧残生命，可被我奶称为天养活的人，恰恰过的是原始生活而又自在悠游，现在想来，这天养活本没有什么神秘色彩，难道我们的生命真是用现代生活方式滋养的吗？我们是不是把次要因素本末倒置地当成主要因素了？真正滋养人的还是天地自然，用回归的方式多亲近自然不失为寻找健康的最佳途径。我母亲说，她师兄早年得了肺结核。在六十多年前得了结核就意味着死亡。他在山脚下搭了一个棚子说给他母亲守孝，过起了原始生活。三年之后，他的结核病就自愈了。我觉得母亲的师兄比我母亲更了解自然的含义。（五十四）一份对北京大学生的调查表明：北京有十万大学生患有忧郁症。占学生总数近四分之一。而据北京高校大学生心理素质研究课题组的报告显示，有超过60%的大学生存在中度以上的心理问题，并且这一数字还在继续上升。近日，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公布的一组数据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目前陕西省的72万抑郁病人竟然近半数都是学生，其中初中生占16%，高中生占18%，大学生占24%。看了这些数据我有些不解：我们的孩子怎么了？据家国卫生部公布的数据：我国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占全部死亡人数的3.6％。这个数字已使在1995年至1999年全国人口最重要的死因中，自杀名列第5位。自杀者中八成以上患有忧郁症。患忧郁症的人中三分之二有自杀意念，10%~15%的人自杀成功，2000年以来，我国每年10万人中有22.2人自杀，每二分钟就有1人自杀、8人自杀未遂，而有自杀意念的则是已实施自杀的六七倍。除自杀死亡者以外，每年尚有10—20倍的自杀未遂者出现不同程度的功能残疾。而在15岁至34岁的人群中，自杀更是成为首位死因。一个我帮填报考志愿的孩子上了一所重点大学后告诉我，开学第一天是校心理医生给上大课。医生把手一挥，指着学生说：“到毕业时，你们中间将有二十人自杀而亡，我的任务是使这个数字降到十……”我听了感到不解，自杀是流行病还是传染病？连北大、清华对学生跳楼都漠然了，一句“忧郁症”成了这些学生该死的充分理由。这种思维如果得到认可，我们就可以漠然对待四分之一学生的死亡？这是多么可怕。（产生这一思维的根源正是西医的界定方式。而阴阳五行的思维方式会纠正这一偏差。）于是，我又看美国的情况。在美国，有500万人服用抗忧郁药，每年自杀人数30万。美国儿童和青少年患情感性疾病的比例为五分之一，专家推测，约六百万美国儿童患严有严重的精神疾病。这样看来，美国的情况比我们更加严重，他们才两亿人，世界卫生组织现将忧郁症列为危及人类健康的第五大疾病。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到2020年，精神性疾病，包括忧郁症和癫痫，将成为导致死亡和残疾的第二大原因。专家们估计，在今后20年中，患精神性疾病和神经系统疾病的人数将大增。忧郁症导致家庭和社会人际关系紧张、生产力下降。据世卫组织统计，一人自杀至少会影响到6名自己身边的亲人和朋友。患抑郁症的人和他们的家属，都活在深深的痛苦之中。怕死，是一个多么难以克服的人性弱点？叛徒怕死可恨，也可理解，因为这是人性弱点。为了不死，多少人宁可从狗洞里爬出？但想死岂不更违反人性？如果说穷得活不下去了，多少能理解些，可从统计资料上看，自杀率高的地方往往是文化、经济相对发达的地方。这么说，社会越发展，越富裕，越有文化，人就越不想活了？难道说是富裕和文化杀人？　是什么让人患上忧郁症？美国匹兹堡大学精神病学家BorisBirmaher博士发现，有很强家族严重抑郁症史的儿童对一种刺激生长激素产生的物质出现不正常反应。尽管实验没有暗示患抑郁症的儿童无法正常生长发育，但为了解抑郁症的发病原因和深层作用机理提供了资料。这也进一步验证了抑郁症是一种遗传性的生物学上的疾病。专家们说抑郁症是一种生物学上的疾病，不是思想问题。说现实生活中有种误解，以为自杀者是“一时想不开”，如果做做思想工作就能避免。专家说自杀是一种病，必须通过专业的心理疏导并配合药物治疗和电击治疗才能医治好。有八成患者通过治疗，症狀能得到改善和痊癒。这么说来，亲人、朋友得了忧郁症我们这些非专业人员还帮不上忙了。因为专家说作“思想工作”没用。从前好象没听说有谁得忧郁症，难道忧郁症象同性恋一样是被“发现”的？据资料统计，同性恋的人数比是百分之四，而忧郁症的人数可近百分之二十。这么一想就觉得有点可怕，假如我们单位正好有一百名工作员。我们朝夕相处，彼此熟悉，关系很好，现在让我想其中有四个同性恋，二十个忧郁症，我怎么觉得有点可怕哪？专家说，对忧郁症的最有效治疗方式是电击，把人击昏了，击得在昏迷中抽搐，还要防止他在昏迷中因呕吐而窒息。我想，如果我的同事正在我们工作的紧要关头，他对我说：“我犯病了，要去做电击”。我就得放下工作陪他去，不然刚击完走不了路是不是得有人扶他上车回来？如果我说：“你先挺一挺，等把这件工作干完了再去”可他要是转身就跳楼了怎么办？象对同性恋一样，专家呼吁，传统观念认为自杀是不光彩的事，这一观念要改变，自杀是一种社会现象，并不是社会的阴暗面，也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自杀者应当被公众理解。按比例，五个人里就有一个忧郁症，和我关系最密切的同事中就应有几个忧郁症者，我应听从专家建议，以平常心看待他们，他们忧郁他们的，我乐我的，因为我想我能做的只有思想工作，而这又被说成是没用的。而这正确看待我理解只能是象没看到一样————视而不见。他要跳楼呢？我说“请便”？我要是拼命阻止他自杀，和招来许多同事和我一起阻止，那这些人会不会象美国同性恋者一样上街游行，高呼：“我们要自杀！给我们自杀的自由？”(五十五)好在我们单位没有按比例出现四个同性恋，二十个忧郁症。这使我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单位为什么没有按比例出现应有成分呢？”。其实，经过我观察，我单位人员中不是没有相应气质的人，也就是说我们有相应的可能成分，但却没有把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我认为是集体性的社会生活框正了他们。如今很多人都认为集体对个性是抑制的从而加以反对，而我认为社会与个人联系的过于松散也是个体精神偏差的原因之一。美国有位临床医生我认为他触摸到了忧郁的本质，他认为忧郁症可能是思维方式的问题。我那个得了白血病的同事，她就没有按照医嘱疗养，做过手术后就上班了。很多人都把她的存活当做奇迹，记者也来采访。后来有一位上级领导认真研究了她的情况后得出一个结论并向她宣布道：“你非常有幸地生活在一个好的集体中，如果换一个环境就不会有你的今天。”有些记者总是不解，再三追问：“你们领导怎么会这么残酷，让一个刚做完移植手术的病人上班，难道不知道白血病人需要无菌环境吗？”这样问题让我们一时真是难以回答，让我这位同事上班的确是件十分冒险的事情，而事实上我这位同事又真是三天两头感染，搞得动不动就生命垂危，假如她就这么死了，真要是有人就这件事追究责任的话，这话还真不好说。因为我们的做法既没有遵医嘱，还颇违反科学，又不好解释动机。可如果让她躺在床上静养象和她一起做手术的那些人一样的话，我想，她很可能也象他们一样早不在人世了。到单位来，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用她的话讲她可以一整天没有机会想到自己的病。我不知道什么样的养病环境能达到这样一个效果。她最有得忧郁症的条件，事实上，她的病友中就不乏跳楼者。她前两天还说到一个病友，在家人商量他的病是否复发时他从九楼跳下，家人还没发觉，回头却不见他在床上，只有窗户是开着的……想不到自己的病，而只要活着就能品尝到活着的乐趣，这样一来，人就不会忧郁，又怎么会要寻死呢？而做到这一点仅仅通过她个人的努力是做不到的，需要一个集体的共同努力。小时候不理解我奶的很多思想。我奶无比地强调家族，强调家人的亲情，强调利他和无私，强调责任和奉献，总之，都是老一代人的旧思想。当有人强调为自己而活时，我奶会蔑视地一笑说：“如果要是为自己而活，可能会活得很好，也可能早就不活了。”小时我只听懂了前半句，因为我奶为了她的子孙，让自己吃苦挨累，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可为了自己为什么就可以不活了呢？这后半句是我成人之后才理解的。我对白血病同事说：“你可别想死，你说你要是死了会造成几大人生悲剧？你儿子是早年丧母，你丈夫是中年丧妻，你父母是晚年丧子。而我们是赌输了钱。你这手术可是我们大伙捐款给你做的，你要死了，我们的钱岂不是打水漂了？”所以，她肯忍受排异反应的巨大痛苦，其精神支柱也绝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如果是为了自己，人的一生会撒手多次，一条命可能不够自杀的。现在的人过于强调自我，心里没有别人，可完全以自我为中心了，却轻易地就撒手生命了。这说明以自我为中心时，“我”不是扩大了却是缩小了。“我”是一个集团军，你的父母身上有你，你的儿女身上有你，你的兄弟姐妹身上有你，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你所处的社会都有你的成分，失去哪一部分“我”你都会感到失去一部分自我生命，如果丢失了太多的“我”，虽然你没有自觉，可你的“我”却不受欺骗，他会不快乐，郁闷，乃至忧郁。把“我”全部回收的思维方式就是自杀性的。无论是人的脑还是人的心发展都是不平衡的，过于强调人的社会性和过于强调人的个性对人都是有害的。人的脑和心就是在人的个性与人的社会性之间寻求平衡。有专家分析美国孩子之所以抑郁是由于大人换工作和住所比较频繁，许多孩子的童年都是在搬迁中度过的，致使他们从小就缺少固定的玩伴，加上美国家庭的离婚率比较高，孩子有个心理适应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在我看来就是建立不起来稳定的社会关系。儒家文化作为一门社会学，对这类问题的确有比较好的处理方式。真正的社会学不是建立一套在独立在人心之外的所谓正确的理论，而是谐调种种关系。总有人找我倾诉些什么，求我帮拿个主意。女儿观察久了说：“你帮人出的主意并不是正确的和最好的，也不是你的主意，你实质上是告诉了人家内心最想做的。你不是帮人出了你的主意，而是帮人明确了人家自己的主意。”我说，对，算你看明白了。因为我认为是正确的和好的主意对当事人本身并没有多大意义。一个违逆当事人内心情感的主意再好，也不是好主意。大学生为什么忧郁？他们难道不是按父母，按老师的要求考上大学了吗？他们不是成功了吗？可他们为什么还要忧郁，还要跳楼？当一个道理是十分明白的时候，我们头脑能够理解，可这不代表我们的心能够接受。归根到底，我们不光是用头脑活着，更是用心活着。再明白的道理，头脑压制着心去接受，一天两天可以，天长日久，这心就要疲惫，要病。对自杀的研究，仅仅有医学家是不够的，需要社会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等专家的多角度投入，仅仅有西方也是不够的，对于他们思维方式的产物，他们恐怕是个人刀削不了个人把。（五十六）目前，我国卫生总费用只覆盖20％人口的卫生服务。在这种现状下要取缔中医，如同让中国人一天不是吃三顿粗粮而只吃一顿细粮。中国人现在有近一半的病人应就诊而未就诊。有官员说：“中国的经济能力不可能满足所有医疗卫生需求。”说到底，还是一个字“穷”。如果我奶奶还活着她会说：穷有穷的过法，穷就不过日子啦？穷就让一半中国人不治病？从什么时候开始只会过富日子，不会过穷日子了？仅仅讨论是中医好还是西医好我认为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就算西医是百分之百的好，可它在中国占有全部医疗经费，却只给百分之二十的人服务，这不是贵族医学？医院总是盖更大的楼，进更好的设备，给更贵族化的人服务。科学在不停的发展，为了追上科学发展的脚步，医院只能一再投资高科技，在贵族化的路上越走越远。看病和治病在西医这里是分开的，如果治病需要十元钱的话，“看”这个病可能得需要九十元。只要你有钱，把各种检验做一遍，虽然你不是医生你也看到了你的病，如果全部检查完了，你没看到你的病，那么，对不起，医生也没法看到。记得刚有核磁共振时，医生让我做个检查，价格是我两个月的工资。我问，这机器能治病吗？说是不能，只能让医生看到我的“病”而已。医生要看我的“病”让我花钱，难道医生要是看不清我，我还要给他买副近视镜？上医院看病，我的感觉就是我一会掏钱给医生戴上X镜，一会戴上超声镜，还有什么CT，什么核磁共振等等。如果我不投币给医生戴眼镜，医生就无法工作。我觉得我的病很具有观赏价值，我还是留着不给医生看好。我问医生，如果瞧见“病”了怎么治呢？医生说目前没法治。我问，那做这个检查有何意义？医生说可以弄个明白。这让我想起了死后的解剖，对医生和医学有意义，对死人没有意义。我不掏自己的解剖费。“五四”时期的一些中国人，曾为终能看到“病”，而欣喜，便是治不了，也心里透亮。可现在，花了很多钱，却只是看到“病”，让许多国人不甘。他们希望把钱花在刀刃上，也就是治病上。所以，医院中的检验费是很让人望而生畏的。西医的贵族性表现在离开大医院，离开设备，医生就很难说是个医生。医院中许多有高级职称的医生是只会操纵一种仪器的技术人员。让他们到没有仪器的乡镇医院，到社区门诊，他们就不是医生了。光说医生们拼命往大医院挤，没有可调动的仪器，光杆医生还叫医生？光说百姓趋高，现在医生这个名字不再是个体意义的，而是整体的，是一个大医院中的人和仪器的总称。可这个占有全部医疗经费的大“医生”只能给百分之二十的人治病，这百分之二十的人还必须是有钱人，因为这个大“医生”的新陈代谢功能特别强，消耗量很大。于是，恶性循环，大医院之外无医生，百姓进不去大医院就只有等死。我一个同事最近做了胃贲门癌手术回来。他花了近三十万元。他说，病人可以三分，三分之一的人治不起，三五万元钱几天就没了，也就不治了。三分之一的忍受不了治疗的痛苦，或不治了，或被治死了。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能完成治疗。他求我写篇稿子“表扬”一下他妻子。看到我奇怪，他告诉我说，看到许多病人被配偶抛弃了他很感慨，觉得很感谢妻子。他一再感慨治病难，他说“难于上青天”。他这还是能得到医治的百分之二十的人。我说过，母亲有个绰号叫“于大头”。“大头”，在我们的方言中是傻瓜的意思。这源于母亲给人治病常往里搭钱搭药。可我现在想，母亲为什么搭钱搭药？她这一做法是从她师傅那里承传下来的。我是母亲的药剂师，她赔不赔钱我知道。中医，在社会上可以充当杀富济贫的调剂角色。为什么中医对穷人和富人一视同仁，不把富人拒之门外？因为富人有点小病就看，平时注意养生，为什么中医有许多补养和调养方剂？那就是中医的贵族医疗。总有一些相对富裕的人要无病防病，小病大养，养生保健，母亲把治贵族病挣来的这部分钱用在穷人的救命上，这样就不会出现见死不救，拒医停药这种违反医德的事了。我在有的城市看到一种公告，公告说，请不要向乞丐施舍，如果你同情乞丐，请你往如下号码打电话，救济站会来人提供救济。我想，这救济站提供食宿，基本上是来者不拒，但作为星级宾馆怎么养得起乞丐？要饭到宾馆的乞丐是要被打出去的。如果所有旅店都是星级宾馆让穷人住大街上？所以，母亲为穷人提供救济性治疗，为富人提供贵族式治疗。我没有看到母亲因为病人无钱看病而拒绝给予治疗的，如果病人得的不是不治之症，母亲总是按需舍医舍药。要知道，母亲可是以私人之力在这么做，这绝不是母亲高尚，我说了，我母亲是个极单纯的人，她没那么高的思想境界，是中医的本质决定了她的本质，因为他的师傅就是这么做的。给富人以充分治疗，给穷人以必要治疗，中医在历史上是一直这么做的。所以，中医在历史上没有遭过唾骂，中医被骂是在西医东进之后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