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欧佩克发现要维持高价格是困难的。从1982年到1985年，石油价格一直每年下降10%左右。不满与混乱很快蔓延到欧佩克各国。1986年欧佩克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完全破裂了，石油价格猛跌了45%。1990年石油价格（根据总体通货膨胀进行了调整）又回1970年开始时的水平，而且在90年代的大部分年份中一直保持在这种低水平上。这个事件表，供给与需求在短期与长期中的状况是不同的。在短期中，石油的供给和需求都是较为缺乏弹性的。供给缺乏弹性是因为已知的石油贮藏量和石油开采能力不能迅速改变。需求缺乏弹性是因为购买习惯不会立即对价格变动作出反应。例如，许多老式耗油车的驾驶员只会支付高价格的油钱。因此，正如图5－9（a）幅所示，短期供给和需求曲线是陡峭的。当石油供给从S1移动到S2时，价格从P1到P2的上升幅度是大的。长期中的情况非常不同。在长期中，欧佩克以外的石油生产者对高价格的反应是增加石油勘探并建立新的开采能力。消费者的反应是更为节俭，例如用新型节油车代替老式耗油的汽车。因此，正如图5－9（b）幅所示，长期供给和需求曲线都更富有弹性。在长期中，供给曲线从移动到而引起价格的变动小得多。这种分析表明，为什么欧佩克只在短期中成功地保持了石油高价格。当欧佩克各国一致同意减少他们的石油生产时，它们使供给曲线向左移动。尽管每个欧佩克成员国销售的石油少了，但短期内价格上升如此之高，以至于欧佩克的收入增加了。与此相比，在长期中，当供给和需求较为富有弹性时，用供给曲线水平移动来衡量的同样供给减少只引起价格小幅度上升。因此，这证明了欧佩克共同减少供给在长期中并无利可图。当石油供给减少时，市场反应取决于时间长短在短期中，供给和需求求较为缺乏弹性，如图5－9（a）幅所示。因此，当供给曲线由S1移动到S2时．价格大幅度上升。与此相比,在长期中供给与需求较富有弹性,如图5－9(b）幅所示，在这种情况下，供给曲线同样大小的移动（从S1到S2）引起价格小幅度上升。现在欧佩克仍然存在。你偶尔会听到有关欧佩克国家官员开会的新闻。但是，欧佩克国家之间的合作现在很少，这部分是由于该组织过去在保持高价格上的失败。禁毒增加还是减少了与毒品相关的犯罪？我们社会面临的一个长期问题是非法毒品的使用，比如，海洛因、可卡因和大麻。这些非法毒品的使用有一些不利影响。一个是毒品依赖会毁坏吸毒者及其家庭的生活。另一个是吸毒上瘾的人往往进行抢劫或其他暴力犯罪，以得到吸毒所需要的钱。为了限制非法毒品的使用，美国政府每年用几十亿美元减少流入美国的毒品。现在我们用供给和需求工具来考察这种禁毒政策。假设政府增加了打击毒品的联邦工作人员数量。非法毒品市场会发生什么变动呢？与通常的做法一样，我们分三个步骤回答这个问题。第一，我们考虑是供给曲线移动，还是需求曲线移动。第二，我们考虑移动的方向。第三，我们说明这种移动如何影响均衡价格和数量。虽然禁毒的目的是减少毒品使用，但它直接影响的是毒品的卖者而不是买者。当政府制止某些毒品进入国内并逮捕更多走私者时，这就增加了出售毒品的成本，从而减少了任何一种既定价格时的毒品供给量。毒品需求——买者在任何一种既定价格时想购买的数量——并没有变。正如图5－10（a）幅所示，禁毒使供给曲线向左从S1移动到S2，而需求曲线不变。毒品的均衡价格从P1上升为P2，均衡数量从Q1减少为Q2 。均衡数量减少表明，禁毒减少了毒品的使用。但是，与毒品相关的犯罪情况如何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考虑吸毒者为购买毒品所支付的总量。由于受毒品价格上升影响而根除自己不良习惯的隐君子很少，所以，很可能的情况是，毒品的需求缺乏弹性，正如图中所示。如果需求是缺乏弹性的，那么，价格上升就会使毒品市场总收益增加。这就是说，由于禁毒提高的价格的比例大于毒品使用减少的比例，所以增加了吸毒者为毒品支出的总货币量。那些已经以行窃来维持吸毒习惯的瘾君子为了更快地得到钱会变本加厉地犯罪。因此，禁毒会增加与毒品相关的犯罪。由于禁毒的这种不利影响，一些分析家提出了另一些解决毒品问题的方法。决策者不是要减少毒品供给，而应该通过毒品教育的劝说政策努力减少需求。成功毒品教育的效应如图5－10（b）幅所示。需求曲线向左由D1移动到D2。结果，均衡数量从Q1减少到Q2，而均衡价格从P1下降到P2 总收益．即价格乘以数量，也减少了。因此，与禁毒相对比，毒品教育可以减少吸毒和与毒品相关的犯罪。禁毒的支持者会争辩说，这项政策在长期与短期中的效应是不同的，因为需求弹性可能取决于时间的长短。在短期中，毒品需求也许是缺乏弹性的，因为高价格对已有的瘾君子吸毒没有实质性影响但在长期中需求也许是较富有弹性的，因为高价格限制了青年中尝试吸毒的人数，而且 随着时间推移，这也会减少瘾君子的数量。在这种情况下，禁毒在短期中增加了与毒品相关的犯罪，而在长期中会减少这种犯罪。即问即答 一场摧毁了一半农作物的干旱会对农民是一件好事吗？如果这场干旱对农民是好事，为什么农民不会在没有干旱时摧毁自己的农作物?结论根据一句古老妙语的说法，一只鹦鹉只要学会说“供给与需求”就可以成为一个经济学家。这两章就是要让你相信，这种说法还是相当正确的。供给与需求的工具使你能分析许多最重要的事件以及影响经济的政策。现在你正在成为经济学家的路上前进（或者，至少是成为一只受过良好训练的鹦鹉）。内容提要◎需求价格弹性衡量需求量时价格变动的反应程度。如果某种物品是奢侈品而不是必需品，如果可以得到相近的替代品，如果市场范围狭小，或者如果买者有相当长时间对价格变动作出反应，那么，这种物品就倾向于更富有弹性。◎可以用需求量变动百分比除以价格变动百分比来计算需求价格弹性。如果弹性小于1，以至于需求量比例小于价格变动，那么，就可以说需求缺乏弹性。如果弹性大于1，以至于需求量变动比例大于价格变动，那么，就可以说需求富有弹性。◎总收益，即对一种物品的总支付量，等于该物品的价格乘以销售量。对于缺乏弹性的需求曲线，总收益随着价格的上升而增加。对于富有弹性的需求曲线，总收益随着价格的上升而减少。◎需求收入弹性衡量需求量对收入变动的反应程度。它定义为需求量变动百分比除以收入变动百分比。◎供给价格弹性衡量供给量变动对价格变动的反应程度。这种弹性往往取决于所考虑的时间长短。在大多数市场上，供给在长期中比在短期中更富有弹性。◎可以用供给量变动百分比除以价格变动百分比来计算供给价格弹性。如果弹性小于1，以至于供给量变动的比例小于价格，可以说供给缺乏弹性。 如果弹性大于1，以至于供给量变动的比例大于价格，可以说供给富有弹性。◎供给与需求工具可以运用于许多不同种类的市场．本章把它们用以分析小麦市场、石油市场和非法毒品市场。第六章 供给、需求与政府政策在本章你将——考察政府实行价格上限政策的影响考察政府实行价格下限政策的影响考虑对一种物品征税如何影响该物的价格和销售量知道对买者征税和对卖者征税是等价的了解税收负担如何在买者和卖者之间的分摊经济学家有两种作用。作为科学家，他们提出并检验解释我们周围世界的理论。作为决策者，他们用自己的理论努力使世界变得更好。前两章的中心是，他们作为科学家。我们已经说明了供给和需求如何决定一种物品的价格与该物品的销售量。我们还说明了各种事件如何使供给与需求移动，从而改变均衡价格和数量。本章中我们将第一次考察政策。在这里我们要分析各种仅仅使用供求工具的政府政策。正如你将看到的，这种分析得出了一些令人惊讶的见解。政策往往产生出一些使其设计者不想要或没有预见到的影响。我们从探讨直接控制价格的政策开始。例如，租金控制法规定了房东可以向房客收取的最高租金。最低工资法规定了企业可以向工人支付的最低工资。当决策者认为一种物品或劳务的市场价格对买者或卖者不公正时，通常会实施价格控制。但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些政策本身会引起一些不公平。在讨论价格控制以后，我们接着考虑税收的影响。决策者既要用税收去影响市场结果，又要用税收增加用于公共目标的收益。虽然我们经济中税收的普遍性是显而易见的，但它们的影响却不然。例如，当政府对企业向其工人支付的工资征税时，是企业还是工人承担了税收负担?在我们运用供求这种有力的工具之前，答案完全是不清楚的。价格控制为了说明价格控制如何影响市场结果，我们再来看看冰激凌市场。正如我们在第四章中所说明的，如果在一个没有政府管制的竞争市场上出售冰激凌，冰激凌的价格调整使供求平衡：在均衡价格时，买者想买的冰激凌的数量正好等于卖者想卖的冰激凌的数量。具体来说，假设均衡价格是每个3美元。并不是每个人对这种自由市场过程的结果都感到满意。比如说，美国冰激凌消费者协会抱怨，3美元价格太高，无法使每个人每天享受一个冰激凌（该协会推荐的食品）。 同时，全国冰激凌制造商组织也抱怨，3美元的价格——“割颈式竞争”的结果——减少了其成员的收入。每个集团都在游说政府，以便通过一项借助于直接控制价格来改变市场结果的法律。当然，由于任何一种物品的买者总想要低价格，而卖者总想要高价格，所以，这两个集团的利益是冲突的。如果冰激凌消费者在游说中成功了，政府就通过冰激凌可以卖的价格的法定最高价格，这就称为价格上限。如果冰激凌制造商成功了，政府就通过对价格的法定最低价格称为价格下限。现在我们依次来考虑这些政策的影响。价格上限如何影响市场结果当政府受冰激凌消费者抱怨的鼓动对冰激凌市场实行价格上限时，可能有两种结果。在图6－l（a）幅中，政府实行每个冰激凌蛋卷为4美元的价格上限。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使供求平衡的价格（3美元）低于上限，价格上限没有限制作用。市场力量自然而然地使经济向均衡变动，而且，价格上限没有影响。图6－l0(b)幅表示另一种结果，这种结果更令人感兴趣，也更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实行每个冰激凌蛋卷2美元的价格上限。由于均衡价格3美元在价格上限之上，所以，价格上限对市场有一种限制性约束。供求力量趋向于使价格向均衡变动，但当市场价格达到上限时，就不能再上升了。因此，市场价格等于价格上限。在这种价格时，冰激凌的需求量（图中的125个）超过了供给量（75个）。存在冰激凌短缺，因此，一些在现行价格时想买冰激凌的人买不到。当冰激凌短缺的形成是由于这种价格上限时，一些配给冰激凌的机制自然就会出现。这种机制可能是排长队：那些愿意提前来到并排队等候的人得到一个冰激凌，而另一些不愿意等候的人得不到。另一种方法是，卖者可以根据他们自己的偏好来配给冰激凌，只卖给朋友、亲戚或同一种族或民族的成员。要注意的是，尽管价格上限是由帮助冰激凌买者的愿望而促成的，但并不是所有买者都能从这种政策中受益。一些买者尽管不得不排队等候，但以较低的价格得到冰激凌，而另一些买者根本得不到任何冰激凌。冰激凌市场的这个例子说明了一个一般规律：当政府对竞争市场实行限制性价格上限时，就产生了物品的短缺，而且，卖者必然在大量潜在买者中配给稀缺物品。这种价格上限之下产生的配给机制很少是合意的。排长队是无效率的，因为这样做浪费了买者的时间。根据卖者偏好的歧视既无效率（因为物品并没有给予对它评价最高的买者）又可能是不公正的。与此相比，一个自由竞争市场中的配给机制既有效率又客观。当冰激凌市场达到均衡时，任何一个想支付市场价格的人都可以得到一个冰激凌蛋卷。自由市场用价格来配给物品。案例研究 加油站前的长队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讨论的，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提高了世界石油市场的原油价格。由于原油是用于生产汽油的主要投入，较高的石油价格减少了汽油供给。加油站前的长队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而且，驾车人常常不得不为了买几加仑汽油而等待几个小时。是什么引起了排队加油呢？大多数人归咎于欧佩克。的确，如果欧佩克不提高原油价格，汽油的短缺就不会出现。但经济学家把它归咎于限制石油公司对汽油收取的价格的政府管制。图6－2表示所出现的情况。正如（a）幅所示，在欧佩克提高原油价格以前，汽油的均衡价格为P1，低于最高限价。因此，价格管制没有影响。但是，当原油价格上升时，情况变了。原油价格上升增加了生产汽油的成本，而且，这也减少了汽油的供给。正如（b）幅所示，供给曲线向左从S1移动到S2。在一个没有管制的市场上，供给的这种移动将使汽油的均衡价格从P1上升为P2，而且，不会引起短缺。相反，价格上限使价格不能上升到均衡水平。在价格上限时，生产者愿意出售的量小于消费者愿意购买的量。因此，供给移动引起了受管制价格时的严重短缺。最后，对汽油价格管制的法律被撤销了。这项法律的制定者终于明白了，他们要为美国人排队等候买汽油而失去的许多时间承担部分责任。现在，当原油价格变动时，汽油的价格也可以调整以使供求均衡。案例研究 短期与长期租金控制一个常见的价格上限例子是租金控制。在许多城市，地方政府都规定房东能向房客收取的租金上限。这种政策的目的是帮助穷人更能租得起住房。经济学家经常批评租金控制，认为这是一种帮助穷人提高生活水平的极无效率的方法。一个经济学家称租金控制是“除了轰炸之外，毁灭一个城市的最好方法”。租金控制的不利影响对一般人并不明显，因为这些影响要在许多年中才能呈现出来。在短期中，房东出租的公寓数量是固定的，而且，他们不能随着市场状况变动而迅速调整这个数量。此外，在短期中，在一个城市寻找住房的人的数量对租金也并不会非常敏感，因为人们调整自己的住房安排要花时间。因此，住房的短期供给与需求都是较为缺乏弹性的。图6－3（a）幅表示租金控制对住房市场的短期影响。与任何一种价格上限一样，租金控制引起短缺。但由于短期中供给与需求缺乏弹性，最初由租金控制引起的短缺并不大。短期中的主要影响是降低了租金。长期的情况完全不同，因为随着时间推移，租赁住房的买者与卖者对市场状况反应较大。在供给一方，房东对低租金的反应是不建新公寓，也不维修现有的公寓。在需求一方，低租金鼓励人们去找自己的公寓（而不是与父母同住，或与室友同住），而且也引起更多的人迁居到城市。因此，在长期中供给与需求都是较为富有弹性的。图6－3（b）幅说明了长期住房市场。当租金控制把租金压低到均衡水平以下时，公寓的供给量大幅度减少，而公寓需求量大幅度增加。结果是住房大量短缺。在那些有租金控制的城市里，房东用各种机制来配给住房。有些房东让租房者长期等待。另一些房东喜欢没有孩子的房客。还有一些房东根据种族实行不同待遇。有时公寓分配给了那些愿意暗中向大楼管理者付钱的人。实际上，这些贿赂使公寓总价格（包括贿赂）接近于均衡价格。为了充分了解租金控制的影响，我们必须回想一下第一章中的经济学十大原理之一：人们会对激励作出反应。在自由市场中，房东努力使自己的楼房清洁而安全，因为令人满意的公寓可以得到更高的价格。与此相比，当租金控制引起短缺和排队等待时，就没有什么激励能使房东对房客关心的问题作出反应。为什么在现有住房状况下人们就等待住房时房东还要花钱来维修并改善住房状况呢？最后，房客得到了低租金，但他们也得到了低质量住房。决策者对租金控制这种影响的反应通常是实行额外的管制。例如，认定住房方面的种族歧视为非法，并有法律要求房东提供适于居住的最低条件。但是，这些法律实施起来困难而费用巨大。与此相比，当取消租金控制并由竞争力量调节住房市场时，这些法律都没有什么必要了。在一个自由市场上，住房价格的调节消除厂短缺，而这种短缺引起了不合意的房东行为。新闻摘录 纽约市的租金控制租金控制在美国最大的城市纽约起着重大的作用。这篇文章描述了现实中这项政策如何发生作用。根据这篇1994年发表的文章，地方政治家只有在公寓空房率相当高时才会取消租金控制。你认为这种决策如何？免费住房：纽约市的某些富人和名流深受租金法之恩泽纽约——里斯?凯兹（Les Katz），一个27岁的表演专业学生兼门房，和两位室友在曼哈顿上西区以1200美元租金租了一套小型公寓房。两个人睡在搭盖在厨房之上的分开的卧室中，第三个睡在主房间的床垫上。在该市另一边的中央公园大道上，私人投资者保罗?哈伯曼（Paul Haberman）和他的妻子住在一个宽敞的、有两个卧室的公寓中，该公寓还有一个日光浴室和两个阳台。一位不动产专家说，这座位于这条著名大道上豪华建筑物中的公寓月租金最少值5000美元。但根据租金记录，这对夫妇只支付350美元左右（哈伯曼先生拒绝讨论这个租金量）这种悬殊的原因是：纽约的租金管制。纽约市正面临着23亿美元的预算赤字和20年来最严重的财政危机。同时，根据各种估算，该市由于对租金限制所减少的现金流量，以及由此引起的住宅建筑估价减少而失去的财产税收入每年在1亿美元左右。批评者还指出，租金限制还遏制了新住宅建筑的建设，并迫使房东——以及间接地迫使纳税人——去补贴那些有幸租到一套受管制公寓的房客……几乎各个方面的人都被租金管制公寓所吸引：女演员米亚?法罗（Mia Farrrow）和希希莉?托森（Cicely Tyson）；男爵夫人英格瑞德?曲辛 （Ingrid Thyssen）；有五月花夫人之称的西德尼?比德尔?巴罗斯（Sidney Biddle Barrows）；州参议员民主党领袖曼菲瑞德?奥瑞斯坦（Manfred Ohrenstein）；融资收购专家托德?古德温（Todd Goodwin）；以及任职于本报发行者道琼公司的雇员……纽约市租金管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一项应急措施开始实施的，目的在于确保当地居民不至于在与临时居住的高薪工作人员竞争有限的公寓中失去机会。战后，当地政治家保留了租金管制，规定只要空房率在5%以下，则住房紧张状况仍然存在。现在空房率是3.4% 。房客如何得到这种低租金住房呢?一些人是继承了这些住房。法罗（Farrow）女士每月支付2900美元左右租了中央公园西街的十间房子，这仅是这些房子市场价值的一部分。这位女演员在这座公寓中长大，这里也是她的一部电影——《汉娜和她的姐妹们》——的背景。她的母亲莫伦?欧苏利文（Maureen Osullivan）曾在伍?艾伦的影片中出现过，是在40年前第一次签订了租约。其他居住租金控制公寓的房客，例如，前纽约市长大卫?迪金斯(David Dinkins)和曼哈顿区的检察官罗伯特?摩根索(Robert Morgenthau)，认识房东，他们的房东是纽约的卢丁（Rudin）家族。一位在迪金斯手下负责住房部并坚决支持租金管制的副市长芭芭拉?法伊夫（Barbara Fife）说：“卢丁家族乐于让前任政府官员得到租金稳定的住房。”有时候，想成为房客的人要向前房客或房东支付被称为“定金”的钱。一些房东喜欢把房子租给有钱人，因为这些人会支付公寓维修费。一位哈斯坦德房地产公司的经纪人布拉恩?爱德华(Brian Edwards)说：“我们一直把公寓廉价地租给极富有的人，这些人正是房东所欢迎的人。”资料来源：The Wall Street journal，march21,1994，p.A1.价格下限如何影响市场结果为厂考察另一种政府价格控制的影响，我们再回到冰激凌市场。现在设想政府被全因冰激凌制造商组织的借口说服了。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将制定价格下限。价格下限和价格上限一样也是政府要使价格保持在与均衡水平不同的水平上。价格上限是确定价格法定的最高限，而价格下限是确定法定的最低限。当政府对冰激凌市场实行价格下限时，可能有两种结果。如果当均衡价格是3美元时，政府确定的价格下限是2美元，我们可以从图6－4（a）幅中得出结果。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均衡价格高于价格下限，价格下限没有限制性。市场力量自然而然地使经济向均衡变动，而且，价格下限没有影响。图4－6（b） 幅表示当政府把价格下限定为每个冰激凌蛋卷4美元时出现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均衡价格3美元低于价格下限，价格下限对市场有限制性约束。供求力量使价格向均衡价格变动，但当市场价格达到下限时，就不能再下降了。市场价格等于价格下限。在这种价格下限时，冰激凌蛋卷的供给量（120个）超过了需求量（80个）。，一些想以现行价格出售冰激凌的人卖不出去。因此，限制性价格下限引起过剩。正如价格上限和短缺会引起不合意的配给机制一样，价格下限和过剩也是这样。在价格下限的情况下，一些卖者不能按市场价格卖出他们想卖的所有东西。那些也许由于种族或家族之故而受买者青睐的卖者能比那些没有受到青睐的卖者更好地出售自己的产品。与此相比，在一个自由市场中，价格起到配置机制的作用，而且，卖者可以按均衡价格卖掉他们想卖的所有东西。案例研究 最低工资价格下限的一个重要例子是最低工资。最低工资法规定了任何一个雇主可以支付的最低劳动力价格。美国国会1938年第一次以公平劳动标准法案制定了最低工资，以保证工人最低的适当生活水平。到1996 年，根据联邦法律，最低工资是每小时4.75美元。有些州的法律规定了更高的最低工资。为了考察最低工资的影响，我们必须考虑劳动市场。图6-5（a）幅表示劳动市场和所有市场一样服从于供求的力量。工人决定劳动供给，而企业决定需求。在没有政策干预时，工资调整使劳动的供求平衡。图6－5（b ）幅表示有最低工资的劳动市场。如果最低工资高于均衡水平，正如图中所示，劳动供给量大于需求量。结果是失业。因此，最低工资增加了有工作工人的收入，但减少了那些找不到工作的工人的收入。为了充分了解最低工资，重要的是要记住，经济不是只包括一个劳动市场，而是包括许多不同类型工人的劳动市场。最低工资的影响取决于工人的技能与经验。技术高而经验丰富的工人不受影响，因为他们的均衡工资大大高于最低工资。对于这些工人，最低工资没有限制性。最低工资对青少年劳动市场影响最大。青少年的均衡工资往往较低，因为青少年属于技术最低而且也是经验最少的劳动力成员。此外，青少年往往愿意接受较低工资以换取在职培训。( 实际上，有些青年人愿意以“实习”之名来工作而不要任何报酬。但是，由于实习不支付工资，所以，最低工资不适用于实习。如果实习也有工资，这些实习工作不会存在了。)结果，最低工资对青少年的限制比对其他劳动力成员都大。许多经济学家考察了最低工资如何影响青少年劳动市场；这些研究者比较了多年来最低工资变动与青少年就业变动。虽然对于最低工资如何影响就业仍有一些争论，但有代表性的研究发现，最低工资上升10%，会使青少年就业减少1%－3%。在解释这种估算时，我们注意到，最低工资提高10%并没有使青少年的平均工资提高10%。法律变动并没有直接影响那些最低工资已大大高于最低工资的青少年。此外，最低工资法的实施也并不彻底。因此，就业减少 1%－3%的估算是相当严重的。除了改变劳动的需求量之外，最低工资还改变了劳动的供给量。由于最低工资增加了青少年可以赚到的工资，它也增加了选择寻找工作的青少年的人数。一些研究发现，较高的最低工资影响那些已经就业的青少年。当最低工资提高以后，一些正在上学的青少年选择退学并参加工作。这些新退学的青少年代替了那些以前退学就业的青少年，使他们现在成为失业者。最低工资是政治争论中常见的题目。最低工资的支持者认为这项政策是增加贫穷工人收入的一种方法。他们正确地指出，那些赚取最低工资的工人只能勉强度日。例如，在1994年，当最低工资是每小时4.25美元 时，一年中每周工作40小时的两个领取最低工资的成年人每年的总收入只有 17680美元，这低于中值家庭收入的一半。许多最低工资的支持者承认，它有一些不利影响，包括失业，但他们认为，这些影响并不大，而且，考虑到所有情况之后，较高的最低工资可以使穷人状况变好。最低工资法的反对者认为，这并不是解决贫穷问题的最好方法。他们注意到，高的最低工资引起失业，鼓励青少年退学，并使一些不熟练工人无法得到他们所需要的在职培训。此外，最低工资法的反对者指出，最低工资法是一种目标欠妥的政策。并不是所有的最低工资工人都是竭力帮助自己家庭脱贫的家长。许多最低工资领取者是中产阶级家庭的青少年，他们是为了额外赚点零花钱而从事业余工作。对价格控制的评价第一章讨论的经济学十大原理之一是，市场通常是组织经济活动的一种好方法。这个原理解释了为什么经济学家几乎总是反对价格上限和价格下限。在经济学家看来，价格并不是某些偶然过程的结果。他们认为，价格是隐藏在供给和需求曲线背后的千百万企业和消费者决策的结果。价格有平衡供求，从而协调经济活动的关键作用。当决策者合法公布的方法来确定价格时，他们就模糊了正常指引社会资源配置的信号。经济学十大原理的另一条是政府有时可以改善市场结果。实际上，决策者进行价格控制是因为他们认为市场结果是不公平的。价格控制的目标往往是帮助穷人。例如，租金控制法想要使每个人都住得起房子。而最低工资法想要帮助人们摆脱贫困。但价格控制往村伤害了它想要帮助的人。租金控制可以保持低租金，但它无法鼓励房和维修住房，并使找房困难。最低工资法会增加一些工人的收入但也使其他工人成为失业者。可以用除了控制价格以外的其他方法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例如，政府可以通过给贫困家庭部分租金补贴来使他们租得起房子。与租金控制不同，这种租金补贴并不减少住房供给量，从而也就不会引起住房短缺。同样，工资补贴提高了贫穷工人的牛活水平又没有刺激企业少雇工人。工资补贴的例子是劳动收入税收减免，这是政府补贴低工资工人的计划。虽然这些替代性政策往往比价格控制好，但也不完善。租金和工资补贴要花费政府资金，因此，要求更高的税收。正如我们在下一部分要说明的，税收也有自己的成本。即问即答 价格上限和价格下限的定义，并各举出一个例子，什么引起了短缺？什么引起了过剩？为什么？税 收所有政府——从华盛顿特区的联邦政府到一个小镇的地方政府——都用税收为公共支出筹资。由于税收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政策工具。而且，由于税收许多方面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所以，税收研究是我们在全书中经常要谈到的一个题目。在这一部分我们从税收如何影响经济开始研究。为了确定我们分析的场合，设想一个地方政府决定举办一个年度冰激凌节——有游行、烟火以及本镇官员演讲、为了增加收入作为这项活的经费，它决定对每个冰激凌蛋卷的销售征收0.5美元的税收当这项计划公布时，我们的两个游说集团立即采取行动。全国冰激凌制造商组织声称，它的成员在竞争市场上为生存挣扎，并认为，冰激凌买者应该支付税收。美国冰激凌消费者协会声称，冰激凌消费者入不敷出，并认为，冰激凌卖者应该支付税收。市长希望达成协议，提出买者支付一半税收，卖者支付一半税收。为了分析这此建议，我们需要提出一个简单而敏感的问题：当政府对一种物品征税时，谁来承担税收负担？是购买此物品的人？还是出售此物品的人?或者，如果买者与卖者分摊税收负担，什么因素决定如何分配税收负担？政府能像这位市长的建议样简单地用立法来分配税收负担，还是要由经济中更基本的力量来决定税收负担分配？经济学家用税收归宿（税收归宿：关于由谁来承担税收负担的研究。）这个术语来指这些关于税收负担分配的问题。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我们只要运用供求工具会知道一些关于税收归宿的令人惊讶的结论。向买者征税如何影响市场结果我们首先考虑对一种物品的买者征税。例如，假设当地政府通过一项法律，要求冰激凌蛋卷的买者为他们购买的每个冰激凌蛋卷向政府支付0.5美元。这项法律如何影响冰激凌的买者和卖者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遵循第四章中分析供给与需求时的三个步骤：(1)我们确定该法律影响供给曲线，还是需求曲线，(2) 我们确定曲线移动的方向。(3)我们考察这种移动如何影响均衡。这项税收最初是影响冰激凌的需求。供给曲线并不受影响，因为在任何一种既定的冰激凌价格时，卖者向市场提供冰激凌的激励是相同的。与此相比，买者只要购买冰激凌就不得不向政府支付税收（以及支付给卖者的价格）。因此，税收使冰激凌的需求曲线移动。移动的方向是很容易知道的。由于对买者征税使冰激凌的吸引力变小了，在每种价格时买者需要的冰激凌量也少了。结果，需求曲线向左移动（或者同样可以说是向下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更准确地了解需求曲线移动多少,由于向买者征收0.5美元的税。所以，对买者的有效价格现在比市场价格高0.5美元。例如，如果每个冰激凌凌卷的市场价格正好是2美元.对买者的有效价格就应该是2.5美元。由于买者看的是包括税收的总成本，所以，他们需要的冰激凌数量就仿佛是市场价格比实际价格高出0.5美元一样。换句话说，为了诱使买者需要任何一种既定的数量，市场价格现在必须降低 0.5美元，以弥补税收的影响。因此，如图6－6所示，税收使需求曲线向下从D1移动到D2，其移动幅度正好是税收量（0.5美元）。为了说明税收的影响，我们比较原来的均衡与新均衡。你可以在图中看到，冰激凌的均衡价格从3美元下降到2.8美元，而均衡数量从100个 减少为90个。由于在新均衡时，卖者卖得少了，而买者买得少了，所以对 冰激凌征税减少厂冰激凌市场的规模。现在我们回到税收归宿问题：谁支付了税收？虽然买者向政府支付了全部税收，但买者与卖者分摊了负担。由于当引进了税收时，市场价格从3美元下降为2.8美元，卖者每个冰激凌比没有税收时少收入0.2美元。因此，税收使卖者的状况变坏了。买者付给卖者较低的价格（2.8美元），包括税收在内的有效价格从征税前的3美元上升为有税收时的3.3美元。（2.8美元+0.5美元=3.3美元）。因此，税收也使买者的状况变坏了。总之，这种分析得出了两个一般性结论：◎税收抑制了市场活动。当对一种物品征税时，该物品在新的均衡时销售量减少了。◎买者与卖者分摊税收负担。在新的均衡时，买者为该物品支付得多了，而卖者得到的少了。向卖者征税如何影响市场结果现在考虑向一种物品的卖者征税。假设地方政府通过法律要求冰激凌蛋卷的卖者每卖一个冰激凌蛋卷向政府支付0.5美元。这项法律有什么影响呢?在这种情况下，最初税收影响冰激凌的供给。由于并不向买者征税，在任何一种既定价格时，冰激凌的需求量是相同的，所以，需求曲线不变。与此相比，对卖者征税增加了销售冰激凌的成本，这就使卖者在每一价格水平时供给的数量少了。供给曲线向左移动（或者同样可以说是向上移动）。我们仍然可以准确地知道移动的幅度。在任何一种冰激凌的市场价格时，卖者的有效价格——他们在纳税之后得到的量——要降低0.5美 。例如，如果一个冰激凌蛋卷的市场价格正好是2美元，卖者得到的有效价格将是1.5美元。无论市场价格是多少，卖者仿佛在比市场价格低 0.5美元的价格时来供给冰激凌数量。换个说法，为了诱使卖者供给任何一种既定的数量，现在市场价格必须高0.5美元，以便弥补税收的影响。因此，如图6－7所示，供给曲线向上从S1移动到S2，移动幅度正好是税收量 0.5美元。当市场从旧均衡向新均衡移动时，冰激凌的均衡价格从3美元上升到3.3美元，而均衡数量从100个减少为90个。税收又减少厂冰激凌市场的规模。而且，买者与卖者又一次分摊税收负担。由于市场价格上升，买者为每个冰激凌蛋卷比纳税前多支付了0.3美元。卖者得到的价格高于没有税收时，但有效价格（在纳税之后）从3美元下降到2.8美元。比较图6－6和图6－7得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结论：对买者征税和对卖者征税是相同的。在这两种情况下，税收在买者支付的价格和卖者得到的价格之间打入了一个楔子。无论税收是向买者征收还是向卖者征收，买者价格与卖者价格之间的楔子是相同的。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个楔子都使供给和需求曲线的相对位置移动。在新均衡时，买者和卖者分摊税收负担。对买者征税和对卖者征税的惟一差别是谁把钱交给政府。如果我们设想政府在每家冰激凌店的柜台上放一个碗来收取0.5美元的冰激凌税时，也许就容易理解这种征税方式的相等性了。当政府向买者征税时，要求买者每买一个冰激凌往碗里放0.5美元。当政府向卖者征税时，要求卖者每卖出一个冰激凌往碗里放0.5美元。无论0.5 美元是直接从买者的口袋放人碗内，还是间接从买者的口袋放人碗内，都无关紧要。 一旦市场达到新均衡，无论向谁征税，都是买者与卖者分摊负担。案例研究 国会能分配工资税的负担吗？如果你曾收到过一张工资支票，也许你会注意到从你赚到的钱的数额中已经扣除了税收。这些税中的一种称为FICA，全称是联邦保险税法案。联邦政府用FICA税的收入来支付社会保障与医疗保健费用， 对老年人的收入津贴和医疗关怀计划费川。FICA的一个例子是工薪税，它是向企业支付给工人的工资征税。在1995年，一般工人总的FICA 税占收入的15.3%。你认为谁承受这种工薪税的负担——企业还是工人？当国会通过这项立法时，它试图规定税收负担的划分。根据这项法律，企业支付一半税收，工人支付一半税收。这就是说，一半税由企业收益中支付，而一半税从工人工资支票中扣除。出现在你工资单上的扣除量就是工人支付的。但是，我们对税收归宿的分析表明，法律制定者并不能这样轻而易举地划分税收负担。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把工薪税仅仅作为对物品征收的税来分析，在这里物品是劳动，而价格是工资。工薪税的关键特征是，它是放在企业支付的工资和上人得到的工资之间的一个楔子。图6－8表示结果。当征收工薪税时，工人得到的工资减少了，而企业支付的工资增加了。最后，工人和企业像立法所要求的那样分摊税收负担。但税收负担在工人和企业之间的这种划分与立法的划分无关：图6－8中税收负担的划分并不一定是一半对一半，而且，如果法律向工人征收全部税收或向个业征收全部税收，也会出现同样的结果。这个例子说明，公共争论中往往忽略了税收归宿的最基本结论。法律制定者可以决定税收来自买者的口袋还是来自卖者的口袋，但它们不能用立法规定税收的真正负担。确切地说，税收归宿取决于供给和需求的力量。弹性与税收归宿当对一种物品征税时，该物品的买者与卖者分摊税收负担. 但税收负担如何确切地划分呢？只有极少数情况是平均分摊的。为了说明税收负担如何划分，考虑图6－9中两个市场的税收影响。在这两种情况下，该图表示了最初的需求曲线，最初的供给曲线和打人买者支付的量与卖者得到的量之间的楔子。（在该图的哪一幅中都没有画出新的供给需求曲线。哪一条曲线移动取决于税收向买者征收还是向卖者征收。正如我们已经说明的，这与税收归宿无关。）这两幅图的差别是供给和需求的相对弹性。图6－9（a）幅表示供给非常富有弹性而需求较为缺乏弹性市场上的税收。这就是说，卖者对某种物品的价格非常敏感，而买者非常不敏感当对这些富有弹性的市场征税时，卖者得到的价格并没有下降多少，因此卖者只承担了一小部分负担；与此相比，买者支付的价格大幅度上升，表示买者承担了大部分税收负担。图6－9（b）幅表示供给较为缺乏弹性而需求非常富有弹性的市场上的税收。在这种情况下，卖者对价格不十分敏感，而买者非常敏感。该图表示，当征收税收时，买者支付的价格上升并不多，而卖者得到的价格大幅度下降。因此，卖者承担了大部分税收负担。图6－9的两幅图说明了一个关于税收负担划分的一般结论：税收负担更多地落在缺乏弹性的市场一方身上。为什么这是正确的？弹性实际上衡量当条件变得不利时，买者或卖者离开市场的意愿。需求弹性小意味着买者对消费这某种物品没有适当的替代品。供给弹性小意味着，买者对产这某种物品没有适当的替代品。当对这种物品征税时，市场中其他合适选择少的一方不能轻而易举地离开市场，从而必须承担更多的税收负担。案例研究 谁支付奢侈品税？在1990年，国会针对游艇、私人飞机、皮衣、珠宝和豪华轿车这类物品通过了一项新的奢侈品税。这种税的目的是增加那些承担税收负担最轻松的人的税收。由于只有富人能买得起这类奢华东西，所以，对奢侈品征税看来是向富人征税的一种合理方式。但是，当透过供给与需求的力量来看时，结果与国会所期望的完全不同。例如，考虑一下游艇市场。游艇的需求是极其富有弹性的。百万富翁不买游艇是很容易的；她可以用钱去买更大的房子，去欧洲度假，或者留给继承人大笔遗产。与此相比，游艇的供给至少在短期中是较为缺乏弹性的。游艇工厂不能轻而易举地转向其他用途，而且，建造游艇的工人也不愿意由于市场状况改变而改换职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分析可以作出一个明确的预测。由于富有弹性的需求与缺乏弹性的供给，税收负担主要落在供给者身上。这就是说，对游艇征税主要负担落在建造游艇的企业和工人身上，因为最后是他们的产品价格下降了。但工人并不富裕。因此，奢侈品税的负担落在中产阶级身上的比落在富人身上的多。在这种税付诸实施之后，关于奢侈品税归宿的错误假设很快显现出来。奢侈品供给者使他们的国会议员认识到他们所经历的经济困境，而且，国会在1993年废除了大部分奢侈品税。即问即答 在供求分析图中，说明对汽车购买者征收每辆1000美元的税，是如何影响汽车销售量和汽车价格的。在另一个图中，说明对汽车销售者征收每辆1000美元的税，是如何影响汽车销售量和汽车价格的。用这两个图，请你说明汽车买者支付的价格的变化，以及汽车卖者得到价格的变化。结论经济受两种规律的支配：供求规律和政府制定的法规。在本章中我们开始说明这些规律的相互作用。在经济中的各种市场上，价格控制和税收是常见的，而且，在报纸上和决策者之间经常争论这些政策的影响。即使只有点滴的经济学知识也可以大致了解并评价这些政策。在以后几章中，我们将更详细地分析许多政府政策。我们将更充分地考察税收的影响，并考虑比这里要更广泛的政策。但本章的基本结论不会改变：当分析政府政策时，供给和需求是首要的、最有用的分析工具。内容提要◎价格上限是某种物品与劳务法定的最高价格。租金控制是一个例子。如果价格上限低于均衡价格，需求量则大十供给量。由于引起了短缺，卖者必须以某种方式在买者中配给物品或劳务。◎价格下限是某种物品或劳务法定的最低价格。最低工资是一个例子。如果价格下限高于均衡价格，供给量则大于需求量。由于引起了过剩，必然要以某种方式在卖者中配给买者的物品或劳务需求。◎当政府对一种物品征收税收时，该物品的均衡数量减少。这就是说，对市场收税缩小了市场的规模。◎对一种物品征税是在买者支付的价格和卖者得到的价格之间打入了一个楔子，当市场向新均衡变动时，买者为该物品支付的价格高了，而卖者从该物品得到的价格低了；在这种意义上说，买者与卖者分摊税收负担。税收归宿并不取决于是向买者征税，还是向卖者征税。◎税收归宿取决于供给和需求的价格弹性。税收负担倾向于落在缺乏弹性的市场一方，因为市场的这一方难以通过改变购买或销售量来对税收作出反应。第七章 消费者、生产者与市场效率在本章中你将——考察买者对一种物品的支付意愿与需求曲线之间的联系了解如何定义并衡量消费者剩余考察卖者生产一种物品的成本与供给曲线之间的联系了解如何定义并衡量生产者剩余知道供给与需求均衡可以使市场总剩余最大当消费者为购买感恩节晚餐而到商店时，他们可能为火鸡的价格如此之高而感到失望。同时，当农民把他们饲养的火鸡送到市场时，他们希望火鸡的价格能再高一些。这些观点并不使人感到惊讶：买者总想少付些钱，而卖者总想多得些钱。但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存在一种火鸡的“正确价格”吗？在以前各章中，我们说明了，在市场经济中供给与需求的力量如何决定了物品与劳务的价格和销售量。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只是描述了市场配置稀缺资源的方式，而没有直接说明这些市场配置是不是令人满意的问题。换句话说，我们的分析是实证的（是什么），而不是规范的（应该是什么）。我们知道，火鸡的价格调整是要保证火鸡的供给量等于火鸡的需求量。但是，在这种均衡时，火鸡的生产量与消费量是太少、太多，还是正好呢？在本章中，我们要讨论福利经济学这个题目，即研究资源配置如何影响经济福利。我们从考察买者和卖者从参与市场中得到的利益开始。然后我们考虑社会如何可以使这种利益尽量达到最大。这种分析得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结论：市场上供求均衡可以使买者和卖者得到的总收益最大化。也许你还记得第一章经济学十大原理之一是，市场通常是组织经济活动的一种好方法。福利经济学的研究更充分地解释了这个原理。它还要回答火鸡的正确价格这个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使火鸡供求平衡的价格是最好的价格，因为它使火鸡消费者和火鸡生产者的总福利最大化。消费者剩余我们从观察参与市场的买者得到的收益开始我们的福利经济学研究。支付意愿设想你有一张崭新的猫王的首张专辑。因为你不是一个猫王迷，你决定把该专辑卖出。这样做的一种方法是举行拍卖。四个猫王迷出现在你的拍卖会上：约翰、保罗、乔治和林格。他们每一个人都想拥有这张专辑，但每个人愿意为此付出的价格都有限。表7－1表示这四个可能的买者中每一个人想支付的最高价格。这每一个人的最高价格称为支付意愿，它衡量买者对物品的评价是多少。每个买者都希望以低于自己支付意愿的价格买这张专辑，并拒绝以高于他支付意愿的价格买这张辑，而且，对以正好等于自己支付意愿的价格买这张专辑是无所谓的态度。表7-1 四个可能买者的支付意愿买者支付意愿（美元）约翰100保罗80乔治70林格50　　为了卖出你的专辑，你由低价格，比如 10美元，开始叫价。由于4个买者愿意支付的要多得多，价格很快上升。当约翰报出 80美元（或略高一点）时，叫价停止了。在这一点上，保罗、乔治和林格退出了叫价，因为他们不愿意叫出任何比 80美元高的价格。约翰付给你 80美元，并得到了这张专辑。要注意的是，这张专辑将归对该专辑评价最高的买者。　　约翰从买到猫王的这张专辑中得到什么收益呢？在某种意义上说，约翰发现了一个真正的好价格：他愿意为这张专辑支付100美元，但只为此支付了80美元、我们说，约翰得到了20美元的消费者剩余。消费者剩余是买者愿意为一种物品支付的量减去买者为此实际支付的量。消费者剩余衡量买者参与市场的收益。在这个例子中，约翰从参与拍卖中得到了20美元的收益，因为他对他评价为10O美元的东西只支付了80美元。保罗、乔治和林格从参与拍卖中没有得到消费者剩余，因为他们没有得到专辑，也没有花一分钱。　　现在考虑一个略有点不同的例子。假设你有两张相同的猫王专辑要卖。你又向4个可能的买者拍卖它们。为了使事情简单，我们假设，这两张专辑都以相同的价格卖出，而且，没有一个买者想买一张以上的专辑。因此，价格上升到两个买者放弃为止。　　在这种情况下，当约翰和保罗报出70美元(或略高一点)时,叫价停止。在这种价格时，约翰和保罗愿意各买一张专辑，而乔治和林格不愿意出再高的价格。约翰和保罗各自得到的消费者剩余等于各自的支付意愿减价格。约翰的消费者剩余是30美元,而保罗的是10美元。现在约翰的消费者剩余高于以前，因为他得到了同样的专辑，但为此付的钱少了。市场的总消费者剩余是40美元。用需求曲线衡量消费者剩余　　消费者剩余与一种物品的需求曲线密切相关．为了说明它们们如何相关，我们继续用上述例子,并考虑这张稀有的猫王辑的需求曲线。　　我们首先用四个可能买者的支付意愿找出这张专集的需求表。表7－2表示与表 7－1相对应的需求表。如果价格在1美元以上，市场需求量是零为没有一个买者愿意出这么多的钱。如价格是在80－100美元之间,，需求量是1，因为只有约翰愿意出这么高的价格。如果价格在70－80美元之间需求量是2，因为约翰和保罗都愿意出这个价格。我们还可以继续这样分析其他价格。用这种方法，就可以根据4个可能买者的支付意愿推出导出需求表。表7－2 表7－l中买者的需求表价格买者需求量大于100美元无080－100美元约翰170－80美元约翰、保罗250－70美元约翰、保罗、乔治350美元或以下约翰、保罗、乔治、格林4图7－1画出了与这个需求表相对应的需求曲线．要注意需求曲线的高与买者支付意愿之间的关系。在任何一种数量时需求曲线给出的价格表示边际买者支付意愿，边际买者是如果价格再提高一点就首先离开的买者。例如，在四张专集这一数量时，需求曲线的高为50美元，这是林格（边际买者）愿意为一张专集支付的价格。在3张专辑这一数量时，需求曲线的高是70美元，这是乔治(现在的边际买者)愿意支付的价格。由于需求曲线反映了买者的支付意愿，我们还可以用它衡量消费者剩余。 图7-2用需求曲线计算我们例子中的消费者剩余。在（a）幅中，价格是80美元（或略高一点）,而需求量是1。要注意价格以上和需求取消以下的面积等于20美元。这个量正好是我们计算的当只卖出一张专辑时的消费者剩余。图7-2（b）幅表示当价格是70美元(或略高一点)时的消费者剩余.在这种情况下，价格以上和需求曲线以下的面积等于两个矩形的总面积:在这种价格时，约翰的消费者剩余30美元保罗的10美元.这个面积等于40美元。这个量又是我们以前计算的消费者剩余。这个例子的结果对所有需求曲线都是成立的：需求曲线以下和价格以上的面积衡量市场的消费者剩余。原因是需求曲线的高衡量买者对物品的的评价，即以他们对此物品的支付意愿来衡量评价；这种支付意愿愿与市场价格之间的差额是每个买者的消费者剩余。因此，需求曲线以下和价格以上的总面积是一种物品或劳务市场上所有买者消费者剩余的总和。低价格如何增加消费者剩余我们提出消费者剩余概念的目的是对市场结果的合意性作出规范性判断。现在你已经知道了什么是消费者剩余，我们就来看看，这是不是经济福利的好的衡量指标。设想你是一个决策者，正努力设计一种好的经济制度。你考虑到消费者剩余的大小了吗？消费者剩余，即买者愿意为一种物品付出的量减他们实际付出的量，衡量了消费者从一种物品中得到的买者自己感觉到的收益。因此，如果决策者想尊重买者的偏好，消费者剩余是经济福利的一种好的衡量标准。在某些情况下，决策者可能选择不关心消费者剩余，因为他们不尊重驱动买者行为的偏好。例如，吸毒者愿意支付高价格获得海洛因。但我们并不认为，吸毒者可以从低价购买海洛因中得到巨大收益（尽管吸毒者会这样认为）。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这种情况下的支付意愿并不是买者收益的好的衡量指标，消费者剩余也不是经济福利的好的衡量指标，因为吸毒者并不追求自己的最大收益。价格如何影响消费者剩余：在〔a〕幅中，价格为P1，需求量为Q1，消费者剩余等于三角形ABC的面积。当价格从P1下降到P2时，正如(b)幅所示，需求量从Q1增加到Q2 ，消费者剩余增加到三角形ADF的面积。消费者剩余的增加（BCFD面积）部分是因为原来的消费者现在支付的少了(BCED面积)，部分是因为为在低价格时新消费者进入市场（CEF面积）。但是，在大多数市场上，消费者剩余反映了经济福利。经济学家通常假设，当买者作出决策时，他们是理性的，而且, 他们的偏好应该得到尊重。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是他们从自己购买的物品中得到了多少收益的最好的判断者。即问即答 画出火鸡的需求曲线。在你画的图中，说明火鸡的价格与那种价格所产生的消费者剩余。用文字解释如何衡量这种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现在我们转向市场的另一方，并考虑卖者从参与市场中得到的利益。正如你将看到的，我们对卖者福利的分析与我们对买者福利的分析相似。成本与卖者的意愿现在设想你是一个房屋所有者，而且你需要油漆你的房子。你找到了4个油漆劳务的出卖者：玛丽、路易斯、乔治亚和格拉玛。如果价格合适,每位油漆工都愿意为你工作；你决定让这四个油漆工竞价，并把这项工作拍卖给愿息为最低价格工作的油漆工。如果得到的价格超过了从事这项工作的成本，每个油漆工都愿意接受这项工作。在这里成本这个术语应该解释为油漆工的机会成本：它包括油漆工口袋中的支出（油漆、刷子等）和油漆工对她们自己时间的评价。表7-3表示每个油漆工的成本。由于一个油漆工的成本是她愿意接受这份工作的最低价格，所以，成本是她出售她的劳务的意愿。每个油漆工都渴望以高于她的成本的价格出售她的劳务，拒绝以低于她的成本的价格出售她的劳务，而且，对在价格正好等于她的成本时出售她的劳务持无所谓的态度。当你接受油漆工的报价时，价格开始时可以是高的，但由于油漆工竞争工作，价格会很快下降。一旦格拉玛报出了600美元的价格（或大略低一点），她就是唯一留下来的竞价者. 格拉玛很高兴在这种价格时从事这件上作，因为她的成本仅仅是500美元。玛丽、路易斯和乔治亚不愿意以低于6美元的价格从事这件工作。要注意的是工作属于能以最低成本从事这项工作的油漆工。表7-3　四个可能的卖者成本卖者成本（美元）玛丽900路易斯800乔治亚600格拉玛500格拉玛从这项工作中得到了什么收益呢？由于她愿意以500美元从事这项工作，但得到了600美元的价格。我们说她得到了100美元的生产者剩余。生产者剩余是卖者得到的量减去生产成本。生产者剩余衡量卖者参与市场的收益。　　现在我们考虑一个略有点不同的例子。假设你有两间房子需要油漆。你又向四个油漆工拍卖这份工作.为了使事情简单，我们假设没有一个油漆工能油漆两间房子，而且你将付给油漆每间房子相同的钱数。　　在这种情况下，当乔治亚和格拉玛每人都为800美元（或略低一点）的价格提供了工作时，竞价就停止了。在这种价格时，乔治亚和格拉玛愿意从事这项工作，而玛丽和路易斯不愿报出更低的价格。在价格为800美元时，格拉玛得到了300美元的生产者剩余，而乔治亚得到了200美元的生产者剩余。市场上的总生产者剩余是500美元。用供给曲线衡量生产者剩余　　正如消费者剩余与需求曲线密切相关一样，生产者剩余也与供给曲线密切相关。为了说明如何密切相关，我们继续用刚才的例子。　　我们从根据四个油漆工的成本找出油漆服务的供给表开始。表7－4表示与表7－3中成本相对应的供给表。如果价格低于500美元，四个油漆工中没有一个愿意从事这项工作，因此，供给量是零。如果价格在500-600美元之间，只有格拉玛愿意从事这项工作，因此供给量是1。如果价格在600-800美元之间，格拉玛和乔治亚愿意从事这项工作，因此供给量是2，以此类推。因此，可以从四个油漆工的成本推导出供给表。表7－4 表7－3中卖者的供给表价格买者需求量900美元或以上玛丽、路易斯、乔治亚、格拉玛4800－900美元路易斯、乔治亚、格拉玛3600－800美元乔治亚、格拉玛2500－600美元格拉玛1500美元以下无0图7－4画出了对应于这个供给表的供给曲线。要注意的是，供给曲线的高与卖者的成本相关。在任何一种数量时，供给曲线给出的价格表示边际卖者的成本，这个边际卖者是如果价格再略低一点就首先离开市场的卖者。例如，在房子数量为4时，供给曲线的高是900美元，即玛丽（边际卖者）提供其油漆服务的成本。在三间房子时，供给曲线的高是800美元，即乔治亚（现在的边际卖者）提供其油漆服务的成本。由于供给曲线反映了卖者的成本，我们可以用它来衡量生产者剩余。图7-5用供给曲线来计算我们例子中的生产者剩余。在（a）幅中，我们假设价格是600美元。在这种情况下，供给量是1。要注意的是，价格以下和供给曲线以上的面积等于100美元。这个数量正好是我们以前计算的格拉玛的生产者剩余。图7－5（b）幅表示，在价格800美元时的生产者剩余。在这种情况下，价格以下和供给曲线以上的面积等于两个矩形的总面积。这个面积等于500美元，即我们以前计算的当有两间房子需要油漆时，乔治亚和格拉玛的生产者剩余。从这个例子中得到的结论适用于所有供给曲线：价格之下和供给曲线以上的面积衡量市场生产者剩余。逻辑是直截了当的：供给曲线的高衡量卖者的成本，而价格和生产成本之间的差额是每个卖者的生产者剩余。因此，总面积是所有卖者生产者剩余的总和。高价格如何增加生产者剩余当你听到卖者总想使他们所卖的物品卖到一个高价格时你不会感到奇怪吧？但是，由于高价格，卖者的福利会增加多少呢？生产者剩余的概念对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准确的答案。图7－6表示一条普通的向右上方倾斜的供给曲线。尽管这条供给曲线在形状上与以前图中梯形供给曲线不同，但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法衡量生产者剩余：生产者剩余是价格以下和供给曲线以上的面积。在（a）幅中，价格是P1 生产者剩余是三角形ABC的面积。（b）幅表示当价格从P1上升为P2时出现的变动。现在的生产者剩余等于三角形ADF的面积。这种生产者剩余的增加有两部分。第一，在较低价格P1时，已经出售Q1某物品的卖者由于他们出售的物品现在卖到了更高的价格而状况变好。现有卖者的生产者剩余增加等于矩形BCED的面积。第二，一些新卖者进入市场，因为他们现在愿意按较高价格生产物品，这就使供给量从Q1增加到Q2。这些新进入者的生产者剩余是三角形CEF的面积。正如这种分析所说明的，我们可以用与我们衡量买者福利大体相同的方法，用生产者剩余来衡量卖者的福利。由于这两种经济福利的衡量如此相似，所以，同时使用它们是很自然的。而且，实际上这正是我们在下一部分所要做的事。　　即问即答 画出火鸡的供给曲线。用你的图说明火鸡的价格，以及从那种价格中得到的生产者剩余。用文字解释如何衡量生产者剩余。市场效率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是经济学家用来研究市场中买者与卖者福利的基本工具。这些工具有助于我们解决一个基本的经济问题：在自由市场所决定的资源配置是以我们希望的方式进行的吗?仁慈的社会计划者为了评价市场结果，我们在分析中引人一个新的、假设的角色，称之为仁慈的社会计划者。仁慈的社会计划者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意愿良好的独裁者。这个计划者想使社会上每个人的经济福利最大化。你认为这个计划者应该怎么做呢？他会放任买者与卖者自然而然地根据自己的利益达到均衡？还是他通过以某种方式改变市场结果来增加经济福利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计划者首先必须决定如何衡量社会的经济福利。一种可能的衡量指标是消费者和生产者剩余的总和，我们称之为总剩余。消费者剩余是买者从参与市场中得到的收益，而生产者剩余是卖者得到的收益。因此，把总剩余作为社会经济福利的衡量指标是自然而然的.为了更好地理解经济福利的衡量，我们回忆一下如何衡量消费者与生产者剩余。我们把消费者剩余定义为：消费者剩余=买者的评价-买者支付的量同样，我们把生产者剩余定义为：生产者剩余=卖者到的量-卖者的成本当我们把消费者和生产者剩余加在一起时，我们得出：总剩余=买者的评价-买者支付的量+卖者得到的量-卖者的成本买者支付的量等于卖者得到的量。因此，这个公式中中间的两项相互抵消。结果，我们可以把总剩余写为：总剩余=买者的评价-卖者的成本市场的总剩余是用买者支付意愿衡量的买者对物品的总评价减去卖者生产这些物品的成本。参考资料：市场中看不见的手自由市场的效率最初是个惊人的思想。毕竟没有一个人在追求一般经济福利。自由市场包含了许多买者和卖者,而且，他们所有的人主要都关心他们自己的福利。但是，尽管决策是分散作出的，而且决策者是利己的，但结果并不是混乱的，而是有效率的。如果资源配置使总剩余最大化，我们说，这种配置表现出效率。如果一种配置是无效率的，那么，买者和卖者之间交易的一些好处就还没有完全被实现。例如，如果一种物品不是由最低成本的卖者生产，配置就是无效率的。在这种情况下，将生产从高成本生产者转给低成本生产者就会降低卖者的总成本并增加总剩余。同样，如果一种物品不是由对这种物品评价最高的买者消费，配置也是无效率的。在这种情况下，使该物品的消费从评价低的买者转给评价高的买者就将增加总剩余。除了效率之外，社会计划者还应该关心平等——福利在各种买者与卖者之间分配的公平性。实际上市场交易的好处很像在市场参与者之间分割一块蛋糕。效率问题是能不能尽量把蛋糕做大。平等问题是能不能公平地分割蛋糕。评价市场结果的平等要比评价市场结果的效率困难。效率是可以根据严格的实证基础评价的客观目标，而平等涉及到规范的评价，这种评价超越了经济学范围，并进入政治哲学领域。在本章中，我们集中在作为社会计划者目标的效率上。但要记住，现实的决策者也同样关心平等。这就是说，他既关心经济蛋糕的大小，又关心如何在社会成员中切割和分配这块蛋糕。市场均衡的评价图7－7表示当市场达到供求均衡时的消费者与生产者剩余。我们还记得，消费者剩余等于价格以上和需求曲线以下的面积，而生产者剩余等于价格以下和供给曲线以上的面积。因此，供给和需求曲线到均衡点之间的总面积代表这种市场的总剩余。这种均衡的资源配置有效率吗？它使总剩余实现了最大化吗？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要记住当市场均衡时，决定价格的是参与市场的买者与卖者。那些对物品评价大于价格（由需求曲线上的EB段表示）的买者选择购买物品；那些对物品评价小于价格（由需求曲线上的CE段表示）的买者选择不购买物品。同样，那些成本低于价格（由供给曲线CE段表示）的卖者选择生产并销售物品那些成本大于价格（由供给曲线上CD段表示）的卖者选择不生产和销售物品。这些观察可以得出两个关于市场结果的观点：1.自由市场把物品的供给分配给对这些物品评价最高的买者，这种评价由他们的支付意愿来表示。2.自由市场把物品的需求分配给可以以最低成本生产这些物品的卖者。因此，在生产与销售量达到市场均衡的情况下，社会计划者不能通过改善买者之间的消费配置或卖者之间的生产配置来增加社会福利。但是，社会计划者可以通过增加或减少物品量来增加经济福利吗？回答是否定的，这正如关于市场结果的第三种观点中所表示的：3.自由市场生产使消费者和生产者剩余总和最大化的产量。为了说明为什么这是正确的，看一看图7-8；我们还记得，需求曲线反映了买者的评价，而供给曲线反映了卖者的成本。在低于均衡水平的数量时，买者的评价大于卖者的成本。在这个范围内，增加产量会增加总剩余，而且，这种情况要一直持续到产量达到均衡水平时为止；但是，超过均衡数量时，买者的评价小于卖者的成本。因此，产量大于均衡数量会减少总剩余。这三个关于市场结果的观点告诉我们，供求均衡使消费者与生产者剩余之和最大化。换句话说，均衡结果是资源的有效配置。因此，仁慈的社会计划者的工作是非常简单的：他可以让市场自己找出结果。这个结论解释了为什么经济学家通常提倡自由市场是组织经济活动的最好方法。即问即答 画出火鸡的供给与需求。在均衡时，说明生产者与消费者剩余。解释为什么多生产一只火鸡就会减少总剩余。新闻摘录 倒卖门票如果一个经济能有效地配置其稀缺资源，物品必然给予那此对这些物品评价最高的消费者。倒卖门票是市场如何实现有效结果的一个例子。倒票者买戏剧、音乐会和运动会的门票，并以高出他们原来成本的价格卖出这些票。通过收取市场可以承受的最高价格，倒票者有助于保证对门票支付意愿最高的人实际上得到这些票。但是，正如以下的文章所描述的。关于这种市场活动是否合法存在一些争论。你需要票吗? 给与需求在路边相遇约翰?特尼 撰写对凯文?托马斯（Kevin Thomas）来说，倒卖门票一直是一件好事，而且他并不感到有什么不妥。他把自己作为一个典型的美国企业家：一个从布鲁克斯区高中退学并自学经商之道的人，他每周工作7个晚上，一年收入4万美元，在26岁时已有7.5万美元的储蓄，这些钱全是他在纽约的剧院与体育场门口提供公共服务所赚来的。他只有一种抱怨。最近一个晚上他说：“我去年被抓了30次，”那晚他刚由尼克斯（Knicks）的一场比赛中赚了280美元。“你得学会怎么对付这种事，我给警察一个假名，没有办法时就付罚款，但我认为这不公正。我认为倒票就像作股票经纪人，低买高卖。如果人们愿意给我钱，哪有什么问题呢?”在纽约和新泽西的政府官员看来，倒门票是一个大问题，他们对汤姆斯这样的街头票贩子和有经营执照的门票经纪人进行扫荡。便衣警察正实施对高价转售门票的限制，这两个州的检察官正在压制曾广为报道的对几十名门票经纪人的诉讼案。但经济学家倾向于从汤姆斯的角度来看待倒卖门票。在他们看来，政府取缔倒卖门票的除恶行动很像从前共产主义国家当局反对“获取暴利”的行动。经济学家认为，这些限制使公众不方便，减少了文化与体育活动的参加人数，浪费了警察的时间，使纽约市每年减少了几千万美元的税收，而且，实际上使许多门票成本增加。“通过宣布高价非法而把自己装扮成穷人的保卫者总是好的政治家，”纽约大学C.V．斯塔尔应用经济学中心主任威廉?鲍莫尔（William J．Baumol）这样说。“我预言政治家们也会通过宣布艾滋病非法来解决艾滋病问题。这是无害的，因为什么也没有发生，但当你认为高价非法时，你就真的有问题了。”鲍莫尔先生是主张在时代广场的TKTS摊位上半价出售当天百老汇戏票的经济学家之一，当 1973年TKTS摊位开幕时，百老汇的业主们认为这是危险而激进的。但是，这些业主由于为原本卖不出的票找到了新的客户而获利，这是自由市场信条的一个例证：当由价格调整来满足需求时，买者与卖者最终都获益。经济学家从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教训中又看了另一个例子，在这个博物馆人们排队等候两个小时来购买马蒂斯作品展览的门票。但在路边有另一种选择：避开了警察的票贩子以20－50美元的价格转售本来只有12.5美元的门票。“为了少花两个小时排队买一张马蒂斯作品展览的门票，而多花10或15美元不至于高估了你的时间价值吧！”康乃尔大学的经济学家理查德?H.塞勒（Richard H. Thaler）说，“有些人认为让每个人都排队是公平的，但排队使每个人都从事毫无生产率的活动，而且这是有利于那些有富裕时间的人的一种歧视行为。倒卖门票也给了其他人一个机会。我认为把倒卖门票作为非法是没有道理的。”……政治家们经常争辩说，没有禁止票贩子的法律，大多数人将会买不起门票，但加利福尼亚州没有禁止倒卖门票的法律，而票价也没有高得离谱。而且，票贩子尽管想使门票暴涨，但愿意花100美元买一张门票的人也并不多。……然而，倒卖门票合法化并不一定对每个人都是好消息。例如，托马斯先生就担心，额外的竞争会把他挤出这个行业。但自从他在10岁时开始站在洋基运动场的16年之后，他认为这是他改行的时候了。资料来源：The New York Times,December,26,1992,p.A1结论：市场效率与市场失灵本章介绍了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工具——消费者与生产者剩余——并用这种工具来评价自由市场的效率。我们说明了，供求的力量可以有效地配置资源。这就是说，尽管市场的每个买者与卖者只关心他自己的福利，但他们共同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引到使买者与卖者总收益最大化的均衡。现在是提出一些警告的时候了。为了得出市场有效率的结论，我们作出了一些关于市场如何运行的假设。当这些假设不成立时，我们关于市场均衡有效率的结论可能就不再正确了。在结束本章时，我们简单考虑这些假设中最重要的两个假设。第一, 我们的分析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但是，在世界上有时竞争是极不完全的。在一些市场上，只有一个买者或卖者（或一小群买者或卖者) 可以控制市场价格。这种影响价格的能力被称为市场势力。市场势力。可以使市场无效率，因为它会使价格和数量背离供求均衡。第二，我们的分析假设，市场结果只与买者和卖者相关。但在世界上，买者和卖者的决策有时影响那些根本个参与市场的人；污染是影响不参与市场的人的市场结果的一个典型例子；这种负作用称为外部性，它使市场福利还要取决于买者评价和卖者成本之外的其他因素。由于买者与卖者在决定消费和生产时并没有考虑这种负作用，所以，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市场均衡可能是尤效率的。市场势力和外部性是被称为市场失灵的普遍现象的例于——市场失灵是一些不受管制的市场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当市场失灵时，公共政策就有潜力解决这些问题并增加经济福利。微观经济学家耗费许多精力去研究什么时候会发生市场失灵，以及哪种政策能最好地纠正市场失灵。当你继续学习经济学时，你将会看到，这里所提出的福利经济学的工具也很容易适用于那种努力．尽管有市场失灵的可能性，市场中看不见的手仍然是极其重要的。我们在本章中作出的假设能在许多市场中很好地发挥作用，而且，直接适用于市场效率的结论。此外，我们关于福利经济学和市场效率的分析可以用来说明各种政府政策的影响。在下两章中，我们运用刚刚提出的工具来研究两个重要的政策问题——税收和国际贸易的福利效应。内容提要◎消费者剩余等于买者对一种物品的支付意愿减去它们实际为此所支付的量，它衡量买者从参与市场中得到的收益。可以通过找出需求曲线以下和价格以上的面积来计算消费K剩余。◎生产者剩余等于卖者由其物品得到的量减去它们的生产成本，它衡量卖者从参与市场中得到的收益。可以通过找出价格以下和供给曲线以上的面积来计算生产者剩余。◎使消费者和生产者剩余的总和最大化的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决策者通常关心经济结果的效率以及平等。◎供给与需求的均衡使消费者与生产者剩余的总和最大化。这就是说．市场中看不见的手指引买者与卖者有效地配置资源。◎在存在市场势力或外部性这类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市场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第八章 应用：税收的代价在本章中你将——考察税收如何减少消费者和生产者剩余了解税收无谓损失的意义和原因考虑为什么一些税收的无谓损失大于另一些税收考察税收和无谓损失如何随税收的规模而变动税收往往是热门政治争论的来源。在1776年美国殖民地对英国税收的愤怒引发了美国革命。200多年以后，罗纳德?里根以大幅度降低个人所得税为号召当选总统，在他入主白宫的8年期间，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从70%下降为28%。1992年，比尔?克林顿当选的部分原因是因为当时的总统乔治?布什没有遵守他在1988年大选中的诺言：“相信我的话：没有新税。”我们在第六章中开始研究税收。在那里我们说明了，一种物品的税收如何影响它的价格和销售量，以及供给和需求的力量如何在买者与卖者之间划分税收负担。在本章中，我们要扩大这种分析，并考察税收如何影响福利，即市场参与者的经济福利。乍看起来，税收对福利的影响似乎是显而易见的。政府征税是为了增加收入，而这种收入必然来自某人的口袋。正如我们在第六章中所说明的，当对一种物品征税时，买者和卖者的状况都会变坏：税收提高了买者支付的价格，并降低了卖者得到的价格。但为了更充分地理解税收如何影响经济福利，我们应该比较买者和卖者减少的福利和政府增加的收入量。消费者和生产者剩余的工具使我们可以进行这种比较。分析将表明，税收对买者和卖者的成本超过了政府增加的收入。税收的无谓损失我们从回忆第六章中一个惊人的结论开始：一种物品的税收是向买者征收还是向卖者征收是不重要的。当向买者征税时，需求曲线向下移动，移动量为税收的大小；当向卖者征税时，供给曲线向下移动，移动量为税收的大小。在这两种情况下，当征收税收时，买者支付的价格上升，而卖者得到的价格下降。最后，无论如何收税，买者与卖者分摊税收负担。图8－l表示这些影响。为了简化我们的讨论，尽管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中必然有一条曲线移动，但图上并没有表示出任何一条曲线的移动。哪一条曲线移动取决于是向卖者征税（供给曲线移动），还是向买者征税（需求曲线移动）。但就我们这里的目的而言，我们并不需要说明这种移动。关键的结果是，税收在买者支付的价格和卖者得到的价格之间打入了一个楔子。由于这种税收楔子，销售量低于没有税收时应该达到的水平。换句话说，对一种物品征税使这种物品的市场规模收缩。这些结论与第六章的结论相似。税收如何影响市场参与者现在我们用福利经济学的工具来衡量对一种物品征税的收益与损失。为了这样做，我们必须考虑税收如何影响买者、卖者以及政府。市场上买者得到的收益用消费者剩余——买者愿意为某物品支付的量减去他们实际支付的量——来衡量。市场上卖者得到的收益用生产者剩余——卖者为一种物品得到的量减去其成本——来衡量。这些正是我们在第七章中所用的经济福利衡量指标。第三个令人感兴趣的部分，政府的衡量指标是什么呢？如果T是税收规模，Q是物品销售量，那么，政府得到的总税收收入就是T×Q。政府可以用这种税收提供服务，例如，道路、警察和公共教育，或用于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因此，为了分析税收如何影响经济福利，我们可以用税收收入来衡量政府从税收中得到的收益。但是，应该记住，这种收益实际上并不归政府，而是归那些得到这种收入的人。图8－2代表用供给和需求曲线之间的矩形表示的政府税收收入。这个矩形的高是税收规模T，而矩形的宽是销售的物品量Q。由于矩形的面积是高乘宽，所以，这个矩形的面积是T×Q，它等于税收收入。没有税收时的福利 为了说明税收如何影响福利，我们从考虑政府征税之前的福利开始。图8－3表示供求图，并用宇母A到F标出关键的面积。没有税收时，可以在供给和需求曲线相交处找出价格和数量。价格是P1销售量是Q1。由于需求曲线反映了买者的支付意愿，所以，消费者剩余是需求曲线价格之间的面积，A＋B＋C。同样，由于供给曲线反映了卖者的成本，所以，生产者剩余是供给曲线和价格之间的面积，D＋E＋F。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没有税收，税收收入等于零。总剩余，即消费者和生产者剩余之和，等于面积A＋B＋C＋D＋E＋F。换句话说，正如我们在第七章中所说明的，总剩余是供给与需求曲线到均衡量之间的面积。表8－l第一栏概括了这些结论。有税收时的福利 现在考虑征收税收之后的福利。买者支付的价格从P上升到PB，因此，消费者剩余现在只等于面积A（需求曲线以下和买者价格以上的面积）。卖者得到的价格从PI下降到Ps，因此，生产者剩余现在只等于面积F（供给曲线以上和卖者价格以下的面积）。销售量从Q；减少为Q。，而政府得到的税收收入等于面积B＋D。为了计算有税收时的总剩余，我们把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和税收收入相加。因此，我们发现，总剩余是面积A＋B＋D＋F。表8－1第二栏提供了一个总结。福利的变化 现在我们可以通过比较征税前后的福利来说明税收的影响。表8－1第三栏表示这种变化。税收使消费者剩余减少了面积B＋C，生产者剩余减少了面积D＋E。税收收入增加了面积B＋D。毫不奇怪，税收使买者和卖者状况变坏了，而政府状况变好了。总福利的变化包括消费者剩余的变动（是负的），生产者剩余的变动（也是负的）和税收收入的变动（是正的）。当我们把这三块相加时，我们发现，市场总剩余减少了面积C＋E。因此，买者和卖者由税收受到的损失大于政府收入的增加。税收引起的总剩余减少被称为无谓损失。面积C＋E衡量无谓损失的规模。为了理解为什么税收引起无谓损失，回忆一下第一章中的经济学十大原理之一：人们会对激励作出反应。在第七章中我们说明了，市场通常可以有效地配置稀缺资源。这就是说，供求均衡使市场上买者和卖者的总剩余最大化。但是，当税收提高了买者的价格而降低了卖者的价格时，它对买者的激励是比没有税收时少消费，而对卖者的激励是比没有税收时少生产。当买者和卖者对这些激励作出反应时，市场规模缩小到其最优水平之下。因此，由于税收扭曲了激励，就引起市场资源配置无效率。无谓损失与贸易的好处为了对税收引起无谓损失有一些直观认识，考虑一个例子。设想乔为珍妮清扫房间每周得到100美元。乔时间的机会成本是80美元，珍妮对打扫房间的评价是120美元。因此，乔和珍妮每人都从他们的交易中得到了20美元的利益。总剩余40美元衡量这种特殊交易中贸易的好处。现在假设政府对清扫房间服务的提供者征收50美元的税。现在没有一个珍妮能向乔支付的价格使他们两人在纳税之后状况变得更好。珍妮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是120美元，但这时乔在纳税之后只剩下70美元，这小于他80美元的成本。相反，在乔得到他的机会成本80美元时，珍妮必须支付130美元，这大于她对清扫房间的评价120美元。结果，珍妮和乔取消了他们的安排，乔没有收入，珍妮生活在肮脏的房间里。税收使乔和珍妮的状况变坏了40美元，因为他们失去了这种剩余量。同时，政府也没有从乔和珍妮那里收到税收，因为他们决定取消他们的安排。40美元是纯粹无谓损失：这是政府收入增加所没有抵消的市场上买者和卖者的损失。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说明无谓损失的最终来源：税收引起无谓损失是因为它使买者和卖者不能实现贸易的好处。供给和需求曲线之间的三角形面积（面积C+E）衡量这种损失。通过回忆需求曲线反映消费者对物品的评价和供给曲线反映生产者的成本可以用图8－4轻而易举地说明这种损失。当税收使买者价格上升到PB；，卖者价格下降到PS时，边际买者和卖者离开市场，因此，销售量从Q1减少到Q2。但正如图所示，这些买者对物品的评价仍大于卖者的成本。而在我们所举出的乔和珍妮的例子中，贸易的好处——买者评价与卖者成本之间的差额——小于税收。因此，一旦征收税收，这些贸易就无法进行。无谓损失就是由于税收阻止了这些互利的贸易而引起的剩余损失。即问即答 画出甜点心的供给与需求曲线。如果政府对甜点心征税，说明销售量、买者支付的价格和卖者得到的价格的变动。用你的图说明税收的无谓损失。解释无谓损失的含义。无谓损失的决定因素什么因素决定税收的无谓损失大还是小？回答是供给和需求的价格弹性，价格弹性衡供给量和需求量对价格变动的反应。我们先来考虑供给弹性如何影响无谓损失的大小。在图8－5上面两幅中，需求曲线和税收规模是相同的。这两个图中惟一的差别是供给曲线的弹性。在（a）幅中，供给曲线比较缺乏弹性：供给量对价格变动只有很小反应。在（b）幅中，供给比较富有弹性：供给量对价格变动反应大。要注意的是无谓损失，即供给和需求曲线之间的三角形面积，在供给曲线比较富有弹性时大。同样，图8－5下面两幅表示需求弹性如何影响无谓损失的大小。在这里，供给曲线和税收规模保持不变。在(c）幅中，需求曲线比较缺乏弹性，无谓损失小。在(d）幅中，需求曲线比较富有弹性，税收的无谓损失大。从这个图中所得出的结论很容易解释。税收造成无谓损失，是因为它使买者和卖者改变自己的行为。税收提高了买者支付的价格，因此他们的消费少了。同时，税收降低了卖者得到的价格，因此他们的生产少了。由于行为的这些变动，市场规模缩小到最优水平之下。供给和需求弹性衡量买者和卖者对价格变动的反应程度，从而决定了税收扭曲会使市场结果有多大变动。因此，供给和需求弹性越大，税收的无谓损失也就越大。案例研究 对劳动征税的无谓损失美国经济中最重要的税是对劳动征税。社会保障税以及在很大程度上，联邦所得税都是对劳动征税。许多州政府也对劳动收入征税。劳动税是打入企业支付的工资和工人得到的工资之间的一个楔子。如果我们把所有形式劳动税加在一起，劳动收入的边际税率——最后一美元收入的税——几乎是许多工人的50%。劳动税对劳动市场结果的扭曲有多大呢？经济学家关于劳动税的无谓损失大还是小的看法并不一致。这种不一致产生于关于劳动供给弹性的不同观点。那些认为劳动税并没有严重扭曲的经济学家相信，劳动供给是相当缺乏弹性的。他们说，无论工资如何，许多人都要从事全职工作。如果是这样的话，劳动供给曲线几乎是垂直的，劳动税造成无谓损失小。那些认为劳动税引起严重扭曲的经济学家相信，劳动供给是较为富有弹性的。他们承认，某些工人群体的劳动可能缺乏弹性，但认为，许多其他群体对激励反应较大。下面是一些例子：◎许多工人可以调整他们工作的时间——例如加班工作。工资越高，他们选择工作的时间越多。◎一些家庭有第二个赚钱的人——往往是有孩子的已婚妇女——他们要根据情况决定是在家里从事不拿报酬的家务劳动，还是在市场上从事有报酬的劳动。当决定是否参加工作时，这些第二个赚钱人要比较在家里的收益（包括节省照顾孩子的费用）和他们能赚到的工资。◎许多老年人可以选择什么时候退休，而且，他们的决策部分也是根据工资。一旦他们退休了，工资决定了他们业余工作的激励。◎一些人考虑从事非法经济活动，例如，毒品贸易，或从事可以逃税的“暗中”支付工资的工作。经济学家把这种情况称为地下经济。当决定在地下经济中工作还是合法工作时，这些潜在的违法者要比较他们违法赚到的收入和合法所赚到的工资。在这每一种情况下，劳动供给量对工资（劳动价格）作出了反应。因此，当劳动收入要纳税时，这些工人的决策就被扭曲了。劳动税鼓励工人减少工作时间，第二个赚钱人留在家里，老年人早退休，以及一些无耻之徒进人地下经济。案例研究 亨利?乔治和土地税亨利?乔治（Henry George）是19世纪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哲学家。在1879年出版的《进步与贫穷》一书中，乔治认为，政府所有收入的增加应该都来自土地税。他声称，这是惟一一种既公正又有效率的税。乔治的思想为他赢得了相当多的政治追随者，而巨，在1886年他失去了几乎要得到的纽约市市长位置（尽管后来他遥遥领先于共和党候选人西奥多?罗斯福）。乔治对土地征税的建议主要出于对经济福利分配的关注。他对“巨大财富和得不到满足的欲望之间的鲜明对照”感到愤慨，并认为，地主从整个经济迅速增长中得到的利益大于他们应该得到的。可以用现代经济学的工具来解释乔治对土地税的支持。首先考虑出租土地市场的供给和需求。由于移民引起人口增加和技术进步引起收入增加，土地的需求一直在增加。但由于土地量是固定的，供给完全无弹性。需求迅速增加与无弹性的供给共同引起土地均衡租金的大幅度上升，因此经济增长使富裕的地主更富有。现在考虑土地税的影响。正如我们在第六章中首先说明的，税收负担更多地落在了缺乏弹性的市场一方。土地税使这种原则发展到极端。土地供给者——地主——除了把他们的全部土地提供给市场并得到多少收入算多少以外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因此，供给弹性是零，而且，地主承担了全部税收负担。其次考虑效率问题。正如我们刚才讨论的，税收的无谓损失取决于供给和需求弹性。而且，土地税是一种极端情况。由于供给弹性是零，土地税没有改变市场配置。因此，没有无谓损失，政府的税收收入正好等于地主的损失。虽然对土地征税在理论上看来很有吸引力，但在实践中并不像看起来那样简单易行。为了使土地税没有扭曲经济激励，必须是对处女地征税。但土地的价值往往来自于改良土地的活动，例如，清理树木，提供排灌设施，以及修建道路。为了说明这种土地改良如何重要，我们来比较拉斯维加斯和死亡谷的一英亩土地。在这两种情况下，处女地是相似的：都在沙漠中。但拉斯维加斯的一英亩地更有价值，因为对这一英亩地和周围的土地进行了改良。与处女地的供给不同，改良土地的供给弹性大于零。如果土地税包括改良在内，它就扭曲了激励。地主对税收的反应是把更少的资源用于改良他们的土地。现在，很少有经济学家支持乔治关于单一土地税的建议。不仅仅是对改良土地征税引起的潜在问题，而且这种税现在也不能使政府收入增加到能支付大部分支出。但乔的许多观点仍然是正确的。在乔治的这本著作出版100年以后，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tion Fiedman）的评价是：“按我的看法，亨利?乔治在许多年前主张的按原始士地价值征收的财产税危害最小。”即问即答 啤酒的需求比牛奶的需求富有弹性。啤酒税的无谓损失大呢？还是牛奶税的无谓损失大？无谓损失和税收收入随税收变动而变动税收很少长期保持不变。地方、州和联邦政府的决策者总是考虑提高一种税或降低另一种税。这里要考虑当税收规模变动时，无谓损失和税收收入会有什么变动。图8－6表示在市场供给和需求曲线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小额税、中额税和大额税的影响。无谓损失——当税收使市场规模减少到最优水平以下时引起的总剩余减少——等于供给和需求曲线之间的三角形面积。在（a）幅中的小额税时，无谓损失三角形的面积相当小。但在（b）幅和（c）幅中随着税收规模提高，无谓损失的增加越来越大。实际上，税收无谓损失的增加要快于税收规模。原因是无谓损失是一个三角形的面积，而三角形面积取决于三角形底和高的平方。例如，如果税收规模翻一番，三角形的底和高翻一番，这样，无谓损失就增加4倍。如果我们税收增加3倍，三角形的底和高也增加3倍。这样，无谓损失就增加9倍。政府税收收入是税收规模乘以物品销售量。正如图8－6所示，税收收入等于供给和需求曲线之间的矩形面积。在（a）幅中的小额税时，赋税收入少。随着税收规模从（a）幅提高到（b）幅，税收收入增加了。但当税收规模再从（b）幅提高到（c）幅时，税收收入减少了，这是因为税收大幅度提高减少了市场规模。对非常高的税收来说，并没有收入增加，因为人们会同时停止买卖物品。图8－7总结了这些结论。在（a）幅中，我们看到，随着税收规模提高，无谓损失迅速扩大。与此相比，（b）幅表示随着税收规模提高，税收收入先增加，然后随着税收规模越来越大，市场收缩非常之大，以至于税收收入开始减少。案例研究 拉伐曲线和供给学派经济学1974年某一天，经济学家阿瑟?拉伐（Arthur Laffer）和一些著名记者与政治家坐在华盛顿的一家餐馆里。他拿来一块餐巾并在上面画了一个图来说明税率如何影响税收收入。这个图看起来很像图8－7的（b）幅。然后拉伐提出，美国已处于这条曲线向下的一边上。他认为，税率如此之高，以至于降低税率实际上会增加税收收入。很少有经济学家认真地考虑拉伐的建议。就经济理论而言，降低税率可以增加税收收入的思想可能是正确的，但值得怀疑的是实际上并非这样。还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拉伐的观点：美国的税率实际上已经达到了这种极端的水平。但是，拉伐曲线（以此而知名）激发了罗纳德?里根的想像力。里根政府第一任预算局长大卫?斯托克曼（David Stockman）讲了以下一个故事：[里根]曾亲自经历过拉伐曲线。他总是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拍电影赚过大钱。”在那时，战时附加所得税达90%。“你只能拍四部电影就达到最高税率那一档了。”他继续说。“因此，我们拍完四部电影就停止工作，并到乡下度假。”高税率引起少工作。低税率引起多工作。他的经历证明了拉伐曲线。当里根1980当选为总统时，他进行的减税就是这个政纲的一部分。里根认为，税收如此之高，以至于不鼓励人们努力工作。他认为，减税将给人们适当的工作激励，这种激励又会提高经济福利，或许甚至可以增加税收。由于降低税率是要鼓励人们增加他们供给的劳动数量，所以，拉伐和里根的观点就以供给学派经济学而闻名。以后的历史并没有证明拉伐关于低税率可以增加税收收入的预言。在里根当选后减税时，结果税收收入减少了，而不是增加了。个人所得税收入（每个人，根据通货膨胀调整）从1980年到1984年减少了9%，尽管平均收入（每个人，根据通货膨胀调整）在这一时期还增加了4%。但一旦政策付诸实施，就很难改变。减税开始了一个政府不能得到足够税收收入来支付其全部支出的漫长时期。在里根两届任职期间和以后许多年，政府陷入了巨额预算赤字。但拉伐的观点并非一无是处。虽然税率全面降低减少了税收收入，但有证据表明，一些纳税人可能处于拉伐曲线不利的一边。在80年代，最富裕的美国人面临最高税率，当他们的税率降低时，从这些人那里得到的税收收入增加了。如果运用于面临最高税率的纳税人，减税可以增加税收收入的思想可能是正确的。此外，当运用于其他国家时，拉伐的观点看来也许更有道理。在这些国家，税率大大高于美国。例如，80年代初，瑞典一般工人面临的边际税率约为80%。这样高的税率确实严重不利于工作激励。研究表明，瑞典如果降低其税率，的确可以增加税收收入。在政治争论中经常出现这些观点。当比尔?克林顿1993年入主白宫时，他把高收入纳税人的联邦所得税率提高到40%左右。一些经济学家批评这种政策，认为这个计划不会像克林顿政府估算的那样增加很多收入。他们声称，政府没有充分考虑到税收如何改变人们的行为。相反，当鲍伯?多尔（Bob Dole）在1996年与比尔?克林顿竞选时，还建议减少个人所得税。尽管多尔否定减税可以通过自身完全得到补偿的思想，但他声称减税中有28%可以得到补偿，因为低税率将加快经济增长。经济学家争论多尔的28%方案是否合理，有些人过于悲观，而另一些人（正如拉伐建议的）过分乐观。决策者对这些问题看法不一致，部分是因为他们对相关弹性大小的看法不一致。在任何一个市场上，供给和需求越富有弹性，该市场上税收对行为的扭曲就越大，而且，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减税将增加税收收入。但是，对一般结论是没有争论的：仅仅盯住税率并不能计算出税收变动会使政府收入增加或减少多少。它还取决于税收变动如何影响人们的行为。即问即答 如果政府使汽油的税收翻一番，你能肯定汽油税的收入将增加吗？你能肯定汽油税的无谓损失将增加吗？并解释之。新闻摘录 乌克兰应该降低税率来增加税收收入吗？税率越高，一国越会发现自己正处于拉伐曲线的错误一方。根据以下这篇文章，乌克兰最近正处于这种地位上。大幅度减税会促进经济一不是在美国，是在乌克兰彼特?帕塞尔 撰写鲍伯?多尔通过减税加快增长的计划从未得到美国经济学界的有力支持——或者就这一点而言都没有得到担心赤字的选民的支持。但是，供给学派至少仍存在，并活跃在一些有可能的地方：乌克兰。实际上，乌克兰政府正在努力说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机构的西方银行家允许它们大幅度减税，以便使这个前共产主义经济脱胎换骨。而且，令人惊讶的是，这种想法得到了那些很少对免费午餐大众有好感的权威经济学家的支持。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主任杰夫瑞?萨克斯（Jeffrey Sachs）承认：“乌克兰可能是一个降低税率实际可以产生更多收入的国家。”正如在前苏联帝国的其他地方一样，乌克兰共产主义的崩溃使政治权力分散。但与波兰或捷克共和国这些地方不同，乌克兰政府官僚机构仍牢牢控制着企业。在乌克兰要合法地从事经营就要受到高税收、严格管制和非常严重的贿赂的长期夹击。毫不奇怪，一旦国内和前苏联其他地方有保证的市场被夺走了，“官方”经济就破产了。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前世界银行驻乌克兰负责人丹尼尔?考夫曼（Daniel Kauflmann）估算，从1989年以来，合法经济活动的产量减少了将近三分之二。随着国家重要的社会责任依靠越来越小的税基，衰退又引起了衰退。预算赤字使得遏制通货膨胀日益困难。现在，官方经济中一个工人就要养活一个退休者，而且工薪税——绝不是企业承担的惟一税——已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52%。萨克斯先生得出的结论是，“在这种环境下没有一个企业能活下去。”但是，许多企业依靠逃避管制和税收来生存。由于电力消耗是少数几个可靠的指标之一，考夫曼先生用这个指标来进行估算，他估算出，非官方经济现在实际上大于官方经济。当然，这是坏消息：一个大多数与政府的接触都在背后进行的经济很难有什么黄金时代。但这也是好消息，因为它意味着，生活水平比官方统计数字所表明的要高。更重要的是，它表明在这个很小的活动空间里，乌克兰人在经营中并不是懒人。乌克兰总统，也是乌克兰最受拥护而又最精明的政治家，列昂纳德?库兹玛（Leonid Kuchlma）显然了解经济困境。至少在目前，由副总理维克多?普兹尼克（Viktor Pynzenyk）领导的自由市场派已经在与旧保守主义者的内部争斗中取胜，这些保守主义者使该国蒙受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最腐败者的名声。库兹玛先生已经签署了由西方顾问提出的大胆改革计划。……这些改革的核心是大幅度减税和取消管制，目的在于使地下经济公开化。52%的工薪税将减至15%，并把收入全部用来支付现有养老义务。雇主有义务再从工人工资中额外征收10%，这笔钱归入由私人国际投资顾问管理的个人账户——这个计划与智利私有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没有什么不同。持谨慎的乐观态度是有道理的。1996年3月考夫曼先生进行的调查表明，在3年内将有40%的地下经济合法化，而且，在6年内还有40%的地下经济即将合法化，但前提是要证明改革是“可信的”。考夫曼先生强调，取消管制和减税的可信性同样重要，这就要求承诺不再总是口头上推动的不好的做法。资料来源：The New York Times,November14.1996,p.D2.结论奥立佛?温德尔?赫尔姆斯（Oliver Wended Holmes）曾经说过，税收是我们为文明社会所付出的代价。的确，没有某种形式的税收，我们的社会无法存在。我们期望政府提供某些服务，例如，道路、公园、警察和国防。这些公共服务需要税收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