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的敌人》第四部分 -------------------------------------------------------------------------------- 发表日期：2004年10月15日 从本篇后两部分的书写中，读者不难发现，尽管我们绞尽脑汁地去挖掘贫穷能给我们什么好处，但是，我们的收获并不多。即使有，也常常被代价和其他的变化削减殆尽，比如“糟糠之妻”和“贫贱之交”的遭遇。 因此，我们最为根本的措施还是——消灭贫困！ 我们必须放弃“贫困磨练人”的看法。如果只有苦难才能使一个人一个国家变得深刻、净化、灵魂完美，我们不如宁愿不要这种成功，过那种和平但却一般化的惬意生活。我们不能为上一步阶梯而付出摔倒二十次的不合理的代价，那样我们还不如就坐在那节阶梯上，看看日落和脚下的浮云。我们要的是成功和幸福，不是别的东西。 那种忽视了作人所需的基本生存条件的生活，是很愚蠢很大意的。我们这代人的担子很重，既要改变生存条件，又要校正思想。我们要让人们知道：我们的所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是人的美好生活，而不是让纸币超过灵魂的价值，或者让机器活得比人金贵。 第四部分 梦灭时分 （26岁） 翻开那发黄的扉页 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 含着泪 我一读再读 却不得不承认 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席慕蓉《青春》 我们错过了多少机会，浪费了多少时间，走到了二十六岁。我们从梦中初醒时，二十岁的年华已不自觉地悄悄走过了一半路程。有时，面对自己一事无成的烂摊子，我们一筹莫展，真想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大哭一场，为青春的短暂，也为容颜。二十六岁，无话可说的年纪，有人在升华，有人在沉没，有人则在平静地生活。这个年纪，少年人一往直前的精神没有了，我们也没能给自己再加上一个新的推动力，我们之所以走过来，完全是因为以往残留的惯性。 这时，愈加苍老的父母，家室的重任，不满周岁的孩子，一切新的责任终于永远夺走了我们那没有重负的早春岁月。我们明白地看到，青春的时间所剩无几。而且多数人已亲眼目睹过死亡，悟知了时光的严酷。我们望着那位躺在病榻上奄奄一息的亲人，他目光苍茫，仰望着天花板，冷汗一滴一滴渗出额头。这时，我们爱莫能助，心底感到深深的内疚和不解，恨不得伸出一只手，把他的生命夺回来，或者给这个垂死的人一点点力量，一星星勇气。时间如飞呵，在这逝水流年的春深季节，已没有任何一个人再像小时候那样，盼着下一个生日的到来，每个人都像悭吝人一样计算着自己的时间。 这是最后的期限，这一刻已向我们发出最后通牒——对生活中悬而未决的状态，请快快抉择！ 作凡人，还是继续追求不朽？ 这是命运之神向我们画出的第一个问号。 一九八六年夏天，彭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的前夜，正忙碌着从司法系统艰难地转向外经贸部。有一天晚上，他来到北大咖啡屋，我还清楚地记得当年他曾发出的一声叹息：“我不比你们学文学的，有一天会成为作家，名扬天下。我充其量不过是个小公务员，从这里跑到那里，从白天跑到黑夜，一辈子默默无闻。”那年，彭二十一岁，在那个尝试性的岁月里，他那种不得不做凡人的叹息，不过是个模糊的预感。 一九九一年春节，彭二十六岁，来我家拜年。那时他的境遇真的证实了当初的预感。他在海外贸易公司谋了一个轻闲而实惠的职位，舒坦地作着一个老老实实的人。在轻松的工作之余，打打乒乓球，玩玩电子游戏机，在游泳馆里泡泡，再看几本流行的理论闲书，并且结了婚，有了自己的一个舒适小家。我相信，他这时可能一点也没有了在偶然机遇里超越凡人的想法。实际上，他一谈到超越，便觉得夸张而好笑。 二十六岁时，我们更加体会到历经失败后那种深深的疲惫以及对于不朽功名的疏懒。我们想过一种与世无争的人的生活，既不作神，也不作鬼。我们只求自由一点，只求把手里的事情作好。我们也真正知道了，作一个不凡的人需要怎样的精力、勇气、天才、机运，那是一件多么艰难多么巨大的事情，不可及，也不可望。 当一个人吹嘘说，他要办一个大公司，或者组织一个地下民主党，一年之内出名，两年之中撼动山河，我们只会在心里嗤嗤地笑他们梦呓，笑他们可怜，断定他们不是个“二百五”，就是“大儿童”。我们更愿意听一些小事情，因为它离成功更近一点。 我们不太喜欢那些要作神的人。 这之前，我们也曾希望过。希望生活在一个不断充满事变的时代，以便被它造就成为力挽狂澜的神。我自己就曾抱怨过，痛惜没被生在北伐时代，好作一个英武的少年将军。可是，现在我们都已悟彻。对于一个少年，有此壮志，可能依然颇堪鼓励。但我们却要时常向他们，也向我们自己，重复那两句先哲的冷语—— 需要英雄的时代，是一个不幸的时代。 那些历史记录读起来平淡无奇的国家，才是幸福的城邦。 真不知道，如果我们生活在城郊炮火连天的地方，或者大街小巷一刻不停地走着游行队伍的城市，我们将怎样安寝。我们有时深深爱上了这种安宁，这种举世无双的停顿。能在平稳的生活中求得一份属于自己又不伤害别人的风格以标榜自己的独特，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满足。这时，我们又像二十岁以前一样，想到“成为自己”。不同的是，现在我们已清扫了许多偶像，摆脱了极端主义，要成为不受英雄鞭策的平凡的自己，就像北岛祭奠遇罗克的诗——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 我只想做一个人。 过去，我们为了成为不凡的人，读过一些自传，并且学习电视名人的样子。为了模仿他们，我们如醉如痴，把个性统统扔在一边，把“成为自己”实际上误弄成“成为偶像的复制品”。二十六岁时，我们发现了这个偏差，也发现了最妙的事情实际上是过自己想过的生活。于是，我们大部分人接受了平淡无奇。 另外极少的一部分人由于具备不凡的天资，依旧追逐着远大的梦想。不过，此时的梦想都应该叫作“计划”，这个年纪有关未来的设想，早已和梦无关。过去，这类人有过另外一种作英雄的设计，打算作一个巴顿式的军人，作周恩来，作艾柯卡那样的汽车大王，作王朔那样的小说家，作姜文。可是这时，他们已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自己是一种独特的存在。连凡人都希望穿着与众不同的服装，以使自己与别人有所区别，那么英雄就更应该各有各的特色。而作二流的费雯丽和三流张曼玉，都是很不聪明的想法。当卓别林第一次电影表演时，导演坚持要他模仿当时一位有名的德国喜剧家，卓别林无奈只得这样作了，结果他没有给观众留下任何印象。人们记得他，是因为后来他搞出了前所未有的自我设计，使自己别开生面。而此后一味模仿卓别林的人，无论学得多么像，多么以假乱真，却不能使观众记住他们的名字。 二十六岁，我们必须马上作出的回答是，选择作哪类人，一经决断便义无返顾地走完人生。我们不能继续长久地在其间徘徊，既苦于不能当英雄，又不屑于作百姓。 此时，作凡人，要作一个热爱生活的凡人，快活自然而心安理得。作超人，要作切于实际的超人，意志高远而又脚踏实地。这样，这两种生活方式就都是健康的。 我们按照自己青春初期的经验、自己的环境、自己的遗传特点，选择了各自不同的道路。或是快乐的普通人，或是百折不挠的大人物。我们都在自己的天地里耕耘，在自己的生命乐章中，演奏着自己的乐谱。 《青春的敌人》第四部分2 -------------------------------------------------------------------------------- 发表日期：2004年10月15日 面对竞争，还是逃避考验？ 把自己放在人群中，首先作出判断，作凡人还是作伟人。作出这道判断后，接下来就是考虑有关竞争的问题。不论是哪类人，凡人有凡人的竞争，伟人有伟人的竞争。那种把天下建成“合作多于竞争的世界”的理论，至今还只是个初步的设想。今后很长的时间，竞争恐怕依然比合作要多。 你看，我们不能从月薪中拿出一小部分钱去“报得三春晖”，而且要长期居住在父母家里。不要说正常社交和生活习性受到压抑，就是那份养家还恩，独立成人的自尊也受到了伤害。要改变这些，就要去竞争。 我们的时代比父母成长的时代更需要精神上和物质上的丰富内容，但微薄的收入不允许我们满足自己哪怕多一点点的欲望。为了突破贫困，我们需要竞争。 这时，情感问题也在作怪。已婚的人度过婚姻之初的兴奋期，进入了平平淡淡的日子，开始了一段企图在婚姻之外寻求新刺激的危险期。未婚的人由于年长和经历的原因，已越来越不易被爱情的假象所迷惑，更加冷峻和挑剔的眼睛使之更难于与异性保持长久的关系。为了使自己超过别人以便不使配偶感到厌倦，为了继续成为令人注目的寻偶目标，我们也必须竞争，强化自己。 这些我们将为之奋斗的东西，不是我们想去作的，简直是被逼着不得不去面对。它们时时敲打着我们的脊背。 想一想十八岁的理想，简直可笑。我们真正需要为之奋斗的，不是通过竞争去争担大任，而是通过竞争夺取更多一份的作人的轻松。不作伟人，并不是怯懦的表现。在许多时候，我们都情愿笃信伟人是上帝派下来的天人，他们具有比普通人更高的天智和精力。我们不去与之竞争，是一种明智而自然的选择。但是，面对凡人和凡人之间的竞争，我们的回答却只能有一个——迎上去，别无选择——可是，我们的生活状态是萎靡的，我们拖着疲倦的双腿和勉强支撑起来的精神向前走，带着伤痛和生理上先天的不足，去无力地击打着顽敌。空余的时候，我们常希望找个地方躺躺，睡上一觉，把严酷的考验忘得一干二净。起床时，我们总想再多睡一会儿，有时真有一股被老板炒了也不在乎的情绪。我们还曾浪漫地想象过自杀。但是，我们不能那样作，也没有那样作。 凡人中也有自己高低不同的层次。青春后期，也正是我们向高一层次的凡人进军的关键年代，只要我们有一步疏忽，或者在一次令我们感到畏惧陌生的机会面前犹豫一下，在以后漫长的凡人生涯的结尾，我们就会发现那个举足轻重的一步注定了自己一生的方向，就是它使自己一步不前，步步跟不上。问问自己的父母，他们都曾有过诸如此类的青春遗恨，或者因为一念之差没去上大学，或者因为当时的一级工资没长，没有去争取一个不起眼的位置，结果四十年后他们发现，那些当初仅比自己多进一步的人，而今已是高官厚禄，甚至越出凡人的边界，成了显赫人物。不是吗？当刘晓庆勇敢而机智地脱离襄渝铁路民兵团宣传队时，她也许并没有完全想到今天。 如果我们因为疲倦，总是在机会和考验面前退缩，我们就倒在青春的敌人的脚下，感到踏在自己脊背上匆匆走过的后边的人流（他们也疲倦，但却不停地依旧在赶路）。这时候，有机会不该错过，没有机会也要支撑起来去试试。看看周围那些不开心的人，他们都曾是考验的逃避者，而那些胜利者尽管和我们一样失败过，灰心过，和我们一样疲惫不堪，但他们不久以后的生活却是志得意满的。而且，过去多一处伤疤，日后就多一份厚度，多一份领受奖赏的资本。 二十六岁时，流于叹息和诅咒的人是很不聪明的。 另寻一个美差，还是继续混日子？ 二十六岁时再不对自己的职业作出最后抉择，一切就太晚了。要知道，二十六岁改变工种已经有点儿像四十岁的女人分娩，既痛苦，又危险。 青春的烦恼主要有两个源头，一个是得不到理想中的有情人，另一个便是找不到一份称心如意的美差。这两个生活内容占据着我们每天的绝对时间和大部分情思。可想而知，如果长年累月我们必须与自己讨厌的人和烦恼的工作低头不见抬头见，那该是多么难以忍耐和不幸的事情。所以，解决好职业与工作兴趣的问题，是一件严肃的事情。这时，我们应该弄清楚自己究竟爱什么，以及所爱的那件工作能不能养活自己，然后便去寻求这样一种可行的职业。许多人认为，寻找所爱的工作就像寻找值得爱的人一样，纯属天方夜谭。他们把工作好坏的标准降到了有多一点的奶就更加像个好娘的水平。钱少的工作不可爱，他们边干边骂，钱多一点的工作可爱一些，他们边骂边拿钱。实际上，他们爱的是钱，不是工作。而把钱和工作截然分开的人不会发现美差。因为除了拿到高薪的一刹那他们咧开嘴笑一下之外，赢得这笔薪水的工作却并不让他们开心，也从没有使其津津乐道过。 心理学家马斯洛说：“对一个喜欢自己工作并认为它很有价值的人来说，工作便成为生活的一个十分愉快的部分。”好的工作，重要的不是地位和薪水，而首先应该是其本身对于我们兴趣的影响，这正如一个人满足于一杯可口的咖啡。一方面，我们要尽量争取高薪以消灭贫酸，另一方面，我们要找到自己爱不释手的职业，此两者合而为一，才堪称有了“工作幸福”，堪称得到了美差。不过，当两者不可兼得时，我们最好应以后者为重。特别是当我们酷爱的职业比不喜欢的职业仅仅少几百块钱时，我们完全可能选择自己喜爱的职业，就当是每月花去了几百块钱，为自己购买来了工作快乐。而且，我们少拿了些钱，选择了心爱的职业，很有可能因为以后长期的尽心尽力而有所成就，甚至发了大财。 在抉择职业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三种态度：第一，继续从事现有工作，发掘它的价值，以增长兴趣。这种选择有似先结婚，后恋爱，可行而且方便。第二，试着找到更适合于自己的新工作。这种选择很艰难，但很刺激。第三，哪儿也不去，混日子，终此一生。这种听天由命的“选择”，是青春的一种敌人，半数以上的人将被它击倒。这是一条我们应该鄙视的道路，但最糟糕的是，我们都因一致认为这种选择的理由是“不得不”而对它听之任之。在此，我们暂且不谈它对于青春和勇气的害处，只是来揭示一下它的一个副作用，即，混日子对整个社会的工作心态的破坏性。 我在北京三露厂任职时，常听厂长批评员工和其他属下“素质太差”，后来又普遍听到各个科长和主任相互诋毁，说对方“素质太差”，最后我又惊奇地听到车间工人抱怨其他人“素质太差”。这个人云亦云的口头禅据说至今还在那个工厂流传。这就是说，这家2000人的大企业中全体人员的素质都很差，而每一位念叨这句评语的人自己却不在评语之中。这是一个多么可笑的环境呵，每个人都淹没在相互毁誉和推卸责任的坏情绪之中。究竟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那里的每个人都对手头上的工作缺乏兴趣，认为它既不能陶醉自己，又不能改善生存状况。而且他们既不愿挖掘现有工作的乐趣，也不打算勇敢地离开那里，去找更好的工作。他们泡在那里煎熬岁月，并把无心对待工作所造成的整体恶果指责为“别人不能干”。为了显示高深，最该首先受到批评的人，却在热衷于批评别人。 现在，这种坏情绪污染已不只是一个工厂的事了。它已蔓延在北方、中原、广大的内地，成了破坏国家建设的一个严重的事实。人们普遍对于工作没有兴趣，并且既不培养兴趣，又不想跑到沿海或者海南岛去冒险，更不敢杀出国界去大干一场。大家只是站在原地，相互乱骂，却没有多少人为改变社会环境去作耐心的工作。 在《为了告别的聚会》里，昆德拉塑造了一个为自己的工作而着迷的医学家斯克雷托。这位医师很想自由地周游世界而不钉死在捷克一个地方。可是，他必须打消游乐的念头，因为他毕业的宏伟计划未竟，他还要继续他的伟大事业。他用自己的精子创造了数以万计的和自己一样智慧、正直、完美的孩子，让他们能在未来使捷克变得更美一点，人和人相处就像在兄弟之间。当他那受尽政治迫害也同样迫害过别人的密友——职业革命家雅库布——就要永远离开祖国去西方国家寻找新生时，斯克雷托在大篇温柔的话语中有这样几句： 我们哪一个作了什么使祖国变得更好？我们又做了什么使它更适于居住？使它成为一个我们真正感到安适的国家？ 中国和捷克曾有过共同的制度背景，因此斯克雷托的这些话语也同样可以叩问我们。我们中国最糟糕的不在于积重难返的体制，不在于北方遏制不住的黄风和大河上下的滚滚泥沙，不在于两亿多文盲和暴涨的人口，也不在于通讯和交通的不便利，最糟糕的我们失去了很好的工作心态，被坏情绪污染了。 制度改革和环境的状况，说穿了都是社会心态的产物。如果我们一直不能发现自己赖以为生的劳动生活的价值，不去寻找我们乐于挥洒汗水的行业，而是耗在一份别人送来的，或者是法定继承的工作之中，同时又散发着无休止无目标的抱怨，我们就永远无法从退却转为进攻，国家就永远没有家园的含义，个人也就永远停留在无所事事之中。 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职业，无论是对于国家欣欣然春天般的成长，还是对于我们自身的精神健康，都是有益的。不能再拖沓下去了，赶快决断这个问题！ 《青春的敌人》第四部分4 -------------------------------------------------------------------------------- 发表日期：2004年11月3日 改变积习，还是顺应它？ 二十六岁时，积习已正点到达，而且枝繁叶茂。这时，生命历程的印记使得个人习惯瓜熟蒂落，改变习惯就像戒烟戒毒一样难。可是想一想将来，为了不至于百病缠身，我们却又真的自觉地根除了一些小毛病，不再用凉水冲头，总是精心地穿上袜子以防脚部受凉，喝热水和茶以利胃的保健，时常吃些自己不喜欢而据传说营养丰富的食品，并且下决心节欲，以积蓄精力，保持体魄。过去在这些问题上的大意，似乎已经开始要惩罚我们了，我们直接感受到了恐惧。不过，对那些更重要的，尚且没有呈现出的威胁，我们却还是有恃无恐。 我们的衣领、袖子、指甲还是脏的，头发还是乱蓬蓬脏兮兮，皮鞋沾满泥垢。我们没有考虑黄种人的脸型特征，竟留着几根稀疏的胡须，显得又脏又刁蛮。当我们被人事部主任谢绝聘用时，还是不知道，这仅仅是因为我们的牛仔裤太脏了。我们还是像妓女那样，打着浓妆，招摇过市。 我们还是在公共汽车上或者饭店大厅里大声喧哗，还是在吃饭时发出令人讨厌的声响，特别是吃面条。在悲恸的时候，还是喜欢坐在地上，一边拍打着膝盖，一边嚎啕大哭，没能学会节哀自重。我们坚持认为在公共场合搂抱缠绵是件很开化而且吸引人的快事，殊不知谈恋爱就像拍马屁一样，容不得第三者冷眼旁观。你看，洋人们从不在大街上勾肩搭背。 我们还是像个小无赖一样，执著地要在众人面前揭某个无辜人的伤疤和短处，认为这种没有教养的活法很痛快，或者还是表现出过分的谦卑，把自己的不足一股脑地抖搂出来，在别人的眼镜上为自己涂上颜色，使自己永远罩在那种色彩中。我们还是习惯于在别人用餐时或者深夜给他们打电话，引起他们深深的厌烦。在交谈中，我们还是不停地提高“我”和“我的”这两个词的出现率，使对方插不进话，感到乏味。 …… 实际上，这些习惯都是应该早早弃绝的。 另外，我们最好能学会通融一些社会的集体习惯，学会一种健康的顺应。有时，一个坏毛病由于种种原因却在广大群众中得到普遍而巩固的承认，如果不顺应它，我们就很不容易得到别人的看重，最后会使罩在玻璃杯里的个性渐渐枯萎。 突出的例子就是：吸烟和谎言。 我们有3亿烟民，我们的烟草工业每年可以给政府上缴好几百亿的利税。这种恶劣的环境令人痛苦不堪而又逼人入瓮。如果一个餐厅里，包括所有女人也都自以为风雅地叼着一支坤烟，那么我们也只有忍着烟熏火燎的气味，接受这个事实。假使我们屡次拒绝点上一支，大家就会在心中窃笑，认为我们不懂得生活，是个胆小鬼。 当然，事实很有可能正好相反，是我们比他们更热爱生活。可是，我们改变不了这种“烟态”，为了让大家喜欢自己，使自己的位置得以牢靠，使自己的事情可以办成，获得支持，我们又不得不学点坏东西，仿佛杨子荣打进威虎山，必须要学会几句土匪黑话，牺牲一点个人的脾气。事实上，只要我们坚信可以“不陷进去”，只要别像烟鬼那样总是一支接一支地抽，弄得卧室或者整个车厢里乌烟瘴气，那么，时而吸两口并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件事，说起来很奇怪，似乎抽烟对于中国人来说很光荣。其实，对于文明世界而言，人人叼着烟卷如醉如痴的样子。是个很难看很招人讨厌的国际形象。 与吸烟比起来，谎言恐怕更让我们熟悉，甚至熟视无睹。 我们在谎言中长大，接触过各种谎言——美丽而纯情的谎言，不得已而为之的善良的谎言，虚荣和私利的谎言，习惯性专司欺骗的谎言，为夺取胜利而蓄意制造的谎言——而且可以说，我们自己就是现实和谎言的共同产物。如果不是那些适度的谎言慰藉着我们伤感的心，我们恐怕早已不堪生活的重压，命走黄泉了。 记得卡夫卡曾说过一句话：“在一个谎言的世界上，谎言不会被其对立面赶出这个世界，而只有通过一个真理的世界才会被赶走。”谎言不能被对立的谎言清除掉，这倒是肯定的，可是我真想不出一个光有真理没有谎言的世界该是多么冷酷，多么的索然无味。一个从不说谎的人显得和绝对不抽烟的人一样隔塞，他会缺乏对生活的宽容和涵养，毫无幽默感，甚至根本不具备生存能力。而且，他不可能一句谎话也没说过。“我从不说谎”本身就是一句谎言。 当大家都在说谎，而这个谎言又不至于害人时，别像法国佬那样不留余地地对气功师说：“我什么也没有感觉到。”我们可以报以无声的微笑，作个沉默的谎言。众人认为我们是绅士，气功师生气之余，感激我们的无言，也害怕我们的目光。如果无关紧要的谎言能决定我们至关重要的职位，不妨说两句恭维的谎言。如果人死之前希望听到我们的承诺，说一句美丽而无法实现的谎言，安慰他的西行之灵。如果我们希望丈夫变得更好，当他卑怯时，告诉他：“你是个勇敢的人！” 这件事，说起来也很奇怪，在中国需要比别的地方更多的谎言，为的是修补各种各样的面子问题，但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却又是那样无视谎言的艺术性和它那温良的一面。 有些习惯要顺应，有些习惯也可以坚持。比如我们这一代人比之长辈差异越来越大的睡眠习惯。那种早睡早起的习惯，始于原始状态的乡野生活，由于晨鸡早鸣，夜无盏灯，这种积习从静养和时间的利用上考虑，便有充足的道理，但是城市化的发展已把那种时代改变得面目全非，而且医学也已证明，黎明前的片刻，是人体活力最低的时候。这种活力是渐渐增加的，到深夜时达到神合的高潮状态。这就是许多发明和杰作大多诞生在子夜前后的原因，也是英国国会通常傍晚才开始，以及世界各国重要的审议机构没有一个是在中午十一点之前处理国际事务的原因。依据这个理由，我们当然可以把创造的时间，坚持定在深夜。 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二十六岁时有些因为性格而形成的习惯，已不可能强行改变，但顺应它又是绝路一条。这时，无视其恶劣的特征或者想当然地打算革除它，都是错误的。此时，习惯业已根深蒂固。对于那些不良的习惯不如因势利导，利用它，将恶从善。我的早年朋友梁，多年来一事无成，他所有的朋友和他自己一致同意问题出在他的习惯性的大话上。他张口就吹，浮躁得很。大家都认为假如他不把这个致命弱点改掉，将来的一切都完了。我倒不这样认为。梁此时已年逾二十七岁，大话讲了多少年，有时连他自己都会被欺骗了。他最擅长就是大话，改变它不仅极其困难，而且未免可惜，不如顺着这条危险的道路找一个成功的突破口。我想起了另一位同学，他的大话在北大是出了名的，毕业时他觉得我的建议对，去了北京广告公司，挑起一摊业务，后来往返与中美之间，活得也不赖。于是，我支持梁投身广告业，施展自己的本领。广告，需要的正是大话。 二十六岁，重要的不是改变盘根错节的性格习惯，而是利用它。 《青春的敌人》第四部分5 -------------------------------------------------------------------------------- 发表日期：2004年11月18日 继续反对父母，还是招安和好？ 我们已不再像前几年那样天天与父母生气。自己已经是一个十足的成年人了，完全可以压制自己的怒火。我们的精神也因为工作而变得疲于应战，我们的神经已不再那样敏感。少年时，当我们用肺腑之言发问时，他们曾用陈词滥调来反问。久而久之，我们便打消了梦想有一天他们会像朋友一样懂得我们的心思。我们也深知，父母只有有了与我们同样的感受时，才会具备和我们谈同一件事情的资格。然而，他们已经越来越不具备。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了自己这一代人的不足，并对长辈愧疚，抱以歉意，看一看西方社会学家为之惊呼的“社会四大危机”——失业、吸毒、犯罪、学生骚动——我们已应有尽有。 年龄的增长，又使我们多少与长辈有了某种沟通感，在许多事情上达成了一致意见。看到十九岁的孩子与父母发生冲突，我们竟会有一种去调解的冲动。看见自己一岁的女儿喁喁私语，艰难地学习表达和行路，我们对父母的看法又有了一些更为明显的变化。这时候，时而与父母短兵相接，只是由于坏情绪在兴妖作怪。 对于代沟问题最现实最省事的解决办法，就是到一个远离父母的地方去生活，隔离开习惯、性格、观念信仰的冲突，并让长久的别离轻托着时而涌动的思念。不过，住房是中国的一大问题，上辈人的陋室状况仍然是巨大的包袱，压在建设者的肩头。于是，绝大多数的二十六岁人没有自己的住房。而这时，我们的婚姻却又在家里增加了一个大活人，也许不久还要添了一个小生命。如果增大了的家庭还是不能改变剑拔弩张的对立，那这个大家庭的集体生活就未免太难过了。 因而在坚持自己，还是服从父母这个问题上，抉择是必须柔和的。如果我们想作个窝囊废，逆来顺受便是再好不过的选择。但如果想继续在风格上与父母保持不同，我们只能选择抵抗作为暗流，潜藏在柔顺的方式之下。我们的选择，实际上，不是在剑拔弩张和逆来顺受之间，而是在明波暗流和窝囊废之间。 假如我们还寄居在父母大人的房间里，理想的方法，就是避免在大问题上以及其他跟生活无关的事上与父母发生争论。至于生活问题，企图说服父母理解自己，那是白日作梦。我的睡眠时间是凌晨两点到次日上午九点，每天共七个小时，不比常人多，我常向父母解释：“这不是懒惰，而是一种与你们不一样的规律性的习惯。”可是这笔简单的算术帐，直到今天他们还是没有算清，总认为大多数时间被我睡掉了。此类问题，如果不想屈从于他们，最多也只能是求得他们的宽恕，使他们别总是每天批评自己一遍。这样，我们也就该知足了。 认为和自己不一样就是堕落，不合规律，应该改变，这是父辈从封建家教中得来的思想传统，是很难改变的。而且，在他们的观念里，始终认为小事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大节，因此他们更愿意把目力放在小事上，所谓“防微杜渐”。他们也常常是从一些琐碎小事中寻找可以否定我们整个人生的结论。这与西方评断人才时着眼于大业而很少吹毛求疵的传统，截然不同，实际上也违背了中国历史上那些开明时代的祖训，比如《史记》里说的“大行不顾细谨”，曹操奉行的“重才轻德”。不过，父母能缄口不言，甚至看不惯我们还忍气吞声，已经相当难得了。实际上，两代人的愉快和个人的新生活准则都是重要的。我们要维持这种愉快，就必须要牺牲掉一些自己的东西，在形式上作出让步，并且不要把家外的东西带回家里来培养。 《青春的敌人》第四部分6 -------------------------------------------------------------------------------- 发表日期：2004年11月18日 结婚，还是独身？ 婚姻在每个年龄段上有着不同的味道和颜色。如果十八岁能有婚姻，该是阳光明媚的。而二十三岁的婚姻属于理所当然，但婚后不久便会发现平淡。二十六岁的婚姻是仓促的，婚前就已经觉得后悔，但并不因此而毁约。三十岁的婚姻是艰难而多桀的，条件也要得现实，好收入，稳定的工作，初具规模的社会地位。三十五岁的婚姻是迟桂花，温馨得很，缠绵得厉害。四十岁以上的婚姻，按钱钟书的说法，是着了火的老屋，扑也扑不灭。 从生理上以及从促进心理成熟的角度而言，十八岁应该是婚配的最佳年龄。如果从心理成熟度、责任感、经济能力上讲，二十五岁结婚最合适。而如果想体尝到青春婚约的滋味，二十六岁已是最后一站。错过了这个机会，漫漫的等待和变了调子的颜色就会与我们的心理不相适应。如果这个年龄时我们还在结婚还是独身的问题上犹犹豫豫，那么弊端就会出现，一些人后来终于捱不过岁月的消耗，匆忙寻一个配偶，将就终身，另一些人不得不过着独身生活，而内心里却渴望家庭，还有一些人，灵魂在街头昏暗的灯下流落，六神无主地不知去向。 渴望家庭温暖而结婚和酷爱自由而独处，都是健康的。但是如果渴望家庭而又不能拥有，乐于独居却被迫婚配，那么这种勉强的生活则是不健康的。 如果我们不是一个独立性很强的人，忍受不了长时间的孤独，需要拥抱，凡事总须有人帮助商讨，如果我们不能对身边走过的对对伴侣所传达出的诱惑漠然处之，不能抵抗住适龄而婚的传统的催促，同时又发现了一个被自己爱慕的人出现在生活中，那么，我们就应该结婚，并以家庭的形式滋润自己的灵魂。不论我们多么不喜欢热恋过去后的平淡、夫妻纠纷的麻烦、家务负担，但至少对自己的寂寞，家庭的建立是一种最好的安慰。 假如是处在这样的心态下，独身状态便不是我们主动的选择，而是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我们被迫所采取的一种生活方式。那么，我们就该静静地想想看，为什么我们那样期待家庭，但却没能实现这个心愿，不妨翻翻这本书的前面一些章节，检讨一下自己的性格和爱情方式。 否则，今后的日子将苦不堪言。 不得已独居的男人，往往在花费上为追求轻薄的快乐，不得不付出高昂代价和大量无可收益的时间，他们大多数人在中年时期便出现了时断时续的阳痿。女性的反应就更为恶劣，会变得异常怪僻，神神道道，善变不定而易冲动，恋爱中疑神疑鬼，惧怕失败，手淫使声音变粗，并且早早处在了更年期心态。 大凡独身者，都可以归结为以下四种类型—— A． 失意型：包括暂时或永远没能找到适合的配偶的人。 B． 缺陷型：包括粗心大意的人，无性趣或过分胆怯的心理障碍者，生理缺憾者。 C． 变态型：包括纵欲者和同性恋者。 D． 信念型：包括新生活论者，禁欲主义者，婚姻坟墓论者，奋斗者。 实际上，失意型的人都应该努力寻找归宿，去过婚姻生活。 缺陷型的人，生理和心理不甚健全。对异性同性都没有兴趣的人，缺乏作人的灵犀和柔情，反感性的人则怀有仇恨注视着世人，胆小如鼠的人实际上对性与婚姻有着强烈的欲望，但他们却让这种正大光明的愿望，躲在黑夜里。 变态型对于中国的公众生活来说，已经越来越不陌生。在中国，露阴癖患者和由于精神问题而导致的极端纵欲者，会被关进拘留所和监狱，而不是被交给医生。实际上，这些人在日常生活中大多为人谦和而本份，甚至是社团的模范人物。同性恋问题是个棘手而复杂的课题，一言难尽，我们很难断定这种天性对他们自己而言是不是真的有害，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常常被议论为令人恐怖的怪人，在别人的戳戳点点下过着偷偷摸摸的生活，因而他们的心情是阴郁的。 在信念型中，禁欲主义者在花一般的世上，却抱着吸引自己和其他人过那种所谓的“纯洁生活”，因而婚俗在他们眼里是一件罪孽的事情，他们看不到家庭的任何积极意义，也不认为夫妻情爱是一种美和有价值的东西。他们仅仅认为，婚姻是一种发泄性欲的合法出路。把婚姻视为爱情的坟墓的人，对于婚约有一种颇为浅薄的批判意识，他们之所以这样认为，多半是因为自私和轻浮，在一段浪荡的独身生活过后，他们会发现，自己的鱼尾纹比别人出现得早，皮肤也失去了水分和光泽。而那些为了伟业而远离人爱的君子，成功之后自有一番得意，但在日夜奔忙的竞争中，他们就像独臂将军，一只手要充当两只手的用场。 看来，只有一种人堪称健康的独身者了，即，新生活论者。他们作好了独自挑起生活重担的准备，学会了自己照顾自己。他们自己面对疾病，自己作三餐，换煤气罐，交水电费，清洗衣物。他们和自己钟爱的异性伙伴们过着自由自主的理想生活。 他们建立起单身家庭，并努力着，欲与传统的夫妻家庭平起平坐。以此，他们求得了家庭中的个人自由和社会生活的广泛性。他们拥有自己的性伴侣，并认为这种若即若离的方式，更利于长久相爱。 对于一个生命力旺盛的人来说，爱和孤独都是享受。对于健康的独身者而言，能够一个人面对整个世界，无论多少风雨都一肩担当，这是一种英雄主义的幸福观。但是，由于独身主义有悖于千百年来的婚姻传统，因而呈现出了特殊的复杂性（此问题将在第五部分细论，这里不作更多的阐述）。 一九九一年早春，我在李银河博士组织的一次独身者调查中，结识了二十三岁的高和十九岁的马，她们都决计要过独身生活。高认为婚姻是坟墓，马觉得自己秉性多变，不可能专注在丈夫一个人身上。为了不使她们反感，我曾小心翼翼地告诉她们，因为没有面临社会习惯和父母催促的真切压力，没有感受到活生生的性的热烈，没有成年人那种找不到听自己说话的人的孤独，这样的时候谈独身，未免太早了。应该到二十六岁，当情感经历已迈过一道门槛，过去的都已化为经验，未来的已可以眺望，那时再决定自己是不是该独身。而二十六岁之前，很多人都曾有过不结婚的打算，但跨过这个年龄，却纷纷一笑打消了那些少年的呓语。 当然，高和马都没等到二十六岁，而是在二十五岁那年先后结了婚。 二十六岁真是转折的一年。这一年，唯美主义已不再是择偶的首要要求。年龄告诉我们，闪光的不全是金子。我们还悟出，脚踏两只船实际上并不会鸡飞蛋打，它的结果有害于他人，却对自己有利。我们已不热衷于了解配偶的一切，以便保存心底的安静和对美丽假象的钟爱。突如其来的爱已再不可能像十八岁时那样，迷乱我们的心房，我们可以放下它去作工，回家之后再拣起来亲昵。 二十六岁，工作、性格、婚姻，都应该是某种终结。由于翻开了新的一页，岁月便开始了一个新的篇章。我们去领略新的局面，用笔在上面圈圈点点，勾勾画画，筹划未来的日子。 二十六岁，我们见到老朋友，常常叹息说：老矣，老矣。 ※※※※※※※※※※※※※※※※※※※※※※※※※※※※※※※※※※※※ 李维说：“人对快乐的感受有逊于对痛苦的感受。”这是真的，尤其是在二十六岁。我们从少年时代就一直盼望的青春壮举，我们痴情地一等再等，却始终没有到来。我们还发现，走得最快的，都是最美好的时光。我们对着镜子，再也找不到过去那个满脸童稚的自己。除了想把眼皮底下的事情办好，我们都企图发现点什么，总结点什么，许多汉字认不到两千的人竟打算写自己的传记。这是悲观的年纪，既是感受丰富的一年，又是青春梦灭的时节。在二十多年虚幻景象的结尾，明亮的阳光把生命途中的景观以真实的形式映衬出来，结束了我们最后一个残梦。我们坐在床头，第一次睁开眼睛，看清了世界。为了先把这个世界看个究竟，然后再去劳动和钻营，我们二十六岁的生活，驻足观察的时候比卷起袖子大干一番的时候要多。 这时，许多永恒的人生课题一同出现了—— 《青春的敌人》第四部分7 -------------------------------------------------------------------------------- 发表日期：2004年12月6日 我是个多余的人 没有人注意我们，也没有人特别需要我们！这是在尝试性的岁月里，由于没有在走上社会时马上找到工作而微微触发的伤感。今天，这种伤感已变得参天蔽日。我们被卷入浩荡的劳动大军，提着公文包和菜篮子，沉浮在人海中。可是，这个世界离开了我们，照常运行。有时我们在想，假使我们把身份证扔到一旁的草丛里，然后大胆地撞出人行道，被一辆桑塔纳撞死，或许谁也弄不清我们是谁。没有人会为我们垂泪：一方面人情太淡薄，人死如同一只鸡被抓去砍头，其他鸡照旧不动声色地吃食一样；另一方面，大地上充满了人，不因损失一个人而显得少了什么。 如果我们是给政府机关打杂的人，在送完文件后想在哪个办公室里多逗留一会儿，可嘴上挽留我们的人却和进进出出的人一样，无暇多看我们一眼。如果我们碰巧在这个年龄上失了业，或者没人愿意与我们结婚，连父母也认为生我们是养了一个累赘，这时，多余人的感觉便会油然而生，而且越来越难以忍受。 罗斯福夫人也曾谈起过她在少年时代的那种多余人的感受—— 我童年时一直渴望别人注意我，因为有许多事使我觉得，我不能吸引人，不会有人对我倾心。别人说我是丑小鸭，像那些拜倒在我妹妹裙下的翩翩少年，我根本休想得到。我身上穿的，是从姑妈的旧衣改成的小衣服，我跳舞和溜冰的姿势都不如别的女孩子那样美妙。我和别的女孩子不一样，我参加舞会，没人请我跳舞。但是有一次圣诞舞会上，一个男孩子过来请我跳舞，我心里对他的感激，一直到现在都还都记得。那个男孩子的名字是，富兰克林·罗斯福。 是的，对那些偶尔抽出时间光顾我们一下的人，我们怀着涌泉相报的感激。我们太寂寞了。我们说大话去哗众取宠，穿最新潮的衣服以夺人青睐，甚至像莎士比亚批评的那样，“对一个泛泛的新知滥施自己的友情”。这些都是因为我们需要被人注意，以表明自己不是一个多余的人。可是，世界上的人太多了，50亿。能人也太多，简直无法统计。 我的心呵，我的心 刘小枫在《诗化哲学》中写道：“当今世界中的一个重要的也是最为人忽略的现象就是，每一个稍有灵魂的人，在自己内心都隐藏着一大堆秘密。这不是因为不愿意说，而实在是没处诉说。”在青春初期，因为父母和我们的心完全不同，我们曾去找知音，向他们诉说。但是后来，知音们有了自己的事情，跑到了别的领域，或者跑到了国外。我们心中的秘密越积越多，越来越深刻，可是我们却再也找不到新知，找不到地方去宣扬。 真不知是我们自己的心出了毛病，还是别人愚蠢。于是，当我们看到舒婷回答顾城的寂寞时写下的那首诗，我们会被打动。诗的名字是《也许？》，其中几句是—— 也许我们的心事 总是没有读者 也许路开始已错 结果还是错 也许我们点起一个个灯笼 又被大风一个个吹灭 也许燃尽生命烛照黑暗 身边却没有取暖的火 很可能，这就是我们心灵的终点。我们养育了自己和别人不一样的心，又悄悄埋葬了它。 这时，我们对不理解自己的人已不那么愤愤不平，反倒可怜自己为什么要想得那么多，那么远。我们也不再寄希望未来的某一天会撞见一位“知我者”。而此时，凡是相见恨晚的人，又都是相见匆匆的人。 经过长时间的相处，老情人一般总能猜到我们会作什么，但为什么要这么作，却说不清。有时，我们会恨自己的口才不尽人意，恨自己懈怠，也恨自己敏感。但我们知道，这就是生活，而且就是我们自己的生活。 哥德说：“我知道的东西，谁都可以知道，而我的心，却为我所独有。” 二十六岁时读到它，倍感伤心。 《青春的敌人》第四部分8 -------------------------------------------------------------------------------- 发表日期：2004年12月6日 在恶劣的人民中 为了求得全面转变的可能性，我们曾想出走，躲开和自己相亲的朝夕不舍的人们。想到离开他们，我们不但不悲泣，反而雀跃欢欣。 我们想躲开讨厌的人，找一片桃源。躲开那些自命高贵，或者生就高贵却丝毫不具备高贵心灵的官宦，躲开那些拼命打探我们和小姐单独在屋子里作了些什么的大妈，躲开那些妒忌我们的才华，打算把我们拉回到他们跟前以使我们不超过他们的同事，躲开那些没完没了企图占我们便宜的亲朋，躲开那些心平气和地占用我们时间的职业宣传家。 也许，一旦我们不能压住被他们激起的怒火，回敬了他们，那么战斗打响时，命运就会借他们的手，把我们安排在九死一生的地面爆破队。也许我们没有保持缄默，对经理的计划提出了异议，断送了他暗地里的一笔小小的回扣，那么不久后，我们将要走向失业者的行列。也许只有几秒钟的疏忽，接了一个电话，另一个出纳便拿走了我们刚刚收下的400块钱。 我们必须睁大眼睛，闭紧嘴巴，挣扎着向上生长，而与讨厌的人打交道就成了我们终身的事业。讨厌的人分布在上下左右中，无所不在的领域里，而在一个有法规却没有法权的社会里，我们不能把他们怎么样。相反，他们却时刻可以消遣我们一下，就因为他们是讨厌的人，而我们却不是。正像北岛的诗——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在阳痿的土地上 一七九二年，当沃斯通克拉夫特写下她那光辉灿烂的《维护妇女权利》之后，本来就已在逐渐减少的父权，终于在文明史中开始全面退却，男女平等的口号日益喊响，甚至超过了限度。在很长时间里，西文绅士们尊奉着“妇女优先”（Ladies First），在男性握有大权的同时，施舍给女人们一点礼节上的面子。但是今天，女权主义者们已越来越不能满足于男人们的这种居高临下的照顾。一个英国女人曾对我说，她喜欢来中国，中国有真正的男女平等，理由是，中国女人要和男人们一样去挤公共汽车！然而，早在欧洲妇女解放运动之初，当女权主义者热情地鼓励妇女走上社会，从事和男人相同的职业时，爱伦凯女士就曾指出，这是把两性平权误解成了两性功能相等。她主张，女人应该在争得平等权利后，回到丈夫的家里，以自由人的身份从事其最重要的天职——爱和养育后代。 但不管怎么说，从法国大革命至今，西文妇女权益是西方女性自己通过漫长的苦斗一点点得来的。与此完全相反的是，中国妇女革命是由男人发动的，妇女地位也是男人们拱手送去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男人之间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战乱和政治斗争，相互之间重创着对方的阳刚性格。于是，他们解开了女人的小脚，却为自己封上了嘴巴和心灵。到了八十年代末，中国的男性血气已全面萎缩，以致于******博士在他的一部书里尖刻地评价说，在中国，男人能早泄就足以自豪了。这是一片阳萎的土地。在这片人口众多的土地，就业机会少得可怜，而且一半以上为女性占据着。与此同时，英国的在职女性却只有37%。 一九八九年，日本东京立正大学短期大学部的70位学生来华观光，那些女学生常常问起这样的一些问题——“中国女人要终生工作吗”，“她们必须和男人较着劲干吗”——言外之意是：“女人本该是女人呀！”这些女孩子在二十岁的时候就为自己的人生，勾画好了体现着对丈夫、子女、社会责任的奉献图式，她们当然无法理解，眼前的这些中国女人竟为了一份收入不高的工作，忙碌得必须把孩子送给别人全日托养。当然，中国人也不大理解为什么山口百惠一定要为三浦友和退出影视圈。 在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召唤下，我们的女人们一刻不停地奔忙着。她们也曾有过萧红的那种感触，“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却是因为我是女人”，而“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除了要与男人作相同的社会工作，她们仍然要承担那份沉重的家务，这就是女性解放的现实。她们拖着跟男人一样疲惫的身体走回家，懒得说话，但仍须走进厨房。另外一些打算与男人一争高低的女强人，她们无法像撒切尔夫人那样，为了显示自己是女首相而精心打扮，她们只能极力掩饰女性的自我，穿一些不大显露性别的服装，用五大三粗来表达自己不亚于男性官僚，用男性化的举止维持自己的权威。 另一方面，男性的魅力在锐减，。论是心理上，还是形体上，合乎规格的男人要比女人少得多，以致于七十年代末在各种青年报刊和妇女杂志上，出现了大量文章，要“寻找高仓健”。八十年代末，张艺谋在拍摄《红高粱》时，曾说要表达一种敢爱、敢恨、敢撒野、敢追求的“活法”，但我问很多男人是否知道这部电影的含义，除了读书人，其他人一概不知其所云。 中国的父亲们从没有教会儿子去大胆追逐女孩子，没有在其成长的过程中谈及与性有关的经验，而完全使之受着和女孩子一样的教育，只是说小便的时候不用像她们那样蹲着。这种没有性别区分的“中性教育”，使女性越发任性，男人越发女性化。在中国，女人遇到困难时常想，我要是男人就好了。而男人却偏偏从小就没有放弃过作小女儿的心理，在现代文学史中，茅盾、周作人、刘半家、巴金、柳亚子、巴人、赵景深、孙席珍、郭沫若都曾用过各种各样嗲声嗲气的女性笔名，反倒是冰心曾用“男士”属名了她的文章。 在出国大潮中，心思恍惚的女人要比男人多。说男人是有根的，不如说他们胆怯于突然见到一个陌生的世界。女性却乐于这样作，嫁给一个蓝眼睛，去看曼哈顿的灯火。 《青春的敌人》第四部分9 -------------------------------------------------------------------------------- 发表日期：2005年2月16日 不良的预感 二十六岁时心灵里有一种杞人忧天的情绪。 我二十六岁时曾坚定不移地相信：“这个世界活不长。”你看，在那漫无边际的星宇中飘满千百万巨大的石头，当地球人可以掠过这些星体时，我们看到了它们的严寒和酷热。尽管毫无生息，但它们却有一番处女般的静谧。唯独地球沾满了独一无二的病菌，患着大病，那菌体就是人类。现在，他们仍在大量不停地繁殖，建筑窝巢，排泄废物，侵吞别的菌体。我曾想，有一天一种超自然的力量要洗洁这块肮脏刺痒的皮肤时，会天降百年大雨，结束一切生命。我坚信，天文家们关于“地球只有45.6亿年的青春年龄因而不会近期死亡”的论断是有欠缺的。许许多多死在壮年的人体，并不是寿终正寝，而是无法抵制疾病。现在，科学为人类插上了翅膀，可上九天揽月，去破坏臭氧层，也可以伸触到含油层，掘取上百万吨的石油。是的，我们可以研究一些替代品，缓解对自然界的破坏，但这正如一个纵欲无度的人，不得不在青春暮期求助于各种补药以济未老先衰的机体，目的还是去纵欲。 二十六岁还容易察觉到****横流。 我们知道，性爱是一种无政府力量，如果放任自流，它就会不安于风俗或体力的限制。想一想那些花枝招展在电脑旁边的公司女秘书，望一望迪厅里没有工作却活得开心的坐台小姐，只要有几分傻大胆就完全可以与一个异性在见面的第三次走向床头。忠贞观，在我们全面知道了男人和女人的一切之后，就再也没有停止过打扰我们的神经，破坏生活。我们活在惨兮兮的自信和战战兢兢的狐疑之中，甚至怀疑自己的伴侣也一定作过自己不知道的事情。不古的世道只能使人暂时开一下心，继而便坠入深深的郁闷情绪之中，并为这个世界强烈担忧。 我们盼望能有一段时间使自己得以锻炼，充分补养，以便有一天醒来时我们的身体和精力都会好起来。可是，我们始终没有那样一段闲暇，没能恢复那种活力。我们的头脑一刻不停地处于疲惫困顿状态，以致于我们真的怀疑青春是不是人生的黄金岁月。我们不光要与精力衰竭斗争，还要克服来自遗传的生理不适和童年留下的疾病与隐痛。 我们觉得，这个世界完了，自己也完了。 实际上，我们知道这种不良的预感是怎么回事。我们总是把过去记忆得比实际好，把现在看得比什么都糟，而情愿把明天描绘成地狱。可是没办法，忧伤的情绪缠绕着我们。为此，我们谱写了许多令人心醉的流行歌曲，并为之陶醉。 在个人生活时，纽约歌剧院女指挥西尔丝说：“我并不幸福，可我快乐。这有区别，一个幸福的女人是无忧无虑的，一个快乐的女人有烦恼，有忧虑，但她懂得如何去对付它们。”可是在中国，我们却很难清楚地区分开快乐和幸福，对快乐和幸福都有一种与自己无缘的感觉。 多么小的空间呵 一九八零年有一次著名的大讨论。那年五月，两个二十三岁的青年合名“潘晓”，向《中国青年》杂志投去了一篇困惑的书信。他们写道，自己刚刚走向生活时，“常隐隐感到一种痛苦，这就是，我眼睛所看到的事实总是和头脑里所接受的教育形成尖锐的矛盾……过去的教育赋予了我们一种奇怪的能力，这就是学会把眼睛闭上，学会说服自己，学会牢记语录，躲进自己高尚的心灵世界里”，然而，“对人生的看透，使我成了一个双重性格的人，一方面我谴责这个庸俗的现实；另一方面我又随波逐流”。于是，他们在信的结尾，发出了那个著名的感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