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会者考虑了罗兰的设想，同意的人逐渐增多。　　“那么，上校你说说，”部长说，“如果是你被雇来干这件事，当你知道，虽然你的面目尚未暴露，可是计划已经败露，那时候你将采取的就是这样的对策吗？”　　“当然，部长先生，”罗兰回答，“如果我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刺客，我就会想到，一定有什么地方保存着我的档案。既然阴谋败露，那么警察登门以至于搜查住所都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因此我一定会把物证销毁，那么有什么地方比一座远离本地的苏格兰湖泊更合适呢？”　　会议桌周围向他露出一副副笑容，足以表明那些人是多么同意他的推测了。　　“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对他放手不管。我还是认为我们应当找到这位格尔索普先生。”罗兰上校说。　　一副副笑容都消失了。好几秒钟，周围一片沉默。　　“我还不大懂你的意思，我的上校。”纪博将军说。　　“简单得很，”罗兰解释道，“我们发出的命令是要把这个人找到并且消灭掉。他可以把他的阴谋暂时抛开，可是他不一定会把他的装备也都毁掉，只不过为了逃脱英国警方的搜查而把那些东西隐藏起来而已。事后他又可以卷土重来，做一套甚至更难识破的新的准备工作。”　　“不过，如果他仍在英国的话，英国警察一找到他肯定就会把他拘留的。”有人说。　　“不一定。而且我还真的怀疑他们会不会拘留他。他们或许只是认为他有嫌疑，而没有证据。而我们的英国朋友对于他们所津津乐道的‘公民自由权’真是敏感得要命。我猜他们可能会在找到他后对他进行盘问，然后由于缺乏证据而把他放走。”　　“上校说得当然有理，”森克莱插嘴说，“英国警方靠运气偶尔发现了这么个人。他们这种让一个危险人物逍遥法外的做法，真是愚蠢得令人难以置信。罗兰上校的部门应被授权来一劳永逸地使这个格尔索普不能再为非作歹。”　　部长注意到勒伯尔在众说纷纭之际一直一言未发，毫无笑容。　　“好吧，勒伯尔，你认为怎么样？你是否和罗兰上校一样认为格尔索普现在已在放弃、隐藏或是毁掉了他的装备和准备措施？”　　勒伯尔抬眼看了看左右两边排列着的、期待着听他怎么回答的面孔。他平静地说：“但愿上校是对的。但恐怕他是错了。”　　“为什么呢？”部长的问话像刀锋那样锐利。　　勒伯尔温和地解释说：“那是因为他的推理虽然合乎逻辑，却必须以格尔索普确已决定放弃其行动计划为前提条件，而且要以他真的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为根据。假如他没有做出这样的决定呢？假如他并没有接到罗丹的消息，或是虽然接到却依然决定照样干下去呢？”　　顿时一阵叽叽喳喳表示不满和惊慌的声音响起。只有罗兰一言未发。他默默地思考着，从桌子那边凝重地看着勒伯尔。他脑子里想的是勒伯尔真是头脑敏锐，在座的人看来谁也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勒伯尔的思想和他自己的思想一样现实。　　就是在这个当口，英国打来了给勒伯尔的电话。这次他去听电话听了20多分钟。他回到会议桌旁后又向大家讲了10分钟，人人都一声不响地听着。　　等他说完后，部长问道：“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勒伯尔仍以他冷静的态度从容不迫地说出了他的安排，就像一位将军在部署他的军队一样。会议室中所有的人虽然级别都比他高，却没有一个敢提出异议。　　他最后说：“因此，我们就这样投入这场悄悄的、周密的、全国范围的大搜查，要找到这个以新面貌出现的杜根，而英国警方则到航空公司售票处、横渡海峡的渡口等地去查记录。如果他们先找到他的下落，要是他仍在英国土地上，他们就把他逮捕；要是他已经离开英国，他们就通知我们。我们如果在法国境内找到了他，就把他逮捕。如果他是在第三国，我们或者等着他毫无疑虑地进入法国时在边境上将他逮捕，或者……采取其他行动。到那时候，我想无论如何我就可以完成寻找他的任务了。可是，在那个时刻到来之前，各位先生，如果你们能同意按照我的安排去做，我将感激不尽。”　　他如此大胆地直言不讳，而且如此有把握地做出保证，实在使在座的人都无言以对。他们只能点点头表示接受。甚至连森克莱·德·维劳本都说不出话来。　　直至午夜过后不久回到家中之后，森克莱才有了听他滔滔不绝地发泄怒火的人。他一想起那个令人发笑的、平庸的警察署刑警大队的副大队长居然是对的，而国内最出色的专家们居然是错的，就不禁怒火中烧。他的情妇露出同情和体谅的态度听着他讲，让他俯伏在他们的床上替他按摩后颈。直到天快破晓他才入睡。这时她溜出卧室到客厅里去，打了一个简短的电话。　　　　　托马斯侦探长低头看着两份分开摆着的护照申请单，以及两张摊开在吸墨水纸上面由台灯的一束灯光照亮的相片。　　“咱们再来对照一遍，”他命令坐在他身旁的高级探员，“预备好了吗？”　　“预备好了。”　　“格尔索普，身高，5英尺11英寸。对吗？”　　“对。”　　“杜根，身高6英尺。”　　“加厚了鞋跟，先生。你穿上特制的皮鞋可以使身高增加两英寸半。娱乐界有不少矮个儿出自虚荣心都是这样干的。何况在领取护照的柜台旁根本不会有人看你的脚。”　　“好吧，”托马斯同意，“厚跟皮鞋。格尔索普，头发，棕色。这一点意义不大，浅棕色也是棕色，栗棕色也是棕色，从相片上看来，他的头发似乎是深棕色的。杜根也自称是浅黄色的。”　　“这完全可能。一般说来，照片上看一个人的头发总是会稍微深一些的。这要根据拍照的光线以及其他原因，再说他还可以把头发染成浅黄色的，变成杜根的头发颜色。”　　“好，我同意。格尔索普，眼珠颜色，棕色。杜根，眼珠颜色，灰色。”　　“他戴上隐形眼镜，这太容易了。”　　“好。格尔索普年龄37岁了，杜根年龄到4月间是34岁。”　　探员解释说：“他必须得写34岁，因为这个真的杜根两岁半时在车祸中死亡，是1929年4月生的，这是不能改变的。但是一个37岁的人，他的护照上写着34岁，这是没有人会问的，人们总是相信护照的。”　　托马斯比较着这两张照片。格尔索普看上去身体重些，脸部丰满些，比较强壮。变成杜根以后，他需要改变他的外貌，也许他在第一次与“秘密军队组织”的头头们见面时已经改变了。在这以后，他一直以杜根的外貌出现，包括在领取假护照的时候。像他这样的人，一定得有本领化装成另一个人；为了避免让人识别出来，也许要化装几个月。也许就是用了这样狡猾的方法，格尔索普才能够使世界上所有的警察局里都没有他的犯罪档案。如果没有加勒比地区的酒吧间的谣言，他们就根本注意不到他。但是从现在起，他变成杜根了：头发染过了，而且戴上了隐形眼镜，把身材弄得瘦了一点，还穿上厚底皮鞋。　　托马斯把杜根的外貌连同护照号码和照片用电传送往巴黎。他看了一下表，估计在凌晨2点钟时勒伯尔就可以收到。　　探员松了一口气，说：“从现在起，就要看他们的了。”　　托马斯不同意地说：“不，从现在起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是到各航空公司、各海峡渡口以及通往大陆的火车站的售票处去调查。我们不仅仅要找到他现在是谁，而且要找到他现在到哪儿去了。”　　这时候，死亡登记处的电话来了。他们查完了剩下的所有的护照申请书，都没有问题。托马斯对着电话说：“好，谢谢那几位值夜班的办事员，你们全体明晨8点半到我的办公室里来。”　　一个警士拿着那家小商铺老板的口供进来了。这个老板已经被送到警察局进行审讯。托马斯很快地看了一下这份口供，和刚才特警处探员在电话中给他讲的差不多。托马斯说：“我们也没有什么依据拘留他，告诉帕丁顿分局，让他回去吧。”警士答应了一声出去了。　　托马斯在软靠背椅上往后一靠，想睡一会儿。　　这时候，已经进入8月15日了。　　　　　　　　　　　　　　　　　　　　　　　　　　　　　　　策　　　　　　　　　　第二部 追捕　　　　　　　　　第十六章　　　　　夏伦尼男爵夫人站在她自己的房门口，转过身来面对着送她回来的英国人。在昏暗的走廊里，她看不清他的面貌，只看到一个模糊的轮廓。　　这个黄昏她过得分外的愉快。她还不能决定她是否坚持这次邂逅到她房门口就结束，在过去的一小时中她始终在想着这个问题。一方面，虽然她过去也曾经有过风流韵事，但她到底是一个有身份的已婚妇女。在乡间的小旅舍里过一夜，不能轻易地被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勾搭上手。另一方面，她目前的年龄也正是最容易受诱惑的，她自己十分坦率地承认这一点。　　她在坐落在阿尔卑斯山高处的巴塞罗尼特的军事学院度过了一天，她是来参加她儿子的授衔仪式的，他新近被晋升为他父亲的老团队——阿尔卑斯猎手团的少尉。尽管她是这一仪式上最迷人的母亲，但是当她看着她的儿子接过军官肩章成为法国的一名陆军军官时，她不禁感到震惊，因为这使她充分意识到她差不多是40岁的人了，而且是一个已经成人的儿子的母亲。虽然她看起来要年轻5岁，有时甚至使人感到比她的实际年龄小10岁，但是一想到她的儿子已经20岁，而且现在说不定正在胡搞女人，再也不回家来度假，而是常到家庭别墅周围的森林中去打猎等等，她就感到茫然，不知现在该做些什么。　　她领受了那个咋咋呼呼的老上校、军事学院院长煞费苦心地向她表示的殷勤，领受了她儿子的那些脸颊鲜红的同学投来的倾慕的目光，但突然间感到非常寂寞。她几年前就已知道她的婚姻早已名存实亡，因为男爵在别尔波魁与卡斯特尔之间疲于奔命地追求那些洋娃娃似的巴黎少女，从来不到别墅来度假，甚至没有来出席他的儿子的授衔仪式。因此，当她驾着家用的轿车从阿尔卑斯山巅来到嘉普的一家乡间旅馆投宿一夜时，她是漂亮、温柔而孤独的。现在，除了像军事学院上校那样的多情老头子的垂青，或者跟男孩子们能令人满足的调情而外，似乎没有什么别的可以指望了。如果她今后惟一可做的只是献身于慈善事业，那可真是完蛋了。不管怎么说，现在还不是时候呢！然而，在巴黎，跟老是迫在少女们屁股后面的阿尔弗列德在一起也是令人难堪和屈辱的，半个社会在嘲笑他，而另半个社会在讪笑她。　　在休息室里喝咖啡时，她曾为未来而感到茫然，并热切地渴望有人会跟她说，她是一个女人，一个美丽的女人，而不单纯是男爵夫人。正在这时候，那个英国人走了过来，提议说，旅馆客厅里只有他们两个人，他能否来同她一起喝咖啡。她冷不防被他吓了一跳，惊讶得说不出拒绝的话来。刚开始时她很生自己的气，但是10分钟后，她已不后悔接受了他的建议。他毕竟只有33至35左右——这是她估计的年龄，这正是一个男人的大好时光。他虽然是一个英国人，但却说得一口流利、漂亮的法语；他的相貌还算得上漂亮，并且很讨人喜欢。他巧妙的恭维使她感到舒服，她甚至还挑逗他这样做，所以当她站起身来，说她明天必须很早动身的时候，已经快到午夜了。　　他伴送她上楼，在楼梯平台的窗前，他指给她看窗外那沐浴在皎洁月光下的一片林木葱郁的山坡。他们停了一会儿，凝望着那一片熟睡的村野。她朝他瞥了一眼，发现他没有望着窗外，而是盯着她那被月光映照得雪白的两个乳峰间的深谷。当他觉察后，笑了，并凑近她耳边喃喃地说：“月光甚至使最文明的人也变成原始的了。”　　她转身走上楼梯，装出生气的样子，但是这个陌生人的不害臊的倾慕却在她的内心漾起了一阵喜悦的颤动。　　“这是一个最愉快的夜晚，先生。” 她把手放在门把上，神情迷惘，不知道这个男人会不会吻她。在某种程度上，她希望他这样做。尽管嘴里说的是些陈词滥调，但她却能感到一种如饥似渴的欲望正在升起。也许这不是喝了酒的缘故，要不就是由于月光下的景色，但她很清楚，她不能让今晚就这样结束。她感觉到陌生人不声不响地用双臂搂着她，他的嘴唇压到她的唇上。它们是温暖而结实的。“这必须停止。”她内心的声音说。片刻之后，她对这一吻做出了反应，闭上了嘴。酒使她感到眩晕，这一定是酒的作用。她清楚地感觉到他的胳膊把她搂得越来越紧，它们是坚硬而强壮的。她感觉到她身后的门打开了，她挣脱开他的拥抱，倒退着走进她的房间。　　“来吧，原始人！”　　他走进房去，把门关上。　　　　　在伦敦，连夜再次查核了所有的档案，这次是查找杜根这个姓，收获较大。有一张卡片载明，亚历山大·詹姆士·昆丁·社根在7月22日乘从布鲁塞尔开来的布拉邦特国际快车进了法国。　　一小时后，从同一边防哨来的另一报告说，经常在布鲁塞尔至巴黎的往返快车上随车工作的海关小组，发现在7月31日从巴黎至布鲁塞尔的北极星快车的旅客名单上有杜根这个名字。巴黎警察局送来一张填着杜根这个名字的旅馆登记卡，括号内有护照的号码，它与来自伦敦的情报上所说的那个杜根的号码相符。这就是说，从7月22日到30日（首尾两天也包括在内）之间，他曾逗留在靠近马德伦广场的一个小旅馆里。　　卡龙主张对那家旅馆来个紧急搜查，但是勒伯尔却宁愿在凌晨两三点钟去作一次悄悄的访问，并同老板聊了一阵。老板很高兴他要找的那个人8月15日那天不在旅馆，他还非常感激警官办事周到，没有把所有的旅客吵醒。勒伯尔命令一个便衣侦探作为一个旅客到那家旅馆去投宿，在接到进一步指示 之前，他不准外出，以防杜根突然光临。旅馆老板很乐于合作。　　“这次7月访问，”勒伯尔在4点30分回到他的办公室时对卡龙说，“是一次侦察旅行。他所计划的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然后他靠在他的扶手椅上，凝视着天花板，思索起来。　　他为什么在一家旅馆里 投宿？他为什么不像其他在逃的“秘密军队组织”人员那样，住在某个“秘密军队组织”同情者的家里呢？因为他不相信“秘密军队组织”同情者能守口如瓶？他是十分正确的，所以他谁也不信任，独自一个人干，按他自己的方式策划他自己的行动，用一个假护照，行为举止也许都很正常，彬彬有礼，没有引起任何怀疑。他刚刚访问过的旅馆老板便证实了这一点。“一位真正的绅士。”他说。　　一位真正的绅士？勒伯尔想，像蛇一样危险。对于一个警察人员来说，他们这种真正的绅士永远是最坏的一类，因为从来没有人会怀疑他们。他瞥了一眼伦敦送来的两张格尔索普和杜根的相片。格尔索普变成了杜根，高 矮、发色、眼睛、年龄，也许连举止都变了。他试图想象出这个人的形象，自信、傲慢、我行我素，危险、狡诈、小心翼翼，不给人以可乘之机。他当然带着武器，但是，是什么武器呢？在左胳肢窝底下夹着自动步枪？或是一把会冲向别人肋骨的飞刀？一支步枪？但是他在通过海关的时候，他把它藏在什么地方呢？在距离总统20码以内，连妇女们的提包都要受到怀疑，在靠近总统公开露面的任何地方，携带长形包裹的男人都要被毫不客气地赶走，那么他带着这样一个家伙将怎样接近戴高乐呢？我的上帝，那个爱丽舍宫的上校还以为他无非又是个普通刺客呢！　　勒伯尔知道，他有一个有利条件：他知道这个凶手的新名字，但凶手不知道这一点。那是他惟一的王牌，除此以外，一切主动权都在豺狼手里。而这一点，在那天晚间的会议上，谁也不可能而且也不会发现的。如果在你抓住他以前，他得到了你对他已有所了解的风声，因而再次改变他的身份，那么，克劳德，你这小子呀，他想到，你就要费大劲啦！　　他大声说道：“真是难办呀！”　　卡龙抬起头来。“你说得对，长官。他无机可乘。”勒伯尔对他动不动就发脾气，平常可不这样。这一定是缺少睡眠的缘故。　　　　　窗外，月将西沉，一缕月光从揉皱的被单上缓缓地朝窗扉移动，它照亮了乱扔在门与床脚之间的地毯上的缎子衣服、乳罩和柔软的尼龙内衣。床上的两个人影在朦胧中呼呼大睡。　　夏伦尼夫人仰卧在床上，眼睛凝视着天花板，一只手懒洋洋地抚摩着枕在她身上的那颗脑袋的浅黄色头发。她回想起夜里的经历时，嘴唇似笑非笑地半张着。她瞥了一眼床旁的那个小小的旅行闹钟。现在是5点一刻。　　“喂！”　　他抬起头望着她。　　“够啦，宝贝。两小时以内我必须起床，你也必须回到你的房间去啦。现在就去，我的小英国佬，快走。”　　他听从了她的话，点了点头，一骨碌爬起来，站在地板上，四处找他的衣服。她钻到被单下，从缠住她膝盖的一团东西中找出他的衣服，扔给他。他穿好了衣服，一只胳膊上挂着背心和领带，在半明半暗中，他低头看她，她看见他咧嘴笑时牙齿泛出白光。他在床沿上坐下，用他的右手搂着她的脖子。他们的脸相距只有几英寸。　　“睡得好吗？”　　“嗯，嗯，非常好，你呢？”　　他又咧嘴笑了　　“你在想什么？”她笑起来。“你叫什么名字？”　　他想了一会儿。“阿历克斯。”他撒谎说。　　“好啦，阿历克斯，真是非常好。但是你也该回到你自己的房间去了。”　　他俯身在她的唇上吻了一下。“那么，晚安，夏伦尼夫人。”他走了，门在他身后关上了。　　　　　早晨7点钟，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一个当地的警察骑着自行车来到舍尔夫旅舍，下了车，走进店堂。老板已经起来，正在柜台上忙着应付旅客早晨的呼唤和把咖啡送到旅客房间去，他招呼警察。　　“嘿，怎么一大早就来啦？”　　“和平常一样，”警察说，“骑自行车上这儿来可远啦，所以我总是最后来你这里。”　　“别说啦，”老板微笑着，“在这一带我们煮的咖啡是最棒的。玛丽，给先生来一杯咖啡。”　　乡村警察高兴地笑笑。　　“这是卡片，”老板说，把填写着头天晚上新来的旅客的小白纸片递给他，“昨晚只有三个新来的。”　　警察接过卡片，把它们放进他腰间挎着的皮包里。“真不值得来一趟。”他笑着说，但是仍坐在店堂的凳子上等着他的咖啡和酒。当玛丽给他端上来时，他同她开了几句下流的玩笑。　　不到8点钟，他就带着他的一皮包旅馆登记卡回到了嘉普镇的警察所。然后所里的稽查员把它们拿走，懒洋洋地翻了翻，便放在架子上，等晚些时候送到在里昂的区分局去，随后又会送到在巴黎的中央档案局。他看不出这里有什么名堂。　　当稽查员把登记卡扔进警察所的架子时，科勒特·夏伦尼夫人结了账，爬进她的汽车，向西方驶去。豺狼在楼上一直睡到9点。　　　　　托马斯侦探长正在打瞌睡，电话铃响了，是内部对讲电话。他看看表，正好10点钟。真糟糕，我怎么睡着了？这时他想起他已经睡了几个小时了。自从迪克松星期一找他以来，直到现在已经是星期四上午，他不知到底少睡了多少小时。　　电话铃还在响，他拿起电话听筒：“喂？”　　电话里他的探员报告说：“这位杜根是星期一早晨搭比利时航空公司的班机离开伦敦的。他在上星期六买好飞机票。姓名没有错，亚历山大·杜根，他是用现款购买飞机票的。”　　“他到那儿去？巴黎？”　　“不是的，他去布鲁塞尔。”　　托马斯的头脑顿时清醒了。“好的，你听着，他可能已经走了，但也可能还要回来。再核对其他航空公司售票处，看看他是否还用这个名字买过飞机票，特别要查还未起飞的飞机票。如果他从布鲁塞尔回来，必须立即告诉我。但我想他也许不回来，我们已经让他溜出去了，他是在我们查找前几个小时离开伦敦的，这不能算是我们的过失，对吗？”　　“对的。是否还应该在英国寻找这个真正的格尔索普？我们已经通知各地警察局这样做了，他们现在还不断地埋怨苏格兰场呢！”　　托马斯想了一会儿说：“叫他们不必找了，我肯定他已经走了。”然后他又拿起另一个电话，要求接通巴黎警察署找勒伯尔警长。　　　　　路西安·卡龙本来想今天早晨离开这个疯人院似的办公室，但是又不行了。英国人的电话是10点5分来的，是他接的电话。但是托马斯警长坚持要跟勒伯尔讲话，他只好跑到行军床前把正在睡觉的勒伯尔叫醒。当勒伯尔报出了自己的姓名之后，因为言语不通，卡龙还得站在一旁，他翻译了托马斯的话，然后又把勒伯尔的答复告诉他。　　勒伯尔考虑了刚才来的情报，对卡龙说：“告诉他，从比利时开始，就让我们来处理吧。说我们非常感谢他给我们的帮助。如果我们在大陆上能找到这个凶手而不是在英国，那我们会立即通知他可以撤销他们的一切搜索。”　　放回电话听筒后，两个人都坐到桌子旁边。勒伯尔说：“请给我接布鲁塞尔保安局。”　　　　　豺狼起来时，太阳已爬到山脊上面，这又是一个美好的夏日。他洗了个澡，穿好衣服，从女服务员那里拿回熨好的格子上衣。当他谢谢她时，玛丽·路易丝有点忸怩。　　10点30分，他驾车到嘉普镇上的邮政局给巴黎打了个长途电话。20分钟以后出来时，他紧闭着嘴唇有点儿紧张。他到附近的一家五金商店买了一罐天蓝色的油漆和一罐白色油漆，又买了两把刷子，一把是小的骆驼毛刷子用来写字的，另一把是2寸宽的软刷子。他又买了一把螺丝刀。他把这些东西藏在汽车驾驶室里的小箱子里，驾车回到舍尔夫旅舍，要了他的账单。他拿到账单后回到楼上收拾行李，并亲自把三只衣箱拿下楼，放在车背箱里，手提包则放在汽车的后座上，然后又回到旅舍的前厅结清账目。　　后来当警察询问正在值班的旅舍工作人员时，他说这个人看起来有点紧张和着急，付账时他拿出来的是一张100法郎的新钞票。有些情况他没有说，因为那时他正到里面去取零钱要找给他，所以没有看见。这个浅黄色头发的英国人翻看了他正在整理的旅客记录簿。在翻回去一页的地方，这个英国人看到有一个名字是夏伦尼男爵夫人，住在柯雷兹的夏伦尼高地。结清账目后几分钟，就听到“阿尔法”汽车发动的声音，这个英国人走了。　　　　　就在这天中午前，勒伯尔收到更多的报告。布鲁塞尔保安局打电话来说，杜根于星期一在布鲁塞尔只停留了五个小时，他是搭比利时航空公司的飞机从伦敦飞来的，但下午就搭意大利航空公司的班机飞往米兰。他是用现款购买的飞机票，是他上星期六从伦敦打电话来预订的。　　勒伯尔立即打了个电话给米兰警察局。他刚放下电话听筒，电话铃又响了。这次是边防检查站的电话，说在一份常规的报告中，查出前一天早晨，通过文蒂米利亚边境站，从意大利进入法国的旅客入境卡上有一个亚历山大·詹姆士·昆丁·杜根。　　勒伯尔跳起来了，叫嚷说：“到现在差不多30个小时，已经一天多了。”他把电话听筒一掷，卡龙抬起头看看他。勒伯尔解释说：“我们的目标已经在文蒂米利亚到巴黎的途中了。他们在整理昨天的各个入境站的卡片时才发现的。这一天入境的人数超过25000人，一天功夫竟然有那么多。你瞧，我知道我不该大声叫嚷，可有一点我们已经明确了，他已经到了法国，这是毫无疑问的。今晚的会议我如果没有什么新消息报告，他们就得剥我的皮了。请你打电话给托马斯警长，告诉他豺狼已经到了法国，让我们自己在这儿处理他吧。”　　卢卡龙打完了伦敦的电话以后，刑警大队的里昂地区分队打电话来了。勒伯尔听着电话，眼望着卡龙，用手遮住话筒说：“我们找到他了，昨晚他到了嘉普镇的舍尔夫旅舍，登记要住两天。”他把手拿开又对准话筒说：“警长，你听着，这会儿我没有功夫告诉你为什么我们要找这个名叫杜根的人，我告诉你的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我要你做的……”他讲了足有10分钟。　　当他讲完时，另一个电话机又响了。这次又是边防检查站的，他们说，杜根驾驶的是一辆租来的白色“阿尔法”运动跑车，牌照号是MI－61741。　　卡龙问道：“是否要动员各地的警力来逮捕他？”　　勒伯尔想了一会儿说：“不，还不到时候。假定他今天驾车离开旅舍到乡间去，他可能被一个乡间的警察询问。当时他也许认为警察是在找一辆失窃的运动跑车。但这时候只要有人去打扰他，就一定会被他杀死，他的枪一定在车上。重要的是，他要在旅舍里住两天，我要在他回到旅舍后用一队军队去包围，尽可能地不要伤一个人。来吧，我们设法要一架直升飞机，走！”　　当他在说话的时候，整个嘉普镇的警察已经动员起来了。镇上所有的出口都已把守好，舍尔夫旅舍附近也包围起来了，还在草丛中设置了埋伏。他们是奉里昂的命令这样做的。在里昂和附近地区，军队都装备了轻机枪和步枪，分成两组爬上汽车。　　在巴黎郊外的萨托雷营，一架直升飞机正准备着把勒伯尔送往嘉普。　　　　　尽管有树林遮荫，中午的天气还是太热。为了不把衣服弄脏，豺狼光着上身，足足工作了两个小时。　　离开嘉普镇后，他驾车向西，一路都是下坡道。公路在两山之间像条随意丢在地上的缎带。他把汽车提到最高的速度，有两次与对面来的汽车擦身而过，差一点把一辆车挤到山沟里去。　　经过亚司泼来山后，他转入RN93号公路，这条公路沿着德龙河向东到与罗纳河会合的地方。往前18英里，公路几次跨过河流，过了一会儿，他想应该把“阿尔法”汽车驶离公路了。这里有不少小路，从公路通往山区的乡村。他任意选了一条，往前开了一英里多，然后又找了一条小径，把车开到树林里去。　　下午刚过去一半时，他完成了他的油漆工作。现在，汽车表面是天蓝色了，大部份油漆也已经干了。虽然这不是油漆工干的活，但检查起来，也还算合格，特别是在暮色苍茫的时候。两块牌照已经拆卸下来了，面向下放在草地上。在牌照的背面漆上了白色的法国牌照号码，最后两个数字是75，这是冒充巴黎的汽车登记号码，他知道这是法国汽车最普通的牌照号码。原来的意大利牌照的白色“阿尔法”汽车，现在变成法国牌照的蓝色“阿尔法” 汽车了。原来的租借证明和保险单据显然都不再适用于这辆蓝色的法国“阿尔法”了，而如果他带着不合适的证明单据停车接受检查，那他就完蛋了。　　当他用一块破布在油箱里蘸点汽油，擦掉他双手上沾着的油漆时，他心里盘算的惟一问题，是马上发动汽车，冒着在灿烂阳光下暴露出车子的业余油漆工艺的风险呢，还是等到暮色降临。他确信，他的假名被发现后，他进入法国的地点和他的轿车的形状很快就会被人知道。就暗杀任务来说，他比预定时间来早了几天，因此他需要找一个地方躲藏起来，直到他准备好为止。这就意味着需要在这个国家里行驶250英里去到柯雷兹地区，而最快的走法是驾驶汽车。这是一种冒险，但他决定采取这种方式。当然啦，越快越好，要赶在骑摩托车的警察在这个国家里搜寻一辆由一个浅黄色头发的英国 人驾驶的“阿尔法”跑车之前。　　他旋上了假的号码牌，把剩余的油漆和两把刷子扔掉，穿上他的开领丝套衫，穿好夹克，发动引擎。当他风驰电掣般地驶回RN93号公路时，他看了看手表，是下午3点41分。这时，他看见空中有一架直升飞机轰鸣着朝东方飞去。　　再走7英里便是迪村。他清楚地知道不能照英语的发音来读它，那将是“死亡”的意思。他对这个村名的巧合却觉得不自在。他并不迷信，但当他驶进这个村子的中心时，他又有点紧张了。　　在主要广场上，靠近战争纪念碑的地方，一个穿黑色皮革大衣的大个子摩托车警察正站在路中央，挥手叫他停车，并指着右手边。他的枪还焊在轿车底盘上的钢管里呢，他没带自动手枪或刀子。他迟疑了一会儿，打不定主意是冷不防用车前的保险杠撞他一家伙，然后继续驶上几十英里，扔下车子，带着四件行李，并在没有镜子或脸盆的情况下化装成詹森牧师呢，还是当即停车。　　是警察替他做出了决定。当“阿尔法”车放慢了速度时，警察便完全不去注意他，而转身朝路的另一头张望。豺狼把车子悄悄滑到路旁，观望和等待着。这时，他听到从村子的远处传来了警笛的尖啸声，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要逃脱都太晚了。　　由四辆“雪铁龙”警车和六辆“黑玛丽亚”车组成的车队开进了村子。在交通警察跳到一旁挥手敬礼时，车队驶过那辆停在路边的“阿尔法”，顺着豺狼刚才过来的路驶去。透过警车的玻璃窗，他能够看见一排排戴着钢盔、膝上放着自动步枪的警察。车队像它来时一样，很快就过去了。摩托车警察放下胳膊，向豺狼懒懒地打了一个手势，示意他现在可以走了，自己则大步走到停在纪念碑对面墙脚下的摩托车跟前。当那辆蓝色的“阿尔法”拐了个弯消失在西方时，他还在那儿发动引擎呢。　　　　　下午4点50分。克劳德·勒伯尔已在嘉普小镇另一边约一英里的地方着陆，乘坐一辆警察的轿车来到舍尔夫旅舍前的车道上，卡龙陪着他走上旅舍正门的台阶。在雨衣底下，卡龙右臂上挎着一支子弹上了膛的MAp型自动冲锋枪，他的食指扣着扳机。　　这时候，在这个小镇上，除了旅馆老板以外，每一个人都知道出了什么事了。旅馆已被包围了5个小时，令老板奇怪的事情是，鱼贩始终没有送来他当天捕捉到的新鲜鱼。　　柜台职员叫来了正在办公室里算账的老板。勒伯尔听着他回答卡龙的问题。他神经质地打量着卡龙胳肢窝底下那束奇形怪状的东西，双肩耷拉了下来。　　5分钟后，旅馆里布满了穿制服的警察。他们盘问旅馆工作人员，搜查房间，在旅馆周围跑来跑去。勒伯尔独自走出旅馆，来到车道上，他举目眺望周围的山丘。　　卡龙走到他身边。“你认为他真的已经走了吗，长官？”　　勒伯尔点点。“他不是已经走了吗？”　　“但是他登记了两天呀。你认为老板跟他是一伙吗？”　　“不，他和工作人员都没有说谎。他准是在今天早上某个时候改变了主意，于是他走了。现在的问题是，他到什么鬼地方去了，他是否疑心我们已经知道他是谁了？”　　“但是怎么可能呢？他不可能知道。这一定是巧合，一定是。”　　“亲爱的吕西安，但愿如此。”　　“那么，我们现在就只有靠车牌号码啦？”　　“是的。那都是我的错，我们应当对这辆车发一道警戒令。赶快到警报车上去，用警察无线电通知里昂，向所有警哨发出一道警戒令，一级警戒令：白色‘阿尔法 ·罗米奥’汽车，意大利造，牌照号码MI－61741。靠近时要小心，相信驾车人持有武器，很危险。你知道这一套。但还有一件事，任何人不得向报界透露此事，要在下达命令时指出，那个嫌疑犯可能并不知道他已受到怀疑，任何人要是让他在广播里听到或在报上看到这条消息，我要剥他的皮。我将通知里昂的盖拉德分局长来照管这里，然后我们去巴黎。”　　　　　当蓝色“阿尔法”沿着河岸驶入瓦郎斯城的时候，已经差不多6点了。7号公路上汽车的洪流轰鸣着沿罗纳河岸疾驰，这是从里昂到马赛的主要干线，担负着从巴黎到法国南部的绝大部分车流。　　“阿尔法”穿过南去的大路，过桥驶上西岸的去圣彼莱的RN533号公路。桥底下，一条大河在下午的阳光下流淌着，它不理睬那些嗡嗡响着向南奔驰的钢铁昆虫，而以自己悠闲而稳健的步伐奔向等待着它的地中海。　　过了圣彼莱，当暮色降临在他身后的山谷中的时候，豺狼驾驶着他的小跑车越爬越高，进入了奥弗涅省。过了勒普伊，山越来越高，路越来越陡。这里的每一座小镇都仿佛是一个矿泉疗养地，从山峦的岩石间涓涓流出的矿泉水，吸引着那些在城市里患有各种病痛和风湿症的人，使那些热衷于做生意的农民发了财。　　过了布里俄德，阿利埃河谷被抛在后面了，夜空中弥漫着高原牧场的干草的气息。他在以索耶尔停下来加油，然后迅速驰过多尔山的赌城和布尔道尔矿泉疗养地。当他绕过多尔多涅河的源头时，已经接近午夜了。多尔多涅河发源于奥弗涅省的群山之中，穿过岩石向西南流去，经过六道水闸，在波尔多附近泄入大西洋。　　从布尔道尔开始，他驶上RN89号公路，直奔柯雷兹地区附近的于塞尔小镇。　　　　　“你是一个傻瓜，先生，一个傻瓜。他已经在你的掌心里，但你却让他溜掉了。”　　为了清楚表明他的意思，森克莱稍稍站起身来，俯视着光滑的桃花心木桌子对面的勒伯尔的头部。这位侦探正在研究一份档案材料，仿佛整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森克莱这么个人似的。他断定，这是对付这个从总统府来的傲慢的上校的惟一办法。至于森克莱呢，他摸不清这个低垂的脑袋是表示一种恰如其分的羞耻之感呢，还是一种傲慢的冷漠。他宁可相信是前者。　　他说完话，又坐了下去，克劳德·勒伯尔抬起头来。“如果你看一看你面前的这份油印报告，我亲爱的上校，你就会发现，他并没有在我们的掌心之中。”他温和地指出说。“里昂来的这份关于一个名叫杜根的人头天晚上曾在嘉普的一家旅馆里登记住宿的报告，在今天12点15分以前还没有到达司法警察署。现在，我知道，豺狼在11点5分突然离开了旅馆。无论采取什么措施， 反正他已抢先了一个小时。此外，我不能接受你对法国警察部队的效率笼统责难。我还要提醒你的是，总统的命令是要在保密的情况下处理这件事情，因此，不可能为了一个名叫杜根的人而对每一个乡村警所发出警戒令，那会在报纸上引起一场大轰大嗡式的追踪报道。杜根在舍尔夫旅舍的登记卡是在正常时间以正常方式收集来，及时送到里昂区分局的，只有那里才清楚地知道那个被通缉的人是杜根。这种拖延是不可避免的，除非我们愿意为了这个人发一道全国性的通缉令，但那已不属于我的权限范围了。最后，杜根确曾在旅馆登记了要住两天。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在今天上午11点钟改变了主意，并决定到别处去了。”　　“说不定你的警察在那地方晃荡来着。”森克莱厉声地说。　　“我已经说清楚啦，在12点15分以前，没有警察在那儿警戒，而那个人早已走了70分钟了。”勒伯尔说。　　“好吧，算我们倒霉。”部长插嘴说。“不过还是存在这么个问题，为什么不立即开始搜寻那辆轿车呢，警长？”　　“从事后来看，我同意这是一个错误，部长先生。但我当时有理由相信此人仍在那家旅馆，并且打算在那里过夜。如果他曾驾车到附近去，并因驾驶一辆受通缉的汽车而遭到摩托巡逻警的拦截的话，他肯定会开枪射击这个毫无准备的警察，这样一来，这种预先的警告会使他逃之夭夭……”　　“他恰好是这样干的。”森克莱说。　　“的确，但是我们没有证据说他得到了预先警告，就像他的车子受到警察的拦阻而得到了预先警告似的。很可能他恰巧决定要挪个地方。如果是这样，如果他今晚到另一家旅馆去投宿，他将会被告发。再不然，如果他的车子被发现，他也将会被告发。”　　“拦截白色‘阿尔法’的警戒令是什么时候发出的？”司法警察总监马克斯· 费尼问道。　　“命令是下午5点15分我在舍尔夫旅舍的院子里发出的。”勒伯尔回答。“7点以前，它就应当下达到所有主要公路的巡逻队。凡是在主要城镇值勤的警察，当他们在夜里来报到的时候，就会得到通知。由于此人十分危险，我就说这车子是偷来的，命令只要它一出现，就立即报告区分局，但是警察不许单独接近驾车人。如果这次会议决定改变这些命令，那么我就要求这次会议对可能产生的后果承担责任。”　　长时间的沉默。　　“不幸的是，一个警官的生命不能妨碍对法国总统的保护。”杜克勒警卫队队长喃喃地说。在座的人都表示赞同。　　“完全正确，”勒伯尔赞同地说，“如果一个单身警官能阻止这个人的话。但是大多数城市和乡村的警察，普通的值勤人员和摩托巡逻警察都不是职业枪手，而豺狼却是职业枪手。如果他被拦截，打死了一两个警察，再次逃之夭夭，那么我们将需要对付两件事：一是将有一个高度警觉的凶手，他可能立即改扮成另一个我们完全不知道的人；其次是全国的报纸都会把这个事件作为头版头条新闻。这样，我们就要被迫进行公开的搜捕。只要这条新闻公开出来，48小时之内，豺狼到法国来的真正意图如果仍能保守秘密，那将是件怪事。报界可能立即知道他是针对着总统来的。如果在座的哪一位愿意去向总统说明，我愿意提请免除我这项任务，另请高明。”　　可是没有人自告奋勇。会议照例到午夜时才结束。30分钟之后，将进入8月16日，星期五。　　　　　　　　　　　　　　　　　　　　　　　　　　　　　　　策　　　　　　　　　　第二部 追捕　　　　　　　　　第十七章　　　　　凌晨一点钟左右，天蓝色的“阿尔法”车开到于塞尔的车站广场。在车站对面，广场的另一侧还有一家咖啡馆仍然在营业，只有几个搭夜车的旅客在喝着咖啡等车。　　豺狼用梳子梳着头发走进咖啡馆，穿过上面已经堆放着椅子的许多桌子到了酒吧的柜台边。他感到很冷，因为他在山区里以每小时60英里的速度驾驶汽车；他感到浑身僵直，因为他驾驶这辆“阿尔法”在山区无数弯弯曲曲的公路上奔驰；他感到饿了，因为除掉早餐时吃了一个黄油卷外，他已经有18小时没有进餐了。　　他向服务员要了两大块涂满黄油的面包，四个煮鸡蛋和一大杯咖啡。当鸡蛋正在煮着，面包还在准备着，咖啡还在过滤器上滤着的时候，他望望四周有没有电话间，但只有在柜台的一端有一只电话机。　　他问服务员：“你这儿有本地的电话簿吗？”　　服务员仍在忙着他的工作，只做了个手势，指着柜台旁架子上的一大堆书说：“你自己找吧！”　　在电话簿上，有“夏伦尼男爵”，住址是在夏伦尼高地的山庄里，这一点他早就知道了。但是这个村子在地图上却没有标出来。电话号码簿说明这里属于依格尔顿区，这是很容易找到的。这个地方是在89号公路上，离开于塞尔小镇还有30英里。　　他坐下来，吃着鸡蛋和面包，吃完后就动身了。　　当他的汽车经过一块路碑，上面刻着“至依格尔顿，6英里”时，时间正是凌晨2点钟，他决定把汽车扔到路旁的一个森林里去。路旁的森林很密，可能是当地哪一位贵族的私产，是早年他们骑着马带着狗猎取野猪的地方。也可能他们至今还在打猎，因为柯雷兹地方的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路易十四的时代。　　再往前几百米有一条通向森林的小路，小路口上竖立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私人猎区”。他把木牌拔起来，把汽车开进去，然后又把木牌重新插好。　　他把汽车往前开进森林大约半英里，车灯照着一些奇形怪状的老树，像鬼似地弯了下来，树枝挡住了路。他只好把汽车停下来，关了车灯，从驾驶室的小箱子里拿出一把钳子和电筒。他在汽车底下工作了大约一个小时，由于躺在地上工作，他的背上被露水湿透了。最后，他把藏在汽车底架上的装枪支的钢管子拿了下来，他把这些钢管连同那件军大衣和一些旧衣服放到一只箱子里去。他又在车内仔细地检查了一遍，以兔一旦有人发现而猜出是谁驾驶过这辆汽车，并把它开到这个满是野杜鹃花的树丛中。他用一把剪刀花了大约一小时的时间，剪了许多野杜鹃花的树枝，把它们插在汽车的四周，直到把汽车遮盖得完全看不出来为止。他又利用领带把两只衣箱的把手绑住，就好像火车站上的行李搬运工一样，把领带搭到肩上，一只衣箱在他的胸前，而另一只则在他的背后，这样他就可以用两只手去提剩下的两件行李。　　他向公路走去，他走得很慢，每前进数百米，他就停下来把行李放在地上，然后用一根树枝把地上留下的汽车车轮压出的痕迹扫掉。差不多过了一小时，他才到了公路边。他走过那块木牌，又走了一段路，然后把行李放在离小路口约半英里的地方。他的那件格子上衣又脏又沾满了泥土，油腻的圆领汗衫牢牢地粘在背上。他四肢肌肉的疼痛，好像永远不会减轻似的。他把衣箱摆成一排，自己坐在上面望着东方天空中已经露出的淡淡的灰白色，心想，乡间的公共汽车也许要开得早些？　　他的运气不错，大概5点50分的时候，一辆农村的卡车拉着一辆装满干草的拖车向镇上驶去。　　那个开车的司机把车停了下来，问他说：“怎么，车坏了？”　　“不，我是出来露营的，想搭便车回家，昨晚一辆卡车把我带到于塞尔，我还想再往前到都勒去。我有个叔叔在那儿，他可以替我找便车带到波尔多去，可是我才走到这里。”　　开车的人听了耸耸肩大笑起来，他也笑了。　　“你真傻，走了一夜才走到这里，我们这儿天黑之后就没人走这条路了。爬到拖车上去吧，我可以把你带到依格尔顿，到了那儿，你自己再想办法。”　　6点45分，他们到了小镇上，卡车停在公共汽车站后面。他谢了那个司机后，走进一间咖啡馆，要了一杯咖啡，问服务员当地有没有出租汽车。服务员告诉他一个电话号码，他就打电话给出租汽车公司。回答说：半小时内可以有一辆车。在等车的时候，他利用咖啡馆厕所里的凉水洗了个脸，换了一套干净衣服，又刷了牙，由于烟吸得太多，嘴里直发苦。　　7点半来了一辆既破又旧的雷诺汽车。他问司机说：“你知道夏伦尼高地的那个村子吗？”　　“当然知道。”　　“有多远？”　　“18英里，”司机用拇指向上一指，“在山上。”　　他把三件行李放到汽车顶上的行李架上，只有一件提在手里，对司机说：“把我送到那里去。”　　出租汽车只把他送到村子广场邮政局附近的咖啡店门口，他就下车了，因为他不愿意汽车司机知道他是到山庄去的。等出租汽车开走后，他带着行李走向咖啡店。　　广场上已经相当热了，有两条牛拉着一车干草站在那里，嘴里不停地嚼着反刍出来的草料，黑色的大苍蝇在它们的眼睛周围不停地飞来飞去。　　咖啡店里却是阴暗而凉快的。他进去后，只听见里面一阵响动，喝咖啡的人都在移动座位，转过身来看他。一个穿一件黑衣服的乡村妇女，本来和几个农民坐在一块儿聊天，这时站起身来拖着木屐走到柜台里面。她问：“先生，你要什么？”　　他放下行李，挨着柜台。他注意到那些本地人都在喝红酒。“请给我一杯红酒。”　　当她在倒酒的时候，豺狼问道：“请问到山庄去还有多远？”　　她瞪着一双又黑又圆的眼睛看着他。“两英里，先生。”　　他像很疲乏似地叹了一口气。“这个傻瓜司机告诉我说此地没有什么山庄，所以他要我在广场下车。”　　她问道：“从依格尔顿来吗？”　　他点点头。　　她又说：“依格尔顿人都是傻瓜。”　　他说：“我得到山庄去。”　　周围的人都在看着他，没有人主动告诉他去山庄往哪儿走。　　他拿出100法郎的新钞票。“请问这杯酒多少钱？”　　她盯住这张钞票。这时他身后喝酒的那些人都站起来了。　　这个妇女说：“我没有零钱找你。”　　他叹了一口气说：“谁要有辆车，大概就能找得出。”　　有一个人走过来说：“先生，村里有一辆货车。”　　他转过身，装着吃惊的样子说：“老乡，是你的吗？”　　“不是，但是我知道这个人，他可能肯送你去。”　　他点点头，表示对此非常同意。“我该怎样谢你呢？”　　这个人对那个妇女点点头，她给他倒了一大杯红酒。　　豺狼说：“还有你的朋友们呢。天气很热，大家都渴了，我请客。”　　这个满脸胡子的人笑了。那个妇女又把两满瓶红酒放在桌子上，命令一个农民说：“勃诺阿，去把货车开来。”于是那个人喝下了他的酒，起身出去了。　　豺狼一路上摇摇晃晃地搭着货车走了两英里，到了山庄。在路上时他想：“山区农民最值得赞扬的是他们的嘴很紧，至少对外来人是什么也不肯多说的。”　　这天早晨，男爵夫人科勒特·夏伦尼在床上坐了起来，喝着咖啡，又看看那封信。这时，她已经没有像第一次看到这封信时的愤怒情绪了，却感到莫名其妙的厌烦。她对于她未来的生活有点恍惚了。　　昨天下午，她独自从嘉普驾车回来，老侍女欧内斯蒂迎接她。这个老侍女在她丈夫的父亲在世时，就已来到山庄。还有那个花匠路易森，本来是村子里一个农民的儿子，他娶了欧内斯蒂，当时她还是一个帮厨的小姑娘。这一对夫妇现在实际上是这个山庄的总管了。山庄里几乎有三分之二的房间都　　门窗紧闭，家具上用布罩遮盖着。　　男爵夫人自己明白，她实际上是这幢空山庄的主人，因为这里既没有男主人骑着马巡视他的领地，也没有孩子们在花园里游玩。　　她又拿出她的挚友从巴黎寄来的一张社交杂志上剪下来的照片，镜头正对着她丈夫那双色迷迷的眼睛和一个姑娘高耸的胸脯。他站在姑娘身后，他的眼睛是从她肩头上看下来的。这个姑娘是一个夜总会里的舞女，本来是一个酒吧女郎。她说某一天她要和男爵结婚，因为男爵是她的非常要好的朋友。　　看着男爵在照片里的满是皱纹的脸和瘦骨嶙峋的脖子，她回忆他在抵抗运动时是何等年轻漂亮的上尉。1942年她与他相爱，一年后她怀了他的孩子，他们结婚了。当时她是个十几岁的小姑娘，是为抵抗运动传送情报的一个通讯员。她和他是在山里相遇的。那时他已经三十几岁了，外号叫柏加苏，是一个瘦瘦的鹰钩鼻子的指挥官。她和他可说是一见钟情。他们是在一个酒窖里秘密结婚的，由一个抵抗运动的牧师主持他们的婚礼，她在他父亲的家里生下一个男孩子。　　战争结束后，他的土地和房产都收回来了。他的父亲，那个老男爵，是在盟军横扫法国全境时患心脏病死的。然后他从草莽英雄一变而成为夏伦尼男爵。当他带着年轻的妻子和一个儿子回到山庄时，受到了附近农民的欢迎。不久以后，他厌倦了农庄的生活，巴黎的诱惑、夜总会的灯光，以及想弥补在殖民地沙漠中度过的青年时代和在草木丛中度过的壮年时代的损失的心情，实在难以抑制。　　现在他已经57岁了，看起来就像是70岁的样子。　　男爵夫人把那张照片连同这封信都扔在地板上。她跳下床，走向镶在墙上的一面大镜子面前，解开她浴衣的带子。她把双脚踮起，像穿了一双高跟皮鞋似地站着。她对着镜子看着自己的身躯，心想，总算不错，是一个丰满的身材，表示自己是一个成熟的妇女。臀部是大了一些，但腰部还能保持匀称的比例。这是因为她经常骑着马或者步行到山林里去的缘故。她两只手捧住自己的乳房一，好像在估量着它们的分量。　　这时，她想起了在舍尔夫旅舍邂逅的那个英国人，他很不错。她希望她现在仍然在嘉普镇。说不定他们能在一起共度假日，用一个假名字驱车去兜风，就像一对私奔的情人似的。她究竟为什么要那么匆忙地回家来呢？　　一辆老爷货车嘎嘎响着驶进了院子。她懒洋洋地拉好睡衣，走到房屋正面的窗前。从村子里开来的货车停在那儿，它的后门开着，两个男人正在后边从货车尾部搬什么东西下来。路易森从他正在修剪的一块整齐的草地上走过去帮忙卸东西。一个男人从货车后边绕了过来，把一些纸币塞进裤袋里，爬上司机座，发动了车子。　　谁送什么东西到别墅来了？可她并没有订购任何东西啊。货车发动起来后便开走了。　　男爵夫人吃了一惊：碎石路上放着三只箱子和一个手提袋，旁边站着一个男人。她认出了阳光下那浅黄色头发的光泽，她高兴得笑逐颜开。　　“你这个动物。你这个美丽的原始动物。你跟踪我。”　　她急忙跑进浴室更衣。　　当她来到楼梯平台上时，她听到了楼下大厅里的声音。欧内斯蒂正在问那位先生有何贵干。　　“男爵夫人在这儿吗？”　　欧内斯蒂连忙迈开她的两条老腿，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奔上楼去。“有位先生找您，夫人。”　　　　　星期五晚上的会议开得比平时都短。会上听到的报告都是说毫无所获。在过去的24小时内，关于那辆被通缉的“阿尔法”轿车的外形特征只是按例行方式通报了一下，以免在全国引起过分的重视。但它没有被发现。同样，司法警察署的每一个区分局都已命令其所在城市和乡村的直属机构，最晚在早晨8点钟以前把所有旅馆的登记卡送到区分局。区分局立即检查这成千上万张卡片，寻找杜根这个名宇，也毫无所获。由此可见，昨晚他没有在一家旅馆过夜，或至少不是用的这个名字。　　“我们必须接受这两个前提中的一个，”勒伯尔对这个静悄悄的会议解释说，“要么就是他仍然相信他没有受到怀疑，换句话说，就是他离开舍尔夫旅舍是一个非预谋的和偶然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理由不公开驾驶他的‘阿尔法’和公开使用杜根这个名字在旅馆过夜。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迟早一定会被发现的。在第二种情况下，他决定抛弃他的车子，把它扔在什么地方，另想出路。在后一种情况下，又出现了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他没有其他可靠的假身份了，这样他就可能不住旅馆而走得很远，但也不可能在逃出法国的途中通过边境哨所。另一种可能是，他有另一个身份，　　并且已经换上了。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仍然是非常危险的。”　　“为什么你认为他可能有另一个身份呢？”罗兰上校问道。　　“我们不得不假定，”勒伯尔说，“因为这个显然是得到‘秘密军队组织’的巨额款项来执行这次谋杀的人，必定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职业杀手。那就是说，他是有经验的。他设法消除官方对他的任何怀疑，不让任何材料进入官方的档案。为了做到这一点，他惟一的办法是在执行任务时使用一个假名字和假相貌。换句话说，他必定也是一个改头换面的专家。把两张照片比较一下，我们发现格尔索普能借助于高跟鞋增加他的高度，能减少几公斤体重，能借助于隐形眼镜改变眼睛的颜色，能用染发水染头发，摇身一变成为社根。既然他能变一次，我们就不能假定他不可能再变一次。”　　“但是没有理由设想，他在接近总统以前，就已经怀疑他将要暴露身份了呀，”森克莱表示异议说，“他为什么非得挖空心思地进行防范，弄上一个或几个假身份呢？”　　“显然，”勒伯尔说，“他已经挖空心思地进行防范啦。否则，我们现在应当已经抓到他了。”。　　“我在英国警察局转来的格尔索普的档案中看到，在战后他曾在英国降落伞部队服役，说不定他正在利用这种茹毛饮血的生活经验，藏身在深山里呢。”马克斯·费尼说。　　“很可能。”勒伯尔表示同意。　　“在那种情况下，他就不再是一种潜在的危险了。”　　勒伯尔思索了一会儿。“就这个具体的人而言，在他被关进监狱以前，我不敢这么说。”　　“或是死掉以前。”罗兰说。　　“如果他放明白一点，他应当在他还活着的时候离开法国。”森克莱说。　　会议就到此结束。　　“我希望我能那样指望，”勒伯尔在回到办公室后对卡龙说，“但是我所担心的是，他活着，活得很好，自由自在，而且带着枪。我们要继续搜索他和那辆汽车。他有三件行李，带着它们他不可能步行得很远。先找到那辆汽车，我们就从那里着手吧。”　　　　　他们要通缉的那个人现在正躺在夏伦尼高地的一座山庄里干净的亚麻布床单上。他洗过了澡，通身舒畅，吃了一顿乡村风味的馅饼和罐闷兔肉，是用烈性红酒、黑咖啡和白兰地冲下去的。他凝视着天花板上弯弯曲曲的镀金的花纹，盘算着去巴黎完成任务的日程。一个星期之内，他想到，他将不得不离开，但走开可能是很困难的，但是一定能够做到，他一定能想出一个离开的理由。　　门开了，男爵夫人走了进来。她的头发垂在肩上，穿着一件睡袍，领口上系着带子，下面则是敞开的。她走动的时候，衣襟微开，睡袍里边没有穿什么东西，但脚上还留着午餐时穿上的袜子和高跟鞋。　　当她关好门并向床前走来时，豺狼用一只胳膊肘支撑起身子。她默默地俯视着他。他伸手解开她脖子上的丝带结子。她肩上的镶着花边的睡袍悄无声息地滑落在地板上。　　　　　接连三天追踪豺狼毫无结果。每天晚上的会议上，多数人相信豺狼已经夹着尾巴偷偷地溜出法国了。到了8月19日晚上的会议上，勒伯尔几乎是孤军坚持着刺客仍然躲在法国某个地方，在等候着时间的到来的意见。　　这天晚上，森克莱叫道：“还等什么呢？他惟一要等待的是有一个机会可以冲过边境，当他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能逮到他。在法国几乎每个人都会反对他，他逃不到哪儿去了。如果你认为他是与‘秘密军队组织’和他们的同情者完全没有联系的话，那么也没有人会收留他了。”　　会议桌周围的人都在低声地表示赞同他的看法，大多数人开始认为警方已经失败了。布维埃原来认为寻找这个凶杀犯纯粹是侦探的工作，这个论点也错了。　　只有勒伯尔不断地摇头。他感到很疲倦，这是由于他缺乏睡眠，由于他紧张和担心，还由于他要保护他自己和他的同事们免得被那些大人物们所攻击。这些大人物们的攻击，不是因为他们有经验，而是因为他们在政府中的地位。他完全清楚，假定他确实错了，那么他也就完了。围坐在会议桌四周的人中，也有人清楚这一点。但如果他没有错，如果刺客现在确实仍然盯着总统，如果刺客溜过保护圈而向总统接近，他知道会议桌周围的人都想找一只替罪羊，那么，他就是这只替罪羊。不管怎么说，他那漫长的警察生涯，也就即将终止了，除非他能够找到这个刺客而且干掉他，到那时他们才肯承认他没有错。但到目前为止，他提不出证据。他有一种奇怪的信念，认为他在寻找的那个人，是个不论什么都能干得出来的职业刺客，当然他还不能公开这样说。　　自从八天前这件事落到他的肩上以后，尽管他不愿意，但他对这个带着枪的、似乎连最后的细节（包括意外事故）都计划得很周详的、不声不响、老谋深算的人，产生了一种违心的尊敬。要是在这些靠政治而得到任命的与会者面前承认他有这种感情，那就几乎等于毁灭了自己。只有他身旁的大块头布维埃能给他些许安慰，他缩起脑袋，拱起肩膀，眼睛盯着桌子。他至少也是一个侦探啊。　　“我不知道他在等什么，”勒伯尔说，“但他是在等什么事情，或是在等某一个特定的日子。先生们，我不相信我们已经听到了豺狼的最后消息。同样的，我也说不清我的感觉是怎么回事。”　　“感觉？”森克莱嘲笑说，“某个特定的日子？说真的，警长，你大概是罗曼蒂克的惊险小说读得太多了。这不是小说，亲爱的先生，这是现实。他已经走了，事情就是这样子。”他带着自信的微笑靠在椅背上。　　“但愿你是对的。”勒伯尔平心静气地说。“如果是那样的话，部长先生，我必须向您提出，我愿意退出调查，回去办我的犯罪案件。”　　部长犹豫不决地望着他。“警长，你认为这一调查应当继续下去吗？”他问道，“你认为还存在着真正的危险吗？”　　“关于第二个问题，部长先生，我不知道。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相信我们应当继续搞下去，直到我们完全弄清楚为止。”　　“那很好。先生们，我希望警长继续进行他的调查，我们也继续举行晚上的会议来听取他的汇报，暂时休会。”　　　　　8月20日早晨，看林人玛肯果·卡勒特在柯雷兹依格尔顿与于塞尔之间他雇主的庄园里射击害鸟，当时他正在追逐一只受伤的跌进了一丛野杜鹃花中的野鸽子。他在花丛中发现了那只野鸽子，它恰好落在一辆跑车的司机座上扑腾着呢。当他抓住鸟脖子的时候，他想，这辆跑车大概是一对情人在这里野餐，不顾他竖在路口上的牌子，硬把车子开进来扔在这里的。但后来他看到遮掩汽车的树枝是插在地上的，被剪过的树茬子都涂上了泥土，把本来是白色的断口变成黑色的了。他再看看周围的情况，认定这辆车已经停在此地好几天了。他拿了枪和野鸽子，骑上自行车经过树林回到他的小屋。就在这天上午，他到村里去买野兔套子的时候，把以上情况报告了当地的村警察所。　　将近中午时，村警察用电话报告了于塞尔警察局，说有人在附近树林里发现有一辆汽车丢在那里。电话问车子是白色的吗？回答不是的，是一辆天蓝色汽车；是意大利造的吗？不是的，是法国牌照，制造厂商不清楚。于塞尔警察局最后说，好吧，下午派一辆卡车，去拉这辆汽车，要他带人到现场去等候。因为还有不少其他工作要做，人手缺乏，现在还要去找一辆白色的意大利汽车，巴黎的长官们等着要呢。村警察答应他将做好准备，在现场等候来拉汽车的卡车。　　直到下午4点钟，这辆小汽车才被拉到于塞尔警察局门口。5点钟的时候，找来了一个汽车维修工来检查这辆汽车，他注意到汽车表面涂的油漆实在是很糟糕。他拿了一把螺丝刀，刮去挡泥板上的面漆，在天蓝色的下面，露出了白色。他大惑不解地又检查了牌照，发现牌照是反面的。几分钟后，牌照的正面向上放在地上，露出的白字是MI－61741.那个警察赶快跑过广场，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大概6点钟的时候，克劳德·勒伯尔才知道这个消息，这是奥弗涅省首府的地区警察分局的瓦伦丁局长报告的。勒伯尔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即从座位上跳起来，他对着电话叫着：“你听着，这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我还不能对你解释为什么重要，我现在只能这样说……是的，这是非常的，但这件事就是这样……我知道你是一位局长，如果你认为对我现在的职责范围还需要证实的话，我可以把这个电话转给司法警察总监。我要求你立即带一队人到于塞尔去，选最好的人，越多越好。从发现这辆汽车的地点查起，带着地图，以那个地点为中心，一层层地查，要查问每一间农舍，每一个旅舍和伐木人的窝棚。你所要找的是一个浅黄色头发高个子的人，他是个英国人，但能说一口很流利的法语。他随身带有三只衣箱和一只手提包，他还带有不少现款，而且穿得很讲究。不过可能在你找到他时，他已经在旷野里待了几天了。在查询时要问他在哪儿，他往哪里去以及他买了些什么东西。还有一件事，必须想尽一切办法不要使新闻界知道……你说什么？办不到吗？是的，难免有些本地好奇的人会问这问那。告诉他们，发生了一件撞车事件，乘客中有人处于神经混乱状况而在到处乱转……是的，我们是为了要救这个人……无论如何，不要引起他们的怀疑。告诉他们，这种事不值得花时间去采访，在这几天假日里，公路上的车祸每天足有五百起。千万不要声张……最后一点，如果你们找到了这个人而且把他包围了起来，就不要接近他，只要把他困住，别让他跑掉就行，我将尽快地赶去。”　　勒伯尔放下电话，对卡龙说：“请打电话给部长，要求他把今晚的会议提前到8点钟举行。我知道这是进晚餐的时间，但这将是一个短会。然后再打电话给萨托雷营，要他们准备一架直升飞机，我们连夜飞到于塞尔去，请他们把飞机停在那儿，我可以安排一辆汽车停在那里接我。你也一起去。”　　傍晚，从奥弗涅省首府来的几辆警车，再加上于塞尔参加进来的几辆车，一起来到发现汽车地点附近的一个乡村的广场上，建立起一个临时指挥所。在装有无线电通讯设备的警车上，瓦伦丁局长给分散在这个地区村子里的十几辆警车发出指示，决定要以发现汽车地点为中心，以5英里为半径的地区内，连夜进行搜查。这个时候，天已经黑了，多数人都在家里。此外，在这个地区的山谷里，这个人在黑暗中容易迷路，也可能还来不及找到伐木人的窝棚去躲避一下。　　还有一件事他不能在电话里向巴黎报告，他也不敢面对面地向勒伯尔解释。这是在午夜时有几个警察告诉他的，关于一队警察在离发现汽车地点约两英里处的一间农舍里进行的查询经过。　　一个农民身穿一件睡衣站在门口，不让警察们进屋。他手提一盏点着蜡烛的灯，在他们的脸上投射下闪烁不定的光影。　　一个警官问：“加斯东，你经常开车在这条路上来来往往，星期五早晨你开车到依格尔顿去过吗？”　　农民眯着眼睛看着那些警察。“可能去过。”　　“到底是去过还是没有去过？”　　“我记不起来了。”　　“你看见有一个男人在路上走吗？”　　“我不管闲事。”　　“我们不问这些，你看见一个男人吗？”　　“我没有看见什么人。”　　“是一个浅黄色头发的高个儿，带着三只皮箱和一个手提包的男人。”　　“我什么也没有看见，你懂吗？”　　这样的询问大概进行了20分钟，最后他们只好走了。有一个警察把这件事记在本子里。几只锁在链条上的狗狂叫着猛扑到警察的腿上，警察们只好退到草堆边上。　　农民站在门口，望着警察们走到路旁。直到汽车走了，他才把门关上，回到屋里。他妻子睡在床上对他说：“是不是那天你让他搭车的那个人？他们要找他干什么？”　　加斯东说：“我不知道，但是将来不会有人说我加斯东出卖过一个人。”他咳了一声，向柴火堆里吐了一口痰。他吹灭了灯，把床上的妻子往里推了一把，自己也上了床，还自言自语地说：“朋友，不论你在哪儿，祝你好运气。”　　　　　勒伯尔对着参加会议的人讲完后，把文件放在桌上说：“先生们，会议结束以后，我就要飞往于塞尔亲自主持搜捕工作。”　　参加会议的人沉默了大约一分钟。　　部长问道：“警长，你看我们现在能做出怎样的估计呢？”　　“部长先生，有两种情况值得注意。首先，我们知道他一定买了油漆，如果他从星期四晚上到星期五早晨开车从嘉普到于塞尔，那他是在途中把这辆汽车改装的，他是在嘉普镇买油漆的。现在查询工作正在进行，假定查询出就是这种情况，那么我认为一定是他得到了警告，有人打电话通知他或者他打电话得到了消息。有可能就在法国，也有可能在伦敦，一定有人给他通风报信，提醒他假扮杜根的事已经被发现了。他分析出我们在中午时间就能盯住他和他的汽车，为此，他很快地逃走了。”　　这时，会议室里一片寂静，静得使他觉得装饰得很漂亮的天花板几乎要开裂了。有人轻轻地像是从遥远的地方发出疑问：“你认为在这个房间里有人把情况泄漏出去了吗？”　　“先生，我不能这样说。还有电话接线人员，也有电传工作人员，都是些中下级官员，他们传递着各种消息，很可能其中有一个是‘秘密军队组织’的特务。有一件事是很清楚的，他一定知道了谋刺法国总统的阴谋已经暴露，而又不顾一切地要干下去。然后他又知道他假扮亚历山大·杜根的事也暴露了，我想和他接触的只有一个人。我怀疑这个人可能就是那个瓦尔米，我们的边防检查站曾截听过他跟罗马通的电话。”　　边防检查站的头头骂道：“真糟，我们应该在邮局里就把这个人抓住。”　　部长问：“你估计到的第二种情况呢？”　　“第二种情况是，当他知道假扮杜根的事已经暴露之后，他并不打算离开法国，他却直插法国的中心。换句话说，他并没有打算放弃要暗算我们的总统，他简直跟我们全体法国人在挑战。”　　部长站起来，整理他面前的文件，说：“警长先生，我们不打算耽搁你的时间。你赶快走吧，快去抓住这个人，今晚就抓住他。如果有必要的话，干掉他。这是我的命令，也是总统的希望。”讲完后，他走出会议室。　　一小时以后，勒伯尔的直升飞机离开萨托雷营，在紫黑色的夜空中，飞向南方。　　森克莱回到家里，自言自语地说：“真顽固得像只猪，他竟敢诬蔑我们这些法国的高级官员在犯错误，我一定要在下次打报告给总统时提出这个问题。”　　杰奎琳解开她那件套裙肩上的带子，把那件透明的衣服一下子滑到腰部。她用双手把她白皙而丰满的乳部挤紧，中间现出一条深沟，把她情人的头部拉到她的胸前，说：“告诉我吧！究竟是怎么回事。”　　　　　　　　　　　　　　　　　　　　　　　　　　　　　　　策　　　　　　　　　　第二部 追捕　　　　　　　　　第十八章　　　　　8月21日。清晨，阳光灿烂，万里无云，和每一年夏季的日子一般闷热。　　在夏伦尼高地的山庄里，豺狼望着窗外高低起伏满布着树丛的小山丘，异常平静。丝毫不像18英里以外的依格尔顿那样，到处有警察在查询。　　他赤身裸体地披了一件长睡衣，站在男爵书房的窗前和巴黎通电话。这几天每天如此。他让他的情妇经过一夜销魂之后在楼上酣睡。　　当电话接通后，他照例开始说：“这里是豺狼。”　　对方的声音回答说：“这是瓦尔米。事情又动起来了，他们已经找到了那辆汽车……”　　他静听了大约两分钟，中间只插进一句简单的问话。最后他说了一句“谢谢你”，随后挂上了听筒，把手伸进口袋里，拿出香烟和打火机。他想，根据刚才听到的情况，他将不得不改变他的计划。他原计划在山庄里再住两天，但现在他不得不走了，而且越快越好。　　在打电话时，还有一件事使他担心，这是出乎意料的事。他本来没有去想这件事，但当他吸着香烟的时候，又回忆起来了。当他拿起电话听筒时，他听到很轻的“咔嚓”一声。这种情况在前几天通电话时都未发生过。这架电话有一只分机装在卧室里，但在他离开卧室时，男爵夫人是熟睡的，这是肯定的。想到这里他把烟头扔到窗外，急忙转身，光着脚走上楼梯，冲进卧室。　　卧室里的电话听筒是在电话机上，但衣橱则已经打开，三只衣箱都放在地板上，也都打开了。他的那串钥匙就放在旁边，地上堆了不少从箱子里翻出来的东西。男爵夫人跪在这一堆东西中间，抬起头睁大眼睛望着他。她旁边放着那几根管子，端部的盖子都打开了，从一根钢管里，她拿出了望远镜，从另一根里拿出了消声器。她非常惊奇地看着她手上拿的东西，那是枪管和枪栓。　　有几秒钟的时间谁也没有开口。 豺狼先镇静下来了。　　“你听了我的电话？”　　“我……我是奇怪你怎么每天早上这样打电话。”　　“我以为你睡着了呢。”　　“没有。你每次下床我就醒来。这东西……这是枪，一支杀人的枪。”　　这是半提问，半自语，但似乎希望他会加以否认，说那是一件无害的玩意儿。　　他低垂眼睑，看着她，她第一次注意到他眼睛里的阴郁的光斑渐渐扩大了，笼罩住整个脸孔，变得面无表情，了无生气，就像是一架机器在瞪着她。　　她缓缓地站起身来，让枪管咔嚓一声掉落在其他东西堆里。“你想杀死他，”她悄声说，“你是‘秘密军队组织’的人，你想用它来杀死戴高乐？”　　豺狼一言不发，这等于是默认了。　　她猛然冲向房门。他轻而易举地抓住了她，把她猛推到房间另一端的床上，然后三步两步就到了她跟前。她摔倒在被单零乱的床上，张开嘴想喊叫。豺狼反手一击，打在她的颈动脉上，立即把她打哑了。然后他用左手抓住她的头发，把她的脸冲下压在床沿上。当他用掌侧猛地砸她的颈背时，她在人世间的最后一眼，是看见了地毯上的花纹。　　他走到房门口去听了听。楼下悄无声息，欧内斯蒂也许正在后面的厨房里准备早点和咖啡，而路易森不久就该去菜场了，幸好这两人都有些耳聋。 他把枪的部件重新装进钢管，放在装有安德烈·马丁的军大衣和脏衣服的第三 只箱子里，还轻轻地拍了拍箱子的衬里，生怕挪动了那些证件，然后他锁上了箱子。装有丹麦牧师佩尔·詹森的服饰的第二只箱子虽然也已打开，但没有翻动。　　他在同卧房相通的浴室里花了5分钟时间洗脸和刮胡子。然后他拿起剪刀，又花了10分钟时间仔仔细细地把他的浅黄色长发往后梳，并足足剪短了两寸光景。再下一步是在头发上倒足了染发剂，使它变成中年人的铁灰色。染发水的作用是使头发潮湿后能最终被梳成詹森牧师护照上的式样，而那份护照现在正被竖立在浴室的搁板上。最后，他戴上一副蓝色的隐形眼镜。　　他擦干净染发剂的一切残迹，冲洗掉面盆里的配剂，收拾好刮脸用具，回到卧房里。他没有去理会地板上的赤裸的尸体。他穿上在哥本哈根买的内衣裤、袜子和衬衫，脖子上套好黑围领，外面系上牧师用的那种脖圈。最后，他穿上黑西服和老式软底鞋。他把金框眼镜插在胸袋里，整理了一下手提袋里的盥洗用具，还放进那本有法国教堂图片的丹麦书，在上衣的夹袋里放了丹麦人的护照和一卷钞票。多余的英国服装则进了那只空箱子，最后也上了锁。　　一切安排就绪时已快到8点了，过不了一会儿欧内斯蒂就要送来早晨的咖啡。男爵夫人曾设法不让两个老仆人知道这桩风流事儿，因为他俩一向偏爱男爵，他们从孩提时代开始就来到了这座山庄。　　他在窗口看着路易森骑上自行车顺着宽阔的道路驶向庄园的大门，车子后面吊着他的采购袋。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见欧内斯蒂来敲房门。他不吭声。　　她又敲了敲门。“夫人，咖啡来了。”她在紧闭的房门外尖声叫道。　　豺狼拿定了主意，便装出半睡半醒的声调用法语答了一句。“放在那儿吧，过会儿我们自己来取。”　　欧内斯蒂在门外吓得张大了嘴。真是家丑啊！简直不成体统——那个男人怎么就钻进了女主人的卧房里。　　她急急忙忙地下楼去找路易森，但他已经外出了，只好对着厨房的水槽唠叨了好一阵子，感叹世风日下，跟老男爵在世时的日子大不相同了。　　她没有听见那四件行李被串连在一条床单上从卧房的窗口吊下来，啪地落地的声音；她没有听见卧房的门被反锁起来，她的女主人的了无生气的身体被抱上了床，安排成自然的睡觉姿势，被单一直盖到下巴底下；她也没有听见那个灰色头发的男人扒在窗户的外缘后又砰地关上了卧房的窗子，然后干脆往下一跳，重重地跌倒在草坪上。她倒是听到夫人的“雷诺”牌小汽车在别墅旁边用马厩改建的车房里被发动起来的声音，她从贮藏室的窗口向外张望，瞥见车子正在拐上通向前院的车道，向外驶去。　　“真不知道那位少夫人想干什么？”她在上楼时一路咕哝着。　　卧房门前的咖啡还是温热的，但原封未动。她敲了几次门后，想推门进去，却推不开。那位男客的房门也锁着，没有人答理她。欧内斯蒂捉摸着准是出了什么事儿，想当年不受欢迎的鲍希夫妇来做客时就向男爵提过一些关于少夫人的不三不四的传闻，而自从那回以后，还没有发生过这种事儿呢！　　她决定去找路易森商量商量。他该是在菜场，可以到附近咖啡馆找个人去把他叫回来。她不懂电话的构造，但是知道只要拿起听筒就会有人答话，并且去把你要找的人找来讲话。但这一切全是扯淡。她拿起听筒等了足有10分钟也没有人答理她。她没有注意到钉在书房壁脚板上的电话线已经被割断了。　　　　　克劳德·勒伯尔刚吃完早餐就搭直升飞机回到了巴黎。他后来对卡龙说，瓦伦丁一直干得非常出色，尽管那些该死的农民给他制造了不少障碍。截止早餐时他已经发现豺狼曾在依格尔顿的一家咖啡馆里吃早餐，并在等待一个预约好的出租汽车司机。与此同时，他已经部署在依格尔顿方圆20英里内设置路障，并将在中午时间完成。他很赏识瓦伦丁的能力，所以曾向他暗示抓住豺狼的重大意义，瓦伦丁便答应在依格尔顿周围设下一个用他的话来说是“比耗子的屁眼还要紧密”的罗网。　　　　　“雷诺”车从夏伦尼高地疾驰出来，穿过群山，朝南直奔蒂尔而去。豺狼估计警方从昨天晚上开始就以找到“阿尔法”跑车的地点为中心，不断扩大侦讯范围，待到拂晓时该到达依格尔顿了。咖啡馆的侍者会提供情况，出租汽车司机也会提供情况，除非他福星高照，否则到中午时他们准会追踪到庄园了。但即便如此，他们也只会寻找一个浅黄色头发的英国人，因为他已经小心翼翼地没有让任何人看到他作为一个灰色头发的牧师的模样。尽管如此，情况还是很紧急。　　他开着那辆小汽车在山间小道上疾驰，最后在依格尔顿西南18英里处上了RN89号公路，奔向蒂尔。还有20英里路程，他看看表：9点40分。　　当他在直路尽头的一个转弯处消失时，从依格尔顿方向飞速开来一个小小的车队。那是一辆警车和两辆带篷的汽车。车队在直路的中央停住，六个警察动手架起了一道钢制的路障。　　　　　“他出去了，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瓦伦丁局长对依格尔顿的一个出租汽车司机的泪流满面的妻子大声吼道，“他到哪儿去了？”　　“我不知道，先生。我不知道。每天早上从于塞尔来的早班车到站时，他就在车站广场上等生意。如果没有搭客，他就回车库来干点修理活。他要是不回来，就是开张了。”　　瓦伦丁朝四下里看看，心里很不痛快。跟那个女人瞎嚷嚷有什么用呢？这是个兼做点修理活的单干司机的家。　　“他在星期五早上送过什么客人吗？”他耐着性子间道。　　“送过，先生。他在车站上没有找到客人，就回来了。后来咖啡馆来了个电话，说那儿有人要雇出租汽车。他已经卸下一个轮子，生怕客人等不及另雇车子。所以他在装轮子的那20分钟里嘴里骂个没完。然后他走了。他生意是做成了，可是没有说他是在哪儿上的客人。”她吸了吸鼻子。“他不怎么跟我说这些。”她补充了一句，算是做个解释。　　瓦伦丁拍拍她的肩膀。“行啦，太太，甭着急了。我们等他回来吧。”　　他转向一个警官说：“派个人到火车站去，广场和咖啡馆也都派个人去。你知道那辆出租汽车的号码吧？他一露面，我就要见他。快！”然后，他离开车库，大步走向自己的汽车。“去警察局。”他说。　　他已经把他的侦缉指挥部搬进依格尔顿的警察局，那儿已经有多年未见这种热闹场面了。　　　　　豺狼把装着他的全部英国服装和亚历山大·杜根的护照的箱子，扔进了蒂尔城外6英里处的一条沟壑。它已经圆满地完成了任务。箱子飞过小桥的护墙，一头栽进了沟底浓密的灌木丛中，不见了。　　雷诺车在蒂尔转了一圈，找到了火车站，然后停在离车站三个街区的地方。豺狼带着二只衣箱和手提包，步行了半英里，来到火车站的售票处。　　他对售票员说：“我要买一张到巴黎去的车票，搭二等车，多少钱？”他透过那副金丝边眼镜看着窗口里面的售票员。　　“97个新法郎。”　　“下班车几点钟开？”　　“12点50分，你还得等一小时左右。站台下面有一个餐馆，到巴黎去的火车停靠在第一站台。”　　豺狼拿起行李，走向检票口，检了车票以后，再把行李拿起，走了进去。　　迎面来了一个穿蓝色制服的军人。“请把你的证件拿出来。”这个共和国的保安队员年纪很轻，但却装得严肃老成的样子，一支轻机枪挂在他的肩上。　　豺狼放下他的行李后，拿出他那张丹麦护照。共和国保安队员翻阅了一 下，一个字也不认得。他用法语问道：“你是丹麦人？”　　“我不懂你的话，你说什么？”　　保安队员拍拍护照的封面说：“你，丹麦人？”　　豺狼望着他，高兴地点点头，用丹麦话说：“对，对，丹麦人。”　　这个共和国保安队员把护照还给他，向站台点了一下头，让他过去了。他又走向检票口，去查问其他旅客了。　　　　　大约下午一点钟，路易森在镇上喝了两杯酒回来了，他那位异常激动的妻子把上午的事告诉了他。他认真地听着，然后说：“让我爬上窗子去看看。”　　他找梯子找了很久，这种东西在要用的时候总是找不到的。最后总算找到了，然后把梯子放在他女主人窗外的墙上，路易森慢吞吞地爬到窗口。5分钟后，他下来了。他说：“男爵夫人睡着了。”　　欧内斯蒂不相信地说：“可是她从来没有睡得这么晚还不起来。”　　路易森回答说：“可她今天就是睡得这么晚，别去打搅她。”　　　　　到巴黎去的火车晚到了一会儿，到达蒂尔的时间刚好午后一点钟。在上车的旅客中，有一个灰色头发的牧师。上车后他坐在车厢的角落，旁边还坐着两个中年妇女。他取出那副金丝边眼镜戴上，又从手提包里拿出一本有天主教堂图片的厚书，开始看起来。他知道列车准点到达巴黎的时间是晚上8点1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