态。放射性已远远在地球上还没有任何生命以前已经存在于岩石放射性本底、宇宙射线爆炸和太阳紫外线中了；现存的放射性是人们干倾原子时的人工创造。生命在本身调整中所遭遇的化学物质再也远远不仅是从岩石里冲刷出来的和由江河带到大海去的钙、硅、铜以及其他的无机物了，它们是人们发达的头脑在买验室里所创造的人工合成物，而这些东西在自然界是没有对应物的。 在大自然的天平上调整这些化学物质是需要讨间的；它不仅需要一个人的终生，而且需要许多代的时间。即使借助于某些奇迹使这种调整成为可能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新的化学物质象涓涓溪流不断地从我们实验室里涌出，单是在美国，每一年几乎有五百种化学合成物在实际应用上找到它们的出路。这些化学物品的形状变幻不定，而且它们的复杂性是不可轻易掌握的--人和动物的身体每年都要千方面计去适应五百种这样的化学物质，而这些化学物质完全都是生物未曾经验过的。 这些化学物质中有许多应用于人对自然的战争中，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期以来，二百多种基本的化学物品被创造出来用于杀死昆虫、野草、啮齿动物和其他一些用现代俗语称之为“害虫”的生物。这些化学物品是以几千种不同的商品名称出售的。 这些喷雾器、药粉和喷撒药水现在几乎已曾遍地被农场、果园、森林和家庭所采用，这些没有选择性的化学药品具有杀死每一种“好的”和“坏的”昆虫的力量，它们使得鸟儿寂静的春天的歌唱和鱼儿在河水里的欢跃静息下来，使树叶披上一层致命的薄膜，并长期滞留在土壤里--造成这一切的原来的目的可能仅仅是为了少数杂草和昆虫。谁能相信在地球表面上撒放有毒的烟幕弹怎么可能不给所有生命带来危害呢？它们不应该叫做“杀虫剂”，而应称为“杀生剂”。 使用药品的整个过程看来好象是一个没有尽头的螺旋形的上升运动。自从DDT可以被公众应用以来，随着更多的有毒物质的不断发明，一种不断升级的过程就开始了。这是由于根据达尔文适者生存原理这一伟大发现，昆虫可以向高级进化以获得对所使用的特定杀虫剂的抗药性，兹后，人们不得不再发明一种致死的药品，昆虫再适座，于是再发明一种新的更毒的药。这种情况的发生同样也是由于后面所描述的这一原因，害虫常常进行“报复”，或者再度复活，经过喷撒药粉后，数目反而比以前更多。这样，化学药品之战永远也不会取胜，而所有的生命在这场强大的交叉火力中都被射中。 与人类被核战争所毁灭的可能性同时存在，还有一个中心问题那就是人类整个环境已由难以置信的潜伏的有害物质所污染，这些有害物质积蓄在植物和动物的组织里，甚至进入到生殖细胞里，以致于破坏或者改变了决定未来形态的遗传物质。 一些自称为我们人类未来的设计师们高兴地预期总有一天能随心设计改变人类细胞原生质，但是现在我们出于疏忽大意就可以轻易做到这一点，因为许多化学药物，如放射性一样可以导致基因的变化。诸如选择一种杀虫药这样一些表面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竟能决定了人们的未来，想想这一点，真是对人类极大的讽刺。 这一切都冒险做过了--为的是什么呢？将来的历史学家可能为我们在权衡利弊时所表现的低下判断力而感到无比惊奇。有理性的人们想方设法控制一些不想要的物种，怎能采取这种方法既污染整个环境、又对他们自已造成疾病和死亡威胁呢？然而，这正是我们所做过的。此外，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检查出原因也没有用。我们听说杀虫剂的广泛大量使用对维持农场生产是需要的。然而我们真正的问题不正是“生产过剩”吗？我们的农场不再考虑改变亩产量的措施，并且付给农夫钱而不让他们去生产，我们的农场生产出这样令人目眩的谷物过剩，使得美国的纳税人在1962年一年中付出了比十亿美元还多的钱作为整个过剩粮食仓库的维修费用。农业部的一个支局企图减少生产，而其它州则如同在一九五八年所做的那样：“通常可以相信，在土地银行的规定下，谷物亩数的减少将刺激对化学药品使用的兴趣以在还留有庄稼的土地上取得最高的产量。”若是这样，对我们所担忧的情况又有何补益呢？ 这一切并不是说就没有害虫问题和没有控制的必要了。我是在说，控制工作一定要立足于现实，而不是立足于神化般的设想，并且使用的方法必须是不要将我们随着昆虫一同毁掉。 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随之而带来一系列灾难，这是我们文明生活方式的伴随物。在人类出现很久以前，昆虫居住于地球--这是一群非常多种多样和和谐的生物。在自从人类出现后的这段时间里，五十多万种昆虫中的一小部分以两种主要的方式与人类的幸福发生了冲突：一是与人类争夺食物，一是成为人类疾病的传播者。 传播疾病的昆虫在人们居住拥挤的地方变成一个重要问题，特别是在卫生状况差的情况下，象在自然灾害期间，或者是遇到战争，或者是在非常贫困和遭受损失的情况下，于是对一些昆虫进行控制就变得很为必要。这是一个我们不久将要看到的严肃事实，大量的化学药物的控制方法仅仅取得了有限的胜利，但它却给企图改善这种状况带来了更大威胁。The Silent Spring 在农业的原始时期，农夫很少遇到昆虫问题。这些问题的发生是随着农业的发展而产生的--大面积土地精耕细作一种谷物。这样的种植方法为某些昆虫的数量的猛烈增加提供了有利条件。单一的农作物的耕种并不符合自然发展规律，这种农业是工程师想象中的农业。大自然赋与大地景色以多种多样性，然而人们却热心于简化它。这样人们毁掉了自然界的格局和平衡，原来自然界有了这种格局和平衡才能保持一定限度的生物种类。一个重要的自然格局是对每一种类生物的栖息地的适宜面积的限制。很明显，一种食麦昆虫在专种麦子的农田里比在麦子和这种昆虫所不适应的其它谷物掺杂混种的农田里繁殖起来要快得多。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干其他情况下。在一代或更久以前，在美国的大城镇的街道两旁排列着高大的榆树。而现在，他们满怀希望所建设起的美丽景色受到了完全毁灭的威胁，因为一种由甲虫带来的疾病扫荡了榆树，如果掺杂混种使榆树与其他树种共存，那么甲虫繁殖和蔓延的可能性必然受到限制。 现代昆虫问题中的另一个因素是必须对地质历史和人类历史的背景进行考察：数千种不同种类的生物从它们原来生长的地方向新的区域蔓延入侵。英国的生态学家查理·爱登在他最近的著作《侵入生态学》一书中对这个世界性的迁徙进行了研究和生动地描述。在几百万年以前的白垩纪时期，泛滥的大海切断了许多大陆之间的陆桥，使生物发现它们自已已被限制在如同爱登所悦的“巨大的、独立的自然保留地”中。在那儿它们与同类的其他伙伴隔绝，它们发展出许多新的种属。大约在一千五百万年以前，当这些陆块被重新连通的时候；这些物种开始迁移到新的地区--这个运动现在仍在进行中，而且正在得到人们的大力帮助。 植物的进口是当代昆虫种类传播的主要原因，因为动物几乎是永恒地随同植物一同迁移的，检疫只是一个比较新的但不完全有效的措施。单美国植物引进局就从世界各地引入了几乎20万种植物。在美国将近90种植物的昆虫敌人是意外地从国外进口带过来的，而且大部分就仿佛徒步旅行时常搭乘别人汽车的人一样乘植物而来。 在其故乡数目不断下降的这一天然敌人，在新的地区中，由于缺乏对它们的防治手段，一种入侵的植物或动物可能蓬勃发展起来。这样，我们最讨厌的昆虫是被传入的种类，这不是偶然的。 这些入侵，不管是天然发生的，还是仰仗人类帮忙而发生的，都好象是在无休止地进行。检疫和巨大的化学药物运动仅仅是买取时间的非常昂贵的方法。我们面临的情况，正如爱登博士所说的：“为了生和死，不仅仅需要寻找镇压这种植物或那种动物的技术方法；代之的是，我们需要关于动物繁殖和它们与其周围环境关系的基本知识；这样做将可以促使建立稳定的平衡，并且封锁住虫灾爆发的力量和新的入侵。” 许多必需的知识现在是可以应用的，但是我们并未应用。我们在大学里培养生态学家，甚至在我们政府的机关里雇用他们，但是，我们很少听取他们的建议。我们任致死的化学药剂象下雨似地喷撒，仿佛别无他法，事实上，倒有许多办法可行，只要提供机会，我们的才智可以很快发现更多的办法。 我们是否巳陷入一个迫使我们接受低劣、有害的命运而失去意志和判断如何是好能力的迷惘之中？这种想法，用生态学家波·斯帕特的话来说，就是：“理想化的生活象仅把头露出水面的鱼一样，在它自己环境恶化的容许限度上缓慢前进..为什么我们要容忍带毒的食物？为什么我们要容忍一个家庭建在枯燥的环境中？为什么我们要容忍与不完寂静的春天全是我们敌人的东西去打仗？为什么我们一面怀着对防止精神错乱的关心，而一面又容忍马达的噪音？谁愿意生活在一个仅仅不是十分悲惨的世界上呢？” 但是，一个这样的世界正在向我们逼近。建立一个无化学毒物、无虫害的世界的十字军运动看来已在许多专家和大部分所谓环境保护办事处那里焕发起巨大的热情。在每一方面来看，存在着证据说明那些正从事喷撒药物的工作显示出一种残忍的力量。康莱尤卡特的昆虫学家尼勒·特诺说过：“进行调解工作的昆虫学家们的职务好象是起诉人、法官、陪审、估税员、收款员和司法官在执行任务。”对农药最恶劣的滥用不管在州还是在联邦的代理处内都在毫无阻拦地进行。 我的意见并不是化学杀虫剂根本不能使用。我所争论的是我们把有毒的和对生物有效力的化学药品不加区分地、大量地、完全地交到人们手中，而对它潜在的危害却全然不知。我们促使大量的人去和这些毒物接触，而没有征得他们的同意甚至经常不使他们知道。如果说民权条例没有提到一个公民有权保证免受由私人或公共机关散播致死毒药的危险的话，那确实只是因为我们的先辈由于受限于他们的智慧和预见能力而无法想象到这类问题。 我进一步要强调的是：我们己经允许这些化学药物使用，然而却很少或完全没有对它们在土壤、水、野生物和人类自己身上的效果进行调查。我们的后代未必乐意宽恕我们在精心保护负担着全部生命的自然界的完美方面所表现的过失。 对自然界受威胁的了解至今仍很有限。现在是这样一个专家的时代，这些专家们只眼盯着他自己的问题，而不清楚套看这个小问题的大问题是否偏狭。现在又是一个工业统治的时代，在工业中，不惜代价去赚钱的权利难得受到谴责。当公众由干面临着一些应用杀虫剂造成的有害后果的明显证据而提出抗议时，一半真情的小小镇定丸就会使人满足。我们急需结束这些伪善的保证和包在令人厌恶的事实外面的糖外衣。被要求去承担由昆虫管理人员所预测的危险的是民众。民众应该决定究竟是希望在现在道路上继续干下去呢，还是等拥有足够的事实时再去做。金·路斯坦德说：“忍耐的义务给我们知道的权利。”The Silent Spring三、死神的特效药寂静的春天现在每个人从胎儿未出生直到死亡，都必定要和危险的化学药品接触，这个现象在世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的。合成杀虫剂使用才不到二十年，就已经传遍动物界及非动物界，到处皆是。我们从大部分重要水系甚至地层下肉狠难见的地下水潜流中部已测到了这些药物。早在十数年前施用过化学药物的土壤里仍有余毒残存。它们普遍地侵入鱼类、鸟类、爬行类以及家畜和野生动物的躯体内，并潜存下来。科学家进行动物实验，也觉得要找个未受污染的实验物，是不大可能的。 在荒僻的山地湖泊的鱼类体内，在泥土中蠕行钻洞的蚯蚓体内，在鸟蛋里面都发现了这些药物；并且住人类本身中也发现了；现在这些药物贮存于绝大多数人体内，而无论其年龄之长幼。它们还出现在母亲的奶水里，而且可能出现在未出世的婴儿的细胞组织里。 这些现象之所以会产生，是由于生产具有杀虫性能的人造合成化学药物的工业突然兴起，飞速发展。这种工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儿。在化学战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了一些实验室造出的药物消灭昆虫有效。这一发现并非偶然：昆虫，作为人类死亡的“替罪羊”，一向是被广泛地用来试验化学药物的。 这种结果已汇成了一股看来仿佛源源不断的合成杀虫剂的溪流。作为人造产物--在实验室里巧妙地操作分子群，代换原子，改变它们的排列而产生--它们大大不同于战前的比较简单的无机物杀虫剂。以前的药物源于天然生成的矿物质和植物生成物--即砷、铜、铝、锰、锌及其它元素的化合物；除虫菊来自干菊花、尼古丁硫酸盐来自烟草的某些同属，鱼藤酮来自东印度群岛的豆科植物。 这些新的合成杀虫剂的巨大生物学效能不同于他种药物。它们具有巨大的药力：不仅能毒害生物，而且能进入体内最要害的生理过程中，并常常使这些生理过程产生致命的恶变。这样一来，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情况一样，它们毁坏了的正好是保护身体免于受害的酶：它们障阻了躯体借以获得能量的氧化作用过程；它们阻滞了各部器官发挥正常的作用；还会在一定的细胞内产生缓慢且不可逆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就导致了恶性发展之结果。 然而，年年却都有杀伤力更强的新化学药物研制成功，并各有新的用途，这样就使得与这些物质的接触实际上已遍及全世界了。在美国，合成杀虫剂的生产从一九四十年的一亿二千四百二十五万九千磅猛增至一九六O年的六亿三千七百六十六万六千磅，比原来增加了五倍多。这些产品的批发总价值大大超过了二亿五千万美元。但是从这种工业的计划及其远景看来，这一巨量的生产才仅仅是个开始。 因此，一本《杀虫药辑录》对我们大家来说是息息相关的了。如果我们要和这些药物亲密地生活在一起--吃的、喝的都有它们，连我们的骨髓里也吸收进了此类药物--那我们最好了解一下它们的性质和药力吧。 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标志着杀虫剂由无机化学药物逐渐转为碳分子的奇观世界，但仍有几种旧原料继续使用。其中主要是砷--它仍然是多种除草剂、杀虫剂的基本成份。砷是一种高毒性无机物质，它在各种金属矿中含量很高，而在火山内、海洋内、泉水内含量都很小。砷与人的关系是多种多样的并有历史性的。由于许多砷的化食物无味，故早在波尔基亚家族时代之前一直到当今，它一直是被作为最通用的杀人剂。砷第一个被肯定为基本致癌物。这是将近两世纪之前由一位英国医师从烟囱的烟灰里作出了鉴定，它与癌有关。长时期来使全人类陷入慢性砷中毒流行病也是有记载的。砷污染了的环境已在马、牛、羊、猪、鹿、鱼、蜂这些动物中间造成疾病和死亡，尽管有这样的记录，砷的喷雾剂、粉剂还是广泛地使用着。在美国南部用砷喷雾剂的产棉乡里，作为一种专业的养蜂业几乎破产。长期The Silent Spring使用砷粉剂的农民一直受着慢性砷中毒的折磨；牲畜也因人们使用含砷的田禾喷剂和除草剂而受到毒害。从兰莓(越桔之一种)地里飘来的砷粉剂散落在邻近的农场里，染污了溪水，致命地毒害了蜜蜂、奶牛，并使人类染上疾病。一位环境癌病方面的权威人士，全国防癌协会的W·C·惠帕博士说：“..在处理含砷物方面，要想采取比我国近年来的实际做法--完全漠视公众的健康状况--还更加漠视的态度，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了。凡是看到过砷杀虫剂撒粉器、喷雾器怎样工作的人，一定会对那种马马虎虎地施用毒性物质深有所感，久久难忘。” 现代的杀虫剂致死性更强。其中大多数自然地属于两大类化学药物中的一类。DDT所代表的其中一类就是著称的“氯化烃”；另一类由有机磷杀虫剂构成，是由略为熟悉的马拉硫磷和对硫磷(1605)所代表的。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如上所述，它们以碳原子为主要成分而构成--碳原子也是生命世界必不可少的“积木”--这样就被划为“有机物”了。为要了解它们，我们必须弄明白它们是由何物造成的，以及它们是怎样(这尽管与一切生物的基础化学相联系着)把自已转化到使它们成为致死剂的变体上去的。 这个基本元素--碳，是这样一种元素，它的原子有几乎是无限的能力：能彼此相互组合成链状、环状及各种别的构形；还能与他种物质的分子联结起来。的确如此，各类生物--从细菌到蓝色的大鲸；有着其难以置信的多样性，也主要是由于碳的这种能力。如同脂肪、碳水化合物、酶、维生素的分子一样，复杂的蛋白质分子正是以碳原子为基础的。同样；数量众多的非生物也如此；因为碳未必就是生命的象征。 某些有机化合物仅仅是碳与氢的化合物。这些化合物中最简单的就是甲烷，或曰沼气，它是在自然界由浸于水中的有机物质的细菌分解而形成的。甲烷若以适当的比例与空气混合，就变成了煤矿内可怕的“瓦斯气”。它有美观的简单结构：由一个碳原子-已依附着四个氢原子--组成。科学家们已发现可以取掉一个或全部的氢原子，而以其他元素来代替。例如，以一个氯原子来取代一个氧原子，我们便制出了氯代甲烷。 除去三个氢原子并用氯来取代，我们便得到麻醉剂氯仿(三氯甲烷）以氯原子取代所有的氢原子，结果得到的是四氯化碳--我们所熟悉的洗涤液。 用最简单的术语来讲，环绕着基本的甲烷分子的反复变化，说明了究竟什么是氯化烃。可是，这一说明对于烃的化学世界之真正复杂性，或对于有机化学家赖以造出无穷变幻的物质之操作仅给予微小的暗示。因为，它可不用只有一个碳原子的简单甲烷分子，而借助由许多碳原子组成的烃分子进行工作，它们排列成环状或链状(带有侧链或者支链)，而紧附着这些侧、支链的又是这样的化学键：不仅仅是简单的氢原子或氯原子，还会是多种多样的原子团。只要外观上有点轻微变化，本物质的整个特性也就随之改变了；例如不仅碳原子上附着的什么元素至为重要，而且连附着的位置也是十分重要的。这样的精妙操作已经制成了一组具有真正非凡力量的毒剂。 DDT(双氯苯基三氯乙烷之简称)是1874年首先由一位德国化学家合成的，但它作为一种杀虫剂的特性是直到1939年才发现的。紧接着DDT又被赞誉为根绝由害虫传染之疾病的、以及帮农民在一夜之间就可战胜田禾虫害的手段。其发现者，瑞士的保罗.穆勒曾获诺贝尔奖金。 现在DDT是这样普通地使用着，在多数人心目中这种合成物倒象一种无害的家常用物。也许，DDT的无害性的神话是以这样的事实为依据的：它的起先的用法之一，是在战时喷撒粉剂于成千上万的士兵、难民、俘虏身上，以灭虱子。人们普遍地这样认为：寂静的春天既然这么多人与DDT极亲密地打过交道，而并未遭受直接的危害，这种药物必定是无害的了。这一可以理解的误会是基于这种事实而产生的--与别的氯化烃药物不同--呈粉状的DDT不是那么容易地通过皮肤被吸收的。DDT溶于油之后，如其往常一样，肯定是有毒的。如果吞咽了下去，它就通过消化道慢慢地被吸收了；还会通过肺部被吸收。它一旦进人体内，就大量地贮存在富于脂肪质的器官内(因DDT本身是脂溶性的)，如肾上腺、睾丸、甲状腺。相当多的一部分留存在肝、肾及包裹着肠子的肥大的、保护性的肠系膜的脂肪里。 DDT的这种贮存过程是从它的可理解的最小吸入量开始的(它以残毒存在于多数食物中)，一直达到相当高的贮量水平时方告停止。这些含脂的贮存所充任着生物学放大器的作用，以致于小到餐食的千万分之一的摄入量，可在体内积累到约百万分之10一15的含量，增加了一百余倍。此类供作参考的话，对化学家或药物学家来说是多么平平常常，但却是我们多数人所不熟悉的。百万分之一，听起来象是非常小的数量--也确是这样；但是，这样的物质效力却如此之大，以其微小药量就能引起体内的巨大变化。在动物实验中，发现百万分之三的药量能阻止心肌里一个主要的酶的活动；仅百万分之五就引起了肝细胞的坏死和瓦解；仅百万分之二点五的与DDT极接近的药物狄氏剂和氯丹也有同样的效果。 这确实并不令人惊诧。在正常人体化学中就存在着这种小原因引起严重后果的情况。比如，小到一克的万分之二的这样少量的碘就可造成健康与疾病之差别。由于这些小量的杀虫剂可以点滴地贮存起来，但只能缓慢地排泄出去，所以肝脏与别的器官的慢性中毒及退化病变这一威胁是非常真切地存在着。 人体内可以贮存多少DDT，科学家们尚无一致意见。食品与药物部的药物学主任阿诺德·李赫曼博士说：“既没有这样一个最低标淮--低于它DDT就不再被吸收了，也没有这样一个最高标淮--超过它吸收和储存就告终止了。”另一方面，美国公共卫生处的威兰德·海斯博士却力辩道：在每个人体内，会达到一个平衡点，超于此量的DDT就被排泄了出来。就实际目的性而言，这两个谁为正确并不是特别重要的。对DDT在人类中的贮存已作了详细调查，我们知道一般常人的贮量是潜在地有害的。据种种研究结果来看，从受毒(不可避免的饮食方面的除外)的个人，平均贮量为百万分之五点三到百万分之七点四；农业工人为百万分之十七点一；而杀虫药工厂的工人竟高达百万分之六百四十八；可见已证实了的贮量范围是相当宽广的；并且，尤为要害的是这里最小的数据也是在可能开始损害肝脏及别的器官或组织的标准之上的。 DDT及其同类的药剂的最险恶的特性之一是它们通过食物这一链条上的所有环节由一机体传至另一机体的方式。例如，在苜蓿地里撒了DDT粉剂；而后用这样的苜蓿作为鸡食饲料；鸡所生的蛋就含有DDT了。或者以干草为例，它含有百万分之七至八的DDT残余，可能用来喂养奶牛；牛奶里的DDT含量就会达到大约百万分之三，而在此牛奶制成的奶油里，DDT含量就会增达百分之六十五。DDT通过这样一个转移进程，本来含量极少，后来经过浓缩，逐渐增高。食品与药物部不允许州际商业装运的牛奶含有杀虫剂残毒，但当今的农民发觉很难给奶牛弄到未受污染的草料。毒质还可能由母亲传到子女身上。杀虫剂残余已被粮药部的科学家们从人奶的取样试验中找了出来。这就意味着人奶哺育的婴孩，除他体内已集聚起来的毒性药物以外，还在接收着少量的却是经常性的补给。然而，这决非该婴儿的第一次遇到中毒之险--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当他还在宫体内的讨候就已经开始了。在实验动物体内，氯化烃药物自由跑穿过胎盘这一关卡。胎盘历来是母The Silent Spring体内使胚胎与有害物质隔离的防护罩。虽然婴儿这样吸收的药量通常不大，却并非不重要，因为婴孩对于毒性比成人要敏感得多。这种情况还意味看：今天，一般常人几乎肯定地是以他第一次贮存此--与日俱增的药物重负而开始其生命的(从此以后就要求他的身体将此重担支撑下去了)。 所有这些事实--有害药物的贮存甚至是低标淮的贮存，随之而来的积聚；以及各种程度的肝脏受损(正常饮食中也会轻易出现)的发生--使得粮药部的科学家们早在l950年就宣布“很可能一直低估了DDT的潜在危险性”。医学史上还没有出现过这种类似的情况。终究其启果会怎么样，也还无人知晓。 氯丹--另一种氯化烃，具有DDT所有这些令人讨厌的属性，还要加上几样它自身独特的属性。它的残毒能长久地存在在油里、在食物中，或在可能敷用它的东西之表面。它利用一切可采用的门路进入人体；可通过肌肤被吸收，可作为喷雾或者粉屑被吸入；当然如果将它的残余吞食了下去，就从消化道吸收了。如同一切别种氯化烃一样；氯丹的沉积物日积月累在体内积聚起来。一种食物含有百万分之二点五少量的氯丹，最终会导致实验动物脂肪内的氯丹贮量增至百万分之七十五。 象李赫曼博士这么有经验的药物学家，曾在1950年这样描述过氯丹：“这是杀虫剂中毒性最强的药物之一，任何人摸了它都会中毒。”郊区居民并没有把这一警告放在心上，他们竟毫无顾忌地随意将氯丹渗入治理草坪的粉剂中。当时这郊区居民并没有马上发病，看来问题不大，但是毒素可长期潜存在人体内，过数月或数年以后才毫无规律地表现出来，到那时就不大可能查究出患病的起因了。但有时，死神也会很快地袭来。有一位受害者，偶而把一种25%的工业溶液洒到皮肤上，四十分钟内显出了中毒症状，未能来得及医药救护就死去了。这种中毒症是不可能提前发觉通知医务人员及时抢救的。 七氯是氯丹的成分之一，作为一种独立的科技术语通行于市。它具有在脂肪里贮存的特殊能力。如果食物中的含量小到仅千万分之一，在体内就会出现含量已可计的七氯了。它还有一种稀奇的本事，能起变化而成为一种化学性质不同的物质--称作环氧七氯。它在土壤里，及植物、动物的组织里都会起这种变化。对鸟类的试验表明由这一变化结果而来的环氧，比原来的药物毒性更强，而原来的药物之毒性已是氯丹的四倍。 远在1930年代中期，发现了一种特殊的烃--氯化萘，它会使受职业性药物危害的人患上肝炎病，也会患稀有的且几乎是无法医治之肝症。它们已引起了电业工人患病与死亡；而且最近以来，在农业方面它们被认为是引起牛畜所患的一种神秘的往往致命的病症的根源。鉴于前例，与这组烃有裙带关系的三种杀虫剂都属于所有烃类药物中最剧毒者之列是无足为怪的了。这些杀虫药就是狄氏剂(氧桥氯甲桥萘)、艾氏剂(氯甲桥萘)以及安德萘。 狄氏剂(为纪念一位德国化学家狄尔斯而命名的)，当把它吞食下去时，其毒性约相当于DDT的五倍，但当其溶液通过皮肤吸收之后，毒性就相当于DDT的四十倍了。它因使受害者发病快，并对神经系统有可怕的作用--使患者发生惊厥--而恶名远扬。这样中毒的人恢复得非常缓慢，足以表明其绵延的慢性药效。至于对其它的氯化烃，这些长期的药效严重损坏肝脏。狄氏剂残毒持续期漫长并有杀虫功用因此就把它当作目前应用最广的杀虫剂之一，而不考虑其后果--施用后随之发生的对野生动物可怕的毁灭。在对鹌鹑和野鸡作试验时，证明了它的毒性约力DDT的四十至五十倍。 狄氏剂怎样在体内进行贮存或分布，或者怎样排泄出去，我们这方面的知识有很大寂静的春天的空白点：因为科学家们发明杀虫药方面的创造才能早就超过了有关这些毒物如何伤害活的肌体的生物学知识。然而，有各种征象表明这些毒物长期贮存在人类体内--这儿，沉积物犹如一座正安眠的火山那样蛰伏着，单等身体汲取脂肪积蓄到生理重压时期，才骤然迸发起来。我们所真正懂得的许多东西，都是通过“世界卫生组织”开展的抗疟运动的艰辛经历中才学到的。一当疟疾防治工作中用狄氏剂取代了DDT（因疟蚊已对DDT有了抗药性），喷药人员中的中毒病例就开始出现了。病症的发作是剧烈的--从半数乃至全部(不同的工作程序，中毒病状各异)受害的人发生痉挛，且数人死亡。有些人自最后一次中毒以后过四个月才发生了惊厥。 艾氏剂是多少有点神秘的一种物质，因为尽管它作为一种独立的实体而存在着，它与狄氏剂却有着至交关系。当你把胡萝卜从一块用艾氏剂处理过的苗圃里拨出以后，发现它们含有狄氏剂的残毒。这种变化发生在活的机体组织内，也发生在土壤里。这种炼丹朱式的转化已导致了许多错误的报道，因为如果一个化学师知道己经施用了艾氏剂而要来化验它是否还存在时，他将会受骗，而认为全部的艾氏剂余毒已经被驱除了。而余毒还在，不过它们是狄氏剂，这需要做不同的试验罢了。 象狄氏剂一样，艾氏剂也是极其有毒的。它引起肝脏和肾脏里退化的病变。若用阿司匹灵药片那样大小的剂量，就足以杀死四百多只鹌鹑。人类中毒的许多病例是留有记录的，其中大多数与工业管理有关。 艾氏剂同本组杀虫剂的多数药物一样，给未来投下一层威胁的阴影--不孕症之阴影。给野鸡喂食少得很的剂量，不足以毒死它们，尽管如此，却只生了很少的儿个蛋；而且由这几个蛋孵出的幼雏很快就死去了。此种影响并不局限于飞禽。遭艾氏剂之毒害的老鼠，受孕率减少了，且其幼鼠也是病态的，活不久的。处理过的母狗所产的小崽三大内就死了。新的一代总是这样或看那样地因其亲体的中毒而遭难。没人知道是否也将在人类中看到同样的影响，可是这一药物业已由飞机喷撒，遍及城郊地区和田野了。 安德萘是所有氯化烃药物中毒性最强的。虽然化学性能与狄氏剂有相当的密切关系，但其分子结构稍加曲变就使得它的毒性相当于狄氏剂的五倍。安德萘使得DDT--此组所有杀虫剂的鼻祖--相形之下看来几乎是无害的了。它的毒性对于哺乳动物是DDT时十五倍；对于鱼类是DDT的二十倍；而对于一些鸟类，则大约是其三百倍。 在使用安德萘的十年期间，它已毒杀过巨量的鱼类，毒死了误入喷了药的果园的牛畜，毒染了井水，从而至少有一个州卫生部严厉警告说，粗率地使用安德萘正在危害着人的生命。 在一起最为悲惨的安德萘中毒事件中，没有什么明显的疏忽之处；曾尽了一番努力做些表面上认为妥贴的预防措施。有一位满周岁的美国小孩，父母带他到委内瑞拉居住下来。在他们所搬入的房子里发现有蟑螂，几天后就用含有安德萘的药剂喷打了一次。在一天上午九点左右开始打药之前，这个婴孩连同小小的家犬都被带到屋外。喷药之后将地板也进行了擦洗。在下午的时候婴孩及小狗又回到了房里。过了一个钟头左右小狗发生了呕吐、惊厥而后死去了。就在当天晚上十点，这个婴孩也发生了呕吐，惊厥并且失去了知觉。自那次生命攸关地与安德萘的接触之后，这一正常健壮的孩子变得差不多象个木头人一样--看，看不见；听，听不见；动辄就发作肌肉痉挛；显然他完全与周围环境隔绝了。在纽约一家医院里治疗数月，也未能转变这种状况或者带来好转的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