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依靠外国融资，来弥补支出（指消费和投资）与自身总产出之间的差额，并为其贷款还本付息。20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这些贷款中的大部分都来自其他国家或者世界银行之类的多边国际机构。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及80年代，中东国家富余的石油美元越来越多地流入西方各大银行，使得这些银行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随之攀升。20世纪90年代，向来与发展中国家保持距离的外国基金，如共同基金和养老基金，都纷纷增持发展中国家政府公债及企业债券，提高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额度。因此，民间性质的贷款在发展中国家的外国融资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不幸的是，即便在背负高额贸易赤字的时候，也很少有国家会自觉以认真的态度来规划本国的贷款与开支。大量的外国融资的确能够刺激人们作出浪费性的开支决定。从20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的经济危机中，很多发展中国家得到了这样一个教训，无论增加的支出是用于消费还是用于投资，依靠大举外债来快速增加支出的做法具有很大的风险，。20世纪90年代，破产现象大幅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行为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对于巴西和印度这样的国家，由于支出太多而陷入了金融困境，不得不实行经济自由化政策，剥离冗繁的政府福利性支出，以此实现更加稳定和快速的经济增长。大量的破产现象导致以借债来进行投资的出口大国（如东亚各国）削减投资，以弱化对外国融资的依赖程度。他们开始干预汇率，增加外汇储备，并在此过程中将其大量的储蓄投放到全球经济之中，准备贷给任何需要扩大开支的国家。由于东亚各国的进口能力弱化，国际上的剩余产品开始在其他地区寻求销售市场，结果导致全球经济更加失衡。前一章中所描述的经济断层线因此而更加严重。储蓄与投资在经济学家们所设想的理想世界中，一个国家的投资不应该取决于其储蓄水平。毕竟，如果一个国家面临良好的投资机遇，他们应该能够从国际金融市场上筹措到足够的资金，而且不应该与他们的国内储蓄挂钩。因此，一个国家的投资与其储蓄之间的联系程度应该很低。在1980年一份具有创意的文件中，来自哈佛大学的马丁?费尔德斯坦与来自大阪大学的查尔斯?堀冈证明这个假设是不准确的。他们指出，如果资本能够在国家间流动顺畅，一个国家的投资与储蓄之间的正相关程度要远远高于人们的预期。这些发现可作如此解读。一个国家，尤其是布隆迪和厄瓜多尔这样的贫穷国家，不能得到足够的外国融资来满足其需要，因此他们不得不削足适履。然而，还有另外一种解读，未必与第一种解读相斥。国家也有可能主动限制本国的外国融资，借此使其投资行为更加符合其储蓄水平。但是，如果这个国家能够克服前一章中所提到的组织缺陷，而且其投资机遇十分良好，为什么还会限制外国融资呢？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很多年前我与埃尔温德?萨布雷曼尼安（ 现供职于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埃斯华?普拉萨德（现供职于康奈尔大学）二人进行了一项研究。在这一研究中，我们考察了最近几十年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平均经常项目盈余与其经济增长的联系。经常项目盈余就是一个国家的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差额。盈余表示该国将储蓄投放到了全球金融市场，而赤字则表示该国借助外国融资来进行投资。经常项目盈余常常也意味着贸易盈余，即一个国家的出口总额大于其进口总额。我们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时候发现了这样一个正相关，即一个国家越是借助其国内储蓄来进行投资，其经济增长越快。反之，利用的外国融资越多，其经济增长越慢。当然，一个国家之所以需要外国融资，可能是因为其储蓄相对不足，或者是因为投资过度而超出了其储蓄水平。但无论依靠什么来投资，我们发现一个国家投资越多，其增长速度越快，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因为通过投资，建设了更多的道路，生产了更多的机器，所有这些能够大大地提高其工人的生产效率。然而，外国融资在其投资额中所占的比重越高，其增长速度越慢。有趣的是，发达国家的情况却并非如此。发展中国家，至少是那些能够持续增长的国家，似乎总是竭力避免大规模的外国融资。发展中国家创造了一个有利于生产者的环境，但这却阻碍了本国金融体系的发展。这使得他们很难利用外国融资来有效地扩大国内民众对商品和劳务的需求。确实，除了外国直接投资（比如丰田汽车在中国设立分厂），外国融资的发展策程度都直接或间接地取决于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扩大内需的决心，而非私营部门的意志。因为外国贷方注重的是国家及其政府的信誉如何，而不是该国政府所投资项目的具体特点。而且由于外国贷方比国内贷方的资格更老，外国贷方往往在考虑到投资项目的好处之际表现出非凡的宽容。此外，政治上的因素往往迫使一个国家加紧步伐进行外国融资，他们往往会过度使用这些资金，直到外国融资的渠道被封死方休。于是，接踵而至的破产倒闭风潮往往极大地遏制了经济增长。偏向生产者的经济体中的金融部门政府指导的、偏向生产者的增长战略往往会遏制一个国家金融部门的发展。因为放贷的对象是由上级命令来决定，而且国内生产者之间的竞争程度有限，因此银行便无心去搜集市场信息，无心掌握信用评级技能。强迫财力薄弱的借款者关门或者迫使高风险借款者还款的法律架构几乎不存在。正如我们之前所看到的那样，政府确实会努力通过压低储蓄利率的方式帮助生产者。然而，因为银行间竞争有限，银行的工作效率往往会变得非常之低，员工傲慢无礼，官僚主义的程序过于繁杂。无论是谁，凡是想在发展中国家的公立银行兑付支票，必须抱着逆来顺受的态度，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支票辗转于一个又一个柜台，被签上了一个又一个的名字，最后才出现在出纳员的窗口。效率低下，加上银行间竞争不足，结果导致利率差距非常之大。利率差距是指银行的贷款利率与银行资金成本（即储蓄利率）之间的差距。在巴西，即便是资信状况良好的公司进行短期贷款，其利率差距往往会高达10个百分点，而这在工业化国家却不足一个百分点。因此，很多本该由压低储蓄利率带来的一系列资本优势，却由于银行部门的效率低下而被抵消了。不仅普通家庭从其储蓄中得到的利息微乎其微，而且他们发现，如果自己想贷款，难度却很大。给家庭放贷，即使在美国这样现代化的金融体系中，也是有风险的，在欠发达的金融体系中的风险将会加倍。信用记录追踪机制根本不存在。因为在正式的备案的部门就业的人数很少，而且相当一大部分的收入，比如工人给父母寄的钱，并不是建议在正式的合同关系之上，所以银行用来决定是否放贷的信息是少之又少。此外，因为司法制度并不允许银行处置公民的个人财产，银行不能轻易地以房子或洗衣机等作为抵押来放贷。家庭的确能从放债者那儿贷到款，但是得付出尊严的代价，因为债主担心其拖欠不还，而且利率奇高，宛如天文数字。正式的银行体系为了防止发生拖欠不还的状况，也会设定很高的贷款利率（依然低于民间放贷者的利率），但是一些政客往往会被阻止这样的做法，他们宣称将会压低公立银行的贷款利率，为公民的权益而“战斗”。而压低贷款利率也使得公立银行的贷款行为无利可图，从而迫使需要贷款的家庭转而求助非正式的、不受国家调控的放贷者。随着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这样的局面将会有所缓解，但是，这的确反应了在20世纪9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局面。之前我曾经说过，总体而言，有两个原因使一个发展中国家亟需外国融资：低储蓄，或者投资额超过其储蓄额。现在，让我们来考察下一个国家在什么情况下储蓄会非常少。低储蓄与1994年墨西哥危机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家庭很难获得零售贷款，因此他们一般不敢超出预算，而是节衣缩食，以备不时之需。因此，与美国金融部门不同的是，发展中国家中欠发达的金融部门使该国政府很难通过执行放松信贷的政策来落实惠民政策。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反而履行了本该由银行部门来履行的职责，比如先借款然后给享受优惠的选民进行汇款或补助，以使这些家庭能够扩大支出。因此，发展中国家低储蓄的原因就是本国政府背负了大量的国债，并通过借债来完成资助。通常来讲，这些财政赤字是由于给予了有政治上享受优惠的那一部分人过多的补助，这是基于政治逻辑，而非出于经济考量。为了便于理解，我们以肯尼亚为例。这个国家依靠国际援助才得以维系下来，2006年人均年收入为463美元。但是，其议员每年的基本薪资却高达81,000美元，不仅免税，还有额外的补助和津贴等，导致他们的实际收入翻了一番。曾经在一个大旱之年，肯尼亚议员们的公务用车型竟然为梅赛德斯- 奔驰E级轿车，每月的基本车补多达4719美元。即便如此，这些议员们还不满意，竟然在议会厚颜无耻地压住缓解旱灾的议案，使其迟迟不能通过，同时以选区路况不佳为由要求提高车补。民众要求议员维护道路的呼吁如石沉大海，但是议员们提高车补的提案却通过了。在肯尼亚，这不足为奇。这些“公务员”的收入远高于大多数企业高管，甚至比发达国家的公务员的收入还高。当政府的贷款超过了可用的国内资源、而不能使用政府间贷款援助时，便转而求助外国的私人性质的放贷者。因为政府具有一定的公信力，而且能够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类的多边国际机构获得贷款，所以放贷者会愿意暂时给他们提供资助。然而，某些政府投机心理严重，竟会通过将本国货币升值来冲销债务，或者不停地筑高债台以期赖账。知道了这一点，国际上的放贷者便开始未雨绸缪了。他们便要求债务国使用外国货币来还款付息，因为这种途径不受债务国货币升值或变贬值的影响，并根据债务国负债水平来缩短还款期限，以便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将贷款收回。因此，已经无力向国内民众贷款的民粹主义政府，为了获取足够的资金，便转而求助外国放贷者，而不是选择控制开支。因此，外来贷款的环境并不是很有利。知道了这一点，外国放贷者便要求保护措施，贷款的政府为了提供这样的保护措施，只得牺牲国内现有债权者的权益，比如，负债过多的政府以外币形式借的债越多，最终其通货膨胀率就越高，这样才能弱化国内债权者要求还款的压力。此外，因为外国放贷者提供的都是短期贷款，任何政治上的风吹草动都会把他们吓得拒绝给予政府任何资金。问题更大的是，放贷者本国内部环境的改善，比如利率上扬，将导致外国放贷者大量抽回资金。在1994年的墨西哥危机中，这些因素兼而有之。当年，墨西哥总统卡洛斯?萨利纳斯?德戈塔的六年执政期将满。按照执政党——革命制度党的一贯作风，他大肆扩大支出，以取悦于选民。1991年到1994年之间，储蓄额降低的幅度高达其国内生产总值的3.3%。在新增支出中，政府新增支出占据了很大一部分，导致其经常项目赤字在2004年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7%。就在大量需要外国融资的时候，墨西哥国内的政治事态趋于恶化。在墨西哥南部的恰帕斯州，愤怒的农民开始武装反抗政府，同年晚些时候，革命制度党的总统候选人多纳多?克罗西奥被暗杀。此外，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994年不断提高本国利率水平（从3%提到到5.5%），导致许多美国投资者纷纷将资金抽回美国。正当外国投资者在为是否要出资帮助墨西哥缓解经常项目赤字而犹豫不决时，墨西哥政府开始将其以比索偿付的短期债务转化为了基于特索债券（Tesobono）的形态。特索债券（Tesobono）是一种短期债券，与美元挂钩，将使投资者免受货币贬值的影响。但是，随着政治形势日益云谲波诡，这样的举措也不足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投资者纷纷开始抛售所持有的债券，将比索兑换成美元，逃离墨西哥。墨西哥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随之耗尽，及至下届总统欧内斯托?塞迪略就职之时，一场危机已经充分形成，愈演愈烈。最终，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了防止墨西哥政府发生债务违约的情况，给予其一大笔贷款，持有特索债券的投资者得到了偿付，但是墨西哥这个国家却经历了一场痛彻心扉的危机，而那些持有以比索偿付的债券的债权者蒙受了巨大的损失。1994年的墨西哥危机是一场发生在新兴市场经济体中的、具有代表性的危机，其内在的动因是政府开支过多。而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则与之不同。首先，亚洲金融危机的起因是某些国家虽然拥有不少储蓄，但投资过热；其次，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很多国家内部的私营部门都负有重要的责任。为了弄清楚当年的事情，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企业是在一个有利于生产者的经济体中是如何进行投资的。企业投资与管制资本主义我在前面提出，在一个有利于生产者的经济体中，尽管某些贷款者享有优惠政策，能从政府那里得到一定的补助，但是从银行获取贷款的代价依然是巨大的。在这些经济体中，企业追加的投资，往往是来自企业本身的资源，比如，销售额和利润提高所产生的资金。对那些与银行有着良好联系的企业来说，这个做法有利于减少从银行的高息贷款。对于那些刚起步的、在银行部门没有关系的小企业来说，高息贷款则是唯一的选择。因此，企业总是只有在实现快速发展之际才会利用自身积累的利润大幅扩大投资。有利于生产者的战略有利于实现这种增长，因为经济体中的剩余资金被直接分配给生产者，提高了他们的盈利能力和投资能力，这样就绕开了家庭或者不能有效放贷的金融体系来进行，规避了了曲曲折折的复杂程序。这样的一种资源配置在很多方面都是很有利的。盈利状况良好的企业，可能有较好的投资机遇，在现有业务上追加投资的资源就比较多。因而，盈利推动投资，使得国家或银行免于做出政治性投资决策。当然，这样也有一定的负面作用，即企业会继续追加投资，直到生产能力过剩、利润消失。对于出口导向型的小国家，世界市场往往足够大，使得这种情况不大可能发生。 但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生产能力过剩则是一个明朗而切实存在的危险因素。为了缓解这类问题，企业会采取多元化发展战略。韩国的财阀，即广泛涉足建筑和电子等领域的企业集团，以及印度的家族式企业集团，比如主要从事钢铁和汽车制造的“塔塔”与业务遍及水泥和移动电话等领域“伯拉”，基本上都承担了与银行类似的角色。他们在企业集团内部设立资本市场。尽管发达国家经常存在企业政策的焦点不在企业集团的问题，导致很多公司历史上辉煌一时却如昙花一现，比如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和立顿工业公司，但是，企业集团在发展中国家却被证明是十分珍贵的，因为其另一个选择，即依赖金融体系融资这一做法的局限性太大。当然，如果企业想是想真正的快速增长，内部基金是不够的。另外，刚刚进入新兴产业的企业也需要融资。快速增长的新企业便转向国内银行来贷款。如果国内储蓄不足，它们不得不依靠外国融资。这正是20世纪90年代早期东亚国家是企业所采取的做法。投资过度与1998年东亚危机我们已经了解了东亚各经济体所走的外向型经济增长道路。这些经济体在经历了一段高速的增长之后，便开始增加投资了，其资金来源是20世纪90年代早期大规模流入的外资。以韩国、马来西亚、泰国三国为例，投资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比重，从1998年29%的高位增长到1996年的42%。但是这些国家实际上根本无力进行如此高水平的投资行为。野心勃勃的公司梦想着引进硅片制造设备、设立石油化工公司和钢铁联合企业。1995年12月，泰国成立了一家投资12亿美元的半导体工厂，是由全球最大的手机晶片制造商得州仪器和泰国阿尔华特集团共同出自筹建的典型的合资企业。这个半导体工厂的制造设备都是世界一流的，计划生产16兆及64兆的动态随机存储器，其产品由得州仪器负责购买。最终的目标是建立面积为4000英亩的高科技工业园区，名为阿尔华特科技城，以同台湾新竹科学工业园区相竞争。这一愿景是很宏大的，但也许有点过于宏大而脱离实际了。在最初发挥了信贷分配及建立强大的国营龙头企业之后，东亚各国政府便从信贷分配的业务上撤了出来，因为企业的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科技水平也日益复杂。信贷分配的任务便下放给了国内银行。国内银行在以往曾通过与企业建立长期而亲密的关系来克服了不利于贷款的因素，比如强制还债的困难。通过与定期拜访和会见客户。这样的做法能够使银行接触到一些不公开的信息，其作用类似于企业之间的交叉持股和公司董事会的董事席位的作用。此外，鉴于外人接触这些信息有一定难度，银行便对贷款者有了一定的控制。借款者担心银行会拒绝给予他们更多的贷款，以及其他银行也不肯贷给他们，所以，他们便会老老实实地还本付息。这样的关系有很大的代价。银行不能轻易地给现有关系圈之外的人提供贷款。而且他们所支持的企业客户很有可能是一个早就该倒闭的企业。外人几乎不可能知道这个企业内部真正发生的事情。企业的做法是不透明的。企业金字塔式组织结构和交叉持股公司内部或相互之间的现金流状况也是不透明的。很难评估一个企业与银行或政府的关系有多么密切，也无法准确估计其能够或明或暗地得到的贷款金额的多少。此外，万一公司发生破产，在清偿债务的时候其他投资者在要求公司财产方面是否具有相对优先权也不确定，而且缺乏一套明确的、有效执行的破产法规，这都降低了投资者的信心。由于企业投资的增速超出了国内资源可以承受的水平，他们便不得不转而求助外国资本。但很多的外国投资者都是银行，这些银行对申请贷款国内部的企业知之甚少，也不确定是不是能在法庭上通过强制手段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国内的银行都与企业都着密切的联系，而国外的银行与国内银行所不同的是，他们不愿意给予企业长期贷款，不愿承担企业可能会出现的不规范行为带来的风险。外国放贷者通常会同意以外币的形式给予短期贷款，通常不是直接贷给公司，而是先给该公司所在国家的银行，然后通过该银行再转贷给需要贷款的公司。贷给国内银行实际上把政府也拉了进去。因为，除非政府愿意眼睁睁地看着银行关门大吉，否则一个健康的政府必然会出手救助陷于困境的银行，从而也救助了给这个银行贷款的外国投资者。其他外国投资者通过股票市场也加入进来，成为资产组合投资者，他们相信自己能够在问题萌芽之际抛售并撤出这个国家。公司从国内有关系的银行获得的贷款也往往是以外币的形式。因为银行想要将货币风险转嫁给企业来承担。企业也愿意承担这份风险，因为以外币的形式取得的贷款的利率相对较低，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比起来一直表现出相对稳定的特点。因此，问题就出现了。管制资本主义没有能力处理来自外国的大量资金。当资金不足、政府指导借贷的时候，大型项目往往在政府指示银行给予贷款之前就经过了认真审查。尽管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人享有使用资金的特权，并获得过多的利益，至少还存在一层监督。另外，企业也不得不谨小慎微，因为一旦拖欠不还，将失信于长期合作的银行，这意味着可能永远不会再获得这家银行的贷款了。但是现在，由于国外放贷者的资金充裕，而且这些国外的放贷者认为自己的利益会得到很好的保护而很少对投资项目进行审查，各投资方竞相放贷，国内企业也不用担心被国内银行永远拒之门外了。企业开始变得不谨慎，国内银行掌握着过多必须贷出去的资金，也无奈地放下了高傲的架子，希望企业能够从自己这儿申请贷款，完成放贷指标。因此，东南亚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企业在商品房市场和制造业过度投资引起的。虽然社会关系良好的精英和投资者在经济形势良好的情况下能够获得很多利益，但最终经济崩溃的风险却要由政府和当前及以后几代国内的纳税人来承担。外国融资其实是私营部门将系统性违约的风险转嫁给银行、政府，进而将风险社会化的一种途径。少数几个政府的行为就是这一问题得最佳明证。比如，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穆罕默德提出“2020宏愿”的跨世纪发展战略，其中包建设括巴贡水坝（亚洲最大的水力发电大坝）、马来西亚石油公司综合办公大楼的双子塔（世界最高的大楼之一）、超现代的机场以及在吉隆坡附近建造新的国家行政首都，名为布城（国王之城）。马哈蒂尔的宏愿具有法老式的特点：当我最近经过吉隆坡时，巨大的机场虽然基本上没有了飞机的轰鸣和熙攘的乘客，维护得非常好，看起来依旧是那么的壮观，不愧世界一流的技术水平。但一般来讲，政府的过度支出不是核心问题之所在（前面所提到的发展中国家遭遇的经济危机，如1994年墨西哥危机，的情况与之类似），错就错在私营部门投资过热，其资金来源是外国贷款。这些外国贷款轻而易举就能取得，因此用起来有失谨慎，并带来了一定的风险。导致破产现象发生的典型因素包括借助短期债务进过度投资，以及外国货币错配的风险。这两大因素俱在时，危机一触即发，唯一欠缺的只是压倒骆驼的最后那根稻草而已。这根“稻草”来自两个相关的方面。首先，野心太大的投资项目告吹。截止1997年初，阿尔华特因为债台高筑而流于崩溃，当时其所建造的存储器工厂尚未完工。阿尔华特原本是家小型的家族式企业，在经营半导体工厂方面的经验有限，这种经验的欠缺在其投资过程中便显现了出来。工厂的建设进度也一再延期，因为厂址选择在了一块儿湿地上，混凝土桩必须打得非常之深才能保持大楼的稳定，这样的做法代价又很大。并且那儿没有清洁水或能源，这都是制造存储器所必需的条件。因此，阿尔华特不得不另外建造必不可少的设施，这又增加了成本。甚至在阿尔华特这样的高科技工业园区还没有完工时，很多投资者就开始对园区建设的可行性忧心忡忡，纷纷开始撤股。其次，从1995年起，日元对美元汇率的开始疲软。由于东亚各国的货币与美元挂钩得更加紧密，导致日本出口的商品比东亚出口的商品更有竞争力。由于泰国的商品质量优劣不确定，而且泰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不多，因此，在汇率错配之际，进口者更倾向于重新选择选择久经考验的日本产品，而不是泰国产品。东南亚各国的出口额开始动摇，企业的盈利能力骤降，投资项目纷纷下马。外国投资者开始将其资金撤出东南亚各国。投机倒把的人看到很多政府竭力维护此刻已经明显被抬高的汇率，也开始趁火打劫。而各国的外汇储备在维护汇率过程中已经耗尽，货币贬值已是板上钉钉的事了。贬值后首先破产的便是以外币形式借贷的企业，接下来便是给这些企业贷款的国内银行。虽然企业无力偿付本国银行的贷款，但是国内这些银行欠外国银行的钱还必须还。就这样，东亚奇迹瞬间就幻化为了大规模的倒闭浪潮。东南亚各国的银行不得不向本国政府求助。政府呼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予他们所需的外汇，用来偿付外国银行的贷款，并挽救本国银行。不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是附带有条件的，要求申请贷款的政府必须采取这样或那样的措施，来满足一个合格的、资信良好的贷款者的条件。有些条件是在获得贷款之前必须采取的，有的则是在获得贷款之后采取的。有些条件是相对规范的，毕竟，当没有人愿意提供贷款的时候，愿意放贷者就需要通过订立合同来确保借款人会偿付借款，但有些条件未免有些苛刻了。东南亚国家的政府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两个方面做得过了头。首先，它规定的条件表明，它并不明白它此时所面对的“客户”并不同于以往的客户。总的来说，东南亚政府不是像墨西哥政府那样因为过度开支才陷于困境的。而是国内的私营部门疯狂的投资，外国放贷者也缺乏自律性，因为他们自己认为政府会给予一些隐含的担保。燃眉之急是及早恢复金融稳定，也许通过政府采取的刺激措施，才能弥补经济活动减少造成的损失。然后，随着信心的恢复，再逐步收拾乱局。这就是西方国家的政府在2008年到2010年间所做的事情，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终所采取的措施。但是骄傲的东亚国家的政府官员被当成了不了解如何管理廉洁政府的玩忽职守者。一夜之间，管制资本主义被贴上了权贵资本主义的标签，任人唯亲的例子不胜枚举，报道出来足以让西方的财经媒体声名大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西方政府最初的政策建议集中在惩罚裙带关系上，而没有认识到整个体系是相互关联的，很多无辜的人将会在这个过程中跟着遭殃。同情心的缺失，或许是因为管制资本主义对局外人太冷漠了，而这些局外人现在却成了发号施令的了。其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所以要求过分是因为其在设定条件的时候，常常被美国等主要成员国所左右。它的条件总是试图按照西方的管理理念来改造亚洲国家。比如，要求印度尼西亚在1998年采取大约140项措施，包括打破丁香垄断、加强植树造林、实行小额信贷计划等。在愤世嫉俗的人看来——他们有时候时正确的——这些措施的真实意图是迫使印尼向西方公司和游说团体开放一度受到国家保护的广大领域。虽然就长期而言，其中的一些措施是有利的，但也应该由本国人民自主采取，而不是在自己落难时任由外国人来指手画脚。在一张不幸流传开来的照片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米歇尔?康德苏与印尼总统苏哈托正在签署一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协定，前者交叉双臂抱于胸前，高傲地俯视着似乎被吓得唯唯诺诺的印尼总统，这样不禁让人想起来征服者接受战败者无条件投降时的场景。虽然签字现场的情况可能比较友好些，但是这张照片却加深了人们的认识，即这就是一种新型的金融殖民。断层线加深：发展中国家的分化总而言之，在发达国家，尤其是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运行良好的国家，国外投资者一般与该国国内投资者享有相似的信息和权利。他们不会要求什么特权，也不会试图以该国内部银行为中介来放贷，获取该国政府暗地里的保证，也不会通过直接给政府贷款来获得明确的支持。公司和普通家庭能够直接获取贷款，这就迫使外国投资者谨慎决策。不然，一旦出了问题，责任只能由自己来负，不能诉诸贷款者所在国家政府。相比之下，在发展中国家，外国融资往往是无奈之下的最后选择。因为外国投资者担心自己比贷款者所在国家银行了解的信息较少，也无力强制贷款者偿付，他们便尽力要求使用外汇来偿付、并缩短债务偿付期限，以保障自己的利益诉求。矛盾的是，国内金融体系的落后使得后来的外国投资者们能够要求并享受特权，而这些特权则会侵蚀掉当前国内投资者的利益，或者由于政府暗地里给予外国放贷者这样那样的保证，会侵蚀掉纳税人的财富。此外，这些外国投资者们得到了保护，就不是那么谨慎地考虑所资助项目的可行性了。结果这又使得借债者——无论是当前的政府还是银行——不再认真考量向外国借款的全部成本，他们往往倾向于过度借款。在这里附带性地说一句，读者们会注意到美国次贷市场，由于存在着大量的准政府行为，背离了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金融准则，并在许多方面折射了发展中国家存在的缺陷。这些相似点正是我们加以比较的对象。我稍后会谈到这些问题。改革20世纪90年代的危机对各国经济的影响是不同的。那些低储蓄的国家被迫实行了一系列必要的改革。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在1991年由于政府财政赤字和经常账目赤字巨大而发生了危机；而像巴西这样的拉丁美洲国家，他们的经济由于低储蓄而十分脆弱。对于这两类国家来讲，这些金融危机就发出了一个信号，即原来政府管制的、内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被打破了。印度和巴西两国都实行了经济自由化政策，减少政府对经济行为的控制，削弱政府产权比重，消除价格管制和利率管制，提高金融体系内部的同业竞争，开放进口与外来投资，并采用浮动汇率制度。他们同时采取了更加明智的宏观经济政策，削减政府赤字（至少暂时性地），并改善货币政策管理。在政府的管制和保护下，这些国家实现了长期的增长，并在此过程中建立了强有力的企业组织，即使在竞争加剧之际也能够保持繁荣。竞争程度的加剧也会促使这些国家的公司显示出其最佳的优点。在收购欧洲钢铁巨头康力斯集团之前，印度的塔塔钢铁公司是世界上钢铁生产成本最低的公司之一，而巴西航空工业公司，一个私营化的飞机制造商，在全球中型飞机领域开拓了广大的市场。这些实行经济自由化政策较晚的国家有着巨大的国内市场，这使他们不必过于偏袒出口部门。巴西和印度都“管理”他们各自的汇率，但是他们并不竭力通过压低汇率来获得巨大的竞争优势。此外，他们不必在贷款问题上压制私营企业了，并不是因为他们当前充满活力的民主制度不允许他们再行压制之举，而是由于这些私营企业已经具有了强大的实力。他们实行了储蓄利率自由化政策，减少对普通家庭的征税，，并准许金融部门扩大对家庭的信贷业务。因此之故，巴西和印度两国的个人消费和内向型生产部门都实现了健康发展，其效率足以与出口部门相媲美。虽然巴西出口额的迅速增加得益于其商品量的增加，但是其经济具有多样化和弹性强的特点，即便出现暂时性的商品价格下跌，也足以熬得过去。他们错过了转向出口的有利时机，他们仍有一线希望，因为他们本不必进行转型。现在，他们的经济更加协调，其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性弱化。东南亚各经济体，除了印度尼西亚之外，恢复得都很快：货币的低汇率使他们的商品很有竞争力，他们甚至在用更加廉价的国内商品取代进口商品的同时，也扩大了出口。他们还大幅减少投资，就韩国、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平均来讲，投资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从1996年的41%降低到了1998年的24%。这很重要，因为他们外贸盈余不断攀升的原因不是国内的普通家庭大量减少消费、增加储蓄，而是因为政府和企业削减了投资。同样，这对全球储蓄资金的供应量也产生了积极效应。东亚经济体不再是最初的纯借款者，开始将他们的储蓄输送到全球金融市场。但是，投资货物——比如工厂和设备之类的硬资产——需求量锐减。这些往往是曾经需要进口的商品，因此，全球市场都能感触到其影响。全球过剩的商品也再次开始寻找那些会过度开支的国家。概要与结论那些过于注重外向型增长的国家得到了沉痛的教训，他们开始认识到一味地追逐廉价商品和低息贷款是很愚蠢的行为，因为以大举外债为前提的开支最终往往会让人欲哭无泪。说得更明确一点，因为管制资本主义在外国投资者看来很难理解、很难驾驭，他们应对的办法只能是保留债券，并要求短期偿付债务，随时准备做空债务国。一旦他们真的不顾债务国国情开溜了，那么依赖这些不稳定的外国融资，无异于经营一家没有存款保险的银行，十分脆弱而经不住任何风吹草动。尽管出口国深知改革金融领域的必要性，他们却认为这些危机中凸显的问题，并不是外向型增长的大战略的问题。这些经济危机反而使他们更加坚定地认为，实现外贸盈余比单纯地出口还要好，因为有了贸易盈余，国家便能够积累起大量的外汇储备。实现外贸盈余的途径就是削减投资，这也有助于帮助这些国家摆脱一度困扰他们的繁荣——萧条怪圈。不过，这些出口国独善其身的努力增强了其他国家的脆弱性。他们后来纷纷奉行的出口拉动增长的战略，不仅加重了其他国家的负担，压制了其他国家对其商品的需求，也凸显了这个政策所导致的国内问题。这一点在前一张已经重点讨论过了。这项战略同时也导致出口国外汇储备大量增加。这些储备在世界范围内寻找放贷目标。为了吸引这些资金，国家必须愿意让自己的支出超出国内生产者的承受能力。而且，还需要有一个健全的金融体系来吸引资金流入，使资本输出国相信自己的资金会很安全，比在发展中国家要安全得多。最为引人注目的目标便是美国（其次是西班牙和英国）。由于美国的不公正现象日益严重，其政治环境越来越有利于负债消费的增长，（我在第一章已论证过），所以，美国便是最终的、也是最佳的贷款对象。但是，本世纪前几年美国采取的一些政策使其成为了全球公认的消费大国，这些政策的背后有一个新的现象，即美国的恢复越来越呈现出“失业性复苏”的特点，而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却不足以应付这一问题。第四章 薄弱的社保体系巴德里25年前到美国读书，并取得了许多学位，其中包括冶金工程博士学位。1997年他在华盛顿附近的一家美德合资企业找到了工作，这家企业是制造顶级存储芯片的。这是巴德里的第一份工作，任务是协助建立新型芯片生产线，以及降低芯片的次品率。这项工作使他充分运用了他的渊博知识和技术，因为发现残次品需要极其了解十分复杂的程序和机器，每周连续工作70个小时是正常的事。之后，美国投资方将股票卖出，德国公司就把合资公司变成了拥有全资的独立公司。之后公司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专注于逻辑芯片，另一部分专注于资本密集型存储芯片。所以尽管巴德里数年专注于存储芯片的制造，使芯片由大变小。在盛衰荣枯循环罔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里，公司由两大财力雄厚的投资方控股的合资公司，转变为芯片制造多样化的公司，最终成为了一个孤立的、业务单一、债台高筑的公司。终于，不可避免的事情还是发生了。2008年初，巴德里的雇主发现公司陷入财务危机，因为他之前将巨额资金投入到了最新科技领域。当时他可以选择关闭在美国或德国的工厂，但考虑到关闭德国工厂将会面临更大的困难，而且保留德国工厂还可以从德国政府那里得到补贴，最后他选择了让美国工厂的工人全部下岗。一夜之间，巴德里发现他的六位数收入蓦然而逝了。因为公司宣告破产，也就不用付给他遣散费来补偿他为公司效命11年的辛劳。此时，他只有每周400美元失业救济金，他不仅要用这些钱来支撑四口之家，还要还银行的抵押贷款。更令人忧虑的是健康保险。失业之前，公司每月都为他交50美元的保险费，这钱对他和他的家庭来说意味着打水漂了。当他去私人保险公司咨询时，他发现这些公司不帮他办理，因为他血糖高，有轻微的糖尿病。即使没有这些病，私营保险公司每月的家庭保险费也高达1100美元，占据了他每月的失业救济金的三分之二还要多。巴德里真的非常需要一份工作，至少在没有保险的情况下不必拿自己的健康和经济冒险。他投了成百上千份简历，但是都如石沉大海。他的失业保险将要花完了，只有动用为儿子上大学准备的储蓄金。从这点讲，巴德里算是幸运的。不像其他许多同样境遇的美国人，至少他还有些储蓄！同时，巴德里所在公司的美国资产清算很彻底，一些昂贵的机器设备被其他生产商买走了。这些资产被迅速有效地加以利用。在关闭美国工厂几个月之后，公司无奈地意识到他们的业务不是很盈利了，于是德国工厂也被关闭了。经济刺激的意愿从上一章我们知道，在20世纪90年代晚期和21世纪早期，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进口量下降，传统的出口大国纷纷为其剩余商品寻求新的销售市场。随着世界经济在网络泡沫破裂之后进入了衰退期，而美国在一段时期内实行极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剩余产品创造了过量的需求，使这些商品得以吸收，而美国的资金来源却是从外贸盈余国家借来的外汇储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像我曾说过的一样，美国毫无选择地成为了消化剩余商品的最后的救星，因为像德国和日本这些国家都自顾不暇。但是，美国考虑继续采用扩张政策没非出于世界公民的义务，而是迫于其国内压力才进行过度刺激经济的。巴德里的经历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解释。与其他富裕工业国的工人不同的是，如果经济衰退深入发展而且旷日持久，美国的工人不会自动地得到社会保障。美国人历史上一直反对高福利，结果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就比较薄弱，其中包括失业救济。二战以来，美国经济结构进行了调整，可以快速、敏捷地应对困境。银行会拒绝贷款给经济效益不好的公司，而且风险资本家也不会资助那些刚刚起步的、业绩不佳的企业。现有的公司倒闭之后，其资产被清算，并被卖给那些能更好运用它们的公司，就像巴德里的公司所经历的一样。这些举措为新企业的出现创造了空间。另外，因为失业救济不能维持长久，那些失业的工人迫切需要找到一份新工作，即便新工作的薪水低、工作内容变化或者经常出差也在所不惜。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形势，二战后到1990年之间的重建进度很快。平均来讲，产出水平不到两个季度就恢复到了经济衰退前的水平，就业率也在经济低谷过后的八个月内得以恢复。政府和中央银行政策的只是在经济下挫时期提供点帮助，那只能解决很小部分问题。大部分阵痛还是由银行、公司和工人们来承受。但是，1990年—1991年的经济衰退打破了这种战后发展模式。经济产出迅速增长，但是就业岗位的增速并没这么快。虽然生产量在1991年的三个季度里就恢复了，而1991年经济低谷造成的失业却需要23个月才能缓过来。因此，不难理解，失业者或即将失业者肯定非常焦虑，因为他们积蓄很少、失业保障金有限、没有健康保险，而失业期很可能持续很久。政治家们忽略了公民的这些担忧，产生了很多不利的影响。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在这方面就上了沉重的一课。尽管在他的努力下结束了冷战，并赢得了第一次海湾战争的绝对胜利，但在总统竟选中他还是败给了比尔?克林顿，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选民对1990—1991年的经济危机中的大量失业很不满。由竞选谋士詹姆士?卡维尔为克林顿制定的指导原则之一就是“傻瓜，经济才是关键！”。如今，这一教训已经充分被华盛顿政府所吸取。今天，华盛顿政府的主流想法就是，当前的失业率是决定能否连任的主要问题。薄弱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失业型复苏的出现表明，美国的选民，与其他工业国的选民相比，对经济下挫的忍耐度更低。自2001年发生经济衰退以来的恢复过程中，美国之所以实施了长期的经济刺激计划，就是因为尽管经济产出在2001年的一个季度里就恢复了，但是就业率只有在此次危机结束之后38个月才得到全面恢复。其实，即便在经济恢复期也会发生失业现象。为了引导不太顺从的企业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政府和美联储，特别是后者，停止了对它们的经济援助，并支持房价泡沫，尽管这可能会引起金融危机也在所不惜。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美国政府正在努力处理高达两位数的失业率。华盛顿的权力走廊中肯定会弥漫着一种恐慌的气氛。而与此同时，虽然欧洲大陆各国的失业率水平与美国相似，但它由于们的社保体系更加完善，应对起来就显得有点从容不迫了。因此，美国国会和美联储感到格外的创造就业的压力。虽然根据具体形式来制定具体政策的弹性具有一定的优点，但是出于政治目的，而非经济目的，制定出的政策不会是有效的政策。其影响有两大方面：首先，正如我在本章所证明的那样，它将使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刺激方案的实施国家，这会减轻其他国家的负担，使他们不那么愿意改变其经济增长战略；其次，正如我在下一章中将要论证的那样，如果政治动机过于强烈，经济刺激政策就会削弱金融部门的积极性，并有可能再次引发我们刚刚经历过的金融灾难。薄弱的社保体系在历史上，美国和欧洲大陆各国之间的一个重大的差别就是失业救济金的水平不同。比如，1989年到1994年之间开展的一项全面研究表明，不仅美国的失业救济金低于欧洲大陆各国的水平（平均来讲，美国的水平是失业前薪水的50%，而德国为57%，法国为63%），而且美国的救济金持续时间更短。平均来讲，美国的救济金不出六个月就会用完，而法国的会持续三年之久，德国的是无限期。那次研究之后，德国进行了改革，将失业救济金的持续时间缩短为一年半。但法国和德国的工资补偿率均有所上调，而美国的却几乎纹丝未动。美国的失业救济金不仅数额较小，而且还有其他漏洞。尽管失业保险的覆盖率达到了90%，但只有40%的人在失业的时候能拿到救济金。因为有的人资格不够，他们或者因为工作年限不够，或者因为自动离职，有的因为卷入了劳务纠纷，甚至有的人是因为在失业期间没有时间再就业。由于美国没有全民医疗保健体系，以及廉价的私人医疗保险，美国失业者会更加让人忧心。由于美国的税法只对工人在失业之前、由雇主支付的医疗保险提供补贴，一旦失业，工人则需支付多出好几倍的费用，才能获得与失业前同样的待遇。此外，即使是个人能够支付巨额保险费，私人保险公司也可拒绝让其投保，因为投保人先前可能有轻微的健康问题，正如Badri一样。考虑到即使是生龙活虎的人可能有他们没有注意到的潜在的健康问题，多数美国人对可能会失业的焦虑便不难理解了，失业人员想重新就业的愿望是巨大的。并且，美国人焦虑时，他们不吝于让他们选出的代表们知道。随着失业率上升，政客们面临的压力也就随之增大，他们亟需采取点应对措施。失业型复苏我们已经知道，自战后的萧条期以来，美国的就业率迅速攀升。因此，在之前历次经济衰退时，虽然失业救济金的持续时间很短，这些津贴足以在大多数失业者找到新工作之前维持他们的生活。与欧洲大陆国家相比，长期失业的情况很罕见，可能是因为救济金期限太短，这样就迫使失业者加倍努力地找工作，即便工资较少，也愿意稳定下来。经济学家们至今仍在争论为何美国1990-1991年的经济衰退和2001年的经济衰退不同。一种理论认为：在以前的萧条期，工厂在需求萎缩时暂时裁退员工，等到需求上升时再重新雇佣，而如今却不同。经济正在发生深层结构变革。资源正由成熟老工业流向新兴工业——可以说，从钢铁工业转向软件工业。结果，被解雇的员工不得不更加努力找工作并为可获得的工作接受再培训——因此失业率回升了。尽管这一说法貌似可信，在这些衰退期期间，各产业之间有更大的工人流动的迹象并不明显。另一种解释跟衰退期的“净化作用”有关。如果森林经常发生小火灾，矮树丛就会被除去，这样就不可能发生更大更具毁灭性的森林火灾。同样地，经济衰退迫使各个公司企业认真思考其资源使用现状，并强迫他们果断地重新配置资源，而这在非危机时期是不会发生的。这一过程有助于避免持久而深刻经济损失。例如，企业的管理层在扩张时期积聚了各种办事效率低下的员工和职位。解雇一个不称职的员工不仅仅对于管理者是痛苦的，这也会降低幸存员工的士气，因此人们自然会倾向于避免不近人情的严厉行为。而衰退期提供给管理层一个来裁减冗员的借口：“我们不得不通过裁员来保证竞争力。”此外，留下的员工的焦虑仅限于在衰退期期间。因此，公司利用衰退来“高效地打扫屋子。”1990——1991年和2001年两次衰退的不同是每次衰退发生于将近十年的经济增长之后。 根据这一观点，公司企业在扩张期间收取了太多的“矮树丛”：因此需要更多的净化，其影响也更深远。换一种说法，富足的年份越长，饥荒也越长。但是因为战后长期扩张后并没有发生许多经济衰退，也找不到足够的证据来支持这种解释。然而另一种假设与招聘过程的改善有关。在早期的经济复苏时期，公司会张贴广告招聘，人们通过邮件回复，接受审核，然后等待面试通知，所有这些事情都花费时间。长时间用于雇佣意味着公司要担忧他们有可能没有足够员工满足上涨的需求，如果不尽量提前开始招聘，销售可能遭受损失。随着网络的出现，有空置职位的公司企业和符合要求的应聘者能更容易地实现双向挑选。网络使公司能简单便捷地等待和监管其订货簿，并及时招聘来员工满足生产需求。当然，如果每个公司都这样做，就会减少招聘的动力：不仅仅失业率会居高不下，需求萎缩，可用的应聘人员也会很多，因此，不用着急尽快招聘到最好的员工。支持“及时”招聘理论的一个证据是，在最近的两次经济复苏中，公司过于依赖临时工，这表明公司不情愿去创造长期性的工作。在目前这轮复苏中，临时性工作也在增加，全美独立企业联盟的威廉姆?丹尼斯也认同了这一观点，他说道：“当一个工作出现空缺时，我们的企业便雇一个临时工，或者延长兼职人员的工作时间，或者找一个自由工作者——之后他们等待着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无论哪个理论是正确的，如果未来的经济复苏都是失业型复苏，那么社保体系薄弱的美国根本无力应对。社保体系为什么薄弱为什么美国的失业救济金如此之少呢？就爱心和慷慨而言，美国人不一定逊于其他富裕国家的公民。事实上，美国人在做慈善方面比很多其他工业国的人好得多。根据2000年进行的一份研究显示，美国人平均在作慈善上花691美元，而英国的平均水平是141美元，欧洲整体上是57.9美元。由此看来，美国人并不小气。但如果不是因为小气，那么原因是什么呢？关于这个问题没有固定的答案，但是了解一下这个政策的的起源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美国救济金制度改革举步维艰，并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近期以来经济刺激政策面临如此巨大的压力。经济层面的答案漫画之所以有用，就在于其能够把刻画对象的本质特性表现出来。如果非要我刻画美国公司（或者广义上的英美公司，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联合王国以及美国的公司），我会如此描述它们：与供货商、放贷者、客户和雇员关系疏远，思想行动有创新性和极端性，奖惩方面公事公办不讲人情。而欧洲大陆或日本的公司却依赖与供货商、银行、客户和雇员的长期良好关系，思想行为具有渐进性，而且合作伙伴之间更加愿意分享痛苦和成果。促使它们保持交流互动的是这种长期有好的精神，而不是冷冰冰的法律合同。这些特点既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具有普遍适用性。全世界的公司都在迅速变化。在日本，过去人们会在同一个公司里效力很久，但是现在这种一生只为一家公司效劳的观念却不再被奉为圭臬，很多年轻人的工作都是不是长期的。在美国也不难找到一家有关怀精神、乐于分享的公司，在欧洲也不难找到不人性化的企业。但我已经说了这只是漫画性的描述，总体上正确，细节上略有出入。刻画这些特点的意义就在于论证他们可能属于同一类，可能催生出不同性质的社保体系。具体来讲，欧美国家成熟的公司面对的是以市场为导向的金融体系，这样的金融体系依赖于透明管理，各种信息及时发布。类似于季度销售、营业收入以及现金流等硬信息能够轻易地传达给市场上的投资者。但是管理层所获得的更加及时的信息，比如当前的销售数据和库存量以及市场传言等，却不能传达给投资者，因为这些信息可能不准确、不具体。此外，诸如管理层性格、能力以及意志力等软信息只有通过投资分析师的评估才能传达给市场，而他们自身的观点也会妨碍其他人做出正确的判断。比如，在投资者大会上，尤其是在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敏锐地选择回答哪些问题，拒绝回答哪些问题时，投资者们如何才能判断他是对公司内部的一切都了如指掌，还是仅仅在利用别人捉刀的PPT做个陈述呢？相反，在欧洲大陆和日本的体系里，公司与投资方之间长期保持友好的关系，他们之间的互动沟通也都是基于良好关系的。投资方往往是银行和保险公司之类的机构。公司往往能和一位相交多年的银行家分享大量的软信息和内部消息。这种关系有助于帮助银行在决定是否放贷时作出正确的判断，有助于影响管理层的行为，而且这种关系鼓励她在公司面临困境时出手相救，因为她甚至当该公司时来运转时不会轻易抛弃自己。美国冷漠的制度体系迫使公司高层必须拿出硬性的、可衡量的和能传达的结果，因为这是市场评估他们的依据。这个体系中充斥着这种压力，不公布数据的经理会受到警告。在经济下挫时期，压力尤其大，因为营业收入成为了判断公司是否盈利的关键指标，也是决定是否对其提供资助的依据。而公司这时候也不愿意供养过多的人，往往会裁减冗员，等到经济复苏时再把他们找回来，或另招新人。相似地，在经济衰退期，市场会无情地将业绩不佳的公司排除在可贷范围之外，以确保这些公司进行结构调整或者破产清算，市场强迫巴德里的雇主关闭在美国的业务就是这个道理。依靠关系的制度给予了公司高层更大的回旋余地。因为放贷者熟悉他们，评判的眼光不会局限于经济下挫时期的数据，能容忍盈利能力暂时的下降。裁减冗员的压力相对较小，特别是员工被认为比较重要，长远来讲难以取代时。反过来，员工们会更加忠诚，以更大的动力去发展自己的技能，是自己对公司的价值更大，即使这些技能在市场的其他地方轻易是用不到。最后，政府往往愿意竭力保留现有的工作岗位。最近发生的事情很好地说明了这种差异。2009年初，由于金融恐慌以及由此引发的贷款困难，全世界的汽车需求量锐减，美国和欧洲的政治家们都批准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援助汽车制造商，因为他们觉得汽车产业创造的是百万就业岗位实在太重要了，汽车行业必须不能崩溃。在美国，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获得政府资金的条件是必须采取大动作来调整公司结构，关闭效益不好难以自立的公司，并出售无利可图的品牌。第一次调整方案被政府官员斥为太怯懦而拒绝，之后，这些公司确实采取了大动作，公司虽然免于倒闭命运，却大为缩小。相比之下，在法国，标致汽车和雷诺汽车获得大批政府资金的条件却是在政府贷款期限之内，不得关闭工厂，不得裁员。这是否意味着英美冷漠的经济体制一无是处呢？未必。在英美这种体制下，资源能够更为迅速地被重新分配，得到更加高效的使用：汽车产业的规模确实也需要大幅缩小了。除了效率提高，不近人情的意愿有助于创新。过去的经验和关系对于推动人们彻底创新的作用不大，因为实际上人们的本能倾向是重复劳动和服务好当前的客户与需要，过去的关系在这一点上是很不利的。冷漠的方式却有很大的优点。一方面，因为新企业可以找到新的资助方，之后会有更多这样的联系，新思想可以得到资助而被实践。此外，因为不好的思想无法继续吸收资源，这个体系可以进行更有风险的实验。不近人情的风险资本家一旦发现某种思想的盈利前景不好，便会立即将其放弃。这对于资本家的成功的作用犹如在未经雕琢的石块儿中发现钻石的能力一样。冷漠的体系种下一千棵树苗，再拔掉数百棵长势不好的，最后留下仅有的几棵使其茁壮成长。新的机会出现了，而旧的落后的业务被无情地淘汰掉了。这个体制的优点就是绝不努力偏袒任何当前享有特权的公司和工人。在注重关系的体制下最容易出现的是渐进式变革，因为公司可有足够的自由时间来适当地改革旧体制、旧方法，而银行等贷方对于现有的公司也很了解，愿意资助一些适当的创新。但因为很少有新创立的公司能够进入体制内，而且这种体制不会及时发布可信的硬信息，新的投资者也会感觉很不舒服，这种情况下进行大幅度创新的难度就更大。因为这样的体制不要求无情地淘汰无法盈利的思想，其进行彻底实验的意愿也是有限的。巴德里的雇主之所以关闭在美国的工厂而保留在德国的工厂就是因为两个厂所处的体制环境不同。德国工厂关闭之前的阵痛更长只能说明竭力维持一个无法盈利的业务只会造成更大程度的资源浪费。美国研发水平往往更具有创新性，这一点通过以下数据就可以体现出来：2008年，美国和欧盟的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大体相同，他们所发表的科学和工程学方面的期刊文章比例也大体相似。（美国为28.1%，欧盟为33.1%）。但引用率最高的文章（也是最有创新性的文章）中美国占51.6%，而欧洲占29.6%。美国经济体制的挤出效应和失业救济金的本质可以很清楚地实现完美结合。美国注重在经济困难时迅速进行企业结构调整，关闭垂死的企业并资助新企业。经济衰退既有毁灭性也有创造性。不仅毁灭了很多原来的工作岗位，还创造了种种新的就业机遇。救济金持续时间短，激励着失业者积极去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公司之间的人员流动性很强，因为被解聘的雇员数量很大，所以失业也没什么不光彩的。实现再就业也比较容易，因为经常会出现人员被解雇的事情，同一个工作岗位不会长久地为现任者所占据。巴德里当初被解雇后很快找到了新的工作，最终去了中东一家新成立的企业，其薪水没有失业前薪水多，但其工作内容更有创造性，负责研究新型材料，他获得了很多的新技能。在注重关系的体制下，失业救济金不仅数量大，而且持续时间长。这种体制的救济金与工作的长期性和保障性之间不是很协调，因为工作越稳定，越不需要这么久的失业救济金。但是之所以行得通，就是因为工种更加细化，人员流动性大为降低。注重关系的体制下分为内部人和外部人。内部人，即受雇于企业和政府的人，生活富裕有保障。而少数不幸的外部人很难成为内部人，失业之后成为外部人的少数人注定会遇到很大的艰难，因为他们所从事的工种太细化，以至于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还因为外人不容易在短期内进入这种体制内。在这种体制下，失业救济金几乎不能促使失业者加快找工作的进度。但是这种体制下长期而大量的失业救济金使得失业者能够容忍长期失业，进而安抚失业者的愤怒情绪。因此可以说，每一种经济体制都形成了与其内在的经济结构相适应的失业救济金。这不是说每件事情都是很完美的。巴德里的工作很显然是非常专业化的，但是他一夜之间就成了失业人员，谁也不会摆脱这样的命运。此外，很难说经济结构和失业救济金哪个更重要。实际上，二者的背后可能还会有第三种因素的驱动，即意识形态或政治。救济金的政治学美国人的“小气”不仅体现在失业救济金上，还体现在其他社会福利上。在写作本书之际，尽管美国在医疗保险上的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但仍然没有实现全民覆盖。其他福利项目上的支出也不多。比如，1998年，美国养老金和残障抚恤金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为7%，而德国和法国的比重分别为12.8%和13.7%。65岁以上人员的退休近只是原来税前工资的19.3%，而德国和法国的退休金为37.2%和58.6%。美国的福利水平之所以低，并不是因为美国人储蓄多得足以补偿失去的收入而不需要社会福利，而。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表示，1945年—1954年生育高峰期间出生的人群中，有三分之二的人退休时储蓄不足，无法过上舒适的日子。美国社会福利水平较低的背后可能还有一些特殊历史因素的驱动。其中包括自由主义的政治传统，缺少强大的全国性工人组织，部分人群中的贫困集中（与种族有关），国内大规模的人员流动以及经济决策权的分化妨碍统一立法。一些历史学家指出，美国的文化和政治精神中有些自由主义的根基。按照洛克的解释，自由主义即是崇尚个人自由，反对政府干预正常生活。美国历史上没有受到暴君和封建主义的统治，美国国内不存在强大的贵族集团。因此，美国人没有形成强烈的阶级意识，也没有必要利用政府来征服那些压迫人民的精英集团。调查中美国人依然在述说着这样的信仰：美国的机会几乎是无限的，每个人只要努力奋斗都可以变得富有，贫穷的人是因为没有做出足够的努力和奋斗。这样的信仰和美国福利水平有限很吻合。尽管对于无法流动的、贫困的下层人民以及越来越多的中等阶级的人来说，美国的机遇和流动性是一个无法企及的神话，但是他们的现实遭遇并没有改变美国的国家精神。另外一套相似的论据将美国福利水平的的现状归结为缺乏强有力的工人组织。美国的白种男性不必反对国内的精英来获取选举权，结果，美国从来没有必要形成全国性的工人运动。这与英国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英国，工人组织在19世纪争取选举权的斗争中就形成了。选举权是一个涉及面很广的问题，团结起来的工人为此而克服了工作环境和目标的差异拧成了一股绳。如果没有争取选举权的斗争，工会就会处于支离破碎的状态。确实，在19世纪的后半叶，当世界其他地区的工会蔚然成风时，灭国却有着尚未得到开放的广大边疆地带。这一事实意味着工人如果觉得当地的环境很压迫人，他们大可以放弃工作，迁移到尚未开发的地区。这种流动性反过来又限制了工作环境对工人的压迫程度。因此，在这样一个环境差异巨大， 工人可以自主决定是否辞职的国家中组织一个全国性的工人组织，其难度是何其大啊！关于为什么美国没有形成全国性的工人组织，还有一个相关的论点，即在美国（南部除外），缺乏备受压迫的农民阶级，而只有农民阶级才能与工人阶级结为同盟，而且美国也没有经历过每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极度剥削和权威崩溃，而欧洲各国却经历过。实际上，西欧国家在一战之前只有20%的劳动者享受某种形式的保险，只有22%的人有健康保险，至于失业救济金根本没听说过。在一战的战壕里作战时，很多工人的政治觉悟都形成了，他们在战争结束后纷纷组织起来以要求在经济困境中得到某些保障。在战后的混乱中逐渐壮大的社会主义党派表达了工人的利益诉求，欧洲很多国家也确实颁布了一些法律来保护工人的利益，而美国的社会主义党派一直没有获取足够的选举权。我们也不应该小看了人口多样性的重要性。美国人常说“若非看在上帝份儿上，,我非走不可”这句豪言壮语，这为社会保障提供了强有力的逻辑依据。如果人们觉得自己所交的税是用来帮助与自己境遇类似的人，而不是帮助自己并不认同的人群，那么他们还是很愿意交税的。他们在选择受益人的问题上更有控制力，这正说明了为什么美国人会在做慈善问题上慷慨解囊。如果政客们企图阻止救济金立法工作，就会立即提出这样一个老生常谈的论调，即纳税人辛辛苦苦挣的钱可能最后被用来资助那些没有责任感、不值得救助的懒人。如果这些人的行为和长相与这些政客的选民不一样时，这种蛊惑人心的论调尤其嚣张。在20世纪的很多时候，这些论调都指向了非洲裔美国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人开始了解了这种言论背后潜藏的阴谋。近来，非法移民成为了这种论调新的攻击对象，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担心美国人纳的税可能被用来救助这些非法移民。其实，在最近一轮医保改革中，美国人围绕是否允许非法移民享受社会福利（以美国纳税人的钱为基础）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很少有议员问道这样一个问题，即如果美国社会里有一群身患疾病而得不到任何保障的人，美国社会是否还能依旧是一个健康和人道的社会。最后，企业利益和金钱的力量一直是美国社会中非常重要的力量。除非某一项法案影响了所有的企业，迫使这些企业团结起来一致抗议，否则，将这些企业组织起来的难度，绝不亚于在一个幅员辽阔、多样性明显的国家把所有工人组织起来的难度。这些企业有着两方面工人不具有的优点。首先，尽管公司的老板们组织程度低，但他们积累了巨额的财富，比任何工人都有权有势，。其次，如果一个州的投资环境不利，他们会转战其他州。有的州，尤其是那些工业化水平较高的州，由于担心会失去引进投资的机遇以及相关的税收，就会尽心竭力地维持低水平的社会福利，以期保障企业再本州的盈利能力。当然，并非所有的社会福利项目都会降低企业长期的盈利能力。公司老板也并非都像狄更斯笔下描述的那些榨干工人每一滴血的冷血动物，其实，这样刻薄的行为根本实现不了利润最大化。如果工人能够得到足够的失业保险和养老金，他们就有安全感，如果他们得到医疗保险，便会拥有健康的体魄。这样的话，他们的心情就会更加愉快，就会以更加饱满的精神为其雇主效力，在技术要求较高而难以监督工人是否用心用力的那些岗位上，这种怀柔政策的效果更加明显。然而，在20世纪早期，相当一大部分的美国雇主资金都不雄厚，无力支付员工福利，他们提供的工作岗位的性质也不需要工人有高兴的心情和饱满的热情。由于担心这些公司丧失竞争力，担心在争夺这些公司的过程中会输给其他州，公司所在的州往往会避免通过立法的形式强迫公司给予员工福利。然而，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虽然很薄弱，的的确确是存在的。尽管上述的种种困难，美国还是在大萧条时期通过了保护工人利益的法律。这些法律的核心部分就是1935年的社会保障法案。这项法案不仅规定了老年人的社会福利，还规定了失业救济金。为什么社会保障法案会在大萧条时期通过呢？答案是非常有趣的，因为这些答案解释了美国社会演变的轨迹。首先，在大萧条时期，失业的工人长期感到了巨大的痛苦。截止1930年中期，失业率迅速攀升到10%以上，到1933年达到24.9%的最高点。整个20世纪30年代，尽管人们认为可能会出现一次复苏，之后会有另一次下跌，美国的失业率都一直徘徊在10%以上。1939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早期，失业率在18%左右。而且，这次失业是全国性的。约翰?斯坦培克经久不衰的小说《愤怒的葡萄》中，乔德一家是一个农场的雇农，当这个农场无法盈利时，他们被怕来到充满希望的加利福尼亚州寻找工作，但却无奈地发现加州也没有什么工作机遇。在失业的影响下，全国的工人的要求开始趋于一致。其次，弗兰克林?罗斯福获总统得了强有力的政治授权，并开展了全国性的立法工作。这种统一的立法消除了各个州的隐忧，使他们不必担心只有自己立法保护工人权益会将本州的工厂吓到其他州去。再次，立法也有意外。比如，农业工人的利益就没有得到法律保障，可能是南方民主党人不愿增加黑人劳工薪水，他们的势力很强大，迫使联邦政府不得不表示赞同。另外也有可能是因为一些政客的“黑人可能会享受福利”的言论造成了民众恐慌，从而使立法流于破产。最后，强大的企业也支持立法，这一点令人感觉有点意外。最后这个原因很有趣。既然立法会增加企业的成本，他们为什么还赞同呢？如果工人的福利由州政府负责，这对企业，尤其是大企业，有两方面的好处：首先，如果企业原本就给工人提供了养老保险之类的福利，那么立法之后可能会将这个负担转移给州政府一部分；其次，一毛不拔的小公司不得不承担一些额外的工人福利支出，无论这种成本的提高是否会带来利润的增加。假如一个公司对工人的技术熟练程度没有要求，那么增加工人福利会提高成本而不会带来相应的利润。如此一来，即使是新设立的企业也不再享有支付低工资和低福利的优点，也就弱化了州与州之间对新企业的争夺。罗斯福新政时期颁布的很多新法律都带有反竞争的特点。我们应该从这些事情中得到什么教训呢？不利的经济大震荡十分有利于汇聚全国的智慧，因为每个人都受到了影响。因此，经济形势的震荡就成为了实现变革的良好机遇。最后，我们往往需要在安全与竞争、创新、灵活性、准入以及效率之间实现平衡。安全就意味着保护特权，而为了安抚民众的焦虑情绪，这种对特权的保护必须不加区别地普及到每一个人。这就意味着，资源将会不可避免地被转移到所有受益人手里，无论其使用的效率高与低。为了保证一个人的利益，就会牺牲另一个人的效率。一项好的法案会谨小慎微地实现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平衡。自主刺激的弊端我在前面已经谈了很多了导致美国的社保体系薄弱的因素。但这一事实却很令人费解。毕竟，美国民主制度健全，对国民方方面面的问题都能照顾得到，在经济下挫时期也能颁布法律保障困难人群的利益。不幸的是，这种形格势禁之际的政策往往是为了应对某种特定的局面而急匆匆地制定的，考虑不全面，带有机会主义的特点。虽然深刻的经济危机给予了我们一个认真反思、实现变革的机会，但是如果我们在每次经济下挫时期都被动地制定相应的新政策来应对时局，那么最终的结果将会是不合适的、不好预测的，立法任务会过于繁重。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也许是继卡尔?马克思之后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提出经济衰退是由需求不足引起的，政府应该增加支出，促进经济复苏，即使出现预算赤字也在所不惜。他的观点在二战之后深入人心，但其失业保险等政策建议早在大萧条时期就得到了有效实践。如果需求下降，政府应自动将购买力转移给民众，比如日通过失业救济金之类的形式来进行。此外，由于公司由于利润下降，纳税减少，政府的税收大幅降低。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认为，若非经济形势到了危若累卵的地步，政府大可不必煞费苦心地增加支出力挽狂澜，因为经济体制之内存在着自动稳定因素。他们认为，推动经济复苏的主要任务主要不是依靠财政政策，而是要依靠货币政策。然而，由于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相对薄弱，再加上经济复苏期间就业率依旧难以恢复，从政治角度来考察，备受经济衰退折磨的每个人的情况都相当严重。因此，政府就面临着巨大的刺激经济发展的压力。这种刺激方案既有减税、增加支出等财政政策，也有宽松的货币政策。有的刺激措施有助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比如，在当前这轮经济衰退期，很多失业人员的失业救济金和健康保险都大大增加。但一篮子刺激方案总是能做得更多点。因此，关键问题就出现了：如果就业率恢复依然缓慢，一味地进行自主刺激经济而不加强社保体系的做法会有什么问题吗？答案是肯定的！首先，工人自己会感受到很大的忧虑，因为他们不知道衰退期是否会长期深入地发展下去，是否会促使政府增加支出来刺激经济，而且即便会这样，他们是否会受益。其次，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都有滞后性。今天筑路的投资也许到数月之后才能落实到位。但选民们要求政客们关心眼前的需求。如果政客建议民众保持忍耐，就会被认为是无能的表现，这对其连任很不利。如果当前的失业率和就业增长率是某项政策的动因，那么这项政策可能会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都有刺激作用。如果今天制定预算修建公路，肯能个一年之后才动工，而那时经济开始复苏，可能会导致经济过热，迫使政策调整，而调整的代价很大。第三，也许是最重要的一方面，自主刺激经济的做法会导致权力被滥用。如果政客们在非常时期行使权力，可能会动机不纯，引起很多问题。具体来讲，在经济衰退时期，政客们会提出各种项目，无不是打着刺激经济复苏的大旗来提出的。政府支出的很大一部分都是政客们为了强大的利益集团的回报，或者是为了履行自己选举时期的承诺。他们几乎没必要解释这些项目的短期效益。奥巴马政府在最初的几个月里通过的刺激计划中，超过三分之一的都涉及到一次性退税。众所周知，这对增加支出的作用微乎其微，更大程度上不过是奥巴马履行精选承诺的举动而已。政府支出还有更加不合理的情况。为了安抚某个参议员，联邦政府批了65亿美元用于癌症研究。短期来看，癌症研究不可能创造很多的就业机遇。与其仅仅为了兑现增加拨款的承诺而将大批资金盲目用来资助一个研究项目，还不如循序渐进地增加投资。但由于每位议员在是否要通过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的问题上都有投票权，所以刺激方案就必然带有这种特点。最后，即使在我写本书之时，房地产产业已经确保会重新给予首次购房者临时减税，理由是如果取消这一措施将会对房价造成重创。这样的减税无异于对少数人的补贴，其中包括首次购房者、房产中介及建筑公司，对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往往非常有限，因为这些措施只是提前将未来的销售实现了而已，总销售额并未变化。如果有什么有点的话，那就是这些措施是临时性的，而且能在经济活动萎缩之际促使人们纷纷购买，从而为经济注入活力。这一措施之所以得以长久维系，是因为利益为少数人享有（游说强度大的那部分人），而代价由多数人（游说强度不足的那部分人）承担。机会主义可以说是没有党派之分的。当2001年的经济衰退袭来之际，美国财政部采取了积极措施。为了刺激经济，并履行竞选承诺，布什政府在收入所得税、资本收益和红利领域进行了减税。布什政府的这一举措不同于奥巴马政府所拥护的凯恩斯派经济刺激处方（即增加政府支出），反映出布什政府保守的、奉行供应经济学的根本特点。所谓供应经济学指的是通过减税来鼓励企业增加投资和生产。但在世界贸易中心遭到恐怖袭击之后，国家安全方面的支出渐增，这一做法对政府的财政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更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工业领域的投资大增，布什政府的经济刺激措施无论有什么样的长远效应，短期来看是不可能推动投资和就业的。从更广的角度看，自主决定的财政刺激手段往往基于意识形态和之前的义务或利益，而不是基于具体形势的需要。很显然，如果创造长期性工作或者规避自我毁灭的经济下挫，很少有人会质疑支出的必要性。一般来讲，这样的措施意味着有限的、有针对性的支出或减税。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联邦政府只是在经济衰退的掩盖下做了之前一直想做的事。奥巴马的幕僚长拉姆?伊曼纽尔在奥巴马政府就职之前曾表示，“永远不要浪费这次严重的危机所带来的机遇”。在这样的危机时代，容易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的政策往往带有党派特点，不可能是中立的。当现任政府有机会通过其较长期政策时，自然会先通过那些可能在长期而合理的争论中被毙掉的政策。因此，经济危机时期的紧迫性就会导致一些党派特色明显的政策，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因为国会中的党派对立日趋严重，这就意味着如果一项法案不是绝对中立的，一旦没有了危机时期的大好机遇，就很难被通过。由于党派性质明显的法案总是容易被未来另一派的政府推翻，有效保障体系的缺失不仅会导致资源浪费，还会引起政策的动荡和不确定性。在失业型复苏的情况下，有效保障体系的缺失还有另外三个负面作用。首先，尽管政府可能会出台自主刺激方案，工人们却不知道他们是否会受益，何时能受益。这种不确定性导致工人阶级的担忧，导致政治压力逐渐增大。而社保体系的宗旨之一就是避免政治压力。其次，世界其他各国的人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美国缺乏强有力的社保体系，以及为什么美国人愿意经济刺激措施延续到就业率彻底回升方休。当外向型战略导致结构性需求下降，而全球经济低迷使其影响持续更久之际（2001年便是如此），不仅很多国家发现很难有效刺激经济，他们还知道在全球性的政策较量中，最先打退堂鼓的肯定是美国。很多国家的经济与美国经济挂钩，他们只是认为靠着大树好乘凉，因此他们独立采取的措施远远少于美国。美国拉动经济增长的压力，以及自身经济遭到重创的的可能性大为增加。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自主刺激过程中所采取的长期性的、基于政治动机的货币政策，可能会对美国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造成更大的威胁，因为这种政策严重影响金融部门的行为。现在我回到断层线的问题上。第五章 泡沫不断作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本?伯南克每次改变观点都会吸引公众的关注，在这点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央行行长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2004年2月，时任美联储理事的本?伯南克在东部经济协会发表的一次演讲中，谈到了“大缓和”。所谓“大缓和”，是指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工业化国家的产出波动和通货膨胀膨胀就开始稳步下降。因为经济管理的理想目标是经济强劲、稳步增长，没有大起大落或高通货膨胀，这种“大缓和”的趋势表明一些政策措施确实发挥了作用。本?伯南克考虑了以下三种可能的解释：第一，可能是我们比较幸运，这段时期内，战争和石油价格上涨之类的事情少了许多；第二，经济管理方式改变了，比如公司建立了新型管理体系，能更加快捷地获取销售信息，并持续地把这些信息转化为生产和库存管理决策。这些改进可以解释各国如何能够避免大幅度的库存挤压和生产锐减。这是前几次经济衰退的典型特点。第三，因为我们对经济的了解不断深化。很多中央银行的官员以前是大学里的经济学家，更了解金融政策是怎样影响经济产出的。伯南克是一位优秀的经济学家，作风非常严谨。他表示上述三种解释都有道理。但是，他强调说现在的货币政策比以前好多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决策者们制定的政策是基础性的，而且他们对经济关系的认识有时会出错，而今天的央行专家们更了解经济运行的规律。伯南克比普通的决策者更谨慎小心，但是他的演讲的总体语气依然充满了炫耀的口吻：我们非常了解现代经济管理的各种手段，这是为什么我们的经济只遭遇了轻微的衰退。其中的言外之意是（也许是无意的），随着我们的不断进步，我们可以彻底消除经济危机。，2008年9月，时任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已经意识了到货币政策的局限性，呼吁国会帮助。他指出：“尽管美联储、财政部和其他部门做出了努力，可是全球金融市场仍然处在极大的压力之下。这迫切需要国会采取行动来稳定形势，避免我们的金融市场和经济经历严重的后果。”简单地概括起来就是说，货币政策没有起作用，只有国会对金融体系进行紧急救助才能稳定经济、避免萧条。那么，美联储到底哪里出问题了呢？事后认识到，美联储似乎犯了两个错误。第一，2001年的经济衰退之后的失业型复苏迫使美联储长期维持非常低的利率。这就在美国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产生了经济过热现象，然而这时理论和政策要求美联储按兵不动。第二，美联储积极鼓励金融市场相信它的不对称政策：既不依赖潜在的、不可持续的资产价格上涨，又要做好泡沫破裂时收拾残局的准备。这两个含蓄的许诺带来了相当大的危害，因为他们在刺激就业增长的同时，也提高了人们承担金融风险的勇气。很不幸，因为美联储的方案与自身的使命相一致，并有学术界的主流思想作支撑，所以他们并没有被迫反思其政策究竟是否合理。再者，当时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出于政治压力，必须继续实施这些政策，这就使政策转变难上加难。美联储的目标美联储得到国会授权来促进美国经济的健康运行。这表示它要最大限度地保持充分就业和价格稳定。自1913年（即1907年金融危机之后）成立以来，就被赋予了确保金融系统稳定的使命。以前，经济学家认为维持经济健康运行的两大要素—保持充分就业（即高增长）和价格稳定（即低通货膨胀）的目标，长远来看是不可兼得的，因为高增长必定需要高通货膨胀。威廉姆?菲利普斯研究了1861年到1957年的英国经济之后发现了这一关系，这个平衡被称为菲利普斯曲线。这个平衡中似乎隐含着这样一个观念：你时刻都能欺骗所有人，因为通货膨胀使人们认为他们从所售卖的商品中会得到更多的报酬，使得他们更加努力地工作，于增加产出，但他们没有意识到其他所有产品同时都变贵了。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20世纪70年代早期，就在实际的经济数据显示菲利普斯曲线关于通货膨胀与失业二者之间关系的论断错误之际，“合理预期学说”开始主导货币经济学理论。它解释了为什么菲利普斯曲线在理论上站不住脚。最主要的论据是人们了解决策者的目标和他们制定的政策，所以他们不会甘心被愚弄而跟政府合作。如果中央银行采取的政策会导致通货膨胀膨胀，生产者会理性地预料到所有产品的价格都将上涨，并且当他们看到自己产品的价格上涨时也不会更加努力地提高产出，因为他们清楚，就购买力而言，自己多挣的钱其实是贬值的。一个经济长期的就业水平并不取决于通货膨胀膨胀，而是取决于商业环境、创新动力以及公司在雇佣或解雇工人上的自由度等因素。从长远看，这个观点消除了低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这两大经济目标之间的矛盾。依据“合理预期”这一新的主流理论，保持低通胀，就消除了难以掌控的高通胀带来的不确定性和认识扭曲，央行专家此时最有可能实现充分就业。但是，有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之间还有一个短期的平衡。这种观点认为每个经济体都有一个潜在的增长率，即内在最高安全增速。经济走得稍快一步，工资和通货膨胀就开始加速增长，因为需求超出了生产能力；放慢经济增速，工资和通货膨胀就开始下降。当达到潜在增长率时，经济正好能有效维持充分就业率，即所有的失业者都忙于寻找合适的工作或不能被雇佣，任何加快经济增长的努力只会增加竞争和雇佣工人的工资，这样通货膨胀就产生了。所以理想的央行政策就是让经济永久地保持在它的潜在增长率上。不幸的是，虽然他们具有合理的猜测，但还是没人真正知道潜在增长率是多少。这个增长率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而变化。例如，如果经济的主导产业变化，增长率就会随之改变。对央行来说，最好的标志就是通货膨胀膨胀。通货膨胀膨胀率的上升表明经济发展速度正在超出速度限制；如果通货膨胀率下降，将会刺激经济增长。当然，因为货币政策具有滞后的特点——现在提高利率，几个月以后才能在经济中看到效果。如果央行一直等着通货膨胀结束再撤回刺激措施，那他们会等上很久。所以，央行会预测其政策的效应（通常是两到三年之后的效应），并会采取措施遏制未来的通货膨胀水平，这样就能使增速接近潜在最佳增速。在经济危机之前，央行和学术界一致把控制通货膨胀作为他们的主要目标。当然，他们还必须顾及金融稳定的目标。依据历史经验，央行只有一个工具可以实施货币政策——短期利率，用这个手段他们只能实现这一个目标。人们对金融稳定的忧虑使货币政策的制定过程变得更加复杂，也更加轻率。结果，只有通过改变资金需求量之类的稳健措施来实现金融稳定，而执行的权力则下放给了央行下属的监管机构。利率及其作用美联储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短期利率（联邦基金利率）引导货币政策。它通过干预银行同业间储备金市场来制定这个利率。美联储希望可以通过这个短期利率影响长期利率。一个被大多数人认同的经济观点是，市场上的投资者根据各种可能长期持续的短期利率来判断长期利率（比如十年期的财政部债券利率）。所以如果人们预计短期利率在未来十年内仍然能继续走低，长期利率就会很低。相反，如果预计利率只在未来两个月较低，但将会上涨到新的水平，那么长期利率就会很高。这一推理被称为预期假说。通过调低短期利率，尤其是市场认为短期利率将长期走低时，美联储可以影响人们对未来短期利率的预期，从而影响长期利率。长期利率在经济中极其重要。较低的长期利率会增加股票、债券、房产等长期资产的价值。因为股息、利息支付、房产提供的服务的折现率较低。这样就能增加家庭财富，刺激家庭消费。长期的低利率也弱化了储蓄对家庭的吸引力，使其更倾向于消费，这又增加了市场需求。最终，长期利率决定了实际投资的盈利能力，刺激了公司的投资动力，同时强化了公司的贷款能力。短期利率也对经济活动有直接的作用。很多贷款利率与短期利率联系在一起：例如，如果美联储降低利率，可调利率抵押贷款的利息支付就会下降，就会给予家庭更多的资金用于消费。通过低利率政策，美联储也向市场发出了信号，即它打算在可预见的未来保持宽松的流通状态。这时，银行和金融集团就愿意提供固定期限的贷款，因为他们有信心再从市场中筹措到资金。我所指出的是货币政策运行的传统观点。现在让我们了解一下美联储是怎样应对2001年的网络泡沫破裂和经济衰退的，并看看传统观点在那些方面有纰漏。网络泡沫破裂的应对措施在2000-2001年纳斯达克指数暴跌之后，经济衰退接踵而至，美联储试图通过不断降低短期利率消除投资锐减的影响。利率从2001年1月的6.5%降到了2003年6月的1%。利率之低达到了1971年的浮动汇率时代之后的空前水平，这给市场发出了强烈的信号。购买房产又热起来，因为更多人们发现他们有能力承担较低的抵押贷款。房产需求增加刺激了房地产业，而工程建设也享受了低利率，以便开发商能够顺利贷款。在生产力提高基础之上的产出实现了强劲的增长，但是公众和政府官员最想要的是就业率。经济增长本身并不会自动把食物摆在桌面上，不会承担家庭消费开支，不能减轻失业者看着他们的福利消耗殆尽的焦虑，也不能减轻人们对失业的恐慌。不幸的是，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就业率并没有增长。工业企业和服务类公司继续裁减员工，建筑业产生的新的工作也没有抵消其他领域的失业。2003年6月，失业率便达到高峰，而此时产出早已实现恢复、经济衰退也早已结束。面对低通胀和高失业的状况，为了维护经济健康运行，美联储应当保持低利率。事实上，失业率偏高和经济衰退让包括本?伯南克在内的美联储官员非常担心可能会产生通货紧缩，即使2003年中期也不例外，那时，季度GDP增长率为3%左右。联邦储备好像受到日本的影响。由于房地产泡沫破裂，日本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长期的通货紧缩和低增长。但这个担忧是错误的：不像日本，美国在2001年并没有经历债务危机，只是估价过高的技术股票崩溃了。债务危机可能导致银行倒闭现象增加，失业和通货紧缩。从历史经验来看，股票崩盘的影响要小得多。尽管有低价进口商品的下行压力（当然，我们无从得知如果没有美联储的宽松政策，情况还是不是这样），美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在这一时期从未低于1%。更重要的是，通货膨胀未来预期一直在1%以上，接近2%,，这是美联储的非正式目标。事实上，当时反通货膨胀的压力已经上升，不是因为市场需求过低，而是因为外国竞争者强迫美国制造商提高生产率并限制工资增长，。2003年中期，除了通货膨胀和失业之外，所有的经济指标都实现强劲好转。美国的市场需求强大：美国的贸易赤字（用来衡量外国商品满足美国市场需求的指标）迅速扩大。实际上，美国就业率，尤其是制造业的就业率，增长非常缓慢的原因可能是美元走弱，而中国和日本等国拒绝升值本国货币，使他们出口的商品在美国市场继续保持竞争力。美联储实际上刺激的是本已快速发展的世界经济，为他国，而不是为美国，创造就业机遇。世界大宗商品价格开始平稳上涨，这表明世界经经济衰退状况正在逐步扭转。如果美联储这个事实上的世界央行一直将注意力放在世界经济的持续增长上，它就应该提高利率，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但其使命范围仅仅局限于美国自身。斯坦福大学的约翰?泰勒指出，即使根据人们所熟知的泰勒规则来衡量，美联储早在2002年初之前就应该开始提高利率了。（泰勒规则是指泰勒于1993年根据美联储利率政策的实际经验而确定的一种利率调整规则，该规则将短期利率视为产出缺口与通胀缺口共同作用的结果。）但美联储降低利率的政策一直延续到了2003年6月。2010年伯南克在美国东部经济协会的年会上发表讲话时，为美联储的政策做辩护，指出如果通胀能够被恰当测量，就会发现美联储在这一时期的政策并未偏离泰勒规则。其实，美国的产出增长并未带来失业率的提升。根据泰勒规则，美联储的焦点不是产出，而是就业。当美联储最终在2004年6月开始提高利率时，却担心会中断刚刚出现的就业率上升的势头。因此，在调高利率的同时，还煞费苦心地宣布，利率将会继续走低一段时间，最后才会“缓步”上升，意思就是美联储的每次例会上提高25个基点。这一策略显然有助于使长期利率保持在较低的状态，但这样做的原因并不是由于人们对未来短期利率的预期下降了。这点根据预期假设理论上可以看出来。而真实的原因是，美联储提高短期利率导致政府长期债券的风险溢价下降，最后还导致长期利率下降和债券价格上扬。事实上，即使美联储提高利率的进度缓慢，偏低的风险溢价也能够确保房产等各种风险资产或者长期资产的增值。美联储的政策似乎发挥了作用，因为其政策提高了人们对风险的忍耐度。但是，贷款质量的日趋下降的确引起了美联储的担忧，使其发出了加强监管的呼声。但由于其过于依赖利率促进增长，监管措施并没有实效。最终，可能是美联储的行动结束了这一乱像。较高的短期利率提高了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的还款额度，并通过利率重置提高了抵押贷款的前瞻性支付额度。随着住房需求量下跌，以及房地美和房利美减少了对按揭证券的购进，房价不再上涨了。结果，最初较低的诱惑利率结束之后，那些从银行大举贷款的买房者发现资金严重不足，开始拖欠还贷了。大量的房子被银行没收，而在大量的人丧失抵押品赎回权时，房价开始下跌了，繁荣的表象戛然而止。我们此时都知道，美联储干预得太晚了。泡沫已经大为膨胀，接踵而至的便是令人痛苦的破产倒闭浪潮。美联储犯错了吗？等到一切都已确定下来，我们很容易就发现，美联储即使是在制定传统政策的制定上都犯了错。比如，它可能高估了通货紧缩的风险。不过，从某些方面来讲，美联储很可能利用发生概率很低的通货紧缩问题来转移公众注意力，用来解释为什么一直压低利率。真正的问题在于失业，这使得提高利率的政治压力很大而最终无法实现。过去，当经济增长与就业复苏并存时，这不是问题。然而，在失业型复苏的背景下，增长和就业就分离了。美联储必须长期保持低利率，只有如此才能实现就业机遇增加。对于那些认为美联储十分独立的人来讲，很难相信美联储也会承受很大的政治压力。然而，这如美联储官员私下里所承认的那样，国会时刻都会给美联储施加压力。国会中有权力的政客们在与美联储官员私下里谈话时，会有意无意地威胁美联储官员要仔细审查其政策。如果美联储不顺从他们的意愿，他们就会企图削弱美联储的独立性。尽管一般来讲他们不干预货币政策的制定，但是不难理解，一旦失业率上升，他们也是很有压力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联储对于独立的渴望却成了国会迫使其顺从的途径。然而，此时，美联储几乎不需要任何的理由就能保持低利率。主流的思想建议美联储的决策者们只有在通胀失控的情况下才应该担忧。但其实不是：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上涨是静态的，美联储实际上担心的是通货紧缩。因此，美联储大可以毫无顾虑地将注意力放在其第二项使命上，即实现充分就业上。然而，即使美联储竭力说服公司利用超低利率进行投资时，金融资产和房产的价格却在飙升。但主流思想的建议却是可以忽略资产价格。上涨的资产价格迅速飙升的资产价格本应该敲响警钟。导致这些资产价格飙升的原因不是一些传统因素，比如风险抵抗能力提升、外国热钱涌入以及信贷扩张等。短期利率偏低促使投资者愿意承担更大的风险，其原因有很多。有些机构，比如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都已经压缩其长期债务。凭借着安全资产享有的低利率，他们偿付这些债务的希望十分渺茫。与其为了提高保险系数而不足，他们更愿意进军风险更大但利息率更高的较长期债券业务，比如抵押债券业务。另外，随着长期利率下调，以及股票、债券和房产价格上扬，家庭感觉更富有，更有承担风险的能力。有些冒险的选择也许不是理性的。正如我的同事理查德?泰勒所指出的那样，当赌徒赢钱了。他们会冒更大的风险，因为他们将其所赢得的钱视为他人的钱，因此一旦失去也不觉得很可惜。无论原因是什么，由于投资者更加愿意承担风险，各种资产的风险溢价也就下跌了。随着美国大量的热钱奔出过门寻求投资收益，尤其是流入高收益债券、股票和发展中国家政府债券方面。不过由于这些国家中有很多担心在对美国出口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他们的央行便采取干预措施，从国内的私人实体那里大批买进美元，压低本国货币汇率，然后将这些美元冲洗投资，用来收购美国的政府债券和机构债券。因此，尽管美联储一直想把美元推出国外，最后却都流回了美国。在很多工业国，很多私人实体都有循环使用美元的业务。德国银行和日本保险公司利用其客户的美元存款来购买看起来很安全的美国抵押债券。奔出美国国门寻求高风险资产投资的资金于是又重新回到了美国，寻求看似安全但收益更高的债务类债券。在某种程度上，美联储的政策将美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避险基金，在全球投资风险资产，但资金来源却是在自己世界范围内放出的债务。信贷也在扩张。不断上涨的资产价格本身就给予了家庭和企业用以贷款的抵押品，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时曾指出过这一点。确实，很多低收入贷款者的融资都是建立在房价不断上涨的基础之上，一旦最初的诱惑利率终结，他们也能够依靠出售资产实现再融资。因此，房价上涨，而不是收入增加，更能够保持贷款者的持续偿付能力。另外，美联储承诺在可预见的未来流动性充足，就意味着银行家们愿意给予企业长期的、非流动的，因而也是风险性的贷款。但由于企业不愿进行投资，银行只有寻找有贷款需要的交易项目。其中的一个选择就是私人股本收购企业，因为私人股本只有借助银行借贷才能完成收购。银行会将其发放的贷款整合为贷款抵押债券，然后出售债务性证券来获得更多资金来发放更多的贷款。结果是，杠杆收购规模变得越来越大，来满足投资者无法满足的债务索偿要求。由于各银行竞相放贷，贷款标准迅速降低，这就构成了典型的低门槛贷款。这种贷款使银行失去了用来在债务人状况恶化事用来索偿的各种条件，以及实物付息债券，即债务人无力偿付时用来支付债权人更多的债券。正如我之前所说，最近的金融危机并不是由给穷人放贷引起的。资产价格脱离基础如果市场状况良好，而且资产价格并未脱离基础，那么资产价格上涨也不足以成为一个问题。在房地产市场中，价格应该是利率水平、当地人口、家庭收入水平和当地调控措施综合作用的结果。不幸的是，资产价格的上涨会自动强化。例如，房价上涨，现有的业主就能有更多的能力向银行抵押贷款再用这些贷款去购买更好的房子。在这种操作下，新购得的房子价格也跟着上涨。房价不断上涨的历史就会导致幼稚的新的置业者们预料房价会继续上涨。的确，在一段时期内，这种语气是符合逻辑的，因为总是有很多资金充裕的、现成的业主跟上来接盘。在多数市场中，精明的投资者们在价格过于偏离基础价格时，便会采取克制立场。在楼市中，投资者很少有机会作空头交易，即依靠出售并非自己所有的房子来牟利。这意味着乐观的接盘者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房价以及资产价格能过度增长，而一旦价格回归现实，结果是很残酷的。央行专家们认为，他们不应该将估测合适资产价格过高作为自己的责任。毕竟，他们比市场经济的参与者们知道得多吗？很多市场都能够自发运行得非常良好，而引进各种刺激或抑制措施制造出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还要多。但是历史经验警告我们，像楼市这样的依靠银行贷款来驱动的市场的情形却是不同的：不仅非常脆弱（较少的楼市交易决定了全国的楼市价格），而且不允许投资者作空头交易。这些市场的价格可能会严重脱离基础。房价泡沫破裂，引起的不利形势具有很强的破坏性，因为随着价格下跌，借贷终结了，人们无力还贷。之后便是抵押房产赎回权大量被取消，导致价格进一步下跌。资产价格不可持续增长的关键预警信号就是信贷同时也在扩张。在1929年股市崩盘之前，这一预警信号就是，尽管股价增长，股票保证金贷款依然增加。在最近的经济衰退之前，房价持续高涨、房地产市场贷款、私募股本贷款增加和交易价格上涨本应该给各央行敲响警钟。历史上，信贷增加的确是银行家确定利率的一个重要因素。但近年来，学术机构说服了很多人，使他们相信这种做法是过时的。令他们引以为荣的是，欧洲央行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央行，比如印度储备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都持续关注信贷增长。信贷快速增长在过去被认为具有重要的含义，部分原因是因为它被认为预示了通货膨胀，部分原因是因为反映了信贷质量可能下降。学界专家们表示，信贷整张和通货膨胀之间的联系十分微弱（这一点上他们是正确的）。并认为信贷问题已一去不复返，因为现代银行的管理和监管都已经得到大幅改善（这一点上他们显然是错误的）。第二个论据央行专家们所提供的就是在投资狂热中，当透支着预料到价格会以超过百分之十的高速增长时，小幅提高利率是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这一观点有两个问题，其一，问题得关键是预期。如果央行让投资者们相信，央行会拿出遏制商品价格上涨的姿态来遏制资产价格上涨，那么他们的价格高涨的预期就会大大泄气，尤其是在泡沫形成的早期。换句话说，央行利率的微调能大大地影响人们对于价格增长的预期。资产价格以超过百分之十的高速增长的事实并不意味着银行利率也要做出如此大幅度的调整。其二， 泡沫形成的基础是所谓的“博傻理论”，意思就是即使一种资产的成交价格已经被大幅推高，仍然会有人出更高的价格来接盘。此时，如果央行表示将要减少流动性并限制融资和交易，就能够告诉投资者有能力接盘的傻人就会更少。如此，泡沫便很难继续膨胀。而事实上，美联储非但没有阻止泡沫的膨胀，反而通过银行的承诺来助长泡沫膨胀，这一项举措也许比美联储其他任何措施的危害性都大。这种承诺就是所谓的“格林斯潘对策”，意思就是美联储不可能准确判定资产价格会在何时高涨到泡沫的地步，因此美联储将忽视资产价格，只要做好一旦泡沫破裂出来收拾残局的准备就行了。为了理解他为何做出这个承诺，我们需要回到1996年。格林斯潘对策阿兰?格林斯潘是一位目光敏锐、经验丰富却有点拘泥于意识型态的经济学家。1996年末，作为美联储主席的他开始担忧股市的高涨。他曾在美国企业研究所发表了一篇著名而大胆的演讲，在演讲中，他质疑央行是否有必要担忧房地产、股票等盈利资产价格的迅速上涨。这位央行行长以字斟句酌的模糊性言辞，几乎明确地指出股票价格被高估了。他的讲话如下：但是我们如何才能得知非理性繁荣已经极大地推高了资产价值，并演变成日本在过去十年所经历的那种非预期的、长期性的衰退呢？……只要金融资产泡沫的破裂不危及实体经济、实体经济生产、就业及价格稳定，我们这些央行专家就不必担忧。……但是，对于资产市场和实体经济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性，我们也不应该低估，或者盲目乐观。因此，我们在制定货币政策的时候，必须从总体上评估资产负债表，并有针对性地评估资产价格的变动情况在其自传中，格林斯潘承认他并不知道市场是否能了解他的意思。实际情况是市场确实没领悟他的意思，并把他忽略了，因为实际情况证明，股票市场次日开盘之际就惊现大幅下挫，但不出一天就恢复了元气。而且忽略格林斯潘是正确的。因为即使格林斯潘在其演讲中暗示了采取这样的举措，美联储并没有因为他的忧虑而加息，。格林斯潘从来没有解释过他为什么没有采取行动，很可能是因为当市场参与者们看透了格林斯潘打算让市场着陆的真实意图之后产生了强烈的反应，结果束缚住了格林斯潘的手脚。互联网热潮中，当股价继续飙升之际，美联储采取了观望的态度，没有盈利、甚至连销售收入都没有的公司，纷纷开始根据各自网站所吸引的眼球，以天文数字的高价出售股票。在俄罗斯在1998年发生债务危机并严重违约以及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避险基金崩溃之后，美联储甚至采取了减息措施，直到1999年才开始小幅加息。股市终于还是在2000年崩盘了，不过美联储在早期采取的重大措施保证了即使就业恢复比较缓慢，这次崩盘的负面作用也是轻微的。阿兰?格林斯潘曾于2002年在怀俄明州杰克逊荷尔讲话时提出自己的主张，他认为，尽管美联储不能及时发现或者阻止资产价格高涨，却能够“在它发生时缓和其影响，而且有望促进向下一个扩张阶段的过渡”。格林斯潘早在1996年就有一种敏锐的直觉，即美联储在资产价格过高时不应该采取干预措施，但是一旦出现破产现象，却能及时发现并收拾残局。这篇演讲似乎在事情过去之后说明了为什么格林斯潘有这种直觉却没有采取行动的原因。格林斯潘的不对称逻辑并不仅很奇怪，因为底层怎么会比顶层更容易认识呢？而且很有危险性。它告诉华尔街和美国的银行，美联储将不会依靠提高利率来遏制资产价格，而且一旦形势恶化，美联储将会介入并推高价格，这就助长了资产价格高涨的气焰。这种为资产价格准备好保障的承诺被戏称为“格林斯潘对策”。他告诉投机商和银行家们，如果他们赌博，美联储不会限制他们的收益，但是如果他们赌输了，美联储将会限制后果。他们只需确保他们的赌注下在同一个事物之上就可以了，因为如果他们是各自下赌，那么将难以构成系统性的威胁。同样重要的是，美联储愿意在经济严重下挫的时候向市场提供充足的流动性，这给银行家门发出了明确的信号：“不必储存现金或易售资产来防备意外事件，美联储会及时出现帮助你们。”这样，美联储不仅减少了采取预防措施的价值，也暗地里鼓励银行家短期吸储并长线放贷，使银行家门相信一旦资金不足了，有美联储帮忙。举债经营的现象在整个金融体系内大量增加。长期以来，央行一直在解释为什么没有将焦点放在资产价格上，其依据是如果格林斯潘在1996年根据自己的直觉行事，那么将会扼杀掉美国股市的繁荣和美国家庭财富的空前的增长。在2009年3月2日，标普500指数以700点收盘，低于1996年格林斯潘发表重要演讲那天的744.38点。当然，到目前为止，这种说辞已经颇有市场，但是如果当年格林斯潘讲话之后进行相应的利率调整，那么就可能避免13年之久的受益丧失。当然，政治人物是否允许他这么做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尽管在我写本书之际，美联储迫于失业率偏高以及所有资产价格都在上涨的形势，依然将利率保持在最低水平，最近的衰退还是导致人们开始反思货币政策的目标究竟是什么。今天，唯一的值得庆幸的是信贷扩张的速度很缓和，楼市泡沫也不可能在我们惊魂甫定之际卷土重来。但金融部门如果说有什么优点的话，那就是它有创新性，即使招惹麻烦的方式也颇有创新性。我之前曾说过，学界和央行专家们一致认定，经济增长最大化和保持低通胀率的目标在长期来看是可以并存的。但是，旨在促进直接投资及实质增长的货币政策，与旨在阻止市场参与者进行高风险性单向赌博的货币政策相冲突。前者长期保持可以预计的低利率，并会在市场流动性紧张之际保持充足的流动性，而后者的政策风向不可预测，也不会保证在流动性不足时采取补救措施。那种认为货币政策无法阻止资产价格泡沫的论点是怯懦的，也是自私的，让美联储摆脱了保持金融稳定的关键角色。当然，美联储应当谨慎决策，在出现泡沫迹象时防止泡沫形成，而不应该天真地认为人们对泡沫的担忧是没有依据的。放弃本身应有的职责来获得政治认同会给经济带来巨大的风险。更具有争议的是，美联储是否应该为经济振兴而将利率保持在最低水平。尽管这样的举措似乎是没有什么代价，但是却给储户强加了很大的成本，给债权人，尤其是银行，带来了意外的收益。因为这就是一个相对隐蔽的转账，几乎不会引起评论和抗议，尤其是当富余的储户倾向于在危急时刻保持沉默时。但这却是实实在在的利益转移，每年的金额高达数千亿美元。此外，它给银行家门提供了一个单项赌博的机会：虽然他们使金融体系陷于困境，却依然能依靠利率获益匪浅。最后，尚不清楚超低的名义利率（几乎为0）是否会比低利率（2到3个百分点）给予投资者更大的投资动力不过，美联储依然在推高房价，这一点的危害性更大。其间接手段是保持低利率，直接手段是给予楼市大量贷款。尽管美联储这种支持性举措有助于促使楼市泡沫逐渐消解，却一再推迟了楼市的调整。业主和贷方并没有不畏损失而贸然前进，而是采取了观望的态度。但只要还有进一步调整的希望，买家也不会进入市场。除非房产存量被彻底消化，建筑商是不会有很强的恢复建设的动力。因此，美联储不仅是在耽搁楼市的恢复，也使人们更加相信美联储不会阻止价格上涨，只会防止价格下跌。格林斯潘对策迅速地演变成了伯南克对策。总之，美联储在2002年到2005年的货币政策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受到了的严厉批评。但明显例外的是，央行专家和货币经济学家却没有提出严厉批评。其局限性表现在：首先，这种政策过于关注持久的高失业率，只是尽力通过鼓励投资来降低失业率。这意味着美联储将会长期坚持低息政策，如果企业对此有所怀疑，美联储就会抛出林斯潘对策使其安心。批评这种政策的人应该认识到这种政策与美联储的使命是完全一致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美联储的加息来的稍早，就会付出巨大的政治代价。然而，这种政策的更大作用体现在扩张信贷和推高资产价格上，但是对于房地产业之外的就业，作用却不大明显，因为各企业仍然忙于应付互联网泡沫带来的后果。其次，学术界的主流思想认为，只要通货膨胀率保持不变，央行专家们就没有什么可担忧的。确实，担忧就意味着玷污了理论体系的纯洁性，因为这将会娇嗔个人多种目标，导致市场困惑。因为，央行专家应将目光放在抑制通货膨胀上，如此一来，就会使银行管理者们开始有点风险意识。不幸的是，管理者们却糊涂了，这次他们基于意识形态的立场，采取了抑制私营部门的政策，结果弊大于利。底线是，货币政策的争论，过去一度被认为已经有了定论，不得不重新进行。在各种紧迫的问题中，包括刺激投资和就业的政策，与旨在确保金融稳定的政策之间的平衡。资产价格上涨肯定会成为政策争论的其中一个方面。此外，美联储将不得不考虑是否只是在为美国制定政策，或者，其实是为了更大的全球经济。要做的还有很多。学界的败笔了解宏观经济领域的经济学家们的败笔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许多评论者都公开奚落经济学家们的模型，讽刺说这些模型过于简化。还有的人怀疑一些模型过于复杂的数学阐释，还有人不仅提出批评，同时还指出人类的行为过于复杂，根本不可能为一些数学模型所把握。最现实的模型恐怕就是详细描述所有个体以及他们任意的行为，以及所有制度。但如果这样，模型就十分复杂，在实际分析中价值不大。经济模型的全部意义在对经济进行有用的简化说明，使我们能够在变化不定的政策和环境下分析未来的经济发展动向。那么，这种模型是有用的简化还是过于简化就只有在实际运用中加以检测了。曾有很多经济模型都假设只有一个代表性个人来承担所有的决策权。这种代表性个人模型非常简单，便于使用，的确能够使人们进行正确的政策预期，但是它对工业经济的各种要素的分析过于主观化 金融债权、交易、激励结构、公司、银行、市场、规章等。只要这些机制运行良好，这种模型就是有用的简化。在伯南克提到的“大缓和”中，这些因素都处于正常状态，因此这种模型为人们进行抽象推理提供了基础。但一旦这些要素反常，这种模型就显得过于简化了。确实，这类模型本身可能加速了这些要素的崩溃：由于美联储过于关注利率对于产出的影响，而非承担金融风险的成本（很少有模型会将金融部门纳入其研究范围，更别提银行了，金融风险因此就不受抑制了。众所周知，罗伯特?卢卡斯曾批判过凯恩斯的模型，指出这些模型将会失灵，因为没考虑到如果政策试图运用历史关系的时候经济会作何反应。同样地，没有对经济要素的评判主观性太强的模型也将会失效。在未来数年中，宏观经济模型必须更多地考虑到经济要素，这在其他经济学科分支中被广泛研究。危险就在于货币主义经济学家将会努力抹杀掉货币政策、风险以及资产价格泡沫之间的联系。伯南克于2010年在美国经济协会的一篇演讲中近乎明确地提到了这一点，他指出，引起危机的并不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失误，他认为其政策完全合适，符合美联储在通货膨胀问题上的观点。危机的原因是监管不足。他总结说，尽管当短期利率达到历史最低水平时，价格的涨幅最大，货币政策并不能独立地解释为什么房价涨幅那么高。此外，国际经验并没有表明货币政策与房价上涨之间有什么显著关系。”当然，没有人会声称要美联储为楼市崩溃负全责。政府制定的有利于廉价房产和私营部门的政策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如果说美联储一点责任也没有也有失公允。确实，《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商业评论》 在2008年发表了一份详细研究，指出“货币政策对楼市投资和房价具有显著的影响，2002年至2004年为了避免通货而紧缩采取的宽松的货币政策，极大地促成了2004年到2005年的楼市繁荣”此外，在任何一个时期之内，不同国家的货币政策与房价涨幅之间都不可能具有严格一致的关系：价格涨幅可能受制于本国特有的一系列因素，包括当前的房价水平。更普遍的意义在于，货币主义经济学家必须关注货币政策还有没有其他发挥影响的渠道（正如他们目前所做的那样）。摘要与总结20世纪90年代经济危机之后，发展中国家的需求降低，而且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后，工业国家的公司不再进行过度投资， 结果导致世界上的出口大国再次寻找那些消费必然超越本国生产能力的国家，即那些能够消化他们剩余产品的国家。美国已经开始鼓励家庭消费，以此来抚慰那些未能享受到经济增长成果的人。美国自身的失业型复苏和薄弱的社保体系，使其更有理由借助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双重刺激来应对经济下挫。巨额的财政刺激方案耗尽了政府预算尚有的那么点盈余，使政府背负了巨大的财政赤字。除此之外，美联储还在货币政策上越走越深，向市场保证会维持宽松货币政策，而且会在金融市场出现问题时提供足够的流动性。这些保证达到了扩张信贷的预期目标，但不幸的是，即使在美联储开始紧缩信贷以后，贷款范围不断扩大，贷款质量上不断降低。然而，在长时期内，美国为世界上其他国家提供了亟需的需求。薄弱的社保体系导致美国的政治体系对就业增长极度敏感。如果经济衰退很短暂，那么美国失业救济金的短期性和失业者的高价医疗保障还不太让人痛苦，因为这些不利因素会促使失业者在美国企业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以更高的热情去寻找新的工作。但是如果经济萧条持续时间比以前要长，这种体系就不得不改变，因为原来那种“衰退期短，救济金少”的社会契约逐渐崩溃了。一种原因是纯粹出于道德的考虑。在任何一个现代经济中，失业者都不该被迫做出使哪个孩子享受医疗保险，而将其他孩子排除在外的痛苦选择。这种状况不仅太残忍，也不会持续长久，因为那些在经济上彻底失败的人，会努力借助政治手段重新获得他们所失去的东西。民主体制会最终作出反应时，结果不能预测，增加了工人的不确定性。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以不伤害经济的灵活性的方式强化美国的社保体系。美国社保体系薄弱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美国对经济下挫往往会反应过度，而其他国家却应对不力。因为每个国家都知道美国在政治上脆弱，不得不采取扩张性的政策来应对经济下挫，这就使美国市场対商品和劳务的需求流向其他国家，所以，在经济下挫时期，这些国家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或者政策调整的动力相对较弱。但是，美国在经济衰退期所被迫采取的特殊政策的最大问题在于会直接危害经济长期健康运行，也可以通过影响金融部门产生间接的损害。有人可能会提出，美国在经济下挫时期自主采取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其能够根据具体形势确定自己的反应，但是在危急时刻实施的财政政策肯定不会公正、不会周密。是的，正如国会在目前的危机中所做的那样，国会能够轻而易举地增加失业救济金，但是政客们通常想做更多的事情。民众的焦虑允许政客们拿出所有喜欢的项目，所有有利于特权阶级的优惠措施，以及其意识形态和政治关系网已经决定了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