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dEinhorn）的年轻对冲基金经理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雷曼岌岌可危！戴维刚刚连夜坐飞机从洛杉矶赶回办公室参加今早的电话会议，他属于被富尔德贬斥为对冲投资者之流。但他极具影响力，一句话就可以对市场产生重大影响。他打赌雷曼的情形比卡伦透露的更糟糕。的确，世界很快就会认同他的观点。大而不倒（二）（1）亨利·保尔森的宅邸位于华盛顿特区西北部，四周树木繁茂，环境宜人。此时，他正焦急地在客厅里踱步，手里还一直握着手机。这一天是复活节也是星期天，到这天为止，贝尔斯登已被收购整整一个星期了。保尔森曾答应妻子温蒂抽空一起去石溪公园（RockCreekPark）骑车兜风。石溪公园是一片将首都华盛顿一分为二的公共绿地，离保尔森家不远。整个周末温蒂都在生保尔森的气，因为他总在不停地打电话。“求你了，就一小时。”温蒂试图劝他到屋子外面去转转。保尔森终于同意了，这是一个多星期来他第一次试着暂时忘掉工作。可电话又响了起来。财政部长拿起电话听了一会儿，厌恶地说，“我听了想吐！”电话是杰米·戴蒙从摩根大通总部8楼的办公室打来的。戴蒙的办公室位于曼哈顿中城，俯瞰着派克大街（Park*enue），室内墙壁镶嵌着木板以做装饰。戴蒙刚刚告诉保尔森一条令人不快的消息：他已经决定修订与贝尔斯登每股两美元的交易价格。根据修订后的条款，贝尔斯登的股价将提高到每股10美元。保尔森对这一消息其实并不感到意外。整整一个星期，保尔森每天都会不停地给戴蒙打电话，数次打断戴蒙在跑步机上的慢跑晨练。通过这些电话沟通，保尔森已预感到摩根大通会加价收购贝尔斯登。摩根大通收购贝尔斯登的交易宣布后，保尔森和戴蒙都很担心那些心怀不满的贝尔斯登股东会否决该项交易，抵制其低价出售。真要出现这样的情况，贝尔斯登又要重新面对乱局了。不过戴蒙的决定还是让保尔森措手不及。保尔森曾预想，如果戴蒙真要提高收购价格，每股最多不过加几块钱，最高到8美元也就到顶，绝不会提高到两位数。“那比我们之前说好的要高多了。”保尔森用他特有的粗哑嗓音对着电话低声说道，他感到一时难以接受这个消息。一周前，戴蒙表示准备以每股4美元的价格收购，保尔森当即要求他压低价格：“我觉得每股价格2~3美元比较合适。”事实上，如果政府不对其290亿美元的负债提供担保，贝尔斯登早就破产了。保尔森可不愿因为救助他那些华尔街的老朋友而被人诟病。“我不明白它们怎么还会值那么多。”他对戴蒙说。到目前为止，除戴蒙外，没人知道低廉价格背后有美国财长的影响力，保尔森也不想让人知道。像大多数保守派一样，他仍然尊崇“看不见的手”这一被普遍认同的准则，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主张，政府干预最好还是列为最后手段。作为一位前首席执行官，保尔森完全理解戴蒙的立场，他同时希望市场能很快重新恢复平静，毕竟市场恐慌已持续了一个星期。每股两美元的收购价公布后，贝尔斯登的股东及员工已经要揭竿而起了，他们威胁不仅会搅黄这笔交易，还会搅乱整个市场。与此同时，戴蒙也发现仓促中拟定的并购协议中存在一个明显失误：贝尔斯登的股东可以投票否决这笔交易。即便如此，摩根大通仍要为其全年的交易做担保，摩根大通实际上是被套住了。戴蒙将这一失误归咎于他的律师事务所——沃切尔·利普顿·罗森·卡茨律师事务所。戴蒙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向贝尔斯登的员工解释该笔交易。戴蒙向保尔森详细描述了埃德·莫德沃（EdMold*er）在那次会上如何公开地嘲笑挖苦他。埃德·莫德沃是一名在贝尔斯登工作多年的经纪人，在戴蒙看来他简直是混蛋。“这可不是什么奉子成婚，”莫德沃在数百名贝尔斯登员工面前皱着眉头说，“这更像是一次*。”大而不倒（二）（2）保尔森向戴蒙透露，他自己在华盛顿也感受到类似的抵触情绪。因为大部分政府人士都认为：华尔街人士大都贪婪而且薪酬过高。一提到救助这些人就如同提到加税一样令他们反感。保尔森坦言：“其实我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更糟糕的是，这一年要举行总统换届大选。星期一，也就是贝尔斯登并购交易公布一天后，*党候选人、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Clinton）就对救助提出批评，她甚至把布什政府对贝尔斯登的救助与伊拉克问题联系起来。当时希拉里在民意测验中占据微弱优势。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党主席巴尼·弗兰克（BarneyFrank）也同样尖刻，他借这笔交易来控诉保尔森的顶头上司——布什总统。“这些年来，共和党推行放松管制政策，缺乏对迅速发展的新型金融工具的监管，这些都让他们把大部分经济体变成了人质，”弗兰克抱怨道，“而无论是否愿意，我们都必须支付赎金。”*党和共和党都在攻击救助计划，这是极少数能让两党达成共识的事情之一。不过共和党对其痛恨不已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共和党保守派人士始终相信市场会自动解决一切问题，政府采取的任何干预措施必定让事情更加糟糕。他们引用希波克拉底①的《论流行病》说：“首先，不要伤害！”但现在这种史无前例的毁灭性灾难却也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得不付出的沉重代价。与此同时，共和党温和派被选民的种种抱怨所淹没，不堪其扰。这些选民不理解，那些毁了他们养老金计划的家伙们凭什么还能享用纳税人的血汗钱。所有人都把政府的行为称做“救市”——这是保尔森痛恨听到的一个词，他认为自己在努力挽救美国经济。“救市”这个词应该从字面意思来理解，即从一条正在下沉的船里向外淘水以拯救这条船，而不是指施舍。保尔森不明白华盛顿为什么就没一个人能看出两者之间的差别。然而，保尔森已感觉到，无论对时局的预测多么准确，只要实施救助，就一定会惹来麻烦。布什总统虽然在公开场合赞同贝尔斯登收购案，还表扬了保尔森，但私底下他并不高兴。总统明白救助很有必要，但他同时明白这一行动必将被政治化。尽管很清楚答案是肯定的，他还是向保尔森发难：“这会让我们全完蛋，不是吗？”保尔森非常了解总统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就在贝尔斯登交易前的那个星期三，保尔森整个下午都在总统椭圆型办公室，为总统将于星期五在希尔顿饭店向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的演说稿提意见。布什在发言稿里声称，政府绝不会实施救助。保尔森一边浏览着发言稿，一边说道：“可别那么说。”“为什么？”布什问道，“我们不会实施救助的。”保尔森向他透露了坏消息：“虽然听起来很糟糕，但恐怕你必须实施救助。”总的说来，现在局势已发展成保尔森所经历的最糟糕的一场梦魇。经济已经变成一场带有政治色彩的足球赛事。事关他的声誉，而他却被华盛顿的游戏规则牢牢束缚着。2006年春，亨利·保尔森两度拒绝出任美国财政部长一职。保尔森大学一毕业就在国防部工作，之后又为尼克松政府工作了多年，因而非常了解华盛顿的运作机制。所以，他完全了解担任美国财长所蕴含的风险。“我会在这里倒下，也将再不能与这些人共事。我会声名狼藉地离开，看看人们都是如何评价斯诺和奥尼尔的吧。”约翰·斯诺（JohnSnow）和保罗·奥尼尔（PaulO’Neil）是保尔森的前任，他们初到华盛顿时均被看做各自领域的奇才，但最后都黯然离开。大而不倒（二）（3）苦苦思索数月后，保尔森决定拒绝出任财长。他已经拥有世界上最棒的工作：在华尔街最受尊崇的机构——高盛担任首席执行官。作为公司行政总裁，保尔森周游世界。他把大部分注意力投向中国，在中国，他已经近乎是非官方的美国资本主义大使，与包括美国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Rice）在内的华盛顿任何一位官员相比，他与中国领导人建立的关系都更为深厚。布什总统新任白宫办公厅主任乔舒亚·博尔滕（JoshuaBolten）竭力促使保尔森加入总统班子。博尔滕说服总统，使之确信保尔森与中国之间的紧密联系会成为巨大优势，因为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中国在地缘政治方面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从工作经历来说，博尔滕十分了解保尔森。博尔滕也曾为高盛效力，20世纪90年代曾为高盛在伦敦开拓业务。乔恩·科尔津（JonCorzine）领导高盛期间，他还做过一阵行政总管。但在劝说保尔森或保尔森家族接受财长一职问题上，博尔滕却没能取得任何进展。尽管2004年他是布什的“先锋队员”——这个称号专指为总统连任竞选筹集超过10万美元资金的人，但因不赞同总统的政治观点，妻子温蒂不支持他。保尔森的母亲玛丽安娜则被保尔森就任财长的想法吓哭了。保尔森的儿子是美国国家篮球协会的官员，女儿是《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记者，他们也强烈反对父亲更换工作。还有一位持反对意见的关键人物是保尔森的导师和顾问、高盛集团前主席约翰·怀特黑德（JohnWhitehead）。里根执政时期，怀特黑德曾在国务院任职。他觉得保尔森接受财长一职的决定将是错误选择。他认为，“这是一届失败的政府，在那儿任职意味着你必须经受很多磨难才能干成点事。”4月份接受采访时，保尔森驳斥了他是美国财长候选人的言论。他对《华尔街日报》说：“我爱我现在的工作。事实上，我觉得自己拥有一份商业领域最棒的工作。我打算在这里长期干下去。”博尔滕却仍在为促成此事而努力。4月底，保尔森接受了与总统会面的邀请，但高盛首席职员、曾在里根和布什两届政府中为詹姆斯·贝克（JamesBaker）工作过的约翰·罗杰斯（John）向保尔森强烈建议：除非准备接受这项工作，否则不要与总统见面。“你不要去和总统探讨工作的事。”他对保尔森说。罗杰斯的意见不容置疑，于是保尔森尴尬地给白宫打电话，为不能履约表示歉意。不过由于中国国家主席*恰巧来访，保尔森和妻子后来还是出席了在白宫举行的午宴。餐后夫妇俩一起散步，途经财政部大楼时，温蒂转向他。“我希望你不要因为我的缘故拒绝这份工作，”她说，“你要是真想做的话，我没意见。”“不，我不是因为你才拒绝这项职务的。”不过无论保尔森表现得多不情愿，其他人仍然认为他现在的想法不会是最终决定。罗杰斯对他的态度表示怀疑，他认为他的上司内心想接受这份工作。5月第一个星期天的下午，罗杰斯在位于乔治城的家中苦恼不已，他怀疑自己给保尔森出了馊主意。犹豫良久，他终于拨通了博尔滕的号码。“我知道保尔森拒绝了你的提议，”他对博尔滕说，“不过如果总统真的需要他，你应该再试一次。”大而不倒（二）（4）于是，博尔滕给保尔森又打了电话。这时保尔森认为自己之所以拒绝，实际上是出于对失败的恐惧。他在高盛一向以“直面困难”著称，现在是不是想在困难面前当逃兵呢？保尔森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科学派信徒。与大多数信徒一样，他非常赞赏玛丽·贝克·艾迪（MaryBakerEddy）的文章。玛丽试图重新恢复早期基督教对精神疗法的重视，并于1879年在波士顿创办了第一所基督教科学派教堂。“恐惧是疾病的根源，”她写道，“必须驱散恐惧，为上帝重建平衡。”保尔森刚挂上博尔滕的电话，就接到共和党幕后操纵者詹姆斯·贝克的电话。此时保尔森对就任财长一事想法有所改变。贝克向保尔森透露：自己已向总统说明保尔森是目前财长一职的最佳人选。这番话让保尔森很受用，他向贝克表示，自己会再认真考虑这个提议。莎莉集团（SaraLee）首席执行官约翰·布莱恩（JohnBryan）是保尔森的老朋友，也是高盛董事。保尔森在芝加哥做投资银行时，他就已是保尔森的客户。布莱恩告诉保尔森：“保尔森，生活不是一次彩排。你不会想在80岁闲坐时告诉孙子孙女们，曾有人请你做美国财长吧。你应该告诉他们你曾是美国财长！”5月21日，保尔森最终接受了财长一职。按照相关程序，白宫要在随后一周内对他进行背景核查，之后再向外界公布任命。保尔森面临尴尬局面：一方面他仍要参加高盛合伙人年会，另一方面他还不能让人知道他辞职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年会客座演讲者正是伊利诺伊州新当选的参议员巴拉克·奥巴马（BarackObama）。媒体仍在猜测保尔森是否会加入政府部门，保尔森的同事就更不知情了。整个年会期间，他一直躲在酒店房间里。华尔街有两种银行家：一种是圆滑的推销能手，他们靠才智和魅力获得成功；另一种人靠的则是斗牛犬般坚持不懈的顽强意志。保尔森属于后者，白宫很快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在正式接受财长职位前，保尔森要求解决几个关键性的细节问题。在高盛年的职业生涯教会了他如何达成最有利的交易。他要求获得书面保证，确保财政部在政府内阁中享有与国防部和国务院同等的地位。他明白，在华盛顿，最关键的是接近总统，他也无意做一个无关紧要的小职员：虽会被召集参与讨论总统的想法，但华尔街的行政总裁们可不会回他电话。他还设法让白宫同意把国家经济委员会一些会议的举办地点设在财政部大楼中，该委员会由保尔森在哈佛商学院的同学阿兰·哈伯德（Allan Hubbard）领导，副总统迪克·切尼（DickCheney）也亲自参会。为避免将来受到要他采取有利于前雇主的种种建议的干扰，他主动签署了一份内容广泛、总计6页的“道德”契约，规定其在整个任期内不得染指任何与高盛相关的事务。他的声明远远超出通常情况对政府官员提出的“一年期”要求。“为审慎起见，在我就任美国财长的整个任期内，凡与高盛集团相关的任何活动，我都不再参与，”他在一封类似契约的信中写道，“我相信这些举措将确保我在履行美国财长职责过程中，在任何情况下都会避免发生利益冲突。”实际上，高盛的影响力已渗透到了华尔街方方面面，这样的声明不可避免地妨碍保尔森行使权力。此时，他根本没料想到日后会拼命努力摆脱自己给自己套上的枷锁。大而不倒（二）（5）此外，他必须出售323万股、约合亿美元的高盛股份。他还不得持有在高盛基金的投资，高盛基金持有中国工商银行的股份，回报颇丰。根据美国新的税收服务法则，转入政府部门工作的企业管理人员在出售股份时不必缴税，保尔森因此节省了1亿多美元的税金，这也许是他最划算的交易之一。不过金融危机爆发前数月，高盛股票上涨不少，他为此甚感懊恼。2007年10月，高盛股票涨到每股美元，而他出手时仅为每股142美元。2006年5月30日，小亨利·梅里特·保尔森被正式任命为美国财长。7天后，《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他的简介，开头这样写道：“在本届政府任期仅剩两年半的时间里，小亨利·梅里特·保尔森，这位由布什总统提名的美国财长或许没有多少机会在经济事务上施展拳脚了。”没有什么比这更能强烈地激起他那种像买错了东西一样总有点后悔的感觉，不过也正是这种情结激励着他去直面挑战。以华尔街的常规标准看，保尔森是华尔街金融巨头中的异类。他从小在芝加哥郊外一个农场长大，曾是鹰级童子军，是一个性格直率的美国中西部人。他和妻子温蒂从不愿在卡内基山（CarnegieHill）过富豪生活，一心逃避曼哈顿的社交生活，尽量晚上九点前就上床睡觉。他们很喜欢在中央公园观鸟，温蒂有时会替自然保护协会进行早间巡视。他们居住的两居室公寓面积约110平方米，毗邻中央公园。作为华尔街收入最高的高管之一，这样的公寓应该是很低调的住所了。保尔森戴着一块塑料运动手表，他想花钱的念头总会被温蒂及时制止。温蒂的父亲曾是一位海军陆战队军官，节俭一直是这位岳父奉行的根本准则。有一天，保尔森从波道夫·古德曼时尚精品店买了件山羊绒外套，想更换掉一件他已经穿了10年的旧外套。“你买件新外套做什么？”温蒂问他。第二天，保尔森又把新外套退了回去。尽管为布什总统筹集了巨额资金，但保尔森并没有共和党强硬派的作派。作为一个铁杆环境保护主义者，保尔森只拥有一辆丰田普锐斯（Prius）汽车。2006年，他将高盛在南美洲火地岛（Tierra del Fuego）上拥有的约680 000英亩土地捐赠给了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这一举动给他带来许多负面报道，也使高盛股东心痛不已并对他严加痛斥。保尔森是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协会主席，他的儿子恰巧也是该机构的一位顾问。虽然捐赠事件在当时没得到任何人的理解，但公司还是将这块生态易遭破坏的南美土地视做抵押贷款违约组合的一部分。保尔森总能不负众望。他身材匀称，身高1米85，体重75公斤，曾是常春藤联盟达特茅斯学院的阻截队员。凭借在运动场上的凶猛表现，他赢得了“锤子”和“铁锤亨利”的绰号。不过与寻欢作乐的队友们不同的是，他在兄弟会冰箱里放着橘子汁和姜汁啤酒，在啤酒派对上他只喝这两样东西。他初遇自己未来妻子温蒂时，她还在卫尔斯利女子学院读书。希拉里·罗德姆（Hillary Rodham）①是她的同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希拉里是温蒂的竞争对手。温蒂是1969级班联会主席，希拉里则是学生团体主席。1968年，保尔森以优等生身份从达特茅斯毕业，主修专业是英国文学。1970年，保尔森从哈佛商学院毕业来到华盛顿，那时他连一套正式西装都没有。凭借达特茅斯一位教授给他写的推荐信，保尔森找到给助理国防部长做助手的工作。他很快在工作中展现出了超强的能力，也正是这些能力使他日后成为了高盛的一名高效推销员。仅仅过了两年，保尔森就被提拔为白宫国内政策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该委员会主任是约翰·埃利希曼（John Ehrlichman），他后来被证实在水门事件中充当了同谋，提供伪证，妨碍司法公正。当时，保尔森为财政部及商务部做外联工作。“纵览保尔森从五角大楼一个低级职员晋升到白宫高级官员的历程，你一定会发现：他有非常强的形势预判能力，”保尔森的朋友、高盛前行政主管肯尼思·布罗迪（Kenneth Brody）回忆往昔这样说道，“保尔森丝毫没被卷入水门事件。”大而不倒（二）（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