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甚至现在管理工作也是低廉的，它对生产的增益大于它的报酬。因为企业家，像熟练的工匠一样，所提供的服务是社会所需要的，如没有他来提供这种服务，则取得这种服务所用的成本也许更大。[奇+书+网]决定一方面是普通能力与另方面是运用资本的经营能力的正常报酬的因素，其间的相同之点并不适用于它们的当前报酬的变动。因为雇主居于缓冲地位，在商品的买主和生产它的各种劳动者之间起着媒介作用。他取得商品的全部价格，而把它付给工人。他的利润随着他所售的商品的价格的变动而同时变动，且变动的幅度较大；而他的雇工的工资变动得较晚，且变动的幅度较小。在任何特定时间，他的资本和能力的所得有时很大，有时也是负数，而他的雇工的能力所得永不会很大，也永不会成为负数。工资领受者如失业时，势必受很大的痛苦，但这种痛苦的产生，并不是因为他是工资领取者，而是因为他手中没有积存。某人因拥有特殊天赋能力而来的那部分收入，是对他的一种赠品；从抽象的观点来看，和其他自然恩赐譬如土地所固有的属性的地租相似。但就正常价格来说，它应与荒地开垦者所获利润，或与寻珍珠者的所得列入一类。在垦荒者中，有的人的土地比原来预期的要好些，而有的人的土地却差些。寻珍珠者一次潜水的丰富收获，同多次潜水而毫无所获相抵销。律师、工程师或商人由于他的天才而得的高额收入，非与许多其他人的失败相较不可；而失败者在青年时似具有相同的前途，所受的教育和立业机会都一致，但是，他对生产所提供的服务，相对于该服务的成本却比成功者的要小些。最有能力的企业家一般都是那些获利最多的人，而同时他们所做的工作，反而极其低廉；如果社会把这种工作交给能力较差，索价较廉的人来做，则无宁等于浪费，如同把一块贵重的金钢钻交给一个工资很低而技术恶劣的人加工一样。第四节　各种不同的生产要素争相雇用，但它们也是相互雇用的唯一泉源。回顾本篇第二章中所述的论点时，我们所应当铭诸于心的是，各种不同生产要素彼此保持着二重关系。一方面，它们往往为得到雇用而相互竞争；任何一种要素，它的效率相对于它的成本而大于另一种要素时，则有代替该要素的趋势，从而，限制着它的需求价格。另一方面，所有的要素都为彼此提供了雇用场所，任何一种要素，除非其他要素给它提供了雇用场所，是得不到雇用的。一切生产要素所共同创造的，并随着各要素供给的增加而增加的国民收入，也是其中各要素的需求的唯一源泉。因此，物质资本的增加，给它开辟了新的运用场所；虽然在进行新的投资时，它可以减少少数行业中的手工劳动的雇用场所，但就全体而论，它会大大增加对手工劳动和其他生产要素的需求。因为它将大大增加作为一切要素需求的共同源泉的国民收入；由于资本雇用竞争的增加，利率势必有所降低，从而，资本和劳动所共同创造的那部分国民收入将在比以前有利于劳动的条件下加以分配。对劳动的这种新的需求，部分地由于新事业的开辟，而这种事业以前也许无法偿其所负。而一部分新的需求是由于制造昂贵的新机器需要工人。因为当人们说以机器代替工人时，它指的是以和大量等待相结合的劳动来代替和少量等待相结合的劳动，只根据这个理由，不可能以资本来代替一般劳动，除非就一个地方来说，它从其他地方输入资本。不过，仍然真实的是，资本的增加所给予劳动的主要利益，并不是由于它使劳动得到新的就业机会，而是由于增加了土地、劳动和资本（或土地，劳动和等待）的共同产品，及减少了任何既定资本（或等待）数量在该产品中当作自己报酬所能要求的那一份额。第五节　任何工种的工人人数增加或其效率提高有利于其他工人，但是当后者受益时，前者却受迫害。它改变自己的和其他工人的边际产品，从而影响工资。计算正常边际产品时，要谨慎小心。在讨论任何一组工人的工作供给量的变动对其他各种工人的雇用所发生的影响时，无须追问这种工作量的增加是由于该组工人增加了人数，还是由于他们提高了效率。因为这个问题是同其他问题没有直接关连的。不论哪一场合，对国民收入的增加都相等，不论哪一场合，竞争将迫使他们不得不在相同程度上退入他们的边际效用较小的使用之处；从而在相同程度上减少他们在共同产品中所能得的份额，以作为某种工作的一定工作量的报酬。但是，这个问题对于该组内的工人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如果这种变动是他们的平均效率提高十分之一，则他们十人中每人所得的总收入将等于人数增加十分之一而效率不变的十一个人中每人所得的总收入。每组工人的工资以他组工人的人数和效率为转移，是通例中的一个特例，即环境（或机遇）在决定一个人的工资所接近的纯产品中，至少和他的精力与能力起同等的作用。任何一组工人的工资所接近的那种纯产品必须以下述假设为计算的标准，即生产已达到一点，在该点，产量的销售仅能带来正常利润，而不是更多的利润。同时它必须就具有正常效率的工人而加以计算，他所增加的产品，只能报酬具有正常能力、正常时运和正常资金的雇主以正常利润，而不是更多的利润（如求高于或低于正常效率的工人的正常工资时，则必须在该纯产品中增加或减去某种数额）。所选择的时间也必须是生意正常的时间，而各种劳动都有比较相宜的供给。例如，假使建筑业特别衰败，或特别繁荣，或如果它的发展因砖匠或木匠的供给不足而受到阻碍，而其他建筑工人的供给却有所过剩，则这种时机就不适合于估计砖匠或木匠的正常工资和纯产品的关系。经济学原理--第十二章　进步对价值的一般影响第十二章　进步对价值的一般影响第一节　新开发国家中资本和劳动投放场所的有利程度部分地取决于和旧世界市场的联系，在这些市场上它可以出售自己的产品，并以其未来的收入提取它目前所需要的各种供应品。任何地方对劳动与资本的雇用取决于三个条件：第一，它的自然资源；第二，知识的进步和社会与工业组织的发展所产生的，善于利用这些资源的力量；第三，靠近有出售剩余产品的市场。最后这一条件的重要性，往往为人所忽视；但是，当我们观察新开发国家的历史时，它显得十分突出。人们常说，那里有不收地租的大量肥沃土地和相宜的气候，那里劳动的实际工资和资本的利息就高。但这只有部分的真理。美国初期殖民者所过的生活很苦；自然界给予他们以大量的木材和肉类，几不取代价。但是，他们却很少享有生活上的安逸和奢侈。甚至现在也有许多地方（尤其是在南美和非洲），自然资源极丰，而资本和劳动却裹足不前，因为它们缺乏交通工具，与外界隔绝。相反地，位于沙漠中的一个矿区，一旦有交通与外界相联，就可以给劳动与资本提供高额报酬（荒凉海岸附近的商埠也如此），如靠本地资源，则它们也许只能维持少数居民，和赤贫。自从轮船交通发达以来，欧洲对新世界产品所曾提供的有利市场，就使北美、澳洲和非洲及南美洲的某些部分成为资本和劳动前所未有的极其有利而巨大的雇用场所。但是，造成新开发国家的现代繁荣的主要原因毕竟在于欧洲所提供的市场不是现货市场，而是期货市场。一小撮殖民者在取得大量肥沃土地的产权以后，在当代就想获得它的未来利益。他们无法直接实现这一目的，而只有通过间接的办法，即以支付他们的土地在未来所生产的大量物资这一诺言来换取欧洲的现货。他们用这种或那种形式把自己的新地产以很高的利率抵押给欧洲。英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他们积累了现成物资，就立即用这些物资来换取大于他们在本国所能得到的期货：大量资本流向新开发的国家，而资本的流入大大提高当地的工资率。新资本逐渐渗入边远地区，那里资本如此缺乏，而迫切需要资本的人又是如此之多，以致它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往往能得月息二厘，后来逐渐降至年息六厘，甚或五厘。因为殖民者富于进取性，同时又看到取得产权有利，它不久将具有极大的价值，他们都想成为独立的业主，或雇主（如果可能的话）；因此，工人必须用高额工资加以吸引，而这种工资大半都是用从欧洲抵押借款或其他方式所得的商起来支付的。不过，精确估计新开发国家中边远地区的实际工资率，是很困难的。工人都是优秀的人，富于冒险性，能吃苦耐劳，坚决果断，精明强干。他们都是壮年，从不生病；他们所经受的各种折磨，是英国普通工人，尤其是欧洲普通工人所不能忍受的。他们中间没有穷人，因为大家身体都很强壮。如果有人生病，则他只好到人口比较稠密的地区去，那里工资较低，但也可能过一种清静而安闲的生活。他们的工资，如用货币计算，是很高的，但是，有许多的安逸品和奢侈品，他们必须用极高的价格购买，或完全弃而不用，而如果他们住在人口比较稠密的地方，则他们会自由地（或按低价格）获得这些东西。不过，其中多数只是满足人为的需要；而这些东西在没有人有或者没有人要的地方，是很容易被弃而不用的。随着人口的增长，优等土地既已被占，所以自然对耕作者的边际劳作所提供的农产品报酬一般地较少；这就有使工资稍微下降的趋势。但是，即使在农业里，报酬递加规律也时时在和报酬递减规律相抗衡，许多最初被人忽略的土地，在细心耕种以后，可以获得丰收；同时公路和铁路的开辟，以及各种市场和工业的发展，都使生产上的种种经济成为可能。这样，报酬递加和报酬递减规律似乎势均力敌，有时这一规律，而有时那一规律占优势。如果劳动和资本的增长率相等；如果综起来看生产规律是报酬不变规律，则分配给和以前保持同样比例的资本和劳动的报酬将不变，因此，工资或利息也无须有任何的变动。但是，如果资本的增长比劳动要快得多，则利率势必下降；工资率或许上升，而牺牲一定量资本所应得的份额。不过，资本总份额的增长可以大于劳动总份额的增长。但是，无论商品生产规律是否是报酬不变规律，而新地契的生产规律却是报酬急剧下降的规律。外国资本的流入，虽然与以前也许相同，但同人口比较起来反而减少。工资大半不再靠从欧洲所借的商起来支付了。这就是一定效率的工作所能赚取的生活必需品、安逸品和奢侈品随着减少的主要原因。但是，还有两种原因，使用货币计算的平均日工资趋于下降。随着安逸品和奢侈品种类的增加，劳动的平均效率，由于体质比初期殖民者要差的移民的流入而有所下降。同时这些新的安逸品和奢侈品其中多数并不直接列入货币工资的范围内，而是在它的范围以外。第二节　上世纪英国的对外贸易增加了它对安逸品和奢侈品的支配，而只是近来才大大增加了它对必需品的支配。英国经济现状，是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交易（不论商品或劳动）的趋势所直接造成的，它是在长期内慢慢地发展起来的；但是，它在十八世纪曾获得两种动力，一方面由于机械的发明；另方面由于海外消费者的增长，他们输入大量相同的货物。当时已经开始用机器制造部件，和用特殊机器制造各生产部门所使用的特殊机器。当时报酬递加规律在有定型工业和大资本的工业国家里首次显示了它的充分作用。特别是当大资本结成股份公司、或母子公司、或现代的托拉斯时，情形更是如此。当时对远销于远距离市场的货物开始了精细的“分等定级”（“grading”），这就引起了农产品市场和股票交易所中国内的，甚或国际的投机组织，这些组织的将来，和生产者中间的企业主或工人的持久性组织一样，是未来一代所必须解决的最严重的实际问题的根源。现代运动的关键在于把大多数工作化为同一类型的工作，和减少各种磨擦，而这种磨擦使得强大的要素不能充分发挥集体作用，并把它们的影响散布于广大的区域，以及在于用新的方法和新的力量来发展运输。公路和十八世纪轮船运输的改善，打破地方性的组合和垄断，并给广大地区中的组合和垄断的发展提供了便利。在我们的时代，海陆交通，印刷机，电报和电话的每次扩展和减价，都可以产生上述二重趋势。第三节　续前。虽然在十八世纪，像现在那样，英国的国民收入，就其出口来说，多取决于报酬递加规律的作用，但这种依存的方式，却有很大的变动。当时英国几乎垄断了新的工业生产方法，她所出售的每包货物（总之，当它们的供给量加以人为的限制时）可以换取大量的外国产品。但是，部分原因由于远途运输笨重货物的时机尚未成熟，她从远东和美洲输入的商品，主要是供中产阶级享用的安逸品和奢侈品；而这些商品对于降低英国工人生活必需品的劳动成本所起的直接影响很小，虽然这种新兴贸易曾间接地降低五金、衣服和英国工人所消费的其他本国工业品的成本。因为为海外消费者大规模生产这些东西使他获得低廉的产品。不过，它对他的食物的成本却没有什么影响。而食物不得不在报酬递减的趋势下来生产，它之所以发生作用，是由于新工业区的人口迅速增加，那里狭隘的农村生活的传统限制不复存在。大战后不久，法国连年歉收，使食物成本提到欧洲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对外贸易逐渐对我们的主要食品的生产成本开始有所影响。随着美国人口从大西洋沿岸移向西方，愈益富饶的、适于种植小麦的土地获得了耕耘。运输上的经济（尤其是在近几年来）增加得如此之多，以致从耕作区外的农场运输一夸脱小麦的总成本急剧下降，虽然距离有所增加。因此，英国就没有必要使耕作愈益集约化。李嘉图时代曾惨淡经营的那些种植小麦的荒山秃岭已经变成了牧场。现在农人只耕种那些能给他的劳动提供丰富报酬的土地。相反地，如果英国只靠自己的资源，他势必在日益贫瘠的土地上挣扎，并不断地再耕那些已经耕得很好的土地，以便用这种繁重的劳动使每亩增产一或二蒲式耳。也许现在从一般的年成来看，仅仅够支付开销的那种耕作（即处于耕种边际上的耕作）所提供的产量比李嘉图时代多一倍，比英国在现有人口下被迫生产她的全部粮食时多四倍。第四节　英国从工业进步中所得到的直接利益比最初看起来要少些，但从新的运输业中所得到的利益要多些。工业生产技术的进步，提高了英国满足落后国家的各种需要的能力；因此，把用手工制造产品以供自己使用的那种精力，转而用于生产原料并以之购买英国工业品，是符合落后国家的目的的。这样，发明上的进步，为英国的特殊产品开辟了广阔的销售场所，并使她有可能专门在报酬递减规律不十分显示自己作用的条件下来生产她的粮食。但是这种好运却昙花一现。她在工业上的改良，为美国、德国和其他国家所效法，而近来往往为它们所超过。她的特殊产品几乎丧失了自己的全部垄断价值。例如，用一吨钢在美国所能购买的粮食和其他原料的数量，并不多于在当地用新方法炼一吨钢所用的劳动和资本所能提供的产品量；因此，交换比率随着美国和英国工人在炼钢方面的效率的增加而有所下降。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以及由于许多国家对英国商品课以很重的关税，所以，尽管英国拥有大宗贸易，而工业生产技术上的发明进步对她的实际国民收入的增益，比最初所想像的要少些。英国能廉价生产衣服、家具及其他商品以供本国消费之用，这是不小的利益；但是，她同其他国家所分享的那些工业生产技术上的改良，并没有直接增加她用一定量的资本和劳动的产品在别的国家所能换取的农产品数量。她从十九世纪工业进步所获得的全部利益，其中也许四分之三以上是由于它的间接影响，即降低旅客与货物的运输成本，自来水与照明的成本，电力和新闻的成本。因为我们时代的基本经济事实是运输业的发展，而不是工业的发展。正是运输业，无论在总体上或在个别威力上，都发展得最快，而它们正在产生着最令人头痛的问题，即大资本有使经济自由的力量转而消灭那种自由的趋势。但是，另一方面，也正是运输业，对于英国财富的增加作出了最大的贡献。第五节　谷物、肉类、住房、燃料、衣着、自来水、灯光、新闻纸和旅行的劳动价值的变动。这样，新的经济时代所曾带来的是，劳动与生活必需品在相对价值上的巨大变动。其中许多变动的性质，在前世纪的初期是料想不到的。当时人们认为美国不适于种植小麦；陆路远途运输小麦的成本太高。当时小麦的劳动价值（即购买一配克小麦所用的劳动量）达到它的最高点，而现在却降至最低点。似乎农业日工资一般曾在一配克小麦以下，但在十八世纪的前半期，却为一配克左右，在十五世纪为一配克半，或许略多于此数，而现在农业日工资则为二至三配克。罗杰斯教授对于中世纪工资的估计偏高，但他似乎是以人口中待遇较高的那部分人作为全体的代表。在中世纪，甚至在相当丰收的年份，小麦的质量也低于现在的普通小麦；而在歉收年份，其中多数是如此发霉，以致现在没有人会吃它。同时如不对庄园领主的磨坊付以很高的垄断价格，则小麦很难变成面包。的确，在人口稀少的地方，自然几乎无代价地供给草及饲料；而在南美洲乞丐骑着马行乞。但在中世纪时，英国的人口总是稠得足以使肉类有很大的劳动价值，尽管它的质量很差。因为牛虽说只有现在的五分之一重，但却有很大的躯体；它们的肉主要长在四肢附近。由于牛在冬季吃不饱，吃了夏草很快地长了膘，所以肉中含有大量水分，而在烧煮时失去大部分重量。每于夏末秋初，人们把牛宰了，把肉用盐醃起来，而盐当时是很贵的。甚至中产阶级冬季也很难吃到新鲜的牛肉。一世纪以前，工人阶级所吃的肉很少，而现在虽然肉的价格比以前略高，平均起来，他们所消费的肉也许比英国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多。其次关于房租，我们知道，城市的地租，不论在它的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所增加。因为日益增加的居民所住的房屋都必须按城市标准付租，而这种标准节节提高。但是，房租本身即总租额减去地契的总租值的余额，比以前任何时期租用相同的房屋所出的租金也许稍有增加（如果要说增加的话）；因为现在建筑业中的资本的周转利润率较低，建筑材料的劳动成本也没有多大的变动。决不应该忘记，出高额城市地租的人所换取到的是现代城市生活的各种娱乐以及其他的便利，而这些其中许多人是不愿弃而不享的，因为它们的利益比他们的总租额要大得多的。木料的劳动价值，虽比十九世纪初期为低，而比中世纪时却有所提高，但是，泥、砖和石墙的劳动价值并没有很大的变动，而铁的劳动价值（更不必说玻璃了）却大大地降低了。的确，房租上涨这一信念，似乎是由于对我们祖先的实际住宅状况的无知而来。现代郊区工匠住宅中的卧室，比中世纪乡绅的要讲究得多。而那时工人阶级除了铺在湿地上的、满是臭虫虱子的散草外，就没有床了。即使在一丝不挂和人畜共居的条件下，也许比在为了尊严而复以时时散发着垃圾气味的草的条件下对人的健康损害的程度要小些。但不可否认的是，现在我们城市中最贫穷阶级的住宅条件是有害于身心的；而照我们现有的知识和资源，我们既没有理由，也没有借口使这种状况继续下去。燃料，像草一样，往往是自然给予稀有人口的恩赐品；中世纪时，村民一般都能（虽不总能）用劈柴生着小火，借以在室内围火取暖，而他们的小屋没有烟囱，热量无从散发出去。但是随着人口的增长，燃料的缺乏对劳动阶级的压力很大，如果没有煤气而代替木料作为家用和炼铁的燃料，则英国的进步实不堪设想。煤现在是如此便宜，以致甚至较穷的人也都能在室内取暖，而无须生活在有损人的健康的、令人头晕的气氛之中。这是煤对现代文明所作的最大贡献之一；其次的贡献是提供了价廉的内衣，没有它，对于居住在塞冷气候中的人民群众来说，清洁是不可思议的。那也许是英国从直接使用机器为本国制造消费所获得的主要利益。再其次的具有同样重要性的贡献是提供了大量的自来水，即使在大城市中；再其次的贡献是，借助于石油，供给廉价的灯光，它不仅为人的某些工作所必需，而且更重要的是，为晚间消遣所不可或缺。在一方面来自煤和另方面来自现代运输工具的这些文明生活所必需的东西之中，我们还必须加上（如上面所提到的）那廉价而完备的用汽力印刷机和汽力运送信件来传播新闻和思想的工具，以及依靠汽力的旅行上的便利。这些工具，辅之以电力，就使得那些气候不是热得使人们萎靡不振的国家中的大众有可能享受文明；同时不仅是为一个城市如雅典、弗洛伦斯或布鲁日的全体居民，而且是为一个大国，甚至在某些方面为整个文明世界的全体人民的真正自治和统一行动而铺平道路。第六节　进步提高了英国城乡土地的价值；虽然它使大多数物质生产工具的价值有所降低。资本的增加降低了它应得的收入，但没有减少它的总收入。我们已经知道，国民收入是一国所有生产要素的纯产品总额，同时又是支付它们的唯一源泉；国民收入愈大，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每种生产要素所得的份额也愈多，任何要素的供给量增加一般地将降低它的价格，以利于其他的要素。上述一般原理，特别适用于土地。供应某市场的土地的生产力的增加，首先使那些拥有其他生产要素以供应同一市场的资本家和工人获利。在现代，新的交通运输工具所加于价值的影响，在土地史上所表现的最明显不过了；土地的价值，随着与农产品销售市场的交通的每次改善而上涨，也随着较远地区参加它的产品市场而下降。不久以前，伦敦附近的六郡害怕修好公路会使英国偏远地区在供给伦敦粮食方面和它们竞争。而现在英国农场的优势在某些方面由于粮食的输入而正在减退，这些粮食是经过印度和美国的铁路，由轮船装运到英国的。但是，如马尔萨斯所主张而为李嘉图所承认的，凡能增进人民福利的事，在长期内也能增进地主的福利。的确，在十八世纪初期，当连年歉收袭击着无法输入粮食的人民的时候，英国的地租大涨。但是，这种上涨，就其性质来说，是不能进一步持续的。十九世纪中叶，谷物自由贸易的实行，继之以美国麦田的扩大，这就迅速提高城乡土地的实际价值，这就是说，提高所有城乡土地所有者用总租金所能购买的生活必需品、安逸品和奢侈品的数量。第七节　续前。虽然工业环境的发展，大体上有提高土地价值的趋势，但是，它也往往降低机器和其他固定资本的价值，如果它们的价值可以和它们所在地的价值分开的话。繁荣的骤然到来，的确能使任何一业中的现有资本品暂时得到极高的收入。但是，可以无限增加的东西，是不能长期保持稀有价值的；如果它们是些相当耐久的资本品，例如轮船、高炉和纺织机，则它们很可能由于技术的迅速进步而大大贬值。不过，有些东西像铁路和码头的价值，在长期内主要取决于它们的位置。如果位置相宜，则它们工业环境的进步，即使除去使它们的设备保持现代化所需的费用以后，也将使它们的纯价值有所提高。第八节　续前。政治算术在英国可以说是十七世纪开始的。从那时以来，我们知道，人口中每人所积累的财富数量是在节节上升着。虽然人还多少有些不耐烦等待，但是，他牺牲现在而为将来的安逸或其他享受的这种意向却逐渐有所增加。他获得了较大的“远视”力；这就是说，他预计将来和防患未然的能力增加了；他比较勤俭，比较克己，因此，也就比较乐于重视将来的不幸和利益，这些名词一般是用来包括人心的高尚和卑贱的感情的。他较不自私，因此，也较愿工作和等待，以便使他的家庭无后顾之忧；光明的未来，已隐约可见，那时，人们一般都愿意工作和等待，以便增加公共财富和使大众有机会过一种较高的生活。虽然人比过去的时代更愿意为了将来的利益而忍受现时的不便，但是，我们现在是否能发觉他为了肯定的快乐（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的）而愿意付出更大的努力，这是值得怀疑的。许多世纪以来，西方世界的人不断地变得更加勤勉——假日减少了，工作时间增加了，人们由于自愿或被迫而愈来愈不愿意在工作范围以外寻求乐趣了。但是，这种动向似乎已经达到了极点，而现在正在下降。在除了最高级的各种工作中，人们对于休息比以前更加重视，而对于过度紧张所引起的疲劳则越来越不耐烦了；一般说来，他们也许不如以前那样为取得现在的奢侈品，而愿意经受长时间工作的不断“折磨”。这些原因就使他们不如从前那样乐于辛勤地工作，以应未来的需要。如果不这样，则他们预计将来的能力，甚至增加得更快，也许（虽不无怀疑之处）对于因拥有少量积累起来的财富而获得社会地位的那种欲望也会大大提高。每人资本的增加，有使它的边际效用降低的趋势；因此，对新投资的利率下降了，虽然降得不一致。据说在中世纪很长一段时期内，利率为一分，但在十八世纪上半期却降低到三厘，后来工业和政治上大量需要资本，这又使它有所提高，而在大战时，利率是相对地高的。当政治上的用款停止以后，当时黄金的供给虽又很少，所以，利率下降了；但在十八世纪的六十年代，由于黄金的产量增加，和建筑铁路与开发新国家需要大量资本，它又上涨了。1873年后的和平时期，再加上黄金供给量的减弱，就使利率下降了。但是，现在它又在上涨，部分原因是由于黄金供给量的增加。第九节　不同工业阶层的所得变动的性质和原因。文明的发展和对青年人的责任心的提高，使国家大部分增加着的财富从物质资本的投资转向培养人材方面去了。结果使技能的供给大量增加，这些技能大大增加了国民收入，并提高了全体人民的平均收入。但是，它却剥夺了技能一向所具有的大部分稀有价值，并使它们的所得相对于一般进步（确非绝对地）有所降低。同时使不久从前算作技术性的而现在仍然叫做技术性的许多工作在工资上与非熟练劳动并列。抄写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的确，办公室中的许多种工作需要智力和品质的高度结合，但是，几乎每个人都能很容易地学会录事的工作，也许不久以后，英国人不论男的和女的都能写得很好。当大家都能写的时候，一向比几乎任何一种体力劳动所赚工资都要高的缮写工作，将成为普通的工作，而不算作技术。事实上，较好的技工工作对于一个人的教育意义较大，而且比那些既不需要判断力又不需要责任心的职员工作的报酬优厚。就一般而论，技工对他儿子的最大贡献莫过于培养他从事他手边的工作，从而，他可以了解和它有关的机械、化学及其他科学原理；并对于该工作的革新发生兴趣；如果他的儿子有相当的天资，即他从一个技工比从一个职员更容易显露头角。其次，一个新的工业部门往往是困难的，只因为它是一般人所不熟习的；其中需要有巨大精力和技能的人来做的工作，一旦成为常规，一般人，甚或妇女和儿童也都能做。它的工资开头很高，但是，随着这种工作的普及而下降。这就造成对平均工资的上升的估计不足，因为事情是这样，许多统计，似乎是工资的一般变动的典型，其实是根据那些行业作出的，这些行业在一二百年以前是比较新的，而现在却为那些实际能力低于他们的先驱者的人所掌握。这些变动的结果，势必增加从事于所谓技术性工作的人数，不论技术一词现在用得适当与否。高级行业中工人人数的不断增加，使得全体工人的平均工资比各业中平均典型工资上涨得要快得多。在中世纪，虽然某些有才能的人终身为技工，并成了艺术家；但是，当时技工作为一个阶级，比现在更近于非熟练工人。在十八世纪中叶工业新纪元的初期，技工丧失了许多旧有的艺术传统，并且在校术上和在精确完成困难任务方面所具有的准确性和机敏性上都不及现代的熟练技工。前世纪的初期，开始了一种变化，观察家都由于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之间日益扩大的社会鸿沟而震动；技工的工资上涨到一般工人工资的两倍左右。因为对高度熟练劳动需求的大量增加（尤其在冶金业中），使劳动者中的优秀分子和他们的子女迅速参加到技工队伍中来。当时技工旧有的排外性的消除，使他们成为工人贵族，较之以往，由于才能者多，而由于出身者少；技工质量的提高，使他们在长期内所得的工资率大大超过一般的工人。但是，有些较简单的技术逐渐丧失了它们的稀有价值，因为它们不复是新奇的技术了；同时对那些习惯上认为非技术性职业中的人的能力的需求是在日益增加着。例如，路工和农业劳动者越来越使用着昂贵而复杂的机器，而这些以前却被认为熟练劳动所垄断，这两种有代表性的职业中的实际工资上升得很快。如果现代观念在农业区的传播未曾使那里许多最有能力的儿童离开农村而参加铁路或工厂，或进城当警察、车夫，或脚夫，则农业劳动者的工资上涨得比现在还要显著。留在农村的那些人所曾受的教育，比以前完善，虽然他们的天赋也许不及一般水平，但所得的实际工资却让他们的父亲高得多。有些需要责任心的技术工作，如铁工厂中的炉前工和转滚工，需要有强壮的体力，且引起很大的不便，它们的工资很高。因为时代的趋势使那些能从事高级工作并能轻意获得优厚工资的人，除了很高的报酬，是不愿意忍受折磨的。第十节　续前。其次我们应当讨论的是，男工（老年和壮年），女工和童工工资的相对变动。工业条件的变动是这样的快，以致长期经验在某些行业中几无用武之地，而在许多行业中它的价值远不及迅速掌握新的观念和使人的习惯适应新的情况。一个人在五十岁以后，比在三十岁以前所赚的工资势必有所减少；这种情况引动那些技工向非熟练工人看齐，他们早婚的自然倾向，往往受到那种愿望的鼓励，这种愿望是，在他们的工资开始缩减以前，他们的家庭维持费可以减少。性质相同的第二种倾向，甚至是更加有害的倾向是，童工的工资相对于他们父母的工资有上涨的倾向。机器曾代替了许多工人，但并不是代替了许多童工；把儿童排除于某些行业外的那些习惯上的限制，日益消失；这些变化同教育的普及一道，差不多在其他各方面都有所裨益，而在这方面却是有害的，即它们使男孩，甚至使女孩有可能蔑视他们的父母，而自求生路。女工的工资，较之男工，由于相同的理由而上升得很快。就其有发展她们才能的趋势这一点而论，这是很大的一个优点；但是，就其引动她们忽略在建立美满家庭和大力培养自己儿童的品质和能力方面所应尽的义务这一点而论，却是一种损失。第十一节　特殊才能的报酬。中等能力（虽然经过慎重的训练）所得收入的相对下降，由于许多格外有才能的人的收入的上升而显得更加突出。在过去，中等油画的售价从来没有现在那样便宜，而上等油画的售价也从来没有现在那样昂贵。一个具有平均能力和一般时运的企业家，现在从他的资本所得的利润率，比以前任何时候都低；而具有特殊天才和时运的人所能从事的投机买卖是这样的广泛，使他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积聚大量财富。这种变动主要由于二个原因；第一，财富的普遍增长；第二，新的交通工具的发展，借着它，人们一旦获得了支配地位以后，就能把他们的组织天才或投机才能运用于比以前范围更大而所涉及的区域更广的那些事业上。几乎只凭第一个原因，就能使某些律师收取极高的费用；因为事关他的名誉、财产，或二者兼而有之，一个富有的委托人不惜以任何高价聘请最好的律师。也正是这第一个原因，能使那些具有特殊才能的马术师、画家和音乐家获得极高的代价。在所有这些职业中，在我们时代所得的最高收入，是史无前例的。但是，如人的声音所能达到的那种歌唱家的人数极其有限，则任何歌手并不是不可能获得一万镑，像前世纪初期毕灵顿夫人据说在一个季节中所赚得的，几乎和当代企业界的巨头所赚的收入一样多。这两个原因结合起来，就使大权和巨额财富操于现代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企业家之手，他们有头等的天才，又有运气。的确，所获利益中的很大一部分，在有些场合，是来自竞争中失败的投机对手的破产。而在另一些场合，它们主要是由一种伟大组织天才的高度节约力而获得的，这种天才在处理一个新的重大问题时能运用自如：例如，范德比尔特家族的创始人，把纽约中央铁路系统搞得有条不紊，他对美国人民，所节约的也许超过他自己所积累的。第十二节　进步对劳动工资提高的促进作用比一般想像的要大些，而且也许减少了，而不是增加了自由劳工的就业无常。但这些财富是例外的；教育的普及，和人民群众中的节约成风，以及新的企业方法给小宗资本所提供的保险投资的机会，对中等收入日渐发生影响。所得税和房捐报表，商品消费统计，政府和公司中各级职员的工资卡，都表明中产阶级的收入比富人增长得快；技工的工资比自由职业者阶级增长得快；强健的非熟练工人的工资甚至比一般技工增长得也快。富人的总收入，现在比从前，或许不占英国全部收入的较大部分。但是，在美国，土地的总价值正在急剧上升；优秀的劳动人民正在把土地转让给劣等移民，财政寡头日益获得大权，财产所得总额，比劳动所得有所增加，富人的总收入增长得最快，这也许可能是真的。不能否认，工资的上涨，如伴以失业现象的增加，就会失去它的部分利益。就业的无常，是一种奇灾大祸，应当引起公众的注意；但是，几种原因凑在一起，就使它有所夸大。如一个大工厂部分开工时，消息传遍邻里，也许报纸把它传遍全国；但是，当一个独立生产者，甚或一个小业主一个月内只能有几日的工作干时，却很少有人知道；因此，在现代，工业上不论发生什么纠葛，似乎比以前更加重要。在以前，有些工人是长工，但没有自由，是在体罚下来进行工作的。我们没有充分的理由来设想，中世纪的技工经常就业。现在欧洲最严重的就业无常，存在于西部最带有中世纪色彩的手工业和东欧与南欧中世纪传统最浓厚的那些工业中。在许多方面，雇工中实际上成为长年工人的部分，是在节节上升。例如，这在发展最快的许多运输业部门中就是一个通例。运输业在某些方面是十九世纪后半期的典型工业，如同加工工业在前半期一样。虽然发明的迅速进步，式样的千变万化，尤其是信用的不稳定，的确给现代工业带来一些扰乱因素，但是，如我们立即就知道的，其他影响正在向着相反的方向起着强大的作用，因此，似乎没有充分理由认为就业无常整个说来是在增加着。经济学原理--第十三章　进步和生活程度的关系第十三章　进步和生活程度的关系第一节　活动程度和欲望程度；生活程度和安逸程度。一世纪以前英国安逸程度的提高可以通过节制人口增殖的办法大大提高工资。但由于从新开发国家中易于取得食物和原料，所以很少向那方面发展。首先让我们进一步继续在第三篇讨论活动与欲望时所遵循的思路。在那里，我们有理由认为，经济进步的真正关键，是在于新的活动，而不是新的欲望的发展；现在我们就当代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个问题加以研究；即在生活方式和所得率的变动之间有什么联系？其中之一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视作另一个的原因？而在多大程度上又可以视作它的结果？生活程度一词在这里指的是适应需求的活动的标准。因此，生活程度的提高，意味着知识，能力和自尊心的增加；在开销方面更加审慎，只满足食欲而不增加力量的饮食，避而不用，有损于身体和道德的生活方式，加以拒绝。全民生活程度的提高，将大大地增加国民收入和各行各业所得的份额。任何一业或一行的生活程度的提高，将增进他们的效率，从而增加他们的实际工资，它将使国民收入稍有增加；并使其他行业能以比其效率稍小的成本得到帮助。但是，许多学者曾认为对工资发生影响的不是生活程度的提高，而是安逸程度的提高；这个名词含有祗增加人为的需要之意，其中低级趣味也许占优势。的确，安逸程度的总的增进，很可能带来一种较好的生活方式，并为新的高级活动大开方便之门。而从前既没有生活必需品又没有生活方便品的人们，由于安逸的增进，无不生气蓬勃，干劲冲天，不论他们对这种安逸所持的态度如何粗陋而偏重于物质因素。因此，安逸程度的提高，也许将引起生活程度的某些提高；如果这样，则它有增加国民收入和改善人民生活的趋势。不过，当代和以前的一些著作家的看法不止于此，他们认为，仅是欲望的增加就有提高工资的趋势。但是，欲望增加的唯一直接结果势必使人们比以前更加痛苦。如果我们把它在增加活动或用别的方法提高生活程度方面可能发生的间接效果撇开不谈，则只有减少劳动的供给它才能提高工资。这点应该加以较详细的讨论。第二节　续前。如已经所指出的，在一个粮食不易进口的国家中，如果人口历代都是以很高的几何级数不断地增加着，则劳动与资本向自然资源所索取的总产量仅够维持和培养新生一代的费用。即使我们假定几乎全部国民收入都归于劳动，几乎没有任何份额分配给资本家或地主，则上述命题也是真的。如果定量在该水平以下，则人口增长率势必下降；除非维持和培养费用缩减，结果降低效率，从而减少国民收入，因此减少所得。但事实上人口的迅速增长也许得到较早的节制，因为一般人多半不会把他们的消费局限于生活必需品；一部分家庭收入无疑地要用在与维持生活和效率关系不大的那些满足上。这就是说，多少超过维持生活和效率所必要的那种安逸程度的保持，势必使人口增长的节制，比家庭支出和养马或蓄奴的支出所用原则相同时所达到的那个阶段要早得多。这种相似还有更多的方面。维持充分效率所必要的三个条件——希望、自由和更动——是奴隶很难办到的。但是，狡猾的奴隶主照例出资搞一些简单的音乐或其他娱乐，其用意和他供给药品相同。因为经验表明，奴隶生活的单调，像疾病或煤渣拥塞炉道那样浪费。如果奴隶的安逸程度提高到这样的地步，除非供给他们以昂贵的安逸品，甚或奢侈品，虽处罚和死亡的恐惧也不能使他们工作，那末，他们就会得到这些安逸品和奢侈品。否则他们就像一群不能自食其力的马一样，而行将消失。果真劳动者的实际工资主要由于获得食物的困难而被迫下降，如英国一百年以前的情况那样，则劳动阶级只有减少他们的人数，才能摆脱报酬递减规律的压力。但是，他们现在不必这样做，因为这种压力并不存在。1846年英国港口的开辟，是铁路发达的许多原因之一，这些铁路把南北美和澳洲的广大农田同海口连接起来。在最有利条件下生产的小麦运给英国工人食用，其数量足以维持他的家庭，而所用总成本只占他工资的一小部分。人数的增加，提供了许多新的机会，使为满足人们的需要而共同运用的劳动与资本的效率有所增进；因此，倘新事业所需要的资本品增加得足够快的话，则它可以使工资在某方面的提高相当于在另方面的下降。当然，英国人并不是不受报酬递减规律的影响的；他不能用像靠近广大的处女地时那样少的劳动获得自己的粮食。但是，它对他的成本，现在既然是主要由新开发国家的输入量所决定，所以大都不受本国人口的增加或减少的影响。如果英国人能使自己在生产换取进口粮食的那些产品上的劳动效率提高，那末，他将能以少于自己所用的实际成本获得粮食，不论英国人口的增长迅速或迟缓。当全世界的麦田利用到极点时（如果粮食不能自由输入英国，这个时期的到来甚至更早），则英国人口的增加的确可以降低工资，或起码使因生产技术不断完善而来的上涨受到节制。在这种场合，安逸程度的提高，只能由限制人数的增加，才可以提高工资。但是，当英国人民现在获得丰富的进口粮食的时候，他们安逸程度的提高，并不能只靠它对人数的作用来增加他们的工资。此外，如果工资的上涨是由于采取了某些压低资本利润率的措施，而这种利润率甚至低于吸收资本的能力比英国大的那些国家中所能有的水平，那末，它就会节制英国资本的积累，并加速资本的输出。在这种场合，英国的工资，较之其他国家，不仅会相对下降，而且会绝对下降。反之，如果安逸程度的提高使效率大大增加，那末（不论它是否伴随着人数的增加），它会使按照人口的国民收入增加，并使实际工资的上升建立在持久的基础上。例如，工人人数减少十分之一，而每个工人所做的工作和以前一样多，这不会使工资有多大的增加；因此，每人所完成的工作量减少十分之一，人数不变，一般会降低工资十分之一。上述论点当然是和这一信念一致的，即一个工人团体能够在短时间内用使他们劳动稀少的办法，牺牲社会其他成员的利益，以提高自己的工资。但是，这种策略的成功远不能持久。他们所建立的那种防止他人分沾利益的反社会的障碍不论多么坚固，渔利者总是有机可乘：有的人回避这种障碍，有的人在这种障碍的掩护下，有的人却利用这种障碍。同时发明开始用别的方法或从其他地方获得该团体认为在生产上拥有局部垄断的那些东西；而对他们甚至更加不利的是，新东西的发明，和推广使用，这些东西几乎满足相同的需要，但不使用他们的劳动。因此，在短时间以后，力图以垄断巧取豪夺的那些人，就会发觉他们的人数不是减少，而是增加，同时对他们劳动的需求总量却缩减了。在这种场合，他们的工资就大大下降。第三节　通过缩短工作时间来调节活动的种种努力。过度的劳动时间并不经济。但是不长的劳动时间缩短一般会减少产量。因此，虽然它的直接结果也许可以刺激就业，但是除非这种剩余时间是用来发展更高级的和范围更大的活动，那就会很快地减少相宜工资下的就业量。资本输出的危险。从观察材料中寻找真正原因的困难。直接结果和最后结果往往背道而驰。工作效率和工作时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如果紧张过度，长时间工作很容易使人疲乏，以致他很难身心俱佳，而往往远低于此种状态，甚或生病。就一般而论，计件付酬比计时付酬时他的劳动强度较大，如果情况果然如此，短工时特别适合于实行计件工作的那些工业。如工作时间、所做工作的性质、工作所处的物质条件和报酬方法，是造成身体、心灵或身心二者巨大耗损的原因，并导致生活程度的降低，如缺乏产生效率所必需的闲暇、休息和睡眠，则这种劳动从一般社会观点来看是不经济的，如同个别资本家使他的马或奴隶工作过度或营养不足所造成的浪费一样。在这种情况下，适当缩短工作时间，只会暂时减少国民收入，因为一旦生活程度的改善有时间对工人的效率发挥充分作用之后，他们的干劲和智力的增加以及体格的增强，就会使他们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和以前一样多的工作。因此，即使从物质生产的观点来看，最后也没有损失，像把一个有病的工人送到医院去恢复他的体力一样。下一代所关怀的是把人们，尤其是妇女从过度劳动中解救出来，这种关怀至少像遗给它相当数量的物质财富一样有价值。上述论点认为这种新加的休息和闲暇能提高生活程度。而在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那些工作过度的极端场合下，这种结果，势所难免。因为仅仅减少紧张就是上升一步的必要条件。最低级的那些诚恳的工人，工作时很少卖劲。但他们没有持久力，其中许多人是如此疲累不堪，以致他们也许在短时间以后能在较短的工作日内完成像目前在较长工作日内所完成的工作。此外，有些工业部门，现时对贵重设备的利用一天才只有九至十小时；在这些部门中，逐渐推行八小时，甚或八小时以下的双班制是有利的。这种变革需要逐渐加以推行。因为现有的熟练工人在数量上还不足以使这种计划在所有宜于它的工厂内同时采用。但是，有些机器在用坏或陈旧以后，可在较小的规模上加以替换，而另一方面，许多新机器一天使用十小时没利，可以使用十六小时；一旦这样实行以后，它就会有所改进。这样，生产技术的进步较快，国民收入就会增加；工人能获得较高的工资，而无须节制资本的增长，或使它流入工资较低的国家中去。而社会各阶级都能从这种变革中获得利益。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愈来愈明显，因为机器的日益昂贵和陈旧的迅速，使机器在二十四小时中闲置十六小时所造成的浪费变本加厉。不论在哪个国家中，这种变革会增加纯产品，从而，增加每个工人的工资；因为从总产品中减去的机器、设备和厂租的费用比以前要少得多。而英国的技工，技巧高明，精力过人，如果他们使机器一天充分开工十六小时，即便自己只工作八小时，所增加的纯产品要比任何其他国家的工人为多。但是，决不应该忘记，这种缩短工作时间的倡议，只适用于那些使用或能够使用贵重设备的行业；而在许多场合，例如在采矿业和有些铁路工作部门中，已经采用了轮班制，差不多使设备经常开工。因此，余下的许多行业，其中缩短工作时间，势必减少目前产量，未必能立即提高效率，使每人所完成的平均工作量达到原有的水平。在这种场合下，工作时间的变动，就会减少国民收入。其中所引起的大部分物质损失，由工作时间遭到缩减的那些工人负担。的确，在某些行业中，劳动的稀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会提高劳动的价格，而以社会其他成员的利益为代价。但是，劳动实际价格的上涨，照例造成产品需求的减少（部分原因由于代用品使用的增加），同时也引期待遇较差的那些行业中的工人的流入。第四节　续前。仅仅用使劳动稀少的办法就一般能提高工资的这一坚持不渝的一般信念，是值得加以解释的。首先，这种变动的当前和永久的效果如何不同，甚至往往相反，是很难设想的。人们懂得，当电车公司门外有许多合格的人等待工作时，那些在职的工人所想的往往是如何保住自己的工作，而不是要求提高工资。如果没有这些人，则雇主们就不能抗拒提高工资的要求。他们详细考虑的一个事实是，如果电车工人工作的时间短，同时在现有路线上电车所跑的里程距离又没有缩短，那末，势必要雇用较多的工人，雇用时也许按较高的小时工资，也可能按较高的日工资。他们明白，在着手进行一件事业，例如建造一所房或一只船时，无论如何一定得完成，因为半途而废是得不偿失的。其中任何一个人所做的工作部分较多，给别人留下去做的工作部分则较少。但是，还有其他的一些结果需要加以讨论，这些结果虽比较不是迫使人接受的，但却更加重要。例如，假使电车工人和建筑工人人为地限制自己的劳动，则电车路线的扩展将受到妨碍；在筑路和司机方面所雇用的人数将减少；许多工人和其他的人，过去也许乘车，而现在势必步行进城；许多的人本来可以在郊区享有花园和新解的空气，不得不挤塞在城中；尤其是工人阶级将无力租用他们在一般情况下所能租用的适当住屯；建筑行将减少。总之，限制劳动可以不断地提高工资的这一论点，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的基础上面。即永久固定的工作基金是存在的，亦即不论劳动价格如何，总有一定量的工作必须要做。而这种假设是没有根据的。相反的，工作的需求来自国民收入，也就是说，它来自工作。某种工作较少，对他种工作的需求也较少；如果劳动稀少，则所办的事业势必较少。其次，就业的恒久不变，取决于工商业组织，并取决于安排供给的人预见到需求和价格的未来变动，从而调整自己行动的成效。但是，这点并不能因工作日较短而有所补益。的确，实行短工时制，如不用双班制，就会阻止贵重设备的使用，而这种设备的存在使得雇主很不甘心歇业。差不多各种人为的限制工作，总会引起磨擦，从而，往往使就业无常趋于增加，而不是减少。的确，如果泥水匠或鞋匠不受外部竞争的影响，则他们仅仅用缩短工作时间或其他办法减少各自所完成的工作量就有机会提高自己的工资；但是，这种利益的获得只能以国民收入的其他分配者的较大损失总额为代价，因为国民收入是国内各业中的工资和利润的源泉。这一结论由于下述事实而更具有说服力，这个事实是经验所证明、分析所阐明的，即运用工会策略提高工资的大多数事例，出现在那些工业部门里，这些工业部门的劳动需求，不是直接的，而是从许多工业部门所协同制造的产品的需求中派生出来的；因为在策略上占优势的任何一个部门，能把归于其他部门的成品价格的一部分攫为己有。第五节　续前。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坚持节制劳动的供给一般能永久提高工资这一信念的第二个原因。这个原因低估了劳动供给的变动对资本供给所产生的影响。这是事实，而且就其影响所及，是一个重要的事实，即由于泥水匠或鞋匠的减产所造成的损失，某些部分将由劳动者阶级以外的人负担。一部分无疑地落在建筑业或制鞋业的雇主和资本家肩上；一部分由房屋或鞋的富有的使用者或消费者负担。此外，如果各劳动者阶级都用限制他们劳动的有效供给来提高工资，则由于国民收入的减少而来的大部分负担在短时间内势必落在本国其他阶级，特别是资本家阶级的肩上；但只是在短时间内。因为投资纯收益的大量减少，会使新资本品的供给迅速逃往国外。鉴于这种危险，所以有时主张，铁路器材和国内的工厂设备不能出口。但是，差不多全部原材料，和大部分生产工具，每年都被消费掉了，用坏了，或陈旧了，而它们都需要加以补偿。补偿规模的缩小，再加上游离出来的一部分资本的出口，也许会使本国在几年之内对劳动的有效需求如此减少，以致工资反而会远远降至现有的水平以下。虽然资本的输出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遭到许多困难，但是，资本家由于相当的企业理由和情感上的偏好，宁愿在国内投资。因此，使一个国家更宜于居住的那种生活程度的提高，在某种程度上势必抵消导致资本输出的那种投资纯收益下降的趋势。相反地，用减产的反社会的策划来提高工资的做法，势必使一般富有的人不得不移往国外；特别是那些资本家阶级，他们的企业精神和甘于克服困难对劳动者阶级至关重要。因为他们坚持不渝的主动性，有助于国家的领导地位，而在促进那些提高效率的生产工具供给量的增加，从而，保持国民收入增长的同时，能提高人们的实际工资。工资的普遍上涨（不论是怎样造成的），如遍及全世界时，就不会使资本从一处移向他处，这也是真的。全世界体力劳动者的工资，主要通过生产的增加，有希望及时上涨；但部分原因也由于利率的下降，和大于维持甚至从最广泛意义上说的有效率的工作和文化所必要的那种收入的相对（如果不是绝对的话）减少。但是，提高工资的种种方法，即用减少而不是增进效率的手段以维持较高的安逸程度的方法，是违反社会利益的，也是近视的，从而会引起迅速的报复。大多数国家采取这些方法的机会也许绝少；如果几个国家采用了这些方法，则向提高生活程度和效率水平迈进的另一些国家，就会迅速把大部分资本和核心力量从采取那种卑鄙限制政策的国家吸引到自己的周围。第六节　续前。在这种讨论中，有必要坚持一般的推理；因为直接诉诸经验是困难的；而如果轻意引用经验，那只能导致错误。不论我们看的是工资及其改变以后不久的生产的统计，还是改变以后长期中的统计，突出的事实很可能主要是由于其他原因，而不是我们所要研究的那些原因。例如，假使工作时间的缩短是罢工胜利的结果，那末很可能，选定举行罢工的时机是工人在战略上处于优势的时机，是一般商情使他们有可能增加工资的时机，如果工作时间没有变动的话；因此，这种变动对工资的直接影响表面上多半比实际上更加有利。此外，有许多雇主曾订了合同而且必须履行合同，在短时间内他们对短工时比以前对长工时所出的工资可能还高。但这是骤然变动的结果，而且只是昙花一现。如上所述，这种变动的直接结果多半与后来的那些更加持久的结果相反。相反地，如果人们过度疲累，而工作时间的缩短又不能使他们立即振作起来，则工人的物质与精神生活条件的改善，从而效率的提高与工资的增加，就不能立即显现出来。此外，工时缩短后几年之内的生产和工资的统计，所反映的很可能是国家的景气。特别是该业景气的变动，以及生产方法与货币购买力的变动。分出工时缩短的影响，像分出咆哮的海浪上掷一石子所产生的影响，也许是同样困难的。因此，我们必须要明辩两个问题：是否某种原因有产生某种结果的趋势，和是否该原因必然产生该结果。开开水库的闸口有使水位下降的趋势；但是，如果同时有较大的流量在另一端流入水库，则与开开闸口相随的是水位的上涨。同样，虽然工作时间的缩短，有使那些未曾充分开工而又无法实行双班制的行业减产的趋势，但是，它很可能伴随着由于财富和知识的普遍增进而来的生产增加。不过，在这种场合，不管而且也不是由于工时的缩短，工资会有所增加。第七节　职工会的最初目的是在于提高工资，同时也在于使工人具有独立性，从而提高他们的生活程度。这种尝试的成功证明他们的主要武器——共同章程——的重要性。但是严格执行该章程的条款往往造成虚假的劳动标准化并挫伤积极性和驱除资本，以及其他方面损害工人阶级和其他社会阶层。在现代英国，差不多所有我们所讨论的这种运动都是由工会指导的。对工会的目的和结果给予充分的商榷，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之内；因为它必须建立在一般结社、工业变动与对外贸易的研究上面。但是关于工会政策同生活程度，工作和工资最有关的那一部分，在这里还必须加以说明。职业上的变动不居，使一代某群工人的工资和工业政策对下一代该群工人的效率和生产所得的能力的影响，不论好坏，都模糊不清。年青一代的培养费用的来源——家庭收入，现在很少来自一业。子从父业者，较不多见。强而有为者（任何职业的报酬有助于其性格的形成）多半到别处谋求较高的待遇，而弱而放荡者多半降于其下。因此，用经验证明任何职工会为提高会员的工资而作的努力，在提高借助于高工资而培养的这一代的生活程度和工作水平方面是否卓著成效这一问题，变得愈来愈加困难。但是某些显著的事实仍然十分突出。英国职工会的目的原在提高工资率和工人的生活程度。最初给它们以巨大刺激的是这一事实，法律直接或间接地准许雇主结社以规定工资，保护自己的利益；并且严禁工人结社，违者受罚。这种法律不仅使工资有所下降，而且使工人的意志力受到压抑。他的视线是如此有限，以致他完全纠缠在周围的琐事上，而对国家大事毫不关注，因此，除了和自己及其家庭与邻人直接有关的事情以外，他很少考虑任何世事。与其他同业工人结社的自由，势必扩大他的视线，使他思索较大的一些问题，它会提高他的社会责任感，虽然这种责任也许染有大量阶级利己的色彩。因此，早期为实现这一原则而进行的斗争，即凡雇主在自由结社中所能做的事，工人同样也可以做，既是为提高工资而进行的斗争，其实又是为取得与真正自尊和广大社会利益相符的生活条件而作的一种努力。在这方面，曾取得了彻底的胜利。职工会组织曾使熟练的技工，甚至和许多种不熟练的工人有可能用大国外交中所常见的那种严肃、克制、庄重和先见来同他们的雇主进行谈判。它曾使他们一般地认识到：单纯进攻的政策是一种愚蠢的政策，军事手段的运用主要是为保持有利的和平。在英国的许多工业里，工资调整委员会顺利无阻地进行着自己的工作，因为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来避免在小事上浪费精力。如果一个工人认为雇主或工头对自己的工作或报酬的规定不公，而发生异议，即雇主首先要求职工会的书记仲裁，他的决定一般为雇主所接受，当然也必须为工人所认可。如果这种具体纠纷牵涉到调节委员会过去没有明确规定的一个原则问题，则此事可以提交雇主联合会和职工会的书记开会讨论。如果他们达不成协议，则可以交给工资调节委员会处理，最后如果争论的利害关系至大，双方互不让步，则这个问题可以通过罢工或雇主的停工而由双方的力量来解决。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有组织的职工会在处理这种冲突中几代以来都起着模范作用，而这种冲突在方法上和一世纪以前的劳资冲突一般地有所不同，正如现代文明民族之间光明正大的战争和野蛮民族之间凶恶的游击战争有所区别一样。在国际劳工会议上，英国代表的那种克制、谦虚和目的的坚定，是其他国家的代表所不及的。但是职工会服务的这种光明磊落，给自己提出了相应的义务。所谓位高者从不轻率。它们不得不对那些夸大它们能用特殊伎俩（特别是当这种伎俩含有反社会的因素时）来提高工资的人存有戒心。的确，不受指责的运动是极其罕见的。差不多在各种伟大的事业中，总潜伏着一些破坏作用。不过这种弊害不应加以曲解，而应慎重检验，以收息事宁人之效。第八节　续前。职工会借以取得它们按平等条件和雇主谈判的权力的主要手段是关于对某工种一小时工作或对某种计件工所应付的标准工资的“共同章程”。习惯和法庭对工资的那种相当无效的规定，虽然阻止了工人的闹事，但也保护他使不受极端的压迫。但当竞争成为自由竞争的时候，无组织的工人在同雇主议价时却处于不利地位。因为甚至在亚当·斯密那个时代，雇主们一般都有正式或非正式的协定，雇用劳工不得争相抬价。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单独一个厂往往能雇用几千工人的时候，它本身就变成一种紧密而巨大的议价力量，而为小职工会所不及。的确，雇主们在不争相抬价方面的协定和谅解并不是普遍的，而且也往往得到破坏或回避。的确，如追加工人的劳动纯产品大大超过他们所得的工资，则贪婪的雇主不顾同业的愤慨，用较高的工资把工人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的确，在先进的工业地区，这种竞争足以保证大量工人的工资不能长期大大停留在他们纯产品的等价之下。有必要在这里重提这一事实，即一个具有正常效率的工人的工资所接近的那种纯产品，是一个具有正常效率的工人的纯产品：因为有些主张厉行章程的人曾确实认为，竞争有使有效率的工人的工资和无效率的工人（他的效率如此不高，以致雇主刚能雇用他）的纯产品相等的趋势。但事实上竞争并不起这样的作用。它并没有使相同职业中的周工资相等的趋势。它有使周工资和工人们的效率相适应的趋势。如果甲将从事的工作为乙的两倍，则是否增雇工人尚犹疑不定的那个雇主以四先令雇用甲和各从两先令雇用两个乙是同样有利的交易。决定工资的因素可以从从四先令雇用甲和以二先令雇用乙的那一边际场合同样清楚地看出来。第九节　续前。一般说来，职工会通过运用那种使工作和工资趋向真正标准化的章程，特别是当伴以尽量发展国家资源，从而增进国民收入的增长的真诚努力时，而既对自己有利，又对国家有利。工资的任何上涨，或生活条件的改善和它们用这些合理方法所能获得的就业，多半对社会福利有益，它多半不会挫伤企业心，不会使那些大政治家的步调失调，也不会使资本大量外流。而运用趋向于错误标准化的章程时，情况却有所不同。它有使雇主对较无效率的工人和对较有效率的工人支付同等工资的趋势；或它阻止任何人担任他所能胜任的工作，理由是这种工作在技术上不属于他的范围之内。这样来运用章程显然是反社会的。采取这种行动的确比表面上看来也许有更坚强的理由，但是这些理由的重要性往往由于职工会人员对他们所负责的组织上的技术完善的热忱而有所夸大，因此，那是这样一些理由，外界批评虽不表同情，对它们却也许有用。我们可以首先讨论一个现在意见分歧比较小的突出事例。在职工会还不懂得充分自尊的时代，错误标准化的形式屡见不鲜。对使用先进生产方法和机器曾多方刁难；并且企图对一种工作按久已过时的方法完成时所用劳动的等价来规定它的标准工资。这又有维持有关工业特定部门中的工资的趋势；但这只有通过大大缩减生产的政策才能办到，这种政策如普遍成功，就会大大降低国民收入，并减少全国按适当工资的一般就业量。杰出的职工会活动家由于禁止使用这种反社会的措施而对国家的贡献，是永远不会被人遗忘的。虽然某一开明工会部分地脱离它的高尚原则，引起了1897年工程业中的大纠纷，但是这种错误很快地得到克服，至少在其主要方面是如此。此外，与错误标准化有关的，至今仍为许多职工会采用的一种办法是，坚持使一个不复能从事一整标准劳动日工作的年长工人取得全部标准工资。这种做法使该业的劳动供销稍受限制；而似乎对实行它的那些人有利。但是它不能长期限制人数：它对职工会福利基金的压力往往很大，因此，即使从纯粹自私的观点来看，这种做法一般也是鼠目寸光的。它大大降低国民收入，并使年长的工人在无聊的闲散和不适于自己的那种艰苦劳动的勉强挣扎中任选其一，它是苛刻的，反社会的。让我们来考察一个更加可疑的事例。划定各群工人职能的界限是实行章程所必要的。每个城市技工应力求精通某部门的工作，自然对工业的进步有利。但是一个好的原则往往被实行得过火，而产生弊端，如果一个工人不准做他所从事的对他来说是相当容易的某一部分工作，借口是这种工作在技术上属于另一个部门。这种禁止在生产大批同类商品的厂中为害较小。因为在这些厂中有可能把生产任务安排得对许多不同工种的每种工人大致雇用一个整数，所谓整数是指其中没有在别处谋部分生计的各种工人。但是这种禁止对小雇主，特别是对那些居于在一二代内能导致有助于国家领导地位的那些伟大成就的阶梯的最低级的人的压力很大。即使在大厂中，这种禁止也增加了这样的机会，即当时很难为自己找到工作的人，将被送往别处谋职；从而，在短时期内扩大了失业队伍。这样看来，划定界限，如适可而止，对社会是一件好事，如为它所提供的技术上的小心利益而走向极端，就变成了坏事。第十节　与货币购买力特别是商业信用的变动相联系的困难。其次我们可以考察一个更加微妙而困难的问题。那就是共同章程似乎失灵的问题。其所以失灵，并不是由于对它的运用粗暴，而是由于它所解决的任务要求它比现在或比所能拟定的在技术上要更加完善。问题的焦点在于标准工资是用货币来计算的。因为货币的实际价值前十年与后十年有所不同，并且年年都有急剧的波动，所以僵硬的货币标准不能成为真正的标准。使这种标准具有适当的灵活性，如果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困难的。这就是反对极端运用共同章程的一个理由，因为这将不得不使用如此僵硬而不完善的一个工具。上述考虑之所以更加迫切，是由于这一事实，即在短时期内使价格上涨并使货币购买力下降的信用膨胀的过程中，职工会有要求增加标准货币工资的自然倾向。那时雇主们甚至对那些尚没有达到完全正常效率水平的工人也情愿支付很高的工资（用实际购买力计算很高，而用货币计算则更高）。这样，只具有二等效率的工人也获得很高的标准货币工资，实现了参加职工会的愿望。但是不久信用膨胀停止，继而出现了衰退，物价下落，货币购买力上升，劳动的实际价值下降，而它的货币价值降得更快。膨胀时期所形成的货币工资的高标准，现在高得甚至使那些充分有效率的人也不能提供适当的利润。而在效率水平以下的那些人更不值这种标准工资了。这种错误的标准化对该业有效率的成员并不纯粹是一种灾难，因为它有使对他们劳动的需求增加的趋势，正如年长工人的被迫赋闲使对他们劳动的需求增加一样。但是只有通过缩减其他工业部门的生产，从而缩减它们的劳动需求，才能有这样的增加，职工会越坚持这种政策，国民收入所受的损害越大；而按适当工资的全国就业总量就越小。如果各工业部门发奋建立几种劳动效率标准和相应的工资标准，一俟物价高涨的巨潮过去以后，就赶快降低适应这种暴涨的高额货币工资标准，则在长期内各部门都会获得较大的利益。这种调节是有许多困难的。但是如果对通过阻碍任何工业部门的生产而取得的高额工资势必增加其他部门的失业人数这一事实有普遍而明确的认识，则也许会很快获得这种调节。因为对失业唯一有效的药方就在于不断地使手段和目的相适应，这样才能使信用建立在相当可靠的预料这个坚固基础上面；信用的任意膨胀（一切经济病症的主要原因）才可以限制在狭隘的范围内。这个问题在这里不便加以论证。但是略需加以解释。穆勒说得好，“构成商品支付手段的东西仅仅是商品而已。各人用以购买他人产品的支付手段是由他所拥有的那些东西构成的。一切卖主不可避免地都是买主（就此词的意义来说）。如果我们能把全国的生产力立即增加一倍，那末，我们就会使各个市场的商品供应增加一倍，但是同时我们会使购买力增加一倍。各个人的供给和需求都增加一倍，各个人所能买的东西增加一倍，因为各个人拿出交换的东西也增加一倍”。虽然人们有购买能力，但是他们也许不愿使用它。因为一旦破产动摇了信心之后，资本便不被用来成立新公司或扩大旧公司。兴修铁路，无人问津，船只停航，新船定单绝迹。对掘凿机的工作几乎没有任何需求，对建筑业和发动机制造业的工作的需求也不大。总之，在任何生产固定资本的企业中，工作很少。这些行业中的资本家和熟练工人所赚极少，从而购买其他行业的产品也极少。其他行业发觉它们的商品销路很小，生产减少；它们的收入减少，因此，它们的购买量也减少。对它们的商品的需求减少，使它们对其他行业的商品的需求也减少。商业恐慌弥漫全国，一业的恐慌使他业失常，而他业又对它起着反作用，并加深它的恐慌。这种灾难的主要原因是缺乏信心。如果信心可以恢复，并用它的魔杖触动所有的工业，使它们继续它们的生产和它们对其他各业商品的需求，则这种灾难大都会立即消失。如果生产直接消费的各业同意继续开工，并像往常一样互相购买商品，那末，它们就会互相提供获得适当利润率和工资率的手段。生产固定资本的那些行业也许不得不等待较长的时间，但是当信心恢复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有资可投的那些人决定了如何投资的时候，它们也会获得雇用的。有信心就会使信心更足；信用增加了购买手段，从而物价有所回升。已开业者会获得适当的利润，新公司将要成立，旧企业将要扩大；不久甚至对那些生产固定资本的企业的工作也有适当的需求。关于重新全部开工并为自己的商品相互提供市场一事，各业当然是没有正式协定的。但是工业的复苏是通过各业信心的逐渐而往往是同时的增加来实现的；一俟商人们认为物价不会继续下降，工业就开始复苏，而随着工业的复苏，物价上涨。第十一节　关于社会进步的可能性的临时结论。国民收入的平均分配会降低许多技工家庭的收入。社会的最低层需要加以特殊对待。但是提高非熟练劳动的工资的捷径，莫过于使各阶层人民的性格和才干受到如此完备的教育，以致一方面它大大减少那些只能胜任非熟练劳动的人的数量，另一方面增加那些善于进行独立思考（这是人对自然控制的主要源泉）的人的数量。而真正的高生活程度是不会达到的，除非人学会了善于利用空闲时间：这是剧烈的经济变革为害的许多迹象之一，如果这些变革超过了人类从长期自私自利和斗争中继承下来的那种性格的逐步转变。分配论研究的主要意义是使我们知道：现有的社会经济力量使财富的分配日趋完善；这些力量是经常起作用的，日益壮大的；它们的影响大多是积累性的；社会经济组织比乍看起来要更加微妙而复杂；考虑不周的巨大改革会引起严重的后果。它特别提醒我们，政府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即使这种占有是逐渐地稳步地实现的，像较负责的“集体主义者”所提倡的那样，对社会繁荣的损害比初看起来要大得多。从国民收入的增长取决于发明的不断进步和费用浩大的生产设备的不断积累这一事实出发，我们不得不想到，使我们驾驭自然的无数发明差不多都是由独立的工作者所创造的；全世界的政府官吏在这方面的贡献是比较小的。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集体所有的几乎全部贵重生产设备，是用主要借自企业家和其他私人储蓄的资金购置的。集权政府在积累集体财富方面有时也作了巨大的努力，也许可以指望，在将来先见和忍耐将成为大部分劳动阶级的共同财产。但是事实上，把进一步控制自然界所需要的资金的积累委托给一个纯粹的民主政府，也会引起巨大的风险。因此，显然有很强烈的理由害怕，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除非在实行以前，全体人民已养成现在比较罕见的那种忠于社会福利的能力，会挫伤人类的积极性和阻碍经济的进步。虽然这个问题此刻不能加以讨论，但是它也许把私人和家庭生活关系中最美丽而和谐的东西毁其大半。这些就是使那些慎重的经济学家一般认为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条件的急剧改造是害多益少的主要理由。此外，我们不得不想到，国民收入的分配虽有缺点，但不像一般所说的那样多。实际上英国有许多技工的家庭，美国这种家庭甚至更多（尽管在那里曾发现了巨大的宝藏），它们会因国民收入的平均分配而受到损失。因此，人民群众的境遇虽然通过废除一切不均而在短时间内自必有很大的改善，但是甚至暂时也决不会改善到社会主义者所憧憬的那种黄金时代给他们规定的水平。但是这种审慎的态度并不意味着对现时财富分配不均的默认。许多世纪以来，经济科学越来越相信，极端贫困伴随着巨大财富是没有实际必要的，从而，在伦理上是不对的。财富的不均，虽没有往往被指责的那样厉害，确是我们经济组织的一个严重缺点。通过不会伤害人们的主动性，从而不会大大限制国民收入的增长的那种方法而能减少这种不均，显然是对社会有利的。虽然算术提醒我们，把一切所得提高到超过特别富有的技工家庭业已达到的那种水平，是不可能的，但是不到该水平的应加以提高，甚至不惜在某种程度上降低该水平以上的所得，自然是合算的。第十二节　续前。对那些在体力上、智力上和道德上都不能做一整日工作赚一整日工资的“社会残渣”（它的人数很多，虽然现在有不断减少的征兆），需要采取迅速措施。这个阶层，除了那些绝对“不能就业的”人以外，也许还包括一些其他的人。但那是一个需要特殊处理的阶层。经济自由制度对那些身心健康的人来说，不论从道德或物质的观点来看也许是最理想的制度。但是那些社会残渣却不能善于利用这种制度。如果让他们按自己的方式教育儿童，则盎格罗撒克逊的自由通过他们势必贻害后代。把他们置于像德国所流行的那种家长制纪律之下，对他们有利，而对国家更有利。要解决的祸害是如此紧急，以致迫切地需要一种反祸害的有力措施。这样一个建议很早就引起学者的注意，即：政府当局给男工和女工都规定一种最低工资，在这种工资以下，他或她都可以拒绝工作。如果行之有效，则它的利益是如此之大，以致人们会欣然接受，而不顾它会引起某些副作用，和在某些毫无理由的场合下把它用作要求严格的虚拟工资标准的手段。虽然最低工资计划的细节，最近，尤其是近二、三年以来，曾有很大的改进，但是它的基本困难似乎还没有得到正视。除了澳大利西亚的经验之外，几乎没有任何经验可作为我们的借鉴，在那里，每个居民都是大地产的部分所有者，近年来，有许多年青力壮的男男女女都移居到那里。而这种经验对我国人民来说也用处不大，因为他们的活力曾为过去的济贫法和谷物条例所伤，为工厂制度（当不理解它的危险时）的滥用所害。任何实用可行的计划必须建立在对那些赚不到最低工资，从而不得不请求国家补助的人的人数统计上面；特别要查明其中有多少人大体上可以维持生活，如果可能听其工作并在许多场合下以家庭而不以个人来调节最低工资的话。第十三节　续前。讲到那些身心相当健康的工人，大致可以作这样的估计。只能胜任非熟练劳动的约占人口的四分之一。适宜于低级熟练劳动，而不适宜于高级熟练劳动，又不能在责任重大的岗位上行动迅速自如的，占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如果一世纪以前在英国进行同样的估计，则比例会截然不同。除普通的农业工作外，不适宜于任何熟练劳动的，也许占人口的一半以上，而适宜于高级熟练劳动或责任重大的工作的，也许还不到人口的六分之一。因为那时并不把人民教育当作国家的义务，和对国家的一种经济。如果这是唯一的变动，那末，非熟练劳动的迫切需求势必迫使雇主对它支付几乎和对熟练劳动一样的工资。熟练劳动的工资会略有下降，而非熟练劳动的工资会上升，直至这两种工资大致相等为止。尽管如此，非熟练劳动的工资涨得比任何其他劳动的工资，甚至比熟练劳动的工资还要快些。如果完全非熟练劳动的工作没有被自动机器和其他机器代替得甚至比熟练劳动的工作还要快，那末，这种工资平均化运动也许会进行得更快些。因此，现在完全不需要技术的工作比以前要少些。的确，有几种历来属于熟练技工的工作现在所需要的技巧不及以前那样高，而相反地，所谓“非熟练”工人现在往往所须操纵的工具是这样的精巧昂贵，以致不便为一世纪以前的英国普通工人或现在某些落后国家的人民所应用。这样看来，机械进步是各种劳动报酬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差别的一个主要原因；初看起来，这似乎是一种严重的控诉，其实不然。如果机械进步慢得多，即非熟练劳动的实际工资比现在要低些，而不会高些。因为国民收入的增长会受到如此大的限制，以致甚至熟练工人也不得不对一小时工作的所得还不及伦敦瓦工六便士的实际购买力而感到满足，而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当然还会更低一些。曾经有一种观点，认为倘生活上的幸福取决于物质条件，则收入足以提供最必要的生活必需品之时，可以说是幸福开始之日。此后，收入增加一定的百分比，将增加大约等量的幸福，不论收入何似。这种粗浅的假设导致这一结论：贫苦阶级中实际工人的工资（比方说）增加四分之一，对总幸福的增益，比其他阶级中相同人数的收入增加四分之一要大些。这似乎是合理的。因为它阻止了绝对的痛苦，消除了堕落的积极因素，并通向幸福之路，而这是收入的其他比例增加所不及的。从这点来看，贫苦阶级从机械和其他方面的经济进步中所获得的实际利益，比他们的工资统计数字所代表的要大些。但是力求用这样低的成本来进一步增加福利仍是社会的当务之急。可见，我们必须力求使机械的进步大力向前发展，并减少不能从事任何技术性工作的劳动供给，以便使全国的平均收入增加得甚至比过去还要快些，使每个非熟练工人的收入份额增加得更快些。为了这个目的，我们需要向近几年来的那种方向迈进，但须更加努力。教育必须更加普及。学校教师必须懂得他的主要任务不是传授知识，因为几先令买来的报刊上的知识一个人的头脑就容纳不了。他的主要任务是培养个性、能力和才干；因此甚至那些轻率的父母们的子女也有机会被培养成下一代的审慎的父母。为了这个目的，必须大量使用公款，而这种公款必须用来提供新鲜的空气和场所，以供工人阶级住宅区的儿童作有益的游戏。这样看来，国家似乎需要对贫苦的工人阶级本身无法举办的那种福利要大力资助，同时要坚持室内必须清洁，适于日后成为强壮而有责任感的公民居住之用。每人应有若干立方呎空气的强迫标准必须加以稳步提高，这和不准建造房前房后没有适当空地的高楼的规定结合起来，将加速工人阶级从大城市的中心市区移向可能有较空旷场所的那些地方。同时国家对医药卫生的补助和管理将在另一方面减轻贫苦阶级的儿童迄今所受的压迫。非熟练工人的子女有必要培养得能够赚取熟练劳动的工资；而熟练工人的子女有必要用同样的方法培养得能够担任更加负责的工作。挤入中下阶级，对他们不但不利，而确实有害。因为，如所指出的，只会书写和记帐实际上属于比熟练手工劳动还要低一级的劳动，它过去之所以高于熟练手工劳动，只是由于普及教育曾被忽视。任何一级的儿童挤入高于他们的那一级，对社会往往既有利，而又有害。但是我们现在那个最贫困的阶级的存在确是一种罪恶，促进该阶级人数增加的事，不应当做，而应当帮助不幸生而为该阶级的那些儿童来摆脱这个阶级。在上层技工中有广阔的天地；而在上层中产阶级中对后进者也有广阔的天地。正是由于这个阶级的卓越人物的创造和智慧，才出现了大多数的发明和改良，而这些发明和改良使今天的工人有可能拥有几代以前最富的人也不常有的那些安逸品和奢侈品。没有它们，英国甚至不能给她现在的人口提供充分的普通食物。如任何一个阶级的子女厕身于那些从事新发明并把这种发明应用在实际建设上的一小群人之中，那确是一种纯粹的巨大收获。他们的利益有时很大，但是他们为世界赚得的也许比为自己多一百倍以上。的确，许多巨大的财富是由投机，而不是由真正建设性的劳动得来的。这种投机大多是和反社会的策略，甚至和对一般投资者所凭恃的那些消息的蒙蔽分不开的。补救的方法不易，也许永不会完善。用简单的法令来控制投机的那种草率的作法，结果不是无效，就是有害。但这是经济研究的那种日益壮大的力量有希望在本世纪对世界作出巨大贡献的问题之一。在许多其他方面，祸害可以通过对社会在经济上的慷慨捐输的广泛认识而有所减轻。富人对社会福利的热心，可以大大有助于收税人尽量利用富人的资金来为穷人谋福利，并可以消除贫困之害。第十四节　续前。上面讨论了财富的不均和贫苦阶级的微薄收入，特别提到了它们使人不能满足需要和阻碍自然发育的种种影响。但是这里如往常一样，经济学家不得不提请注意的一个事实是，正确地使用一个家庭的收入和利用它所拥有的机会的那种能力本身就是一种最高级的财富，是各阶级极其罕见的一种财富。甚至英国各劳动阶级每年用得不当钱约有一亿镑，其他阶级约有四亿镑。虽然缩短劳动时间在许多场合下的确会减少国民收入，降低工资；但是大多数人的工作时间缩短也许更加理想，如果所引起的物质收入的损失可以全由各阶级抛弃那种最无谓的消费方法来补偿，如果他们能学会善于利用自己的闲暇。但遗憾的是，人性的改善很慢，在任何方面都没有比在学会善于利用闲暇这方面慢了。在各个时代，各个国家和各个社会阶层里，懂得善于工作的人比懂得善于利用闲暇的人要多得多。但是另一方面，只有通过有利用闲暇的自由，人们才能学会善于利用闲暇。没有一个缺乏闲暇的体力劳动者阶级，能够具有高度的自尊并成为完全的公民。在使人精力疲竭而无教育意义的工作之后，有一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是高等生活程度的一个必要条件。在这个场合，像在所有类似的场合一样，正是青年人的能力和才干对于道德家和经济学家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我们这一代最迫切的任务是给青年人提供发展其所长并使其成为有效率的生产者的各种机会。而达到这个目的的一个主要条件是长期免于机械劳动的自由；和有上学与进行各种有助于个性发展的游戏的充分时间。即使我们只考虑到那些因生活在父母都过着不幸生活的家庭而使青年所受的损害，对他们加以适当的体恤对社会也会是有利的。能干的工人和优秀的公民多半不是来自那些母亲白天大部分时间不在家，或父亲不到半夜不回家的家庭。因此，社会即使与限制那些守矿车者和工作本身并不繁重的其他人员的过长的值班时间，一般也有直接的利害关系。第十五节　续前。在讨论使各种不同工业技巧的供给和需求相适应的困难时，曾要求我们注意这一事实，即这种适应不会完全准确，因为工业方法的变动很快，而工人的技巧在他掌握以后还要用四十年，甚或五十年。上述困难的关键多半在于生活习惯和思想情感的持久性。如果我们的股份公司、铁路或运河的组织有缺点，我们用一二十年的时间就可以把它纠正过来。但是在几世纪以来的战争、暴力和卑鄙下流的放荡行为中形成的那些人性因素，用一代的时间也是不能大大加以改变的。现在像往常一样，那些高尚而热心的社会改造家们曾给他们的想像所便于虚构的那种制度下的生活描绘了美丽的图景。但那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想像，其所以不负责任，就在于它从这一虚伪的假设出发，即在新制度下人性将迅速改变，而这种改变在一世纪内，甚至在有利的条件下也是不可企求的。如果人性可以得到这样理想的改造，那末，即使在现存私有财产制度下，经济上的慷慨捐输也会在生活中占统治地位。而源于人类天性的那种私有财产就成为无害的了，同时也成为不必要的了。因此我们有必要来提防那种夸大我们时代的经济灾难并忽视以往更严重的类似灾难的诱惑；尽管某些夸张在短时间内可以刺激我们和其他的人更加坚决地要求立即消除现有的这种灾难。但蒙蔽正义事业的真相和蒙蔽利己勾当的真相同样有害，而往往更加愚蠢。悲观主义者对我们时代的描绘，再加上对过去幸福的那种浪漫的夸张，必然有助于抛弃那些工作虽缓但是踏实的进步方法，有助于轻率地采纳许下更大诺言的其他方法，但是这些方法像江湖医生的烈性药一样，在立见微效的同时，却播下了长期到处腐烂的种子。这种不耐的虚伪为害之大仅次于这样一种道德上的麻痹，即在我们现代资源和知识的条件下，对不断毁坏无数生命中值得拥有的一切处之泰然，并以我们时代的灾难总不及过去这种感想来安慰我们。现在我们必须结束我们的这部分研究。我们所得到的实际结论很少，因为在解决一个实际问题以前，一般有必要来考察它的经济全貌，更不用说它那伦理方面和其他方面了。在现实生活中，每一个经济问题多少直接地取决于信用，对外贸易和垄断组织的现代发展的错综作用和反作用。但是我们在第五篇和第六篇中所讨论的那些问题，在某些方面是整个经济学领域中最困难的问题，懂得它们就可以研究其他问题了。经济学原理--附录一　自由工业和企业的发展附录一　自由工业和企业的发展第一节　在首先发生于温带的文明的早期阶段，自然因素的作用极其强烈。第一篇第一章的最后一节指出了附录一与附录二的目的；我们可以把它当作这两个附录的导论。虽然历史上主要事件的近因，可以用各个人的行为去说明，但是，使这些事件成为可能的大多数条件是来自传统制度、种族的气质和自然环境的影响。而种族的气质主要是在悠久的岁月中由个人的行为和物质原因所形成的。强大的种族，不论在事实上或名义上，往往出自体质强壮，性格慓悍的祖先。使一个种族在平时和战时都强盛的那些因素，往往是由于少数大思想家的智慧，他们用道德上的戒律，也许用无形的影响，解释了并发展了它的习俗和制度。但是，如果气候对人的体质不利，则这些东西是不能有所作为的。自然的恩赐，它的土地、河流和气候决定着种族所事的性质，从而，给予社会政治制度以一定的特征。当人尚处于野蛮时期，这些区别并没有清楚地显现出来。我们关于野蛮人部落的习惯虽然知道的很少，也不可靠，但就我们所知道的也足以肯定，这些习惯在许多不同的细节中却具有普遍的一致性。不论他们的气候和他们的祖先如何，我们发觉野蛮人是在习惯和冲动的统治下生活的；从不为自己开辟新途径；从不为遥远的未来打算，甚至也很少为最近的将来预作准备；尽管他们受着习惯的支配，但由于一时的冲动而往往变化无常；有时也准备进行最艰巨的努力，但不能长期坚持扎扎实实的工作。尽量避免繁重的任务；而那些不可避免的工作是由妇女的强迫劳动来做的。正是当我们从野蛮人的生活转向早期文明时才使我们不得不注意自然环境的影响。这部分原因是由于早期的历史贫乏，很少告诉我们指引和操纵民族进步的进程，以及加速和阻碍它的那些特殊事件和个性坚强的影响。但主要原因是由于在人类进步的这个阶段上人同自然作斗争的能力是薄弱的，没有它的慷慨赐与，人是什么也做不成的。自然在地球面上划出少数几个地方，特别适于人最初从野蛮状态分离出来；而文化和工艺的萌发正是由这些得天独厚地区的物质条件所培育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