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周一良主持过世界现代史教材的编写，又与武汉大学教授吴于廑共同主编了四卷本《世界通史》（负责东方及中外关系部分）。该书1988年获得国家教委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1981年，周一良以近古稀之年应聘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委员，后任常务副主任，并兼任分支学科三国两晋南北朝史主编。　　（杨光辉）　《周易》　　《周易》　　儒家重要经典之一。一名《易》，又称《易经》，包括经和传两部分。经本是占筮书，其基本因素为阳爻（一）、阴爻（■），把三爻重叠起来，构成八卦，即■乾，■坤，■震，■艮，■离，■坎，■兑，■巽。八卦再重叠起来，构成六十四卦，如■泰，■否，每卦均有六爻。经包括六十四卦的卦象、卦名、卦辞、爻辞四部分。卦辞是解释全卦的含义，爻辞是解释每一爻的意义。《易经》分为上下两篇，上经从乾到离，凡三十卦；下经从咸到未济，凡三十四卦，熹平石经《周易》即如此划分，知汉以来传本未变。　　《易经》中传的部分称为《易传》，司马迁称为《易大传》，以区别于汉代其他各家易传。《易大传》是最早解释《易经》的著作。《易传》包括《彖传》上下、《象传》上下、《系辞传》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七部分共十篇，称为《十翼》。翼者羽翼，辅助之意，表明《十翼》旨在解释阐述《易经》。《彖传》是以卦象爻象来判断每一卦的意义。《象传》是解释卦象和卦辞爻辞的，分为《大象》和《小象》。解释卦象和卦义的称为《大象》，解释爻象和爻义的称为《小象》，因其以卦象、爻象为根据，故曰《象传》。《系辞传》是《易经》的通论，以阐述《易》理及其作用为主，系于经之后，故曰系辞。《文言传》是解说乾坤二卦的卦辞和爻辞的，有《乾文言》一章，《坤文言》一章。《说卦传》的前一部分很简要地说明《易》的卦爻为观变穷理，贯通天、地、人三才之道。后一部分解说八卦所象的事物。《序卦传》说明六十四卦排列的顺序和意义。　　帛书《易经》　　《杂卦传》将性质相对或其义相近的卦组合起来说明其卦义，因不按照《易经》六十四卦的顺序，错杂而述之，故名。　　由八卦到六十四卦，由《易经》到《十翼》，源远流长。旧说伏羲画八卦，周文王演《易》，重之为六十四卦，孔子作《十翼》。虽未可尽信，但并非毫无根据。一般认为八卦大体起于上古，卦辞爻辞形成于西周初期。至于《易传》，虽与孔子有密切关系，但传统的说法认为《十翼》皆孔子之作，则欠确切。一些学者经过研究，认为《易传》并非一人一时之作；它导源于孔子而由儒家后学在战国时写成。因其成书于战国，所以其中虽以儒家思想为主，但也受到了道家、阴阳家的影响。大体上说，《彖传》成书较早，《象传》次之，《系辞》、《说卦》、《文言》又晚于《象传》，《序卦》、《杂卦》最晚，可能成于战国末。《易》的经与传原来各自别行，不相杂厕。郑玄注《易》将《彖传》和《象传》分隶于各卦之下，王弼注《易》又将《文言》分隶于乾、坤二卦之后，以便于阅读，今皆从王弼本。　　关于《易》学的传授，据《史记》、《汉书》、《儒林传》说：孔子授《易》于商瞿，六传而至田何，田何授丁宽，丁宽授田王孙，田王孙授施雠、孟喜、梁丘贺。汉代《易》学有施、孟、梁丘、京氏立于学官。费氏《易》以《十翼》解说上下经，流传于民间。施氏、梁丘氏衰而孟京《易》盛行，孟京《易》衰而郑玄、王弼之《易》盛行。施氏、梁丘氏《易》亡于西晋。孟京《易》无传者，清代郑氏《易》微而王弼注盛行。唐朝修《五经正义》，《易》宋王弼、韩康伯注而郑氏《易》衰，王氏独盛。　　历来注释解说《易经》的书，不下千种，在群经中是最多的，大致可以分为象数和义理两派。汉代《易》学偏重象数，孟京《易》学以卦气阴阳灾变讲《易》，宋代刘牧作《易数钩隐图》，邵雍以图书数理解《易》，都属于象数派。汉代《易》学遗存者有《易纬》、《京氏易传》。清代治汉《易》的如惠栋之《易汉学》、《周易述》，江藩《周易述补》，张惠言之《周易虞氏义》、《易义别录》等，都是讲汉《易》的重要著作。《易》本卜筮之书，但孔子、荀子皆不重占筮而注重义理。魏王弼注《易》，晋韩康伯注《系辞》、《说卦》、《序卦》、《杂卦》，一扫汉《易》象数之学，《易》、《老》结合，以玄言解《易》，宋代程颐的《程氏易传》摒斥象数，皆属义理一派。也有兼取象数、义理的，如孔颖达《周易正义》以玄学义理为主，但不完全排斥象数。唐李鼎祚《周易集解》以象数为主，但对玄学义理亦有所扬弃，其中采集汉魏南北朝《易》注三十余家，荀爽、虞翻等汉《易》遗说赖以保存，颇为难得。朱熹的《周易本义》以义理为主，但亦不排斥象数。宋代杨万里作《诚斋易传》参证史事以解《易》。现代学者以《易》考史，以史证《易》，郭沫若引《周易》卦爻辞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闻一多撰《周易义证类纂》，胡朴安著《周易古史观》，亦为近世治《易》学的新流派。　　《易》一名而含三义：变易、不易、简易。变易说明运动变化是一切事物的普遍规律，不易是说事物相对的稳定性，简易是以一持万，执简驭繁之道。《易》以道阴阳，推天道以明人事，故《易》理贯通天人，富于辩证法思想。《易》道广大，无所不包，除哲学外还涉及天文、地理、历数、乐律、兵法、炉火炼丹、医卜星相、堪舆数术，甚至现代的科学均援《易》为说。凡此皆可视为《易》外别传，《易》学旁支。　　（钟肇鹏）　《周易参同契》　　《周易参同契》　　中国古代方士的经典著作，被视为“丹经之祖”。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列入道家类。作者魏伯阳，东汉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该书假借《周易》爻象论述作丹之意，研究养性延年，强己益身。所谓“丹”，据近人研究，是指人身体内部的能量流。作者曾得到古人的《龙虎经》，经过锻炼，掌握了能量流产生和变化规律。书中关于能量流的论述，即是根据作者自己的体验记录下来的。该书表达方式比较奇特，采用符号作为表意手段，如坎离、乾坤、日月、阴阳、五行、铅汞、父母、夫妻、男女，以及中国古代天文学上的名词术语等，都与其本义毫无关系，只是一些表意的符号。书中以烧炼外丹者使用的炉鼎象征人身，以炉鼎中变化的药物象征人体内的能量流。表示药物的符号则有坎■、离■、水、火、铅、汞、兔、乌、金蛤蟆、玉老鸦等，符号虽异，其义无殊。由于采取象征或借喻的方法，因此文义隐晦难通，易生误解。注释该书的不乏其人，比较有影响的是宋朱熹的《周易参同契考异》一卷。（吴树平）　周瑜　　周瑜　　（175～210）东汉末孙策、孙权的重要将领。字公瑾。庐江舒县（今安徽庐江西南）人。家世官宦，与孙策同年，少相友善。　　建安三年（198），隶属袁术为居巢县长，后投孙策，时年二十四，人称周郎，为建威中郎将。孙策欲攻取荆州，任他为中护军，领江夏太守。从此，跟随孙策征讨，助其奠定割据江东基础，深得信任。与孙策分娶桥公二女，策娶大桥，瑜娶小桥。建安五年，孙策卒，与长史张昭共掌众事，辅佐孙权。不久，曹操挟新破袁绍之势，要孙权送子为质，群臣犹豫不决。唯周瑜分析江东有利条件，坚主勿遣，并建议占据江南，拥兵观变，则可争取主动，以免受制于人。建安十三年，刘琮以荆州降曹操，操率大军由江陵顺流东下，群臣震恐，多主归降。周瑜却列举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粮足，臣下用命，又分析曹军存在的种种矛盾和弱点，同鲁肃一起，力排众议，坚主抵抗，为孙权所采纳。与程普分任左、右督，率军三万，联合刘备，共同抗曹。此时，南来曹军已染疫病，初战即小败，曹军遂屯军江北乌林，隔江对阵。周瑜部将黄盖献火攻计，假降曹军，率满装柴草、膏油并饰以帷幕的蒙冲斗舰十艘，接近曹营顺风放火，曹军战舰与岸上营砦俱遭火焚。周瑜率主力擂鼓前进，曹操遂败而北归。周瑜被拜为偏将军，领南郡太守。后建议攻取益州刘璋，而后并汉中张鲁，再联合凉州势力，共同讨伐曹操，以统一北方。获采纳，未及行，病卒。周瑜精于音乐，时人谣曰：“曲有误，周郎顾。”　　（祝总斌）　周则天皇帝武曌　　周则天皇帝武曌　　见武则天。　酎金　　酎金　　汉时诸侯于宗庙祭祀时随同酎酒所献的黄金。酎是一种自一月至八月分三次追加原料，反复酿成的优质酒。汉文帝时规定，每年八月在首都长安祭高祖庙献酎饮酎时，诸侯王和列侯都要按封国人口数献黄金助祭，每千口俸金四两，余数超过五百口的也是四两，由少府验收。酎金之制即由此产生。另外，在九真、交趾、日南等南方诸地有食邑者，以犀角、玳瑁、象牙、翡翠等代替黄金。诸侯献酎金时，皇帝亲临受金。所献黄金如分量或成色不足，王削县，侯免国。汉武帝刘彻即曾借检查献酎金不足为名，削弱和打击诸侯王及列侯势力。元鼎五年（前112），由于列侯无人响应号召从军赴南越，到九月即借酎金不如法夺去一百零六名列侯的爵位。丞相赵周也以知情不举的罪名下狱，被迫自杀。此后，也时见坐酎金失律免侯的记载。有关酎金的法令在西汉名为“酎金律”。　　（宁可）　朱葆三　　朱葆三　　（1848～1926） 近代银行保险业资本家。名佩珍，以字行。1848年3月11日（清道光二十八年二月初七）生于浙江定海。十四岁到沪在五金店当学徒，十七岁任总帐房和营业主任，三年后升经理。　　1878年他自设慎裕五金店，同年，开设新裕商行，经营进出口贸易。后在上海日商平和洋行当买办，并纳捐二品衔候补道。1895～1911年，创办华安水火保险公司，又投资于英商鸿源纱厂、大生轮船公司、浙江银行、立大面粉厂、广州自来水公司及上海《新闻报》等企业，历任中国通商银行总董、宁波旅沪同乡会会长、上海商务总会协理等职，成为上海工商界显赫一时的人物。　　辛亥革命后，任沪军都督府财政部长。任职期间，为筹措军饷政费，尽了不少力。此后，趁当时兴办民族工业的热潮，又先后投资于上海华安合群人寿保险公司、上海中华商业储蓄银行、龙华造纸厂、舟山电灯公司、河北柳江煤矿及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数十家企业，成为全国闻名的大资本家。其间又历任上海总商会协理及总商会会长、全国商会联合会副会长、上海慈善救济协会会长等职。五四运动爆发后，他以上海总商会的名义发电支持段祺瑞政府，反对上海工商学界罢工、罢市、罢课的爱国行动，受到舆论的谴责，被迫辞职。晚年曾创办上海时疫医院，从事慈善事业。1926年9月2日病故于上海。　　（熊尚厚）　朱泚　　朱泚　　（742～784）唐德宗时叛将。幽州昌平（今北京昌平西南）人。朱泚初为幽州卢龙军节度使李怀仙部将。朱希彩取代李怀仙后，朱泚又得朱希彩的信任。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希彩为部下所杀，众推朱泚为留后，朝廷即授他为幽州卢龙节度使。九年，他入朝以示恭顺。自安史之乱后，河北诸帅皆拥兵不朝，故朱泚至长安时，士民观者如堵。朱泚赴京师，以其弟朱滔留管州务。不久，他察觉朱滔有自立野心，遂上表请留京师，代宗命他统领汴宋、淄青防秋兵以防吐蕃（吐蕃多乘秋高马肥的时候，出兵进扰唐朝边地，这时藩镇多遣兵助防，名防秋兵）。十一年，朱泚加同平章事，出屯奉天（今陕西乾县）。十二年，代李抱玉为陇右（今青海乐都）节度使。德宗建中元年（780），泾州（今甘肃泾川北）将刘文喜叛，唐以朱泚兼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讨平之，以功加太尉。　　建中三年，其弟朱滔谋反，使人携带密书与朱泚计议，中途被获，朱泚被软禁在京城。时淮西（今河南汝南）节度使李希烈叛，攻襄城（今属河南）。四年十月，泾原军奉命往救襄城，路经长安，因赏赐菲薄，军士遂挟持节度使姚令言哗变。德宗仓皇逃往奉天，叛军迎朱泚为主，史称“泾卒之变”。朱泚自称大秦皇帝，改元应天。次年正月，又改国号为汉，改元天皇。朱泚亲率军队围攻奉天，未下，而唐将领李怀光、李晟等救援朝廷的军队已逼长安，朱泚被迫解围，退守长安。不久，李怀光亦叛，与朱泚联兵，乱事扩大，德宗复奔梁州（今陕西汉中）。直至兴元元年（784）五月，李晟等军才攻克长安，朱泚逃往宁州彭原县（今甘肃庆阳西南），六月，为部将梁廷芬等所杀。贞元元年（785）六月，朱滔病死；八月，李怀光亦兵败自缢。　　（胡守为）　朱德　　朱德　　（1886～1976） 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一，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原名代珍，后曾改名建德，字玉阶。　　1886年12月1日（清光绪十二年十一月初六）生于四川省仪陇县一个佃农家庭。幼年入私塾，一面读书，一面劳动。1905年入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体育科学习。1907年入成都四川高等学堂附设体育学堂学习。1909年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同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在云南参加辛亥革命。1915年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1917年任滇军旅长，在四川参加护法战争，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的统治。　　1937-1939年，朱德撰写的部分军画著作　　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1922年，为寻求革命真理，抛弃高官厚禄到德国学习。11月，在柏林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因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两次被德国政府逮捕，并被驱逐出境。后到苏联学习军事。1926年夏回国，受中共中央派遣到四川军队中进行革命工作。1927年初，到江西南昌创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后，朱德参加领导了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九军副军长。起义军南下广东在潮汕地区失败后，他率领余部坚持斗争，保存革命力量。1928年1月，发动席卷十余县的湘南起义，建立苏维埃政权。同年4月，率部转移到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合，5月，成立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任军长。1929年，和毛泽东率部向赣南、闽西进军，为建立中央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1930年8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他先后和毛泽东、周恩来指挥红一方面军战胜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四次“围剿”。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同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长征途中，他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总指挥，率领和指挥八路军深入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和扩大了许多抗日民主根据地。1940年5月从前线返回延安。同年冬，提出“南泥湾政策”，推动了大生产运动，为打破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作出了重大贡献。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解放战争中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曾亲临华北前线指导解放石家庄等作战。在战略决战阶段，参与组织和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见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1949年4月，和毛泽东一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并参加指挥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南下作战以及解放西南、解放西北的几大战役，彻底推翻了蒋介石在中国大陆的统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和中央副主席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他终生从事革命军事活动，而且参与制定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为增进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十年动乱中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和侮辱，但他始终坚持党的原则，与之进行坚决斗争。1976年7月6日在北京逝世。主要著作　　收入《朱德选集》。　　（卢创坚）　朱三太子秦　　朱三太子秦　　清康熙时发生的反清事件。清初，流传明崇祯帝第三子尚在民间，一些人即以“朱三太子”为号召，举兵抗清，清廷大力搜捕，史称“朱三太子案”。康熙十二年冬（1674年1月），北京有杨起隆者，诈称朱三太子，组织旗下奴仆、佃户，密谋起事。因事机漏泄，为清廷镇压，起隆逃走。十九年，在陕西汉中捕获自称朱三太子慈璊的反清者，讯即起隆，然清廷指其假冒，在京磔死。三藩乱时，福建蔡寅亦诈称朱三太子，拥众数万，与台湾郑经勾通反清，被清军击败于天宝山。康熙四十年后，江苏太仓、浙江大岚山等处反清力量均称拥立朱三太子。四十七年正月，捕获在浙江大岚山起兵抗清的张念一（念一和尚），四月，清廷根据他的口供在山东汶上县捉获张姓父子，指为起义军所拥立之朱三，押解至浙审问。张供认本名朱慈焕，系崇祯帝四子，长期流落河南、浙江等地，先后改姓王、张，以课读糊口，时年已七十五岁，与江南、浙江等处反清力量并无关系。但清廷指其伪冒明裔，以“通贼”罪仍将朱氏父子解京处死。朱三太子一案从此遂寝。　　（史志宏）　朱思本　　朱思本　　（1273～？） 元朝地理学家。字本初，号贞一。临川（今江西抚州）人。祖父以科举仕宋，故思本自幼熟读经史。后因“厌世溷浊”，入龙虎山为道士。大德年间至大都，初师事玄教大宗师张留孙，留孙死后，助玄教大宗师吴全节管理江南道教。至大四年至延祐七年（1311～1320）十年间，利用奉命代天子祀五岳四渎等名山大川的机会，周游南北，足迹遍及今河北、山西、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等地，进行实地考察，访问当地父老，寻求故迹遗址，考察郡邑沿革，核实山河名称，验证《要迹图》、《樵川混一六合郡邑图》等古地图。历十年，著《舆地图》两卷。朱思本采用裴秀、贾耽“计里画方”法，先制成各地区分图，再合而为广长各七尺的大图。其精确程度超过前人，是中国制图史上的杰出创造。明罗洪先据该图增补为《广舆图》，基本上保留了《舆地图》的面貌。至治元年（1321），朱思本主持江西玉隆万寿宫。后来又至大都助吴全节管理道教事务。他还善诗文，与文坛名流虞集、范梈、柳贯、袁桷、许有王等交往甚密。著有《贞一斋诗文稿》两卷。约死于元统、至元年间。　　参考书目　　内藤虎次郎著，吴晗译：《地理学家朱思本》，《北平图书馆馆刊》第7卷，第2期，1933。　　（邱树森）　朱纨　　朱纨　　（1494～1549）明朝大臣。字子纯。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正德十六年（1521）进士。历官景州知州、开州知州。嘉靖初迁南京刑部员外郎。历四川兵备副使，屡迁至广东左布政使。嘉靖二十五年（1546）擢右副都御史，巡抚南赣。次年改提督浙、闽海防军务，巡抚浙江，防御倭寇。当时，倭寇大肆侵扰东南沿海。浙闽海防废坏不堪，战船、哨船十存一二。海盗商人、浙闽豪门势家多与倭寇勾结，假济渡为名，造双桅大船，运载违禁货物。将吏不敢诘。朱纨到任后，采纳佥事项高和当地士民的建议，革渡船，严保甲，搜捕通倭奸民，整顿海防，严禁商民下海。二十七年四月，他指派都司卢镗率福清兵由海门进兵，攻克倭寇巢穴双屿港，活捉日本人稽天和中国海盗许栋等，并筑塞双屿，堵击倭寇。又将捕获之通倭罪犯统统处死。朱纨的行动触犯了闽浙地主豪绅的利益，又因在日本贡使周良的处置问题上，与主客司、福建籍的林懋和发生矛盾，招致闽人官僚仇恨。二十七年七月，吏部采御史、闽人周亮及给事中叶镗言，奏改纨为巡视，以弱其权。纨愤而于次年春上疏争之，并陈明国是、正宪体、定纪纲、扼要害、除祸本、重断决六事。次年三月，俘获海盗李光头等九十六人，亦尽诛之。而御史陈九德却劾其擅杀。朝廷遂革纨职，纨愤而自杀，朝野为之叹息。但自此明廷罢巡视大臣不设，中外不敢言海禁事，海防废弛，倭寇更加猖獗，荼毒东南沿海十余年。朱纨有《甓余录》十二卷传世。　　（许大龄）　朱温　　朱温　　见后梁太祖朱晃。　朱熹　　朱熹　　（1130～1200）宋代理学家。字元晦，后改为仲晦，号晦庵，又号晦翁、遯翁。祖籍歙州婺源县（今属江西），生于南剑州尤溪县，曾寓居建州崇安和建阳（以上今皆属福建）两县。绍兴十八年（1148），登进士第。二十一年，铨试及格，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县主簿。任满归乡，被差监潭州南岳庙，拜李侗为师。一再辞去官职，专心著书讲学。宋孝宗淳熙间（1174～1189），历任知江西南康军、提举江西常平茶盐公事、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等。宋光宗时，历任知漳川、秘阁修撰、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宋宁宗初，升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庆元二年（1196），被反对派弹劾，落职罢祠。庆元六年，病死。嘉定元年（1208）谥“文”。　　朱熹最初积极主张北伐抗金，后来变为“合战、守之计以为一”，最后成为坚定的主守派。做地方官时，在福建、浙东实行社仓法，在漳州推行经界法，企图补救时弊。朱熹早年研习儒家经典外，还学佛教禅学、道经、文学、兵法等，无所不学。追随李侗后，遂为程颢、程颐之四传弟子，专心攻求义理之学。同时，又汲取了周敦颐、张载等人以及禅学的部分学说。在宋孝宗赵眘时，集北宋以来各派理学的大成，逐步建立起完整而系统的理学体系。朱熹的理学主要包括哲学义理和伦理道德学说。朱熹以“理”作为自己哲学体系的基本范畴，明确阐述“理”与“气”的关系，认为“理”产生于天地万物之先，即“理”先于“气”，“气”依“理”而存在。万物有万理，万理的总和就是“太极”，太极即“天理”。跟天理对立的是“人欲”。“圣人之教”是要人们“存天理，灭人欲”。人的天性本来都是善的，只因各人禀受的“气”有所差别，所以气质的性有善恶、贤愚的不同。由此提出了“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居敬”等一系列理论。朱熹还把传统的纲常学说加以理论化和通俗化，把三纲五常当作当时社会的最高道德标准，认为纲常伦理是永远存在、“不可磨灭”的。朱熹知识渊博，著述丰富，涉及各个领域，主要有《四书章句集注》、《楚辞集注》、《诗集传》、《资治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以及由门人编纂而成的《朱子语类》、《朱文公文集》等。朱熹生前在政治上并未取得较高的权位，但在社会上讲学授徒、著书立说，影响广泛。死后，其学说和著作得到宋理宗赵昀的推崇。从此，朱熹的学说成为理学的正统，理学成为官方哲学，朱熹也被后代统治阶级尊为“大贤”，其学说对后世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参考书目　　钱穆：《朱子新学案》，台北三民书局，1971。　　张立文：《朱熹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1。　　（朱瑞熙）　朱应、康泰　　朱应、康泰　　三国时吴国出使南海的官员。吴多江湖，东南又沿海，为适应水战和江海交通贸易，造船业较发达。建安郡侯官（今福建福州）是造船中心。选自闽、粤的航海水手经常驾海船北航辽东，南通南海。黄武五年（226），大秦商人秦论从海道经交趾来到建业（即建康，今江苏南京），谒见孙权，谈及大秦风土民俗，到嘉禾年间（232～238）返回本国。约在黄武五年，交州刺史吕岱派中郎将康泰（生卒年不详）和宣化从事朱应（生卒年不详）出使南海诸国，进行外交活动。他们远至林邑（今越南中南部）、扶南诸国，是中国古代有历史记载的、最早航海到东南亚、南亚的旅行家。据说他们经历和传闻的国家有一百几十个，在扶南遇到中天竺的使臣陈宋，“具问天竺土俗”。回国后，朱应写下了《扶南异物志》一卷，记述他出使扶南等国的见闻，《隋书·经籍志》和《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等有著录，今已失传。康泰著《吴时外国传》（一作《吴时外国志》或《扶南记》、《扶南传》），已亡佚。《水经注》、《艺文类聚》、《梁书》、《通典》、《太平御览》诸书有所征引，为研究中国和南海诸国早期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文献。　　（杨廷福）　朱执信　　朱执信　　（1885～1920） 中国民主革命活动家和理论家。原名大符，字执信，号秋谷，笔名蛰伸、去非等，以字行。广东番禺（今广州）人。　　1885年10月12日（清光绪十一年九月初五）生于广州。早年在私塾读儒书，后进新型学校教忠学堂读书。1904年赴日留学，入法政大学法政科。其间结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立志反清。1905年7月加入同盟会，任评议部议员兼书记。曾多次在《民报》上撰文，宣传革命，反对改良。1906年1月他写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片断地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活动和《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的一些内容。同年归国，先后在广东高等学堂、政治学堂及方言学堂任教。同时，积极从事联络和发动民军，策划武装起义。1910年2月的广州新军之役，他负责发动顺德民军起来支援。1911年4月的广州“黄花岗之役”，他是进攻督署的敢死队员之一。武昌起义爆发后，在广东发动民军起义。全省光复后任广东军政府总参议，着手编练军队，准备北伐。南北和议达成后任广东审计院院长等职。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朱执信流亡日本，参与孙中山领导的反袁斗争。1914年他奉命返粤，在广州及东莞、阳江、雷州等处，陆续发动了一系列讨袁的武装起义，同时进行理论宣传活动。1917年后的护法运动期间，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的军事联络及掌管机要文书。1918年夏后，在上海协助孙中山撰写《建国方略》，任《民国日报》附刊《星期评论》和《建设》杂志编辑，坚持革命，参加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赞扬俄国十月革命。其间在1919年秋至1920年夏，他曾多次到福建漳州等地同有关部队进行策划，积极从事驱逐桂系军阀的军事活动。1920年9月21日，朱到虎门调停桂军与东莞民军冲突，被桂系军阀杀害。牺牲时年仅三十五岁。他一生写了近百篇政论文章，主要著作编为《朱执信集》。　　（尚明轩）　《诸蕃志》　　《诸蕃志》　　宋代海外地理名著。作者赵汝适（生卒年不详），南宋宗室，宋太宗赵炅八世孙，宋宁宗嘉定（1208～1224）末至理宗宝庆（1225～1227）初，曾提举福　　《诸蓄志》书影　　建路市舶司。《诸蕃志》成书于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分上下卷。上卷记海外诸国的风土人情，下卷记海外诸国物产资源。为研究宋代海外交通的重要文献。它记载了东自日本，西至东非索马里、北非摩洛哥及地中海东岸中世纪诸国的风土物产，并记有自中国沿海至海外各国的里程及所需日月，内容丰富而具体。该书有关海外诸国风土人情多采自周去非《岭外代答》的记载，有关各国物产资源则多采访于外国商人。其中虽然不免有错讹，但就全书史料价值来说，仍不失为记述古代中外交通的佳作，并经常为后来的史地学家所引用。原书久已佚亡，今本自《永乐大典》卷四二六二“蕃”字韵下辑出。旧刻本有《函海》本和《学津讨原》本。近人冯承钧著《诸蕃志校注》，对该书考订甚详。20世纪初，《诸蕃志》即被译成外文。　　参考书目　　冯承钧：《诸蕃志校注》，商务印书馆，上海，1940。　　（关履权　王棣）　诸葛亮　　诸葛亮　　（181～234）三国时期蜀国大臣，杰出的政治家。字孔明。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南）人，家世二千石。东汉末，牧守混战，随叔父诸葛玄往依荆州刘表。　　隐居南阳隆中（今湖北襄樊西），躬耕陇亩，自比管仲、乐毅。建安十二年（207）刘备闻其名，三顾草庐。亮拟定东联孙吴，西据荆、益，南和夷、越，北抗曹氏，待机进图中原的隆中对策，为以后的蜀汉制定了总的战略。诸葛亮成为刘备主要辅佐。次年曹操南伐，他和江东周瑜、鲁肃共同努力，并亲至东吴游说，促成孙权、刘备的联合，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随后，辅助刘备取荆州四郡，出任军师中郎将。后从荆州率军溯江入蜀助刘备包围成都，推翻刘璋统治，夺得益州。迁军师将军。刘备出征，常镇守成都，稳定后方，保证供给。刘备称帝，任丞相、录尚书事。章武三年（223），刘备病笃，临终托孤于诸葛亮。当年刘禅继位，他以丞相辅政，又领益州牧，封武乡侯。刘禅暗弱，朝政无论巨细，都取决于亮。　　诸葛亮当政期间，主要依靠从荆州带来的旧属，同时注意笼络原来刘璋部下和益州豪强大族。对出身贫寒而有才干的士人，也大力拔擢，被称赞为“能尽时人之器用”。他信奉申、韩法术，法令严明，赏罚必信。不论何人犯法，都严惩不贷。参军马谡极受器重，北伐中马谡为先锋，违反节度，为魏将所败，亮流涕处死，并以用人失察自请贬官。益州豪强大族自刘璋统治以来，长期专权自恣，蔑视君臣之道，诸葛亮对他们的不法行为，也毫不容情。这些措施保证了蜀国政治上一定程度的清明和统一。　　诸葛亮对西南少数族采取了恩威并用的政策。建兴三年（225），南中（主要当今云南、贵州地区）发生大族叛乱，即亲率大军，深入不毛，进行讨伐，打击为首分子，同时尽量争取当地上层大姓，有的被起用为地方长官。从此这些地区的统治得以基本稳固，为蜀国提供了物质财富和兵力。　　诸葛亮坚持与孙吴的联盟，并多次进行北伐，虽苦心筹谋，企图消灭曹魏，恢复汉室，但都因力量相差悬殊，屡遭挫败，未能成功。建兴十二年，最后一次北伐中，病卒于前方，谥忠武侯，被后代封建统治者推为“鞠躬尽力，死而后已”的忠君典型。著有《诸葛亮集》二十四篇，十万余言。　　（祝总斌）　术赤　　术赤　　（■o■i，？～1227？）成吉思汗正妻孛儿台所生长子。又译拙赤、约直等。成吉思汗微时，蔑里乞部人以报仇袭击其家，将孛儿台掳走，配与其部人为妻。后因得王汗的帮助，孛儿台得救。她在回家的路上生术赤，因此，当时人对术赤的血统有所怀疑。成吉思汗建国后，以蒙古百姓分封子弟，术赤得分民九千户。1211年，随成吉思汗伐金，与察合台、窝阔台攻掠云内、东胜、武、朔等州。1213年，再次大举分道伐金，与察合台、窝阔台率右军残破太行山东西两侧诸州郡。1217年，吉利吉思部反抗蒙古征兵，术赤奉命出征，征服了吉利吉思及谦河（今苏联叶尼塞河上游）西至也儿的石河（今额尔齐斯河）的森林中百姓诸部。成吉思汗便以西北诸部赐归他领有。1219年，从父西征，受命与察合台、窝阔台留军围讹答剌。城破后，术赤进至撒麻耳干与成吉思汗会合。成吉思汗又命他与察合台、窝阔台进攻花剌子模，围玉龙杰赤城。因与察合台素不和，各行其是，城久攻不下。成吉思汗乃命窝阔台总领军事，协调行动，终于取胜。玉龙杰赤城陷后，察合台与窝阔台前赴呼罗珊，与成吉思汗合军，术赤则径返其在也儿的石河旁辎重所在的驻地。成吉思汗分封诸子，术赤作为长子，封地最西，所有海押立以西征服地区均属于他（见钦察汗国）。1223年，成吉思汗东还时，术赤称病，未入觐。有人告发他正在围猎，成吉思汗怀疑他背叛，准备发兵亲征。此时，传来术赤死讯。术赤死的确切日期不清。稍后的穆斯林作家说他先成吉思汗六个月去世。有子甚多，知名者十四人。次子拔都承袭汗位。　　参考书目　　J.A.Boyle，TheSuccessors　of Genghis-khan，trans.fromRashīd　al-Dīn：the　Jāmi‘al-Tāwārīkh，New York，1971.　　（周良霄）　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　　魏晋之际代表一种特殊风格和思想的名士团体。其中以嵇康、阮籍为骨干，包括山涛、阮咸、向秀、王戎、刘伶。他们以庄子精神为寄托，常寄情于竹林幽泉之乡，以纵酒谈玄，高尚其志著称于世。　　竹林七贤生活在司马氏集团与曹魏集团斗争激烈的时期。司马氏集团权势日重，先后诛杀曹爽、何晏、丁谧、邓飏、毕轨、李胜、李丰、夏侯玄等曹魏集团的重要成员。不少名士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一部分名士对自己的前途丧失信心，对掩饰司马氏集团统治的名教也发生怀疑。于是便酣饮为常，放浪形骸，企图以此逃避严酷的社会现实。竹林七贤就是这种社会环境的产物。　　七贤所处的时代相同，其思想的主要趋向是崇尚老庄，高谈玄理（见玄学）。但由于每个人的政治立场、气质品格以及个人遭遇不尽相同，因而也表现出不同的政治倾向和思想风貌。从思想品格方面说，嵇康、阮籍相类；山涛、向秀相类；刘伶、阮咸、王戎相类。　　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父瑀，建安七子之一。为蔡邕弟子，阮氏是经学世家。籍却博览群籍，尤好老庄。官至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敌，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纵酒谈玄，蔑视礼法，与嵇康友善，同为竹林之游。他发言玄远，放荡无羁，口不臧否人物。在哲学自然观上，认为“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一切皆以“自然”为本，否认在自然界之外有精神性的主宰。其政治思想，表现为调和“自然”与“名教”的拆衷主义。他认为“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但又主张“守尊卑之制”，“上不凌下，卑不犯贵”，并不真正主张废弃名教。这种矛盾的政治观点导致追求一种消极避世的人生观。他的文学造诣较深，诗长于五言。有《咏怀》八十二首，表现了怀才不遇、苦闷徬徨，希慕隐退和超脱世俗的心情。后人辑有《阮步兵集》，其中《乐论》、《通易论》、《通老论》、《达庄论》、《大人先生传》是其哲学思想的代表作。　　嵇康（223～262）字叔夜，谯国铚县（今安徽宿州西南）人。曹魏宗室婿。官至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好老庄，学无师受，与阮籍齐名。其人不满时政，不堪流俗，毁弃礼法，“非汤、武而薄周、孔”。以东平人吕安系狱所牵，遭钟会构陷，为司马昭所杀。嵇康在哲学自然观上，主张元气自然论，认为“元气陶铄，众生禀焉”。他在代表作之一的《声无哀乐论》中，认为音乐和人的思想感情是不相关的。　　竹林七贤画像砖拓本（部分）　　江苏南京西善桥晋末宋初墓出土　　政治思想上，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毁儒家的繁琐礼教。但他的真实思想仍在于维持封建社会的君臣父子关系，其著名的《戒子书》便是明证。他向往“崇尚简易之教，御无为之治，君静于上，臣顺于下”的无为政治，认为这样便可“玄化潜通，天人交泰”。诗长于四言，风格清峻，其《幽愤诗》尤有名。通乐理，善鼓琴，以弹“广陵散”著称于时。其著作有《嵇中散集》十卷，已散佚，经鲁迅辑校的《嵇康集》较为详备。　　山涛（205～283）字巨源，河内怀县（今河南武涉西南）人。好老庄，常隐居不问世务。后依附司马氏，历任尚书吏部郎、大将军从事中郎、相国左长史等官。入晋为大鸿胪，出为冀州刺史，入朝任吏部尚书，后拜司徒。他主持吏部多年，举无失才。每选用人物，亲作评论，世称“山公启事”。　　向秀（约227～272）字子期，河内怀县人。少为山涛所知。清悟有远识，雅好老庄之学，官至散骑常侍。曾作《庄子隐解》，早佚。现存《庄子注》乃郭象在向秀注基础上“述而广之”之作。向秀在哲学上，提出与贵无论不同的主张，强调万物“自生”、“自化”，“各任其性”，否认有一生生者作为万物的主宰。但他又承认有一个“不生不化”的“生化之本”，表现仍未摆脱贵无论的影响。在自然与名教的关系上，主张顺应“自然之理”，同时要“节之以礼”，反映了“以儒道为一”的思想倾向。擅诗赋，其中以哀吊嵇康、吕安的《思旧赋》最为有名。　　阮咸　字仲容，生卒年不详。陈留尉氏人。阮籍之侄。晋武帝时，曾任散骑侍郎，后出补始平太守。纵酒放荡，不拘礼法。曾与诸阮聚饮，以大盆盛酒，时有群猪来，他便与之共饮。妙解音律，善弹琵琶。　　刘伶（约221～300）字伯伦，沛国（今安徽沛县）人。初仕魏，晋泰始初对策，强调无为而治，被黜免。放情肆志，性尤嗜酒，放浪形骸，无所用心。常乘鹿车携酒，使人荷锹相随，嘱曰“死便埋我”。蔑视礼法，纵意所如。著有《酒德颂》，宣扬“无思无虑”，“行无辙迹”的虚无主义人生观。　　王戎（234～305）字濬冲，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北）人。晋武帝时历任散骑常侍、豫州刺史、光禄勋、吏部尚书等职。惠帝时，官至司徒、尚书令。性简要，善清谈。常委事僚属，不躬庶务。贪吝好利，广有庄园，聚敛无已。家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遂钻破李核出售，以此获讥于世。时人谓为“膏肓之疾”，阮籍亦称其为“俗物”。　　（李中华）　《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　　战国时魏国史书。该书原无名题，后世以所记史事属于编年体，称为《纪年》，又以原书为竹简，也称为《竹书》，一般称为《竹书纪年》，亦称《汲冢纪年》、《汲冢古文》或《汲冢书》。晋太康二年（281），一说咸宁五年（279）或太康元年，汲县（今河南汲县西南）人不准盗掘当地古墓，发现了一批写在竹简上的古书。盗墓者“不以为意，往往散乱”，并烧竹简照取宝物。后来官府前往，又“收书不谨，多毁落残缺”。《竹书纪年》是其中较完整的一种。　　这批竹简由汲县运到京师洛阳，晋武帝命中书监荀勗、中书令和峤负责整理。竹简长度为古尺二尺四寸，以墨书写（或作“漆书”，亦即墨书），每简四十字。对竹简文字当时说法不同，一说为“小篆”，一说为“科斗文字”，一说为“古文”，应是一种较为规范的战国文字。整理工作首先是排比竹简的次第，其次是用当时的文字写出释文，最后是撰著提要。荀勗所撰《穆天子传》提要尚存。　　《竹书纪年》凡十三篇，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次。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至“今王”二十年为止。荀勗等整理时，据《竹书纪年》本书和战国时赵国史书《世本》，纠正《史记》的错误，认为“今王”是魏襄王，古墓即魏襄王的坟墓。当时和峤认为“《纪年》起自黄帝”，这个意见未被全部采纳，可能仅将记载黄帝以来史事的残简，作为该书的附编收入。　　由于竹简散乱，以及战国文字“于时即已不能尽识”，《竹书纪年》的整理仍存在争论和问题。晋惠帝时，秘书丞卫恒又从事“考正”，尚未完成即在一次统治者的内部争斗中被杀。他的朋友佐著作郎束皙续成其事，对这批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卫恒、束皙的“考正”内容，有些从现存《竹书纪年》佚文中还可以看出。如荀勗、和峤认为“今王”是魏襄王，卫恒、束皙却认为是魏安釐王；古墓也被分别看作是魏襄王和魏安釐王的坟墓。佚文中有“梁安僖（釐）王九年（张仪）卒”，所据即是卫恒、束皙的“考正”本。因此，《竹书纪年》当时有初释本和考正本两种，也可称为荀和本和卫束本。考正本可能名为《汲冢书抄》，《竹书纪年》是其中的一种。但后来通行的，一般还是荀和本。《隋书·经籍志》著录有《竹书国异》一卷，似为后人据两种不同本子所作的校记。　　《竹书纪年》有不少地方与传统记载大异，比较接近史实，如“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共伯和干王位”等。此外，有的还与甲骨文、金文符合。《纪年》记“（殷）祖乙胜即位，是为中宗”，与《史记·殷本纪》等以中宗为太戊不同，但与甲骨文“中宗祖乙”的称谓却完全相合。《史记》所记战国年代往往混乱矛盾，如齐国的桓公陈午，《六国年表》、《田敬仲完世家》两处都说在位六年，《纪年》作十八年，金文陈侯午敦记载有陈午十四年事，足证《纪年》为是。清朱右曾和当代陈梦家、杨宽等重谱战国年表，所根据的基本上是《竹书纪年》。《纪年》对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在中国史学史上也是一部重要著作。古墓不在魏都大梁而在汲县，不应是魏襄王或魏安釐王的坟墓，出土古书有《易》，史书《国语》、《琐语》、《纪年》等又与近年长沙马王堆汉初古墓所出古书近似，可能是魏国贵族的坟墓。《纪年》作者当是魏襄王时的史官。　　《竹书纪年》原简可能在永嘉之乱时亡佚，但初释本和考正本仍继续传抄流行。直到唐玄宗开元以前此书仍旧存在。宋《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已不加著录，可能在安史之乱到唐末五代，传抄本也逐渐散佚。元末明初和明朝中期出现的《竹书纪年》刻本，春秋战国部分均以周王纪年记事，一般称为“今本”。清钱大昕等指其为明人伪书，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更推断为明嘉靖间天一阁主人范钦伪作。南宋初罗泌《路史·国名纪》戊注曾引《纪年》桓王十二年事，已不用晋国纪年，除多一字外，与今本全同，故今本最迟在南宋初即已出现。　　清朝以来，据今本研究《竹书纪年》的人很多。嘉庆间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开始辑录晋以后类书古注所引的佚文，加以考证，称为“古本”。此后，王国维在朱书的基础上辑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范祥雍又有《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1981年，方诗铭、王修龄重新辑录为《古本竹书纪年辑证》，内容方面又有新的考证和补充，并将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收入，是现在较为完备的本子。　　参考书目　　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朱希祖：《汲冢书考》，中华书局，北京，1960。　　（方诗铭）　主父偃　　主父偃　　（？～公元前126） 汉武帝时大臣。临淄（今山东临淄）人。出身贫寒，早年学长短纵横之术，后学《易》、《春秋》和百家之言。在齐受到儒生的排挤，于是北游燕、赵、中山等诸侯王国，但都未受到礼遇。元光元年（前134），主父偃抵长安。后直接上书汉武帝刘彻，当天就被召见，与徐乐、严安同时拜为郎中。不久又迁为谒者、中郎、中大夫，一年中升迁四次，得到武帝的破格任用。　　汉武帝为了加强皇帝的专制权力，在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官僚机构之外，另在宫中设立内朝（见中外朝）。主父偃在内朝备武帝顾问，对当时的政治颇有影响。几次上疏，都能切中时弊。他认为，诸侯王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而为淫乱，急则合纵以反抗朝廷，对加强中央政令的推行不利。因此他向武帝建议，令诸侯得推恩分封子弟为侯（见推恩令），这样王国自析，诸侯王的权力也随之削弱。他还提出，徙天下豪杰兼并之家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内实京师，外销奸猾，以达到强干弱枝的目的；以及设置朔方郡，以省内地转输戍漕，加强防御匈奴等建议。这些建议迎合了汉武帝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因此多被采纳。元朔二年（前127）主义偃被拜为齐相，揭发齐王奸事，齐王畏罪自杀。武帝以为主父偃曾胁迫齐王，加之赵王也使人告发其接受诸侯贿金，遂下令逮捕主父偃。后被族诛。（田人隆）Zhuhu主户　宋代户口中的一类。凡属有常产的税户，都划为主户。其中一小部分居住于城镇，称为坊郭主户，根据房产等的多少区分为十等。乡村主户根据常产的多少划分为五等。第一、二、三等户也称上三等户或上户。一等户一般占田三、四顷以上，多至数十、百顷，南宋晚期的民户有的收租达到百万斛。他们同部分官户及坊郭户中的大商人组成大地主阶层。第二、三等户，也称中户，占田一般自一顷到三四顷之间，属中小地主阶层。在宋代，整个地主阶级约占总人口不过百分之六七，但所占有的土地，约占全部垦田的百分之五十至六七十。而其中占总人口不过千分之二三的大地主，占田达全部垦田的百分之四五十左右。被称为下户的第四、五等户和客户，为农民阶级。其中，第四等户以及部分三等户，一般占田三四十亩至五七十亩，属于自耕农民阶层，较为富裕的则属于自耕农民上层或富农。第五等户占田一二亩至二三十亩，所纳税钱在五百文以下，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靠租佃部分土地为生，构成半自耕农民阶层。在宋代，自耕农民、半自耕农民约占总人口百分之五十左右，而所占土地仅占全部垦田的百分之三四十。按照国家规定，根据占田多少、户等高低承担国家的赋役；占田越多、户等越高，承担的赋役也就越重。可是由于大地主隐田漏税，规避差役，大部分赋役落在中下层地主，特别是广大自耕农民、半自耕农民身上。因此，自北宋晚期到南宋，中下户的产业日益缩小，其中不少第五等户变成了没有产业却承担赋税的无产税户，而大地主阶层则在土地兼并过程中更加膨胀起来。　　参考书目　　梁太济：《宋代五等下户的经济地位和所占比例》，《杭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　　（漆侠）　驻藏大臣　　驻藏大臣　　清代中央政府派驻西藏地方的行政长官。全称是“钦差驻藏办事大臣”，又称“钦命总理西藏事务大臣”。设正副各一员，副职称“帮办大臣”。雍正五年（1727）始置，至宣统三年（1911）、历一百八十四年驻藏大臣共八十三任，计五十七人（内有再任及三任者）。帮办大臣共五十二任，计四十九人。由帮办大臣升任办事大臣者九人。驻藏大臣代表中央政府会同达赖监理西藏地方事务，诸如高级僧俗官员的任免，财政收支的稽核，地方军队的指挥，涉外事务的处理，司法、户口、差役等项政务的督察等。此外，并专司监督有关达赖喇嘛、班禅及其他大呼图克图（活佛）转世的金瓶掣签、拈定灵童、主持坐床典礼等事宜。　　创建之始，驻藏大臣仅统领驻藏官兵，督导藏王颇罗鼐总理西藏事务。乾隆十五年（1750），驻藏大臣傅清、帮办大臣拉布敦为叛酋珠尔墨特那木扎勒所害。事平，据策楞等所奏《西藏善后章程》（即十三条），遂废王爵，设噶厦（地方政府），任命四噶伦（三俗一僧）以分权，在驻藏大臣以及达赖喇嘛统驭下协办藏务。　　驻藏大臣衙门　　五十八年，在平定廓尔喀入侵后，清廷颁行福康安所奏《藏内善后章程》（即《钦定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加强了驻藏大臣的权力和地位，并对其职权作了明确规定。此后遂成定制。　　驻藏大臣之设立是自唐宋以来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管理制度的重大发展。虽入选良莠不齐，明庸互见，但这一制度对于加强祖国统一，巩固边防，促进民族团结均起过积极作用。　　（王尧）　专史　　专史　　见中国史学史。　转运使　　转运使　　唐以后各王朝主管运输事务的中央或地方官职。首见于唐，是主管漕运的使职，后与盐铁使合并为盐铁转运使。唐代建都长安，因关中地狭，产粮不敷食用，需仰给于盛产粮食的江淮。唐初，洛阳以东租粟先输纳洛阳含嘉仓，然后转运至长安以充太仓。其时中央职官较少，禄廪不多。每年转运一二十万石便足。唐高宗以后，官员激增，加以军需民食，漕运成为迫切问题，于是有设专使以负责漕运的必要。唐玄宗先天二年（713），以李杰为陕州水陆发运使，此为专门设使之始。开元二年（714），又以李杰为河南水陆发运使，改进洛阳至长安间的运输。以后河南尹常带此使，直到元和六年（811）始废。开元二十二年，以裴耀卿为江淮转运使，并增置副使。耀卿改进自江淮直至长安的全线漕运方法，变过去由江南租船直达洛阳的旷年长运法为沿线置仓、节级搬运法，以避免因江、淮、汴、河、洛水情不同而导致的船舶停滞和沉船损失；又改进黄河上的三门峡运道，于三门峡东西各置粮仓，凿三门北山十八里为陆运以避滩险，缩短了洛阳、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西）间的陆运路程，使漕运量激增，基本解决了关中缺粮问题。自裴耀卿为使后，江淮转运使遂为常设使职。安史之乱后，北方遭到战事破坏，社会生产衰落，不少藩镇赋税不再上缴，朝廷财政几乎全恃江淮赋税盐利来支持，江淮转运更为重要。唐代宗时刘晏为盐铁、转运二使，又在裴耀卿任江淮转运使时所采诸法的基础上改进漕运，增设和改建沿线转运仓，以盐利作漕运经费，雇用专门漕卒，建造适合各段水情的船只，节级转运，岁转粟一百十一万石，无升斗沉溺，运输量又大大提高。自刘晏后，盐铁、转运逐渐合为一使，称盐铁转运使。继任者皆循刘晏之法。　　转运、盐铁合为一使后，原转运使下属的巡院及仓吏，即与盐铁使下属的场、监、巡院并职，另于扬州之扬子及江陵各设留后院，以盐铁转运副使主之，称为扬子留后、江陵留后，主持漕务盐利。唐宪宗元和五年（810），曾以江陵留后充荆、衡、汉、沔以南两税使。扬子留后充江、淮以南两税使，使盐铁转运使的权力扩大到征收正税的范围。又盐铁转运各巡院之院官多带御史衔，宣宗大中四年（850），御史中丞魏謩奏请以此种院官推勘府州百姓诉事，则盐铁转运使有了处理诉讼之权。　　盐铁转运使常兼宰相衔，或由重臣兼领；有时则以浙西观察使或淮南节度使领之。本使若在扬州，则以副使留长安，称为上都留后。盐铁转运之职，又曾按地区分为二使，如代宗永泰二年（766），刘晏充东畿、淮南、浙江东西、山南东道盐铁转运使，第五琦充京畿、关内、河东、剑南、山南西道盐铁转运使；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包佶充汴东盐铁水陆运使，崔纵充汴西盐铁水陆运使。自贞元以后，不复分区置使。此外，转运使亦有全国性和局部地区之分，如天宝末魏少游为朔方水陆运使，主持朔方六城的漕运。　　（陈仲安）　　宋初，曾派若干转运使赴各地供办军需，事毕即撤。宋太宗时，为削夺节度使的权力，于各路设转运使，称“某路诸州水陆转运使”，其官衙称“转运使司”，俗称“漕司”。转运使除掌握一路或数路财赋外，还兼领考察地方官吏、维持治安、清点刑狱、举贤荐能等职责。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以前，转运使职掌扩大实际上已成为一路之最高行政长官。以后，陆续设立了提点刑狱司、安抚司等机构分割转运使的权力。若以两省五品以上官任，或需兼领数路财赋者，称“都转运使”。随军转运使则因事而设。　　西夏有都转运司，设转运使等官。辽、金两朝于各路设转运司，金中都转运司称都转运司，各以使领之，掌管征解钱谷、仓库出纳、权衡度量等事务。元世祖中统三年（1262），以阿合马领中书左右部兼诸路转运使，专理财赋，改各路监榷课税所为转运司。后废，以各路总管府兼领课税。至元十二年（1275）阿合马以军兴国用不足，奏准复立十一处转运司。元在产盐各省区设“都转盐运使司盐运使”，简称“运司”，又称“转盐运使”，专司盐运。明、清亦有转盐运使，是专管盐务的长官。民国时期在产盐区仍设有盐运使。　　（伍跃）　《庄子》　　《庄子》　　庄周学派的著作总集。庄周是战国时的隐士，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人，约生于公元前4世纪中叶，死于公元前3世纪初叶。　　庄周像　　《庄子》曾经汉朝刘向编定，为五十二篇。今本《庄子》仅三十三篇，分三部分，其中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是晋人郭象的定本。《庄子》内篇思想比较系统，文字风格比较一致，外、杂篇内容较为丰富，风格则有差别。书中思想接近《老子》，是道家重要经典之一。到唐代，《庄子》被尊为《南华真经》。《庄子》注本很多，其中郭象的《庄子注》最为有名，唐代有成玄英疏。清人郭庆藩有《庄子集释》，便于研读参考。　　庄周比他人更为深切地感受到当时的社会变革以及连年战争给社会带来的痛苦和灾难。他认为，痛苦的原因是圣人们制定了礼乐，引起了竞争；提倡仁义，造成了虚伪。故仁义礼乐伤害了人的天性。和老子一样，庄周也认为上古时人性朴实，没有竞争，没有流血，人们无忧无虑。因此，要使人适其本性，就应弃礼乐，绝仁义，“绝圣弃知”，甚至也不要机械和工具。因为使用机械会启发人的智慧，而智慧将使人丧失纯朴的本性。基于这一认识，庄周坚决不与当时的统治者合作。他宁可忍受贫穷。也不愿在朝廷上享受富贵，丧失人格自由。《庄子》书中塑造了许多视治天下为束缚自己的隐士形象。但庄周又不主张遁入山林，而主张在现实生活中保持心灵的超脱。他鄙弃追名逐利，认为世上的一切事物及其差别皆无意义。只有道使天地万物相通为一，知道它们相通为一，就是得道。得道者不必贪生恶死。所以庄周在妻子死后，即“鼓盆而歌”，认为这样才是通达死生的道理。《庄子》认为，以有限的生命和智慧去追随无限的事物，精疲力竭而一事无成。最好的办法是保存自己的精神，也就保全了自己的天性。　　《庄子》鞭挞了贪竞，揭露了虚伪，在似乎悖理的议论中间包含着深刻的认识和智慧，也包含了对人生对社会的极大悲哀。它希望找到一个应付无穷事变的万能原则，但事实上又没有这样的原则，所以不得不寄希望于心灵的纯净，追求逍遥的境界。然而心灵上的逍遥，在现实中不过是无可奈何地安之若命。《庄子》的作者常常陷入这种矛盾之中。对魏晋玄学，《庄子》有特别大的影响。　　《庄子》一书，借寓言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哲学见解，创造了许多优美动人的故事，又是一部优美的文学著作。它的《天下篇》还保存了当时诸子学说的许多材料，极为宝贵。　　（李申）　壮族　　壮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