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焦家坞执教的日子，主要是“文革”岁月。回顾往事，王能智说：“一度，我曾看不到自己前途的亮光。王校长那话就是亮光，使我感到总有一个火炬在我眼前亮着，引导我去学习、学习，再学习。”我注意到，61岁的王能智回顾往事，一直沉浸在一种学生状态中，仿佛他还只有16岁。我突然意识到，这也许就是一个优秀教师的极佳状态，即他一生都沉浸在一种学生的状态中，因而总是能以学生的心态去理解学生。保护天赋向林巧稚求助1976年那个天上下着细雨的春日，谢莉英从人民医院出来，就回到了石景山北辛安中学。她想，我总得把这件事告诉学校领导，告诉谁合适呢？……告诉张修石吧！张修石是晚清大臣张之洞的孙女，为人特别和蔼。谢莉英径直去找了教学主任张修石。“张主任，我恐怕要请一段时间假了。”张修石笑着问：“到日子啦？”“没有。”把情况告诉张修石后，她说，“我想把这个怪东西做掉。”“别！”张修石说，“医生也没肯定就是。好不容易怀一个，别轻率。哎，我建议你去找你婆婆，我记得你婆婆曾经在协和医院工作过，去问问你婆婆有什么办法。”谢莉英踩着一条胡同里的小道去见婆婆。王能智家早先住在南池子41号张学良赠送的大宅子，“文革”前他们一家就不能在里面住了，迁到大宅后面的飞龙桥10号，那是从前仆人住的小四合院。王能智的母亲陈珣此时就住在这里。陈老太太依然显得很精神，婆媳见面，陈珣听了情况后，一字一句地说：“你别慌。现在我问你，你有没有胆量，有胆量就跟我去，去找林巧稚。”谢莉英问：“为什么要有胆量？”婆婆说：“林巧稚现在没时间给一般人瞧病，你只有去堵住她，让她给你瞧。”谢莉英想说，妈，你不可以跟林巧稚说说吗？干吗要我去堵？还没说出来，陈老太太又说：“到那里，我告诉你是哪个，你就上去。记住，你别犹豫。只要上去，她一定会接待你。”老太太的话中有一种不容置疑也不必商量的东西，“走吧，现在就走！”老太太已经站起来。对谢莉英来说，眼下肚子里的事已是天大的事。对陈老太太来说，这也是她的血脉呀！但陈珣似乎一生都不轻易开口求人，这一点，王能智几乎跟他母亲一模一样。陈老太太办事，似乎比她的儿子更果断。婆媳就这样出发了。那是1976年4月8日，北京发生“四·五天安门事件”的第三天。大街上行人稀少，你感到连空气都是紧张的。到了协和医院，婆婆说：“你先去挂个号，才好说话。”谢莉英照办。挂了号，谢莉英又按婆婆吩咐去找个医生“再看看”。妇产科的一位女大夫为谢莉英做了检查，然后开出单子，让再去拍正面、侧面两张片子。她拿着单子出来，婆婆说：“现在可以找林巧稚了。”婆媳二人走到一处，正遇林巧稚带着一拨儿研究生远远地走来。婆婆马上对儿媳说：“就是她！”一群学生全是男的，只有林巧稚是女的，一目了然。谢莉英就上去了：“请问，您是林巧稚大夫吗？”“是的。”林巧稚大约明白了来者的意思，温和地说，“您瞧病可以去找我们的大夫。”“大夫说这是怪胎，又说不能肯定。”谢莉英已经展开了片子，“我实在是不知该怎么办了，只好请您瞧一眼。”林巧稚的眼睛已经习惯性地瞅见了谢莉英手里的片子，问：“这就是你的吗？”“是我的呀！您看，你们大夫又开了单子，让我再去拍两张片子瞧瞧……”“你不能拍了，不能拍了！”林巧稚马上说，“来吧，上这屋来。”屋里有床。林巧稚说你躺上去吧，把裤子解开，我给你检查。一群男研究生也进来了。谢莉英有点犹豫。“别不好意思，都是医生。”林巧稚在等待着。谢莉英也就不犹豫了。林巧稚给她仔细做了检查，又让研究生们检查，然后说：“你们都发表意见，说说这个胎儿到底是什么，要说出理由。”谢莉英躺在床上，心想自己送这儿来成了教材……事后她告诉王能智，王能智说，“这是很好的实践教学。”学生们各抒己见。许多陌生的医学术语谢莉英记不住，有个研究生说到了“乒乓球”，这乒乓球她不陌生，就记住了。那学生说：“她的腹部没有乒乓球感，要是怪胎，应该有乒乓球感，她没有。”“你起来吧！”林巧稚拿着片子，开始给谢莉英解释，“从片子看，这是个大头儿的片子。但是，如果拍片的时候，镜头对得不合适，也可能出偏差，所以现在不能肯定这孩子就有问题。”“那怎么办呢？”“不能再拍片子了，你短短时间里已经照了几次，再照，将来孩子出生了可能有血液问题，你也可能有问题。现在只能在孩子要出生的时候先做内诊。”“什么叫内诊？”“就是临产前的触摸检查，如果没问题，就让孩子生下来。有问题就处理掉，拿出来。”林巧稚接着口述了两条意见，让学生写上：一、临产时做内诊，如果正常，要保证胎儿安全出生。二、如果怪异，处理干净，要保证母亲一年后还能再怀上一个。然后签名：林巧稚。林巧稚又嘱咐用催产的办法让孩子提前出生。“8个月，可以出生了。要防止万一有问题，大了不好处理，对母亲也有影响。现在这样处理，你放心，不会有大问题。”说着还亲自写了一张字条，“你拿着我这张字条，今天就去妇产医院住院，他们一定会收下你的。”谢莉英向林巧稚告别，已经出门到走廊上了，林巧稚又追出来：“记住，孩子出生56天后，你一定要抱孩子去医院检查，看看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就好，有问题早治疗。”今天谢莉英回顾往事，说20多年了，当年林巧稚的音容笑貌、言行举止仍栩栩如生。她那么亲切、那么温和、那么细心，手那么温柔，她检查的时候让你感觉不到任何不舒服。她不是不给普通人瞧病，而是她要做的事太多，没有时间。她的医德医术达到那样的境界，简直就是医学界的圣人，是中国儿童的圣母。3天后的半夜，医生按林巧稚的医嘱做了内诊，确认胎儿正常，早晨8点，孩子出生了，是个女儿。婆婆没有重男轻女观念，她在儿媳床前高兴地说：“8点钟的时候，天上正下毛毛雨。8点是辰时，1976年生人属龙。这个时辰好啊，这叫辰龙行雨。” 孩子由此得到一个小名就叫“毛毛”。王能智风尘仆仆从乡下赶回来了，又黑又瘦，见到妻子就说：“你受累了！”孩子出生还不到56天，林巧稚担心的情况出现了，孩子先是身上出现了小红点，不久有鸡蛋大的紫斑，随后经常流鼻血。不仅孩子，谢莉英自己身上也出现了小红点。去医院检查，血小板很低，血液系统果然受损。这期间，谢莉英与母亲住在一起，靠母亲帮忙，开始了极其艰难的抚养孩子的日日夜夜。就为了提高这个“血小板”，女儿从婴儿时期就开始接受治疗，此后一年接一年，每天吃药，不知何年可以停止。这期间，谢莉英发现自己也渐渐有越来越多的过敏症状：太阳晒过敏，柳絮过敏……还不能用洗衣粉，一用就过敏；改用肥皂，再后用肥皂也过敏。1978年，谢莉英的母亲患了一场重病，老人虽仍想照顾外孙女，但年迈的身体已需要儿女们照顾。她不愿增添女儿的劳累，只好与女儿和外孙女分开，去与儿子住在一起了。此后，谢莉英自己抚养着女儿，也靠她的妹妹常来帮忙。1981年，谢莉英与王能智两地分居已有10年，王能智已经39岁，她确实太需要王能智帮一把了，王能智也有充足的理由去要求、去争取调到石景山来任教。可是，为自己的事去奔跑，王能智还从没做过。保护天赋谦虚得一塌糊涂今天，他的学生和同事一再赞扬他“从来不为自己考虑”、“无私奉献”，这些肯定都是真的。比如他家里至今连冰箱、洗衣机都没有，仍旧用搓衣板洗衣服，这已经够让人不可思议了。他被邀请外出讲学，不收讲课费，实在推辞不掉的也不往家里拿，而是交给他们的“地理学科”，作为学科活动经费。一次，他们“地理学科”一位老师上台发言，相当动情地说：“我们地理学科有一个小金库……”话音刚落，哄堂大笑。发言的老师才发现自己说的“小金库”和时下人们说的“小金库”完全不是一回事。我写出这些并不是要让大家都学他的做法，我只是本着“纪实”的原则，描述出“他是这样”。若问为什么这样？或许还该分析到：如果说他少年时也曾有过为自己谋点什么利益的意识，那么，到他青年时，这种意识基本上就被抑制到几近消灭的程度了，此后再也没有复苏。这种能力，在他身上压根儿就没有生长起来。1981年有个机会。这年，“文革”后的首届师范生要毕业分配了，政府在调配工作中，允许以大学毕业生去交换远郊区县有夫妻两地分居问题的老大学生。但是，这也得北京市区中学有单位肯接收才行。这事要让王能智自己去跑，他还是开不了口。女儿已经5岁，仍在吃药，仍要细心照护。一次女儿感冒，半夜两点打个喷嚏就鼻血如注，谢莉英用医生早就教她的应急办法却怎么也止不住……遭了，血还在流，时间分秒都很重要。谢莉英半夜里抱着女儿就往医院跑，女儿紧紧地搂住她的脖子，鲜血从她的脖子流进脊背和前胸。她在夜路中不停地安慰女儿：“毛毛，毛毛，别怕，医院就要到了，就要到了！”她想不到自己怎么有那么大的力气，脚步如飞，但心中充满恐惧，她默念着：王能智，王能智，你怎么还不去要求调回来啊！这个黑夜，当孩子的险情在医院解除后，谢莉英决定：“我得去跑，一定要把王能智调回来！”20世纪80年代初，各学校已经非常重视师资水平。一个39岁的乡下地理教师，看起来还打上了乡村土里土气的深深烙印，要让北京市区哪所中学能接受还真不那么容易！谢莉英跑了不少门路，石景山教育局也出了力，但学校不大好进，最后回答说，“可以往少年宫放。“那怎么行？”谢莉英说，“少年宫离我们家那么远，我们家连一辆自行车都没有！”石景山体委的刘景仪早先也是北辛安中学的老师，特好心。他安慰谢莉英说：“少年宫不错，没自行车，我这辆给你们。”“那也不行。少年宫就是远，他要回来了，每天一大早就得走，晚上才回来，那能帮我什么？我还不是家里多了个住旅店的人吗？”刘景仪说：“看你说的！怎么说也比还在那个乡下中学近多了，不是？”谢莉英只好实言相告：“说了你也不信。这哪儿是近和远的事呢！王能智就是爱地理，去少年宫，他还怎么当地理老师呀，专业不是就丢了吗？不行。这么多年，他把专业看得比我还重。”只好继续找。然后曲曲弯弯地得知，石景山古城中学彭云中校长与本校教生物的高素馨老师的丈夫蔡令炎先生关系不错，谢莉英认识高素馨老师，就去请高老师帮忙。老教师高素馨很有同情心，也相信谢莉英对丈夫的评价，就请自己的丈夫出马。蔡令炎是石景山业余大学副校长，人称“一个很有文化”的先生，古城中学校长彭云中毕业于北大历史系，人称“能力极强”，他们二人的友谊基于互相敬重。蔡令炎去说了：“你要不要一个地理老师。有一个挺棒的。”“哪儿的？”“密云的。”“密云的？”“出身不好。”这话引起了彭云中注意。他说，你说说我听着……最后答应“见一面”。地点约在蔡令炎家。行与不行，权当是在朋友家聊聊天。如果彭云中不满意，对王能智的自尊心也没什么损伤。走到这一步，谢莉英感到这个机会再不能错过，又特地去找高素馨说：“高老师，我们王能智特木，不会说话，到时候您还得盯着打打圆场，帮衬帮衬！”高素馨说：“好吧。看你把你丈夫说成这样。”回到家，谢莉英对丈夫说：“王能智，现在你总该去了吧！该说什么说什么，别太拘谨，也别太谦虚。”于是王能智去了，谢莉英领着他去的。见面了。“您坐。”高素馨老师对站着的王能智说。王能智坐下了，但只坐在椅子的边上。彭校长问：“您在密云？”王能智答：“焦家坞。”“您教地理？”“是。”彭校长问一句，王能智答一句，不问就不开口。高素馨老师给他倒的水，他始终没动。蔡令炎为打破沉闷，不时地插话，但也是问到什么，王能智就答一句什么，想引出他自己在教学上的滔滔见解，就是不见他往下说。谢莉英平日有句话说，“咱教语文的，理屈词也不穷！”但现在她帮不了他，只是干着急，心想这当教师的不会说话，人家还怎么要你呢？没想到彭校长竟被王能智的沉默打动了，他说：“这样吧，你来试试。”试试，就是来上几堂课看看。石景山教育局原局长祁红曾说：“王能智平时谦虚得一塌糊涂，但只要一上课，那就不是他了！”王能智去古城中学试讲了两堂课，校长、书记立马就拍板要他了。古城中学的书记赵常镇，是复旦大学毕业的，很有眼力。地理教研室组长屈祖明，也很开明。这都是王能智后来开展实验性教学不可缺少的环境因素。39岁的王能智从乡下中学进城，看起来是有点土气。他外表谦和，逢人都微笑，起初教师们还以为这个刚从郊区中学来的老师难免这样，没想到他一辈子都这样。我也注意到了，王能智的“谦虚”确实是他的显著特征。我以为那也是他“独立思考”后的一个选择，是他在“文革”血统论猖獗的岁月里学会保护自己的一种方法，日久便形成了一种做人的品质，并让人们看到，谦虚其实可以使谦虚者光辉朗耀，可以光芒照人。但是，仅凭谦虚，是不足以拓土开疆创新事业的。39岁的王能智，此后究竟凭什么脱颖而出？保护天赋相关思索——谁支撑着你的信心前面讲过，没有成功感就没有自信心，成功的体验是自信心的基础。然而人在有过成功之后，仍可能失去自信。不少人都体验过，人生有时自信，有时又不自信，这自信到底有几许可靠？信仰不是科学。“信仰”的意识源于宗教。佛教讲“信”，指对于善的事物与法则毫不怀疑，并能深感快乐，令心澄净。讲“勤”，指认识到所做的是善事，就会毫不犹豫去做，令心勇悍。以此观自信，就不是指相信自己做某事一定能做成，而是深信自己所做的是善良之事，那就一定会去做，即使知道自己的力量做不到也会去做，会万死不辞地去做。于是，勤快、勇悍、无畏、献身等意识都由此而生。我们平日所说的自信，多指对自己能力的信心，一旦发现其实做不到，就不自信了，这自信便不大可靠。1981年的王能智，似乎需要有人给他一个推动，需要进一步打开过去岁月套在他心中的某种桎梏。他的自信心在经历了“文革”后是不是也受了损伤？仔细审视王能智的岁月，仍可见他那自小被母亲保护下来的喜爱“独立思考”的天赋以及在他体内生长起来的自信心，没有在“文革”中被完全扑灭。其所以能坚持下来，不惟相信自己的能力，更在于相信自己——学习或者教书育人——是坚守着善良的。有类似经历的不只是王能智。张逸民院长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极左路线千般坏，但给教育战线留了一批人才。”我问什么意思，他说，“文革”前许多家庭成分不好但学业很好的学生，报考北大、清华很难被录取，他们往往是被自己填报的最后一个志愿录取。“你是说，最后一个志愿报师范？”我问。“对呀！不管你前面填什么，最后别忘了填个师范。老师就是这样教那些‘成分’不好但学业很好的学生填志愿的。结果，往往是最后一个志愿接住。”张院长说，教育系统因此汇聚了一大批学业优秀的人才，甚至可以说，新中国培养的学生，有相当一大批优秀人才汇集到了教育系统，这是国家的幸运。“文革”结束后，这批教师正是恢复我国教育的骨干力量。“现在看来，他们一生都非常敬业，王能智是其中之一。”从这些人中也能看出，他们中不少人也历经坎坷，谁支撑着他们的信心？我想，他们所以能坚持下来，也不惟相信自己的能力，更在于相信自己是恪守着善良的。不能忽视善良，善良是有力量的。善良不仅是一种品质，拥有善良并恪守着善良，就是能持之以恒地支持人生的最可靠的力量。所以，父母要想培育孩子的自信心，还需包括，培养孩子对善良的充分自信！当前国家特别重视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就包含着对善良的崇敬、热爱和由此而生的自信心。善良是驾驭人的能力，使能力变得有益无害的东西。如果忽视善良的力量，缺失善良，即使孩子学习成绩不错，也会摇摇晃晃。惟有凝聚着善良与才华的自信心，才真正具有很强的抗灾能力，能够迎接和抵御长大后遇到的种种艰辛，是父母和老师送给孩子的永恒财富，也是学生自己在成长中为自己铸造的最可靠的财富。探究的世界初试探究性学习，1982年突破性的创造出现在他40岁这年。他既成为照顾家庭的主力，同时也感到有一种渴望创造的冲动，感到如果不做出一点什么来，就对不起多年来关心、爱护他的人们，也对不起自己。应该说说他在教学上那些连他自己也感到惊奇的尝试了。1982年秋，王能智在校领导的支持下，从初一年级正式开始实验。我国中学地理教材在编排体例上可以表述为“总—分—总”前一个“总”是对地理常识总的概述，中间的“分”是将中国地理分成八大区具体讲解，后一个“总”是总结和总复习。王能智讲解前一个“总”，时间没有节省，因为这些基本常识是学生要去攻下地理这门功课所必须使用的工具。但中间的八大分区他就不讲了，他把八大章变成了八个大问题，让学生运用前一个“总”里讲过的方法，去解这八大题。具体怎么操作？首先设置问题，比如讲黄土高原，不讲黄土高原有什么特点等等，书上有的就不讲了，只给出一个问题：黄土高原怎么改造？“让我们说黄土高原怎么改造？”学生问。“是呀，为什么你们不能考虑？”学生们表现出的惊讶，有点类似于当年王能智听到王树方校长叫他自己编写地理教材。现在王能智也很认真地说：“改造黄土高原，这对专家也是个有挑战性的历史性难题……”学生们的精神和智力忽然受到很大鼓舞，某种跃跃欲试的东西开始在心灵深处萌动。怎么去解答这个“对专家也有挑战性”的问题呢？“同学们可以自由组合成一个个学习小组。”王能智说到这儿，课堂上的气氛已分外活跃。有同学没举手就问：“王老师，您不给我们分组吗？”王能智说：“为什么要老师分呢？”学生说：“不为什么，也就问问。”王能智接着说，你们自由组合好了，各组就分头准备，每个组都可以提出你们认为最佳的解决方案。下一周，再派代表到讲台上来发表你们的见解。谁的方案更好呢？王能智设置的学习方式中埋伏着这样一个问题，这激发了竞争意识，而学习小组又保证了合作意识的培养。小组里可以形成讨论，碰撞就会产生智慧的火花。今天看这种学习方式，我注意到这里讲的分组，其实重要的不是分，而是合，是让埋头“单兵作战”的学生，自由组合成一个个学习小组。这小组，实际上已是一个个探究性学习组织。课本里写着的“黄土高原”王能智没讲，现在变成了学生们踊跃去看、去分析、去使用的材料。这些“材料”显然不足以解答“如何改造”的问题，学生们的思维和探究就越出了课本，一种前所未见的效果出现了。探究的世界激动人心的课堂景象经过积极的准备，大课发表见解是在同学们的期待中到来的。他们比成年人敢想，带着大人也想不到的“解决方案”到课堂上去发表。你可以想像那是他们多么愿意上的课，这里有他们极大的兴趣和快乐，你听——“我们认为，改造黄土高原，有一个快起步的办法。”一个小组的某同学获准首先发言。大家都听着，想知道怎样叫快起步。发言的同学说：“黄土高原全改发展牧业，不种粮，光种草。三年就起来。”大家笑了。“你们别笑。种草发展牧业，羊毛比粮值钱，有三年，牧业经济就起来了。”“但是，谁给他们粮吃呢？”有同学忍不住发问。“我们计算过了，黄土高原每平方公里有300人以上，没粮怎么办？我们不是社会主义大家庭嘛，其他农业区的农民可以供粮，这还可以促进哪些农业区商品粮经济的发展。”质疑和讨论就这样在教室里爆发出来。主讲的同学并不慌乱，他还举英国“圈地运动”为例，说那以前英国是个农业岛国，那以后圈地养羊，发展毛纺织业，于是农业的英国变成了工业的英国。王能智听着听着，内心感动了。不论学生讲的“快起步”是不是合理，学生们的视野、知识和想像力，以超出老师预想的速度奔驰起来了！讨论继续热烈，有同学提出了“稳步发展”，即先控制水土流失，培养植被，一步步改造……也有同学提出“全面发展”，即不能单靠农牧业，要大力发展西部工矿业等等。这初次尝试，也给了王能智教育。他得到一个深刻印象：一个好教师，不是自己能教得有多好，而是如何能让学生进入一个琢磨的学习状态。不是你教给他什么，而是他自己内心琢磨出了什么。孩子在琢磨，他就会不错。随着地理课的推进，王能智出的一个个题目，学生都如同去攻克一个个堡垒，解题的水平也在迅速提高。一天，北京市教育学院白耀副院长来听王能智的课。白耀曾经留学苏联，现在还是北京地理学会的领导者，是地理教学的专家。这节课听学生们发表对新疆的见解，题目是：南疆北疆的地理分界线究竟该如何划分？要讲述这个问题，势必涉及新疆的地形、地貌、气候、水文、植被等许多因素。两个女同学首先到讲台上发言，一个主讲，一个补充。她们一步就推进到“新疆发展的限制性因素是水”。接着用数据详述新疆主要靠冰雪融化的水，水如何从地下流出地面，如何形成某个冲积扇，没水就没植物，动物也别活了。水的因素使南北疆在地形地貌和经济发展上形成不同的特征与风格，南北疆的界线应该根据水的限制性因素来划分。这个见解得到了多数同学的认同。界线出来后，就讨论怎样根据这些因素开发新疆。两个女同学继续说：“应该搞大农场或军垦农场，所以说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对的。”“我们不同意。”有个组的男同学站起来说。“为什么？”被质疑的女同学问。“你考察过那地下水穿过的是什么含量的岩层吗，你这地下水的含盐量高不高？在新疆，水的蒸发是很厉害的。水的含盐量高，那地很快就会变成盐碱地。据我们调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土地盐碱化已经很严重，所以用那里的地下水搞灌溉农业，是错误的。”地理学科似乎不大，但视野很大。用地理知识讨论国家大事，庄严神圣，知识学得很牢固，对祖国的热爱也融在里面了。白耀深为感动。他说，那简直不像初一的孩子，而是地理工作者。用那么专业的术语讨论这样的问题，那么自然，随口就来，绝非数日之功。几年后白耀仍说：“真正研究性的课，我见过一节，就是王能智的学生讲新疆。”探究的世界父亲的孔雀石就在王能智开展创新教学的同时，在他把许多时间给了班上许多孩子的同时，很少人知道，他自己的家中还有多少艰难事。女儿5岁这年，王能智才能天天回家，从此对毛毛有着如父如母的加倍关爱。父爱对毛毛疾病的治疗，在心理上也是不能缺少的，寡言的王能智回到家中，对女儿有说不完的话。“毛毛，爸爸给你唱支歌。”他一边干着家务活，一边给毛毛唱歌。毛毛上学了，老师很惊讶，这孩子怎么会唱好多50年代的苏联歌曲？“毛毛回来了吗？”这总是王能智一进家门问的第一句话。“爸爸，我回来了。”毛毛的声音从屋子里飞出来。每天晚上，总是爸爸给毛毛洗脚。他细心地查看毛毛有没有哪里碰着了磕着了，因为只要不小心轻轻一碰，毛毛的腿上胳膊上就会留下久久不退的紫色斑痕。“爸爸，别看了，没有。我小心着呢！”是的，为了不让爸爸操心，毛毛已经学会了加倍地保护自己。由于经常要去看病，误课，毛毛的成绩在班上总是中游，甚至是中下游水平。都说如今的家长们高瞻远瞩，孩子还在幼儿园就为之考虑到未来能否上大学，而毛毛的父母明白，以女儿目前的成绩看来是不可能上“重点”的，考大学也成问题。我们曾看到，有些十分优秀的科学家或教师的孩子学习成绩不佳，有文章说他们把精力都用在科研上，或用在别人的孩子身上了，以致对自己的孩子顾不上。再比如，本书第一章里写到的那位武汉某大学副教授的双胞胎女儿，她们姐妹俩只是出生时体质较弱，上学后跟不上，导致厌学，最后母亲只好放弃了教书职业，带着女儿去新西兰读书……比较之下，王能智的女儿不只是体质弱，而且有疾病缠身，毛毛每天都要吃药，王能智有什么办法能让女儿在国内如同“战争”般的学习中跟上同学，完成学业？这对王能智来说，恐怕是一个相当严峻的考验。深夜，谢莉英对王能智说：“我们的孩子，只要能及格就行了，别对她要求太高。”王能智说：“你怎么把分数看得那么重要呢？关键是要让孩子心理健全，有信心，就总会学到东西，将来在社会上就会有生活能力。”王能智并不对孩子的课本知识有什么更多的要求。他开始给孩子画画，画了一只大公鸡，就对女儿说：“毛毛，这是大公鸡。大公鸡喔喔叫，孩子就该起床念书了。”他不说毛毛该起床念书了，说孩子该起床了，意思是所有的孩子都该起床了。毛毛说：“爸爸，我们家也没大公鸡呀！”是呀，那是农家生活，现在该怎样给孩子讲都市呢？王能智给孩子画了一辆自行车：“毛毛，爸爸将来骑自行车上班。”毛毛说：“将来我也要骑自行车。”王能智画的都是写意画，用线条表达出来，很美，也很容易模仿。毛毛就按父亲画的学着画，很快就产生了兴趣，画得不错。王能智一再表扬她，这使得毛毛很有成就感。只是王能智家中至今还没有一辆自行车。王能智又画了一辆小汽车：“毛毛，将来国家富强了，毛毛长大了，就坐小汽车去上班。”毛毛认真地模仿着画，就在那一笔一画之间，毛毛的心中不知不觉地还有了期望国家富强的意识，某种自己也要好强的意念也在心中悄悄地发芽。谢莉英的皮肤不能接触洗衣粉、肥皂，否则严重的过敏将使她无法去握粉笔上课。回到家的王能智从此担当起洗全家衣服这份家务。早先因经济拮据，为毛毛治病需要许多费用，买不起洗衣机，就用搓衣板。不久，谢莉英也不能靠近抽油烟机，做饭炒菜接触油烟就过敏，咳嗽，身上痒痒。王能智又承担起做饭的家务。这样，王能智就没有太大块的时间了，他常常是一边做饭，一边洗衣裳。他们家的衣裳是轮流换洗的，星期一洗王能智的，星期三洗谢莉英的，星期六洗毛毛的，这样安排是为了让毛毛每周一总能穿着干干净净的衣裳到学校。王能智注意到，毛毛上小学后，换下来的衣裳并不脏，常常都还是干干净净的。“我不想让爸爸洗得太难。”她这样对妈妈说。一天，也不知出自谁的发明，有人管王能智叫“能智牌洗衣机”。这个说法迅速传开，学校老师们都知道了王能智洗衣裳的事，大家都很感动。毛毛一年级下学期的春天，王能智带学生远行到山东兖州煤矿、泰山去作野外考察。谢莉英在他临行前特意交给他10元钱，对他说：“你带的钱买什么我不管，这10块钱你要给毛毛买点儿什么回来，哪怕买几个糖豆儿也行，别回来一进门儿，孩子喊你爸，你什么东西都拿不出来给孩子！”谢莉英如此交代，是因为王能智此前出远门买回来的总是书呀杂志什么的，就是没有给孩子的礼物，所以这回她特意交代：“这钱，专款专用，你记住了？”王能智说：“记住了。”数日后王能智回来了，那是个星期日，一进门就高兴地喊：“毛毛，我回来了！”谢莉英心想这回准有东西带给女儿了，没想到他背的、提的全是矿物标本。谢莉英去翻他的包，一块糖果也没有找到。“又忘了？”她生气了。王能智想起来了，马上把那些石头搬出来放到桌上，对孩子说：“毛毛，你快来看，这是爸爸给你带的孔雀石，这是云母片、石英……”毛毛抚摸着那些石头，很有兴趣地看着。王能智去厨房洗脸、去屋子里换衣服。谢莉英想着他出门前，女儿还在他包里塞了几头蒜，说，爸爸，你出门多吃蒜就不会拉肚子，不会感冒，而且你吃蒜就想起我来了。毛毛从小被感冒害苦了，总关心着爸爸别感冒。可是这王能智怎么就想不起给女儿买点什么呢？谢莉英忽然感到气不打一处来，把王能智带回的那些石头全扔进包里，提出门，像倒垃圾那样全部倒进了楼层的垃圾通道。女儿哇的一声哭了。王能智奔出屋：“怎么啦，怎么啦？”“妈妈把孔雀石全扔了！”王能智这才注意到桌上的石头标本全不见了。“你干吗这样？”他问气鼓鼓的妻子。妻子问他：“有你这么当父亲的吗？”“孩子不挺高兴的吗？”王能智说着赶紧穿上衣服，匆匆下楼去了。他们家住在五层，王能智担心着那些标本石从五层楼扔下来不知会摔成色什么样。到了楼下，他找了根木棍儿就掏垃圾，心想还好，有厚厚的垃圾垫着，不至于摔得太惨吧！他把他的宝贝石头从臭烘烘的垃圾里一一扒拉出来，女儿也下楼来了，拿着一个空包。王能智说：“毛毛，你站远点儿，这儿臭。”他把石头一一捡进包里，拿去清洗，第二天就把石头背到学校，精心装进自制的标本盒里，陈列在地理教研室。几天后的一个黄昏，毛毛背着书包突然出现在爸爸的办公室，传达室的大爷领着她来的。“爸！”毛毛叫道。“你怎么来了？”“我放学了。”毛毛在古城第二小学上学，离古城中学有一站地。现在她站在爸爸的办公室里说：“爸，我想看孔雀石。”王能智没想到孩子还关心着那些石头，就带她去看。毛毛在那玻璃柜前看得非常认真，“爸，你给我讲讲这些石头呀！”王能智很高兴，孩子的兴趣显然已远远地超过了糖果。探究的世界石景山顶的古井再说王能智的班上，地理教学的进展令同学们都感到惊奇，一学期的课，半学期就学完了。王老师发动大家去找来上届学生的课本，提前进入。谁经历过这样的事呢？去借书，跟人家说，人家都不信。同学们心中美滋滋地涌动着一种东西，叫自豪。下学期的课本也很快学完了，还学什么？王能智发现：探究性学习必然导致学生的目光和兴趣越出书本。于是他引入校外实践活动。比如提出一个问题，石景山到底是山还是丘？王能智说：“我看是个孤丘。”李丽是个女孩，叫起来：“不对吧！”可是，究竟是，还是不是？李丽与4个同学决心去测量石景山的高度，因为只要能测出它的绝对高度大于500米，在地貌学上就不能把石景山判为丘陵。这一代学生，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被功课捆在教室里，现在上地理课不必死抱课本，可以按自己的选题到野外去透透气，他们的身心都像小鸟那样飞翔起来……“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就在我们的心窝里……”他们唱着歌飞向大自然。但是，初一学生毕竟知识有限，站在石景山下，要测量它的高度，石景山绝对是个庞然大物！从哪儿下手？想了各种办法，最后学会了用经纬仪，测出石景山超过了500米，他们就飞回来了。“王老师，您错了，石景山是山，不是丘！”王能智笑了，自己错了没关系，学生们对了，你看他们多快乐！学生们还带回来一个问题：“我们爬到了山顶上，发现山顶有一口井，用50米的皮尺缒着石块去量，到不了底。从岩层看，那是岩石构成的山，在岩石上凿那么深的井，怎么凿，谁凿的？”这是一个挺大的谜。王能智跟学生去看了，果然有一口深井。“哎，快来看，这儿有建筑的遗迹！”有同学叫起来。“再找，看看还有什么。”又在杂树丛中找到几块残破的碑石，拼对起来。应该拍照下来！可是没有照相机。“我回去拿！”一个男孩自告奋勇。“别。”李丽说，“再来，天就黑了，下次吧！”学生们自己有主见，王能智很高兴。等不到下一节地理课，学生们星期六下午就去把碑石拍照回来了。拿到文物部门去请教，鉴定为碑和井都是明代的，山顶曾经有个寺庙，井是和尚打的。文史资料也说，石景山早先叫“石经山”。那“经”是指佛经。“可是，那井到底有多深？”这个谜仍然紧紧地抓住同学们。有什么办法测量吗？王能智说，可以测算。怎么测？用物体的自由落体回声原理去测算。这是啥时候的课呀？高一的《物理》。那我们怎么会呢？向物理老师请教呀！我们能行吗？试试！他们学会了，测出井深是146米。他们惊讶不已，至今也不明白，那些明代的和尚是怎么凿出这口井的。这件事情还可以引起以下思索：在卷子上解答本年级的数学、物理问题，为什么还常常出错，而用高年级的物理知识去解决一个“深不见底”的井深问题，怎么竟不是那么难呢？你是否发现，在卷子上，其实有出题老师故意设下的陷阱，而在解决实际问题的时候，人们并不会考虑走那些弯路，只会考虑用怎样简便而又可靠的方法去达到目的。他们写了一篇文章《石景山上的古井》，报纸登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也播了。这组同学像中国女排运动员那样把手叠在一起，说：“太幸福了！”探究的世界不管多调皮的孩子心都是向上的去证明石景山到底是山还是丘，这只是一个小组的活动。一天，有个男孩说：“王老师，我一人一个组行吗？”男孩叫郑保国，功课不好，好打架，人说他“个子大，拳头硬”。王能智明白了，其他同学不大乐意与他组合。“好吧。你打算选什么题目？”“我就画对面街道的平面图。”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那是一片将要拆迁的街道，歪七斜八。王能智想，你怎么这么不会选地方呢？如此没有规则的建筑是最难画的。“你打算画多大面积？”“我把那一片都画出来。”“好吧，比例尺、方位、美观，我都不要求。你只要把轮廓勾画出来，就是满分。”王能智说，我当时并不是降低要求，要画出那一片非常复杂的建筑的平面图，班上学习最好的学生也很难。郑保国果真画出来了，一米见方。当然不能用“精确”去评价，但一眼看去，像那么回事，也比较美观，大大超出王能智预料。他看到有一个院落没有画出门的方位，就指出：“你这里漏画了个门。”“王老师，那儿就是没有门的。”“你画的这张图很不错，怎么都该得满分，我不会说了不算数，但你这里漏了一笔，别不承认。”“王老师，那就是没有门的。”郑保国再次说。“怎么可能一个四面都有墙的院落没有门呢？”“真的，我带您去看！”王能智仍然觉得郑保国不诚实，感到有必要去看看，才好进一步对他说，有一点疏漏不是错误，不承认那就是个缺陷了。王能智跟在郑保国后头去了现场。到那里，他自己困惑了。他看到这个院落四面都有墙，可就是没有门，那这院子盖起来是干什么的呢？“你怎么进去的？”王能智问，因为他看到学生在图上还画出院落里面有树。“我爬进去的。”郑保国说着蹲下来，“王老师，您踩在我背上，爬上去看看。”“别，那里有一棵树。”王能智走几步，攀着一棵树爬上去，看到果然是个死院，院子里只有破砖头和树。风徐徐吹来，师生二人站在墙头上。王能智问：“你那图怎么画的？”郑保国说：“草图我就是骑在墙上画的。在那边的一道墙上，我爬了一百多米。”站在那高高的破墙上，望着这一片将要拆迁的荒寂零乱景象，王能智心里非常感动。他知道郑保国成绩不好，在班上受歧视，自己作为老师是有责任的。可这个学生为了改变自己的形象，不惜代价如此投入，我不仅要给他满分，还要在班上充分赞扬他。那以后，郑保国的其他课也大有进步。王能智再一次体会到，学生们非常需要有成功的体验，自信心就在那里萌发。不久，北京市电教馆来拍这个班的电教片，班主任林亚棠老师说，无论如何，也要让郑保国在电视上说几句话。这个电教片曾经发行到北京市的许多学校，还交流到外省市。在片子里，郑保国就举着那张图说：“我的图画得不美观也不大方，我对我们班的贡献也不大，就用这张图表达心意吧！”王能智在心中深深铭刻下了一句话：“永远都要记住，不管多么调皮的孩子，心都是向上的。”班上还有个叫顾刚的男孩，上课不守课堂纪律，成绩不好，但人机灵、个性强。一次听王能智讲到“北京有没有冰川是一个重大的争论”，顾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后，他自己去涉猎有关知识，并影响了一个小组都对此感兴趣，他又让王老师带他们去隆恩寺周围的山上考察。谁也没有想到，最后，顾刚与另一位同学竟发现了新的“漂砾和擦痕”，写出了报告。我国这一领域的专家马盛云教授因此前去考察，认为这两位学生发现的“就是！”这可不是发现了一口井。两个初一学生在北京发现新的“漂砾和擦痕”，回答北京历史岁月中到底有没有冰川的重大争论，这在地理界传为佳话。在这个过程中，顾刚变了，对课本知识也能像区别岩层那样分出层次，知道哪是重要，哪是次重要……成绩上来了。教师们在教学中都会遇到不少厌学的孩子，还有一些顽皮、不守纪律的孩子，这是普遍的问题，所以要强调纪律，规范行为。而我们从郑保国、顾刚的变化中看到，他们的进步，主要不是靠外部规范，而是学生内部释放出求知的热情、琢磨的能量和探究的潜质。对那些“坏孩子”，老师和家长常常头疼就头疼在他们不服管。现在你会发现，有一群孩子凝聚在某个科学题目里探索问题，他自己就把从前厌学以及厌学后无事生非的坏习惯克服了。不需要你管，他自己就上“学习的轨道”了。这就是好学生的标志，哪里还有“坏孩子”？王能智说：“本来以为一些不好好学习的孩子没戏，可他一旦对某个探索性命题入了门道后，你让他别再深究还不行，他甚至会走很远，甚至让专家感到这孩子将来有大戏！”探究的世界妈妈，你知道吗再说毛毛自第一次到古城中学找爸爸后，第二天傍晚一放学又来找爸爸。她不用传达室的大爷领了，径直走到爸爸的办公室。王能智见了就问：“你进门时跟传达室的爷爷打招呼了吗？”毛毛说：“爷爷没看见我。”王能智说：“那可不好，你要打个招呼。”从此，毛毛每天放学后就来找爸爸，一进校门就先进传达室叫声爷爷。她在爸爸这儿，边等爸爸下班边做作业，然后与爸爸一起走回家，爸爸能给她讲许多她不懂但有趣的事，她感到很快乐。谢莉英说：“自打王能智从乡下回来，孩子就特别喜欢她爸，一直跟她爸是一伙儿的。”王能智不管工作多么忙，家务活多么多，一直坚持不断地给女儿画画，画了厚厚的一大本，毛毛也画了厚厚一大本。一天谢莉英买回一条鱼，对王能智说：“做了吧，给毛毛改善伙食。”王能智没有立即就做。他把鱼放到盆里，对女儿说：“来，你把它画下来。”这是毛毛上二年级那年。毛毛就趴在那儿认真地画，画出来了，王能智非常高兴：“你会写生了，这是写生画，画得多好呀！”他把女儿画的鱼贴在屋里最显眼的地方，快乐地欣赏着，说：“这是一个标志，标志着我们毛毛的画画能力进步到了一个新阶段。”什么是进步？什么叫能力？这些意识，都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毛毛头脑里有感觉的东西了。毛毛的考卷上总有不少被打叉的地方，成绩不好，这可能使孩子的自信心受损。许多父母见孩子的成绩不好，就连很简单的事也不让孩子做了，觉得那样会耽误孩子的学习时间……王能智明知孩子课本上有不少知识要补，却不急于给她补，反而找一些课外的事给她做，比如画画。他这么做，其实是在不断地为女儿创造能出成绩的机会，并不断地赞扬她，以维护她的信心。某种情形，就像王能智在与学校的应试教育争夺孩子。争夺的结果，王能智在一步步走向胜利——他没有在课本知识方面给孩子加压，孩子的成绩却上来了。有一千个故事在告诉我们，任何成长中的孩子，最大的损失并不是考试丢分，而是自信心丢失。毛毛的成绩，因看病缺课，在看起来很难提高的情况下，开始从中下游进步到中游，而且有一种综合能力在增长。她的兴趣从那些石头标本延伸到产生那些标本的地方，王能智不可能带女儿去泰山，就带她去香山，去八大处，去紫竹院，也带她去故宫、颐和园……女儿非常喜欢跟爸爸出去走，爸爸能跟她说好多好多不仅她不知道的事，还有妈妈也不知道的事。她一旦发现有些事她知道了，妈妈却不知道，她就非常得意，更不用说好些还是她的同学所不知道的。“妈妈，你知道吗？”她开始常常以这样得意的语气问妈妈。这种自信心的获得是多么的确凿快乐。父亲的语言总是非常简洁，她不管听什么都不会不得要领。她知道了，说话不要说废话，做作业答题不要啰啰嗦嗦写那些没用的东西。她挽着父亲的手臂走了许多地方，感到父亲非常可靠。她爱父亲，崇拜父亲！父亲说的，她总是记得很牢。父亲除了有意开拓她的视野，也有心锻炼她的体质。也许身体的康复也非常需要自信心的支持，自信心增强之后，她的身体也在逐渐康复。上初一的一天，学校的一位老师在地铁里看到她，问：“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我去瞧病。”“去哪儿瞧？”“儿童医院呀！”从石景山她家到儿童医院要先乘公交车，再转地铁，下了地铁再走两站地。这是去瞧病，一个12岁的女孩，怎么能没有父母带着呢？老师回校就说谢莉英：“你们也太放心了！”谢莉英说：“她自己坚持不要我们陪，说爸爸妈妈都太忙，她自己行。”初一读完的时候，毛毛终于可以停药了。“爸爸，医生说，我可以不用再吃药了，真的，我是个健康人了！”“毛毛，你一直就很健康！”爸爸笑着，眼泪却落下来。升入初二的那个金秋，全校1300多名学生在大操场上举行开学典礼，首先给上学年的优秀学生颁奖，宣布获奖学生名单时报出了毛毛的名字。是的，毛毛在初一被评上了“三好学生”，她的成绩已经名列前茅，而且，她是初一的班长。那时学校还没有统一的校服，毛毛穿一身洗到退色的蓝布衫，看起来朴素到有点过分的地步，她自己不觉得，可同学说：“快，换一件吧，你爸也在上面呢，穿亮堂一点儿去领奖！”是的，王能智也在主席台上，他已经是古城中学的教务主任。大会的扩音器里还在报着其他年级三好生的名字。一个身穿红衣裳的女同学已经把衣裳脱下来了。快，换上呀！同学们纷纷说。毛毛于是换上了别人的红衣裳。《运动员进行曲》在中学的大操场上激动人心地响起来，毛毛上去领奖了，同学们使劲为她鼓掌。给她颁奖的是高熙峰校长，她爸爸就站在校长的左侧。爸爸看到她一身红衣裳眼睛一亮，父女的眼睛碰到一起，过去的几千个日子都在瞬间闪现……女儿想，爸爸一定又在心里乐着说，这标志着女儿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探究的世界令人始料不及的问题再说1983年，王能智开展“探究性学习”的第二年，学校的书籍、杂志被人开了不少“天窗”，被剪的多是地理书刊。这不是王能智的学生干的还能是谁？要解答那些探究性问题，课本上的知识远远不够，学生们就向学校的图书、杂志进攻。学校规定的借书数量有限制，学生们求索的需要却无穷。1983年，这些学生都还没有电脑，也不知什么叫上网查找资料。王能智积累了许多年的地理资料，一个学年下来几乎“损失殆尽”。王能智哭笑不得。这是一个新问题。学校图书馆找王能智索赔，让他象征性地赔了40元人民币。学生们得知王老师赔了款，剪学校图书资料的行为竟就此打住。但他们借阅的兴趣不减，订阅和购买有关书刊的积极性也出现了。但是也有疑问：涉足那么多课外活动和课外知识，课本上那些将来中考、高考要考的知识到底有没有学到？王能智从课本里出了100道难度颇大的考题，要求学生1小时内考完。他考虑到，实验班的学生现在信心颇足，也担心他们麻痹大意，有心难一难他们，如果考得不行，也好敲个警钟。结果，考出来的成绩就像是假的，全班平均96分，最低88分。相同的卷子给相应的比较班来考，大部分同学不及格。这说明，学生们为了解答那些大问题，早把课本翻来覆去地琢磨遍了，课本知识掌握得相当牢固。当他们的知识面超出书本许多后，回头再看地理课本，有同学甚至说：“这是小儿科！”但是还有问题。一天，李丽的母亲在路上候着王能智，说：“王老师，您的地理教得太好了。但是……我们的孩子将来长大了不考地理系。”还有的家长也在路上候着王能智，说：“王老师，您要是教数学多好呀！可是，我的孩子现在弄地理比数学还有兴趣，这怎么办？求求您别这么使劲教了！”更多的家长在家长会上正式向学校反映，王老师教的地理“喧宾夺主”了！怎么办？还该不该实验下去？探究的世界相关思索——不知引导着求知谁不期望自己的孩子茁壮成长？成长中的生命，是一种对未知世界充满好奇的状态。捍卫他对不知的好奇心，他就会主动去求知。黄土高原怎样改造？南北疆的地理分界线怎么分？石景山是山还是丘？石景山顶的古井有多深？这些问题提出来时，不但学生不知，王能智也给不出准确的答案。就这样，学生与老师，不知对不知，却把地理课海阔天空地学得如此生动，靠什么呢？就靠那“不知”引导。不要怕孩子不知。如果用大量的知识题堵死了学生对“不知”的兴趣，就没有心灵的飞翔，没有思想的灵动，没有智慧，没有创造了。苏格拉底曾说：“我只知我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他说得多潇洒。他真的一无所知吗？他表达的是，他只对自己不知的感兴趣。人其实是靠“不知”引导着去认识世界并从事创造的。永远保持着对不知的好奇心，人生就会蓬勃地去探究，就会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和能做什么，还会惊见渺小的生命不再是一个池塘，而是海洋。这样的生命可能无法限量，可以走很远，比如古希腊的苏格拉底走到了今天，还将继续走下去……美国的教育转型精英教育从何而来1945年8月，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向日本投掷原子弹，随着蘑菇云腾起，世界对科技力量的重视顿时腾升到空前的高度。“二战”后，苏联在与美国的较量中建立了许多科研院所，以国家的力量来高强度地推动科技发明。1957年10月4日，苏联把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伴侣号”送入太空。11月3日，苏联又把狗送入太空。这对美国是个强烈震动，美国感到的威胁不仅是“卫星上天”，而是苏联可以向世界任何地方发射热核弹头了。这时，美国不仅反思科研，还从更深的层次反思教育。1958年美国颁布的《国防教育法》是一个标志性文件，标志着美国把教育放在国家安全的位置上来考虑。美国由此向精英教育发展，即朝着培养顶尖科学家的教育发展。这期间，美国第一颗地球卫星“探险一号”于1958年1月31日升空。1961年4月12日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成为乘卫星进入地球空间轨道航行并安全返回的第一人，美国又落后一步。接着，美国总统肯尼迪宣布，美国要在60年代末实现人类登月计划——阿波罗计划。参与这项计划的约有两万家公司和120所大学，400多万人，耗资250亿美元。美国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曾集中了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的科技人员，有50余万人参加，前后耗资22亿美元。“阿波罗计划”投入的人力和资金分别是“曼哈顿计划”的8倍到10多倍。在如此大的国家行动下，美国继续强力推行精英教育，特征是强化分科，培养专家，培养顶尖科学家。这个举动影响到欧美各国，掀起了一个“新科学教育运动”，在数学领域亦称“新数学教育运动”，提出了一个口号：“欧几里得滚蛋！”欧几里得数学，在欧美长期是数学教育的经典，是基础。美国此时出现的这个口号，旨在给人们一个深刻印象，即需要发展十分尖端的数学。这是“二战”后影响了全球的第一次教育浪潮。在这里需要分清：这次教育浪潮并不是“转轨”，而是在工业时代分科教育的基础上，继续把工业时代的教育推向顶峰。美国的教育转型为什么要让999人陪1人读书在苏联卫星上天的1957年，美国有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正在琢磨：如何利用现有的计算机技术来赚大钱？这两个年轻人，一个叫奥尔森，时年31岁；另一个叫安德森，28岁。他们琢磨，IBM公司的大型计算机售价动辄数百万美元，能买得起的人不多，要是能搞出一种价格低、简便，用键盘和监视器就能与之交流的小型计算机，就能赚大钱。（在此，部分读者需要留意，小型计算机还不是我们今天司空见惯的个人电脑，个人电脑叫微机。）他们获得了成功。他们的公司很快发展成一个拥有百亿美元资产的大公司，被称为“小型机王国”，就是著名的DEC公司。两个年轻人做发财梦时并未想到，他们的努力将比卫星上天更能给自己的祖国带来好处。DEC公司的迅速发财，意味着计算机技术朝社会化应用迈进了一大步，社会由此需要大量相关人才。然而，60年代的美国正在发展精英教育，高难度的课程使美国出现许多厌学的孩子。拔尖的学生可以为诸如“阿波罗登月计划”这样的尖端科研所用，可是，能适合美国企业发展所需要的更多的人才在哪儿呢？60年代的美国还有一件大事，就是在“越战”中陷入困境，美国出现反战热潮。据美国人弗兰克·弗雷德尔著的《我们国家的总统》描述，到1968年初，美国在越战中投入了近50万军队，此时美军已陷入越战泥潭。尼克松1969年出任总统，美军从这年开始分阶段撤军，然而越战对美国的实际影响，比世界各地许多权威人士估计的都更深远。事实上，美国与苏联的科技竞争，无不考虑着战争，美国推行的精英教育在为美国培养顶尖人才，也含有这方面的因素。但是，美国的反战热潮，美国企业发展的需要，以及世界性的民主运动，都开始对精英教育提出质疑。反战的声音说：“二战”结束后，国家应该走出战争的阴影，回归生活。企业界的声音说：科学应该用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教育界的声音说：教育应该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民主运动的声音说：教育应该让所有的人在教育中得到好处。当年，美国出现一本名为《约翰为什么不会做加法》的书，这书被叫好，反映的正是大众对精英教育的质疑。还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质问：“为什么要让999人陪1个人读书？”这话是说1000人里顶多只有1人能成为科学家，为什么要让999个学生陪这1个学生读书？像这样以牺牲大多数为代价的教育是不明智的。1969年，美国兴起“有效教育运动”。这个运动站在精英教育的反面，为所有人在教育中得到好处而呼吁。美国的教育转型科学家为何走向市场就在美国教育致力于培养顶尖科学家时，美国的科研人员却越来越多投身产业，走向市场。最典型的人物即晶体管的主要发明人肖克利。贝尔实验室的肖克利、巴丁、布拉顿等人，于1948年发明出晶体管，但此时的晶体管制造工艺复杂而困难，费用很高，性能还不稳定。肖克利以及美国一些公司的科技人员继续投入科技开发，到1954年才开发出晶体管的实用价值。世界上第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就在1954年问世。1955年，晶体管为IBM公司的大型计算机所用。也是在这一年，肖克利离开了贝尔实验室，从东海岸来到西海岸的斯坦福大学。肖克利为什么离开那么著名的贝尔实验室，来到当时还不怎么出名的斯坦福？因为斯坦福校区内外出现了一个工业园区，它源于斯坦福大学在校园里划出大片土地出租给工厂，这非常有利于大学的科研成果为大学里工业园区的工厂所用，从而转化为经济利益。美国硅谷，就是在斯坦福工业园区的基础上诞生的。肖克利来这里不但可以讲学，还可以在大学附近创建一个肖克利半导体厂。从晶体管到集成电路，再到今天的电脑，还有无限的前途可以开发。1956年肖克利获诺贝尔奖，更吸引了美国一批具有科技才华的青年投奔他，以至于美国微电子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制造中心随着肖克利西行，从东海岸移到了西海岸。20世纪50年代，美国投身产业的高技术专家远不仅是肖克利，这是一个踊跃地将科研开发为生产能力和产品的运动，美国出现了一类新人——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科学家，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企业家，而是一批科技专家自己涉足开发、制造和经营，成为美国新型的科技企业家。这便是美国致力于培养顶尖科学家时期，美国科学家发生的变化。回头再看，肖克利小组的发明和技术开发，肖克利建半导体厂投身产业，肖克利在斯坦福大学讲学，我以为肖克利做的这三方面的事，都是新科技、新经济、新教育发展史上影响未来的大事。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重要因素在起作用，即市场经济因素。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为西方提供了一种不仅仅是用政治手段来管理社会的方法，亦即用经济手段来治理和发展一个社会的方式，这种方式至今在西方社会起作用。20世纪60年代，美苏空间竞争继续取得重大进展。1965年3月18日，苏联“东方2号”宇航员首次离开宇宙飞船在太空“漫步”。11个星期后，美国宇航员爱德华·怀特，也成功地离开“双子星4号”飞船在太空“行走”。同年12月，美国宇航员弗兰克·博尔曼和小詹姆斯·洛弗尔创造了“双子座7号”飞船在地球轨道上飞行14天的纪录。1966年4月4日，苏联宇宙飞船飞离地球引力，绕月球飞行。直到这时，苏联的科技一点都不比美国逊色，更没有任何别的国家可以比肩。但是，苏联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始终致力于把先进的科技用于军事和国防，厉行对先进技术的保密措施，虽有尖端技术却没有开发为市场化的民用产品，没有形成社会化的先进生产力，这就不可能有社会经济的繁荣。苏联终于在1991年12月21日正式解体，在与美国的较量中不战而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