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　）中国历史学家。浙江吴兴（今湖州市）人。1926年7月8日生于芜湖。　　1946年10月入金陵大学历史系。后于该校肄业。1948年12月赴中原解放区，在中原大学政治研究室当研究生。1949年7月随校南下武汉，在教育学院历史系任助教、教员。1951年9月入华中大学（即今华中师范大学），在历史系先后任教员、讲师、副教授、教授等职。1984年3月任该校长兼历史学研究所所长。　　1954年以来，他主要从事辛亥革命研究，兼及中国资产阶级、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近年则致力于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在研究中注意社会环境的剖析并形成自己的风格。主要著作有《辛亥革命史》（三卷本，与林增平共同主编）、《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并主编《辛亥革命史丛刊》、《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丛书》等。在从事科研及著述的同时，他亦致力于教学及各种社会活动。1980年参与创建中南地区辛亥革命研究会，任理事长。1984年任孙中山研究学会理事。1986年任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　　（黄怀玉）　章学诚　　章学诚　　（1738～1801）　清代史学家。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字实斋。早年博涉史书，中年入京，遍览群籍。乾隆四十三年（1778）进士，官国子监典籍。后去职，历主保定莲池、归德文正等书院讲席。五十三岁入湖广总督毕沅幕府，主修《湖北通志》。晚年目盲，著述不辍。身处乾嘉汉学鼎盛之世，力倡史学，独树一帜。　　以“六经皆史”说纠正重经轻史偏失，反对“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的学风。主张“史学所以经世”，“作史贵知其意”。阐发史学义例，表彰通史撰述，重视方志编纂，提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思想，建立了较为系统的历史学和目录学理论。因其说与一时学术界好尚不合，直至晚清始得传播。所编和州、永清、亳州诸志，深受后世推重。代表作品为《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学术价值甚高。另有《方志略例》、《实斋文集》等。后人辑为《章氏遗书》刊行。曾辑《史籍考》，志愿宏大，惜未成书，稿亦散失。　　（陈祖武）　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　　（？～659）　唐太宗和唐高宗时宰相。字辅机。河南洛阳人。其祖出自鲜卑拓跋部贵族。父晟，隋时名将；妹为太宗皇后。无忌虽出于军事世家，却好学，善于谋划。他从小就和李世民亲善，太原起兵后，常从世民征伐，参预机密。唐武德九年（626），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他是策划和组织者之一。贞观中，历任吏部尚书、尚书右仆射、司空，封赵国公，与房玄龄等同为宰相。太宗图画功臣像二十四人于凌烟阁，以无忌为首。贞观十一年（637），他谏止功臣世袭刺史的错误措施。十七年，太宗废太子承乾，但在魏王泰、晋王治、吴王恪之间立谁为太子问题上犹豫未定，无忌以母舅和元勋的地位决策立晋王。二十三年，太宗病危，他和褚遂良受遗命辅政。高宗李治即位后，他以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为朝廷首相，掌握大权。永徽四年（653），发生了房遗爱（太宗婿、房玄龄子）谋反案，无忌主持审案，他藉此杀死和流配诸王、公主、主婿等亲贵十余人，进一步巩固了高宗的统治。永徽六年他和褚遂良反对立武昭仪（见武则天）为皇后，未果。显庆四年（659），许敬宗迎合武后意旨，使人诬告无忌谋反，无忌被流放到黔州（今四川彭水），被迫自缢死。　　贞观中，他和房玄龄主修《唐律》和《律疏》。永徽四年，《律疏》三十卷成，即现存的《唐律疏议》，由无忌领衔奏上，为东亚著称的封建法典。　　（乌廷玉）　招讨使　　招讨使　　唐代开始设置的军事长官。唐贞元末，置招讨使，以大臣、将帅或地方行政长官兼任，兵罢即撤。五代时亦设有招讨使之职。宋太平兴国四年（979）灭北汉时，潘美任北路都招讨制置使。康定元年（1040），前知枢密院事、武将夏守赟出任陕西马步军都部署、经略使、安抚使，后兼沿边招讨使，以对抗西夏；前执政、文臣夏竦继任，亦兼招讨使，武将夏随为招讨副使。后陕西四路、河东路帅臣亦都兼招讨使。庆历五年（1045），宋、西夏议和，乃罢陕西、河东诸路招讨使。熙宁八年（1075），赵卨任招讨使，宦官李宪为招讨副使；次年改任郭逵为招讨使，赵卨为副使以抗击交阯的内侵。建炎四年（1130），张俊为江南招讨使，讨伐李成。同时规定招讨使位在宣抚使之下，制置使之上，军中急事可以便宜行事。绍兴五年（1135），岳飞被任命为荆湖南北、襄阳府路招讨使时，还有任免州、县官之权。此后，南宋统兵官员在对金作战时期，常兼河南、河北、河东、陕西、京东等被金占领地区的招讨使，以示恢复之意。　　辽代置西南路、西北路招讨司和西路招讨使司，以招讨使负责北部、西部边防及周边部族事务。金亦设西北、西南、东北三路招讨司，以招讨使领之，职掌与辽代同。元代招讨司多设于吐蕃及朵甘思，以招讨使统领地方军民事务。明代，招讨司只设于西南民族地区，由当地土官任招讨使。　　（陈振）　昭莫多之战　　昭莫多之战　　见平定准噶尔。　昭武九姓　　昭武九姓　　南北朝、隋、唐时期对从中亚粟特地区来到中原的粟特人或其后裔的泛称。汉文史籍称其原住祁连山北昭武城，被匈奴击走，西迁中亚河中地区，枝庶分王，有康、安、曹、石、米、史、何、穆等九姓，皆氏昭武，故称昭武九姓。　　粟特人在历史上夙以善于经商著称，长期操纵丝绸之路上的转贩贸易。早在东汉时期，洛阳就有粟弋（即粟特）贾胡。敦煌古代烽燧（斯坦因编号之Ⅻa）下曾发现写在纸上的“古粟特语信柬”数件，其内容反映了东汉末或西晋末粟特人的经商组织和活动。南北朝以来，昭武九姓经商范围更加扩大，并不时为一些国家承担外交使命，如545年北周曾派遣酒泉胡安诺槃陀出使突厥。在唐代，经商的昭武九姓胡人常被称为兴生胡或简作兴胡，从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看，兴胡与县管百姓、行客并列，表明他们可能有一定的特殊身分或社会地位。　　早在南北朝时期，姑臧等地就有昭武九姓胡建立的移民聚落。在唐代，碎叶、蒲昌海（今新疆罗布泊）、西州、伊州、燉煌（今甘肃敦煌县城西）、肃州（今甘肃酒泉）、凉州（今甘肃武威）、长安、蓝田、洛阳、关内道北部河曲六胡州等地都有昭武九姓胡的聚落（六胡州，altï　■ub　soγdaq，630年，东突厥颉利可汗降唐，原突厥中的昭武九姓部落随之入塞，唐为安置这批昭武九姓而置）。据敦煌写卷《光启元年沙州、伊州残地志》，唐代在今罗布泊地区有康国大首领康艳典建立的五六座移民大城镇；燉煌郡燉煌县从化乡住着昭武九姓胡三百余户，人口当有一千三四百人。在内地，许多昭武九姓胡散居各地，其聚居者往往自有统领，称作大、小首领；在战乱时期往往自有城主（如伊州）。721～722年（唐玄宗开元九至十年）攻陷六胡州的康待宾、安慕客、何黑奴、石神奴等是昭武九姓胡；安史之乱的头目安禄山、史思明为营州（今辽宁朝阳）杂胡，也是昭武九姓胡后裔。　　昭武九姓胡的活动特点使他们在东西方文化交流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祆教、摩尼教、中亚音乐、舞蹈、历法之传入中原，中国丝绸、造纸技术之传到西方，昭武九姓胡无疑是重要的媒介。他们还在中原四周的游牧汗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起很大作用，特别是把粟特文字带入突厥、回鹘汗国。其影响所及，回鹘文、蒙文、满文均可溯源于粟特字母。　　（张广达）　召片领　　召片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云南省西双版纳地区的最高封建领主和统治者。召片领为傣语，意为“广大土地之主”。元明以来，召片领受封为世袭“彻（车）里路军民总管”及“车里宣慰使”。辖三十余“勐”（原意为“河谷平坝”，引申为“地方”，含平坝及四周山区），将其宗室亲信分封为各勐之“召勐”（意为“一片地方之主”），为该地世袭封君。召片领及召勐又把辖区以内的土地连同村社农民分封给自己的家臣属官。属官按照等级的高低来决定领有土地的多寡，其封地不能世袭，居官才能食禄。召片领还通过其权力机关——“议事庭”发布命令，分封召勐、属官，分派劳役贡赋，对所属农奴及境内各族人民进行统治和剥削。第一世召片领为叭真，其子孙世袭，到召孟罕勒（刀世勋）止，共传三十八代（一说四十四代），计七百七十六年（1180～1956）。随着民族区域自治的实施和民主改革的胜利，这一官职及其制度已不存在。　　（高立士）　兆惠　　兆惠　　（1708～1764）　清乾隆时将领。满洲正黄旗人。吴雅氏，字和甫。　　兆惠骑射图　　雍正九年（1731），以笔帖式授军机章京。历任兵部郎中、内阁学士、盛京刑部侍郎、刑部右侍郎、正黄旗满洲副都统、镶红旗护军统领。乾隆十三年（1748），赴金川军营督办粮运。十五年，入值军机处。十八年，赴藏办理筹防准噶尔事宜。十九年，清廷出兵平定准噶尔时，受命协理北路军务并总理粮饷。二十一年，授定边右副将军，筹办伊犁善后事宜。二十二年，率师至乌鲁木齐，以功封一等武毅伯。阿睦尔撒纳叛后，配合北路军肃清准部叛乱势力。十二月，授定边将军。二十三年，由伊犁率师往天山南路平大小和卓之乱，连克南疆诸城，叛乱乃告平定。兆惠以功晋封一等武毅谋勇公。返京后授御前大臣，协办大学士兼署刑部尚书。　　（张书才）　赵　　赵　　战国七雄之一。嬴姓，与秦同出于蜚廉之后。祖先造父，为周穆王御，有功，封于赵城（今山西洪洞北），因以赵为氏。赵氏的后代赵夙事晋献公，献公封赵夙于耿（今山西河津南）。赵夙子赵衰（赵成子）事晋文公，徙居原（今河南济源西北）。赵衰的后代赵盾（赵宣子）、赵朔（赵庄子）、赵武（赵文子）、赵鞅（赵简子）皆为晋卿。公元前453年，赵襄子与韩康子、魏桓子三分晋国。公元前403年，赵烈侯与魏文侯、韩景侯被周天子正式策命为诸侯。赵的疆域最初主要在今山西中部。赵简子居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公元前475年，赵襄子灭代，将领土扩大到今山西东北部及河北蔚县一带。公元前425年，赵献子即位，徙居中牟（今河南鹤壁西）。公元前386年，赵敬侯迁都邯郸（今河北邯郸）。其活动中心逐渐转移到今河北东南和河南北部。　　邯郸故城平面图　　1-3　炼铁遣址　　4-7　陶窑址　　8　石器作坊　　9制骨作坊　　战国初期，赵经常与韩、魏联合进攻别国，并向北方各少数民族地区（林胡、楼烦、代、中山等）扩展。它首先灭代，后又助魏进攻中山，取得过一些胜利。战国中期，赵与齐、魏争夺卫，连年大战。赵求救于楚，转败为胜。此后不久，被魏灭亡的中山复国。赵又与中山战于房子、中人。公元前354年，魏围赵都邯郸。次年，齐救赵，败魏于桂陵。公元前333年，赵为御北敌修筑长城。其间，中山强大起来，一度围攻赵的鄗地，对赵形成严重威胁。公元前325年，赵武灵王即位，他发奋图强，重新开启“胡、翟之乡”。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与老臣肥义不顾天下之议，实行军事改革，教民“胡服骑射”，图灭中山和北略胡地。是年，赵攻中山到房子，次年，到宁葭，攻略胡地到榆中。又次年，攻取中山的丹丘、华阳等七邑，中山献邑求和。公元前300～前296年，赵连续进攻中山，中山灭亡。　　公元前299年，赵武灵王立太子何为王，是为惠文王，令其守国，而自号主父，率军西北攻略胡地。公元前295年，公子章与田不礼乘赵主父、惠文王出游沙丘之机发动叛乱。公子成、李兑起四邑兵平定叛乱，公子章逃入主父所住沙丘宫。公子成、李兑围沙丘宫，主父饿死。赵惠文王时，赵国实力比较强大。公元前287年，苏秦、李兑合赵、齐、楚、魏、韩五国攻秦，罢于成皋，秦归还部分赵、魏失地求和。其后，赵还不断进攻齐、魏，取得过一些土地。公元前273年，秦大败赵、魏于华阳，史载斩首十五万。公元前269年，赵大败秦于阏与。公元前260年，秦、赵激战于长平，秦军大破赵军，史载坑降卒四十余万，进围赵都邯郸。公元前257年，魏信陵君、楚春申君救赵败秦，解除邯郸之围。公元前251年，燕派栗腹、卿秦攻赵，为赵将廉颇、乐乘所败。公元前241年，赵庞煖率赵、楚、魏、燕、韩五国兵攻秦，至蕞。公元前236年，赵攻燕，秦乘机攻取赵的阏与、橑阳、邺、安阳等城，后又大举攻赵，遭到顽强抵抗。赵虽两次打败秦军，但兵力耗损殆尽。公元前228年，秦将王翦、辛胜破赵，虏赵王迁。赵公子嘉出奔代，自立为代王。公元前222年，秦将王贲攻取代，虏代王嘉，赵国灭亡。　　（李零）　赵秉文　　赵秉文　　（1159～1232）　金朝著名学者。字周臣，号闲闲，晚年称闲闲老人。磁州滏阳（今河北磁县）人。自幼聪颖好学，十七岁预乡试。大定二十五年（1185），登进士第。金章宗明昌初，任安塞主簿、邯郸令、唐山令等职。六年（1195），任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因上书论宰相胥持国当罢，宗室完颜守贞可大用，获罪被捕，遂供出曾与王庭筠等私议，至使王庭筠等人入狱，士大夫以其攀人而不耻。后起为岢岚州事、北京路转运司支度判官等职。泰和二年（1202），入朝为户部主事、翰林修撰。同年十月，出为宁边州刺史。次年，改任平定州。卫绍王时任翰林直学士。金宣宗时累官礼部尚书。正大九年（1232）五月，病死。　　赵秉文“历五朝，官六卿”，朝廷中的诏书、册文、表以及与宋、夏两国的国书等多出其手。他所草拟的《开兴改元诏》，当时闾巷间皆能传诵。他学识广博，著有《易丛说》、《中庸说》、《扬子发微》、《太玄笺赞》、《文中子类说》、《南华略释》、《列子补注》等，且兼善诗文书画。金人刘祁称他“平日字画工夫最深，诗其次，又其次散文”。他的诗作多描写自然景物，元好问称他“七言长诗笔势纵放，不拘一律。律诗壮丽，小诗精绝，多以近体为之。至五言，则沉郁顿挫，似阮嗣宗，真淳古淡，似陶渊明”。前后主文坛四十年之久，成为金朝末期“文士领袖”。晚年逢金朝衰乱，以禅学求慰藉。有《闲闲老人滏水文集》传世。　　（韩志远）　赵充国　　赵充国　　（公元前137～前52） 西汉汉武帝时名将。字翁孙。原为陇西上邦（今甘肃天水）人，后徙金城令居（今甘肃永登西北）。早年为骑士，以六郡良家子善骑射补羽林。为人沉勇，有谋略，通晓兵法，熟悉周边各族事务。　　武帝时，赵充国以假司马从贰师将军李广利击匈奴，为匈奴骑兵包围，赵充国率壮士百余人突击，身被二十余创，贰师大军以此解围。旋拜中郎，后迁车骑将军长史。昭帝时将兵击定武都氐人，又出击匈奴，获西祁王。历迁中郎将、水衡都尉和后将军兼水衡都尉。后与大将军霍光尊立宣帝，封营平侯。本始年间（前73～前70）又以蒲类将军击匈奴，还为后将军、少府。元康、神爵年间（前65～前58）成为西汉王朝处理羌族事务的主要人物。　　汉武帝初置河西四郡时，为了隔绝羌与匈奴的通路，严禁诸羌居住湟中，并设护羌校尉监护诸羌。宣帝即位后，羌人与汉争夺湟水流域牧地，逐渐渡湟定居，郡县无力禁止。之后，先零羌与诸羌种豪两百余人解仇结盟，酿成边患。羌侯狼何又借助匈奴兵力，企图袭击鄯善、敦煌，隔绝汉朝往来西域的通道。神爵元年（前61），宣帝诏遣义渠安国行视镇压，诸降羌和归义羌侯杨玉等联络小种举兵反抗，攻城邑，杀长吏，义渠安国败退令居。当时赵充国已七十余岁，仍主动请兵，率万骑出金城郡击西羌。他远斥候，坚营壁，先计而后战。酒泉太守辛武贤向宣帝建议边郡屯兵并出酒泉、张掖，合击■、开诸羌。赵充国考虑大兵一出，转运烦费，徭役复发，同时，匈奴、乌桓也可能乘机骚扰北边，因此坚持集中力量先平定先零羌，而以威信招降■、开羌。宣帝终于采取了这一部署。先零羌被击溃后，■羌果然不烦兵而服。随即赵充国又奏罢骑兵屯田，条陈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振旅而还，复为后将军卫尉。神爵二年秋，若零、离留等共斩先零大豪犹非、杨玉，帅诸羌四千余人降，汉始置金城属国安顿降羌。后赵充国以年老请求辞职，但朝廷遇有关于少数族的重要事务，仍不时征询他的意见。甘露二年（前52）卒。　　（田人隆）　赵高　　赵高　　（？～前207）　秦朝宦官、权臣。原为赵国宗族远支。其母在秦国服刑，故兄弟数人皆生隐宫。赵高为内官厮役，因精明强干，通晓法律，被秦王政提拔为中车府令。他私事公子胡亥，教以法律。后因犯罪，秦王命蒙毅审理，被蒙毅依法判以死罪。秦王惜其才干，下令赦免，并恢复原来官爵。后以中车府令兼行符玺事。始皇三十七年（前210），赵高和胡亥随从秦始皇出游会稽。还至平原津，始皇病危，乃为玺书赐长子扶苏，命其将兵权交给蒙恬，返咸阳主持丧葬。赵高得幸于胡亥，又考虑到蒙氏兄弟掌权对自己不利，遂与秦二世胡亥、李斯合谋，秘不发丧，诈受始皇遗诏，立胡亥为太子，又更为书赐扶苏和蒙恬死。胡亥还至咸阳，立为二世皇帝，赵高任郎中令，常居宫中参与决策。他指使胡亥更改法律，诛戮宗室、大臣。群臣、诸公子触犯秦二世意旨的，都交赵高审治。蒙恬、蒙毅兄弟等秦始皇所亲近的大臣和诸公子、公主皆被处死，相连坐者不可胜数。赵高惟恐大臣入朝奏事告发他，又劝二世深居禁中，不朝见大臣，以此进一步专擅朝政。　　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陈胜、吴广起义后，秦朝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进一步加剧。右丞相冯去疾、将军冯劫因谏说二世停止修造阿房宫，减省徭役赋税，结果被迫自杀。左丞相李斯则被赵高诬以谋反罪，腰斩于咸阳市。章邯也因受到猜忌，在巨鹿一战失败后投降项羽。此后赵高拜为中丞相，事无大小皆取决于其意旨。他为了巩固权位，故意在二世面前指鹿为马，凡是不随声附和的大臣，就捏造罪名加以迫害。秦二世三年八月，刘邦攻下武关后，赵高恐诛罚及身，与其婿阎乐等人密谋，乘二世在望夷宫斋戒之机，诈诏发兵围宫，逼令二世自杀。赵高企图篡位自立，但因左右百官不从，只好立二世兄子子婴为秦王。九月，赵高被子婴用计杀于斋宫，夷三族。　　（田人隆）　赵恒惕　　赵恒惕　　（1880～1971）　1920～1926年湖南军政首领。字夷午、彝五，号炎午。湖南衡山人。1880年1月11日（清光绪五年十一月三十）生。湖北方言学堂毕业后，赴日本留学，入东京振武学校及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炮科。1905年加入同盟会。　　1909年回国，随蔡锷主办广西陆军小学堂，历任广西常备军协统、广西督练公所会办等职。辛亥革命爆发后，率新军拥广西巡抚沈秉堃宣布独立。旋率部北上，驰援武汉，任左翼军司令，驻孝感，与南下之清军对峙。民国成立后任第十六旅旅长，返湘协助湖南都督谭延闿整编军队。二次革命起，任总指挥率师攻鄂，旋被袁世凯派遣入湘之汤芗铭俘获，押解入京判刑十年。1915年因袁世凯欲称帝，颁赦令，经蔡锷等具保，获释出狱。次年袁死，赵回湖南，任湘军第一师师长，嗣后代督军。1920年11月被广州军政府任命为湘军总司令，后又任省长。赵倡议联省自治，创制省宪，名为自治，实与直系军阀吴佩孚联结甚紧。1921年4月通电反对孙中山任非常大总统，次年春反对北伐军入湘作战；1923年前后，镇压农民，破坏农会，压制民众运动，为湖南各阶层人民所反对，于1926年3月被迫去职，退居上海。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官，1939年8月任湖南省临时参议会议长。抗战胜利后为省参议会主席。1949年去香港，后去台湾，1951年在台湾为“总统府资政”。1971年11月23日在台北病逝。　　（严如平）　赵孟頫　　赵孟頫　　（1254～1322）　元朝文学家、艺术家。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湖州（今浙江吴兴）人。出身宋朝宗室。南宋末年，为真州（今江苏仪征）司户参军。元灭南宋后，闲居家中。至元二十三年（1286），元世祖忽必烈为了笼络南方地主阶级，派人寻访江南有声望的人物，赵孟頫应召　　到大都，任兵部郎中、集贤直学士等职，后出任济南、汾州（今山西汾阳）、泰州等处地方官。至大三年（1310），复召入京，先后任翰林侍读学士、集贤侍讲学士等职。延祐三年（1316），为翰林学士承旨（从一品）。元朝实行四等人制，赵孟頫为南人而官至一品，在当时是极罕见的宠遇。但实际上，他长期担任的是一些闲散职务，在政治上并不起多大作用。　　赵孟頫在诗文、音律、书法、绘画、古物鉴定等方面都有很高成就。他的诗清新自然，在元代诗歌中占有重要地位。他在书法上提倡复古，博采众长，自成一格，楷、行、草书无一不精，有“赵体”之称，对后代影响很大。在绘画方面，赵孟頫擅长山水、鞍马、花鸟、人物。他反对南宋的院体，开一代风气，成为元代画坛的领袖。　　赵孟頫《浴马图》　　他的诗文有《松雪斋文集》十卷；传世的书法作品有《仇锷墓碑铭》、《许熙载神道碑》等；绘画作品有《鹊华秋色图》、《秋郊饮马图》等。　　参考书目　　陈高华：《元代画家史料》，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　　（陈高华）　赵普　　赵普　　（922～992）　北宋政治家。字则平。幽州蓟（今属天津）人。后周时即为赵匡胤亲信幕僚，是帮助赵匡胤策划陈桥兵变的主要人物之一。　　北宋建立后，历任枢密使、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他针对五代军阀割据的情况，建议宋太祖赵匡胤“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不让名位已盛的大将掌握兵权。赵普的建议为宋太祖所采纳，对北宋加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起了重要作用。宋太祖在统一战争中所执行的“先南后北”方略。赵普也曾参与制定。赵普原为村学究，无甚远见卓识，故宋初“以防弊之政，作立国之法”，与赵普也有密切关系。赵普为相，刚毅果断，然亦颇专权，太祖末，罢相，出镇河阳三城（今河南孟县南）。太平兴国六年（981），他帮助宋太宗赵炅制造所谓“金匮之盟”的伪证，声称杜太后临死前，命宋太祖传位于其弟宋太宗，由赵普起草誓书，藏之金匮。赵普遂得以复相，并参与迫害宋太宗之弟秦王赵廷美，不久出镇邓州（今河南邓县）。后又入相，又出为西京留守。赵普罢相期间，仍不断向宋太宗上奏，对军政大事提出建议，淳化三年（992）三月，以太师、魏国公、给宰相俸禄的优异待遇致仕。不久病死。　　（吴泰）　折变　　折变　　宋赋税输纳办法之一，实际上成为一种加税名目。征科赋税有固定物品，官府根据一时所需，变而取之，谓之折变。按照规定，折变并用平估，使其值轻重相当，且以纳月上旬时估中价准折，实际上却往往增取其值，亏损人户。如纳麦在六月，州县遂串通市司于五月中先减麦价，仅留三四分，待科折已定，即顿增价。大观二年（1108），京西路以盐钱、杂钱折变物料，孟州温县小麦实价每斗为钱一百二十文，而折变只作五十二文；颍州汝阴县（今安徽阜阳）实价一百一十二文，折变只作三十七文。陕西路粮价，大观四年已数倍于往昔，折变却仍用熙丰之价，致使税户陡增六七倍之赋。按照规定，折变物色数额，须于起纳前揭榜晓示，实际上却往往临时变更，反复纽折。如应纳现钱，即小估价值令纳绸绢，又以绸绢之值折纳丝绵，复将所纳丝绵回纳现钱；以绢较钱，绢倍于钱，以钱较绵，钱又倍于绵。反复纽折，辗转增加。南宋初，两淮州县一亩地的赋税，经过纽折竟高达四五斗，为正税的四五倍以上。　　（梁太济）　折帛　　折帛　　南宋折纳绢帛的一项重赋。南宋初，在和买演变为定额税的同时，又将夏税与和买绢帛之类折纳钱币。广西路在北宋时已将夏税麻布改纳折布钱，南宋时又加重税额。川峡四路有两川（成都府路、潼川府路）畸零绢估钱、四川激赏绢（后利州路与夔州路减免，则称两川激赏绢）、两川绵估钱、西川（成都府路）布估钱，则将绢、绵、麻布等折铁钱与纸币钱引输纳。在江南、两浙等路，则有东南折帛钱。最初在建炎三年（1129），规定两浙路全部上供绢，每匹折钱二贯。后又按夏税、和买绢一半折钱的比例，推广于各路。　　南宋东南各路各个时期的折帛比例不尽相同，如宋孝宗赵昚时曾规定折二分，绢折三分，绵折五分，而各地官吏又往往不按规定比例征收折帛钱。东南折帛钱额最高曾达每匹十贯以上，绍兴十七年（1147），规定两浙路夏税绢每匹折钱七贯，和买绢每匹六贯五百文，绵每两四百文，江南路绢每匹六贯，绵每两三百文。宋孝宗时，规定东南折帛钱以铜钱、东南会子中半输纳，南宋晚期，又改为以铜钱、关子中半输纳。在某些地区，官吏还迫令百姓折银输纳。据绍兴后期统计，东南折帛钱收入达六百万贯左右，为南宋极其沉重的一项赋税。　　（王曾瑜）　折冲府　　折冲府　　唐代府兵基层组织的名称。府兵的基层组织泛称军府。西魏、北周时期军府的长官是开府，其副为仪同。隋初为骠骑将军和车骑将军，军府即改称骠骑府。隋炀帝改骠骑、车骑两将军为鹰扬郎将与副郎将（副郎将后改鹰击郎将），军府也改称鹰扬府。唐初恢复骠骑、车骑将军官称，各自置府。武德六年（623），车骑将军隶属骠骑府，次年又改骠骑为统军，车骑为别将。贞观十年（636）军府统称为折冲府，长官为折冲都尉，其副为果毅都尉。　　折冲府分上、中、下三等，上府一千二百人（有时增至一千五百人），中府一千人，下府八百人，所属的兵士通称卫士。每府置折冲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别将、长史、兵曹参军各一人，这是府一级的组织。府以下，三百人为团，团有校尉及旅帅；五十人为队，有队正、副；十人为火，有火长。　　折冲府分布各地，随时置废，全国府数增减不恒，较多时为六百三十三（一作六百三十四）府，一说多达八百，少则不满六百。为了维护居中驭外的军事形势，唐代军府集中设置于关中，大致占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其次为河东、河南，南方军府很少。诸府大都因所在地立名，每个府的管辖区域别有规定，称为“地团”，大小不等，折冲府和地方长官没有统属关系。但设置都督的州，都督多兼任州刺史，他对折冲府应该具有一定的权力。　　诸府分属十二卫及东宫六率（见十六卫）。每年，卫士分番上长安，于所属之卫承担宿卫任务。如调发府兵征防，须朝廷颁铜鱼符及敕书（合称鱼书），由刺史和折冲都尉会同勘对，才能差发。调发全府，即由折冲都尉率领；调发不尽，则由果毅或别将率领。每年冬天，折冲都尉主持教练军阵战斗之法。正月，折冲府造卫士名籍，名下具注三年来宿卫、征防及其他差遣情况，评定优劣，申送所属之卫。折冲府储备战马、帐幕和鍪、甲、弩、矟等武器，征行时配给兵士。府兵自备军资、衣装、轻武器和行粮。每府由国家给与公廨田四顷或公廨钱十万至二十万。公廨田大致采取租佃形式，收取地租；公廨钱以高利贷形式收取利息，这些收入作为本府公用和官员食料开支。　　唐初，折冲府曾经在军事组织、教练、指挥各方面起过重大作用。唐高宗以后，特别是武则天统治的后期，由于战事频繁，兵士死伤以及逃亡的日益增多，缺额又难以补充，府属卫士空额越来越多。到了唐玄宗统治期间，折冲府逐渐成为空壳，番上宿卫由兵员寡弱而至于无兵可交。天宝八载（749），诏停折冲府上下鱼书，标志着府兵制的彻底破坏。以后，折冲府只有兵额，却没有军士、武器、马匹，折冲、果毅等官员虽时见记载，那只是一种军官的虚衔而已。　　参考书目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6章，中华书局，北京，1963。　　唐长孺：《唐书兵志笺正》卷1，科学出版社，北京，1957。　　（杨德炳）　折估　　折估　　唐朝后期财政收支上市价和官价的相互折算。南朝宋、齐在征收赋税时，往往把租折成绵绢。当绢布价廉时，又将折成绵绢的租和原来纳布的调都折成钱征收。南齐时钱贵物贱，布价大跌，而官价仍照宋初旧估，百姓负担加重若干倍。唐朝从前期开始，市场上的货物由政府估定牌价，按质好坏，分为上、中、下三等，是为官估。建中（780～783）以后，货轻钱重，物价下跌，各地的实际物价被称为时估，又称实估。两税中的户税，以钱定税。定税数额，皆用缗钱计算，纳税之时，又折为绫绢。由于物价下跌幅度太大，四十年间，绢一匹由四千文降为八百文，米一斗由二百文降到五十文以下，按原定税钱数额折纳实物，百姓负担无形中增长四五倍，大大超出了农民的负担能力。因此，中央政府又定出一个高于实估，接近建中元年初定两税时物价的价格，称为虚估。因为是尚书都省所定，所以又称省估。尚书省户部的度支司在接受各地的税物和把物资发给各政府部门时，都要增长本价，即按虚估折算，称为折估。官吏的俸禄，布帛部分也按虚估付给。地方官吏在把税物送交中央时均按照省估，而留州和送交节度使或观察使的税物则按照实估即时价征收。元和三年（808）裴垍为相，奏准留州、送使的钱物，一切令依省估征收，由此唐后期财赋主要基地江淮一带百姓的负担有所减轻。其后，唐政府又规定，两税中折纳的绢帛，按一定比例，一部分按虚估即省估征收，一部分按实估即实价征收。但事实上，各地官吏以实估征敛的情况一直没有停止。　　参考书目　　刘淑珍：《中晚唐之估法》，《史学集刊》1950年第6期。　　（吴宗国）　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　　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　　清代喀尔喀蒙古地区最大的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活佛。17世纪初，西藏佛教觉南派（Jonang-pa）僧人多罗那他（Tāranātha）受请前往喀尔喀部传教近二十年，常驻库伦（今蒙古乌兰巴托），深得喀尔喀部统治阶级的信奉和支持，被尊为哲布尊丹巴（Rje-btsun-dam-pa），意为圣贤尊者。明崇祯七年（1634）多罗那他圆寂。次年，喀尔喀部土谢图汗衮布多尔济生次子札那巴札尔，喀尔喀部遂认定是多罗那他转世，即哲布尊丹巴一世（1635～1723）。清顺治六年（1649）哲布尊丹巴一世进藏学经，达赖五世迫令他改宗黄教，授给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呼图克图，意为长生不老之人）的尊号。从此哲布尊丹巴活佛系统由觉南派改属黄教。康熙二十七年（1688）准噶尔部进攻喀尔喀部，哲布尊丹巴一世劝说喀尔喀部归顺清朝。乾隆以后，其转世须经由清廷主持的金瓶掣签确定。1911年哲布尊丹巴八世在沙俄怂恿下宣布“独立”，成立“外蒙古自治政府”，称“大蒙古皇帝”。1919年11月撤销自治。1921年3月白俄军据库伦，拥哲布尊丹巴八世复辟。7月，蒙古人民革命党于库伦成立革命政府，以哲布尊丹巴八世为立宪君主。1924年3月哲布尊丹巴八世圆寂于库伦。11月蒙古取消君主政体，成立人民共和国。　　（王辅仁）　浙赣战役　　浙赣战役　　1942年5月至9月，日军为破坏浙江沿海中国空军基地及打通浙赣线而发动的一次战役。1942年4月18日，美国飞机从航空母舰起飞，首次袭击日本后，在中国浙江省衢州空军机场降落。日本大本营为破坏美军飞机空袭日本，令日本中国派遣军击溃浙江省的中国军队，以摧毁主要空军基地。日军调集第十三、第十一军九个师团，约十四万余人，在中国派遣军总司令■俊六指挥下由杭州、南昌两个方面，沿浙赣线东西对进。国民政府令顾祝同第三战区、薛岳第九战区集结十四个军四十一个师，约三十万兵力抗击日军。5月15日，杭州方面日军分别由奉化、上虞、萧山、富阳等地，沿浙赣线及其两侧向西南进攻。中国军队在桐庐、诸暨、新昌一线进行抵抗后，主力向金华、兰溪一线转移。经激战于28日放弃金华、兰溪阵地；在金兰地区的防守战则使日军遭受严重损失，日军第十五师团长酒井直次被地雷炸死。此后，日军再发动攻势，于6月7日攻陷衢州，11日陷玉山，13日占广丰，24日又占丽水。而南昌方面日军于5月底沿浙赣路及其两侧向东进犯，连占临川、鹰潭、贵溪、南城等地。7月1日，日军东西对进之两部于横峰会合，打通了浙赣线。之后，转为对机场、铁路的破坏和对战略物资的掠夺。日军由于战线长兵力分散，处处遭到中国军队的反击，于8月中旬开始在浙赣战线缩短防线。至8月底，浙赣西段之日军全部撤回原防，浙江地区日军撤至新登、兰溪、金华、东阳、奉化之线，战役遂告结束。此役国民政府丢失大片土地，浙赣两省的机场被彻底破坏，二十余万居民及士兵惨遭日军杀害；但日军亦遭受严重损失，据日军战史记载，日军死伤官兵共二万八千九百五十五人。　　（齐福霖）　《贞观氏族志》　　《贞观氏族志》　　唐太宗时期序列氏族高低的官修谱牒。一百卷。隋唐之际，山东士族已经沦落，但他们仍矜夸门第。崔、卢、李、郑、王等旧时大族彼此互结婚姻，自矜高贵；如果嫁女于一般族姓，往往要多求聘财。此种习俗曾引起一些非议，唐太宗对此深为不满，诏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以及各地谙练族姓的文人，在全国普遍搜求谱牒，参照史传辨别真伪，评定各姓等第，书中以山东士族崔民幹列入第一等。书成以进，唐太宗仍不满意，认为全国统一后不应再以崔、卢、王、谢为重，应当重唐朝冠冕，根据当朝官职的高下确定等第。高士廉等依照皇帝的旨意重修，贞观十二年（638）成书，共收录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分为九等，颁于天下。在新修的《氏族志》中，崔民幹降为第三等。虽然《贞观氏族志》贬抑门阀士族，但在肯定氏族高卑、士庶有别的前提下，以当代官爵作为升降主要标准，改定氏族等第，实质上是建立以李氏皇室为首，以唐朝功臣（包括传统的关陇门阀和新贵）为核心的新的门阀体系，以取代南北朝时期的旧门阀体系。这对于巩固新统一王朝的统治具有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崇尚旧族望的习惯势力根深蒂固，太宗朝的功臣新贵房玄龄、魏徵及李勣等人，仍然力求与山东氏族联姻，《氏族志》所能起的实际作用是有限的。　　（胡如雷）　《贞观政要》　　《贞观政要》　　记载唐太宗李世民政绩及君臣论政的史书。编纂者吴兢（约669～749），唐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大足元年（701），由宰相魏元忠、朱敬则等人荐举，被召入史馆，此后长期在国史馆任职。曾撰《唐书》九十八卷（一说六十五卷），《唐春秋》三十卷，均已散佚，唯此书存。　　《贞观政要》系“随事载录”而成，凡十卷四十篇，约八万字。它以君道、政体、任贤、纳谏、君臣鉴戒等为篇目，分别采摘唐朝贞观年间（627～649）太宗李世民同大臣魏徵、王珪、房玄龄、杜如晦等四十五人的政论、奏疏以及重大政治设施内容，赞颂唐太宗的德政与治术，告诫李唐后继人“克遵前轨，择善而从”，以永保唐朝基业。主要内容包括治国方针、选贤任能、精简机构、申明法制、崇尚儒术、评论历史得失等方面，同时强调统治者的自身修养，如敬贤纳谏、谦逊谨慎、防止奢惰等。全书简明扼要，具有独创性。　　《政要》颇受唐朝统治者重视，被“书之屏帷，铭之几案”，列为皇家子孙的必读教本。由宋至清，历代封建统治者皆推崇此书。《贞观政要》约在9世纪传入朝鲜、日本等国，受到重视，也被列为皇家、幕府的政治教本。　　《贞观政要》国内外现存的古写本有二十余种，其中日本所存的十八种，均属12世纪以前的写本。木版刻本有十二种。现存最早的刻本是中国明朝洪武三年（1370）王氏勤有堂本（北京图书馆藏）。元朝儒臣戈直校勘诸本，加写注释和按语，重新编辑，并搜集唐、宋儒臣柳芳、欧阳修、司马光等的有关评论，附于章末，于至顺四年（1333）刊行。通称为“戈本”。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以涵芬楼影印明刊“戈本”为底本，删去书中评论，保留原注，重加标点印行。日本原田种成博士以日本古写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建治本”）为底本，就日本现存各种抄本、校本、刊本二十余种进行校勘，并参照《魏郑公谏录》等书加以核对，编成《贞观政要定本》，于1962年刊行。该本基本概括了日本现存各种版本的长处，其中有些内容为戈本所无。　　（吴枫）　贞观之治　　贞观之治　　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封建统治比较稳定，生产得到较快发展，民族融洽，社会升平的局面。　　唐太宗李世民亲历隋末的社会大动荡，他以隋炀帝杨广的破家亡国为戒，接受隋末农民起义的教训，从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在政治上励精图治，实行一系列的开明政策和措施，政绩卓著。其主要表现是：太宗以隋炀帝拒谏饰非为鉴，虚怀博纳，从谏如流；魏徵、刘洎、岑文本及马周等谏臣盈廷，多能面折廷诤，提出了不少中肯的意见和批评，因此皇帝能够较好地实行“君道”，避免和纠正了很多错误。太宗善辨君子、小人，根据举贤任能的原则，用贤良，退奸佞，因而忠贤满朝，人才济济，如房玄龄、杜如晦是贞观朝的著名贤相，虞世南是一人兼数善的名臣。太宗能举贤不避仇，以诚信待下，信赏必罚，调动臣下的积极性，政治生活相当正常。以变重为轻、务行宽简的精神立法，选择执法官吏，尽量避免枉滥；国君率先遵守法制，执法不避亲贵。重视地方政治，慎择刺史，吏治比较清明。释放宫女，纵放鹰犬，提倡节俭，避免不必要的战争，实行轻徭薄赋政策，发展生产，以缓和阶级矛盾。太宗贯彻“重今朝冠冕”的原则，令高士廉等修成《贞观氏族志》，并禁止山东大族卖婚求财，抑制了旧士族的势力。由于执行上述政策和措施，也由于劳动人民的辛勤努力，贞观时期出现了牛马布野，谷价低廉，社会升平的景象。唐太宗还采取开明的民族政策，平定东突厥后，广设羁縻府州（见羁縻州），安置降众，不仅消除了北方的边患，也缓和了民族矛盾，因而被北方各族尊为“天可汗”；太宗遣文成公主和亲吐蕃，为汉藏两族间的友好交往开了先河，唐太宗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可与汉代“文景之治”相媲美的盛世。　　唐太宗实行的政策和措施虽然具有进步性，但均服务于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贞观时期劳动人民仍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贞观后期，唐太宗逐渐走向奢靡，有时浪掷民财，纳谏、用人、执法等方面也不如以往；东征高丽的战争则给中朝人民带来了苦难。这说明“贞观之治”具有一定局限性。　　（胡如雷）　真腊　　真腊　　7～15世纪印度支那吉蔑族所建王国名。唐代或以其当时的都城名之，称邑心国、伊赏那补罗国（■■āna-pura）；或又以其民族名之，称吉蔑、阁蔑（Khmer，今译高棉）。宋代亦作占腊。　　该国原为扶南的北方属国，位于湄公河中下游，今柬埔寨北部和老挝南部。6世纪中崛起，7世纪中期取代扶南而为印度支那半岛南部的大国。其领土包括今柬埔寨以及老挝南部、越南南部，最盛时西与缅甸邻接。唐神龙（705～707）后，分裂为陆真腊（又称文单，今泰国、老挝、柬埔寨接壤一带）和水真腊（今柬埔寨和越南西南部）二部，9世纪时复归于统一。据《诸蕃志》载，宋时已都于禄兀（今柬埔寨吴哥），为其最繁荣的时期。13世纪时领有雉棍（一译西贡）等属郡九十余处。15世纪中期迁都金边。　　自616年（隋大业十二年）至15世纪50年代（明景泰年间），和中国通贡频繁。623年（唐武德六年），真腊与唐廷建立联系，此后从628年（唐贞观二年）起，至813年（唐宪宗元和八年）不断遣使来华。唐玄宗在位（712～756）时，陆真腊王子曾率属下二十六人来唐，被授予果毅都尉。《旧唐书·经籍志》有《真腊国事》一卷，当为记载该国史的第一部专著，惜已亡佚。元周达观曾亲历其地，目睹吴哥盛景，归国后撰《真腊风土记》一书。明郑和下西洋时也经过该国。约15世纪时，真腊趋于瓦解，今柬埔寨和老挝等国的版图方渐确定。元、明时期，中国古籍对今柬埔寨已开始采用干不昔、甘不察、甘孛智、澉浦只、甘破蔗、柬埔寨等对音。　　参考书目　　夏鼐：《真腊风土记校注》，中华书局，北京，1981。　　苏继庼：《岛夷志略校释》，中华书局，北京，1981。　　（陈佳荣）　《真腊风土记》　　《真腊风土记》　　元朝有关柬埔寨情况的著作。一卷。撰者周达观，自号草庭逸民，温州永嘉人。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奉命随使赴真腊，次年至该国，居住一年许，至大德元年（1297）六月始返。该书即其返国后根据亲身见闻写成的。真腊即今柬埔寨，中国史籍中此名初见于《隋书》，唐宋时仍称真腊，元代又称为甘孛智、干不昔、甘不察，明万历后始译为柬埔寨。该书所记凡城郭、宫室、服饰、官属、三教、人物、产妇、室女、奴婢、语言、野人、文字、正朔时序、争讼、病癞、死亡、耕种、山川、出产、贸易、欲得唐货、草木、飞鸟、走兽、蔬菜、鱼龙、酝酿、盐醋酱面、蚕桑、器用、车轿、舟楫、属郡、村落、取胆、异事、澡浴、流寓、军马、国主出入共四十条。前有总叙。书中城郭条之州城，即柬埔寨的古都吴哥城（Angkor　Thom，亦称大吴哥），《诸蕃志》作禄兀城，禄兀为吴哥之音译，意即“城”。城中有许多建筑和雕刻，为东南亚最著名的古迹之一。书中所记与今之遗址情况皆相合，足证撰者本人曾亲临其地，故确实可信。《元史·外国传》未列真腊，该书可补其缺。　　该书是反映柬埔寨历史上文明极盛之吴哥时代（10～13世纪）最重要的文献，其所记吴哥城及当时柬埔寨人民的经济活动、日常生活各方面情况，是现存的同时人所写的唯一记载，故为研究柬埔寨历史的学者所重视。书中贸易、欲得唐货、器用诸条，皆记有真腊人与唐人通商往来情况，是研究中国与柬埔寨关系史的重要资料。由于时代的局限，撰者对于所谓“奇风异俗”的记述，有些地方夸大了落后的一面，并掺杂一些荒诞无稽的传闻。　　《真腊风土记校注》封面　　元末刻的陶宗仪《说郛》，收有该书，为其最早之刻本。后有明嘉靖刊《古今说海》本、隆庆万历间刊《历代小史》本、万历刊《古今逸史》本、明重辑《百川学海》本、清初重定陶氏重辑《说郛》本、《古今图书集成》本、《四库全书》本、清瑞安许氏刊巾箱本等。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夏鼐《真腊风土记校注》，以明刊本《古今逸史》为底本，对勘各本，并加注释，是目前最好的本子。国外有法、日、英等文字译本，以1951年出版的伯希和法文新译注本较善。　　参考书目　　夏鼐：《真腊风土记校注》，中华书局，北京，1981。　　（陆峻岭）　镇　　镇　　宋以前指军事据点，后代有时沿袭，亦具有明显的军事意义；宋以后主要指县城以下乡村以上设有税收等机构的商业居住区。镇，有凭借威势以慑服之意。用于军事方面，则始于汉魏之际。曹操以诸将军使持节戍守方面，或称“屯”，或称“镇”。如建安中曹仁行征南将军，假节，屯樊（今湖北襄樊市），镇荆州。而后逐渐将出任都督者一概称之为“镇”或“出镇”。西晋重用宗室诸王，以诸王镇邺，许昌、长安等军事要冲，这些要冲又转称为“重镇”。但当时镇尚是泛称，并未成为独立的一级军事据点或行政区划。　　北魏都于平城时，为抵御柔然侵扰，在北方沿边地区设置军镇，是为镇成为独立行政区划之始。北魏比较重要的镇有御夷、怀荒、柔玄、怀冥、武川、怀朔、沃野、薄骨律、高平、鄯善、敦煌、焉耆等。镇的最高长官为镇都大将，统兵防御，主管城隍、仓库等，秩品虽同于刺史，然因独领一方，兵权在握，故又重于刺史。北魏迁都洛阳后，柔然衰落，诸镇遂失去了抵御外敌、屏蔽京城的作用，不再为人所重。镇将、镇兵和镇民的地位急剧下降，最终爆发了反对北魏统治的六镇起义。镇亦旋即撤销。　　唐初，在边地设置镇戍。镇戍兵力少，往往废置无常，不利于防边戍守。于是在镇戍的基础上逐渐出现了屯兵多且又有长期驻地的军镇，如安西四镇、范阳镇、平卢镇等。节度使辖制军镇，或一或二，多者达四镇，故又称“节镇”。后安禄山、史思明以节镇身分发动叛乱，唐王朝又在内地相继设镇，意在藩卫朝廷。结果事与愿违，反而在平定安史之乱后又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　　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北宋政局后，有鉴于藩镇之弊，遂去军镇，夺节度使兵权。有宋一代，镇已基本上不具备军事据点的意义，而主要是从事货物贸易的商业居民区。　　（杨光辉）　　宋代镇市激增，主要原因在于商品经济、乡村集市贸易的发展。宋代对于一些商业居民点，户口虽不及县，但能够征收商税和酒税，即可置镇。宋代各镇设置监官，谓之“监镇”，虽也掌管“巡逻盗窃及火禁之事”，但征税榷酤则是监镇的主要职责。北宋一代上升为镇的共一百零六个，绝大多数是来自拥有上千家或几千家的商业繁盛的村市、草市、墟市和在交通要道上的驿传。其中四十个又分布在京东东路、京东西路经济发展的地区。据《元丰九域志》记载，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全国镇市达一千九百个以上，南方各路约一千三百个，其中以两浙、两淮、江东、福建等路较多，而梓州一路则有三百个以上。从这一方面也可以看到各地商品经济发展的一般状况及其间的差距。镇一般都设官征税，个别不设官的，则将税“卖扑”给私人承包。各镇之间的发展也很不平衡，有的镇在经济上、财政上的地位，还超过它所隶属的县。全国有十多个镇的税收超过万贯以上，高的达两万八千多贯。密州板桥镇（今山东胶县）、华亭县青龙镇（今上海市青浦县境）为海舶会集的港口，北宋和南宋分别在这两个镇上设市舶司。少数的镇上升为县或监。镇和市的税收，在全国商税总收入中占不小的比重。它反映了宋代乡村居民同市场的联系较前代已大为加强。　（漆侠）　　明清时期，沿袭宋制，“设官将防遏者谓之镇”。镇上一般驻有行政官吏，如巡检司、税课局、盐课司等。一些镇仍是以其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和地主官僚的聚居而著称。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镇也进入了大发展的阶段。除宋、元时旧有的镇外，在江南、东南沿海、运河沿岸出现了一批新型的镇。这些镇既有直接设置的，也有从市上升而来的。明嘉靖年间，上海地区有三十四个镇，明末达到五十五个，清代前期，又新增加了三十三个镇。自明代就以工商业发达闻名的震泽镇，在清雍正二年（1724）升格为县。镇的规模也不断扩大。明末清初，吴江县盛泽镇有五六万户，湖州双林镇有一万六千余户。有几千户的镇更是不计其数。在新增加的城镇人口中，多数是外来商贾、小手工艺者和流民。有些流民已成为受雇于他人的手工业工人。明代中叶以后，镇的发展呈现专业化的倾向。一批以从事丝织业、棉纺织业、缫丝业、榨油业、制陶业、铁器业生产为主的市镇出现了。由于分工的关系，在镇与镇及镇与市之间建立了一定的联系，初步形成了较为发达的市镇体系和地区性的市场。镇成为地区性的商业、交通运输业和手工业的中心。店铺、作坊、牙行林立，各类服务性、娱乐性的行业也有较大发展，市镇生活的寄生性日趋明显。另一方面，镇的发展并不平衡，直到鸦片战争以前，在全国内地广大地区，镇的发展速度比较缓慢。　　参考书目　　李春棠：《宋代小市场的勃兴及其主要历史价值》，《河南师院学报》1983年第1期。　　戴静华：《关于宋代镇市的几个问题》，《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郑州，1984。　　陈振：《关于宋代镇的几个问题》，《中州学刊》1983年第3期。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8章，人民出版社，北京，1979。　　杜黎：《鸦片战争前苏松地区棉纺织生产中商品经济的发展》，《学术月刊》1963年第3期。　　樊树志：《明代江南市镇研究》，《明史研究论丛》第2辑，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1983。　　（伍跃）　镇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