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鬼出没的世界-10

我希望我们能挽救“巴克利”先生和上百万像他那样的人,我还希望我们能停止产生沉闷的、无好奇心、无辨别力的、缺乏想象力的高中生。我们人类需要,也应当得到,完全清醒的、基本了解世界是如何运作的公民。科学,我坚持认为,对于任何一个希望生存到下个世纪并保留其基本的价值观的社会来说,都是绝对重要的工具――我所说的科学,不仅是科学的实践者所从事的,而是应被整个人类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科学。如果科学家们不能实现这一目标,谁能?[22]第二十章 火中的房子 第二十章 火中的房子神(如来佛)回答萨利普特拉尊者说:在某个村庄、城市、集镇、地区、省、王国或首都住着一位房主。他年纪很大,衰老,体弱多病,但是很有钱,富裕而阔绰。他的房子很大,既宽敞又高大,而且房子很古老,是很久之前盖的。房子里面住着很多生灵,两个、三个、四个,或五百个。房子只有一个门。它的屋顶是用稻草盖的,它的阳台已经蹋了,它的房基也腐烂了,它的四壁,蒲草的隔墙和灰泥已经破败不堪。突然火光冲天,房子的各处开始燃烧。房主有许多年轻的儿子,五个,或十个,或二十个,而只有他自己跑出了房子。当房主看到自己的房子被大火所包围,他害怕得发抖,心里非常焦虑不安,他想:‘我真的还有力气从门里跑出来,迅速而安全地逃离我那烧着的房子,而没有被大火燎着或烧焦。但是我的儿子们怎么样了,我的小男孩们,我的年幼的儿子们?那儿,在那燃烧的房子里,他们玩耍、运动、做各种游戏以自娱。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屋子烧着了,他们不了解,没有察觉,没有注意,因而没有感到不安。尽管受到大火的威胁,层管这么大的灾祸近在咫尺,他们对危险毫不在意,没有做逃出来的任何努力。”摘自《佛经》中的《The Saddharmapundarika》爱德华?孔茨编(哈蒙兹沃斯,米道赛克斯,英格兰:企鹅图书,1959)向《展示》杂志投稿之所以有趣的原因之一是可以得到反馈。由于该杂志拥有8000万读者,你真的可以得到美国公民的代表性意见。你会明白人们是怎么想的,他们期待和希望什么,甚至可能是我们在哪迷失了方向。《展示》上发表了前一章的缩写,重点是关于学生和教师的行为的。我于是收到潮水一样的来信。一些人否认存在问题,另一些说美国人正在失去智力和技能优势;一些人认为有简单的解决办法,另一些认为问题实在是太根深蒂固而难以解决。许多意见令我感到惊讶。明尼苏达一位十年级的教师散发了文章的复印件并让他的学生告诉我他们的想法。以下是一些美国高中学生写的(拼写,语法和标点与信件原文相同):* 美国人并不笨,我们只是在学校的考试成绩低一些而已。* 也许我们不如别的国家的人聪明是件好事。这样我们就可以进口我们所有的产品,那么我们就不必花掉我们所有的钱来买某些东西。* 如果别的国家做的更好,那有什么关系,无论如何他们将会站在美国一边。* 我们的社会在取得发现方面做的恰到好处。尽管进展很慢,治愈癌症的一天正在到来。* 美国有自己的学习体系。它也许不如其它国家的先进,但它还是不错的。然而我觉得你的文章是很有教益的。* 学校里没有一个孩子喜欢科学。我确实不理解文章中的观点。我认为它很烦人。我不想去理它。* 我学习是为了成为一位律师。坦率地说,我同意我父母所说的我对科学的态度有问题。* 确实有些美国孩子不用功,但是如果我们想用功的话,我们将比任何国家的孩子都聪明。* 孩子们会把做作业的时间用来看电视。我必须承认我就是这样。我已经把看电视的时间从每天四小时减下来了。* 我不相信这是学校制度的过错,我认为整个国家都是在没有对学校给予足够重视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我知道我妈妈宁愿看我打篮球或踢足球,也不愿意帮助我做作业。我所认识的大多数孩子并不在意他们的作业做得对不对。* 我认为美国孩子并不笨。只是因为他们大多数打工,学习不够努力……。很多人说亚洲人比美国人聪明而且他们擅长任何事情,但是,这不是真的。他们不擅长体育运动。他们没有时间参加体育运动。* 我参加体育活动,而且我发现队里别的孩子使你在运动而不是学习方面更出色。* 如果我们想得第一,我们可以整天去学校而不参加任何社会生活。* 我能明白为什么许多科学教师会因为他们的工作受到侮辱而在你面前大发脾气。* 也许如果教师能令人更加兴奋,孩子们就会更愿意学习……。如果能把科学变得很有趣,孩子们就会愿意学。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早点开始,不要只是教事实和数字。* 我真的发现很难相信美国在科学方面的一些事实。如果我们落后了很多,为什么米切尔……* 戈尔巴乔夫来明尼苏达和蒙大拿到数据控制中心来看我们是怎么使用计算机和别的东西的。* 五年级学生要每周学33个小时!在我看来时间太长了,几乎与全日制工作相当。这样我们大可以不做作业而去赚钱。* 当你说我们在科学和数学方面是多么落后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能态度好一点?……对你的国家和它的能力感到点骄傲呢?* 我想你的事实不足以作出判断而且证据是不足信的。总之,这些学生认为问题并不大;如果确实有问题的话,我们也没有太好的办法。许多学生同时抱怨讲课、课堂讨论。作业令人讨厌。特别是对所谓的看MTV长大的一代,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为注意力不集中所困扰。但是花三到四年不断地练习加减乘除将使任何人感到厌烦――悲剧在于,这些学生本来可以学会基础概率论。同样,讲述了各种动植物却未涉及进化论,历史被分解为战争、日期、国王而没有提到对权威的服从、贪婪、无能和无知。所教的英语没有新词的引进和老词的消亡,化学不讲元素从何而来。唤起这些孩子求知欲的办法随手可及却被忽视。因为学校里的大多数孩子仅在他们的长期记忆中刻下被教的很少一点内容,难道用一些被证明是不讨厌的题目来感染他们,激起他们学习的热情不是很重要的吗?大多数写信来的成人认为存在重大的问题。我收到家长的信件谈及有好奇心的孩子愿意努力学习,也对科学充满热情,但是学校和社区缺乏条件来满足他们的兴趣。另一些来信说对科学一无所知的家长牺牲他们自己的舒适为他们的孩子提供科学书籍、显微镜、望远镜、计算机和化学装置;家长教育他们的孩子说,努力学习将使他们摆脱贫困;祖母为深夜还在做作业的学生送去一杯茶;同学间的压力使得在学校里不要表现太好因为“这使其他孩子显得很糟”。下面是一些例子――不是民意测验,而是一些有代表性的评论――来自其他家长的反应:* 家长们是否明白如果你无知你就不会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家里有书吗?有放大镜吗?百科全书呢?他们鼓励孩子学习吗?* 家长们应该教给孩子耐心和坚韧不拔。他们能够给孩子的最重要的礼物就是努力工作的精神气质,但是他们不能只是说说而已。努力学习的孩子大多是看到他们的家长努力工作和契而不舍。* 我的孩子被科学迷住了,但是她从学校和电视中学不到任何东西。* 我的孩子被认为是具有天赋的,但是学校没有丰富学生科学知识的计划。辅导员让我把她送到私立学校去,但是我们付不起私立学校的学费。* 同学间的压力很大;害羞的孩子不愿因为在科学方面做的好而显得“突出”。当我的女儿长到13或14岁的时候,她对科学与生俱来的兴趣消失了。家长们对于教师还有许多话要说,而一些教师的评论也提到了家长。例如,人们抱怨教师被训练为只知道如何教却不知道教什么;大量的物理和化学教师没有获得物理或化学学位因而在教科学课时感到“不舒服和不能胜任”;教师自己对科学和数学有太多的迷惑;他们拒绝学生问问题,或者回答说“都在书上,去查书吧”。一些人抱怨说生物教师是“创造论者”;另一些人抱怨说他们不是。下面是另一些由教师提出或关于教师的评论:* 我们在培养一群笨蛋。* 记忆要比思考容易。必须教会孩子们思考。* 教师和课程已经降到了最低标准。* 为什么让篮球教练教化学?* 教师们花费太多太多的时间维持纪律和讲授“社会课程”。没有人鼓励我们自己做决定。“大人物”总是在监视我们。* 抛弃学校和大学的终身职位制。去掉那些没用的人。把雇佣和解雇的权利留给校长。教务长和学监。* 我的教学的快乐不断地被军国主义式的校长所阻挠。* 教师应该根据工作表现付给报酬――特别是学生在标准化的全国测试中的表现,以及学生在逐年的这些测试中的进步。* 教师告诉孩子们,说他们不够“聪明”,不能以,例如,物理学为职业,从而窒息了我们孩子的头脑。为什么不给孩子一个上课的机会。* 即使我的孩子的阅读成绩比班里其他学生低两个等级,他仍取得了进步。这是社会的原因而不是教育的原因。除非落后了,否则他不会赶上。* 所有的学校(特别是高中)都应该开设科学课。它应与学生们同时学习的数学课紧密联系。* 大多数的家庭作业是“为避免学生空闲而布置的作业”,而不是让你思考。* 我想丹尼?拉维奇的(《新共和国》,1989年6月6日)切中要害:“纽约市亨特高中的一名女学生最近解释说,‘我连续得到A,但我从不去谈它……,考砸了会显得潇洒。如果你对学校感兴趣并表现出来,你就是个书呆子’。……通俗文化――通过电视、电影、杂志和录像――不断向年轻的女士传出这种信息:最好是讨人喜欢、性感和潇洒,而不是勤奋、成功和坦率……。1986年,研究者发现在华盛顿特区的高中生中存在相似的反学习思潮。他们注意到有才能的学生由于同学间的压力而不愿在学校里表现出色。如果他们在学习中成绩优秀,就会被指责为‘反革命’。”* 对科学和数学方面突出的学生给予更多的承认和奖励对学校来说是很容易的事情。他们为什么不这样做?为什么不发一些带有学校名称的特殊上衣?为什么不在集会、校报和当地报纸上通报表扬?由当地企业和社会组织给予特别的奖励?这将花费甚少而又能克服同学间反对冒尖的压力。* 头脑启蒙是改进孩子们对科学和其它事物的理解的唯一最有效的……计划。也有人提出了激烈的、引起争议的意见,从中至少可以看出人们对这个问题的体会的深刻程度。这是其中一少部分:* 所有聪明的学生都在寻求迅速赚大钱的方法,所以他们成为了律师而不是科学家。* 我不想让你改进教育。那样的话就没人来开出租车了。* 科学教育的问题在于上帝没有得到充分尊重。* 原教旨主义教导人们科学是“人本主义”的并应受到怀疑,这就是没有人理解科学的原因。宗教害怕科学头脑中的怀疑式的思考,学生们在进入大学以前就早早地被‘洗脑’不要接受科学的思维方法。* 科学使自己受到怀疑。它为政客服务,它制造武器,它对大麻的“毒害作用”说谎,它忽视了桔红色染料的危险性,等等。* 公立学校不起作用。关闭它们。让我们只有私立学校。* 纵容溺爱的倡导者、模糊的思维和社会主义的蔓延毁坏了我们曾经伟大的教育制度。* 学校方面有足够的钱。问题在于管理学校的白人男子,通常是教练,不会(我的意思是从来没有)聘用知识分子。……它们更关心橄榄球队而不是课程,它们只聘用平庸的、有沙文主义思想的、爱上帝的机械一样的人来教书。这种压制、惩罚和忽视逻辑思维的学校能培养什么样的学生?* 将学校从美国民权联合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其它导致学校纪律败坏和竞争力下降的机构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我恐怕你还不了解你所居住的国家。人们难以置信地无知和胆小,他们不能容忍听到任何(新的)想法。……你没发现吗?制度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这样一大群无知的、敬畏上帝的人。原因是许多(受过教育的)人正在失业。* 我有时会被要求向国会的职员解释技术问题。相信我,科学教育中存在问题。没有单一的方法可以解决科学,或数学、历史、英语、地理和其它我们社会所大量需要的技能方面的无知的问题。责任应由各方面承担――家长、投票的公众、地方学校董事会、媒体、教师、政府官员、联邦、州和当地政府,当然,再加上学生自己。各年级的教师都抱怨说问题出在低年级身上。而一年级的教师有充分的理由对教那些因为营养不良,或家里没有书籍,或使人无暇思考的暴力文化而在学习方面产生障碍的孩子感到绝望。根据我自己的经历我很清楚,如果父母有一点知识而又能把它传给下一代,孩子将获得多大的益处。一代人在教育、交流技能和学习热情方面即使只有很小的改进也会使下一代人产生很大的进步。每当我听到人们抱怨学校和大学“标准”下降或学士学位不如昔日货真价实的时候,我就想起这一点。多萝茜?里奇,来自纽约容克斯的一位乐于革新的教师,相信比特定学术科目重要得多的是对一些关键技能的磨炼,如“自信、坚韧不拔、爱心、团队精神、常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我想还应该加上怀疑式的思维和好奇心。同时,具有特殊才能和技能的孩子应得到培养和鼓励。它们是国家的财富。培养这些“天才”的富于挑战性的计划有时被人称做是“精英主义”。为什么学校橄榄球、棒球和篮球代表队的队员的集中训练和校际比赛不被认为是“精英主义”?毕竟,只有最具天赋的运动员才能参加。这里存在一种自相矛盾的双重标准在起作用,全国范围都是如此。科学和其它科目的公众教育问题是如此严重以至于人们很容易感到绝望并断言无法解决。然而在大城市和小镇仍有一些默默无闻的机构使我们有理由抱有希望。仍有一些地方,在那里思想撞击出火花,唤醒沉睡的好奇心,使我们中的科学家感到兴奋。* 在你面前的巨大陨铁如同瑞士奶酪一般布满了孔穴。你小心翼翼地伸手去触摸它。它光滑而冰凉。你想到这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碎片。它是怎么到地球来的?在太空中发生了什么使它如此残破?……* 展览中展示了一张18世纪的伦敦地图,上面显示了恐怖的霍乱流行的情况。一所房子里的人从邻居那里传染了疾病。沿着传染的方向往回找,你会发现它是从哪开始的。就像一次侦探一样。当你找到传染源的时候,你发现那是一个敞开的下水道。你会明白现代化的城市的卫生条件是一个事关生死的问题。你想起世界上那些没有卫生设施的城市、乡镇和村庄。你开始思考也许有一种简单、便宜的方法可以解决……* 你正在爬过一条长长的,极为黑暗的隧道。里面有突然的转弯、下坡和上坡。你穿过一片由羽毛样的东西、水珠状的东西和大的硬而圆的东西组成的森林。你像盲人一样猜测那可能是什么东西。你想起我们对触觉的依赖是多么少。在黑暗与宁静中,你与你的思维在一起。这种体验确实是令人兴奋……* 你仔细观察一个细致的仿制品,它可能是一队僧侣正在攀登的苏美尔人的大古庙塔,或是古埃及国王山谷中的装饰华丽的陵墓,或是古罗马的楼宇,或是美国小镇世纪转折时期的完整街道。你想到所有这些文明与你所处的是如此不同,如果你生在它们之中,你会很自然地理解它们,你会觉得我们的社会――如果有人告诉过你――实在是不可思议。* 你挤了一下滴瓶,一滴池塘中的水落在显微镜的载玻片上。你看着投射的影像。这滴水中充满了生命――奇怪的生物在游动、爬行、翻滚,极富戏剧性地追逐和逃避,胜利与悲剧。这是一个远比任何科幻小说更迷人的生物世界……* 坐在剧院里,你发现你自己在一个11岁男孩的脑子里。你通过他的眼睛向外看。你遇到他的典型的日常的危机:恃强欺弱的学生,专制的大人,对女孩的少不更事的迷恋。你听到了他头脑中的声音,你看到了他对社会环境的神经和内分泌反应,你开始想知道你的内心世界是怎样的……* 按照简单的提示,你键入命令。如果我们继续燃烧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并使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成倍增加,地球会变成什么样子的?它会有多热?极地的冰会融化多少?海平面会升高多少?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么多的二氧化碳排放到空气中去?如果我们把五倍于现在的二氧化碳排放到空气中去会怎样?而且,人们是如何知道未来的气候会是什么样子的?它使你思考……在我小时候,我被带到纽约市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我在样片前流连忘返――样片生动地表现了全世界的动物和它们的栖息地。在昏暗的南极冰面上的企鹅;在明亮的非洲草原上的霍加披(类似长颈鹿);浓荫下林间空地上的大猩猩一家,雄性的正在敲打胸膛;一头美洲灰熊用它的后腿站着,10到12英尺高,眼睛直直地盯着我。这些是被“神灯里的妖怪”捕获的三维静止画面。灰熊刚移动过吗?大猩猩眨眼睛吗?当我站在那里目瞪口呆时,妖怪会回来解除咒语让这些美丽的动物继续它们的生活吗?孩子有一种不可抑制的冲动去触摸东西。在那些日子里,在博物馆中最常听到的词就是“不要动手”。几十年前,在科学或自然历史博物馆中几乎没有什么是可以用手碰的,即使是你本可以捡起一只螃蟹仔细观察的模拟潮汐池也是如此。我所知道的可以靠得最近的交互式展品是黑登天文馆的天平,每颗行星有一台。在地球上你的体重是40磅,假想你住在木星上,你就会重100磅。但不幸的是,在月球上你就仅重7磅;似乎你都不可能呆在月球表面上。今天,孩子们被鼓励去触摸,去拨弄,在计算机上跑过由问题和答案构成的带有分岔的可能性之树,或者制造出有趣的噪音,看看声波是什么样子。即使孩子从展览中没有学到所有的东西,或者甚至没有学到关键内容,他们通常仍会吸收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你到那些博物馆去就会被孩子们的情绪所感染。他们睁大了眼睛,满脸的惊讶。从一个展台跑到另一个展台,充满了发现的喜悦。博物馆极受欢迎。去那里的人和去看职业棒球、篮球和橄揽球的人加起来一样多。这些展览不能代替学校或家庭中的教育,但是它们是启发性的、令人兴奋的。一座好的科学博物馆激励孩子去读一本书,去学一门课,或是再回到博物馆致力于一个发现――而且,最重要的是,学会科学思考的方法。现代科学博物馆的另一个特征是上映球幕或环幕电影。某些情况下,屏幕有十层楼高并环绕在你的周围。史密斯索尼亚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博物馆,在它的朗利剧院首映过这些最好的影片。《飞翔》即使在看了五六遍之后仍使我哽噎。我看到许多派别的宗教领袖在看了《蓝色的星球》之后转而支持保护地球的环境。不是每个展览或科学博物馆都是值得模仿的榜样。有几个是商业性的,企业提供资金以促销它们自己的产品――某种汽车的发动机是如何好或一种化石燃料是如何比另一种“清洁”。太多的博物馆自称为科学展览,实际上却是有关技术和医药的。太多的生物学展览仍然不敢提到现代生物学的关键:进化论。生物“发展”或“出现”,但从来不进化。在深层化石中没有人类的记录的事实被轻描淡写了。展览中没有任何关于黑猩猩或大猩猩与人类在解剖学和DNA相似性方面的介绍。没有展示空间和其它世界中的复杂有机分子,也没有实验展示在已知的其它世界大气和所推定的地球早期大气中的生命形成所需的原料。一个明显的例外:史密斯索尼亚研究所自然历史博物馆曾经有一次令人难忘的对进化论的展示。它是这样开始的:在一个有敞开的谷物箱和其它食物的现代厨房里有两只蟑螂。过了几个星期,这里便挤满了蟑螂,成群的蟑螂到处都是,于是开始了对已经有限的食物的竞争,一个比其竞争对手具有稍微强一点的适应力的蟑螂所具有的长期遗传优势变得非常明显。然而,仍有太多的天文馆热衷于展示星座而不愿介绍人类到其它世界的旅行,描述星系、恒星和行星的进化;它们总是有一台昆虫状的幻灯机,剥夺了天空的真实情况。也许最盛大的展览人们是看不到的,它无处容身:乔治?阿沃德是美国顶尖的建筑模型制作者,特别擅长做摩天大楼模型。他也是一个勤奋的天文学学者。他曾经制作了一个壮观的宇宙模型。从地球上的一幅单调的场景开始,按照设计者查里斯和雷?埃密斯提出的计划,以十倍的比例不断放大,向我们展示了整个的地球、太阳系、银河系和宇宙。每一个大体都做得非常细致。置身其中你会忘掉自己。它是我所知的向孩子解释宇宙的规模和性质的最好的工具。伊萨克?阿西莫夫将其描述为:“我所看到的或所能想到的关于宇宙的最具想象力的艺术品。我可以在其中倘佯数小时,每转一圈都会看到以前没有发现的东西。”全国都应该有它的复制品――为了激发想象力,为了启发灵感,为了教学。但是,阿沃德先生不能把他的展品交给国内任何一家主要的科学博物馆。因为没有一个博物馆愿意为其提供所需的场地。在我写本书的时候,它仍孤独凄凉地被放在仓库的箱子里。当康奈尔大学和依萨卡学院开学的时候,我住的小镇――纽约的依萨卡的人口成倍地增加到5万人。那里有各种各样的种族,周围被农田环绕,像许多东北部地区一样,曾作为19世纪制造业基地的依萨卡,正经受着衰退的痛苦。我的女儿所在的比佛利?J?马丁小学的半数学生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他们是两名义务科学教师,德比?列文和伊尔玛?列文尼,他们最担心的是孩子。如果一些康奈尔教职工的孩子说即使天空也不是极限,那就太不正常了。对于其他的孩子,就没有机会得到科学教育所赋予的自由力量了。从60年代开始,他们定期到学校去,推着便携式的图书馆手推车,上面装满了家用化学品和其它有关的东西,为的是传播科学的魅力。他们梦想建立一个孩子们可以去亲身体验科学的地方。1983年,列文和列文尼在当地报纸上登了一条小广告,邀请社区成员讨论个想法。有50人到场。从中产生了科学中心第一届董事会。一年之内他们在一座未租出的办公楼一楼弄到了展览场地。当房主找到了付钱的承租人之后,蝌蚪和石蕊试纸被装箱运到了一幢空的沿街大楼内。随后他们又搬到另一处地方,直到一个叫做鲍伯?莱泽斯的依萨卡人,一位以设计新颖的社区运动场闻名世界的建筑师,制定并捐赠了永久性科学中心的建设方案。当地公司的赠款足以从市里买下一块被遗弃的土地,随后雇佣了康奈尔的土木工程师查里斯?特劳特曼担任经理。他和莱泽斯去亚特兰大参加了家园建设者全国委员会的年会。特劳特曼叙述了他们是如何介绍“一个社区渴望为他们孩子的教育承担责任,并弄到了许多捐赠的关键物品如窗户、吊灯和木料”的。在他们开始建设之前,几座旧的泵房必须被拆掉。康奈尔大学生联谊会的成员承担了这个任务。带着安全帽,挥动大锤,他们愉快地完成了工作。“这种事情,”他们说,“如果我们在别的地方于通常会惹来麻烦。”在两天内他们运走了200吨碎砖烂瓦。随后的景象完全是美国式的。我们许多人的担心消失了。按照拓荒者建谷仓的传统,社区成员――砌砖者、医生、木匠、大学教授、管子工、农夫、年幼的和年老的――都卷起袖子来修建科学中心。“连续不断的一周七天的日程表被保持下来,”特劳特曼说,“这样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时间来帮忙。每个人都被分配一份工作。有经验的志愿者建楼梯,铺地毯和瓷砖,整理窗户。其他人徐油漆,钉钉子和运送物资。”镇上大约有2200人贡献了4万个小时。大约10%的建筑工作是由犯了轻罪的犯人完成的;他们宁愿做点什么也不愿意闲着坐在监狱里。10个月之后,依萨卡有了世界上唯一的一座社区兴建的科学博物馆。在75个展品中既强调科学过程又强调科学原理的交互式展品有:魔术照相机;一台参观者可以通过彩色显示器观看并可以将任何物体放大40倍拍摄下来的显微镜;世界上唯一与基于卫星的国家闪电监测网连接的公共接点;一个6×8英尺的,大得人可以走进去的照相机;一个由本地页岩构成的化石坑,在那里参观者可以寻找380万年前的化石并保留他们发现的东西;一条叫做“斑点”的八英尺长的大蟒;以及令人眼花缭乱的其它实验、计算机和活动。仍可以在那里找到列文和列文尼,他们是专职的志愿者,义务向市民和未来的科学家传授知识。戴维特――《读者文摘》基金支持和扩展了他们的梦想,使通常会被剥夺天赋的学习科学权利的孩子有机会学到知识。通过该基金的全国范围的青春朝气计划,依萨卡的孩子得到了集中的指导以发展他们的科学知识、解决矛盾和就业的能力。列文和列文尼认为科学应该属于每个人。他们的社区同意这一点并承诺实现这一梦想。在科学中心建成的第一年,共有来自60个国家50个州的5.5万人参观。对于一个小镇来说这很不错。它使你想知道,如果我们,为了我们孩子的更美好的未来共同努力,我们还能做点别的什么。[23]第二十一章 自由之路 第二十一章 自由之路我们不必相信许多人所说:唯有自由人才应得到教育。我们更应相信哲学家所言:唯有受过教育的人才是自由的。《论文》爱比克泰德(罗马哲学家和前奴隶)弗雷德里克?贝利是一个奴隶。1820年当他在马里兰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没有享受到父亲和母亲的照料。(“这是很普遍的事情”,他以后写道:“孩子们在未满12个月之前就和他们的母亲分离了……。”)他正是那些不计其数的奴隶孩子中的一员。对于他们来说,未来理想生活的前景几乎是零。在贝利成长历程中所经历和体验过的一些事情给他留下了永恒的印记。他说:“我常常在黎明时分被我的一个姑姑嘶心裂肺的尖叫声所惊醒,她过去常常被绑在一根地板的托梁上,鞭子打在她赤裸的背上直到她几乎被鲜血覆盖。……从日出到日落。她总是在奴隶们中间不停地恶咒、痛骂、鞭打、砍杀……似乎展示她的凶残与暴戾能使她获得了无穷的乐趣。”无论是在种植园还是在教堂讲坛,无论是法庭到议会大厅,奴隶们被不停地灌输着一种观点,那就是,他们生来就低贱、他们遭受苦难是上帝的旨意。《圣经》中的许多章节都确认了宽容的奴隶制。尽管奴隶制有其可怕的本质,甚至奴隶制度的执行者也肯定注意到了这种可怕的本质,但是,这种“特殊制度”却以其自有的方式依然得以维持。最能揭露奴隶制度本质的一个规则是:奴隶们总是被迫保持文盲状态。在奴隶制时期的南部,教奴隶读书的白人将受到严厉的惩罚。为“使奴隶变得令人满意”,贝利后来写道:“使他们变成没有思想的人是必要的。将他们的道德和精神变成一片空白也是必要的,并且尽最大可能彻底消除他们理性思维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奴隶主一定要防止奴隶们听、看和思考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说在非正义的社会里,读书和批判性的思考是危险的,甚至会导致这个社会的崩溃。现在来看看弗雷德里克?贝利在1828年时的情景。那时他是一个十岁的非裔美国儿童,身为奴隶,他没有任何合法律的权力,自从他被人从母亲的怀抱中夺走后,长时间自己生存。他像小牛犊或小马驹一样从破烂的贫民窟的家中被卖到一个陌生城市巴尔的摩一个他并不认识的人家,从此开始了他永无止境的苦难生活。贝利被安排为休?奥尔特上校和其妻索菲娅干活,他奔波于农场和城镇之间,不仅要干农活还要干家务活。在这个新环境中,他每天都能接触到信件、书和一些能够读书的人。他发现了他称之为读书的“秘密”:在那些书页上的字母和读书人的嘴唇运动之间存在某种联系,那些黑字的笔画和发出的声音似乎是一种一一对应的关系。于是.他在别人无法察觉的情况下,偷偷地学习小汤姆?奥尔特的《韦伯斯特拼写书》。他记住了字母表上的字母,并尝试着体会它们发音所代表的意义。最后,他请求索菲娅?奥尔特教他学习。索菲娅被这个孩子的智力与勤奋精神所打动,或许她并不知道这样做会有什么禁忌,于是她答应了教他学习。就在弗雷德里克开始拼写三四个字母的单词时,奥尔特上校发现了这件事,狂怒之下,他命令索菲娅停止这种教育。当着弗雷德里克的面他解释道:“黑人除了孝忠主人做他所吩咐的事情以外应该一无所知。学习会使世界上最好的黑人变坏。现在,如果你教这个黑鬼读书,那就不能再让他留下来,学习对于黑鬼来说是永远都不该做的事。”奥尔特就是这样严厉地责备索菲娅,好像弗雷德里克根本不在场或者是根木头。但是,奥尔特向贝利揭示了一个大秘密:“我现在明白了……什么是白人奴役黑人的权力。从那一刻起,我明白了什么是从奴隶通往自由的道路。”索菲娅变得沉默寡言并受到威胁,弗雷德里克再也得不到她的帮助,只得另外寻找读书的方法,包括请教放学走在大街上的白人学生。然后,他将学会的东西教给他的黑奴伙伴们,他说:“他们的头脑如此饥渴,……他们的精神被禁锢在黑暗之中。我教他们,因为这是我精神上的快乐。”读书获得的知识在贝利的逃亡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逃到了新英格兰,在这个国家奴隶制度是非法的,黑人是自由的。他改名为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这是沃尔特?斯科特的《湖畔夫人》中一个人物的名字),以逃避对逃亡奴隶的悬赏追捕。后来他成为美国历史上一名杰出的演说家、作家和政治领袖。在他整个一生中,他认为受教育是奔向自由的出路。在人类生存于地球上的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内,没有人能够读书写字。那时没有伟大的发明。除了第一手经验以外,我们所知道的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通过口头语言流传下来的,就像孩子们玩的游戏“打电话”。经过几十代和数百代的流传,信息逐渐偏离了原意和丢失了。书改变了这一切。价格低廉的书籍使我们有能力购买,使我们能够准确地了解过去,汲取我们人类的智慧,了解其他人的,而不仅仅是那些统治者的观点;与最好的老师们一起深刻地思考人类历经辛苦从自然中得出的深刻思想。深刻思考我们全球的和整个人类历史中所得出的伟大思想。书籍能够让那些早已长眠于地下的先人在我们的头脑中与我们谈话。无论我们身处何处,书可以伴随我们。当我们理解速度很慢时,书会耐心地等待我们。书可以让我们随心所欲地反复阅读那些难懂的部分,从不批评我们的疏忽。书是我们理解世界并参与民主社会的钥匙。用某些标准衡量,非裔美国人自从解放以来在接受文化教育方面获得了重大发展。1860年,估计仅有5%的非裔美国人能够读书写字。1890年,据美国统计,有39%的非裔美国人识字。1969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96%。从1940年到1992年间,完成高中学业的非裔美国人的比例从7%上升到82%。当然还需要考察教育的质量和文化水准的测试方法。考察标准应该根据每个种族群体的不同情况设定。美国教育部的一项全国调查结果显示,整个国家有4000万成年人仅具读书写字的文化水平。其它调查结果更糟。年轻人的文化水平近十年来惊人地下降,仅有3%到4%的人在五级阅读水平测试中得到最高分(而这组每个人都上过大学)。大多数人不知道自己的阅读能力很差。得分最高的人中只有4%的人生活贫困,这些人中有43%的比例处于阅读能力最低水平。当然导致它们阅读水平低下不是仅有一种因素,但总的来说,读书量与收入是成正比的,这些阅读水平最低的人平均年收入为1.2万美元,而阅读水平最高的,平均年收入达3.4万美元。如果说阅读水平不一定是获得好收入的必备条件的话,但也似乎是很需要的。如果你是文盲或几乎不通文字,你就有更大的可能进监狱。(在评析这些事实时,我们必须注意不要从相关因素中不恰当地推理出起因。)另外,没有文化的生活和更为穷困的人也不懂得投票机构会对他们本人和他们的孩子们可能会有帮助作用,令人惊讶的是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根本没有参与选举。这种状况从根本上损害了民主制度。既然身为奴隶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能够自学成才、成就伟业,为什么在我们这个更为进步的时代的人却没有阅读能力?当然,事情并非那么简单,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中像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那样聪颖和具有那样大的勇气的人几乎不再有,但是也还有一些其它重要的原因:如果你出生于书香门第,家里有很多书可供阅读,而你的父母、兄弟姐妹、叔叔、婶婶及表兄弟都以读书为乐,那么你自然也要学会读书。如果你身边没有人以读书为乐,那你怎么会认为在读书上花费工夫是值得的呢?如果你能得到的教育其质量不高,如果老师只让你死记硬背,而不教给你思维的方法,如果你刚开始读书就接触到几乎像天书一样的东西,那么,学会阅读就成了难以攀登的荆棘小路。你必须使知识内在化,这样它们才能成为你自己的东西。你要记住几十个大小写字母、标志和标点符号,你还要逐个记住数以千计的固定拼写。要牢记许多硬性规定的绝不能违反的语法规则。如果你在没有开始学习之前就有了这样的想法,即家庭不给你提供基本支持,会对你大发光火、对你的要求不予理睬、让你做其他的事情,你时时会感到处于危险之中,并具有自我仇恨的心理,你可能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读书太费劲,不值得如此劳心费神。如果有人不断地给你传递这样的信息:你太笨,不适合读书(或具有相当于功能障碍的疾病,对读书过于冷漠),如果你的身边没有人对你这样的看法提出相反的意见,你就很可能会接受这种有害的建议。但总是有像弗雷德里克?贝利一样的孩子能够战胜困难。而很多人却做不到。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特别的潜在的方法,如果你很穷,你可能会在读书,甚至思维方式上,都遭受到另一种打击。安?德鲁彦和我都出生于饱受贫困折磨的家庭。但是我们的父母亲都是热爱读书的人。我们的一个祖母学会读书是因为她的父亲,一个以种地为生的农民,曾经卖过一袋洋葱给一位流动老师。在以后的长达一个世纪的岁月里她都一直坚持读书。我们的父母在纽约公立学校时接受了这个学校灌输给他们的个人卫生学和病菌理论。他们学会了美国农业部推荐的儿童营养配方,仿佛这些配方是从西奈半岛山上流传下来的一样。政府发行的儿童健康的官方书籍由于反复地翻阅,书页散落,他们就将书页粘合到一起。书的四边也都卷曲,主要的建议也都被划线加注。在每一次家人遇到治疗问题的时候,他们都会去查阅这本书。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的父母戒了烟,这是他们在大萧条时期所能享受的为数不多的快乐之一。这样他们的孩子就能得到维生素和矿物质的补充。安和我十分幸运。最近研究表明,很多食物不足的孩子理解和学习能力也会减弱(“认知损害”)。孩子们并非要到濒临饥饿时才会发生这种损害。即使是在美国的穷人中最常见的一种情况,即,营养不良也会导致这种情况发生。如果母亲没有足够的食物,在婴儿出生之前,在幼儿时期和童年时期也会发生这种情况。当食物缺乏的时候,人的身体就要决定如何将有限的食物输送到身体最需要的地方去。生存第一,生长第二。在这种营养配比中,人体不得不将学习放在最后考虑。身体在想,愚蠢地活着总比聪明地死去要强一些。与大多数健康的孩子对学习具有强烈的热情和兴趣不同,营养不良的孩子总是表现得厌倦、反感或者冷淡。更严重的营养不良将导致初生儿体重不足,最糟糕的形式表现为大脑变小。而且,即使看似健康的孩子也可能因缺铁而导致集中注意力的能力直接下降。缺铁症可能对美国四分之一的低收入家庭儿童造成了伤害。它损害了儿童的注意力和记忆力,其后果对其进入成人期以后也会造成直接的影响。一度对相对营养不良会带来影响的考察,现在也得到了证实,相对营养不良对终生的认知损害具有潜在的联系。即使是在较短时期内营养不良的孩子都会造成学习能力的下降。每个星期有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儿童在忍饥挨饿。铅中毒,这种旧城区的常见病也会导致严重的学习能力缺乏。用许多种标准来衡量,从80年代初期以来,贫穷范围在美国逐步扩展。大约有四分之一的美国儿童目前生活在贫困之中,这是工业化国家中最高的儿童贫困率。根据另一项调查,仅仅是在1980年到1985年间,死于无法防治的疾病、营养不良和其它可怕的贫穷所造成的后果的美国婴儿和儿童,比死于越南战争中美国人的总数还要多。联邦或州级机构普遍建立了解决营养不良问题的计划。妇女、婴儿和儿童特别补充食物计划、学校早餐和午餐计划、夏季食物供应计划,所有这些努力尽管还不能满足所有需要食物的人的要求,但确实起了作用。如此富裕的一个国家应该完全有能力为其儿童提供充足的食物。有些营养不良所导致的有害影响是可以消除的,比如,铁补充疗法可以消除缺铁贫血症的后果,但并非所有的损害都可以挽救。阅读困难,即各种有损读书能力的不协调症状,可能使我们百分之十五甚至更多的人受到影响,无论你是穷人还是富人,同样都有可能受到影响。造成这种影响的原因(生理上的、心理上的或环境上的)通常无法确定。但是现在已有很多方法可以帮助那些有读书缺陷的人学习读书了。应该说任何人只要接受教育都可能学会读书。但是,在美国的很多学校里,读书教育方法就像是在向学生教授一种无人知晓的文明时代中枯燥而又难以接受的象形文字。在很多教室里甚至找不到一本书。可悲的是,成年人对学习文化的需求远远超出供给。类似“从头开始”的高质量的早期教育计划在对孩子们进行的预备教育方面是极为成功的。但是这一计划只能顾及到1/4到1/3合格的学龄前儿童,其中很多措施皆因资金问题而在实施过程中受到影响。在我写本书的时候,该计划和我上面提到的营养计划遭到新组建的国会的攻击。“从头开始”计划是1994年出版的,在理查德?J?赫恩斯坦和查尔斯?墨雷写的《钟形曲线》一书中遭到批判。罗切斯特大学的杰拉尔德?科尔斯将书中的观点简述如下:首先,为贫穷儿童设立了一个资金不充分的计划,然后否认他们在面临巨大困难下所取得的任何成功,最后得出结论:因为这些儿童智力低下,因此,计划必须取消。这本出人意料地在大众传播中获得了广泛关注的书认为,在黑人和白人之间存在着难以化解的遗传差异,这个差异在智商测试中相差10到15分。心理学家莱昂?J?卡明在一篇评论中指出:“作者在区分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之间的差别时屡屡出错。”这是在我们所考察出的胡言乱语中的谬误之一。位于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的国家家庭文教中心已经实施了一系列针对低收入家庭和对这些家庭的孩子和父母们实施阅读教育的计划。这些计划是以这样的方式进行的:三到四岁的孩子与一位家长、祖父母或监护人一起每周三天去学校学习。上午成年人学习基本的文化技能,孩子在预科班学习。然后家长和孩子共进午餐,在下午的其余时间里,他们“学习如何共同学习”。对三个州的14项此类计划的追踪研究表明:(1)虽然所有的孩子作为学前儿童都面临着学习失败的风险和挑战,但是仅有10%的人被他们目前的小学老师评定为是有这种危险的。(2)90%以上的孩子被他们目前的小学老师认为经过鼓励是可以继续学习的。(3)没有一个孩子在小学教育阶段是必须留级的。父母亲的进步同样显著。当问到有关人员家庭文教计划的结果是否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时,我们得到这样几种具有代表性的回答:这种学习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心(几乎每个参加学习的人都有这种感受)和自我控制力,通过了高等学校同等水平的考试、进了大学、找到了新工作以及与孩子们大大地改善了关系。孩子们的收获是:对父母更关心、更具有求知欲,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第一次得到这样的回答:对未来充满信心。类似的计划也可以在高年级中实行,传授数学、科学及其它更多的知识。暴君和独裁者总是认为文化、学习、书籍和报纸都具有潜在的危险。这些东西会把独立意识,甚至是反抗思想装到他们的统治对象的头脑中。弗吉尼亚殖民地的英国皇家总督在1671年写道:感谢上帝这儿没有自由的学校也没有印刷制品。我希望在以后100年的时间内也不要出现这些东西。因为学习就会给这个世界带来不服从、异端邪说和各种宗派,而印刷品则会将它们带向公众并对最好的政府也要加以诽谤。感谢上帝使我们免受这两种东西给我们带来的麻烦。但是美国的新殖民主义者们理解自由会产生于何处,并尽量避免它们的出现。在早些年代,美国曾被吹嘘为是世界上文化程度最高(也许是最高)的国家(当然,当时奴隶和妇女不计在内)。早在1635年,在马萨诸塞已有了一些公立学校。1647年,所有的城镇的义务教育普及程度已达50%以上的“家庭”。在其后的一个半世纪中,教育民主制度已遍及全国。世界各国的政治理论家到美国来亲眼目睹这一国家奇迹:大量的普通从业人员都能读书写字。美国对教育的投入推动了发明创造,开创了具有活力的民主进程,并产生了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今天,美国在文化普及程度方面已不在世界上占领先地位。很多人被评定为不具有阅读能力,他们不理解非常简单的文字材料,比如大大低于六年级教科书水平的书籍、使用说明书、公共汽车时间表、抵押协议或者选举计划。今天六年级的教科书已达不到几十年前的教育标准,而工作岗位对职工文化的要求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贫穷、无知、失望和缺乏自尊等诸多因素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永恒的失败机器。它碾碎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梦想。我们承受着这台机器运转所需偿付的代价。文化水平的低下是这台机器的主要组成部分。即使我们可以铁石心肠地面对受害者所遭受的屈辱与苦难,然而,文化水平低下所付出的代价对其他每一个人来说也是惨重的:医疗费用和住房的费用、犯罪和监狱的费用、特殊教育上的费用、生产力丧失所造成的花费,以及那些具有潜在的聪明才智的头脑为解决这些困扰我们的难题所需要的费用。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指出:文化是从奴隶制度通向自由的必由之路。世上有各种各样的奴隶制度和自由,但是读书永远是寻求自由的道路。逃亡之后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在他将近20岁的时候,他逃向自由之路。他与新婚妻子安娜?缪莉在新贝德福德定居,开始过上了普通工人的生活。四年之后他应邀去参加一次会议。在那时的北方,想听到著名的演讲家,也就是白人演讲家,发表抗议奴隶制度的演讲是不太容易的。但是,即使是那些奴隶制度的反对者也有很多人认为奴隶本身是有点低人一等的。1841年8月16日的一个晚上,小小的楠塔基特岛上,大多数曼彻斯特反奴隶制学会的成员虔诚地聆听着一些新思想的传播:一个根据自身的苦难经历所发出的反对奴隶制度的声音。他出色的举止和社交风度粉碎了当时流行的非裔美国人“天生卑怯”的神话。在所有的评论中他对于奴隶制度的罪恶的雄辩的分析被誉为美国演讲史上最辉煌的篇章之一。当时主张废除黑奴制度的领袖威廉?路易德?加雷逊就坐在前排。当道格拉斯演讲完毕,加雷逊站起身来,转向为道格拉斯的演讲所倾倒的听众,用高昂的声音发问道:“我们刚才听到的演讲是谁作出的?一个东西、一件财物、还是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听众异口同声地呼应着。“这样的一个人在信奉基督的国度难道还要作为奴隶吗?”加雷逊大声呼喊着。“不!不!”听众们再次高呼。加雷逊又一次提高音调:“这样的人物难道还要从古老的曼彻斯特的自由土地上被送回受奴役的境地吗?”现在,听众们已激昂地站立起来,大声答道:“不!不!不!”他的确没有再回到奴隶制度之下。而后他当过作家、编辑、杂志出版商,在美国和国外进行演讲,并且成为第一个在美国政府获得高级顾问职位的非裔美国人。他在以后的日子里,一直在为人权而奋斗。内战期间,他担任林肯总统的顾问。道格拉斯还成功地倡导将以前的奴隶武装起来为北方而战。组织了为被处死的非裔美国战俘而进行的对联邦战俘的复仇行动,并主张将为奴隶获得自由作为战争的一个主要目标。他的很多观点十分严厉,而且没有任何矫揉造作,这为他赢得了很多高层次的朋友:我毫不迟疑地宣称:南方的宗教不过是对其残酷罪行的一种遮掩,是对其极端可怕的残暴行为的一种辩护;是一种将其最可憎的欺骗行为加以神圣化的工具,一个黑暗的庇护所,使得奴隶主最阴暗、最肮脏、最卑鄙、最可恶的行径都能在此找到最强有力的保障。如果我将再次被置于奴隶制度的枷锁之下受奴役之苦,我将考虑做这个宗教教主的奴隶,让最大的灾难都降临到我的头上。……我……憎恨这个国家的腐败、奴役、虐待妇女、掠抢婴儿和偏执伪善的基督教。与那个时代及以后一些受宗教鼓舞的种族主义者的言行相比,道格拉斯的说法似乎并没有夸大其词。黑奴时代,他们常说“奴隶制是上帝安排的”。作为那些令人生厌的内战之后的例子之一,查尔斯?卡罗尔在《黑人即野兽》一书中教导他虔诚的读者“《圣经》和《圣约翰启示录》以及常理都告诉人们:黑人不是人”。更近一段时间以来,一些种族主义者仍然反对DNA中物质所明白无误地证明的,即,所有种族不仅都是人,而且几乎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人。他们视《圣经》为“不可攻克的堡垒”,反对进行证据考证。然而,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废奴制中的许多思想正是出自基督教中,特别是北方的教友派教徒和其他团体。传统的南方黑人基督教团体在60年代富有历史意义的美国民权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很多领导人,如最负盛名的小马丁?路德?金就曾在那些教会中被立为神父。道格拉斯对白人团体说了如下的话:奴隶制度成为你们进步的羁绊,它是人类发展的敌人,是教育的死对头;它滋生傲慢、培养惰性、助长恶习、掩盖罪行,是使其得以生存的地球的祸源;而你们还死死地抓住它不放,仿佛它是你们所有希望的最后依靠。1843,在马铃薯饥荒发生之前不久的一次在爱尔兰的巡回演讲中,他被那里可怕的贫穷深深震憾。他写信给加雷逊说:“我在这儿所见到的许多事情使我回想自己从前的境遇,我承认,我为自己不再反对美国奴隶制度而感到羞愧。但我知道仁慈是全世界追求和支持的目标。”他直言不讳地反对消灭土著人的政策。在1848年的塞尼卡秋季会议上,当伊丽莎白?凯迪?斯坦婷号召大家为争取妇女选举权而努力时,他是所有人种组织中表示大力支持的唯一的男性。1895年2月20日夜里,在黑奴解放30多年之后,在一次与苏珊?B?安东尼共同参加的妇女权利集会中,他倒下了,从此长眠不醒。[24]第二十二章 概率与运气 第二十二章 概率与运气我们也知道真理通常是很残酷的,然而,我们却不知道幻觉是否更能令人身心宽慰。亨利?庞加莱(1854-1912)如果我能把收视率最高的商业和大众电视节目制作中较好的模式简单地概括为一句话,那么这句话就是:金钱第一。我说这样的话希望没有人会认为我过于愤世嫉俗。在黄金时间段内,单是收视率的差别在广告上就相差几百万美元。特别是自80年代早期以来,电视几乎完全受利润驱使。比如,新闻联播和特别新闻节目在减少,这是电视网为推脱联邦通讯委员会提高儿童节目水平的命令而找出的可悲的借口。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一趋势。(比如,在一个卡通系列片中教育的典范作用得到重要的体现,这个系列片用系统的手法错误地表现了我们更新世时期的祖先的技能和生活方式,将恐龙描绘成宠物。)在我撰写本书的时候,美国的大众电视正处于失去政府支持的真正的危险之中。商业节目内容也正处于险峻的、长期下滑的过程中。在这种情势下,要求电视播放更多的真正的科学节目似乎是天真而希望渺茫的事情。但是电视网的拥有者和节目制作人却拥有为数众多的小观众,人们在为他们的未来而忧心忡忡。电视台必须意识到他们对这个国家的未来肩负着某些责任。有证据表明,科学节目可以获得成功,人们渴望更多的科学节目。我仍然希望,终究有一天在世界各大电视网中,我们能看到大量制作精良、引人入胜的真正的科技节目。棒球和足球有其阿兹台克祖先,橄榄球实质上是狩猎的一种稍加改变的再创造的运动形式。在我们尚未进化成人类之前,我们就已开始玩这种游戏了。长曲棍球是古代土著美洲人进行的一种运动,曲棍球是从这种游戏演变而成的。但是篮球却是一种新运动。远在人类开始篮球运动之前,人类已经在制作电影了。起初,他们没有想到要在桃形的蓝子下面挖一个洞,这样就不用再爬一段楼梯去拿回球了。但是从那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这种运动就有所发展变化了。这种发展过程主要是在非裔美国人运动员的手中完成的。篮球最终发展成为最完美的形式,它是才智、精确、勇气、胆量、预见性、技巧、团体合作、优美与文雅的一种最佳组合的运动形式。五英尺三英寸高的马格西?博格组织了一帮巨人。迈克尔?乔丹在自由投掷线之外从外围冲进场内;拉里?伯德(外号“大鹏鸟”――译注)准确而出奇不意地带球闪过对手;卡内姆?亚伯达杰巴投出一个又高又飘的远投。篮球完全不像足球那种身体接触性很强的运动,它是一种技巧的较量。这是一种全场的人员紧逼的运动,两队攻防转换迅速、接运球、在空中截球、将不知从何处高高飘飞过来的球从空中塞进篮筐,这一切构成了智慧和健美的结合,是头脑和身体的和谐与统一。难怪这项运动令人如痴如醉。自从国家篮球协会的比赛成为电视中的重要节目,我就觉得可以利用它来传授科学和数学。要欣赏一个平均为O.926的自由投篮,你就必须要知道将分数转化为十进制的问题。定点投是牛顿第一运动定律的应用。篮球中的每一投都反映出球在一条抛物线上的运动,这条曲线是由同一个物理学上的引力作用决定的,这种作用定义了一个弹道导弹的飞行线,或者地球围绕太阳转的轨道,或者一艘宇宙飞船在遥远的世界的某一点相会合时的运动曲线。在运动员大灌篮时身体的质量重心的变化与围绕地球中心做轨道旋转的飞船运行的变化几乎是一样的。为了将球投入篮筐中,你必须以十分准确的速度起跳,百分之一的错误和引力作用都会使你坐失良机。想获三分球的投手,无论他们自己知道与否,都要对气体形成的阻力进行矫正。落地篮球在连续弹跳中每一次都更接近地面,这是因为热力学第二定律的作用。达立?道金斯或夏奎尔?奥尼尔击碎篮板也是很好地传授科学的机会,这是冲击波的传导所造成的结果。摩擦篮板而使篮球不断旋转是因为斜角所产生的动力仍然在起作用。在篮筐上的“圆柱体”范围内触球属于犯规动作。但是,我们现在讨论的一个重要数学思想是:通过移动n-1维的物体产生n维的物体。在教室里、在报纸上、在电视中,我们为何不利用体育运动来传授科学呢?在我年少的时候,父亲总是带一张当天的报纸回家,然后兴致勃勃地研究(经常兴致勃勃地)报上的棒球得分。在我看来,那些东西不过是些干巴巴的不明其意的缩写(W、SS、K、W-L、AB、RBI),但它们似乎能与父亲交谈。各处报纸都印着这些东西。我猜想它们对我来说也许并不太难。于是,我也被棒球得分统计迷住了。(我知道这些数据有助于我学习小数。但是,每当棒球赛季开始时,我一听到有人说“未出一个一千”,我还是有点感到惶恐和疑惑。但是“1,000”不等于“1.000”,幸运的球手击一球为1。)我们还可以看看报纸上的金融专版。在这些报道中,是否有一些介绍性的材料?解释注脚?缩略语的意思?几乎没有。能否看懂全看你自己的本事了。看看那些浩如烟海的统计数字!难道还会有人愿意读这些东西吗?不是他们的阅读能力不够,而是报纸内容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我们为什么不能在数学、科学和技术报道中做同样的改进呢?在所有运动中运动员似乎都是在非常顺手的状态下才会有出色的表现。在篮球运动中,这被称做神投手。这时你很少出错。我记得在一场加时赛中,通常并不擅长远距离投球的迈克尔?乔丹从场上各个角度毫不费力地连续投中许多三分球,他自己也惊讶地耸了耸肩。相反,当你还没有进人热身状态时,成绩就很不理想。当运动员进入最佳状态时,他似乎被注入了一种神奇的力量。当他没有进入状态的时候,他似乎被一种不祥之兆或咒语所控制。当然,这是一种魔力的说法,不是科学角度的思考。好运气不是经常遇到的,即使是在并非特定的事情中也是不会经常出现的。运气会造成一些令人疑惑的事情。如果我将一个硬币连续用手弹十次,硬币正反面出现的顺序是:正正正反正反正正正正。10次中有8次正面,其中连续出现4个正面!难道我对硬币施加了某种心灵控制吗?我的大脑是否正处于热身状态?似乎其中有一种不可能改变的规律性。但是后来我想到,当我连续得到硬币的正面之前和之后,如果我继续弹这枚硬币,在一个排列更长,而且稍微令人感到有些乏味的顺序中隐含了这样一种规律:正正反正反反正正正反正反正正正正反正反反正反正反反。如果允许我只注重某些结果,而不管其它结果,那么我总是能够“证实”我的运气中有意外情况。这是谎言探测装置所探测出的一个错误结论,运气仅仅是你最喜欢的状态而已。我们仅记住了自己过五关斩六将,却忘记了走麦城。如果你远投命中率为50%,你又不能靠意志控制力来提高命中率,那么,你在篮球场上的投中率与我掷硬币所获正反的比例是一样的。我获得硬币正面的比例如果是8/10,那么你的投中率也是8/10。篮球告诉了我们一些概率和统计的知识以及严谨的思维方法。我的同事,康奈尔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汤姆?吉罗维奇作的一个研究表明,我们对篮球比赛中运气的理解是错误的。吉罗维奇研究国家篮球协会是否是按球迷们想象的那样是由于运气好而得分较多。在投中了一个、两个或三个球,在有一个球没有投中之后,队员们不能连续投中的可能性增大。这一点无论是对名气大的球员还是名气不太大的球员,无论远投还是在无人盯守的情况下的投篮(在无人阻挡时候的投篮)都是同样的(当然,得分率会由于对方对本队“神投手”的加强防守而有所下降)。在棒球运动中也有这种既相关但又不同的神话,某人击中球的次数低于平均比例是他“按计划”击中了一次。这种说法与下面这种说法没有什么差别,即,掷硬币所获正反面的比例不是50%,而是在连续掷硬币中如果获得正面次数不多,下次就有可能获得反面。如果好运出现的次数超出你的预料范围,那么,这种几率你就很难发现。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样的回答并不能令人满意。它使人感到这似乎并不是真实的情况。如果你去问问队员、教练或者球迷们,他们会说,我们希望能找出其中隐含的意义,即使是在随机的数字中也希望能够有些结果。我们是迷恋数字含义的一族。当著名教练雷德?奥尔巴赫听说吉罗维奇正在进行的研究时,他的反应是:“这家伙是谁?他作这样的研究,我不能袖手旁观。”你可以准确地知道他对这事是如何看的。如果篮球赛中的好运出现的次数不比掷硬币时正面或反面出现的频率更高,那就没什么神奇之处。这是否意味着运动员只是仅由机会法则所操纵的活动木偶呢?当然不是。他们的平均投中率确实是他们个人技巧的真实反映,这只是与最佳状态出现的频率和持续的时间长短有关。当然,如果认为是神灵使某些队员具有最佳状态,而冷落了那些状态欠佳的队员,那可就太有趣了。这意味着什么呢?一点故弄玄虚有什么坏处吗?这当然涉及到繁琐的统计分析。但对篮球和其他运动无害。但是,作为一种习惯性的思维方式,它将使我们在其它一些我们所喜爱的比赛中陷入困境。那位疯狂的科学家在“吉里甘岛”上,边调试一个能够控制别人的思想按照他的罪恶的目的行事的电动装置,边嘻笑着说:“科学家,是的!疯子,不是的!”“很抱歉,纳德尼克博士!地球上的人不愿意被压缩成3英寸高,虽然这样可以节省很多空间和能量……。”在星期六上午儿童电视节目中,卡通片中的超级英雄正在向一位正宗的科学家耐心地解释这种伦理上的困境。从我所看到的电视节目中,我觉得人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判断(以及从有些我没有看见过的节目中,如“疯狂科学家的城市俱乐部”等中得出似乎正确的推断),许多所谓“科学家”都不过是一群道德败坏的家伙,他们的行为受到一种权力欲望的驱使,或者对他人的感情麻木不仁。这样的信息传授给儿童观众无异于告诉他们:科学是危险的,科学家比妖怪更可怕,他们是一群疯子。由此推断,科学的应用也可能是很危险的,我一直在强调,几乎人类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的科技进步――远至石器工具的发明和火的使用――都具有伦理上的两重意义。这些进步可能被无知或邪恶的人用于危险的目的,也可能被有智慧的人和善良的人为人类谋利益。但是在提供给孩子们的那些节目中似乎只反映了这种两面性中的一个方面。在所有这些节目中科学的乐趣何在?发现宇宙是如何形成的给他们带来了愉悦吗?了解了一件深奥的事情使你体验到了乐趣?当你了解了科学技术给人类的幸福做出了特别的贡献,或者医学和农业技术拯救或创造出了数以十亿计的生命,你会有何种感受。(尽管,平心而论,我应该提到吉里甘岛上的那位教授时常利用其科学知识为流浪汉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我们面对着许多问题,无论这些问题是如何产生的,都需要对科学技术具有深刻理解才能找到解决的办法。现代社会迫切需要能够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最聪明的头脑。我认为,靠给孩子们看这种星期六早晨电视节目或者其他美国录像片是不可能鼓励许多有才华的年轻人走上科学或工程技术的道路的。多年以来,大量的、容易使人轻信的、使人丧失批判能力的电视系列片和“特别节目”――如特异功能、心灵感应、百慕大三角区、UFO、古代宇航员、大脚兽等等――层出不穷。具有固定风格的电视系列片“我们在探索”一开始就宣称绝不对各种观点作任何评价。在这个节目中,你可以看到对奇迹的急切表达的愿望,尽管它们根本就经受不起即使是最基本的科学怀疑精神的检验。不管什么人,只要面对摄像机,随便说些什么都是对的。在这些节目中,任何可能的解释都需要有充足的证据来证实的思想从未表露过。“观点与不解之谜”的情况也是同样,正如片名所示,平淡无奇的谜底不受欢迎,数不清的离奇结果被炒来炒去。“我们在探索”频繁地采用本质上有趣的主题,系统地歪曲证据。如果现在有一个平淡无奇的科学解释,还有一个特别非同一般的超自然的或从特异功能角度所作出的解释,你可能会相信被详细描述的那个解释。我们可以信手拈来一例:有一个作者在其书中说,比冥王星更远的地方有一个很重要的行星。他的证据来自古代苏美尔时代流传下来的一个圆柱形印章,这方印章篆刻于望远镜发明之前。他说,他的观点逐渐被专业天文学家们所接受。在他的书中,只字未提天文学家在研究海王星、冥王星的移动规律以及宇宙飞船在更远的距离进行的四次探险,试图发现他所说的那颗行星的过程中所遭受的失败。电视节目中的画面也没有经过鉴定和甄别。幕外解说员在讲解恐龙,我们看到的却是一只毛绒绒的猛犸象;解说员在讲解气垫船,屏幕上显示的却是一架正在起飞的直升机;我们听到的是湖泊和洪水泛褴的声音,看到的却是大山。他们认为这些都无关紧要。视觉效果与事实无关,就像解说与事实无关一样。有一个系列片叫做“超级档案”。这个片子口口声声说欢迎对超自然现象从怀疑角度进行审查,但是,事实上却编造了外星人绑架、特异功能和政府在掩盖所有公民感兴趣的事实的阴谋等故事。几乎没有一个超自然的解释是揭露骗人的把戏、心理错乱或对自然世界的误解的。更接近现实和更符合大众利益的系列片应该是在片中对超自然的说法进行系统的剖析,每一个事件都应该用人人都能够听得懂的语言进行解释。在揭露出误解和哄骗是如何产生于看起来是真实的超自然现象时,将会产生戏剧性的紧张效果。也许某个调查人员总是会感到失望,希望下一次能够出现一个能够经受怀疑者详细审查的真正的超自然事件。在电视科幻片中还有一些明显的缺陷。比如“星际旅行”,尽管这个片子很吸引人,其画面展示了动人的国际和星际间大战的宏伟场面,却在许多地方缺乏最基本的科学事实根据。斯波克先生是人类与一种在火神星上独立进化的生命形式的杂交生物,一般来讲,这种杂交成功的可能性不会比人与洋蓟之间杂交更大。但是,这种思想却在大众文化中开创了外星人与人类杂交的先例,这种思想后来变成了外星人绑架传说中的重要内容。随后在各种“星际旅行”的电视系列片和电影中出现大量的外星人种也是必然的。我们耗费了大量的时间看的只是那些矮小的人类变种。这种现象是受经济利益驱使而形成的。这种影片的拍摄费用仅仅是一个演员的工资和一个乳胶面具的成本,但却完全背离了进化过程的随机的本质。如果真有外星人,我想他们中的大多数看上去比克林根和罗姆兰更不像人类(而且由于相差极大的技术水平而想象的水平差距更大)。“星际旅行”一直没有认真地看待进化论问题。在很多电视节目和电影中,甚至是很肤浅的科学内容(对情节并不重要的漫不经心的台词与科学基本无关)也是有很大缺陷的。制作组仅需花很少的钱就可以雇一个研究生读一下脚本草稿,检查一下其科学内容的准确程度。但是,就我所知,他们几乎从来没有这样做过。这使在其它很多方面堪称楷模的电影“星球大战”出现把“秒差距”说成是速度单位而不是距离单位的简单而愚蠢的笑话。如果在这方面稍加留意,他们甚至还能够改进情节。当然,他们也可能通过电影向广大观众传授一点科学知识。电视给轻信者提供了大量的伪科学。电视节目中有许多内容涉及到医药和技术,但却难以找到科学的内容。特别是在大型商业电视网中,在那些经理们的眼中,科学节目就意味着收视率降低,利润的减少。除了钱任何东西都不重要。在电视雇员中也有拥有“科学记者”头衔的人,偶尔也听说有一部新闻影片是专门讲科学的。但我们从这些影片中几乎从来没有看到科学,而只是医学和技术。我怀疑在所有的电视网中是否有主要工作就是阅读每周的《自然》或《科学》的雇员,看看是否有具有新闻价值的科学发现。当每年秋季宣布诺贝尔科学奖的时候就是“播送”科学超级新闻的时候,这是向公众解释授奖意义的机会。但是,我们听到的几乎总是这样的话:“……希望有一天人类能够战胜癌症。今天在贝尔格莱德……”在广播节目中或电视脱口秀节目中,在那些无聊的星期日早间节目中,中年白人围坐在一起彼此附和,这其中到底有多少科学内容呢?你最后一次听到美国总统发表对科学的明智的评论是什么时候?为什么在全美国所有的电视剧中都没有一个讲述献身于探索宇宙运行规律的英雄?当一桩轰动的谋杀审判案使得人人都在随意地谈论DNA测试的时候,电视台是否在黄金时间特别节目中专门报道过核酸和遗传问题?我甚至记不得是否在电视上看过有关电视工作原理的准确而细致的描述。迄今为止,能够引起人们科学兴趣的最有效手段就是电视了。但是这个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媒体在传播科学给人们带来的愉悦和教给人们科学方法方面却几乎没有做什么工作,然而“疯狂的科学家”这架机器却在呼呼地喘息着继续向前开着。在美国90年代初的一次民意调查中,2/3的成年人对“信息高速公路”一无所知;42%的人不知道日本位于何处;38%的人没听说过“大屠杀”一词。但是听说过门内德斯、博比特以及O?J?辛普森谋杀案的比例却高达90%以上;99%的人听说过歌星迈克尔?杰克逊对一男孩进行性骚扰的事情。美国可能是全世界娱乐最多的国家,但是它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加拿大和美国同时进行的调查表明,电视观众希望能看到更多的科学节目。在北美的公共广播系统中有一个叫做“新星”的很好的科学系列节目。有时候在“发现”或“学习”频道,或者加拿大广播公司的广播节目中也有很好的节目。比尔?奈在公众广播服务中心开办“科学小子”节目发展迅速,其特点是节目引人入胜,涵盖了科学的很多领域,有时甚至还对发明的过程进行讲解。这些媒体对公众非常感兴趣的科学知识无论是在广度还是在深度的传播上都还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更不用说从公众对于科学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中获得巨大益处了。我们怎样让更多的科学知识上电视呢?以下是一些可能的办法:* 在新闻和评论节目中定期播出科学奇观和科学方法,在发明的过程中展示人类真正的激动人心的成果。* 拍摄一个“揭示秘密”的系列片,告诉观众人类长期以来重大的思考和困惑不解的问题是如何从理性的角度得到解决的,其中包括法医学和流行病学中长期没有解决的案例。* 警钟再次响起:拍摄一个系列片,在这部片子中,我们将再现媒介和公众对政府联合编造的谎言完全信以为真的过程。前两集可以是东京湾“事件”和在1945年以来不加怀疑和未受保护的美国普通公众和军队人员对“国防”的各项要求的详细看法。* 拍摄每集有独立内容的系列片,表现著名科学家、国家领导人和宗教人士所犯的重大错误和对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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