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在法国，不应该追求无所不包的对外贸易。对法国说，其中最不重要的若干部门，应该为对本国最有益、能够增加和保证王国土地收入的其它部门的利益而牺牲。但是一切交易必须自由，使商人能够为自己的利益，自由挑选最可靠和最有利的国外贸易部门。以下所述，是政府施行政策所要求的事项。即：注意王国土地收入的增加，毫不束缚工业的发展，给市民以支出的便利和选择。在农产品陷于变成无价值 （non-valeur）之物的地方，由促进贸易以复兴农业。禁止和妨害国内商业以及相互对外贸易的许多措施，应该废除。----------------------- Page 65-----------------------要废除或减轻额外河道税和通行税，因为这种税要破坏农产物由长途运输所进行的远距离交易的收入。这种租税的负担者，可以由王国土地收入一般增加中应得的份额，得到充分地补偿。此外，必须废除地方和城市，以及公共团体用以谋取狭隘利益的垄断特权，不必说也是很重要的。①修建道路和发展河道航运，以便利交通和商品的输送，亦是很重要的。此外，很重要的，是不应该在为保证城市以丰富物品的动人口实之下，任意地或含糊地允许或禁止地方农产物的贸易以致使农村遭到破坏。都市可以由居住在都市的土地所有者的支出保持它的生存。因此，破坏土地收入，既不能保护城市，也不能改善整个国家的福利。关于国家收入的政策，并不能委之于从属的地方行政和特殊的行政机关的自由裁决。谷物的输出，不能仅限于几个特殊的地区；因为这样会使这个地区在取得其它地区谷物的补给之前，陷于枯竭的境地。因而住民会有几个月陷于饥馑，而这种饥馑完全有根据地可以归咎于输出。但是，在输出自由一般地普及于各地时，就不会有谷物价格显著腾贵的现象产生。因为如果有输出的自由，商人很早就会从王国各地，特别是从谷物价格低廉的地方输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不会有地方放任农产物跌价贬值，到处的农业，都会适应市场的销售情况而振兴起来。商业的进步和农业的进步是携手并进的，输出的对象只限于国内的剩余，这种剩余也只以输出为前提才能生产。还有只有输出才能经常维持丰富，增加王国的收入。收入的增加，又引起人口和消费的增加。因为，由于收入增加，引起支出的增加，而支出的增加，又增进了各人的利得，和使人得到新的利得，因而使人口集中。由于农业和商业的进步，就可以很快地使王国具有高度实力和达到繁荣状态。就此君主就可以极简单的方法，稳坐国内而征服他国。而且这样的征服，比较用武力去征服更为有利。这样的进步是异常迅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在亨利第四的治世，经济疲敝、负债很重的王国，很快地变成丰饶富裕的国家。参看 《赋税论》。关于用于谷物生产的财富的必要性之考察我们决不能忽视的一点，就是我们所希求的繁荣状态，与其说它是耕作① 几乎在所有的地方，都是缺少通住交通大道、都市和市场的农村道路，或者是处在不好的状态，这对于促进交易是很大的障碍。但是这种情况，不要很多年就可以改正。因为，从土地所取得的生产物的贩卖如何，对于土地所有者是有很大的利害关系，因而愿意负担修建道路的费用。对土地所有者可以根据他们租地农场主的土地税的课税额，征收规定的少额的税金，如每一利佛尔征收一苏。但对租地农场主和无地的农民，则可以免予征收。应该整修的道路，可以由各地区的首长、和住民商议后决定，以后则可以由企业家来把它完成。首先，应该在通行最为困难的地方修理，逐渐地来完成其余道路的整修。至于租地农场主和农民，则有维持已经整修完毕的道路的责任。为了使何道能够航行，应该由各个地方进行同以上一样的整修。各地方应该自发地充分地认识这个事业的有用性，申请批准这项支出。但是由于国家的要求，常要征收使用于这项事业的资金。总之，这种拙劣的做法，结果会压制对于国家福利非常有益的计划。 （原注）----------------------- Page 66-----------------------者劳动的果实，倒不如说它是，耕作者投入于土地耕种的财富的产物。丰收的获得，首先是由于所施的肥料，实际上，生产肥料的是家畜。但是能够取得家畜，并且对管理家畜的人支付工资，就需要有货币。由上面的说明可以知道，以小农经营的三千万亚尔邦土地的经费，不过是二亿八千五百万利佛尔；而很好的大农经营的三千万亚尔邦所支出的经费，就要提高到七亿一千万利佛尔。但是前者的收获量只有三亿九千万利佛尔，而后者的收获量则达十三亿七千八百万利佛尔，费用愈多，则所产生的利润愈大。还有在良好的耕作条件之下，虽然要有较多的家畜购买费和管理费的支出，同时还要有较多的人工，但在这个场合，可以取得不差于耕作收获量的畜牧部分的新收获量。因为不好的耕种 （lamauvaiseculture）也要求有很多的劳动。但是由于耕作者不能担负必要的支出，他们的劳动是不生产的 （infructueux）。因而他终于失败了，而愚蠢的市民，却认为由于怠情，所以他失败了。这些市民可能是这样想的，要从土地取得良好的收获，只要把土地耕种，任意地使用土地就够了。于是得意地对不从事于工作的贫穷人说： “应该去耕种土地。”但是，耕种土地应当是牛马，而不是人。应当由羊群使土地肥沃起来。如果没有这种家畜的援助，则土地几乎不足以补偿耕作者的劳动。难道不知道，土地本身从来不具有预付的资金，相反地，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取得收获？这些 “应该去耕种土地”的贫穷人的遭遇究竟如何呢？这些人能够靠自己本身的力量来耕种吗？在租地农场主们贫困的时候，能够在他们那里找到工作吗？不能支付良好耕种所要的费用和雇工与劳动者工资的租地农场主，是不可能雇佣农民的。在土地没有肥料，几乎荒芜未耕的场合，租地农场主和农民是无法不日趋贫苦困难的。还必须注意，为了维持良好的耕种，和使君主取得大的收入，应该使王国的全部住民，能够利用良好耕种的优越性。只有依靠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和租地农场主的利润的增加，良好的耕种才能使从事于其他一切职业的人们获得利益，因而维持一定的消费和支出，以支持良好的耕种。但是，君主的课税，是从耕作者身上征收的，如果夺去耕作者的利润，就会使农业衰落，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减少。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波及于被雇佣者、商人、劳动者及使用人的支出的缩减。这样就会搅乱支出、劳动、利得、消费的一联串的关系，使国家变得衰弱，渐次使租税受到破坏。要使王国繁荣富强，只有在很多勤勉的人们的财富不断的更新，因而使生产物不断再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达到。所以，这些人的勤勉，应该得到政府的支持和奖励。普通的想法，认为即使由于政府的统治方法，而使个人财产受到破坏，但对于整个国家说，是没有什么影响的。明白地说，就是即使有损人利己的富者存在，但是财富仍然以相同的数量保存在王国之内。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而且是荒谬的。因为一国的财富，并不是由财富本身来维持的，只有由它的有效使用，并由此而更新的情况之下，才能获得维持和增加。如果耕作者由于高利贷而破产，就会使王国的收入枯竭，工商业调敝。因而使劳动者失去工作，国王、土地所有者、僧侣失去收入，并丧失支出和利得。因而把财富锁藏于贷放者的金库，保持着不生产的 （infructueux）状态，就是有利息的贷放，也只会使国家负担过重。所以，政府必须深切地注意，把王国为生产和增加财富重要而不可缺的财富，确实保持在所有生产性的职业中。----------------------- Page 67-----------------------关于由谷物耕作所维持的人口的考察总之必须承认，土地生产物本身还不是财富，只有当它为人所必需和买卖时才是财富。因此，土地生产物只有在它能满足人的一定需要，和有一定数量的人口的情况之下，才作为财富而具有高的价值。生活在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并不能由自己的劳动，生产出满足所有欲望的财物。各人出卖自己劳动的生产物，以换取自己所缺乏的东西。就此，所有的东西，都因为是买卖的对象 （Comme-rcabbe），由于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换而成为财富。如果一国的人口减少三分之一，则财富就会减少三分之二。因为各人的支出和各人的生产量，在社会内形成二重的财富。在一百年之前，我们的王国约有二千四百万人。但在约四十年的连续战争结束，南特法令废除之后，经过一七○○年的调查，知道依然有一千九百五十万人。可是由于破坏性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交易不自由、和由任意课税所引起的君主收入的减少、农村的贫困、向国外的逃亡、因为贫困和民兵，不得已移住城市的不结婚而过着放荡生活的人过多，由于无限度的奢侈所造成的阻碍人口增加的结果，如把这一连串的原因加以考虑，认为今日王国的人口估计应有一千六百万人口的意见，是没有什么不确当的。但是其中多数是在农村，是处在不得不由耕种养麦或其他廉价的谷物，以获得生活资料的状态。因此，这些人的消费和劳动，对于国家财富的形成，几乎没有什么益处。只有在下述的情况之下，农民在农村才是有用的，就是能够取得收获，由劳动获得收入，能够充分供应衣食消费的必需，维持农产物的价格和土地的收入，能够使一切的制造者和手工业者都得到工资，因而能够使他们根据生产量和收入来支付对君主的租税。因此，必须看到，现在的情况，如果现在还是愈来愈贫困，或者如果王国再丧失几百万人口，这二种情况都会使现在的财富相应地减少。相反的，其他国家，则从这个灾祸中获得双重的利益。但是，如果人口减少到它应有数目的一半，就是减少到一百年以前的半数，则王国就会陷于荒芜，只有很少一些城市或一些商业地区有人居住，王国的其他部分，就完全处于荒废的状态。因此土地财产就不能取得收入，到处的土地都是过剩，在既不支付地租，也不知道土地所有者是谁的情况之下，由使用者随便地占有。换句话讲，土地所以是财富，只因为土地生产物是满足人类的需要所不可缺，使这种财富成为财富的根源，实在就是需要。因此，在有肥沃土地的王国，则人口愈多，它的财富亦愈多。由人类的需求所推进的耕种，实在是最丰裕的财富源泉，是人口的主要支柱。正是耕种供给我们的欲求以紧要和不可缺少的财物，使君主和土地所有者取得收入。人口与其说它是自然地增殖，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收入和支出增加的结果。关于谷物价格的考察收入多能增加支出，支出吸引追求工作的人；因而使外国人抛弃自己的国家，移住富裕的国家，均享安逸的生活，但是由于他们的移住，而使消费增加，维持了农业生产物的良好价格；这种良好的价格，又使生产物丰富起来，而使国富比较以前更为增加。应当看到良好的价格不仅可以促进农业的进步，而且使农业所获得的财富成为真正的财富。被看作财富的一塞蒂小麦----------------------- Page 68-----------------------的价值，完全依存于它的价格。因此，小麦、葡萄酒、羊毛、家畜愈多，它们的价钱愈高，则一国的财富愈多。东西虽多而无价值，决不是财富。价钱虽然高，但是如果东西缺乏，那就是贫困。只有高价，同时又丰富，才是富裕。我所指的是稳定的经常的高价和丰富，至于一时的高价，则不可能使财富在整个国家普遍地分配，它不能使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和君主的收入增加，在这个场合，只会对那些以高价出卖农产物的个人有利。因此，农产物只有依靠良好的耕种，大量的消费，以及对外贸易，只有依靠经常而稳定的丰富和高价，才能成为整个国家的财富。从任何国家来看，只有丰富而且普及于国际的高价，才对于这个国家说是很大的财富，特别依靠农产物所构成的财富是如此。因为能够生产财富的，正是受备王国的领土所限制的土地财产 （richesseenpropriété）。因而经常能够表示一国土地财产最有利的效果的，是有最多的土地生产物，同时又能在国外以高价出卖的国家，因为如果有货币，则可以在任何方面使用，结果只有货币是在国际关系中决定国力的唯一财富；因此，王国愈能有多量的土地生产物以高价输出，能够得到愈多的金钱财富 （richesseenargent），则国家愈强，愈能伸张个人的能力。在任何地方，如果土地生产物的价格低廉 （basprix），则这个国家是贫困的。虽然这种生产物是最贵重和最能买卖的财富，但是如果人口稀缺和对外贸易不振，就不可避免地要陷于无价值的状态。在这个情况之下，没有贸易之利的国家，则货币的财富必然枯竭。因此，在这个场合，除了人们生存上重要而不可缺的财富之外，要取得满足生活上的其它需要，考虑国家安全所必要的财富，就不可能了。这就是农产物价格低廉的地方的现状，虽是丰富，但是贫困的国家的现状。这样的国家，无论是如何地尽力劳动，无论是怎样地厉行节约，也绝不能取得货币。如果农产物的价格是昂贵的，收入和工资能够比例地增加时，就可能由实行种种的经济改革，以分散支出，偿付债务，进行购买，培育子女。至于农产物的高价能不能使生活安定起来，完全要看这种种改革的效果。正因为这个原因，在农产物价格高昂的城市和地方，它们的人口比较农产物价格极其低廉的地方稠密。这是因为低廉的价格使收入减少，夺去了支出，破坏了商业，并丧失了其它一切职业的利得，以及工人和工役的就业机会和工资。而且低廉的价格，又使君主的收入源泉枯竭。因为在这个场合，为消费品商业的最大部分，是由农产物的物物交换所构成，因此它对于货币流通是没有贡献的；结果这就意味着君主不能从这些地方的生活资料的消费取得租税，也只能从土地收入取得极少的租税。在贸易自由的条件下，农产物的高价，必然有一个限度，这个限度是由它们的通商网所及的其它各国的农产物价格所决定。由于没有交易的自由，就会发生和上面所说不同的情况，会发生农产物变成无价值或高价的交替不规则相继而起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低价或高价，都是有害的，而且几乎都是由于国家管理上的缺点所产生。在通常的场合，小麦的优价，可以使国家取得巨额的收入，对于下层的居民也没有损害。一个人要消费三塞蒂的小麦，即使以每塞蒂贵四利佛尔的高价购买，每天也不过增加一苏的支出。但是人们的工资会比例地增加。这样程度的小麦价格的增高，和由小麦的优价所取得的利益比较起来，几乎是不成问题的。小麦优价的利益，一点也不会由于劳动者工资的增加，而遭到----------------------- Page 69-----------------------破坏。但是在这个场合，劳动者工资的增加，远不及租地农场主利润的增加，土地所有者收入的增加，十分之一税收益的增加，君主收入的增加。不仅如此，而且由于这种优价所取得的利益，会使制造业的劳动价格提高二十分之一以至四十分之一。但是事实上，我们的制造业者，却不明智地坚决主张禁止小麦输出，致使国家遭受巨大的损失。而且使人民习惯于以过分低廉的价格购买小麦，也会产生很不好的结果。这样会使人民没有以前勤勉，使他们习惯于以很少的费用：购买面包过活，因而变成懒汉。这样就会使耕作者难于找到劳动者和佣人。因此在丰收的年岁，就是因为难于找到劳动者和佣人，而使他们受到特别残酷的使用。非常重要的是，下层阶级之所以肯多做一些，是由于必须多做工作来维持生活。在过去的时代里，小麦以远比现在为高的价格出卖，但是人民已经习惯于此；因而人们就比例于小麦的高价而工作，比今天为勤勉，而且过着安乐的生活。必须注意，我们在这里所说的高价 （cherté），并不是过分高价的意思，不过是我国和外国之间的平均价格。在以对外贸易的自由为前提的情况之下，价格常是受邻国农产物交易竞争的制约。在不从广大范围来观察国富分配的人们，可能会提出如下的非难，就是认为高价只对于出卖者有利，会使购买者陷于困难，因而高价会使一部分人的财富增加，另一些人的财富减少。根据这种想法，在任何场合，高价都不能增加国内的财富。但是农业生产物的高价和丰富，难道不会使耕作者的利润，君主、土地所有者、十分之一税征收者的收入增加吗？还有这些财富不会使支出和工资增加吗？劳动者，手工业者，制造业者们，难道不会比例于他们的生活费，按照时间与工作取得收入吗？总之，国内的收入愈多，则商业，制造业，工艺技能，手工业以及其它各种职业就愈必需，愈是有利。但是这种繁荣，只有在农产物高价之下才有可能。如果政府禁止土地生产物输出，使它的价格降低，则这种统治，随着使农产物转化为货币的价格下降的程度，阻碍着产物的丰富和减少国家的财富。只有在过去我们谷物的交易自由，土地的耕种受到保护，并拥有很多人口的时代，这种优价和丰富的状态，在王国内才能存在。但是小麦交易的不自由，租税的强制征收，把人力和财富不合理地使用于制造奢侈品，继续不断的战争，以及其它使人口减退和贫困的原因，则破坏了这种利益。目前国家正在一年一年地丧失掉它在一世纪前的谷物生产量的四分之三以上。至于没有提到的其它商品，由于农业的巨大衰退和人口减少的结果，必然要遭受损失。----------------------- Page 70-----------------------人口论构成国家强大的因素是人：财富是由于他们的需要而增长的；人们所需的生产品增加得越多，他们对产品的消费越多，他们就越富裕。如果不去使用和消费，那未产品也就失去了作用。正是消费使它成为商品，并且维持着它的价格；产品的值钱的价格和巨大的数量，产生收入井促成国民财富的每年增长。因此，在增加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方面，人们本身就成为自己财富的第一个创造性因素。②由此可见，要使不断在恢复和更新的国家财富维持下去并加以扩大，这决定于人们的劳动力的使用和人口的增长。因此，人口状况和人们的劳动力的使用是国家经济政策中的主要对象，因为土地的肥力、产品的售价和资金的合理使用都决定于人的劳动和他们的积极性。这就是富裕的四个根源，它们在各自的发展中相互进行着竞争。但是只有在政府对人、对所有制和产品加以正确保护的情况下，它们才能起作用。资金不起作用是管理制度中存在某种缺陷的明显证据，它表明人民受到压制和情绪低落。人口状况一国的人口是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而增加的，因为收入能够提供富裕的生活和利益，把人们吸引过来，使他们留在国内；但是只有在人们劳动力的使用适应国家优越的自然条件的情况下，国家才能使自己的收入增长。法国由于自己的地理状况，国内河道纵横，土地广阔，土壤肥沃，由于它拥有大量为邻国所缺乏的某些产品，才能够使大批的人去从事耕种和对外①贸易 ，这就是不断更新的财富和国家收入的来源。有人认为，法国的人口在一百年前曾达到二千四百万。但是由于军队的②扩大，几乎连年不断的战争，以及南特敕令 的废除，根据一七○一年的统计，人口已缩减到一千九百五十万。在这一年以后进行的人口调查中，我们发现，由于法国在十二年内以巨大的军队进行西班牙王位战争的结果，它的人口又大大地减少了。它在海上和陆地上至少保持着四十万军队，另外还必须加上二十万为军队服务的人，① 《人口论》或《人们》这一篇文章是魁奈为狄德罗的《百科全书》写的，但在一七五七年情况变得异常严重的时候，又把它取了回来。后来它为杜邦·德·奈穆尔所得，虽然他于一七六九年曾向 《市民日志》（《Ephéméridesducitoyent ．I》）的读者提到过这篇文章，但结果未能发表。直到一九○八年，这篇文章才在杰沙姆普和朱布亚合编的 《经济社会学史杂志》（《Revued’histoiresdesdoctrineséconomiquesetsociales 》）第一期中问世。一九五八年它在 《魁奈和重农主义》（《FrancoisQuesnayetlaphysiocratie》）第二卷中重新发表。译成俄语还是初次。 （俄译本注）② 魁奈关于人本身是财富最初的创造者的论点，表明了他的思考的深刻和接近于对财富的泉源和人口的变动的正确观点。在他的以后的著作中，由于对手工业和工业劳动的生产率的教条主义的否定，这个论点被弄得模糊不清了。 （俄译本注）① 把对外贸易当作国民财富的一个来源的看法，在魁奈以后的著作中没有得到发展。不仅如此，他还持相反的看法，认为贸易是一种无益的工作。 （俄译本注）② 魁奈指的是一五九八年亨利第四所颁布而在一六八五年为路易十四所废除的敕令。它的废除给法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危害。魁奈和十八世纪所有的法国启蒙派学者，都对这个敕令的废除加以指摘，并为在法国建立信仰自由而斗争。 （俄译本注）----------------------- Page 71-----------------------总数为六十万人。这就比一百年前的法国军队多了四十万人。仅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每年需要有十万多人来弥补这个破坏性战争带来的损失。除此以外，在十二年内国家至少丧失了一百万个成年人，失去了可以从这些人身上取得的相应的增长部分。根据人口衍生的进程，可以认为，每一对夫妇至少要有两个能达到结婚年龄的孩子和几个没有达到结婚年龄就死去的孩子。因此，这样一对夫妇和他们的子女住在一起，组戍一个至少有四个人的家庭。一百万人的死亡及其增长部分的损失，意味着使人口减少四百万。我国的人口根据一七○一年的统计是一千九百五十万人，由于西班牙王位战争而减少到一千五百五十万人左右，也就是说，在前朝减少了将近三分之一，即八百万人。由于路易十四的胜利，法国得到了大约五、六十万人。可见，从那时候起人口没有增加。虽然我们在十八或二十年内过着和平的生活，但是在差不多二十六年的时间内我们还不得不经常维持着大量的军队，因此如果不是得到了洛林 （该地人口约占法国全部人口的五分之一），我们的人口更会大大地减少。然而即使在今天也有人认为，法国包括洛林在内，①约有四百万个家庭 ，每个家庭平均有四人，总共约有一千六百万人。根据包税管理局的统计，现在每一个家庭平均有三个半人，因此四百万个家庭不超过一千四百万人。但是如果把两岁的小孩估计在内，那未可以认为，每一个家庭有四个人，因此四百万个家庭总共有将近一千六百万人。如果把新生的婴儿包括进去，那未总数可能会达到二千四百万人，因为两岁以下的孩子的死亡率在三分之一以上。不过我们只能从生产、消费和增长额的角度来研究人口。小孩只能在消费的方面加以考虑，但是两岁以下的孩子的消费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从每年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的比例角度来研究我国人口的人们，所得到的数字应当比我们的大，因为我们的统计是把孩子从两岁算起的。如果根据杜柏莱·德·圣莫尔和标芳对寿命的推测来统计，那未应当认为，从两岁到十六—十七岁人的死亡率约占四分之一。因此在包括两岁的孩子在内的一千六百万人口中间，成年人是一千两百①万，其中男人和女人各六百万，其余四百万是从两岁到十七岁的孩子 。从农业工作来看，可以认为，有一半以上的男人和女人住在乡村里；有将近七十五万块地是用于种植谷物的，有两百万以上成年男人在从事体力劳动，包括对这些土地进行耕作。可以假定，这一部门需要不少于一百五十万的成年男人。管理牲畜和种植葡萄所需的人数大致上也是这一些。其余的农业工作、制造工具以及同这部门有关的其他工作、在教区内执行教堂职务、建造住房和其他建筑物等等，还需要一百多万人，总数加起来需要四百多万成年男人。如果少于这个数字 （这是非常可能的），那未不足的部分就由女人和孩子来填补。在这种情况下，工作的质量就很差。但是如果由于各种劳役、压迫和贫困而促使农民情绪低落，如果他们穷得付不出雇工的工钱，那未工作的质量更会差得多。不过，虽然我国的农业处在很不景气的状态中，耕地面积只占适宜于耕① 《特瓦赛的法兰西王国详情》（《DetailsduRoyaumedeFranceparM ．Doisy 》），一七五三。 （原注）① 魁奈根据他当时的统计文献所作的关于法国人口的这些计算，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并且在以后的历史文献和统计文献中得到了证实。魁奈另外在 《谷物论》这篇文章中也提到过这些数字。（俄译本注）----------------------- Page 72-----------------------种的土地面积的一半，但农业仍然使法国一半以上的居民得到工作。在商业、手艺、法学、艺术和科学、工场手工业、学校、教堂、城市中的教会职务、建筑、城市企业主、军队、搬运业、军舰和商船等方面工作的，仅占大约二百万成年男人。由此可见，对法国这样一个大国说来，一千六百万人口是少得可怜的，以致六千万亚尔邦适宜于耕种的土地中有一半是荒地，另外一半也没有能够好好地耕种，特别是当乡村里缺乏用以抵补开支的资金的时候，而且其他各种体力劳动也相应地受到限制。因为工业的发展，只能建立在手工业产品的对外贸易能使企业主得到收入的基础上。①按照杜柏莱·德·圣莫尔的算法，巴黎的人口共有六十万 ，这是可以从这个城市全年的小麦消费量算出来的，小麦的消费量约为八万一千二百五十缪特，或九十七万五千塞蒂，包括城外烘烤的面包在内。如果按平均每人消费一点五塞蒂计算，九十七万五千塞蒂可以供应六十五万人。这个数字中包括经常住在巴黎的外国人在内。不满两岁的小孩也要消费面粉。当然，有许多居民不是全年都住在巴黎的。然而一个人的消费总共只算一点五塞蒂，那是算得非常少的，特别是对于占巴黎人口四分之三的仆役和工人来说。这样，按照巴黎一年的小麦消费量计算，它的人口包括两岁的孩子在内不超过六十万人，其中四十五万是成年人，十五万是从两岁到十七岁的孩子。我们看到，这个消费量同一百年前的消费量大体上差不多，按照黎塞留红衣主教时代的计算，那时巴黎的人口有八十万；这样，虽然一百年来乡村的人口大大地减少了，巴黎的人口也没有增加。因为圣莫尔的推算是把孩子从两岁算起的，因此同认为巴黎有八十万人的一般意见是合得上的。的确，如果把所有的孩子，从新生的婴孩起，全部加上去，那未巴黎的人口可能有八十万，因为两岁以下的孩子的死亡率约为孩子总数的三分之一。如果接全年死亡的人数来计算，巴黎二年死去的人约有二万，一般认为这相当于人口总数的四十分之①一，那未所有这些计算的结果都是十分接近的 。巴黎和乡村中人口增长的比例大体上是相等的。由于风俗败坏，巴黎结婚的数字大大地减少。而在乡村中，母亲不仅要给自己的孩子，而且还要给资产阶级的孩子喂奶，因此她们只能三年生一个孩子，不可能生得更多。结果，可能增长数额的减少在这两种情况下是相等的。在巴黎，每年出生两万个孩子，占六十万人口的三十分之一；要是这样的话，全国一千六百万人口每年应当生大约五十三万个孩子，其中活不到十七岁而死去的有二十九万；这样，达到十七岁的每年只有二十四万，其中大约十二万是男孩，十二万是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