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是银行是否能将利率继续不断地保持在自然率以下，从而迫使价格涨了再涨。假使我们单从银行的资力方面看问题，假使每一个国家的信用制度都已充分发展，那末显然，除了工业用途方面对贵金属的吸收以外，并没有别的限制。货币购买力降低，将打击黄金的生产，如果别的方面情况不变，将增加黄金在工业方面的消耗。等到消费追过生产时，其不足部分将取之于银行的库存，因为除此别无其他来源。但在实际情况下，还有在流通中巨大数量的硬币——或者纸币，在许多国家的银行条例下，这两者是一件东西。当然，限制现在是狭窄得多了。价格的上涨，其影响所及，不及是黄金生产与消费的关系，还有更加重要得多的，是对于货币流通的需求。在公众手里流通的硬币与纸币数量，大都比银行现有准备要大得多。因此价格十分微细的上涨，可以导致银行准备非常严重的缩减。但是，别的情况不变时，价格的上涨，当不致使资金和纸币流通数量作比例的增加，尤其是前者，更不致发生这样清况。即使是我们之中最富有的，他身边大致也不需要携带五十个以上的镍制分尼或马克、十个以上的银马克；正同这个情形一样，黄金的使用有一定的限度，在这个限度以上，大部分支付将使用纸币，而这也有限度，在限度以上，通常是用支票的。价格的普遍上涨，将使支付总计的增加比率超过上述的这一个或那一个分界线，其直接结果将使纸币与支票对金币的比例增高（同时由于银行业务在技术上的不断发展，使支票代替了硬币和纸币）。① 参阅卡尔·海力根斯塔（Carl Heiligenstadt），“对国外汇价的研究”，《国民经济年鉴》，第 59—61卷，1892—3年。但是这个限度是否实际上已经达到，特别是在最近年代，很可杯疑。因为黄金以银行准备的形态在增进中，而纸币发行则往往在法定限度以下。有些人根本否认现有黄金存量与价格水平之间存在着任何关系，这些人对于这个因素的作用更加不能支持了。因为银行如果在实际上由于其准备的关系不能降低其贴现率，那末在复本位制主义者是认的这一因素即价格趺落原因之所在的，这又拿什么来答复他们呢？①贴现率在近年比 1873 年以前的时期为低，这一事实在这里是不相干的。我们已经指出，问题决不在于利率的绝对水平，而是在于贷放利率与不受约束的利率（资本自然利率）的相对的水平。②如果认为目前各银行的准备大而无当，可以减低，不致危及其资力，则同时也必须承认，银行如其愿意的话，仍可进一步降低其利率；至多也只是由于不必要的严厉的法律限制，才使它们不能这样做。沙林所表示的意见很难理解。他说，”黄金之所以堆积在银行，并不是作为一种商品找不到用途，而是由于大量租存的资本找不到有利用途，乃以黄金来体现，存贮在银行里，同时也需要此项黄金来休现它们”。③所谓未用的实物资本，也就是待销的商品存量，同生产与消费的量对照时，前者对后者的比例，在今天是否比以前有所增巨，这必须看作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即使情形是这样，即使希图将在银行里存而未用的黄金看作是商品存量的“体现”，当贸易进展时，可以成为买进和卖出的工具——这样说法是纯隐喻的——但仍然没有理由，为什么银行不能即时用贷款的方法将黄金献出。假使它们不愿意这样做，那就是说，不愿意将利率降低，那未必有它们的理由，这其中的一部分我们即将谈到。价格下跌的直接原因就在这里，而不是什么“黄金的不足”。事实上，沙林在他极有名的讨论的结论里，自己也承认，现在各银行的黄金存量，从任何角度看，都是过分地大的。现在我们要转向相反的问题。有没有什么东西在阻碍着银行，使它不能将利率保持在自然率以上？显然，这已不再是一个银行的资力问题——如果在别的方面，在通常意义下的银行资力（即资产超过负债）没有问题的话。现在已经单纯地是银行的经济利益问题。①根锯我们的理论，说明将利率保持在自然率以上这样的行动，将使价格不断下跌，使黄金的购买力不断提高。黄金的生产将更加有利，假使别的情况不变时，其产量将增加，虽然大致不会增加得太多；而黄金的消耗则将缩减，更加重要的是由于价格变动的结果，数量越来越大的黄金和纸币将退出流通，流入银行。诚然，人口和经济福利同时的任何增迸以及金融制度的任何发展（以经济自然制度作牺牲），将起到一些缓和作用。但另一方面，由于金融制度的发展，使信用与银行服多的使用不断扩大，结果货币退出流通的倾向将日益加甚。我们已经提到，银行对于这些存入的资金，即使实际上并不需要，也不得不加以接受，照付利息；而且所付利息，不得不仅仅是略低于它们的贴现率，否则将受到私人贷放的竞争（中央银行的情况是例外，其理由在这里无须讨论。无论如何，在中央银行累积的黄金，大部分并不是由存款而来，而① 参阅亚伦特（O.Arendt），《契约规定的复本位制》，第 1 卷，第 166 页起。② 原文为“往来利率”（Verkehrszins）——原译者。③ 《普鲁士年鉴》，1895 年。并参阅《国民经济杂志》（哥本哈根），1895 年。① 随后可以看到，这个因素关于对利率加以最低限度一点也是有作用的。是由于纸币的兑换，因此一部分是存在别的银行的库里的）。银行可以利用这些存款来购置生利的债券和股票，但这样并不能消除货币的过剩现象，因为这样出笼的货币，还是要寻找用途的。最后银行没有别的办法，只有降低贴　现率，借以刺激在减退中的货币需求。这就抑制了或战胜了价格的涨势，于是货币流通仍然足以吸收黄金与纸币过剩数量的情况，不久即可达到。这样就使我们有信心地期望着，银行利率，或者更广泛些货币利率，最后总是要同资本自然率相一致的，或者更恰切些，总是倾向于同不停地变动的自然率趁于一致的。但这样的结果是否能充分迅速地获得，由此当资本率上升时（以致货币率落在自然率之下），可以防止价格上涨，或者当资本率下降时（结果货币率高于自然率）可以避免价格逐渐低落，似乎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对这一问题要作彻底探讨，从而对种种错综复杂的情况要进行考察时，需要洞悉银行技术方面的奥妙，不幸我在这方面所掌握的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问题与部分联系到的因素，往往是背道而驰的。比如，在发行银行方面，只要是能在纯粹银行①担保下发行纸币，则为了它们的利益，发行量是多多益善的，它们可以暂时满足于因价格上涨而稍低一些的利率，由于流通工具需要的不断增进，结果是不久即可使它们提高利率的。如果纸币成为唯一的流通工具，则发行量的大小将是无关紧要的问题；因为那时货币的价值将与发行量的大小按反比例变动。但是如果银行能用它们的纸币来代替全部或一部分别的工具如汇票、支票和现款时，那就不再是这样情形了。有些银行，它们不发行纸币，而自己拥有很多资本，这些银行的利益所在，就位于同上述正相反的方向。利率提高，它们的利润增加，因之而起的价格下跌，对它们并无所损——事实上是，黄金的购买力愈高，其自有财产的价值也愈大。最后逐有些银行，它们既不发行纸币，也没有多大资本。对它们来说，价格水平和利率的量，这两者都差不多是全无关系的问题（它们利益的来源，主要在于贷出和借入两方利率的差异）。但是现在我们要讨论到一个新的、也是很微妙的问题。如果银行规定的贴现率，以及因之而起的存款率，过低于自然率，许多资本家将收回其存款，在股东或挂名合伙人的外貌下，把自己变为企业家。这将不致于危及银行的资力，或者至少不会象乍看时那样的严重。在纯粹支票经济下，存款的收回，随之而起的必然始终是（就各银行全体而言）新存款的发生和贷款的偿还。就我们所讨论的情况来说，这一点是必须认清的。由于很多的资本家转变为企业家，若其他情况无变化，则以借入资本经营的业务活动，势必减退。这类借户，此时感觉到借入的贷款，部分已无需要，就把它还给了银行。结果银行的活动范围将有所缩减，或者至少不能同价格上涨，也即币值低落时，获得同样程度的扩张。如果银行对贷款和存款利率规定得太高，则相反的情况将发生——银行活动与价格水平对比，将相对地扩大。由此可见，在银行方面，利于将利率保持在高的而不是低的水平。但其间总是含有一种危险，企业精神将受到锉折，这对银行的有利地位来说，其意义是相反的。上面已经提到，对这些不同因素在银行业务实践中的重要性要予以评价，实非我力之所及。我准备提到一个特点，普遍认为对银行政策的决定极关重要的，这就是习惯和常规的影晌。一个银行经理，居于负高度责任的地位，许多地方是取决于他的行动的。如果他为人是谨慎的，他就不去想到去投入冒险的行动和尝试。他是常规的奴隶，他的银行奉行着由经验证明的惯例，除非情势完全变化，他是不会脱离正轨的。关于银行政策，为什么要保持固定的管理规则，①还有一个有力得多的理由。因为不论是独个银行，或独个国家的若干银行，不能单凭己意，擅作任何变更，必须与别的银行所采行的程序取得协调。公开市场也许呈现着似乎比较灵活的现象，但实际上这是肯定的，贷款利率是决不会直接跟随着自然率变动的，通常总是很缓慢地、带些退疑不决地跟随着的。当过渡时期，两种利率之间的背离在充分活动的时侯，就演出了如上面所一再提到的现象，从表面看来，似乎同我们的理论相矛盾，但在实际上是完全符合的：当利率（资本率，因此也就是货币率）高昂且在上升时，价格上涨，在相反的情况下则下跌。这就把我们引向长时期以来为各方的作家所重视的一个问题。当利率（资本率与货币率兼言之）高昂时，显著的倾向是货币的流通要比较快一些，硬币和金银的“贮藏”从隐匿中诱导了出来，一切信用工具的使用变得比以前为有利——总之趁向是价格上涨（虽然，只是一次的，不是累进的）。利率降低时则各方面的趋向相反，某些种类的信用工具已完全不能再用，因为如汇票上的印花税、票据的课税占利息的比重太大——别的情况无变化时，价格将停留在低水平。实质上，在我们的一般讨论中，这仅是一个特殊情况。因为只是当各种不同因素使货币利率不是高于即是低于自然率的适当水平时，价格方才会不断地向这一方或那一方变动。最后这两种利率之间的正常关系必然要达到，那时价格即不可能有任何进一步的上涨或下跌。借贷的现象，对于我们的原则提供了有力根据；因为对贷款需求（包括在贷款的助力下，对货物与劳务的需求）唯一可能的限制，因此也就是对价格上涨唯一可能的限制，在于所期望的利益仅仅能相当于”使用”货币时所必需的支出这一点上。最近两章的基本现念，兹总结如次：　在任何时，在每个经济情况下，总有着一定的平均利率水平，一般价格水平变动时，其趋向是既不会高于、也不会低于这个水平的。这个我们称作正常利率。它的量决定于资本自然率的现时水平，跟着它上升或下降。如果为了任何原因，将平均利率规定并保持在这个正常水平以下时，其间的差距不论怎样微小，价格将上涨，而且将不断地上涨；否则如果价格原来是在下降过程中，将降落得迟缓一些，终将升始上涨。另一方面，如果将利率保持在自然率现时水平以上，其差距不论怎样微小，价格将不断下跌，而且并无限制。为了求准确起见，我们特意避去“为保持着稳定的价格，货币率与自然率必须是相等的”这样的说法。实际上货币率和自然率两者的概念都是有些模糊的，如果研究的是一般平均水平，则如何加以严格确定，即使从理论的角度来说，也不免有很大困难。以某一定义为根据时，谈到这两种利率之间的绝对相等也许是正确的；以别一个定义为根据时，则认为自然率总是要超过货币率的，其间的差额相当于无可避免的企业风险之类——这将是一个问① 吉尔巴特（Gilbart）认为（《论银行实务》1，第 6 节）作为一个银行董事，必须始终遵守某些共同的“原则”；他还着重说明，关于这些原则，不仅要防御反对者，而且要始终遵守。根据以上所述，这种态度是容易理解的。题。主要的一点是，不变的价格水平的保持，如果别的方面无变化，有赖于贷款的某一利率的保持，而实际利率与这个利率之间的永恒的差异则对价格起着渐进的和累积的影响。在以下两章里，准备把我们的理论联系到价格的实际变动，使之受到经验的考验。但是进一步理论上的探讨也还是需要的。我们将从比较深入地检查决定自然利率的原因开始，进而对货币利率脱离自然率时对价格可能有的影响作比较系统的研究。我们的讨论，将以某些数量方面的联系为依据，我们所凭借的将是与现实情况大大不同的情况、高度简化了的假设。有些人要杯疑，这样的研究是否有裨实用，但据我看来，这样就提供了把推论中各项线索综合起来的便利机会。经验说明，对现实的复杂情况作任何讨论时，总是存在着“把问题中可能是最切要的因素忽视或遗漏了”的危险的。但是我们的读者，如果有不喜欢这样的抽象方法的，可以将下一章略去。这一章对于已经叙述的论题，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引伸，为了解本书以下部分的论证，并没有阅读的绝对必要。有些人，象我本人一样，认为科学理论的首要条件是要能够在一个独立的、始终一贯的形态下表达，即使开始时所设的假定不得不是纯属想象性质的，也有必要这样做。这一章就是为这些人写的。第九章　　理论的系统说明　　一、决定资本自然利率的根据　　我们对于利息的本质、对于资本在生产中所占的位置，在这些方面的知识，近来有了非常的进展，这主要有赖于哲逢斯和庞·巴维克两人辉煌的著作。这两位作家，虽然其作品在外貌上有些差别，其贡献实质上几乎是完全相同的。哲逢斯一开始就指出，①习惯上将生产资本划分的流动（流通）和固定资本，这种分类在科学概念上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为了更好地与其职能相适应，可以在对照下区别之为自由（free）与投放（invested）资本。“关于资本的概念”，他说，“如果我们认识到，我们所称作一个部分的，实际上指的是整休，这样就达到了简化的新阶段。我认为资本的意义不过是为了给养任何种类或等级从事工作的劳动者所需要的那些商品的综合。流动的生活资料构成了自由或未投放形态的资本。资本唯一最重要的职能，在于使劳动者对于任何长久的工作，能够等候其结果——在于在企业的开始与终结之间，设置了一个间歇期间。”②这样的研究方向，基本上肯定是正确的。但哲逢斯却犯了将局部与整体相混淆的错误。郎使承认固定资本只是劳动与自由资本的临时产物，那未从后者预支的生产费用，也决不能全部转化为工资。生产中别的因素，特别是土地的报酬，是必须顾到的。或者可以假定，即使利息自身也是部分由资本项下预支的。当最后产品尚未告成以前先行支付利息时，情形就显得是这样的。但是从经济学的观点看，这不是资本的预支，而是部分资本的保留，牵涉到对资本实际量的侵占。当一个公司还在筹备阶段，其债券持有人，甚至其股东，前者往往、后者间或，已经在那里领取利息以及所谓股利时，实际上他们不过是收回了其资本的一部分，这部分资本，至少就这个企业说，当时还没有能履行其任务。在“自由和未投放形态”下的资本，所包含的不仅是劳动者借以偿付其消费的生活资料，还有对其他生产因素的所有人、尤其是对土地的所有人的供应。质言之，它不单是“工资基金”，而且是“工资和租金的基金”。哲逢斯这种失误，是同英国经济学家传统的、但是虚伪的论点相一致的。他们认为土地的租金“并不……构成……资本家的预支的任何部分”。①（当地主自己同时也是企业家时，由此引起的复杂情况，以后将论到。）根据庞·巴维克的说法，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只是在于以下一个事实：②现有劳动和土地的一部分——在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中通常为其主要部分——其使用的目的不是为了现在的消费，而是为了多少有些遥远的将来的消费；至于现在所消费的，大都是过去使用的劳动和土地所产生的、所已经① 《政治经济学原理》，第 7 章。② 同书，第 2 及以后各版，第 223 页；第 1 版（措辞略有异同），第 214 页——原译者。① （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第 2 册，第 16 章，第 6 节——原译者。）参阅我的《财政金融理论的研究》，第 44 页起。② 《资本实证论》，第 1 版，第 1 册，第 2 章；第 2 册，第 2 章起（第 3 版与斯马特[Smart]的译本，第 1册，第 2 章；第 2 册，第 3 章起——原译者）。完成的产品。在任何时期，总存在着各种不同成熟时期的产品，有些在开始制作，有些在半完成状态中；这些就唤作资本。但依照庞·巴维克的说法，　这些应该认为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征象，而不是其实质，其实质只是在于现有生产力的倾注于将来的需要。这样的研究比较深入，就单元经济③（或整个经济系统）的情况言，也是比较正确的。在单元经济中，生活资料并不真正构成资本；把它们积累起来，为了从事于某些新的部门的生产，象洛瑟（以及李嘉图）所写的“上古时代渔夫”（urfischer）所做的那样情况是很少见的。倘使没有自然或技术方面必要条件的阻碍，消费品一般总是一等到完成即被消耗的。那被“储蓄”起来的，正是劳动力——虽然，这还是有赖于生活资料的积贮——的一部分和土地可供使用的劳务，把它们部分地从适应现在需要中抽出来，专供将来的需要。但是单元经济制度在现在是一个例外。差不多劳动的全部和土地的大部分，现在是被其所有人用来为别人服务的。工人和地主，在他们自己不积累资本的情况下，所领到的报酬（工资和租金）是纯粹用来购买消费品的。在理论上，倘以物品为支付工具，这样的程序也可以进行，不必使用货币。在这样的意义下，可以把消费品认为是构成原始（自由）资本的，是用它们来购买劳动和土地的。要将这一论点加以推衍并不困难。工人和地主有时候他们自己是企业家，这些企业也是要受到市场一般势力的影响的。可以这样设想，这样的工人和地主，每一个都是在按照市场决定的正常定率，将工资和租金付给他自己，直到其产品完成或准备销售的时候；因此资本还是需要的，不论这些资本是他个人所有或从别处借来，也不论他实际上是否将资金化去，供作自己消费，或者储蓄一部分，由此转化为资本。①这样就大大地简化了、明朗了整个事态，使哲逢斯和庞·巴维克的研究方向统一起来。所有每年、每月或每周生产的消费品总量，除了在利息的形态下由资本家自己消费的那一部分外，假定在稳定的情况下，可以认为是支付工资和租金的基金。这个基金体现着劳动和土地的（实际）需求。一个等价的量，由劳动和自然势力的结合作用形成的，连续地以各种不同形态，增加了一国的资本（投放资本）的积贮。从“对土地使用劳力”开始，这个资本相继地转化为工具、原料、半制品，最后成为制成品形态（在其间，资本部分地或全部地再度转为自由）。对于这个制成品，资本家①再度为他自己留下一部分，作为利息，或者用以换成别的产品，供其自己消费。主要部分他将用以重新投资，或者直接地，或者在换成别的企业家的产品以后，用以购买或雇用劳动和土地，以便进一步生产。如此，在任何时间，就现存实际资本（流动的与固定的）中的一个交叉部分而言，从这个部分可以看出，其中将近全部（如果我们从一个更加正确或更加理想的角度来看，的确是将近全部）系属于投放资本形态。但是如果我们从一个“纵的剖面”来看，可以看出，每一独件的资本，循着一个环形的道路在旅行着，或慢或快，视情形而③ 原文为“孤立经济”（isol erteWirtschaft）——原译者。① 换句话说，工人、地主、资本家（企业家）即使是合并成一个人，我们仍把他们的职能区别了开来。① 我们假定在常态下企业家不享有利润（参阅本书第 8 章），虽然在下面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利润可以在特殊情况下产生。定，而在这个旅途的开端与结束时，其形态总是自由资本，也就是消费品。为了对资本问题，特别是对从理论上决定利率（以及工资和租金）的问题，作比较深入的研究，我认为对资本的涵义作进一步分析还是不可少的，我们还是要回到固定与流动资本这个古典的区别的问题上。某些人类旁力的产物，具有高度的、有时甚至无限度的耐久性。房屋、街道、铁路、运河、土地上的某些改进、某些种类的机器，都是例子。就其起源而论，考虑到它们产生的情况，它们是具有资本和其他资本物品的特性的；但是就它们在进一步生产中所占的地位而论，却同土地所占的地位极为接近。因此我们建议，②不应把它们看作资本物品，而应该看作是一种“赚取租金物品”（ods），它们在需要、或不需要劳动和土地的继续协助下，对生产力有所贡献，为其所有人滋生一定的租金（相类于地租）。在稳定的情况下——这作为一个尽可能简单的假定，应该是一切经济研究的起点——这些物品实际绝不是在制造，而是在保持着；但是对这些物品所使用的劳力，在每一场合均可认为是休现着对资本的新的投资。实际上对于这些物品的个体（如房屋），其损旧的逐渐以新的代替时，也可以这样看待，至少以一个巨大的集体（房屋的）作为个体，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情形确是这样。另一方面，发展迅速的经济制度有一个特点，其现有资本的一个很大部分是长期的投资；易言之，即已转变为我们所说的赚取租金的物品。一旦转化完成以后，新的赚取租金物品只是与其同类型的其他赚取租金物品相竞争。它是滋生利息的，跟实物资本物品不同，是不为利息的偿付所抵消的。资本，我认为就这个词的狭义言，只是指耐久性比较低的那些，如工具、机器、土地的改进等等（虽然这条界线的划分是不能不带些主现的），以及原料、半制品，最后还有制成消费品的存量。例如，我认为一所房屋不是一个资本物品，只是一个赚取租金的物品，借助于或不借助于劳动和别的生产因素的协作，对消费物品供给了“荫庇场所”。所有人对其房屋每作一次修整（假定每十年）时，就是作了一次新的短期的资本投放。每年的租金，首先必须足够，在十年间，抵偿这项资本（修理费用）的摊还和利息（假定房屋没有其他维持费用）。这个数目相等于资本总额大致十分之一的每年偿付额，和（这是很容易看出的）这个总额五年的利息。其间的溢额应该认为是房屋的租金。同时，租金相等于房屋资本价值的利息这一事实是属于次要性的；这个资本价值，也同样的视租金净收入量而决定。至于这个租金与建筑房屋时（也许在一百年以前）原来投入资本的利息是否相符合，是一个完全没有关系的问题。即使所谓再生产费用，对于基地和建筑的资本份值也只有间接影响。再生产费用可能超出资本价值到几乎无限制的程度（例如在一个退化的社会中）。情形也往往会相反，新建房屋为了与旧有的相竞争，往往须建造在较偏僻地区。通常的情况是，往往要将建筑本身的价值与其基地的价值相划分。但这是一个纯粹簿记问题，如无巨大费用，建筑与基地是无法划分的。以上分类，但就最重要的经济项目而言。要将社会财富的每一形态，属于这一或那一类目，逐项加以确定，显然是不可能的。例如资本中有一个很大数目，投放于人类智力的发展，但是不论就资本这一名词的狭义或广义言，智力总是不能列入资本概念的。智力必须看作是特种劳动（熟练劳动）的基② 《价值、资本与租金》，第 93、121、137 页；《财政金融理论的研究》，第 28 页。础，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在某种情况下，社会内现有资本的若干部分，可以转化为、或投放于劳动形态（从事工作的智力）。还有一层，有些收入的来源，比如由于创造而取得的专利、专卖的特权、业务上的秘诀、社会上的好感，这些可以认为是过去所投资本的果实。但是不能把它们与真正意义的资本物品的财产相混淆，也不能与赚取租金物品的财产相混淆。它们是独具一格的，是服从于它们自己的特种规律的。最后，不可忘记，经济的生产和消费中有一个很大部分，是跟国家以及其他自治团体的管理有着关连的；但以其性质言，它们须有赖于税务当局的决定，是在自由竞争的领域以外的。我们所注意的，只是在于对经济势力活动的总方向获得一个充分清晰的轮廓，并不想从事于任何数量上的评计。所以上面提到的各种不同情况，在我们是可以从略的。同样的，关于资本在完成其整个循环以前，其所有人往往在中途转换这一事实，我们也把它略去。换句话说，我们所假的是，资本一旦投放以后，要直到制成消费品被实际消耗为止，方才转为自由。举一个例子，生产者 A，为了制造一架机器（耐久性低的），在本年付出工资 l1，付出租金 r1。又一生产者 B，在次年买了这架机器，为了生产某一数量的原料，他付出了工资 l2、租金 r2，在这个过程中机器被磨损。C 在第三年买了这批原料，他付出工资 l3、租金 r3以后，生产了一批制成品，在年终时卖出。根据上述情况，用于生产的资本总计起来是这里以 l 和 r 分别表示工资和租金的总数。投资的平均时期在工资方面是■在租金方面是■最后就投放资本的全部来说■以上工资和租金都是假定在每年年初时预支。否则投资时期显然要比较短些，但这总是可以计算，没有困难的。如果机器比较耐久，如果最后的产品是陆续出售的，投资平均时期仍可照算，也没有值得一提的任何困难的。①关于各个工业，或者毋宁是消费品各个种类的生产，其资本 K　和投资时期 t 的数额，可以用这个方法算出。于是使用于整个工业的资本数额总计起来是 K＝∑K，其投资平均时期 T 可以由下列公式得出■这里 K＝∑K 体现着在任何时间以资本形态投放于各种消费品的综合价值，其值以其中的任何一种体现，或以货币体现。当然，对于任何一种特指的消费品，要决定其在生产中所需要的劳动和土地是多少，因此也就是所需要的资本是多少，这是不容易的，而且有时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当多种商品在同一个程序中生产时就发生了困难（例如副产品——照马夏尔的术语，结合供给［pply］）。但这并不妨碍对于“流通”资本以及其投资平均时期的量的方面理论上的探讨。如果 T 以年表示时，则 K／T 之商就体现了在一年中转为自由的资本量——也就是说，每年用以偿付劳动和土地（或别的赚取租金物品）劳务的成品量，这个量构成了一年工资和租金的基金。K 自身，那就是“流通”资本全部的价值，可以认为是工资和租金基金的总计，虽然它并不在任何一个时间都是完全自由的、流动的，但只是在一个时期间是这样；那个过早地被抛弃① 参阅我的《财政金融理论的研究》，第 29 页。的“工资基金理论”的结论，正可以顺利地应用到这个数量，象庞·巴维克很适当的所指出的那样①（虽然，我们自然应该记住，资本家有权随时以其新的储蓄来扩大这个基金，他也可以增加自己的消费，从而缩减这个基金）。同时也须注意到，这个基金并不是只历时一年的，而是相等于资本的投放平均时期，要继续很多年的。这个“时期”，象我们所研究的一切别的量一样，会遇到很多变化，其性质我们不久将谈到。问题可以这样说明：如果以 A 代表现有工人数，B 代表现有土地总量，l　与 r 分别代表工资的平均率与土地每一单位的租金，则下列的关系，在任何情况下是大致正确的：　（A·l＋B·r）·T＝K　。这个公式明白告诉我们，一切劳动和一切土地，从而一切资本，总是在寻求出路，也总是几乎全部被使用着的。B·r 实际上代表一节”“取租金物品”的总额（特别是耐久性资本物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