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前，当B·林赛法官在美国丹佛少年法庭工作时，他提出实行一种新的制度，那就是后来变得广为人知的“试婚制度”。不幸的是，当时的美国不比今天的中国开明多少，林赛法官丢掉了职务，因为三K党和天主教会得知他提倡这一制度是为了促进青年幸福，而不是使青年意识到婚姻和性的罪恶，于是联合起来把林赛赶跑了。那时，林赛的建议曾引起美国中年人和报界的恐慌。可是今天，文明国家都已公认了这种办法——同居，然后决定是否结婚。　　我并不主张在一个人民文化水平低劣的国家里歌颂这种方式，正如我不愿在这样一个国家里看到全面的西民主制度一样。没有文化的人对待充分自由和开放性的生活，不可能具有良好的自制力和高尚的情操。我只是想说，该给青年更多一些的宽容和性知识。　　没有性交往，不可能使恋人们具有相互最透彻的完整的认识，这是一个理论上讲得通的论点。应该承认，人们在经历裸体时和衣冠楚楚时的心态是不一样的，掩饰自己本来面目的程度也极不相同。如果在一个已经堵也堵不住的缺口上继续蛮干，不做疏导，问题将会更严重。　　实际上，有了性交往也未必全部知道对方是否能使自己满意。比如，因为没有一整夜的共寝，婚后我们才会发现配偶夜夜鼾声雷动。我们在婚前相互介绍时，曾把自己伤感的记忆，令对方担忧的伦理，对好朋友的算计，对对方父母的不敬，在忘乎所以的煽情中口若悬河地说出，也只有在婚后的长期相处中，我们才会意识到当初的恶果已经发酵，每每争吵，那些话全部变成为积怨的论据。在心情不愉快时，对方会出其不意地把一件毫不相干的小事引到那些积怨上。这时，我们才会清醒地意识到，过去不了解配偶，以为她/他会很大度。　　张告诉我，有关他妻子的性格问题，他在婚前已经看得很清楚，但“为了对她负责”，他们还是结了婚。那时，她已有了两个月的身孕。这倒不是主要原因，婚后她还是打了胎，其关键还是在于长期的教育让他必须“对她负责”。婚后，他们在性格和志趣上的冲突是严重的，而且愈演愈烈。九年之后，他们只得开始讨论如何办理离婚，并要顾及一个八岁女儿的心灵。　　当然，这类冲突的家庭多半可以自我调剂，恢复常态。这时，要问一问自己对离婚后的生活作何打算。如果我们不可能就此独身，或者现在就想与加一个我们认为可心的人新婚，那么我们大可不必轻举妄动，我们能保障新婚不会像旧婚一样吗？现在的这个人，我们也曾认为是我们最佳的伴侣。最根本的是，婚姻逃脱不了冲突，与其换一个新冲突，不如改变现在，调整性格，消除旧冲突。只要我们各自放弃一些自私和任性的小脾气，对对方的志趣多一分投入和理解，一切都会好起来。但是像张那样在成婚之前就感到不适合的家庭，恐怕只能由非根本性冲突发展为根本性冲突了。他们也许只能选择离婚。　　性生活和生育方面的冲突，也是婚姻矛盾的主要焦点，它一般包含着四类导因：　　第一是心理和外遇所致的性冷谈。性冷淡多半起因于遗传或对早年人文环境中抑郁情结的记忆，它是一种可调治的非机能障碍，只需耐心等待，求得夫妻双方心理、观念、性活动时的和谐，就可以治愈。轻微的性冷淡只需配偶耐心，便能助长出性乐趣。严重的在性交中常常周身出汗，恶心呕吐，腹泻和心悸，必须求救医生。性冷淡绝大部分患者都是女性，但并非所有患者都呈现出病态，他们都有较为接近正常的性生活，只是没有感到过多的乐趣。而外遇造成的性冷淡，由于生理构造不同，有外遇的男子往往冷到极点，而女性尚可勉强应付一下丈夫的欲望，但总的说来，这毕竟损害了夫妻的心理健康。　　第二是生理缺陷。原则上，生理缺陷者应该在婚前进行治疗。如果是婚后发生病变的，则需要夫妻双方同步的耐心。但假如真的大势已去，无可挽回，离婚从人本道德上讲就应该成为必然的事情，童养媳和查特莱夫人的时代早该结束了。只是在作出这个决定时，需要慎重，不要把非根本性的东西误认为是根本性的。韩国的马先生，二十一岁起便伴有时断时续的阳痿，可他一生中共有三子三女。我陪同马去哈尔滨第四医院男性科时，见到一位风风火火的大小伙子，因为妻子不能生育而仓促离婚。但经过检查后他才得知，他自己的精子也有问题，而且属于那种百分之百没有生育可能的男性，其生育力完全是零，比原妻还差。这时，在医生的指导下，他才匆匆跑出去，再寻那位被草草休掉的妻子，去复婚。　　第三是性文明的匮乏。从心理幻象上讲，女性无论处在多么低劣的文化层次上，她们的心却都是诗意的，而且绝大多数女性喜欢柔美的诗，需要性生活伴以柔情蜜意。只有一小部分女性在调查中表示她们愿意被自己喜欢的男子粗暴强迫，但即使如此，他们也只是愿意在一段时间的温情方式里掺杂一两次急风暴雨。这类女性酷爱变幻，以及由甜蜜转换过来的狂飙急进的烈性诗。但是男性经过婚后一段时期的厮守，渐已忘掉了女性喜欢零星和柔情的调味品，常常把妻子当成泄欲的工具。另外，女性在忧伤、恐惧、疲劳的时候很讨厌被纠缠，不会借以性交去排遣情绪，她们只需要紧紧地拥抱和语言上的安慰。此外，发现妻子不是处女时，不必大怒和记恨终身，我们只有权力要求妻子以后的忠诚，没有权力要求她在见到自己之前就为一个尚属未知的人保持贞德。应该相信她那样作是有道理的。　　第四是性交环境的困扰。在住房严重紧张的时候，许多是与孩子和父母共处一室的，那么作爱时就只能抽个空，抓紧几分钟时间快速开始，匆忙了结。长此以往，男人没有什么太大的损伤，可是女人由于生理反应和高潮的抵达都很慢，而且其高度兴奋的实现常常有赖于好心境、好情调、好环境，所以每每得不到真正的满足，反而造成失调、不痛快、身体不适。有时梦醒的孩子还会认为爸爸在欺负妈妈，因为妈妈在低声地哭。　　过去，人们对性冲突诸问题是回避的，只是强调“志同道合”。实际上，婚姻的真正目的就是夫妻房事，生育也不过是一枝边花。如果在思想意识上不能恢复婚姻生活中性关系的重要地位，使人们对其艺术性有所认识，那么这个隐秘的矛盾冲突就将长久地躲在幽暗中，损害家庭的肌体。　　家务上的冲突也是不容忽略的。在一个男女平等过了头的地方，那种不作家务的丈夫是根本错误的。这里没有“丈夫养家，妻子守室”的分工原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家庭收是自己和妻子共同赢得的。对于这个家，我们贡献的并不比妻子多。如果把全部家务再推交给妻子，我们是不是认为这样作很合理？这也正好向男女平等提出了一个质疑，这种高唱男女体力平等的作法，没有真的使女人们得以从家庭中解放出来，相反她们除了承担令其心力憔悴的社会工作之外，依旧还要承担丝毫没有减轻减少的家务劳动。既是职业妇女，又仍然是家庭妇女。　　在处理家务问题上，西方社会有着一种悠久的历史传统——仆人制度。在冲淡家务矛盾的努力中，这种制度起着绝对积极的调节作用。很长时间以来，这简直是西方社会的共同习惯。马克思在最穷困的时候，家中也有两个仆人，这并不是富有的标志，而是风俗，就像穷人也必须结婚和生育一样。但是，近期的中国恐怕很难学习到这些，加为我们的薪水实在不能支付这笔开支。在这个大部分福利掌握在政府手中、月薪只是维持生存的国度里，我们很难硬性地额外拿出一笔钱去聘请家仆。　　在西方仆人制度中，比如保姆（Babysitter）实际上就是子女的一种教师，是文化人的职业，而真正的家庭教师（Tutor）就更是。但中国的保姆劳务市场中却没有一个文化人，百分之百由进城的农村女孩子构成。她们中的多数人染上了好逸恶劳的坏毛病，在城市住过一段时间后，这些人纷纷转入低级的服务性行业，喜爱在个体餐馆、发廊、临街摊铺打打下手，除非是得到相当的报酬，她们一般不会委屈自己去管理家务，照料孩子和老人。　　中国还有一个症结，长期压抑的性欲望，在保守教育松动的情况下，达到了饥不择食的程度。在许多雇佣保姆来料理家务、服侍婴儿的家庭中，都出现了丈夫与保姆的私通。仆人非但没有缓解家务的压力，反而繁衍出许多额外的家事和安全问题。　　但是理论上讲，良好的家庭服务制度，对于从家务矛盾中解脱夫妻，以及大量涌入城镇的农村闲散劳力得以找到就业机会，的确都是件好事。谈何容易，但又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现在，我们面临的家务，在没有正常的仆役制度的情况下，家役完全就是我们自己，或是夫妻双方的某一方父母。面对那些琐屑而并不算繁重的劳动，男人们应当主动分担一半，至少要像婚前那样对妻子的劳动抱有心底和嘴皮子上的感激。女人有时需要的只是丈夫的一句话，要求丈夫能看到自己的牺牲，并对这种牺牲给予赞扬。　　夫妻与对方父母的冲突也可以构成非根本性的婚姻冲突。和父母大人居住在一起产生的摩擦，婚前与他们有隔阂，比如婆婆曾声嘶力竭地反对过这门亲事，久而久之都会发展成积怨，在影响大家庭的和乐气氛的同时，也破坏小家庭的情绪。这类冲突部分原因出于长辈的保守思想和太多的老规矩，另外大部分原因是由于我们青年人的自私。如果我们不能回家吃晚饭时总是不注意事先打回电话，或者总是深夜才溜回家里，并且大声洗漱，或是宁愿闲躺着也不愿陪父母去一趟商场和公公园，那么我们的父母必然忍无可忍，并对我们无视长者存在的作风施加有意无意的报复。　　在赡养费和赡养方式上，我们更不能过多地从私利考虑。我曾见过不计其蠢人，他们寄居在父母家里，白吃白喝，然而分文不予父母。我不想过多地提醒人们去注意良心，只想问一句，是交上100元钱买得全家快乐重要，还是留下这点钱与配偶一顿涮肉把它花光更好？　　另外，我还应该注意——　　Y 尽量作个“哑巴”，在无原则的问题上，少说令父母气鼓鼓的话。　　Y 支持他们的兴趣和爱好，不要张扬属于我们自己而他们无法理解的爱好。让父母们觉得，他们的书法和养鸟嗜好比我们的跳舞癖好更优雅。　　Y 不要在婆婆面前打扮得太像个女人，别忘记她曾成长在无视性别存在的年代里。别在父母面前与妻子过分亲昵，他们老夫妻相处了几十年还从未叫过一声“亲爱的”。否则，他们会在潜意识里认为我们不庄重，认为他们在我们的心中没有妻子重要。　　Y 对父母青年时代的容貌和业绩，应该加以赞美。他们对于现状有着很深的难过，赞美其过去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温馨的安慰。在骨子里，父母对我们的年龄和生活很嫉妒。　　Y 与配偶的兄弟姐妹以及其他地位特殊的亲戚，保持良好关系，因为父母们常常从他们嘴里，听到关于我们的描述。　　经济问题的冲突，由于我们愈来愈意识到生活的窘迫与越来越大的美好意愿很不适应，因而呈现出了相当严重的危机。这时，诸如夫妻工资的高低比较、合不合钱、由谁理财、怎么支配，倒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那是每个家庭都必须为之辩论的，问题在于把经济匮乏引向毁灭婚姻的倾向。　　过去，深圳作过一次调查，250个青年妇女中只有12%的人，表示可以接受安分守已型的丈夫，而72%的女人热爱事业型的男人。换句话说就是，很少一部分人可以接受嫁给一个不能拥有地位和金钱的普通丈夫，而绝大多数妇人向往有权或者是发了大财的男人。　　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有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女人比男人更不甘于不良状况。她们在追求家庭幸福和物质富裕方面的欲望，远远超过了男人。在赶超时尚和以丈夫的成就作为攀比标准的斗争中，在与嫁到海外的女友们相比时，女人们常常会产生一种嫁给中国人委屈了的伤感。许多女人在有钱有地位的男人追逐下，很快放弃了现有的家庭和孩子。特别是那些一直认为自己比别人漂亮，应该有更好的生活而又偏偏嫁给了一个不出色的男人的女人们，就更容易产生这种委屈感。她们在不满的时候常常扯起旧账，为当初自己也曾同意的不铺张婚礼的简约形式感到不平（实际上，一个像样子的婚礼在世界哪个地方都是极为重要的，尤其是对于女人一生的回忆来说，简办仪式是一种不言而喻的伤害），她们在分娩前夕的夜晚，不断地不由自主地哭泣，觉得自己好可怜，很吃亏。　　这里，我们必须要问：“中国的男人，我们为什么那么不争气？”我们也有必要把彼德·史坦克在《如何停止谋害你自己》中的一段话，写给中国的女人：“这种女人，天生就是追求名利的人，或是因为受到熏陶才得到了这种特性。我曾经看到这种人，破坏了许多家庭的幸福。”　　我想起十九世纪那些跟随丈夫，提着简便的行装，坐在敞蓬马车上去洪荒的西部拓垦的女人们，他们共同写下了美国历史上光辉的一页。他们留给儿女们一笔巨大的财富，辽阔的土地、城市、不屈不挠的勇气和战天斗地的自信心。看看那些男人，几根锄头，一把破手枪，却不服输地面临巨大的困难，再看看他们的太太，在最艰苦的冬天里照顾着丈夫，拉扯着一大群儿女，他们最为珍惜的家产就是手拉手、两个人去面对苍凉的土地。　　我们呢？一个像胆小鬼一样萎缩在沙发里，另一个躺在床上想着自己的心事。有一种我们无法不承认的恶劣意识闪动在我们头脑中，那就是，得到好处而不通过艰苦。男人渴望坐享其成，女人设法嫁人以得鸡犬升天。我们说，尽管这种经济冲突不大可能被强劲的外力加剧，以致瓦解家庭，但它潜在的伤害却无时无刻不在侵蚀着婚姻的本质。　　婚外恋家庭：家庭成员与家庭以外的人培养出新的感情。　　有婚外恋隐私的家庭一般很蠢，向配偶讲解婚外恋合情合理从而为自己开脱的人更蠢。他们被新式文明熏昏了头脑，昏迷中只抓住了文明的一只脚步而未见其身，甚至只是抓住了一只脚趾，连脚面也未曾见到。爱情永远是排他性的，人一般只有在自己有婚外情人而配偶没有时，才会想当然地认为自己不会妒忌配偶像自己一样拥有另外的恋人。那种缺乏人情味的说教，违背了婚姻的基本事实。不用说人在有外遇的情况下有没有精力去照顾好家，有没有心思去照顾，仅仅那每日必临的醋意就足以破坏家庭的和美。　　我们常常见到一些与自己配偶像谈买卖一样谈起外遇自由的人，我没有觉得他们文明开化，反倒觉得他们除了冷酷的自私之外，剩下的只有故作严肃的可笑。　　这并不说我是对婚外恋现象心无同情，正相反，我觉得它有存在的合理性，也许未来还会普及为全民的习惯。且不说长期身处异地的人的情感需求，就是终日厮守的夫妻有时也需要一点额外的情感。但是，这种适时适量的情感补充必须以不破坏现有家庭为前提。否则，不必在婚外恋阶段停顿，直接发展到离婚会更好些。人是情思复杂的动物，时时逃避着伤害。千万别让这种伤害太暴露，别让它变成长期的折磨。　　在非根本性冲突的家庭由于疏于调整而走向最终解体的过程中，大都有一段婚外恋状态，这些有着离婚企图的家庭，必须持借这种外力以坚定信心去宣布崩溃的事实，其中感情纠葛的道理不是夫妻可以全部公开和全部说清的，因此也就不是我们可以“调节”的。　　从促使一个必然崩溃的家庭抵达结局上讲，婚外恋阶段作为解体的过渡，是一件必然的事情。这就是我始终反感职业道德家们把外力篾称为“第三者”的原因，因为有许多家庭是应该被破坏的。实际生活中，常常是因为勇敢的外部力量，使一个很糟糕的家庭得以土崩瓦解。这里，我很想引用马克思在《论离婚法草案》中的一段精彩的话给社会道德家：　　如果每一个外部的刺激，每一种伤害都足以摧毁自然界中的某一机体，那么你们是否还会认为这种机体是健康、结实、而组织健全的呢！　　这一段话的弦外之音是：第一，家庭破裂的根本原因不是外力，而是自身；第二，通过外力摧毁自身有问题的家庭是合理的。　　可是问题却不在这里，因为现有的许多婚外恋家庭并不想走到离婚的地步。由于不愿在亲属、友人、雇主那里造成影响，另外还考虑到孩子的成长，人们只是把婚外恋与家庭生活当作并行的生活内容，而且严重伤害了家庭感情和孩子的心。这类家庭大多有这样一些特点：　　第一，婚外情由文化水平比较高的人正名昭雪，并从这些少数人的专利，扩展到全社会。这种风气由秘密转为公开，发展到有了心无肝的地步，人们认为这是一种时髦。　　第二，由于周围人的榜样力量，许多未介入这种时尚的人也对这种时尚有了恍惚的加入欲望，设想逃避现有婚姻的烦恼，而不是努力消除它。与此同时，大量别有用心的人打着新思潮的幌子，借以满足无限膨胀的情欲，把精神扔到了一边。　　第三，婚外恋的组成形式，一般是已婚男人和未婚女子构合而成。婚外恋人没有稳定的性关系，甚至根本就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性关系，一切走在精神恋爱的边缘。　　从进步意义上说，这种横冲直撞的潮流是对过去长期忽视爱情的婚姻现实和社会习俗的冲击，是对“低质量而高稳定”的家庭特点矫枉过正的批判。这种时髦是难以抵御的，它在伤害家庭情感的同时，又刺激人们自结婚时就必须矢志于为营建一个生机勃勃的健全家庭而不懈奋斗，鼓励人们不再草率地组成更多的徒有虚表的婚姻。　　但总的说来，婚外恋行为对家庭生活还是一种威胁。婚外恋的女子尽管可以勉强招待丈夫的性要求，但是爱心却一去不返了。婚外恋的男人尽管依旧乐于持家，照顾妻与子，但却很难再有热情去与配偶缠绵。这种家庭在基本内容上已变得残缺不全。说这种既不能继续投入全部的情爱给家庭，又不能完全满足婚外情人感情的方式是高尚的补充，不如说它是在偷偷摸摸地体验犯罪心理的乐趣。长期下去，当事者心中就会有一种阴森的想法形成——泛性是一件再容易不过的事情。　　触及婚外恋现象时，人们可以隐约地感到，谈及这个问题时所溢出的世道不古的叹息中，隐含着一个“女人是祸水”的潜台词。实话说，我们不该把不忠诚的女人想象得那么可怕。卷入这个浪潮的女人多数生性敏感，她们从青春期时就已变成犀利的精灵。从内心世界上讲，他们比男人更容易感触到痛苦，更容易对异性的诱惑动心，只是她们掩饰的程度要比男人深得多，她们梦想的完美生活也要比男人逼真得多。当一切难予实施时，她们就很容易伤感和孤寂，很容易通过种种方式排遣自己作为女人的不幸。稍长的年龄使她们自信在几个朋友那里得到不同的感情安慰是安全无害的。那种生性纵欲和对物质利益贪得无厌的女性，尽管我们处处可见，但静下来算一下百分点，还是很少很少的。每当我熟识的女孩子，由于感情的需要超出了众人的容忍限度而被描绘成那种女人时，我对我们残忍的深入骨髓的庸人心态便会感到全身的憎恶。　　中国自古以来是用束缚妇女的方式保持她们的道德，人们似乎从不设法使她们获得内心的自制力，或者消除使她们不得不“不道德”的隐患。大家所作的一切，不过是把她们关在家里，裹上小脚，不让一切机会接近她们。所有这些观念性的错误，使女人置身于受其难而又必须负其罪的悲惨境地。人们把批评放在女人的不检点上，而让男人逃之夭夭。　　实际上，婚外恋现象的起因还是在根本的婚姻制度上。但是，如果我们假设这种制度的暂时存在是合理的，那么我们就该着手对结婚的人进行高质量的婚姻艺术的培训，让那些渴求家庭稳固而又心灵敏感的人们，每当遇到问题时都能尽量在家庭内部寻找答案，以维持这种婚配制度合理的假定性。目前，许多人分床而栖，以保持新鲜感，经常去外省出差以增添生活的丰富性。一部分人利用这种方法达到了调节生活的目的，然而另一部分人，却仍旧不能，对他们来说，婚外恋恐怕还是一种愚蠢而又离不开的办法。　　离婚家庭：感情确已破裂的家庭。　　一九八六年冬天，北大研究生会女生部举办《爱情与婚姻问题自由演讲晚会》，我率先作长篇发言，明确表明我对离婚的看法。大致意思是：离婚既不是好事，也不是坏事；如果应该离婚，离婚就是一件好事。这个发言赢得了二十岁以下的学生们的热烈掌声，与此同时，我看到许多四十岁以上的记者在摇头叹息。那时，离婚是一个可怕的字眼儿，全社会都公认它是贬义词，而离婚者竟被认为是道德上有缺陷。那篇讲演录音今天听起来平淡无奇，当时却引起了巨大骚动，听众当场就怒不可遏地相互吵骂起来。可是一到九十年代，离婚却如同婚外恋一样变成了时髦的事情，以致于我倒想对离婚的轻率态度适当说几句劝谏的话，不是像八十年代的职业道德家那样，劝说人们在婚姻业已崩溃的时候不去办理离婚，而是奉劝大家提早防止婚姻走向崩溃，用艺术的方式浇灌它。　　如果我们对洋人说最近自己离婚了，恐怕他们都会感到不知说什么好，然后打破沉默说：“那真是一件不幸的事情。”是的，美国人对于离婚很熟悉，很能接受它，但这并不是说美国人认为离婚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他们只是在认识到自己的婚姻困境已经无法挽救的时候，才不得不接受这个不幸的事实，果断地同意离婚。但他们并没有那种对于离婚的幸福感。奇怪的是，我们却能从许多中国人的话里听出，他们对离婚似乎是感到自豪的。如果是在前些年，我们很容易解释它，它是对保守的离婚观念的变态反抗。可是现在，离婚的保守观念早已被连根拔除，因此我们已失去了为它高唱颂歌的基础。　　一九八零年《婚姻法》实施不久，“遇罗锦离婚案”率先爆发，曾沸沸扬扬地引起很长时间的观念冲突。尽管遇罗锦像她的哥哥遇罗克一样，曾被中国人认为不是好人，但她勇敢地挑起了那场旷日持久的对离婚问题的论争，毫无疑问，这场争论极大地推动了国人婚姻观念的进步。今天，如果夫妻双方都同意离婚，他们可以直接去婚姻登记机关，直接办理离婚，无须通过法院裁决。过去，我所知道的办理离婚时间最长的诉讼是25年，而今天处理一桩离婚案子的最短时间只需几个小时。总的看来，社会环境对于破镜子粘好了裂口也要重圆的要求，早已不再严厉。　　不过，对于个人生活而言，离婚并不等于说不是一种极大的失败，尤其是对女人的荣誉感而言。这里，我想把恩格斯的两段话，一段抄给保守主义者，另一段抄给放浪形骸的极端个人主义者。　　抄给保守主义者的，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国家的起源》中的一段话。这段曾经非常非常著名——　　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么，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如果感情确实已经消失或者被新的热烈的爱情所排挤，那就会使离婚无论对于双方或对于社会都成为幸事。　　抄给放浪形骸者的，是恩格斯写给卡尔·考茨基一封信里的一段话——　　如果这种本性表现为每两年就要求新的爱情，那么他自己应当承认，在目前的情况下，这种本性或者应当加以抑制，或者就使他和别人都陷在无心境的悲剧冲突之中。　　逻辑是这样的：一对夫妻在形成家庭和养育子女的过程中，由于性格不和而基础不好、一方或双方在大事上有过失、性生活不谐调，由于爱情没能保持自我更新，原有的储蓄又很快被挖掘一空，于是爱情精疲力竭地枯萎了；而青年人又很难像垂暮的老人那样，用渐渐培养起来的家庭友谊，去取代劳累的爱情，于是生活变得黯然无光；这时，一旦有外力出现，家庭便自然加速度瓦解。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双方基本已依照各自的意志，慢慢培养起了对对方浓厚的敌意。及至提起离婚诉讼，一切成为无法改变的定局。所以，马克思说：“法院判决的离婚，只能是婚姻内部崩溃的记录。”　　这个逻辑一方面告诫着保守主义者，应该彻底放弃圆镜的迷梦，另一方面则蕴含着一种启迪——破坏家庭和气的症结完全可以从一开始就加以杜绝——我们都非常了解自己的配偶，非常清楚地知道按动哪个按钮能使其一下子怒火中烧，我们也同时知道配偶爱听什么，按动哪能一个按钮能安抚他。静静地想一下，情况就是这样简单。可是，由于那种忘记不了的积怨和敌意，我们一遇到冲突，反而偏偏去按相反的按钮，而且双方都孩子气地按个不停，把事情挑大，事后还认定这就是必须终结这门姻缘的全部理由。　　弗洛依德曾经描述过人们对于配偶的过高的预先估计，即“理想情人”的梦想，也就是二十三岁时的那种浪漫的梦想。实际上，恰恰是这个梦想从根本上导致了婚后的强烈失望。心理学家伊斯瑞尔·查尼在一次对婚姻的有争议的研究中，也对这种爱的神话提出了质疑，因为美好婚姻的主要困难在于，生活中的“不健康者”和没有真正“成熟的”人，为数众多，因此查尼认为：“绝大多数婚姻，都公开或秘密地，充满了深深的毁灭性的紧张感。”在弗洛依德看来，即使是最深的爱恋，也不可能避免矛盾心理，即使是最幸福的婚姻，也一样会储藏着一些敌视的感情。而查尼干脆提出要把日常婚姻，重新定义为内部紧张并充满争端的关系，而它的成功和继续，需要爱与恨的某种平衡。　　在情感领域里，爱与恨常常是同一种感情。　　在给台湾一家杂志撰写的一篇小品文中，张晓风记述了这样一个情景：张向她的学生们发问，爱的反面是什么？学生们不假思索地一起嚷：“是恨。”张感叹说，你们太年轻啦！随后，她举出一个例子，以引导思考——一个老太太在暮年的一个黄昏，遇到了另一位老人，她青春时期的恋人，她兴冲冲地问道：“你还记得我吗？”假如那老头的回答是：“是的，我记得，六十年来我一直恨着你！”这无疑是说，他爱着她，六十年来因为爱而不能满足，始终保持着仇恨，难道还有比这更为执著的感情吗？但假如他处在爱的反面，他应该是怔怔地问：“你是？真抱歉，我实在想不起来了。”　　张晓风的结论是：爱的反面是漠然。　　人们应该在珍惜爱的同时，也珍惜恨。当我们明白了恨只是因为没能比齐早期梦幻中“完美情人”的标准时，请抛弃那个谎言，然后再把恨转变为正常的爱，献给现实中的配偶，按一下该按的键钮。这才是我们为了巩固爱和家庭而真正应该作的。不要用粗俗不堪的怒火，取代美好的感情，只要能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阻止敌意向漠然转化。　　请相信，拿到离婚证书一刹那，那种感觉是难言的。　　但如果漠视真的出现，已无可逆转，那么离婚时也请好好说一声“再见”。　　离婚原因中，“基础不好”指的是门户问题。这个问题很难解决，这种难局由社会宣传一手造成，就像宣传“脚踏两只船”是很坏的行为一样，道德家们已齐心协力地把“门当户对”宣布为谬论。可是，平心想一下，祖先许许多多的训诫实际上都有着深刻的合理性，只是当它们被当作牢不可破的教条时，才走向了人性的反面，成为反动的东西。一个成年人不难看到，始终没有并向发展恋爱的人，也就是那些纯真善良坐在独木舟里的人，他们恰恰是爱情一贯失败的人。而其他“满天撒网，重点培养”的人，往往很成功，因此“鸡飞蛋打”之事并没有像电影里描写的那样多。门户问题也如此，无数离异者谈到这个问题时，都有一种通感，觉得“门当户对”应该适当地得以正名。两个来自于不同教养层次的人，在未来长期的生活中对于各类大事有着必然的尖锐冲突，门户低的子弟普遍染有劳动人民的陋习和阴暗心理，而出身上流社会的人常常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清傲。克服这种矛盾的最好的办法是，在全社会倡导共通的文明教育以消除家庭差异，而不是异想天开地抹煞门户客观上必然存在的影响。否则，过于忽视门第差异而造就的婚姻将会继续伤害天真的人们。　　从离婚结果上说，道德家们善意地猜想说，受伤害最大的是孩子。实情不是如此。当然，离异对孩子身心的伤害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父母离婚的孩子在小学校里，在社会中，都有可能受到别的孩子的歧视。但是比起夫妻双方自己心灵受的创伤来，孩子的只能算是第二位。在那些离婚的和正在为离婚争吵的家庭中，绝大多数夫妻正是出于不能委屈了孩子的心理，而使孩子得到了比其他孩子更优越的物质待遇。在离婚判决上，绝大多数夫妻都想把孩子争夺到自己这边来，认为对方不配教育和关心子女（在海外也是这样）。判决书对于赡养费的规定着实荒唐，平均每月只有100元，这意味这个孩子似乎没有必要去学习钢琴和电脑，仅仅吃饱饭就行了。不过，大多数离婚夫妇的日后实际给付，远远超出了法院判决的标准。而且，离婚诉讼中得到孩子的一方，可能拥有原来的住房，以便给孩子一个稳定的家。此外，这些孩子还加倍得到了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的隔代之爱。　　可是这一切，比起孩子们应该得到的正常的一切，又是微不足道的，就像比起夫妻自己在离异中受到伤害时孩子所承受的微不足道一样。家，孩子只有在家里才会感到自由，才会敢于说笑，感到温暖。就连那些预言家庭制度必将最终被淘汰的人，对于家庭消失后孩子的成长问题，也仍然感到茫然，无所是从。　　《青春的敌人》第五部分10　　--------------------------------------------------------------------------------　　 发表日期：2005年9月23日　　爱孩子，就是爱世界　　想想孩子，再多想想孩子。　　当初我们是怎样热烈地希望给家庭增添一条小小的生命，或者只是在兴奋的情爱中稍一不注意，种下这颗调皮的种子。四个月时，我们还曾想打掉它。但是后来，我们的孩子还是出世了。无论过去我们曾如何看待孩子，迫切希望，还是很不情愿，可是当孩子啼哭着开始呼吸时，一个又一个新的梦想曾是怎样地接踵而来，埋入了我们的心田——　　我们梦想使他们不遭受任何哪怕一丁点身体上的伤害。（可是我们并不认为自己的计划过高了。而且，为什么要把一株将来必将承受风雨的小树，包裹得那样紧，以防止它留下任何一点点伤疤呢？我们的身体和心灵都曾受过伤害，而今我们不是依然活得很好吗？）　　我们自认为比父母更出色，而且期望塑造出比他们塑造的孩子更出色的人。（不久我们就会为否定父母对自己的喂养之恩感到内疚，知道养活一个人比豢养一只小猫着实困难。）　　我们隐隐地把自己失意的东西，没能实施的理想记起，寄希望于孩子的未来。（正像里尔克的诗所说：“孩子是未来，也是回归。孩子是孕胎，也是海洋。”可是，我们是否意识到了，我们为孩子一相情愿的人生设计已经有些先入为主。这里，我想抄录一段歌德的话给小夫妻们：“我从旁观察他们，从细小的事情中，发现他们有朝一日所需要的种种品德与才能的萌芽，从他们今日的固执任性看出将来的坚毅与刚强，从今日的顽皮放肆中看出将来的幽默乐观以及轻松愉快地应付人世危难的本领。每当我发现这一切还丝毫未经败坏，完整未损，我便一次一次地，反反复复地，吟味人类导师的这句金言：‘可叹呀，你们不如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然而他们，这些我们的同类，这些本应被我们视为楷模的人，我们对待他们却像奴隶，竟不允许他们有自己的意志……都在照着自己的模样，教育自己的孩子。”）　　我们还想到了永远占有他们，就像占有一套家具。（为了使孩子不遭受不测，也为了对自己的忧心负责，我们认为有权知道孩子的一切，就像自己的父母作过的那样，迫不急待地想看到孩子的日记本。我们认为有权阻止他们与自己分离，因为离开我们，他们就分不清对错。可是呵，有一天我们发现他们怯弱地不敢一个人去幼儿园，不能够承担天赋责任，我们作为父母一直没能忍住对城乡的巨大忧虑而把孩子狠心交给它，设法扩展他们和别人的联系并教诲他们和环境中其他的人平等合作，我们已犯下了多么严重的错误！）　　我们还想到孩子是自己的一部分，是我们生命的延续。（不，不是这样。他们就是他们自己。他们只是借助我们的一个精卵开始发源，他们是风雨和松林的亲兄弟，是自然的产物。我们不过是他们羽翼未丰时的代养人。）　　在美丽的回忆录《说，记忆》中，费拉基米尔·纳波科夫说，他曾凝视着刚刚出生的儿子的眼睛，看到了“古老的、神话中的森林”的影子，那里“飞鸟多于猛虎，果实多于荆棘”。　　知道我们为什么那么热爱妇女吗？马尔库塞认为，女性与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世界相分离，因此她们比男人更人性化，更多地保持了根植于土地，单纯而未受过太多污染的本能和感情，所以社区中的男人们需要女人的陶冶，以使自己不忘记大山和池塘，不忘记大自然。那么现在，大自然交给我们一个完完全全的自然婴孩，他们刚从风暴雨雪中转变而来，由于体内没有多少毒素，他们的眼白呈现出漂亮的蓝色。在他们那未知的眼仁里，还滞留着美丽的关于自然景观的记忆。如果我们幻想保持住孩子眼中的森林，遏制猛虎和荆棘的蔓延，那么我们就必须约束自己，比如别那么早教孩子骂人。　　看到那些根本不合格的父母，我曾经想到，世界上恐怕再没有哪一件事情，能像为人父母那样，未经任何培训就可以匆忙上阵的了。然而，正是这些不称职的父母始终从事着全人类最重要的事业——生育和教育——这简直是天大的讽刺。　　一八八三年，英国人高尔顿创造了“优生学（Eugenice）”这次词汇，并以进化论和遗传学为根据，奠定了这门旨在研究人类遗传素质及其改善方法的学科的基础。其中，包括消除劣质的预防性优生学和促进体智优异个体出生的演进性优生学。不过，无论中国把优生喊得多么响亮，大多数夫妻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兴趣去细听，因为向他们宣讲优生学的职业宣传家们大多处在水平线以上，那种宣传只能是使优生流于一句空话。因此，每个人都熟悉，但谁都不再想去搞懂它，它不过是一个被四处张贴的标语。　　在对形体和智力的遗传可能、授精时期和环境对胎儿的影响、以及对胎教的意义全都不甚了了的情况下，我们草草地生下了儿女，把优生论忘得一干二净。然后，我们又想当然地开始育儿，而育儿的教义大多来自于自己父母的经验以及自己的猜想，又把优育论扔到了一边。一方面，我们买了大堆昂贵的玩具，打算开启孩子的智力，另一方面我们只是把他们催养成超标肥胖、只会拆毁玩具、小脑袋瓜里一片空白的小霸王。　　人会在三个教育阶段中度过一生。　　从我们蒙昧在母腹第三个月的时候，母体吸收的营养构造了我们的大脑沟回，我们迷迷糊糊感受着父亲抽着烟在对母亲讲话，而母亲喝了酒，有一阵爵士乐飘过，我们感到春夏秋冬的更替，也感到母亲为了什么心事而垂泪伤感……直到出世，直到我们七岁，第一个阶段——家庭教育阶段——才告一段落。此后，我们完成了第二阶段——学校教育阶段——在这个时期，家庭的影响显露出强大的力量。到了二十三岁左右，走出学院的本科生最后一批开始了第三阶段——社会教育阶段——这个阶段里，我们的一切成功均取决于前两个阶段奠定下的基础。　　大约在第二个教育阶段时，我们就已记不住孩童时代的大部分事情了，但这并不是说七岁以前父母对我们的所作所为不作用于我们敏感的童心。早期教育常常已作为感受，铭刻在了一个我们无法触及的地方，我们心灵中这些模糊的印痕（Engram）贯穿了我们生命的首尾。这正如语言之于人生，我们记不住七岁以前说过的话，但我们却学会了语言，并且一刻不停地说个没完。如果把学龄前的孩子比作出膛的子弹，那么这一刹那，只要我们闪失半毫米，在他们生命的终点，我们就会发现他们与自己的初衷已相距十万八千里。而在第一阶段里，孩子们完全空白的脑海和心灵对于这种半毫米的闪失，又是那么的敏感。他们无法记住这种闪失的真实情况，以致于成年时无法溯及根源，去医治它。比如，我们把打翻了奶瓶的女儿放在一边，任其惊恐地大哭，我们一边破口大骂，一边拼命地擦着地毯上的奶水，那么若干年后，我们这个胆小怕事的女儿便不会知道自己为什么养成了怯懦的毛病，正如我们也说不清楚一样。　　德国动物学家洛伦兹，提出过一个“关键期”理论。他说，两至三岁是幼儿学习口语的好时候，四至五岁是学习书面的最佳年龄。如果我们的孩子处在这两个年龄段上，只需稍加一点力量，他们就可能在成年后成为口若悬河的外交家，或者一个多产的撰稿人。但是这时，如果我们一味强迫他们学习工具性的知识而不让他们享有作孩子的乐趣，那么在他们青春期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只会趴在书桌前演算而对周围美好的一切无心观赏的人。实际上，人首先要成为人，然后再具有某些工具性。而知识不仅仅应该包括爱、生命实质、死亡的知识，而且首先应该是关于它们的知识，此后我们再交给孩子田字格本和圆规，帮助他们学习自然的常识。在孩子们小的时候，要教给他们必胜的信念，多教他们一些快乐的知识、爱的知识，爱熊猫也要爱老鼠。此外，我们尚不敢断定该不该把男婴女婴分开，多教前者一些勇气，多教后者一些阴柔，因为很多人反对这种区分，但是我们必须要教给他们有关阳刚和温静的知识。　　我们必须强忍住笑，强忍住不耐烦的情绪，回答孩子那些关于性的提问，比如“女厕所里都有什么”、“为什么不许男孩子进去”、“我是怎么生出来的”。不要置之不理，答法又需要艺术。我们还要天天解释那些关于汽车火车、飞机、以及雨的来源等客观现象，对他们不厌其烦“为什么”，我们必须不厌其烦地回答，否则无异于是暗示他们：知识没有用处。如果真是那样，二十多年后，我们便会发现一个和自己一样回答不出儿子问题的青年父亲。　　提起教育子女，人们总有一种趣味感，可实际上这是一件艰难的工作。许多在事业上一事无成的人，往往失败于缺乏耐力和坚韧，惧怕艰难，然而他们却往往很快地结了婚，而且草率地生了孩子。这一切，都比成功的人干得麻利。可是，如果他们像在事业上一样不能耐心忍受孩子对于世界的求知欲望，他们便会继续失败，不会有优育上的成功。为了孩子也为了自己，人们真应该把这件艰难的工作当成自己最后的杰作和一项伟大的事业去干。否则，不如像西方人那样，找一个自己看得起的人，让他充当孩子的教父，多给孩子一些自己给予不了的关怀。　　爱孩子，就是爱世界。　　孩子的成长，对于父母原有的自私，是一次巨大的净化。人们终于有了一个自己可以百分之百为之奉献的人去证实自己的无私，觉得自己是个保护神。这时，人们对自己的父母有了一丝好感，对配偶有了多一点的依赖。在自己孩子面前，最自私的人也会体验到自己的无私。　　《青春的敌人》第五部分11　　--------------------------------------------------------------------------------　　 发表日期：2005年9月23日　　逝水流年　　孩子的成长又一次使我们感到时间在奔跑。庄周曾经在《知北游》里漫不经心地写道：“人生********，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是呵，看着孩子在变化，从伊呀学语，到朗诵第一首唐诗，我们可以感到他们咬住自己手指时的一排新牙。他们学会了追逐游戏，表达自己初步的想法。如果我们离开城市去远方，回来时，便会发现他们又长高了一寸，结交了一个邻居的小伙伴。这一切是那么美好，那么操劳，又是那么仓促。　　一九九一年早春，我约上李和她的小儿子去玩。李是我的小学同窗，无庸隐瞒，我对她一直怀有超越友谊的爱感。但是她已结婚，还有了这个小孩子。那一天，我们一起去了元朝古城墙——古城墙由于岁月苍老，已蜕变为东西绵延的土坡，土坡上栽满了小松树——我们翻过这道岁月之墙，来到它北面的护城河畔。望着晶亮的太阳光下李的背景和长发，以及在她身后追赶的儿子，我一下想起七岁时第一次见到的李，那个漂亮而跋扈的小姑娘，现在她身后这个奔跑的儿子只比那个小姑娘小五岁。而今，李已在安详地承受了儿子嘤嘤的喊声，“妈妈，妈妈”，已变成温静的少妇和母亲。　　“俱往矣”，我们已经走到了青春的结尾，走向三十岁和中年。我们已经过上了踏踏实实的生活，没有停留，静静地航行。我们都曾惧怕这一天的到来，就像十八岁时谈起结婚，一边渴望得要死，一边感到畏缩。因为伤叹“青春像一只小鸟”，迅速“飞去就不再飞回”，我们曾经深深地怀疑生命，厌倦生命。可是自从彻底扔掉那些谎言般的梦想中不切实际的纷扰，我们却发觉人生是那样的实实在在。这时，我们的生活到了又一个车站，我们觉得未来可能会更好，而新世界还从未到来。这里，我将引用已过世的三毛的话，作为本部分的结尾——　　说到最爱的年纪，就是中年。尘埃落定，这时候，人生不问答案，播出去的种子，开始收获了……我们还不老，还有权利去恋爱，还没有走下坡……年轻人，千万要对你的中年抱着一个很大期望。　　中年时代失去了容貌的美丽，但是得到了更多更好的东西。越到中年越知道衣着不重要，漂亮不重要，但是健康重要。这种快乐，跟很多的好朋友去交换心得，都说中年好的不得了，大丰收噢！它不一定是金钱上的，也可能是金钱上的。我爱这个年纪！　　《青春的敌人》第六部分　　--------------------------------------------------------------------------------　　 发表日期：2005年10月17日　　缀语　　三十岁，秋天的早晨　　现在到了为你的青春写结束语的时候了。　　这时，青春的帷幕已徐徐下落，人生的新章在新幕的背后已酝酿成形。仰观十年，青春是一条无以穷尽的长途，但当回首，它却像一阵蒙蒙春雨，来也匆匆，去亦匆匆。有时，你真想回到十六岁的花季，重新来一遍，那样你就会比现在更好。你就会不惜一切代价地考上大学，不放弃每一个学习机会，因为后来你发现需要某种知识时，也每每发现对于这种知识的厌烦曾使你不止一次地逃学。那时，自己的东西丢了，不该上纲上线，如果不是因为你已经断定自己的东西被人“偷”了，或许别人会把你的东西还给你。假如你重新再来一次，你就不会太早地恋爱，而是多看一些事情，多接触一些新人。在以后的中年岁月中，你遇到过许多比现在作了自己妻子更好的女人。你不会急于结婚和生育，也不会为一个对你不合适的丈夫而糟蹋了一生。那种能使自己得到力量的爱情和家庭太少了，你是在养活配偶的同时获取了法定的性生活，并把自己拴在了一只包袱上。你不会花太多时间去上一个又一个浪费你有限精力、金钱、爱心的人的当，也不会交那么多现在连影子都找不到的朋友。你会在一个公司，像现在这样，安分地干下去，一点点爬向高层，而不是在许多雇主之间调来调去，得到了许多不值钱的经历，却没有攒下一点益于提升的资历。如果重来一次，你肯定不会为社会、政治、活法问题，与父母多次吵架，因为他们并不掌权，决定不了什么。你也就不会总是看不到希望，错失良机，一连好几个月里无所事事，苦闷得自己和自己下着围棋。　　你好后悔呵。有那么多事，当你没有经历时，你的经验无法使你把握它们。一旦过去了，一切又都晚了。　　你渴望长大，却并不愿意年老。而青春的敌人也的确不是衰老，而是不曾长大。　　你曾苦恼，时常想起旧日恋人，设想当初与她/他结合，或许生活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然而，就像吕承明写过的一首歌唱道的：“遥远的她/是永远燃烧的火花/是我记忆中一个回不去的家……”在这种淡淡的清愁中，你不会再像十八岁时那样去写日记，不会去找知音以求宣泄，也很少流泪。就像舒婷在《路遇》里写道的——　　也许一切都不曾发生　　不过是旧路引起我的错觉　　即使一切都已发生过　　我也习惯了不再流泪　　《青春的敌人》有这样一个尝试：让读者打破时空，看一看青春各个阶段的颜色。特别是当你还没有跨入下一个阶段时，提前触知来日的忧郁对你眼前的生活是有助益的。但是，我几乎又可以肯定，你不会同意你所不理解的意见的，因为以后的一切，你尚未经历过。对于未来，你有你自己坚信不移而又牢不可破的预感。这就像对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子说“亲爱的，别这么早就接受男孩子的求爱”一样，无济于事，因为她需要这些。也如同对一个尚未毕业的中文系学生说“英语很重要”一样，纯属对牛弹琴，因为他自负得很。　　二十六岁以前，人们往往不知道自己幼稚，并且害怕被别人和被自己发现幼稚。然而，人只有经常感到自己幼稚并敢于承认它时，才能算真的成熟。这种真正的成熟在青春的末期才会出现。而当它姗姗来迟时，人生大局又已基本定下。一个十八岁就决定弃学从商的人，并不知道正是由于他没有进入学院，那个“无业青年”的社会地位，将对其向高层次攀登构成决定性的障碍。　　不过，只要是看过这么一本言介青春时分各种阻碍人们成长的劲敌的书，你至少可以知道在未来的日子里，有可能遇到哪些困难。至于如何我行我素地解决它们，你自有你的办法，不必遵从别人的意见。本书只是展现困境并为应付它提供一点微不足道的参考，只要读者因为这本书而看到了自己人生中的景致，以及其中隐约可见的危险，并通过这本书的光照使那些危险在眼前得以显彰，我的尝试就已经达到。　　很奇怪，自从我很小的时候操笔书画，就确定了一个信念，那就是不惜多用任何一个美丽而又恰如其分的词汇，把每一篇公文写成美国宪法开头的那种样子，把每一篇不似说教的说教写成诗篇。为此，我曾很不适应上中学作文课和作各种各样的秘书工作。一九九零年，看了张慈临去美国前发表的一篇散文《独步人生》，很欣赏她的一句金言：“我对世界的感受，就是语言的美。”没错，这也是我的信念。　　《青春的敌人》正是禀承了这个信念。　　一九九九年，我再次回到母校北大，攻读法律硕士学位，抽去大部分精力，投身法学研究。间或，我刚刚写完105万字的鸿篇巨制《共和国日记》5卷，记述了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九九年之间的五十年历史。在这些法学论文和这部通俗历史著作中，我均没有忘记“语言的美”。此后一段日子，我一直在完善《香港：明月照耀下的奇迹》、《北大百年——往事如烟云》、《水木清华九十年》、《200年鉴中美风》等等一批通俗历史读物，其文字的宗旨依旧是“语言的美”。当然，我不会忘记安布罗西乌斯布道时说过的另一句金言：“文字使人死，精神使人生。”　　早在一九九二年秋天，正值《青春的敌人》第一版下厂印刷，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和社会福利学院的朋友们曾来信说，希望得到《青春的敌人》的赠书。我很高兴她们的兴趣，但却同时申明，书里只有“语言的美”给她们看，而书的内容“出境无效”。原因很简单，中国落后的社会现实必需的是一种与之相符的“落后的”策略，这种策略应该比中国实情略进一步，又必须落后于海外现状相当长的时间。因此，根据这块土地上的问题找到的答案，不具有世界意义，而具有世界意义的答案，又离中国现实又太远了。　　十八岁时，我确立了另一个建设原则：作一个解决问题的人而不作先行的思想家。我对说出崭新的思想不感兴趣，我的全部精力投入在实施先人的思想并研究它们的可能性上。早在北大求学时代，我曾因不惮于重复百年前伟人们说过的旧话，常遭同舍好友孔庆东博士的嘲笑。但是我相信，孔博士与我对理论和生活的认识有着截然相反的看法，他要创造全新的思想和主义，寻找从未有人光顾过的壮丽美景，而我，只想让伟人们已经说过已经不新鲜的理论成为现实生活。为此，我将继续重复伟人们伟大的箴言。　　我不打算不朽，相反希望我的文章快快死掉。　　如果一个现实主义的批判，仍有存在的道理的话，那就说明它所批判的东西至今犹存。　　我屈指估算，《青春的敌人》的功利影响只有七年左右的寿命，它所针对的就是六十年代以后出生，八十年代以后成长起来的人们。对于其他人，它没有和我的主观目的完全一致的影响意义。对于它2002年仍能换一家出版社又一次加印，实在在预期之外。　　记得，戴高乐将军在他自己的墓志铭上写下：“夏尔·戴高乐（1890— ）。”我猜想这位总统是希望他的一世英名和伟大精神能与未来永存。可是我，从很小的时候就依稀记得，我出生在很远很远的年代，经历过生物从海洋走向陆地的漫长的历程，经历过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古代民主，经历过各国移民争相汇聚于中原的李唐王朝和满清盛世的转折，我似乎清楚地感到血管里流淌着孔孟的血液。而今天，我更加相信，我出生在一个我自己也不清楚的年代。面对死亡，我想我会使自己变为山角下的一抔泥土、风中流云、以及闪进麦田的红狐的尾巴。后来我想我应该把每一次死亡作为每一次来世的终结，每死一次就标志着我此生大事的完成。我很尊崇萨特的一句狂言，“我来到世上不是为了享乐，而是为了清账”，并且和他一样，认为生生世世“我是赋有天命的”，所以在自己身后竖起的无数次死亡的墓碑碑文上，我将采用和戴高乐将军截然相反的作法，标明自己的每一次终结，却确定自己来源于久远的传统和历史，是它们的胚胎，却不知道授孕的编年。　　我愿根植于这种习惯推算我的作品寿命，它们来自永恒，终结于越早越好的一天。　　《青春的敌人》不想不朽，也不想太深沉，请我那些治学严谨而意境高远的教授们和品位出超的各路朋友，能够不嘲笑我蹲下身子去同一个孩子讲话，拉着手与二十岁人攀谈。我希望所有读它的人们能够认真，也能够轻松。它和我自己一样，是一种有用但不永存的功利主义的东西。　　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我的母亲王跪榕和表姐王瑛，她们是第一批悉心倾听了本书部分章节并提出了建设性意见的人。还有我的父亲周复旦，由于要会晤海外来客，应筹太多的老朋友，谋划秦皇岛四通公司的北戴河展销会，还要翻译文章，所以此书写作绵延于一九九一年整个春季，其间，我不得不一直寄居在父亲舒适的家中，过着饭来张口、晚睡晚起的纯脑力劳动生活。此次改版重印，正值我在各电视台之间疲于奔命，如不是妹妹周忆红、妹夫黄钰、妻子李陵大力帮忙，我将无法应付这个举措。此外，无数我曾经历过的人们促成了我的经验，这里必须感谢他们的深远影响，他们同意我运用他们的事例而隐去其名以谋此书的丰富性，令我十分钦佩他们的通达。　　我希望他们和所有的人们拥有更加美丽的生活。　　我所通篇诱导的“健康精神”与他们同在。　　一九四六年，世界卫生组织宪章的开头写道：“健康乃是一种在身体上、精神上、社会上的完满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衰弱状态。”实际上，成熟、心理卫生、健康精神，这些就是一个人终其一生所能学到的最好的东西，最核心的东西。为此，马克思曾说：“一种美好的心情，比十付良药更能解除生理上的疲惫和痛苦。”　　青春十年中，你所扮演过的角色始终是儿子和女儿，而在青春最后的时日里，你已向父亲和母亲转折，成为一座跨越代际的桥梁。那么，把一颗健康而青春的心留给中年，传给自己的下一代人吧！请不要那么不健康地看待青春的尾声，人生没有因青春的消逝而完结。不要认为自己真的人老珠黄，油尽灯枯。三十多岁，不过是秋天的早晨，一轮新的太阳刚刚升起。这时的果树，承受着新的雨露和满枝的收获物。我相信，你甚至会像芒克一样激动地咏唱：　　啊，秋天　　我没有认错　　你同样是开花的季节！　　千万不要小看自己的现状，如果你想要得到的东西一个白天就可以获得，那对于青春的气力来说是一种不幸，至少是一件乏味而无趣的事情。请把健康的直视现实的心态，带到中年。不要不健康地看待没有建树的女人和始终不幸的男人。对于女人，幸福比成功重要。对于男人，重要的是成功，而不是幸福。你不必百分之百地遵奉这个铁律，只要你有把握无论是从自己的虚荣和嫉妒心上还是从真正的灵魂满足上把持住自己的一生，你就可以选择一条别人弄不懂的道路。歌德曾写道——　　一个按成法培养的画家，决不至于涂出拙劣乏味的作品，就像一个奉法惟谨的小康市民，决不至于成为一个讨厌的邻居或者大恶棍。但是另一方面，所有的清规戒律，不管你怎么讲，统统都会破坏我们对自然的真实感受，真实表现！　　没有人拥有绝对正确的生命方式，换句话说，只要是被人们采纳的活法，就不会是绝对错误的。把这个真谛带到中年，并把它告诉你的孩子。　　此外，你还应该明白地向你的孩子转诉一些关于生、死、爱、美梦的观念，回答他们每一个好奇的问题。你必须重视孩子的梦想，浇灌它，只有在已完全失去了幻想的父母眼里，孩子的美好愿望才会显得荒唐。关于性的常识，你休想把一个男孩子蒙骗到十八岁。诚然，你可以把女儿一直骗到被关进洞房的一刹那，可这非但无助于世风清纯，反而会造成大量的社会弊端和不成熟的人。但是，关于罪恶和宿命的事实，请你隐晦，隐晦，再隐晦，不要把这种难局这样早地直接告诉他们。听听歌德的另一段话——　　我们对待孩子们，也应该像上帝对待我们一样。当上帝让我们沉醉在愉快的幻觉中，他就是给了我们最大的幸福。　　在人生旅途中，过早地认识真理并一定好。让一棵柔嫩的树苗过分呈露在暴风骤雨之中面对吹打，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早早地毁掉了它。让作梦者去作梦绝不是件坏事，你不会见到有人睡眠并作着美梦而非要叫醒他不可吧！　　三十岁，让自己在这个金黄的朝晨，走向应有的成熟和健康。然后再去面对成熟带来的新问题——衰老的光临。　　这个时候，你习惯性的面部表情留下了岁月的痕迹，形成了深深的皱纹。你甚至开始从脑后渐渐泄顶。然而，最为可怕的，却是心理上的衰老。这时，看到二十一岁的人在为一桩爱情而苦恼，如果你倚老卖老，念叨他们太小，认为他们比自己二十一岁时还不成熟，那么你真的是衰老了。事实上，他们只会比你那时更成熟，知道得更多。你所以这样武断，就是因为你在心理上已经承认自己老到家了，看到他们撅屁股，就知道他们要作什么。只有老人和未老先衰的人，才会毫不怀疑自己的判断力。　　这时，你需要知道一些永葆青春的办法去抵挡时光的侵蚀，以使自己不会在若干年后变得像自己的父母一样麻木、保守、武断、自命不凡。他们抵御衰老靠的是注意饮食，舞舞长剑，用唯物主义的方法作作气功。而你，除了想到身体，还要想到心理健康，别像他们一样把精神的修炼忘得一干二净。你不妨试着这样作——　　☆ 更新生活情趣。生活仍然不只是活下去，而是要活得更好。　　☆ 继续探求灵性。广智使人笑，从容使人气沛而不老。　　☆ 交几个正值青春期的朋友。除了让自己年轻，还可以知道什么在流行。　　☆ 订阅《读者》杂志。省悟和通达，那里应有尽有。　　☆ 坚信自己不会老。那么，你就真的不会老。　　三十岁的时候，只要你健康，成熟却不苍老，你就会发现太阳西移时的美丽。三十岁，什么都明白的年纪，对什么你都不再迷乱。你不去幻想，不浪费，很少争吵和打架。三十岁，四平八稳的年龄，但是就在这四平八稳的表象下，生活还是在不断地叙述着那句璀璨的、不厌其烦的、更加完善的话：“改变你自己！”　　马斯洛曾细致入微地描述了人生需要的层次，用一个金字塔式的图表标志出来，即下面的这个样子——　　（此处加上原书中的阶梯式图表）　　少年的时候，作最优秀的人的梦想使你打算满足自己所有的欲望，从最低层次的生理需要到最高层次的美的追求，你全线出击，曾想囫囵吞枣地一举拿下。可是后来，在社会环境的阻力越来越大、自身先天条件越来越跟不上步伐的情况下，你一度灰心丧气，甚至将作人的需要降低到无法降低的地步，局限在畜生的界线之内。尔后，略略成熟的年龄使你冷静下来，并乐于稍稍改革自己一下。于是，你更向往爱和社会的归属感，更渴求尊严。但是，三十岁到来的时候，你曾再一次驻足，打算就此算了。但是如果真是那样，你就将和其他沮丧的中国人一样，没使自己的需要向较高的层次突破，而是停留在较低的水平上。农民们归属为“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知识分子归属为“无官一身轻，有子万念休”，就像《儒林外史》描写的那些人一样，呈现出中国盛产的那种“自我萎缩型人格”特征。　　然而为了继续改变自己，也为了不再像少年时代那样盲目，你已懂得了首先改变“改变自己”的方式。耐心、沉稳、真切、绝不急功近利。你不停滞，也不急走。你慢慢地实现自己的秘密计划，希求相亲相爱的和平与理解，在每一次举手投足、每一个步伐中表现出优雅和美，塑造出自己成熟、健康、更高层次的人格。　　达·芬奇一五零三年至一五零六年创作、现藏于巴黎卢浮宫中的那幅旷世名画《蒙娜丽莎》，使许多因为知道它是大画家的杰作而不懂装懂地赞颂其美的人，现出了可笑的媚态。据行家推测，那幅画是画家给佛罗伦萨银行家弗朗塞斯卡的夫人——蒙娜·丽莎——绘制的画像（但我私下里一直怀疑，那是达·芬奇的自画像）。我不喜欢它，也不相信那种古代的手法和旧暗的色调能真的给其他人以第一感观上的愉悦。我之所以难以忘记它，并愿意时常想一想它，只是因为第一，它值很多很多的钱，令人向往，第二，蒙娜·丽莎的神态，从各个角度看她都是在微笑。这是一种高位人格的写照，也是三十岁人应该达到的人格风度。　　十年青春，既是梦灭的过程，也是一个认识自己的过程。古希腊人曾把“能认识自己”作为人的最高智慧，而阿波罗神殿的大门上也写着一句著名的箴言：“要认识你自己。”你心驰神往地奔向这方灯塔，而今“改变你自己”的依据也正是“认识你自己”的结果。你面带着三十岁人的微笑，而三十岁的改变已不再像青春时节认识自己那样轰轰烈烈。你在四平八稳的表象中，显现着冷灰色的阴郁，说不清是保护彩，还是熟透了的成色，而且你那从各个角度上看都很宁静的微笑，也在对这一片冷灰脉脉地含情。　　三十岁，可能是阴雨的季节。特别是男人，你已到了无以依赖的年景。父母在衰老，儿女尚幼弱。但是，这个凝重的节气并不比阳光灿烂的春天差多少。过不了多久，你就会在收获的日子里看到另一种快乐，儿子成长为出类拔萃的人，你长年的奔波终于赢得了一些必然到来的东西，长级、提升、爱戴、稳定的住房。你那年轻的脸渐渐成为另外一种动人的面庞，安详的岁月和敏于心扉的智性融入你的目光，另一种笑容显得你脚踏实地，另一种流泪的样子并不使你丢脸。一切的一切，因为你花了不短的时间——青春十年。　　因此这时，你自然学会了对年轻微笑，学会了对年轻的去向微笑。这时，你重听侯德健的《三十以后才明白》，重放罗大佑的《恋曲1990》，特别是当歌星缓缓地唱起“乌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怎么也难忘记你容颜的转变”时，你摇曳的心重走桑田沧海，双眼在苍茫间含着极难捕捉到的微笑，因为那些漫长的清愁已向甘甜转变。而那些向三十岁以后流注的时光，却因你丰富而光彩的心，没能走向衰老。　　曾经，《青年参考》译载了M·乌尔曼八十九年前发表过的一篇短文，这篇定名为《年轻》的文章，曾被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放置案头，度过了全歼日本法西斯的太平洋战争。后来，它又成为了许许多多日本企业家的生活信条，松下公司的元勋松下幸之助，称之为“我的座右铭”。的确，它有一种不老的豪情和继续打世界的雄心，而在豪情和雄心的内部，一切都在微笑——　　年轻，并非人生旅程中的一段时光，也并非粉颊红唇和体魄的矫健，它是心灵中的一种状态，是头脑中的一个意念，是理性思维中的创造潜力，是情感活动中的一股勃勃朝气，是人生春色深处的一缕清新。　　年轻，意味着甘愿放弃温馨浪漫的爱情去闯荡生活，意味着超越羞涩、怯懦、欲望的胆识和气质。而六十岁的男人可能比二十岁的小伙子更多地拥有这种胆识和气质。没有人仅仅因为时光的流逝而变得衰老，只是随着理想的毁灭，人类才出现了老人。　　岁月可以在皮肤上留下皱纹，却无法在灵魂上刻上一丝痕迹。忧虑、恐惧、缺乏自信心才使人佝偻于时间的尘埃之中。　　无论是六十岁还是十六岁，每个人都会被未来所吸引，都会对人生竞争中的欢乐怀着孩子般无穷无尽的渴望。在你我的心灵深处，同样有一座无线电台，只要它不停地从人群中、从无限的时空中，接受美好、希望、欢欣、勇气、力量的信息，你我就永远年轻。　　一旦这座无线电台坍塌，你的心便会被玩世不恭和悲观绝望的寒冰酷雪所覆盖，你便衰老了，即使你只有二十岁。但如果这座无线电台始终矗立你的心中，捕捉着每一个乐观向上的电波，你便有希望死于年轻的八十岁。　　是的，青春完全可以长驻。只要你相信它，相信你自己，三十岁，发展自我，便更有优势。从头做起，也并不算太迟。　　只要你相信，三十岁，也就不过是个秋天的早晨：　　多情，丰满，依旧有活力。　　一九九一年春天第一稿　　二零零一年隆冬修改稿　　 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