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的 ，这种基础价格是由生产它们所需的支出构成的，一旦出售这些产品的人得不到适当的价格和应有的盈利，那末产品的生产就会缩减。因此，可以根据经验很容易地证明，商人的特权愈多，国内农产品生产的保障就愈少，那些享有特权的商人经常是靠损害本国而不是损害外国人来发财致富的。他们按低价向自己的同胞购买的东西愈多，他们赚的钱就愈多，国家的损失也愈大；他们赚的钱愈多，他们的贸易就扩展得愈大，他们对国家和政府的影响也愈大。贸易担心竞争，而国家则担心享有特权的商人，他们会依靠自己的影响来为自己造成财产，并且通过专利来操纵他们购买的产品的价格。英国的贸易英国人比我们更了解对外贸易的好处，以及生产作为贸易对象的农产品所需的支出，他们在组织自己的贸易工作时并不忽视耕作者的开支和盈利。问题的这些方面是有密切联系的，因此不能认为，即使国家在农产品生产中受到损失，但却能在发展对外贸易中得到好处。英国在努力扩大其谷物出口，如果商人不是用二十利佛尔而是用十六利佛尔向耕作者买到谷物，那么它的确能大大地增加出口。然而一个明白事理的政府知道，没有农业的发展，贸易的成就是没有结果的。因此，为了同时对贸易和农业有利，它在谷物价格以外还对出口的每一夸特谷物发给奖励金。法国为了顾及享有特权的商人的利益，采取同上述相反的措施。在商人破坏了国内的大麻作物以后，印度公司在一七一九年向议会提出了一个关于恢复大麻种植的十分奇怪的方法：它请求给予它按每公担三十三利佛尔的价格收购大麻的特权，并规定由它以同样价格向船队供应大麻。议会的决定把这个特权授予它。但这个决定只能看作是在按每公担三十三利佛尔的价格把全部收获售给印度公司的条件下允许在国内种植大麻。耕作者从这个决定中什么也得不到，因为恢复大麻作物只是印度公司的一个借口；按照商人的传统，印度公司在自己的计算中并没有考虑这种作物所需要的支出。议会也不了解这个问题，因此整个方案在根本上就是有缺陷的；船队照旧向国外购买大麻，国内的大麻种植并没有恢复。给予呢绒商的特权，对产毛的牲畜的增长并没有产生良好的结果，我国土地的肥力也并不由于有这个来源而加强。盲目地给予蚕丝商和棉布商的优惠，导致了我国牧畜业的急剧缩减。由此可见，对商人有利而不是对贸易有利，至少不是对有利于生产的贸易有利的特权，只会把我国生产的泉源以及国家和君主的收入彻底搞垮。商人的手腕是非常灵活的，他们能从自己的庇护者那里得到很好的保护，正因为如此，他们能从对外贸易中取得预期的全部盈利。现在应当期待政府中这个重要部门的领导人采取更为合理的措施。①可以在无害于耕作者、商人和手工业者的情况下征税， 但绝对不应当向耕作者和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征税，不应当使他们的财富减少，因为他们在② 这些愚蠢的话是同贸易的原则和正确管理经济的原则相矛盾的。但个别商人的私人利益对那些无知的行政人员发生影响的事，也是经常有的。 （杜尔哥注）① 关于基础价格，也就是生产费用，魁奈在 《谷物论》中曾提到过。（俄译本注）----------------------- Page 113-----------------------耕种土地和从事对外贸易时每年恢复着国家的财富。这些财富可以经常花费掉，因为耕作者和商人在不断地恢复它们。因此，不难明白，在国内每年创造的财富中哪一部分是可以征税的。不过更加重要的是要找到对国家负担最轻的征税形式。早有人说过，对国家造成巨大危害的不是征税本身，而是征税的方式。这个真理被猜对了，但没有得到证实，也没有深入地理解。但终究提出过不少方案，以便用对国家负担最轻的方式来征税。不过所有这些方案实行起来都没有足够的根据。对私人财产和农产品贸易任意征税是最有害的征税形式，但这种征税自古以来都被认为是最恰当和最容易的征税方法，或者对于管理税收的人说来，毋宁是最隐秘和最方便的方法。财富的计算要实行按国民财产成比例地征税的形式，必须清楚地知道国家财富的来源。的确，现在知道，土地、工业和手工业的产品构成国家每年恢复的财富。但不可能找到确定这些产品的数量和价值的尺度或计算标准。土地税从根本的来源来研究产品，我们得出结论，可以大致正确地确定土地的产量，并提出各种同个人的收入成比例的征税方法。但看到很难找到估计工业和手工业产量的确切方法，则又得出结论，应当把整个征税制度建立在对土地征税的基础上。有人认为，把这种征税法扩大到工业上根本是困难的。这种征税形式以土地税的名称在各省实行。但另外一些人认为，这种税使土地的负担过重，而工业生产是十分大的，也应当对它征税。瓦本想消除任意征税的现象，长久地、仔细地制定了王国的十分之一税制度，这种制度把上①面这两个对象都包括了进去，然而结果对任何一个都不适合 。为了更正确地征收为抵补国家开支所必需的赋税，并且使纳税者不至于负担过重，政府不限于向国民每年再生产财富的泉源征收土地税。它把税扩大到作为贸易对象和消费对象的农产品上，并且成立税务管理局，设置租税包征人，依靠许多代理人的帮助来征收这些赋税，所有这些使国家担负了比税本身重得多的负担。然而同这种征税有关的舞弊现象和由此产生的不便，是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的。大家还都知道，君主并没有从这种征税中得到大量的收入。的确，很容易证明，向每年再生产财富的泉源征的税，或者从这种财富的一般消费中征的税，实际上会成为同一个元本的负担。还可以证明，在第一种场合征税比在第二种场合征税要简单得多，而且负担要轻些。但不管怎样征收，征税的开支更加重了它的负担。间接说① 魁奈在这里作了一个更正：他知道，不论商人还是手工业者都不应当纳税，只有土地所有者才纳税。 （杜尔哥注）----------------------- Page 114-----------------------对农产品和商品征税，在税的分配和其他一切细节方面有很大的困难，而且税的管理和征收是非常复杂的。整个这件事情需要大批的人力，分派到全国各地去，他们欺压人民，抑制贸易，而且只会领取国家津贴并暗中压迫人民以取得自己的盈利和财产。加在农产品上的这些过大的费用，造成了产品的人为价格，使它变得非常昂贵，对它的实际价格和消费带来很大的损害。这两种情况在同样程度上使国家收入和人民收入的根本泉源受到损害。国家的收入是同农产品价格成比例的国家的收入总是同农产品价格成比例的。如果这价格是它的实际价格，那末价格昂贵不会使消费减少，因为消①费总是同个人的工资和收入相适应的 。但是如果这种价格的昂贵，是由于不能增加产品实际价值的开支所造成的虚拟价格引起的，那末它就会使实际价格、消费、生产和收入减少。这种价格昂贵会使农产品的实际价格减少，因为虚拟价格使它变得太贵了，如果不是用降低实际价格的方法使它变得便宜一些，就会妨碍销售。然而价格的昂贵仍然会被感觉到，因而它会使消费减少。收入也会减少，因为实际价格的降低和消费的减少结果会引起生产的缩减，而收入是取决于生产的；反之，收入的减少又会引起消费的减少，因为支出总是同收入相适应的。收入和消费的减少又会促使实际价格的减少，因为这两者都会促使销售减少，而产品的实际价格是靠销售维持的。①黎塞留红衣主教十分正确地指出 ，“如果君主不能靠别的方法而只能依靠增加各种农产品的税来增加自己的收入，那末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进款增加了，开支也会同样增加，因为以前价格便宜的东西现在要用较贵的价格去买。如果肉价贵了，如果布匹和其他一切东西涨价了，士兵就难以维持自己的生活，因此就必须提高他们的薪水，所有手工业者的工资也将比过去提高，因此开支的增长会向工资的增长靠近，这将对个别的人们造成很大的损失，而君主得到的好处是极小的。”一位赞成很好地组织普遍租税包征制的作者，企图推翻这些理由，他说，“政府不明白，扩大租税包征制的必要性是同贸易的发展和人民富裕程度的①提高相适应的” 。他说， “大量的税加在农产品上，会使农产品的价格提高。但如果这些税并不大，那末主要应当对那些次要的农产品征税。这有两个优点：第一，所有的消费者毫无例外地一律付税；第二，大部分税将落在最有钱的消费者身上。” （由于这种议论是同普遍的看法相符合的，因此尤其今人信服。）“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如果税具有普遍性，并且在较大的程度上落在富裕的① 参阅 《谷物论》这篇文章和关于土地税的注。尽管有教会的十分之一税作为榜样，王国从谷物收获中征收十分之一税是不适合的。在引述的这篇文章中证明，从贫瘠的土地征收的十分之一税同从肥沃的上地征收的十分之一税相比，就成了加倍的征税。因此，在向不同的产量征税的情况下，从按比例的意义来说，对谷物征收十分之一税是不公平的。当然，它是与产量成比例的，然而与不同质量的土地上的支出和播种材料的价值却不成比例。葡萄酒酿造业的情况就不是如此，因为在生产得少的土地和生产得多的土地上葡萄酒的质量是完全不同的。因此，虽然两者的支出几乎是相同的，但葡萄酒质量的差别，对产量少而能得到较好的葡萄酒的土地作了补偿。总之，从葡萄酒酿造业征收的十分之一税并不象从谷物征收的十分之一税那样不公平。 （杜尔哥注）① 参阅 《谷物论》这篇文章中关于价格的意见。（原注）① 黎塞留红衣主教的政治性遗教，第 380 页。保尔·海·莎斯特尔侯爵增补。 （法文本注）----------------------- Page 115-----------------------消费者身上，那末在迫切需要的场合可以没有什么顾虑地实行这种税；我再②补充一句，这种税将能固定下来，并加以扩大，而不应把它废除” 。然而这位作者同意，这些富裕的消费者将付出较多的钱，因为他说，大部分的税落在他们身上。实际上，由于用于征税的开支比税本身负担更重，因此他们付出的钱比穷人要多得多。关于这些富裕的消费者，作者指的是那些收入较多的人，因为消费是必须同收入相适应的。但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产品的价格昂贵会使他们的收入减少。这里指的不是产品的实际价格的提高，而是不会使收入增加的虚拟价格的提高。上面已经证明过，这种消费减少会对所有出售农产品的人造成损失，使生产这些产品的土地的收入以及工业工人的工资减少。这种工资和收入的减少会对土地所有者、商人、工厂主、手工业者和工人产生影响。因此，认为税或者用于征税的费用只会落在富裕的消费者身上，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显然，它会使工资、国家收入和君主收入的基础缩减。同时，这位作者设想，租税包征制的改善，贸易的发展和人民富裕程度的增长应当同时进行。但这种设想是很难理解的。我认为应当作下述说明：征税愈多，租税包征事业的发展就愈顺利，从相对的成本来说，它的管理费用就愈少；因为征收一埃扣税需要花费一埃扣的开支，但如果税增加一倍或两倍，开支却仍旧一样。租税包征事业的发展基础就在这里；这种租税包征制能使征税更为方便，能扩大贸易并提高人民的福利。因此 “这种税应该巩固和扩大，而不应把它废除”。这位作者有根据地指出，黎塞留红衣主教不能解释这个秘密。因此，如果租税包征事业组织得好，那末逐渐增加葡萄酒税是有利的；随着这种事业的发展，用于征税的开支将相对地减少，这就会提供好处，葡萄酒的消费会增加，将会有更多的人去从事葡萄酒的酿造。葡萄酒的贸易也会扩大，用作葡萄园的土地将提供更多的收入。由于这样，国家的赋税收入将能稳步增加，而人民的收入的提高也有保证！假如试验不符合作者预期的结果，他认为这是由于财政管理人员从租税包征中索取得过多。用于征税的开支然而不仅是财政管理人员的过多的利益，还有大量官吏的薪水的负担、不公平的情况和对贸易的限制，妨碍着作者预期的整个情况的改善。认为增加赋税能使极其有害的、巨大的征税费用缩减的看法，是不正确的，相反的，赋税的增加只会导致它的负担的增加。租税包征制的确有很大的成就，这是黎塞留红衣主教所不知道的，然而这些成就能导致作者所预期的结果吗？关于这一点应当按照实际情况来判断。人们有根据地指出，对农产品征税的大批收税员本身就意味着使国家失去了许多人。所有这些人由国家付给工资，可是他们的劳动并不为国家生产任何财富，因此这些开支和这些人本身就是国家的纯损失。由于这种征税形式会产生走私行为，因此需要与之作斗争，这就在已有的困难上又增加了新的灾难，这既是对国家有害的，又是不人道的。很明显，对农产品和商品的征税，会花费开支并造成损失，从而使君主的力量和财富遭到破坏和垮台。② 《财政家—公民》第一卷，第21 页。 （法文本注）----------------------- Page 116-----------------------真实的泉源现在还要来看一下对国家每年再生产财富的泉源本身征税的可能性，以及这样征税的后果。财富是每年由土地、工业和对外贸易创造的。土地生产的财富本身决定于人的劳动，所以应当把使从土地生产财富的人们的劳动同在工厂里制造各种制造品的工人的劳动加以区别。在任何国家内，只有在农业使它变得富裕的程度上，制造品的制造才有保证，因为商人、工厂主、手工业者和工人的收入，是由耕作者的劳动创造的。土地所有者花费的费用维持着从事各种行业的人的生活，而土地所有者的财富是从土地耕作中取得的。但不应当认为，土地所有者和君主的收入是单靠土地产品创造的。它还取决于这些产品的价格。税的大小应当根据对土地所有者的收入的估计来确定，这种估计只能从粮食产品的价格出发。要取得巨大的收入，单靠土地丰收是不够的。还必须使收割的庄稼能以好价出售。在最肥沃的土地的产品不值钱或者只能按极低的价格出售的国家里，土地所有者和君主几乎得不到什么收入。丰收而没有好价是会造成巨大损失的，因为耕作者不能补偿所花的支出。不能补偿支出的任何价格，都会造成亏本，因此这样的丰收并不表示富裕。在这种情况下征税是极其有害的。但在沿海的国家里发生农产品贬值的情况，经常是由于政府的错误造成的。不好的行政管理者企图增加君主的收入，结果却可能使它大大地减少。如果政府不能使农产品价格保持在国外的价格水平上，那末靠扩大农业生产来提高国家收入的一切努力都是白费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每年都将损失巨大的财富。除此以外，国家的人口数量总是同国家的收入和政府的英明措施相适应的。一个不好的政权使农产品价格低落，使贸易受到限制，人民受到压迫，结果由于农产品跌价而收入减少，农村居民贫困，并从农村中流亡出去，人口必然也会减少。只有知道国家管理者的才干，才能够判断赋税的合适性、国家的收入和人口密度。由于战功而在军队中达到很高地位的苏理，在他领导国家经济以后，变得更加有名了。老实说，这样的伟大政治家要比伟大的统帅更不容易得到。但是在我们这样的文明国家里，难道现在不可能再产生一个新的苏理吗？租地农场主的盈利和农场工作者的工资，应当同土地所有者每年的农业收入加以区别，因为只有支出和分成租地农场主的盈利才能够维持农业和取得收入。只有依靠租地农场主创造的财富，土地才能得到改善。耕种土地需要很大的支出，这种支出愈大，土地就愈肥沃，它给予农业工人的工资、租地农③场主的盈利和土地所有者的收入也愈大 。因此不能对分成租地农场主的生产性财富征税，因为这意味着破坏国家每年再生产财富的泉源。耕作者的财富及其大部分的盈利能保证土地很好地耕种。同时农村中将充满着牲畜，土地上将种满庄稼，农民都有工作做，他们的工资能得到保证，③ 《财政家—公民》，第23 页。 （原注）----------------------- Page 117-----------------------国家的收入也会增加。因此不应当妒忌他们和企图使他们的财富减少。应当对他们加以保护，因为他们是国家财富的根源。管理经济必须遵循的最重要的、不可破坏的原则，是不要通过征税来使农业失去保障和破坏农业的成就。只有这样，受到政府保护的农业才会繁荣起来，并创造财富，对这种财富可以按照农业本身的指示用最恰当的、不成为人民负担的方法来征税。这样才能成功地对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征税，而不是对创造这些收入的耕作者的盈利征税。我说成功，是因为向土地所有者征税比对农业或农产品征税害处较少。很容易证明，向土地所有者征税对他们本身说来也比对农业或租地农场主的资金征税害处较少，因为上面已经指出过，如果由于征税而使耕作者的资金减少，则收入也会随着减少。对同耕作无关的非农业收入征税，不会造成任何损失，因为农业给予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已能充分补偿对他们的收入所征的税。这个原理在 《谷物论》这篇文章中有着详细的阐述和充分的证明。同样很容易明白，为什么对土地所有者说来，对收入征税比对农产品或商品征税负担较轻。这是由于土地所有者在进行消费和花钱的时候，不仅是付了税，而且还付了农产品和商品征税工作的巨大支出。土地税是根据租地农场主所付的租借费征收的，这种租借费是按照 《谷物论》这篇文章中所述的规章而在租约中规定下来的；土地税同土地所有者的收入成比例，在征收时不需要花什么费用。它不会给租地农场主带来损失，因为他们在向土地所有者租地的时候，是知道它的数额的。租地农场主在这方面感到自己是有把握的，因此很安心地担负起饲养牲畜和很好地耕种土地所需要的一切支出。土地所有者的土地永远保持着良好的状态，在每一次租借费更新时，他们都能得到同土地的良好状态相适应的收入。他们的这些收入是有保证的，因为土地的耕作是有保证的。租地农场主并不依靠土地所有者而得到盈利，但这种盈利是他们本身所花的支出的果实。在租借费更新时，租地农场主的竞争经常能使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同土地的产量相适应。同土地收入成比例的土地税，对土地所有者的状态什么也不会改变，因为它总是靠土地的产量来支付的。但祖地农场主却能因此而摆脱任意征税的弊端。这种弊端是非常大的，以致影响到租地农场主不敢把自己的财富向土地投资。他们或他们的子女会抛弃土地，去寻找别的工作。土地所有者会找不到能够很好地使用他们的土地的租地农场主。土地会变得荒废，分成小块。的确，法国的几乎所有的省份里，土地都处在这种可怜的状态中，这是农业的大衰落。这方面可以从收入来判断：大农制以每亚尔邦十利佛尔出租的土地，在小农制情况下只有十二或十三蒲华束，如果在征税时不去考虑这种恶化的情况，那末土地会完全荒废掉。在大农制情况下每亚尔邦土地值二百或三百利佛尔，而在小农制情况下只值二十或三十利佛尔；要不是对土地的投资使它产生价值，土地本身是不值什么的。这些事实，同要我们相信农村居民应当过贫穷生活的投机商人的想法，是难以调和的！然而国家的富裕却正是决定于农村居民的富裕；他们贫穷了，收入就会减少，土地会失去价值。如果农村居民贫穷，那末谁将会富裕呢？可以回答说，那些促使他们破产的人将会富裕。但这些人的财富会创造什么呢？国家借了财富，但负了债，不能偿还。于是国家财富就会完全被毁灭。从上面引录的文章中可以看到，现在付三千万左右土地税的谷物经济，如果依靠富裕的租地农场主的帮助而加以恢复，就可以付二亿左右。同时土----------------------- Page 118-----------------------地所有者的收入和租地农场主的盈利会比现在增加四分之三以上。假如同时使土地所有者的支出免除租税包征人征收的税，那末土地税就可能增加，而且对土地所有者也是有利的。这是由于租地农场主本身也免除了这种税的负担，能够把租借费提高一些。这二亿土地税只是对王国的财产和国民——葡萄园、牧场、房屋、一切其他的财产、商品、手工业者、工人等等——所征收的赋税的一部分。对葡萄园征收的土地税假如免去葡萄酒和苹果酒的税，那末可以对葡萄园和苹果园征收土地税，土地税将比需要花很大支出的酒税给予君主以更多的收入。上述酒税给予国库的收入还不到一千五百万。如果代之以收十利佛尔的税，也就是根据葡萄园土地的肥沃程度平均每亚尔邦征收十利佛尔的土地税，那末就能补偿本来收的酒税。但问题还不在于收入的多寡，而是在于把这个经济部门整顿好，对它进行正确的管理。对葡萄园征收的每年一次的赋税，使处境困难的酿造葡萄酒的业主能够用出售葡萄酒的进款来付税。以前为了减轻他们支付土地税的负担，允许他们缓期二年或三年；由于这样，好的年成能帮助度过坏的年成，葡萄酒酿造师能够等待有利的时机出售葡萄酒，不必在不利的时候被迫出售，否则他们是会彻底破产的。在年成不好或酒价过低的时候，葡萄酒酿造业需要政府特殊的照顾。假如能免除对葡萄酒的一切赋税，它就能卖较高的价格，所得的进款完全能酬报葡萄酒酿造师所付的土地税。的确，很明显，对葡萄园所征的税既不落在葡萄酒酿造师的身上，甚至也不落在葡萄园上，因为这税自然而然地包括在葡萄酒的价格中，而由顾客支付。在对所有的葡萄园征税的情况下，在出售葡萄酒时，就能补偿所付的这种赋税，以及同葡萄酒酿造有关的一切其他支出，因为在平常的年份葡萄酒价是同所有这些支出相适应的。因此葡萄酒价也能根据酒的质量而同这种固定的赋税相适应。同时应当对每一个葡萄园单独规定税额。由于葡萄酒的价格到处都是同所征的税相适应的，所以葡萄酒酿造师所付的税自然而然会得到补偿。当然，如果把赋税改成十分之一税，每省由规定的租地农场主自己收集，那末对葡萄酒酿造师说来负担就更轻了，因为这种用葡萄酒和苹果酒支付的十分之一税使他们对这部分产品免去了酒桶的支出，而在丰收而酒价低的年份，这种支出是很繁重的。用葡萄酒支付同在原预付以外另加支出比较起来，即使多付一半，他们的负担也比较轻。在把用作十分之一税的葡萄酒很快交出去的情况下，租地农场主可以雇佣较少的工人，并且能够等待有利的时机出售葡萄酒，从而得到好处。葡萄酒的十分之一税可以规定为十分之一或九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租地农场主给予君主的收入要比征收酒税所得的收入多，而国家也可以免去巨大的开支，这种开支会使葡萄酒价格猛涨，减少对它的消费，不利于葡萄酒的贸易，并且会造成很大的弊端。葡萄酒的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如果更加活跃和广泛，葡萄园和葡萄酒酿造业提供的收入，到处都会扩大，由此会给予国家比包征酒税大得多的收入。这个农业部门会成为国家大量财富的泉源，使许多人获得生活资料。葡萄园是法国的重要经济部门，因为这种宝贵的产品在另外一种气候条件下不能获得：而它又为国外所需要，依靠这种值钱的产品，使土地变得富----------------------- Page 119-----------------------饶起来，这对于国家是有重大意义的。因此不应当对这种产品本身征税，它是一种应当予以特别优待的商品，对它的贸易应给予方便，以便我国能够充分利用与别国不同的自然条件的优点。担心葡萄园的土地不够是没有道理的，因为除了播种谷物的土地和现有的葡萄园以外，我们还有三千多万亚尔邦可以用于耕作的土地，其中一部分①可以用于扩大葡萄园的面积 。但应当注意到，在扩大葡萄园时应考虑到谷物播种面积的增加，因为随着谷物播种面积的增加，收割时需要的人力也要增加。除了有一批人固定地在播种谷物的土地上耕作以外，在收割庄稼的几个月内人力需要增加四倍或五倍。然而耕作者目前已经感到工人不足了。这经常会引起巨大的损失，因为他们不能利用有利的时机来收割庄稼。应当使农村中有大批从事其他工作的人，他们在收割庄稼的时候可以放下自己的工作而参加收割工作。葡萄园恰巧比农村中任何其他作物需要更多的人，而且在收割期间能为耕作者提供许多劳动力，因为葡萄园在这时候是不需要劳动力的。报酬很高的收割庄稼的工作，能帮助种植葡萄的工人解决在葡萄种植方面所需的预付。谷物生产的增长能使收入增加，收入的增加能使城市的人口增长，这二者都有利于葡萄酒酿造业的发展，因为人口增长了，对葡萄酒的消费也会随着增长。因此，种植谷物同葡萄酒酿造业是相互帮助的，并且一起促进土地产品的增长。扩大三百万亚尔邦土地的葡萄园，就能使一百万成年男人得到工作，同时也就能使一百万有关的妇女维持生活，他们所生的未成年的孩子还不算在内。因此，假如扩大三百万亚尔邦土地的葡萄园，就能使人口增加约二百五十万人，如果从消费的角度看，这些人需要六百万塞蒂以上的谷物，其他的生活必需品还不算在内，这将使农产品增加约一亿。他们的其他消费将在一亿以上，这也是由土地生产的。假如现在我们从生产葡萄酒的角度，来考察扩大三百万亚尔邦土地的葡萄园，那末就能看到，对国家说来，把劳动力用于这个经济部门并不比用于谷物经济不利。当然，在同样的生产上葡萄园需要的人力要多二倍，而所得的产量只有三分之一，但在对外贸易方面它给予我们的利益要大得多，只要政府对这种贸易加以保护，并且不要对它征收对国家有害并会使君主的收入缩减的过重的税。其他国家很少购买谷物，而且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出售谷物。英国人的对外贸易要比我国稳固得多，但由于缺乏买主，也仅能出口一百万塞蒂的谷物。我们的谷物对外贸易未必能更好些。我国的谷物财富的增长决定于国内人口的增长，也就是人民消费的增长；我们已经证实过，种植葡萄是法国使人口增长的一个重要手段。上面指出，这种增长同样为扩大谷物播种面积所需要。如果限制葡萄种植业，这就会同样地限制谷物经济。然而葡萄酒酿造业并不同我们的消费发生关系。我们南方的所有邻国都不生产葡萄酒。由于我国的贸易领导得不好，他们不得不使用在他们的气候条件下是有害的饮料，例如啤酒，呼吸着潮湿空气的人们喝了啤酒，会发胖和变得虚弱。他们经常当作兴奋剂服用的烧酒，是对头脑和神经有害的毒品，会使人变得萎靡不振，情绪忧郁。然而他们的邻国，却能向他们供应大量在他们的气候条件下有益的饮料。① 参阅 《谷物论》这篇文章。（原注）----------------------- Page 120-----------------------我国同其他国家在双边贸易中的纷争，使双方都失去了本来可以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