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哥哥？”飞飞歪着头问。 ※ ※ ※ 黄昏出去散步，兄弟俩胸前脖子上都圈着条红丝线，丝线系着个小竹笼，竹笼跟着小兄弟的身体晃来晃去。 入夜，小兄弟闭上眼睛，浓密而长的睫毛覆盖下来，使他们的脸庞甜蜜得像天使。蝈蝈开始叫，在安静的夜里，那叫声荡着一种电磁韵律。小兄弟沉沉地睡着，隔着的妈妈却听了一夜的叫哥哥。 早餐后，兄弟俩又晃着竹笼出门。经过一片草坪，三两个小孩和大人用网子正捕捉什么。小兄弟停下脚步观看。 “外国小孩好漂亮！”手里拿着网子的一个妈妈踱近来，“您是他们的阿姨吗？” 在北京，“阿姨”就是保姆或者佣人的意思。妈妈笑着回答：“是啊，我是他们的保姆，也是仆人，还是他们的清洁妇、厨娘。” “来，送给你一只。。一个大一点的孩子对安安伸出手，手指间捏着一只硕大的蜻蜓。 安安却不去接。这么肥大的蜻蜓他可没见过，他犹豫着。 “我要我要——”飞飞叫着。 “不行，”妈妈说，“你会把它弄死。”她小心地接过蜻蜓，像小时候那样熟稔地夹住翅膀。 走了一段之后，妈妈说：“你们看够了吗？我们把蜻蜓放了好不好？” 好！ 放了的蜻蜓跌在地上，大概翅膀麻痹了。挣扎了一会，它才飞走。孩子的眼睛跟随着它的高度转。 “妈妈，”安安解下胸前的小竹笼，“我要把我的蝈蝈也放了。” 他蹲在路边，撕开竹笼，把蝈蝈倒出来。蝈蝈噗一声摔进草丛，一动也不动。安安四肢着地，有点焦急地说： “走啊！走啊蝈蝈！回家呀！不要再给人抓到了！” 蝈蝈不知是听懂了，还是受到那熟悉的草味的刺激，它真抬起腿来开始迈动，有点艰难，但不一会儿就没入了草丛深处。 安安如释重负地直起身来，转头对飞飞说：“底笛，把你的也放了吧？它好可怜！” “不要不要不要——”飞飞赶紧两手环抱竹笼，拼命似地大喊。5 回到欧洲已是秋天。苹果熟得撑不住了，噗突噗突掉到草地上，有些还滚到路面上来。 妈妈把自行车靠着一株树干，眼睛寻找着最红最大的苹果。满山遍野都是熟透了红透了的苹果，果农一般不在乎那踏青的人摘走一两颗。妈妈给小兄弟俩和爸爸一人一个苹果，然后弯身从草地上捡起几个。 走，去喂马。 马，就在前面转角。有一只棕色的马把头伸出来要吃飞飞手里的苹果，飞飞不高兴地骂着： “嘿——这是我的苹果，你吃你的，地上捡的。” 安安搁下单车，有点胆怯地把一个苹果递过去，马迫不及待地伸出舌头，“啪啦”一声就将苹果卷进嘴里。咀嚼时，苹果汁不断地从马嘴涌流出来，散发出浓浓的酸香。 回程是上坡，爸爸力气大，背着飞飞早不见踪影。妈妈和安安推着车，边走边聊天。 “妈妈你知道吗？我又看到我的baby鸟了。” “什么你的鸟？” “就是在我阳台上夫出来的小鸟，我前天在葛瑞家的阳台上又看到了，只是它长成大鸟了。” 妈妈很有兴味地低头看着儿子：“你怎么知道那一只就是你阳台上的baby鸟呢？” “知道呀！”安安很笃定地，“它胸前也是红色的，而且看我的眼光很熟悉。” “哦！”妈妈会意地点点头。 “嘘——”安安停住车，悄声说，“妈妈你看——” 人家草坪上，枫树下，一只刺猬正向他们晃过来。它走得很慢，头低着，寻寻觅觅似的。 妈妈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个家伙，也悄声说：“它们通常是晚上出来的，这是我第一次在大白天这么清楚地看一只刺猬……” “我也是。” “它看起来软软的，使人想抱——” “对，可是它全身是刺——妈妈，”安安突然拉着母亲的手，“它等一下会全身卷成一个有刺的球，因为我看到那边有只猫走过来了……”’ 妈妈寻找猫的身影，猫窜上了枫树，刺猬一耸一耸地钻进了草丛。 秋天的阳光拉长了树的影子，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但是安安和妈妈很愉快地推着车，因为他们第一次将刺猬看个够、看个饱。触电的小牛 一个秋天的下午，阳光懒懒地照进窗来，浓浓的花生油似的黄色阳光。所以那么油黄，是因为窗外木兰树的叶子金黄了，落了一地，好像有人用黄色的毯子将草地盖了起来。 飞飞刚刚气呼呼地回来，不跟小白菜玩了，为什么？因为她哭了。她为什么哭？因为我踢她。你为什么踢她？她一直叫我做狗狗，她不肯做狗狗，然后我做可爱小猫咪，然后她不肯，我就踢她…… 妈妈躺在沙发上看一本名叫《一个台湾老朽作家的五十年代》的书；百般无聊的飞飞把头挡在书前，“不给你看，”他说，“跟我玩。” 他爬上沙发，把身体趴在母亲身上。 阳光刷亮了他的头发，妈妈搂着他，吻他的头发、额头、睫毛、脸颊、鼻子……飞飞用两只短短的手臂勾着妈妈的脖子，突然使力地吻妈妈的唇。 “黏住了！”妈妈说，“分不开了！” 飞飞睁着圆滚滚的眼睛，突然说： “我们结婚吧！” 妈妈好像被呛到一样，又是惊诧又是笑，笑得喘不过气来。 电话刚好响起来。 “您是华德太太吗？” “是的。” “您认识一个小男孩叫弗瑞弟吗？” 妈妈的脑袋里“叮”一声：出事了。安安和弗瑞弟在半个小时前一起到超级市场后面那个儿童游乐场去了。 “我是哈乐超市的老板。弗瑞弟在我们店里偷了东西，他的家长都不在，您可以来接他吗？” 妈妈把飞飞交给邻居，跳上车。安安在哪里？ 妈妈第一次当小偷，也是在八岁那一年。从母亲皮包里拉出一张十元钞票，然后偷偷藏在衣柜底下。可是衣柜上有一面很大的穿衣镜，坐在客厅里的父亲眼睁睁看着女儿蹑手蹑脚的每一个动作。 安安在哪里？他也偷了吗？偷了什么？ 穿过一排又一排的蔬菜，穿过肉摊、面包摊，穿过一格一格的鸡蛋，在后面一个小小的办公室里，妈妈见到了刚上一年级的弗瑞弟。 弗瑞弟马上哭了起来，拳头揉着眼泪，抽泣着： “是安安叫我来偷的——我自己不要偷的——是安安叫我来的……” 几个大人围在一旁。超市主人小声对妈妈说：“他真怕了，不要吓到他。” 妈妈蹲下来，把弗瑞弟拥在怀里片刻，等他稍稍静下来，才说： “你别害怕，弗瑞弟，他们不会叫警察的，我们照顾你。我先要知道——” 妈妈扳正小男孩的肩，直直注视着他，“我先要从你嘴里知道你做了什么。真真实实地告诉我。” “我进来，拿这些巧克力——”妈妈这才看到桌上一大包糖，“塞在我衣服里面，就这样——” 现行犯当场表演他如何缩着脖子、弓着背、抱着肚子走出去。 妈妈想笑，但是忍住了，做出严肃的脸孔：“这个伎俩，是安安教你的还是你自己想的？” “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声音里透着几分骄傲，“全是我自己用脑袋想的！” “这个小孩，”老板插进来，“上星期我就从镜子里注意到，老是弯腰驼背地走出去，我就要我们小姐注意了。刚刚他又出现，第一次被他走掉，这一次我们是等着他来的。” 妈妈和老板握手，感谢他对孩子的温和与体谅，并且答应会和弗瑞弟的父母解释情况。 弗瑞弟紧紧抓着妈妈的手，走出超市的玻璃门。 在小径上，妈妈停下脚步，弯下身来面对着小男孩： “弗瑞弟，我现在要问你一个问题，而你对这个问题必须给我百分之百的真实答案——你答应吗？否则我就从此以后不再是你的朋友。” 弗瑞弟点点头，他的脸颊上还有未干的眼泪。 “我的问题是：是安安要你去偷的吗？” “不是，”回答来得很快很急，“不是，全是我自己计划的，安安是我的朋友，我要讲真话。他没有叫我去偷。” “好，”妈妈用手指抹去他的眼泪，“你答应从此以后再也不拿别人的东西吗？” 他点点头，“再也不了。” 没走几步，就看见安安坐在一根树干上，两只瘦腿在空中晃呀晃的。他看起来很镇静，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镇静。 当妈妈和安安独处的时候，安安终于憋不住了：“妈妈，我没有偷。我没做错事。” 妈妈在花生油颜色的客厅里坐下，安安在她面前立正。 “我不要听一句谎话，你懂吗？” 点头。 “他去之前，你知不知道他要去偷？” 点头。 “他偷了糖之后，是不是和你分吃了那糖？” 点头。 “他以前偷，你都知道吗？” 点头。 “每次都和你分？” “我们是好朋友。” “你有没有叫他去偷？” “没有。”很大声。 妈妈抬眼深深地注视这个八岁的小孩。原野上有一群乳牛，成天悠闲自在地吃草，好像整片天空、整片草原都属于他们，一直到有一天，一只小牛想闯得更远，碰到了一条细得几乎看不见的线——那是界线，线上充了电，小牛触了电，吓了一跳，停下脚来——原来这世界上有去不得的地方，做不得的事情。 “你知道什么叫共犯吗？”妈妈问。 “不知道。” “共犯，”妈妈说，“就是和人家一起做坏事的人。譬如拿刀让人去杀人，譬如让别人去偷，然后和他一起享受偷来的东西……你的错和弗瑞弟几乎一样重，你知道吗？” 安安在思考，说：“他多重？我多重？” “他六分重，你四分重。够重吗？” 点头。 “我也得处罚你。同意吗？” 点头，眼帘垂下去。 母子两人在书桌旁。“写好了交给我，我去接飞飞回来。” 那天晚上，爸爸和妈妈一起坐在灯下看一篇写得歪歪斜料的日记： “今天很倒ㄇㄟ。弗瑞弟去哈乐ㄔㄠ市被ㄉㄞ到了。他妈妈不给他糖，所以他去偷。我心里很ㄋㄞ受，因为我也吃了偷来的糖。妈妈说那叫分赃。 我没有偷，但是没叫他不偷，因为他都跟我分。我现在之道，偷是ㄐㄩㄝ对不可以的。我再也不会了。很倒ㄇㄟ，妈妈处ㄈㄚ我写报告，写错很多字，ㄘㄚ了很久，我心里很ㄋㄢ过。很ㄋㄢ过。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 ※ ※ 你知道弗瑞弟的遭遇吗？第二天早上，他捧了一束鲜花，和他爸爸走到哈乐超市，向老板鞠躬道歉。回来之后，被禁足一星期，意思就是说，放学回来只能在花园里自己玩，不许出门。和好朋友安安只能隔篱远远相望。从书房里，妈妈听到他们彼此的探问。 “弗瑞弟，我妈ㄈㄚ我写文章，现在还ㄈㄚ我扫落叶。你在干什么？” 扫把声。脚踏落叶声。 “我妈也ㄈㄚ我扫花园。叶子满地都是。” 安静， “可是我觉得满好玩的——你不喜欢扫落叶吗，弗瑞弟？” “喜欢呀，可是，我妈还ㄈㄚ我三天不准看电视。” “啊，我也是……”黯然。 又是一个阳光浓似花生油的下午。跋：龙应台的孩子回忆母亲和童年放手【华安（十九岁）】十年前，龙应台以亲身的母职经验写下《孩子你慢慢来》，从长子华安八个月大、弟弟华飞出生到华安八岁，孩子成长的点滴、生养的喜悦与痛苦、母职与个人事业的冲突……让我们看到，原来，龙应台是这样做妈妈的；华文界这一枝极具影响力的笔，是这样教育她的孩子的。而今，书里的安安与飞飞已是十九岁、十五岁的青少年，他们如何看待母亲对他们的影响呢？在《孩子你慢慢来》十周年纪念版出版前夕，华飞与华安分别写下他们与母亲共度的童年时光。（编者）在抽象思维和大视野、大问题上，她好像懂得很多，但是德国生活里的琐琐碎碎、点点滴滴，华安懂得多。因为这种「分裂」，我就常常和她有不同意见，最严重的时候，甚至还因为有这样不进入「状况」的母亲而觉得羞愧……童年彷佛很近，然而幼稚的记忆是模糊的，片段的印象也没有时间的顺序，我很难找出一条逻辑清晰的线来叙述。儿时跟父亲相处的时间少，但个别的场景分明，大部分的时间都环绕著母亲，但是因为太多，印象就朦胧成一团。我们之间一直有成长的「拔河」我的父母亲太不一样了：父亲扮演了一个放任自由的角色，但是对我的成长细节没什么理解，相对之下，母亲就变成集责任於一身的严格的教育者，但是又充满温暖。母亲和我最大的歧异在於，我只在乎好玩，她却很在意什么是我将来需要的才能或者品格。譬如弹钢琴，在母亲面前假装练琴练了八年，其实根本没练，今天也全忘光了；这场拔河，我是赢了。譬如游泳，母亲说游泳重要，所以我就努力杯葛，总是用最慢的速度走向体育馆，好几次，我走到的时候，游泳课已经下课了。被母亲逮著时，她会连拉带扯地把我塞进汽车里，一路「押」到游泳池，但是这种猫抓老鼠的游戏，总是老鼠赢的机率高。我承认自己是个顽皮的孩子。琴弹得不好，泳游得不精，我也没法倒过来「指控」她说，「当年我小，你应该强迫我啊」，因为我记得那么清楚，当年她就说，「好，现在我不强迫你了，但是你长大以後不要倒过来埋怨我没强迫你喔。」尽管我们之间一直有这种成长的「拔河」，母亲却仍然以一种安静的、潜移默化的方式，把我教育成了一个，用她的语言来说，「像一株小树一样正直」的人。跟我接触的德国人总是说，「安德烈的思想和举止特别成熟」，我大概不得不感谢我的母亲。是她教了我如何作深刻的批判、理性的思考，尤其是对於现象如何敏锐静观。当然，并非事事美好。我超强的「敏锐静观」能力，往往不是用在该用的地方，譬如课堂里枯燥无味的讲课，而是在不该用的地方，譬如课堂外头唱歌的小鸟。接连四年的成绩单上，不同的导师却都写相同的评语：安德烈不够专心。母亲，曾是我的宇宙核心跟什么都「放手」的父亲比起来，母亲简直就是我和弟弟的「家庭独裁」。今天我能够理解了：她对我一方面极其严格，督促我努力学习、认真做事，一方面却又极其讲究自由尊重和理性思考。这两种有点矛盾的态度来自她自己身上两个成长印记：一个是她本身在台湾所受的教养──保守的、传统的，另一个却是，她是一个成长在一九六年代末、七 年代初的知识分子──崇尚自由和理性。华飞所记忆的童年和我作为「老大」的是有差异的。他记忆中，妈妈有很多的口头威胁却从来不曾真正对我们「动武」──那是他的部分，我可记得她的梳子，还有那一支细小的鸡毛掸子，手心打得可疼，有时候也打屁股，还有，总共有两次，她甚至打了我的脸。当然最多、最鲜明的记忆，还是那些温馨甜美的时光。周末，一整个晚上我们三人围在床上一起朗读、讲故事，整个晚上。从《安徒生童话》、希腊神话到传统的中国民间故事，从花木兰到《三国演义》，我们的视野地平线简直是一种无限宽阔的开展。母亲和我们这种亲密相处方式，说起来就彷佛是现代亲子教科书里会鼓吹的一种知性教育范本，但是对於当时的我们，也不过就是晚上与母亲的温存时刻，而且，为了不睡觉，讲故事朗读的时间，能拖多长就拖多长，愈长愈好。就在我写的此刻，更多的回忆一点一滴地渗进我的思维。以我和弟弟、和母亲的关系来说，我一点儿也不觉得这两个人是我的「家人」，反而比较觉得他们是我的挚友。对我的朋友们我是不太愿意承认的，但实情是，我是在和华飞的日夜厮磨中长大的，而母亲，更曾是我的宇宙核心。一个典型的下午，做了功课（或说，我假装做了功课之後），我们俩一定是在母亲的书房里流连。每当「底笛」和我在书房里乱搞了什么异想天开的事，母亲就会从书桌上抬起头来说，「喂，看看书怎么样？」德国是一个母亲不熟悉的「异国文化」她没变，这个句子到今天她还在说──而我也没变，仍旧不爱看书。希望我「发挥潜能」的这个想法在母亲心中，有时会引发一种极其尴尬的情况。我记得五年级时，母亲收到学校一个通知：如果认为孩子有音乐天分，家长可以带孩子去面试，以便进音乐资优班。母亲以为这是所有孩子都得上的课，因此如约带了我，准时到达了音乐教室门口。坐在钢琴旁的老师，要我开口唱一首最简单的德国儿歌，我却当场吓呆了，一个字都唱不出来，伊伊呀呀不成音调，手指放上琴键，却一个音也弹不下去。音乐老师显然不耐烦了，跟母亲解释，这是有特殊「天分」的孩子才需要来，母亲却觉得，她收到的信明明说是每个人都得来的。当然母亲理解错了。那是第一次，我发现，德国是一个母亲不熟悉的「异国文化」，在这个「异国文化」──我的「本土文化」里，我比她还行。十岁，我就发现，在抽象思维和大视野、大问题上，她好像懂得很多，但是德国生活里的琐琐碎碎、点点滴滴，华安懂得多。因为这种「分裂」，我就常常和她有不同意见，最严重的时候，甚至还因为有这样不进入「状况」的母亲而觉得羞愧。今天，我却以母亲的「异国文化」为荣，以这样的母亲为荣。即使我们在过去的岁月里常常有沟通的困难，我想告诉她：不要忘记这些过去的记忆，因为这些记忆，会跟著我们的人生，一生一世，只不过，它们不再像我们儿时那么的明显。你可以说，「孩子你慢慢来」，可是有时候，快快地「放手」或许也是必要的。我知道，这很难，难极了，但是如果你记得我们儿时的甜蜜时光，如果你知道你在我们心中永远的位置，或许，它就会容易一点点。龙应台的孩子回忆母亲和童年》我这样长大【华飞（十五岁）】我们坐在床上，哥哥和我并肩靠著枕头，被子盖在膝上。妈妈坐在床沿，手上一本敞开的《西游记》。她并不照著书本念，而是用讲的。我们也不断地七嘴八舌打断她：「那孙悟空身上总共有几根毛呢？」「猪八戒用鼻子还是用嘴巴呼吸？」她永远有办法回答我们的问题，而且回答永远那么生动那么新鲜有趣……十二点四十五分，终於到家。村子里的维多利亚小学离我们家大概只要走十分钟，但我通常需要两倍的时间。十二点一放学，几个死党就会讨论：今天走哪条路？每天试不同的路线。我们走得很慢很慢，边走边玩。最「秘密」的一条路，是绕到学校後面，穿过一个坟场，半片无人的森林。当然，在小店「写写」逗留一番是绝对必要的。「写写」是学校附近唯一的小店，卖文具纸张还有玩具。我们每天去看有没有新的「乐高」，然後算算还要存多久的零用钱，才买得起。所有维多利亚小学生都熟悉的那个女老板，总是用一种很不高兴的眼光往下面盯著我们看，一副恨不得把我们都抓起来丢出去的表情。最奇怪的是，她的德文姓是「热情」，我们礼貌地叫她「热情太太」。妈妈有花粉热，她一直打喷嚏一进门我就习惯地大喊，「妈，我回来了！」楼上书房就传来一声「好」的回答，然後一定是打喷嚏。妈妈有花粉热。不情愿，但是没办法，回家第一件事一定是写作业。一边写作业，一边闻到厨房里传来的香味：好像是洋葱炒猪肝，还有香喷喷的泰国香米饭。功课只有一点点，做得差不多的时候，饭菜大概已经摆上了桌，这时哥哥华安也到了家，大概一点半，也就是一起吃饭的时候了。饭桌上的谈话，总是绕著学校吧。我很热切地要报告今天老师教的我们的「村史」──村子里有条小溪，我们常到那条小溪里用手抓鳟鱼。「村史」地图把那条小溪画了出来。吃过饭之後，就真的没事干了。我就跟著妈妈走进她的书房。我趴在她脚边的地毯上画漫画，她在书桌上写字（要到好多年之後才知道她是在写「文章」）。她一直打喷嚏。我动不动就去纠缠她，坐在她腿上，跟她说东说西，一看她又低头写字了，我就又要她下来，跟我一起趴著，看我画的东西。现在回想，真不知她那时怎么写作的。她说，德国教育有毛病！时间慢慢走，总在这时候华安从他的房间大喊，「妈妈，作业做完了，我可不可以去踢球？」妈妈的反应永远是大惊小怪：「怎么可能？你每天的作业只做十五分钟都不到啊？人家台湾的小朋友要写三个小时呢，德国教育有毛病！」她就离开书桌，拿起华安的本子翻一翻，华安咕噜咕噜胡乱解释一通，妈妈就准了。但是慢点，有条件：「你让弟弟跟你一起去好吗？」华安太不情愿了，因为他觉得小他四岁的小鬼很烦人，很黏，很讨厌。他跟妈妈磨来磨去，就是不肯让弟弟跟著他。我呢，站在一旁，假装出无所谓的样子，甚至於酷酷地说，「我根本不想去。」但是，唉，心里想死了：拜托，让我去吧。结果多半是哥哥让步了，我们一高一矮就抱著球，出了门。球场非常简单，其实只是一块空地，加一个老旧的门。一下雨就满地黄泥。华安的伙伴们已经在等他。我们开始死命地踢球，两个小时下来，头发因为泥巴和汗水而结成块，鞋子里满满是沙，脸上、手上、腿上，一层泥。可以回家了。在草原上放风筝、饲养蚱蜢有时候，哥哥铁了心，就是不肯让我跟，妈妈也理解他，不愿勉强。她就会带著我，可能还有「小白菜」──我的小小金发女友，走到家对面那个大草原去采花。都是野花，采了的花，放在妈妈带来的竹蓝里，带回家做植物标本。妈妈还给我准备了一个本来装蜂蜜的玻璃瓶，她用剪刀在金属瓶盖上啄出几个洞。草原上的草长得很高，蚱蜢特别多，蹦来蹦去。我就一只一只抓，抓到的放进玻璃瓶里。原来那些洞，是让蚱蜢呼吸的。玻璃瓶里装了几十只蚱蜢之後，我们就回家。我把蚱蜢再一只一只从瓶子里倒出来，倒到我们的花园草地上。也就是说，我开始饲养蚱蜢。可是好景不长，很快我就发现，蚱蜢把我在花园里很辛苦种下的番茄都给吃掉了。有时候，妈妈带我们在草原上放风筝。草原那么大，草绿得出水，我们躺下来，看风筝在天空里飞。我觉得我可以一辈子躺在那里。然後就是晚餐时间了。晚餐，通常是由我们的匈牙利管家煮的。她常做匈牙利炖牛肉给我们吃。妈妈坐在床沿，手上一本敞开的《西游记》吃过晚餐以後，妈妈准许我和哥哥看一点点电视，大概半个小时到一小时，绝不超过。对这个她特别严格，一点不心软。时间一到，妈妈就出现了。像个母鸡一样，把我们半推半牵带到浴室。「刷牙」的仪式是这样的：浴室有两个洗手台，她放一只矮脚凳在一个洗手台前，那就是让我踩上去的地方；我太矮，上了矮脚凳才看得见镜子。她就靠在浴缸边缘，看我们刷牙，洗脸，换上睡衣。哥哥转身要走，她就大叫：「牙套──」哥哥矫正牙齿三年，我听妈妈叫「牙套──」也听了三年。她总是用德语说「牙套」这个字。洗刷乾净了，接著就是「孙悟空时段」。我们坐在床上，哥哥和我并肩靠著枕头，被子盖在膝上。妈妈坐在床沿，手上一本敞开的《西游记》。她并不照著书本念，而是用讲的。我们也不断地七嘴八舌打断她：「那孙悟空身上总共有几根毛呢？」「猪八戒用鼻子还是用嘴巴呼吸？」她永远有办法回答我们的问题，而且回答永远那么生动那么新鲜有趣。同时跟我们看图，让我们认识故事里每一个人物的个性和造型。听到猪八戒「怀孕」的那一段，我和哥哥笑得在床上打滚。然後哀求妈妈：「再讲一次，晚一点睡觉，再讲一次……」再怎么耍赖，睡觉的时刻还是逃不掉。讲了二、三十分钟故事之後，她就把书阖起来，一个人亲一下，然後就关了灯，轻手轻脚带上门。搞得妈妈无法工作，给我们莫大的成就感我们在黑暗中，听她轻轻的脚步声，走向她的书房（也要好几年之後，我够大了，才知道，每天晚上，这个时候她才能开始写作。）。她一走，我们就从被子里出来，开始捣乱，「躲猫猫」的游戏正式开动。我们悄悄开灯，玩「乐高」积木，或者大声讲话，或者躲到衣厨里去，就是想等她发现，等她来。没几分钟，她不放心，果真来了。假装生气地骂人，把我们赶上床，关灯，关门，又回到她的文章。她一走，我们又像老鼠出洞，开灯，钻到床底下，唱歌、说笑……等她来。她又来，这回有点气急败坏了，把我们从床底下揪出来。她不太知道的是，她愈是气急败坏，我们愈兴奋。搞得妈妈无法工作，给我们莫大的成就感。这样来来回回好几回合之後，都过十点了，妈妈会气得拿出一支打毯子的鸡毛掸子，做出很「狠」的样子，「手伸出来！」我们就开始绕著房间逃。她怎么也打不到。见她老打不到，心里的得意到今天还记得。当然，也要等到长大之後，才发现，唉呀，她不是真的打不到啊。最後，我们自己把自己给累倒了。倒在床上，精疲力尽。模模糊糊中，感觉有人进来，那是工作了一整天的爸爸回来了。他轻轻地推门进来，走到我床边，摸摸我的头，弯下身来在我耳边很轻很轻地说：「晚安，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