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力量的发展，国民党当局十分恐慌。1939年初，蒋介石在重庆召开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除表示要继续抗战外，最重要的议题是制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政策。这次会议标志着国民党开始推行消极抗战和积极反共的方针。会后，国民党不仅公开叫嚷“取消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政府”，还多次制造反共军事摩擦。1941年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袭击新四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对于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共活动，中国共产党人作了有力的回击，揭露其内战阴谋，迎击其军事进攻，但为了民族的利益，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博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同情，许多国家的人民自愿捐款或来华支援中国抗战。中国政府通过各种渠道努力争取欧美国家的财政和军事援助，但在1938年底之前，援助中国的只有苏联政府，美英等国政府主要是道义上的支援。1939年，美国政府废除《美日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后，开始向中国提供贷款。处境困难的中国基本上是独自抗击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对日正式宣战，中国战场与世界反法西斯战场联为一体，美、英与中国正式结盟，在重庆召开了“东亚军事会议”。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美国将军史迪威为总参谋长。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配合盟军作战，给日军以重创。1942年，中国从美、英国家得到大量贷款和军火物资援助。次年经过谈判，中国政府与美英等国签订新约，废除了不平等条款，取消了领事裁判权。中美英三国首脑举行开罗会议，商定了联合对日作战计划。此后作为世界四大国（美苏中英）之一的中国，积极参加组建联合国的活动。　　抗战以来，国民党统治集团始终拒绝实行民主改革，顽固地坚持腐败的独裁制度。1943年8月林森逝世后，蒋介石接任国民政府主席，并兼行政院长，直接掌握党、政、军大权。他借口适应抗战需要，大力强化独裁统治，加紧反共宣传，鼓吹封建专制主义，摧残进步文化，广设集中营，迫害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同时，由于政府实行对金融和工业的垄断，对农民横征暴敛，使民族工业凋敝，农业经济衰败，物价上涨，人民生活日益困苦。这一切引起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普遍不满。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改为中国民主同盟）等党派团体不断要求结束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中国共产党派驻重庆的、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积极领导和支持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要求民主的斗争，发展壮大了抗日民主力量。　　1944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大规模的战略反攻阶段。日本与南洋的海上交通线被美国切断。侵华日军集中五十一万兵力，发动豫湘桂战役，企图打通大陆交通线，并摧毁中国西南部的空军基地。在豫中、长（沙）衡（阳）、桂（林）柳（州）诸会战中，各地中国陆军在中美空军的支援下，大都进行英勇抵抗，战况激烈，日军伤亡惨重。但由于国民党当局企图保存实力，对抗战趋于消极，对日军冒险进攻的严重性估计不足，使中国损失兵力六七十万。至1944年底，日军侵占了河南、湖南、广西等省大部和贵州、福建省的一部分领土。日军虽一度打通大陆交通线，但兵力更加分散，战线更加延长。1945年春，中国陆军在西南各战区开始反攻，取得湘西战役的重大胜利，并收复南宁、柳州、桂林等地。与此同时，乘大批日军南下之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向日伪军展开全面攻势作战。1944年初至1945年春共毙伤日伪军三十八万余人，俘日伪军九万余人，收复县城七十七座。抗日主力部队发展到九十余万人，民兵两百多万。在华北、华中、　　抗日根据地军民进行地道战(1944)　　华南建立了十九个大解放区，使日军占领的大多数城市和重要交通线都处在抗日军队的威胁之下。　　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国共两党都在考虑战后中国的命运。为了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争取抗战的胜利成为人民的胜利，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制定了党的路线，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他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总结了抗战中国民党和共产党两条不同的路线，指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才是时局的出路。5月5～21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国民党政纲、政策及有关措施，虽也宣布将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以“实施宪政”，但拒绝成立联合政府。这实际上是坚持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在这次大会上，国民党还为发动反共内战作了准备。蒋介石连任总裁。国共两党代表大会的召开，表明在战后建立什么样国家的问题上斗争日益尖锐。在此之前，国共两党就对解决国内政治问题进行多次会谈，由于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妄图限制和取消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政权，使谈判陷于僵局。美国为了利用中国抗战力量战胜日本侵略者，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任命史迪威为中国战区统帅部总参谋长。他与国共两党都保持合作的关系，但1944年10月史迪威被调回国（见史迪威事件），美国派赫尔利和魏德迈来华，美国对华政策即从联共抗日向扶蒋反共转变。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大变化，扩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　　欧洲战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后，1945年7月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投降，但日本拒绝接受。8月，以外交部长王世杰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前往莫斯科，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国被迫承认有损中国主权的《雅尔塔协定》。同时，美国在日本掷下两枚原子弹。苏联对日宣战，一百万红军进入中国东北。中国军队在各地向日军展开全面反攻，收复国土。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战区的受降范围包括中国本土（东北三省由苏军受降）、台湾及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共有日军一百二十八万，伪军一百四十六万。9月9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在南京接受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投降，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南京国民政府的垮台与中华民国的终结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国内政治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国共两党在对日受降及国内政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发生尖锐的冲突。蒋介石把全国划为十五个受降区，各区受降长官都委派了国民党系统的战区司令长官或方面军司令官，但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大都远在西南、西北，调动需时。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却大都在华北、华东地区，这一带正是日军主要占领区。为了阻止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受降，蒋介石命令国民党的部队照计划推进，而命令共产党的军队，就原地“驻防待命”，勿“擅自行动”。由于美国陆海空军直接帮助运送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国民党接收了上海、南京、北平、天津、广州、长沙、武汉、南昌、太原等大城市及许多战略要地，收编伪军数十万人，并将各大城市敌伪经营的庞大的工商业资产变为所谓“国有”企事业，从而使官僚资本恶性膨胀。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控制了中国经济的命脉。中国共产党坚决拒绝蒋介石“驻防待命”的命令，并声明国民党不能代表解放区接受日伪投降。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命令各解放区所有抗日武装，夺取并解除日军武装，迫使敌伪无条件投降，并配合进入东北的苏联红军作战。各地解放军收复威海卫、烟台、张家口、邢台、邯郸、焦作等中小城市近两百座。对此蒋介石惶恐不安，除以“维持治安”为名命令各地日伪军抗拒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外，还借口“恢复铁路交通”派国民党军队进犯解放区，造成严重的内战危机。　　当时，饱受战争苦难的中国各阶层人民迫切需要国内和平，休养生息，强烈反对内战。国际进步舆论也认为中国应该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于1945年8月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会谈的中心是政权和军队问题。共产党要求国民党承认解放区政权和军队，以实现国内和平，避免内战；而蒋介石则坚持所谓“军令、政令统一”，其目的是要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政权。蒋介石一边谈判一边派兵进攻华北各地解放区，施加军事压力。共产党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实行自卫反击，于绥远、上党及邯郸等地接连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与蒋介石合影　　蒋介石不得不承认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事。10月10日发表《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见重庆谈判和《双十协定》），但在解放区政权和军队问题上仍未能达成协议。11月，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辞职，美国政府派马歇尔为特使来华（见马歇尔调处），调解国共争端，促成“中国之统一”，其目的是企图在中国组成一个以蒋介石国民党为核心的联合政府。12月，准备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到达重庆，向国民党当局提出立即无条件停止内战的建议。经过多次谈判，1946年元月5日国共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10日，国共双方发布停战令，由张群、周恩来和马歇尔组成三人小组，负责调处国共军事冲突，执行停战令。在停战令颁布的当天，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在此以前，中国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人士积极为国内和平奔走，主张通过政治革新，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他们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要求民主，在促进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政协会议围绕着改组国民政府、施政纲领、军队问题、宪法草案及国民大会等五个方面进行讨论。斗争的焦点是政权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问题。经过激烈争辩，通过了《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和平建国纲领》等五项协议，否定了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规定全国团结一致建立统一、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法化，用政治方法解决政治纠纷，以保持国家和平发展，等等。　　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有利于人民的决议，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国民党虽然也宣布批准政协决议，但提出许多保留条件。接着，在3月间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则公然不承认政协会议的约束力，继续鼓吹一党专政。同时对全国人民要求遵守政协决议和反对内战的活动横加破坏镇压，制造了“较场口事件”、“李闻血案”及“下关惨案”等流血事件。国民党为独占东北三省，蛮横地拒绝与共产党谈判有关东北问题。苏联军队自东北撤退后，由美国飞机、军舰运送国民党部队十余万人到达东北，进驻长春、沈阳等城市。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频繁进犯，造成“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对于国民党挑动内战的种种行径，共产党进行了坚决斗争，一方面坚持与国民党谈判，在马歇尔的斡旋下，2月完成国共整军方案，3月达成东北停战协议；另一方面积极准备自卫战争。中共中央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从关内各地调集军队和干部约十五万人到东北，建立了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使国民党未能达到独占东北的目的。同时在各解放区普遍开展练兵运动、减租减息和生产运动，增强了解放区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1946年5月，国民政府从重庆还都南京，国共谈判也转到南京举行。蒋介石借口共产党拒绝从苏北、皖北等地撤退，公然调集二十万军队，于6月大举围攻以宣化店为中心的中原解放区，发动全面内战。　　全面内战爆发时，国共双方实力对比甚为悬殊，国民党兵力为四百三十万，其中正规军约两百万，拥有现代武器装备，控制着全国四分之三的地区，占据着大城市和交通干线，拥有现代工业技术和丰富的资源，在军事物资和财政上得到美国政府的大量援助，与国民党相比。中国共产党在军事及经济实力方面都处于劣势。解放军只有一百二十多万人，装备简陋，没有空军和海军。解放区只有一亿多人口，现代工业甚少，经济上没有外援，但在国内外得到道义上的声援。国民党依恃其军事优势，把一百六十万军队用于内战第一线，采取全面进攻、速战速决的方针。计划一举全歼中原解放军之后，攻占苏北，打通津浦路和胶济路，在三至六个月内消灭关内解放军，然后再解决东北问题。战争初期，国民党军攻占了解放区的一些城市，1946年11月11日攻占张家口时，达到了国民党进攻解放区的高峰。　　占领张家口后，国民党当局以为胜利在望，便不顾共产党、民主同盟等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的反对，公然践踏政协决议，在南京召开“行宪国民大会”，通过“中华民国宪法”。由于内战日趋剧烈，1947年1月马歇尔宣布调解失败回国，美国退出军调部；中共驻南京、上海等地军调处的代表被迫撤回延安。国民党一意孤行，于同年3月又召开“行宪国民大会”，选举蒋介石为总统、李宗仁为副总统。在民主宪政的幌子下，继续实行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　　对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中国共产党采取了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的方针，主要目标在于歼灭敌军有生力量，而不是保守或夺取城市。因此，人民解放军进行积极防御作战，经过中原突围的胜利、苏中战役、定陶战役、晋北战役、新开岭战役、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等十几个战役，挫败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至1947年2月，解放军以二十四万人的损失，歼灭国民党军队七十一万人。由于兵力不足，蒋介石自1947年3月被迫放弃全面进攻，对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等战场转取守势，集中兵力对南部战线的两翼——山东和陕北，实施重点进攻。到同年夏天，经过青化砭、羊马河、蟠龙、孟良崮等战役，陕甘宁和山东两解放区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6月底，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刘（伯承）、邓（小平）大军约十三万人渡过黄河，挺进大别山，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大反攻的序幕。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的力量主要集中在华北；抗日战争胜利后依靠华北，夺取东北。1947年，共产党向全国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开始全力开辟中原地区。为了配合刘邓大军南下，八九月陈赓、谢富治率领另一支晋冀鲁豫野战军八万余人，由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陈毅、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十八万余人越过陇海路，辗转于豫皖苏地区。三支大军互为犄角，逐鹿中原。这一胜利，冲破了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围攻，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　　同时，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国民党统治区，由于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和美国垄断资本控制了经济命脉，民族工商业破产。财政经济急骤恶化，民不聊生。在京、沪、平、津等大城市里接连发生以学生为主体的抗暴运动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形成反美、反蒋的第二条战线，抢米风潮席卷全国。广大中间阶层迅速觉悟。1947年7月，蒋介石发布“戡乱总动员令”，解散了民主同盟。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抛弃了中间路线，拥护中共的主张。国民党进一步分化，一些地方实力派开始与中共联系，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内战政策。　　在全面防御计划破产后，蒋介石被迫采取分区防御。为此，1947年底至1948年夏在华北（北平）、东北（沈阳）、华中（汉口）、华东（徐州）、西北（西安）分别设立了“剿匪”总司令部，并提出军事、政治、经济三位一体的总体战方针。但这并未能改变国民党的败局。各地解放军经过清风店战役、石家庄战役、运城战役、临汾战役、盐城战役、豫东战役、西府陇东战役、洛阳战役、襄樊战役、胶济路中段战役及东北解放军的秋季和冬季攻势作战等，从1947年7月至1948年6月，共歼灭国民党军一百五十二万人，收复或攻克石家庄、四平、吉林、沈阳、开封、潍县、临汾、延安、宝鸡等县城以上大小城市一百六十四座，使解放区联成一片，并开辟了新的中原解放区。1947年，在解放区深入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彻底消灭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数百万农民子弟参加了解放军，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在新解放的城市里，积极执行保护工商业、学校、教堂的城市政策，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1948年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到达晋察冀解放区的平山县西柏坡村，与前此到这里的刘少奇、朱德率领的中央工作委员会会合。面对日益有利的战争形势，中共中央及时抓住战略决战的有利时机，连续组织了震惊中外的三大战役。　　为了挽救危局，1948年7月底8月初，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将“分区防御”改为“重点防御”，即裁撤绥靖区，收缩战线，集中兵力于沈阳、北平、西安、汉口、徐州五大战略要地，以卫立煌、傅作义、刘峙、胡宗南、白崇禧分别担任总司令，掌握各战区的军政大权。各“剿总”企图依托大城市坚固的阵地进行防御。同时抽调精锐部队组编机动兵团，加强应援能力。蒋介石还计划把东北的国民党军撤至关内，以便集中兵力。中共中央毅然决定在蒋介石尚未决策从东北逃跑以前，首先发动辽沈战役。为了就地歼灭国民党军，东北野战军七十万人在林彪、罗荣桓指挥下，连续作战五十二天（9月12日至11月2日），以伤亡六万九千人的代价共歼灭国民党军四十七万，攻克长春、锦州、沈阳，东北全境宣告解放。　　1949年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北平入城式　　同时，华东野战军在粟裕、谭震林指挥下攻克济南，歼灭国民党军十余万人。华东野战军及中原野战军在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指挥下，发起淮海战役。以徐州地区为中心的这次战役，是国共两党进行的空前规模的决战。国民党军集结近八十余万人，解放军六十余万人，经过六十六天（1948年11月6日至次年1月10日）的激战，解放军以伤亡十三万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军五十五万余人，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广大地区。在淮海战役接近结束时，东北野战军挥师入关，与华北野战军会合，发起平津战役，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指挥包围平津。经过六十多天战斗和谈判，以伤亡三万九千人的代价，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五十二万，攻占天津、张家口等城市。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布和平解放。在三大战役中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支援解放军，各地支前民工达五百四十万人，支前粮食近十亿斤，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威力。同年春，解放军实行统一整编，西北、中原、华东、东北各野战军相继改称第一、二、三、四野战军，大大提高了正规化程度和机动作战能力。3月5～13日，中共在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了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作了报告。全会制定了迅速夺取民主革命胜利的方针。全会认为，全国胜利后必须“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此，全会规定了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基本政策。会后，中共中央由西柏坡迁往北平，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城市。　　经过三大战役，蒋介石赖以发动内战的主力部队几乎损失殆尽。国民党政府在军事、政治和经济等方面，都已濒临绝境。国民党的总兵力下降到二百零四万人；其中能用于作战的只有一百四十六万人。这些部队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已无法在战略上组成有效的防御。经济情况迅速恶化，金圆券急剧贬值，物价飞涨，从1948年8月到1949年3月，上海的物价上涨了八万多倍。政府财政枯竭，赤字高达九百万亿元。翁文灏内阁无法维持政局宣告垮台。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倾轧愈演愈烈，四分五裂，南京政府已陷入“一国三公”的境地。蒋介石派宋美龄赴美乞求援助，未能成功。美国政府不得不承认众叛亲离的蒋介石政府已很难挽救了。但蒋介石不甘心失败，一方面在长江以南及西北地区继续拼凑军事力量，准备抵抗；另一方面于1949年元旦发表文告乞求“和平”，并提出以保存“宪法”、“法统”和国民党军队作为国内和平的前提，其真正的目的是企图取得喘息的时间。中国共产党提出惩办以蒋介石为首的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和伪法统、改编一切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卖国条约、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八项条件，作为进行和平谈判的基础。蒋介石求和的阴谋被揭露以后，被迫于1月21日宣布引退。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蒋氏退到浙江奉化家乡后，仍以国民党总裁的身分操纵南京政府。　　李宗仁上台后表示愿意以八项条件作为和谈的基础，派遣以张治中为首的和谈代表到北平谈判。中国共产党也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和谈代表团。4月1日双方举行谈判，南京代表团要求人民解放军不渡长江，妄图造成隔江分治的局面，以维持国民党在江南地区的统治。中共拒绝了南京代表团的要求，于4月15日提出《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在惩办战犯和改编军队等方面对国民党作了一些让步，限定以4月20日为签定日期。李宗仁拒绝签字，声明撤销谈判代表，和谈破裂。国民政府行政院迁往广州，准备作最后挣扎。　　4月2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令。百万雄师强渡长江，摧毁了国民党军的防线，于23日解放南京。中华民国在大陆最后一届反动政府垮台，宣告国民党在大陆二十二年统治的结束。接着，解放军攻占上海、杭州、南昌、武汉等城市，共歼灭国民党军四十三万余人，取得了渡江战役的胜利。残余的国民党军队纷纷退向两广、西南、西北及台湾等地。蒋介石从幕后走到前台，在广州成立国民党非常委员会，直接掌握军政大权，后又退到四川，企图负隅顽抗。为了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人民解放军分路展开追歼战，席卷两广、福建、西南及西北地区。在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的形势下，绥远、新疆、湖南、云南等省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通电起义。蒋介石带领余部逃往台湾省，仍沿用“中华民国”。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1949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大会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等重要文献；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平，改名北京，采用公元纪年，　　1949年10月1日《人民日报》报道在政协一届全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　　人民政府主席的消息　　以五星红旗为国旗；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此，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华民国时代结束，开始社会主义中国的新纪元。（参见彩图插页第152页）　　参考书目　　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1编，中华书局，北京，1982。　　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第2编、第1、2卷，中华书局，北京，1987。　　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纲》，河南人民出版社，郑州，1985。　　魏宏运主编：《中国现代史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哈尔滨，1980。　　（李宗一）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公布的、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文献。1912年3月8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11日公布施行。计分总纲、人民、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国务员、法院、附则等七章，共五十六条。①临时约法体现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国家制度。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②临时约法体现了民主主义精神。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和信教的自由；人民有请愿、诉讼、考试、选举及被选举等权利。同时规定，人民有纳税、服役等义务。③在政府的组织形式上实行“三权分立”的原则。规定全国的立法权属于临时参议院，参议院有权议决一切法律、预算、决算、税法、币制及度量衡准则，募集公债，选举产生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弹劾大总统和国务员，对临时大总统行使的重要权力，具有同意权和最后决定权。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公布法律，统率全国海陆军，制定官制官规，任免文武官员等，但行使职权时，须有国务员副署。受参议院弹劾时，由最高法院组成特别法庭审判；法官有独立审判的权利，它否定了集大权于一身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此外，还规定了“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体现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要求。　　临时约法是辛亥革命胜利的重要成果，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的进步。1914年5月废除，由《中华民国约法》取代。（参见彩图插页第128页）　　（郑则民）　《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　　《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　　中华民国时期蒋介石为使国民党一党专政与个人独裁统治合法化而制定的具有宪法性质的文件。1931年5月12日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会议”通过，6月1日公布施行。计有八章八十九条。其实质主要是：①文件虽然采用某些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形式，但本质上是以国家根本法确立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规定“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其职权由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之”。国民政府主席、委员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约法”的解释权也由国民党中央行使。②它虽在一些条文上允许人民有各种权利和自由，但后来又立了不少“法”，限制人民的权利和自由。③关于国计民生问题，除一些空洞条文外，没有给人民实际利益，连孙中山倡导的平均地权也只字不提，却规定以“国家”和“中央”的名义兴办工矿企业和垄断专利、专卖事业，为官僚资本的发展提供便利条件。此外，蒋介石为获得反对派以及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支持，在不妨碍建立个人独裁统治的前提下，作了某些妥协和让步，如暂时承认党权仍高于政府主席，不提出“总统问题”，也规定“民营”事业“予以奖励及保护”等，致使这个约法有较长时间的稳定性，从1931年公布到1948年5月举行“国民大会”后结束，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共施行十八年。　　（郑则民）　《中华民国约法》　　《中华民国约法》　　1914年5月1日公布，由袁世凯一手操纵的“约法会议”所制定，具有宪法性质。又称“新约法”，以示区别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该法分十章六十八条。以确认袁世凯专制独裁制度为基本特征，取消了国会制。它虽然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但在关于人民权利的各项规定中，都附加了“于法律范围内”的限制条件。而法律的制订，人民是无权过问的，实际上否定了主权在民的原则。虽在条文上也保留了人民享有言论、结社等项自由权利，事实上却被剥夺殆尽。这个约法修改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内阁制原则，把总统的权力提高到如同封建皇帝一样。规定“大总统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行政以大总统为首长，置国务卿一人赞襄之”。大总统有权制定官制、官规、任免文武职官、宣战、媾和，“发布与法律有同等效力之教令”等。同时，否定“三权分立”原则，把制宪大权集中于大总统。参议院的职能改为“应大总统之咨询，审议重要政务”。宪法草案经参议院审定后，“由大总统提出，于国民会议决定之”。“国民会议由大总统召集并解散之”。另外，这个约法对民权严加抑制。虽规定了立法院的组成和职权，但对选举人和被选举人都有严格的限制，而且始终没有设立，另搞一个参政院代行职权。袁世凯企图利用这个约法，把个人独裁以法律形式加以肯定，为复辟封建帝制作准备，但遭到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中华民国约法》随着袁世凯的垮台而被废止。　　（郑则民）　中华书局　　中华书局　　以编印新式中小学教科书为主要业务的出版机构之一。1912年1月1日在上海创立，创办人为陆费逵。初系合资经营，资本二万五千元，以编印新式中小学教科书为主要业务。1913年设编辑所，陆续编辑出版《中华教育界》、《中华小说界》、《中华童子界》等杂志和大型汉语工具书《中华大字典》。1915年改为股份有限公司，自办印刷所，增设发行所；翌年资本增至一百六十万元，职工达千余人，继商务印书馆之后成为国内第二家集编辑、印刷、发行为一体的出版企业。1917年，因资金周转不灵，几至停业。经多方设法，营业重获发展。此后，除编印出版教科书和各种图书杂志外，还于1929年创办中华教育用具制造厂，制造教学文具仪器；1932年扩充印刷所，1933年在九龙新建印刷分厂，1935年在上海澳门路建成印刷总厂，购置先进印刷设备，既印本版图书，也承印地图、邮票、香烟壳子以及政府的有价证券、钞票、公债券等。　　中华书局南京分局　　1932年中华书局庆祝成立20周年时的店堂内景　　到1937年春，资本扩充至四百万元，在全国各地和香港、新加坡开设四十余个分局，年营业额约一千万元，进入全盛时期。　　抗日战争爆发后，陆费逵赴香港，成立驻港办事处，掌握全局重要事务；上海方面由常务董事舒新城等主持日常事务，设在公共租界的印刷总厂以“美商永宁公司”的名义维持营业。1941年7月9日，陆费逵在九龙病逝。随后太平洋战争爆发，领导核心内迁，在重庆设立总管理处。此间，仍然印制教科书，编辑出版各种图书杂志。抗战胜利后，总管理处迁回上海，印制教科书的业务虽迅速恢复，但图书杂志出版业务逐渐陷入困境。　　从创立至1949年的三十七年间，先后编印出版了《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辞海》、《饮冰室合集》等重要书籍，卢梭《社会契约论》、达尔文《物种原始》等重要译著，以及几十种杂志，在学术界颇有声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华书局于1954年5月迁址北京，1958年改为以整理古籍为主的专业出版社，在整理出版古籍和学术著作方面更有长足的进展，从而享誉海内外。　　（吴广义）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官制。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官制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官制　　基本照搬苏联模式，由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兼行立法权和行政权。其法律根据是1931年11月18日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为最高政权机关，由各省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直属市、县苏维埃代表大会及红军所选代表组成，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开幕。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情景　　大会闭幕期间，由不超过五百八十五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负责任。中央执行委员会闭幕时，由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出不超过二十五人的主席团代负责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设主席一人，副主席二至四人，由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产生。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除有制定、修改和颁布宪法的专权外，还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共同行使对外宣战，制定、修改和颁布法律，决定内政外交大政方针，组织指导陆海空军等权力。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钢印　　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人民委员会、最高法院和审计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行政机关，由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的人民委员会主席，外交、劳动、土地、军事、财政、国民经济、粮食、教育、内务、司法人民委员（得由中央执行委员会视工作需要随时增加）和工农检察委员会主席组成，负责指挥全国政务。其下设外交、劳动、土地、军事、财政、国民经济、粮食教育、内务、司法各人民委员部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工农检察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于1934年10月撤离江西苏区，1935年10月转移至陕甘苏区，1937年9月22日宣布取消，此制遂自行中止。　　（曾业英）　《中华文史论丛》　　《中华文史论丛》　　专门发表研究中国文学、历史、哲学等学科论文的学术刊物。季刊。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62年创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出版，罗竹风、李俊民和陈向平主持领导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停刊。1978年复刊，由朱东润、李俊民、罗竹风任主编。以言之有物、不尚空论为宗旨，倡导理论与考据相结合，重视把文史哲作贯通研究，注意发表海外中国学研究者的论文。内容涉及从先秦到五四时期的文学、史学、哲学、语言文字学、版本目录学、中国古代科技、敦煌学、民俗学和中外关系、文化交流等领域。该刊专业性较强、有较高的学术水平。　　（郑学勤）　《中美续增条约》　　《中美续增条约》　　见《蒲安臣条约》。　《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　　《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　　1946年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的一个包括通商航海设领等内容的条约。简称《中美商约》。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为了在内战中取得美国更大的支持和援助，于同年11月4日，由外交部长王世杰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签署该条约。条约共三十条，六十八款。主要内容是：①缔约此方之国民有在彼方“领土全境内”居住、旅行与从事商业、工业、文化教育、宗教等各种职业的权利，以及采勘和开发矿产资源、租赁和保有土地的权利；并且在经济上享受国民待遇。②此方商品在彼方享有不低于任何第三国和彼方本国商品的待遇，此方对彼方任何物品的输入，以及由此方运往彼方的任何物品，“不得加以任何禁止或限制”。③此方船舶可以在彼方开放的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内自由航行，其人员和物品有经由“最便捷之途径”通过彼方领土的自由；此方船舶包括军舰在内，可以在遇到“任何危难”时，开入彼方“对外国商务或航业不开放之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　　条约表面上双方享有对等权利，而实际上由于当时中国的远洋运输不发达及生产落后，根本无法与美国平等地实现其中规定的权利。通过条约，全中国领土均向美国开放。美国企业在华享有种种特许的待遇，使中国部分地丧失了关税自主权、沿海及内河航行权。　　（齐福霖）　《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　　《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　　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的有关东三省的不平等条约。在日俄《朴茨茅斯和约》签订后不久，日本于1905年11月派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来北京，与清政府全权大臣庆亲王奕劻、外务部尚书瞿鸿■、直隶总督袁世凯交涉“东三省善后事宜”。1905年12月22日（清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包括《正约》和《附约》。会议一开始，日本提出“大纲”十一款作为讨论基础，并宣称日本与俄国开战是“为了整个东亚的安全”。日本以巨大的牺牲阻止了俄国占有满洲，中国应报答日本，不仅应无条件地同意将俄国在东三省南部的权益让与日本，而且要给日本以《日俄和约》规定之外的其他特权。双方争执激烈，会议屡陷僵局。小村以日本在东北驻有重兵的强权地位施加压力，终于迫使清政府接受日方的要求而签约。　　《正约》三款，主要内容为：清政府“将俄国按照《日俄和约》第五款及第六款允让日本国之一切概行允诺”，即同意将俄国政府在旅顺口、大连湾及其附近领土、领水的租借权和长春至旅顺口的铁路以及附属的一切权利财产和煤矿转让给日本政府。《附约》十二款，规定日本政府取得的新特权，主要有：①中国允将东三省十六个地方开埠通商：凤凰城（今辽宁凤城）、辽阳、新民屯（今辽宁新民）、铁岭、通江子（今辽宁通江口）、法库门（今辽宁法库）、长春、吉林、哈尔滨、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珲春、三姓、齐齐哈尔、海拉尔、瑷珲（今黑龙江爱辉）和满洲里。②如俄国允将护路兵撤退，日本才可照办（实际上则长期在沿线驻扎“护路”军队）。③中国允许日本政府继续经营安东（今辽宁丹东）至奉天（今沈阳）铁路，以十五年为限。④在营口、安东、奉天划定日本租界。⑤中日合营公司采伐鸭绿江右岸地方森林。同年12月29日双方在北京互换条约批准书。这项不平等条约使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大陆上获得了立脚点。从此，它以依约攫取到的权益为依托向中国东北地区大肆扩张侵略。　　（沈子）　中日“二十一条”交涉　　中日“二十一条”交涉　　1915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无理要求，企图把中国的领土、政治、军事及财政等都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这场历经五个月的交涉，是日本侵华史上重要的一页。　　1914年，日本政府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机，借口对德国宣战，派兵攻占中国的胶州湾和胶济铁路，取代德国在山东的侵略地位。次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奉日本政府之命，晋见袁世凯，当面递交了二十一条要求的文件，并要求袁政府“绝对保密，尽速答复”。二十一条共分五大项：①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山东省不得让与或租借他国。②承认日本人有在南满和内蒙古东部居住、往来、经营工商业及开矿等项特权。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并南满、安奉两铁路管理期限，均延展至九十九年为限。③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的人开采。④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借或让给他国。⑤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等顾问。中日合办警政和兵工厂。武昌至南昌、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之间各铁路建筑权让与日本。日本在福建省有开矿、建筑海港和船厂及筑路的优先权。日本人在中国有宣教权，等等。二十一条要求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袁世凯不敢立即表示接受，派外交总长陆徵祥、次长曹汝霖与日本代表日置益秘密谈判。　　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消息一经传开，立即激起中国各阶层人民的无比愤慨，反日舆论沸腾。正式谈判于1915年2月2日在举国一致反对的声浪中开始。谈判秘密进行，日本以支持袁世凯称帝引诱于前，以武力威胁于后，企图使袁世凯政府全盘接受。袁世凯便将二十一条加以修改，提出修正案。但日置益寸步不让，谈判一度陷于僵局。与此同时，欧美列强对日本损害它们在华的侵略权益一致不满，纷纷给予抨击。中国人民的反日爱国斗争日趋高涨。日本见事态严重，便一面宣布第五项为“希望条件”，属于劝告性质；一面提出新案，内容与原要求一至四项基本相同，仅将若干条文改用换文方式。5月7日又发出最后通牒，限四十八小时之内应允。袁世凯指望欧美列强干涉落空，又怕得罪日本，皇帝做不成，便以中国无力抵御外侮为理由，于5月9日递交复文表示除第五项各条“容日后协商”外，全部接受日本的要求。5月25日在北京签订了所谓“中日条约”和“换文”。（参见彩图插页第129页）　　二十一条是日本帝国主义以吞并中国为目的而强加于中国的单方面“条约”，完全违背了国际关系的根本准则，在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下，袁政府事后也不得不声明此项条约是由日本最后通谍而被迫同意的。此后历届中国政府均未承认其为有效条约。　　（李宗一）　中日甲午战争　　中日甲午战争　　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1894年（光绪二十年）爆发，按中国干支纪年，是年为甲午年，故称甲午战争。　　日本挑起战争　日本蓄谋吞并朝鲜、西侵中国由来已久。1894年春，朝鲜爆发东学党农民起义，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派兵协助镇压。日本政府同时也诱使清政府派兵，为自己出兵朝鲜制造借口，清政府接到朝鲜政府请求后，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淮军两千五百人分批赴朝，屯驻牙山，并电告驻日公使汪凤藻，令其根据1885年的《中日天津条约》，知照日本外务省。其时，日本内阁见阴谋得逞，一面派兵入朝，占据汉城附近各战略要地，一面设立有参谋总长、参谋次长、陆军大臣、海军军令部长等参加的大本营，作为指挥侵略战争的最高领导机关。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训令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得施行认为适当之临机处分”，授权大鸟挑起衅端，发动侵略战争。　　当中日两国向朝鲜出兵时，朝鲜政府已接受东学党起义军提出的要求，双方签订休战和约，起义军退出全州。朝鲜内战实际上已经停止，清军并未与东学党起义军交战。朝鲜政府为消除日本出兵借口，6月13日请求中国撤兵。叶志超部准备从牙山订期内渡，清政府要求日本同时撤兵。日本虽已失去出兵朝鲜的借口，但仍决心扩大事端，促成中日关系破裂，它不仅拒绝撤兵，反而继续向朝鲜增派军队，并提出所谓共同“改革”朝鲜内政的方案，以达到既使日军赖在朝鲜不走又能拖住中国军队的双重目的。7月12日，陆奥电令大鸟：“目前有采取断然处置之必要”，“不妨利用任何借口，立即开始实际行动”。大鸟接训令后，于19日和20日连续提出强硬要求，胁迫朝鲜政府废除中朝通商条约，并驱逐中国军队出境。23日，日军攻占朝鲜王宫，拘禁国王李熙，成立以大院君李昰应为首的傀儡政府。25日，大鸟指令大院君宣布废除中朝两国间的一切商约，并“授权”日军驱逐屯驻牙山的清军。当天，日本不宣而战，在丰岛海面对中国海军发动突然袭击，击沉中国运兵船“高升”号；同时日本陆军向驻牙山中国军队发起进攻，终于挑起了这场侵略战争。8月1日（七月初一），中日政府同时宣战。甲午战争开始。　　战争过程　中日甲午战争的整个过程，包括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894年7月25日到9月17日。这时在清廷内部，以光绪帝为首的主战派占上风。是年慈禧太后六十岁，她盼望从速结束战争，以免耽误她大办庆典，　　因此倾向和议，但迫于清议，一时尚不敢公然主和。在此阶段中，战争是在朝鲜半岛及海上进行，陆战主要是平壤之战，海战主要是黄海之战。　　平壤之战发生于9月15日，是双方陆军首次大规模作战。当时驻守平壤的清军共三十五营，一万七千人；进攻平壤的日军有一万六千多人，双方兵力旗鼓相当。战斗在三个战场同时展开：其一为大同江南岸战场。晨三时，日军第九混成旅团在大岛义昌少将的指挥下，首先向大同江南岸清军发起进攻。太原镇总兵马玉崐督队英勇抗击，日军官兵死伤惨重，无力再战，大岛义昌负伤，只得下令退却，午后二时全部撤离战场。其二为玄武门外战场。玄武门为日军的主攻方向，因此集中了优势兵力，由立见尚文少将的第十旅团（又称朔宁支队）和佐藤正大佐的第十八联队（又称元山支队）担任主攻。高州镇总兵左宝贵登玄武门指挥，亲燃大炮轰敌，官兵感奋，英勇杀敌。激战中，左宝贵不幸中炮牺牲，其部下三位营官也先后阵亡，午后二时玄武门遂被日军攻陷。日军企图向城内推进，遭到清军阻击，只得退守玄武门。其三为城西南战场。晨七时，野津道贯中将亲率日本第五师团本队，从平壤西南用炮火掩护步兵冲锋，清军马队进行反击。至中午，野津道贯见难以得手，下令暂停攻击，退回驻地。此时对清军来说，战事尚有可为，但清军总统（总指挥）叶志超贪生怕死，于午后四时树白旗停止抵抗，并下令全军撤退。六天里，清军狂奔五百里，于21日渡鸭绿江回国。日军占领朝鲜全境。　　黄海之战发生于9月17日，是中日双方海军的一次主力决战。因这次海战发生于鸭绿江口大东沟（今辽宁东沟）附近海面，亦称大东沟海战。北洋舰队参加战斗的军舰为十艘，日本海军投入战斗的军舰则有十二艘。从航速、火力等方面看，日方也占优势。中午十二时五十分开战，日本舰队先绕攻北洋舰队右翼的弱舰，北洋舰队将其拦腰截断，重创比叡、赤城、西京丸诸舰，使之丧失战斗力西逃出战场。日本舰队继而采取背腹夹击的战术，北洋舰队势大不利。其中致远舰已受重伤，管带邓世昌为保护旗舰，下令向敌先锋舰吉野猛冲，以求同归于尽，不幸中敌鱼雷，舰身爆裂，全舰两百五十人中除十六人遇救外，其余壮烈牺牲。下午三时许，北洋舰队十舰中，沉四、逃二、伤二，只余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依然奋勇搏战，并重创日本旗舰松岛，使之丧失战斗力。战至下午五时半，日本舰队气衰力竭，不敢恋战，向西南方向逃遁。海战中，提督丁汝昌受伤不退，激励将士；致远管带邓世昌、经远管带林永升冲锋于前，誓死搏敌；定远管带刘步蟾、镇远管带林春曾苦战于后，终于出现转机，粉碎了日本“聚歼清舰于黄海中”的狂妄计划。　　平壤、黄海战后，日本方面广造舆论，大肆渲染胜利，更加刺激了其扩大侵略战争的野心。而在清朝方面，身负军事指挥重任的李鸿章则夸大失败，以进一步推行其消极避战方针，同时慈禧太后的主和也渐趋明朗化。　　第二阶段，从1894年9月17日到11月22日。在此阶段中，战争在辽东半岛进行，有鸭绿江防之战和金旅之战。　　鸭绿江防之战开始于10月24日，是清军抗击日军入侵中国国土的首次保卫战。当时部署在鸭绿江北岸的清军共八十二营，约两万八千人。清政府任命宋庆为诸军总统，节制各军。日军进攻部队是山县有朋大将统率的第一军，包括桂太郎中将的第三师团和野津道贯中将的第五师团，共三万人。双方兵力不相上下。但是，宋庆虽负节制诸军之名，各军实则不服调度，而且士气不振，将领多无抗敌决心。是日午前十一时，日军先于九连城上游的安平河口泅水过江成功。当夜，日军又在虎山附近的鸭绿江中流架起浮桥，清军竟未觉察。25日晨六时，日军越过浮桥，向虎山清军阵地发起进攻。清军守将马金叙、聂士成率部奋勇还击，因势单力孤，伤亡重大，被迫撤出阵地。日军遂占领虎山。其他清军各部闻虎山失陷，不战而逃。26日，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九连城和安东县（今丹东）。在不到三天内，清朝重兵近三万驻守的鸭绿江防线竟全线崩溃。　　金旅之战也开始于10月24日，至11月22日旅顺口陷落，这是甲午战争期间中日双方的关键一战。日本第一军进攻鸭绿江清军防线的同一天，大山岩大将指挥的　　日军在辽东花园口登陆　　第二军两万五千人在日舰掩护下，开始在旅顺后路上的花园口登陆。日军的登陆活动历时十二天，清军竟坐视不问。11月6日，日军进占金州（今辽宁金县）。7日，日军分三路向大连湾进攻，发现清军早已溃散，不战而得大连湾。日军在大连湾休整十天后，开始向旅顺进逼。当时旅顺地区清军有七统领，道员龚照璵为前敌营务处总办，有“隐帅”之称，共辖三十三营，约一万三千人。18日，日军前锋进犯土城子，徐邦道指挥拱卫军奋勇抗御，将日军击退。是日，龚照璵竟置诸军于不顾，乘鱼雷艇逃往烟台。19日，黄仕林、赵怀业、卫汝成三统领也先后潜逃。21日，日军向旅顺口发起总攻。22日占领旅顺口并血洗全城。　　中日甲午战争图　　随着清军节节败退，在清廷内部，主和派已占上风，大肆进行投降活动。旅顺口失陷后，日本海军在渤海湾获得重要的根据地，从此北洋门户洞开，北洋舰队深藏威海卫港内，战局更加急转直下。　　第三阶段，从1894年11月22日到1895年4月17日。在此阶段中，战争在山东半岛和辽东两个战场进行，有威海卫之战和辽东之战。　　威海卫之战是保卫北洋海军根据地的防御战，也是北洋舰队对日的最后一战。其时，威海卫港内尚有北洋海军各种舰艇二十六艘。1895年1月20日，大山岩大将指挥的日本第二军，包括佐久间左马太中将的第二师团和黑木为桢中将的第六师团，共两万五千人，在日舰掩护下开始在荣成龙须岛登陆，23日全部登陆完毕。30日，日军集中兵力进攻威海卫南帮炮台。驻守南帮炮台的清军仅六营三千人。营官周家恩守卫摩天岭阵地，英勇抵御，壮烈牺牲。日军也死伤累累，其左翼司令官大寺安纯少将中弹毙命。由于敌我兵力众寡悬殊，南帮炮台终被日军攻占。2月3日日军占领威海卫城。威海陆地悉被敌人占据，丁汝昌坐镇指挥的刘公岛成为孤岛。连日来，日军水陆两路配合，先后向刘公岛和威海港内北洋舰队发动八次进攻，均被击退。在此期间，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曾致书丁汝昌劝降，遭丁汝昌拒绝。5日凌晨，旗舰定远中雷搁浅，仍做“水炮台”使用，继续搏战。10日，定远弹药告罄，刘步蟾下令将舰炸沉，以免资敌，并毅然自杀与舰共亡。11日，丁汝昌在洋员和威海营务处提调牛昶昞等主降将领的胁迫下，拒降自杀。洋员和牛昶昞等又推署镇远管带杨用霖，出面主持投降事宜。杨用霖拒不从命，自杀殉国。12日，由美籍洋员浩威起草投降书，伪托丁汝昌的名义，派广丙管带程壁光送至日本旗舰。14日牛昶昞与伊东祐亨签订《刘公岛降约》，规定将威海卫港内舰只、刘公岛炮台及岛上所有军械物资，悉数交给日军。17日，日军在刘公岛登陆，威海卫海军基地陷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参见彩图插页第116页）　　辽东之战持续的时间很长。自日军突破清军鸭绿江防线后，连占凤凰城、岫岩、海城等地。清政府调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督办东征军务，授以指挥关内外军事的全权，并任命湖南巡抚吴大澂和宋庆为帮办，以期挽回颓势。从1895年1月17日，清军先后四次发动收复海城之战，皆遭挫败。2月28日，日军从海城分路进犯，3 月4日攻占牛庄，7日不战而取营口，9日又攻陷田庄台。仅十天时间，清朝百余营六万多大军便从辽河东岸全线溃退。　　《马关条约》的签订随着战争的失利，清政府进一步加紧了乞降活动。2月11日，决定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赴日议和。4月17日，李鸿章与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傅文及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在马关春帆楼签订《马关条约》，包括《讲和条约》十一款，《另约》三款，《议订专条》三款，以及《停战展期专条》两款。　　条约的主要内容为：①中国承认朝鲜“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实则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②中国将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③中国“赔偿”日本军费库平银二万万两；④开放沙市、　　日本台湾总督发布占领台湾的通告　　重庆、苏州、杭州四地为通商口岸，日本政府得派遣领事官在以上各口岸驻扎，日本轮船得驶入以上各口岸搭客装货；⑤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市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其产品免征一切杂税，享有在内地设栈存货的便利；⑥日本军队暂行占领威海卫，由中国政府每年付占领费库平银五十万两，在未经交清末次赔款之前日本不撤退占领军；⑦本约批准互换之后，两国将战俘尽数交还，中国政府不得处分战俘中的降敌分子，立即释放在押的为日本军队效劳的间谍分子，并一概赦免在战争中为日本军队服务的汉奸分子，免予追究。　　该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同时它也成为中国近代民族觉醒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戚其章）　中山　　中山　　春秋战国时国名。春秋时称鲜虞，属白狄，为子姓部族，但也有人以为是姬姓。在《左传》中，关于晋伐鲜虞的记载颇多。中山之名始见于《左传》定公四年。战国时，中山在今滹沱河流域的灵寿、平山、晋县一带。　　中山的史料流传下来者甚少，仅见于《战国策》、《吕氏春秋》等书，清王先谦已将这些史料编成《鲜虞中山国事表》。1974年，河北平山发现中山王墓，出土带有铭文的鼎、壶、钺和兆域图等物，提供了不少重要史料。　　中山侯銊　　公元前414年，中山武公初立，都于顾（今河北晋县）。魏文侯三十八年（前408），魏伐中山，派公子击驻守其地。《史记》说中山后来又复国。前人或认为复国后之中山君为魏人，但据铜器铭文所记，战国晚期之中山君确为武公后裔。战国时，中山和宋都是仅次于七雄的强国。《史记》说中山建造过长城，中山君曾受周王册命为侯，公元前323年，中山与韩、燕等国共称王。因与赵相邻，但结齐以为援，中山成为赵的腹心之患。公元前314年，齐宣王乘燕子之之乱攻燕，中山也出兵相随，乘机攻占大片土地。从公元前307年起，赵武灵王连年向中山进攻，中山由此削弱。公元前301年，中山君受赵威胁而奔齐。赵惠文王四年（前295），赵乘齐南攻楚之机，一举灭掉中山。中山复国后，传五世而亡。　　（吴荣曾）　中书省　　中书省　　中国古代中央最高政府机构之一。它和汉代尚书有渊源关系。　　汉武帝时进一步强化君权，以主管文书的尚书掌握机密要政。为便于出入后宫，用宦者担任，称为中尚书，简称中书，又因兼谒者之职，故又名中书谒者。其长官有令、仆射。宣帝末弘恭为中书令，石显为仆射；元帝时石显为中书令，牢梁为仆射，均专权用事，为朝臣所恶。成帝时废除由宦者担任中书之制，此后至东汉末，改以士人为尚书。尚书台独掌枢要，地位日益崇重。但专制主义的封建统治者总要防止臣下的权力过大，以免威胁到自身。东汉末，曹操受封为魏王后，在建置魏国百官时，便设立秘书令，典尚书奏事。魏文帝曹丕即位后，改秘书为中书，设监、令各一人，监、令之下置中书郎若干人，于是中书省正式成立，其官员由士人充任，与西汉时用宦者充任的中书不同。从此以后，中书省与尚书台并立。原来由尚书郎担任的诏令文书起草之责，转由中书省官员担任。中书监、令的品秩虽低于尚书令、仆射，但与皇帝的近密程度过于尚书，故机要之权逐渐移于中书省，尚书台的地位因之削弱。三国除曹魏外，孙吴亦设中书，置令、郎，但其制与魏制稍有不同。蜀汉不详。西晋以后，历代都沿袭曹魏立中书省，只有北周实行六官制，无中书之名。但其春官府有内史中大夫、下大夫等职，即相当于中书令、侍郎的职务。隋代废六官制，置内史省，即中书省。炀帝末又曾改名内书省。唐初亦名内史省，武德三年（620）始复名中书省。高宗龙朔二年（662）改称西台，咸亨（670～674）初复旧；武后光宅元年（684）改名凤阁，中宗神龙（705～707）初复旧；玄宗开元元年（713）改名紫微省，五年，复旧。自魏晋以后，中书省是与尚书省、门下省鼎立的三省之一。　　中书省的组织，历代均有变化。自魏晋至隋初，以监、令各一人为其长官。后隋又废监，置令两人。唐承隋制，中书令曾改称为右相、内史令、紫微令等，均不久即复旧称。监、令之下，有中书侍郎（魏晋时也有单称郎或通事郎的；晋宋以后，概称侍郎），为中书监、令之副，它与监、令的职责都是答复皇帝的咨询，负责起草诏敕及阅读臣下的表章。自晋至隋初，侍郎员额四人，后改为二人，唐因之。侍郎之下，有中书舍人，初称中书通事舍人，后去通事之名。中书舍人初掌呈进章奏，后掌撰作诏诰及受皇帝委任出使，宣旨劳问，受纳诉讼。其员额历代不同，唐时置六人。中书舍人之下，复有通事舍人（一度改称通事谒者）若干人，掌朝见引纳，殿庭通奏。此外，又有右补阙、右拾遗，掌谏诤，唐代所置；起居舍人，掌修起居注，隋代所置。　　中书省最重要的职权是撰作诏令文书。魏晋之初，监、令、侍郎多亲自起草，如曹魏时刘放为中书监，善为书檄，三祖（魏武、魏文、魏明）诏命多出自刘放。西晋张华为中书令，当时诏诰皆张华草定。其后，担任监、令的高门士族，崇尚清谈，厌亲细务，起草诏诰文书，多委之于舍人，于是机要之权逐渐下移。南朝时，草拟诏诰成为中书舍人的专职，其时皇帝为了便于驱使，多以低级士族或寒人充任舍人，“入直阁内，出宣诏命，凡有陈奏，皆舍人持入”，这样，他们就有机会参预决策。南齐永明（483～493）中，中书通事舍人权倾天下。梁武帝信任周舍、朱异，两人先后任中书舍人，专掌机密，虽官位多次升转，但不离舍人之职。陈时，“国之政事并由中书省。省有中书舍人五人”，“分掌二十一局事，各当尚书诸曹，并为上司，总国内机要，而尚书唯听受而已”，形成中书舍人专政的局面，监、令、侍郎反而成为虚位。这种情况在陈亡以后才有所改变。北朝的中书监、令仍然掌握诏命起草权，如北魏高允、高闾均以能文为中书监、令，诏令书檄，多出其手；北齐邢邵、魏收亦曾为中书监、令，亲作诏诰，与南朝由舍人起草诏诰的情况不同。隋代内史令与门下省的纳言、尚书省的仆射并为宰相之任，地位尊崇。下置内史舍人（即中书舍人）八员，专掌诏诰。唐朝也沿袭隋代，置中书舍人六员，以撰作诏制为其主要职责，又分押尚书六部，佐宰相判案。故舍人之职在唐代颇为显赫。　　中书令在唐朝前期与侍中、仆射同为真宰相。宰相集议朝政的政事堂，初设于门下省，高宗死后，移至中书省。此后，中书令执政事之笔，有出令之权，遂居宰相之首。其以同中书门下三品及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者，多以中书侍郎、门下侍郎为本官。至唐中叶以后，势力强大的藩镇和勋高望重的武臣常被加尚书仆射、中书令、侍中等官衔，以示荣宠。于是，中书令也逐渐成为虚衔。与此同时，以他官掌诏命敕策的制度也发展起来，翰林学士逐渐成为重要诏令的起草者，中书舍人的职权渐被侵夺，只能草拟一些例行敕书，变得无足轻重。所以中书省到了唐代后期也大权旁落。　　（陈仲安）　　北宋前期，中书省仅存空名，与门下省并列于皇城外两庑，所掌只是册文、覆奏、考帐等例行公事。宰相办公处称中书门下，简称中书（习称政事堂），置于皇城之内，不再设于中书省。中书令不真拜。中书舍人亦为寄禄官，不起草诏命，而另设舍人院，置知制诰或直舍人院以掌外制。元丰官制改革，将中书门下职权分属三省，恢复“中书取旨、门下覆奏、尚书施行”的唐制，并任命实职省官。同时废舍人院，建为中书后省。中书令仍虚位，而以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行中书令之职，与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并为宰相；别置中书侍郎一人为副，与门下侍郎、尚书左、右丞并为执政。然因三省分权制影响行政决策效率，实行中改变为由宰、执事先共议于政事堂，奏准后以“三省同奉圣旨”行下。南宋时，中书省与门下省合并为中书门下省，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改称右丞相，中书侍郎改称参知政事。　　辽以南面官治汉人，其南面朝官亦沿唐制有三省之名。中书省初称政事省，兴宗时改。其官见于记载者中书令、中书侍郎、中书舍人等，然未必皆有实职，大抵多用以招徕汉人或示荣宠。金熙宗完颜亶官制改革，参用唐、宋之制建立三省，然中书令以尚书右丞相兼任，位在丞相下，亦不置实职之侍郎、舍人，掌诏敕者为翰林院，故中书省徒有虚名。完颜亮废中书、门下二省，仅存尚书省为最高政府机构。　　元世祖忽必烈以前，大蒙古国以札鲁忽赤掌政务，大札鲁忽赤是最高行政官。此外，大汗的怯薛组织中有必阇赤（bi■ike■i，意为掌文书者）一职，掌写发诏令及其他宫廷文书事务，设有分掌畏兀儿文、汉文、波斯文等各种文书的必阇赤。随着蒙古统治地域的扩大，在中原和西域各地区颁布政令以及征收贡赋、任免官吏等事，都需要行用文书，必阇赤机构在行政事务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必阇赤长得以参预管理政务，成为次于大札鲁忽赤的辅相之臣。1231年，窝阔台南征驻跸云中（今山西大同）时，仿照中原官称，必阇赤长耶律楚材、粘合重山、镇海三人分别称中书令和中书左丞相、右丞相，同时将必阇赤机构称为中书省。但这只为适应统治中原汉地的需要而权宜使用中原官名，并未成为蒙古国的定制。　　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位后，始采用中原官制，设立中书省以总理全国政务，为最高行政机构。其设官沿袭金尚书省之制，长官中书令由皇太子兼任，未立皇太子时则缺。实际长官为右丞相、左丞相（元制尚右，故右在左上），各一员，或仅置右丞相，总领省事，统率百司。平章政事四员，为丞相之副贰；右丞、左丞各一员，参知政事两员，为执政官；统称为宰执。又置参议中书省事四员，掌左司、右司文牍，参决军国重事。左司、右司，各置郎中、员外郎、都事等官。中书省领六部。中统元年初置左三部（吏、户、礼）、右三部（兵、刑、工），至元元年（1264）分为吏礼、户、兵刑、工四部，七年始分立六部。在统一全国过程中，各地区相继分立行中书省，总隶于中书省；山东、山西、河北及内蒙古部分地区，则由中书省直辖，称为“腹里”，即内地的意思。至元七年至八年，二十四年至二十九年，至大二年（1309）至四年三次设立尚书省分理财赋，亦置丞相及平章、右丞、左丞、参政等宰执官。在这期间，行政权实际上归尚书省，各行中书省亦相应改为行尚书省。尚书省罢，权力复归中书省。　　明初沿袭元制，置中书省总理全国政务，领辖六部，职权甚重。洪武十三年（1380），明太祖朱元璋杀丞相胡惟庸，乘机废中书省，以六部分掌庶政，直接受命于皇帝，中央集权空前加强（见胡惟庸案）。　　（陈得芝）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1945年中国政府与苏联政府就对日作战后期及战争结束后解决双方某些争议问题的一个文件。根据美、英、苏三国于1945年2月达成的《雅尔塔协定》，同年6～8月，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和苏联政府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在莫斯科举行谈判，于8月1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关于大连之协定》、《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关于中苏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东三省后苏联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等附件，并互换了关于外蒙古问题的照会等。条约共八条。主要内容是：两国在对日战争中，“彼此互给一切必要之军事及其他援助与支持”，“不与日本单独谈判”或“缔结停战协定或和约”，战后“共同密切友好合作”，“彼此给予一切可能之经济援助”，“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同时，苏联政府声明，一切援助给予国民政府，并重申尊重中国在东三省之完全主权及领土的完整。中国政府声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公民投票证实其独立的愿望，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另外，条约还规定：中苏共管长春铁路三十年，旅顺为共用海军基地三十年，大连为自由港，苏军进入东北后，收复区内由中国派员设立行政机构并派军事代表和苏联联系，日本投降后最迟三个月内苏军全部撤出东三省。条约有效期为三十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根据1950年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的换文规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失效。　　（齐福霖）　中统　　中统　　国民党CC系陈果夫、陈立夫控制的全国性特务组织。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它正式成立于1938年8月，其前身是1928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1935年扩大为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党务调查处，1937年曾并入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为第一处，长期在陈果夫、陈立夫的直接控制之下，是CC系的重要阵地。中统局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兼任局长，实际由副局长负责。陈立夫、朱家骅先后任局长，徐恩曾、叶秀峰先后任副局长。中统局在国民党各省、市、县党部都有分支机构，以党政机关、文化团体和大中学校为活动重点，特务活动遍及全国。他们以维护国民党蒋介石的专制统治为己任，从中央党务学校、政治学校等处选派一批骨干，并采取“渗透和招抚”的策略，招纳堕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队伍中的叛徒为爪牙，伪装进步，混进共产党和革命团体进行阴谋破坏活动，迫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对于国民党内反对蒋介石的派系以及不满蒋介石统治的人士，他们也秘密调查、监视，进行迫害。在抗日战争中，他们奉行溶共、防共、限共的反动方针，破坏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要求实现和平、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专政，中统制造了一系列政治事件，破坏和镇压民主爱国运动。在中统的“反省院”、“感化院”和“调查室”，被迫害致死的爱国民主人士和进步青年不计其数。中统局于1947年改名为“党员通讯局”，1949年改名为”内政部调查局”。　　（严如平）　中外朝　　中外朝　　中朝即内朝，由皇帝左右的亲信和宾客所构成；外朝也称外廷，指公卿大夫。中外朝之分出现于武帝时。西汉早期，皇帝处理国家大事，丞相也参与谋议。武帝为了加强集权而削弱丞相的权势，对于重要政事，依靠一些亲信在官廷之内作出决策，中朝由此而得以形成。有了中朝，自然会有和它相区别的外朝。外朝是指属于丞相、御史大夫和九卿所构成的官僚体制。　　西汉时的中朝，由以下几种人所组成：　　①将军：将军又分大将军、骠骑将军、卫将军和前、后、左、右将军等。汉代兵权由皇帝亲自掌握，各种率兵的军将都由皇帝任命和指挥。由于将军和皇帝关系十分亲近，所以将军也参与机要的谋议。有些皇帝的亲信大臣，皇帝也给他们加上将军的称号，以示尊显，如萧望之本为文臣，因受遗诏辅政而拜为前将军。　　②近臣：包括侍中、左曹、右曹、诸吏、散骑、常侍、给事中。皇帝对所亲信的九卿或其他官员、儒生，在他们原职之外再给予侍中、常侍之类的名号，当时人称这类官名为加官。所谓加官，是一种头衔，并无具体的职掌，但获得此号者，可出入禁中，并参与机密的商议。有时他们还可根据皇帝旨意去批驳外朝大臣。西汉的近臣，实际上是皇帝的宾客和幕僚。　　③尚书：尚书本为皇帝身边掌司笔札的小官。中朝出现后，它的地位逐渐重要。它和仅仅参与议论的加官不同，尚书既有官署、官属，又有具体的职司，成为皇帝的秘书机关，在中朝已渐居核心地位。昭帝时（前86～前74），霍光秉政兼领尚书事，以后辅政大臣都援此先例而领尚书事。　　自从中外朝分立之后，中朝决策，支配外朝，丞相的权力日益转移到中朝。和皇帝最为亲密的宦官、外戚，很容易变为中朝的主宰。元帝时，宦官弘恭、石显，即以中书的身份专断国政；哀帝、平帝之世（前6～公元5），外戚王氏相继把持中朝，终于酿成新莽代汉的结局。　　东汉文献中已不大提到中外朝，但中外朝仍然存在，而且还有所变化。汉光武帝刘秀、汉明帝刘庄吸取西汉覆亡的教训，对功臣、外戚防范甚严，不许他们进入宫禁，竭力把权势揽在自己手中。外朝的三公成为备员，中朝的尚书的地位便更加重要。章帝以后，在位者多为女主、幼君，依靠外戚、宦官治理朝政，他们逐渐取代尚书而成为中朝的支柱。　　（吴荣曾）　中外文化交流　　中外文化交流　　有史以来中国与东西方各国文化上的相互交流与影响及产生的结果。位于亚洲大陆东部的中国，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逐渐由近及远地与别国接触联系，进行文化交流。它包括人员的往来，物产的移植，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风俗习惯的相互影响，思想、宗教、文学、艺术等的传播。交流的途径多种多样，如政府使节、留学学生、宗教、商业与商人、手工工匠等，甚至战争与俘虏，也曾为文化交流提供渠道。中国与各国之间文化交流的深度广度各有不同，彼此所受对方影响深浅及产生的结果，也因国家与时代而异。但中国与各国之间文化交流是历史的必然，而在与各国交光互影的漫长过程中，总的来看是中外双方相互受益。　　秦代及秦以前，和外国的接触很少，文化交流今天所知者不多。相传殷朝灭亡后箕子曾入朝鲜，传播了中国的教化。统一的秦王朝声名远播，古代印度称中国为秦，至今西方许多国家的语言里，中国的名称来源于秦字。　　1-2世纪传到意大利的中国战国时期表铜器　　汉朝国势强盛，张骞、班超先后活跃于西域；丝绸之路的开通，使远在更西的各国与中国的文化交流成为可能。葡萄、石榴、胡麻、苜蓿等植物移植到中国，大宛（苏联中亚费尔干纳）的名马得以引进，黎轩（当时属罗马帝国的埃及亚历山大里亚）的杂技魔术在汉武帝刘彻（前157～前87）朝廷上表演。中国的丝绸成为罗马贵族衣着所用的奢侈品，备受珍视。当时西方对中国的称谓之一即来自丝字。中国的丝、纸和钢传入印度。印度的佛教在东汉时通过不同渠道传入中国。有的学者认为，江苏孔望山摩崖石刻，是中国最早的佛教石刻。佛教在中国历经盛衰，延续至今两千年。朝鲜北部和越南北部，在汉代都已不同程度地濡染了汉文化，奠定了以后与中国进一步交流的基础。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时期。各个政权需要巩固与发展，海上及陆路交通条件也有改善，这四百年间与外国的文化交流远较秦汉时期发达，而佛教成为中国与许多外国文化交流的纽带。佛教在中国南北广泛传播，鸠摩罗什、真谛（499～569）等印度、中亚、南亚的僧人来华并译出许多重要经典。法显到印度求得经律回国。道安（312～385）用中国目录学方法，综理编译佛教经典，提出初步的译经理论。随着佛教的传播，渊源于印度以至犍陀罗的开凿石窟、绘制壁画、雕塑佛像等佛教艺术，自西而东传入，在新疆、甘肃、山西、河南等地逐渐与中国传统艺术相溶合，成为中国古代艺术的瑰宝。佛教从中国向东传入高句丽、百济，由高句丽传入新罗，又经由百济传入日本。在朝鲜、日本流行千余年的佛教，许多方面都有中国烙印。大批自称秦人、汉人后裔的中国人，经过朝鲜移入日本，带去了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各项技术，促进了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日本、朝鲜、越南长期使用汉文作为记录工具，而日本这时开始用汉字表达日语的声音，以后发展成沿用至今的两套假名。孙吴致力于海外交通，遣使朱应、康泰到扶南（今柬埔寨）。扶南僧人不断携带佛经佛像来到南朝。北朝经陆路与经济文化繁荣的萨珊朝波斯相联系，波斯人东来经商，陕西、河南、山西、河北、青海、内蒙古、新疆以及广东等地，都曾发现不少萨珊钱币。中国织锦采用了萨珊朝流行的联珠圈内对禽对兽图案。波斯商人信仰的祆教，也传入中国，建立寺庙。据传波斯僧侣曾用空心竹杖把蚕卵偷运到东罗马，从此蚕丝业传入欧洲。朱应、康泰和法显留下了中国人关于海外国家的最早记录。　　经过政治上的大分裂和各民族的大融合之后，隋和唐又建立起中央集权的统一的王朝。唐太宗李世民不仅对境内诸少数族采取兼容并包政策，成为前代汉族帝王所未有过的“天可汗”，而且对境外各国采取开放政策，极为有利于中外文化交流。有唐一代和外国在文化上的交流与相互影响，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以至于首都长安成为国际性城市。唐朝接受不少外国青年来长安学习，他们回国后传播唐文化，推动了本国各方面的发展，如日本的南渊请安、吉备真备（693～775）等。有的学生长期留在中国，出仕朝廷，如日本的朝衡（698～770）、新罗的崔致远等。留居唐朝的外国人后裔，如印度人后代瞿昙氏一族供职于司天台，大食人李彦升进士及第，四川“土生波斯”李■作品被选入《花间集》并以词人著称，堪称文化交流的■灿成果。来自缅甸的骠国乐舞，来自中亚石国、康国的胡腾舞、胡旋舞、柘枝舞等，都曾在长安表演。唐代僧人所制三十六字母，画家所用凹凸法，敦煌的壁画，唐代兴起的新文学体裁变文，以及其他许多方面，都看出印度的影响。印度医药著作和医术，在唐代也颇为流行。唐代中外贸易空前繁荣，横贯东西的陆上“丝绸之路”以外，海上“丝绸之路”也兴起。广州设有市舶司，不少波斯和大食商人聚集于广州、泉州和江浙沿海港口，山东沿海一带则多新罗商人活跃其间。宗教上的交流广泛而深入，尤其体现唐代对外的开放性。有名的高僧玄奘和义净到印度和南海诸国求法，翻译携回的经典，从事传播。他们的游方记录，成为研究这些国家的重要史料。印度僧人不空（705～774）等传入密宗，一度颇为兴盛，其影响遗留在后来的西藏与蒙古的佛教中。唐以后佛教在中国开始出现中国化的各种宗派，号称南朝时传入而实为中国本土形成的禅宗，也在这时繁荣起来。唐代在长安、洛阳等地有波斯及中亚商人信奉的祆祠，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各种不同信仰，也在这一时期先后传入中国。公元751年，高仙芝在怛逻斯战役中为大食所败，唐的战俘把造纸术传入撒马尔罕，以后经由大食传入欧洲，广泛流行，对世界文化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公元770年日本以雕版印刷佛教陀罗尼的作法，当亦源于中国（见雕版印刷术）。印刷术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的又一贡献。中国的绫锦纺织技术，也于唐代传入阿拉伯国家。在大食留居十年的杜环，返国后留下了中国人最早关于伊斯兰教的记录。　　北宋政权的北面有辽，西北有西夏；南宋则北方先后有金及蒙古，中原与西域的丝绸之路交通不象唐代那样畅通无阻。但宋代社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海上贸易兴盛，自印度支那半岛、南洋群岛，远及阿拉伯半岛。广州、泉州、明州、杭州、扬州等城市设市舶司，对进出口商船检查抽税，市舶所入在国库所占比重很大。南宋偏安，对外贸易的兴旺过于北宋。11世纪末，宋人航海已使用水针罗盘，可能不久即为阿拉伯航海家所仿效采用，又传入欧洲（见指南针）。以后日本制旱针盘，16世纪其法传进中国。有宋一代制瓷业发达，瓷器继丝织品之后成为对外贸易交流的主要商品，越南、缅甸、印度尼西亚、马来亚都曾有许多地方出土过南宋瓷器残片，印度、波斯湾沿岸远至非洲的埃及、索马里海岸，也都出土过宋瓷，11世纪埃及工匠还曾仿制中国瓷器。宋代印刷术已大为发达，印本书籍广泛销行于使用汉文的日本、朝鲜、越南。北宋时，中国毕升发明木活字，受其启发影响，到南宋时，朝鲜开始制造金属活字（见活字印刷）。宋朝的铜钱，在日本、印度尼西亚等地流通。海外输入的货物，以香料、象牙、犀角、珠宝等为主。日本的木材颇受欢迎。越南的占城稻种耐旱易长，在宋代中国由南而北从福建到河南得到推广。这时番商以大食人为多，他们之中有的久居中国，广州、泉州、扬州都建有清真寺，泉州还有大食人公墓。宋代有僧人赴印度求法，也有印度僧人来华，但当时所译经典国内外影响都不大。宋代流行的禅宗与理学，对外发生了重大影响。南宋僧人东渡日本，传播了禅宗，以后在日本兴盛起来。程朱理学也于宋代传入朝鲜，产生了深远影响。朝鲜还在五代末接受中国科举制，以选拔官吏。　　元代中外文化交流呈现出新局面。大蒙古国地跨欧亚，不仅经过中亚通往波斯、阿拉伯各地的陆路交通得到恢复，来往更频繁，而且范围更加扩大，向西直达欧洲。联系南海及印度洋沿岸各国的海上丝绸之路，也在宋代基础上更繁荣活跃起来。蒙古国及元朝统治者对于宗教只求其为大汗降福，采取兼收并蓄政策。教皇为防止蒙古向西侵略，又想联合蒙古抗击伊斯兰势力，1245～1342年，一百年中多次派遣教士东来，要求结好，并设教堂布教。1307年，孟特戈维诺被教皇任命为大都及东方总主教，接受其洗礼者达六千人左右。欧洲教士也兼营商业，从事贸易，波斯、阿拉伯以及欧洲的商人更是接踵而来，马可·波罗一家最为有名。他们大都留下了游历记录，有助于欧洲人了解东方，马可·波罗的书对以后欧洲人东行　　13-14世纪时，中国运往埃及的蓝色锦缎，其花纹图案带有阿拉伯特色　埃及阿扎姆墓地出土　　探险启发尤大。中国与波斯、阿拉伯人之间的文化交流，通过伊利汗国广泛开展。中国的天文历法、医药之学、钞法及雕版印刷术、驿传之制，以及算盘，都传入伊利汗国，有的更向西传播到欧洲，而印刷术可能在此以前已从其他途径传入阿拉伯国家。中国的火药于13世纪传进伊斯兰国家，火药的主要成分硝，波斯人称为”中国盐”，阿拉伯人称为“中国雪”。西方语言中的茶字译音，一是从福建方音传去，另一则由蒙古西传的北方读音。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知识等，也随着大批东来的波斯人、阿拉伯人传进中国，相互起了促进作用。蒙古统治者虽与周边诸国有过战争，但高丽、日本、缅甸、暹国、爪哇等国商船贸易从未中断。元朝原在七处港口设市舶司，后经裁并，只留庆元（今浙江宁波）、泉州、广州三处。中国与高丽之间文士的往来，与日本之间禅僧的往来，都极为频繁密切。制瓷技术也在此时传入暹国。中国旅行家周达观（见《真腊风土记》）到了柬埔寨，汪大渊（见《岛夷志略》）泛海直抵非洲东岸，这时关于非洲的知识又胜于宋代。非洲摩洛哥人伊本·拔图塔到过泉州、广州。他们的游记，成为元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宝贵史料。　　中外文化交流到了明代，就方位而言，东方日本、朝鲜，南方南亚、东南亚诸国，西方远达西欧国家，或官方，或民间，都有交往，远远超过昔日。政治使节、商业贸易、学习、传教、移民以至战争，各种渠道无不起过作用。明代的交流涉及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的许多方面，中外双方都大有受益。朝鲜、越南长期使用汉字作为记录和表达的工具，这时开始创制表达本国语言的标记。而他们的标记符号，都是与中国文化交流的结果。朝鲜1446年颁布字母“谚文”，沿用至今。创制者参考了中国音韵之学，创制过程中还曾请教过明朝学者。13、14世纪之交，越南以汉字为素材，运用其造字方式，创造出自己的文字“字喃”，一直沿用到被拉丁字母所代替。同时，朝越两国仍用汉文修撰史书，汉文文学依旧为两国文人所喜爱。朝鲜古典文学作品《春香传》中脍炙人口的讥刺朝贵的四句话，就来自明人诗句。明代中日禅僧往来频繁，有的僧人充任使节团长。雪舟（1420～1506）入明学画，遨游山水，作品取得极高成就。明末朱舜水（1600～1682）东渡，促进了儒学的传播和水户学的形成。中日两国通过频繁贸易而互相交流的具有各自特色的物品，极为丰富多采。丰臣秀吉发动的侵朝战争，意外地为中朝日三国某些方面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渠道。南海方面，菲律宾、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在明代都曾有国王率宫眷朝臣来华，而这些地区又移住了大量中国人，皆前代所未有。郑和七次率船队下“西洋”，直抵非洲东岸，更是中外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的盛事（见郑和下西洋）。欧洲耶稣会士东来，目的在于传播天主教，但同时带来了西方天文历算等科学知识以及测绘、机械等技术。1620年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1577～1628）从西欧各国募集的七千余部西文著作，为中国提供了新的知识来源。利玛窦在传授西方科学知识的同时，还向西方初步介绍了中国的儒家学说。　　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国与各国的文化交流也不断进展。清朝政府在鸦片战争之前基本上采取锁国政策，并未能阻挡交流的势头。汉字文化圈中的日本、朝鲜、越南三国与清朝的文人学者之间在文字上的往来与友谊，留下了不少佳话。清朝的医生、画家们东渡日本，日本人的汉诗和有关中国古典的研究，受到清朝学者称赞。越南著名文学家阮攸（1765～1820）长于汉诗，他用字喃所著、至今家弦户诵的长诗《金云翘传》渊源于同名的中国小说。大批华侨把中国的种植和手工业技术以及生活习俗等带到东南亚，在那里生根开花。《三国演义》等著名古典小说，经华侨传入泰国，译成泰语，至今受到泰国人民的广泛喜爱。东来的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等，受到清廷重视，以外国人管理钦天监。他们根据科学测算，改订历法，传播天文历算等科学知识，继承了明末耶稣会士的交流活动。还有的教士从事绘画、园林建筑等，圆明园是他们融会了法国、意大利及东方园林艺术特征的精心之作，其“万园之园”之称，象征着东西文化交流的最高结晶。在欧洲，启蒙运动者们初步接触儒家学说，对于孔子伦理道德的主张和重视教育的思想，以及儒家的自然观和政治理想如大一统及仁君统治，等等，都感到巨大吸引力，极为推崇，并力求为其所用。伏尔泰（1694～1778）曾赞美科举考试制度。早已为朝鲜、越南所仿效的以考试选拔官吏的方式，18世纪末法国开始采用，以后英国继之，成为沿袭至今的文官考试制度。物质文化方面，中国的瓷器、漆器、壁纸等，中国式的园林、家具，都很流行。画家仿效中国画的风格与题材，皇室从中国订购特制图案的瓷器，“中国风”蔚为风尚，盛极一时。歌德（1749～1832）接触过极其有限的中国文学作品，便颇为倾倒，说“他们开始创作的时候，我们的祖先还在树林里生活呢”。　　鸦片战争（1840）至1949年，中国国际地位沦落，与外国的交往也不如过去之自由、平等而广泛。但由于振兴中国的需要，近百年来，中国学习日本及欧美，文化交流不论主动或被动，仍然颇为密切、广泛而深入，超过以往各个时期。日本明治维新后，中国曾有学习日本的高潮。康有为变法，即以日本为蓝本。1905年废科举后，全国各地设立学堂，大都聘任日本人任教习，而赴日留学的青年更不计其数。他们通过日本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以及各种社会政治学说，马克思主义最早就是通过日本刊物得知的。20世纪初中国的先进人物，几乎都在日本受过教育，回国后在各领域发生很大影响。19世纪中国设立了同文馆教授外文，翻译西书。以后严复和林纾（1852～1924）所译西方社会科学与文学名著风靡一时。西方基督教教士来华，布教之外也传播西方文化。19世纪时，中国已有少数留学生派往美国，但赴欧美国家留学的高潮，是在进入20世纪以后。留学生学习内容，比以前赴日所学远为广泛，政治、经济、法律和理工农医之外，不少人去学文学、哲学、历史、教育以及绘画、雕刻、戏剧、音乐等等，从欧美各国全面吸取西方文化。中国各级学校制度仿效西方，西方教会也在中国创办各类学校，文化交流渗透社会的许多方面。五四运动提出“民主”“科学”后，欧风美雨铺天盖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也日益扩大。若以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与百年前鸦片战争前后相比较，思想、宗教、文学、艺术以及衣食住行、婚丧礼俗，等等，几乎社会一切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无论这些变化有利或不利于中国社会的发展，都是与外国（主要是西方，先是通过日本，以后则直接）文化交流的结果。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对中国的观感虽有变化，但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则逐渐深入，对中国艺术的爱好不减当年。这一百年中外文化交流中占主导的，却始终是中国接受西方的影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外文化交流进入了新的阶段。　　（周一良）　中央军　　中央军　　见国民革命军。　中央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