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非人的劳动除提供自己的生活必需品外，还绰绰有余，甚至最简单的文明也是不可能的；超过生活必需品的某些剩余，是维持那种进步借以发生的脑力劳动所必要的。因此，差不多所有的古代文明都产生在气候温和的地方，在那里，维持生命所需要的东西很少，而自然甚至对最粗陋的耕作也提供了丰厚的报酬。它们往往聚集在大河的两岸，河灌溉了土地，并提供了交通上的便利。统治者一般都是新近从遥远的异乡或附近的山区之比较寒冷的气候中来的。因为温和的气候有损于人的精力；而使他们有可能进行统治的那种力量，差不多都是由他们故乡比较温和的气候中来的。的确他们把自己大部分的精力在他们新迁来的地方保存了好几代，同时靠被征服民族的剩余劳动生产物过着奢侈的生活；并把自己的才能多用于统治者、战士和牧师的工作上。最初他们是愚昧无知，但很快学会了他们应该向臣民学的一切东西，而且超过了他们。但是，在文明的这个阶段上，文化人只限于少数的统治者，而在劳苦大众中间几乎是绝无仅有的。此中原因是，作育早期文明的那种气候也必然使它衰落。在较寒冷的气候中，自然提供了一种使人精神焕发的气氛；虽然人们最初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但是，随着他们知识的增进和财富的增加，人们是能够丰衣足食的；在后一阶段，人们给自己建造了宽大而坚固的房屋，而这些房屋是在天气严寒使几乎一切家务和社交活动都需要有房屋庇护的那些地区的文化生活所最必需的。但是，生命充沛所必要的那种令人精神焕发的气氛，如自然不加施舍，是完全无法得到的。尽管在热带的阳光下可以看见进行艰苦体力劳动的工人，尽管手工业者卓具匠心，尽管圣人、政治家和银行家机警而伶俐，但气候酷热使艰苦持续的体力劳动和高度文化活动不相容。在气候和奢侈的共同影响下，统治阶级逐渐丧失了自己的元气；他们中间能成大事的也愈来愈少。最后，他们被那多半来自较寒冷气候的强大民族所推翻。有时候他们形成一个前此为他们所统治的人和他们的新统治者之间的中间阶层；但更常见的是，他们湮没在那无精打采的人民大众之中。这样的文明往往有许多是哲学史家感到兴趣的东西。它的全部生活几乎无意识地浸透了少数的简单思想，这些思想交织得十分和谐，像东方地毯那样美丽动人。从民族、自然环境、宗教、哲学和诗歌的共同影响以及战争和坚强个性的共同影响中说明这些思想的根源，一定有许多可学的东西，所有这些在许多方面经济学家都可以借鉴；但是，它不能直接阐明经济学家所专门研究的那些动机。因为在这样的文明中，最有能力的人都轻视劳动；没有那种热气腾腾的自由工人，也没有那种冒险的资本家，被人卑视的劳动是由习惯所调节的，甚至把习惯看成是免受暴虐无理的唯一护身符。绝大部分的习惯无疑只是压迫和迫害的具体形式。但只具有摧残弱者的作用的那套习惯，寿命是不长的。因为强者靠着弱者过活，没有他们的支持，强者是无力自持的；如果他们所组织的社会活动使弱者负担过重，无以复加，从而，也就毁灭了他们自己。因此，经得起时间考验的那些习惯，总是含有保护弱者免于遭受随意损害的规定的。实际上，当经营的事业很小，没有有效竞争的余地时，习惯不仅是防御比他们强的那些人所必要，而且甚至是防御他们同行邻里所必要的一面挡箭牌。如果乡村的铁匠除了本村就无法出售自己的犁头，而如果那个村子除了向他就无法买到犁头，那末，由习惯规定一个适当的价格水平，对大家都是有利的。这样，习惯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在进步的初期，没有什么东西有使那种原始习惯破坏的趋势，而这种原始习惯是把革新者视作异端或敌人的。这样，经济原因的影响就被抛到幕后，那里它们是在确实而缓慢地起着作用。它们用了几世纪而不是几年才产生了自己的影响。它们的作用微妙得往往为人所忽略，除了那些通过对现代类似原因的更加显著而迅速的作用进行观察，从而知道在何处寻找它们的人以外，它们几乎是不易为人所察觉的。第二节　所有权的分割加强习惯势力并抵抗各种变革。早期文明中的这种习惯势力，既是个人财产权限制的原因，又是它的结果。就一切或多或少的财产，特别是土地来说，个人的权利一般是从家族和家庭（从这个词的狭义来说）的那些权利中来的，并且受着它们的约束，而且处处都得服从它们。家族的权利同样服从村社的权利；而村社，根据传说（如果不是事实的话）往往只是一个扩大和发展了的家庭罢了。的确，在文明的初级阶段，极力想摆脱人们中间所流行的常规的人也许极少。尽管各个人对他们的财产的权利有明确而完善的规定，他们也许不愿把自己置于他们那敌视革新的邻人的愤怒之下，也不愿受到那种针对任何自诩为比自己祖宗高明的人而发的嘲笑。但是，比较胆大的人也许会想到许多小的改变；如果他们为自己的利益可以随便进行试验，则那些改变也许会渐渐地，几乎不知不觉地发展起来，直至一般常规变得足以使习惯上的规定难以分辩并使个人选择有很大的自由为止。但是，当各个家长被视作唯一的长辈和家产的经管人时，稍微离开祖先的陈规陋俗，就会遭到那些有权顾问一切琐事的人的反对。此外，在家长反对的背后，还有村社的反对。因为虽然在短时期内家家都有固定使用的耕地，但是，许多操作一般都是共同进行的，因此，在同一时间内人人都必须做同样的工作。当每一块田地轮休时，它就变成公共草地的一部分；村社的全部土地经常重新分配。因此，村社显然有权禁止任何技术革新；因为那种革新也许妨碍他们集体耕作的计划；也许最后破坏土地的价值，从而，当下次重新分配时，使他们遭受损失。因此，往往有一套极其繁琐而复杂的规定，它把各个农户束缚得如此之紧，以致甚至在最细小的工作上他都不能行使自己的判断和抉择。这也许是阻滞人类自由经营精神的发展的所有原因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不妨指出，财产的集体所有制是同弥漫在许多东方宗教中的那种无为主义相调和的；它在印度人中间的长期保留，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们的宗教经卷中所宣扬的那种静寂主义。人们对习惯加于价格、工资和地租的影响也许作了过高的估计，而对它加于生产形式和一般社会经济布署的影响也许又作了过低的估计。在一种场合下，这些影响是明显的，但不是累积性的，而在另一种场合下，它们是不明显的，但是累积性的。这几乎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即某种原因的结果，虽然在任何一个时间是很小的，但如不断地向着同一方向发生作用，则它们比乍看起来似乎可能有的影响要大得多。不论早期文明中习惯的影响有多么大，而希腊人和罗马人却充满了进取精神，他们对我们认为很有趣味的那些经济问题的社会方面为什么如此漠不关心，这倒是值得研究的问题。第三节　希腊人把北方人的精力和东方文化结合起来，但他们把劳动看成是专门属于奴隶的事情。古代文明的发源地大多在大河流域，它的平原因受灌溉之利，很少受到饥荒的袭击，因为在不缺乏热度的那种气候中，土壤的肥沃度几乎是和它的温度成正比例而变化。大河也提供了有利于简单的作业分工和劳动分工的交通上的便利，且不妨碍借以维持中央政府暴力的大军的调动。的确，腓尼基人靠海为生。这个伟大的塞姆族在为各民族自由往来所创造的条件方面，以及在传播书法、算术和度量衡的知识方面，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他们主要从事于商业和工场手工业。充分享受海上的自由，并把旧世界高尚的思想和优美的艺术吸收在他们的自由生活中，就有待于希腊人的创造精神了。他们在小亚细亚、马格那、格来细亚和希腊本部的无数殖民地在向他们起来的新思想的影响下使他们的理想得到自由的发展；因为这些殖民地彼此之间以及和原来的学术中心保持经常的接触，彼此交流经验，取长补短，而不受任何权威的束缚。他们的精力和进取心，不是被传统习惯的重负所压服，而是用来建立新的殖民地和自由地创造新的观念。他们的气候使他们无须进行艰巨的劳动；他们把那些必要的繁重工作交给奴隶来做，而使自己浸于沉思默想之中。衣、住、取暖所费无几；他们那晴朗而温暖的天空，使他们惯于室外生活，从而，使社交和政治活动便于进行，且不费钱。而地中海的凉风使他们的体力这样振作，以致他们许多世纪都没有丧失他们从北欧家乡所带来的那种坚忍不拔的性格。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孕育了各种各样的美感，出现了奇妙的幻想，和创造性的思维，热中于政治生活，和个人乐于服从国家，而这是空前绝后的。在许多方面，希腊人比中世纪欧洲各民族还更接近现代；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我们的时代还要进步。但是，他们没有获得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概念；他们把奴隶制度看作是天定的，他们容忍农业，但认为所有其他行业都是可耻的；他们对我们时代认为有莫大兴趣的那些经济问题，不是知之甚少，就是一窍不通。他们从来没有感到贫困的极度压迫。土地和海洋、阳光和气候一起都使他们易于获得完美生活所需要的物质资料。甚至他们的奴隶也有学文化的大量机会。不如此，就无所谓希腊人的性格了，世人直到那时所受的教益也就无须加以严重地考虑了。希腊人的卓越思想，使它成为后代许多大思想家进行研究的试金石。古代学者对经济学研究的不耐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希腊人对企业上的操劳和琐务感到的那种不耐烦。但是，从希腊的衰亡中也许可以学到一些教益。希腊的衰亡是由于缺乏完成目的的坚毅热忱；而任何民族如无勤劳锻炼就不能把它保持许多世纪。在社会和文化方面，他们是自由的，但他们不懂得好好运用他们的自由；他们优柔寡断，没有坚定不移的决心。他们领会力很强，也时刻准备推陈出新，这都是企业心的要素，但他们没有固定的目标和坚忍不拔的精神。温暖宜人的气候逐渐地使他们体质的力量松弛；他们对来自艰苦工作中的那种坚忍不拔的意志力等闲视之，而最后却沉沦于无聊的琐事之中。第四节　罗马与现代的经济条件的相似是表面的；但是斯多噶学派和晚期罗马法学家的世界经验对经济思想与经济行为产生了巨大的间接影响。文明向西再扩展，就到达它的下一个中心罗马。罗马人是一支庞大的军队，而不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正像希腊人一样，他们尽可能把工作交给奴隶来做。但是，在其他许多方面，罗马人却和希腊人截然不同。和雅典人生活中的那种充沛有力以及和他们尽量施展自己的才能并发挥自己特长的那种儿时的喜悦不同，罗马人表现了坚强的意志，铁一般的决心，并具有全面发展的人那种坚定不移的严肃的目的。完全摆脱了习惯的约束，他们以前所未有的那种郑重选择精神塑造自己的生活。他们既强且勇，目的坚定，富于机智，行动有序，判断明确；从而，他们虽酷嗜战争和政治，但经常运用企业上所用的各种才能。联合结社的原则也不是未起作用的。尽管自由技工很穷，而行会却相当发达。希腊人从东方所学到的那些企业上的协作方法和用奴隶在工厂中进行大规模生产的方法，一经输入罗马，就获得了新的力量。罗马人的才能和性格特别宜于经营合资的事业；比较少数的富人，不用中产阶级，而辅以奴隶和获得自由的人，就能在国内和国外进行大量的海陆贸易。他们使资本成为可憎的东西；但他们却使它具有威力和效率；他们大力发展了借贷工具；部分原因是由于罗马帝国的统一和罗马语言的普及，在某些重要方面，罗马帝国时代文明世界中的商业和往来，甚至比我们现在还要自由。如果我们追忆罗马是怎样大的一个财富中心；罗马人的财产怎样大得可怕（他们只是近来才被超过），而罗马的军民机构和维持它们所需要的给养以及运输机构又是怎样的庞大，则我们就不会奇怪，许多学者认为他们发现罗马的经济问题和我们当代的经济问题有许多共同之点；但这种共同性是表面的，靠不住的。它只涉及形式，而没有涉及国民生活的真正的精神。它没有涉及对普通人民生命价值的承认，而这点在我们时代却给予经济科学以莫大的兴趣。在古代罗马，工商业，缺乏它们在现代所具有的那种活力。她的输入品是用武力得来的；而不是用像威尼斯、佛罗伦萨或布鲁日的市民引以为荣的那些熟练劳动的产品换来的。创办工业和设立交通，唯一的目的在于获利；而商业生活风气因官方的卑视而有所败坏，这种卑视表现在元老院除对土地以外的各种商业形式所加与的“法律的和实际有效的限制”上。骑士团在包揽租税，劫掠各省，以及后来在取得皇帝的宠爱中大发横财，他们缺乏一种缔造一个伟大的国家商业所需要的那种一丝不苟的正直精神；最后，私人企业因国运日衰而受到挫折。虽然罗马人对经济科学的进步很少有直接的贡献，但是，不管是好是坏，他们却因奠定现代法学的基础而对经济学间接地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罗马的哲学思想主要是斯多噶派；罗马斯多噶派的巨子大多出身于东方。他们的哲学移植在罗马以后，发挥了实际威力，而毫没减少它的情感强度；尽管它在节欲上持严厉态度，它和现代社会科学的见解却有许多类似之处；罗马帝国的大法律家多数都信仰这种哲学，从而，影响了后来的罗马法，通过它又影响了所有现代欧洲的法律。罗马国家的力量使国家权利消灭氏族和部落的权利，在罗马比在希腊要早些。但是，许多亚利安人关于财产的原始思想习惯甚至在罗马也残存了很长的时间。家长对其成员的权力虽很大，而他所支配的财产在很长时间内是被认为把他看作家庭的代表而不是一个个人而委托给他的。但是，当罗马变成帝国之后，罗马的法律家就一跃而为许多国家的法权的最后解释者。而在斯多噶派的影响下，他们致力于自然根本大法的发现，而这种法他们认为是隐藏在各种具体的法典之中。这种和偶然的司法因素相区别的对普遍的东西的追求，使公共持有权（除了当地习惯再没有别的理由）就像春天阳光下的积雪很快地消失了。因此，后来的罗马法，逐渐而稳步地扩大了契约的范围；使它更加精确，伸缩性更大，力量也更强；最后，几乎一切社会事务都置于它的支配范围之内；个人的财产划分得十分清楚，他可以任意处理他的财产。现代法律家从斯多噶的各种高尚品质中继承了一种高度的责任感。从它的严厉的自决中他们获得了明确规定个人财产权的趋势。因此，我们现在的经济制度中许多好的和坏的方面都可以间接地从罗马特别是斯多噶派的影响中得到说明。一方面个人在处理自己事务方面的放任自由，另一方面不容许在法律体系所确立的权利的掩护下有任何一点粗暴，而这是确定不移的，因为它的主要原则是公平合理的。斯多噶派从东方家乡所带来的那种强烈的责任感本身也多少含有东方无为主义的气息。斯多噶主义者虽然积极行善，但以脱俗为荣。他也分享人生之苦，因为责任使然，但他从不与之妥协。他的生活凄惨而严肃，深觉生活本身的失败而受到压抑。如黑格尔所说，这种内在的矛盾，除非把德性当作只能用否定自我而达到的那种目的，是不会消失的；从而，追求这种目的，就安于一切社会工作所必然带来的种种失败。犹太人强烈的宗教情感，为这种巨大的变动铺平了道路。但是，直到基督教因日耳曼民族的爱戴而盛行时，世人并不轻易充分接受它的精神。甚至在日耳曼各民族之间，基督教的发展也是很慢的。而在罗马灭亡后的一段很长的时间中西欧处于混乱状态。第五节　条顿族不善于向他们所征服的民族学习。撒拉逊人高举学术火炬。条顿人虽然刚勇强悍，但很难使自己摆脱愚昧无知和习惯的束缚。给他以特殊力量的那种热诚和孝心多使他过分重视他那家庭和部落的制度和习惯。没有其他强大的征服民族像条顿族那样不善于从他们所征服的文化较高的弱小民族中接受新思想的了。他们以蛮勇而自豪；多不喜欢知识和艺术。但学术只能暂时停留在地中海的东岸；直到从南方来的另一个征服民族才使它重新发展起来。撒拉逊人热切地学习了他们向被征服民族所应学的最好的东西。他们提倡科学和艺术，在基督教世界对学术漠不关心的时候，他们却高举着学术的火炬；这点我们总该是铭诸于心的。但他们的道义性并不像条顿人那样充沛。温暖的气候和他们宗教上的好色使他们的体力迅速减退；他们对现代文明问题所起的直接影响是微不足道的。条顿人的开化，进展得较慢，但较稳健。他们把文明传播到北方，那里坚忍不拔的工作和各种健壮的文化形式的逐渐成长是相并而行的。他们又把文明向西传播而及于大西洋。很早以前就离开大河流域而到达内海沿岸的文明，最后要横渡大洋了。但是，这种变迁是慢慢地实现的。新时代中使我们感到兴趣的第一点是，因罗马大一统局面而终止了的城市和国家之间的旧有冲突重新出现了，罗马的确是一支庞大的军队，城市是它的大本营，而广大的国土却是它力量的源泉。第六节　自治只能存在于自由城市。还在几年以前，完全直接自治的民主政府在一个大国中是不可能的；它只能存在于城市或很小的国土上。政府必然操于少数人之手，他们把自己看作是特权阶级，而把劳动者看作是下等阶级。因此，即使劳动者在被容许管理他们自己的当地事务时，也往往缺乏勇气、自信和考虑，而这些都是企业的要素。实际上，中央政府和地方当局都直接妨害了工业自由；他们禁止人们自由移动，并征课各种苛捐杂税。甚至下等阶级中那些名义上自由的人，也受到掠夺，方法是在各种借口下任意罚款和摊税，不公道的裁判，和公开劫掠。这些负担主要恰恰落在比他们的邻人更加勤俭节约的那些人的肩上。这些人中间，如果乡村得以解放，经营上的进取精神势必逐渐提高，以摆脱传统和习惯的束缚。城市居民的情况却迥然不同。那里各工业阶级的力量寄寓于他们的人数；即使当他们不能完全制胜时，他们也不能像他们乡村的那些同行被看作仿佛和统治者属于不同阶级的人那样。在佛罗伦藏和布鲁日，像在古代雅典那样，全体居民可以听到，有时的确听到政府领导人关于他们自己的计划和提出这些计划的理由的报告，并且在采取进一步措施以前可以表示同意或反对。全体居民有时可以在一起共同讨论当时的社会工业问题，彼此交换意见，交流经验，取长补短，共同作出决定，并且自己来实行这个决定。但是，在电报、铁路和廉价印刷机的发明以前，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在广大的区域内进行的。借助于电报、铁路和印刷机，国民早晨可以知道政府领导人昨日晚上发表了些什么意见；而在翌日以前，全国对这些意见的看法就人所共知了。借助于它们，各大职工会的理事会能够以很少的费用把一个困难问题交给全国各地的会员来讨论，并且在几天以内可以得到他们的答复。即使一个大国现在也可以由人民来治理了；但是，直到现在所谓“民治”实际上只能是或多或少的一种寡头政治；只有那些可以经常到政府的中心或至少和它保持密切联系的少数人，才能直接参加管理。虽然有一个大得多的人数，他们通过选举自己的代表足以知道他们的意志实现到什么程度，但直至几年以前他们在全国人口中只是一个很小的少数；代议制只是新近的产物。第七节　续前。中世纪城市兴亡的历史，是进步浪潮相继起伏的历史。中世纪的城市一般都起源于工商业，因而并不藐视工商业。虽然较富有的市民有时能建立一个不准工人参加的限制性政府，但是，他们很难长期保持自己的权力。大多数居民经常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自己给自己决定本城的对内和对外政策，同时以自食其力为荣。他们组织成行会，从而，加强他们的团结并养成自治习惯；虽然行会往往具有排外性，它们的章程最后阻碍了工业的发展，但是，在这种腐蚀影响出现以前，它们却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市民们获得了文化，而没有丧失他们的精力，没有忽略自己的商业，除商业外，他们在知识上对许多事情都发生兴趣；他们在艺术方面领先，而在武功方面也不落后。他们以把大量经费用于公共事业为荣，同时也以节约使用公款，保持预算平衡，和实行以健全商业原则为基础的公平税制为荣。这样，他们就成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先驱；如果他们在进行中一帆风顺，并保持最初他们对自由和社会平等的热爱，则他们也许很早以前就解决了我们现在才开始遭遇的许多社会经济问题。但是，在久经战乱的蹂躏之后，他们最后败于他们周围的强大邻国了。的确，当他们的邻人隶属于他们的时候，他们的统治往往是如此残暴，所以，他们最后被邻国所推翻，在某种程度上是公平报复的结果。他们因不义而备受折磨，但是，他们辛勤劳动的果实仍然存在，而且是我们时代从前代所继承的社会经济传统中许多精华的源第八节　骑士和教会的影响。庞大军队的建立导致自由城市的崩溃。但是印刷术的发明，宗教改革和新大陆的发现又燃起了进步的火焰。封建主义也许是条顿族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要阶段。它给予统治阶级以发挥政治才能的机会，并使庶民百姓养成遵守纪律、讲求秩序的习惯。但是，封建主义在某种外部美的形式下却掩盖着许多身心上的残忍和肮脏。骑士的手法是，当众对妇女卑躬屈膝，而在家里却暴虐无礼。对骑士的许多繁文褥节是由对下等阶级的残酷和勒索来维持的。统治阶级多以坦率而慷慨的态度来解除他们彼此之间的义务。他们的生活也有理想，这种理想并不缺乏高尚的因素；因此，他们的性格对有思想的历史家和对记载那些场面豪华的战争及爱情决斗的编年史家，总是具有某种魅力。但是，当他们履行了本阶级要求他们履行的那种义务之后，他们就心安理得了。而义务规定中有一条是使下等阶级安分守己；虽然他们对终日与其相处的家仆往往是仁慈恩爱的。就个人的苦难而论，教会力求保护弱者，并减轻穷人的痛苦。如果那些优秀的教士得以娶妻入俗，也许他们往往会起着更深刻而广泛的影响。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低估了教士，尤其是僧侣对较贫苦阶级所提供的利益。寺院是工业的策源地，特别是讲求农艺的策源地。它们是学者们的安全大学，是苦难者的医院和救济所，不论大事小事，教会都加以调解。在它容许下而举行的节日和市集使商业获得自由与安全。此外，教会经常反对等级上的门户之见，它在内部组织上是民主的，如同右代罗马的军队那样。它随时准备使不论什么出身的那些最有才能的人担任最重要的工作；教士和各个教派做了许多有益于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福利的事情；有时教会甚至领导人民公开反抗他们统治者的暴政。但是，另一方面，教会并没有致力于帮助人民发展他们自恃和自决的才能，从而得到真正的内在自由。在希望那些具有特殊天赋的人通过自己的职务而攀登到最高地位的同时，它不是阻止了而是帮助了那些封建势力，竭力使劳动阶级成为一群愚昧无知，缺乏进取心和处处依靠上级的人。条顿人的封建主义在本性上比罗马的军事统治要温和些；僧俗们虽对基督教关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的教义理解得不够彻底，却受了它的影响。但是，在中世纪的早期，乡村的统治者把东方神权等级的妙术和罗马人的纪律与果断力中最强有力的东西结合起来，他们把这些力量运用得完全阻滞了下等阶级中意志力的成长和个性的发展。不过，封建主义的军事力量因地方上的倾轧而被长期削弱。这恰好适合于把广大区域的治理在查理大帝的天才下揉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但是，一旦这种领导天才消失，也易于把它分成几个组成部分。意大利长期受着它的城市的管辖，其中属于罗马系统的，具有罗马人的野心和坚定意志的一个城市，直到近代还守水路以御外侮，在尼德兰和大陆上的其他地方，自由城市长期以来都能抵抗国王和男爵的挑衅。但最后奥地利、西班牙和法兰西都建立了稳固的王国。少数能人服侍的一个专制王国，训练并组织了由广大无知而强壮的农民所组成的军队；自由城市的经营，其文化与工业的高尚结合，等不到矫正其以前的错误就告中断。如果正当那时没有新的力量起来冲破束缚的桎梏，并把自由传播到大地上，则世界也许会倒退的。在很短的时期内，印刷术发明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都出现了，到美洲和印度的航路也发现了。单单其中任何一个事件也许就足以开辟历史上的一个新纪元；但是，因为它们都一道出现，并且都向着同一个方向起作用，所以，它们引起了一个全面的革命。思想变得比较自由了，知识对人民也并不是高不可攀的了。希腊人的自由性格复活了；坚强自决的志士获得了新的力量，并能把他们的影响扩及别人。一个新大陆对有思想的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新问题，同时它也使勇敢的冒险家有了用武之地。第九节　海外发现的利益首先归于西班牙和葡萄牙。进而归于荷兰、法国，再进而归于英国。在这种新的航海事业中领先的国家是西班牙和葡萄牙。仿佛世界的领导权在最初落于地中海最东部的半岛，从此又移向中部半岛之后，似乎暂时又定着在分属于地中海和大西洋的西部半岛了。但是，工业的力量这时已经成长得足以使北方保有财富和文明了。西班牙和葡萄牙是不能长期抵抗北方民族那种更大的毅力和更加慷慨的精神的。荷兰人民早期的历史，的确是一部卓越的传奇史。他们以捕鱼和织布为生，创造了高尚的文学和艺术，建立了科学和政府机构。像波斯围困爱奥尼亚，只是更加激起希腊本土的士气那样，奥匈帝国征服荷兰，也只能更加激发荷兰人和英国人的爱国心和精力。荷兰因英国嫉妒它的商业，尤其是因法国跃跃欲试的军事野心而受到损害。不久就看得很清楚，荷兰是抵抗法国侵略而保卫欧洲的自由的。但是，在它那历史上的生死关头，它没有得到信新教的英国理应给予它的那种援助；虽然自1688年起，得到过大量的援助，但那时它的最勇敢而慷慨的儿女已经战死于战场，同时它也负债累累。荷兰愈来愈不为人所注意了，但是英国人首先应当承认它对自由和企业心所已作的和也许还会作出的更多的贡献。这样，只留下英国和法国来争夺海上的霸权了。法国所拥有的自然资源比任何其他北欧国家丰富，也比任何一个南欧国家更合于新时代的精神；有一个时其它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强国。但是，在连年战争中它挥霍了自己的财富，断送了那些没有因宗教迫害而被驱逐的最优秀的公民的生命。文明的进步本身并没有使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施行仁政，也没有使开支更加合理。被压迫的法国人民起来反抗他们统治者的主要刺激是来自革命的美国。但是，法国人十分缺乏美洲移民所特有的那种克己的自由。他们的精力和勇敢在伟大的拿破仑战争中再一次表现出来。但是，他们的野心太大，不能实现，最后不得不把海上经营的领导权让给英国。这样，新世界的工业问题是在英国人性格的直接影响下解决的，如同旧世界的工业问题是在它的间接影响下解决的那样。那末、让我们较详细地来研究一下英国自由企业的发展过程罢。第十节　英国人的性格很早就显示了他们具有现代组织才能的迹象。农业资本主义组织为工业资本主义组织铺平道路。英国的地理位置使北欧最强大民族中最强大的成员移来居住；自然淘汰过程使那些最勇敢而依靠自己的人相继移入英国。它的气候比北半球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宜于保持精力。它没有崇山峻岭的阻隔，它的任何一个角落离可通航的水道都不超过二十哩，所以，英国各地都可以自由往来，而没有自然障碍；同时诺曼和普拉特琴各个国王的力量和英明的政策又使当地诸侯不能设立人为的障碍。罗马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主要由于它曾把大帝国的军事力量同城中寡头政治成员的胆识和坚定的意志结合起来，同样，英国之伟大也是由于它把中世纪城市的自由风气同国家的力量和广泛的基础结合起来，如荷兰从前在较小规模上所做的那样。英国的城市没有其他国家城市那样声势显赫；但是，它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容易同化这些城市，从而最终获得它们的实惠。长子继承制使贵族之家长男以外的诸子倾向于自谋生计；他们没有特殊的阶级特权，很容易和普通人打成一片。不同阶级的这种融合使政治很有条理；同时也使企业冒险具有贵族那种勇敢而传奇式的抱负的性质。英国人一方面坚决反对强暴，另一方面勇于服从权威（当他们的理性认为应该时），他们进行过许多次革命；但是，没有一次革命是没有明确的目的的。在修改宪法时，他们遵守法律。如果我们除去荷兰人不计，则只有他们懂得如何把纪律和自由结合起来，只有他们把崇古和为将来（而不是过去）而生活的能力统一起来了。但是，后来使英国成为工业进步领导者的那种意志的力量，最初主要表现在政治、战争和农业方面。英国的射手是英国技工的前身。他因自己的食物和体格胜过大陆上的对手而感到同样的光荣；在学习纯熟地运用自己的双手中，他具有同样的顽强性，同样的自由独立性，同样的自制力和赴汤蹈火的精神；当时机适当时，他同样惯于诙谐，但当危急之际，即使面临着艰苦和不幸，他也同样惯于保持纪律。但是，英国人的工业才能长期隐而不显。他们对文明所提供的安逸品和奢侈偏向来是不大熟习，也不大喜欢的。在各种工场手工业方面，他们落后于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这些拉丁国家，以及北欧的自由城市。后来较富有的阶级逐渐对进口奢侈品有所喜好，而英国的贸易慢慢地发展起来。但是，很长一段时间表面上看不出英国未来商业的模样。的确，在商业形成的过程中，英国的特殊环境如不比英国人的某种天性重要，则至少具有相同的作用。他们最初和现在都不像犹太人、意大利人、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那样特别喜欢讲价还价，也不像他们那样特别喜欢较抽象的金融业务方面；同他们做生意，总是直截了当的，而不是尔虞我诈的。甚至现在伦敦股票交易所中最巧妙的金融投机主要也是由那些民族干的，他们继承了同样的生意习惯，而英国人却继承了同样的实践传统。使英国后来在各种不同环境中勘察世界，并成为世界加工厂的那些因素，甚至在中世纪就使英国为现代农业组织开拓了道路，从而，为许多其他现代企业的建立树立了榜样。英国首先把劳役改成交纳货币，这是一种变革，它大大增进了各个人根据他自己的自由选择而来调理自己生活的能力。不论好坏，人民可以自由交换他们对土地的权利和义务。十四世纪中黑死病所造成的实际工资的激剧上涨；十六世纪时因银价跌落、货币贬值和寺院收入划归王室挥霍而引起的实际工资的急剧下降；最后是牧场的扩大，它使许多劳动者流离失所，减少了所在者的实际收入并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所有这些都使习惯愈来愈不能维持。这一运动因都铎王朝诸王手中权力的增长而进一步有所扩大，这种权力的增长结束了私人之间的战争，并使贵族和乡绅们所豢养的大批食客游勇皆无用武之地。把不动产遗给长子而把动产分给全家成员的这种习惯，一方面增加了地产的规模，另一方面减少了土地所有者经营土地所运用的资本。上述原因有助于英国建立租佃关系。外国对英国货的需求和英国对外国奢侈品的需求，特别在十六世纪使许多份地集中而成资本主义农场主所经营的大规模的牧场。这就是说，那样的农场主人数得到很大的增加，他们自己经理农业，自担风险，自己出一部分资本，但租用土地，每年付一定的租金，并雇用工人；如同后来英国的新型企业家一样，他们自己经营工业，自担风险，自己出一部分资本，但以利息借用其余部分的资本，并雇用工人。自由经营发展得既快且猛，它的作用是片面的，对穷人是无情的，但是说，英国的箭术是英国工匠技术的前身，同样，用借贷资本经营的英国大农场（不论用于耕种或放牧）是英国工厂的前身，这仍是正确的。第十一节 宗教改革的影响。当时英国人的性格是在不断地深化着。定居在英国海岸的那些坚强民族所幸有的庄重和大无畏精神，使他们很容易接受宗教改革的理论；这些理论对他们的生活习惯起了作用，而对他们的工业也有所影响。人原原本本地被直接置于上帝的面前，其间用不着人的媒介；大多数粗野而无文化的人第一次向往着绝对精神自由的奥秘。各个人的宗教责任和他同辈的宗教责任的分离，如加以正确的理解，是最高精神进步的一个必要条件。但这个概念对世人来说是崭新的，素朴而无掩饰的，尚未消融于快感之中；甚至在温和的人方面，个性也表现得轮廓分明，而粗俗的人也自觉自尊起来。特别在清教徒中，使他们的宗教信条赋有逻辑上的确定性和严密性的那种热中，是一种全注的情感，敌视一切肤浅的思想和不健康的娱乐。必要时，他们采取一致行动，而这种行动由于他们的坚定意志成为不可抗拒的。但是，他们很少分享社会上的快乐；他们不参加公共娱乐，而宁愿在家享受清福；必须承认，他们当中有些人对艺术是持有敌视态度的。可见，意志力的最初成长本身含有某些粗暴不雅的因素；但那种力量是社会生活的下一个阶段所必要的。在新的本能围绕着它成长以便用更高的形式把原来集体趋势中最美丽最殷实的东西恢复过来以前，它必须通过许多磨难而加以精炼和柔化；它必须变得较不武断；而不失原有的力量。它增进了家庭情谊，这种世俗情感中最丰富最充实的情感。也许从来没有过如此坚实而纤细的原料可用它来组成社会生活的高尚结构。荷兰和其他国家也和英国一起经受了中世纪末期精神革命的伟大考验。但是，从许多观点特别是从经济学家的观点来看，英国的经验是最有教益的，最丰富的；而且是所有其他经验的典范。英国在由主动性和自由意志所促成的现代工业企业的演进中起了领导作用。第十二节　续前。英国工商业的特点因这一事实而更加突出，即其他国家许多接受新教义的人为了避免宗教迫害而来到了英国。由于某种自然淘汰，性格与英国人十分相近、并且由于那种价格而曾使他们掌握了工业技术的那些法国人、法兰明斯人和别的人，来和英国人住在一起，并把完全适合他们性格的那些技术教给他们。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中，上层统治阶级仍然有些骄奢淫逸，但是中产阶级和一部分劳动阶级对生活却十分严肃；他们不喜欢妨害工作的那种娱乐，并且对于那些只有用坚持不懈的辛勤劳动才能获得的物质安逸品也具有很高的标准。他们所力求生产的是坚固而耐用的东西，而不是仅仅用来装璜门面的东西。这种趋势一旦开始之后，就因气候而有所增进；因为它虽然不很严寒，但特别不宜于那种轻佻的娱乐；在这种气候中一种舒适生活所需要的衣着、住房和其他必需品，具有特别昂贵的性质。英国现代工业生活借以发展的条件是：物质享受的欲望能人不断努力从每周中攫取最大可能的工作量；要让各种行为服从于理性判断这一坚定的决心使每一个人经常反省他是否不能因改变他的企业或经营的方法而改善自己的处境；最后，完全的政治自由和安全使每一个人有可能依照他认为有利于自己的做法来调整他的行为并毫无顾虑地把他和他的财产从事于新的未来事业。总之，影响英国和它的殖民地的现代政治的那些因素也影响了现代企业。给予它们以政治自由的那些因素，也给他们带来了工商业经营上的自由。第十三节　英国的企业为需要大量简单商品的海外消费者的增长所促进。企业家最初只是组织供应，而不监督工业；后来才把他们的工人集中在工厂中。工业企业的自由，就其作用所及，有使每一个人把他的资本和劳动运用到恰到好处的趋势；而这又使他在某特定工作上力求获得特殊的技巧和能力，借助于这种技能他可以获取购买他所需要的东西的那种手段。因此，就产生了具有十分精细的分工的复杂工业组织。在任何一种长期持续的文明中，某种类型的分工，不论它的形式多么原始，是势必要出现的。甚至在十分落后的国家里，我们也看到了极其专门化的行业；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各业中的工作如此划分，以致企业的计划和安排，它的管理，以及它的风险由一伙人所承担，而企业所需要的体力劳动却由雇佣工人所担任。这种分工形式一般说来是现代世界的特点，特殊说来又是英国民族的特点。它也许只是人类发展中的一个过渡阶段；它也许会被使它存在的那种自由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所消灭。但是，就目前而论，不管是好是坏它表现为现代文明形式中的一个主要事实，表现为现代经济问题的核心。直到现在工业生活中所发生的那些极其重大的变化，是围绕着企业家的成长进行的。我们已经看到，企业家在英国农业的初期是怎。样出现的。农场主从地主租得土地，并雇用必要的劳动，而自己负责管理并承担企业风险。农场主的选择的确不是由完全自由竞争所决定的，而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财产继承和其他影响所限制的，而这些因素往往使农业的领导权操于那些对农业没有特殊才能的人的手中。但英国是唯一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中自然淘汰起着很大的作用。大陆上的农业制度曾容许出身来决定各个人参加农业或经营农业的事情。英国仅凭这种狭隘的选择作用所获得的威力和弹性，也足以使它的农业比所有其他国家都先进，并使它有可能比欧洲任何别的国家用同样的土地和等量劳动所获得的产量要多得多。但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即创办，组织和管理企业）在工业中有大得多的活动余地。在英国对外贸易得到大发展以前，工业企业家已逐渐在成长；实际上在十五世纪的毛织业中就可以看出它的迹象来。但是新开发国家中庞大市场的开辟，直接地并且通过它对工业布局（亦即把特定工业部门集中在一定的地区）的影响大大地推动了这一运动。中世纪的市集和行商的纪事表明，有许多东西，其中每一种东西只在一二个地方生产；从那里再分发到欧洲各处。但是生产局部化而运销很远的那些商品，差不多总是价格很高，体积不大的商品。价格较廉，体积较大的商品都由各地自行供应。不过在新世界的各个殖民地，人们并不总是有余暇来为自己提供工业品的，并且即使他们生产他们所能生产的东西往往也是不容许的；因为英国对待它的殖民地虽然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加宽大，但是它认为它为殖民地所出的费用使它有理由来强其它们向它购买各种工业品。对销售于印度和野蛮民族的简单商品的需求也是很大的。这些原因导致加工工业中许多繁重工作的局部化。在那种需要高度技巧和工人的丰富想像力的工作中，组织有时倒居于次要地位。但是，在对少数式样简单的商品有大量需求的时候，组织多数人的能力却具有无比的优势。这样，工业布局和资本主义企业家制度的成长是两个并行的运动，都由于同一个一般原因，且彼此互相促进。工厂制度和工业中贵重设备的运用，是在后一阶段出现的。它们通常被认为是企业家握有英国工业大权的源渊；无疑地它们增加了这种权力。但是在它们的影响被察觉以前，这种权力已经清楚地表现出来了。法国大革命时代，投资在以水或蒸汽为动力的机器上的资本是不很多的；工厂的规模不大，为数也不多。但那时差不多英国的全部纺织工作都是按合同制来进行的。纺织业操于比较少数企业家之手，他们力图查明买卖什么东西，在那里买卖和在什么时候买卖是最有利的，生产什么东西是最有利的。然后他们就和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为数很多的人订立合同来生产这些东西。企业家（即包买主——译者）一般供给原料，有时甚至供给所使用的简单工具。那些承包人用自己和他们家人的劳动和有时用少数徒工的劳动（但未必总是如此）来完成包工任务。随着时间的推移，机械发明的进步使工人们愈来愈聚集在靠近水力的那些小工厂里，而当蒸汽逐渐代替了水力之后，他们又集聚在大城市的大工厂里。这样，那些承担生产上的主要风险而又不直接管理和监督的大企业家（指包买主——译者）开始让位于富有的雇主，他们经营着大规模的全部加工事业。这些新的工厂引起了那些最不经心的观察家的注意；像以前的变动一样，这种变动也不轻易为那些实际上不从事商业的人所忽略。这样，酝酿了很久的那种工业组织的巨大变革最后引起了普遍注意；人们所见到的是，由劳动者所管理的小企业的制度正在被那些由有特殊才能的资本主义企业家所管理的大企业的制度所代替。即使没有工厂，这种变革也会照样实现的。即使电力或其他动力的零销使得现在在工厂中所做的那部分工作可以拿回劳动者家里去做，这种变革也会实现。第十四节　此后，工业劳动得到成批的雇用。新的组织带来了一些巨大的灾难，不过其中有些是由于别的原因，这种新制度使英国免于法国军队的蹂躏。|Qī-shū-ωǎng|这种新的变动，不论就以前的形式或以后的形式来说，都有不断冲破那几乎使每个人定居在他所出生的那个乡镇上的那种束缚的趋势；它开辟了自由劳动市场，这个市场招引人们来寻求就业的机会。由于这种变动，决定劳动价值的那些因素就开始了新的一页。直到十八世纪，工业劳动照例总是零雇的；虽然那时以前一个大而流动的劳动阶级（它可以大批地雇用）在欧洲大陆某些特定地区和英国的工业史上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十八世纪中却一反常规，至少对英国是如此；劳动价格不再由习惯或小市场上的议价决定了。在最近几百年中，它愈来愈由广大区域（一个城市，一个国家或全世界）中的供求情况所决定。这种新的工业组织大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因为它对保证每个人应该从事他最能胜任的那种工作，和保证他的工作适当地辅以当代知识和财富所能提供的最好的机械与其他的帮助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它本身也带来了巨大的祸害。其中哪些祸害不可避免，我们是无法判断的。因为正当那种变革急剧进行的时候，英国受到史无前例的各种灾害的袭击。它们是人们所受的通常被认为是无限制竞争的骤然出现所造成的大部分苦难的原因（究竟有多大的部分是不可能判断的）。英国丧失了一些大的殖民地之后，接踵而来的是拿破仑战争，结果使英国所受的损失比战争开始时它所拥有的蓄积财富的总价值还大。空前的连年歉收，使谷价暴涨。而最坏的是，采用了实施济贫法的方法，它损害了人民的体力和自立精神。因此，在上世纪的前半期中，英国是在有利条件下确立自由经营的。它的祸害为外部灾难所加剧，而它的有利影响却为这些灾难所妨害。第十五节　续前。过去保护弱者的那些商业习惯和行会规章现在与新的工业不相适应了。有的地方，人们因一致同意而废止了它们；有的地方在短时期内却成功地保留了它们。但那是一种得不偿失的成功；因为在旧有束缚下不能发展的新工业就离开那些地方，而转向它可以有更多自由的其他地方去了。于是工人们请求政府实行规定商业经营方式的那些议院的旧法案，甚至请求恢复由治安当局来规定价格和工资。这些努力注定是要失败的。旧有的规章制度是当时社会、伦理和经济思想的体现；它们是摸索出来的，而不是想出来的；它们是那些在几乎不变的经济条件下生息的人们多少代经验的自然结果。而在新时代中，变化是如此之快，以致没有时间来这样做。各个人都必须自行其是，很少借鉴过去的经验。那些力图保存旧传统的人很快就被抛在一边。新兴的企业家族主要是由这些人组成的；他们自力更生、坚强、敏捷并富有进取心。他们看到以自己的努力所获得的成功时，往往认为贫者和弱者的不幸应归罪于他们自己，而不应加以怜恤。深感于那些力图支持进步潮流所损害了的经济秩序的人们的荒谬，他们往往认为，除使竞争完全自由和让强者自行其是以外，再没有什么可需要的了。他们赞扬人的个性，而且并不急于寻求一种从前使人们结合在一起的社会工业约束的现代替代品。同时这种不幸曾减少了英国人民的纯收入总额。1820年，仅国债的利息就用去了纯收入总额的十分之一。因新发明而价格低廉的那些商品主要是工业品，而这种工业品劳动者消费极少。因为英国那时差不多是工业的垄断者，如果工业家可以自由地以自己的商品交换外国的粮食，则他显然会得到便宜的食物。但是议会中掌权的地主阶级却禁止这样做。劳动者的工资，就用于普通的食物而论，等于他的劳动在一块很贫瘠的土地上所生产的数量，这块土地是为了补充较肥沃的土地所提供之数量不足而被迫耕种的。他必须在市场上出卖自己的劳动，其中供求力量即使自由地起着作用，则它们也只能给他带来低微的工资。但是他并没有享受经济自由的全部利益。他同其他工人也没有有效的联合；他既缺乏市场知识，又缺乏商品卖主们所具有的那种坚持不卖以求善价的能力，他被迫在不卫生的条件下工作，并使他的家人也在这种条件下进行长时间的劳动。这就影响了劳动人民的效率，从而也影响了他们劳动的纯价值，从而它降低了他们的工资。雇用童工进行长时间的劳动并不是一件新鲜的事情，甚至在十七世纪的诺尔维奇和其他地区就已经十分普遍了。但是十九世纪的三十年代因在恶劣条件下进行过度劳动而造成的道德上的败坏、身体上的痛苦和疾病在工厂居民中却达到了顶点。在十九世纪的中叶，它们逐渐减少，此后，减少得更快。工人们认识了企图恢复管理工业的旧规章的愚蠢之后，就再没有箝制经营自由的任何愿望了。英国人民所受的痛苦，充其量也永不能同革命前的法国因没有自由而造成的那些痛苦相提并论，有一种论点，认为如果不是由于英国从它的新兴工业中所得到的那种力量，它也许会屈服于外国的军事独裁之下，如同它以前的那些自由城市所遭遇的那样。它的人口虽少，但有时却几乎独自负担着那反抗控制大陆几乎全部资源的征服者的战争重担；而在反抗那个征服者的斗争中它有时又资助一些较大而较贫的国家。不论正确与否，当时人们认为，如果自由的英国工业不供给反对共同敌人的战费，则欧洲也许会长期受着法国的统治，如同它以前受着罗马的统治那样。因此，很少听到对自由经营的过度的怨言了，而多数的暴怨是对英国人以自己廉价生产的商起来交换外国的粮食所加与的那些限制。甚至那些当时正在开始英国史上几乎比任何其他事物都富有趣味和教益的光辉而波折重重的生涯的职工会，也转入明哲保身的时其。它们根据辛酸的经验知道企图实行政府借以指导工业行径的那些旧规章的荒谬；但是关于如何用它们自己的行动来调节商业，他们还没有深远的见解。它们所关怀的是通过取消反工人结社的立法来增加本身的经济自由。第十六节　电报和印刷机现在有可能使人们对他们的灾难采取补救措施；我们正在逐步走向集体主义形式，而这些形式，如以坚强的个人克制为基础，将比旧的形式高级。目睹经济自由的急剧增长所带来的各种祸害就有待于我们这一代了。现在我们才第一次逐渐懂得不尽自己新义务的资本家如何力图使工人的福利服从于他的致富愿望。现在我们才第一次逐渐知道坚持富人不论以个人或集体的身份除享权利外还得尽义务的重要性。现在新时代的经济自由才第一次如实地出现在我们面前。这一部分是由于知识的扩大和热诚的增加。但是不论我们的祖先如何明智，他们决不能像我们那样了解事物；因为他们忙于应付各种紧急需要和可怕的灾难。我们必须用更高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因为英国虽然近来为了民族生存而再次要求进行斗争，但是它的生产力有了巨大的增长；自由贸易和交通的发达使人数大大增加了的人口有可能以有利的条件获得充分的粮食。人民的货币收入平均增加了一倍以上；除了饲料和住房差不多所有商品的价格下降了一半，甚或多些。的确，即使现在如果财富加以平均分配，则全国的总生产也许只足以提供人民的必需品和较需要的安逸品，而实际上许多人只有最低生活必需品。但是国家的财富增加了，卫生条件改善了，教育发达了，道德增进了；我们不再被迫几乎把其他各种考虑都置于增加工业总产量的需要之下。特别是这种新增加的繁荣使我们富强得足以对自由经营加以新的限制。虽然为了高尚的最后较大利益而必须忍受暂时的物质损失。但这些新的限制与旧日的限制是不同的。它们并不是作为一种阶级统治的手段而强加上的，而是为了在那些不能利用竞争力量来保护自己的事务中来保护弱者，特别是儿童和有子女的母亲。目的是周到而迅速地提供一些适于现代工业急剧变化着的环境的药方；从而，得到其他时代中逐渐由习惯而来的那种从前对弱者的保护之利，而不受其害。即使当工业在性质上有好几代几乎都没有变动时，习惯的成长也太慢，盲目性也太大，不能在压力有利时来施加压力。在后一个阶段它的利少而弊多。但是借助于电报，印刷机，议会政治和商会人们有可能对他们自己的问题想出解决办法。知识的增进和自赖性的加强，曾给予他们以真正克己的自由，而这种自由使他们有可能自愿地对他们自己的行动有所约束；集体生产，集体所有和集体消费这些问题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实行巨大而急剧的变革的计划，现在和以往一样，注定是要失败的，而且也会引起反作用；我们是不能稳步前进的，如果我们前进得如此之快，以致我们新的生活方式超过了我们的本能的话。的确，人性是可以改变的——新思想新机会和新的行为方法甚至用几代的时间就可以使它有很大的改变，如历史所表明的那样；人性的这种改变所涉及的范围也许从来没有现在那样广泛，所进行的速度也许从来没有现在那样快。但它仍然是发展的，从而是渐进的；我们社会组织的变革必然由它而生，因此也必然是渐进的。虽然社会变革由它而生，但是这种变革因经常使它承担某种新的更高尚的工作和争取某种远大的实际理想而促进我们更高的社会性的发展时，往往会多少走在它的前面。这样，慢慢地我们就会达到一种社会生活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中，公益战胜了个人的反复无常，其程度甚至超过个人主义开始以前的那些时代。但那时大公无私将是有意识的产物；虽然借助于本能，那时个人自由将在集体自由中发展自己。这是和旧的生活秩序成为一个可喜的对照，在旧的生活秩序中，个人受习惯的奴役造成了集体的奴役和停滞，而这些只有用专制主义的任性或革命的任性才能打破。第十七节　续前。直到现在我们都是从英国的观点来考察这种运动的。但是其他国家也向着同一个方向迈进。美国以这样勇敢而直率的态度来处理新的实际困难，以致它已经在某些经济事务中获得了领导权。它提供了当代最近经济趋势中许多最有教益的事例，如各种形式的投机和商业联盟的发展，不久它也许将在为世界其他各国开拓道路方面起主导作用。澳大利亚也不示弱，它在人口的较纯方面较之美国显然具有某些优越性。因为虽然澳大利亚人（大致也同样适用于加拿大人）来自许多国家，从而，通过各种各样的经验和思想习惯可以启发思想和胆识，但是差不多所有的澳大利亚人都属于一个民族。社会制度的发展在某些方面比它们必须要适应各个不同民族的能力、性格、趣味和需要的条件下可以进行得更加顺利而迅速。在欧洲大陆上通过自由结社而获得重要成果的力量比讲英语的国家差些；因此，在处理工业问题上采取的办法较少，也较不彻底。但是对这些问题的处理没有任何二个国家是完全相同的。它们所采取的方法各有特点，也各有所长；特别是关于政府行动方面。在这方面德国领先。它的加工工业比英国发展得晚，对它来到是一种很大的利益；它能够借鉴英国的经验，少走许多弯路。在德国绝大部分本国的高级知识分子都在政府任职，也许没有其他政府，它本身容纳了这样多的有才华的人。另一方面，造成英美最优秀企业家的那种精力、创见和勇敢在德国最近才得到充分的发挥；同时德国人民具有很大的服从性，因此他们和英国人有所不同；英国人的意志力当必要时将使他们能够遵守完全的纪律，但他们不生来就是百依百顺的。在德国可以看到政府管理工业的最好和最吸引人的形式。同时私营工业的种种特长，它的活力，它的弹性和它的方法也开始在德国得到充分的发展。因此关于政府经济职能的问题在德国已加以仔细的、有成效的研究，而这些对讲英语的民族来说也许是很有教益的，只要他们记着，最适合于德国人性格的那些措施对他们也许不是十全十美的；因为即使他们愿意，他们在坚定不移的服从性以及安于粗陋的衣食住和娱乐方面也不能与德国人相比。此外，德国比其他国家拥有为数较多的本民族中最有文化修养的人，而这些人不论在宗教感的强烈上或企业投机的锐敏上都是世界上顶出色的。在各国尤其是德国，经济实践和经济思想中最卓越而富于教益的东西大多来自犹太人。而我们特别感激德国犹太人的是，他们作出了许多关于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利害冲突以及关于它们最后的经济原因与其可能的社会主义药方的狂妄的臆测。但是我们快要谈到附录二的主题。在这里我们已经见到经济自由是怎样在最近才发展起来，而经济科学现在所必须讨论的问题的本质又是怎样的新鲜；其次我们必须研究的是，此问题的形式是怎样由于事件的发展和大思想家个人的特点而形成的。经济学原理--附录二　经济科学的发展附录二　经济科学的发展第一节　现代经济科学受古代思想的影响间接者居多，而直接者却少。我们已经知道，经济自由有它的历史根源，但它基本上还是近代的产物；其次我们必须探究经济科学的相应发展。现代社会条件是借助于希腊思想和罗马法从早期亚利安和塞姆人的制度发展而来的；不过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却很少受古代人的理论的直接影响。的确，现代经济学和其他科学一样，都导源于文艺复兴时期。但是，建立在奴役制基础上的那种工业体系和卑视工场手工业与商业的哲学是同那些固执的市民格格不入的，他们对于他们的手工业和商业如同对于参预管理国家政治一样都是引以为荣的。这些顽强而粗野的人很可能从过去大思想家的那种哲学上的锻炼和广泛的兴趣得到实惠，但是，事实上，他们却大力着手来解决自己的问题；现代经济学在初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朴素性，同时对把财富当作目的而不当作维持人的生活的手段抱有偏见。它直接讨论的大体是公共收入，租税的收益和效果；在这一点上，自由城市和大帝国的政治家们，都一样地随着商业的扩大和战费的增加而愈来愈感到自己经济问题的迫切和困难了。在历代，尤其是在中世纪的早期，政治家和商人忙于尽力通过管理商业来使国家富强。他们主要关怀的一点是贵金属的供给，而他们认为这种贵金属，不论对个人或对国家，都是富的指标，如果不是它的主要原因的话。华斯哥·达·加马和哥伦布在地理上的发现把商业问题在西欧各国从次要的地位提升到主要的地位。关于贵金属的重要性和获得贵金属供应的良方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足以决定战争与和平以及引起国家兴亡的那种结盟的公共政策裁决者。有时，这类理论还大大地影响了各民族在地球上的迁栖。有关贵金属贸易的种种条例只不过是许多条例之一，这些条例力图以不同程度的细节和严密来为每个人规定他应该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他应该赚取什么，以及如何使用他的所得。条顿民族的自然吸收力在中世纪的早期给予习惯以一种非凡的力量。这种力量在它们从事应付那些在美洲贸易中发生的连续变化的趋势时，影响了商人基尔特、地方当局和国家政府。在法国条顿人的这种偏向通过罗马人的天才而转化成制度，家长式的统治达到了顶点；科耳伯特的贸易条例已成为金科玉律。正当这个时候，经济理论出现了，所谓重商主义体系显露了头角；贸易条例以前所未有的严厉程度实行着。随着岁月的推移，产生了一种走向经济自由的趋势，反对新思潮的人们在他们方面征引前代重商主义者作为根据。但他们体系中所含的那些规定和限制是当时的时代精神；他们力图实现的许多变革都指向企业自由。和主张严禁贵金属出口的那些人相反，他们特别论证的是，在长期内凡能使本国金银之输入多于输出的各种贸易都不应加以禁止。让商人自由地经营企业国家是否蒙受迫害，通过对问题的这种提法，他们曾倡导了一种新的思潮；这就不知不觉地走向经济自由，其中一方面由于时势，他方面由于西欧之人心所向。这种节制贸易限制的运动一直继续到十八世纪后半期，当时是这一理论成熟的时期，即如国家企图以人为的规定和每人各行其是的天赋的自由权相对抗，则社会的福利莫不深受其害。第二节　重农学派。亚当·斯密发展了自由贸易论，并认为价值论是使经济科学成为一个统一体的核心。在广泛的基础上第一次有系统地建立经济科学是由十八世纪中叶法国一群政治家和哲学家在路易十五的御医魁奈医生领导之下进行的。他们政策的基石是顺从自然。他们是最初宣布自由贸易主义学说为行动的一般原则的人，在这方面比起英国的先进作家达德利·诺斯爵士来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他们讨论政治社会问题的语调和性质中，许多都预示着后代。不过他们的思路不清，而这又是当时科学家的共同特点，这种思路不清经过了长期的斗争才从自然科学中清除出去。他们把顺从自然的伦理原则和因果规律混同起来，前者用的是祈使语气，规定某些行动规律；而后者用的却是陈述语气，是由研究自然而为科学所发现的规律。由于这点以及其他理由，他们的论著很少有直接的价值。但它对现代经济学的间接影响却是很大的。理由有二：第一，他们论证的清晰和逻辑上的一致使他们对后代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影响；第二，他们研究的主要动机，不在于增加商人的财富和充填国库收入，像大多数他们的前辈那样，而在于减轻因过度贫困所引起的痛苦和堕落。这样他们就给予经济学以寻求有助于提高人类生活品行的现代目的。第三节　续前。在前进中的第二大步，亦即经济学所曾迈的最大的一步，并不是一个学派的著作，而是一个人的著作。亚当·斯密的确不是当时唯一伟大济学家。在他著书立说的不久以前，休谟和斯图亚特对经济理论已作出很重要的贡献，安德森和杨格发表了一些极其有价值的经济研究。但亚当·斯密的讨论范围足以包括他当时英法同辈著作中的全部精华。虽然他无疑地从别人承袭了不少的东西，但是我们越拿他和他的前辈和后继者相比较，我们觉得他越有才华，知识越渊博，判断越公正。他在法国住过很长的时间，和重农主义者有过接触；他钻研过当时英国和法国的哲学，而他的通晓世事实际上是由于他的远游异乡以及和苏格兰商人的亲密往还。除这些有利的条件之外，还有他那非凡的观察力、判断力和推理力。结果是，凡他和他的前辈有意见分歧的地方，他比他们差不多是更正确一些。而现在所知道的经济学上的真理，几乎没有一个不是他所涉猎过的。因为他是头一个就其各个主要社会方面论述财富的人，单凭这个理由，他也许有权被视作现代经济学的奠基者。但是他所开辟的领域太大，不能由一个人全部勘测完毕。有时他所看到的许多真理，而在另一个时候却从他的视野消失。因此，引证他以确证许多错误是可能的；虽然在检查以后，他总是向着真理迈进的。他用如此丰富的常识和渊博的实际商业知识发展了重农学派的自由贸易理论，以致使得这一理论成为现实生活中的巨大力量；他因政府干涉贸易一般有害无益这一论证而扬名本国和外国。在举出利己心会使商人个人为害社会的种种情况的例证的同时，他认为即使政府行事的用意至善，它对公众的服务差不多总比商人的企业心差些，而不论该商人如何自私自利。他对这一理论的辩护给予世人的印象是如此深刻，以致大多数德国学者在谈到斯密主义的时候主要指的是这一点。但毕竟这不是他的主要功绩。他的主要功绩在于他把当时英法学者和他的前辈关于价值的研究加以综合和发展。说他在思想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是由于他首先对价值测量人类动机的方式作了慎重而科学的研究，其中一方面测量买主获得财富的欲望，另方面测量生产者所出的劳作和牺牲（或“实际生产成本”）。他所进行的工作的要旨很可能连他自己都不晓得，自然许多他的后继者也没有看出来。尽管如此，《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后的上乘经济学著作和以前的著作有所区刑，这种区别在于对用货币一方面衡量获得一物的欲望和他方面衡量生产该物直接或间接所引起的种种劳作和自制看得更加清楚。其他学者向这方面所作的努力虽然很重要，但是他对它的发展是如此之大，以致他实际上倡导了这种新见解。在这方面，不论他或他的前辈和后继者都没有发明一种学术上的新概念；他们只不过把日常生活中所惯用的概念加以明确化。事实上不惯于分析的一般人很容易把货币看作动机和幸福的比实际上更加精确的尺度；此中原因，部分地是由于他没有想到尺度由以形成的方式。经济学上的用语似乎比日常生活中的用语专门些，现实性小些。但事实上它更加真实，因为它更加慎重，更周密地考虑到各种分歧和困难。第四节　对事实材料的研究并没有为他的后辈所忽视，虽然他们中间有些人对演绎法持有偏见。在亚当·斯密的同辈和直接后继者中，没有人具有像他那样广阔而不偏的才智。但是他们都作出极有价值的贡献，各人都从事某类问题的研究，其中有些问题的研究出自个人的天禀，而有些问题却源于当时的特殊事件。在十八世纪的晚期，主要的经济著作是历史和叙事的，论述劳动阶级特别是农业区劳动阶级的状况。杨格继续写他那有名的旅行纪要，伊登著述贫民史，此书充作所有后来工业史家的基础和范例；而马尔萨斯通过对历史的钻研指出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度中实际上决定人口增长的各种因素。但总的看来，在亚当·斯密的直接后继者中最有影响的人物要算边沁了。他在经济学方面的著作很少，但他对十九世纪初期新兴的英国经济学派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是一个顽强的逻辑学家，反对贸易方面的各种毫无理由的限制和规定；他严正地要求这些限制和规定提出足以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的理由来，而这种要求深受当时的支持。英国由于迅速地使自己适应各种新的经济运动而称雄世界，而中欧各国由于墨守陈规而不能利用它们丰富的自然资源。因此，英国的商人多认为商业上的清规戒律是有害的，至少它在英国有所减少，正在减少，并且不久就要消失。边沁的门徒们立即得出结论说，他们无须对习俗多所操心；对他们来说，根据各人都在追求自己的私利这一假设来讨论人的行为的趋势就够了。因此，对十九世纪初期英国经济学家经常提出的指责，即他们没去仔细研究集体行为较诸个人行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是否不应给予较大的注意，此外，他们过分夸大了竞争的力量及其作用的迅速，这些指责是相当公正的。至于他们的研究因有某种僵硬的概括甚至语气刻薄而遭到损害的这种非难，也是不无小小理由的。这些缺点部分原因是由于边沁的影响，部分原因是由于他所代表的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但部分原因也由于这一事实，即经济学的研究又多操于那些人之手，他们的力量寄寓于干劲而不是哲学思想。第五节　续前。政治家和商人们又热中干货币和对外贸易问题的研究了，他们所用的精力甚至比这些问题最初发生在中世纪末的那个巨大经济变革的早期还要大些。他们同现实生活的接触，他们的丰富经验，以及他们的渊博知识，乍看起来似乎很可能使他们对人性作一广泛的研究，并把他们的推理建立在广阔的基础之上。但是实际生活的熏陶往往使他们从个人经验中草率地作出概括性结论。在他们所从事的领域中，他们的研究是极有价值的。因为货币理论正是经济科学中的那一部分，其中对人类动机（除致富动机外）略而不论，亦殆无所害；李嘉图所领导的那个有名的演绎法学派在这里却立于不败之地。其次经济学家们从事于对外贸易理论的研究，并清除了亚当·斯密在这方面所留下的许多缺点。经济学中除了货币理论没有其他部分更属于纯演绎推理的范围。的确，对自由贸易政策的充分讨论必须考虑到许多严格说来不是经济学上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中的绝大多数虽然对农业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来说十分重要，但对英国却关系很小。在整个这一时期中，英国在经济事实方面的研究也未予忽略。配第、杨格、伊登和其他学者的统计研究由图克、麦卡洛克和波特加以继承和发挥。虽然在他们的著作中似乎过分突出了那些和商人与其他资本家们有直接关系的事实，但对在英国经济学家影响下所完成的议会关于工人阶级状况的大量调查研究却不能这样说。事实上，在十八世纪末期和十九世纪初期英国问世的官方与私人的统计资料和经济史，堪称为经济学上有系统的历史和统计研究的起点。不过他们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狭隘性。它诚然是历史的，但大部分却不是“比较的”。休谟、亚当·斯密、杨格和其他学者虽曾受自己的直觉天才和孟德斯鸠的范例的指引，也偶尔比较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中的社会现象，并从中吸取教训，但没有一个掌握了对历史按有系统的方案进行比较研究的观念。因此，当时的学者在搜求材料方面是认真的，能干的，而在研究工作上却是相当盲目的。他们把我们现在认为极其重要的大批材料忽略了，而且往往不能善于利用他们所搜集的东西。当他们从搜集材料转向一般推理的时候，这种狭隘性就更加露骨。第六节　但他们对人性决定于环境估计不足。社会主义者和生物学家的研究在这方面的影响。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现代著作的特点。为了论证的简单，李嘉图及其追随者在他们的议论中往往仿佛把人看成是一成不变的，他们对人的变异，从未大力研究。他们所最熟习的人是市民；而且有时由于表述的不慎，以致几乎暗示其他的英国人和他们所知道的市民完全相似。他们懂得其他国家的居民有值得加以研究的他们自己的特点；但是，他们似乎认为这些差别是表面的，而且也是一定能够消除的，一旦其他民族学会英国人准备教给他们的那种较好的生活方式的话。这种想法曾使我们的律师把英国民法强加于印度人身上，使我们的经济学家暗中根据世界是由市民构成的这一假设制定自己的理论。如讨论的是货币和对外贸易，则它的为害不大，如讨论的是不同工业阶级之间的关系，却使他们误入歧途。它使他们把劳动说成是商品，而不去研究工人的观点；不仔细斟酌他的情感、本能和习惯，他的同情和反感，他的阶级嫉妒和阶级友情，他的缺乏知识和自由活动的机会。因此，他们认为供求的力量具有比现实生活中更加机械而规则的作用；他们所定下的利润和工资的规律甚至在当时的英国也是站不住脚的。但他们的致命缺点是他们不懂得工业上的常规和制度是极易变动的。他们尤其不明白穷人的贫困是造成他们贫困的那种衰弱和劳动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他们没有现代经济学家所具有的那种对于大大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可能性的信心。诚然社会主义者主张人的全面发展。但是他们的见解却很少有历史和科学研究的根据；同时由于表述的狂妄，这就引起当代严肃的经济学家的卑视。社会主义者没有研究过他们所攻击的那些理论；也不难指出，他们不理解现存社会经济组织的性质和效率。因此，经济学家们不屑于认真检验他们的任何学说，尤其是他们关于人性的各种臆测。但是社会主义者的感情强烈；他们懂得经济学家所未考虑的那些人类行为的潜在动机。在他们的狂文绝句之中，潜伏着锐敏的观察和建设性的意见，其中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有许多值得学习。他们的影响逐渐扩大，孔德得力于他们的帮助是很大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一生中的转变，正如他在自传中告诉我们的那样，是由阅读社会主义者的著作而来的。第七节　续前。当我们拿现代人对于财富分配这一重大问题的看法和十九世纪初期所流行的见解相比较的时候，我们发现，除开细节上的各种改变和推理上的科学精确性方面的改进以外，在对待问题上有了根本的转变；因为以前的经济学家的论证仿佛把人的性格和效率看成是不变量，而现代经济学家却始终不忘人是他所生存的那个环境的产物这一事实。经济学观点的这种改变部分原因是由于这一事实，即在十九世纪最后的五十年中人性的改变是如此迅速，以致迫使他们不得不加以注意；部分原因是由于各个作家，社会主义者以及其他学者的直接影响；部分原因是由于自然科学中某些部门有类似改变的间接影响。在十九世纪的初期，数理科学大有欣欣向荣之势。这些科学虽彼此有所区别，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它们的研究对象在各个国家和各个时代中都是固定不变的。科学的进步是人所熟知的，但科学对象的发展却是陌生的。随着岁月的推移，生物学逐渐在进步，人们开始对动植物生长的性质有了较明确的概念。他们懂得如果科学的对象经过不同的发展阶段，则适用于某一阶段的规律如不加修正就很难适用于其他阶段；科学规律必须同它们研究对象的发展有一个相应的发展。这种新观念的影响逐渐扩展到人文科学；而在哥德、黑格尔、孔德和其他人的著作中显现出来。最后，生物学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它的各种发现，像早年物理学上的发现一样，大大引起世人的注意，伦理和历史科学的语调有了显著的改变。经济学也参加到这个总的运动中来，对于人性的柔韧性以及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现行方法对人性的作用和反作用给予不断增大的注意。在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那有名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新趋势的最初重要的迹象。穆勒的追随者离开李嘉图直接继承者所采取的立场，向这个方向继续前进；和机械因素相区别的人的因素在经济学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且不提当时在世的经济学家，这种新的风气弥漫于克利夫莱斯里的历史研究，白哲特，凯恩斯，托因比和其他学者多方面的著作之中，尤其是杰文斯的著作，它因巧妙地综合了各种绝大的优点而在经济学史上取得了辉煌不灭的地位。一种新的社会责任观到处流传。在议会中，在报纸和讲坛上，人道主义精神响彻云霄。穆勒和追随他的那些经济学家促进了这一运动，反过来他们又从这个运动得到很大的启发。一半由于这个原因，一半由于现代历史科学的发展，他们对实际材料的研究也更加广泛而达观。的确，有些早期经济学家在历史和统计方面的研究，即或有超过者，亦不多见。但是他们从前无法知道的许多情况，现在是人所共知了。既不像麦卡洛克那样深通商业又没有他那渊博历史知识的经济学家，对经济理论和现实材料的关系也能提出比他广泛而明确的见解。在这方面他们曾得力于各种科学（包括历史学在内）方法的普遍改进。从而，经济学上的推理在各方面现在比过去是更加精确了。任何研究中所假设的前提表述得比从前是更加谨严了。但是思想的缜密在它的运用中却起了部分破坏作用；事实表明，一般理论在以前的许多运用现在是站不住脚了，因为以前没有留心想到所暗含的全部假设以及在所讨论的特殊事例中是否大体可以作这样的假设。因此，许多教条已被打破，这些教条仅仅因为它们表述得不谨严，所以看起来似乎十分简单；但是由于同样的理由，它们充作那些以之武装自己而进行斗争的卫道者（主要是资本家阶级的）的武器库。这种破坏作用乍看起来似乎贬低了经济学上一般推理过程的价值，但结果适得其反。它为我们正在兢兢业业地建立的那种更新更强大的理论机器扫清了道路；它使我们有可能比那些最初着手解决经济难题的能手巨匠对生活看得更加全面，前进得更加稳健，科学性更大，教条主义气习更少；而我们现在的坦途是由他们开拓的。这种变化也许可以看成是从经济学方法发展的初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过渡，在初级阶段，对自然运转的描摹照例是简单的，为的是能使这些现象用简易的语句表述出来，而在高级阶段，对自然现象的研究却更加仔细，描摹的也更加原本，甚至牺牲一定程度的简明性和通俗性也在所不惜。因此，经济学上的一般推理有了长足的进步，并在步步都易引起敌对批判的这个世纪中所建立起来的阵地，比它那威望极高的时候还要巩固。上面我们仅从英国的观点考察了近来的发展。但英国的发展只不过是扩及西欧各国的这一广泛运动的侧面而已。第八节　续前。英国经济学家在外国有许多信徒，也有许多批判者。法国学派从它那十八世纪的大思想家那里获得了继续的发展，并且避免了英国第二流经济学家所常犯的特别是关于工资的许多错误和混乱。自从萨伊以来，它做了许多有用的工作。古尔诺是法国学派最有天才的建设性思想家；而傅立叶，圣西门，普鲁东和路易·勃朗却提出了许多最有价值和最狂妄的社会主义见解。近几年以来，最大的有关的发展也许要算美国了。一世纪以前，“美国学派”被认为是由凯雷领导下的一群保护主义者组成的；但现在由一些英明思想家组成的新学派正在形成；有迹象表明，美国在经济思想上正在取得它在经济事务上已经取得的那种领导地位。经济科学在它的两个策源地荷兰和意大利大有复苏之势。奥国经济学派的精湛的分析工作尤其引起各国极大的注意。但总的看来，近代大陆上所曾作的最重要的经济研究工作是在德国。在承认亚当·斯密的领导地位的同时，德国经济学家首先被他们所认为的那种岛国偏狭性和李嘉图学派的自信所激怒。他们尤其不满的是英国自由贸易主义者所作的那种假设，即就一个像英国这样的工业国家所确立的命题可以原封未动地搬到农业国家中去。李斯特的卓越天才和爱国热忱推翻了这个假设，并指出，李嘉图主义者很少考虑到自由贸易的间接效果。就英国而论，忽视了它们，也为害不大；因为它们基本上是有益的，并从而扩大了直接效果的影响。但是他指出，在德国尤其在美国，自由贸易的许多间接效果是有害的；他认为这种害处超过它的直接利益。他的许多论点是站不住脚的，但有些却是适用的；因为英国经济学家不肯对它们进行耐心的讨论，所以，为那些正确论点所感服的政客们，为了鼓动群众，对那些不科学的但对工人阶级具有较大感染力的论点的使用，也默不作声。美国的工业家们把李斯特当作自己的代言人。他给他们所写的一本通俗小册子的广泛流行，是他在美国的名望和有系统的阐述保护主义理论的开始。德国人喜欢说重农主义者和亚当·斯密学派对国民生活的重要性作了过低的估计；说他们有一方面为了自私的个人主义和另方面为了无力的博爱的世界主义而牺牲国民生活的倾向。他们认为李斯特在激起爱国主义情感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爱国主义的情感比个人主义的更加慷慨，比世界主义的更加坚强确定。重农学派和英国经济学家的世界主义感是否如德国人所想像的那样强烈，是值得怀疑的。但近代德国政治史对德国经济学家在国家主义方面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为侵略大军所包围的德国，只有借助于爱国热忱才能存在。德国学者竭力主张（也许有些过分），利他主义感在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方面的活动范围比在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经济关系方面还要狭隘。虽然德国人在情感上是民族主义的，但在他们的研究上却是高尚国际主义的。在经济史和通史的“比较”研究方面他们是领先的。他们罗列了各个国家和各个时代的社会工业现象，把它们作了这样的整理，以便阐明各现象彼此之间的关系；并对这些现象和可供参考的法学史结合起来加以研究。德国学派中少数成员的著作有夸张毛病，甚至对李嘉图学派的理论持有小心跟儿的轻视态度，而这种理论的要义和目的连他们自己也不懂。这就引起了许多无味的激烈争论。但这个学派的领导者几乎都没有这种偏狭心理。对他们和他们的国外同行在研究和解释经济习惯和经济制度的历史方面所进行的工作作出过高的估价，也许是困难的。它是我们时代最大的成就之一，是我们真实财富中的一项新的宝贵财富。它几乎比任何其他东西都能扩大我们的眼界，提高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帮助我们理解人类社会伦理生活和它所体现的那种神圣原则的演进。他们把自己的注意集中在历史地探讨科学上，集中在把科学应用在德国社会政治生活条件特别是德国官僚政治的经济义务上。但是由于赫尔曼的卓越天才的指导，他们曾进行了精辟的理论分析工作，这种分析丰富了我们的知识，同时他们也大大地扩大了经济理论的范围。德国思想也促进了对社会主义和国家职能的研究。世人所知道的近代极其彻底的大多数倡议即为了社会的利益而几乎无偿地征用私有财产，正是来自德国学者，其中有些是犹太血统。的确，仔细研究以后，他们的著作不如初看起来那样深刻和卓具创见。但是它从它那辩证法妙术和优异的风格，以及有时从那渊博而被歪曲了的历史知识中，取得了巨大的力量。除了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以外，德国还有许多思想家，他们坚决认为，私有财产制度的现存形态缺乏历史根据；并根据许多科学和哲学的理由要求重新考虑和个人相对的社会权利。德国人民的政治军事制度，近来助长了他们那种比英国人依赖政府多依赖个人企业少的自然趋势。在有关社会改良的各种问题上，英德两国有许多值得互相学习。但是在当代的各种历史知识和要求改良的热潮中，经济科学上一件困难而十分重要的工作有被忽略的危险。经济学的流行在某种程度上有忽略慎重而严密的推理的趋势。所谓科学的生物学观的抬头，有把经济规律和经济尺度的概念抛入幕后的倾向；仿佛这些概念太谨严死板，不适用于那种活的不断变化的经济有机体。但是生物学教导我们说，脊椎动物的机体是最发达的，现代经济组织是有脊椎的；而讨论它的科学也不应当是无脊椎的。它应当有使自己密切适应世界现实现象所需要的那种巧妙和敏感；但是它还必须具有一个仔细推理和分析的坚固脊椎支柱。经济学原理--附录三　经济学的范围和方法附录三　经济学的范围和方法第一节　统一的社会科学可望而不可即。孔德建议的价值，他的非难的弱点。　有些人和孔德同样认为，人类社会行为任何有益的研究其范围和整个社会科学一样广泛。他们认为，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联系是如此密切，以致单独对其中任何一个方面加以研究必然是徒劳无益的；他们力劝经济学家放弃经济学研究，而专心致志共同发展统一的无所不包的社会科学。但是人类社会行为的范围太广大繁杂，是不能单独由一种科学加以分析和解释的。孔德自己和斯宾塞以无比的知识和卓越的天才曾从事于这一工作。他们以他们的广泛研究和建设性意见在思想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但在统一的社会科学的建立上，他们甚至很难说是迈了第一步。当卓越而性急的希腊天才家坚持寻求单一的基础以解释一切自然现象的时候，自然科学的进步很慢；而现代自然科学有了长足的进步，是由于它把广泛的问题分割成几个组成部分。无疑地，成为一切自然力的基础的统一性是存在的；但是在发现这种统一性的过程中所取得的任何进展，虽取决于对整个自然领域所作的偶然观测，也同样取决于由坚持不渝的专门研究所获得的知识。增加使后代有可能比我们更好地了解支配社会组织发展的那些因素的材料，需要同样耐心的细致的研究工作。但另一方面，也必须完全承认孔德的看法，即使在自然科学方面，专门从事某一领域的人，也有责任和从事相近领域的人保持经常不断的接触。视线永不越出自己范围的那些专门家，往往把事务看得和实际不相称；他们所搜集的知识，大多用处较相对的不大；他们在一些旧问题的细节上绕圈子，而这些问题多数失去自己的意义，且为用新观点提出的新问题所代替；他们没得到各种科学上的进步通过比较周围现象所提出的真知灼见。因此，孔德的一大功绩是，他坚持认为社会现象的统一性必然使社会科学专家的研究工作甚至比自然科学专家的研究工作更加徒劳无益。穆勒在承认这点的同时，继续说“对其他事物一窍不通的人多半不是一个好经济学家，各种社会现象都在彼此交互作用着，如孤立起来，则不能加以正确的理解；但这决不是说，社会物质工业现象本身不容作出有用的概括，而只是说，这些概括势必同一定的文明形态和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相关的”。第二节　经济学，物理学和生物学的方法。的确，经济学所讨论的种种因素在使用演绎法上具有一个有利条件，即它们的结合方法，正如穆勒所说，是机械的，而不是化学的。这就是说，当我们分别知道两种经济因素的作用时（例如，工资率的增加和某业工作困难程度的减少，将分别对该业劳动供给发生影响）我们就能够大致预料它们的联合作用，而无须等待它的出现。但即使在机械学上，冗繁的演绎推理也只能直接适用于实验室里所发生的现象。仅凭这些推理，还不足以处理参差不齐的材料和现实世界中各种因素错综而无常的结合。因此，它们必须补充以具体经验，并和不断研究新的材料与不断寻求新的归纳结合起来加以运用（而且它们往往居于次要地位）。例如，工程师可以相当精确地计算装甲舰在静水中失去稳定的角度；但是在他预料该舰在暴风雨中所要发生的情况以前，他将利用那些有经验的水手的观察，他们曾在日常海面上观察过它的动作；经济学所必须考虑的因素比机械力量的数目多，确定性少，且不易为人所觉察，同时性质上也更加不同；而它们对其发生作用的材料更变动不居，齐一性更小。此外，有些场合，其中经济因素的结合取化学上的随意性者多，而取机械上的纯规则性者少，这些场合既不是极其罕见的，也不是无关重要的。例如，某人的收入稍有增加，一般会使他在各方面多买些东西。但是收入增加很多，可能改变他的习惯，也许提高他的自尊心，使他完全不喜欢某些东西。一种时尚从上流社会传到下流社会，可以使它在上流社会中绝迹。其次，我们体恤贫民的心切，可以使我们滥发布施，也可以完全取消某些慈善形式。最后，药剂师所研究的东西始终是不变的，而经济学像生物学一样，它所研究的东西，其本性内部结构和外形都是经常变化着的。药剂师的预断全部建立在这一暗设之上，即所用的试药是应有的试药，或至少其中的杂质可加以忽略。但即便是他，在处理人的时候，离开了具体经验，也很难有多大的进展。他主要依靠的是，告诉他新药对健康人的影响如何，以及对患有某种疾病的人的影响又如何；甚至在一般经验以后，他在该药对体质不同的人的作用方面，或在和其他药品新的配用方面，也可以发现料想不到的结果。如果我们看一看像商业信贷与银行，职工会和合作社这样一些严重经济关系的历史，我们就知道，在某时某地大体上成功的经营方式（modesofworking），而在他时他地却完全失败了。这种区别有时可以仅仅归结为文化或道德和相互信赖的不同；但这种解释是较困难的。在某时某地人们将过于彼此信赖，并牺牲自己以求公共福利，但只在某些方面；而在他时他地将有同样的限制，但方向将有所不同；每次这样的变动使经济学上的推理范围受到限制。就此刻而论，种族的易变性比个人的易变性更为重要。的确，个人性格的改变，一半出于任意，一半却按照常规。例如，参加劳资纠纷的工人的平均年龄在预测它所用的方式方面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也是真的。但一般说来，因为年青的和年老的，性情刚强的和性情沮丧的人，在某时某地和在他时他地约占有相同的比例，所以，个人性格上的特点和性格的改变，对于演绎法的一般运用比初看起来妨碍要小些。这样，通过对自然的耐心研究和分析上的进步，规律的作用便侵入到医疗学和经济学这两个新的领域来了；关于日益增加的各种因素的单独作用和共同作用的某种预测，不靠具体经验，也成为可能的了。第三节　解释和预断是方向相反的同一过程。只有以全面分析为基础的对过去材料的解释才能作为将来的借鉴。　可见，经济学上分析和演绎的作用，并不在于锻造几条推理的长链锁，而在于恰当地锻造许多短链锁和基本环节。但这也不是轻而易794附录三经济学的范围和方法举的事。如果经济学家漫不经心地进行草率的推理，他就很容易使自己的研究工作处处都联系得很坏。他需要仔细利用分析和推理，因为只有借助于它们，他才能选择正确的材料，进行适当的分类，并使它们在思想上有参考价值，在实践上有指导作用；同时因为每次推理都必须建立在归纳的基础上面，所以，每个归纳过程势必包括分析和推理。换言之，解释过去和逆料未来并不是两件不同的事，而是同一件事的两个相反方面，一个是从结果到原因，另一个是从原因到结果。希穆勒说得对，“要获得各个各别原因的知识，我们需要归纳法，它的最终结论不是别的，而只不过是演绎法所用的三段论法的倒置而已……归纳法和演绎法都建立在同样的趋势，同样的信念和同样需要我们的理性的基础上面。”只有通过发现能够影响某事件的所有事件和其中各个事件独自影响的方式，我们才能全部说明该事件。如我们对其中任一事件或关系的分析不完全，如我们的解释有错误的倾向，则内在的推论已经向建立那种归纳发展，这种归纳虽似乎可以自圆其说，其实却是错误的。而如我们的知识和分析是完全的，则我们只要颠倒我们的思维过程，我们就能够推知未来，几乎像我们根据同样的知识对过去所能作的解释那样准确。只有当我们越过第一步的时候，预断的准确性和解释的准确性才有了很大的区别；因为在预断的第一步中所作的任何错误，在第二步中将有所积累和加剧；而在解释过去方面，错误多半不易积累起来；因为观察或有记载的历史在每一步中都可重新予以检查。归纳和演绎的同一过程在解释历史上的已知事件和预断未知事件方面，几乎可以同样地加以运用。因此，决不能忘记，观察或历史虽然可以告诉我们一件事和另一件事是同时发生或连续发生的，但不能告诉我们第一件事是否为第二件事的原因。只有通过作用于材料的理性，才能求得答案。当人们说历史上某事件教导这点或那点时，该事件发生时所存在的全部情况是从未加以正视的。有些情况被暗地（如果不是无意识地）假设成不相关的；这种假设在某特定场合可能是对的，但也可能不对。丰富的经验和较仔细的研究可以证明，被认为引起这一事件的那些原因，如无外援，或许不会造成那一事件；甚至也许证明，这些原因阻碍了该事件的发生，而它是由遗漏了的其他原因产生的。这种困难在关于我国当代事件的最近争论中表现得十分突出。每当从这些事件作出有反对意见的结论时，它须付诸公决；不同的解释提出来了；新材料被发现了；旧材料被审查和重新整理了，而在某些场合还支持最初从它们所作的那种相反的结论。分析上的困难和对分析的需要，因没有两个经济事件在各方面都完全相同这一事实而增加。当然，两个单纯事件尽管十分相似，如两个农场的租佃条件尽管由几乎相同的原因所决定；交给咨询委员会的两个工资案件尽管可以提出大致相同的问题；但是，即使小规模的完全重复也是不存在的。不论两个事例如何相似，我们必须决定，二者之间的区别是否因实际上无关重要而可以忽略；而这也许是不很容易的，即使这两个事例所指的是同一个时间和同一个地方。如果我们讨论的是古代材料，我们就必须考虑到同时涉及经济生活全部性质的那些变化；不论现在的问题和历史上所载的另一个问题在外貌上如何相似，很可能，进一步研究会发现它们在本质上有根本的区别。除非这样，从前者到后者不可能作出有效的论证。第四节　借助于常识往往能作广泛的分析，但它发现不明的原因特别是原因之原因却是罕见的。科学机器的职能。　这就使我们来考虑经济学和古代材料的关系了。经济史的研究有各种不同的目的，从而也相应地有各种不同的方法。当作通史的一个分支，它的目的也许在于帮助我们理解“各个时期所曾有的社会组织，各社会阶级的结构及其相互关系”；它也许要问“什么是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生活必需品和生活方便譬如何生产；什么组织提供并指导劳动；从而所生产的商譬如何分配；什么是以此为基础的制度和分配”等等。这种工作虽然本身是饶有趣味的，重要的，但它不需要大量的分析；一个勤而好学的人可以为自己提供大部分所需要的东西。深通宗教伦理、文化艺术和社会政治状况的经济史家可以扩大我们的知识范围，提出宝贵的新见解，即使他满足于观察那些靠近表面的近似现象和因果关系。但是，不知不觉地他的目的势必超过这些范围，并企图发现经济史的底蕴，揭示风俗兴败的秘密，并解释那些不再认为是自然所赋与的难以解释的其他现象。对于借鉴过去以指导现在，他多半也不加规避。的确，人类理智不喜欢在它所遇见的那些事件的因果关系的概念中留有空白。仅仅通过按一定顺序整理材料并有意无意地提防因果倒置，经济史家就担负了向导的责任。例如，英国北部实行了按固定货币地租的长期租佃，接着农业和当地居民的一般状况就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在推断它是这种改善的唯一甚或主要的原因以前，我们必须研究同时还发生了哪些别的变化。以及这种改善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其中的各个变化。例如，我们必须斟酌农产品价格的变动和边陲社会秩序确立的影响。这就需要谨慎和科学方法；除非这样，就不可能作出关于长期租佃制的一般趋势的可靠结论。即使这样，我们也不能根据这种经验主张在，比方说，爱尔兰现在实行长期租佃制，而不考虑各种农产品的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的质的区别，以及金银产销方面的可能变动等等。土地使用的历史充满着好古趣味；除非借助于经济理论对它加以仔细的分析和解释，它就不可能很好地说明什么是各国现在所应采用的最好的土地使用形式这一问题。例如，有的人认为，因为原始社会通常都共同占有土地，所以，土地私有制显然是一种人为的过渡制度，有的人同样自信地认为，因为土地私有制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了它的范围，所以，它是未来进步的必要条件。但是，要想从历史汲取关于这个问题的真正教益，就需要分析过去共同占有土地的种种影响，以便发现其中各种影响在多大程度上始终保持同一作用，在多大程度上因人类习惯、知识、财富和社会组织的改变而有所改变。工业，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方面的行会与其他同业会社和团体的那些声明（即他们利用他们的全部特权以求公众福利）的历史，甚至是更饶有趣味而富于教益的。但是，要对这个问题作出完全的判断，尤其是要以它作为我们现在的借鉴，就不仅需要老练历史家的丰富知识和机警的直觉，而且还需要掌握有关垄断、对外贸易和租税归宿等方面的许多极其困难的分析和理论。而如果经济史家的目的是在于发现世界经济秩序的动力，是在于取法过去以指导现在，他就应当利用有助于他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各种方法；他就应当找出各种事件的真正原因，并使之占有适当的地位；尤其要找出动变的远因。试以海事观之，使用陈旧武器的战斗群情也许对那时代的通史学者具有很大的兴趣；但它们对今日的海军指挥却没有多大的指导意义，因为他所必须应付的是性质完全不同的战争。因此，正如马汗上尉所说，今日的海军指挥对过去的战略比战术将更加注意，他并不十分关心各个具体战役的细节，而关心的是那些基本作战原则的实际运用，这些原则使他能统帅全军，而各部队仍不失应有的主动性；保持广泛的变通，而仍能迅速集中，并以优势兵力突破一点。同样地，深通某时普通史的人，可以生动地描绘某战役中所用的战术，而这种描绘在其主要轮廓方面是真的，即使有时错了，也无妨大体；因为武器已经过时，人们多半是不会抄袭战术的。但是，要了解一个战役的战略，要区别过去某大将的真正动机和表面动机，他自己必须是一个战略家。而如果他负责提出（不论如何谦逊）今日战略家从他所记载的战役所必须受到的一些教益；那末，他对今日和往昔的海军状况势必作了详尽的分析；他对许多国家中研究困难战略问题的人的著作对他的帮助决然不能加以忽视。海军史是这样，经济史也是这样。只是在最近，而且多半由于历史学派批判的有益影响，经济学上的一种区别始为人所注目，这种区别相当于战争中战略与战术的区别。相当于战术的是经济组织的外部形态和偶然事件，它们取决于暂时的或当地的倾向，风俗和阶级关系；取决于个人的影响；或取决于生产资料。而相当于战略的是经济组织的比较根本的本质，它主要取决于人人所具有的欲望和活动、编好和嫌厌。的确，它们在形式上既不是始终如一，在本质上甚至也不十分相同；但是，它们具有永恒性和普遍性的因素，足以使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加以概括，借助于这种概括，某时某代的经验可以说明他时他代的困难。这种区别和经济学上运用机械学和生物学类例的区别相似。十九世纪初期的经济学家对它没有充分的认识。李嘉图的著作也显然缺乏这种区别。当人们没有注意他的研究方法中所含的原理而只注意他所作的具体结论时；当这些结论被变成教条并生硬地运用于与他不同的时间地点时，无疑地，它们的为害很大。他的思想像锋利的凿一样，不小心就很容易割手，因为它们的柄十分笨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