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和资本的一般交易是，工人取得用于直接消费的商品的支配权，而作为交换，他把雇主的物品向着用于直接消费的阶段推进一步。但这适用于大多数雇主，而不适用于完成生产过程的那些工人。例如，装置表的工人给雇主所提供的用于直接消费的商品，比他作为工资所取得的要多得的；又如我们把一年的几季（播种和收割时间均计在内）综合起来看，我们就知道，全体工人给他们的雇主所提供的成品，多于他们当作工资所得的成品；我们有理由认为，劳动工资取决于资本对劳动的预支。因为（即使除机器，工厂，轮船和铁路外）借给工人的住宅，和在各阶段上生产他们所消费的那些商品所用的原料都表明，资本家预支给他们的比他们预支给资本家的要多得多，即使在他们没有领工资以前已经给资本家工作了一个月。由此可见，在已经阐明的分配概要中，没有什么东西使一般资本和一般劳动的关系同任何其他二种生产要素的关系发生很大的差别。关于劳动和资本关系的现代学说，是以前学说发展的结果，所不同的只在于现代学说较之穆勒在《政治经济学》第四篇第三章中所讲的理论是更加精确、完整和一致。穆勒在这章中把有关该问题的所有各种因素都集在一起。综观以上所述，可进一步作出结论：一般资本和一般劳动，在创造国民收益上是相互合作的，并按照它们各自的（边际）效率从国民收益中抽取报酬。它们的相互依存是极其密切的；没有劳动的资本，是僵死的资本；不借助于他自己或别人的资本，则劳动者势必不能久存。哪里的劳动奋发有力，则哪里资本的报酬就高，资本的增殖也很快。由于资本和知识，西方国家的普通工人在许多方面都比以前的王公吃得好，穿得好，甚至住得也好。资本和劳动的合作，如同纺工和织工的合作一样重要。虽然纺工所业居先，但那并不能使它与众不同。一方的发展是同他方的力量和活动分不开的；不过一方用牺牲他方的办法可以暂时（如果不是永久的）取得较大的国民收益份额。在现代世界中，私人雇主和股份公司的高级职员本身拥有的资本很少，但他们却是巨大工业机轮的轴心，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全都集中于他们且由他们分布，他们把全部利益牢牢地掌握在一起。所以，在讨论就业和工资的变动时（留待本书续其讨论），他们将占有首要的地位；在讨论劳动、资本和土地各自所特有的供求作用上的次要特征时，他们所占的地位虽不是首要的，而却是显著的，但这都是以下八章所要讨论的东西。附录十将略述“工资基金”学说。那里将指出我们所持观点的理由，该观点认为，工资基金学说过分强调劳动的需求，而忽略了劳动供给的决定因素；它提出资本存量和工资总量的相互关系，来代替借助于资本的劳动产品总量和工资总量的真正相互关系。但那里也将指出持有这一见解的理由。这种见解认为，如果古典经济学家（也许他们的追随者未必都如此）加以反复思考，则他们一定会解除工资基金学说中令人误会的部分，从而尽量使它和现代学说相一致。附录十一将研究各种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剩余；所提出的问题只有抽象的趣味，而没有多大的实际价值。如上所述，各种生产要素的效率（总效率和边际效率）；它们直接或间接对纯产品总量或国民收益的增益和它们各自所得的国民收益份额，是由许多相互关系联结的，这些关系是如此复杂，以致不可能一次叙述就包括无遗。但借助于数学上严密而简练的词句，即可窥其全貌，当然其中质的差别是无法说明的，除非尽量把它解释成量的差别。经济学原理--第三章　劳动工资第三章　劳动工资第一节　第三章至第十章的范围。当我们在上篇讨论需求和供给的一般均衡理论和在本篇前二章讨论分配和交换的中心问题时，我们尽量不考虑生产要素的特殊性质及其枝节问题。我们没有详细研究，关于生产工具的价值和借它所制造的产品的价值二者的关系的一般理论，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雇主、工人或自由职业阶层得自先天能力或后天知识和技巧的那些收入。我们为避免和利润分析相关的各种困难，不去注意市场上对利润一词的许多不同的用法，甚至也不去注意利息这一更加原始的名词。我们没有估计各种租佃对土地需求的形式的影响。所有这些不足之处，都将在以下各章论劳动、资本与营业能力和土地的供求时加以详细的分析和补充。本章所要讨论的是关于工资计算的方法问题，它主要属于算术或簿记的范围，但是许多错误的产生，都是由于计算时的粗枝大叶。第二节　竞争有使相同职业中的周工资不等的趋势，但有使周工资与工人效率成比例的趋势。计时工资。计件工资。效率工资。计时工资没有相等的趋势，而效率工资则有之。当我们观察物质商品的供求作用时，我们经常碰到这样一个困难：即在同一个市场按同一种名称出售的两种东西，实际上质量不同，对各买主的价值也不同。或者质量确实相同，即使在竞争极其尖锐的场合，因为销售条件不同，它们也可以按不同的名义价格出售。例如，交付上的开销或风险有时由卖主负担，而有时却由买主负担。但这种困难在劳动的场合比在物质商品的场合要大得多。付给劳动的真正价格，往往悬殊很大，而这种悬殊是不易从名义上支付的价格说明的。开头就遇到如何解释“效率”一词的困难。如果说在长期内不同部门中约有相等效率的人所得的工资大约相等（或“纯利益”大约相等，见第二篇，第四章，第二节），则效率一词必须作广义的解释，它指的一定是一般的工业效率（如第四篇，第五章，第一节所述）。但是，如果所指的是同一部门中各人生产所得能力的差别，即效率必须按该部门所需要的那些特殊效率因素而加以估计。人们常说，竞争有使同一业中或困难相同的各业中的人的工资相等的趋势；但是这种说法需要谨慎的解释。因为竞争使效率不同的两个人在一定时间如一日或一年内所得的工资，不是趋于相等，而是趋于不相等。同样，在平均效率不等的两个地区，竞争使平均周工资不是趋于相等，而是趋于不相等。如果英国北部各劳动阶级的平均体力和精力高于南部，那末，可以断言，“竞争使各事物趋于自己的水平”越是彻底，则北部的工资高于南部，也越是确凿不移。克利夫·莱斯里和某些经济学家曾天真地强调工资的地区差异，足以证明劳动阶级中的流动性很小，和他们为就业而作的竞争的无效。但他们所援引的大部分材料只是和日工资或周工资有关：它们只是部分材料，若把所遗漏的另一部分材料补上，则全部材料一般地支持相反的结论。因为我们发现，周工资的地区差异和效率的地区差异大体上一致。因此，材料（就其与该问题有关者）往往证明竞争是有效的。不过我们很快就知道，充分解释这些材料是一个极其困难而艰巨的任务。一个人在一定时间如一日、一周或一年内所得的工资，叫做计时工资，因此，我们可以说，克利夫·莱斯里所举的计时工资的例足以证明而不是削弱这一假设：竞争使邻区困难相等的各业中的工资和工人的效率相适应。但是，“工人的效率”一词，意义含混，尚待加以彻底澄。清。按所完成的某种工作的数量和质量所支付的工资，叫做计件工资，说有二人用同样适用的工具并在相同的条件下工作，如他们所得的计件工资都按每种工作的同一单价计算，则他们的工资和他们的效率成比例。但是，如工具的优劣不等，则统一的计件工资率会带来同工人的效率不成比例的后果。例如，设有二纱厂，一用旧式机器，一用新式机器，它们所采用的计件工资的单价相同，虽表面上相等，其实不等。因为竞争越是有效，经济自由和企业心的发展越是全面，则使用旧式机器的纱厂所用的单价势必比其他纱厂也越高。因此，为了正确理解经济自由和企业心有使邻区困难相同的各业中的工资相等的趋势这一论断，我们需要使用一个新名词，亦即效率工资，或从广义上说，效率报酬。这就是说，它不像计时工资按取得工资所消耗的时间计量，也不像计件工资按产品的数量计量，而是按工人的效率和能力的运用来计量的。所以，经济自由和企业心（即普通所指的竞争）使各人的工资找到自己水平的趋势，就是使同一地区的效率工资相等的趋势。如果劳动的流动性愈大，劳动的专业化愈不细密，父母给子女谋求最有利的职业的心愈切，同时适应经济条件变化的能力愈快，以及这些条件的变化愈慢，愈不剧烈，则这种趋势将愈强。不过这种趋势的论述，仍略须加以修正。因为迄今我们所假设的是，倘做某件工作所付的工资总额不变，则雇用少数人或多数人来做那件工作，对雇主来说却毫无区别。但事实并不是这样。以一定的工资率取酬并在一周内所赚最多的工人，对雇主来说是最廉价的工人，对社会来说也是最廉价的工人，除非因他们工作过度而未老先衰。因为他们和他们那些较慢的工人同伴所使用的固定资本量一样，既然他们完成的工作较多，则每部分工作所负担的固定资本费用也较少。两种场合下的直接成本虽说相等，但效率较大取得计时工资较多的工人所做工作的总成本，却低于那些效率较小取得计时工资（按同一工资率付酬）较少的工人所做的。上述论点对车间以外的工作是无关重要的，因为空地很多，贵重机器的使用也较少。所以，除监督工作外，不论雇主把做某件工作所用的工资总额一百镑分给二十个有效率的工人，或分给三十个效率较差的工人，对他却毫无差别。但是如果使用的是贵重的机器，而该机器又必须和工人的数目保持一定的比例，则雇主往往发觉，他如能以五十镑工资用二十个人完成从前以四十镑工资用三十个人所完成的工作，则他的商品总成本有所减少。在这方面，美国在世界上居于领导地位，那里有一句俗语，谁力求支付最高的工资，谁就是最好的企业家。可见，经过修正的规律是，经济自由和企业心，一般说来有使同一地区的效率工资相等的趋势。在使用大量昂贵的固定资本地区，如提高效率较大的工人的计时工资，且提高的程度高于效率的比例，则对雇主势必有利。当然，这种趋势很易受特殊的习惯和制度的反对，在有些场合，为职工会章程所反对。第三节　实际工资与名义工资。货币购买力（特别就该级劳工的消费而言）必须加以估量：职业费用和附加的便利与不便利也必须加以考虑。关于按工付酬所要说的就是这些。其次，我们必须仔细讨论的是，在计算某业的实际工资时，一方面除货币收入外，必须考虑到许多其他情况，另方面，除因工作繁重而引起的直接不便外，还必须考虑到许多附带的不便。如亚当·斯密所说，“工人的实际工资，是指对工人提供的生活必需品和安逸品的数量，名义工资是指货币数量……工人的富或贫，报酬的厚或薄，不是同劳动的名义价格成比例，而是同劳动的实际价格成比例”。但“对工人提供的”一语，不应当理解为只适用于雇主或劳动产品所直接提供的生活必需品和安逸品；因为附带在职业上的，无须他特别开销的那些利益，也必须估计在内。在确定某地或某时的一业的实际工资时，首先要考虑货币（名义工资用它表现）购买力的变动。在讨论一般货币理论以前，这点是不能加以透彻的分析的。不过，我们可以顺便指出，即使我们有全部物价史上十分精确的统计，这种估量也不仅仅是算术上的计算。因为如果我们比较较远的地区或较长的时期，则我们就发觉，人们具有不同的需要和满足这些需要的不同手段。甚至当我们把注意集中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上，我们也发觉不同的阶级使用他们收入的方式也不同。例如，天鹅绒，歌剧和科学书籍的价格，对低级工人是无关重要的；但是面包和皮鞋价格的降低，使他们所受的影响比高级工人要大得多。必须记住这种差别，一般说来，对这些差别作一大致的估量是可能的。第四节　续前。我们已经知道，某人的总收入减去他的生产费用，就是他的实际收入总额。但总收入却包括许多不是货币报酬的东西，从而有被忽略的危险。首先，就费用而言，我们并不计算在学习某业上所用的普通教育费和专门教育费。我们也不计算某人在工作中所消耗的健康和体力，这些最好是用别的方法加以估量。但是，我们必须扣除一切职业上的费用，不论是自由职业者或工匠需花的费用。例如，在律师的总收入中，我们必须扣除事务所的租金和职员的工薪；在木匠的总收入中，必须扣除置备工具的费用；在计算某地区石匠的报酬时，我们必须知道，按当地习惯，工具和炸药的费用是由石匠自己负担，还是由雇主负担。这是一些比较简单的事例。但在医生需要用的房租、车马费和社交费中有多大一部分应看作职业上的费用，却是比较难于决定的。第五节　工资部分地酬以实物。实物工资制。此外，仆役或店员必须自费购置很贵的服装，而如果听他们自便，他们也许不会买它，由于这种强制，他们工资的价值对他们有所降低。如主人给他的仆役供给高价的制服、住房和伙食，则这些东西对仆役之所值，一般小于对主人之所费。因此，像某些统计学家把主人供给家仆的一切东西所费于主人的等价，加在家仆的货币工资上，来计算他的实际工资，是一种错误做法。相反地，如某农场主给他的雇工运煤，而不取费，当然他选择他的马匹有闲空的时间，则这对这些雇工实际收入的增益远超过对该农场主的所费。上述论点对各种犒赏和津贴也同样适用，例如，雇主赠给工人一批商品，而这批商品对工人虽说有用，但由于推销费用过高，对雇主却几无价值。又如他允许工人以批发价格购买他们帮助下生产的商品，以供自己使用。但是当这种许可变成义务的时候，各种严重弊端接踵而来。从前的农场主往往强其他的雇工按好谷的批发价格购买他的坏谷，这就等于他实际上支付的工资低于名义上支付的工资。在一个古老国家的任何一业中实行这种所谓实物工资制时，就一般而论，我们大体上可以断言，实际工资率低于名义工资率。第六节　成功之不定与就业之无常。其次我们必须计及成败莫测与就业无常对某业实际报酬率的影响。显然开始时我们应当从该业成功者和不幸者的报酬中取一平均数作为该业的报酬；但要注意的是真正平均数的求得。如成功者每年的平均报酬为二千镑，不幸者每年的平均报酬为四百镑，如二者人数相等，则他们的平均数为每年一千二百镑。可是如不幸者为成功者人数的十倍（也许如律师所处的情况一样），则真正的平均数为五百五十镑。此外，许多彻底失败的人也许早已离开该业，从而没有被算在内。此外，虽然通过求得这种平均数，我们不必再单独酌减风险保险费，但是成败莫测之害仍须加以计及。因为有许多人，性情稳健，头脑清醒，他们喜欢正视现实，甘愿就某种每年提供一定的收入例如四百镑的职业，而不愿就另一种职业，该职业有时似能提供六百镑，有时却只能提供二百镑。因此，成败莫测不能引动巨大的野心和宏伟的志愿，受它特别吸引的人确是少数，对许多选择终身职业的人来说，它起着阻挠作用。就一般而论，平常一定能成功的事比不一定能成功的事可以吸引更多的人，虽然后者也有相等的保险计算上的价值。反之，设有某业可得少数极高的奖品，则它的吸引力远超过该奖品的总价值。原因有二。第一个原因是，富于冒险性的青年受巨大成功希望的吸引远超过受失败恐惧的压抑。第二个原因是，某职业的社会地位，取决于该业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和最高地位者多，而取决于从事该业者的一般运气者少。政治上曾有一格言，政府应在各政务部门设有少数优等奖品。在封建贵族的国家里，高级官吏的薪俸很高，而低级官吏的薪俸多在市场水平以下，他们之所以安于低薪，是由于最后有提升到肥缺的希望和这些国家在社会上对公务人员的重视。这种部署对于某些权贵有利。民主国家不采纳这种办法的部分理由也在此。但民主国家往往趋于另一极端，对低级公务人员的服务所支付的报酬，高于市场报酬率，而对高级公务人员的服务所支付的报酬却低干市场报酬率。不过，这种办法，不论在其他方面的优点如何，诚然是一种很浪费的办法。其次来讨论就业无常对工资的影响。很显然，在那些工作不经常的职业部门中，工资，较之所完成的工作，势必要高；医生和擦皮鞋工人在工作时所得的报酬，必须够维持他们没工作时的用费。设职业上的其他利益相筹，工作上的困难相等，则泥水匠在工作时所得的工资多于木匠；而木匠又多于铁路人员。因为铁路上的工作几乎全年不断，而木匠和泥水匠往往因商业不振而有赋闲的危险，泥水匠又因霜雨而中断工作。估量这种工作中断的普通方法是，总计长时期的报酬，然后取其平均数即可。但这种方法也不能完全令人满意，除非我们假定，某人在失业时所获得的休息和安逸对他没有直接或间接的补益。在有些场合，是完全可以作这样的假定的。因为等待工作往往使人如此焦躁不安，以致它所产生的紧张状态也许超过工作本身。但这并不是经常现象。事业正常过程中所产生的工作中断，从而没有后顾之忧，是调剂和蓄积力量以供未来使用的机会。例如，名律师一年中有几个月是十分紧张的，紧张本身是一件坏事。但是当我们估量到这一点之后，司法停审期间使他得不到进款，这对他却没有多大损失。第七节　补充所得。家庭所得。其次我们必须计及某人的环境对于补充他的报酬的机会，亦即除主要职业的报酬外，由其他工作所得的报酬。同时这种环境对于他的家庭成员所提供的工作机会也必须加以考虑。许多经济学家甚至主张把一个家庭的报酬作为他们建议的报酬单位。在这方面，关于农业和旧式家庭手工业有许多可说，在农业和旧式家庭手工业中，全家人都在一道工作，规定应酌减妻子疏忽家务而造成的损失。不过在现代英国，这种手工业是罕见的。家长的职业，除能使他的儿子学习该业外，对家庭其他成员很少起多大的直接影响。当然，如他的工作地点固定，则他的家人便于参加该业，但就业量是受邻区资源的限制的。第八节　某业中的吸引力并不仅仅取决于其货币收入，而且还取决于其纯利益。个人和国民性格的影响；工人的最低阶层的特殊情况。由此可见，一业的吸引力，除一方面工作上的困难和紧张，和另方面工作中的货币报酬外，取决于许多其他原因。当某业的报酬被看作对它的劳动供给起作用，或说它是劳动的供给价格时，我们总是这样理解的，即报酬一词只当作劳动“纯利益”的代用语。我们必须估计到这样的事实，如某业比他业清洁卫生，它的工作场所更加有益于人的健康或更加令人愉快；或它的社会地位较高。大家都知道，亚当·斯密说过，许多人厌恶屠宰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屠户也一样，这就使屠宰业的报酬超过困难相等的其他职业。当然，对于特殊利益的估计是有仁智的不同的。例如，有些人对乡村小宅是如此喜欢，以致他们宁愿在乡村靠低工资为生，而不愿在城市赚取高得多的工资；而另外一些人对于住宅却毫不介意，他们倘能得到自认是生活奢侈品的话，即使没有生活安逸品，也在所不计。例如，有某家庭曾于一八八四年向皇家工人阶级住宅状况调查委员会说，他们的总收入为每星期七镑，不过他们情愿住一间房，以便把钱节省出来用在旅行和各种娱乐上。诸如此类的个人特性，使我们不能确计各个人的行为。但是，如果各种利益和不利都能按货币价值（即对参加该业或使他们的子女将来从事该业的那些人的货币价值）的平均数计算，就可以大致估计使我们所讨论的该业在其时其地的劳动供给趋于增加或减少的那些力量的相对强度。把根据某时某地的情况所作的这种估计，硬套用在他时他地的情况上，势必产生严重的错误，这是无须经常指出的。因此，考察我们时代民族气质差别的影响，是饶有兴味的。例如，在美国，瑞典人和挪威人在西北部从事农业；而爱尔兰人如来到美国，则在旧有东部各州选置农场，德国人多从事家具业和酿酒业，意大利人，铁路建筑；斯拉夫人，肉类包装和部分煤矿业，爱尔兰和法籍加拿大人，美国某些纺织业；伦敦的犹太人偏好服装业和零售商业。所有这些一部分是由于民族嗜好的不同，一部分是由于民族的不同，从而对各业的额外利益和不利的估计也不同。最后，不悦意的工作对提高工资似乎没有多大的影响，如果该工作是低级工人所能做的工作。因为科学进步使许多人除做最低级的工作外是不适合于任何其他工作的。他们都在争抢他们所能胜任的那些数量较少的工作，在需钱紧急时，他们所想的只是他们所能赚的工资，而无暇注意工作上的各种不快。的确，由于他们所处境遇的影响，使得他们中间很多人认为一业的污秽龌龊是无关紧要的。因此，就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结果，即某业的污秽龌龊，是该业中工资低的原因。因为雇主认为，如用上等熟练工人和优良工具来完成他的工作，则该工作的污秽龌龊势必使工资增加得很多；所以，他往往沿用旧法，即雇用普通的非熟练工人，因为他们对任何屠主的价值并不大，从而能用低工资（计时工资）雇到。可见如何使这种工人减少，从而，提高工资，是社会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经济学原理--第四章　劳动工资（续）第四章　劳动工资（续）第一节　劳动需求和供给中的许多特点的重要性大多取决于其累积性后果；从而和习惯势力相仿。前章讨论了与确定和劳动的名义价格相反的实际价格的困难相关的劳动供求作用。但是，在这种作用中，性质更加重要的某些特点尚待研究。因为这些特点不仅影响供求力量发生作用的形式，而且影响它们的本质，并在某种程度上限制和阻挠供求力量的自由发生作用。我们将知道，许多特点的影响，是不能用它们最初和最明显的效果来衡量的；在长期内，积累性的效果，较之那些形似显著但非积累性的效果，一般是重要得多的。因此，这个问题同探索习惯的经济影响问题有许多共同之点。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以后将更加明白，习惯的直接效果，如使一种东西的售价比在其他情况下的售价有时略高，有时略低，其实并不重要，因为价格的这种背离，一般说来没有持续和扩大的趋势；相反地，如果背离变得很大，则它往往会使各种抵销因素发生作用。有时这些因素完全压倒习惯。但较常见的是，用逐渐地、不知不觉地改变商品性质的办法来避免习惯的影响，因此，买主照原名按原价所买的实际上是一种新东西。这些直接效果是明显的，但不是积累性的。反之，习惯在阻碍生产方法和生产者个性自由发展方面的间接效果是不明显的，但一般是积累性的，从而对世界史有深远的支配影响。如果习惯使一代的进步受到节制，则第二代的出发点必较不受节制时为低；而它本身所受的任何停滞积堆于前一代的停滞之上，代复一代，如此相沿。需求和供给对工资的作用也是这样。不论什么时候如果供求作用对任何个人或阶级的压力很大，那末，这种祸害的直接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但所产生的困苦却是多种多样的：有些困苦和造成它们的祸害同时消失，这些困苦，较之间接引起工人性格的减弱或阻止它变强的那些困苦，一般是不重要的。因为后者造成进一步的贫弱和困苦，而这反过来又造成更大的贫弱和困苦，如此相续，增加不已。反之，工资高，性格强，会使得力量更强，工资更高，而这又导致更大的力量和更亮的工资，如此相续，增加不已。第二节　第一个特点：工人所出卖的是他的劳动，但他本身并没有价格。因此，对他的投资局限于他父母的资产、见识和无私。出身的重要性。道德力量的影响。我们必须注意的第一个特点是，作为生产要素的人是和机器及其他物质生产资料的买卖不同的。工人所出卖的只是他的劳动，但他本身仍归他自己所有。负担培养和教育费的那些人，从对他后来的服务所支付的价格中所取得的实在是微乎其微。不论现代企业方法的缺点如何，它至少有一个优点，即负担物质品生产费用的人，总可以得到对它们所支付的价格。建筑工厂、蒸汽机、住宅、或蓄奴的人，当这些东西仍归他所有时，他总能得到它们所提供的一切纯服务的利益。如他把这些东西出售，则他取得一种价格，这种价格等于对它们未来服务所估计的纯值；因此，他把开销扩展到一点，在该点，他认为没有适当理由设想，任何追加投资所带来的利益会对他有所补偿。他必须谨慎而勇敢地行事，以免在同那些采取较果断较有远见的决策的人们的竞争中遭到失败，从而最后从主宰世界贸易的行列中淘汰出去。竞争的作用和生存斗争适者生存，最终有使工厂和蒸汽机的建筑落在那些人手中的趋势，这些人善于使各项开支对作为生产要素的价值的增益大于它的成本。但是，在英国工人的教养和早期训练方面的资本投资，却受到种种限制，如社会各阶层中父母们的资产，他们的预见能力，和牺牲自己以成全子女的意向。就上层社会而言，这种祸害的确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在上层社会中大多数人都能清楚地预计将来，并“以低利率加以折算”。他们尽量设法为自己的儿子选择最好的终身职业，以及该业所需要的头等训练。他们愿意而且也能够在这方面支出巨大的费用。尤其是自由职业阶级，一般都愿意为他们的子女储蓄一部分资本，同时更注意把这宗资本投在他们身上的机会。一旦高级职业中有一个新的机会，而这又需要专门的教育，那末，为了争抢这个职位，将来的报酬也不必高出现在的用费很多。但在下层社会中这种祸害却为害很大。因为父母的境遇不佳，所受的教育有限，和预计将来的能力的薄弱，都使他们不能把资本投在教育和培养他们的子女上，像用同样的自由和勇气运用资本来改良一个管理得法的工厂中的机器一样。工人阶级的子女很多都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他们的住宅条件既不能促进身体的健康，也不能促进道德的健全。虽然现代英国的教育并不算很坏，但他们所受的教育却很少。他们没有机会广见世面，或领悟高级企业工作，科学和艺术的性质。他们早期所遇到的是艰苦而费力的劳动，而且大多数都终生从事这种劳动。至少是他们带着那些未发展的才能进入坟基。如果这些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则它们对国家物质财富（且不说更高的目的）的增加，等于补偿发展这些才能所需费用的许多倍。但是，此刻我们所必须特别加以强调的一点是，这种祸害是积累性的。一代的儿童吃得愈坏，他们到了成年所赚的工资愈少，而适当满足他们子女的物质需要的能力也愈小，如此相沿，一代不如一代。此外，他们的能力发展得愈不充分，则他们对发展他们子女的才能愈不重视，因此，他们这样做的动力也愈小。反之，如有某种变化给予一代工人以优厚的报酬和发展他们才能的机会，则它将增进他们所能给予他们子女的那些物质和道德的利益。而在增长他们自己的见识、智慧和远见的同时，这种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也将使他们更愿意牺牲自己的快乐，以谋求子女的幸福。现在甚至在那些最贫困的阶级中，就他们的知识和资力所及，也有很大的这样一种愿望。第三节　续前。出身于上层社会的人比出身于下层社会的人所占的优势，大半在于父母所给予他们的较好的门径和立业机会。而这种立业机会的重要性，从比较工匠和非熟练工人的儿子的境遇中看得是再清楚不过了。非熟练工人的儿子易于接近的熟练行业是不多的。在大多数的场合，儿子总是追随父亲的职业的。旧式家庭手工业时期，子从父业几乎是一个普遍的规律。甚至在现代条件下，父亲在使儿子参加自己的职业方面也往往拥有许多的便利。雇主和监工对他们那些亲信的孩子的照顾，一般比对他们负责照顾的孩子还要多。在许多行业中，一个孩子甚至在参加工作后，除非他跟着他的父亲或他父亲的朋友工作，他们任劳任怨地教他，并使他做一种需要细心辅导但有教育价值的工作，则他似不可能进步得很快，和站得住脚。工匠的儿子还有其他方面的有利条件。他所住的房子一般都较好，而较清洁，和普通工人相比，他所处的物质环境也较风雅。他的父母似受过较好的教育，对他们的子女有较高的责任感。最后而最重要的是，他的母亲似能把她的大部分时间消耗在家务上。如我们把文明世界的一国同他国，或英国的一部同他部，或者英国的一业同他业相比，我们就会发现，工人阶级的堕落，大体上是和妇女所做的粗笨工作的数量成比例的。一切资本中最有价值的莫过于投在人身上面的资本。而这种资本最宝贵的部分是来自母亲的照顾和影响，如果她保持着她那和蔼和仁慈的天性，而这种天性并没有被非女性的工作的折磨所僵化。这就使我们注意到上述原理的另一个方面，即在估计有效率的工人的生产成本时，我们必须以家庭为单位。总之，我们不能把有效率的人的生产成本当作一个孤立的问题来看；它必须被看成有效率的人和那些妇女的生产成本这一较大问题的一部分，这些妇女善于使她们的家庭生活过得愉快，善于把她们的子女培养成身心健全、诚恳纯洁和文雅而勇敢的人。第四节　续前。随着青年的长大成人，他的父母和教师的影响逐渐减少；从此以后直到他死为止，他的性格主要是由他工作的性质和他的同事、游伴与同教人的影响形成的。关于成年人的技术训练，和旧时学徒制的衰落及其代替的困难，我们曾说了许多。这里我们又遇到这样一个困难，即不论谁用自己的资本来提高工人的本领，而这种本领终归是工人自己的财产；因此，对于帮助工人的那些人来说，美德，大半就是他们的报酬。的确，报酬优厚的劳动，对那些旨在领先并企图用最先进的生产方法生产优质产品的雇主来说，实际上是廉价的劳动。他们之所以给予他们的工人以高工资和对工人加以细心的训练，一则由于这样做对他们有利，二则由于使他们宜于领导生产技术的那种性格也可能使他们对为他们工作的人们的福利发生莫大的兴趣。虽然这类雇主的人数在日益增加着，但他们毕竟是相对的少数。即使投资给他们的利益和改善机器的利益相同，他们往往也不能使投在训练工人上面的资本，像他们应当投的那样多。而且他们一想到和农场主处于相同的地位时，就放弃投资的打算，该农场主在佃权朝不保夕和改良的报酬毫无保证的条件下投下自己的资本来提高地主土地的价值。此外，在付给工人高工资和关心工人的福利与文化方面，这个慷慨的雇主所提供的各种利益也不会在他那一代消失。因为工人的子女分享这些利益，长大以后，身体和性格必因此而更加健壮和坚强。他所支付的劳动价格，势必成为增加下一代高级工业能力供给的生产费；不过这些能力将为他人的财产，他们有权利按最高的价格出售。雇主甚或他的子女都不能指望获得他所曾作的那件好事的大量物质报酬。第五节　第二个特点。工人和他的工作是分不开的。在劳动所特有的需求和供给作用的那些特点中，我们必须研究的第二个特点是，当一个人出卖他的服务时，他必须亲自到服务场所。对售砖的人来说，不论该砖是用来建造宫殿，或修砌阴沟，这对他毫不相干。但对出卖劳动的人来说，因为他负责完成一定困难的工作，而工作场所是否有益于人的健康和令人愉快，他的同事是否如他的理想，这对他却有很大的关系。在英国某些地区残存的长工制中，劳动者对他的新雇主的脾气打听得就像他出多大的工资那样审慎。劳动的这个特点在许多个别场合是极其重要的，但它往往不发生上述特点所发生的那样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一业的机遇愈不能令人满意，则吸引人参加该业所需要的工资自然也愈高；但这些机遇是否有持久而广泛的害处，要看它们是否损害人的健康和体力，或是否减弱人的性格而定。当它们不属于这一类时，它们只是本身所存在的祸害，除此以外，一般不会引起其他的祸害；它们的效果很少是积累性的。既然一个人除非亲自到劳动市场就不能出卖他的劳动，由此可知，劳动的流动性和劳动者的流动性是可以互用的名词。不愿离家，不愿弃绝旧交（也许包括他心爱的小宅和祖坟在内），往往阻止他到一个新地方去寻求较高的工资。如家庭的成员各有各的职业，则迁移对一个人有利，而对他人不利，工人和他的劳动的不可分离性，大大阻碍了劳动的供给随着对它的需求而转移。不过这点以后还要讨论。第六节　第三个特点与第四个特点。劳动力是可以毁坏的，它的卖主在议价中往往处于不利地位。此外，劳动往往是在特别不利的条件下出卖的，这些不利源于一系列相互密切联系的事实；即劳动力具有损耗性；出卖劳动力的人一般都是穷人，手头没有积存；离开劳动市场，工人就无法保存劳动。损耗性是各种劳动所共有的属性。工人在失业时所损失的时间无法挽回，虽然在有些场合下他的精力可借休息而得到恢复。不过应当记着，物质生产要素的工作力很多也具有同样的损耗性；因为停工时无法赚取的大部分收入，完全损失。如工厂或轮船闲而不用，则的确可以节省某些耗损，但这种节省，较之厂主所牺牲的收入，往往是微不足道的；因为预付资本的利息和资本由于新发明的贬值或陈旧的损失，都不能得到补偿。此外，许多可卖的商品也具有损耗性。在1889年伦敦码头工人的大罢工中，很多船上的水果、肉类等的易腐性，对罢工工人起了极其有利的影响。缺乏准备金和支持长期不售之力的薄弱，差不多是各种体力劳动者所共有的特点，这特别适用于那些非熟练工人，一则因为他们的工资很难使他们有积存的余地，二则因为他们中间有些人停工时，而能代替他们的人很多。当我们讨论职工会时，我们就立刻知道，把自己组成强大而持久的工会，从而在与雇主议价时处于平等地位，这对非熟练工人比对熟练工人要难得多。因为一定要记着，雇一千个工人的雇主，他本身就等于劳动市场一千个买主的绝对坚强的结合体。不过，以上所述，并不适用于一切劳动。家仆，虽然手中没有很多积存，也很少有任何正式工会，但在行动上有时比他们的主人更加一致。伦敦上流社会家仆的实际工资总额，较之需要相等能力和熟练程度的其他职业，是高得多的。可是相反地，那些非特殊熟练的家仆受雇于不很富裕的主人时，往往不能为自己争得像样的条件；他们的工作很苦，而所得的工资最低。就工业上的最高级劳动来看，我们发觉，他们在和购买他们劳动的买主议价时一般都占优势。自由职业阶层中很多人，比他们的绝大多数顾客都较富，积蓄较多，知识较广，并在出售服务的条件方面所采取的协作也较强。如果要进一步证明，出卖劳动的人在议价方面一般所处的不利地位，取决于他的境遇和本领，而不取决于他所必须出卖的特殊商品是劳动这一事实，则最能证明这点的是比较名律师、名医生、名歌手或名马术师和那些较穷的独立商品生产者的情况。例如，在边远地区搜集贝壳并准备在大的中心市场出卖的人，他们的资金储备不多，见识不广，并且对国内其他地区生产者的情况所知也有限，而收买贝壳的那些人却是批发商组成的一个严密的小团体，他们有广博的知识和较多的资金储备，因此，贝壳的卖主在议价方面处于不利的地位。出售手织花边的妇女儿童，和出卖家具给经理商的伦敦东端的小老板，也大都是如此。的确，体力劳动者作为一个阶级，在议价方面处于不利的地位。凡有这种不利的地方，它的影响也极易流传于后世。因为雇主之间倘有竞争，他们似不致把劳动的价格抬得远低于它对他们的实际价值，这就是说，似不致抬得远低于那种最高价格，而这种最高价格他们宁肯支付而不愿弃而不用，但是，凡降低工资的事情，也使工人劳作的效率趋于降低，从而，使雇主宁肯支付而不愿弃此劳作而不用的价格趋于降低。所以，劳动者在议价方面的不利有两种积累性的效果：它降低他的工资；而工资的降低，如我们所知道的，又降低他的工作效率；从而降低他劳动的正常价值。此外，它减少他作为一个议价者的效率，因此，使他以低于它的正常价值的价格出卖他的劳动的机会也有所增加。经济学原理--第五章　劳动工资（续）第五章　劳动工资（续）第一节　劳动的第五个特点是在于提供专业能力所需要的训练时间很长。我们所应当讨论的劳动供求作用的另一特点是和上述特点密切联系的。这个特点在于培养和训练有工作能力的劳动所需要的时间是很长的，这种训练所产生的报酬也是很慢的。这种对将来的贴现，这种有意识地使训练费用很高的劳动的供给和对它的需求相适应，可从父母为自己的子女选择职业和力求栽培他们取得比自己有更高的地位上清楚地看出来。关于这点，亚当·斯密曾说：“如购置一架贵重的机器，则该机器在用坏以前所完成的优异工作，须足以收回所投下的资本，同时至少要提供普通的利润。用很多劳动和时间学习一种需要特别技能的职业的人，可以同那种贵重机器相提并论。他所学的工作，须足以超过一般工人的普通工资，除。收回全部教育费外，同时至少要有相等价值的资本的普通利润。而且这必须在相当的时间内实现，原因是如机器的寿命有定一样，人的寿命是不定的”。但是，这种说法只能当作一般趋势的概括。因为父母培养和教育子女的动机有别于引诱资本家购置一架新机器的动机，除此以外，取得赚钱能力所延续的时间，一般说来，人较机器为长；因此，决定报酬的种种情况比较难于逆料，供给和需求的适应也比较缓慢而有缺点。虽然工厂、房屋、矿井和铁道路堤的寿命比它们的建造者要长得多，但这毕竟是一般准则的例外。第二节　父母为其子女选择职业时必须展望整个一代；预见未来的困难。从父母为子女选择职业到获得该业的充分报酬，其间至少需要一代的时间。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间，该业的性质很可能发生根本变革，其中有些变化也许早有预兆，但另外一些变化即使是机敏的熟习该业情况的人也是无法预见的。几乎在英国各地，工人阶级经常为自己和他们的子女留意有利的职业机会。他们向居住在其他地区的亲戚朋友探听各种情况，如关于各业中的工资以及附带的利益和不利。但是，要确定他们给自己子女所选择的那些职业的未来命运的原因，却是十分困难的。而且这样苦思熟虑，多方探究的人也是为数不多的。大多数的人不加思索地断定，各业当时的情况足以说明它的未来；就这种习惯的影响所及，一业中的劳动供给，不论在那一代，有依照前一代的报酬，而不依照当代报酬的趋势。此外，有的父母看到一业的工资比同类的其他职业高了几年时，就断定以后也要继续涨下去。但是，从前的增加，往往由于暂时的原因，即使以前没有大量劳动流入该业，工资增加以后接着是下降，而不是进一步的上涨。如有大量的劳动流入该业时，结果是劳动的供给过多，则工资在很多年内将低于它的正常水平。其次我们必须记着这样一个事实，即有些行业，虽然除了从事该业的人的儿子外，别人不容易接近，但很多人都是由他业的同级工人的儿子补充的。因此，当我们认为劳动的供给以负担教育和训练费的那些人的资金为转移时，我们总是以全级，而不是以一业为单位。如果劳动的供给是由用以支付它的生产成本的基金所限制，则不论在哪一级中劳动的供给是由前一代（而不是本代）该级劳动的工资来决定的。可是，不应当忘记，社会上各级工人的生殖率，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其中对将来的审慎计算只居于次要地位；甚至在一个像现代英国那样不重视传统的国家里，习惯和舆论有很大的影响，而这种习惯和舆论是由过去几代的经验形成的。第三节　成年劳工的移动由于对一般能力的需求的增长而日趋重要。但是，我们不应当忽略那些使劳动的供给随着对它的需求而转移的因素；如成年人从一业转向他业，从一级移到他级，从一地移到他地。虽然特别的机会的确有时候可以使下级劳动的潜在能力得到迅速而有效的发挥，但从一级移到他级很少是大规模进行的。例如，某新国家的开辟或美洲战争事件，会从低级工人中间提升许多的人，他们也能担负这种困难和责任，不过这种事情毕竟是罕见的。但成年人的转业和迁移在有些场合是如此频繁而迅速，以致大大缩短劳动的供给随着对它的需求而转移的时间。从一业易于转向他业的一般能力，较之某工业部门专门需要的熟练程度和技术知识，是一年比一年重要了。因此，随着经济进步而来的，一方面是工业方法的千变万化，从而，预测下一代对任何一种劳动的需求愈益困难，另方面是纠正供求调节中的错误的力量也在日益增加。第四节　重申长期正常价值和短期正常价值的区别。与补偿任何特定工作中所引起的疲劳的报酬相区别的，技能的特殊报酬的变动。现在我们转向这一原理，即得自某商品的生产工具的收入，在长期内对该工具的供给和价格，从而对该商品的供给和价格，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在短期内，没有时间使得它充分发挥这种作用。我们要问的是，如不把这个原理应用于物质生产工具，该工具只是达到生产目的的手段，而且又是资本家的私有财产，而是把它应用于人类本身，他们既是生产的目的，又是生产的手段，同时自己归自己所有，则该原理应当作哪些修正？首先我们应当注意的是，因为工人的增殖较慢，而消耗也较慢，所以，我们对“长期”一词必须从严格的意义上来理解，如我们所讨论的是劳动的正常需求和供给的关系，而不是普通商品的正常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则“长期”一词一般含有更长的时间。有许多问题存在，其中时间长得足以使普通商品的供给，甚至生产上所需要的物质工具的供给和对它们的需求相适应；时间长得足以使我们有理由把该时期普通商品的平均价格看作“正常”价格，看作和它们的正常生产费（就其广义而言）相等；但是它长得不足以使劳动的供给适应对它的需求。因此，该时期的平均劳动报酬全然不是工人的正常报酬。而这种报酬的决定宁可归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劳动的供给量，另方面是对劳动的需求。这点需要进一步加以讨论。第五节　续前。商品价格的市场波动是由需求同市场上或易于运进市场的商品供给量的暂时关系来决定的。当市场价格高于它的正常水平时，能趁高价格及时供应市场以新商品的人，就能得到额外高的报酬；如果他们是自食其力的小手工业者，则此项价格增加的全部都成为他们报酬的增加。不过，在现代工业世界中，承担生产上的风险和受价格上涨之利及其下降之害的人，首先是产业资本家。在生产商品时所用的直接开销，即商品的直接（货币）成本以上的纯收入，暂时是以各种形式投于他们企业上的资本（他们的才智和能力也包括在内）所得的报酬。但是，当商业景气时，雇主们彼此展开竞争，各人都想扩大企业，力求获得尽可能多的高额利润，于是竞争的压力使雇主们同意付给工人较高的工资，以便取得他们的服务；即使雇主们的行动一致，一时拒绝作任何让步，他们的雇工的联合也会迫使他们增加工资，否则市场繁荣所提供的利益行将消失。结果一般是，不久这种利益的很大一部分都归工人所得；只要繁荣继续存在，他们的工资总保持正常水平以上。例如，当1873年通货膨胀达到最高峰的时候，矿工的工资很高，这种高工资是由当时对矿工劳动的需求和现有矿工熟练劳动量（转入矿业的非熟练劳动可以算作具有相同效率的一定数量的熟练劳动）决定的。如果当时不可能输入这种非熟练劳动，则矿工的工资只受两方面原因的限制：一方面是煤的需求弹性，另方面是矿工子孙的逐渐达到工作年龄。事实是，从他业所吸收的人，多不愿离弃本业，因为如留在本业，他们也许可以得到很高的工资。当时煤铁业的繁荣只是信用膨胀浪潮的最高峰。这些新矿工对地下工作很不习惯，工作上的不适对他们的身体影响很坏，同时因缺乏技术知识，工作上的危险有所增加，又因技巧不精，也浪费了他们很多的精力。因此，他们的竞争并不能缩小对矿工熟练程度的特别报酬的增加幅度。当信用膨胀的浪潮急转直下的时候，那些最不宜于采煤的新矿工都纷纷离开矿场；即使当时留下的矿工，也人浮于事，从而，他们的工资下降；这种下降直到那些最不适宜于煤矿的人可在他业获得较高的工资这一限界为止。这种限界是最低的限界，因为信用膨胀的浪潮，当1873年达于最高点的时候，曾摧残了殷实的企业，损害了繁荣的真正基础，几乎使各业或多或少地处在不健康的萧条状态中。第六节　续前。我们已经指出，得自正在消耗的改良品的收益，只有一部分能算作它的纯收入。因为在计算任何纯收入以前，必须从这些收益中扣除等于改良品资本价值的消耗额。同样，要算出机器的纯收入，就必须扣除机器的使用成本和耗损。既然矿工和机器一样易于耗损，在计算他的熟练劳动的特别报酬时，也必须从他的工资中扣除这种耗损。但在矿工场合还有另外一种困难。因为机器的所有者一旦扣除机器的使用成本（包括耗损在内）之后，并不因机器开工的时间很长而遭受损失，而熟练劳动者则不同，他确实因工作时间很长而有所损失，他所受的额外不便很多，如缺乏休息和没有行动自由等等。设矿工第一周只工作四日，赚工资一镑，第二周工作六日，赚工资一镑十先令，则在这多赚的十先令中只有一部分可当作他的熟练程度的报酬，因为其余部分必须当作他所增加的疲劳和耗损的报酬。综上所述，可作出结论：各种东西的市场价格，亦即短期价格，主要是由对它的需求和它的现有存量的关系来决定的；而在任何生产要素（不论人的要素或物质要素）的场合，这种需求是从借它所生产的那些商品的需求“派生”出来的。在相对短的时期内，工资的变动，常随产品售卖价格而变动，而不在产品售卖价格没有变动从前，而先变动。但是由一切生产要素（人的要素和物质要素）而来的收入和它们将来似能得到的那些收入，不断地对那部分人发生影响，这部分人的行动足以决定那些要素的未来供给。于是有一种不断趋于正常均衡位置的趋势，在正常均衡位置下，各要素的供给和对它的服务的需求所保持的是这样一种关系，以致给予要素供给者的报酬，足以补偿他们的劳作和牺牲。如果一国的经济条件长期保持不变，则这种趋势本身必可以使需求和供给相适应，从而机器和人一般都能获得和培养与训练劳动的费用大致相等的数额，生活必需品和习惯上的必需品也同时计算在内。但是，即便经济条件本身不变，而习惯上的必需品由于非经济原因的影响也可以改变。这种改变会影响劳动的供给，从而，减少国民收益，并使它的分配有所变动。实际上一国的经济条件是不断地变动着，因此，劳动的正常需求和供给的调节点也是不断地移动着。第七节　稀有天赋才能的报酬提供一种超过培训费用的剩余，这种剩余在某些方面和地租相似。现在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是，由特殊天赋而来的额外收入应归于哪一类？因为这种收入不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而把人的劳力投在生产要素上的结果。所以，乍看起来有充分理由把它看作生产者的剩余，而这种剩余是由自然所赐与的生产上的优势而来的。如我们所分析的只是个人收入的组成部分，则这种譬喻是有用的，也是站得住脚的。下列种种问题饶有兴味：成功者的收入有多少是由于机会和时运？有多少是由于较好的立业机会？有多少是特别训练上所投资本的利润？有多少是特殊艰苦工作的报酬？有多少留作因拥有特殊天赋而来的生产者的剩余，或租？不过，如我们讨论的是某业的全体成员，又不扣除失败者的低额报酬，则我们就不能任意把成功者的特别高的报酬当作租。因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任何一业的劳动供给，是由该业有希望获得的报酬来决定的。参加该业的人的未来是无法预见的。有的人开始时希望很小，结果证明有巨大的潜在能力，也许靠着运气，而大发横财；有的人开始时希望很大，结果一事无成。因此，成功和失败的机遇应当合起来看，如同渔人的捕鱼有得有失，农户的收成有丰有歉一样。当一个青年自己给自己选择职业或父母给他选择职业的时候，势必考虑成功者的巨额报酬，因此，该报酬是在长期内对寻找职业的劳动与能力的供给所支付的一部分价格，从而，它列入该业真正的劳动正常供给价格或“长期”的劳动正常供给价格。不过，应当承认的是，如果某阶层的人生来就有特殊天赋，只适合于某特定职业，而不适合于其他职业，因此，他们无论如何要搞那种职业，那末，当我们讨论一般人的成功和失败的机遇时，他们所得的报酬不能算作额外的报酬。但实际上情况并不是这样。因为一个人在任何职业上的成功大半取决于他的才能的发挥和兴趣的增加，而这些除非在他选定职业之后是无法预见的。至少这种预见和拓荒者对供他选择的各块土地的位置优势和未来的肥度所作的预见一样，是靠不住的。部分地由于这种原因，由特殊天赋而来的额外收入，与其说近似于古老国家中的地租，不如说近似于拓荒者侥幸选中优等土地而来的生产者的剩余。但是，土地和人在许多方面是不同的。这种譬喻，如果搞得过火，很容易张冠李戴。所以，生产者的剩余一词如用于特殊能力的报酬，非有绝大的谨慎是不行的。最后，值得注意的是，上篇第八章至第十一章关于在几个生产部门中可以使用的工具的特别报酬（不论具有租或准租的性质）的论点，也适用于天赋和技巧的报酬。如能用来生产某商品的机器或土地，而用来生产别的商品，则头一种商品的供给价格上涨，虽然上涨的程度不以那些工具在第二种使用中所提供的收入为转移。同样，如能用来生产某商品的技术或天赋，而用来生产别的商品，则前者的供给价格因它的来源缩小而上涨。经济学原理--第六章　资本的利息第六章　资本的利息第一节　利息理论近来在许多细节上有所改进，但没有任何重大变动。中世纪对利息的误解，洛贝尔图斯和马克思的错误分析。不论在劳动或资本的场合，供求关系都不能从它的本身来研究。因为决定分配和交换中心问题的一切因素都是相互制约的。本篇前二章，特别是直接讨论资本的部分，可作为本章和以下二章的导论。但在详细分析以前，不能不略述资本和利息的现代研究同前人研究的关系。经济科学对帮助我们了解资本在现代工业体系中的作用是很大的，但它并没有惊人的发现。经济学家现在所知道的各种重要原理，那些干练的企业家虽不能给予明白而确切的叙述，却早已成为他们行动的借鉴。大家知道，资本的使用，若不能从中取利，必不愿给以相当的代价；也知道，这些利益是各式各样的，有的人借钱是为应付急需（实在的或预测的），并为使本身牺牲将来，以利现在，而给他人付以报酬，使他们牺牲现在，以利将来。有的人借钱是为购置机器及其他“中间”品，并用这些东西生产商品，按有利的价格出售。有的人借钱是为获得旅馆、戏院及其他服务性企业，这些企业是管理者获取利润的源泉。还有的人借房屋以供自己居住，或借资金用以购买或建造住宅；而用在建造房屋上的资源，如同用在机器和船坞等上的资源一样，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是随着国家资源的增加和利率的相应下降而增加的。需要坚固的石料房屋，而不需要木料房屋（短时间内可提供相等的便利），标志着国家的财富日益增加，资本可按较低的利率使用；这种需求对资本市场和利率的影响如同新工厂或铁路的需求对它的影响一样。谁都知道，人们一般是不白借钱给人的；因为他们的资本或它的等价物即使对他们没有适当的用途，但他们总能找到其他的人，这些人使用资本有利可图，从而愿意支付代价而取得资本；他们期待着最有利的市场。人所周知，甚至在盎格罗撒克逊民族和其他性格坚强而富于修养的民族中，愿意储蓄他们大部分收入的人为数极少；近来发明的增加和新国家的开辟，为资本的使用开拓了广阔的道路；因此，大家一般都了解积累财富的供给量远赶不上资本使用的需求量的原因，相权之下，该使用是生财之源，因此，资本出借时，可以取得报酬。大家都知道，财富积累之所以受到限制，利率之所以迟迟不落，是由于绝大多数的人喜欢现在的满足，而不喜欢延期的满足，换言之，由于他们不愿意“等待”。的确，经济分析在这方面的首要任务并不在于强调这种人所共知的真理，而在于指出，这种一般偏好的例外究竟比初看起来多多少。这些真理是人所共知的；它们是资本与利息理论的基础。但是，在日常生活中真理往往以不完全的形式出现。特定关系每每昭然若揭；但彼此自决的各种原因之相互关系却很难窥其全豹。因此，经济学的主要任务，从资本方面来说，就在于阐明在生产、财富积累和收入分配中起作用的各种力量的秩序和它们的相互关系。因此，从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来看，它们中间存在着彼此相互制约的现象。其次，经济学应当分析支配人们选择现在满足和延期满足的那些影响，其中包括作为他们的报酬的安逸和各种活动形式的机会。不过，这种光荣的任务属于心理学的范围；而经济学借用心理学上的理论，再结合别的材料来解决自己的特殊问题。因此，这种分析工作是十分繁重的，本章和以下二章将从事于这种分析：即在达到所希望的目的方面，借助于积累的财富而来的利益，特别是当那种财富采取产业资本形式的时候；因为这些利益或利润包括许多因素；其中有的是属于资本使用的利息（就其广义而言），而有的是属于纯利息，或所谓真正利息；还有的是属于管理能力和企业的报酬，其中包括对风险的报酬；此外还有的属于各要素的结合者多，而属于任一要素者少。在过去三世纪中，科学的资本理论，在这三方面是有它的不断成长和发展的长久历史的。差不多资本理论中的各个主要方面，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亚当·斯密似乎看得不很清楚，而李嘉图却观察得十分透彻。虽然经济学家喜欢强调的方面不同，有的强调这一方面，而有的强调另一方面，但似乎没有正当理由使人相信，自从亚当·斯密以来，其中所经过的大经济学家，有哪个曾经完全忽视了任何一方面，特别肯定的是，凡企业家所熟习的东西，李嘉图这个实际的财政天才也未尝予以忽视。不过，理论一直在进步着；几乎每个人都不是改进某些方面，给予这一理论以较完整而清楚的轮廓，就是有助于解释它的各部分之间的复杂关系。其中为大思想家所发现的各点，以前也不是一无所知的；但是，新的东西总是在不断地增加着。第二节　续前。但是，如果我们读一下上古史与中古史，我们就一定会知道，关于资本对生产所提供的服务和作为它的报酬的利息的性质，是没有明确的概念的。因为以往的历史对我们时代的问题有间接的影响，所以，在这里必须加以叙述。在原始社会中，企业中使用新资本的机会很少，而且一般有财产的人，如自己不直接使用这种财产，有殷实的担保，借给别人而不取分文利息，对他也很少有多大的牺牲。借款的人一般都是贫苦无靠的人，他们需款很急，他们的议价力也很薄弱。至于放款的人，一般不是用余款救济贫邻的人，就是高利贷者。穷人每逢需款时，就向高利贷者登门告贷；高利贷者往往残酷地使用自己的权力，使穷人陷入罗网，忍受莫大的痛苦，而难以自脱。有时他或他的子女竟沦为奴隶。不仅没有文化的人，而且古代的圣贤，中世纪教会的神父和当代印度的英国官吏也常说：“放款者以别人的不幸为自己营业的妙诀，幸灾乐祸，从中取利，借口怜悯，实则为被压迫者打下了陷阱”。在这样一种社会中，值得讨论的问题是，鼓励人们按借据借钱，到时本利同还，是否符合大众的利益？这种借据综起来看，是否一般说来不减少人的总幸福，而是增加它？但遗憾的是，有人曾企图，从哲学上区分贷款利息和物质财富的租金，以便解决这一重大的实际困难问题。亚里士多德曾说：货币是不生产的，放款取息，就等于货币非自然的使用。而追随他的那些经院学派的学者也振振有词地说，出借房或马的人可以收费，因为他牺牲了对该物的享用，而该物又能直接带来利益。但他们认为货币的取息却不能与此相提并论，并且还说，对货币取息是错误的，因为它是对服务的一种取费，而这种服务对放款人却毫无所费。如放款对他确实毫无所费，如他本人不使用该款，如他很富，而借款人很穷，则无疑地可以认为，他应当借钱给人，而不取酬。但根据同样的理由，他也应当把自己不住的房或不用的马借给贫邻占用，而不取酬。因此，这派学者真正指的是，而且实际上给人造成一种极其有害的错觉（借者和贷者的特殊境遇且不去说它）是，出借货币（即对一般商品的支配权）和出借某特定商品一样，在贷者方面没有牺牲，而在借者方面却有利益。他们蒙蔽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借者可用所借的款购买一匹壮马（比方说），这匹马的服务他可以使用，而到期还款时，他可以按原价把马出卖。贷者牺牲了这样的权利，而借者却获得了它。因此，借款给人来买马，和直接借马给人，实质上并没有区别。第三节　续前。历史本身有一部分的重演。在现代西方世界，有一种新的改良冲动，它从另一种关于利息性质的错误分析中汲取了力量，并进一步助长了它的错误。随着文明的进步，给消费者的放款不断地减少，且在全部放款中居于次要地位；而供给企业上使用的资本借贷则日益增加。结果，借款人现在虽不被看作压迫的对象，但有这样一种弊端存在，即一切生产者不论他们所运用的是借贷资本或自己的资本，都把他们所使用的资本的利息算作生产费的一部分，而这种生产费在长期内必须由他们商品的价格补偿，以作为继续营业的条件。由于这点以及由于现代工业体系提供了通过投机的节节胜利而搜刮巨大财富的机会，所以，有人曾经认为，现代利息的支付，对工人阶级有所迫害，虽然它不是直接的迫害，而是间接的迫害；支付利息使工人阶级丧失了相当一部分来自知识增进的利益；从而作出一个实际结论：为了公共的福利和正义，除了生活资料，不许私人占有任何生产资料，或公用事业。这个实际结论，曾经得到我们所应注意的那些论点的支持；但此刻我们只是讨论威廉·汤姆逊，洛贝尔图斯和马克思等人在捍卫这个结论时所用的学说。他们认为，劳动总能创造一种“剩余”，即除了工资和用于辅助劳动的资本的耗损以外的剩余；工人所受的迫害，在于这种剩余为他人所剥削。但是，全部剩余是劳动产品这一假设，已经假定了他们最后要证明的东西，可是他们并没有证明；同时这个假设也是错误的。纺纱厂中的纱，除去机器的耗损，就是工人的劳动产品，这是不真的；纱是工人的劳动和雇主与所属经理的劳动以及使用资本的劳动的产品，而资本本身又来自劳动和等待。因此，纱是各种劳动和等待的产品。如果我们只把它看作劳动的产品，而不看作劳动和等待的产品，则无情的逻辑无疑地迫使我们承认，利息（即等待的报酬）没有理由存在；因为结论已经包含在前提里面。洛贝尔图斯和马克思勇于承认他们的前提来自李嘉图，但是它实际上违背李嘉图价值理论的精髓，如同违背常识一样。换言之，果真满足的延期，在延期者方面一般引起牺牲，如同额外的劳作在劳动者方面引起牺牲一样；果真这种延期使人有可能利用最初成本很大的生产方法，但通过这种生产方法正如通过增加劳动一样，确实能使总幸福增加，则一种东西的价值纯粹由消耗在它上面的劳动来决定，就不能信以为真。确立这一前提的种种尝试，势必暗中假设，资本所提供的服务，是一种提供时无需作出牺牲的“免费”品，从而不需要利息作为诱使它存在的报酬。这就是上述前提所需要证明的那个结论。洛贝尔图斯和马克思对苦难者的深切同情，永远会博得我们的敬意，但他们认为是他们的实际倡议的科学根据的那些东西，其实只不过是一系列的循环论点而已，大意是说利息在经济上没有存在的理由，殊不知这个结论早已暗含在他们的前提之中；虽然在马克思方面，它是披着黑格尔神秘词句的外衣，像他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中所告诉我们的那样，他用这些词句来“卖俏”。第四节　借款人所支付的总利息，既包括纯利息又包括风险（实际的与个人的）保险费和管理报酬。因此，它不像纯利息一样有相等的趋势。现在我们就进行我们的分析。当我们说利息只是资本的报酬，或只是等待的报酬时，我们所指的利息是纯息，而一般人所指的利息一词，除纯息外还包括其他因素，这种利息叫做毛息。商业上的抵押和信用组织愈处于低级萌芽阶段，则这些追加因素愈显得重要。例如在中世纪时，当一个王公决定预征他部分的未来收入时，也许借了一千两白银，并且答应年终偿还一千五百两，但是否履行诺言，却没有完全的担保；而放款人也许宁愿有绝对的把握，年终收取一千三百两，而不愿要那种空洞的诺言。在这种场合，放款的名义利率为50％，而实际利率却为30％。扣除风险保险费的必要性是如此明显，以致它往往不为人所忽略。但较不明显的是，各种放款对放款人总会有些麻烦；同时从放款的性质来看，如它所冒的风险很大，要尽量减少这种风险，则往往需要很多的辛苦，因此，其中很大一部分在借款人看来是利息，而从放款人的观点来看，只不过是管理一种麻烦事情的报酬而已。现时英国的纯息大约年息略低于三厘。因为投资于头等有价证券给投资者所带来的稳当收入，既没有烦扰，也没有其他开销，故不能超过三厘。当我们看见那些能干的商人用完全可靠的抵押品按四厘借款时，我们可以认为，四厘为毛息，其中有略少于三厘的纯息，放款人的管理报酬则略多于一厘。此外，典当业几乎是无风险可冒的。但是当铺商放款的利率，一般为年息二分五厘，或二分五厘以上。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管理这种棘手营业的报酬。或用一个极端的事例来说，伦敦、巴黎有些人（说不定别处也有），专靠贷款给小菜贩为生，每天早上放款，以供购买果类之用，到晚上货物售完以后，按利率一分收回借款。这种生意的风险很小，而赔钱的机会也不多。以日息一分的利率借出一法寻（四分之一便士——译者注），年终即可得十亿镑。但是，专靠贷款给小菜贩，是不能变成巨富的；因为没有人能够按照这种方式借出大量的款项。对这种放款的所谓利息，其实差不多完全是某种工作的报酬，而这种工作资本家乐于从事的极少。第五节　续前。如某企业所使用的资本多系借贷资本，则往往发生额外风险，对于这种风险加以较仔细的分析是必要的。设有甲乙二人，他们都经营相同的企业，甲所使用的资本是自己的资本，而乙所使用的资本主要是借贷资本。有一类风险是二者所共有的风险。这类风险叫做他们所从事的某特定企业的企业风险；企业风险产生的原因很多，其中如原材料和成品市场的变动，式样的突然改变，新的发明，附近强大的新竞争对手的出现等等。此外，还有另一类风险，负担这类风险费的人不是别人，而是借用资本的人。我们可以把这类风险叫做个人风险。因为借给别人资本供他营业上使用的那个人，必然要收取很高的利息，以防意外，这种意外可能来自借款人的品质上的缺陷或能力的薄弱。借款人的能力、精力和诚实有时看起来似乎很大，其实不然。他不像使用自己资本的人那样能正视失败，在投机事业稍有不利时，立即停止进行。相反地，如果他的人品不高，则他对自己的损失也许感觉不太敏锐。因为如果他立即停止，他势必失去一切。如果他继续进行投机，则任何额外损失将落在债权人身上，而任何利益将属于自己。许多债权人由于债务人这种半欺骗的怠惰行为而遭到损失，也有少数人是由于蓄意欺骗而受损失的。例如，债务人可以用各种狡猾手段来隐瞒实际上属于债权人的那些产业，等到破产宣告以后，他可以另创新业；并逐渐动用他所隐藏的基金，而不致引起太大的嫌疑。这样，借款人因使用资本而付的价格，在他看来是利息，而在放款人看来却是利润，因为它包括一笔往往很大的风险保险费，和这件工作的管理报酬，这件工作在于尽量减少风险，而且本身往往是十分费力的。这类风险和管理工作的性质如有改变，自然会引起所谓毛息（因使用货币而付的利息）的相应改变。所以，竞争的趋势并不是使毛息趋于相等；相反地，放款人和借款人对借贷情况摸得愈透，则有的人比别的人按较低利率获得贷款的可能也愈大。通过组织得十分完善的货币市场，资本从过剩的地方移向不足的地方，或从正在收缩的某一企业部门移向正在扩大的另一部门，关于这种市场，我们只好放在后一个阶段来研究。现在我们甘于默认的是，在同一个西方国家，对两种投资所贷资本的纯利率如稍有不同，将引起资本的流动，也许通过间接的孔道，从一种投资流向另一种投资。的确，如果两种投资的规模都很小，而充分了解这种投资的人也不多，那末，资本的流动也许是很慢的。例如，某人以很小的抵押也许付息五厘，而另一个人以同样的抵押却只付息四厘。但是，在大宗借贷中，纯利率（就与其他利润因素分开的利息而言）在英国全国大致相同。此外，西方各国平均纯利率的差异，因交通发达特别是因各国大资本家拥有大量有价证券而迅速减少，而提供相同收入的有价证券在全世界同一天内的售价实际上是相同的。当我们讨论货币市场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研究为什么有些时候可用资本的供给量大大超过另些时候，为什么有时银行家和别的信用机构满足于极低的利率，倘证券没有风险，和需款时可以随时收回自己的放款。这时他们情愿做短期贷款，收取不很高的利率，即使借款人的证券不是头等证券。因为如果他们发觉借款人有缺点，他们可以不继续再借，而损失的风险得以大大减少。因为根据无风险的证券所做的短期贷款只收取一种名义价格，所以，他们从借款人所得的利息几乎全部是风险保险费和手续费。但从另方面来看，这种贷款实际上对借款人并不十分合算：它使借款人陷入风险的重围之中，为了避免这种风险，他往往情愿付出高得多的利率。因为如果有一种不幸事件使他的信用扫地，或如果货币市场的混乱使可贷资本暂时缺乏，即他立即陷入窘境。因此，按名义上很低的利率放款，即便是短期放款，实际上也不能成为上述通则的例外。第六节　利息率一词运用于旧投资时必须慎重。来自总源的资金流入生产中的投资有二：其中较小的一股是加在旧有资本品上的新投资；而较大的一股只是用来补偿已消耗的资本的投资，不管它是由于即期的消费，如食物、燃料等，或由于耗损，如铁路的铁轨，或由于时间因素，如茅草屋顶和商业样本的陈旧；或由于上述各因素的结合。第二股的年流量，甚至在像资本通常采取耐久形式的英国那样一个国家，大约也不会少于资本总量的四分之一。因此，有理由假设，一般资本的所有者大体上能使资本的形式和当时的正常条件相适应，以便从这种或那种投资中获得相同的纯收入。只有在上述假设的基础上，我们才有权说一般资本是在对一切资本形式预期相等的纯息的条件下积累起来的。我们不能不反复申述，“利率”一词，用在旧有资本投资品上，意义非常受限制。例如，我们也许可以说，投于本国工商业的资本，约为七十亿镑，年得纯利三厘。不过这种说法虽然方便，在许多场合也是容许的，但并不正确。我们应当说，如果在各工商业中新投资本所得的纯利率约为年利三厘，则各工商业旧有投资的收入，若以三十三倍乘之（即用三厘利率），以收入还原为资本，则约等于七十亿镑。因为资本一经投于改良土地，建造房屋，铁路和机器，则该资本的价值是它预期的未来纯收入（或准租）折成现值之和；如果该资本在未来产生收入的能力减少，则它的价值相应减少，它的新价值可以从较小收入中减去折旧，再加以资本还原化求得第七节　货币购买力的变动和利息率的变动的关系。除相反情况加以特别说明外，本书始终假定，一切价值都用购买力不变的货币计算，如同天文学家所曾告诉我们的那样，决定一日的开始或结束，并不以实际太阳为标准，而以所假设的中位太阳为标准，这种中位太阳在宇宙中的运行始终如一。此外，货币购买力的改变对贷款条件的影响，在短期借贷市场上是十分突出的，该市场和其他市场在许多细节上有所不同，它们所发生的影响，此刻不能加以充分讨论。但这些影响，无论如何从抽象理论的观点来看，在这里是应当顺便提及的。因为借款人所愿付的利率，是他使用资本所预期的收益的尺度，而这只能根据借款和还款时的货币购买力不变这一假设才能加以测量。例如，设有某人借款一百镑，约定年终偿还一百零五镑。其间如货币购买力提高10％（或物价降低10％），则他比年初非多出售十分之一的商品决不能收回他所应还的一百零五镑；这就是说，假定他所经营的商品和一般商品比较起来没发生价值上的变化，则他必须出售年初曾费他一百十五镑十先令的商品以偿还一百镑的本金和利息；所以，除非他手中的商品价格增加15．5％，则他处于不利的地位。为使用货币在名义上付息五厘，而实际上他却付了一分五厘。相反地，如果当年物价上涨得使货币购买力降低10％，则他可以用年初曾费他九十镑的商品出售一百镑；因此，名义上他付息五厘，而实际上他却因借款而获得5．5％的收入。当我们讨论决定商业活动的繁荣和萧条之交替的原因时，我们就知道，这些原因是和货币购买力的改变所引起的实际利率的改变密切地联系着的。因为当物价趋于上涨时，则人们争借货币，抢购物资，从而推波助澜，使物价扶摇直上；企业既已扩展，则经营管理不免有所忽略和浪费；运用借贷资本的人所偿还的实际价值小于所借的价值，从而，牺牲社会的利益，以肥自己。以后当信用动摇和物价开始下跌时，人人都想脱手商品，保存价值日益增加的货币，从而使物价跌得愈快，而物价的进一步下跌就愈使信用收缩，因此，在长期内物价的下跌是以前物价下跌的结果。我们将知道，物价的变动只是在很小的程度上取决于贵金属供给量的变动。即使用金银复本位而不用金本位，物价的变动也不会有很大的减少。但是，物价变动所引起的祸害是如此深重，以致为减少某些祸害而付出很大的代价也是值得的。不过，这种祸害未必是货币购买力的缓慢变动所固有的，因货币购买力是随着人对自然的控制的改变而改变。同时在这种改变中，有得也有失。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五十年当中，生产技术的改良，和丰富的原料产地的扩大，使人类的劳动效率在获取自己所需要的许多东西方面增加了一倍。如果用商品量计算的金镑的购买力不变，而不是像往常一样，随着人对自然的控制的增进而改变，即对货币工资多半由习惯所决定的那些工人（虽然现在人数日渐减少）是有害的。但这点要在别处加以充分的讨论。经济学原理--第七章　资本与经营能力的利润第七章　资本与经营能力的利润第一节　企业家之间的生存竞争。首创者的劳务。在第四篇的最后几章，我们曾研究了企业管理的各种形式及其所需要的能力；并且知道，我们可以认为使用资本的经营能力的供给是由三种因素构成的：一是资本的供给；二是使用资本的经营能力的供给；三有一定的组织，通过组织把前二个因素结合起来，从而得以进行生产。前一章中我们所讨论的主要是利息，即对第一个因素的报酬；在本章的前几节中，我们将讨论第二和第三个因素的报酬，即我们所谓管理上的总报酬，以后我们将讨论管理上的总报酬和第二个因素本身报酬的关系，后者我们曾叫做纯经营收入。我们必须较仔细地研究企业主和经理对社会所提供的服务的性质，和对他们工作的报酬。我们将知道，决定这些报酬的因素，并不像通常所设想的那样武断，反之，却和决定其他报酬的因素相似。不过，开始时我们必须加以区别。其中应当记起这一事实，即生存斗争往往使最宜于在自己环境中发展的组织方法流行；但所谓最宜于环境的方法，并不必然是对它们的环境最有利益的方法，除非它们所得的报酬恰和它们直接或间接所贡献的利益相适应。而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因为就一般而论，替代原则（它只不过是适者生存这一规律的特殊的有限的应用）有使某种工业组织方法代替另一种方法的趋势，假如前一种方法能以较低的价格提供直接的即期服务。至于两者之一行将提供的间接的最后服务，较之直接服务，一般说来，是无足轻重的。许多企业只要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则在长期内就有可能对社会作出贡献，但是由于上述原因而衰落，倒闭。有些合作社形式的企业尤其是这样。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把雇主等企业家分成二类：一类引用先进的企业方法，另一类则墨守成规。后一类对社会主要地提供直接的服务，对他们的充分报酬也往往是可靠的。但前一类的情况却不然。例如，有些炼铁部门因新近采用了一种比较经济的方法，而能使整个冶炼过程的加热次数减少；同时这种发明既不能专利，也不能保密。设某厂商有资本五万镑，平时每年获纯利四千镑，其中一千五百镑是他管理上的报酬，其余二千五百镑是其他二利润因素的报酬；假定他所做的工作和他的邻人相同，他的能力虽大，但并不在胜任这种特别困难任务的人的平均能力之上；亦即假定这一千五百镑是对他一年的工作的正常报酬。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想出一种新的方法，比当时所惯用的方法减少一次加热，因此，支出没增加，反而提高了年产量，即每年能多售得二千镑的净款。倘他的商品仍能按原价出售，即他管理上的报酬超过平均报酬，一年为二千镑。他得到对社会服务的充分报酬。不过，他的邻人必将采用这种新的方法，在短时间内，所得的利润也许会超过平均利润。但是，竞争使得供给增加，从而使他们商品的价格下降，直至利润回到原有水平附近为止。因为哥伦布倒立鸡蛋的秘诀一旦家喻户晓，就无法因倒立鸡蛋而获得额外高的工资。许多企业家的发明在长期内对于世界有难以估计的价值，可是他们从自己的发明中所得的报酬，甚至比密尔顿从《失乐园》或米拉从《天使》中所得的报酬还要少些。而许多人却由于时运，而不是由于在完成极重要的社会福利事业中所显示的特殊才能，而搜刮了大批财富。很可能，有些企业家死时虽为百万富翁，但生时所得的报酬往往和他们所发明的新方法所给予社会的利益不相称。我们将知道，虽然各企业家的报酬有和他对社会所提供的直接服务成比例的趋势，但这本身决不能证明，现存的社会工业组织是尽善尽美，难能可贵的。而且不应当忘记，我们目前所研究的范围，只是限于探讨现存社会制度下决定企业管理报酬的原因之作用的。首先我们要研究普通工人、监工和各级雇主对社会所提供的服务的报酬的调整。这样，我们会发现，代替原则到处在发生作用。第二节　首先通过监工的劳务与普通工人的劳务，其次通过企业经理的劳务与监工的劳务，最后通过大企业经理与小企业经理的劳务的对比来说明代替原则对管理报酬的影响。我们已经知道，一个小业主所做的大部分工作，在大企业中是由领受薪金的各部门主任、经理、监工等人进行的。这一线索对我们目前的研究将有很大的帮助；最简单的事例就是普通监工的工资这一事例；现在我们就来讨论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