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妻子。我们发现她已经饿病了，穿着衣服躺在一张垫子上，勉强算盖着一条毯子，因为所有的被褥都已进了当铺。两个可怜的孩子照料着她，但是看来孩子们自己正需要母亲的照顾。已经19周被迫无事可干，致使她陷入这样的境地。她在讲述她的痛苦经历的时候唉声叹气，仿佛失去了对美好未来的一切希望…… 我们走出房子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跑来要我们到他家去，看看是不是能帮他一点忙。一个年轻的妻子，两个可爱的小孩，一卷当票，一间空房——这就是他指给我们看的一切。”下面我们再从托利党的报纸上摘引一段描述1866年危机的余痛的报道。不要忘记，这里谈到的伦敦东头，不仅是本章所谈到的铁船制造业工人的中心，而且还是工资一向低于最低额的所谓“家庭劳动”的中心。“昨天在这个大都会的一角出现了一幅可怕的情景。东头的好几千失业工人虽然没有打着黑色丧旗成群结队地游行，但是这股人潮已经够吓人的了。让我们想想这些人受着怎样的苦难吧。他们快要饿死了。这是一个简单而可怕的事实。他们共有4万人…… 在我们面前，在这个不可思议的大都会的一个区，一边是旷古未有的最大量财富的积累，而紧挨着它的旁边的是4万个走投无路的行将饿死的人！现在这成千上万的人正在侵入其他市区；这些一直处于半饥饿状态的人向我们大声诉苦，向天哀号，向我们诉说他们的破烂不堪的住所，他们无法找到工作，求乞也没有用。而地方上交纳济贫税的人，由于教区的勒索，也濒于需要救济的赤贫的边缘了。”看来济贫税的主要承担者，也不是收入高的富人。（1867年4月5日《旗帜报》）英国的资本家中间流行着一种说法，认为比利时是工人的乐园，因为据说“劳动的自由”，其实也就是“资本的自由”，在那里既不受工联专制的侵犯，也不受工厂法的侵犯。因此，我在这里应谈一谈比利时工人的“幸福”。关于这种幸福的秘密，肯定再也没有人比已故的杜克佩西奥先生更为熟悉的了。杜克佩西奥先生是比利时监狱和慈善机关的总监，也是比利时中央统计委员会的委员。现在让我们来翻看一下他的《比利时劳动阶级的经济预算》（1855735年布鲁塞尔版）。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比利时的标准工人家庭，该书根据非常精确的材料算出了这个家庭每年的收支，然后又把它的营养状况同士兵、水兵和囚犯的营养状况作了比较。这个家庭有“父亲、母亲和4个孩子”。这6个人中“有4个人可以全年就业而有所收益”；假定“他们中间没有生病的和不能劳动的人”，他们“除了交纳为数极少的教堂坐位费以外，在宗教、道德和精神需要方面没有什么开支”，他们不“在储蓄银行存款或交纳养老准备金”，没有“奢侈品的开支或其他的多余的开支”。只有父亲和大儿子抽点烟，星期天上个酒馆，这些总共每周花86生丁。“根据不同行业同意付给工人的工资的综合材料可以看出……一日工资的最高平均额，男人是1法郎56生丁，妇女是89生丁，男孩是56生丁，女孩是55生丁。按照这个标准计算，这家的收入一年最多不过1068法郎……我们把这个当作典型的家庭的一切可能的收入都计算进去了。但是，既然我们也给母亲算上一笔工资，这样，我们就使她无法料理家务了；谁来看家和照顾小孩呢？谁来做饭、洗衣服和缝缝补补呢？这是工人每天都要碰到的难题。”根据这个算法，这个家庭的预算是：1日的工资额　　　　　300个工作日的工资总额父亲　　1.56法郎　　　　　　　　468法郎母亲　　0.89法郎　　　　　　　　267法郎儿子　　0.56法郎　　　　　　　　168法郎女儿　　0.55法郎　　　　　　　　165法郎——————————————————————合计　　　　　　　1068法郎工人如果要达到下述各种人的营养水平，全家每年的支出额和不足额如下：736支出额　　　　　　不足额水兵的营养…………………　1828法郎　　　　　760法郎士兵的营养…………………　1473法郎　　　　　405法郎囚犯的营养…………………　1112法郎　　　 　　44法郎“我们看到，只有少数工人家庭才能达到同囚犯差不多的营养，更不用说达到水兵或士兵的营养了。1847—1849年，比利时每个囚犯每天平均花费63生丁，同工人每天的生活费用相比还有一个13生丁的差额。管理费和监视费可由囚犯不付房租来抵销…… 但是多数工人，甚至可以说大多数工人的生活过得还要俭朴，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只是由于工人采取了只有他们自己才了解其中秘密的应急措施；他们减少了每天的口粮；吃黑面包而不吃白面包；少吃或者根本不吃肉；少用或者根本不用奶油和调味品；一家大小挤在一两间小屋里，男孩和女孩睡在一起，往往就睡在同一张草垫子上；他们节减服装、洗濯和清洁用品的开支；放弃星期天的消遣；总之，他们决心过最痛苦的贫困生活。工人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只要生活资料的价格稍稍上涨一点，或者一旦无工可做，或者生病，都会加深工人的贫困，使他完全毁灭。债台高筑，借贷无门，衣服和绝对必需的家具也送进当铺，最后是全家申请列入贫民名册。”其实，在这个“资本家的乐园”里，只要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发生最微小的变动，就会引起死亡和犯罪数字的变动！边际效应极大，但这是现代庸俗经济学的边际革命绝对不会予以理睬的。（见《协会呼吁书：佛来米人，前进！》1860年布鲁塞尔版第12页）全比利时共有93万个家庭。据官方统计，其中富有的家庭（选民）9万户，共45万人；城乡下层中产阶级家庭39万户，共195万人，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正在不断地下降为无产阶级。最后，工人家庭45万户，共225万人，其中的一些模范家庭正在享受着杜克佩西奥所描写的那种幸福。在这45万户工人家庭中，列入贫民名册的竟达73720万户以上！(e)不列颠的农业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对抗性质，在任何地方再也没有比在英格兰农业（包括畜牧业）的进步和农业工人的退步上表现得更为残酷的了。在考察农业工人的现状之前，我们先略微回顾一下过去。在英格兰，现代农业是在十八世纪中叶出现的，虽然生产方式由以发生变化的基础，即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革还要早得多。阿瑟·杨格虽是一个肤浅的思想家，但不失为一个精确的观察家，我们从他关于1771年农业工人的描述中可以看到，这些农业工人同他们十四世纪末“生活得很富裕并且能积累财富”的先人比较起来，扮演着非常可怜的角色，更不用说同“英格兰城乡劳动者的黄金时代”十五世纪相比了。但是我们用不着追溯这么远。在1777年的一部内容十分丰富的著作中写道：“大租地农场主几乎上升到绅士的地位，而贫困的农业工人几乎被踩到地下去了。把今天农业工人的状况和40年前的状况比较一下，他们的不幸处境是一目了然的…… 土地所有者和租地农场主狼狈为奸，压榨工人。”738接着作者又详细地证明，农村中的实际工资从1737年到1777年几乎降低了1/4即25％。当时理查·普莱斯博士也说：“现代政治袒护国民中的上层阶级；其结果是，整个王国迟早终将只由绅士和乞丐，贵族和奴隶组成。”但是英格兰农业工人在1770年至1780年期间的状况，无论就他们的营养和居住状况来说，或者就他们的自尊感和娱乐情况等等来说，都成了以后再也没有达到过的理想。他们的平均工资如果用小麦来表示，1770年至1771年是90品脱，到伊登时代（1797年）已经只有65品脱，而到1808年时则只剩下60品脱了。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反雅各宾战争末期农业工人的状况，在这次战争中，土地贵族、租地农场主、工厂主、商人、银行家、交易所骑士、军火商等等大发横财。同时，一方面由于银行券贬值，另一方面由于同银行券贬值无关的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涨，名义工资也提高了。但是工资的实际变动情况，用不着在这里详细论述，用很简单的方法就可以说明。济贫法及其行政机关在1795年和1814年并没有什么变化。我们还记得这项法令在农村中是怎样实施的，那就是由教区以救济形式把名义工资补足到只够工人勉强糊口的739名义数额。租地农场主支付的工资和教区贴补的工资不足额之间的比率说明两件事：第一，工资已经降到它的最低限额以下；第二，农业工人在何种程度上成了既是雇佣工人又是需要救济的贫民，或者说，在何种程度上被变成了他所在的教区的农奴。我们选一个能代表其他各郡平均情况的郡来说吧。在北安普顿郡，1795年平均周工资是7先令6便士，一个6口之家的年支出总额是36镑12先令5便士，收入总额是29镑18先令，由教区贴补的不足额是6镑14先令5便士。1814年，该郡周工资是12先令2便士，一个5口之家的年支出总额是54镑18先令4便士，收入总额是36镑2先令，由教区贴补的不足额是18镑6先令4便士。可见，在1795年，不足额占工资的1/4弱，而到1814年竟占一半以上。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伊登曾经在农业工人小屋中看到过的那种略感舒适的情景，到1814年早已无影无踪了。从此以后，在租地农场主饲养的各种牲畜中，工人这种会说话的工具一直是受苦最深、喂得最坏和虐待得最残酷的了。这种状况一直平静无事地继续下去，直到“1830年斯温暴动使我们〈即统治阶级〉在燃烧着的麦垛的熊熊火光中看到，在农业英格兰的表面下也象在工业英格兰的表面下一样，充满着贫困和燃烧着阴森的反叛的怒火”。当时萨德勒曾在下院中给农业工人起了一个绰号，把他们叫做“白奴”，一个主教在上院也袭用了这个绰号。当时最著名的政740治经济学家爱·吉·威克菲尔德说：“英格兰南部的农业工人不是奴隶，也不是自由人，而是需要救济的贫民。”什么叫救济？就是以强盗的方式无偿占有你创造的财富，然后以慈善家的面孔还给你微不足道的一点点。谷物法临废除前的一段时期，进一步透露了农业工人的状况。一方面，资产阶级鼓动家的利益是要证明这个保护法对谷物的真正生产者很少起什么保护作用。另一方面，工业资产阶级又非常恼恨土地贵族对工厂状况的非难，恼恨这些腐败透顶、丧尽天良、矜持高傲的游惰者对工厂工人的痛楚所表示的假慈悲，恼恨他们对工厂立法所表现的那种“外交热忱”。英格兰有句古老的谚语说得好：两贼相争，好人得利。事实上，统治阶级的两个派别在关于它们当中谁最无耻地剥削工人的问题上展开的喧闹的狂热的争吵，从两方面暴露了真相。舍夫茨别利伯爵，又称艾释黎勋爵，是贵族慈善家反工厂运动的先锋。因此，他成了1844年至1845年《纪事晨报》上揭露农业工人状况的文章中引人注目的人物。这家报纸是当时最重要的自由党机关报，它在各个农业地区都有特派记者。这些记者不以一般的记述和统计为满足，而且还把调查过的工人家庭和他们的地主的姓名公布出来。下表略列举了布兰弗德、维姆博恩和普耳附近三个村庄工资的支付情况。这些村庄是乔治·班克斯先生和舍夫茨别利伯爵的财产。我们将会看到，这位低教会派的教皇，英格兰虔诚派的头目，同他的伙伴班克斯一样，还以房租名义从工人的微薄工资中克扣掉相当大一部分。741谷物法的废除大大推动了英格兰的农业。修建巨大规模的排水工程，采用圈养牲畜和人工种植饲料的新方法，应用施肥机，采用处理粘土的新方法，更多地使用矿物质肥料，采用蒸汽机以及其他各种新式工作机等等，总之，耕作更加集约化就是这一时期的特点。皇家农业学会主席皮由兹先生断言，由于采用新机器，（相对的）经营费用几乎减少了一半。另一方面，从土地上得到的实际收益也迅速增加了。每英亩土地投资的增加，因而租地农场742的加速积聚，这是采用新方法的基本条件。同时，从1846年到1865年耕地面积约扩大了464119英亩，东部各郡原为养兔场和贫瘠牧场而现在变成了富饶的庄稼地的大片土地尚不计算在内。我们已经知道，从事农业的总人数与此同时却减少了。就拿男女两性各种年龄的真正农业工人来说，他们的人数从1851年的1241269人减少到1861年的1163217人。因此，英国中央注册局局长有理由说：“1801年以来租地农场主和农业工人数目的增加，同农产品的增长是极不相称的”。但是最近一个时期，这种不相称的情况更加严重了：一方面，耕地面积不断扩大，耕作更加集约化，投在土地及其耕作上的资本有了空前的积累，农产品获得了英格兰农业史上空前未有的增长，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大大增加，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财富日益膨胀；另一方面，农业工人人口却在绝对地减少。如果再加上城市销售市场的不断迅速扩大，自由贸易的占统治地位，那末，农业工人在经过种种不幸之后终于被安排在理应令人陶醉的幸福环境中了。但是罗杰斯教授却得出这样的结论：今天的英格兰农业工人，不要说同他们十四世纪下半叶和十五世纪的先人相比，就是同他743们1770年到1780年时期的先人相比，他们的状况也是极端恶化了，“他们又成了农奴”，而且是食宿都很坏的农奴。朱利安·汉特医生在他关于农业工人的居住状况的划时代的报告中说：“农仆〈这是农奴制时期对农业劳动者的称呼〉的生活费用固定在只够他活命的最低的数额上……他的工资和住房同从他身上榨取的利润相比，几乎不值一提。他在租地农场主的算盘上是个零…… 他的生存资料永远被看成是一个固定的量”。“至于谈到他的收入的任何进一步的减少，他会说：我什么也没有，我什么也不操心。他不担心将来，因为他除了生存所绝对必需的东西之外，一无所有。在现代庸俗经济学看来，他因此不承担任何风险。所以，他活该受那些担心将来(无法榨取更多劳动)从而承担风险的人的剥削。他降到了零点，张维迎在英国牛津大学的博士论文——《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也将工资标准化为零。也就是租地农场主打算盘的起点。由它去吧，幸福与不幸反正同他无关。”1863年，对被判处流放和强制劳动的犯人的饮食状况和劳动状况曾进行过正式调查。调查的结果记载在两大本厚厚的蓝皮书中。其中写道：“英格兰监狱中犯人的饮食同这个国家贫民习艺所中需要救济的贫民以及自由农业工人的饮食的详细对比，无可辩驳地表明，前者的饮食比后二者都要好得多。”而“被判处强制劳动的犯人的劳动量，大约只有普通农业工人的一半”。下面略引几段颇为典型的证词。爱丁堡典狱官约翰·斯密斯744在作证时说：“英格兰监狱中的饮食比普通农业工人要好得多。”（第5056号）“苏格兰的普通农业工人很少吃到什么肉类，这是事实。”（第5057号）“你知道有什么理由能说明犯人的饮食必须比普通农业工人好得多吗？——确实不知道。”（第3047号）“你是否认为应当作进一步试验，使被判处强制劳动的犯人的饮食和自由农业工人的饮食大致差不多呢？”（第3048号）其中还写道：“农业工人会说：我干的活很重但是吃不饱。我在蹲监狱的时候，活没有这样重但是吃得很饱，因此我觉得释放出来还不如关在监狱里好。”综合该报告第一卷中所附的各种表格，可以得出如下比较表。略1863年医务调查委员会对国民中吃得较坏的各阶级的营养状况进行过一次调查，这次调查的一般结果读者都已经知道了。它表明，大部分农业工人家庭的饮食都低于“防止饥饿病”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特别在康瓦尔、戴文、索美塞特、威尔兹、斯泰福、牛津、伯克斯和赫尔茨等地的所有纯农业区更是这样。斯密斯医生说：745“农业工人得到的营养比平均量大，因为他吃的食物比家庭其他成员多得多，这对他的劳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在比较贫困的地区，几乎全部肉类或油脂都归他一个人吃了。他的妻子和正处在发育期的孩子们得到的营养量多半不够，主要是缺乏氮素，几乎所有的郡都是如此。”同租地农场主住在一起的男仆和婢女的营养倒很充足。大概是租地农场主免不了要浪费些食物给仆役们吃。他们的总数由1851年的288277人减少到1861年的204962人。斯密斯医生说：“妇女参加田间劳动尽管会有一些坏处，但在目前情况下对一个家庭来说还是大有好处，因为这样可以挣几个钱补贴买鞋子、衣服和支付房租，从而使一家人可以吃得好些。”这次调查的最值得注意的结果之一，就是弄清了英格兰农业工人的营养比联合王国其他地区农业工人的营养要差得多。下表就是证明：略746西蒙医生在官方的卫生报告中说：“汉特医生报告的每一页都证明，我国农业工人的住宅数量不足而且质量很坏。并且多年来，他们在这方面的情况一直在不断恶化。现在农业工人更难找到栖身之所了，即使能够找到，也远不能适应他们的需要，这种情况也许比几世纪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糟。特别是最近二三十年来，这种祸害更迅747速滋长了，目前村民的居住条件简直糟糕透了。村民在这方面毫无办法可想，除非那些靠他们的劳动发财致富的人认为值得对他们发点善心。农业工人能不能在他耕种的土地上找到住处，那个地方适合于人住还是适合于猪住，同时是否附有一小块能够大大减轻贫困压力的园圃——这一切都不取决于他是否愿意或者有能力支付适当的房租，而是取决于别人怎样行使‘任意支配自己财产’的权利。不管租地面积有多大，也没有一项法律规定必须在上面建有一定数量的工人住宅，更不用说象样的住宅了；法律同样也没有给工人保留拥有土地的丝毫权利，虽然工人的劳动对土地来说就象雨露和阳光一样必不可少。法律永远都不会象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神圣。…… 还有一种大家都知道的情况更加深了工人的灾难…… 这就是济贫法关于居住和负担济贫税的规定所产生的影响。在这项法律的影响下，各教区为了金钱上的利益都要把本教区居住的农业工人的人数限制在最低限度之内；因为不幸的是，农业劳动并不能保证劳苦的工人和他的一家维持永久可靠的独立地位，而多半不过是一条通向需要救济的赤贫的或长或短的迂回道路，在整个途程中工人离需要救济的赤贫境地是这样近，他只要一生病或者暂时失业，就不得不立刻求助于教区救济；因此，只要有农业人口在教区内定居下来，显然就会加重教区的济贫税负担…… 大地主们【为了便于理解下文，这里要说明：非开放村庄是指一个或几个大地主所有的村庄；开放村庄是指土地分属于许多小地主的村庄。建筑投机家只有在开放村庄才能建造小屋和旅店。】只要决定不准在他们的领地上建筑工人住宅，他们对穷人的负担马上就可以减轻一半。那些可以‘任意支配自己财产’的地主，凭借绝对的土地所有权，竟能够象对待异邦人那样对待土地的耕种者并把他们从自己的庄园上赶出去。对于这样一种绝对的土地所有权，英国宪法和法律究竟准备在多大程度上予以承认，这个问题不属于本报告所讨论的范围…… 这种驱逐权不单是一种理论问题，它在实际上被广泛地行使着。这是对农业工人的居住条件有决定性影响的情况之一…… 这种灾祸殃及的范围，从最近一次人口调查中就可以看出。根据调查，在最近10年间，尽管地方上对房屋的需求增加了，但是英格兰的821个地区拆除的房屋却越来越多，以致撇开那些无法定居的人〈即无法在自己劳动的教区内定居的人〉不说，1861年居民人数虽然比1851748年增加了5 1/3％，但是他们居住的房屋却减少了4 1/2％…… 汉特医生说，减少人口的过程一旦达到目的，就出现一种游赏村庄，那里小屋所剩无几，除了牧羊人、园丁和看守狩猎场的人这些固定的仆役以外，谁也不准居住，只有他们才能从慈善的主人那里得到对他们这个阶级来说通常已算不坏的待遇。但是土地需要耕种，于是我们看到，雇来种地的工人并不是地主的房客，而是也许从3哩外的开放村庄来的；这种开放村庄有大量小房主，他们在非开放村庄的工人的小屋被拆除以后就把这些人收容下来。在那些正走向这种结局的地方，小屋大多破烂不堪，显示出它们注定要遭到的命运。这些小屋正处在自然倒塌的各个阶段。只要房顶还没有塌下来，就允许工人租用，而工人往往也非常乐意承租，即使他必须付出上等住宅的租金。可是房子从来不加修缮，除非身无分文的住户自己动手收拾一下。当房屋终于完全不能住人时，只不过表示又多了一座拆毁的小屋和未来的济贫税将相应减少而已。当大地主这样把居民从他们控制的土地上赶走以摆脱济贫税时，附近的小乡镇或开放村庄就把这些被赶出来的工人收容下来。我说的是附近，但是这个‘附近’也可能离工人每天做苦工的租地农场有3—4哩远。这样，工人为了挣得每天的面包，除了整天干活外，每天还必须走6—8哩路，而这好象不算一回事似的。现在，他的妻子和孩子们所从事的一切农活也要在同样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然而住得远所引起的灾难还不止此。在开放村庄里，建筑投机家购买小块地皮，尽量密集地建造一些最简陋的小屋。英格兰农业工人就硬塞在这些可怜的小屋里。这些小屋即使面临空旷的田野，也具有最坏的城市住宅的种种最可怖的特点…… 另一方面，绝不要以为，那些即749使居住在他们耕种的土地上的工人能够找到一所同他们的辛勤劳动的生活相称的住宅。甚至在最阔绰的田庄，工人的小屋也往往是非常简陋的。有些地主认为，能让工人和他的家庭住上一间牲口棚已经很不错了，可是他们在出租这类房子时竟然恬不知耻地榨取尽可能多的房租。这也许是一座破落的茅屋，只有一间卧室，没有火炉，没有厕所，没有可以开关的窗户，除了水沟而外没有任何供水设备，没有园圃，但工人对这种虐待也无可奈何。而我们的卫生警察法仍然是一纸空文。这些法律竟然恰恰要靠出租这类破屋的地主们来实行…… 我们绝不能让那些偶尔见到的灿烂夺目的景象迷住眼睛而看不见那些有辱英国文明的大量事实。尽管现在的居住情况已经糟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但是权威的观察家们却一致得出结论说，住宅固然普遍恶劣不堪，但同住宅数量不足比较起来，那还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灾难。750这种状况真是太可怕了。多年来，农业工人居住过挤的状况不仅使关心健康的人深感不安，而且也使一切维护庄重和有道德的生活的人深感不安。因为那些提出关于农村地区流行病蔓延情况报告的人总是用几乎一成不变的词句再三指出，由于居住过挤，为制止已发生的流行病进一步蔓延而作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报告同样再三证明，农村生活本来对健康有许多好处，但是由于居民过于密集，不仅传染病蔓延得很快，就是非传染性疾病也很容易发生。揭露这类情况的人对别的祸害也没有保持沉默。虽然他们原来的任务只限于保健工作，但是他们几乎总是不得不注意到问题的其他方面。他们在报告中指出，已婚的和未婚的成年男女常常挤住在一间狭小的屋子里，这定会使人相信，在这种情况下羞耻心和庄重感被最粗暴地伤害了，道德的败坏几乎是必然的…… 例如，在我最近一次报告的附录里，载有奥德医生关于白金汉郡温格地区突然发生热病的报告。他谈到一个从温格雷弗来的年轻人怎样把热病带到了温格。他在得病的最初几天和另外9个人同住在一个房间里。两个星期的工夫，房间里就有几个人被传染了。在几星期内，9人中有5人得了热病，并有一人死亡！同时，圣乔治医院的医生哈维曾因私人出诊的关系在传染病流行期间到过温格，他也向我提供了类似的情况：‘一个患热病的年轻女人晚上同父亲、母亲、她的私生子、两个小伙子即她的兄弟以及各有一个私生子的两个姊妹睡在一个房间里，一共是10个人。几星期以前这个房间曾住过13个儿童’。”汉特医生调查过5375座农业工人小屋，其中不仅有纯农业区的，而且有英格兰所有各郡的。在5375座小屋中，2195座小屋751只有一间卧室（往往兼作餐室），2930座小屋有2间卧室，250座小屋有2间卧室以上。现在我就12个郡的情况简单摘录如下。1、培德福德郡勒斯特林沃思：卧室大约长12呎、宽10呎，还有许多比这更小。矮小的平房通常都用木板隔成两间卧室，在高5呎6吋的厨房里往往还放上一张床。房租3镑。住户要自己盖厕所，房东只提供一个土坑。谁家一盖了厕所，邻居们便都来使用。理查逊家租的一栋房屋真是漂亮非凡。它的石灰墙鼓得象行屈膝礼的女人的长裙一样。山墙一边突出来，一边凹进去，而在凹进去的一边不幸还竖着一根烟囱，即一根用泥土和木头做的歪歪扭扭的管子，活象一个象鼻子。烟囱用一根长棍支着，防备它倒下来。门和窗都是菱形的。在调查过的17座房屋中，只4座有卧室一间以上，不过也是挤得满满的。在一座只有一间卧室的小屋里，住着3个大人和3个孩子，另一座这样的小屋住着一对夫妇和6个孩子，如此等等。登顿：房租昂贵，4镑至5镑，男子每周工资10先令。他们都想靠家里人编草辫来挣钱付房租。房租越高，需要一起干活的人便越多，这样才能付得起房租。一间住着6个大人和4个孩子的卧室，房租是3镑10先令。登顿最便宜的房屋外沿长15呎，宽10呎，租金3镑。在调查过的14座房屋中，只有一座有两间卧室。村前不远有一座房屋，住户就在墙脚下大小便，房门下端烂掉了9吋。晚上关门的时候，人们巧妙地从里面塞上几块砖头，再挡上块破席子。半个窗户连玻璃带窗框全掉下来了。房子里没有任何家具，3个大人和5个小孩挤做一团。登顿比起比格耳斯沃德联合教区的其他地方来，还不算是最坏的。7522、伯克郡宾汉姆：1864年6月，一间小屋住着丈夫、妻子和4个孩子。一个女儿在干活的地方得了猩红热，回到家里后病死了。一个孩子得病死去。汉特医生被请来的时候，母亲和一个孩子正患着伤寒病。父亲和另一个孩子睡在屋外边。但是，这里是很难实行隔离的，因为在这个不幸的村庄的拥挤的市场上就堆放着传染病人家待洗的衣物。有一家的房租每周1先令，一间卧室里住着一对夫妇和6个孩子。另一座房子租金8便士（每周）；长14呎6吋，宽7呎，厨房高6呎；卧室没有窗户，没有火炉，没有门，除了一条过道外，没有任何其他出入口，也没有园圃。不久前，有一个男人同他的两个成年女儿和一个行将成年的儿子住在里边；父亲和儿子睡在一张床上，两个女儿睡在过道里。他家住在这里的时候，两个女儿各生过一个小孩，其中一个女儿是到贫民习艺所生了孩子以后才回家来的。3、白金汉郡：在1000英亩土地上有30座小屋，大约住着130—140人。布莱敦哈姆教区占地1000英亩，1851年有36座房屋，住着84个男人和54个女人。男女人数的不平衡到1861年有所改变，这时男子有98人，女子87人，10年间男子增加14人，女子增加33人。然而房屋却减少了一座。温兹洛：大部分房屋是按好式样新建的；房屋的需要量看来很大，因为极不象样的小屋每周也要付1先令或1先令3便士的租金。沃特－伊顿：这里的地主眼看居民增加了，却拆除了大约20％的房屋。有一个贫穷的工人上工时大约要走4哩路，有人问他能753不能找到一座比较近的小屋，他回答说：“不能，他们生怕招到象我这样有一大家人口的房客。”温兹洛附近的廷克尔斯－恩特：一间卧室长11呎，宽9呎，最高处6呎5吋，住着4个大人和5个孩子。另一间卧室长11呎7吋，宽9呎，高5呎10吋，住着6个人。这两个家庭每个成员所占的空间比一个苦役犯人所应占的空间还要小。每座房屋只有一间卧室，没有后门，水非常缺乏。房租每周从1先令4便士到2先令。在调查过的16家住户中，只有一个人每周有10先令的收入。在这样的居住条件下，每个人得到的空气量相当于他整夜被关在4呎立方的箱子里所得到的空气量。不过，那些旧房子倒有许多自然的通风口。4、剑桥郡：甘布林盖属于几个地主所有。这里到处都可以看到破烂不堪的小屋。许多人以编草辫为业。甘布林盖到处都是致命的疲惫，到处都绝望地屈服于肮脏生活。中心地区年久失修已经成为南北两端灾难加深的根源，在这两端房子正一座接一座地倒塌下去。另有住处的地主们对这些穷窝敲骨吸髓。房租贵极了；8—9个人硬挤在一间卧室里，有两处是6个大人各带着1—2个孩子挤在一间小小的卧室里。5、艾塞克斯：在本郡的许多教区，小屋和居民同时减少。但是至少有22个教区，房屋的拆除并没有阻止住居民的增加，或者说，没有引起那种到处发生的以“向城市移居”为名而进行的驱逐居民的现象。在面积为3443英亩的芬格林格霍教区，1851年有房屋145座，到1861年只剩了110座，但是居民不愿意搬走，并且甚至在这样的条754件下，人口还增加了。在腊姆斯登－克莱斯教区，1851年252人住在61座房屋里，而到1861年，262人却挤在49座房屋里。在面积为1827英亩的巴西耳登教区，1851年157人住35座房屋，10年以后，180人却只住27座房屋。在总面积为8449英亩的芬格林格霍、南芬桥、威德福德、巴西耳登和腊姆斯登－克莱斯等教区，1851年1392人住316座房屋，到1861年，在同样大的面积上1473人却只住249座房屋。6、赫勒弗德郡：这个小郡受“驱逐风气”之苦比英格兰任何其他郡都更厉害。在马德利，小屋挤得满满的，这些小屋通常有两间卧室，多半为租地农场主所有。他们很容易按每年3镑或4镑的租金出租这些小屋，而他们每周支付的工资才9先令！7、杭廷登郡：哈特福德教区，1851年有房屋87座，此后不久，这个面积为1720英亩的小教区拆除了19座小屋。居民1831年452人，1851年382人，1861年341人。调查过的14座小屋，都只有一间卧室。其中一座小屋住着一对夫妇，3个成年儿子、1个成年姑娘、4个小孩，共计10人。另一座住着3个大人、6个小孩。有一个房间长12呎10吋，宽12呎2吋，高6呎9呎，住着8个人；连房内突出部分计算在内，平均每人占有的空间才将近130立方呎。在这14间卧室内，共住着34个大人和33个小孩。这些小屋四周很少有小园圃，不过许多住户可以按每路得（1/4英亩）10或12先令的租金租到一小块土地。这些地块离住宅很远。住宅没有厕所。全家人都不得不到自己的地里去大便，或者，这简直很难说出口，干脆就拉在一个橱柜的抽屉里，满了以后，便抬到需要粪便的755地方倒掉。在日本，生活条件的循环也要比这清洁些。8、林肯郡：兰格托弗特：在莱特的房屋中住着1个男人、他的妻子、岳母和5个孩子。这座房屋一进门有个厨房，还有个洗濯间，厨房顶上是卧室。厨房和卧室长12呎2吋，宽9呎5吋。房屋总面积长21呎3吋，宽9呎5吋。卧室是个小阁楼，四壁象宝塔糖一样越往上越收拢，正面开着一个天窗。他为什么要住在这里？因为有园圃吗？园圃小极了。因为房租吗？房租很贵，每周1先令3便士。因为离工作地点近吗？不，离工作地点有6哩远，他每天来回要走12哩路。他住在这里，只是因为这座小屋可以租到，并且他想找一座独门独户的小屋，而不管房子在什么地方，租价多高，好坏如何。下面是兰格托弗特教区12座房屋的统计资料略，这些房屋都只有一间卧室，共住着38个大人和36个小孩。9、肯特郡：肯宁顿，1859年居民拥挤到了极点，当时发生了白喉，教区医生对居民中较贫困阶级的状况进行了一次卫生调查。他发现，在这个需要大量劳动的地方，好多小屋被拆除了，却没有建造新的。756在一个地区有4座被称为鸟笼的小房子，每座有4个房间，其大小如下：略10、北安普顿郡：布里克斯沃思、皮茨福德、弗路尔：这3个村庄中，一到冬天就有20—30个人因为找不到工作流落街头。租地农民栽种的谷物和块根作物往往种得不够好，因此地主认为最好还是把他所有的租地合并成2—3片大地块。这样一来就造成了失业现象。一边是土地需要耕种，另一边是受欺诈的工人眼巴巴地望着土地。工人们夏天拚死拚活地劳动，而冬天却要忍饥挨饿，难怪工人们用他们自己的方言说：“牧师和贵族好象勾结起来要逼死他们”。弗路尔村有好几家这样的例子：一间极其狭窄的卧室住着一对夫妇和4、5或6个孩子，或者是住着3个大人和5个孩子，或者是住着一对夫妇、祖父和6个患猩红热的孩子，如此等等。有两座各有两间卧室的房子，住着两户人家，分别有8个大人和9个大人。11、威尔特郡：斯特腊顿：调查过31座房屋，其中8座都只有一间卧室。在这个教区的彭希耳地方，有一座小屋，每周租金1先令3便士，住757着4个大人和4个孩子，除了还算象样的墙壁之外，从粗糙的碎石铺成的地面到腐烂的茅草屋顶，没有一处好地方。12、伍斯特郡：这里拆除房屋的现象并不那么严重，但是从1851年到1861年，每座房屋容纳的人数平均由4.2人增加到4.6人。巴德西：这里有许多小屋和小园圃。有些租地农场主说，小屋“是个大祸害，因为它招引穷人”。一个绅士说：“穷人不会因此得到什么好处；即使再修建500座小屋，也会象面包一样被一抢而光；事实上，修建得越多，需要量也就越大”——照他看来，房屋产生住户，而住户又按照自然规律对“住房”产生压力。汉特医生在回答这种说法时指出：“但是这些穷人必然是来自某个地方。既然巴德西没有任何慈善事业之类能特别吸引人的东西，那必然是在另一个更不合适的地方存在着某种把他们赶到这儿来的排斥力。如果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劳动地点附近找到一座小屋和一小块土地，那他当然宁愿住在这种地方而不会搬到巴德西来了。在巴德西，他租一小块土地的租金比租地农场主所付的租金贵一倍。”人口不断地流往城市，农村人口由于租地集中、耕地变成牧场、采用机器等原因而不断地“变得过剩”，农村人口因小屋拆除而不断地被驱逐，这种种现象是同时发生的。一个地区的人口越稀少，那里的“相对过剩人口”就越多，他们对就业手段的压力就越大，农村人口多于住房的绝对过剩也就越大，从而农村中地方性的人口过剩以及最容易传染疾病的人口拥挤现象也就越严重。人群密集在分散的小村庄和小市镇的现象，同人们被强行从地面上赶走是相适应的。尽管农业工人的人数不断减少，他们的产品的数量不断增加，但他们还是不断地“变得过剩”，这是使他们成为需要救758济的贫民的温床。他们可能成为需要救济的贫民，是他们被驱逐的一个原因，也是居住条件恶劣的主要根源，而居住条件恶劣又打破了他们最后的反抗能力，使他们完全变成地主和租地农场主的奴隶，以致获得最低的工资对他们来说已成了天经地义。另一方面，农村中尽管经常出现“相对过剩人口”，但同时也感到人手不足。这种现象不仅局部地发生在人口过快地流往城市、矿山、铁路工地等处的地区，而且在收割季节以及在春夏两季，当英国的精耕细作的、集约化的农业需要额外劳力的许多时候，到处都可以看到。农业工人按耕作的平均需要来说总是过多，而按特殊的或者临时的需要来说又总是过少。生产的季节性波动。因此，在官方的文件中可以看到同一地区同时发出的自相矛盾的抱怨，既抱怨劳力不足，又抱怨劳759力过剩。临时性的或局部的劳力不足并不会引起工资的提高(让现代庸俗经济学大跌眼镜)，只会迫使妇女和儿童也参加田间劳动，使工人的平均年龄不断下降。一旦妇女和儿童被大规模地使用，这又会反过来成为一种新的手段，造成农业中男工过剩，并使他们的工资下降。这种恶性循环的美好结果之一是所谓的帮伙制度，这种制度在英格兰东部地区正在兴盛起来。下面我简单地谈谈这种制度。帮伙制度几乎是林肯、杭廷登、剑桥、诺福克、萨福克和诺定昂等郡所独有的，在邻近的北安普顿、培德福德和拉特兰德各郡的个别地方也可以见到。我们且举林肯郡为例。这个郡的很大一部分是新地，原来是些沼泽，或者象上述东部其他各郡的一些地方一样，是刚从海水下夺来的土地。蒸汽机在排水方面创造了奇迹。过去的沼泽地和沙地现在已成了一片富饶的米粮川，可以得到最高的地租。阿克斯霍姆岛及特伦特河沿岸其他教区人工开拓的冲积地也是如此。新的租地农场出现了，然而不但没有相应地修建新的小屋，连旧的小屋也拆毁了，劳力供给来自几哩以外的、分布在蜿蜒于丘陵之间的大道两旁的开放村庄。从前居民只是为了躲避漫长的冬季水患才到那里居住。在400—1000英亩的租地农场上长期住着一些工人（他们在当地被称为定居工人），他们专门干经常性的使用马匹的繁重农活。每100英亩（1英亩＝40.49公亩或1.584普鲁士亩）土地平均还摊不到一座小屋。例如，一个租种760沼泽地的租地农场主对童工调查委员会说：“我的租地占地320多英亩，全是耕地。没有小屋。有一个工人现在住在我这里。我有四个养马工，住在农场附近。需要大量人手的轻活都找帮伙去做。”田间有许多轻活，如除草、松土、施肥、拣石子等等。所有这些活都由住在开放村庄的帮伙，即一群有组织的人来干。每个帮伙由10人至40或50人组成，有妇女、男女青少年（13—18岁，不过少年们大多一到13岁就离开帮伙）和男女儿童（6—13岁）。为首的是帮头，他通常是一个普通农业工人，多半是所谓的坏蛋，无赖汉，漂泊不定，好酗酒，但是有一定的胆识和才干。他招募帮伙，帮伙在他指挥下干活，而不是在租地农场主指挥下干活。他多半从租地农场主那里按活茬包揽农活，他的收入平均起来不会比一个普通农业工人的收入高出许多【但是有的帮头已变成了拥有500英亩土地的租地农场主，有的则变成了成片房屋的所有主】，这种收入几乎完全要看他有多大本领能在最短时间内使他的那伙人付出最大量的劳动。租地农场主们发现，妇女只有在男子的专制下才能好好地干活，而妇女和儿童一干起活来，正象傅立叶已经知道的那样，就会拚命地使出自己的全身力气，可是成年男工却很滑头，总是尽量节省力气。帮头带着人从一个庄园到另一个庄园，一年中能使他的帮伙干6—8个月的活。因此对工人家庭来说，同他打交道要比同个别租地农场主打交道有利和可靠得多，因为租地农场主只是偶而才雇用孩子。这种情形大大地巩固了他在开放村庄中的权势，以致孩子们多半只有经过他的介绍才能找到工作。从帮761伙中抽出个别儿童向外出租，成了他的副业。这种制度的“阴暗面”，就是儿童和青少年要从事过度劳动，他们每天要到5、6哩有时甚至7哩以外的庄园去劳动，往返时要长途跋涉，最后，“帮伙”内道德败坏。虽然帮头（在某些地区被称为“赶牲口的人”备有一根长棍子，但是他很少用它打人，极少听到有谁抱怨他虐待人。他是一个民主的皇帝，或者有些象哈默伦的捕鼠者。他需要在自己的臣民中树立威望，他用那种在他的庇护下风行一时的茨冈式的生活把他的臣民笼络住。粗野的放纵，漫无节制的寻欢作乐和极端伤风败俗的猥亵行为，使帮伙具有巨大的魔力。帮头常常在下流酒馆里畅饮到囊空如洗，然后酣醉而归，左右各由一个慓悍的女人搀扶着，走在行列的前头，儿童和青少年跟在后面乱嚷乱叫，唱着嘲讽轻浮的歌曲。在回家的路上，傅立叶所说的“男女公开”已经成了习以为常的事。十三四岁的女孩因她们的年龄相仿的男伙伴而怀孕的现象屡见不鲜。帮伙所在的开放村庄变成了淫乱罪恶之地，这些地方的非婚生子比王国的其他地方要多一倍。受这种环境薰陶的姑娘出嫁以后，在道德上会落到怎样的结果，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她们的子女即使不被鸦片毁掉，也是帮伙的天生的新兵。上面所说的是帮伙的典型形式，这种帮伙称为公开的，公共的或流动的帮伙。此外，还有私人帮伙。私人帮伙的组成同普通帮伙一样，但人数较少，并且不是在帮头手下干活，而是在一个租地762农场主不知如何使用才好的老雇农手下干活。这里没有茨冈式的放荡不羁的生活，但是各种证词表明，儿童的报酬和待遇变坏了。最近几年来不断扩大的帮伙制度当然不是为了帮头的需要而存在的。它是为了大租地农场主或地主的发财致富的需要而存在的。在租地农场主看来，再没有更巧妙的办法能把他的工人人数大大压低到正常水平以下，又能经常拥有一批额外劳力来应付额外工作，花尽量少的钱榨取尽量多的劳动，并使成年男工“过剩”。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人们一方面承认农民处于不同程度的失业中，而另一方面又认为，由于男劳力缺乏并流往城市，帮伙制度是“必要的”。林肯郡等地的763已清除杂草的田地和人类的杂草，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对立的两极。(f)爱尔兰在结束本节时，我们还应该到爱尔兰去看一看。首先说一说与此有关的事实。爱尔兰的人口，1841年曾达到8222664人，1851年减少到6623985人，1861年减少到5850309人，1866年减少到5500000人，即几乎减少到1801年的水平。人口减少是从饥荒的1846年开764始的，此后不到20年的工夫，爱尔兰就失去了它的总人口的5/16以上。1851年5月到1865年7月，从爱尔兰移居国外的总人数为1591487人，而在1861年到1865年最近5年间移居国外的人口达500000人以上。住宅从1851年到1861年减少了52990座。从1851年到1861年，15—30英亩的租地农场增加61000个，30英亩以上的租地农场增加109000个，但是全部租地农场的总数减少了120000个。可见，减少的原因完全是由于15英亩以下的租地农场不断消灭了，也就是说，它们不断集中了。随着人口的减少，自然，产品量总的来说也减少了。从我们的目的来说，只要考察一下1861年到1865年这5年就够了。这5年间，有500000以上的人口移居国外，绝对人口数减少了330000以上。765现在我们再来看看为牲畜和人提供生活资料的农业。下表略中的各年度的数字是比上一年度减少或增加的数字。谷物包括小麦、燕麦、大麦、黑麦、菜豆和豌豆；蔬菜包括马铃薯、芜菁、厚皮菜、甜菜、白菜、胡萝卜、美洲防风、小豌豆等等。7661865年，“草地”增加了127470英亩，这主要是由于“未开垦的荒地和泥沼地”减少了101543英亩。我们把1865年同1864年比较一下，则可以看到谷物减少了246667夸特，其中小麦减少48999夸特，燕麦减少166605夸特，大麦减少29892夸特，等等；马铃薯种植面积在1865年虽然有所增加，但是收获量却减少446398吨，等等（见C表略）。我们以上考察了爱尔兰的人口和农业生产的变动，现在再说一说爱尔兰地主、大租地农场主和工业资本家的财产的变动。这种变动反映在所得税的增减上。为了便于理解下面的D表略，应当指出，D项（把租地农场主的利润除外的利润）也包括所谓“自由职业”的利润，即律师、医生等的收入，表内没有单独列出的C和E项则包括官吏、军官，领干薪的挂名官员、国债债权人等的收入。7671853年到1864年，D项收入每年平均只增长0.93％，而同一时期在大不列颠该项收入每年平均却增长4.58％。下表略表明1864年和1865年利润（租地农场主的利润除外）的分配情况。英格兰是一个资本主义生产发达和工业占优势的国家，如果它的人口也象爱尔兰那样放血般地外流，它也许已失血而死。但是今天的爱尔兰仅仅是英格兰的一个被大海峡隔开的农业区，它为英格兰提供着谷物，羊毛，牲畜，工业新兵和军事新兵。人口的减少使许多土地废止耕种，使农产品大大减少，并且，尽管牧场面积扩大了，但是某些畜牧部门的生产绝对减少了，而在另外一些部门中，即使有一点微不足道的进步，也经常为退步769所中断。然而，在人口减少的同时，地租和租地农场主的利润却继续增加，虽然后者的增加不象前者那样经常不断。原因是容易理解的。一方面，随着租地农场集中和耕地变为牧场，总产品中越来越大的部分转化为剩余产品。虽然总产品减少了，但是构成其中一部分的剩余产品增加了。另一方面，这些剩余产品的货币价值比它们的数量增长得更快，因为最近20年来，特别是最近10年来，肉类、羊毛等等的英格兰市场价格不断地上涨了。正如生产者所消费的他自己的产品不是商品一样，充当生产者本身的就业手段和生存资料而不合并别人劳动以自行增殖的分散的生产资料，也不是资本。随着人口的减少，用在农业上的生产资料量也减少了，但是用在农业上的资本量却增加了，因为从前分散的生产资料中的一部分转化成了资本。爱尔兰用在农业以外即投入工商业的总资本，在最近二十年间积累得很缓慢，而且处在经常不断的大波动之中。但是，这个总资本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积聚却发展得更快了。最后，尽管它的绝对增长量很小，但是相对地说，即同已经减少的人口比较起来，它还是增大了。因此，这里在我们眼前大规模地展开了一个过程。正统的经济学不能指望有比这更美好的东西可用来证实他们的教条了。按照他们的教条，贫困是由绝对的人口过剩产生的，减少人口才能够恢复平衡。这是同马尔萨斯信徒所极力赞美的十四世纪中叶的鼠疫完全不同的另一重要实验。顺便指出，把十四世纪的尺度应用到十九世纪的生产关系和相应的人口关系上来，这本身就是一种学究式的天真，况且这种天真的做法还忽略了一个事实：随那次鼠疫以及由此发生的人口大量减少之后，在海峡此岸的英格兰接770踵而来的固然是农村人口的解放和致富，但在海峡彼岸的法兰西却是更加残酷的奴役和更大的贫困。是有意忽略，还是无意忽略？爱尔兰1846年的饥荒毁灭了一百万人以上，但是毁灭的全是穷人。饥荒没有使该国的财富遭受丝毫损失。此后二十年不断扩大的人口外流，也不象三十年战争那样，在人口大量减少的同时使他们的生产资料也大量减少。爱尔兰的天才发明一种崭新的方法，象行妖术一样把穷人从他们的贫困之境送到数千里之外。迁往北美合众国的移民，逐年寄回家一笔钱，给留下来的人做旅费用。今年迁出去的一批人会在明年带走另外一批人。这样一来，向国外移民不仅不需要爱尔兰花费什么，相反地成了它的出口业中最能获利的部门之一。最后，这种向国外移民又是一个系统的过程，它不只是暂时地为人口钻开一个出口，它每年从人口中吸走的人数要比新生的人数多，结果是绝对人口水平年复一年地下降。那些得以避免成为过剩人口而留下来的爱尔兰工人的结局又是怎样的呢？目前的相对过剩人口同1846年以前一样庞大；工资同样很低，劳动的折磨更重；农村的贫困再一次逼近新的危机。原因很简单。农业革命和向国外移民保持同一步伐。相对过剩人口的生产比人口的绝对减少更快。看一下C表就可以知道，在爱尔兰，耕地变成牧场必然比在英格兰发生更加强烈的作用。在英格兰，随着畜牧业的发展，菜类的生产也发展了，而在爱尔兰却减少了。从前的大片耕地变成了休耕地或永久的草地，而同时一大部771分从前未开垦的荒地和泥沼地被用来扩大畜牧业。中小租地农场主——我把耕地不超过100英亩的租地农场主全都计算在内——仍然约占总数的8/10。他们越来越受到资本主义农业生产的竞争的空前压迫而被挤垮，因此不断地为雇佣工人阶级提供新兵。爱尔兰唯一的大工业，亚麻加工业，需要的成年男工比较少，虽然自从1861年到1866年棉花涨价以来这种工业扩大了，但总的来说，它只能雇用居民中较小的一部分人。象所有其他大工业一样，它由于不断发生波动而在本部门内不断地生产出相对过剩人口，即使在它吸收的人数绝对增加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农村居民的贫困成为巨大的衬衫厂等等的基础，这类工厂的劳动大军大部分散布在农村中。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碰到前面曾经叙述过的家庭劳动制度。低工资和过度劳动是这种制度“生产过剩人口”的系统的手段。最后，人口的减少虽然没有带来象它在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国家所带来的那样破坏性后果，但是也不能不对国内市场产生经常的反作用。国外移民现象在这里所造成的空隙，不仅使地方性的劳动需求缩小了，而且也使小店主、手工业者，总之，一切小企业主的收入减少了。E表内60—100镑收入的减少，就是由于这种原因。关于爱尔兰农业短工的状况，在爱尔兰济贫法视察员的报告（1870年）中叙述得很清楚。这些视察员既然供职于一个只有靠刺刀，靠时而公开时而隐蔽的戒严状态才得以维持的政府，所772以在措辞上不得不十分审慎，而这是他们的英格兰的同僚们所不齿的。尽管如此，他们也没有让他们的政府沉湎于幻想。据他们说，农村中工资率至今仍然很低，可是最近20年来已经提高了50—60％，现在每周平均是6—9先令。但是在这种表面提高的背后，隐藏着工资的实际降低，因为工资的提高并没有和同一时期必要生活资料的涨价保持平衡；从爱尔兰某个贫民习艺所的官方报告中摘引的如下数字略就可作为例证。可见，同二十年前比较，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几乎上涨了一倍，而衣类的价格恰好上涨一倍。即使撇开这种不平衡不说，只是比较用货币表示的工资率，也远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在饥荒以前，农村的工资大部分是用实物支付的，用货币支付的只是极小一部分；而今天，用货币支付已经是通例了。由此就可以得出结论：不管实际工资如何变动，货币工资率必然提高。一个时期的统计数字常常与另一个时期的统计数字不可比。“饥荒以前，农业短工还有一小块土地，用来种植马铃薯，饲养猪和家禽。现在，他不仅要购买一切生活资料，而且连出卖猪、家禽和蛋类所得的收入也丧失了。”773在早些时候，农业工人实际上又是小租地农民，他们大多只是中等农场和大农场的后卫部队，在这些农场里找些活干。只是在1846年的灾荒以后，他们才开始构成纯粹雇佣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构成一个同他们的雇主只发生货币关系的特殊阶层。我们已经知道1846年以前农业工人的居住状况是怎样的。从那以后，他们的居住状况更糟了。一部分农业短工尽管人数日益减少，仍然居住在租地农场主土地上的拥挤不堪的小屋里，这种住处的可怕情景远远超过了英格兰各农业地区最坏的居住情况。除了乌尔斯脱的某些地区以外，到处都是如此：南部有科克、里美黎克、基尔肯尼等郡，东部有威克洛、威克斯弗特等郡，中部有国王郡、女王郡、都柏林郡等，北部有达翁、安特林、提朗等郡，西部有斯来果、罗斯考门、梅沃、高尔威等郡。一个视察员感慨地说：“这简直是对宗教和我国文明的污辱。”为了使短工们的洞窟生活更舒服些，那些自古以来就附属于住宅的小块土地也被系统地没收了。“由于意识到是地主及其管家使他们受到这种非人待遇，农业短工对那些把他们当作无权人种看待的人，产生了一种相应的对抗情绪和憎恨心理。”农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以极大的规模，象奉天之命一样，拆除耕地上的那些小屋。因此，许多工人不得不到村镇和城市里去寻找栖身之所。在那里，他们就象废物一样被抛进阁楼，洞窟，地下室和最糟糕的街区的屋角里。爱尔兰人素来以罕有的眷恋乡土之情、开朗的性格和纯正的家风而著称，这是连抱有民族偏774见的英格兰人也承认的，可是现在，成千上万个这样的爱尔兰家庭突然被移植到罪恶的温室中来了。男人们现在必须到邻近的租地农场主那里找寻工作，并且只能按日受雇用，因而工资收入极不稳定，同时，“他们现在不得不在往返农场的路上长途跋涉，途中经常被雨淋透，还要吃到别的苦头，结果往往引起身体虚弱、疾病以致贫困”。“城市不得不年年收容农业地区中被认为是过剩的工人”，可是令人奇怪的是，“城镇中工人过剩，而农村中则到处工人不足！”实际情形是，只有“在春秋农忙季节”才感到工人不足，“而在其余季节，很多人都闲着没事干”；“秋收以后，从10月到翌年开春，他们几乎找不到什么工作”；甚至在干活的季节，“他们也经常一连几天没事干，并且他们的工作还经常发生各种各样的中断”。农业革命——耕地变成牧场，采用机器，最严格的节约劳动等等——所引起的这些后果，被那些不在国外挥霍地租而甘愿住在爱尔兰本人领地内的典型地主们弄得更加严重了。为了使供求规律完全不受损害，这班老爷们“现在几乎完全是从他们的小租地农民那里取得他们所需要的全部劳动，小775租地农民这样就不得不为他们的地主做苦工，而工资通常比普通短工还要低。至于在播种或收割的紧急时刻，他们被迫搁下自己的田地而招致许多不便和损失，那就更不用说了”。可见，就业的没有保障和不稳定，频繁和长期的失业，所有这一切相对人口过剩的征候，都在济贫所视察员的报告中作为爱尔兰农业无产阶级的苦难列举出来了。我们记得，在英格兰农业无产阶级中我们已经看到过类似的现象。不过，不同的是，在工业国的英格兰，工业后备军是从农村得到补充，而在农业国的爱尔兰，农业后备军则是从城市，从被驱逐的农业工人的避难所得到补充。在英格兰，过剩的农业工人变成工厂工人，而在爱尔兰，被驱逐到城市里去的农业工人，虽然对城市的工资形成压力，但仍然是农业工人，并不断地被送回农村去找活干。官方报告的起草人对农业短工的物质状况作了如下的概述：“虽然他们的生活极端俭朴，但是他们的工资只能勉勉强强应付他们自己及其家属吃住之用。要做衣服，他们得有另外的收入…… 他们的居住环境，加上其他方面的困苦，使得这个阶级特别容易感染伤寒和肺结核。”这就无怪报告起草人都异口同声地证明，阴郁的不满情绪笼罩着这个阶级的行列，他们留恋过去，厌恶现在，绝望于将来，“受到煽动者的有害影响”，并且只有一个固执的想法：移居美洲。请看，伟大的马尔萨斯的万应灵药——减少人口，已经把绿色艾776林(爱尔兰)变成了多么幸福的乐土！爱尔兰的工业工人又是过着怎样幸福的生活呢？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英格兰工厂视察员罗伯特·贝克说：“我最近视察爱尔兰北部的时候，看到一个熟练的爱尔兰工人靠自己少得可怜的收入尽力使自己的孩子受教育，这件事使我深为惊讶。我把他亲口所说的情形逐字逐句地写在下面。只要我说出他是被雇用来为曼彻斯特市场制造商品的，人们就会知道他是一个熟练的工厂工人。约翰逊说：我是一个清棉工，从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是从早晨6点钟干到夜里11点；星期六干到下午6点，有3个钟头的吃饭和休息时间。我有5个孩子。我每周劳动的收入是10先令6便士；我的妻子也做工，每周挣5先令。大女儿12岁，料理家务。她是我们的厨师和唯一的帮手。她照料弟妹上学。我的妻子和我同时起床上工。有一个小姑娘每天经过我家门口，她在早晨5点半钟把我叫醒。我们什么也不吃就去上工。白天，由12岁的女儿照顾弟妹。我们在8点钟回家吃早饭。我们每周只喝一次茶；我们平时喝粥，有时是燕麦片粥，有时是玉米面粥，这要看我们能弄到什么了。冬天，我们往玉米面里加一点糖和水。夏天，我们收点马铃薯，那是我们在一小块地上自己种的；马铃薯吃完了，还得喝粥。不管星期日也好，平日也好，一年到头就是这样过日子。晚上下工以后，我总是感到非常疲乏。我们偶而也能见到一小块肉，但那是太难得了。我们有3个孩子上学，每人每周要花费1便士。我们的房租每周9便士，泥炭和燃料每两周至少也要1先令6便士。”这就是爱尔兰的工资，这就是爱尔兰的生活！事实上，爱尔兰的贫困又成了英格兰当前的话题了。1866年底和1867年初，有一个叫达费林侯爵的爱尔兰大地主，曾经在《泰777晤士报》上着手讨论解决这个问题。“这位伟大的至尊多么仁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