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海　　（■ingqai，1169～1252）13世纪蒙古国大臣。又译称海。克烈部人。早年投效成吉思汗，在成吉思汗统一漠北战争中立有战功。后随征金、征西夏。1219年，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命他留守后方，总领所俘汉民万人，辟地屯田，筑城阿不罕山北，此城因而得名镇海城（蒙古语作镇海八剌哈孙，今蒙古科布多之东）。道士丘处机应召赴西域，路经镇海城，镇海率百骑护送至大雪山行在所。成吉思汗问道于丘处机，命镇海入金帐，掌录奏对之言。蒙古进攻中原时，收燕京童男女、工匠置局于弘州（今河北省阳原），后西征中又掳得西域织金纹工三百人，灭金时得汴京（今河南开封）织毛褐工三百人，皆分隶弘州，设弘州人匠提举司，由镇海世领。窝阔台及贵由在位时期，镇海任大必阇赤，汉人称为中书丞相，为当时十七投下之一。镇海信奉基督教聂思脱里教派，通畏兀儿文字，蒙古、畏兀儿地区的文牍，均由他主持签发。蒙哥即位后，镇海被目为贵由之党而处死。　　（张广达）　争国本　　争国本　　明万历年间围绕皇位继承展开的争论。国本即太子。神宗王皇后无嗣，王恭妃于万历十年（1582）八月生子常洛，是为皇长子。郑妃于十四年正月生子常洵。神宗因宠爱郑妃，进其为皇贵妃，对王恭妃则不加封，且迁延不立常洛为太子，于是朝廷内外纷传神宗将废长而立爱。二月，户科给事中姜应麟首先抗争，主张“册立元嗣为东宫，以定天下之本”。因此而被贬为广昌典史。此后朝臣多次奏请，均被神宗以渎扰、激聒、离间、卖直等罪名加以贬斥。二十年，大学士王家屏等封还御批疏，请神宗采纳诸臣立储之请，被免职。次年正月，神宗以手诏示大学士王锡爵旨，拟把皇长子常洛、皇三子常洵和皇五子常浩一并封王，日后再择其善者为太子。锡爵惧失上意而奉诏拟旨，又外虑公议，遂拟疏请令皇后抚育长子，则长子即为嫡子。神宗只以前谕下礼官，欲行三王并封之礼。朝臣大哗，纷纷指斥王锡爵委婉容悦。锡爵自劾三误，请辞职，神宗亦迫于众议而收回前命。此事一直争论不已，前后延续达十五年之久。二十九年十月，在孝定李太后的直接干预下，常洛才被立为皇太子，同时封常洵为福王、常浩为瑞王、常润为惠王、常瀛为桂王。由于争国本的官僚多是后来的东林党人，因此它又是东林党议的一项内容。太子储位虽定，但福王一直逗留京师，廷臣请其之国者日众，礼部右侍郎孙慎行、大学士叶向高争之尤强，直到福王于万历四十二年之国后，群情始安。　　（王天有）　征辟　　征辟　　汉代擢用人才的一种制度。征是指皇帝下诏聘召，有时也称为特诏或特征。汉武帝刘彻曾用安车去征聘枚乘，以后如贡禹、龚胜，都是被皇帝指名征聘至京师的。皇帝下诏指名征聘，往往是由于被征聘者在社会上颇负声望；或是出于大臣的推荐。辟是指公卿或州郡征调某人为掾属，汉时人也称为辟召、辟除。辟召制在东汉尤为盛行，公卿以能招致贤才为高，而俊才名士也以有所依凭为重。　　皇帝下诏征聘或官府辟召，对被征辟的人并不具有强制力，而是一种礼请，故被征辟者可以应聘，也可托辞不就。东汉时严光、徐穉都是征而不至；黄琼是五府俱辟，连年不应。征辟不就的人，有的是因为不愿出仕，有的是借此博取声誉。　　征辟制的推行，有利于破格擢用人才，但也产生严重的弊病。特别在东汉时，由于政治腐败，官僚利用辟召以徇私；又因被辟召者对辟主的感戴，形成两者间的隶属关系，助长了官僚中私人权势的增长。（吴荣曾）　　魏晋南北朝主要以九品中正制取士，但征辟制并未废止，仍是士人特别是士族名士入仕的重要途径。皇帝征聘制不属常制，但辟召制却有进一步发展之势。中央王朝的诸公、位从公及开府仪同三司，地方的都督、开府将军、州郡长官，均可辟召长吏掾属。被辟而应召者是为辟召者的故吏，两者结成主从依附关系。在长期分裂动荡的形势下，辟召制对统治集团内各政治派系和地方割据势力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　　隋统一后，为了强化中央集权，规定凡九品以上官吏皆由吏部任免，征辟作为一种制度自此消失。隋唐皇帝和朝廷大臣仍可征召名士大儒为官，地方长官也可自行辟聘，但不多见。宋代各路安抚司、转运司、知州等，可自选官员，称“奏辟”，或“辟差”、“辟置”，似为征辟制的变种。明清皇帝直接选任官吏，称为“特简”，形式上似乎仍是征辟制的遗存，实际上只是封建专制制度下无法消灭的一种特权现象。　　（陈苏镇）　征人　　征人　　唐代召募出征的兵士。广义讲，凡被差点出征的兵士都可以称为征人。狭义讲，则仅指兵募，《唐律疏议》对此有明确说明：“征人谓非卫士（府兵），临时募行者。”唐玄宗以前，征人多从土户中征募。拣点之法，与卫士相同，即财均者取强，力均者取富，财力又均则先取多丁，首先从富户多丁中征募。名为召募，实际是强制征发。开元二十五年（737）以后，征人改为从客户中召募，变为雇佣兵性质。　　（唐耕耦）　征实征借　　征实征借　　抗日战争后国民政府为控制粮源与收缩通货，决定田赋由货币折征实物，同时以粮食库券或在田赋单上注明征借数的办法，强制收购和强借粮棉。抗战爆发后，由于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各省田赋加征赶不上粮价上涨速度，山西、福建两省率先于1939年和1940年将田赋改按战前粮价折征实物。其他有些省份也将田赋按抗战前一年的粮价折成粮额，再按开征时粮价折收法币。1940年7月，国民政府以保障军民粮食为由，规定各省田赋酌征实物。1941年6月，国民政府决定自该年下半年起各省田赋一律征收实物，以当年度田赋正附税总额每元折征稻谷二市斗，并规定田赋收归中央接管，同时发行粮食库券用以征购粮食。1943年又实行棉田征棉，每元折征皮棉五斤。1942年四川等省改征购为征借，不付现款；1944年国民政府将征购一律改为征借，废除粮食库券，只在田赋单上注明代作凭证。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虽然取消棉花、麦粉、糖类的征实，但实际上继续强制实行粮食征实征借，并进一步扩大征实征借的规模与数额。　　田赋征实征借大大增加了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如将1941年的田赋金额按当时市价折成稻谷，只有一百多万市石，而征实稻谷额则达两千三百余万市石。根据国民政府粮食部统计，从1941～1945年全国田赋征实征购征借共得谷麦总数量达两亿六千万余市石。其中田赋征实约占总额52.5％，征购约占24.5％，征借约占23%。农民的负担越来越重。根据国民政府计算，征实粮额一般占土地收入的15％，但实际往往高达20％以上，再加上田赋征购、征借和带征县级公粮等，高者往往占土地收获量的50％以上。田赋征实征借名义上由土地所有者负担，而地主往往把它转嫁到自耕农和佃农身上。　　（齐福霖）　正史　　正史　　见中国史学史。　郑　　郑　　先秦姬姓诸侯国。西周末年，周宣王封其弟桓公友于郑（今陕西华县东）。幽王时，桓公为王室司徒，见西周将亡，便东迁至虢、郐之间（今河南荥阳、新郑一带）。西周灭亡，桓公死难，其子武公拥戴平王有功，为王室卿士，遂在虢、郐间建立郑国，都于新郑。　　河南新郑韩故城城墙遗迹　　郑的势力不断发展，到庄公时（前743～前701），侵陈伐许，破息攻宋，大败北戎，又同周王交换质子，以至抗击周桓王统率的周、陈、蔡、卫诸国联军的进攻，大破王师并射伤桓王，成为春秋之初相当活跃的小霸主。后其内部争权夺位事件不断发生，发展受挫。但因地处中原，交通方便，商业活跃，兵力亦强，终春秋之世一直为大国争夺的中心，在政治上也占有显著地位。春秋晚期，贤臣子产执政，他团结贵族大臣，选贤举能，改革土地赋税制度，加强军备，公布成文法典，整顿内政，同时注意各国形势变化，利用各种机会维护本国权益，受到晋、楚诸国的尊重。进入战国后，郑国内有君臣的权力角逐，外受韩国的不断蚕食，力量日益削弱，到郑康公二十一年（前375），被韩吞灭。　　（罗世烈）　郑成功　　郑成功　　（1624～1662）　明清之际抗清名将，民族英雄。福建泉州府南安县（今福建南安东）石井乡人。本名森，字名俨，号大木。父郑芝龙到日本经商，娶田川氏（一作翁氏）为妻。郑成功于明天启四年（1624），在日本平户（今长崎县松浦郡）出生；七岁时返国，在安平（今福建晋江安海镇）从师学习。自幼才思敏捷，聪明过人。崇祯十七年（1644），在南京国子监读书。南明弘光覆亡前夕，郑成功回到福建。时南明唐王朱聿键建都福州，建元隆武。郑芝龙领郑成功晋见隆武帝，隆武帝见其少年英俊，便赐姓朱，封忠孝伯，人称“国姓爷”。又令挂招讨大将军印，镇守仙霞关等军事重地。　　郑成功于顺治五年（1648）四月率军攻克同安县。七年，计杀盘踞厦门的郑联，遂以厦门为抗清基地。八年，郑成功率兵南下广东，清兵乘虚偷袭厦门。郑成功星夜赶回，处死留守厦门失职的堂叔郑鹏，复踞厦门。十年五月，清军攻海澄，郑成功率军死守，击退清军。十一年二月，清廷遣使携“海澄公”印招抚郑成功；八月，又遣使者及其弟郑渡、郑荫前来劝降；郑成功均坚决拒绝。十四年，南明永历帝册封郑成功为延平王、招讨大将军。　　郑成功手迹　　十五年七月，郑成功率兵十余万，大小战船数十艘，联合鲁王部将张煌言的抗清队伍，开始北伐。八月间，船队在舟山以北的羊山海面遇风，回舟山修整。翌年五月，再率兵由舟山出发，连克瓜洲、镇江，进逼南京。张煌言和杨朝栋率领的水师前镇，还上溯芜湖。长江下游的太平、宁国、池州、徽州等四府三州二十二县纷纷归附，江南、皖南地区再次燃起抗清烽火。驻南京的清朝总督郎廷佐见势危，便利用郑成功屡胜后滋长麻痹轻敌思想，写信要求暂缓攻城，待一个月后自动开城投降。郑成功轻信答应，清军却暗中部署。七月下旬，清将梁化凤率精兵突然袭击，郑军大败，甘辉等将领阵亡。郑成功见大势已去，只好退出长江，回到厦门。十七年，清廷派达素为大将军，调集三省兵力，进攻厦门。郑成功奋起反击，守住厦门。此时，清朝在全国已逐渐形成统一局面，清廷可集中更多兵力围剿郑成功。面对这种局势，郑决定收复台湾，以作为长期的抗清基地。　　台湾于1624年（明天启四年）和1626年先后遭到荷兰殖民者与西班牙殖民者入侵。1642年，荷兰打败西班牙，占领全岛，实行殖民统治。郑成功于顺治十八年三月，率领两万五千名官兵，大小战船数百艘，从福建金门料罗湾出发，经澎湖，到达台湾西南沿海。在赤嵌（今台湾台南）附近的禾寮港登陆。在海战中，郑军用火船击沉荷兰主要舰只赫克托号船；在陆战中；又击毙荷兰侵略军头目汤玛斯·贝德尔和一百一十余名官兵。郑成功挥师围攻赤嵌城，用断水办法逼迫荷军守将描难实可于五月四日率军出降。郑成功进而炮攻荷兰殖民者首府台湾城（今台湾安平）。荷兰殖民总督揆一利用城高炮烈顽抗，攻城未下。郑成功遂一面指挥军队围困台湾城，一面在已收复地区加强政治、经济建设。荷兰殖民者在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长官和总评议会，得知郑成功率军在台登陆消息后，派遣一支由雅科布·考乌率领的援军，有十二艘战船和七百二十五名士兵，于九月驶靠台湾城，与该城荷军联合进攻台湾街和附近的中国战船。在郑军坚决反击下，荷军进攻失败，考乌借口配合清军打击大陆上郑成功军队，擅自折经暹罗（今泰国）逃回巴达维亚。郑成功在围困台湾城八个多月后，于顺治十八年十二月初，用火炮轰击台湾城东的乌特利支堡，占领该堡后，逼攻台湾城。十三日，揆一献城投降，荷兰殖民者终于签订有十八条款的投降书，不久即率残部离开台湾。郑成功收复了被荷兰殖民者盘踞近四十年的台湾岛。　　郑成功到台湾后，按大陆政制，改赤嵌地方为东都，设立承天府和天兴县、万年县，分管南北路，改台湾城为安平镇，后又在澎湖设立安抚司。他在经济上实施屯垦，鼓励“寓兵于农”。注意发展对外贸易和民间贸易，并奖励大陆东南沿海人民迁台定居，以参加农业生产，推广先进农耕技术。由于军队和移民的开垦活动，不久后台湾西部出现了新建的村镇，文化教育也有了发展。　　郑成功在收复台湾四个多月后，于康熙元年（1662）五月初八病逝。他在台湾一年又两个月的时间中，为收复台湾、建设台湾作出了巨大贡献。　　（陈国强）　郑观应　　郑观应　　（1842～1922）　近代实业家，改良主义思想家。原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慕雍山人、罗浮偫鹤山人等。广东香山（今中山）人。1858年（咸丰八年）应童子试未中，乃到上海学商。　　郑观应立像　　由徐润等介绍，先后在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任买办，其间自营茶、盐等商务。1878年（光绪四年），又由李鸿章札委，兼任上海机器织布局襄办，后历任上海电报局总办，轮船招商局帮办、总办，并在这些企业投资。此外，还主持招股创办造纸厂，联合盛宣怀禀请在山东、东北等处开采矿藏。在经营工商业的过程中，关心时政，留意西学，愤于外国资本主义侵占中国利权和日益严重的边疆危机，积极筹谋抵御之策。1884年，中法战争时，奉调赴广州粤东防务大臣彭玉麟处办理营务，曾往暹罗（今泰国）、西贡、新加坡等地调查了解敌情，逐一绘图贴说。次年初，为援台湾防务途经香港，被太古轮船公司借故控追“赔款”而遭拘禁，经年始得解脱。后隐居澳门近六年。在此期间，撰成《盛世危言》一书，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论证中国必须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君主立宪制度，才能有效地抵御外侮，使中国富强。为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培养具有近代科学技术知识的实学人才。《盛世危言》阐述了较成熟的改良思想体系，刊印问世时，正是中日甲午战争危机严重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兴起之时，受到各方面的重视。1892年后，与盛宣怀集团关系密切，由盛保举重入轮船招商局任帮办，后改会办。1896～1897年，兼任汉阳铁厂总办，致力企业内部整顿，颇有成效。1902年冬，袁世凯接替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从盛宣怀手中夺去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郑观应对袁世凯此举不以为然，因此辞去招商局会办。次年，改任粤汉铁路购地局总办，兼办工程局事务。曾支持从美国合兴公司赎回粤汉铁路自办及1905年反美爱国运动。1906年，被举为粤汉铁路商办公司总办。1909年（宣统元年），乘袁世凯被迫返籍“养疴”之机，协助盛宣怀发起组织轮船招商局商办，获得成功，被选为董事，遂第三次入轮船招商局任会办。晚年政治表现落伍，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兴起时，与立宪派人士一样，对清王朝的“立宪”表示拥护，反对革命。但辛亥革命后，不满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和军阀混战。1922年5月，病逝于上海招商公学宿舍。著有《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盛世危言后编》、《罗浮偫鹤山人诗草》等。　　（夏东元）　郑和　　郑和　　见郑和下西洋。　《郑和航海图》　　《郑和航海图》　　明代航海图籍。原名《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后人多简称为《郑和航海图》。约成于洪熙元年（1425）至宣德五年（1430）间。原图为自右而左展开的手卷式，茅元仪收入《武备志》卷二百四十后改为书本式，共二十四页，包括茅元仪序一页，图二十页，《过洋牵星图》二页（四幅），空白一页。　　《武备志·郑和航海图》　　该图制作于郑和第六次下西洋之后，全体下洋官兵守备南京期间。其时正值明宣宗朱瞻基酝酿再下西洋之际，因将郑和船队历次下西洋航程综合整理，绘制成整幅下西洋全图，为郑和使团适应下西洋的需要而集体编制的不朽之作。全图以南京为起点，最远至非洲东岸的慢八撒（今肯尼亚蒙巴萨）。图中标明了航线所经亚非各国的方位，航道远近、深度，以及航行的方向牵星高度；对何处有礁石或浅滩，也都一一注明。图中列举自太仓至忽鲁谟斯（今伊朗阿巴丹附近）的针路（以指南针标明方向的航线）共五十六线，由忽鲁谟斯回太仓的针路共五十三线；往返针路全不相同，表明船队在远航中已灵活地采用多种针路，具有高超的航海技术和较高的海洋科学水平。在图中郑和船队所经之地，均有命名。图中的约五百个地名中，外国地名约三百，大大超过汪大渊《岛夷志略》一书所收的外国地名。　　15世纪以前，中国关于亚非两洲的地理图籍，以《郑和航海图》最为详尽。受到当时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该图仍采用传统的绘画方法，图中的地域大小、远近比例，都只是相对而言的，有些地方的方位甚至有错。但只要了解其绘制方法，结合所记针路及所附的《过洋牵星图》，并以今图对照，便可发现该图在描绘亚非沿海各地形势，以及在认识海洋和掌握航海术等方面，在当时都达到了较高的科学水平。该图不仅是研究郑和下西洋和中西交通史的重要图籍，在世界地图学、地理学史和航海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郑鹤声）　郑和下西洋　　郑和下西洋　　1405～1433年，郑和奉明廷之命率领船队七次出使亚非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是中国航海史和外交史上的重大事件。郑和（1371～1433），云南昆阳（今云南晋宁）人，回族。本姓马，初名三宝，洪武时被阉入宫，又称三宝太监。十八年（1385）随军到北平，入燕王朱棣藩邸。永乐二年（1404），以靖难之役立功，明成祖朱棣赐姓郑，始名郑和。后升为内官监太监。从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的二十八年中，郑和七下西洋，从南京下关宝船厂出发，沿江、浙、闽、粤海岸南下复西行，最远到达非洲东岸肯尼亚的蒙巴萨，访问了亚非沿岸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宣德八年，他在归途中客死古里（今印度南部西海岸之科泽科德）。　　经过　明永乐时期，国家强盛统一，政治较为清明。政府致力于恢复和发展中国与海外诸国的友好关系，开展大规模的外交和外贸活动，从而有郑和下西洋之举。前三次主要任务是在东南亚和南亚建立国际间和平安宁的局面，为明王朝树立“声威”，并为下一步向南亚以西更远的地方航行，建立中途候风转航的据点。后四次主要任务是向南亚以西继续航行，通过开辟新航路，让自古罕通中国的海外国家，重泽而来，“宾服”于中国，为明王朝在海外建立前所未有的功绩和广泛联系。　　永乐三年六月，郑和使团第一次下西洋，从江苏太仓刘家港出海，依次访问占城（今越南南部）、爪哇、旧港（今印度尼西亚巨港）、苏门答剌、南浡里（在今苏门答腊岛北部）、锡兰山（今斯里兰卡）、古里等国。郑和使团对古里进行了成功的访问，并在此为船队建立了交通、贸易中心转运站。五年，经台湾作短期停留后，九月返回南京。继而二下西洋，统舟师前往爪哇、满剌加（今马六甲、锡兰山、古里、柯枝（今印度柯钦）、暹罗等国访问。　　七年七月返国。九月又前往占城、爪哇、满剌加、苏门答剌、阿鲁（今苏门答腊岛日里河流域）、南巫里（即南浡里）、锡兰山、小葛兰（在今印度柯钦南）、柯枝、甘巴里（今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的科因巴托尔）、阿拔巴丹（今印度阿默达巴德附近）、古里等国访问。十年十一月，第四次下西洋，访问占城、爪哇、满剌加、苏门答剌、南浡里、彭亨（今属马来西亚）、急兰丹（今马来西亚的哥打巴鲁）、锡兰山、加异勒（今印度南部的卡异尔）、甘巴里、柯枝、古里、沙里湾泥（今地不详）、溜山（今马尔代夫首都马累）、忽鲁谟斯（今伊朗阿巴丹附近）、剌撒（今也门木卡拉附近）、木骨都束（今肯尼亚摩加迪沙）、不（卜）剌哇（今孛■的布腊瓦）、麻林迪（今肯尼亚的马林迪）、比剌（今非洲爪达富伊角外的阿卜德库里岛）、孙剌（今地不详）等亚非国家。这次出使开通了中非航路。同年十一月，麻林迪来中国献“麒麟”（长颈鹿），显示郑和使团对东非沿岸国家的访问取得了圆满的成功，成为明朝鼎盛时代在外交上取得重大进展的标志。十四年四月，朱棣特立御制弘仁普济天妃宫之碑，以为纪念。同年十二月，第五次下西洋，于十七年七月回国。这次出使期间，明王朝已决定迁都北　　郑和接爱外国土人贡礼　　京，需要各种珍禽异兽来充实内苑，于是随郑和船队带回了忽鲁谟斯国的狮子、金钱豹、西马，阿丹国（今南也门首都亚丁）的麒麟、长角马哈兽，木骨都束国的花福鹿、狮子，卜剌哇国的千里骆驼、驼鸡，爪哇、古里国的縻里羔兽等。这些珍贵礼品象征着亚非国家同中国的真挚友谊。十九年正月，第六次下西洋，护送忽鲁谟斯、阿丹、喃渤利、苏门答剌、阿鲁、满剌加、甘巴里等十六国使臣回国，对沿途所经国家和地区又进行了友好访问。郑和使团与海外诸国的贸易往来也有了更深入的发展。宣德五年六月，郑和奉明宣宗朱瞻基之命，第七次下西洋。主要访问忽鲁谟斯、锡兰山、古里、满剌加、木骨都束、苏门答剌、阿鲁、阿丹、加异勒等二十国及旧港宣慰司。郑和在古里逝世后，船队由王景弘统领，于八年七月返回南京。　　航海技术　郑和历次远航，随员均多达两万七八千人，包括行政官员、军事人员、航海技术人员、船舶修造工匠、一般管理人员和办理杂务的人员，以及通事（翻译）和医务人员。船队主体一般由六十三艘（一作六十二艘）大、中号宝船组成。　　郑和宝船（模型）　　大号宝船长四十四丈四尺，阔十八丈；中号宝船长三十七丈，阔十五丈；加上其他类型的船只，如座船、战船、粮船、水船等，每次出使，共乘巨舶百余艘，其中第一次乘二百零八艘，为七下西洋中动用船只最多的一次。　　郑和船队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上纵横驰骋近三十年，不仅开辟了横渡印度洋直达非洲，以及通往阿拉伯诸国的新航路，而且向南越过南纬4°以上，在印度洋和南洋的各个海域，分别开辟了多条新航线，对后代的印度洋和南洋航海所采取的航线有很大的影响。新航线的开辟有赖于郑和使团掌握的先进航海技术和所具有的海洋科学知识。其天文航海技术，已由以往海上对星象的占验，发展到牵星过洋，并配合以罗盘定向，测定针路，形成为一整套先进的航海术。《郑和航海图》中所注的过洋牵星数据及所附四幅“过洋牵星图”，为后世留下了中国最早、最具体完备的关于牵星术的记载。过洋牵星图为方形，代表一水平方框，分为南、北、东、西四边，共四向，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基本上和今天地图的设计一致，四幅图各有名称和图文，对本图用于何段航程，所牵星座名称及其高度，作一扼要的说明。每边外方之星座位置，代表航行时所观测某星的高度及其方位，星座旁有简要的文字说明，即所谓图注。郑和船队在过洋牵星时，常南北或东西两星同时并用，互相核对。最常用的是通过观测北辰星的海平高度，来确定在南北方向上的相对船位，探知船舶所在位置与地点以及所过岛屿名称，以及礁险等情况；同时，又记下所经地点测定的罗盘所定方位和所取针路。郑和下西洋所用“针经图式”，就是船队在往返亚非诸国的路程中，不断探明海道而制定出来的。郑和船队以“过洋牵星图”和“针经图式”为依据，将航海天文学与地文航海技术相结合，大大提高了航行方位的精确程度。船队在驶往海外诸国途中，须穿越一些危险的海区，经认真的观察研究，已很好地掌握了印度洋上的季节风，以及随之而发生的季节性海流流向的变化规律。船队一般在十月至翌年正月东北季风时节从国内启程；而在西南海洋季风到来的四月至六月从印度洋、南洋动身归国。因而船队往返皆处于顺风条件之下，可以最短的时间驶完预定的航程。　　成就与影响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建立了亚非国家间的和平关系，提高了当时中国在国际上的威望。郑和使团奉行与海外诸国“共享太平之福”的和平外交方针，执行明成祖朱棣的对外开放政策，赢得了亚非许多国家对中国的信任和友谊，两洲数十个国家沿着郑和所开辟的航路，不远万里，纷纷来宾，向明王朝赠送珍贵的礼品，在郑和下西洋时期，仅永乐六年至十八年中，亚非国家中就有渤泥（今加里曼丹岛）、满剌加、苏禄（今菲律宾群岛南部）、古麻剌朗（在今菲律宾）四个国家的国王亲自来华访问。郑和下西洋时期，明王朝声威远播，实为历代所罕有。另外，郑和下西洋使中国与亚非各国之间的海上丝绸之路得以畅通，把中国与亚非国家间的国际贸易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了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以景德镇为中心的瓷器业，以苏州为中心的丝织业，以松江为　　郑和下西洋图　　中心的棉织业，以芜湖为中心的漂染业等，都有较快的发展，对中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郑和下西洋既使亚非各国人民增进了对中国的了解，又使中国人民在认识亚非国家方面大大开阔了眼界，丰富了中国人民对海外的地理知识。郑和使团重要成员马欢著《瀛涯胜览》、费信著《星槎胜览》以及巩珍著《西洋番国志》三书中，对郑和下西洋所访问的主要国家的情况，都作了翔实而生动的记述。《郑和航海图》中，有关太平洋、印度洋地区的地理知识，也有集中的反映。　　郑和下西洋规模之大，时间之长，范围之广都是空前的。它不仅在航海活动上达到了当时世界航海事业的顶峰，而且对发展中国与亚非国家间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友好关系，作出了巨大贡献，在15世纪初期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参考书目　　郑鹤声、郑一钧：《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齐鲁书社，济南，1980～1983。　　郑一钧：《论郑和下西洋》，海洋出版社，北京，1985。　　（郑鹤声）　郑樵　　郑樵　　见《通志》。　郑天挺　　郑天挺　　（1899～1981）　 中国历史学家。原名庆甡，字毅生。福建长乐县人。1899年8月9日（清光绪二十五年七月初四）生于北京。1917年考入国立北京大学国文系，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及“五四”后的进步活动。1922年，在北大作研究生的同时，又在中国法权讨论会担任秘书。他曾利用该会的档案资料，在会长张耀曾指导下，撰写了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设立领事裁判权的罪行。次年以该会名义公开出版，获得社会上好评。　　30年代，郑天挺任北大中文系副教授、教授，兼学校秘书长。讲授《文论》、《古地理学》、《校勘学》、《魏晋南北朝史》、《中国近三百年史》等课程，并撰写《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墨勒根王考》、《多尔衮与九王爷》等清史及校勘学等一系列著名文章，一时饮誉史坛。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郑天挺以北大负责人身分亲赴警察局交涉，要求无条件释放被捕学生，并把他们接出监狱。“七七”事变时，北平沦陷，郑天挺不畏敌人强暴，保护师生安全离校，于是年12月与其他教授辗转至长沙临时大学（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受到师生欢迎。1938年，任昆明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次年，北大在昆明恢复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任副所长，主持该所日常事务。1940年开始兼任西南联大总务长。在此期间，他先后开设《隋唐史》、《明清史》、《清史研究》、《中国目录学史》等课程，并结合西南地区边疆研究，发表了《发羌之地望与对音》、《隋书西域传附国之地望与对音》、《隋书西域传薄缘夷之地望与对音》、《历史上的入滇通道》等论文，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针对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而制造的“满洲独立论”，他写出了《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1943）、《满洲入关前后几种礼俗的变迁》（1942）、《清史语解》（1943）等，用大量历史事实，证明清代皇室包含有满、蒙、汉三族的血统，在入关前就和内地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入关后满、汉两族文化互相调融，相互影响，关系日益密切。这就有力地驳斥了日本侵略者的谬说。他后来将这些论文辑为《清史探微》一书，于1946年在重庆出版，得到国内外史学界的重视。抗战胜利后，郑天挺为北大的复校工作竭尽全力。这时他仍担任史学系教授、系主任，并任秘书长，还兼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明清史料整理室主任，主持校中明清档案的整理工作。1948年底，北平解放前夕，他尽力保护学校财产及师生的安全。时值北大五十周年校庆（12月17日），学生自治会以全体学生名义，赠给他“北大舵手”的锦旗，称赞他在北大几十年廉洁奉公，日夜操劳的业绩。1949年1月北平解放后，郑天挺任北大校务委员、史学系主任、秘书长，并主编《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宋景诗起义史料》两书出版。1952年，奉调南开大学，任历史系教授、系主任，并在1963年任该校副校长。在南开大学期间，他先后讲授《明清史》、《明史专题》、《清史专题》、《史料学》、《明清土地制度》、《清史制度》等十几门课程，并创建明清史研究室，主持校点《明史》，历十数寒暑。1961年夏，郑天挺任教育部历史教材编写组副组长，与翦伯赞共同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八册；主编《史学名著选读》六册，并担任清史资料的分册主编。1980年任天津市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1979年受教育部委托，开办明清史进修班，主编《明清史资料》作为教材。1980年出版了他的学术著作《探微集》和《清史简述》。《探微集》中包括了他50年代以来撰写的《关于徐一夔〈织工对〉》、《清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关于丝绸之路》等论文共四十三篇。1980年，他在天津主持召开了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宣读了《清代的幕府》论文，受到与会中外学者的重视。同年，中国史学会恢复活动，他被选为常务理事、主席团成员，并任执行主席。他在晚年还担任《中国历史大辞典》主编、国务院学位委负会历史组负责人、中国档案学会顾问等。1980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81年12月20日病逝。　　（郑克晟）　郑畋　　郑畋　　（825～883）　唐末积极组织镇压黄巢起义军的宰相。字台文。荥阳（今属河南）人。会昌二年（842）进士及第，任藩镇幕府。咸通五年（864）入朝，累迁为中书舍人。十年，以作诏称旨为同僚推服，迁户部侍郎。十一年，充翰林学士承旨。后因事被贬为梧州刺史。僖宗即位，郑畋先后内徙郴、绛二州，复入为右散骑常侍。乾符元年（874），以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五年，因反对招抚黄巢事与另一宰相卢携忿争，俱罢相。广明元年（880），郑畋任凤翔（今属陕西）节度使。同年冬，黄巢攻入长安，僖宗出奔蜀。郑畋招集畿内散兵，顽抗义军。中和元年（881），郑畋为京城四面诸军行营都统，败巢军于龙尾陂（今陕西岐山东），遂与京西北诸镇约盟，传檄天下，号召四方藩镇合兵围攻长安，为阻遏黄巢义军在关中的发展，竭尽气力。不久，部将李昌言发动兵变，逐郑畋，自为留后。郑畋被罢为太子少傅，分司东都洛阳。二年，召郑畋至成都（今属四川），复以司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主持军务。三年，黄巢起义军退出长安，僖宗将还京。当权宦官田令孜及其兄剑南西川节度使（今四川成都）陈敬瑄与郑畋不协；李昌言又因逐郑畋自代故，也不愿郑畋继续执政，三人合力排郑畋去位，郑畋赴其子彭州（今四川彭县）刺史任所。不久，病逝。　　（卞孝萱）　郑玄　　郑玄　　（127～200）东汉时期著名经学家。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西）人。少为乡啬夫，后入太学肄业，师事第五元，学《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张恭祖学《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等；最后从学马融三年。学成后辞归，在乡里讲学，学徒多至数百千人。因党事起被禁锢，不能出仕，遂专修经业。何休著《公羊墨守》、《左氏膏盲》、《谷梁废疾》，尊《公羊》而难二传，郑玄作《发墨守》、《箴膏盲》、《起废疾》以反驳，何休见后颇叹服。他遍注群经，混糅今古文家法，以“整百家之不齐”，贯通群经，结束两百余年的今古文的争辩（见经今古文学）。他的经注，后人毁誉不一，称誉者以为他“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是解释古代经书的津梁。驳毁者则说他“兼治众家，而必求通之，于是望文穿凿，惟凭秘臆，以为两全，徒成两败”，是强为混合的鄙见。他的训释集汉代经学之大成，为后人解释奠定了基础。虽然他的训释存在一些问题，如以《周官》为真周制，凡不合者皆归入殷制；又以《礼》释《诗》，造成许多附会；又常用谶纬之说以解经，有不少迂怪之谈。但这与他的成就相比，是次要的。他所注的书有《周易》、《尚书》、《毛诗》、《三礼》、《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侯》、《乾象历》等；又著《天文七政论》、《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等；还有他答诸弟子问五经语的《郑志》八篇，共百余万言。这些著作，除唐代撰《五经正义》采用的《毛诗》和《三礼》注外，其他均已散佚。清袁钧的《郑氏佚书》、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有辑本。孔广森的《通德遗书所见录》、黄奭的《高密遗书》也有辑载，王仁俊的《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补编》和《经籍佚文》续有增补。　　（王煦华）　政事堂唐　　政事堂唐　　宋时期宰相议事的地方。政事堂会议是常设的，协助皇帝统治全国的最高决策机构。　　唐初，为了便于宰相集议军国大事，设政事堂于门下省。参加政事堂会议的原仅三省长官（中书令、侍中）尚书左右仆射），他们是“当然宰相”。其后，皇帝又以他官参加政事堂会议，称为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三品等（以后逐渐统一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之名），亦为宰相。弘道元年（683）十二月，唐中宗即位，中书令裴炎以中书负责草拟诏令为由，奏请移政事堂于中书省。至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中书令张说奏改政事堂名为“中书门下”，其政事堂印亦改为中书门下之印。但其后仍有称为中书政事堂或中书都堂。后晋时，又曾改名为政事厅。　　“中书门下”虽设在中书省内，但自成为一个机构，为了便于处理政务，政事堂后分列五房：一曰吏房，二曰枢机房，三曰兵房，四曰户房，五曰刑礼房，以分理众事，供职者称为堂后官，虽都是吏员，但地位极为重要。　　（陈仲安）　　北宋前期沿唐制，以政事堂为宰相、参知政事议事办公处。正式名称为中书门下，简称中书，俗称都堂或中书都堂，通常称为政事堂，设于禁中。政事堂囊括门下、中书和尚书三省的大部或主要职权，是最高行政机构。　　政事堂下设舍人院，有知制诰或直舍人院，负责撰拟诏旨。还设孔目、吏、户、兵礼和刑等五房，分曹处理事务。设堂后官十五人，分主五房；淳化四年（993）减为六人，内一人任都提点五房公事，总领五房，余五人各分主一房。熙宁三年（1070）设检正五房公事（都检正），位在提点五房公事之上，各房设检正公事二人，位在各提点公事之上。　　元丰改制，中书所辖职事，分属门下、中书、尚书三省。宰相、执政的议事办公处，仍设在原政事堂正厅，改称三省都堂，通常只称为都堂。此后宰、执的办公处设于尚书省的都堂，有时也称之为中书或政事堂。　　元、明、清三朝，不再设政事堂。民国建立后，袁世凯于1914年5月3日改国务院为政事堂，以国务总理为国务卿，从而废除责任内阁制（见内阁），使政事堂成为总统府的办事机构。1916年5月8日，袁世凯又改政事堂为国务院。　　（陈振）　政治协商会议　　政治协商会议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以及其他党派和社会贤达四方面的代表参加的协商国是的会议。简称“旧政协”。1945年《双十协定》公布后，国民党当局继续发动对解放区的进攻，但由于解放区军民的反击和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展开反对内战的运动，以及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并派特使马歇尔来华调处国共争端（见马歇尔调处），使国民党在政　　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图为会场外景　　治上处于不利地位，被迫根据《双十协定》的规定，1946年1月10日，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31日闭幕。出席会议的代表共三十八人，其中国民党代表八人，以孙科为首；共产党代表七人，以周恩来为首；民主同盟代表九人，以张澜为首；青年党代表五人，以曾琦为首；无党派人士代表九人，有傅斯年、郭沫若、王云五等。会议就政府组织、军事问题、制定施政纲领、召开国民大会和修改宪法草案等五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关于政府组织问题。国民党代表提出了《扩大政府组织方案》，主张将国府委员增加三分之一。国府委员得由主席提请选党外人士充任，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委员名额分配不作明文规定，但国民党必须占“特定程度多数”，以保证其“履行领导的责任”。国府委员会没有对各部、会长官的任免权，而且要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国民政府主席有权否决国府委员会的决议。这个提案实质上仍是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个人独裁。在中共和各民主党派的反对下，经过协商达成协议：规定国府委员会为政府最高国务机关，有对各部、会长官的任免权；国民政府主席对某一决议的否决，必须得到五分之三以上国府委员的同意。　　关于军事问题。国民党坚持首先实行“军队国家化”，然后才能“政治民主化”。共产党提出，“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应同时进行，而且要等到宪政实施以后，划定驻地，中共部队始受政府的调动。“军队国家化”的问题，是政协会议上斗争最激烈的问题，最后达成了折衷的协议：确立军队属于国家、军党分立、军民分治的原则，并由三人小组继续商定整编国民党军队和解放区军队的办法。　　关于施政纲领问题。国民党和青年党主张以《抗战建国纲领》作为制定施政纲领的蓝本。共产党则根据《双十协定》的精神，提出了《和平建国纲领（草案）》。最后，会议基本上依据共产党起草的方案，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　　关于国民大会问题。国民党坚持1936年选出的国大代表资格有效。共产党和民盟都坚决主张旧国大代表无效，应重新选举。经过斗争和反复协商，最后达成协议：同意保留原有一千二百名代表，但要增加台湾、东北等地区代表一百五十名，以及各党各派、社会贤达代表七百名，总计两千零五十名。　　关于宪法草案问题。国民党提出以1936年5月5日国民政府公布的《五五宪草》作为制宪的依据，遭到共产党、民盟的一致反对。经过斗争，通过了《关于宪草问题的协议》，确定了议会制、内阁制、省自治制的政治制度。　　政协会议期间，国共两党展开了激烈争论。周恩来积极与各方面人士交换意见，广泛团结中间力量，推动会议，终于通过了以上五项决议案。这些决议否定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与内战政策，确认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符合广大人民的和平民主愿望，在当时条件下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受到人民的欢迎。但会议成果很快遭到国民党的破坏，未能实施。　　（齐福霖）　支度使　　支度使　　唐代军中主管军需的官职。“支度”一词始见于《三国志·徐邈传》，意为支付财用，调拨物资。唐代此职名出现甚早，武则天光宅元年（684），李孝逸为行军大总管讨徐敬业，其军中已见支度使薛克构。节度使设置后，支度使成为节度使的例行兼职。　　唐河西支度营田使户口给粮计簿残卷　甘肃敦煌发现　　其任务是主持军费开支，每年统计所耗军资、粮料、武器数量，向中央主管财政的度支使申报。元和十三年（818）唐宪宗诏停诸道支度、营田使，此后，支度使名遂废。　　（陈仲安）　支移　　支移　　宋代赋税输纳方式之一，实际上是赋税与劳役相结合的又一种两税加税名目。赋税输纳有固定的地点、仓库；而以有余补不足，则移此输彼，移近输远，谓之支移。支移始行于河北、河东和陕西等路，以便充实边境军储。有些地区的支移，则是一州一县的“递趱”。如广南西路钦（今广西灵山）、横（今广西横县）二州每年支移苗米，纳于邕州（今广西南宁）太平寨诸寨，廉州（今广西合浦）再支移于钦州；白州（今广西博白）复支移于廉州。元丰七年（1084）规定，陕西沿边支移毋过三百里；元祐二年（1087）又规定，以户等高下区分支移的远近，第一、二等户三百里，第三、四等户二百里，第五等户一百里；不愿支移而愿纳道里脚钱的，也按三等折收。起初，税户因路远物重，多携现钱至支移所在籴粮米输纳，沿途税务要根据携带现钱多少征收过税。道里脚钱的办法颁布之后，对税户相当普遍地实行了这项办法，于是脚钱演变成为一项固定的附加税。元祐初，陕西斗输脚钱十八文；至崇宁中，一向不支移的京西路，所输脚钱每斗竟至五十六文，几乎相当于元丰年间所输正税之数。广德军（今安徽广德）苗税一石，贴纳脚钱为三斗七升，在建中靖国元年（1101）以前已随正税缴纳。脚钱也反复折变，不断加码。　　（梁太济）　知制诰　　知制诰　　唐宋时期掌起草皇帝诏令的官员，亦为宋代翰林学士的加衔。南北朝时已有知诏诰、掌诏诰、典诏诰等名称出现，到唐代发展成为知制诰这一专门的职称。唐初草拟诏敕本由中书舍人专任，但也或以他官为学士撰作诏敕。如唐太宗时期的温大雅、魏徵，唐高宗时期的许敬宗、上官仪，武后时期的刘祎之、元万顷等。至唐玄宗开元时期，以他官掌诏、敕、策、命者称为兼知制诰，知制诰遂成为差遣职名，凡加此号者，即有撰作诏敕之责。于是中书舍人的诏令起草权逐渐为他官知制诰者所夺。玄宗时以翰林学士专掌内制，即由皇帝直接授意，下达如任免宰相、号令征伐以及其他重要诏令，因用白麻纸书写，亦称“白麻”，或称“内命”、“内旨”。此外，还经常委派其他官员去知制诰，代替中书舍人草拟一般官员的任免及其他制诏，是为外制，因制诏用黄麻纸书写，亦称“黄麻”。这种情况在唐代后期尤为盛行。　　（陈仲安）　　宋沿唐制，以翰林学士草拟“内制”，中书舍人草拟“外制”，称为“两制”。北宋前期的中书舍人，往往是寄禄官，不实任其职，而在中书的制敕院内设舍人院，另以他官任知制诰草拟外制。知制诰除宋初及特许外，需经召试制词后始能任职。以他官临时任职者，称为权知制诰。知制诰有时亦领他官或地方官，类同贴职，则不任草拟外制之职。宋太宗赵灵时曾以资浅者于舍人院草拟外制，称为直舍人院。熙宁间，复设直舍人院，是由于舍人院缺知制诰，任职者则因文词欠佳，而非资浅，明令候有知制诰即罢，带有临时代职之意。以他官兼任者，称为兼直舍人院。知制诰、直舍人院都是代行中书舍人草拟外制之职，故通常又以知制诰与翰林学士，并称为两制。　　元丰改制，废草拟外制的知制诰及直舍人院，舍人院不久亦废。中书舍人实任其职，草拟外制，除特许外，亦例经召试制词后任职。改制之初，中书舍人为中书外省长官，不久中书外省改为中书后省，仍为长官。中书舍人缺官时，初以中书省官兼权，称为兼权中书舍人、权中书舍人。南宋时无舍人院，但若以资浅者任职草拟外制，也称为直舍人院。　　（陈振）　织室　　织室　　宫中的丝织作坊。楚汉战争中，汉军虏魏王豹，输魏宫薄姬于织室，是为织室见于记载之始，可推知至秦已有织室的设置。西汉时，织室属少府，设在未央宫，为宫中织作缯帛和文绣郊庙之服。主管官吏有令、丞，属吏有令史等。织工多为官奴婢。贵族妇女犯罪，常被输作织室。宣帝时，织室已分为东织、西织。元帝时，东西织室岁费各达五千万，而产品远不及齐三服官（见服官）。成帝河平元年（前28）省东织，更名西织为织室。东汉时废织室令，设丞。章帝以后，由宦官充任。　　（宁可）　织造　　织造　　明代官府经营的丝织染业。督管此业的职官亦称织造。明政府又直接以内官监督官局织造，称织造太监。　　明代织造按经营管理体制，可分朝廷官局和地方官局。朝廷官局包括：设在南京的内织染局，又名南局，隶工部，料造进宫各色绢布；设在北京的外织染局，即工部织染所，以染练绢布为主；另在南京设有神帛堂（隶司礼监）和留京供应机房，前者专造神帛，后者备不时织造。地方官局为分设在浙江、南直隶等八省直各府州的二十二处织染局，嘉靖七年（1528）后约为四省直十九处。各地方织染局岁造段匹（包括纻丝、罗、绢等）的原料为本府州民间交纳的税丝；经费多出自里甲丁田税银。明代官局织造虽遍及各省，但其搜刮重心是江南地区。朝廷官局大半只从事织品染练，而皇帝所用赏赐各项段匹，主要由苏州、杭州等府地方织染局分别造解。岁造段匹虽有定额，但常在额造之外添派，且往往增造坐派远较常额为大。明代又以太监督管织造，最初督造上供段匹，后发展为兼管地方织局的岁造。这些人凭借威权，搜劫不已，奸弊日滋。　　织造主要建立在各地染织手工业者无偿劳动的基础之上，一般采取局织形式，集中生产。这些供役工匠通过匠籍制度强制征发而来，并以不同的劳役形式编入各地织染局。两京织染局使用的工匠以住坐人匠为主；苏、杭等府地方织染局则以存留匠为主，属于轮班匠之类（见匠户）。　　有明一代官营织造迭经演变。苏、杭织造曾因诏令停止织造而间行间止。各织染局的生产经营方式也有过多次变化。变化内容主要围绕局织、市买和领织三种形式交替实行。市买和领织通常是在局织产量不足或停顿的情况下，官局用以搜括岁解段匹的补充手段。到明代后期，江南苏、杭地区由于官局织造日趋衰落，机户包揽领织的生产有较大发展，领织成为官府对民间丝织业进行控制和掠夺的主要方式。　　（彭泽益）　执金吾　　执金吾　　秦汉时率禁兵保卫京城和宫城的官员。本名中尉。其所属兵卒也称为北军（见南北军）。武帝太初元年（前104），改名为执金吾。王莽时改名奋武，东汉时复称执金吾。西汉时执金吾担负京城内的巡察、禁暴、督奸等任务，和守卫于宫禁之内的卫尉相为表里。执金吾秩为中二千石，有两丞及侯、司马、千人。属官有中垒、寺互、武库、都船四令、丞。又式道、左右中侯及京辅都尉，也与执金吾有相属关系。武库为制造和贮存兵器的机构。中垒、寺互、都船之下皆有监狱。景帝时，中尉郅都曾拘捕有罪的临江王。主管武器及典司刑狱，也是执金吾的一项职责。东汉时执金吾属官只保留一武库，其余悉被减省，其职务主要是典司禁军和保卫京城、宫城的安全。执金吾每月要绕宫巡察三次，以预防和制止宫外水火之灾和其他非常事故。汉光武帝刘秀每到郡国巡视，便派执金吾留守京城；明帝东巡，还命执金吾守卫南宫。另外，有时皇帝出行，执金吾率领缇骑、步卒组成仪仗和警卫。章帝出巡，曾命执金吾随行宿卫。汉代执金吾有时也被委派为将帅而领兵远征。西汉昭帝时，执金吾马适建曾率军讨破羌人；东汉和帝时，执金吾耿秉还任主帅窦宪的副职而伐北匈奴。　　（吴荣曾）　直奉战争　　直奉战争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直系军阀和奉系军阀在中国北方进行的两次战争。　　第一次直奉战争 1920年直皖战争后，直、奉两系军阀共同控制了北京政权。并共推靳云鹏组阁。后来，张作霖又迫使靳云鹏辞职，支持亲日的梁士诒任国务总理。受日本支持的奉、皖两系开始重新合作，并联络孙中山为首的广东政权，组成反直“三角同盟”。1922年1月，受英、美支持的直系军阀吴佩孚，联合六省军阀，通电攻击梁士诒内阁媚日卖国，迫梁离职，直、奉矛盾日趋激化。4月上旬，奉军开入山海关与直军对峙，29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奉军以张作霖为总司令，率领四个师、九个旅，约十二万人，分东、西两路沿津浦、京汉铁路向直军发起进攻，直军以吴佩孚为总司令指挥七个师、五个旅约十万人迎战。两军在长辛店、琉璃河、固安、马厂等地展开激战。5月3日，吴佩孚出奇兵绕道攻击奉军后方，使卢沟桥奉军腹背受敌；吴还分化奉军内部，使奉军第十六师临阵倒戈，造成全线溃退。5日，张作霖败退出关。后经英、美传教士调停，双方停战。此后，奉系在日本援助下重整军备，并与段祺瑞共同策动冯玉祥等直系将领倒直，伺机卷土重来。　　直系取胜后，完全控制了北京政府，继续推行“武力统一”政策，其首领曹锟于1923年10月以贿选手段当上总统，曹遭到国人反对，加之内部各派争权夺利，财政濒于破产，陷入内外交困的局面。　　第二次直奉战争　1924年9月15日，张作霖以反对直系发动江浙战争为由，出动六个军及海、空军一部，共计约十五万人，分两路向山海关、赤峰、承德发起进攻。曹锟任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调集四个军及后援军、海、空军约二十万人应战。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　　奉军在热河战场进展顺利，到9月30日已连克朝阳、开鲁、建平、凌源，10月9日又占赤峰，战事重心移向山海关主战场。两军在山海关争夺激烈，伤亡惨重。10月7日奉军攻克九门口要塞，威胁直军侧翼。吴佩孚于11日亲赴山海关督战。14日奉军又克石门寨，山海关直军正面阵地动摇，吴佩孚被迫放弃自海路运兵攻击奉军后路的计划，临时抽调精锐部队增援山海关战场。　　直系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因不满吴佩孚排除异已，开战后在古北口屯兵不前，并与直系将领胡景翼、孙岳密谋倒戈。10月23日，冯玉祥乘直系后方兵力空虚，星夜回师北京，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通电主和，宣布成立国民军。消息传到前线，直军士气一蹶不振，吴佩孚率兵一部回救北京，并急调江、浙、豫、鄂等省直军北上驰援。但奉军由冷口突入长城，占领滦县，直军后路被断，全线崩溃，山海关、秦皇岛均告失守，吴佩孚指挥的直军在杨村被国民军击败。山东督理郑士琦和山西督理阎锡山也出兵分别切断了津浦、京汉铁路，阻止直系援军北上。奉军大举入关，吴佩孚孤立无援，直军在华北的主力全部覆灭。11月3日，当奉军与国民军迫近天津时，吴率残部两千余人自塘沽登船南逃，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11月25日，张作霖、冯玉祥等共同拥戴段祺瑞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北京政权实际上落入奉系军阀手中。　　（章立凡）　直皖战争　　直皖战争　　1920年7月，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和以吴佩孚、曹锟为首的直系军阀，为争夺北京政府统治权在京津地区进行的战争。　　袁世凯死后，皖系军阀掌握了北京政府的主要权力，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持下，极力扩张其武装力量。段祺瑞提出“武力统一”的口号，企图利用直系军队消灭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又达到削弱直系的目的。在政治上，段操纵非法的“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取代直系首领冯国璋为总统；在军事上，于1919年1月建立辖有三个师四个混成旅的参战军为其嫡系。直系不甘心皖系的扩张，提出“和平混一”，在英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与段对抗。1920年4月，直、奉两系结成反段联盟。5月，吴佩孚自衡阳率直军北上至保定，准备讨段。段祺瑞召开秘密军事会议，调徐树铮的西北边防军在北京附近布防。6月成立定国军，段自任司令。7月14日，直皖两军在北京东西两面的京津铁路和京汉铁路线上的涿州、高碑店、琉璃河一带开战。西线直军遭边防军进攻受挫，退出高碑店。东路边防军由徐树铮坐镇，进攻直军所据杨村，未决胜负。16日，日本开出一支护路队助西北边防军占领杨村。17日，吴佩孚率兵突袭边防司令部所在地松林店，皖系部分高级将领被迫投降。接着，直军占领涿州并向长辛店追击。奉军也大军压境，作为直军的后盾。这次战争历时五日，皖军大败。7月19日，段祺瑞被迫辞职，直、奉两系军阀遂控制了北京政权。　　（侯均初）　直系军阀　　直系军阀　　北洋军阀派系之一。是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出以直隶（今河北）人冯国璋为首领的一派。冯死后，曹锟、吴佩孚继起为其首领。主要人物有李纯、王占元、萧耀南、陈光远、蔡成勋、孙传芳等。主要地盘有江苏、江西、湖北三省。冯国璋原是袁世凯的亲信将领，1912年9月任直隶都督，次年被派南下镇压国民党人发动的二次革命，攻占南京，其部属驻守长江下游一带。1917年7月张勋复辟失败后，冯国璋到北京继任总统，其部下曹锟、李纯、陈光远、王占元分别任直隶、江苏、江西、湖北等省督军，构成了直系的基本势力。　　直系在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同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为争夺中央政府的权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1918年8月，皖系操纵的安福国会选徐世昌为总统，取代了冯国璋的职权。次年12月冯病死，曹锟、吴佩孚成为直系首领。他们一面迎合全国人民的和平愿望，反对皖系军阀武力统一的内战政策；一面利用人民的爱国热情，揭露皖系的媚日卖国行动，赢得了舆论的支持。1920年7月同奉系首领联合发动了直皖战争，在京汉线的涿州、高碑店、琉璃河等地打败了皖系军队，与奉系一起控制北京政府。　　直皖战争后，直奉之间在地盘和权力的分配上，矛盾日益尖锐，导致1922年4月爆发首次直奉战争。双方在北京附近开战，结果奉军战败，退出关外。直系控制北京政权后，仍采用消灭异己势力，推行武力统一的政策。先打起“恢复法统”的旗号，驱逐徐世昌，扶出黎元洪复任总统。继而策动广东的陈炯明发动军事政变，驱逐孙中山出广东。同时向外地伸张势力，派杨森督川，孙传芳督闽，沈鸿英督粤。1923年吴佩孚制造了屠杀京汉工人的“二七”惨案。6月曹锟在京驱逐黎元洪，10月经贿选窃踞总统职位。直系由此而声名狼藉，财政经济状况也日趋恶化。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国民革命兴起，孙中山同奉系和皖系势力的反直系“三角同盟”发挥一定的作用。直系内部四分五裂，直系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酝酿推倒曹锟统治，并同奉军秘密联结。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双方在山海关、热河激战。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吴佩孚腹背受敌，主力被歼灭，率残部仓皇南逃。11月3日，战争结束。冯玉祥将所部改称国民军，并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但奉系扶持段祺瑞出台主政。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北京政权实际上被奉系首领张作霖控制。　　原属直系的浙江督军孙传芳，为抵制奉系控制长江下游，1925年10月和省长夏超、闽督周荫人发出反奉通电，并组织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自任总司令，派兵进攻上海，沿沪宁路击溃奉军，占领南京、徐州，从此以东南五省首领自居。吴佩孚乘孙传芳反奉机会，到汉口自称苏、浙、鄂、赣、川等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委任萧耀南为鄂军总司令，重新纠集直系势力。至1926年6月北伐战争前夕，吴佩孚拥有兵力约二十万人，占据湖南、湖北、河南和陕西东部、河北南部，控制着京汉铁路。孙传芳拥有兵力约二十万人，占据着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等省。国民革命军北伐后，在工农革命运动支援下，先在湖南、湖北消灭吴佩孚的主力，接着在江西、福建击溃孙传芳军队。不久，直系军队的残部也分别被消灭。　　（郑则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