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草的牲畜的增加速度当然比较慢，羊四年增加一倍，八年增加两倍，而且永远是这样四年一倍地增加，增加的级数是八、十六、三十二，到了第二十四年，按照马尔萨斯先生的说法，羊的头数同还没有增加一倍的人口已经成六十四与一之比了。这种植物、动物和人类三方面的增加能力是假定的。植物、动物和人的真正现实的增加能力，都受人的意志限制。但是，在我们的社会里，并不是由随便哪一个人的意志，而是由土地所有者的意志来限制的。在土地荒废着的时候，土地所有者完全可以决定发挥或限制植物的增加能力；只要植物没有被动物吃光，土地所有者就能完全决定发挥或者限制动物的增加能力，可是，当人们只向他索取土地的果实而不给他收入作为交换条件的时候，他就会对动植物的增加能力都加以限制了。研究一下人类历史就会看到，无论在什么时代和什么地方，总是人类的意志，或者更确切地说，总是人类自己给自己制定的法律是唯一限制生活资料增加的意志，也是限制人类蕃衍的意志，因为法律就是人类这种意志的表现。人们经常看到，不幸的工人得不到或者不能充分得到自己劳动的工资，他们身体日益衰弱，挨饿和死亡；但是，在任何国家，从未见过人们的口粮减少到像一个被围城市的居民或者一只遇险的船上的船员那样少的。人们从未见过不是收成不好、而是人们不能更多的生产使人类的生活资料不能充分满足生存的人的需要的，甚至在生存的人由于穷困或者劳动阶级不能得到充分的工资而迅速减少的时候，也是如此。人口从未由于土地不能完全按照需要的比例生产新的果实而停止增加，人口也从未增加到使土地的果实不能再以几何级数增加的程度，因为这样增加的级数，无论对于人类或是土地的果实来说，都是假定可能的，而人类从不运用这种假定可能的能力。由于天时不利而造成的灾荒，绝对不是马尔萨斯先生所说的人口增加的障碍。他的假定是不能生产，而不是应该产生的产品的损失。旱涝对于收成的破坏，决不能证明下一年就不能生产比出生的人口更多的谷物。但是，当穷人阶级得不到生活资料或者没有这种购买力的时候，人口的迅速增加就被迫停止，这是马尔萨斯所谓的人口增加的永恒规律，可是，富人阶级并不缺少粮食，贵族阶级并不愁没饭吃，他们的身份和特权都高出一般公民，国家的这种特权阶级里的人口总该是绵绵蕃息的了。任何地方的贵族都拥有足够的生活资料，在他们的后代贫无立锥以前，他们的丁口总该是逐渐增加的了；可是事实恰恰相反，人们看到，世界各国的古老家族，都是传不到几代就灭户了，贵族阶级只是不断地从升为贵族的人来补充才得以保持自己的人口的。每个家长都不希望增加有辱门庭的后代。尽管某些家族分了很多支，可是已经绝嗣的家族数目要比这个数目更大，亨利四世时代的人的后代就已经没有他们祖先的人数那样多。这个人所共知的事实，应该使今天还为贵族受穷而惶恐不安的那些人放心了，永久继承权是不能保障贵族的财产的。关于蒙莫兰西家族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于格·加贝时代①，可是谁都知道，所有姓蒙莫兰西的人后来都以姓这个姓为无上光荣。蒙莫兰西家族的人从来不忧衣食，按照马尔萨斯先生的学说，这个家族人口必定是永远没有因为缺乏口粮而停止增加，它的人口应该是每二十五年增加一倍了。根据这种算法，假定这个家族的始祖生于公元1000年左右，到1600年时，他的后代应该是一千六百七十七万七千二百一十六人。事实上，那个时代整个法国都没有这么多人口。这个家族的人口如果一直这样增加下去，到今天，全世界将为一个蒙莫兰西家族占满了；因为他们的人数到1800年就应该是二十一亿四千七百四十七万五千六百四十八人。这样计算看来好像一个笑话；可是这确实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一方面，一个家庭只靠人类可能增加的能力，能够增加多少人口；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人类的意志总是怎样限制这种增加的，人类意志所提出的这种障碍是不受生活资料的数量影响的，因为这种障碍首先阻止了社会最高阶层的人口的增加，①参阅本书第六篇第四章。（中译文见本书第374—383页。——译者）或者说首先阻止了最不受穷困威胁者的人口的增加。人在蒙昧时代是以渔猎为生的。鱼和猎物同人类一样，都是按几何级数增加的，鱼和猎物增加的级数也和人口增加的级数一样，达到一定水平就会自动停止。最初抗拒这个增加规律的是猎人，他们几乎不受社会法律约束，而完全按自己的意志在这种情况下限制家庭人口的增加，以免加重他的负担。那时候，猎人的收入非常不可靠，他们往往挨饿，但这决不是由于他们的人口无限制地增加了；恰恰相反，他们的人口是完全停止不动的，到蒙昧时代的人和较文明的民族发生关系以后，猎人的人数减少得更快了。文明的进步使游牧生活代替了渔猎生活，土地上保存得很好的天然产品，足以养活更多的人和牲畜。过去只能勉强养活五百西罗克猎人的荒野，这时可以养活一万鞑靼的牧民和他们的所有畜群。牲畜永远比人口增加得更快。人的成长需要二十年，而牛只要五年，羊要二年，猪有一年就够了。牛的数目六年可以增加一倍，羊四年可以增加一倍，而猪两年就能增加到十倍。一个牧人只要得到一块从前用于狩猎的土地，他的畜群的增加总会大大超过他的家庭人口的。一个鞑靼民族形成以后不久，确实很快地增加起来；但是，人们永远也没看到鞑靼人的畜群能够把鞑靼地方的大草原上的草完全吃光；当一个单独家庭知道它生活在这荒漠的原野里必然要逐渐衰落，而它要接近其他民族又会受到压迫的时候，它就希望人口增加，以便可以得到一种自卫力量，实际上，它很快就达到了这种程度。但是，当达到它认为适当限度的时候，增加就自动停止了。在阿拉伯、鞑靼、加布尔以及上苏格兰等等一切游牧民族中都可以看到血统的自尊心，这种自尊心是反对分居和析产的。青年子弟离开本族族长就可以找到新的牧场；但是，他们宁肯留在一起却不结婚。由于风俗习惯，他们结婚都很晚，结婚以后子女也不多。由于一切游牧民族都极好战，他们的后代最近更加减少了；尽管游牧生活非常诱人，乐趣很多，以致在农牧人口各占一半的阿富汗人中间常见的情况，也是只有农民去作牧民，而没有牧民去作农民的，可是人们从未看到牧羊部落的羊群把牧场吃光过。但是，从游牧生活过渡到农业生活，或者更确切地说，在被游牧民族遗弃的地方发展起农业民族，确实是一种文明的进步。从此以后，人们不再依靠植物的夭然产品维持生活，而是以自己的劳动来生产和增加产品了。据估计，以前勉强能供养一户人家的荒蒸牧场所生产的谷物和家畜，这时可以供养三十户人家。因此，当一个民族由游牧生活转入农业生活时，它等于获得比它原有土地面积大三十倍的土地。它之所以不完全耕种这块土地，甚至最文明的国家之所以仍然有荒废的用于牧场的广大良田，是因为人的意志和法律在任何地方都反对完全耗尽能够生产生活资料的土壤肥力。植物增加的几何级数，比牲畜增加的几何级数更大。用普通方法播种谷物，一年可以增加到五倍，在同样时间内，马铃薯可以增加到十倍。为了生产同样多的生活资料，马铃薯所需要的土地只为播种谷类土地的十分之一。但是，即使在人口最多的国家里，人们也不肯把所有播种谷物的田地都种上马铃薯，把所有牧场都种上谷物，把所有用于狩猎的树林和荒野都改为牧常这些都是各国的后备财富，如果国家改变了计划，它可以在某一年突然大大增加本国的生活资料！它可以按几何级数来增加生活资料，使生活资料大大超过一切可能的人口增加。我们说国家改变了计划，是因为农业民族的意志把用土地生产或不生产的权利交给土地的主人了，土地是按照他们的利益来供应生活资料的；如果要求生活资料的人无须用个人收入来购买的话，则所有国家的土地所有者永远不会同意有人从他们的土地上取走生活资料。在罗马，有两万人挨饿，并且要求劳动，而罗马郊外有四十方土地工人，还荒芜着许多土地，按劳动力说他们足能使这些土地长满田禾，然而单单是他们愿意并不解决任何尚题，只用自己劳动生产自己生活资料的土地工人，不能给土地所有者以任何利益。即使能给他一些东西，也不能抵补上土地所有者无须对土地加工就能得到的收益；所以，那里没有任何劳动，也没有生产任何生活资料，人口也就不应该增加丝毫，因为，旨在确立所有权的法律所表示的民族意志，反对人口这样增加。第四章 国家希望人口怎样增加我们论述土地财富时已经谈到，某些国家的经营方式十分残酷，它们给予家族虚荣的保证也完全违反公众的利益，因而使地主不肯采取较先进的经营方式，这种行为既不合理又不人道，而且与建立所有权的宗旨背道而驰。但是，一般说来，在指出社会制度与人口增加的比例不调和时，我们所听到的却是主张鼓励增加人口的多，限制人口增加的少。有时候，地主本应容许人们进行一种生产劳动，他却拒绝了，虽然这样拒绝生产劳动终归是有限度的。一个国家如果榨尽土地所能生产的全部生活资料，它是非常不幸的，因为那样它只能享受到质量最低的生活资料；把后备土地全部垦种的国家，也是不幸的，因为这样它就没有任何应付意外需要的后备力量。土地所有者是保护社会不受这种人与人竞争的危害的人。如果人们都被迫去到难以忍受的工厂里当工人，被迫付出最大强度的劳动而只能领取一份最微薄的生活资料来勉强维持生活，那就是使他们用生命竞争了。地主倘能使任何人都不倦入这种疯狂的竞争，对谁都是有利的，因为我们的制度使社会毫不需要的人口诞生，使某些阶级不能正确认识自己的收入和生活手段，以致有少数人不得不陷入这种竞争，已经是最大的缺陷了。一个国家，只要它的能够给农业劳动带来丰富报酬的土地大部分荒废不种，而只生长一些天然产品，已耕土地又经营得非常不利，土壤不加改良，沼泽没有疏干，丘陵没有防止坍落的保证，农田没有抵抗自然灾害侵袭的设施，而且这一切之所以未能完成，仅仅是由于缺乏劳动力，那末，为了农民和依靠农民劳动而生活的全国人民的幸福，就应该增加农民人口，使农民阶级能够完成这些需要他们完成的任务，因为这里有他们的丰富的报酬。如果消费者缺乏工艺品，或者他只能用和工艺品的价值绝对不成比例的高价才能买到这些工艺品，如果他由于买不到所需的家具衣物而不得不用自有的粗糙制品自给，如果他的享受由于所用器物不便和有则用无则缺而受到限制，就应该增加手工业人口，因为根据人们所感到的需要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增加这种人口不仅能够丰富他们的生活，而且可以提高其他阶级的享受。如果一切劳动对农业和工业以及为工农服务的商业都迫切需要，并且同样能增进公共福利的保护社会行业感到人力不足时，就应该使人口继续增加，以便使国内秩序、人身和财产的安全得到进一步的保障，健康得到更好的护理，灵魂得到更好的食粮，智慧获得进一步的发挥，并且使社会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征募消耗人口最快的陆军或海军的兵员，以抵抗外敌的侵略。只要需要增加人口，人口就会立即诞生；但是，为了使人能够在所属范围获得一个固定的职业，决不是只让人诞生出来就够了。有时候，虽然没有人耕种的肥沃土地很多，土地附近众多的人口却没有任何能够利用这些土地的机会。这些土地是少数家庭的财产，它被宣布为不可分割和不可出让，它只能根据长子继承制转给一个所有者，却不能长期出租，也不能当作抵押。土地所有者没有土地生产所必需的资本，也无力给有这种资本的人以任何保证，使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投资。因此，罗马的失业人口要求工作，荒废的罗马农田要求工人，都毫无结果；这是社会组织不良；这样的社会组织一天不改变，工人就有一天要困死在地边上，土地会因为无人经营而再变成荒野：这样，人口不但绝对不会增加，反而要进一步减少。在工业方面也是这样，尽管波兰、匈牙利、俄罗斯等国的富裕地主需要各种奢侈品；尽管道路不便使远途运输给本国的工业带来较高的报酬，压迫和奴役终归耍扼杀低层阶级的一切能力和经营企业的精神。在其他地方，使人破产的垄断权、不合理的特权、令人痛心的侮辱、无知、野蛮以及缺乏安全保证等等，都是使工业不能发展，使任何推动工业生产的资本不能积累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人口增加决不能提高工业生产；虽然出生率在一定年限内增加了一倍或三倍，却不能多增加一个工人，而且只会造成速度相同的死亡率。这是社会组织不良，这样的社会组织一天不改变，人口就一天不应增加。保护阶级是依靠其他阶组生活的，正像它依靠其他阶级来补充自己的人口一样。要想有众多的人口维护社会，并不是只多诞生婴儿就能解决问题的；没有一定的富裕财产，父亲就永远不能把孩子养大成人，国君也永远不能使他们成为士兵。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和海外事业将会吞噬掉整个人口；可是，如果社会组织良好，战争和海外事业只用多余的人口就够了。最后，人口永远是按照劳动的需求来调节的。只要有劳动需求和供给劳动的充足的工资，挣这份工资的工人就会诞生。人口的发展能力是很大的，永远能填满空余的位置。工人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也是永远能生产出来的，必要时还可以由国外输入。要求一个人诞生的同样需求，也会给他赖以为生的农业劳动带来报酬。如果没有劳动需求，工人在经过一场挣扎以后就会死亡，可是，在他的斗争中受害的并不是他一个：所有他的同事以及他的竞争对手都要和他一起受害。那时候，能够维持他生活的、他将无力购买也无法要求得到的生活资料，也就会停止生产。因此，国民的幸福决定于劳动的需求，而且是决定子不间断的经常的需求。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如果需求是时断时续的，它就会在培养起工人以后，紧接着又会使他们遭受痛苦和死亡。还不如根本不使他们诞生哩。我们已经谈过，劳动的需求是生产的动力，必须和供应消费的收入相适应；收入则是由国民财富产生的：而国民财富又是通过劳动才形成和增加的。所以，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一切都是互相关联的，人们不断地沿着一个圆圈循环，果要变成因，因又变成果。但是，只耍此一行动和另一行动配合得好，各方面就都能前进：只要有一个运动落后，它本来应该和其他动作互相配合却脱离了正轨，那时一切就都要停顿。根据事物的自然发展进程，增加一份财富，就应增加一份收入，增加一份收入，就应增加一份消费，随后是应该增加一份再生产的劳动，和增加一定的人口：最后，这种新的劳动反过来又增加财富。但是，假使措施不当，以致这些活动中的某一环节加快了速度，不能同其他环节相配合，就会打乱整个系统，于是，预期使穷人获得怎样的幸福，反而抬他们造成了同样深重的灾难。只要一个社会所占据的国家有养育新人口的资源，能使这种人口过富裕幸福的生活，而这些资源却没有被利用起来，社会的目的就可以说根本没有达到。对全世界广施幸福是上帝创造万物的宗旨；一切受造物都有它的用途，人和人类社会必须适合造物的这个宗旨。一个政府利用手段压迫本国群众，不顾正义和秩序，阻碍农业和工业进展，使肥沃的土地继续荒废下去，它这种暴政不只是犯了危害本国人民的罪，也犯了危害人类社会的罪，因为它使整个社会普遍遭受了痛苦。这种暴政破坏这个政府所占据的国家的权利，同时也破坏了所有其他民族的享受，其他民族有权利监督这样的政府。这并不只是因为北非国家组织了海盗队伍来抢劫欧洲人，欧洲人才能向他们清算抢劫的帐目，也是因为这些国家使欧洲商业所需要的土地变成了一片荒漠，它们破坏了自由、安全、农业、商业和人口。欧洲人在这块非常良好的地区可以找到丰富的生活资源，这个地区的位置在交换欧洲商品方面也十分便利，只要非洲人回复到亚德里亚奴斯时代的状况，欧洲人就可以在非洲人的财富中为他们多余的工业品找到广阔的市常阿尔及尔的国君或摩洛哥的皇帝的压迫，不仅使非洲受到危害，也殃及了我们的各个工厂。现在有人很愿意提实际上一直没有人遵守的原则。哲学家和爱好自由的人们主张：一个国家没有任何权利干涉别国的内政，不管那个国家当局溢用职权的情况如何严重：只有当这个国家当局的行为威胁到其他国家的时候，外国才能过问。对于暴君比对于自由国家更为有利，人们相互间的需要以及彼此所能做出的好事和坏事，隔断了它们之间的来往，否定了这个对于暴君比对于自由国家更为有利的原则。恰恰是因为本国人民挨饿，我们才有权过问邻国人民澄用天赐产品的行为。由于一种对财产的不正确的拿重，建国君的地位也成为私有的了。但是，所有权本身的建立，是社会契约的结果；国家当局之所以负责保护私有权，是因为人们在法律和行政机关管理下的社会中，是按照个人利益来追求全体利益的，这种个人利益可能发生偏向，所以国家当局应该在必要时加以限制。但是，在独立国家之间所组成的广大人类社会中，并没有约束各个国君贪心的法律和总政府。这些国君的利益及其属民的利益并不一致；如果国君要维持自己的暴政，他们的利益就和属民的利益相对立；即使人们可以认为北非人对北非地区享有无限制的所有权，也不能把奴役北非人民的那些人的所谓权利混为一谈。但是，当这些可居住的土地有四分之三困当地政府施行暴政而夺去它应养育的居民的时候，欧洲的很多地区却受到了与此完全相反的灾难的威胁，欧洲再不能容纳过多的人口了，欧洲的人口超过劳动需求的比例了，而且在这些过剩人口陷于贫困以至死亡之前，使依靠他们的劳动生活的所有阶级同样和他们一起遭了灾难。任何地方发生这样灾难，任何地方发生只靠出卖劳动力生活的人得不到工作，并且眼看着自己周围有丰富的生活资料而自己无力购买以致贫困而死的时候，造成这种不调和现象的根源，总是我们的法律和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政府在一种盲目的热情驱使下，破坏了自然建立的平衡。宗教的规矩、法律、社会组织都曾努力使社会毫不需要的人口诞生，同时，以增加财富为目的的立法者不是尽心竭力提高人类的幸福，而是一心想尽少地使用人类的劳动力来完成所需要的工作量。甚至在消费量已经大大减少、市场停顿的时候，仍然常常看到政府还在以同样的热情，一方面增加出生的人口，一方面继续缩减各行业所需要的劳动力。于是，有关社会各方面进步的比例遭到破坏，形成了普通的灾难。第五章 宗教对增加人口的鼓励宗教教育几乎一直强有力地破坏着人口和维持人口的劳动需求之间的平衡。宗教被看作是神的事业，因而也一向被认定为完善和千古不变的事业。宗教教士们曾竭力反对适应情况的所有改革，但是，在民法和政治法成为宗教的规定以后，宗教在社会发展中的固定不变的性质，就往往使这些法律背离其最初的目的。虽然还是那些条规，而立法者的本意则已完全被抛弃在一边。原期由此产生的好处，反而变成有害的事物。宗教是从人类起源时开始的，所以在人口迅速发展的时代。到处受到人们的欢迎，可是当家庭人口无限制地增加、出生的人只是肉体受罪而道德沦丧的时候，宗教却依然丝毫没有改变它的最初原则。中国人认为，人生最大的不幸和最深的耻辱就是死后没有亲子为自己发丧。所有其他宗教几乎都认为家庭丁口无限蕃衍是天赐之福。另一方面，宗教谴责一切越轨行为，却认为婚姻行为是完全合乎道德的。任性造成父子关系的人作出的冒昧行为中应受谴责的事情，只要领过婚姻祝圣礼，就算无罪了。但是，不管品行纯洁多么重要，更为重要的却是父亲对于亲生子女应尽的义务。为贫困而生小孩，也就是为罪过而生小孩，纯洁无罪以及不损害别人的幸福和道德，就这样在一时的情欲冲动之下牺牲了。诡辩学家为了改正罪恶、甚至是为了防止犯罪而宣传婚姻的热情，他们奉劝夫妇无须顾虑将来、可以把子女命运完全托给上帝的冒昧，以及对社会制度问题的无知，使他们把婚姻所固有的一项美德——节欲，一笔勾销了。这种热情、冒昧和无知，正是人口和生活资料之间自然形成的适合遭到破坏的经常起作用的原因。人们对人口抱有不同的观点，有时强烈地攻击天主教利用修会三愿使一定数目的人不结婚，有时又极力颂扬天主教早就着手制止人类的可怕增加的英明远见。谴责或颂扬，是同样没有根据的：既然有四分之三的成年人进入修会，其余四分之一足以维持同样的人口水平；既然每对夫妇预先知道有了虔信宗教过独身生活的人就一定有一笔收入，他们当然可以多生几个维持人口的孩子；这正如每对夫妇为了补偿国家因经常作战或向海外扩张的危险行动所造成的死亡而多生几个孩子一样。人们完全不是指靠这些人维持人口的，如果这些人和他们的弟兄一样都生育子女，那就会破坏平衡。但是，人们对这些诡辩家的立法中最重要的部分的注意是非常不够的，我指的是被他们称为夫妻义务的那一部分。②他们认为婚姻的唯一目的就是传宗接代，他们把自己教导独身者所应遵守的德行说成是罪恶。这种误诫是神师（听告诫的神甫）对作父母的人教导的话。这种训诫经常攻击我们前面所说的那种利益和情爱的普遍原则。我们的原则是为保护社会的，就是说，绝对不要使应该受到爱和保护的人受苦，不应该使这种人诞生：他们不能得②李嘉图前引书第9章，第257页。（中译文参阅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32页。——译者）到和自己同样生活的地位，他们不能得到免于困苦的生活资料和防止腐化堕落的自由。在经过改革的宗教里是没有人向神师们讨教的，但是，改革的宗教里的神师们所制定的伦理学对于触及这些困难问题的主张仍然顽固地坚持着，惟恐违反廉耻而陷于下流。诡辩学家论婚姻义务的旧学说，在英国教会中的影响尤其严重，这种学说的影响是与爱情的自然心理背道而驰，与父亲保护子女的天赋心理格格不入的。如果没有人相信这些危险的偏见，如果不是宣讲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的伦理来反对我们所说的对人的真正义务，特别是反对我们所说的生育子女的义务的话，任何人在自己地位上未得到可靠的生活手段以前也不肯结婚；任何家长也不会使子女超过他所能给予适当教养的数目。家长当然应该希望子女对他们未来的命运感到满足；那末，当他的收入丝毫也不能增加的时候，他就应该使新生的后代恰好代替将要去世的一代，要使达到结婚年龄的子女恰好代替他俩的父母；应该使孙子孙媳转过来也代替儿子儿媳；应该使自己女儿在别人家里得到另一个人家里的女儿在自己家里所得到完全同样的命运：最后，应该使足够父亲应用的收入也能满足儿子的需要。这样的家庭组成之后，它就会基于正义和人道，要求自己也像独身者节制自己那样实行节制。只要看一下各国非婚生子的数目多么微小，就一定会承认这种节制是相当有效的。在人口不能增加或至少增加很慢、甚至几乎看不出增加的国家里，在没有成立新家庭的新地方，一个有八个孩子的父亲就应该打算一下，是叫六个孩子夭折，还是使同代的三个男人和三个女人死去，或者是使下一代即自己的儿女的三个孩子因自己而不能结婚。第二种打算中含有和第一种打算同样不合理的残酷成分。如果说婚姻是神圣的，是使人们修德的最有力的一种方法，是用新生的希望补偿老年的痛苦，使自己度过愉快的青春以后，再享受荣誉的老年的最好方法，那并不是因为婚姻可以使性生活合法化，而是因为婚姻赋予家长一些新的义务，并且给家长带来最甜蜜的夫妻生活和最亲近的父子关系的报偿。宗教的道德应该教育人们，每个公民都有结婚的义务，每个公民都应该为此而努力，但是，只有他们完成了对亲生后代应尽的一切义务以后，才算达到目的；如果在他们得到了作父亲的荣誉，重新建起了家庭，在自己年老时，得到了这种支持和希望，如果他的财富丝毫不能增加的时候，他们同样必须和自己的妻子像光棍和姘妇那样节欲。个人利益强有力地使人反对这种无限增加家庭人口的行动，一种非常有害的宗教谬论却要人这样做；如果这类教规没有得到人们的严格遵守，是无须为之不安的。一般说来，两个要建立家庭的成年人，至少要生三个孩子：不过，人口的数字并不是那么确切，可能有时多一些或者少一些。政府只是应该教导不很明智的公民豁达一些，并且永远不要用成家立业的希望去欺骗人们，因为这种虚幻的建立会使他们受苦难、贫困和死亡的摆布。第六章 政治对增加人口的鼓励各国政府几乎都把增加人口当作巩固和保卫国家的方法，它们认为出生率高子死亡率永远是繁荣的标志，它们并不充分考虑它们渴望得到的新公民将来怎样生活和是不是有能够养活他们的某种收入，以及使他们获得工作的某种行业，它们只是竭尽一切力量鼓励结婚，使每对夫妇尽多地生育。为此，它们规定授予多子女的家长以荣誉勋章，发抬金钱奖励，或者至少豁免他们的赋税。但是，政府所给予的这些恩惠决不可能完全补偿教养众多子女所不可少的一切负担；而这种鼓励如果没有神职界的大力支持，也不会起多大的作用。政府对移民制造的障碍带来了一种更为现实的不幸。人，特别是穷人，对于自己的习惯和出生地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他们往往只是出于一种出发点十分正确的严重畏惧心理跑到异乡；他们所以决心远离故上，只是迫于需要，在家乡找不到适当的工作和能够糊口的方法。迁移的手工业者是自己受苦同时又使别人受苦的人，他们只有离开祖国才算对祖国作出了最大的贡献：所有港口都应该允许这些不幸的人自由出入并给与各种援助，因为他们很可能是立法不当的牺牲者，他们是为了他们的弟兄而离开他们的弟兄的。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政府几乎到处施行严格的移民限制，想方设法阻止移民出境；在1816年欧洲义荒时期，各国都无力养活本国的公民，政府理应采取措施，保护、帮助它所不能养育的祖国儿女顺利出国，并且保证他们能够繁荣发展；可是，它们却采取了特别严格的措施，反对招工人把本国公民送到美洲或俄国去，特权阶级的报刊还不断地宣傅招工者如何骗人，和听信他们的人将遭受怎样的困难。这些错误要同另一种更加普遍、更加危险的错误比较起来，还不算十分严重，更严重的错误是鼓励人们进行消费者所绝对不需要的生产；为了完成这种劳动，首先培养出一个新的穷人阶极，千方百升增加他们的家庭人口，通过保护关税制度和一种完全人为的方法，利用这些人使某种工业维持一个时期，以后又不得不把他们遗弃在困苦的境地，使他们同贫困挣扎。所有的国家，都有一个被摈弃在其他社会阶层以外的阶级，这个阶极如果是农人，他们不是失掉了自己继承的遗产，就是失掉了自己的对分制土地；如果是商人或手工业者，他们就失掉了自己的微薄资本，他们不得不每天替外国老板卖苦力来维持生活。一个国家，如果这个阶级的人数不多，它就算是幸运的，绝对没有这个阶级的国家是没有的。这些不幸的人在生活没有保障的时候，既不考虑结婚，也不打算为供养他人而增加自己的负担。但是，一旦有新的劳动需求提高了他们的工资，增加了他们的收入，他们很快就会为满足这种头等自然要求，而在婚姻中寻求新的幸福。如果工资只是临时提高了，例如，政府大力扶植的一种企业突然大大发展起来，临时增加工资的工人有了富裕，都会享受一下结婚的幸福；可是不久以后，当企业不能维持而开始衰落的时候，他们的家庭由于与劳动需求不相适应，紧接着就会陷入最可怕的穷困。各国人口过剩的原因，正是由于劳动需求的变化和贫穷的手工业者的生活经常动蔼不定。过剩的人口既已来到世界上，在找不到维持生活的职业时，他们就只好满足于最低的、勉强度日的要求。的确，世界上最个人难湛的事大概莫过于自愿忍受这种状况了。在某些行业里，这些人不得不住在非常污秽、使人经常恶心的地方；在另一些行业里，他们的劳动可以引起痛菩的、不可避免的疾病：有很多劳动是使人感觉迟钝、精神颓废的，正如使身体衰弱下去的劳动一样，有很多行业只雇用童工，使儿童们一出生就陷入可怕的贫困，使他们只能活到十二岁或十五岁：舆论强烈谴责这种做法非常无耻，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各个阶级永远不会有空位，一份非常微薄的工资，一份使人勉强维持生活的工资，就能使人忍受千辛万菩。因为社会逼得这些人无路可走：他们只有满足这种残酷的命运，不然就不要想活。如果政府用这些不合时宜的鼓励，使不幸的工人在自己希望用劳动换得收入这个问题上受了驱，他们就有更要自我欺骗的危险；如果政府鼓励建立的社会组织是使一无所有的人增加人口，使度日难艰的人增加人口，使对自己所供应的市场毫无了解从而完全听任老板摆布的人增加人口，就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在讨论硕士财富时已经谈到。这种听人摆布的情况是怎样随着农民从土地获得的直接利益的减少而日趋严重：我们谈过，农民在被迫完全变成一个短工时的地位是多么不稳定，我们也谈过，在这种情况下农业人口和所需求的劳动怎样不能适应。在讨论商业财富时，我们也谈过，手工业者对于本行所供应的市场越不了解，他的地位越加不利；他也越难断定要给子女留下怎样的命运，因而完全无法按照劳动的需求来增加家庭的人口。关于这个阶级不稳定的地位所产生的影响，以后还要谈，这里只是附带提一下。公共慈善事业，也可以就是鼓励社会增加它所不能维持的人口的事业。这种慈善事业越正规，组织越完善，就会像英国那样，越会给社会带来严重的危害。不幸的人好像性定是受菩来的，他们从小就遭受贫困和痛苦，他们确实是最使人怜悯、最能引起善心人救助的对象。可惜，乞丐很快就理解这一点，他们把子女当作求乞的工具了。他们并不认为教养子女是难事，而是依靠子女来维持生活，他们越使子女受苦，得到的施舍越多。因此。举办公共慈善事业，只能增加个人的痛苦，救济院是按穷困家庭子女多寡分配救济品的，在英国，甚至在美洲的沿海城市，穷人都有权每周从本堂区领取救济，那末，济贫税不妨说是鼓励增加贫穷人口的奖金了。当社会组织还没有分为劳动阶级和占有财产的某种阶级时，当广大群众还把劳动收入和某种土地或商业财富收入联在一起时，只是舆论就足以防止贫困的鞭打（灾难）。农民变卖他父亲的遗产，手工业者浪费少量的资本，一向是可耻的行径。一个人偶然遭受意外危害而作了乞丐，或者他为避免作乞丐而至少降低自己的地位，他的邻人只要不是对这种情景的不断出现熟视无睹的话，就会立刻善心地来救济他。但是，在欧洲的现代制度下，特别是英国的现代制度下，短工人口数量很大，几乎完全代替了农民和手工业者，可以说几乎一切城乡中的生产都工厂化了，注定永远没有任何财产的人，注定永远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人，对于沦为乞丐是不会感到任何羞耻的。他们怎么会把随时可能被老板解雇当作可耻的事情呢？老板解雇他们，大概不是因为破产而关闭了工厂，就是他用机器代替了人工劳动。群众是公道的，他们决不会把自己造成的灾难看成是可耻的事情。当舆论对于求乞现象不再谴责，穷困的原因日益增多时，虽然有更严重的灾难或更纯洁的受害者要求救济，人们的慈悲心也会很快就涸竭的。况且，这种增加乞丐的危险奖金，一向是使救济越来越感不足。这种灾难，在英国几乎已达极点，它一年要用八百多万英镑来救济九十多万穷人，如果没有一场可怕的灾难彻底改变这种制度，救济款额和穷人人口还有逐年增加的危险。现在，有人提到取消所谓本堂区的救济，要把救济乞丐的事情委托给国家了。无论这种救济力量多么大，也决不能抵销人们强加给它的重担；改变制度就会引起可怕的灾难：将要饿死的人数超出人们的想像；即使这些人甘愿死去，即使这些被置于社会保护之外的广大群众不能推翻使他们受苦的政体，国家也无力担负将落到自己身上的救济重担。应当寻求更好的方法。必须消灭的不是贫苦阶级，而是短工阶级：应该使他们回到私有者阶级那里去。①只有当人们能够设法建立一个彼此关心的集体，来代替工业企业家和被他们雇用者彼此对立的制度，使农业工人分享土地收入，使产业工人分享自己产品的时候，英国才能安定，产业阶级才能幸福，才有实际而持久的繁荣进步。一旦老板体会到他和他所展用的工人有相互连带关系，他就会看出：降低工人工资对他没有任何利益，而且会自动同工人合作，与工人分享企业的利润。但是，尽管我们看到了人们应该追求的目标，却不敢冒昧地指出具体实践的方法。保护阶级的人口也给另一个社会阶层带来同样的灾难。战争经常使作父亲的认为，必须多生一两个儿子才能传宗接代：瑞士人到外国服役已经成风，于是引起了需要这种输出的本国人口过剩。苏格兰高地的人往往是为进行公私战争而培养的：在这些山野地区，必须出生足够的人口，来补充死于每天发生的战斗的人，以免农牧业陷于停顿，而维持全国的生计。如果在战争之后进入了平靖岁月，国家将会以人口过剩为累赘，因为多生育的习惯已经养成，而且根深蒂固，人们不因此经受一番痛苦，是不想改变它的。战争使海陆军军衔增多了；复杂的行政使各种行政人员的职位增多了；对宗教的虔诚使牧师的位置增多了。所有这些人，都靠年金过活，相当富裕；在他们中间，谁也不了解或者不能确知供应他们生活资料的资金，他们希望自己的儿子继承自己的职业；他们往往按照目前的富裕情况来养育儿女和增加家庭人口，他们盲目地把希望寄托到未来。但是，他们一死，年金立即停止，他们的子女紧接着就陷入贫困，而且由于他们受的是放任教育，这种痛苦就会显得更加严重。法律和军事条令要求军官、职邑、牧师……一切靠年金生活的人推迟结婚，尽管开始制定这些条款时显得十分严刻，但是它们能使一个痛苦最深的阶级摆脱困境，所以毕竟是合理的。第七章 论机器的发明造成人口过剩不仅是人口的无限增加会破坏劳动的供求之间的平衡，给国家造成灾难，就是在人口没有变动的时候，劳动的需求也可能降低。因此，消费可能中止，收入可能浪费掉，资本可能毁灭，从前有工作做的同样数目的劳动者，现在可能有些人找不到充分的工作。人口是紧紧随着应该养活他们的董本的周转而变化的。短工对得到最低工资的要求也比商人运用金钱还迫切，所以他们总是随着需求和资本的减少而屈服在愈来愈苛刻的条件下，甚至最后只好满足于一个勉强维持生活的、非常微薄的工资。于是，这个不幸的阶级的生活就没有任何享受可言，饥饿和痛苦，使他们的道德感情窒息了。他们不得不时时刻刻为生活而挣扎，他们的一切情欲必定集中子自私主义，他们都由于自己受菩而忘掉别人的痛苦；天然的感情变得迟钝了，恒久不变、劳累不堪的单调劳动损坏了他的一切智能。人们看到同类堕落到如此地步，以致甘愿接受牛马不如的生活，是会自己感到羞耻的；而且，尽管社会组织中有各种慈善事业，尽管人类从技术上得到种种利盆，只要看到劳动分工和工业发明使我们同类变成什么状①中译文参阅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35页。——译者况，人们就难免要咒骂劳动分工和工业发明了。野蛮时代常常饿死的猎人也不像经常被工厂解雇的成千上万户家庭的遭遇那样悲惨；因为，前看至少一生还保有他应付危难的全部能力和智慧。假使野蛮时代的猎人由于没有找到猎物而饿死了，那是自然界的必然现象，而且他根本知道这是必须承受的，犹如必须承受疾病和衰老一样。可是，和妻子儿女一起被工厂解雇的工人事先就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力量和身体力量：他周围是一片荣华富食景象；张眼可以看到处处摆着他所需要的食物；不让他格生从事劳动以换取面包的是那些有钱的人，所以，他谴责的是人，而不是大自然。即令目前没有任何人会饿死，慈善事业积极救助一切贫困的家庭，沮丧与痛苦仍然会给穷人以非常有害的影响。精神上的痛苦传到肉体上，瘟役杂灾相继而来，出生的孩子活不了几个月就会死去，取消劳动所造成的损害要比最残酷的战争还严重。此外，有害的习气，或者求乞、怠惰，都在居民中扎下了根；使商业走上另外一条道路，使时尚进入另外一个方向，甚至在死亡率使工人阶层大大减少以后，活下来的人们也无力抵抗外国人的竞争了。研究降低劳动需求的原因，往往主要是纯政治方面的事情，而不是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事情。这种降低也许不如失去自由或减少自由更现实。当一个国家开始把这种宝贵的财产让出去的时候，全体公民都会认为他的财产或劳动果实的保障减弱了，人人都要丧失一部分精神话力和勤劳意志。道德——劳动的伴侣——、节制、恒心、节偷被懒散的恶习代替了，被放纵、怠情和浪费代替了。商业、工业、勤劳，在人民一文不值而一切地位、荣誉为游手好闲的贵族所浊占的国家里，是被人轻视的。令人灵魂堕落的宠遇、阴谋、阿谀和其他一切佞人伎俩，要比坚强的毅力、勇敢无畏的积极性和钻研精神更能使人迅速发财。阴谋家一天夭地增加，他们看不起按正道取射的人，也看不起用自己的才干或自己的劳动而力求上进的人。不过，有一个降低人口的原因是与政治经济学密切相关的。技术的发展，实业的发展，因而也是财富与繁荣的发展，发明出用更少的工人生产一切劳动果实的趣济方法。几乎农业中的所有劳动都用牲畜代替了人，几乎工业中的所有工序都用机器代替了人。只要一个国家附近有一个足以使它的全部产品确实获得迅速而有利的销路的大市场，每一项发明就都是一种利益，因为这种发明增加劳动及共产品的数量，却不减少工人的人数。一个有发明创造的国家，早就成功地按照每项新的发明所节省下来的劳动力扩大了自己的市常因此，国家就立刻把节省下来的劳动力，根据发明许可的范围，以更便宜的价格来增加生产。但是，最后又产生了这样一个时期：整个文明世界完全变成了一个市场，这时，在一个新的国家里再也找不到新的顾客。而世界的普遍市场的需求是各个不同的工业国家所争夺的精神数量。一个国家供应得多些，就会捐害另一个国家。只有发展得普遍富裕了，或是穷人也能享受从前富人所专享的便利了，总销售量才会增加。一个人用织袜机操作可以顶过去一百个人的手工劳动，只有在文明的进步、人口的增加和财富的增长的同时，消费者的人数也随之增加，织袜机的发明才是对人类有利的。新兴的国家也用起欧洲人所用的东西了；从前只是富人穿的袜子，现在连最贫穷的阶级都穿用了。对于穷人和工人说来，穿这种袜子比用脚绊还经济，所以他们丢开脚绊，把他们从前买脚绊用的那部分收入买袜子了。但是，如果现在一个新的发明能使人用一部织袜机做出十年前用一百部织袜机所做的事情，这个发明将会成为国家的不幸；因为消费者的人数不能或者接近不能增加，生产者的数目也就必然要减少了。从一般规律说来，在消费的需要超过居民所握有的生产资料的时候，任何机器方面或技术方面的新发明都是对社会有利的，因为这种新发明提供了满足现有需要的手段。相反，在生产已能充分满足消费的时候，同样的任何发明在我们现有的社会组织中①就都是一种灾难了。因为它除了以更便宜的价格满足消费者的需要以外，并没有给消费者增加任何享受，而且，个人愤恨的是，还把廉价的好处与人的生命等值看待。不仅如此，就虚荣心所调节的一切开销来说，前者的好处完全是虚假的，人们既然是在这方面一味追求标奇立巽，以同样的价格换来的更精致、更漂亮的衣服就不会使任何人得到享受，因为这个价格与其他一切价格仍然保持着不变的比例。人们必须牢牢地记住，政治经济学上的需求，只应理解为对于所需求的东西有充分补偿的东西的需求。虽然人们提出的供应不足以支付它所要求的全部劳动，而对于人们所需要的东西，社会上却往往有一种相对的需求。如果这种需求和供应是决定一个能够满足供求的发明的，虽然这个发明使生产者暂时替少数买主付出更高的代价，它对社会也是有很大好处的。当阿拉伯人的贸易从八世纪到十世纪把造纸方法从中国带到西欧来的时候，如果同样的阿拉伯人在一个毫无研究热情、毫无书籍需要时期，从同一个国家把印刷术也传到欧洲来（这似乎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以致要没有这种事倒几乎使人感到奇怪），这个印刷术会使欧洲陷入——要是可能的话——比它现在更严重的境地；因为印刷术可能使抄写者完全灭绝。这些抄写者当时还保持着仅有的一点对书法的爱好。他们靠抄写弥撒经本和某些宗教书籍过活；他们必须从事某些研究，并且因此产生了研究更高深的学问的兴趣。他们除了抄录很多的祈祷书籍，还缮写了某些古典著作，供整个欧洲有阅读能力、为数很少的人需要。印刷厂主用两个比抄写者学识浅得多的排字工和两个印刷工，就能做出一千个抄写者的工作。因此，一家印刷厂就可能供给全部宗教书籍，还可能印些商业广告；但是，印刷厂白白使一切抄写者失掉了饭碗，却没有给另有需求的学者留下任何好处，而这些学者的有限需求也不能维持一个行业。在意大利和西班牙，不少省的印刷厂也没有产生任何其他结果。在十世纪，印刷不会像造纸教会人写字那样提高人的阅读能力。印刷术只是在对文学的热情已经得到普通发展的时代才发明出来，因此，我们要为文字庆幸，要为我们自己庆幸，要为中世纪那类的抄写者庆幸。虽然能买书的人不多，但是人人都希望有书；虽然抄写者的收入还完全不能算作他们的艰巨劳动的报酬，但是文学的爱好者却是用很大的一部分收入来满足他们的文学享受的。正当握有一笔新收入的新公众需要这种产品的时候，有一种惊人的发明使代替抄写者的人们能够在同样的时间内做出比抄写者高二百五十倍的产品。现在欧洲的印刷工人的数目比十世纪的抄写者的人数还多。印刷工人的数字是经常用来证实机器对于提高需求和生产的效果的；但是，不应该把因果混为一谈。在发明印刷术的时期，人们对印刷术的需求并不像对书本的需求那样显著；每当一件发明节省了劳动力而使较贫穷的阶级能够享受从前富人专享的①《关于工业的报告》（Reporton the Subject of Manufacture），第1卷，第201页；《汉密尔顿全集》（WorksofAlexanderHamilton），纽约1810年版。东西的时候，市场就会扩大；而且只要发明既有利于贫穷的消费者又有利于企业家，对工人就决不会有害。不过，如果新的发明不能增加消费者的人数，即令为消费者生产出廉价物品，而因为消费者的需要已经满足，或者无论产品价格怎样低廉，却不是消费者所需要的，那末，这种新发现的有利于工厂主而与工人无关的新生产方法，只能产生垄断，并且会变成人类的灾难；因为这种发现只是在损害同行的情况下才对某个厂主有利，或者只是在损害其他国家的情况下才对一个国家有利。一种光靠使外国手工业工人遭受贫困和饥饿才能得到的国家利益，是不应该追求的；而且这种利益是不可靠的，由于各国人民之间的往来和工厂主的知识的提高，等不到一个国家从一项发明中取得巨大利润，所有其他国家就早已模仿去了。人们回答说，从一项消费品上省下钱而保有同样收入的人，可以把他由于某一商品减价而省下的钱做别的使用，这样他就要要求一种新的劳动了。但是，在这个新的需求和到一定时期就会中断的劳动之间是绝对不相适应的。一方面，消费者以同样价格能用到比较精致、漂亮的物品了。穷苦的工人虽然和他的父亲用去同样多的收入，但是，他穿的布料质量比他父亲穿的稍高一些，实际价值也稍高一些。不过，他本人却意识不到这种好处：和同等级的人穿一样的衣服，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社会义务；仅仅按照普通习惯穿衣服，是得不到任何享受的。他在这件商品上并没有省下可以作其他用途的钱。①另一方面，一切商品的价格决不是与该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成正比，而是与每年的劳动和用费浩大、往往是用外国材料建造厂房和制造机器的不再恢复的垫支成正比的；最后，还心须与流动资本成正比。所以，即令为了由一个人用机器来进行生产而解雇一百名工人，也决不会有人把商品的价格降低百分之一。织袜机所节省的劳动力差不多就是这个比例，但是，用织袜机织的袜子不过比用针织的袜子便宜百分之十。虽然发明了纺丝、棉和羊毛的大纺纱机，人们却继续使用小纺车、甚至纺锤，这就确凿地证明，用水火代替人发动这些机器所节省的东西，也不过是百分之十。在一切先进的工厂经常可以看到这种情况，虽然先进的工厂所节省的工资的比例是几何级数，它们却只是按照算术级数来降低产品的价格。让我们用人们最熟悉的工业、按照最简单的计算方法把这种工资的节省和购买价格的节省来比较一下吧。为了更容易明白，假定一个工人用织袜机织出的袜子恰好等于从前一百工人织出的产品。如果这个工人不这样生产，主张使用机器的人当然有理由一定要他这样生产。用袜针织袜子的十万女工，每人每年织一百双袜子，共织一千万双，每双按五法郎计算，共值五千万法郎。原料的价值占五分之一；还剩四千万法郎应由十万女工平分，就是①尽管现在英国又受到了新的损失，英国商人的妄想也已经同时云消雾散，它的财政状况却比七年前本书初版问世时有了好转，这是因为有一个明智而节约的内阁老老实实地采取了改变旧日浪费习惯的作风，这个政府一方面大力节缩支出，一方面取消了工业方面的最沉重的赋税。但是，尽管这个内阁如此能干，它也只能在国民收入增加的情况下完成这些改革，英国国民收入之所以增加，是由于它在南美洲打开了贸易的大门。今天，英国工业的不可抗拒的发展，使各个市场都达到了饱和状态，工厂获得了大量财富，可是使工厂发财的商业却变成工厂破产的原因，新的危机又在威胁着这个国家，新的困难又包围了英国的大臣。也许他们已经看到穿过暗礁的通路，但是，完全不了解暗礁秘密的人所看到的则只是航海的危险。就，每人还应得四百法郎。现在，一千工人用织袜机来进行同样的生产，而售价便宜了百分之十；每双四法郎五十生丁，共计四万五千法郎。消费者因此节省了五百万法郎；如果这笔钱专门作工资用，能够使被解雇的工人中有一万二千五百名得到生活，流落街头的就要只剩八分之七了；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消费者素常是花五法郎买一双袜子，他始终要花五法郎，只不过是由于技术进步他穿上比较精致的袜子罢了。这种表现奢侈的进步多养活了十分之一的织袜者，或者说多养活一百人；再加上每年修理机器或制造新机器的一百名工人共养活一千二百名工人，而这项工资原是应用来养活十万工人的。生产出来的一千万双袜子的价格不再像从前那样有五分之四是工资了。我们只能推测地分析一下这个问题，虽然我们并不认为这种假定的计算方法有多大意义。按照惯例：用一千万法郎购买原料，用三千万法郎支付织袜机和安装袜机的厂房的固定资本的利息和利润；用二百万法郎作每年修理和更新机器费；用二百万法郎作流动资本的利润——大规模的生产，一向需要很多的流动资本的利润——，最后，用剩下的一百万法郎支付工人的工资。可见，从织袜工业中所产生的收入，与其说是增加了，不如更正确地说是减少了。这个计算方法适用于一切先进的工厂，因为工厂主采用新机器和解雇工人时，是永远不考虑他是不是要赚一笔与减少的工资相等的利润，他所关心的只是能不能比他的竞争对手卖得更便宜。如果工厂主用蒸汽机代替英国的工人可以节约百分之五的话，那末，英国的所有工人就都要流落街头无家可归了。此外，机器的进步和劳动力的节约都直接加速减少国内消费者的人数：因为人们使之破产的所有工人都是消费者。在大不列颠，农村中大农场制度的实行，使亲自操作而能维持温饱的佃农（fermiers paysans）阶极消失了；人口大大减少；而他们的消费量比人口减少得更多。做全部田间工作的短工只能获得最必需的东西，远不能像以前的富裕农民那样鼓励（encouragement）城市工业。在城市人口中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在机械技术方面的发明的最后结果总是把工业集中到少数更富的商人手里。这些发现让人们拿出大量金钱使用机器，也就是用互额资本去做从前用巨大的劳动力所做的事情。这些发现使人力在大规模管理中大大节约了，使各工序进行了分工，同时使很多人工、日光、燃料和一切其他自然力普遍被采用上。小商人和小工业家消失了，一家大企业主代替了他们一百家；也许他们合起来还不如他富。但是，他们合起来比他是更好的消费者。他的奢侈对工业的鼓励，要比他所代替的一百户的温饱对工业的鼓励小得多。只要总有新的需求使工厂繁荣，虽然劳动能力提高了，劳动者的人数也增加了，从农村中被赶出的人还可以在人口不断增加的工业城市中找到一个安身之处。可是，最后当世界市场的供应已很充足的时候，如果工人突然减少，短工从农村中被解雇，纺纱工从棉纺厂被解雇，织布工从织布厂被解雇；如果天天有一部新机器代替几个家庭而又没有任何新的需求使它们得到工作和餬口的手段；就可以说穷困到了极点，于是，人们开始对文明的进步感到遗憾，这个文明把很多人聚到一起，只是增加了他们的痛苦；而在荒漠中，它只能为害少数人。最后该问：我们往何处去？（ou l’on veut aller）的时刻终于来到了。根据最近的户口调查，在英国从事农业的有七十七万零一百九十九户；不仅从土地面积来说，甚至从所生产的财富来说，也是比欧洲其他任何部分少无数倍的：是不是应该对那个发现了一种方法、能以七千户来完成和七万户所完成的工作一样的人给予一份奖赏呢？英国从事商业和工业的家庭有九十五万九千六百三十二户，这些人不仅足以供给英国所需的一切工业品，而且还足以供应半个欧洲和半个美洲文明居民所需的一切工业品。英国是一个大工业国，它为了能够维持自己存在，就必须向整个已发现的世界出售商品。那末，是不是应该对那个发现了一种方法、能以九千户来完成和九万户所完成的工作一样的人给予一份奖赏呢？如果英国能够用蒸汽机来进行城乡的一切生产，并且在英国保持现在同样多的产品和收入，而只有日内瓦共和国那样多的居民的话，难道就可以把英国看成是最富、最繁荣的国家吗？①那末，由于所有工厂主和所有农场主的竞争，那个不断教工厂主和农场主不考虑人的人总是唾手可得这种报偿的。所有大陆国家认为必须仿效英国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它们也提供了这种报偿。这些国家的政府在这方面曾极力支持工厂主的热情，而政治作家不仅丝毫没有指出这种竞争的危险，反而极力鼓动这些国家进行这种竞争。当技术上的一种发明提高了人的生产能力以后，当然应该希望不使这种发明转而危害它所应为之服务的人。如果这种发明不是由于某种新的劳动需求所引起的，而且它不能把生产的商品送到新的消费者手里，那就至少应该使它不顶走一定数目的本国和外国的生产者，以致使他们失业。但是，没有任何方法可以直接阻止这种发明所引起的波动，要想禁止利用这种发明，那是无益而又危险的。即使我们禁止我们的工厂使用新的机器，我们的邻人却不会像我们那样谨慎，他们一定会用他们的新蒸汽机、新纺纱机和一切新发明来向我们的工人宣战：这是一场生死的决战，人们必须自卫，但是，首先挑起这种战争是不明智的。在初看令人眼花缭乱的豪富之中，再没有比英国所呈现的情景更令人惊异、更令人可怕的了。如果只是按照这个王国贵族议员的巨额财产——五十万法郎的进款（二万英镑）对于这个王国的贵族说来只不过是一笔平凡的收入——来判断这种豪富，也按照真正价值和给人带来的享受来评价他们那种可耻的穷奢极侈的生活（他们乘坐豪华的车辆，有无数仆从手执棍棒在大街上到处乱跑，他们的一个猎狐队就有二十匹马和四十只猎犬，每年要有十万英镑以上耗费在这上面），并且把这种挥霍和穷人的痛苦比较一下，人们就会感到愤怒。大路上络绎不绝地过着成群结队被人从工厂赶出来的乞丐，和从一个农场到另一个农场自动以低价要求做一切田间工作的、衣衫褴褛的爱尔兰人。这一部分人和另一部分人一样，只是在人们拒绝他们的劳动时才向人请求布施的；但是，各种位置都被人站满了。农村的工人一cottager（贫农），痛苦地看到这些外地人来和他争夺那份从前勉强够养活他的工作。在城市里，在首都，在有最豪华的车辆风驰电掣络绎不绝的、海德公园周围的街上，十个一群、二十个一伙的产业工人带着失望的神情，四肢无力地在那里死死地坐着，但是他们引不起人们的丝毫注意。三分之一的工厂已经关闭①拉丁文，意思是“应该传宗接代”。——译者了，另外的三分之一不久也要关闭，可是，所有仓库都是满满的。到处都有人用低价抛售商品，甚至已经低到生产费用的一半以下；并且，南美洲的所有商业通信都宣称，运到那里的大量商品几乎连运费都卖不上；在这种普遍恐慌的情况下，劳动者到处遭到拒绝，英国人在蒸汽机代替了从前由人做的工作以后，还在那里奖励使尚能谋生的工人失业的机器发明家。在灾难如此严重的情况下，至少是在这种时候，人们完全可以不奖励那些还一味加重这种灾难的人。取消发明新工艺方法的人所获得的特权，也许不会改变人们说得相当正确的科学力量的发展，不过，这种作法可以使穷苦的工人打消这样一种感觉：在他们陷于危难的时候，政府也站在反对他们的一边。我们在其他地方已经谈过，给予发明家特权的结果，就是让他垄断市场，反对本国的其他生产同业。可见，由于发明，本国消费者得利极少，发明家得利很多，其他生产者因此蒙受损失，他们的工人则将穷困而死。按照缺乏基督精神的商业政策来讲，这种不幸可以由这种发明在国外市场上的成就得到补偿。新的生产者大发其财，外国消费者得利不多，外国生产者却因此遭受损失，他们的工人随后也无法为生，于是，他就摆脱可怕的竞争了。我们不从道德观点上研究这个问题，只算一算经济方面的帐就够了。科学的进步非常迅速，一项发明很难瞒过其他国家的科学家，只要他们知道有了这种发明，就必定要加以研究。由于本国人受到发明特权的限制，外国人将不等我们本国人模仿这种发明就先去模仿了去。因此，我们加给别人的危害决不能补偿我们自己所受的危害；这就是由于不注意危害而造成的罪孽。相反，如果所有的发明都立即公之于世，立即让发明家的对手来仿效，那末，研究这种发明的热情就冷淡下来，人们也就不会把它们看作抢夺顾客的手段，而只是在需求增加时作生产顾客所要求的一切产品的方法了。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防止工业人口要随着机器方面的每一项新发明而减少。这是工业人口经常会遇到的危险，连政治制度也无法预防它。这个情况至少是一个有力的理由，使我们不希望一个国家有很多这样的人口，使我们不培养作全世界的工人和店员的人。第八章 政府应该怎样保护居民不受竞争的影响人们可以看出，在我们刚才阐述的见解与亚当·斯密发表的见解之间的主要区别就是：亚当·斯密一直反对政府干预一切有关增加国民财富的事，我们却一再呼吁政府对此进行干预。亚当·斯密的基本主张是最大限度的自由竞争强使每个生产者以最低的价格出售产品，从而使每个消费者在购买时尽多地省钱。亚当·斯密是以抽象的方式来看财富的，而不考虑财富与应该享用这种财富的人的关系。按照他的学说：尽多地生产产品，以最低的价格出售产品，得出前一种行动可以增加人们的收入，后一种行动可以减少社会的支出，这样的结论，可以说是有理由的。绝对的自由竞争必不可免地要产生这两种影响。但是，只要认为政治经济学是既关系人口也关系财富，不仅是追求获得最大的富裕，也是追求通过豪富使人们获得最大的福利的科学，人们就会对于自己起初所期望的事情感到惊恐了。尽多地从事劳动，以最低的价格出售产品，这等于放弃人们所要追求的财富的一切好处；等于增加入的痛苦，剥夺人的享受，等于让掌握国家财政的人能够取得最大的款额而把公民变成奴隶。政府的建立，是为了运用全民的力量保护个人不受他人的侵害。政府用全民的利益反对一切私人利益。政府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它的成员地位崇高，知识优越，而是因为它应该像运用全民的力量那样来运用全民的知识。司法是这种知识的表现。所有懂得什么是全民福利的人都同意，为了保护全体就必须根据个人的权利来制定法律和建立法院。然而，司法一方面是全民的最大利益，一方面又是反对个人私利的；因为私人利益一向促使人去抢夺别人的利益。政治经济学是社会知识的另一种表现。政治经济学同样教导人们分清全民的利益和个人的利益。全民的利益就是任何人都不过分疲劳，任何人都不致得不到报酬；个人利益是叫人尽多地劳动，尽多地拿到劳动的一切报酬，而且要把劳动工资压到最低限度。所以，负责保护人民的政府的任务就是要随时随地减少个人可能被迫承受的危害。应该防止人们已经每日工作十小时了，还要答应每天工作十二、十四、十六或十八小时；也应该防止人们已经得到有荤有素的食物了，却又不得不去只吃干面包，甚至只能吃土豆或喝骨头汤；最后，还应该防止人们由于经常与别人竞争而又陷入最可怕的贫困境地。这个任务是艰巨的，复杂的；这个任务应该结合对个人自由的最大尊重来完成。但是，决不应该忘记，在组成这种自由本身的权利中，有很多是社会让予的，野蛮人是得不到这种让予的；但是，这种让予应该受保障它的公共权力的限制。在谈到各种财富的发展时，我们曾经指出：政府应该保护居民不受竞争的危害。本章只是简括地叙述一下各种不同的工作。当农民已经成为土地所有者、当最先占有的人再也找不到可以开垦的荒地、当分散到每个家庭的土地仅够他们劳动生产维持温饱生活的时候，农业人口就会自动停止增加。从此以后，一个有好几个儿子的农户，除了长子，其他的人如果找不到给他们带来某些土地的妻子，他们是不结婚的。他们所以离开出生的家庭，那是为了去作短工；但是，在农人中间短工这一行没有什么地位，而且，无论多么糊涂的父亲，也不会把女儿嫁给只有两只胳膊的工人的。如果土地不是由土地所有者耕种而是由佃户（农场主）、对分制佃农和短工耕种的，这些人的地位就更不稳定，而且他们的人口的增加并不是绝对必须适应劳动的需求。他们不如有土地的农民学问深，他们却应该算一笔更复杂的账。由于他们随时都可能被人从他们所耕种的土地上赶走，他们是不怎样关心土地的产量，他们最关心的是如何在其他地方得到雇佣的机会。他们考虑的不是肯定的事，而是可能的事，他们对于自己不能判定的事，就听天由命；他们是依靠碰运气的；他们正是因为不很了解应该如何安置孩子，才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结婚而生很多孩子的。那么，政府对农业人口的总任务就是保证工作者（assurerà ceuxquitravaillent）有一部分财产，或者是特别优先支持（favori-ser）我们所说的宗法式农业，那些巨大的遗产是永远不能这样耕种的。所以，就应该制定这样的法律，它规定把这些巨大的遗产分开，依靠全民的利益防止无止境的分散，并且依靠最有经验的人的力量使这些遗产再不断产生巨额的财富。然而，立法者由于必须尊重自由，只能采取一般的、间接的手段，他们的任务就只能是促进不动产的出卖、维持平分家产、禁止一切保留、束缚财产的永久继承权，并且做到：拥有土地就能得利，以便使每个农民都想获得一份小小家业，作为他渴望追求的目标。这种间接的方法，可以在社会主要力量的支持下，在纠正各国政府迄今仍以全力维护的混乱现象方面起很大的作用。但是，如果这种混乱现象由来已久，如果土地像衰亡时期的罗马帝国那样，像教会国（意大利）和英国那样被连成大片；如果地主对短工们施行垄断，迫使短工们互相竞争，最后使他们为了非常微薄的工资而从事劳动；如果他们同时利用巨大资本、大规模进行的工程和经济的管理来挤垮小土地所有者和小农场主，那末，法律就应该采取更直接的方法来支持小土地所有者和小农场主。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为了整个国家的利益，为了大地主本人的利益，法律都应该这样，因为，假使大地主把他们所驱逐的这种人口完全消灭了，他们自己也一定要破产的。伊丽莎白法令规定，除非拥有四英亩大的土地，①禁止在英国建造农舍（cottage），但人们没有遵守它。如果这种法律贯彻了，任何一个短工没有自己的cottage就不能结婚，因此，任何一个cot- tager（贫农）都不会落到赤贫的地步。这已经前进了一步亩①土地也得过贫困的生活。我们将在最后一章研究是不是相对没有这样的一般原则：它保护城乡工人人口不受当前社会使他们互相进行的疯狂竞争的危害。但是，在找到这个方法之前，我们已经预感到：使穷苦工人得到土地的困难，即令在今天混乱现象最严重的英国，也决不是不能克服的。供给城市贫苦工人生活资料，确实更为困难。只要想到他们的人数及其悲惨处境，就觉得可怕；而且，在他们所受的灾难之中，似乎真有毫无补救办法的。和农业人口相比，城市工业人口可以据以推断下一代命运的材料更少。工人只知道靠自己的劳动过活；他必定认为他的孩子也一定能靠自己的劳动过活。甚至雇用工人的老板还常常打错了算盘，工人又如何能够判断全国的市场范围或一般的劳动需求呢？因此，在生活方面受各种意外事件影响比其他任何阶级更大的这个阶级，正是为自己家庭考虑这些事情最少的阶级。这个阶级结婚最早，生的孩子最多，他们的孩子死的也更多；不过；他们只是在本身进行使他们逐渐失去人生一切乐趣的竞争之后，才失去这些孩子的。我们已经指出这一阶级（即手工业者阶级）以往在行会和公会（desjurandes et des maitrises）的制度下得到怎样的庇护；也指出了当一个工人变成师傅从而能够维持其家庭生活时所获得的那种稳定。这里不是说要恢复他们的奇怪的和压迫性的组织。如果我们在自己迷失方向以后只知道盲目地回到我们先人的弯路，而不去寻找更好的道路，那末，经验教驯就不是多么有用了。但是立法者应该抱定提高工业劳动报酬的目的，使短工们从他们所处的不稳定的（situation pré caire）的状态中摆脱出来，最后使他们容易取得他们称之为地位（unetat）的东西：因为，普遍的经验已经告诉我①约在公元987年左右。——译者①这些形形色色的诡辩作家，甚至用普通话写作的作家，关于这一部分一般都是用拉丁文写的。如果一个世俗作家在这种讨论中跟着神甫一起跑，那简直是太不自重了。我只请读者们参考一下《高蒂·阿加大的主教阿尔封索·里高略对神师们的指示和训诫》（Istruzioneepratica，perliconfessoridiM.AlfonsodeLiguori，vescovodis.Agatade’Goti）。这本书的作者是在两三年前受到推崇的，罗马教廷承认他是最可靠的诡辩学家之一。这位作家也提到了所有其他作者的见解。请特别参考一下《论准许的婚姻行为》（deUsulicitoMatrimonii），第2卷，第18章，第2节；《论必需的婚姻行为》（deUsupraeceptoMatrimollii），同书同章，第3节。们，在各种不同地位的人中，穷人同富人一样，一般都是只在他得到他生来就期望的自由地位时，他才结婚。佃户或对分制佃农的儿子只是在他得到一块租地或一块对分制土地以后才结婚。贫农或土地工人只有在他有了一间小屋以后方结婚；小商人则只有在他已经开设商店以后才结婚；手工业者只有在他已经开设了工场以后才结婚。如果我们使工厂的工人得到他通过自己的劳动能够而且当然应该得到的更高的地位，我们就几乎可以肯定，他只有在得到这个升迁之后才肯结婚。由于取消行会，或由于建立了运用巨额资本和一切科学方法并雇用很多工人的大工厂，短工地位发生了最严重的变化，就是说从今以后工人一辈子都得当工人，而以前工人的地位只是取得更高地位的准备和初阶。重要的是恢复这种升迁的可能性（faculteprogressive）。应该做到使老板乐于把自己的工人提到更高的地位；使受雇于手工工场的人真正从获得普通工资的工作做起，但也让他有好好工作就能获得一部分企业利润的希望。如果产业阶级像营业店员们那样经过一个见习期后就能在他们老板的商店得到一笔利益，也能在它献出自己血汗的企业中得到一份权利和一份财产，如果一半利润分给出资者而一半利润由参加合作的工人平分，而且希望得到这种升迁的工人不成为合作者就永远不结婚的话，这个产业阶级当然是更为幸福的。因此，我们就只有为城市工人和农业工人寻找社会应该以怎样的权利原则和司法原则来保护工人免遭竞争——经常企图把工人送到最贫困的生活水平以下——的危害。这个原则应适用于各种劳动，应该在工人的要求和雇用工人者的要求之间划出公正的界限。如果我们能够发现这个原则，并使它发扬光大，我们才不愧称为人。第九章 工人有分享雇主所享有的保障的权利两个利益对立的公民阶级为完成各种生产而进行合作，决不是人的本性或劳动性质的结果。我说的是积累了劳动果实，过着安闲生活的有产阶级和只有自己的活力而从事劳动的阶级。他们（即有产阶级和劳动阶级）的区分，他们的利益的对立，是我们给人类社会造成的现代的人为组织所产生的后果。凡是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应由我们定夺，立法者的权力主要应该放在纠正由法律产生的弊害方面。资本与劳动的合作并不是我所说的一致；这种合作是物的本质，而且是不取决于我们的。然而，社会进步的自然程序决不是要把人和物分开，或者把财富和劳动分开；在农村，私有者可以仍然是农夫；在城市，资本家可以仍然是手工业者（artisan）；劳动阶级和闲散阶级的区分决不是社会存在或生产所绝对必需的：我们实行它是为了大家的最大利益，要实际获得这种利益，则有赖于（ilnous appartient）我们本身去调查它。在我们所采取的这种社会制度中，所有的劳动都是由拥有财富的人和利用财富的人这两个阶级的经常的合作创造出来的。没有财富和劳动，就任何工作也作不成。工人对雇用他的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雇主对工人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他们彼此相依为生；所以，在他们之同存在着、至少应该存在着一种连带关系。土地可以由土地所有者来耕种。这样，他就是把土地的所有权、开发土地所用的资本的所有权以及使土地肥沃的劳动的所有权、都集中到他一个人身上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事情，因此，我们都知道：这样耕种的土地是种得很好的，农夫十分幸福，社会得到了十分丰富的粮食。但是，土地所有者为了享受由财富而获得的闲逸，更喜欢自己不亲自耕种，而把土地租出去，这样，租地的农场主也就变成大老爷了，他再不肯像农民那样劳动，他要用短工们来作他的全部工作了。太好了，社会并不表示反对；社会并不干预私人之间的交易，但是，社会决不应该感受到来自这种交易的损失。社会可以允许有闲的地主和大农场主为了给他们自己服务和为了给他们提供一切便利而在国内制造一个新的阶级，即土地工人阶级；社会却永远不应该允许这一阶级再成为国家的负担。如果一切土地所有者都亲自用双手耕种自己的土地，如果他的力量不足，就把土地分给他的儿子，而且有土地的农民阶级只发展到自然的限度，也就是说，只增长到人力能够经营上地的程度，那就十分明显，决不会有短工，农村也就不会有穷人，农业也就不必负担济贫税。当这个秩序改变了，土地所有者把他们的土地交给另一个阶级来经营，如果这些人本身是佃户（农场主）或是对分制佃农，而且他们利用长期租契，使他们获得他们所经营的土地一部分所有权——用自己的双手来完成全部工作的话，农村中就仍然不会有或者几乎没有穷人，农业也不会负担穷人救济税。大地主和大农场主是离不开他们所制造的农业工人——短工的。没有后者，前者的财产就毫无价值，而后者除了为前者服务而外，对社会上任何其他阶级都没有用处。因此，在他们之间有一种连带关系，而且，短工们必须专靠他们在大农场所创造的财富来过活。可以让他们根据自己的要求同土地所有者商议每日的工钱；如果工钱不够用，短工们的家庭领到这笔钱之后仍然感到不得不要求补助，那就只应该由大地主或大农场主①补助，因为这个阶级是完全为他们的利益而存在的。在封建国家、奴隶国家的完全愚昧、不讲人情的社会组织中，这个正义的基本原则都没有人否认。领主从来不考虑让他的家臣、农奴、奴隶陷入灾难或年老得病的时候给本省增加负担；他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他应该满足这些人的需要，因为这些人是为了他而受苦的。不错，偶然有些地主是按照万恶的社会制度所产生的无情和吝啬尽到了这种义务；但在大农场的经营方式中，真正的债务人却把这个神圣的债务又放到他的其余同胞身上去了。人们能够想像出还有比使小土地所有者和小农场主以济贫税的名义给为富人种地的工人支付补助工资更不公平的事吗？短工们对那些亲自扶犁、无须别人帮助而同自己的孩子完成一切田间劳动的小土地所有者和小农有什么好处呢？相反，那些决不肯亲自劳动的人们，如何能够不用短工呢？由本堂区对他们的短工支付补助工资不是和使同样的本堂区来供应他们的为所吃的荞麦一样不合理吗？让公共团体来给只是为大地主和大农场主而存在、并应由他们发给工资的短工负担一部分生活费用，对大地主和大农场主是没有任①我在本书第二版中曾向立法当局呼吁，要阻止那些指望用孩子作行乞工具的乞丐结婚，立法当局应该在一般情况下向企图建立家庭而无养家能力的乞丐要求某些保证，以免家庭受累。但是，这些旨在制止当时极严重、极普遍的灾难的最后手段，没有获得人们的正确理解，我认为，这个看法在今天已经没有必要实现，值不得再提了。何实际利益的；因为他们也是这个团体的成员，而这个团体还要维持与地主毫无关系的艺术和手工业中的短工。实际上，首先应该把救济农村穷人和救济手工业工人的管理工作分开；既然不是同样的人使他们陷入贫困的，也不应由同样的人来救助他们。但是，在今天的混乱情况下，不分青红皂白地把穷人都推给公共慈善事业了；在英国，这种慈善机构有依法成立的，在其他国家，则完全出于人们的恻隐之心，所有的富人都向社会上打发穷人，并且尽力使他们的处境恶化，富人都不考虑他也是社会的成员，他也应该以本堂区的税务或基于热爱人类而自愿捐献帮助他们。如果每个人都能亲自体验到自己作的事情的后果，就没有人再吝惜不久以后还要偿付的那份工资了。在大农场主和经营他的农场所必需的所有工人之间是存在着一种自然的连带关系的。如果对于这种自然连带关系有了认识，而且农场主知道只有他有责任在工人病老或贫困时供养他们的话，他就会自动找出使他本人或社会负担最轻的供养方式，而且他很快就会发现，这种方式会使工人对生活发生最持久的兴趣，使他们尽力节约，保持最大的愉快、最好的健康、最壮的体力，从而对财产发生最密切的关系。现在，大农场主千方百计地想把这些工人的工资缩减到最低的限度，要用这样的工资取得最多的劳动。即使因此累坏了他们，使他们得了病，还有本堂区来供养他们；如果在劳动的空隙间存在淡季，也有本堂区来供养他们；如果田地里没有完圣适于妇女、儿童、老人的劳动，本堂区会给他们找到。大农场主利用竞争在最好的季节、以最少的工钱、雇用最健壮的人作最强的劳动；却与小农场主和小土地所有者共同分担在他不雇用短工劳动时应给短工家庭支付的补偿。在这种情况下，小农场主是经不起大农场主的竞争的，大农场制度必然要扩大。但是，如果大农场主或大地主知道只有他应该负担全年供应短工家庭的需要，他就不再设法把短工工资降低到最低的限度，不再使短工作他力所不及的劳动，也不肯再选择最好的季节来同时进行一切工作了；恰恰相反，他会把这些工作分到全年去作，以便少浪费时间。他也就不肯只用最壮的工人劳动，而是要工人全家按个人的力量参加劳动了。这样看来，雇用家属要比雇用短工合算得多，按年雇用一个家庭要比按周雇用工人合算得多。对于土地所有者说来，用对分制佃农或自耕佃农比用大农场主强得多；也许把一部分土地让给那些亲手种地的人们还会更好。因此，应该使农业发展的方向与现在英国农业发展的方向完全相反；而且，每个人既然只追求最明确的利益，就会接近我们前面所指出的各种经营方式中对全国各个阶级最有利的方式。我们决不想为我们不完全了解的外国提出一项关于穷人的法律草案，外国也很少会接受这样的建议；我们只指出免除穷人救济税来鼓励小农业，同时加重大地主的税，以补偿他们按照大农场的经营方式给国家带来的危害。对于农业穷人的管理必须与艺术和工业方面的穷人的管理完全区分开。如果每个穷苦短工劳动的市场就在本堂区范围内，穷人的管区可以保留本堂区的区别。养活这些穷人，就专由雇用他们的大农场主来负担：这些大农场主应该供应农村穷苦人们的一切需要，但是，他决没有养活被工业遣弃到社会上的穷人的责任。任何一个亲自耕种二十五英亩以下的遗产，全部收益都归自己的人，都应该免纳穷人救济税。任何一个用自己的双手、由自己全家或由自己的仆人种五十英亩以下的土地的农场主（佃户），也应免纳穷人救济税；应该制定新的法律尽力使地主能按照零星出租、长期出租和永久（长期）出售的方式让给短工们一部分土地。这样，短工就不完全由大地主来供养了；不过，用短工种地的人，仍应该自己负担这种有害的耕种方式所需要的短工在穷困时的供养，使短工的负担更直接地落到他身上。另一方面，凡是拥有十英亩土地或者租种二十英亩土地的人，都不得领取本堂区的救济；而且，如果这样的人把这份小家产分给他的儿子，不管他的儿子所得的份地怎样小，他们也不得领取救济。这种建议（把土地划成小块分给短工，使地主担负照顾短工的责任）想必会激怒现时英国唯一享有立法权的大地主，但它毕竟最公正的。亲手耕种自己小块农场的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是用不着短工的；只有大地主才需要短工；他们造成了短工，就让他们养活短工好了。这些大地主很快就会看到：最经济的养活短工的办法就是让短工回到土地所有者的行列中去：大农场经营之所以有利，只是由于在劳动者和雇用劳动者的人之间分配不合理，也是由于劳动者的实际工资不单单是由雇用他们的人和垫付他们每日工资的人来支付，而且要在他们穷困时由社会上其他不得不补助这种微薄工资的人来支付。人们马上就可以看到，今天在法国屡屡出现的大农庄零星出租和出售土地的情况，将代替英国那种经常把小农场合并到大农场的情况。然而，特别是自从爱尔兰短工的经常入境使现有短工人口的穷困状况加深以来，要把现有的短工完全羁留在土地上还是有困难的。幸亏有自己的办法为自己的贫农作很多的事情，把自己大量的村社土地（sesimmensescommunaux）分给他们。一般说来，英国人由于害怕这样还要增加贫穷的人口，今天是反对这样作的。这是因为他们只有四百英亩的农场和附有一、二英亩土地的茅屋。假如英国的村社土地分为二十——三十英亩大小的一块块的自由土地（enproprié té franches），他们（英国人）就会看到，独立而骄傲的英国农民阶级，即他们现时惋惜其几乎要全部消灭的农民，将怎样复兴起来。①在劳动者与雇用劳动者之间存在的连带关系的同一原则，也可以扩大运用到城市的工业方面。社会生活开始时，每个人都有资本，他们利用它来自己从事劳动，而且几乎一切手工业者都靠同样由利润和工资组成的收入为生。铁匠自己供应他所用的铁和煤；鞋匠自己供应他们用的皮革，造车者自己供应自己用的木料。行业的划分并不是一定要把工人与老板分开：人们看到有一些制造厂，是个人处理个人所加工的原料。但是，假使行业的划分没有强制划分地位，它至少是在无意中已经引起了这种划分。从此以后，资本家在生产每种商品的时候，就要判断其是否为人们所需要，而不是单纯地比较生产费用和消费费用，还必须考虑他能不能从生产工人身上得到消费者所不能给他提供的利润。这样就使生产者互相对立（即老板与工人对立），迫使他们走着与社会①我们在其他地方已经谈过这一点，但是我们认为再重复一下还有其重要的意义。真正的灾难决不是由于机器的改进，而是由于我们对机器的产品所进行的不公平的分配。我们越能够用有限的劳动生产出更多的制品，也就越应该增加我们的享受或休息；可以自己当家作主的工人，用机器生产两小时就能顶他过去十二小时的手工劳动，如果他不需要，他不需要更多的产品，他可以工作两小时以后就停下来。机器提高了工人的生产能力，强迫工人拿同样的工资，可是每日的劳动时间不仅没有缩短，反而更长了，这是当前的奴役工人的社会组织造成的。利益截然相反的道路。对于社会说来，一个工厂只有在它能使工人过可以将就的温饱生活时，才值得经营；可是对于厂主说来，只要可以获利就行，至于工人因贫因而羸弱，甚至死亡，他是不管的。棉织厂的厂主们一而再、再而三地降低工人的工资，失从每天二十苏降到十五苏、十二苏，然后又降到八苏。他们的利益与他们的工人们的利益是截然不同的，在他们需要工人劳动而与工人订立合同时，他们只考虑用什么方法能以最低的工资来使工人劳动；他们在工人生并年老时，或者到淡季时，就解雇他们，让公共慈善事业、救济院、英国的本堂区来供应他们的可怜的生活。棉织厂的整个欧洲所一再进行的观察，我认为事实上可以肯定，村社土地与其附近的已耕地具有一样的质量，而且，只是由于所有权偶然发生以后才使那部分土地决定耕种或不耕种。欧洲的所有村社土地几乎都是封建制度产生的结果。这是领主的一些旧牧场，即vastum domini（领主的牧场）；但是，作为牧场的土地一般决不是顾主田宅中的最坏的土地，当然，这些土地已经几百年未施肥料，要开发这些土地必须付出垫支费；但以后在同样的一区中却完全没有与某一部分已耕地相等的村社土地。厂主们串通一气，一致对付他们的工人，把社会的这种重担完全抛到他们身上；每个行业都要卷人这种斗争中；大家都为自己所属的集团的利益反对社会利益，甚至他们每个人都忘记了自己还必须以私人施舍、捐助救济院或缴纳穷人救济税的方式供养他所竭力造成的这些穷苦人。但是，在这种降低工资的经常斗争中，每个人都有一份的社会利益却被大家忘记了。而且，每个行业都应负起自己的担子，每一个厂主会很快就认识到降低工资是否对他的工厂有利；也会认识到：既然要经常供养一个每天需要二十苏的人，那末把这二十苏作为他劳动的直接报酬给他本人，是不是比用八个苏作为工资给他、再以施舍名义让他领取十二苏要强一百倍。然而，必须承认：原则虽然一样，实行起来，在城市工业却比在农村困难得多；而且，在城市实行这个原则也比在农村实行重要得多，迫切得多。直到现在，只有英国还是农人需要得到公共慈善事业救济的国家，欧洲其他地方没有一个这样的国家了，的确，每个工厂工人之所以不断受着饭碗被夺剥、工资被降到不够他们需要的威胁，有一部分原因是英国造成的。很明显，如果各行业可以仅为救济的目的而恢复行会组织，如果各行会的首脑应该完全按照英国的本堂区那样，救助本行业的所有穷人，人们就会结束工人阶级所面临的这种痛苦，结束今天使商业破产的生产过剩和使穷人阶级感到绝望的人口过剩。今天厂主认为，不论是以较高的价格向消费者出售，或是少付给工人工资都是赚钱；到那时候他就会知道，他只能靠出售赚钱，而对工人工资的一切剋扣，不再是由社会、而是由他本人以救济的方式来还给工人。今天厂主用极少的工资来欺骗工人，使工人的身体暴露在恶臭的空气中、棉花毛中或水银汽中；到那时候他就会知道，工人因为他而感染的一切疾病，要由他来支付工人住医院的费用。今天厂主吸引来许多家庭为他工作，而以后因为他发现了可以完成这些家庭所作的全部工作的蒸汽机又使它们突然失业；到那时候他就会知道，如果一切劳动者再度陷入失业，而且在他的锅炉燃烧正旺期间，他必须叫工人留在医院里，蒸汽机并没有让他省一点钱。重新落到他一个人身上的这种负担是最严正的制裁，因为他今天在这些人的生活上得了利，却把由此而产生的一切损害都推给了社会。如果付给工资很充裕，不是仅仅能供应工人壮年时期的需要，而是能供应他们童年、老年和生病时期的需要，如果他叫工人作的工作不是损害健康的，如果他发明的机器正如他所保证的那样，只提供更大规模的生产的机会，那末，人们要他一个人承受的负担就不成其为负担了，他没有任何理由抱怨不满。如果这个负担过重，是由于他的营业赔钱了；他最好放弃这种企业，以免使社会承担这种损失。但是，为了避免执行这种措施中所存在的非常严重的困难，只使它成为最严正的制裁还是不够的。一方面，制成品的市场范围可能使一个省的工人由于百里之外突然发生的生产变化而重新成为他们的老板的负担；另一方面，商业中的波动经常可以使人们所要请求救济的老板破产；最后，人们很可能看到新的行会复活昔日的特权，并且苛酷地对待它们的成员。我承认，在指出我认为什么是原则、什么是正义以后，我并没有制定执行手段的能力。我认为共同参加劳动的人共同分配劳动果实是有缺陷的；而且，人类是无力了解与我们所经历过的财产状况完全不同的财产状况的。人数最多的，也可以说，社会上最主要的阶级的痛苦，最近达到了极严重的程度，甚至使最文明的国家中的很多慈善家也感到必须采取补救的措施了。那些对人的思想了解或体验得不多而对人类充满热情的人，以合作的名义提出了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企图利用为完成社会所需的一切工作而组成的团体的利益来代替个人利益。欧文先生是这派学说的最有名的作者，这派学说在英国、法国和美国有很多的拥护者。然而，这个学说的原则是不值一驳的；直到现在，还没有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关于这些原则的说明，而且，由于这些人在著作里表现对人类那么亲切，出发点那么纯正，人们总不忍揭发他们的一切错误和矛盾。但是，由于欧文、汤普逊、傅立叶、梅隆几位先生的著作中详述的学说与我们主张应该采取的政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我认为必须明确声明：我们之间只在一点上是一致的，在其他各点上则毫无共同之处。我也和他们一样，希望在那些共同生产一种产品的人们之中实现联合，而不想使他们彼此对立。但是，我不认为他们为了这个目的而提出的方法能够使他们在某一天达到这个目的。我所希望的是把城市的作业拿来和田间的作业那样分给为数众多的独立作坊，而不是只把它汇集在制驭着成百上千工人的一个首领手中；我所希望的是把工场的财产（laproprié té des manu-factures）分给为数众多的中等资本家，而不是把它汇集在一个拥有亿万……的人的手中；我所希望的是，唯愿明智的工人在自己的面前有机会、并且差不多是确定与他的老板进行联合，以便使这种工人当自己在商业中享有一个股份的时候就去结婚，而不像他今天所造成的毫无提前的希望那样要到老的时候才结婚。但是，为了进行这些改革，我所要求的只是法律上的缓慢的、间接的办法，只要求在老板和工人之间实行一种完全合理的裁判，要老板对他给工人所造成的危害负完全责任。希望法律不断促进遣产的分散，而不推动财产的积聚，希望法律能使老板与工人的关系更加密切，以更长的时间雇用工人，使工人分享他的利润，获得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这样，具有正确方向的私人利益可能单独弥补私人利益给社会所造成的不幸。于是，工厂的厂主们就会想方设法为自己培养工人，使他们关心财产和节约，特别是使他们成为人和公民，而不再像今天那样尽力把他们变成机器。不幸，要使穷人避免一切忧虑、一切痛苦、甚至一切不合理的依附，并不取决于任何法律；但是，当人们为穷人恢复希望的时候，以及当人们给穷人指出作为穷人愿望的目标并不是穷人今天所处的这种单调的、不稳定的地位，而是穷人善良的表现所能使他达到的一种有休息和温饱的时代，这时，人们或许就为穷人的幸福作了很多的事情。毫无疑问，在立法上一个如此巨大变化的影响，由于迅速地减少了彼此互相争执看谁最得不到生活必需品的工人阶级，由于强制每个行业用本行业的收入担负本行因不合时宜的生产而给自己带来的损失，就会使人立即认识到：人们认为是赚钱的很多工厂实际上是赔钱的；因为社会每年为这些工厂工人支付的救济费比这些工厂的利润还多。毫无疑问，结果是每个只依工业为生的国家不去接二连三地关闭许多作坊，这样，过分增加的城市人口就会迅速减少，而农村人口就会增加起来。一个国家应该以感激的心情欢迎消费者的需要所发展的新工业，但是，它也应该毫不可惜地让离开它的工业离去。政府给予这种工业的一切优惠、在它衰落时为支持它而作的一切牺牲，只能延长厂主或工人们的痛苦，而且，政府只有以损害它所应养活的人们本身的利益的方法才能挽救正在衰落的工厂。然而，现在只有一个国家处于这种反常状态；我们只在一个国家中看见一种经常的对照，一方面是虚假的财富（richesse apparen-te），一方面是靠社会慈善事业为生的十分之一的居民的惊人的贫困。但是这个国家在别的方面如此值得模仿，甚至它的错误也眩人眼目，它用本身的例子诱惑了大陆上所有的国家要人。如果这些思虑已经不能给国家带来利益，那末，我就（至少我是想）为人类和我的同胞效劳，指出国家所走的道路的危险性，并用它本身的经验来证明：把政治经济学建立在无限制的竞争的原则上，就是为了同时实现一切个人欲望而牺牲人类的利益。对消费和生产的平衡的说明我在本书所要确定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中，有一项原理比其他一切原理更与一般的意见不相合，但是我认为，使人接受这一原理比接受其他任何原理更为重要，因为它说明了十年来工业一再面临的剧烈的危机，又是防止重新发生这种危机的办法。我想证明，增加我们所需要和希望的一切物品的生产，只是在相应的消费也随着增加时，才是有盆的；我也想证明，对于一切生产资料的节约，只有在每个参与生产的人仍能从生产中取得一笔未作这项节约之前所得的收入相等的收入时，才是对社会有利的；这是只有通过出售更多的产品才能做到。我从此得出的结论是，一定国家的生产的增加，可以按照不同情况成为好事或坏事，而所有其他政治经济学作家却永远把生产的增加看作好事。欧洲人正确地认为萨伊补充、证实并说明了亚当·斯密的卓越学说，萨伊先生宣称：“产品是互相交换的，产品的增加除了增加人类的享受和国家的人口以外，不会有其他结果”。①李嘉图先生被英国人认为是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划时代的人物，他的无数学生今天还以盲目的信任一再宣扬他的英明论断，这位先生跑得更远；他根本不考虑人的问题，他只说这门科学的目的就是无限制地增加财富。他为达到这个目的所指出的方法就是不断地增加生产和不断地减少消费，以便使物质财富通过创造财富的人们的辛勤劳动和应该享受财富的人们的节约而成倍地增长。①法国圣西阴先生根据工业的能力扩大了自己的想像。他认为，创造财富的速度加快和科学对技术的帮助，揭示了在人类中发现的一种超人的力量，他这一学派宣称：实业家和主产者是世界上的新主人，并且主张把国家的一切政治权力都交给由于从事工业而列居新的寡头政治之首的人们。这三个政治经济学学派的基本原理不同，其行动决不会一致，但是它们在反对我的方面却是一致的。我不赞成他们宣扬工业的主张。同时，我方才所驳斥的问题是非常暧昧、非常抽象的，甚至使我可以得出最错误的解释：①据说，亚历山大大帝在英国看到欢迎他的贫民穿的袜子、鞋和衣服，同有钱的资产阶级几乎一样时感到很奇怪，竟惊讶地叫道：“穷人都到什么地方去了呢？难道这个国家没有穷人吗？”实际上，这些人中有多一半是由于普通习惯不得不拿出相当多的钱买衣服的，他们除了星期六才领得到的一周工资以外，并没有别的财产；其中有十分之一以上是要到本堂区领取救济的。这样的穷人再也享受不到像大陆上绝大部分农民那样，打赤脚或穿木屐，有一间茅屋、几块田地、一个菜园和两头奶牛的自由和幸福了。①李嘉图先生肯定回答说：是的（英文版，第24章，第492页；译本，第26章）；虽然他所奉行的学说使他必然作出这样的结论，但是，他看到这样的结论还不知反悔，我都替他感到羞愧。为了确实不同意他所否定的意见，必须引用他自己的话。第2卷第220页写道：“任何国家的土地上和工业上的总产品都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用于工资。第二部分用于利润，第三部分用于租金。人们只能从后两部分征税或节约，第一部分即使很少，也总能抵偿上生产费用。对于一个用两万英镑资本每年得两千英镑的利润的人说来，在任何情况下他的利润都不低于两千英镑，至于他的资本是能雇用一百人或一千人，他的产品是卖一万英镑或两万英镑，那是与他毫无关系的。一个国家的实际利润难道不是一样吗？只要它的实际的纯收入和它的税收及利润不变，至于它是由一千万或是由一千二百万个人……组成的，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中译文参阅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97—298页。——译者）怎么？财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吗？怎么？财富本身由于赋税的关系算点儿什么吗？那简直只让那个国王自己留在岛上，不断地转动手柄，用机器人来完成英国的一切生产了。我早就知道我会不断受到与我主张不同的人的反对的；尽管我说技术的改进是有益的，只是在实用中，由于情况不同而有时有利，有时有害，我也早就知道会有人说我反对一切技术的进步，反对一切工业的改进；我早就知道会有人谴责我所明确的问题难以理解，因为在我以前，根本没有人明确过我所明确的问题；而且，我早就知道有人会把改革计划，荒谬或残酷的限制计划都归咎到我身上，因为我不能用很少的话来说明我的主张，而且未能使我所要说的话变成一些简单的概念。但是我并不认为，由于这种真理是抽象的、不易理解和难以明确的，又由于它可能被曲解，就应该放弃它而不维护它。我曾一再请求容我多说一些，希望让人们看到这个问题的崭新的面貌，以至终于理解它。现在，我认为应该再就这方面写几篇短文，作为本书的补充。第一篇短文回答李嘉图先生的一位著名学生对我的原理所作的反驳；第二篇说明我的原理，差不多和我直接同李嘉图先生本人面谈的一样。第三篇是关于萨伊先生对我的学说所作的反驳的几点意见。我认为，这篇文章明确了我们之间存在的问题的症结。第一篇论文关于李嘉图先生的一个学生在《爱丁堡评论》上发表的《驳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的探讨我们遗憾地看到政治经济学在英国采用了一种日益格言化的用语，笼罩在更难理解的推想之中，陷入抽象的概念里面，可以说已经变成一门占卜学了。在这个时代，受苦的人类最需要的是，这门科学用大众化的语言，使它适应大众的需要，使它能为普通的人所理解和符合实际。政治经济学应该教导我们谋求大家福利的道理；在商业普遍萧条、各行各业大闹恐慌、农业至少在很多国家也受到威胁的时候，政治经济学是比任何时候更为需要的。那末，人道就应该使我们提防不看事实的思想普通发展，特别提防不考虑创造财富的人的痛苦、认为财富就是大家利益的谬论。据说，新学派的首领李嘉图先生曾亲口说过，理解他的作品的人，在英国至多不过二十五人。也许由于他那种暧昧不明的言论使那些理解他的作品的或者自以为理解他的作品的人都变成他的新信徒了，并且以一种最坚决的派别思想，几乎完全用自己的语言来支持他的全部学说。他的一个学生曾经在《爱丁堡评论》第64期第十一篇论文中，插入了一段我们今天认为最重要的问题的关于他的学说的概要。据说这篇文章是经老师亲自批阅同意的，而其他学生们也承认这是他们最明确的主张。在纽一拉纳克的欧文先生是对穷人的福利表示最热心和对穷人的不幸表示最深切的同情的人，他曾表示过这样的思想：工业发展的自流，机器的应用和逐步改进，可能增加组成财富的各种商品的生产，超过消费者对这些商品的需求；这样，就会发生一切商品过剩、各个市场停滞拥塞，以致迫使厂主去解雇工人，从而剥夺只依靠工资为生的社会阶级的工作。虽然我在消除这个灾难的方法上决不同意欧文先生的见解，我却同他一样在我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中承认这种市场普遍停滞的事实，而且我承认，我简直不明白人们今天怎么能不看世界商业中的实际情况而否认这一事实。我曾按照一个收入的学说解释过这种事实，因为，有了收入才能使每个人购买一份年产品。我尽力让人了解：大家的收入如何不同于大家的劳动的产品，甚至可能有这种现象：产品增加收入反而减少，人们劳动乡了、仓库积满了，反而钱袋空虚，最后商品无人购买了。可是其他经济学家们却认为，只有买者劳动过少时才会缺乏商品。我所引述的《爱丁堡评论》上的这段文章，是专门攻击我的主张的。该文的作者说我的主张是彻头彻尾的谬论，而企图证明：消费能力必然经常随着主产能力的增加而增加。现在，请允许我来分析并驳斥这种反驳。但是我首先应该明确表示，我决不是因为作者的敏感和固执己见来耗费笔墨的。在我这一方面，虽然我不知道这位学者的姓名，以但是他和一家著名报刊给予我的见解的注意，使我感到荣幸。我十分了解，对读者来说，知道谁是发现真理的作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了解这个真理，而不问这个真理是谁说出来的。我们两人所寻求的这个真理，在目前说来，是具有最重要的意义的。这个真理可以看作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矗在商业、工业、甚至农业中，而且至少在好几个国家的农业中，普遍发生了恐慌。这种灾难蔓延很广，非常罕见，它在使无数家庭遭到不幸，使一切家庭不安和灰心之后，甚至还破坏了社会组织的基矗例如，谁也不能怀疑，英国国内整个工人阶级的贫困状况是英国整个工人阶级（在1820年）就那两个对它本来几乎没有关系的问题——议会的根本改革和皇后诉案——所表现的不满的真正原因。对于造成这么多波动的国难曾有过两个相反的解释。有一些人说，你作得太多了；另一些人说，你作得还不够。前一种人说，只有你消费掉市场未出卖的全部过剩商品，而且你将来根据买者的需求调节你的生产的时候，才能恢复平衡，才能恢复和平和繁荣！后一种人却说，只要你像生产那样更加努力进行积累，平衡就会恢复。如果你认为我们的市场已经停滞，那是你弄错了；我们的仓库仅仅装满了一半；让我们把另一半也装满吧，交换这些新的财富可以使商业再活跃起来。也许从来还没有更为重要的问题曾引起这样激烈的争论，还从来没见过肯定或否定一个问题将会发生如此严重的结果，因为，只要肯于把实践和理论联系一下，就可以看出，这是关系以劳动为生的广大群众的温饱、享受和生存的问题，而且不仅在一个特定国家是这样，在整个性界上都是这样。所以，我们要诚实地为广大群众研究真理，而不要为了我们自己。我希望文章的作者也按照我这样，逐字逐句地反驳我的学说。我对他的学说就要采取这种态度的。我将毫不歪曲地、不吝惜笔墨地把原文逐段地译在这里并回答他。“需求和生产——作者说，第32卷，第470页，1819年10月——是真正互相依赖而且互相转换的两个名词。一种财富的生产是另一种财富的需求。所以，只要有值一样多钱的一定数量的工业产品要交换一定数量的农业产品的时候，就会产生一定数量的农业产品的需求；另一方面，如果用去的农业产品与生产一定数量的工业产品所需费用等值的时候，就会产生一定数量的工业产品的实际需求。”首先我们应该指出，作者谈到价格假定所以成为问题的问题，即价格只要根据生产所用去的费用来计算确定的。所有经济学家们，从亚当·斯密起，都承认价格有两个因素，即生产与竞争。要出卖一件产品的人当然是按照这件产品所用去的费用来计算；可是，要买这伴产品的人，即需求这件产品的人，是要根据两个与生产费用没有任何关系的理由来决定的，首先是他的需要，其次是他的支付能力。这两个因素的结合以及这两个因素同产品的比例，以看出，魁奈医生由于这样一种主张，就是把纯产品与总产品分开，并且使人相信只有纯产品才值得重视，他就成了第一个创出对人类非常有害的学说的人，除非他的结论从来不是如此悲惨的。构成一个高于或低于生产价格的需求。当对自己所要交换的东西感到有剩余的人对于这件产品毫不想要的时候，当他不能用或者他已经有了这个东西的时候，那就不会产生任何需求。当希望得到所生产的这个东西的人没有任何剩余能够进行交换的时候，或者，他想要占有这个东西却不肯付给人们对他所要求的费用的时候，也就不会产生任何需求。但是当需要或支付能力与所生产的数量不平衡的时候，可以有需求，不过，这个需求将是低于生产的。反之，如果现存的东西不能满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时候，需求就要超过生产了。其次，我们要指出，作者一方面假定一切交换中都有两个相互的需求，另一方面却又把两个非常不同的东西即商业和消费混为一谈。商业只是以分配已生产的东西的角色为需求服务，它并不创造需求。商业使商品转手，但是，在商业遇到一定的需求即消费者的需求、而使人们把所生产的东西从市场上抽走、拿去使用并消灭它以前，总是要把它留在市场上，使它与同类产品竞争。当两个同样急于出卖自己产品的生产者来到市场的时候，他们对他们所供应的东西互相没有需要，也可以互相交换，以便增加他们的机会，正如在一场尽人皆知的赌博中（这种赌博实际就是商业），赌徒不看牌就去换牌，一直到他们之中的一个人喊出满了的时候为止。可是，没有最后需求、没有实际需求的交换，差不多总是市场滞销的象征。在来比锡书业贸易中，每个书商带着自己出版的四、五个版本从德国各地聚集到市场上，每一版都有四、五十打样本；他拿书换书，他从自己书店拿出二百打书，又买回二百打书。不过，他送到市场上的是四种不同的书，而他从市场上买的却是二百种。这就是李嘉图先生的学生认为是互相依赖、互相转换的需求和生产；需求和生产二者是彼此互相地一个向另一个进行购买，一个向另一个进行支付，此一个是另一个的结果：但是，按照我们看来，按照书商和顾主看来，需求和消费还都没有开始。不好的书在来比锡换出去了，仍然是浚有卖出去的书；它仍堆在书店里，不是没有人愿意要这种书，就是每个人都已经有了这种书。在来比锡交换的书，只有在书商找到不仅愿意要这种书而且愿意付出代价而把这种书从流通中取走的人的时候，才算销售出去。只有这样的个人才能产生实际的需要。我们再往下看。“只要带到市场上的商品总是这样的比例，只要拿来进行互相交换的东西在生产费用上、因而也在价值上都是相等的，一类商品生产的增加就提供等价物以购买另一类同样增加起来的商品。”是的，然而是不是有任何理由来使得一类商品或另一类商品的希求和需要以同样的比例增加起来呢？来比锡的书商的例子完全适于这个推论。如果这些商人把他们去年在市场上交换过第一版的所有书籍的第二版都送到市场上来，每个人的确都多供应了一类商业产品，并烈这类商品作为等价物来购买另一类同样增加起来的商品；可是，对于那些已有很多这种书籍并且再也不需要它们的读者说来，这样的交换和生产平衡又有什么好处呢？“为了举例说明——作者继续说——，我们假定一个农场主已经垫支了供一百个农民用的食物和衣服，假定这一百农民为他生产了供二百人用的粮食，另一方面，一个工厂主垫支了他的一百个工人的粮食和衣料以后，这一百工人为他生产了供两百人用的衣料。那末，农场主在补偿上他自己的农民的粮食以后，还有另外可以周转的一百个农民的粮食；而工厂主在补偿上他自己的工人的衣服之后，也有一百个人的衣料拿到市场上去。在这种情况下，这两种商品将互相交换；富裕的粮食构成了衣料的需求，同时富裕的衣料构成了粮食的需求。”为了使世界适应自己的计算而假想出一个与实际世界迥然不同的假想世界恐怕是最荒谬的推理方式了。被假设中不可能实现的条件弄得混乱不明的人是不能辨明需要反驳的条件的，因此，也不能辨明使推理错误的条件了。在我们所批驳的例子之中是有好多这种情况的。作者以没有利润的劳动（travail sans bé né fice）、以只能补偿工人消费的再生产为前提。因为他假设总共有二百个工人，其中一百人生产了二百人的粮食，另外一百人制造了同样二百人的衣料；但是，如果他们生产出多于这二百人用的粮食或衣料，那末到什么地方去找消费者呢？同时，他假定劳动分工永远是根据利润比例而确定的；他的假定中有老板和工人，但他没有留一点给老板。可是，如果老板没有任何所得，没有任何利润，老板也就毫无继续生产的兴趣，结果是老板要解雇工人，而且，除非工人为他们自己继续劳动，一切生产都一定停顿下来。这种错误的假定是以一切推断为基础的。我们要考察工人生产超过其消费的剩余部分究竟变成什么，那就不应该忽略组成劳动的必要利润和老板的必要利润的这个剩余。不仅如此，这种推断是根据那种生活必需品之间的交换的必要性作出来的。农民不能不穿衣服，手工业工人不能不吃粮食。这个我完全同意。可是，按照一个人所需的粮食和衣料始终是一些相等的、不可分割的数量，按照这些数量是通过可以认为是一个单位的那种永久相等的努力或牺牲得来的，才会由此产生这种既不留下粮食也不留下衣料的、全部的、相等的交换。为了尽量迁就李嘉图先生的学生的推断和抽象假设，我们只按粮食、衣服和劳动的情况假定工人有三个等级，并且假定这三个等级恰好互相适应；实际上，在最贫穷的工人与最富裕的工人之间却存在着一百多个等级，而且，其中每一个等级内的工人在粮食方面的消费决不是与他在衣服方面的消费恰好适应。工人可以和在爱尔兰的工人那样只吃土豆和牛奶，可以和从前的法国农民那样，吃面包和汤，每周吃一、两次肉。可以像从前的英国农民或瑞士今天的农民那样，吃最好的食物。工人穿的衣服可以仅能蔽体，今天的工厂工人差不多就是这样；工人可以穿清洁、卫生、暖和、方便的衣服，我们看见过，同样的工人从前就是这样。最后，工人也可以除了平时穿的衣服，还有准备节日穿的更漂亮一些的衣服；这就是一种繁荣景象，我们也不止在一个行业和一个民族中看见过这种情况。为了得到所有这些东西，工人终归是不得不付出相当大的牺牲。他可以每天只工作六小时，把另外六小时用于娱乐、休息或提高自己的知识。他可以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并且很好地保养身体，对他的智力或者说精神生活却不注意。最后，他可以不仅为了工作而牺牲他的智力，而且牺牲他的健康，有时每天劳动十二小时以上，有时是在劳动中用力过度，有时是在有碍健康的场所劳动或加工有碍健康的材料。世界上到处都有很多工人处于后一种境遇的实例，而且是太多了；我们也看到，不管这种境遇对个人是如何悲惨，却丝毫没有阻止人类的增加，更多的出生弥补了更频繁的死亡，各种行业始终没有空位。今天，有谁看不出，只有当工人在这三方面被沦落到所假定的三种处境之中的最悲惨的处境、付出最多的劳动只得到无可再少的食物和衣服的时候，才需要李嘉图先生的学生所假定的交换必要性呢？如果农民没有被沦落到这种悲惨境地，他在考虑他将和手工业工人进行什么交换之前，首先要考虑他将同他本人作什么交换，即考虑他是要像从前的希腊人那样喜欢粗衣淡饭，留下时间去提高智力，还是像野蛮人那样去休息和娱乐，或者是选择不懈的劳动和富有营养的食物。手工业工人也同样要选择是休息而穿粗衣或是劳动而穿美服的。手工业工人和农民还要考虑他们要付出多少劳动去进行这些交换。农民可以要求得到很好的食物，却不太考虑穿好衣服的问题，或者正好相反；每个人在作这种决定的时候，都完圣不受他人的影响。那一百个手工业工人可能选择第三等级的劳动，得第三等食物和衣服，而农民则想付出第一等劳动，而只享用最低等的粗衣淡饭。那末，李嘉图先生的学生所假定的必要交换要变成什么东西呢？如果人们事先不能知道这一百农民和一百手工业者中每个人要选择什么，而且他们像作者所假定的那样，是完全自由的话，那末，人们就很难说他们为了社会福利应该怎样选择了。并非所有劳动都是利益，并非所有休息都是损失。如果在饮食和衣着上一个国家比另一个国家坏得多，但是这个国家正当地利用了它从田间劳动和手工业劳动中所扣除的时间，那末，这个国家却可以比另一个国家优越很多。即使这个国家只把这样的时间用于娱乐和休息，但是，由于财富原应用来娱乐和休息而不是用于其他事情，所以也决不能肯定这个国家不是更幸福的。毫无疑问，在两个极端之间存在着一个应该遵循的折中之道，但是，这个折中之道应根据道德标准划定，而决不论用数字来确定。马尔萨斯先生在他最近发表的名著《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已经指出（第358页），“不考虑对于人类同好逸恶劳一样普遍、一样重要的原理的影响，是这种推断的基本错误。”不过，我对于这位善意的哲学家针对工人阶极的劳动无限增加的社会利益所表示的怀疑是十分满意的。①“现在，”李嘉图先生的这位学生接着说，“假定有一千个农场主，其中每个人都垫支一百人用的粮食和衣料，而获得两百人用的粮食；同时有一千个工厂主每个人也都垫支了一百人用的粮食和衣料，赚得两百人的衣料。在这种情况下，那一千个农场主中的每一个人和一个离群索居的农场主同样感到需要把多余的粮食拿出来交换；那一千个工厂主中的每一个人也同样需要把多余的衣料拿出来交换。正如第一个假定中一百人的粮食和衣料彼此进行交换一样，十万个人的粮食和衣科也可以互相进行交换。“正如每个人的储存增加了一千倍一样，每个人的需求也增加一千倍。”这一个假定只不过是前一个假定的重复，但它却是更难令人接受的，因为它所表示的不是几个人，而是一个整个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唯有工人是通过毫不停息的劳动挣得生活所需的；在这个社会里，这种劳动不能给任何人带来闲暇，也不能给任何人带来剩余，在这个社会里，人人都得拿出自己所生产的一切去和他人交换，否则就会无衣无食，这种普通贫乏的状况就是这种假定的必要条件。但是，如果有了剩余而任何人都不为了衣食而急于①（C’estquelquechose），但这还不够；按照英国的气候，一家农民有四英①这是马尔萨斯所引述的，见《人口论》，第4卷，第11章；以及第5版，第4卷，第13章，第295页。交换，那末只须有一个农场主把自己的小麦留到下一年用或是休息，就会打乱整个的平衡，只须有一个人爱好读书、而不讲求漂亮的服饰，或者喜欢漫游而不讲究丰美的饮食，就会使他的邻人的产品没有需求者。当一个社会按照这种假定真到了这样不合理的状态的时候，它的法官、士兵和医师将如何是好呢？他们贡献什么，又取得什么报酬呢？如果这个农场主去作战，或者他宁愿买取公正和健康而不肯去换得漂亮的服饰，那末，要和这个农场主交换小麦的工厂主又会怎样呢？“可是，”我们的作者继续说，“我们再假定，由于采用了更巧妙的生产方法和利用机器，这一千个农场主中的每一个人垫支了一百个农民的粮食和衣料，除赚得两百人的普通粮食以外，还获得了与这些粮食等值的糖、烟草和葡萄；而每一个工厂主垫支了一百工人的粮食和衣料，除了赚回两百人的普通衣料以外，还制出了生产费用相等的丝带、花边、细麻布，而且这些制品所具有的交换价值和这两百人的衣料相等。”人们经常利用略去某些中间的某些环节的方法表现自己的学说的高深。我们这位作者好像很喜欢用这种令人一眼就可以看出的错误的假定来掩盖一种抽像的意义，使读者感到惊讶。其实，只要把略去的中间环节加以恢复，就几乎总能发现在这些环节中隐藏着某种错误理论。因此，我们就十分清楚地看出，劳动的任何更有利的利用、任何机器的改进，也不会给英国生产出由作者为英国所列出的糖、香料和酒。可能有人们答复我说，这是不言而喻的；这只不过是一种更简洁的说法。请原谅，这决不是不言而喻的事。当他所说的生产方法和机器的改进使雇用一百工人的一千名农场主的生产能力提高了一倍的时候，根据作者的假定，他们土地上生产的小麦、肉类和草料就增加一倍，这一切都是农场主和工厂主绝对不需要的。另一方面，这些工厂主由于机器的改进而使织袜机、制呢机、织布机的功率提高了一倍，他们并没有看到这些机器生产出丝带、花边和刺锈来，只是织出了比本国的消费量多一倍的同样的袜子、同样的呢料、同样的麻布。所有这一切，如何能够变成我们的作者所要给我们指出的能够享用的华美的物品呢？毫无疑问，要通过交换，通过对外贸易。但是，这不正是假定中的问题吗？如何能够肯定那些用很少的劳动就能产生更多的食物的热带国家需要用英国的小麦去换取它们的糖和香料呢？又怎样确定法国用本国的酒去换羊肉或使弗吉尼亚用当地的烟草去换土豆呢？或者说，怎样能使一半工人放弃织袜机、制呢机、织布机而去从事生产丝带、花边、细麻布的手艺呢？我们正在寻求克服生产过剩的方法，但他怎样肯定由于他本人所假定的必需物品的消费受到限制，生产者恰好在达到够用时就自动停止生产，而利用所有共余时间、其余手段来生产华美的物品呢？十分奇怪，我们的作者的理论缺陷最大的部分就是他叙述中用明显的谬论来掩盖的部分。可能有人说，他认为谁也不会对他谈英国农场主由于改进耕犁而使用土地生产糖的享提出反驳。谁也不能相信他是这样思想的，谁也不敢承认他不懂得作者的话。但是，会不会有人要问他：他本人是不是真懂得他自己说的话呢？无论是农业或工业的哪一部门多利用了劳动、机器、资本，第一个后果就是使这一部门的产品超过原来的需要；所以，不是应该提高这个需要，就是应该使这些劳动、机器、资本转到其他生产中去。但是，怎样进行这种移转呢？有什么需求决定这样做呢？我们的作者丝毫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作者继续写道，“很明显，粮食和衣料方面的生产和需求将会和原来完全一样。农场主本人所不愿意消费的糖、葡萄和烟草，将用来交换工厂主本人所不打算消费的丝带、花边和细麻布。因此，这些不同的物品相互成为等价物，相互成为购买者，商品的需求也正好按生产的比例而获得提高。”这里，我们还要要求我们的作者不要略去他的理论的中心环节。谁需求呢？谁享受呢？是老板还是工人？是在乡村还是在城市？根据他的新假定，我们有了一种过剩产品，即劳动的利润；但这是留给谁的呢？这个问题很重要，首先因为在道义方面，要知道应由谁获得劳动发展的好处，国家从这里面获得什么福利；其次，是因为在经济方面，消费者的人数对于消费的范围起着决定性的影响。既然他自己没有说明，我们就必须把这两个假定分别研究一下。首先，假定工人的工资是随着他们增加了产品而提高了，结果是工人劳动六小时挣到了他们从前劳动十二小时所挣得的工资；他们也就应该决定：是把这一半不必再寻求生活必需品的时间用于休息、享受和智力修养上呢，还是仍然从事和以前一样多的劳动而以这种代价换取奢华的享受？有人对我们说，酒可以换取花边，烟草可以换取丝织品；但是，人们在一部分消费者的酗酒与另一部分消费者的轻佻之间能够建立怎样的比例呢？怎样能够保证使人们减少劳动的兴趣而提高对生活享受的爱好，而且使这种爱好完全随着劳动力的提高而增加呢？既然人们在逐件得到奢华物品时只得到一种不大的快乐，那末，怎么能保证让人们付出更大的牺牲来寻求这种快乐呢？有谁能证明：一个农夫不穿带花边的细麻布衬衫、绸大衣就可以多休息一会，少受些累，把身体保养得十分健壮，并且可以毫不考虑工厂主是否有相应的生产而自己少生产一些，却为了享受穿带花边的细麻布衬衫和绸大衣扶犁的快乐竟愿意去冒寒露、炎日和严寒呢？但是，我们十分清楚，而且商业的历史也非常清楚地告诉过我们，劳动产品增加后获得利益的并不是工人，工人的工资丝毫没有增加；而且李嘉图先生本人也曾说过，如果要使国家财富不断增加，就决不应该提高工人的工资。另一方面，一种不幸的经验也正是这样告诉我们，工人的工资几乎总是按劳动产品的增加的比例而降低的。那末，从公众的福利方面来说，财富的增加产生了怎样的结果呢？我们的作者假定过：当十万农夫辛勤劳动的时候，一千个农场主在那里享受；当十万手工业工人辛勤劳动的时候，一千个工厂主发财致富了。所以，能够多享受一些奢华的轻佻幸福的。不过是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一。当机器和资本的发展使生产不断提高的时候，这百分之一应该消费整个劳动阶级全部剩余产品的人是不是能够消费得了呢？根据作者的假定，国家的产品增加一倍，农场主或作坊老板的消费就提高一百倍，那末，今天发明的许多机器使国家财富增加到一百倍，而不是像从前那样，只够抵偿生产费用了，每个老板今天就应该消费足以养活一万工人的产品了。严格地说起来，我们知道，一个富人是能够消费一万个工人所制造的产品的，作者给我们指出了各种来由的丝带、花边、丝绸就是富人的消费品。然而，仅仅一个人是决不能消费掉同样比例的农产品的，李嘉图先生所说的为了交换而生产的酒、糖和香料，对于一个人的饭食来说是太多了，这些东西是销售不出去的，更确切地说，农产品和工业品之间的相应比例——这似乎是他整个学说的基椽—就不能维持平衡了。“可能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作者继续写道，“按照需求不断随着生产的比例增加的原则来说，人们就无法解释在无政府状态下商业所产生的过剩和停滞的现象了。我们可以毫不为难地回答说：过剩是由于一类商品生产增加了，以后没有与它等值的另一类商品相应地增加。当我们假定的一千名农场主和一千名工厂主相互交换他们的生产品并互相给对方提供一个市场的时候，又有一千名新资本家也来参加他们的活动并且每人也都雇用一百名农业工人，毫无疑问，他们就会立刻造成农产品的过剩，因为应该用来交换这些农产品的工业品没有同时相应地增加。但是，这些新资本家中，如果有一半变成工厂主的话，他们生产的工业品就足能拿来交换另一半资本家的需要加工的产品。这样，就会恢复平衡，一千五百个农场主和一千五百个工厂主就会和原来的一千农场主和一千工厂主互相交换产品一样，毫无困难地交换自己的产品。”从我们短短的引文中已经可以看出，在李嘉图先生的著作中可以更清楚地了解：李嘉图先生和他的学生都是喜欢提不能实现的例子的。这种推理方式有一个严重的缺点，这就是使人们对于他们以后所提出的、用来解决一切困难的方法的不现实性不再感到奇怪。资本家突然把一个文明国家的耕地面积增加一倍，使农业工人增加一倍、使土地生产总量也增加一倍的新国民从地下钻出来：这似乎都是只有在神仙之国才会有的事情；即使人们承认有这种假定的事情，也会由于必须迫使在魔杖一挥之下诞生的一半资本家和一半工人放弃农业而去从事手工技艺，感到恢复平衡特别困难而不欢迎这种作法。但是，我们现在正处于看来似乎是幻想、而实际上却实现了的农业变革的时代，我们可以评论一下他的纠正方法。人们是不能使文明世界的土地面积增加一倍的：但是，人们可以把未开垦的地方耕种起来，政治革命、财政制度的改变和和平环境，使几乎相当于旧农业国的全部收获量的货物同时来到了旧农业国的港口。俄国最近在黑海沿岸开发的广大省区，改变了政府制度的埃及，禁止海盗行为的北非，突然把敖德萨、亚历山大里亚和突尼斯粮库的粮食都倾卸到意大利的港口来了，并给市场送来了那么多的剩余小麦，以致整个沿海地区的农场主的企业都亏了本。欧洲的其他地方也没有躲过新国家（美国）的广大地区所发生的类似变革，这个新国家把密西西比河畔的土地都耕种起来，并把它全部农产品输出国外。新荷兰（澳大利亚）的势力终有一天会使英国的工业破产，即令它不能用运费过高的产品使英国工业破产，至少也会用易于运输的羊毛和其他农产品使英国的工业破产。毫无疑问，工业技术将和农业技术齐一步调，这些新的国家将变成它们的市场的时代一定会到来，这也是人类的愿望；不过，这将是好几个世代的事情，也许是多少世纪的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使生产不超过需求，不发生任何过剩和灾难现象，李嘉图先生的学生提出了什么意见呢？要一半新资本家变成工厂主。这个意见不能真正适用于克里米亚的鞑靼人或埃及的贫农。在大西洋彼岸地区或者澳大利亚建立新工厂的时刻还没有到来。那末，就必须由原来的经营农业的人让位，而恢复平衡。但是，要使意大利或普罗文斯的乡绅承认他所继承的祖产毫无价值了，而且相对没有价值了，他只有把它撂荒，抽出经营土地的全部资本去建立一个工厂，这难道是轻而易举的简单事情吗？他宁肯等着这笔资本被破产的竞争完全吃掉，分文不剩，也不肯这样做，他只有实在穷困不堪的时候才会放弃农业。于是，为了适用给我们指出的公式，必须使欧洲从事农业的资本家的人数等于向欧洲市场输送黑海、美洲或非洲的小麦的新农业资本家的人数的一半。他们所雇用的全部工人也应同时改行。但是，事实往往不是农产品超过工业品，造成商业界叫苦连天的停滞现象的也不是农产品；至少在今天，我们看得更多的是有很多工厂，不顾公众的需要和需求，把大大超过公众购买力的产品倾注到市场上去，虽然这种限制需求的购买力确实与消费的需要不成比例。我们试问，在一个土地已经完全耕种起来的国家，要把工业方面的多余的资本完全投到土地上去，并且进一步开垦新的土地来恢复平衡，难道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吗？这些几乎一个世纪才能完成的全国产业的彻底改变，难道能够及时补救每年的动荡吗？当某一个产业部门相继发生停滞过剩现象时，它们的效果能够抵得住生产不断超过需求的过剩吗？此外，虽然农村产品与城市产品的交换是各国的主要贸易，但在大多情况下，这决不是唯一的贸易，在这种交换中所假定的平衡不仅不能使一个国家工业的巨大变化的方式简化，而且会破坏它。每一种特定的产品都必须与某个阶层的买者的希望、需要和支付能力相适应。但是，这种希望和需要是不断变化的；这些买者并不在生产者的眼前，而是散布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一个学者用尽自己的一切研究还不能确切地知道某一市场的需要范围，一个政府倾其全力也无法了解这一点，生产者又怎样能够了解呢？他们甚至不想了解这件事。他们只是尽力在争顾客。只要看一看，在这个人类世界上，从这一端到另一端都存在着竞争，就足以证明生产超过需求了。只要这种竞争不断延续下去，一味以更便宜而非更量的价格去推销商品，商业是决不会恢复平衡的。“当一种商品或一类商品的生产不管其他商品的生产而单独提高的时候”，我们的作者最后说，“就会发生滞销或销售困难现象。但是，当所有商品的生产都同时提高的时候，各种不同的商品就会互相购买，生产的提高和需求的增加就会相适应了。”当然，在商业中，普遍滞销比部分滞销少得多；在今天，提出一个明显而又不幸的例子也许更谨慎一些。但是，如果李嘉图先生的学生肯于向自己周围看一看事实，他就会发现这种普遍滞销也是可能的。旧大陆的所有工业城市普遍响起了恐慌的呼叫，而新大陆的所有乡村也一齐呼应。各地的商业都同样萧条，都遇到了无法推销的情况。这种灾难至少已经开始五年了；不仅没有停息，而且有随着时间的延续而进一步扩大之势。在我们所了解的各个行业，都存在着人浮于事的情况；既然没有任何行业要求使用更多的人力，作者向我们所说的那种平衡如何能够恢复呢？工人的困窘是最为严重的，因为他们和农人不同，他们的生活资料完全依靠交换。这种困窘在英国特别严重，因为英国的工厂比欧洲任何国家的都多。当人们看到诺丁汉的织袜工请愿书时，是不能不感到毛骨悚然的。“我们每天工作十四至十六小时以后，——他们说——，每周只挣四至七个先令来作我们和我们的妻子与全家的生活费用。我们已经用面包和水或是用土豆和盐代替了英国人饭桌上过去一向非常丰富的更有营养的食物；但是，我们声明，在一整天疲惫不堪的工作之后，我们往往不得不躲开孩子，让他们不吃晚饭就去睡觉，以免再听啼饥喊饿的声音。我们郑重声明，在最近十八个月中，我们差不多没有一时一刻不受苦不挨饿的。”（《爱丁堡评论》，1820年5月，第334页。）人们曾多次宣称平衡已经恢复，工作重新开始了；但是，每次只要有一项需求就掀起一个高于商业实际需要的波动，而且这种新的活跃会立即带来一个更难忍受的滞销现象。在比利时、德意志和其他国家，人们为抵制外国货而组成的一些爱国团体，也是这种普遍灾难的悲惨的标志。今天，在人们思想中占统治地位的学说，既不是哲学家们的学说，也不是各国政府的学说，而是人们看到处处有灾难才采用的学说。农业产品的过剩现象所以不那样明显，首先是因为从事农业的人只出售自己的剩余谷物，他们遭受的痛苦不如从事工业的人那样严重，从事工业的人只有出卖自己的全部劳动，才有饭吃；其次是因为人们并没有像发展工业那样发展农业；但是，归根结底，农业也是处在萧条状态的：产品的价格只能勉强补偿生产费用；在英国发生的农场主普遍破产的情况说明，必须缩减农业企业，而不应增加，人们遇到的是普遍的停滞，生产的提高不仅没有提高需求，反而降低了需求，这个结果，与李嘉图先生的主张恰恰相反，甚至和他的整个学说的基础恰恰相反。人们看到欧洲的这场严重的灾难，是不能不尽心竭力全面考虑用什么可以消除这些灾难的方法的；但是，在我们看来，前面那篇文章中所指出的方法都是间接的，而且只能缓慢地实现。然而，我们指出了不应该执行的和不应该接受的建议；我们主张，消费能力不一定和生产能力同时增长，只要是尽力推动各方面生产、甚至可能是在加重我们所不能享用的虚伪财富的重压，以致使我们不堪其苦的时候，还说是为祖国、为人类服务的人，能在思想上发生一点怀疑，就可以认为我们的精力没有白费。第二篇论文论消费与生产的平衡①今天，有一个基本问题，的确可以说是决定经济学家的学说的主要原理的问题，经济学家们对它的意见很不一致。我们在别处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现在请允许我们再谈一下，也许以后还要不止一次地提到它。当然，一篇短短几页的文章是不能动摇人们已经确立的定见、也不能在另一些人的思想中建起一个新的学说的，但是，只要能指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使过于轻率提出自己主张的人重新考虑一下，我们就很满意了。现在就来谈谈这个问题吧。英国的李嘉图先生和欧洲大陆的萨伊先生，都主张经济学家只注意财富的生产就够了，因为国家的最大繁荣永远是要求不断进行生产的。他们说，生产在创造交换手段的同时，也创造出消费；无论生产多少财富，也无须害怕财富充斥市场，因为人类的需要和希望永远能把所有财富变成自己的享受。另一方面，英国的马尔萨斯先生和欧洲大陆的学者所坚持主张的一样，都认为消费决不是生产的必然结果；人类的需要和希望是没有限度的，这是①现在英国的贫农大都只有1.5—2英亩的土地，并且要付昂量的租金：在土地更为贫瘠、气候更加不利的苏格兰，贫农的土地也不更多：爱尔兰贫农的大地尤其少。土地被分得这样零碎，决不是平分遗产的结果，而完全是由领主一手造成的；尤其是在爱尔兰，完全是由领主造成的，因为他们希望拥有大量的、在郡选举中按照他们的命令投票的穷苦的自由世袭地领有农（freeholder）。这又合理地说明了：应该用法津反对贵族以纯政治目的来这样制造穷困的人口，并且责成地主在把自己的田地分给许多贫农（cottagers）时，必须使每个人得到足够维持他们生活的土地。事实；不过，这些需要和希望，只有在具备足够的交换手段时，才能通过消费来得到满足。我们曾经肯定地说，要使财富转到有这种希望或需要的人手里，单单创造交换的手段是绝对不够的；甚至常有这样的情况，社会中的交换手段增加了，劳动的需求或工资反而更减少了：因此，就有一部分人口的希望和需要得不到满足，消费也随之减低。最后，我们也曾经提出过，社会繁荣的明确标志并不是日益提高的财富的生产，而是日益增长的劳动需求，或者说，是作为劳动报酬的工资的日益提高。李嘉图和萨伊两位先生并没有否认日益增长的劳动需求是繁荣的一个标志；但是，他们肯定地说，需求是生产提高的必然结果。马尔萨斯先生和我坚决反对这一点：我们认为，这两种提高，都出自两个互不相关的原因，甚至有时是完全相反的原因。在我们看来，如果不先有劳动的需求，由劳动的需求来决定生产，市场就会停滞，一项新的生产就成了使人破产的原因，而不是使人获得享受的原因。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在这个问题上都拥护萨伊和李嘉图两位先生的主张，但是，几乎所有企业家都是按照马尔萨斯和我所阐明的原理行动的。无论是在工业方面或者农业方面，决定繁荣或萧条的直接原因，似乎就是市场；企业家们都希望根据市场的情况来决定自己的生产，虽然他们并不是经常能够成功的。李嘉图先生最近去世了，他的死不仅使他的家人和朋友感到深刻的悲痛，也使那些从他的知识得到启发、从他的崇高感情受到鼓舞的人感到沉重的痛苦。在他去世的那年，他在日内瓦逗留过几天。我们曾经在一起对于我们主张不同的这个基本问题争论了两三次。李嘉图先生表示以谦虚、诚实和热爱真理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研究工作，他的确也以这些高尚品质闻名，他对于自己的主张阐释得很明确，这决不是他的学生们所能预料的，他的学生在李嘉图先生经常的、直接的严格教导下，已经习惯于抽象思考了；但是，对于一个需要综合很多困难数字、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又需要深思熟虑的问题，只有口头讨论是不能淋漓尽致的！所以，我准备在这里稍有条理、多加思考地把我们在个人难忘的谈话中所提到的论证再介绍一下。我们都承认（怎么能不承认呢？），不论是那种产业，农业也好、工业也好，在欧洲的所有国家都在交替地遭受市场停滞、无法推销或亏本出售的状况；我看到的是所有国家都有生产过剩或者说生产和消费不相调和的现象。但在李嘉图先生看来，这两种现象都是不可能的，他认为这是社会制度有缺陷，产品流通受到阻碍以及税收的结果。我们两个都离开了讨论的本题：一个出口超过进口的国家，可以在国内生产日益提高之后在国外找到日益扩大的市常大部分政治家抱着旧的重商主义学说的残余，同时接受李嘉图和萨伊两位先生的建议，主张必须不断发展本国的生产；但是，发展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出口，而不是为了国内消费；上述两种学说虽然在某些作法上是一致的，可是它们的原则却完全相反。因此，英国政府要英国成为全世界的工厂，它希望欧洲各国人民、美洲以及印度人民都变成英国商人的主顾；使本国的工业每向前发展一步，就能在国外获得一个新的市常但它考虑的并不是为了消费而交换日益增加的产品，它所希望得到的快乐却是：英国的物美价廉的产品所到之处，外国生产者就从那里被排挤出去。按照这种学说，各国间就一定要互相竞争了；某些国家工业繁荣了，会使另一些国家的工业破产，如果所有国家都实行这种主张，它们都逐年增加输往国外市场的商品，而且都以低价出售，千方百计互相争夺主顾，竭力多卖少买，那末，世界市场必将陷于停滞，最后，不是所有国家都蒙受捐害；就是只有一个国家在危害其他国家方面获得胜利，单独享受贸易的自由。但是，其他的国家为了抵制这种扼杀本国工业的工业，就不得不起来维护自己。为此，主张鼓励发展生产的大臣们，采取了关税保护政策。与此相反，孪嘉图先生和拥护国际贸易绝对自由的人一样，曾肯定自己的学说不是排他性的，而是所有国家都能同时奉行的；生产者不是彼此竞争，而是互作主顾。所以，他的整个学说完全以这样的基本原则为基础：一个国家只能卖买等值，在生产与消费之间有一种必然的平衡，后者永远是与前者同时提高的，对外贸易决不能打乱这两个数量之间的交换，只能通过向市场供应等值而品种繁多的商品来满足消费者的不同爱好。举例来说，假定英国的毛呢生产每年增加十万件，对外贸易的目的也只是使英国人能够不消费这十万件毛呢，而消费与它等值的酒、香料或对外贸易提供的其他各种各样的物品。在萨伊和李嘉图两位先生看来，创造交换的物品，就是创造交换，因而也就是创造消费，这样就算证明了整个世界市场或者与所有国家没有贸易关系的国家的生产与消费都是平衡的。为了使我们不致从现代各国生产的变动中得出错误的结论，我们时刻不应该忘记这个原则。所有欧洲工业最发达的国家的工厂，在前几年都陷入了惊人的恐慌，因为它们的商品找不到市场了，现在（1824年），工业恢复了，而农业又因为农产品找不到销路而普通陷入凋敝状态了；并且，工业方面所获得的畅销决不能证明李嘉图先生的主张是正确的，即使农业也获得类似的畅销，也同样不能进一步证明他的学说是正确的。我们知道，拉丁美洲给欧洲人开辟了一个新的、非常广阔的市常但是，问题并不是决定战争或政治的成功能不能给一个国家找到新的消费者，而是应该证明一个国家发展本国生产就能给本国创造消费者。假定改善欧洲市场的方法取决于政治机会，而不取决于财富的自然发展，至少是毫无根据的推测。所有大量订货都来自拉丁美洲，那里没有任何禁止欧洲商品入境的障碍，那里到处燃起的战火，使消费超过了生产，各国的人们在强烈的贪欲驱使之下，已经不是用收入而是用资本来购买武器和英国所供应的商品了。李嘉图先生决不认为英国的制造商是依靠殖民战争、美洲的解放以及对哥伦比亚和智利的借款来寻找主顾的；在他看来，这些制造商的买主是制造商自己创造的。他说：“假定一百个农夫生产一千袋小麦，一百个毛呢工人生产一千欧纳呢料，这里暂不考虑人类所需要的其他一切产品，不考虑他们中尚有任何中介人，只假定世界上仅有这么两部分人：他们用一千欧纳呢料交换一千袋小麦；假定由于生产的不断发展，劳动生产力提高了百分之十，同样的人就要用一千一百欧纳呢料交换一千一百袋小麦，从而每个人穿得更好，吃得更饱了；如果再向前发展一步，就要用一千二百欧纳呢料交换一千二百袋小麦，这样发展下去，提高生产只能增加生产者的享受。”在我看来，这样考虑问题的方法，所忽略的成分太多了；有人希望我们不要过于噜嗦，但是，不能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如果略去识别真伪的各个情节，那就会使问题混淆不清了。再介绍一下李嘉图先生简单解释过的那种交换，人们就会对于这种交换的复杂性感到惊奇了。仅仅看一个生产者自己进行的或者使别人进行的各种交易，就会和李嘉图先生一样，认为每个人的活动都是相同的，因此，我们必须把因和果区分开，并且撇开很多略去的中间环节来看一看一半财富的生产者如何不能成为另一半财富的消费者。为了研究这个社会组织，我们选出农业作为例子，而在农业中又只谈粮食生产，不涉及其他，我们只当农业刚刚开始，还没有很大的进步，劳动生产力除了维持工人的生活，也还没有多少富裕，这样假定，计算起来困难就很少了，而且一定不会太噜嗦；另一方面，也要看一看当前的社会组织，今天的社会中，有一无所有的工人，他们的工资是通过竞争决定的，只要老板不需要他们干活了，就会解雇他们，因此我们的反对意见正是针对这样的社会制度提出来的。最后，我们也和李嘉图先生一样，不谈货币。假定一个经营农业的人，用自己的一定面积的土地，维持全家十口人的生活，雇用为他劳动的家偿和工人，每年生产一百二十袋小麦。为了不使帐目过于复杂，这里不谈其他任何农产品，只以小麦作代表。我们仍假定这个经营农业的人给每个工人支付的工资是十袋小麦：工人当年食用其中的三袋，用另外的七袋交换面包以外的其他生活必需的农产品或工业品！那末，农场主还剩余二十袋小麦。还是为了使帐目简单一些，再假定这个农场主同时也是土地所有者，其中有十袋小麦是他必不可少的，他食用三袋，用七袋交换和他的工人过同样生活所不可缺少的东西，另外的十袋用来交换满足我们所说的个人奢侈享受，这一部分是替他劳动的其他人不能分享的。总括起来，他的土地生产一百二十袋小麦，其中有三十三袋由生产小麦的人就地食用，有七十六袋用来交换生活必需品；这七十六袋被生产供穷人购买的商品的人食用；有十袋用来交换奢侈品；这十袋小麦又被生产供富人购买的商品的人食用；这里所称的富人，就是在满足自己生活需要之外还能靠收入过奢侈享受的人。就在这个时候，发现了应用机械的方法，或者发明了一项新的农具，或者有了驯服家畜供人役使的技艺，使人类的劳动生产力提高了百分之五十。假定我们所举的例子中的农户自己有土地，家中成员的权利几乎相等，这项发明的利益对每一个人也相等，那末，这个十一口之家现在每天劳动八小时就能获得原来劳动十二小时所获得的收益；如果他们都没有任何其他有利于个人的工作，他们就会每天多休息四小时。但是，这里假定的是现在的社会组织：一方面是地主，他总搅指导工作，独得劳动果实和发明的利益；另一方面是农业工人，他们除了劳动技能没有任何财产，除了自己的工资没有任何收入。这里假定的农场主的每个雇工给他生产十二袋小麦，有了新发明以后，每人就给他生产十八袋了。但是，农场主的小麦产量是有限制的，第一，受土地面积的限制；第二，受农业资本价值的限制；第三，受他所出售剩余产品的市场需求的限制。因此他就不得不计算一下了：每人生产十八袋，七个工人能生产一百二十六袋，比过去多六袋；在出售小麦时，必要的话，他不妨把价格稍微降低一些。于是，他解雇三个工人，继续用同样查本经营同样耕地面积的农场，不过现在不是十个工人而是七个工人了；起初他仍然保持给工人同样的工资。那末，我们也计算一下：他的土地生产一百二十六袋小麦，七个工人和一个东家，按每人十袋小麦来满足他们的生活需要，一共是八十袋。这样，东家还剩下四十六袋小麦可以过奢侈享受。在第一项小麦中，有二十四袋就地食用，也不是过去消费的三十三袋了；用来交换生活必需品、由生产供穷人购买的商品的人食用的小麦，已经不是七十七袋，而是五十六袋了；至于第二项，用作交换我们所谓的奢侈品的小麦，不是十袋而是四十六袋了，这些小麦应该由制造奢侈品的工人来食用，但是，制造奢侈品的工厂还没有建立。可是生产稍有提高，工农两业中现有的穷人的消费就大大降低了，另一方面，刚刚诞生的工业——富人的工厂——的需求却几乎提高了三倍。为了更加明确这种产生于技术发展而不是决定于劳动需求提高的消费的变化，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研究一下这种发展。我们曾假定一个人的适当工资为十袋小麦，工人吃掉三袋，交换用七袋，这样，他的工资有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又变成为他生产的工人的工资了。农场起初生产一百二十袋小麦的时候，支付十个农业工人、一个场主、一个奢侈品工人的工资，其中有八十四袋是这十二个人同供给他们小麦以外的其他生活必需品的工人进行交换用的。可以想像：这里面又有为他们生产的八又五分之二个工人也要用不作吃用的十分之七的小麦同那些为他们生产的人去进行交换，这样推移下去，最后全部小麦按每人三袋的比例分配到四十个人为止。在这四十个人中，只有一个人消费奢侈品，也只有一个人生产奢侈品。我们所假定的工业也是这时候刚开始的；农业方面的发明，使农人的生产力提高了百分之五十。农场主解雇了三个农业工人，并且把他的收获增加到一百二十六袋。从此以后，他的农场就只用八十袋小麦支付他本人和七个农业工人的工资了。这八个人需要相当于五十六袋小麦的穷人的劳动需求，换句话说，需要有五又五分之三个工人；这些工人又需要其他的工人，最后使代表生产这些小麦所必需的劳动的八十袋小麦完全变成从事制造生活必需品的二十六又三分之二个工人的食粮为止。把这种情况和前面那种情况加以对比，就可以看出，有十三又三分之一的工人受了罪，也就是有这么多人没有饭吃。不错，人们希望他们能够从奢侈品工厂得到饭吃，事实上，土地所有者要用四十六袋小麦交换奢侈品工厂的产品，换句话说，他要用四十六袋小麦来满足个人享受；但是，由于这种生产还不存在，他必须用更多的工资奖励这种生产，所以他就要用十二袋、十四袋甚至十五袋来供给满足他享受的人，他的新财富使他有能力抱这种希望，他不是再用十袋小麦来满足自己的享受了；奢侈品工人在必要的工资以外所得的额外收入，也要用来增加自己的奢侈享受，其余的属于满足穷人需要的手工业工厂了，但是，必须在奢侈品工厂建立以后，和地主分得的这四十六袋小麦通过奢侈品工人的手而且把富裕产品交换出去以后，我说的是，到这时候才能够使所有要求劳动的人都得到饭吃。这种分配完毕之后，分享这种收获的是四十二个人，其中生产生活必需品的是三十七又五分之三人，而不再是三十九人，生产奢侈品的是四又五分之二个工人，因此，在人口方面要求增加两个人。①可见，我们和李嘉图先生的说法一样，在这种流通不发生任何中断而结束的时候，生产就会创造出一种消费来；但是，正如德国的玄学家一样，我们没有考虑时间和空间，没有考虑可能阻止这种流通的各种障碍，可是，越仔细观察，障碍也越多。在我们假定的变化的情况下，有三个农业工人被解雇，原来在工业方面①谈到维持穷苦的短工的生活，我是不区分土地所有者和农场主的。他们应该共同行动；而且，农场主只是按扣除一切耕种费用的纯收入缴付地租的，那末济贫税既是一项补助工资，也应计入耕种费用中。有保证的十个工人的饭碗多少受到了威胁，此后他们只有依靠新的命运，希望建立新的工厂了。由此可见，恢复平衡必须取决于奢侈品工人的迅速形成。但是第一，目前他们还不存在，必须使他们诞生。土地所有者在依靠自己的农场赚十袋小麦的时候，决没有想要求在他赚得四十六袋小麦以后所想像的那种生产。制镜工人、车匠、钟表匠等所有制造他所希望获得的产品的人还都没有降生；如果他必须等待这些人从成胎到学会工作这一段长时间，这对于一个急切享受的人来说，未免太长了。所以，不管假定的这些愿意学会一套新手艺的成年人的学徒时间多么短，土地所有者总得有耐心经受一场艰苦考验。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困难，这就是要建立一座新的奢侈品工厂，还必需一笔新资本；必须制造机器，必须运来原料，必须活跃远方的商业；因为富人是很少满意在自己跟前所生产的享受的。但是，我们到哪里去找这笔可能比农业所需要的资本大得多的新资本呢？犁的发明或者利用牲畜耕地的方法发明以后，刺激了整个的社会组织，却没有创造任何新的资本。奢侈品工人还决吃不上农夫所收获的小麦，也穿不上普通工厂生产的衣料，他们还没有形成，甚至也许还没有诞生，还没有这一行手艺，需要他们加工的原料还没有从印度运来，要依靠他们挣饭吃的人也在空等着。我们再试作另一种假定。有土地的农场主发现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发明以后，不解雇他那三个工人，仍然留用十个工人。事实上，他们是只能靠自己劳动为生，而决不愿意坐以待毙的人。他们除了种地，不会别的手艺，他们只要一息尚存，就只能继续廉价出售劳动力，按照新发明提高了的生产力来生产小麦。这种竞争将要降低所有土地工人的工资，考虑到失业的短工人数和农场主要把经营规模扩大三分之一的困难，我们假定工资只降低十分之一，当然不算太多。①根据这个新的假定，农场应该生产一百八十袋小麦，可是十个工人只能得到其中的九十袋，另外的十袋增加到农场主的生活必需品费用项下去了。在这一百袋中，有三十三袋农场食用了，有六十六袋交换了穷人所需的手工业品。而在发明以前，生产穷人生活必需品的手工业是消费七十六袋的。可见，他们的工资降低的比例比农业工人降低的更大；但是，人人都要吃饭，人人都要劳动，人人都可以希望获得土地所有者享受的、鼓励新奢侈品手工业用的八十袋小麦所产生的果实。如果确实培养出八个新的奢侈品工人，这八个工人掌握到应分给他们的八十袋小麦以后，也要去鼓励供穷人需要的手工业，那未在这项流通结束时，人口就应该增加三分之一，要吃我们假定的农场所能生产小麦的人就是六十个而不是四十个了。可是，我们恰恰是在这第二种假定里忽略了时间和空间。他一定是忽略了空间，因为有了新的发明，七个人就能耕种原来十个人耕种的土地面积，为了不解雇这三个人，使他们免于饥饿，必须假定还有新的可耕地和等待开垦的土地。但是，这种情况决不是绝对可靠，尤其不是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绝对可靠。而且，并不只是有了需要耕种的土地就能解决问题，还要看土地掌握在什么人手里，必须使土地掌握在那些有人肯出一分利润就能耕种上这些土地的土地所有者手里。不过，请大家想一想，欧①李嘉图先生在他的全部著作中论证了这样一种假定：未被耕种的土地的质量不如已耕地！因此在目前的社会情况下，开垦这样的土地就成了不利的事业。根据在洲的未耕地是怎样不能满足希望用自己劳动耕种这些大地的人的要求的。这里是不可出让的公有土地，那里是既无资本又不能给予放款人以任何保证的人所拥有的永久继承土地。在另外的地方，人们又出于虚荣心，要保持土地的原有状态。无论国王、教会、贵族或人民都曾以他们的权利先后反对过这种经济学家所依靠的、认为其力量不可抗拒的契约行为。事实上，对于英国人来说，到加拿大或者到加弗勒里亚去开垦荒地，要比开垦伦敦附近的公有土地容易得多。假定由于机器或者农业技术的发明，农场主使他的工人的生产能力提高了三分之一，他也找到了足够扩大三分之一的经营规模和增加三分之一的农具、车辆、牲畜及仓房的资本，同时也有使他能够获得利润的流动资本，那一定是忽略了时间。如果我们假定制造奢侈品的工人和建立奢侈品工厂需用的资本，完全能够消费今年由他们消费的八十袋小麦，而不再是去年的十袋，那一定是忽略了时间。如果我们假定有六十个等待食用新生产的小麦的人，而吃去年的小麦的人不过四十人的话，也一定是忽略了时间。因此，当农业采用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发明不是由预先的劳动需求而引起，而社会的组织又是只有一个土地所有者，只有一个人从这种科学进步的发明中得利的时候，不可能找到使社会其他部分赶上农业发展的快速步伐，建立平衡所必需的资本、原料、工人和工业。我们的论断既适用于生产小麦的农业，也适用于其他任何行业，但是，我们虽然怕提出农业方面的数字过于讨厌，过于缺乏根据，我们还不得不再麻烦读者，我们所以举工厂的例子。是因为手工业主对自己产品的消费量比农场主对于自己产品的消费量少得很多。不过，可以想像，一项节约三分之一劳动力的发明，在生产各种衣料、器具以及穷人所使用的家具的各种手工业生产中都相继采用了，到处都是手工业主得利；如果手工业主把他的十个工人解雇了三个，到处都会少用一些人而多生产一小部分；那末消费量到处都要减低工人对自己的产品所不能消费的那十分之三，同时相应地减少为这些工人生产必需品的人的消费。在这种情况下，每项发明都降低现有工厂的需求，而用一种依靠尚未建立的工厂满足的需求来补偿。每一项发明都要使一部分穷人的工场手工业依靠奢侈品手工业工场的建立。可是，没有资本、没有工人，不耗费一些时间，奢侈品工厂是不能建立的，而被人夺走饭碗的人们却不能承受这些负担。①我已经听到有人强烈谴责我反对农业的改进，反对技术的改进和人们所能追求到的一切进步，无疑他们是谴责我喜欢野蛮，不喜欢文明，因为犁是一种机器，铲是一种更老的机器；按照我的主张，无疑是应该使人只用双手去犁地。我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这样的话，请允许我在这里表示抗议，我坚决反对人们在我对于我的学说所作的结论以外所假定的一切结论。不论是攻击我的人还是拥护我的人，都没有理解我，有很多次我的同盟和我的敌人一样使我受到耻辱。在政治经济学中，人们把我当作社会进步的敌人，当作野蛮的和强迫的制度的倡议者。这是不对的，我并不想要已经有过的东西，但是我想要一种比现时的东西更好的东西。我不能用别的方法来判断现在，只能把它①参阅他的《论政治经济学》，第4版，论出口的一章。和过去比较，当我用废墟来证明社会的永恒的需要时，我远不想恢复废墟。我请大家注意这一点！我所反对的决不是机器，决不是发明，决不是文明，我们反对的是现代的社会组织，这个社会组织剥夺了劳动者的一切财产，使他除了自己的双手，其他一无所有，他没有任何抵抗竞争的保障，没有任何避免疯狂的竞争的危害的保障，他是注定耍遭到牺牲的。假使大家彼此平分大家共同劳动所生产的产品，那末任何技术发明在任何情况下都对大家有利：因为技术每向前发展一步，每人都能自由选择是少劳动多休息，还是同样劳动而多享受一些。在今天，并不是发明不好，而是劳动果实的分配不合理。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环境，是一个非常新的社会，可是有些人并不能充分认识这一点，我们对于这样的社会也还毫无经验。我们要把各种财产同各种劳动完全脱离关系，要把短工和农场主之间的一切互相依赖的关系打断，要剥夺短工分享农场主利益的一切权利。这种社会组织太新了，可以说它还没有完全确立，只有工业最发达、最丰富、最先进的国家，进入了我们还几乎没有经历过的这种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农业劳动和工业劳动都是依靠周末可能被解雇的工人来进行的；我们所走的方向正是这样的方向，我所指出的危险也在这里，然而我指的并不是科学发明。我们的眼睛对于这种新的社会组织、对于富人阶级和劳动阶级日益对立的普遍竞争，已经习以为常了，甚至使我们不能想出任何其他的生活方式，就是我们到处可以见到其残余的生活方式也想不出了。有人认为，可以用过去社会制度中的种种缺点来指责我荒唐。的确，在社会的低层阶级的组织方面，我们已经先后经历过两、三种制度了，但是，这些制度是不值得惋惜的，因为它们起初给人带来一点好处，随后又给人造成可怕的灾难，这能肯定说现在的社会制度已经达到了合理的地步吗？难道就不应该像发现奴隶制度、封建制度和行会制度那样来发现短工制度的基本缺点吗？当上述三种制度盛行的时候，人们同样想像不出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要改变现有的制度似乎不是认为不可能，就是认为荒唐。由于我们使劳动阶极失去一切保障，将来总有一天，我们的子孙会和我们现在论断使这些阶级变成奴隶的民族是野蛮民族一样，也认为我们同样野蛮。这些制度中每一种都曾被认为是有利的发明，是走向文明的进步。就拿奴隶制度本身来说，虽然一想到它就令人十分痛恨，但是它却代替了到处进行战争的野蛮状态，在野蛮时代，人们须要经常去作战，就没有时间劳动，劳动果实也毫无保障：奴隶制度代替了大规模地屠杀俘虏，就是社会的一种进步，人们在奴隶制度下可以积累财富，而在古希腊和罗马帝国时代，这种制度甚至成了一种几乎可以和现代文明相媲美的文明的基矗在奴隶主变穷、同他们的奴隶一起劳动、一起吃饭的时代，奴隶的地位还是可以忍受的，人口也有所增加。这种同样制度的发展，奴隶主的财富，他们的奢华，他们对于劳动的无知，对于用血汗养活他们的人的轻视，他们的无情和使他们经常剥夺这个被看做牛马的劳动阶级生活资料的吝啬，最后都造成了这个劳动阶级的大批死亡。他们使这个劳动阶级在罗马帝国最繁荣的时代灭绝了。假使这时候有了经济学家的话，他们也许会极力颂扬这种豪华的不断发展吧。令人痛恨古代的真正根源就是奴隶制度。这种制度使奴隶处于被压迫和穷困的地位，使罗马帝国的人口趋于消灭，使罗马帝国落在野蛮人的手里。不到几世纪，野蛮人又创造出一种比较宽厚的制度，他们把领主和奴隶之间的关系变成保护和互相依附的关系，多少年多少代惩罚奴隶用的皮鞭取消了。封建制度也有过它的光辉剋烂的时代，那时，臣仆和领主并肩作战。后来，当领主富裕起来，想一味寻求更多的财富，而生活日益奢侈的时候，就又把枷锁套在穷人的脖子上，于是封建制度变成令人不能忍受的制度了。人民争得了我们已经进入的自由制度（指的是封建制度的崩溃）！但是，当他们摧毁他们带了很久的枷锁的时候，劳动阶级（leshOmmes de peine一劳动者）并未失掉一切财产。在农村中，他们作为对分制的佃农、世袭租户（censitaires）、租地者而占有土地（ilsse trouvè rent associé sà laptoprié té du so1）。在城市中他们是为了互助而成立的公会、手工业组织的成员，是独立的工业家（ils setrouvè rent associé sà la proprié té defeur indu strie）。到我们这个时代，到最近时期（c’est danscemomentmême），财富的增加和竞争才破坏了所有这些联合组织。但这种破坏（ré volution）尚未完全结束。但是，租户（后来变成农场主）富裕了，他不再亲手劳动了，不再和短工一样了，他用低工资来对待短工了。作坊主富裕了；他也不同伙计和学徒在一个工作台上劳动了，他放弃了手工劳动，在他的手工业作坊里聚集起数千工人，付给他们极低的工资。当然，因为这种社会制度刚刚开始，我们对这样的社会制度使有产者和劳动者相互斗争的情况，还十分缺乏经验。我想要解释的工业产品的过剩，在前几个社会阶段是不可能发生的。在野蛮时代，人们只是为了自己而生产，每个人都了解自己的需要，他无须担心用无益的操劳创造自己所不需要的财产。在野蛮制度以后的奴隶制度中，文化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奴隶主也只是要求奴隶制造他已经预先确定好用途的产品。先有奴隶主的需求，然后要求劳动，于是需求维持了劳动，消费也紧接在劳动之后；只是当奴隶主和今天牙买加的种植园主那样变成手工业主和商人以后，才能产生生产过剩。在封建制度中，领主要求自己的臣仆服劳役和作战，比要求他们进行有利可图的劳动要多，生产不但没有受到刺激，反而受到严重的打击，那时候并没有生产过剩的威胁。在联合制度下，由于技术的一切进步都对于劳动者有利，人人都按照自己所应供应的市场酌量生产；从事耕种的人宁肯休息，也不生产不能出售的小麦，并且往往有人指责城市的行会，为了能永远操纵市场就一味采取限制生产的政策，为了能够得到较高的价钱就尽力使生产低于要求。我们今天进入的社会制度是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劳动人民是自由的！但是，他们的生活资料没有任何保证。他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劳动为生，他们看不到、也丝毫不了解消费他们劳动产品的人；他没有任何方法用他所希望的报酬来调节自己的生产。在千千万万人的命运都决定于一种还没有用经验证实的学说的时候，是应该对于这种学说抱某种怀疑态度的。此外，决不应该认为，古人从来没有考虑过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这种困难，从来没有研究或从来没有找到解决这种困难的方法。如果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像我主张的那样，在于消费与生产平衡，如果这是技术、工业和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每个劳动者的生产就必定比自己的消费多，因而仅仅有生产者就不能消费全部的产品，那末，每当劳动生产力提高的时候，就必须使人类中完全不生产的阶级或者生产非商品的人相应地提高消费。这正是马尔萨斯先生最近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所作出的结论；他在这部著作里，肯定地说：政府的挥霍有时也能促进公共财富的增长，因为，它创造了一个完全不生产的消费阶级，没有这个阶级，生产不久就会由于市场的停滞而停顿。我认为，在关于社会的一般发展进程方面，古人比我们更有远见。我们并不赞成雅典政府的挥霍政策，也不赞成目前英国政府根据马尔萨斯先生最近的主张所采取的挥霍政策，不过，这两个政府都认识到，为了保持社会的基本平衡和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平衡，必须采取三种办法：第一，利用准备出售的富裕产品养活无处出卖劳动力的工人，让他们建造世俗或宗教的公共建筑物；第二，鼓励富人过奢华的生活，让他们消费穷人的劳动；第三，给所有的公众提供一项脑力劳动或一种爱国的工作，以便打发由于技术进步而节省下来的劳动时间。第一种办法，古代所有国家都在一定程度上采用过，但是，在这方面任何国家也不像埃及发展得那样好。这个地区的农业人口多到出人意料，这个地区具备的一切有利条件，例如光照适宜，土地肥沃，雨量充足，使土地生产大大超过人们的粮食消费量。无论从政治方面或宗教方面来讲，埃及人对于航海都抱有反感，他们力求自给自足；他们的对外贸易很少，既不输出谷物，也不输出工业品，而他们的工业品也从来没有达到十分完美的程度。埃及的政体只许少数大领主风奢侈生活消费别人用血汗生产的产品：事实上，在埃及全国到处都有的寺庙废墟中，却看不到宫殿。不错，埃及的确有很多声势赫赫的教士！但是，宗教要求他们禁欲，禁止他们过奢华的生活！他们的个人消费并不比工人高多少。这些教土极力使埃及的广大群众保持经常劳动的习惯，使他们永远有适应他们的职业的节制力。他们要群众永远停留在无知和顺从的状态；他们不希望埃及群众有不用体力而发展智力的机会！埃及的教士们给群众找到了为奥林巴斯诸神建造庙宇的巨大任务。在上埃及，到处可以看到世间仅有的巨大建筑，其规模之宏伟简直使人怀疑是人力所能兴建的，这些建筑非常精巧，要用祖祖辈辈多少代的劳动才能完成，仿佛从事这些工程的人掌握了永恒的时间似的。在尼罗河两岸，在山脉底下的古墓和地洞中，同样蕴藏着不少惊人的奇迹，这些宏伟的工程简直使人惊心动魄。必须有多少百万工人，用几百年的不懈劳动才能创造出这样的惊人奇迹。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千千万万的人都必须吃埃及土地所生产的粮食。必须有一个由瓦匠、石匠组成的整个民族来消费尼罗河流域的勤劳居民不断生产的各种产品在古老的印度斯坦，也有无数在规模和精巧程度上可以和埃及工程相媲美的伟大建筑。在那里，也同样是宗教使人们做出了不必要的巨大工程，因为社会组织增加了生产者，而且使不事生产只会消费的人几乎完全绝迹了。在厄杜里亚①以及教士团体势力很大的民族中，多少也都采取过同样的办法。在罗马，也发现了史前时代的建筑，这些工程只能推断为在罗马帝国强盛以前很久，通过教士对当地古老居民的权成才建造起来的，不能有其他解释。由于采取这种办法，全体居民都有了工作，市场不致停滞；风俗继续保持纯洁，身体继续保持健壮，生产与消费的乎衡丝毫没有受到破坏，人人都能平等地享受全国劳动者共同建立起的公共建筑。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人人毫不间断地劳动，智慧的发展却受到了阻碍；结果，全国人民都俯首帖耳，完全听命于统治他们的、野心勃勃的教士阶级的摆布了。①参阅《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7章。第二种办法，古代和我们现代差不多。在古代的息巴立斯、科林斯、锡腊丘兹、蒂尔、迦太基，以及后来在号称世界首都、但衰亡时期已经开始的罗马，由于放任工商业自流，发生了超过生产者的消费无数倍的生产过剩；起初，这种过剩产品供应了大规模的出口；但不久以后，就由此形成了一个穷奢极侈，变尽花样讲求享受的富贵阶级，社会上，一方面是这些富贵人终生过着安逸、消费、享受的生活，另一方面是其他公民要一直劳动到老死。所有的劳动几乎都由奴隶来承担，所以那时候没有发生今天这样的斗争，也就是说，没有发生用低价获得手工业者的劳动产品的斗争；即使对某些行业发生过市场停滞现象，以致给奴隶造成了痛苦，也没有引起当时人们的重视，因为历史上完全没有关于这些事情的记载。但是，古代立法者研究过的自由国家的数目远比我们研究的多。他们考虑关于建立政府的目的也远比我们考虑得久，建立政府只是为了使它的属民——所有的人不是仅仅一个阶级——获得幸福。古代立法者坚决反对息巴立斯人的制度。在他们看来，让一 些人劳动而让另一些人享受，就是破坏共和政体中的平等。他们认为，荒淫无耻和残酷奴役永远是和穷奢极欲的享受紧密联系着的；怠惰使人精神萎靡；而宴安和永不间断的体力劳动一样，会妨碍智力的发展。他们认为，必须使所有公民分享由工业进步而获得的休息，以陶冶人们的性情；使少数人无所事事，等于使他们专心享乐。古代立法者的这些意见和所有哲学和伦理学家、宗教家，特别是和天主教的所有教父的意见完全一致，他们禁止奢华，认为奢华必然会导致道德败坏，国家渝亡。非常奇怪的是，无论从哪方面看，这些人的论断都是我们所最尊重的，可是到今天，他们的一致见解却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见解上没有任何影响了。第三种办法是根据上述原则确立的，雅典人和斯巴达人都采用过，罗马帝国在强盛时代以及古代最著名的备共和国也都采用过。为了使除了出卖劳动力没有任何收入的人能够找到充分的劳动需求，共和国几乎经常直接给本国公民以工作，而不让他们出卖劳动力。古代的立法者决不像现代的立法者那样鼓励人们积累财富和过奢侈的生活，而是一向关心作子女的能够平分遣产，使遗产经常保持一种平衡，他们特别谴责懒惰或豪华的恶习，他们尽力不使公民产生过分浪费的愿望，也不给他们这种机会，他们极力提倡俭朴和节制。他们主张，人人有一分体力活动和一分脑力活动，同时也要人人有一分享受。他们为了维持这种平均享受，就使公民离开体力劳动，让他们把一小部分时间用在农业、艺术和手工业方面；让他们到公共场所去进行讨论；把他们召唤到法庭来参加审判，召唤到学院或走廊里来听讲，以增进他们的智慧，提高他们的成情；让他们聚集到剧场去培养爱好，使他们获得雅典式的夙雅；把他们召集到寺庙里去欣赏宏伟的建筑，以满足他们的想像，使他们把对前途的希望和现时生活的享受结合起来。由于在艺术和工业方面采用了机器，人类维持生活所必需的劳动量逐渐减少了，但这决不是说社会制度就应该培养这样的个人，他专门替两个、四个、一百个甚至一千个人休息、消费和享受，也决不是说应该培养这样的个人，他随着生产的逐步提高而独占全部利润，一味企图削减工人应得的利益。由大家劳动积蓄的东西，就应由大家享用；尽管工业方面有了种种进步，雅典公民仍然只穿一件布料最粗的外衣，只吃面包和干无花果。当然，节制一切奢华丝毫也没有损害他高雅的智慧或精确的鉴赏力。他虽然以立法者身份禁止享受，他并没有失去他作为个人应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当雅典人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祖国需要财富的时候，雅典的瘠薄土地足以供应这个共和国在中亚和西西里国家作战的需要；足以满足在遥远的海岸传播真正文化的殖民工作的需要。雅典的唯一奢侈就是共和国所生的人：能够生这样人的国家是幸福的！如果自由的希腊可以在不久以后再生出这样高尚的模范，全世界也会幸福吗？也许有人认为，我们离开李嘉图先生和我所争论的问题太远了，给我们指出我们所应做的，要比说古代人做过什么强得多。但是，我们所应做的事情，是一个极端困难的问题，今天我们不打算讨论它，我们希望经济学家们能够和我们自己一样完全相信，从那时以后，他们的学说走入了歧途。不过，我们现在并没有十分把握可以给他们指出什么是正确的道路；了解当前的社会制度是我们所能做的最费力的一种脑力工作。既然研究现代社会制度已经这样困难，那末，什么人又能够理解尚不存在的社会制度而看到未来呢？但是，如果所有明智的人群策群力，共同寻求社会应该给予养育社会的阶级怎样的保障，那末，这种非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办到的事情也许就能办到了。在考虑将来会有什么社会制度代替今天的社会制度以前，我们暂时结束关于社会制度的分析吧。我们要研究和评论这个社会制度的发展过程，但是我们不能用空洞的理论来作无益的比较。如果我在这里提出我对于挽救当前社会灾难应该采取的对策的看法，批判就会放弃对这些灾难的研究或估计，可能为了谴责我的挽救方法，反而更加赞赏起来，那样，消费与生产的平衡问题也许就根本谈不到了。假定人们已经充分相信能够获得我所要求的立法中的一切改变，我只能声明，我仍然没有任何阻碍生产发展，拖延在艺术方面利用科学知识和发明机器的想法。我所追求的不过是使参加劳动的人能够得到劳动果实的方法，并且使开动机器的人能够从机器上得到利益。如果我最后达到了这个目的，我随后就要根据生产者的利益再提出，不要他们生产人们不需要的产品。只要生产者能够被当作同样的人来看待，他们在唯一的利益的驱使下，永远会按照“休息比做无益的工作更好”的原则来行动。这样，他决不会利用一切便利劳动的条件去生产人们所不向他要的东西，不管他完成工作要用十二小时还是两小时就够了，他一定会完成任务就休息，就享受。反过来看，造成市场停滞的唯一原因就是参与共同生产的生产者一一老板和工人之间的利益的对立；他们之间的差别，使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差别变得更加严重，老板们所以决定从事生产并不是因为消费者向他们有所要求，而是因为工人以廉价的工资为他们劳动。要把参加同一生产的人（qui concourentà lamême produ—ction）的利益重新结合起来，而不使他们对立，是立法者的任务，这个任务无疑是困难的，但是我不认为这种困难像人们所想像的那么严重。如果人们阻止法律不走这个与社会利益背道而驰的方向，就可以说贡献不小了。如果取消所有反对平分遗产、维护建立或保持巨额财富的各种法律，取消禁止资本或土地由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分成小份的法律，取消保护老板、反对工人同盟、剥夺工人的天赋抵抗能力的一切法律，那末，要研究这些法律，以及研究老板如何保证他雇用的工人的生活资料的法律，就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是十分困难的，今天在这里暂且不谈，只要指出应该在这方面寻求挽救社会灾难以及防止发生威胁社会的灾难的方法就够了。①我们认为，在经济学家能够一致向最高当局指出彻底改变法律制度的时代到来以前（这个时代可能还在遥远的将来），我们最近进行的讨论已经能在今天产生某些实际结果了。我们认为，人类社会中日益增长的劳动需求，是人类在发展中每年都有的、正常的必然结果。这种需求反过来变成促进各种工业发展和技术改进的原因。如果有一项新的劳动需求，就是说，有支付这种劳动的资本以及消费这种劳动的新的需要，那末，为了满足这种需求，社会的一切发展对每个人都是有利的，另一方面，也会使人口随之增加；结婚的人要比以前增多，要有更多的儿童免于夭折。学徒的工作将要更加活跃，孩子们长大以后也会有更多的机会从事劳动。这一切结果，只能一步步达到，所经历的时间要相当长，既不许破坏平衡，也不许造成市场停滞，并且使新的人口在十年、十五年和二十年以后，进入社会的时候，不是为了今天这样的需要而工作，而是为将要从今天的劳动中发财致富的人工作。另一方面，需要人类进一步提高技术能力。现代需要的劳动，只能由现代的人来做；所以，为了能够比原来生产的更多，他们不是需要每天利用更多的劳动时间，就是需要利用一切科学方法，因为每次提高的生产能力（我说的是每提高一次）只要不超出需求劳动的人支付工资和消费的能力限度，就应该产生一部分新的财富。而这部分新财富反过来又产生一种新的需求。比较熟练或生产较多的工人将会得到较高的工资，他们的享受也应随着他们的收入相应地提高；反过来，他们也要求有更多的工人来为他们生产，不然就要求同样的工人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因为他们有运用这项费用的方法。要求新劳动并且支付这项新劳动的同一款项，将要重新出现在一系列的交易之中，从而使原有的各种生产活跃起来。虽然机械进步了，现有的人口仍然不能满足要求他们承担的一切劳动；在这时候出生的新人，长大以后将会获得给他们准备的职业；人口将要增加，养育人口的农业也会随之增加。社会的一切运动都是互相关联的，一个运动带动另一个运动。如同钟表上的各种齿轮一样；但是，社会的运动也和钟表一样，要想这种运动相互关联，必须使发条的作用正常。如果不依靠劳动的需求来刺激生产（即靠工人对产品的需求来刺激生产），而认为这种刺激是以前的生产所提供的，那就会像上钟表一样，不把链轮（laroue qui porte la chaine）向后拨，而把另一个轮子向后拨，就会损坏钟表，使它停摆。但是，社会拥有人类的内在活力，这种活力可以克服一切局部的混乱，自动纠正所发生的错误。不管在哪个部门，只要产品超过需求，市场停滞，工人就要尽力转业，背井离乡，以便适应新的环境。但是，除非加速曾在重商学派中发生过的那种革命，他们几乎总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办到。在这样的危机中，坚持偏见反对采用新发明，为在技术上采用科学成就增加种种困难，都是对人类有利的，因为，这样可以给人类的活力以发挥作用的时间，可以使受害的人在跌倒以后有重新站起医愈创伤的机会。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偏见可能是社会的最可靠的保障，一般说来，它们足以阻止个人利益的发展而恢复平衡。毫无疑问，往往会有某个工业企业家拥有或发明一种有利的科学方法，或者发现外国的某种先进生产方法，从而建立一个新的工厂，生产没有人需要的产品。这时候，他要依靠剥夺某个旧有工厂的主顾来销售①以后，我听说他就是麦卡洛克先生，因此可以把他看成是由李嘉图先生所建立的学派的首领。自己的产品，正像商人常说的一句话：杀价倾销，而且是为了别人和自己的利益而这样做的。一般说来，在个人利益之间的确存在着一种平衡，这种平衡不准他们中间某一个人把其他所有人的利益完全破坏。这个发明家由于尽力保守秘密，独享发明的利益，他除了因为损害同行而遭到所有同行的反对以外，还会遭受所有工人的反对，因为他要降低工人工资；遭到当地普通习惯的反对，因为旧习惯永远是反对革新的；遭到资本家的反对，因为他们不肯对于自己所不了解、所不认议的企业放款。但是，如果他丝毫不挑起任何波动，使他所解雇的家庭有机会另想办法，找到新的生活手段，或者使消费者提出新的劳动需求，他可能战胜所有这些人的反对，虽然这将是很缓慢的。所以，一般说来，市场的停滞和千万户的工人失业并不是个人利益所引起的技术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由于一种与个人利益完全不同的势力造成的。我们曾经谈过：这种势力大大引起了“杀价倾销”。有时是因为把所有生产部门都安置在“温室”里的政府要本国做别的国家所做的一切，生产人们所不需要的产品；有时是由于热情的公民和学者而引起的，因为他们认为只有把其他国家增加财富的各种发明都同时弄到本国来，才是对祖国的最大贡献，他们攻击所有的旧例，推翻所有的习惯，尽力推广一切发明，当他们以个人名义，为了个人利益要求资本家们建立工厂无效的时候，他们就抬出爱国主义的招牌，要求资本家建立工厂。今天，我们首先不谈政府的问题，因为关于政府所采取的刺激政策，我们已经讨论过很多次了。我只想对那些滥用博爱精神的人们谈一谈，因为他们尽力奖励没有任何人要求的生产，甚至他们本人都得不到利益。如果我们能够使他们相信生产出来的产品不一定能得到消费，可能使他们更重视他们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说所依据的原则。他们要求工业绝对自由，因为他们认为相互补偿的个人的利益包括在大家的利益之中，所以，他们应该知道，破坏这种个人利益平衡的是他们自己；在他们由于热爱艺术和科学、毫不看市场上的情况而建立工厂时，那就是他们常常为了抽象的理论而牺牲了人和现实利益。为了利用机械学、化学和博物学的成就，准备随时满足市场的一切需求是学者们的事情，在人们须要进行大规模生产的时候，他们应大力支持；但是，只要当前的社会制度不变，只要穷人的生活完全受自由竞争支配，他们决不应该在这个天平上多加一个法码，帮助厂主而危害工人，他们应该记住，经济学家的基本原则是：自由放任和自由竞争（laisser faire etlaisserpasset）。否则，他们在盲目的热情驱使下促进每项发明的采用，就会不断地时而打击这个阶级，时而打击另一个阶级，不仅不能使整个社会获得技术进步的利益，反而使整个社会处于动落不定的境地。第三篇论文关于萨伊先生的《消费与生产的平衡》一文的几点意见萨伊先生主张：“产品是相互购买的，产品的增加除了增加人们的享受和国家的人口，不会有其他结果。”他认为，对于与他这种主张不同的学说必须加以驳斥。1824年7月，他在《百科全书评论》上回答了我；我已经预料到，为了维系我们之间的友谊，同时也是出于他的天性，他的口吻是非常谦逊、非常亲切的。但是，他犯了几乎所有刚愎自用的人所常犯的毛病，他不能耐心地倾听对方的意见！自以为彻底了解了我的主张，其实他对于我完全没有了解，至少我绝对不能承认他所反驳的学说是我的学说。他在假定人们能够特别利用一种东西生产出超过需要的量以后，接着说，“如果有人不同意各种人类社会都能利用人的智慧以及自然和技术所提供的媒介物来使一切满足人类需要和增加人类享受的各种物品生产出超过同一社会的消费量的话，那末我就要问，为什么我们看不到一个即使供应完全充足、所谓最繁荣的国家，也要有八分之七的人口得不到必不可少的很多产品呢？当然。这里我指的不是那些富豪家庭，而是普通家庭，等等。”（第20页及以后。）是的，非常遗憾，我竟没能使人了解我在第二篇第六章中非常明确肯定的几句话：“即使社会上有很多人吃不饱，穿不暖，没有合适的房子住，社会也只需要它所能购买的数量。”①我在萨伊先生所反驳的那篇文章里也说过：“只要有一项新的劳动需求，就是说，有一项新的支付能力和消费需要，社会为满足这种需求所达到的一切进步，就都是有利于人类的。”（第451页。）所以，我不能承认，消费要求更高的生产是有根据的，因为我们看到的是，这些不幸的人们的需要和愿望，正在使他们的人口不断增加，他们在自己无力购买的积压产品中间受着贫困的各种压迫。另一方面，假使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只是由于雇用他们生产这些东西所支付的工资降低而比较便宜的话，我认为他们就更无法满足这种需要了。以后，萨伊先生居然还这样说：“一个国家所缺少的并不是消费者，而是购买力。西斯蒙第先生认为，产品越少——当然也会更贵——，购买力就会更高，劳动者的产品也就会使他们得到更高的工资。”请原谅，我的主张决不是这样；我所追求的从来就是在生产者当中找到最多的消费者；此外，我认为生产者是最好的消费者，只要他们在共同的生产中获利多损失少，他们的购买力就会提高。我决不是要求产品缺少，我要求有足够的、与需求相适应的、供应市场的人可以获得合理利润的产品。萨伊先生把他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归结为：“如果生产力提高了，快速生产方法增多了，一句话，产品富裕了，国家得到的供应就会更完备更普遍。”以后，他给我指出证据说：“在快速生产方法最普遍，产品最多的地方，例如英、美、比、德、法等等国家工业最发达的地方，也是最富足的地方，或者说是比较最不贫困的地方。”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从来没有否认，法国的人口自路易十四时代以来增加了一倍，消费量提高了三倍，萨伊先生在第25页也向我提过这一点，不过我认为，需求、报酬、消费要求增加产品，提高生产就是一件好事；需求毫未增加，而生产者完全依靠剥夺竞争对手的产品的消费者，提高生产就是一件坏事。我要指出的是各国走向繁荣的自然发展过程，也就是要按本国对新产品的需求和购买力的提高而逐步提高生产。但是，我们的制度和法律，一方面剥夺劳动阶级的一切财产和保障，一方面也把他们推到盲目生产中去，这种生产与需求、与购买力都毫不适应，以致使他们更加贫困。我已经在七年前指出过这种社会的病态，七年来，病势仍是有增无已。这种苦难已经够长了，我不认为每次变革以后一定发生压榨，归根结底，我认为，只要联想到收入，就可以证明，人们所受的各种灾难是我们的社会制度不良的必然结果，可是这些灾难似乎还没有终止的迹象。①我要趁这个机会诚恳地表示我的遗憾，我是说，在我这本著作的第一版中，曾经对马尔萨斯先生的人口论第一版的论点作过批判，而作者在我所未见过的、以后各版中已经加以阐述、解释并修改了他的那些原理。我也很后悔未能充分表达出我对他的一切著作所发挥的灼见和性格是多么赞美、多么喜爱。萨伊先生接着又指责我呼吁社会力量的干预，因为我和他都一致认为：政府干预私人财富有害而无利，政府至少也应该参与消除由它造成的危害。但是，确定私有权、管理遣产分配、保护各种专利、准许请愿但防止暴力发生的立法者，并不是置身于社会之外的人。我要求他们在消除自己制定的法律所产生的危害中起应有的作用。我要用萨伊先生说过的同样的话来结束这篇短文：“这些问题范围极广，几乎涉及社会经济的每个部分，可是人们对于社会经济的认识，到现在为止，还是非常不够的；但是，一切迹象表明，这种认识将来一定会大大提高。”像他这样公正无私、毅力坚强的人，如果悉心研究几个强大国家所显示的新现象——物质财富越增加，群众的贫困越严重，生产各种财富的阶级越接近一无所有的穷苦境地，他将会获得更显著的进步。译名对照表人名三画马尔萨斯Malthus, T.R.马利亚一德勒西亚Marie- Thé rè se四画支诺维奇，安东Genovesi,Anton五画加尼尔Ganilh皮特Pitt皮埃尔-利奥波德Pierre-Lé opold叶卡特琳娜Catherine弗朗梭瓦Francois汉密尔顿，亚历山大Hamilton，Alexan-dre汉密尔顿，罗伯特Hamilton, Robert六画亚历山大Alexandre亚尔加狄乌斯Arcatius亚里土多德Aristote米拉波Mirabeau伊丽莎白Elisabeth达乌，路易Davoust，Louis托勒多Tolè de西斯蒙第，让·沙尔·列奥纳尔·西蒙·德Sismondi,Jean Charles Lé onard Simonde de色诺芬Xé nophon七画苏恩统，亨利Thornton，Henri苏利Sully苏格拉底Socrate君士坦丁Constantin麦卡洛克Mac-Culloch, J.R.亨利Henri伽利略Galilé e劳，约翰Law，John杜阁Turgot李维埃尔Riviè re八画奈木尔，杜滂·德Nemours，Dupont de拉达盖丝Rhadagaise阿拉利克Alaric阿雷坦，列奥纳尔Aré tin，Lé onard罔查加，费尔南·德Gonzague，Fernand庞培Pompé e孟德斯鸠Montesquieu九画欧文Owen柏拉图Platon查理Charles查理五世Charles-Quint科尔贝Colbert科鲁迈拉Columelle十画埃尔芬斯通Elphinstone爱丽萨Elisa爱德华Edouard唐森Townsend十一画梅迪奇Mé dicis梅隆Melon十二画斯巴达卡斯SpartacuS斯多希Storch, M.H.斯托赫，亨利Storch, Henri斯图亚特，詹姆斯Steuart，James斯特洛奇Strozzi斯塔福德Stafford傅立叶Fournier富兰克林Franklin富格Fugger路易Louis斐迪南Ferdinand费朗Fearon，H. B.腓特烈Fré dé ric汤普逊Tompson十三画雷瓦，安托尼奥·德Leyva，Antonio de杨格，阿瑟Young，Arthur十四画魁奈Quesnay蒙莫兰西Montmorency十五画撒丁sardaigne十六画霍诺留斯Honorius十七画戴尔伯洛D’Herbelot戴华南特，查理Davenant，Charles萨伊Say，J.B.萨瑟兰Sutherland地名三画凡尔赛Versailles四画内比Né pi巴拉丁纳特Palatinat韦累特里Vellé tri比萨拉比亚BesSarabie五画加比塔纳特·布伊Capitanate de Po-uille加弗勒里亚Cafrerie加布尔加尔各答Calcutta幼发拉底河Euphrate卡皮塔纳特Capitanate圣多米加Saint-Domingue圣罗伦素san Lorenzo卢瓦河Loire弗吉尼亚Virginie尼罗河Nil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Aires布腊恰诺Bracciano弗郎德勒Flandre匹茲堡Pittsburgh皮埃蒙特Pié mont汉堡Hambourg牙买加Jamaique六画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e伦巴油运河Lombardie西弗里西亚West-Frise多米尼加Domingue多芬Dauphiné多瑙河Danube列克星敦Lexington伊利诺斯Illinois安的列斯Antilles托斯卡纳Toscane印度斯坦Hindoustan七画克什米尔Cachemire克里米亚Crimé e来比锡Leipzig伯尔尼Berne伯明翰Birmingham那不勒斯Naples麦克耳斯菲耳德Macclesfield辛辛那提Cincinnati里昂Lyons里斯本Lisbonne佛罗伦萨Florence八画迦太基Carthage旺代Vendé e阿尔及尔Alger阿尔萨斯Alsace阿姆斯特丹Amsterdam波尔多Bordeaux波希米亚Bohé me易北河Elbe昂里西一斯太法尼Henrici Stephani呼罗珊Khorasan拉普拉塔La Plata肯塔基Kentucky的黎波里Tripoli九画突尼斯Tunis威尼斯Venise威塞尔河Weser勃兰登普Bran den burg俄亥俄Ohio律贝克Lubeck科林斯Corinthe十画爱丁堡Edimbourg宾夕法尼亚Pennsy lvanie息巴立斯Sybaris高卢Gaule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e特腊契纳Terracine哥本哈根Copenhague哥伦比亚Colombie热那亚Gè nes格但斯克Dantzig纽伦堡Nuremberg纽拉纳克New-Lanark敖德萨Odessa十一画密西西比Mississipi康帕尼亚Campagne鹿特丹Rotterdam十二画凯尔特山Celtes隆西格里约纳Ronciglione普利亚Puglia普罗文斯Provence提沃利Tivoli莱茵河Rhin斯德哥尔摩Stockholm十三画蒂尔Tyr塔甘罗格Taganrog奥格斯堡Augsbourg新荷兰Nouvelle-Hollande新奥尔良Nouvelle-orlé ans十四画维科Vico维特尔博山Viterbe十五画鲁卡Lucgues撒瑟兰Suther land十六画诺丁汉Nottillgham诺曼底Normandie锡腊丘茲Syracuse十七画萨比尼Sabine萨瓦Savoie天天读书网（www.book.d78i.com）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