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市场的崩溃率先波及到日本的银行业和保险业，最终是制造业。日本的制造业从前可以在股票市场上以比美国竞争对手至少便宜一半的成本筹集资金，这一切都随着股票市场的低迷而成为昨日黄花。　　从1990年算起，日本经济陷入了长达十几年的衰退，日本股市暴跌了70%，房地产连续14年下跌。在《金融战败》一书中，作者吉川元忠认为就财富损失的比例而言，日本1990年金融战败的后果几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后果相当。　　威廉.恩格在评价日本在金融的溃败时是这样说的：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比美国从前的敌人--日本更加忠实和积极地支持里根时代的财政赤字和巨额花销的政策了。甚至连德国都不曾那样对华盛顿的要求无条件的满足过。而在日本人看来，东京忠诚和慷慨地购买美国国债、房地产和其它资产，最终换来的报偿竟是世界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金融灾难。”[8.14]　　2006年夏，美国新任财政部长保尔森访华，当听到他热情洋溢地“祝中国成功”时，人们背后不禁冒出丝丝寒气。不知他的前任贝克当年拉着日本首相中曾根的手时，是不是也说过同样的话。货币战争5.索罗斯：国际银行家的金融黑客　　长久以来，世界各地的媒体都把索罗斯刻划成天马行空的“独行侠”或“特立独行”的金融天才，关于他的种种传说更是为他凭增了几分神秘色彩，格鲁曼曾开玩笑地认为这个正反读起来都一样的姓（SOROS）就与众不同。　　索罗斯果真独往独来，仅凭他一人的“金融黑客天才”就单挑英格兰银行，力撼德国马克，横扫亚洲金融市场？　　恐怕只有大脑简单的人才会相信这样的传奇。　　索罗斯横扫世界金融市场的量子基金注册在加勒比海的荷兰属地安地列斯群岛的避税天堂克拉考（Carucao），从而可以隐匿该基金的主要投资者和资金调度踪迹，这里也是国际上最重要的贩毒洗钱中心。　　鉴于美国证券法规定冲基金的“复杂”（Sophisticate Investors）投资人不得超过99名美国公民，索罗斯煞费苦心地确保这99名超级富豪中没有一个是美国人。在这样一个离岸对冲基金中，索罗斯甚至不在董事会成员之中，只是以“投资顾问”的名义参与基金的运作。不仅如此，他还选择了以他在纽约设立的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Soros Fund Management”）的名义担当这个顾问职务。如果美国政府要求他提供该基金运作的详细情况，他可以声称自己仅仅是名投资顾问以推诿责任。　　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可不简单。他的董事会包括：　　董事，理查.凯兹（Richard Katz），凯兹是伦敦罗斯切尔德银行的董事和罗斯切尔德家族意大利米兰银行的总裁。　　董事，尼斯.托布（Nils Taube）是伦敦银团St.James Place Capital的合伙人，它的主要运作者也是罗斯切尔德家族。　　董事，伦敦时报的专栏评论家威廉.里斯-莫格（William Lord Ress-Mogg），也是罗斯切尔德家族控制下的St.James Place Capital的合伙人。　　董事，艾德格.皮西托（Edgarde Picciotto）是瑞士私人银行中最有争议的人物，被称为“日内瓦最聪明的银行家”。皮西托的铁哥们包括纽约共和银行（Republic Bank of NewYork）的拥有者沙夫拉（Edmund Safra），这个沙夫拉已经被美国执法部门确认与莫斯科银行犯罪集团有关，并被瑞士官方认定涉及土耳其和哥伦比亚的毒品洗钱活动。　　在索罗斯的“圈子”里还包括瑞士的著名投机商马克.里其(Marc Rich)和特尔.艾维（Tel Aviv），以色列情报部门的军火商沙尔.艾森堡（Shaul Eisenberg）。　　索罗斯与罗斯切尔德圈子的秘密关系使得他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强大最秘密的金融集团的马前卒。　　罗斯切尔德家族不仅曾经是英国伦敦金融城的霸主，以色列的创建者，国际情报网络的祖师爷，华尔街5家最大银行的后台，世界黄金价格的制定者（London Gold Fix），现在仍然主掌着伦敦华尔街轴心的运作。没有人知道他们到底拥有多少财富，当罗斯切尔德和其他国际银行家把世界首富耀眼的聚光灯打到比尔.盖茨和股神巴菲特身上时，他们自己高出“首富们”几个数量级的财富正躲藏在瑞士或加勒比海的离岸账户上待机而动。　　索罗斯与美国的精英圈子关系也非同一般，他在美国著名的军火合同商凯雷投资集团(Carlyle Group)中投入了1亿美元的私人资金，该集团包括老布什、美国前财政部长杰姆斯.贝克等重量级人物。早在80年代，索罗斯就与一些美国政界要人，如前国务卿布热津斯基、马德.奥布赖特等人一起创办了“国家民主捐助基金”（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这一组织实际上是由中央情报局（CIA）与私人资本合资建立的。　　在国际银行家们的调教之下，索罗斯从90年代起在世界金融市场上掀起了一次又一次风暴。索罗斯的每一次重要行动都体现出国际银行家们的重大战略意图，其核心就是促使世界各国经济“有控制的解体”，以最终完成在伦敦-华尔街轴心控制之下的“世界政府”和“世界货币”的准备工作。　　80年代初，国际银行家基本上实现了拉丁美洲和非洲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有控制地解体”，80年代中后期，又成功地遏制了日本金融势力的扩张。在控制住亚洲的局面后，欧洲重新成为国际银行家重点关注的地区，搞垮东欧和苏联就成为他们下一个主攻方向。　　承受这一重要使命的索罗斯摇身一变成为了著名“慈善家”，在东欧和前苏联地区大量成立各种基金会，这些基金会都是比照他在纽约成立的“开放社会协会”为模式，倡导极端非理性的个人自由的理念，比如在他所资助的中欧大学（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面对生活在社会主义体制之下的年轻人推销主权国家的概念是邪恶的和反“个人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是万灵药，对社会现象的理性分析都是“专制主义”的。这个学校的主题演讲往往是诸如“个人与政府”之类的内容，这些教育思想自然受到了美国外交协会的高度称赞。　　美国著名评论家吉列斯.埃玛瑞（Gillesd’Aymery）精确地描述了索罗斯们和他们所“慷慨”资助的国际组织的真实意图：　　“在合法性和人道主义面纱背后，人们总是可以发现同样一帮亿万富豪的‘慈善家’以及他们所资助的各种组织，如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协会’，福特基金会，美国和平协会，国家民主捐助基金，人权观察，国际大赦组织，世界危机组织等。在这些人中间，索罗斯最为显眼，他就像一只巨大的章鱼将触角伸向了整个　　第八章不宣而战的货币战争(四)2007-04-1621:33东欧、东南欧、高加索地区和前苏联各共和国。在这些组织的配合下，（索罗斯）不仅可以塑造而且可以制造新闻，公共议程和公众观点，以控制世界和资源，推动美国制造的完美的世界统一的理想。”　　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的过程中，索罗斯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在波兰，索罗斯基金对团结工会夺取国家政权居功至伟，对新波兰的头三位总统有着直接影响力。　　索罗斯与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花旗银行副总裁安诺.鲁丁(Anno Ruding)、哈佛教授杰佛瑞.萨克斯(Jeffrey Sachs)，一同炮制了让东欧和前苏联一剂毙命的“振荡疗法”。索罗斯自己是这样总结这一疗法的：　　“我考虑到必须展现出政治体制变化会导致经济改善。波兰就是一个可以尝试的地方。我准备了一些列广泛的经济改革措施，它包括3个组成部分：看紧货币、调整结构和债务重组。我认为三个目标同时完成要好于单独实施。我主张一种宏观经济的债务与股份置换。”[8.15]　　调整产业结构相当于对宏观经济秩序进行全面手术，同时却偏偏要紧缩货币供应，等于动大手术却拒绝给病人输血，最后的结局当然是经济彻底解体，生产严重衰退，人民生活水平直线下降，工业企业成片倒闭，大量工人失业，社会动荡加剧。　　此时，正是国际银行家以“债转股”在吐血大甩卖时，轻松收购这些国家的核心资产。波兰、匈牙利、俄罗斯、乌克兰，一个接一个痛遭洗劫，致使这些国家的经济20年未能恢复元气。　　！！与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弱小无力反抗的情况完全不同的是，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拥有着强大到让美国无法安睡的军事力量，在军事实力仍然强大的状态下遭到有组织的疯狂抢劫，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索罗斯这种灭人之国不用流血的高超手段才是他真正厉害之处。看来欲灭一国先乱其心确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货币战争6.阻击欧洲货币的“危机弧形带”　　按下了葫芦又冒起了瓢，当东欧和苏联“有控制的解体”战略目标基本达成之后，从来就被排除在权力最核心之外的老欧洲的核心德国与法国变得不安分起来。在失去了苏联这一庞大的外来威胁之后，立刻就想要另起炉灶搞欧元，与英美金融势力互别苗头。　　欧元一旦建立起来，势必形成对美元体系的霸权产生严重的动摇作用。伦敦-华尔街轴心与德法同盟之间的货币冲突日趋激烈。　　！！！问题的根源就在1971年布雷顿体系的解体造成了世界货币体系的严重失序。在黄金间接本位的布雷顿体系之下，世界主要国家的货币汇率几乎是高度稳定的，各国贸易和财政也不存在严重失衡的问题，因为赤字的国家势必流失真正的国家财富，从而使该国银行体系信贷能力下降，自动导致紧缩和衰退，消费出现萎缩，进口势必下降，贸易赤字消失。当人民开始储蓄，银行资本开始增加，生产规模扩大，贸易出现顺差，社会总财富增加。这一优美的自然循环和控制系统被 1971年以前的全部人类社会实践反复验证过，严重的赤字根本无处藏身，货币风险对冲几乎毫无必要，金融衍生工具不存在生存的条件。在黄金制约之下，所有的国家都必须诚实和刻苦的工作来积累财富，这也就是国际银行家厌恶黄金的根本原因。　　当失去黄金这一定海神针之后，国际货币体系自然大乱，在经过人为制造的“石油危机”造成对美元的强烈需求之下，再由79年以来的超高利率，美元才逐渐站稳了脚跟。作为世界各国的储备货币的美元，其价格如此上窜下跳，而其操纵权完全掌握在伦敦-华尔街轴心的手上，被迫跟着坐货币过山翻滚车的欧洲国家自然满腹苦水。于是，70年代末，德国财政部长施密特(Helmut Schmidt)找到法国总统德斯坦（Giscardd'Estaing）商量建立欧洲货币系统（European Monetary System）来消除欧洲国家之间贸易中令人头痛的汇率不稳定问题。　　1979年欧洲货币系统开始运转，并且效果良好，尚未加入的欧洲国家纷纷表示了加入的兴趣。对于这个系统未来可能演变成欧洲统一货币的忧心，开始强烈地困扰着伦敦-华尔街的精英圈子。　　更令人不安的是从1977年开始，德国和法国就开始插手欧佩克事务，他们计划向特定的石油输出国提供高技术产品和帮助这些国家实现工业化，作为交换条件，阿拉伯国家保证西欧长期稳定的石油供应，并将石油收入存进欧洲的银行体系。伦敦方面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德法的另起炉灶的计划，在所有努力全部失败后，拒绝加入欧洲货币系统。　　德国当时还有更大的图谋，那就是最终完成统一大业，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德国势必最终主导欧洲大陆。为此目的，德国开始接近苏联，准备和苏联保持温和而互利的关系与合作。　　为了对付德法的企图，伦敦-华尔街的谋士们提出了“危机弧形带”（Arc of Crisis）这一理论，其核心就是放出伊斯兰激进势力，使中东产油地区动荡起来，其余波甚至可以波及苏联南部的穆斯林地区，此计既打击了欧洲与中东的合作前景，阻碍了欧洲统一货币的步伐，又牵制了苏联，并为美国今后军事介入海湾地区做了准备，实在是有一石三鸟之效。　　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和国务卿万斯果然把事情办得很漂亮，中东形势出现严重动荡，1979年伊朗爆发革命，世界出现第二次石油危机。其实，世界上从未出现过真正的石油供应短缺，伊朗中断的每天300万桶石油的缺口，完全能够由美国严密控制之下的沙特与科威特的产量补足。伦敦华尔街的石油兼金融寡头任由油价暴涨，当然也是为了进一步刺激美元的需求量，他们一手把持着石油产业，一手控制着美元发行，有时左手出招，右手获利增加，有时则是相反，通过两手交替运作，世界岂有不地覆天翻之理！　　布热津斯基的另一手高招就是打“中国牌”，1978年12月美国正式与中国建交，中国不久又重回联合国。这一手严重刺激了苏联，苏联立刻觉得四面皆敌，东面有北约，西边是中国，南面还有“危机弧形带”。激灵灵打了个冷战的苏联立刻中断了与德国原本就脆弱的合作关系。　　当1989年11月柏林墙倒掉，德国人欢庆统一的时候，华尔街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美国的经济学家这样评价道：　　“确实，当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历史被书写的时候，分析家可能会把柏林墙的坍塌比作令人长期恐惧的日本地震一般的金融震荡。这堵墙的倒掉意味着数千亿美元的资本会流向一个60余年来在世界金融市场上无足轻重的地区。　　尽管德国近年来并不是美国主要的外来投资国家，自从1987年以来，英国成为了美国最大的投资国，但是美国人不应该掉以轻心的是，如果没有得到德国的大量储蓄，英国是不可能对美国进行如此规模的投资的。”[8.16]　　伦敦方面的感受更加强烈一些，撒切尔的谋士们甚至惊呼“德国第四帝国”出现了。伦敦星期日电讯报的编辑在1990年7月22日这样评论道：　　“让我们假设统一后的德国将会成为一个善良的巨人，那又如何呢？我们再假设统一的德国教导俄国也成为一个善良的巨人，那又如何呢？事实上，这样的威胁只会更大。即便一个统一的德国决心按照我们的规则进行竞争，这个世界上有谁能有效地阻止德国夺走我们的权柄呢？”[8.17]　　1990年夏天，伦敦方面组建了新的情报部门，大幅增加对德国的情报活动。英国的情报专家强烈建议美国的同行们应该从东德的旧情报人员中招募成员，来建立美国在德国的情报“资产”。　　德国方面对俄罗斯最终支持德国统一心存感激，决心帮助俄罗斯重建瘫痪的经济。德国财长设想着未来新欧洲美好的前景，一条现代化的铁路连接起巴黎、汉诺维和柏林，最终通到华沙和莫斯科，统一的货币，水乳交融的经济体，欧洲再也不会有战火和硝烟，只有梦幻一般的未来。　　但这决不是国际银行家们的梦想，他们考虑的是如何打垮马克和尚未成型的欧元构想，决不能让新德国重建成功。　　这就是90年代初在伦敦-华尔街策划之下，索罗斯阻击英镑和里拉的大背景。　　1990年，英国政府居然不顾伦敦金融城的反对，悍然加入欧洲货币兑换体系（ERM），眼看欧元体系逐渐成型，日后必然会成为伦敦-华尔街轴心的重大隐患，国际银行家于是策划各个击破的打法，欲将欧元体系绞杀在摇篮之中。　　1990年柏林墙被推倒了，德国重新实现统一。随之而来的巨额开支却是德国始料不及的，德国央行不得不提高利息对付通货膨胀的压力。在同一年加入欧洲货币兑换体系的英国情况也不太好，通货膨胀率是德国的3倍，利率高达15%，80年代的泡沫经济正濒临破灭。到1992年，英国和意大利由于双赤字压力，货币已呈现出明显高估的态势，以索罗斯为首的投机商瞧准这一机会于1992年9月16日发起总攻，做空英镑的总价值高达100亿美元，到晚上7点，英国宣布投降，此役索罗斯斩获高达11亿美元，一举将英镑和里拉踢出了欧洲货币兑换体系。紧接着，索罗斯乘胜进军想一鼓作气击溃法郎和马克，在这次高达 400亿美元的豪赌中，并没有占到便宜。索罗斯能够以25倍的杠杆借到数额如此庞大的资金，其背后实力强大的秘密金融帝国起着决定性作用。货币战争7.亚洲货币绞杀战　　90年代初，伦敦-华尔街轴心在东面战线上，重挫了日本经济咄咄逼人的势头，在西面战线上，打垮了东欧和苏联的经济，德法的欧洲统一货币的梦想也随着索罗斯的搅局而暂时搁浅，拉美和非洲早已是囊中之物，志得意满之下，环顾四海之内，唯有瞧着蒸蒸日上的东南亚地区的“亚洲经济模式”越来越不顺眼。这种政府主导经济发展大政方针，国家集中资源重点突破关键性领域，以出口为导向，人民高储蓄，为主要特色的发展模式，从70年代开始，在东南亚地区迅速流行开来，其运行的效果是，各国经济空前繁荣，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平均教育水平稳步提升，绝对贫困人数快速下降。这种完全背离了“华盛顿共识”所极力推销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替代模式，正日益吸引着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兴趣，严重阻挠了国际银行家制定的“有控制的解体”这一基本战略方针。　　发动一场亚洲货币绞杀战旨在达到的主要战略目的是：敲碎“亚洲发展模式”这个招牌，让亚洲货币对美元严重贬值，既压低了美国的进口价格以便于操控通货膨胀率，又可将亚洲国家的核心资产贱价抛售给欧美公司，加快“有控制的解体”的执行进度。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那就是刺激亚洲国家对美元的需求。对经历过金融风暴的亚洲国家来说，美元储备在关键时刻是何等“宝贵”，惨痛的教训会让他们永远不敢动抛弃美元储备的念头。　　1994年12月，格鲁曼的大作“亚洲奇迹的迷思”（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一文发表在《外交事务》上，文章预言亚洲经济必然会撞上高墙。文章所指出的如亚洲国家对生产率提高的投资普遍不足，仅靠扩大规模终会有其极限等观点，当然都有道理。但问题是亚洲国家的起点普遍很低，发展的关键在于因地致宜，因时致宜，因势利导，扬长避短。这些问题本身也是这些国家快速上升势头中出现的自然现象，完全可能在发展过程中良性地得以解决。从格鲁曼文章的效果来看，其作用相当于亚洲货币绞杀战的信号弹。　　国际银行家的目标首先锁定在泰国身上。　　时代周刊曾采访过一名曾直接导致泰铢狂贬的金融黑客，他的描述残酷而又真实，“我们就像狼群站在高高的山脊之上，俯视着一群麋鹿。泰国的经济看起来与其说是一头亚洲的小老虎，不如说更像一只受伤的猎物。我们选择病弱的（进行猎杀），是为了保持鹿群整体上更健康。”　　1994年以来，在人民币和日元贬值的上下挤压之下，泰国出口已显疲弱，而与美元挂钩的泰铢又被强势美元拖到了极为空虚的程度，危机已然成形。在出口下降的同时，大量外来的热钱持续涌入，不断推高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价格。与此同时，泰国的外汇储备虽然有380亿美元之多，但其外债总额更高达1060亿美元，从1996年起，泰国净流出的资金相当于其GDP的8%。为对付通货膨胀，泰国银行不得不提高利率，这一措施，更使深陷债务的泰国的处境雪上加霜。　　泰国只有一条出路了，那就是主动迅速地让泰铢贬值。国际银行家们估算，其损失主要在于美元债务变得更加昂贵，外汇储备会减少100亿美元左右，但这种损失会随着国际金融市场对其果断应对的肯定而得到迅速恢复。但是金融黑客们断定泰国政府必会拼死一战，力保泰铢，决不会束手就擒的。　　后来情况的发展果然证明了金融黑客的判断非常准确。与当年对付日本的情况不同，日本有着极其雄厚的金融实力和外汇存底，直接打击日本货币无异于以卵击石，所以国际银行家采用新的金融衍生工具武器，采取了时间上的“远距离”和“超视距”打击，其效果恰如以二战期间新的航空母舰战术对付战列舰一般，使日本巨型战列舰强大的舰炮威力无从发挥就葬身海底。泰国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死拼阵地战，战略意图完全暴露，战术缺乏灵活性和突然性，最终的失败是必然的。金融黑客在对付泰国和其它东南亚国家的战役中，主要打击方向是其货币本身，通过本币远期合约和股指期货形成钳形攻势，在6个月的时间里横扫东南亚地区和韩国。　　泰国在与金融黑客的交手的正面战场全面失利之后，又错误地主动投入了IMF的圈套。对“国际组织”的盲目信任，将国家的安危轻易交给外人来裁决，再次犯下了无可挽回的错误。　　巨额外债是发展中国家陷入危机的主要原因。治国与治家其实是同样的道理，高负债必然导致经济健康状态的脆弱，当外界金融环境完全不可控的情况下，得以生存只能凭侥幸。在现实世界中，国际银行家操纵着国际地缘政治的走势，可以轻易使原来看起来很可靠的金融环境突然逆转，从而大幅度地增加发展中国家债务的负担，金融黑客再乘势发动猛攻，得手的概率相当大。　　完全没有风险意识，尤其是对可能遭到巨大而无形的伦敦-华尔街势力的不宣而战毫无心理准备。这是泰国金融战败的第二个重要原因。　　对敌人的主攻方向判断完全错误，导致先败于金融黑客，后惨遭IMF宰割，相当于失败了两次。东南亚国家普遍重复了泰国的金融战败的过程。　　　狼自有狼的逻辑，狼群更有狼群的分工。当索罗斯们在花旗银行、高盛公司等一大批声名显赫的银行集团的策应之下开始猎杀行动之后，受伤倒地的猎物就交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进行屠宰和拍卖，拍卖台下挤满了垂涎三尺的欧美公司。　　如果说收购一家公司进行分拆打包之后，卖给其它公司的投资银行家能够赚到几亿美元的话，分拆和拍卖一个主权国家的核心资产至少能赚十倍，甚至百倍的金钱。　　当亚洲国家企图建立自己的“亚洲基金”来紧急救助陷入困境的区内国家时，理所当然地遭到西方国家的普遍反对。美国副国务卿塔尔博特说，“我们认为要解决这类问题的适当机构，是跨区域性及国际性的组织，而不是交给新成立的区域性组织，因为这问题本身影响深远，超越亚太区域的疆界”。美国财长萨默斯在纽约对日本协会致词时坚持，“这种在危机时刻依赖区域援助的金融区域化观念……存在着真正的风险”。他指出，这样的做法会减少可以用来应付未来风暴的资源，也会削弱应付“跨洲危机”的能力。“这是我们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必须扮演中心角色的重要原因”。　　国际货币基金第一副主席费希尔警告，区域基金不可能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样，严格要求有关国家作出整体经济改革以换取援助。费希尔说：“我们不认为设立一个提出不同条件的庞大基金或是长期机构，对此会有帮助”。　　日本本来是“亚洲基金”积极的倡导者，但是迫于伦敦-华尔街的压力，不得不屈从，日本财政部长三冢博表示，“国际货币基金会一贯在国际金融机构中发挥维护全球金融稳定的核心作用。亚洲国家建议组织的这个基金，将作为国际货币基金会的一个辅助机构”。由东京设计的新概念将是一个没有资金的基金（a fund without funds）。根据东京的新概念，那将是一个营救性机构，能以很快的速度，有计划预先调动资金，援助那些受到国际投机者狙击的货币。当设立亚洲基金的建议在香港举行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会年会上提出时，马上引起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警惕，他们担心这将破坏国际货币基金会的工作。　　最后，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只得表示，“我们不至于自大到认为我们有能力充当复苏亚太区（经济）的火车头”；他说，尽管日本在援助一些受创的亚洲国家方面有所贡献，并将继续这么做，但把亚洲拉出经济泥沼并非它该扮演的角色。　　新加坡副总理李显龙在谈到亚洲基金时认为，若为取代国际货币基金的作用，成立亚洲基金将有“道德风险”。　　　亚洲国家建立自己的基金以便在危难之中相互扶持原本是件天经地义的事，却极端不合情理地遭到伦敦-华尔街轴心的坚决反对，而日本作为区域内最大的经济体，却完全受制于人，缺乏领导亚洲经济走出困境的起码魄力和胆识，不能不令处境绝望的东南亚国家心寒。最令人困惑的是新加坡的观点，让自己和自己的邻居拥有在惨遭劫掠的情况下相互帮助的起码权力，何以能产生“道德风险”？如此“有风险的道德”又是谁家的“道德”？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是把危机的实质看得比较透彻的亚洲领导人，马哈蒂尔说：“我们并不知道他们的钱是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到底是谁在进行交易，更不知道他们的背后还有谁？我们不知道他们在赚取金钱后是否有付税务？同时，这些税务又付给谁？我们同样不知道是谁在他们的背后？”他认为，在目前的货币交易制度下，没有人知道这些钱是否来自正当管道，或是有人在洗黑钱，“因为没有人可以过问，也无从查起”。只要这些人向任何一个国家发动攻势，那么不计其数的金钱就会涌向那个国家或进行抛售活动，任何人都抵挡不了。不论是货品市场，期货或证券交易，都是必须在正当的体制下进行，“因此，我们必须管制货币交易，使之透明化”。马哈蒂尔随即遭到西方舆论界的全面围剿。马哈蒂尔尖刻的问题也许不太适合在外交场合发表，但他的的确确地问出了所有亚洲人心里的疑团。　　另一个美国冷战时期的坚定伙伴韩国被金融风暴扫到之后，向美国伸出求援之手，不曾想美国的拒绝来的如此之快和如此的坚决。在国际银行家看来，与韩国的亲密关系已经成为冷战遗留的残骸。美国政府对于此事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以国务卿奥布赖特和国家安全顾问的意见是应该伸手拉小兄弟一把，代表华尔街的财政部则坚决反对，甚至指斥奥布赖特不懂经济学。最后，克林顿服从了财政部的看法。　　在财政部长鲁宾看来，这个危机正是踹开韩国经济大门的绝佳时机，他严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韩国施加比传统的苛刻条件更加严厉的措施来对待这个乞援的昔日盟友。IMF在美国财政部的压力之下，对“援助”韩国的条件层层加码，包括韩国必须立刻以对美国有利的条件解决与美国之间的所有贸易纠纷，韩国人愤怒地指责，IMF总在为美国提出种种不合理的条件。　　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韩国陷入金融危机源于美国财政部当初竭尽全力地逼迫韩国进行全面和快速的金融资本市场开放。作为克林顿首席经济顾问的斯蒂格利茨坚决反对这种鲁莽行为，他认为这种开放无助于美国的安全利益，而有利于华尔街的银行家。　　韩国政府被迫接受了美国的诸多苛刻条件，允许美国建立银行分支机构，外国公司可以拥有上市公司的股份从26%上升到50%，外国个人可拥有公司的股份从7%上升到50%，韩国企业必须使用国际会计原则，金融机构必须接受国际会计事务所的审计，韩国中央银行必须独立运作，完全资本项下的货币自由兑换，进口许可证程序透明化，公司结构监督，劳工市场改革等。美国银行家对韩国企业早已垂涎三尺，只待韩国签署协议，就准备蜂拥而入将猎物撕得粉碎。　　但是，国际银行家小看了韩国人的强烈的民族意识，有这种意识支撑的国家很难被外来势力所统治。陷于孤立无援境地的韩国人纷纷向国家捐献自己的黄金和白银，在耗尽全部外汇储备的情况下，黄金和白银这两种金钱的最终支付手段，毫无阻碍地成为外国债权人非常乐于接受的偿债方式。令国际银行家更为吃惊的是，韩国居然没有出现他们设想中的大规模公司和银行的倒闭潮，西方公司几乎没能收购到任何大型韩国企业。　　当韩国终于挺过了最难熬的1998年春天，韩国的出口赢余迅速回升，已经彻底看透华尔街把戏的韩国政府，毅然决然地抛弃了IMF那几副毒药。所有准备申请破产的大型企业案件一律冻结，政府果断出面从银行系统中冲销了700到1500亿美元的坏帐，当政府接手这些坏账之时，银行的控制权重新掌握在政府手中，从而将IMF排除在银行系统重建之外。　　国际银行家和美国财政部不仅空欢喜了一场，而且使韩国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政府主导经济的绝对必要性。微软并吞韩国最大软件公司的图谋落空了，8家韩国地方软件公司最终得手。福特收购韩国KIA汽车公司的计划夭折了，本地公司打破了福特的好梦。外国银行接管两家大型地方银行的行动被中止了，韩国政府暂时把两家银行管理起来。　　在政府的全力主导下，韩国的经济强劲回升。　　滑稽的是，韩国竟然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作成功挽救的典型到处宣扬。　　当2003年，泰国提前偿清120亿美元债务，终于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赎身后，泰国总理他信站在巨大的国旗前面发誓,泰国将“永远不能再做(国际资本)受伤的猎物”，决不会再乞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泰国政府甚至私下鼓励泰国企业拒绝偿还国际银行家的债务，以报复1997年外国银行的疯狂掠夺。2006年9月，泰国发动军事政变，他信下台。货币战争8.中国未来的寓言　　居民马哈蒂尔找到小区片警格林斯潘报案，说家里东西被偷了，小偷可能是惯犯索罗斯。　　片警格林斯潘嘿嘿一笑，说：“也不能全怪小偷嘛，应该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谁让你们家的锁好撬呢？”　　居民马哈蒂尔不满地说：“那小偷怎么不去偷中国和印度呢？”　　片警格林斯潘叹了一口气，说：“中国和印度的院墙太高了，索罗斯爬进爬出的不方便，要是再摔下来出了人命，不还是我的事吗？”　　小偷索罗斯在旁边听了之后，冷笑一声：“在他们的院墙上掏几个洞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片警格林斯潘赶紧看看四周，小声说：“已经派保尔森去中国了，听说２００６年底就可以挖开几个大窟窿。”　　小偷索罗斯听了大喜，拿出手机就开始给同伴们发短信，“人傻，钱多，速去中国。”货币战争第九章 美元死穴与黄金一阳指　　“如果所有银行的贷款都被偿还，银行存款将不复存在，整个货币流通将会枯竭。这是一个令人惊愕的想法。我们（美联储）完全依赖商业银行。我们货币流通中的每一个美元，无论是现钞还是信用，都必须有人来借才能产生出来。如果商业银行（通过发放信贷）制造出足够的货币，我们的经济就会繁荣；否则，我们就会陷入衰退。我们绝对没有一种永久性的货币系统。当人们抓住了整个问题的关键之处，我们（货币系统）可悲的荒谬之处，以及（美联储）令人难以置信的无助，就会变得如此明显。货币是人们最应该调查和思考的问题，它的重要性在于，除非人民广泛地理解这个（货币）系统并立刻采取措施修正它，否则我们现在的文明将会崩溃。”[9.1]　　罗伯特.汉姆费尔，美联储亚特兰大银行　　本章导读　　货币就其本质而言，可分为债务货币与非债务货币两大类。债务货币就是当今主要发达国家所通行的法币（Fiat Money）系统，它的主要部分是由政府、公司以及私人的“货币化”的债务所构成。　　美元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美元在债务产生的同时被创造出来，在债务偿还的同时被销毁。流通中的每一个美元，都是一张债务欠条，每一张欠条在每一天里都在产生债务利息，而且是利滚利地增加着，这些天文数字的利息收入归谁呢？归创造出美元的银行系统。债务美元的利息是原有货币总量之外的部分，必然要求在现有货币总量之外再创造出新的债务美元，换句话说，人民借钱越多，就必须借更多的钱。债务与货币死锁在一起，其逻辑的必然结果就是，债务永远增加，直到其债务货币遭人彻底抛弃或其利息重负压垮自身经济发展，导致整个体系的最终崩溃。债务的货币化乃是现代经济最严重的潜在不稳定因素之一，它是通过透支未来来满足现在的需要。中国有句老话，寅吃卯粮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另一类货币，就是以金银货币为代表的非债务货币。这种货币不依赖于任何人的许诺，不是任何人的债务，它代表的是人类已经完成的劳动成果，是人类数千年社会实践中自然进化而来的。它不需要任何政府力量的强制，它可以跨越时代与国界，它是货币中的最终支付手段。　　在所有货币中，金银货币意味着“实际拥有”，而法币则代表“欠条+许诺”。二者的价值“含金量”有着本质区别。　　中国的人民币则介于二者之间。尽管人民币目前也存在着“债务化货币”的成分，但就其主体而言，仍然是体现过去已经完成的产品与服务的度量。人民币的发行并非像美元一样必须以国债作抵押，由私有中央银行发行货币，所以得以避免了落入私人腰包的巨额利息支出，从这个角度来讲，人民币的属性更接近金银货币。同时，由于人民币没有金银作为支撑，它又有法币的基本属性，必须依靠政府的强制力才能保证货币价值。　　真正理解西方法币制度，尤其是美元制度的内在本质，是人民币未来改革的必要前提。货币战争1.部分储备金体系（Fractional Reserve Banking）：通货膨胀的策源地　　“（现代）银行原本就是不公正的，它带着罪恶降生。银行家们拥有着地球。剥夺他们的一切，但留下创造储蓄（Deposit)的权力，他们只需要动动笔，就能创造出足够的储蓄来赎回他们丢失的一切。但是，如果剥夺了他们创造储蓄的权力，一切财富的好运都会消失，也包括我自己的，它们（创造储蓄的权力）应该消失，因为这将带来一个更幸福和更美好的世界。但是如果你们愿意继续成为银行家们的奴隶，并为你们的被奴役支付费用，那就让他们继续创造储蓄好了。” 　　　约四亚.斯坦普爵士　英格兰银行行长，英国第二富豪　　最早的金匠银行家们提供的是纯粹的“金币存放业务”，当储户将金币交给银行家时，银行家提供标准格式的收据，这些收据就是“银行券”，这些金币的“衍生物”逐渐成为社会交易的媒介，被称之为货币。　　此时的银行是处在完全储备金体系之下，它随时可以将“银行券”兑换成金币。其主要收入就是储户缴纳的“托管费”。　　久而久之，“聪明的”金匠银行家发现平时只有很少的储户前来要求将“银行券”兑换成金币，眼看着金窖里的黄金躺在那里睡大觉，银行家不禁开始心痒起来，如何才能“盘活”这些沉睡的资产呢？　　社会上总有一些人急需用钱，于是银行家就告诉他们可以到银行来借钱，只要在规定期限内偿还本金，再支付一些利息就可以了。当借钱的人来到银行，银行家就用多开“收据”的办法，增发“银行券”来进行贷款，坐收利息。只要不增发得太过份，一般不会引起储户怀疑。长期的经验说明，增发比如10倍的“银行券”是安全的。由于贷款利息收入是无中生有的意外之财，当然是多多益善，于是银行家开始到处拉储户，为了吸引人，他们开始对原本收费的存放托管业务支付利息。　　当从事金币储藏业务的金匠银行家开始进行贷款业务时，他实际上为原来的储户提供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服务产品，第一种是纯粹“金币存放”，第二种是“投资储蓄”。这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金币的所有权”。在第一种情况下，储户对在银行家那里储放的金币拥有绝对的所有权，银行家必须承诺储户可以随时拿收据来兑换金币。而第二种则是储户在一段时间内，丧失对储放金币的所有权，由银行家进行风险投资，当收回投资之后，储户才能重新获得所有权。　　第一种“金币存放”所对应的银行券是“事实存在”，是全额储备，而第二种“投资储蓄”所对应的银行券则是“欠条+许诺”，银行券发行的数量多于银行实际的金币拥有量，是部分储备。而这种“欠条+许诺”的银行券与生俱来就带有风险系数和通货膨胀的天性，这种天性注定了这种银行券非常不适合于承当社会产品和服务的交易媒介。　　部分储备金系统天生就有模糊两种银行服务产品界限的冲动。银行家们在银行券的设计上推行“标准化”，让普通人很难区分两种银行券的本质差异，数百年来，盎克鲁-萨克逊国家因此而产生的法律诉讼汗牛充栋。当愤怒的储户状告银行家未经许可，擅自将储户认为的“托管金币”贷款给别人时，银行家则声称，他们有权支配储户的金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848年的“佛雷对希尔及其他人”（Foleyvs Hill and Others）一案：　　“当（储户的）金钱存入银行时，就完全不再属于储户了；此时，金钱属于银行家，他则有义务在储户要求时归还相应数额的金钱。存放在银行，被银行家所管理的金钱，在所有的意义和内涵上，都是银行家的金钱，他有权任意处置。他没有义务回答储户这些钱是否处于危险境地，他是否进行有害的投机，他没有义务像对待别人财产那样保存和对待它；但是，他当然对（储户存放金钱的）数额有义务，因为他被合约所约束。”[9.2]　　在英美法系之下，英国法官的这个判决无疑成为了一个金融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储户存放在银行的自己辛苦挣来的金钱突然失去了法律保护，这严重地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在此之后，盎克鲁-萨克逊国家的银行完全拒绝承认“储蓄托管”的合法性，全额储备金失去了合法地位，一切储蓄都变成了“风险投资”。从法律上奠定了部分储备金体系的垄断地位。　　　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罗斯切尔德家族银行以早于英国官方24小时的时间差得知战争结局，从而一举掌握了英国国债市场，控制了大英帝国的货币发行，随后不久，又相继控制了法国、奥地利、普鲁士、意大利等国的货币发行，把持世界黄金市场定价权长达近200年。罗斯切尔德、谢夫、沃伯格和其他犹太银行家族在各国设立的银行网络，事实上形成了最早的国际金融体系和世界清算中心，只有加入他们的结算网络，其它银行的支票才能跨国流通，他们逐步形成了银行家的卡特尔集团。这些家族的银行准则成为了当今世界金融业的“国际惯例”。　　银行卡塔尔是部分准备金制度最重要的推动力量，也是最大的受益者。当这种“金融特殊利益集团”的能量达到相当规模时，他们势必要扶持甚至直接建立对自身最为有利的政治和司法游戏规则。　　1913年，当国际银行卡塔尔在美国终于成功地建立了部分准备金体系的“楷模”-美联储之后，全额准备金制度的货币逐渐在竞争中被“劣币”所驱逐。当时的美国政府发行的“白银券”和“黄金券”堪称全额准备金制度的幸存者，两种纸币背后，都有美国政府100%足额的真金白银做抵押，一盎司的黄金白银对应着等值的纸币，即使银行系统的所有债务同时被偿还，市场上仍然有全额储备的“金银美元”在流通，经济照样能够发展，就像１９１３年美联储存在之前一样。　　１９１３年以来，部分储备的美联储“劣质美元”就开始在市场上逐渐驱逐全额储备的真金白银“优质美元”，国际银行家就是要制造一种部分储备金制度垄断现代金融世界的既成事实，并将政府从货币发行领域彻底踢出去，所以他们使出浑身解数来妖魔化黄金和白银，并最终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成功地废除了白银美元，并在１９７１年砍断了黄金与美元的最后关联，从此，部分准备金制度终于完成了垄断。货币战争2．债务美元是怎样“炼成”的　　美联储纽约银行是这样描述美元的，“美元不能够兑换财政部的黄金或其它任何资产。关于支撑‘美联储券’的资产问题没有实际意义，它只有记账方面的需要…银行在借款人承诺还钱时（IOU），产生出货币。银行是通过将这些私人和商业债务‘货币化’来创造金钱的。”　　美联储芝加哥银行的解释是，“在美国，无论是纸币还是银行存款，都不像商品一样具有内在价值，美元仅仅是一张纸。银行存款也只是记账簿中的若干数字。硬币虽然拥有一定的内在价值，但通常远低于它们的面值。　　那究竟是什么使得这些支票、纸币、硬币等工具在偿还债务和其它货币用途中，能够被人们按照它们的面值来接受呢？主要是人们的信心，人们相信在他们愿意的情况下，他们随时可以用这些货币换成其它的金融资产以及真实的产品与服务。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政府用法律规定，这些‘法币’必须被接受。”[9.3]　　也就是说，债务的“货币化”创造了美元，而美元的票面价值必须由外力来强制。那么债务究竟是如何变成美元的呢？要搞清“债转钱”的细节，我们必须拿着放大镜来仔细观察美国的货币运作机制。　　　作为非金融专业的读者，可能需要反复阅读以下的内容，才能完全理解美联储和银行机构的“造钱过程”。这是西方金融业最核心的“商业机密”。　　由于美国政府没有发币权，而只有发债权，然后用国债到私有的中央银行美联储那里做抵押，才能通过美联储及商业银行系统发行货币，所以美元的源头在国债上。　　第一步，国会批准国债发行规模，财政部将国债设计成不同种类的债券，其中一年期以内的叫做T-Bills(Treasury Bills)，2-10年期的叫T-Notes，30年期的叫T-Bonds。这些债券以不同的频率在不同的时间里，在公开市场上进行拍卖。财政部最后将拍卖交易中没有卖出去的国债全部送到美联储，美联储照单全收，这时美联储的账目上将这些国债记录在“证券资产”（Securities Asset）项下。　　因为国债由美国政府以未来税收作为抵押，因此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可靠的资产”。当美联储获得了这一“资产”之后，就可以用它产生一项负债（Liability），这就是美联储印制的“美联储支票”。这是“无中生有”的关键步骤。美联储开出的这第一张支票背后，没有任何金钱来支撑这张“空头支票”。　　这是一个设计精致和充满伪装的步骤，它的存在使政府拍卖债券时更加易于控制“供求”，美联储得到借钱给政府的“利息”，政府方便地得到货币，但又不显露大量印钞票的痕迹。明明是空手套白狼的美联储，在会计账目上竟然是完全平衡的，国债的“资产”与货币的“负债”正好相等。整个银行系统被巧妙地包裹在这一层外壳之下。　　正是这一简单而至关重要的一步，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不公正。人民的未来税收被政府抵押给私有中央银行来“借出”美元，由于是向私人银行“借钱”，政府就欠下了巨额利息。其不公体现在：　　一，人民未来的税收不应被抵押，因为钱还没有被挣出来，抵押未来必然导致货币购买力贬值，从而伤害了人民的储蓄。　　二，人民的未来税收更不应该抵押给私有中央银行，银行家们在几乎完全不出钱的情况下，就突然拥有了人民未来税收的承诺，这是典型的“空手套白狼”。　　三，政府凭白无故地欠下巨额利息，这些利息支出最终又成为人民的负担。人民不仅莫名其妙地被抵押了自己的未来，而且现在就要立刻交税来偿还政府欠私有中央银行的利息。美元的发行量越大，人民的利息负担就越重，而且世世代代永远无法还清！　　第二步，当联邦政府收到并背书美联储开出的“美联储支票”后，这张神奇的支票又被存回美联储银行并摇身一变，成了“政府储蓄”（Government Deposits）并存在政府在美联储的账户上。　　第三步，当联邦政府开始花钱，大大小小的联邦支票构成了“第一波”货币浪潮涌向经济体。收到这些支票的公司和个人纷纷将它们存到自己的商业银行账户上，这些钱又变成了“商业银行储蓄”（Commercial Bank Deposits）。此时的它们呈现出“双重人格”，一方面它们是银行的负债，因为这些钱属于储户，早晚要还给别人。但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构成银行的“资产”，可以用于放贷。从会计账目上一切都还是平衡的，同样的资产构成了同样的负债。但是，商业银行在此开始借助“部分准备金”（Fractional Reserve Banking）这一高倍放大器，开始准备“创造”货币了。　　第四步，商业银行储蓄在银行账目上被重新分类为“银行储备”（Bank Reserves）。此时，这些储蓄已经由银行的普通“资产”，一跃为生钱种子的“储备金”。在“部分准备金”体系之下，美联储允许商业银行只保留其 10%的储蓄做“储备金”（一般而言，美国银行只保留相当于总储蓄额的1%到2%的现金和8%到9%的票据在自己的“金库”里，作为“储备金”），而将 90%的储蓄贷出。于是，这90%的钱就将被银行用来发放信贷。　　这里面存在着一个问题，当90%的储蓄被贷款给别人之后，原来的储户如果写支票或用钱怎么办？　　其实，当贷款发生的时候，这些贷款并不是原来的储蓄，而是完全无中生有地创造出来的“新钱”。这些“新钱”使银行拥有的货币总量比“旧钱”立刻增加了90%。与“旧钱”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新钱”可以为银行带来利息收入。这就是“第二波”涌到经济体中的货币。当“第二波”货币回到商业银行中时，就产生了更多波次的“新钱”创造，其数额呈递减趋势。　　当“第20几个波次”结束时，一美元的国债，在美联储和商业银行的密切协同下，已经创造出了10美元的货币流通增量。如果，国债发行量及其创造货币的余波所产生的货币流通增量大于经济增长需要时，所有“旧钱”的购买力都会下降，这就是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当2001年到2006年，美国新增了3万亿美元国债时，其中相当部分直接进入了货币流通，再加上多年前的国债赎买和利息支付，所造成的后果就是美元剧烈贬值和大宗商品、房地产、石油、教育、医疗、保险价格的大幅上涨。　　但是，大多数增发的国债并没有直接进入银行系统，而是被外国中央银行，美国的非金融机构，和个人所购买。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购买者花的是已经存在的美元，所以并没有“创造出”新的美元。只有当美联储和美国的银行机构购买美国国债时，才会有新美元的产生，这就是美国能够暂时控制住通货膨胀的原因。不过，掌握在非美国银行手中的国债，迟早会到期，另外利息也需要半年支付一次（30年国债），这时，美联储将无可避免地造出新美元。　　　从本质上看，部分准备金制度加上债务货币体系是长期通货膨胀的元凶。在黄金本位下，其结果必然是银行券发行量逐渐大幅超过黄金储备量，而导致金本位必然解体。在布雷顿体系下，则是必然导致黄金兑换体系的崩溃。而在纯粹法币制度下，最终将无可避免地产生恶性通货膨胀，最终导致世界范围的严重衰退。　　在债务货币之下，美国将永远无法偿还国债、公司和私人债务，因为还清债务之日，也正是美元消失之时。美国的总债务非但不会减少，随着债务利息利滚利的雪球效应和经济自然增长的货币需求，美国的债务总量将会持续上升，而且速度越来越快。货币战争3.美国的“债务悬河”与亚洲人民的“白条”　　美国80年代的发行的规模空前的国债，由于利息颇高，极大地吸引了私人和非银行机构的投资者，外国中央银行也趋之若鹜，在这个现有美元的回流重新使用的过程中，新美元创造较少。到了90年代，由于打垮了世界主要竞争货币，美元国债仍然抢手，进口日常商品的价格在第三世界国家货币普遍贬值的情况下，也显得格外便宜，美国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岁月。2001年以来，由于反恐战争的庞大开支和80年代以来大量发行的各种期限的国债纷纷到期，以及越来越大的利息支出，迫使美国发行更多的国债来替换老国债。从１９１３年到２００１年，美国在８７年里一共积累了６万亿美元的国债，而从２００１年到2006 年，短短的５年多的时间里，美国竟增加了近３万亿美元的国债，美国联邦国债总量已高达８万６０００亿美元，并以每天２５.５亿的速度增加着。美国联邦政府的利息支出已在政府开支中高居第三位，仅次于医疗健康和国防，每年高达近4000亿美元，占其财政总收入的17%。　　从1982年到1992年，美国货币增发尚处在“温和增加”状态，年均增加8%。但从1992年到2002年，美国货币增发进入“快车道”，达到了 12%。从2002年开始，由于反恐战争和刺激濒临衰退的经济的需要，在战后利率接近最低点的情况下，美国货币增发速度达到了惊人的15%。其实，从美国国债增发的陡度来看，一切已属必然。美联储在2006年3月宣布停止M3广义货币统计报告并不是偶然的。　　２００１年９１１以来，葛林斯潘为挽救股市和债券市场，不顾后果的把利率从６％迅速降到１％所造成的美元信贷暴涨，使美元在全世界泛滥成灾，人们终于明白了，原来美元其实是印着绿色花纹的纸片。全世界的主要美元持有者几乎同时扑向了房地产，石油，黄金，白银，大宗商品等美联储变不出来的东西。一位法国投资者说：“纽约人能发行美元纸币，但只有上帝才能发行石油和黄金。”其后果就是，原油价格从22美元一桶上涨到60美元，黄金、白银、白金、镍、铜、锌、铅、大豆、糖、咖啡、可可等价格分别是2002年价格的120%到300%。但经济学家仍然信誓旦旦的说通货膨胀只有1-2%，人们不禁想起马克.吐温的一句名言：世界上有三种谎言：谎言、该死的谎言和统计数字。　　更加令人不安的是美国的总债务已高达44万亿美元，这些债务包括联邦国债，州与地方政府债务，国际债务，私人债务的总和。这些债务平摊到每一个美国人身上高达近15万美元，一个四口之家要负担近60万美元的债务。在私人债务中，最令人注目的就是数目庞大的住房按揭贷款和信用卡欠款。　　如果以5%的保守利息计算，44万亿美元每年需要支付高达2.2万亿美元的利息，几乎相当于美国联邦政府全年的财政总收入。在全部债务中，近70% 的债务都是1990年以后“创造”出来的。现在的美国已经不可能再发动80年代初的高利率战争来套牢第三世界国家了，因为美国本身已经严重负债，任何高利率的政策都无异于经济自杀。　　债务“金钱化”，再加上部分储备金这一超级放大器，已经严重透支了美国人民未来的财富。到2006年，美国人所上缴的个人收入所得税的总额，在联邦政府那里仅稍事停留，就立刻全部转入银行系统以支付债务美元的利息。个人缴纳的所得税没有一分钱用到了政府身上，各地区的教育开支主要靠当地的地产税收入，全美国的高速公路建设和维护用的是汽油税，对外用兵的战争费用恰好等于美国公司缴纳的公司税。换句话说，3亿美国人被银行家“间接征税”了几十年，而且还要年复一年被继续盘剥下去。美国人民的储蓄，则通过长期通货膨胀被银行家的“潜在税收”再刮掉一层皮。　　先不论美国的债务人是否还能还得清这利滚利的债务，问题是美国政府压根儿就没有打算偿还国债。美国政府只是不断地用永远增加的新债券去替换老债券（Debt Rollover）以及老债务所累积的利息，循环往复，直至永远。正如美联储费城银行指出，“在另一方面，日益增加的众多分析家现在认为国债是非常有用的，甚至是（经济的）福音。他们认为国债完全不需要减少。”　　　是啊，如果一个人可以不断靠借越来越多的债务来过着奢侈的生活，而且可以永远不用还钱，天底下只怕再也找不到这样的好事了。这种听起来类似“经济永动机”的“好事”，现在正在美国大行其道。这些经济学家们认为可以用不断增加债务来永远享受“美好生活”的想法，与认为一国可以靠多印钞票就能致富的思路，并没有本质区别。　　这些学者们还进一步指责亚洲和其它国家过多的储蓄才是造成世界经济结构失调的根本原因，这种得了便宜还卖乖的论调已足以证明其学术道德已堕落到何等触目惊心程度。亚洲国家过多的储蓄？他们哪里还有过多的储蓄呢？这些几十年辛苦积攒的储蓄正在源源不断地通过购买美国国债，被美国吸进了这个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经济永动机”的“伟大试验”中去了。　　亚洲国家“出口导向”的经济对美国国债的需求，就像吸毒上瘾一般，一刻不被人吸血，就会周身不通泰。而美国也乐得拿这种实质上“永不偿还”的国债来给亚洲人民打白条。不过，亚洲国家最终必然会意识到，为了区区5%的美国国债名义回报，冒的却是美元资产无法挽回的剧烈贬值的实质风险，无论如何不是一件合算的投资。　　　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指出，如果中国停止平均每星期几十亿美元国债的购买量，美国经济就会有大麻烦，但是中国经济由于向美国出口萎缩也会有大麻烦，事实上，双方已经陷入“金融恐怖平衡”的状态。货币战争4.金融衍生品市场的“霸盘生意”　　如果每年以利滚利方式增加的至少２万亿美元的利息支出迟早会被“创造”出来进入货币系统的话，尽管其中一部分可以用更高债务的代价往未来堆积，另外一部分利息美元增发也足以造成显著的通货膨胀，但奇怪的是，美国的通胀（CPI）似乎并不明显。国际银行家的魔术是怎样玩儿的呢？　　窍门在于必须有吸纳大量货币增发的去处，这就是近十几年来畸形膨胀起来的金融衍生品市场。　　２０年前，全世界的金融衍生产品的名义价值（Notional Value）总额几乎为零，到２００６年，这个市场的总规模已经达到370万亿美元！相当于全世界的GDP总和的８倍多。其增长速度之快和规模之大足以撑破任何正常的人类想象力。　　金融衍生产品的本质是什么呢？和美元一样，也是债务！它们是债务的打包，它们是债务的集合，它们是债务的集装箱，它们是债务的仓库，它们是债务的喜马拉雅山。　　这些债务被作为资产充斥着对冲基金的投资组合，也是这些债务被保险公司和退休基金当做资产放在账户上。这些债务被交易着，延期着，挤压着，拉伸着，滚动着，填充着，掏出着，这是一个债务的盛宴，也是一个赌博的盛宴。在纷繁的数学公式背后，只有空和多两个选择，每一张合同都是一次赌博，每一次赌博都必见输赢。　　既然是数百万亿美元的豪赌，这个赌场上必有庄家。谁是庄家呢？就是美国的最大的５家银行，它们不仅是重量级的玩家，而且是做的是“霸盘”生意。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２００６年第二季度的商业银行金融衍生市场报告中指出，美国最大的５家银行，摩根大通(JP Morgan Chase)，花旗集团等，占全部９０２家银行金融衍生产品总和的９７％，收入占９４％。在所有银行金融衍生产品类别中，规模最大的是“利率产品类” （Interest Rate），占整个盘子的８３％，名义价值为９８．７万亿美元。[9.4]　　在利率产品类别中，“利率掉期”（Interest Rate Swap）占绝对优势。“利率掉期”的主要形式是，在一定期限内，用“浮动利息现金流”去交换“固定利息现金流”，交易一般不涉及本金。其主要用途是以 “更低的成本”来“模拟”长期固定利率债券的运作。使用这种工具最多的就是美国两大GSE(GovernmentSponsoredEntity)公司，房地美和房利美。这两家超级金融公司用发行短期债券来资助３０年固定利息的房地产贷款，辅之以“利率掉期”来对冲未来利率变化的风险。　　在９８.７万亿美元的利率衍生产品中，摩根大通独占鳌头，占有７４万亿的分额。在金融领域中，１０：１的资金杠杆比例进行投资已属非常“冒进”了，１００：１则是“疯狂型”投资，９０年代著名的超级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基金”（Long Term Capital Management）在两位诺贝尔经济奖得主指导下，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复杂的风险对冲数学模型，拥有着世界上最先进的计算机硬件设施，在以这一杠杆比例投资时，一不留神就输了个精光，还险些拖垮整个世界的金融体系。摩根大通做利率衍生产品时的杠杆潜在比例竟然高达６２６：１，堪称世界之最[9.5]。　　摩根大通实际上做的是利率衍生产品市场的“霸盘”生意，它是几乎所有对冲利率走高风险公司的对家。换句话说，绝大多数人需要在投资时防止未来利率突然暴涨，而摩根大通则向所有人保证利率不会暴涨，它卖的就是这样一种保险。　　　是什么神秘的水晶球能让摩根大通敢冒如此惊天动地的风险，来预测只有格林斯潘和美联储到时候才知道的利率变化呢？合理的答案只有一个，摩根大通本身就是美联储纽约银行最大的股东之一，而美联储纽约银行是一家不折不扣的私营公司，摩根大通不仅可以比其他人更早得知利率变化的消息，更是利率变化政策的真正制定者，而远在华盛顿的美联储“委员会”仅仅是个执行机构而已，利率政策的变化并非像世人想像的那样在美联储定期会议上才投票临时决定的。当然，投票过程是逼真的，但是投票人从一开始就是被国际银行家们安插好的。　　所以摩根大通做的是稳赚不赔的买卖。这就好比摩根大通是一家能够人工控制降雨量的公司，而它卖的是洪水泛滥的保险，它当然知道洪水什么时候泛滥，它甚至知道洪水要淹没哪个地区。　　爱因斯坦曾说过，上帝不掷骰子。摩根大通敢玩金融衍生市场的“霸盘”生意，同样不会掷骰子。　　随着金融衍生产品市场规模爆炸性的成长，政府的监管早已远远落后了。大量衍生产品的合同是在正规交易市场之外进行的，也叫做“柜台交易”（Over the Counter），在会计制度上，也很难将衍生产品的交易与常规商业交易相类比，更不用说税务计算和资产负债核算了。由于其规模庞大，金融杠杆比例严重偏高，对家风险难以控制，政府监管疏松，对于金融市场而言不啻为一枚定时核弹。　　　正是由于这个投机市场的空前繁荣，大量吸呐了美国债务利息支付所“创造”的天文数字的流动性。只要巨额新增发的美元和海外回流的美元被这个高速旋转的市场所裹携进去，而不至于大量泄露到其它市场上，核心通货膨胀指数就会奇迹般地被控制住。同理，一旦金融衍生市场崩盘，我们将见识到世界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金融风暴和经济危机。货币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