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害虫的爆发都是跟随在用杀虫剂喷撒森林之后而来的。(1929年的那次喷药是在DDT时代之前，当时使用的是砷酸铅。)　　为什么蜘蛛螨会因使用杀虫剂而变得更加兴旺？除了蜘蛛螨相对地对杀虫剂不敏感这一明显的事实而外，看来还有两个其他的原因。在自然界，蜘蛛螨的繁殖受到了许多种捕食性昆虫的制约，如瓢虫、一种五倍子蜂、食肉螨类和一些掠食性臭虫，所有这些虫子都对杀虫剂极为敏感。第三个原因必须到蜘蛛螨群体内部的数量压力上去寻找。一个不构成灾害的螨群体是一个稠密的、定居下来的集团，它们拥挤在一个躲避敌人的保The Silent Spring护带中。在喷药之后，这个群体就解散了，这时螨虫虽未被化学药物杀死，但却受了刺漱，它们溃散开，去寻找它们能以安身的地方。当发生这种情况时，螨虫就发现了有比在从前的集团中能得到多得多的空间和食物。螨虫的敌人死掉了，螨虫没有必要再去花费它们的能量去维持那神秘的保护带了。它们就集中能量进行大量繁殖。它们的产卵量能增加三倍，这是不寻常的，——这一切都是得济于杀虫剂的效果。　　在一个有名的苹果种植区维多尼亚的山南边山谷中，当DDT开始代替砷酸铅时，一大群被叫做红带叶鸽的小昆虫就发展起来，变成了种植者们的一种灾难。它的危害过去从来没有这样严重过；这种小强盗索取的买路钱很快就增长到要人们付出50%的谷物；另外，在这个地区，而且在美国东部和中西部的大部分地区，随着DDT使用量的增加它很快变成了苹果树最有毁坏性的灾虫。　　这一情况饱含讽刺。四十年代后期在诺瓦·斯克梯亚苹果园中，鳕蛾(引起“多虫苹果”)的最严重蔓延出现在这个反复喷药的果园里。而在未曾喷药的果园里，这种蛾并不曾多到足以造成真正的麻烦。　　积极喷药在苏丹东部得到了一个同样不满意的报应，那儿的棉花种植者对DDT有一个痛苦的经验。在盖斯三角洲的大约60，000英亩棉田一直是靠灌溉生长的。当DDT的早期试验得到明显良好结果的时候，喷药就加强了。但这就是以后麻烦的开始。棉桃蠕虫是棉花的最有破坏性的敌人之一。但是，棉田愈喷药，棉桃蠕虫出现得就愈多。与喷过药的棉田相比，未喷药的棉田的棉桃和成熟的棉朵所遭受的危害较小，而且在两次喷药的田地里棉籽的产量明显地下降了。虽然一些吃叶子的昆虫被消灭了，但任何可能由此而得到的利益也全部被棉桃蠕虫的危害抵消了。最后，棉田种植者才不愉快地恍然大悟，如果他们不给自己找麻烦，不去化钱喷药的话，他们的棉田本来是可以得到更高的产量的。在比属刚果和乌干达，大量使用DDT对付咖啡灌木害虫的后果几乎是一场“大灾大难”。害虫本身几乎完全没有受到DDT的影响，而它的捕食者都对DDT异常敏感。在美国，由于喷药扰乱了昆虫世界的群体动力学，农民们田里的害虫愈来愈猖狂。最近所执行的两个大规模喷药计划正好取得了这样的后果。一个是美国南部的捕灭红蚁计划，另一个是为了消灭中西部的日本甲虫。(见第10章和第7章)　　当1957年在路易斯安娜州的农田里大规模使用七氯后，其结果使甘蔗的一种最凶恶的敌人——甘蔗穿孔虫得到解放。在七氯处理过后不久，穿孔虫的危害就急骤增长起来了。旨在消灭红蚁的七氯却把穿孔虫的天敌们杀掉了。甘蔗如此严重地被毁坏，以致于农民们都要去控告路易斯安娜州，因为该州没有对这种可能发生的后果提前发出警告。　　伊利诺斯州的农民也得到一次同样的惨痛教训。为了控制日本甲虫，在狄氏剂的破坏性喷液已在伊利诺斯州东部的农田施用之后，农民们发现谷物穿孔虫在处理过的地区大量地增长起来。事实上，在施药地区谷物所生长的田野里所存在的这种昆虫的破坏性幼虫的数量相当于其他地区的两倍以上。那些农民们可能还不知道所发生的事情的生物学原理，不过他们并不需要科学家来告诉他们说他们已经买了个高价货。他们在企图摆脱一种昆虫的尝试中已为自己带来了另一个危害严重得多的虫灾。根据农业部预计，日本甲虫在美国所造成的全部损失总计约为每年1000万美元，而由谷物穿孔虫所造成的损失可达8500万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人们过去一直是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着自然力量来控制谷物穿孔虫的。在这种昆虫于1917年被意外地从欧洲引入之后的两年中，美国政府就开始执行一个收集和寂静的春天进口这种害虫的寄生生物的得力计划。从那时起，24种以谷物穿孔虫为宿主的寄生生物以一个可观的代价由欧洲和东方引入美国。其中，有5种被认为具有独立控制穿孔虫的价值。无需多说，所有这些工作所取得的成果现在已受到了损害，因为这些进口的谷物穿孔虫的天敌已被喷药杀死了。　　如果有人怀疑这一点，请考虑加利福尼亚州柑桔丛树的情况。在加利福尼亚，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了一个生物控制的、世界最著名和最成功的例子。1872年，一种以桔树树汁为食料的介壳虫出现在加利福尼亚，并且在随后的十五年中发展成了一种有如此巨大危害的虫灾，以致于许多果园的水果收成丧失殆尽。年轻的柑桔业受到了这一灾害的威胁。当时许多农民丢弃并拔掉了他们的果树。后来，由澳大利亚进口了一种以介壳虫为宿主的寄生昆虫，这是一种被称为维达里亚的小瓢虫。在首批瓢虫货物到达后才过了两年，在加利福尼亚所有长桔树地方的介壳虫已完全置于控制之下。从那时以来，一个人在桔树丛中找几天也不会再找到一个介壳虫了。　　然而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这些柑桔种植者开始试用具有魔力的新式化学物质来对付其他昆虫。由于使用了DDT和其他随后而来的更为有毒的化学药物，在加利福尼亚许多地方的小瓢虫群体便被扫地出门了，虽然政府过去为进口这些瓢虫曾花费了近5000美元。这些瓢虫的活动为果农每年挽回几百万美元，但是由于一次欠考虑的行动就把这一收益一笔勾销了。介壳虫的侵扰迅速卷土重来，其灾害超过了五十年来所见过的任何一次。　　在里沃赛德的柑桔试验站工作的保尔·迪白克博士说：“这可能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现在，控制介壳虫的工作已变得极为复杂化了。小瓢虫只有通过反复放养和极其小心地安排喷药计划才能够尽量减少它们与杀虫剂的接触而存留下来。且不管柑桔种植者们怎么干，他们总要多多少少对附近土地的主人们发点慈悲，因为亲虫剂的飘散可能给邻居带来严重灾害。　　所有这些例子谈的都是侵害农作物的昆虫，而带来疾病的那些昆虫又怎么样呢？这方面己经有了不少警告。一个例子是在南太平洋的尼桑岛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那儿一直在大量地进行喷药，不过在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喷药就停止了。很快，人群传染疟疾的蚊子重新入侵该岛，当时所有捕食蚊子的昆虫都已被杀死了，而新的群体还没来得及发展起来，因此蚊子的大量爆发是极易想见的。马歇尔·莱尔德描述了这一情景，他把化学控制比做一个踏车；一旦我们踏上，因为害怕后果我们就不能停下来。世界上一部分疾病可能以一种很独特的方式与喷药发生关系。有理由认为，象蜗牛这样的软体动物看来几乎不受杀虫剂的影响。这一现象已被多次观察到。在佛罗里达州东部对盐化沼泽喷药所造成的、通常的大量生物死亡中，唯有水蜗牛幸免。这种景象如同人们所描述的是一幅可怖的图画——它很象是由超现实主义画家的刷子创作出来的那种东西。在死鱼和气意奄奄的螃蟹身体中间，水蜗牛在一边爬动着，一边吞食着那些被致命毒雨害死的被难者。　　然而，这一切有什么重要意义呢？这一现象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许多蜗牛可以作为许多寄生性蠕虫的宿主，这些寄生虫在它们的生活循环中，一部分时间要在软体动物中度过，一部分时间要在人体中度过。血吸虫病就是一个例子，当人们在喝水或在被感染的水中洗澡时，它可以透过皮肤进入人体，引起人的严重疾病。血吸虫是靠蜗螺宿主而进入水体的。这种疾病尤其广泛地分布在亚洲和非洲地区。在有血吸虫的地方，助长蜗螺大量繁殖的昆虫控制办法似乎总导致严重的后果。The Silent Spring　　当然，人类并不是蜗螺所引起的疾病的唯一受害者。牛、绵羊、山羊、鹿、麋、兔和其他各种温血动物中的肝病都可以由肝吸虫引起，这些肝吸虫的生活史有一段是在淡水蜗螺中度过的。受到这些蠕虫传染的动物肝脏不适宜再作为人类食物，而且照例要被没收。这种损失每年要浪费美国牧牛人大约350万美元。任何引起蜗螺数量增长的活动都会明显地使这一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在过去的十年中，这些问题已投下了一个长长的暗影，然而我们对它们的认识却一直十分缓慢。大多数有能力去钻研生物控制方法并协助付诸实践的人却一直过份忙于在实行化学控制的更富有刺激性的小天地中操劳。1960年报道，在美国仅有2%的经济昆虫学家在从事生物控制的现场工作，其余98%的主要人员都被受聘去研究化学杀虫剂。　　情况为什么会这样？一些主要的化学公司正在把金钱倾倒到大学里以支持在杀虫剂方面的研究工作。这种情况产生了吸引研究生的奖学金和有吸引力的职位。而在另一方面，生物控制研究却从来没有人捐助过——原因很简单，生物控制不可能许诺给任何人那样一种在化学工业中出现的运气。生物控制的研究工作都留给了州和联邦的职员们，在这些地方的工资要少得多了。　　这种状况也解释了这样一个不那么神秘的事实，即某些杰出的昆虫学家正在领头为化学控制辩护。对这些人中某些人的背景进行了调查，披露出他们的全部研究计划都是由化学工业资助的。他们的专业威望、有时甚至他们的工作本身都要依靠着化学控制方法的永世长存。毫不夸张地说，难道我们能期待他们去咬那只给他们喂食物的手吗？　　在为化学物质成为控制昆虫的基本方法的普遍欢呼声中，偶尔有少量研究报告被少数昆虫学家提出，这些昆虫学家没有无视这一事实，即他们既不是化学家，也不是工程师，他们是生物学家。　　英国的F·H·吉克勃声称：“许多被你为经济昆虫学家的人的活动可能会使人们认为，他们这样干是由于他们相信拯救世界就要靠喷雾器的喷头..他们相信，当他们制造出了害虫再起、昆虫抗药性或哺乳动物中毒的问题之后，化学家将会再发明出另外一种药物来治理。现在人们还认识不到最终只有生物学家才能为根治害虫问题提出答案”。诺瓦.斯克梯雅的A.D.毕凯特写道：“经济昆虫学家必须要意识到，他们是在和活的东西打交道..，他们的工作必须要比对杀虫剂进行简单试验或对强破坏性化学物质进行测定更为复杂一些。”毕凯特博士本人是创立控制昆虫合理方法的研究领域中的一位先驱者，这种方法充分利用了各种捕食性和寄生性昆虫。　　毕凯特博士大约在35年前，在诺瓦·斯克梯雅的安那波里斯山谷的苹果园中开始了他的研究工作，这个地方一度是加拿大果树最集中的地区。在那时候，人们相信杀虫剂(当时只有无机化学药物)是能够解决昆虫控制问题的，人们相信唯一要做的事是向水果种植者们介绍如何遵照所推荐的办法使用。然而，这一美好的憧憬却未能实现。不知为什么，昆虫仍在活动。于是，又投入了新的化学物质，更好的喷药设备也被发明出来了，并且对喷药的热情也在增长，但是昆虫问题并未得到任何好转。后来，人们又说DDT能够“驱散”鳕蛾爆发的“恶梦”；实际上，由于使用DDT却引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螨虫灾害。毕凯特博士说：“我们只不过是从一场危机进入另一场危机，用一个问题换来了另一问题”。　　然而，在这一方面，毕凯特博士和他的同事们闯出了一条新的道路，他们抛弃了其他昆虫学家还在遵循的那条老路；在那条老路上，昆虫学家们还在继续跟在不断变得愈寂静的春天来愈毒的化学物质的鬼火的屁股后面跑。毕凯特博士及其同事们认识到他们在自然界有一个强有力的盟友，他们设计了一个规划，这个规划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自然控制作用，并把杀虫剂的使用压缩到了最小限度。必须使用杀虫剂时，也把其剂量减低到最小量，使其足以控制害虫而不致于给有益的种类造成不可避免的伤害。计划内容中也包括选择适当的撒药时机。例如，如果在苹果树的花朵转为粉红色之前，而不是在这一时刻之后去喷撒尼古丁硫酸盐，那么一种有重要作用的捕食性昆虫就会保存下来，可能这是因为在苹果花转为粉红色之前它还在卵中未孵出。　　毕凯特博士特意仔细挑选那些对寄生昆虫和捕食性昆虫危害极小的化学药物。他说：“如果我们在把DDT、对硫磷、氯丹和其他新杀虫剂作为日常控制措施使用时，能够按照我们过去使用无机化学药物时所采用的方式去干，那么对生物控制感兴趣的昆虫学家们也就不会有那么大意见了。”他主要依靠“尔叶尼亚”(由一种热带植物的地下茎演化而来的一个名字)、尼古丁硫酸盐和砷酸铅，而不用那些强毒性的广谱杀虫剂，在某些情况下使用非常低浓度的DDT和马拉硫磷(每100加仑中1或2盎斯——而过去常用100加仑中1或2磅的浓度)。虽然这两种杀虫剂是当代杀虫剂中毒性最低的，但毕凯特博士仍希望进一步的研究能用更安全、选择性更好的物质来取代它们。　　他们的那个规划进行得怎么样呢？在诺瓦·斯克梯雅，遵照毕凯特博士修订的喷药计划的果园种植者们和使用强毒性化学药物的种植者一样，正在生产出大量的头等水果，另外，他们获得上述成绩其实际花费却是较少的。在诺瓦·斯克梯雅苹果园中，用于杀虫剂的经费只相当于其他大多数苹果冲植区经费总数的10一20%。　　比得到这些辉煌成果更为重要的一个事实是，即由诺瓦·斯克梯雅昆虫学家们所执行的这个修改过的喷药计划是不会破坏大自然的平衡的。整个情况正在向着由加拿大昆虫学家G·C·尤里特十年前所提出的那个哲学观点的方向顺利前进，他曾说：“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哲学观点，放弃我们认为人类优越的态度，我们应当承认我们能够在大自然实际情况的启发下发现一些限制生物种群的设想和方法，这些设想和方法要比我们自己搞出来的更为经济合理”。The Silent Spring十六、崩溃声隆隆寂静的春天如果达尔文今天还活着，他一定会为昆虫世界在适者生存理论上所表现出的令人印象深刻的验证感到高兴和惊讶。在大力推行的化学喷撒的重压之下，昆虫种群中的弱者都被消灭掉了。现在，在许多地区和许多种类中，只有健壮的和适应能力强的昆虫才在反控制中活了下来。近半个世纪以前，华盛顿州立大学的昆虫学教授A·L·麦兰德问了一个现在看来纯粹是修辞学上的问题：“昆虫是否能够逐渐变得对喷药有抵抗力？”如果当时给麦兰德的回答看来是不清楚或太慢的话，那只是因为他的问题提出得太快了——他在1914年提出他的问题，而不是在四十年之后。在DDT时代之前，当时使用无机化学药物的规模在今天看起来是极为谨慎的，但已到处都引起了那些经过喷药后存活下来的昆虫的应变。麦兰德本人也陷入桑·古斯介壳虫的困扰之中，他曾花费了几年时间用喷撒硫化石灰称心如意地控制住了这种虫子；然而后来，在华盛顿的克拉克斯顿地区这种昆虫变得很倔强——它们比在万那契和雅吉玛山谷果园中时更难被杀死。突然地，在美国其他地区的这种介壳虫似乎都有了同样一个主意：在果园种植者们勤勉地、大方地喷撒硫化石灰的情况下，它们都不愿意再死去了。美国中西部地区的几千英亩优良果园已被现在这种对喷药无动于衷的昆虫毁灭了。然而，在加利福尼亚，一个长期为人们所推崇的方法——用帆布帐篷将树罩起来，并用氢氰酸蒸汽熏这些树——在某些区域开始产生令人失望的结果，这一问题被提到加利福尼亚柑桔试验站去研究，这一研究开始于1915年左右，并持续进行了四分之一世纪。虽然砷酸铅成功地对付鳕蛾已达四十年之久，但在本世纪二十年代这种蛾仍变成了一种有办法抵抗药物的昆虫。不过，只有在DDT和它的各种同类出现之后才将世界引入了真正的抗药性时代。任何一个人只要有点儿最简单昆虫知识或动物种群动力学知识，是不应对下述事实感到惊奇的，即大约在很少的几年中，一个令人不快的危险问题已经清楚地显现出来了。虽然人们慢慢地都知道昆虫具有对抗化学物质的能力，但看来目前只有那些与带病昆虫打交道的人们才觉悟到这一情况的严重性；虽然现实的困难是以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论为依据，但大部分农业工作者还在高兴地希望发展新型的和毒性愈来愈强的化学药物。人们为了认识昆虫抗药性现象曾付出了许多时间，但昆虫抗药性本身的产生却远远不要那么多时间。在1945年以前，仅知大约有十几种昆虫对DDT出现以前的某些杀虫剂逐渐产生了抗性。随着新的有机化学物质及其广泛应用的新方法的出现，抗药性开始急骤发展，于1960年达到了有137种昆虫已具有抗药性。没有一个人相信事情就到此为止了。在这个课题上现在已出版了不下1000篇技术报告。世界卫生组织在世界各地约300名科学家的赞助下，宣布“抗药性现在是对抗定向控制计划的一个最重要问题”。一个著名的英国动物种群研究者卡尔斯·艾尔通博士曾说过：“我们正在听到一个可能发展成为巨大崩溃的早期隆隆声”。抗药性发展得如此之迅速，以致于有时在一个庆贺某些化学药物对一种昆虫控制成功的报告墨迹未干的时候，又不得不再发出另外一个修正报告了。例如在南非，牧年人长期为蓝扁虱所困扰，单在一个大牧场中每年就有600头牛因此玩去。多年来，这种扁虱已对砷喷剂产生了抗性。然后，又试用了六六六，在一个很短的期间内一切看来都很令人满意。早在1949年发出的报告声称，抗砷的扁虱能够很容易地被这种新化学物质控制住。但第二年，一个宣布昆虫抗药性又向前发展了的悲哀通告不得不出版了。这一情况激起一个作家在1950The Silent Spring年的《皮革商业回顾》中评论道：“象这样一些通过科学交流悄悄泄露出来的、只在对外书刊中占一个小小位置的新闻是完全有资格在报纸上登出一个同新原子弹消息一样大的标题的，如果这件事的重要意义完全为人们所了解的话”。虽然昆虫抗性是一个与农业和林业有关的事，但在公共健康领域中也引起了极为严重的不安。各种昆虫和人类许多疾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古老的问题。阿诺菲来斯蚊可以把疟疾的单个细胞注射进入的血液中。其他一种蚊子可以传播黄热病。还有另外一些蚊子传染脑炎。家蝇并不叮人，然而却可以通过接触使痢疾杆菌沾污人类的食物，并且在世界许多地方起着传播眼疾的重要作用。疾病及其昆虫携带者(即带菌者)的名单中包括有传染斑疹伤寒的虱子，传播鼠疫的鼠蚤，传染非洲嗜睡病的萃苹蝇，传染各种发烧的扁虱，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必将遇到的重要问题。任何一个负责任的人都不会认为可以不理睬这些虫媒疾病。现在我们面临一个问题：用正在使这一问题恶化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究竟是否聪明，是否是负责任的呢？我们的世界己经听到过许多通过控制昆虫传染者来战胜疾病的胜利消息，但是我们的世界几乎没有听到这个消息的另外一面——失败的一面，这个短命的胜利现在有力地支持着这样一种情况，即我们的敌人昆，虫由于我们的努力实际上己经变得更加厉害了。甚至更糟糕的是，我们可能已毁坏了我们自己的作战手段。一个杰出的加拿大昆虫学家A ·W·A·布朗博士受聘于世界卫生组织去进行一个关于昆虫抗性问题的广泛调查。在1958年出版的总结专题论文中，布朗博士这样写道：“在向公共健康计划中引入强毒性人造杀虫剂之后还不到十年，主要的技术问题已表现为昆虫对这些曾用来控制它们的杀虫剂的抗性的发展。”在他已发表的专论中，世界卫生组织警告说：“现正在进行的对由节足动物引起的如霍乱、斑疹伤寒、鼠疫这样一些疾病的劲头十足的进攻已经面临着一个严重退却的危险，除非这一新问题能够迅速被人们所解决.. ”。这一倒退的程度如何？具有抗药性昆虫的名单现在实际上已包括了全部具有医学意义的各种昆虫。黑蝇、沙蝇和萃萃蝇看来还没有对化学物质产生抗药性。另一方面，家蝇和衣虱的抗药性现已发展到了全球的范围。征服疟疾的计划由于蚊子的抗性而遇到困难。鼠疫的主要传播者东方鼠蚤最近已表现出对DDT的抗性，这是一个最严重的进展。每个大陆和大多数岛屿都正在报告当地有许多种昆虫有了抗药性。也许可以说，首次在医学上应用现代杀虫剂是在1943年的意大利，当时盟军政府用DDT粉剂撒在大批的人身上，成功地消灭了斑疹伤寒。跟着，两年之后，为控制疟蚊进行了广泛的残留喷撒。仅在一年以后，一个麻烦的迹象就出现了，家蝇和蚊子开始对喷撒的药物表现出有了抗药性。1948年，一种新型化学物质——氯丹作为DDT的增补剂而被试用。这一次，有效的控制保持了两年；不过到1950年8月，对氯丹具有抗性的蚊子也出现了，到了年底，所有家蝇如同蚊子一样看来都对氯丹有了抗性。新的化学药物一被投入使用，抗药性马上就发展起来了。近1951年底时，DDT、甲氧七氯、氯丹、七氯和六六六都已列入了失效的化学药物质的名单之中。同时，苍蝇却变得“多得出奇..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同样一连串事件在撒丁岛循环重演。在丹马克，含有DDT的药品于1944年首次被使用；到了1947年，对苍蝇的控制在许多地方已告失败。在埃及一些地区，到1948年时，苍蝇已对DDT产生了抗性；用BHC取而代之，不过有效期寂静的春天也不过一年。一个埃及村庄突出地反映出了这一问题。1950年，杀虫剂有效地控制住了苍蝇，而在同一年中，初期的死亡率就下降了将近50%。次年，苍蝇对DDT和氯丹己有抗药性，苍蝇的数量又恢复到原来的水平，死亡率也随之下降到了原先的水平。在美国，在1948年时田纳西河谷的苍蝇已对DDT有了抗药性。其他地区也随之出现此情况。用狄氏剂来恢复控制的努力毫无成效，因为在一些地方，仅仅在两个月之内，苍蝇就获得了对这种药物的顽强抗性。在普遍使用了有效的氯化烃类之后，控制物又转向了有机磷类；不过在这儿，抗药性的故事又再次重演。专家们现在的结论是“杀虫剂技术已不能解决家蝇控制问题，必须重新依靠一般的卫生措施”。在那不列斯对衣虱的控制是DDT最早的、最出名的成效之一。在而后的几年中，与它在意大利的成功相比美的是1945－1946年间的冬天在日本和朝鲜成功地消灭危害约二百万人口的虱。1948年西斑牙防治斑疹伤寒流行病失败，通过这次失败，我们知道往后工作困难重重。尽管这次实践失败，但有成效的室内实验仍使昆虫学家们相信虱未必会产生抗药性；但1950－1951年间冬天在朝鲜发生的事件使他们大吃一惊。当DDT粉剂在一批朝鲜士兵身上使用后，结果很不寻常虱反而更加猖獗了。当把虱收集来进行试验时，发现5%的DDT粉剂不能引起它们的自然死亡率的增加。由东京游民、依塔巴舍收容所，叙利亚、约旦和埃及东部的难民营中收集来的虱子也得出了同样的试验结果，这些结果确定了DDT对控制虱和斑疹伤寒的无效。到了1957年，对DDT有抗药性的虱的所在国家的名单已扩展到包括伊朗、土耳其、埃塞俄比亚、西非、南非、秘鲁、智利、法国、南斯拉夫、阿富汗，乌干达、墨西哥和坦噶尼喀。在意大利最初出现的那种狂喜看来已真的暗淡下来了。对DDT产生抗性的第一种疟蚊是希腊的萨氏按蚊。1946年开始强烈的喷撒，并得到了最初的成功；然而到了1949年，观察者们注意到大批成年蚊子停息在道路桥梁的下面，而不呆在己经喷过药的房间和马厩里。蚊子在外面停息的地方很快地扩展到了洞穴、外屋、阴沟里和桔树的叶丛和树干上。很明显，成年蚊子已经变得对DDT有足够的耐药性，它们能够从喷过药的建筑物逃脱出来并在露天下休息和恢复。几个月之后，它们能够留在房子中了，人们在房子中发现它们停歇在喷过药的墙壁上。这是一个现在已出现的极严重情况的前兆。疟蚊对杀虫剂的抗性增长极快，这一抗性发展完全是由旨在消灭疟疾的房屋喷药计划本身的彻底性所创造出来的。在1956年，只有5种疟蚊表现出抗药性；而在1960年初其数量已由5种增加到了28种！其中包括在非洲西部、中美、印度尼西亚和东欧地区的非常危险的疟疾传播者。在传播其他疾病的蚊子中，这一情况也正在重演。一种携带着与橡皮病这样一些疾病有关的寄生虫的热带蚊子在世界许多地方己变得具有很强的抗药性。在美国一些地区，传播西方马疫脑炎的蚊子己经产生了抗药性。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与黄热病的传播者有关，在几个世纪中这种病都是世界上的大灾难。这种蚊子的抗药性的发展已出现在东南亚，而现在已是加勒比海地区的普通现象。来自世界许多地方的报告表现了昆虫产生抗药性对疟疾和其他疾病的影响。在特利尼代德，1954年的黄热病大爆发就是跟随在对病源蚊子进行控制因蚊子产生抗性而失败之后发生的。在即度尼西亚和伊朗，疟疾又活跃起来。在希腊、尼日刊亚和利比亚，蚊子继续躲藏下来，并继续传播疟原虫。通过控制苍蝇在佐治亚州所取得的腹泻病的发病减少的成绩已在一年时间中付诸东流The Silent Spring了。在埃及，通过暂时地控制苍蝇所得到的急性结合膜炎的病情降低，在1950年以后也不复存在了。有一件事对人类健康来说并不太严重，但从经济价值来衡量却很令人头痛，那就是佛罗里达的盐化沼泽地蚊子也表现出有了抗药性。虽然这些蚊子不传染疾病，但它们成群地出来吸人血，从而使佛罗里达海岸边的广大区域成了无人居住区，直到控制——一个很难的而且是暂时性的控制实行之后，这一情况才有所改变；但是，这一成效很快就又消失了。普通家蚊到处都正在产生着抗药性，这一事实应当使现在许多正定期进行大规模喷药的村庄停息下来。在意大利、以色列、日本、法国和包括加利福尼亚；俄亥俄、新泽西和马萨诸塞州等美国部分地区，这种蚊子现在已对厉害的杀虫剂产生了抗性，在这些杀虫剂中应用最广泛的是DDT。扁虱又是一个问题。木扁虱是脑脊髓炎的传播者，它最近已产生了抗药性，褐色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