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北京，1987。　　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人民出版社，北京，1951。　　郝梦笔、段浩然主编：《中国共产党六十年》，解放军出版社，北京，1984。　　（覃艺）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郭沫若1928～1930年间流亡日本时，以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研究方法为向导，撰写的一部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学术专著。全书分为六个部分：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卜辞中的古代社会；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追论及补遗。其中，《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曾发表于《思想》1928年第四期，关于《诗》《书》《易》的研究，曾化名杜衎，在1928年9、10月间《东方杂志》上连载。该书提出商代和商代以前都是原始公社制社会，西周为奴隶制社会，春秋战国时代奴隶制已在崩溃的观点。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封面　　1940年7月18日，作者为纠正过去研究中的失误，又撰写《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一文（收入《十批判书》），提出殷商也是奴隶制社会的观点。该书初版于1930年，上海联合书店印行；以后多次修订重印。1982年人民出版社据1977年重印本编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该书自1930年初版发行以来，在中国学术界独树一帜，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现代中国史学主要流派之一的代表作。（参见彩图插页第144页）　　（白钢）　中国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　　中国主要的政党之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的性质和特点有不同的变化。　　产生　中国国民党是由孙中山创立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政党演变而来。1894年孙中山组织兴中会，从事革命。1905年以兴中会和黄兴为首的华兴会为基础，联合光复会组成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为纲领，由孙中山任总理。同盟会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政府，结束了中国绵延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南京临时政府。不久，资产阶级同封建势力妥协，政权落入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手中。同盟会内部分化，1912年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等党派改组为国民党，吸收了不少官僚政客加入，在参众两院中占多数席位，但党的组织松散无力。孙中山为维护民主共和的成果，于1913年发动了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于1914年在日本召集一部分国民党员组成中华革命党。袁世凯死后，孙中山回国，于1916年7月发出通知准备重组国民党。1917年7月孙中山为反对北洋政府的独裁统治，维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广东建立了护法军政府，开展护法斗争。但由于党组织松散，桂系军阀乘机改组军政府，排挤孙中山，造成护法战争失败。五四运动后，孙中山进一步认识到革命政党的重要性，于1919年10月10日正式把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新公布的《中国国民党规约》规定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宗旨。孙中山被举为总理。本部设于上海，下设总支部、支部、分部。总部组织机构设总务部、党务部、财政部，孙中山委居正为总务主任，谢持为党务主任、廖仲恺为财政主任。中国国民党虽然改变了中华革命党的组织方式，但没有一个使政党与群众相结合的组织路线。　　1920年8月驻在福建的粤军，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回师广东讨伐桂系军阀。孙中山回广州恢复了军政府。1921年4月举行的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成立中华民国政府，继续以护法为号召，颁布了一系列改革吏治和维护人民权利的法令。这个政府的成员以国民党人为主体，但实权操纵在政府内政总长兼陆军总长陈炯明手里。陈宣布粤军集体加入国民党，但实际上反对孙中山的基本政策。由于国民党组织散漫，纪律松弛，又混进了许多军阀、地主、买办官僚和资产阶级右翼分子，不能发挥革命作用。当孙中山发动北伐军从粤北进攻江西直系军队时，陈炯明在英美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支持唆使下，授命部下叶举等在6月16日发动军事政变，迫使孙中山于8月9日离粤赴沪，至此第二次护法战争彻底失败。孙中山和国民党遭到严重挫折。　　国民党改组后的发展与变化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总结以往革命的经验教训，开始进行联俄、联共和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同时展开军事斗争，集中力量驱逐陈炯明，恢复广东革命政权和革命基地。1922年8月中国共产党派李大钊等人多次访问孙中山，共同商谈“振兴国民党以便进而振兴中国”的问题。9月起孙中山召开一系列有共产党人参加的重要会议，商讨国民党的改组事宜。1923年元旦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并公布党纲、总章，提出一系列革命政策。孙中山与苏联特命全权代表越飞进行会谈后，于1月26日在上海发表《孙文与越飞联合宣言》，正式确立了联俄政策。孙中山主张吸收革命分子，欢迎共产党人大批加入国民党；而把混在国民党内的军阀、地主、买办、官僚清除出去。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决议案》，正式决定与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10月苏联政府派鲍罗廷为驻广州代表，随后被孙中山委任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高等顾问。10月24日孙中山委派胡汉民、廖仲恺、谭平山等组成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国民党改组和召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11月6日公布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党纲和党章草案。　　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　　1924年1月20～30日，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大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民族主义为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对内求得各民族平等；民权主义是要建立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民主政治；民生主义以平均地权（会后不久孙中山提出实行耕者有其田）和节制资本为中心。大会通过了党纲、党章，并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的四十一人中，有共产党人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等十人。会后，各省、市的国民党党部也大都进行了改组，积极发展组织，开展以工农为主体的国民革命运动。经过改组的国民党，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资产阶级政党，而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组织，成为当时革命政权和革命战争的核心骨干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参加下，孙中山领导国民党加强军事建设，筹建革命军队。1924年5月在黄埔创办了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　10月设立军校教导团，建立军队政治工作制度，自连以上设立党代表，在此基础上建立了革命军队。经过平定商团叛乱，进行两次东征，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1925年7月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黄埔军和各地方军统一编成国民革命军。　　孙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病逝后，国民党内的右派势力大肆活动，并于1925年11月在北京召开“西山会议”，反对三大革命政策，进行分裂党的活动。1926年1月1日至19日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重申了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处分了西山会议派的主要成员。蒋介石取得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国民革命军总监等要职。但是，他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日益怀疑，忌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员一起共事，疑惧苏联顾问的工作。他利用国民党内不同派别的争执和共产党内陈独秀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并在5月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党务整理案”，对共产党进行种种限制和排挤，致使共产党员被迫辞去他们担任的国民党中央部长的职务。蒋介石先后攫取了国民党的军事委员会主席、组织部长、军人部长，以及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等要职，掌握了领导大权。由于蒋介石当时的力量不足，未敢使国共合作彻底破裂，革命仍能继续进行。　　1926年6月5日，国民党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会议通过“出师北伐，以扫除军阀，统一全国”议案。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其主力以第四军两个师和叶挺独立团为先锋，偕同第七、第八军，在湖南、湖北工农运动配合下，迅速打败吴佩孚的北洋军，10月攻克武昌。随后国民革命军又在江西和福建击败孙传芳主力。12月，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往武汉。1927年3月国民党在汉口召开二届三中全会，坚持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反对蒋介石的独断专行。但是正当国民革命军胜利进军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北洋军阀的统治即将垮台时，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下，发动了“四·一二”政变，进行反共清党，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不久汪精卫在武汉也步蒋介石的后尘，于7月15日实行“分共”，破坏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使大革命遭受失败。　　国民党成为统治全中国的执政党后的蜕变　国共合作破裂后，国民党虽然在口头上还喊着三民主义，但实际上已背叛了孙中山的革命政策。它已经不再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组织，而蜕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党。1928年2月3～7日，在蒋介石主持下，在南京召开了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全面篡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内容，抛弃了革命的三大政策，重新确定国民党的理论纲领，推行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个人独裁。会议通过的《中华民国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受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导监督”，政府委员人选由中央委员会推举；蒋介石被选举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兼政治会议主席。经过国民党几个军事实力派联合对奉军的作战，并争取张学良实行东北易帜成功，1928年底实现了全国形式上的统一。国民党宣称全国进入“训政”时期，公布了《训政纲领》和《国民政府组织法》，改组国民政府，设立司法、立法、行政、考试、监察五院，推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兼海陆空军总司令，“总揽中华民国之治权”。1929年3月15～28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追认《训政纲领》有“法律上确定之效力”，实施国民党一党专政。　　在国民党“指导监督”下的国民政府，依附于帝国主义，奉行屈辱妥协的对外政策；对内则采取独裁专制的反动政策，扼杀民主自由，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在蒋介石的操纵下，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曾作出决议：三至六个月内消灭共产党。国民政府一再发令“围剿”中国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屠杀共产党人、爱国人士和无辜人民。对于与蒋介石争夺权势的各军事实力派，国民政府也先后发令讨伐，其中1930年的蒋阎冯大战延续七个多月，死伤官兵三十余万。蒋介石对于国民党内反对自己独裁统治的政治派别，加以汪精卫、陈公博为首的“改组派”，以邓演达为首的第三党，以胡汉民、孙科为首的“再造派”，以李济深为首的“生产人民党”等也加以打击和排斥。蒋介石还在国民党内建立以CC系和黄埔系分子为骨干的中统和军统两支特务势力，专事镇压和破坏共产党及革命组织的爱国民主活动，并对付反蒋派系的争夺。　　国民政府在其统治的初期，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政策和财政措施，在经济上有缓慢的断断续续的发展。但外国资本发展速度超过民族资本，而且加速发展官僚资本，逐渐形成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和陈果夫、陈立夫四大家族为主体的官僚资本集团（见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国民党政权将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弃置不顾，没有改革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村土地关系继续恶化。　　当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严重时刻，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领导集团仍然奉行对内镇压和对外妥协的反动政策，集中几十万大军“围剿”红军。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命令不抵抗，使东北三省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广大学生和各阶层人民掀起抗日爱国运动，国民党政府采取了残酷的镇压措施。同时，蒋介石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对工农红军的“围剿”。1933年10月的第五次“围剿”，调集了一百万军队、两百架飞机。一年鏖战后红军撤离南方根据地进行长征，蒋介石又调集几十万军队围追堵截。　　日本帝国主义于1935年策动华北五省“联合自治”，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对此，1935年11月12～23日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调整内外政策的表示，宣言要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但是蒋介石仍然企图消灭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西安事变，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经中共调停和各方面的努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答应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共同抗日。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和共产党重新合作的方针。国民党和共产党代表进行了一系列会谈。国民党向着联共抗日的方向转变，从而初步形成了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宣布准备抗战的自卫方针。日军占领北平、天津后，南下进攻上海，严重威胁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声明：“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正式达成协议，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全国军民团结御敌，并在政治民主化方面作出一些许诺，释放政治犯，修改一些反动条例，召开国防会议，承认中国共产党和抗日爱国团体的合法地位。国内出现了民族团结、一致抗日的新气象。　　在全国军民奋起御敌的推动下，国民党在抗日战争初期采取了积极抗战的方针。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国民党调动上百万军队，负责正面战场的防御战，以持久消耗战略进行了淞沪、忻口、徐州、武汉四大会战。广大爱国官兵同仇敌忾、英勇作战，阻击了日本侵略军主力，打乱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速战速决的战略计划，为中国的持久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一定贡献。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国民党在武昌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抗战建国纲领》，并在宣言中宣称：“抗战之目的，在于抵御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以救国家民族于垂亡”，“不达目的决不中止”。大会决定设立国民参政会取代抗战初期的国防参议会，由国民党、共产党、其他抗日党派和民主人士两百人组成。大会选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并决定组建三民主义青年团。但大会鼓吹“一个信仰、一个领袖、一个政府”的谬论，表明国民党要坚持一党专政。在实际上，他们始终不肯改革腐败的政府机构和军队制度，坚持独裁统治政策，不让群众积极行动起来参加抗战。他们还幻想并等待英美等国“调停”制止日本侵略。在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之下，一年多时间，华北、华东、华中和沿海的重要地区相继沦陷。国民党军队主力撤到西南和西北地区，而以四川重庆为大本营。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以后，中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日本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并竭力寻找其代理人，以实行“以华治华、以战养战”的企图。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等人，屈从于日本的压力，公开叛国投敌，1940年3月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充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傀儡。蒋介石国民党虽继续抗战，但由抗战初期的联共抗日，转向积极反共，消极抗日。1939年1月21～30日，国民党在重庆举行五届五中全会，部署对日继续防御和对部队的整训，同时决定设立“防共委员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全会还决定设立“国防最高委员会”，统一　党政军指挥，由蒋介石任委员长。此后，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长期进行包围封锁，不断制造反共摩擦。1941年初发动对新四军的包围袭击，制造了皖南事变，遭到中国共产党和广大爱国军民的愤怒谴责和国际舆论的反对。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得到了美英更多的财政和物资援助。中国派出远征军去缅甸，协同英美盟军作战。中国军民的英勇抗击日本侵略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945年中国成为联合国发起国之一。与此同时，国民党继续坚持一党专政，强化专制统治。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利用政治经济特权，得到迅猛发展。他们垄断货币发行权，对工矿业、交通运输、对外贸易和农业进行控制，牟取大量财富。官僚资本的比重急剧上升，民族工商业受到极严重的排挤和打击，濒临破产。广大人民的生活，因苛捐杂税繁重、法币贬值、物价飞涨而困苦不堪，引起各阶层人民越来越强烈的不满。1945年5月5～21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坚持独裁统治、准备内战的路线和政策，蒋介石号召“建立与中共斗争的体系”，国民党不顾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的强烈愿望，拒绝中共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表示要在1945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实行“宪政”，实质上是继续其一党专政。　　国民党对中国大陆统治的终结　抗日战争胜利之际，国民党鉴于解放区的强大，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和平、民主和国际舆论的压力，不敢立即大规模发动内战。同时，蒋介石还需要时间，把美械装备的中央军从西南大后方运到前线去，部署兵力，抢占战略要地。在发动大规模内战的时机和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蒋介石于1945年8月邀请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等到重庆谈判。经过双方代表四十三天的磋商，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见重庆谈判和《双十协定》）。但三天后蒋介石即指挥八十万军队进攻解放区。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以及政府改组等协议。但是3月1日在重庆举行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却推翻政协决议，坚持“军令政令统一”，为发动内战制造舆论。与此同时，国民党派出了大批官员到收复区接受敌伪资产，大量掠夺人民的财富，化为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财产，致使民族工商业倍受摧残。为了取得美援，不惜损害国家主权，与美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和协定。支持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压迫，并且进行横征暴敛，强化保甲制度，强拉壮丁充当炮灰等，激起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和反抗。　　1946年7月蒋介石及国民党在美国支持下，悍然撕毁《双十协定》、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全面内战。同年11月悍然在南京召开所谓制宪“国民大会”，制订了“宪法”，宣称要“实施宪政”，实际上仍实行一党独裁统治。国民党军队虽在战争初期占领了解放区的部分城镇和交通线，但有生力量不断被歼，在战争的第一年便在几个战场上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打退，被歼一百一十二万人。1947年7月，国民党政府发布“戡乱建国”总动员令，加强了各个方面的内战部署。但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反攻下，恨快被迫转入防御地位，在第二年中又被歼一百五十二万人。战争的延续和扩大，消耗了国民党政府的巨大财力，军费开支达到总开支的80％以上，财政赤字达到总开支的90％，造成通货恶性膨胀，后来还发行金圆券以代替法币，限期收兑金银、外币，大量掠夺人民资财，加速了财政经济的全面崩溃。国民党在总崩溃的前夕，仍违背全国人民的意愿，于1948年3月召开行宪“国民大会”，选举蒋介石、李宗仁为正副总统，至1948年6月，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已降至三百六十万，可用于战争的只有一百七十多万，且兵无斗志。1948年1月，国民党内的反蒋人士和爱国民主派在香港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的行列。在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间，国民党和共产党进行了辽沈、淮侮、平津三大战役的战略决战，结果国民党军队被歼一百五十四万余人。蒋介石及国民党赖以发动内战、维护独裁统治的有生力量丧失殆尽。蒋介石被迫于1949年1月21日引退，但仍以国民党总裁身份操纵党政军大权。国民党政府以李宗仁为代总统，派出代表与中共代表和谈，但又拒绝在《国共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导致国共和谈破裂。中国人民解放军4月21日胜利渡过长江，于23日解放南京，5月27日解放上海，继而先后解放中南、西北和西南广大地区。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标志着蒋介石及国民党在大陆二十二年统治的终结。同年12月蒋介石将国民党中央党部迁往台北。蒋介石退到台湾后，继续沿用“中华民国”的称号，以“反共复国”、“光复大陆”和“三民主义建设台湾”为号召，阻挠祖国统一。　　1950年3月，蒋介石在台湾复任“总统”，并继续担任国民党总裁，1975军4月病逝。蒋经国出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1988年1月蒋经国逝世后，这个职务由李登辉继任。　　参考书目　　荣孟源等：《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北京，　198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江苏古籍出版社，南京，1986。　　朱建华等：《中国近现代政党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哈尔滨，1984。　　（郑则民）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国民党于1924年1月20～30日在广州召开的对党进行全面改组、实现国共合作的会议（参见彩图插页第131页）。由于辛亥革命和以后历次斗争的失败，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和　　孙中山与大会代表步出会场　　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认真总结了中国民主革命的经验教训，决定学习俄国革命的经验和方法，改组国民党，以振兴国民党进而振兴国家。从1922年8月起，他采取一系列具体步骤进行准备。1923年10月指派廖仲恺、李大钊、汪精卫等五人为改组委员，并设立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会，筹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代表以地方党部推选和孙中山指派相结合的方法产生，海内外代表共两百人，出席开幕式的代表有一百六十五人。代表中有共产党人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林祖涵（林伯渠）、瞿秋白、　　孙中山手书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名单　　谭平山等二十四人。孙中山以总理身分担任大会主席，并指定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李大钊组成大会主席团，苏联顾问鲍罗廷也出席了大会。孙中山在报告中，阐明大会主旨是改组国民党成为有力量的政党，以此去改造国家，号召大家团结起来，为党为国，争取革命成功。他总结了国民党的历史经验，提出改组的组织原则是淘汰不纯分子，吸取革命分子。大会听取了谭平山代表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所作的工作报告扣柏文蔚所作的军事报告；通过了《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出版及宣传问题案》等议案；选出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在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四十一人中，有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毛泽东、瞿秋白、林祖涵等十人，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大会通过了改组国民党使之革命化的具体办法，在保留总理的名义下，强调“国民党之组织原则，当为民主主义的集中制度”。领导机构采取委员制。大会还通过了接受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定。大会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新三民主义：民族主义主张“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即反对帝国主义，“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即废除国内的民族压迫；民权主义主张“把政权放在人民掌握之中”，实行民主政治；民生主义主张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反对“土地权之为少数人所操纵”，反对私有资本“操纵国计民生”。经过此次大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成为国民党的基本政策。大会通过了国民党的施政纲领，提出了对内对外的基本政策和实行新三民主义的具体方针。对外政策包括废除清政府及军阀政府同帝国主义订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攫取的特权，争取国家独立自主等。对内政策规定各项政治经济制度，以反对封建主义保障民权民生主义的实施，规定“实行普通选举制，废除以资产为标准之阶级选举”；“改良农村组织，增进农人生活”；“制定劳工法”，“改良劳动者之生活状况，保障劳工团体，并扶助其发展”等等。这次大会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改组后的国民党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这次大会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具有重大意义，成为新的革命高潮的起点。　　（郑则民）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1924年1月23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性文件。这个宣言是在孙中山的组织指导下，由国共两党的代表共同制订的，既反映了与会者的集体意志，也体现了孙中山晚年思想的发展。　　宣言的内容分三部分：①“中国之现状”。总结了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分析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指出进行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为中国唯一生路”，并对某些错误的和反动的政治流派如立宪派、联省自治派、和平会议派和商人政府派，进行了分折和批判。②“国民党之主义”。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的精神，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关于民族主义，主张“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革命任务。号召各民族共同努力，争取革命成功，废除民族压迫，组织自由平等统一的国家。关于民权主义，主张把政权放在人民掌握之中，实行民主政治。指出国家政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得而私也”。表明要发展各革命阶级联合的共和制度。关于民生主义，其原则，一是平均地权，即由国家制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以防止“土地权之为少数人所操纵”；“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二是节制资本，即将本国人和外国人在华举办的独占性或规模过大的企业改为国家经营管理，使私人资本不能操纵国计民生；“工人之失业者，国家为之谋救济之道”。在分析农民、工人的状况后提出：“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规定要全力帮助农夫、工人运动，注意吸收农夫、工人参加国民党组织等。③“国民党之政纲”。规定了国民党对外和对内的基本政策。对外提出废除帝国主义与清政府及军阀政府所订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其在华攫取的特权；对军阀政府损害人民利益所借外债不负偿还之责。对内政策规定实施三民主义的各项政治经济制度，如规定“废除以资产为标准之阶级选举”，保障人民集会、结社筹各项自由权利，改良农工劳动者的生活，及其组织团体，“并扶助发展”等。宣言包含了反帝反封建的内容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精神，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因而成为国共两党进行合作的共同政治基础。　　（郑则民）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中国民主党派之一。简称民革。民革的成立，经历了长期的孕育过程。早在1927年“四·一二”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大革命被破坏以后，国民党内坚持孙中山爱国、革命和不断进步精神的爱国民主分子，就同反动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国民党内的爱国将领不顾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不抵抗政策，坚决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爱国民主分子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第二次合作，反对国民党内部的对日妥协投降倾向。1943年，一部分国民党爱国民主分子酝酿组成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另一部分酝酿组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开展抗日民主活动。1945年秋、1946年春，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和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在重庆、广州成立，并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积极参加了反内战、反独裁的活动。1947年民联、民促等国民党民主派的领导人和一些爱国民主分子先后到达香港。11月，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联合代表会议在香港举行。1948年1月1日，会议宣布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何香凝、冯玉祥、谭平山、陈铭枢、柳亚子、蔡廷锴、李章达、陈其瑗、陈劭先、王葆真、朱蕴山、朱学范、郭春涛、李民欣、张文、何公敢、邓初民等被选入民革中央领导机构。民革的成立，使国民党各派爱国民主力量联合起来，共同为争取民主革命的胜利而斗争。1948年5月，民革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号召。1949年1月，民革领导人李济深等和其他民主党派领导人、无党派人士联名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宣布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将革命进行到底。民革和民联、民促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了《共同纲领》的制定。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民革、民联、民促的许多领导人参加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　　1948年民革部分领导人在香港集会后合影，　　前排左起第三人是李济深，第四人为何香凝　　1949年11月，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二次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决定将民革、民联、民促及其他国民党爱国民主分子进一步统一为一个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联、民促宣告结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革成为由中国国民党民主派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组成的一个民主党派，是它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国统一事业的政党，是与中国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一个参政党。民革的历届主席为李济深、何香凝、朱蕴山、王昆仑、屈武。现任名誉主席屈武，主席朱学范。　　（左步青）　中国教育会　　中国教育会　　清末资产阶级教育团体。1902年4月（光绪二十八年三月），由蔡元培、黄宗仰（乌目山僧）、叶瀚（浩吾）、蒋智由（观云）、林獬（广泉）等发起，是年秋冬间正式成立。其间，推蔡元培为会长，设本部于上海泥城桥福源里，并定“置支部于各地”。“以教育中国男女青年，开发其智识，而推进其国家观念，以为他日恢复国权之基础为目的”，设教育、出版、实业三部，拟集合力量，编订教科书。时驻日公使蔡钧禁止各省私费留日学生学习陆军，率众到使馆请愿的吴敬恒（稚晖）、孙揆均被押解回国。8月13日，中国教育会在上海开会欢迎吴、孙，他们在会上报告东京留学风潮经过。22日，继续开会时提出“此后留学生由中国教育会报送，不归公使主办”，和自设学堂，不必赴日留学。11月14日，上海南洋公学学生因受校方压迫而集体退学。16日，请求中国教育会协助。21日，开特别会议，决定建立共和学校，由蔡元培任学校总理，吴敬恒为学监，黄炎培、蒋智由、蒋维乔等为义务教员，后定名为爱国学社。不久，又办爱国女学校。此外，常熟支部办有塔后小学，吴江支部创办同里自治学社，吴县创办吴中公学社，杭州创办杭州公学社，还拟设绍兴教育会，规模悉仿爱国学社。会员还为《苏报》撰文，对“振兴学务”、“救国保种”的革命宣传起过作用。1907年该会活动停止。　　（汤志钧）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　　1932年北京社会调查所创办的中国第一份经济史学刊物。1935年第三卷起改由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出版。以研究经济问题，带动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和发展为宗旨。每年出版一卷两期。自第一卷第一期（1932年11月出版）至第四卷第一期（1936年5月出版）由陶孟和、汤象龙主编。第五卷第一期（1937年3月出版）起改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编辑委员会由朱庆永、谷霁光、吴晗、吴铎、夏鼐、孙毓棠、张荫麟、梁方仲、汤象龙、刘隽、罗尔纲组成。强调注重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的专门研究。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京沦陷，社会科学研究所内迁四川南溪。第六卷于1939年6月和12月在昆明出版。自第七卷第一期（1944年6月出版）起，编辑事宜改由社会科学研究所负责，主编陶孟和、梁方仲，重申注重经济史、社会史、政治史方面的专门研究。抗日战争胜利后，社会科学研究所迁回南京，出版了第七卷第二期（1946年7月）和第八卷第一期（1949年1月）。此后该刊停办。　　（魏金玉）　《中国历史学年鉴》　　《中国历史学年鉴》　　历史学资料性工具书。1980年2月创办于北京，每年一册。初由三联书店出版，继改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创办初期由林言椒、王庆成、叶青谷等负责编辑。1981年以后由中国史学会编辑，李侃任主编，林言椒任副主编。主要反映中国大陆历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和活动情况，包括一年中史学理论、专题史、各断代史、国别史的研究情况介绍，历史著作、资料书出版的评论，各种专题的学术讨论会、中外学术交流、考古文物发现的消息，历史新书书目和报刊历史论文目录，以及现代已故史学家传记和其他资料附录。学术性、资料性、知识性兼备，出版后颇受海内外史学界人士重视。每册八十至一百万字，分精装和平装两种版本。　　（潘振平）　《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　　《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　　梁启超1921～1927年间发表的两部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专著。《中国历史研究法》是1921年梁在天津南开大学演讲的讲稿。内分《史之意义及其范围》、《过去之中国史学界》、《史之改造》、《说史料》、《史料之搜集与鉴别》、《史迹之论次》等六章。阐述史学研究的意义、对象和任务，总结中国过去的史学，分析史料的种类，论述史料的搜集、鉴别和整理的方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是1926年10月至1927年5月梁在北京清华学校演讲的讲稿，为《中国历史研究法》的补充，内分《总论》、《分论》两部。《总论》注重理论的说明；《分论》注重专史的研究，尤偏重于各种专史的作法。主张抛弃“因果律”，否定原先承认的历史发展有规律可寻的观点。　　《中国历史研究法》单行本出版前，曾于1921年11月15日起在《改造》杂志上陆续刊布。1922年1月以《中国文化史稿》第一编为副题，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发行，至1947年共印七版，收入《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193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至1947年共印六版，收入《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1987年9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重新标点整理，合印出版。因为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在20年代有一定的代表性，两书问世以来，流传颇广，影响甚大，被誉为治国史者的指南针。　　（曾业英）　中国民主促进会　　中国民主促进会　　中国民主党派之一。简称民进。1945年12月30日在上海成立。其主要创始人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许广平等大多是上海文化教育界的进步知识分子。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就在敌伪统治下坚持抗日救亡斗争。抗战胜利后，他们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救国总方针，积极投入反对内战、反对独裁、反对出卖国家主权的爱国民主运动。经过多次酝酿协商，他们发起成立“以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现”为其宗旨的政治组织，并定名为中国民主促进会。　　民进成立后，发表了《对于时局的宣言》等一系列重要文件。主要领导人经常在《民主》、《周报》等进步报刊上发表文章，提出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还政于民，立即停止内战，保障人民自由权利等政治主张。为了扩大和平民主力量，民进联络和团结了上海六十几个主要群众团体组织，组成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　　1946年6月，民进参与发起组织了上海人民反内战大会。民进领导人马叙伦、雷洁琼还参加了赴南京请愿的和平代表团，在“六·二三下关事件”中被国民党特务暴徒围攻殴打，身受重伤。但中国民主促进会不畏强暴，继续推进爱国民主运动。　　1948年，中国共产党发出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号召，民进立即表示拥护和响应，主要领导人也先后由上海及香港转入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1949年1月22日，民进发表了《为争取永久和平宣言》，坚决支持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并诚恳表示：“我们希望中国共产党坚强地领导全国人民造成一个新的、美的、快乐的、和平的、统一的、民主的中国，我们决定一致的合作完成这次革命的任务。”1949年9月，该会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制订了《共同纲领》，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进是从事教育、文化、出版、科学和其他工作的知识分子组成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政党，是与中国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一个参政党。民进中央历届主席为马叙伦、周建人、叶圣陶。现任中央名誉主席为谢冰心，主席为雷洁琼。　　（左步青）　中国民主建国会　　中国民主建国会　　中国民主党派之一。简称民建。1945年12月16日在重庆成立。成员主要是爱国的民族工商企业家和与他们有联系的知识分子。创始人有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等。民建成立后，积极参加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1948年，该会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号召，派代表赴解放区参加筹备工作。1949年1月，民建负责人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同其他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同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宣布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早日建立新中国贡献力量。1949年9月，民建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制订《共同纲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作出了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建确定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是主要由经济界人士以及有关专家学者组成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是与中国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一个参政党。民建第一、二届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为黄炎培，第三届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第四届中央委员会主席为胡厥文，现任中央委员会主席为孙起孟。　　（左步青）　中国民主同盟　　中国民主同盟　　中国民主党派之一。简称民盟。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成立，当时的名称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参加的党派有：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后改称民主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后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及其他人士，推举黄炎培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同年10月10日在香港《光明报》发表成立宣言和“十大纲领”。后黄炎培辞去主席职务，推举张澜担任主席。1942年，沈钧儒领导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至此，有“三党三派”之称。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最初的政治主张是：贯彻抗日主张，实践民主精神，加强国内团结，并积极组织成员参加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宪政运动。1944年9月，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将名称改为“中国民主同盟”，由团体会员制改为个人参加。同年10月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　　1945年10月，民盟在重庆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政治报告》、《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民主同盟纲领》、《中国民主同盟组织规程》，产生了第一届中央委员会，推选张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会议提出了“反对独裁，要求民主；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政治主张。　　1946年1月，民盟参加了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在政协会议和国共两党和谈的过程中，该盟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力促和谈成功。与此同时，参加和支持学生民主运动和广大人民群众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优秀盟员李公朴、闻一多、杜斌丞、杨伯恺、于邦齐等在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中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见李闻血案）。在反对国民党非法召开“国民大会”的斗争中，民盟与中国共产党行动一致，拒绝出席，并先后把投靠国民党反动派的青年党和民社党清除出民盟。　　民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部分代表及工作人员合影　　1947年10月，国民党政府悍然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民盟总部被迫解散。该盟地方组织和盟员转入地下斗争；其海外组织积极开展活动，继续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　　1948年1月，民盟在香港召开一届三中全会，成立临时总部，公开宣布同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为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5月，民盟与各民主党派一道，通电响应中国共产党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号召。1949年3月，民盟总部由香港迁到北平。9月，民盟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筹建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盟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以中上层知识分子为主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政党，是与中国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一个参政党。民盟历届中央委员会主席为黄炎培、张澜、沈钧儒、杨明轩、史良、胡愈之（代主席）、楚图南。现任主席费孝通，名誉主席楚图南。　　（左步青）　中国农工民主党　　中国农工民主党　　中国民主党派之一。简称农工党。1927年5月，国民党左派领导人邓演达鉴于武汉中央决心背叛革命，为了贯彻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酝酿组织新的政党。1930年8月9日，他在上海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通过了反帝反封建反蒋的纲领《我们的政治主张》，选举了中央干部会，由邓演达任总干事，在华东、华北、华南一些省市开展组织活动和政治活动，准备武装夺取政权。1931年11月底，邓演达被蒋介石派人杀害。为适应“九·一八”以后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该委员会提出了“倒蒋抗日”的行动纲领，先后参加了“一·二八”淞沪抗战、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抗战和福建人民政府。　　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首先响应，于同年11月10日在九龙召开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改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以反蒋联共抗日为总方针，通过了《临时行动纲领》，主张团结全国，对日作战，土地革命，实行民主。推选黄琪翔为总书记。会后同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为推动抗日而努力。　　1941年3月，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与盟内的爱国民主力量一起，坚持争取民主宪政、团结抗日的斗争。抗日战争胜利后，积极参加了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爱国民主运动，坚决反对并拒绝参加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　　1947年2月3日，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易党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选举章伯钧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彭泽民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会后，配合解放战争，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和开展军事活动。1948年5月，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召开新的政协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号召。1949年1月，农工民主党领导人和其他党派领导人、无党派人士，联名发表了《我们对时局的意见》，宣布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将革命进行到底。随后参加了筹备新政协的工作。同年9月，该党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制定《共同纲领》，选举中央人民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工民主党于1949年11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五次全国干部会议，决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定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其后，成为主要由医药卫生和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界的中、高级知识分子所组成，具有政治联盟的特点，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政党，是与中国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一个参政党。现任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周谷城，中央委员会主席卢嘉锡。　　（左步青）　中国农民银行　　中国农民银行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的四大官僚资本银行之一。其前身是蒋介石于1932年11月为筹集反共军事经费之需要，由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在汉口所设的农村金融救济处。翌年改组，于4月起改名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资本定额一千万元，用军用票与特税（鸦片税）五百万元为基金开业，郭外峰任总经理。总行设汉口，于南昌、芜湖设分行和办事处。由“剿匪”总司令部通令在四省境内发行一角、二角、三角、五角之流通券，用超经济的强制手段流通。主要业务为农贷、衣仓、抵押土地、农产运销、农村合作社，以高利贷盘剥农民。1934年7月郭外峰病故，徐继庄接任总经理，翌年春以该行业务扩展于全国，陆续设立分行十五处、支行四处，办事处、分理处及农贷所数十处，4月更名中国农民银行，总行由汉口迁至南京。6月，国民政府公布《中国农民银行条例》，经营业务未变。1936年1月增设储蓄部，奉准发行钞票，并积极向川、黔、陕、甘等地发展。翌年3月徐辞职，由叶琢堂继任，孔祥熙任董事长，4月将总行迁沪。各地分支机构增加到八十七处。抗日战争时期，其总行迁渝，1938年资本定额两千万元。1940年由顾翊群接任总经理，并成立信托部，开展有关农业信托业务，曾一度受中央银行委托经营黄金买卖。1942年7月，国民政府实行国家银行专业化后，该行发行业务移交中央银行，并接收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央信托局农贷业务，成为当时特许设立的唯一的农业金融机构。1945年该行由孔系转入CC系之手，陈果夫出任董事长，李叔明任总经理。战后迁总行于南京，资本总额增至六千万元，于上海设分行，松江、太仓分设农贷通讯处，全国分行增达二十三处，支行十五处，办事处及分理处两百余处。1949年，各地机构分别为人民政府接管，清理结束。　　（熊尚厚）　中国人民解放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　　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军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诞生于1927年8月1日。　　1927年国民党内以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两集团先后背叛革命，使国共合作的反帝反封建大革命遭到失败。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教训，从失败中认识到武装斗争和组织军队的极端重要性，决定发动武装起义。同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国民革命军两万余人，在江西南昌举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见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简称“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9月11日，毛泽东等领导的由农民、工人和革命官兵组成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在湖南、江西边界地区举行秋收起义。经“三湾改编”后到井冈山地区，创建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毛泽东为工农革命军规定了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及优待俘虏等政策。12月11日，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等领导工人赤卫队和革命官兵举行广州起义。至次年6月，中国共产党还领导了海陆丰、洪湖、黄麻、弋横、湘南、桑植、渭华等地区的近百次起义。以后又领导了平江、左右江和其他起义。1928年4月，毛泽东率部接应朱德、陈毅带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到井冈山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同年5月，各地起义建立的武装陆续称为红军。1929年初，红四军进军赣南、闽西，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12月，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由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规定了红军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基本任务，明确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和政治工作的地位，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成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1930年后，各地红军均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到1933年，全国工农红军发展到约三十万人，创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和许多块革命根据地（亦称苏区），并多次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会剿”和“围剿”。后来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战略指导，中央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于1934年10月被迫实行战略转移，进行长征。湘鄂西、鄂豫皖等地红军主力，也先后被迫撤出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红军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战胜了国民党数十万军队的追击堵截，三大主力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分别在甘肃省会宁和静宁将台堡地区会师，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　　抗日战争爆发后，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于8月25日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朱德、彭德怀改称正、副总司令），辖——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10月，坚持在南方八省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辖四个支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东北抗日联军等抗日武装，先后创建了陕甘宁边区等十八个抗日民主根据地，深入敌后战场，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在八年抗战中，同日伪军作战十二万五千余次，毙伤俘日伪军一百七十一万四千余人，并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多次反共摩擦，在十九个省、区内形成了拥有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和一亿二千万人口的解放区，部队发展到一百三十余万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为独占胜利果实，蓄谋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竭力争取和平民主，同时调整战略部署，对部队进行整编，编组了野战兵团，并划分了战略区，组建了军区和野战军。全部野战军约六十万人，地方军六十余万人，民兵二百二十余万人。在此期间，各解放区军民对国民党军队的挑衅和进攻进行了坚决自卫还击。6月下旬，蒋介石公开撕毁国共双方签订的停战协定，以重兵进攻中原解放区，接着将战火扩展到其他解放区，挑起全面内战。人民解放军进行自卫反击，解放战争全面展开。此后，各解放区部队陆续改称人民解放军。通过一年的积极防御作战，相继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和对陕北、山东的重点进攻。1947年6月底，以主力出击外线，挺进中原为起点，转入全国规模的战略反攻和进攻。1948年9月开始，与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先后发起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歼灭国民党军队大量精锐部队，解放了东北、华北及长江中下游以北广大地区，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增加到四百万人。为适应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于1948年冬全军统一编制序列和部队番号。1949年春部队整编：西北野战军编为第一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编为第二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编为第三野战军，东北野战军编为第四野战军。华北军区的三个兵团，连同由东北野战军铁道纵队改编的铁道兵团，直属解放军总部指挥。原有的五个一级军区除中原军区同第四野战军合并成华中军区外，西北、东北、华北、华东军区不变。4月，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23日解放南京，5月17日解放武汉，27日解放上海。随后各野战军分别向东南、中南、西北、西南进军，追剿残存的国民党军。至1950年5月，结束大规模军事行动。在历时四年的解放战争中，共歼灭国民党军八百零七万人，解放了全国大陆（1951年5月和平解放西藏）和大部分岛屿，人民解放军发展到五百三十余万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人民解放军肩负着实现祖国统一，抵制外来侵略，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维护国家安全，保卫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任务，取得了保卫边防、海防、空防作战的胜利。曾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同时，不断加强自身革命化、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由单一军种逐步发展成为一支由陆军、海军、空军和第二炮兵等诸军兵种合成的强大军队，并组建了国防科工委，创建了各类军事院校和科研单位等。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民解放军的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1981年6月，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领导人民解放军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1985年5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作出在国防建设指导思想上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重大决策，并决定人民解放军减员一百万，同时部队进行体制改革和精简整编。人民解放军还积极参加和支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1988年，颁布实行《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官服役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干部暂行条例》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1989年11月，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同意邓小平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决定江泽民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杨尚昆为第一副主席，刘华清为副主席，杨白冰为秘书长。1990年4月，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接受邓小平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选举江泽民为主席，经军委主席提名，决定杨尚昆、刘华清为副主席。　　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一定会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将一贯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永远是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坚强柱石。中国人民解放军已成为保卫国防和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刘培一）　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分别向东南、中南、西南、西北进军，对残余国民党军进行远距离追击围歼的战略行动。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2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解放军开始渡江作战，解放南京、上海等地。渡江战役后，国民党尚有残余部队一百五十万人，分布在大陆广大地区以及沿海岛屿。中共中央指示人民解放军采取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作战方针，向一切尚被国民党军占领的地方进军，同时提出以政治解决作为战斗解决的辅助方式，加速战争的进程。中央军委依据全国战场的形势，统一区分部署了进军方向和作战任务。　　东南地区，第三野战军一部于1949年7月上旬进军福建，经两个半月作战，歼敌十万余人，解放了除金门、马祖等岛屿外的福建全省。浙东地区解放后，三野另一部渡海作战，至1950年5月解放了舟山群岛等一批岛屿。　　中南地区，第四野战军附二野一部于1949年6月底自武汉、南昌等地南下，进军鄂、湘、赣各省。国民党湖南省主席程潜，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于8月在长沙率部起义。南进解放军于9月中旬分三路迂回追击白崇禧、余汉谋集团，于10月14日解放广州，11月22日解放桂林，12月4日解放南宁，先后歼灭国民党军四十余万。1950年4月，四野一部在琼崖纵队接应下渡海占领海南岛，中南全境解放。西南地区，第二野战军附四野一部于1949年9月初从芜湖、上饶等地出发，11月分路向贵州、川南进军，解放贵阳、重庆。12月上旬，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西康省主席刘文辉以及西南军政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率部起义。入川部队向成都急进，形成袋形包围，守军五个兵团相继起义，成都解放。胡宗南集团及川境其他部队除起义外，全被消灭。1950年初，解放军进军滇南，先后解放西昌、昌都。二野进军西南，共歼灭国民党军九十余万人。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达成协议，西藏和平解放。西北地区，第一野战军于1949年6月结束陕中战役后，采取抗马（马步芳、马鸿逵）打胡（胡宗南）、先胡后马的方针，挥师西进。7月发起扶眉战役，歼灭胡宗南部四个军，并解放宝鸡。然后乘胜分路向甘肃、青海、宁夏进军，追歼“二马”，相继解放兰州、西宁、银川等地。一野主力继续向河西走廊挺进，先头部队9月底抵达新疆边境。9月下旬，国民党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新疆省主席包尔汉宣布起义。1950年3月，解放军进驻全疆。一野经半年作战，歼灭国民党军三十余万人，解放了西北全境。各路解放大军在进军中克服了重重困难，英勇善战，歼灭了大陆的国民党军队，解放了辽阔的国土，完成了统一祖国大陆的伟大事业。　　（邵维正）　《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　　《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于1947年10月10日公布的政治宣言。亦称《双十宣言》。毛泽东起草，朱德、彭德怀署名。刊于当日《人民日报》，后收入《毛泽东选集》。　　1947年7月，全国解放战争进入第二年度，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力转入外线作战，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为了动员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加倍努力夺取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宣言》分析了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重申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目的“是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解放”，并提出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惩办内战罪犯；实行人民民主制度；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没收官僚资本，发展民族工商业；废除封建剥削，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承认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废除一切卖国条约等八项基本政策。　　《宣言》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阶段的基本任务和奋斗目标，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愿望。　　（齐福霖）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广泛代表性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简称“政协”。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胜利发展的大好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于1948年4月30日发布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中，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对于政治协商会议，后来称之为新政治协商会议，是为了区别于1946年1月10日在重庆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这一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的积极响应。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正式成立。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决定把即将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改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1949年9月21～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共六百三十四人，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界民主人士、各民族以及国外华侨。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指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27日，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并决议以北京为首都，采用公元纪年，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以五星红旗为国旗。29日，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个纲领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各少数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并规定了政权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和外交政策的总原则。30日，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并选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五十六人。会议还选出一百八十人组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并推举毛泽东为政协主席，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席。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式上，新当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与其他副主席登上主席台　　会议最后一致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郑重地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政协全体会议闭幕后，设立政协全国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政协会务，召集全国委员会会议。在全国各地亦设立政协地方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不再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此后，政协是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和群众生活的重要问题进行协商，并发挥民主监督的作用。　　（齐福霖）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中国经济史学科专业杂志。1982年5月创刊，由厦门大学出版，国内外公开发行。每年四期（首年仅出三期）。1988年起，改由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主办。该刊创始人是中国社会经济史学家傅衣凌，1982～1984年任主编。1985年起，由杨国桢任主编。韩国磐、陈诗启任顾问。该刊以刊登中国社会经济史理论研究和专题研究论文为主，也发表一些罕见的或新发现的史料和调查报告、中外史坛动态及书评。每年均有一定篇幅刊载外国学者的来稿。创刊以来到1988年，发表了四百多篇文章，体现了从经济剖析社会，从社会剖析经济的社会经济史学风格和注重发掘民间文献和区域研究、细部研究的学术特色，受到海内外学者的重视。　　（夏历）　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　　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　　1930年5月20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建立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团体。简称“社联”。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现了一个翻译、研究、宣传和出版发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著作的社会科学运动热潮。为了加强对这一新兴运动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决定建立社会科学界的统一组织——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1930年5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在上海举行成立大会，邓初民、吴黎平等三十余人出席，推举宁敦伍为主席。大会讨论通过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纲领》，宣布其任务为：①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促进中国革命；②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③批驳一切非马克思主义思想；④领导新兴社会科学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⑤参加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实际斗争。“社联”最高权力机关为全体会员大会，由会员大会推举执行委员会。内设党团组织，首由朱镜我任书记。其上级领导机关为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先后成立分盟组织的有北平（今北京）、广州、日本东京等地。　　“社联”除创办机关刊物《社会科学战线》外，先后创办了由会员柯柏年、王学文、许涤新、何干之等人分任主编的《研究》、《新思潮》、《社会现象》、《时代论坛》等刊物。并由吴黎平、杨贤江、李一氓、艾思奇等人翻译出版和编写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论文选译》和《哲学讲话》（即后来出版的《大众哲学》）等著作。还开展书报评论，推荐优秀的社会科学著作，介绍正确的学习研究方法；撰文著书和利用大中学校、假期补习班等讲坛宣传马克思主义，批驳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论。　　社联培养了大批有造诣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工作者。1936年，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空前高涨，多数会员在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下，参加了各界救国会的工作，社联自行宣布解散。　　（曾业英）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主要研究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至1949年间中国历史的国家专业研究机构。1950年5月在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的基础上正式创建。初属中国科学院。1954年至1959年一度称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改称现名。　　中国历史学家范文澜是近代史研究所创建者、第一任所长。1978年后，刘大年任所长，黎澍、李新等任副所长。1982年余绳武任所长，李宗一等任副所长。1988年王庆成任所长，张海鹏、张友坤等任副所长。　　该所初建时人数不多，60年代发展到一百五十人。“文化大革命”中工作被迫停顿。1978年后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人员扩充至两百余人。现有专业人员一百五十五人，其中高级研究人员有七十多人。50年代，研究工作主要围绕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和《中国通史》进行。1978年前，所内基本研究单位为研究组，设置多次变更。1978年后，改组为研究室，至1988年，设有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中外关系史、中华民国史、现代史、中国通史、国外史学动态等研究室及《近代史资料》编辑室、《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图书资料室藏书五十万册，以收藏近代报刊及档案资料最具特色。　　近代史研究所结合国家、社会和学科发展的需要确定研究课题，同时鼓励学者根据个人专长选题进行研究。大型研究项目采取分工合作的集体写书方式。重点研究项目有：中国近代史、中华民国史、中国国民党史、帝国主义侵华史、日本侵华史、十九世纪香港史、沙俄侵华史、中苏国家关系史、1937～1949年的中美关系、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发展、近代中国华北农村社会经济研究、清末新政与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中国通史等，主持编纂的大型资料书有《太平天国资料续编》、《中法战争资料续编》、《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资料丛刊》、《中俄关系史料丛刊》等。以上项目中，《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稿》、《中华民国史》、《帝国主义侵华史》、《沙俄侵华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已有部分或大部分成果出版。个人著作及编、译的书籍甚多，不备列。　　该所主办的学术刊物有《近代史研究》双月刊。此外，还定期连续出版《近代史资料》、《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创刊于1979年，是史学界较有影响的专门学术刊物之一。《近代史资料》创刊于1954年，至1988年已出版七十期，刊载了大量珍贵史料。《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创刊于1980年，至1988年已出版十二辑，以翻译介绍国外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论文为主。　　（冠伟）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属主要研究1840年前中国历史的专业学术机构。由原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和第二所合并而成。中国科学院第一所、第二所成立于1954年。第一所主要研究对象为中国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魏晋南北朝以前封建社会的历史，所长由郭沫若兼任，尹达任副所长。第二所主要研究隋唐以后到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以前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所长由陈垣兼任，副所长为侯外庐、向达、熊德基。1958年，合并为历史研究所，所长仍由郭沫若兼任，尹达、侯外庐、熊德基任副所长。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历史研究所成为社会科学院的下属机构之一。侯外庐任所长，尹达、梁寒冰、熊德基、林甘泉任副所长。1982年，所长为林甘泉，副所长为李学勤、陈高华、周年昌。1988年起，所长为陈高华，副所长为周年昌、李祖德、张弓。现有专业人员一百七十四人，其中高级研究人员八十八人。　　历史研究所现设先秦史室、秦汉史室、魏晋隋唐史室、宋辽金元史室、明史室、清史室、思想史室、中外关系史室、史学史室、历史地理室、服饰史室。在魏晋隋唐史室设敦煌文书研究组，明史室设明清徽州土地文书研究组，史学史室设西方史学研究组。该所还设《中国史研究》季刊、《中国史研究动态》两个杂志编辑部及中国历史大辞典编写组。《中国史研究》是刊载中国古代史研究成果的专门性学术刊物，《动态》反映中外学术界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信息和文章。图书馆拥有各类图书杂志六十二万册，其中善本书有一千多部，两万余册。在藏书中有已故明清史专家谢国桢的赠书，包括线装古籍近一万册，碑帖、画像石、古砖、瓦当拓片一千二百多种。古籍中以明清杂史、笔记、小说占多数。馆藏线装古籍包括经、史、子、集、丛等部类，基本能满足古代史研究工作的需要。馆藏的徽州地区文书、契约和簿册，有官方和私人两类，是一宗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极有价值的珍贵资料。　　该所目前主要进行中国古代经济史断代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研究，中国历史文物图集、中国古代服饰图录、徽州文书、敦煌文书的整理与研究等重要课题，这些项目都是国家和社会科学院重点科研项目。在深入研究基础上，该所出版了一批学术专著，其中《甲骨文合集》、《中国史稿》、《中国思想通史》、《宋明理学史》、《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深受国内外史学界的重视。　　（刘景莲）　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论战　　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论战　　中国文化思想界20世纪30年代初就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等问题展开的论战。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革命形势的发展要求对当时中国社会性质有较为透彻的了解，以解决中国革命的若干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此，导致了这场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　　此次论战开始于1930年，延续了几年时间。论战一方以王学文、潘东周、刘梦云（张闻天）、李一氓、吴黎平（吴亮平）、杜鲁人（何干之）等为代表，因主要在《新思潮》杂志发表文章，故名“新思潮派”。另一方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以严灵峰、任曙等为代表，因文章多登于《动力》杂志，故名“动力派”；另一部分以陶希圣、周佛海等为代表，因文章多发表于《新生命》月刊，故名“新生命派”。　　论战的焦点是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或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思潮派”认为，帝国主义入侵既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维护着封建生产关系，中国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动力派”否定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认为帝国主义入侵破坏了封建经济，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国已是资本主义社会。“新生命派”同样是否定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论战的结果，更多的人接受了“新思潮派”的观点。这对革命者检讨革命失败的原因，明确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前途等基本问题都起了重要作用。　　继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之后，1932～1933年期间，又开展了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论战的问题主要有三：①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争论的焦点是：什么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是否经历过这样的阶段？②中国历史上有无奴隶社会。③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及其发生、发展和没落的过程问题。其实质是：中国历史的发展是否与人类一般的历史发展规律基本相同，马克思主义是否适用于中国。进步的历史学家以具有创见的论著对这场争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郭沫若在研究大量卜辞金石文字等文献和考古学资料的基础上，写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肯定西周是中国的奴隶制时代，春秋到鸦片战争是封建制时代。吕振羽撰写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等，对殷代的奴隶制社会及其以前的原始社会作了有意义的探讨，他肯定秦汉以后是封建制时代，鸦片战争以后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些问题的争论没有形成统一认识。直到80年代，历史学界仍在进行激烈的争论。但争论的性质已迥然不同，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是和关系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前途的政治论战紧密交织在一起的；80年代则是从学术上进行科学的研讨。　　（汪朝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