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重要的矿冶业之一。云南矿藏丰富，尤以铜、锡著名。元统一云南，驱使漏籍户开采铜矿。天历元年（1328）课铜两千余斤，是全国唯一铜课。明初行官矿制，宣德罢官矿，渐以民营为主，年产不足万斤。嘉靖以后，年产亦不过十五万斤左右。至清代，滇铜年产一千余万斤，产量盛时约占全国铜产量的95％以上，是清代全国铸钱业的原料基地。康熙朝（1662～1722）恢复生产，采冶技术视前亦有发展。　　滇铜的采冶技术清代探矿技术仍停留在凭经验识别地势、地貌、据苗引找矿。滇铜亦然。采矿则阴■甚少，多是沿苗脉凿硐，硐内再分类。主要是斜巷入山，深者长达数里，逐级开采。硐内用木架镶。通风用风柜（大风箱），长巷另开风硐。照明用油灯盏。云南铜矿已广泛利用较为先进的唧筒原理排水，即用人力拉竹木制成的“龙”（往复泵）排水。一个大矿需设龙百余，用工千人。采矿全靠人力锤凿，用麻袋、吊筐背出。劳动条件恶劣，遇积水、崩塌，死者多至数百。采掘工的生产效率一般在日产二三十斤。冶炼方面，在矿石洗拣后，有配矿技术，即将含铜成分不同的矿石相搭配，间用白石、黄土作媒剂，使炉温均匀，同时熔化，易流。所用冶炉均为高炉型。大者高一丈五六尺，小者高七八尺；进料、放渣、出铜及鼓风各有孔道；较之《天工开物》所记明代冶炉（高五尺）颇有进步。另有精炼炉，属平炉型。大炉所炼铜板纯度约80～85％，精炼后可达90％，是当时最佳水平。滇铜多贫矿，须先烧结，再入炉炼，往往须反复烧炼多次，最后失败者亦有之。　　滇铜的生产与铜政铜系铸币材料，清廷极为重视，管理严格，称铜政。康熙二十一年（1682），云贵总督蔡毓棠对滇矿实行招商开采，抽税20％，并定奖励办法，产品听民自售。一时各地商人来投资者甚多。四十四年，云贵总督贝和诺建议清廷实行“官买余铜”政策，即除20％铜课外，余铜由官府强制收购。另由官府发给“官本”，属预付货款性质，下月交铜时扣还；商民不借官本者，亦须运铜至官铜店交官收购。官收价每百斤银三至四两，不足市价一半。又派官驻厂监督生产，设役巡缉私铜。商民不堪苛扰，多逃往山区边地私采、私炼以至私铸。清廷因铸钱需铜，于雍正元年（1723），令云南整顿铜政积弊，并令除税课及官府收买供本省铸币者外，余铜听民自卖。铜产由此转盛，雍正四年至十三年，年产铜由二百一十五万斤增至六百四十九万斤。　　滇铜生产至乾隆朝前期达到全盛。乾隆三年（1738）突破一千万斤，其后最高年产量达一千三百万斤。京师铸钱局铸钱原料开始以滇铜为主，年供京局四百万斤，称“京铜”。以后年额续有增加。三十五年，户部厘定云南每年运京师铜连同加耗高达六百三十万斤左右，遂成定额。滇铜除供京铜和本省鼓铸外，各省也来滇采购，岁有定额。　　这期间仍实行“官买余铜”和借“官本”政策，但为维持生产，有若干修正。①乾隆初，课税由20％减为10％，连同加征捐耗等约在14％左右。②二十三年起，对几家大厂加借“府本”各数万两，限四至十年归还。③调整收铜官价，乾隆朝调整约六次，大厂每百斤调至六两四钱（一度达七两），中小厂调至五两余，但仍远低于市价。④三十八年起，准许商民有10％的铜自行卖给铸钱局，称“通商铜”，有的厂准卖20％。此外，滇铜虽说官收，但私采私售从未杜绝，小厂大多以此自存。　　慎铜分布在七十余县，集中于三个产区：①滇北区。这是最大的产区，包括东川、昭通二府，其中又以巧家、大关、鲁甸、永善等县（厅）为盛。著名大厂汤丹、碌碌均在此区，产量曾占全省70％，京铜即仰赖二厂。②滇西区。包括顺宁（今凤庆）、大理、楚雄、丽江等府，以顺宁、云龙、永北（今永胜）等县（厅）为盛，产量次于滇北区。③滇中区。包括云南（今昆明）、澄江、曲靖、临安（今建水）等府，以易门、路南、蒙自等县为盛。全省采矿厂常在三十个以上，最多时达四十六个。但大厂常有子厂，小厂地方官常不呈报，总数多时在三百厂左右。　　经营方式　滇铜矿厂结构复杂，一厂有多至四五十个硐，一硐有多至数十个尖者；硐、尖和冶炼的炉房都是生产单位，不一定由一个资本经营。经营方式有：①个体生产。主要在偏僻地区，所采多草皮矿、鸡窝矿；不领官本，无统一组织，产品交炉房炼成铜，除纳课外，余铜自售，产量有限，在滇铜中不占地位。②独资生产。一人出资，购备油米，称“锅头”；雇工生产，称“弟兄”或“亲身弟兄”。大多包采一个尖子，两班轮换，共需弟兄二十余人。此为最小生产单位。一般行“四六分财”制，即生产所得银两，除纳课外弟兄得40％。③合伙生产。临时性合伙，用于初挖矿硐，其有雇工者，亦属弟兄，俟开有成效，即另定厂主。长期性合伙，用于经营成矿，系数人集资，购买油米，按米若干石计股，故称“石分”或“米分”。定有合同，可增资、退伙、转让。这种矿均雇工生产，有用弟兄者，有用“月活”（即工人按月得雇价）者。　　滇铜生产以大厂为主，占总产量80～90％。大厂需投资十至二十万两，大都为四川、湖广、江浙大商人所办。他们办厂，或独资，或合伙，都以雇佣劳动为主。一个硐至少需有一百个劳动力，连同排水、通风，多者在一千人以上。全省铜矿雇工，盛时约二十至三十万人。云南人口稀少，雇工多来自外省。　　滇铜的衰落滇铜生产自乾隆中期以后，因旧有各厂开采年久，出矿渐少。乾隆三十一年通省旧厂仅获铜八百万余斤。三十二年解办铜不满七百万斤。从此产量逐年减少，嘉庆后期不得不减少京铜。道光时，大厂除宁台厂外均大量减额，西部新矿区也停止发展。咸丰年间云南爆发了回民起义和哀牢山人民起义，清廷将各矿一律封闭。　　同治十三年（1874），云南巡抚岑毓英准恢复滇铜大厂，仍支官本，委托绅商经办。但经办者多系所部武弁，经营混乱，自光绪元年至十年（1875～1884），运办京铜只五百万斤，以至官私均赔累不堪。光绪十年，清廷令组织云南矿务招商局，在上海募集商股，并购办外洋机器，用新法开采。办理三年，毫无成效。十三年委唐炯督办云南矿务，十五年又由户部拨款一百万两为官本。唐炯专委天顺祥商号为招商局集股，并聘日本矿师勘探，都无结果，仍是放本收铜，抽课14％，准10％为通商铜。每年解运京铜不足一百万斤。至光绪二十四年，招商局亏损过巨，最后歇闭。直到清亡，滇铜年产量不抵盛时十分之一。　　清廷办理铜政的官吏多无能之辈，贪污勒索，转运变卖，无事不有。官收政策，尤为祸源。如岑毓英恢复各大厂时，滇铜市价每百斤十五至十八两，而收铜官价只十两左右，导致生产无利可图。加之白银外流，银贵铜贱，铜价不能再加，生产只有停顿。　　云南铜矿几遍全省，但富矿不多，且开采既久，矿巷日深，转运不易，排水费工，成本大增。道光十二年（1832）起，每年都有“水泄银”补助大厂；一般厂只好夏秋停采，或以淹没报废，即所谓“碉老”。加以“山荒”，燃料匮乏。当时炼铜全用柴炭，精炼还需用松炭，每百斤铜需炭一千斤以上。乾隆后期，林木减少，炭价高昂。其后，富矿愈少，需炭愈多，就更难供应了。　　（方卓芬）　运河　　运河　　中国古代的人工水道。　　先秦　运河的开凿始于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为发展和外界的交往，在所控制的区域内开凿运河，沟通自然水系。　　江汉运河，又称扬水、子胥渎，楚庄王（前613～前591）时，激沮水作渠，引江水循入古汉水支流扬水，东北流至今湖北潜江西北注入汉水，沟通江汉。楚灵王（前540～前529）时，又自章华台（今湖北监利北）开渎北通扬水以利漕运。楚昭王（前515～前489）时，伍子胥率吴师伐楚，疏浚此运道以入，故称“子胥渎”。这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运河。　　古江南河，吴国在阖闾、夫差时期（前514～前473）在太湖地区陆续开凿的运河之一。水出吴都平门（今江苏苏州北门），西北行，穿巢湖（今漕湖）、过梅亭（今江苏无锡东南梅村）、入杨湖（今江苏常州、无锡之间）、出渔浦（今江苏江阴利港）、入长江而抵广陵（今江苏扬州蜀岗）。吴都以南，于今海宁境内开“百尺渎”会古钱塘江，以运送粮秣。古江南河和百尺渎，系江南运河的前身。　　邗沟，周敬王三十四年（前486）吴王夫差筑邗城（古广陵），并于侧近开沟，引江水北出武广（今邵伯湖）、陆阳（今江苏高邮南）两湖之间，下注樊梁湖（今高邮湖），东北流至博芝、射阳两湖（今江苏宝应东），再西北至今淮安北古末口入淮，以通粮道。这条运河利用当时江、淮之间的泻湖加以联缀而成，运道曲远，是今里运河的前身。　　菏水，又名深沟。公元前484年吴王夫差于今山东定陶东北开深沟引菏泽水东南流，入于泗水，因其水源来自菏泽，故称菏水。其故道相当今山东西南成武、金乡北之万福河。菏水的开凿使原来互不相通的江、淮、河、济四渎得以贯通，成为中原地区东西往来的主要航道。　　鸿沟，魏惠王九年（前361），自今河南原阳县北开大沟引黄河水南流入圃田泽（今河南郑州、中牟之间），又自圃田泽引水至国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城北，绕城趋南，经通许、太康，注入沙水，再南至陈（今河南淮阳）东南入淮河支流颖水。鸿沟的开凿联结了河、济、濮、泗、菏、瞧、颍、汝、涡等数条河道，形成黄淮平原以人工运河为干流，以自然河流为分支的水运交通网。鸿沟水系的形成是先秦运河草创时期的总结。　　先秦的运河大多借助当时平原地区自然河流、湖泊分布较密，便于人工开凿连通的有利条件，其工程虽未臻完善，却对后世运河的发展影响深远。　　秦汉　秦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重新整治、改造先秦留下的运河，并开凿灵渠，将运河水系推展到岭南地区。　　丹徒水道，公元前210年秦始皇遣刑徒三千人自今江苏镇江至丹阳，顺应丘陵地势，开凿一条弯曲的河道，东南通吴王夫差所开之古江南河，而至会稽郡（今江苏苏州）。又自今浙江崇德向西南开凿新水道抵钱塘（今浙江杭州）。经过改造整治的人工水道奠定了隋代江南运河的基本走向。　　灵渠，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在今广西兴安境湘水上游开凿灵渠，分湘水一支西流，经今兴安溶江注入大溶江，沟通湘、漓二水，今称兴安运河。灵渠使长江、珠江两大水系接通，从此黄、淮、江、珠四大水系皆有运河相连，黄河流域的船只可以由水路直航岭南地区，这是中国水运史的一大发展。　　西汉建都长安，“河、渭漕■天下、西给京师”，但是渭水流浅沙多，河多曲折，船行不便。汉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发卒数十万开关中漕渠。自长安城西北（今陕西西安市郊鱼王村附近）引渭水东流，截灞、沋诸水，经今西安、临潼、渭南、华县以北，至华阴县东北之三河口以西注入渭河。全长三百余里，岁运四百万石以上。　　蒗荡、浚仪渠，西汉重整鸿沟水系，自河南郡荥阳（今河南郑州西北）引黄河水东流分为两支，南支为蒗荡渠，东南入颍水而注淮；东南支自陈留南分流至阳夏（今河南太康）入涡水。又疏汳水为汴渠。在黄、淮之间组成扇形漕运水系。因同受黄河水补给，屡遭河患侵害。东汉汉明帝刘庄永平十二年（公元69）遣王景治河以后，又修汴渠，自浚仪（今河南开封）分蒗荡水东流至徐州入泗水，时称浚仪渠。积石为堰，垒石门作渠口，使浚仪渠逐渐变成维系黄淮间漕运的骨干水道。　　阳渠，东汉为解决雒阳供水及联系黄河、洛水的水成，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在雒阳城西开渠引雒水一支绕城而东，纳谷、瀍二水，至偃师复注雒水以通漕，时称阳渠。使山东漕船由黄入济，经阳渠直抵都下。　　邗沟东支，西汉初年，吴王濞开通沿海一带航运，自今扬州茱萸湾向东至如皋幡溪开凿一条新运河，亦称邗沟，系今通（南通）扬（扬州）运河的前身，为当时重要的盐运水道。　　魏晋南北朝　建安七年（202）起，曹操陆续在华北平原上开凿了六条运河。①睢阳渠，七年正月曹操治睢阳渠。渠自浚仪西至官渡，东下睢阳（今河南商丘），官渡以上利用鸿沟水源，浚仪以下疏拓睢水河床，唯官渡至浚仪段为新开渠。睢阳渠修成，漕粮有济，曹军遂于官渡之战大败袁绍。②白沟，又名宿胥渎。九年，曹操欲攻袁绍据点邺（今河北临漳邺镇），下枋木成堰，遏淇水东入白沟，以通粮道。③平虏渠，十一年，曹操东征乌桓，为解决漳河、滹沱河与泒河、潞河之间的水运联系而开平虏渠。自平虏城（今河北青县西南木门店），南接滹沱水，北通泒水而入潞河。④泉州渠，同年，曹操为解决泒、潞河与东北方泃河之间的水运联系，又开泉州渠。自今天津市区以东海河下游北穿洼泽而接泃河、鲍丘水。因渠近古泉州县（今天津武清上村）而得名。⑤新河，同年，曹操为解决泉州渠以东至滦河间的水运联系，再开新河。自泉州渠北会鲍丘水东侧的盐关口（今天津宝坻林亭口一带）引水东绝庚水（今州河）、巨梁水（今还乡河）、封大水（今陡河）、缓虚水（今沙河）、素河（今泝河）、清水（今清河），会于濡水（今滦河）。此运河横截数条自然河流，必筑堰闸方得通过，开凿工程比较复杂。⑥利漕渠，十八年，曹操为解决邺都的漕粮和交通，开利漕渠引漳水入白沟，自今河北曲周县南至馆陶县西南。此渠开通，白沟水量增加，漕船可溯漳水直驶邺城城下。　　曹操主持开凿的六条运河有利于北方统一和社会经济发展，导致河北平原海河水系的形成，并为后世隋炀帝杨广开凿永济渠和通济渠奠定部分河段的基础。　　曹魏代汉，迁都洛阳，又以许昌、谯、邺、长安为陪都。为便利交通，陆续改造旧水道，开凿新运河。魏文帝曹丕在黄初年间开凿沟通汝、颍二水的讨虏渠，以及沟通洧（今颍水支流）、汝水系的贾侯渠。景初二年（238）开沟通漳水、滹沱水和泒水（今大沙河）的鲁口、白马二渠。正始四年（243）开沟通颍水和汝水的广淮阳、百尺二渠。　　此外，东晋太和四年（369）桓温北伐前燕，率水军溯泗水至金乡，值大旱，菏、济水断流，命毛穆之开渠三百余里，南接菏水（今山东鱼台附近），北通巨野泽，引汶水入渠，使泗、汶、济三水相连，史称桓公沟。江淮流域船只借助桓公沟可自济水（又称清水）入河，西去陕洛。故义熙十二年（416）刘裕北伐姚秦、元嘉七年（430）宋将到彦之率水军攻魏皆取此水道。淮南和江南地区在魏晋六朝时期也陆续开凿整治了一些运河。　　破岗渎，三国时，孙吴迁都建业（东晋改称建康），为避长江风涛之险，加强首都与主要经济区太湖流域的联系，于赤乌八年（245）发屯田将士三万人，凿句容中道以通吴（今江苏苏州）、会（今浙江绍兴）舰船，号破岗渎。这条运河起自句容小其（今江苏句容西南），横越高阜，东通云阳西城（今江苏丹阳延陵），与原丹徒水道衔接；西连淮水（今秦淮河），直抵建业城下，沿途修建十四埭用以蓄水。南梁时，因破岗渎每值冬春，行船不便，又在其南另开一条“上容渎”，采取“顶上分流”，沿途筑二十一埭，以改善通航条件。至陈朝，上容渎亦堙，转而更修破岗渎。隋灭陈以后，二渎皆废。破岗、上容渎的开凿，使太湖地区船只一度不需经京口入长江而直至建业。　　丹徒水道，今江苏镇江至丹阳间的运河。秦朝始凿，初无闸坝设施，地势高仰，河水易于走泄，航行不便。孙吴末年修治丹徒至云阳水道，因杜野（今江苏镇江东）和小辛（今江苏丹阳北）间“皆斩绝陵袭，功力艰辛”而罢。西晋惠帝时，陈敏遏马林溪，引长山八十四溪之水蓄为练湖；东晋元帝时，张闿又建新丰湖，皆为调剂运河水量。晋元帝司马睿子司马裒镇广陵，为运江东粮出京口，建丁卯埭于今镇江东南，使丹徒水道通航条件得到改善，为隋代修治江南运河北段打下了基础。　　浙东运河，古代钱塘江和姚江之间几段运河的总称。绍兴地区河道纵横，越王勾践时即“以船为车，以楫为马”。西晋惠帝时，贺循至会稽郡（今浙江绍兴）主持开凿水道，疏浚旧河使其连接，自绍兴城下东连曹娥江，西通萧山县钱塘江。南朝于西陵（今浙江萧山西兴镇）建牛埭，挽舟过堰以入江，浙东运河已初具规模。　　扬口运河，西晋初，杜预镇襄阳，在先秦运河基础上，利用江汉多湖荡的便利条件，开扬口（今湖北潜江境内），穿渠西至荆州（今湖北江陵）城下，连通江、汉二水，使零、桂（今湖南广西一带）地区物资北运免去绕行汉水下游的迂远和风险。　　江都新河，东晋永和年间（345～356）长江主河道南移，江都（今扬州西南）水断，向西开渠六十里置欧阳埭，引江水至广陵城下，与中渎水相联，此渠为今征（仪征）扬（扬州）运河前身。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运河多为分裂时期的产物，它促进了交往，使割据不致成为闭锁的地方系统，也为统一创造了条件。　　（李孝聪）　　隋唐隋唐时称运河为漕渠或漕河、运渠。包括广通渠、通济渠、山阳渎、邗沟、江南河、永济渠，至宋代始称运河。　　隋朝建都大兴城（今陕西西安），关中虽号称沃野，但地狭人众，所产不足以供京师，要依靠东方诸州（郡）的赋税。隋文帝杨坚以渭水大小无常，流浅沙深，常阻塞漕运，故于开皇四年（584）命宇文恺率领水工另开漕渠。自大兴城西北引渭水，略循汉代漕渠故道而东，至潼关入黄河，长三百余里，名广通渠。自此漕运通利，关中赖之，故又称富民渠。仁寿四年（604）改名永通渠。　　开皇七年，隋为平陈作准备，开山阳渎，北起山阳（今江苏淮安），东南经射阳湖与邗沟相接。从而沟通了山阳、江都（今江苏扬州）之间自淮河入长江的运道。　　大业元年（605）隋炀帝杨广营建东京（今河南洛阳），又征发河南、淮北诸郡男女百余万人开凿通济渠。通济渠西段自东京西苑引谷水、洛水，循东汉阳渠故道东流，至偃师东南入洛，由洛入河；东段从板渚（今河南荥阳汜水镇东北牛口峪附近）引黄河水东流，循汴水故道至浚仪（今河南开封）东，折而东南流经陈留、雍丘（今河南杞县）、襄邑（今河南睢县）、宁陵（今河南宁陵东南）至宋城（今河南商丘南），东南入蕲水故道，经谷熟（今河南虞城西南）、酂县（今河南夏邑南）、永城（今河南永城北）、蕲县（今安徽宿州东南）、夏丘（今安徽泗县）至徐城（今江苏洪泽湖西鲍集附近）东南今盱眙对岸处入淮。同年，又征发淮南民工十多万疏浚，并改造春秋末年吴王夫差所凿沟通江淮的邗沟，取代山阳渎。通济渠、邗沟是隋所开运河中最重要的两段，渠广四十步，炀帝多次乘坐高大龙舟，率领着庞大船队由此往返于东都洛阳和扬州江都宫之间。　　大业四年，又征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人开永济渠，引沁水南通黄河，又在沁水下游东岸凿渠引沁水下接清、淇水，略循白沟、清河故道东北至今德州（自内黄至武城，渠在卫河之西；武城至德州，渠在卫河之东），沿今南运河抵今天津市，然后利用沽水上接桑乾水（即今天津至武清的白河与武清至北京西南郊的永定河故道）至涿郡（今北京），全长两千余里。大业七年，炀帝准备亲征高丽，自江都坐船取道邗沟、通济渠渡黄河入永济渠，直达涿郡；又“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　　大业六年，炀帝在江都欲东巡会稽，又开凿了自京口至余杭（今浙江杭州），沟通长江与浙江间航运的江南河。大致利用六朝以来旧运渠而加以疏导，略同今大运河江南段，唯崇德以南一段在今运河之南。全长八百余里，宽十多丈，使可通龙舟。但“东巡会稽”的打算并未实行。　　在运河两岸，筑有宽阔的御道，种植成行的柳树。从长安至江都，修建离宫四十余所。此外，沿运河还建立了许多粮仓，作为转运或贮粮之所。其中著名的有黎阳的黎阳仓（今河南浚县东南大伾山麓），洛阳的兴洛仓（后改名洛口仓，今河南巩县东北，周围二十余里，有窖三千，每窖可容粮八千石）、迴洛仓（迴一作回，隋唐洛阳城北七里，周围十里，有窖三百）、含嘉仓（隋唐洛阳城北部，仓城总面积约四十三万平方米，有窖四百以上），河阳的河阳仓（今河南孟县南、黄河北岸），陕县的常平仓（今河南三门峡西南），华阴的广通仓（后改名永丰仓，今渭河入黄河处），京师大兴城的太仓和山阳的山阳仓（今江苏淮安西北运河东岸，贮粮达百余万石）。隋末，到处闹饥荒，百姓饿死无数，而这些仓库里却堆满了粮食。　　隋代开凿的这一系列运河，西自京师大兴城，北抵涿郡，南至余杭，全长四五千里。它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并把京师、东都、涿郡（幽州）、浚仪（汴州）、梁郡（宋州）、山阳（楚州）、江都（扬州）、吴郡（苏州）、余杭（杭州）等通都大邑联缀在一起，从而加强了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当时运河上“商旅往返，船乘不绝”，它对隋唐时期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全国统一和中央集权制，都起了促进作用。　　隋各段运河至唐代通称为漕渠或漕河，通济渠东段则称汴渠、汴河或汴水，邗沟、江南河被称为官河。永济渠名称依旧，但已与沁水隔绝，专以清、淇二水为源。各段中仍以连接长安、洛阳与江、淮地区间的漕渠、汴河和淮南漕渠最为重要，构成了唐朝的生命线。高祖、太宗之时，每年从江淮地区漕运到长安的粮食约二十万石。自高宗以后，国用日增，至天宝中，每年运米达二百五十万石。肃宗以后，中原残破，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江南地区。因而这条运河的通阻，直接关系到皇朝的存亡。永济渠仍为河北地区运输要道，沿渠的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北）开元时在城西建楼百余间，“以贮江淮之货”，贝州（今河北清河西北）在天宝时被称为“天下北库”。　　隋唐运河并不能长期全线顺利通航，除有时因战乱被阻断外，自然因素也给航运造成许多困难。例如关中的漕渠，至唐初就淤塞而废弃了。漕运改由渭水达长安。自洛口西赴关中以黄河为运道，中间有三门砥柱之险，经常会发生沉船翻船事故。因此从洛阳到陕州这一段路有时不能不改用极为劳费的陆运。汴渠、淮南漕渠则常因淤积而影响漕运。同时，运河路程既远，沿线各地气候又不一致，或雨或旱，漕运常因运河水浅和黄河水大浪高而停留。　　为了解决长安粮食和国用的危机，玄宗时，裴耀卿提出变东都至陕州的陆运为水运，在黄河三门山北岸开一条长十余里的山道，来进行短途车运以绕过砥柱险道。于汴河入黄河口处置一仓，江淮漕米纳入此仓后，即放船归江淮。由此仓入黄河、洛水，由政府雇船载运。于三门山东、西各置一仓，漕舟输米至东仓，然后陆运至西仓，再用船转运到关中各仓。水通即运，水细便止，以免浪费时间和减少损失。开元二十二年（734）八月，玄宗采纳他的意见，下令于汴河口置河阴仓（今河南荥阳东北，河阴故城西三里），三门山东置集津仓，三门山西置盐仓；在三门山北开十八里山道，进行陆运。漕粮从江淮运来的都纳入河阴仓；自河阴仓送东都的纳入含嘉仓，送关中的先纳太原仓（即隋常平仓），然后运至永丰仓（即隋广通仓）、渭南仓、太仓。耀卿被任为江淮、河南都转运使，三年共运米七百万石，节省陆运费四十万贯。但中间三门峡北十八里仍需以车代舟，峡两头都要起卸转搬，还是很艰苦。二十九年至天宝元年（742），陕郡太守李齐物在三门峡的人门以东岩石中开凿了一条人工渠道，史称三门运渠或“开元新河”、“天宝河”。又在山顶上凿成纤路，候河水涨，使纤夫挽舟通过渠道，从而开创了从江淮至关中全程水运之局。但这条渠道不久还是因山石崩塞而罢废。天宝元年，韦坚为水陆运使，开浚关中漕渠，自苑西筑堰（今咸阳西南）引渭水，拦截灞水、浐水，循隋漕渠故道而东，至永丰仓与渭水合。又于长安城东凿广运潭（在隋唐长安城东北九里），以为漕船停泊之所。于是江淮漕船直抵长安，运米达四百万石及其他钱货，创唐代最高纪录。　　安史之乱时，黄河南北地区和长安附近遭到严重破坏，唐政府更加依赖江淮的赋税，而当时运河被切断，江淮地区的租米与庸调钱货改自长江、汉水而上，经汉中转运入凤翔。这条路线迂回险阻而且劳费。等到乱事平定，欲从运河漕运，而汴渠因为年久失修，所在淤塞，千里无水，无法通航。代宗即位时，长安斗米千钱，宫中无隔夜之粮，京郊农民搓谷穗来输官。广德二年（764），以刘晏为河南、江淮转运使，晏请疏浚汴渠，并改革法制：造船二千艘，每船载米千石，十船为一队，每队三百人，篙工五十人；用盐利的一部分雇用船夫，不征用民工。沿途派属吏监督，自扬州至河阴遣军队护送。河阴以上，组织专人用竹、麻绳拉船。又根据江、汴、河、渭各段水情的特点和船夫对各段航道熟悉的不同，实行分段转运。规定“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运积扬州，汴河之运积河阴，河船之运积渭口，渭船之运入太仓”。这既保证了行船安全和提高了运输效率，也大大减少了运费和损耗。其时江淮漕渠每年北运百一十万石，四十万石贮河阴仓，三十万石贮陕州太原仓，四十万石运抵长安。刘晏之后，包佶、元琇等继任，皆遵其法。　　隋唐运河及漕运图　　德宗时东南漕运屡因藩镇叛乱而被阻断，关中仓廪为之窘竭，引起朝野的极度恐慌。贞元二年（786），在经过历时四年才平定的李希烈之乱后，江南漕米又运到陕州时，德宗高兴地对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六军军士得知这一情况，“皆呼万岁”。于此可见运河对维持唐朝统一政权所起的重大作用。但反过来说，正是由于运河的存在和通航，唐朝中央政府才能够对广大东南地区进行竭尽脂膏的搜刮，所以李方敬在《汴河直进船》一诗中写道：“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　　唐末，由于农民战争和藩镇割据，汴渠失于维护，自埇桥（一作甬桥，今安徽宿州城南古汴渠上）东南尽成污泽；埇桥以上至汴口也相继淤浅。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四代未予浚治。至后周显德二年（955）由于准备用兵南唐，才因故堤而疏导汴渠，自埇桥一直抵泗州城。五年、六年又继续予以浚治，东京与江淮间才通行无阻，从而奠定了北宋运河和东京繁荣的基础。（陈可畏）　　宋金北宋定都开封，改变长期以陕、洛为全国政治中心的格局，随着长江流域经济地位日渐提高，宋辽、宋夏对峙局面形成和北宋政权“守内虚外”政策的实行，南北水运意义重大。京师开封平畴万里，四方辐辏，在改造、疏浚前代原有水道的基础上，形成以首都开封为中心向四围辐射的人工水运系统。　　汴河，“漕运四河”之一，即通济渠，线路基本未变。开封以西，自河阴县汴口（今河南荥阳刘沟村北黄河滩）引黄河水东流，入开封府外郭汴河上水门（今河南开封郑门口村北），穿内城，由外郭汴河下水门（今扬门村北）出城。开封以东河段大体沿今惠济河大势，至泗州城南入淮（今江苏盱眙东北，已沉于洪泽湖）。北宋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汴路而进，故汴河乃建国之本。但汴河因与黄河相接，受其涨落不宁和泥沙的影响，需不时维修。北宋一百七十余年间进行的汴河建设包括：　　①水源建设。汴口因黄河向背不常，每岁变易，北宋改永久性闸门为人工控制汴口深浅宽狭以节制流量：汴河水涨，则垫高塞狭汴口，以减黄河进水量；汴河水落，则挖深浚阔汴口，以增加进水量。设主监官、役卒岁常兴作。此工程耗费大量人力财力，因此不得不再寻找新水源。太祖建隆二年（961）疏导索、须诸水注汴河。神宗元丰二年（1079）又始导洛清汴工程，自巩县任村沙谷口至河阴汴口开河五十里引洛水入汴，断闭引黄水源，十余年间，由于洛水含沙量小，对改善汴河通航起到一定作用。汴河沿线还陆续建造陂塘（“水柜”）以济运。　　②河道工程。汴河因长期引黄济运，泥沙淤积，河床渐高。浚河清淤工程频繁。其中包括：人工清挖，几乎每岁一次，河床底置石板石人，以记其地里深度准则。狭河工程，开封城东南汴河下水门至应天府段汴河岸阔浅漫，水涩而淤，嘉祐元年（1056）始沿岸置木束狭河身，加速水流，减缓淤积。固护汴堤，北宋遣军士日夜巡护汴堤定为常制，工程要求“沙尽至士为限”，以大锥试堤之虚实，临河岸筑短墙为限隔，以防人马跌落，沿堤植柳以固护堤脚。汴河沿线开减水河置闸控制以备泄减涨水，所有工程尽归提举汴河排岸司管理。　　北宋汴河的年运额随朝廷靡费与日俱增。从宋初的数十万石猛增到宋真宗大中祥符初年（1008）的七百万石，以后大体维持在六百万石上下，宋朝采用每十至三十只漕船为一纲的“纲运”法组织运输。每年汴河成千上万艘公私船只往还，帆樯如林，不仅沟通全国政治中心同经济重心的联系，促进物资交流和沿岸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对扩大中外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　　北宋后期，汴河淤浅抬高日益加重，开封东水门下至襄邑，河底皆高出堤外平地一丈多，自汴堤下瞰，居民如在深谷。金灭北宋以后，汴河失去漕运价值，任其淤塞。灵璧以东尚能行水，宿州以上河床成陆行大道，维持五百多年的中原水运动脉终于堙没。　　惠民河，北宋开封西南闵水、蔡河诸运河的统称。“漕运四河”之一。宋初，用兵东南，方隅夫一，京师仓储需取财于京西诸州县。建隆二年（961）始凿闵河。起自今河南新郑县，导洧水（今双洎河）东北流，经宋楼（今河南尉氏洧川镇南）、朱曲（今尉氏朱曲乡）二镇，至开封城西十里注琵琶沟（即蔡河上源），由东京开封府外郭南垣普济水门入城，复由广利水门出城南流。以下河段利用蔡河，即古蒗荡渠、鸿沟。蔡河南流贯穿洧、潩二水，至蔡口镇（今河南淮阳豆门集至项城一带）入颍水。乾德二年（964）又自长社（今河南许昌）北开渠引潩水（今清潩河）分流入闵，以广水源，闵水的开凿不仅增加了蔡河的水源，而且将许、汝州的物资输往京师。开宝六年（973）改闵水为惠民河，其后又作为闵、蔡二水的统称。　　北宋为开通西南襄、汉漕路，两次开凿方城运河，欲壅白河回入沙、颍，接合惠民河，终因地形高仰复杂而失败。转而三次开修沟通汝、颍水与蔡河中游的运河，自合流镇（今河南西华逍遥镇）引汝水支流商水（今名沙河）北入颍水，复东流经西华县长平镇注蔡河，使豫西南地区与开封间水运不再绕行蔡口，省迂路五百里，此运河亦属惠民河系统。　　惠民河是北宋维系京师与西南地区的重要运河，岁输陈、颍、许、蔡、光、寿诸州漕粮六十万石，兼钱帛盐茶杂物，尤以京师薪炭多取此路。金灭北宋以后，汴河淤塞不通，惠民河却继续作为金朝通淮右的重要航道。元明以降，在黄河不断夺蔡入淮的影响下才渐次堙没。　　广济河，一名五丈河，北宋“漕运四河”之一。五代时，为加强京师开封与山东北部滨海地区的物资运输，后周世宗柴荣疏汴水北入白沟（南济水故道），东流入济水，以通齐鲁之漕。河床被展拓至五丈，俗称“五丈河”。北宋立国，东南未平，继续规度齐鲁水道，西引京、索诸水横绝于汴，入开封城东汇于五丈河，以增水量。岁调夫役疏浚河道，沿流置坝牐以助运。开宝六年（973）改名为广济河。　　广济河西起汴京外郭东北咸通门，东流至济州合蔡镇（今山东郓城西南）入梁山泊，下接济水。北宋立国之初，广济河漕运曾发挥重要作用，岁漕运量由十几万石增至六七十万石，东京十七州粟帛皆自广济河运至京师，东南既定，广济河所运只给太康、咸平、尉氏等县军粮。北宋中期以后，黄河多次南泛，广济河水道浅涩，运力大减，金代堙废。　　金水河，北宋开封城西人工引水渠。建隆二年（961）开渠导荥阳黄堆山京、索二水东过中牟，凡百余里，抵京城西，架槽横绝汴渠，入城东汇于五丈河，名金水河。此渠水清，一则入宫苑，济京师饮水；二则补五丈河水量，漕运意义不大。史称：汴、惠民、金水、广济河为漕运四渠，或以汴、惠民、广济、黄河合称漕运四河，从而形成以京师开封为中心的运河系统。　　北宋运河除以京师为中心的“漕运四渠”之外，黄河以北还有御河。　　御河，北宋时隋唐永济渠之别称。河道走向基本未变，北段因宋辽对峙，自乾宁军（今河北青县）入塘泊、界河。御河主要负担宋朝河北边防军粮之送达，江南漕粮由汴入黄，运至黎阳（今河南浚县）转入御河，至大名府东、西济胜仓下卸存储分配，再自大名顺御河转入胡卢、滹沱河及新开凿的深州新河、定州嘉山新渠、保州漕河诸运河分别送至沿边州军。岁运近百万斛，乃备边之命脉。庆历八年（1048）以后，黄河北流多次侵夺御河，致河床淤积，不堪承运。　　北宋“国家根本，仰给江南”，为集运江南漕粮，重点整治江南运河同天然河流相交的结合部及补给运河水源。　　①淮南运河（即邗沟、山阳渎）北端，雍熙年间（984～987）自楚州（今江苏淮安）末口至淮阴（今江苏淮阴西南甘罗城）磨盘口之间，开凿四十里沙河；又自淮阴西至洪泽镇开四十九里洪泽渠。元丰元年（1083）再自洪泽镇傍淮水开渠五十里，西南至龟山镇（今江苏盱眙东北），称龟山运河。这三段运河使汴河与淮南运河的联系可免遭楚州山阳湾和长淮风涛之险。江南、淮南、两浙、荆湖诸路租籴悉由淮南运河沿岸真（今江苏仪征）、扬（今江苏扬州）、楚、泗（今江苏盱眙东北）四州置仓受纳，分船入汴而抵汴京。　　②改造淮南运河、浙西运河（即隋唐江南河）原有堰坝一律为闸牐；改土岸为石纤道，截弯取直。在润州（今江苏镇江）京口闸以东开凿新河、海鲜河、甘露港；以西新凿蒜山漕渠，作为辅渠引江水济运。修治丹阳练湖，补给运河水源。于杭州疏浚茆山、盐桥二河，分受江潮湖水以助运。使淮南、浙西运河稳定通航直到宋亡。　　南渡以后，南宋偏安一隅，纲运粮饷，仰于十七路州军。但因临安左江右湖，舟船最便，运河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在维护使用淮南、浙西运河同时，南宋全力整治浙东运河。　　浙东运河西起萧山县西兴镇，东经萧山、越州，至上虞县通明坝，将宁绍平原的钱塘江、浦阳江、曹娥江、余姚江、甬江和大海联系起来。两宋在唐代原有纤路、斗门基础上疏浚旧道、开挖新河，增设闸堰（西兴、钱清北、钱清南、都泗、曹娥、梁湖和通明七堰），使浙东之盐米，帝后之梓宫，高丽、日本之使臣，南海之香药珠犀皆不由钱塘大江，唯泛余姚小江，易舟浮运河而达于行在（杭州）。浙东运河变成支撑南宋政权的生命线。　　宋代是中国运河发展到较高水平的时期，无论选线、布局，还是水运工程技术皆明显胜过前代，运河发挥了较高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在全国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相脱离的情况下，直接影响着国家政权的兴衰。同时，受自然条件的制约，宋代运河通航和农业灌溉争水的矛盾以及运河给沿线环境生态造成的不良影响也逐渐形成。　　金都于燕，京师用度仰漕山东、河北之粟。时，黄河南流夺淮，汴河、广济河相继淤废，漕粮转输唯依惠民、御河而已。御河因黄河多次冲注、床浅流涩，世宗、章宗之际命沿河州县官衔内皆带提控、管勾漕河事，岁发山东、河北、大名诸路军夫浚治河道，营护堤岸，遂成定制。永济渠故道久堙，大定十一年（1171）开金口，疏导卢沟河水至京城北入濠，而东至通州之北入潞水，名闸河。置闸以节高良河、白莲潭（今北京积水潭），欲借卢沟水转漕。但因地势高峻，金口河水性浑浊不能胜舟而仍以陆挽。泰和四年（1204）韩玉建言开通州潞水漕渠，建闸节水，减缓坡降，终于使御河漕船行至都下。贞祐四年（1216）右丞侯挚又开沁水入御河以便馈运。金朝于御河沿线诸县分别置河仓，设纲船，分春（冰消行，暑雨毕）、秋（八月行，冰凝毕）两次起运，至通州和中都城通济、丰备、丰赡、广济等仓存储，岁运近百万石。　　金代还曾于中都东北郊开漕渠通温榆河（即今北京东郊坝河）；开长直沟穿万安湖于今安徽省灵璧县境，连通汴、泗，皆欲通漕粟。金代运河使用的时间都不太长，但是经过金朝的治理，一些行将淤废的运河得以复生，其金中都漕运线路的规划设计尤为元、明、清建设通惠河——大运河系统所借鉴。　　（李孝聪）　　元　元代修凿完成北起大都、南达杭州，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流域的大运河。　　元代大运河全长三千多里，可分为下列各部分：从北京至通州的通惠河；从通州南入大沽河，西南接御河的通州运粮河；从天津南至临清，接会通河的御河（即卫河）；从临清至东平路须城的安山，接济州河的会通河；从须城的安山到济州，接泗水入黄河的济州河；从黄河到扬州入长江的杨州运河；从镇江经苏州、嘉兴达杭州的江南运河。　　元朝灭南宋后，仍依靠旧运河进行水陆转运，其路线是：由长江辗转入淮河，逆黄河而上达中滦旱站（今河南封丘西南、黄河北岸），陆运一百八十里至淇门（今河南浚县西南），入御河（今卫河），再船运至大都。这条隋唐以来的运河旧道，因历经变迁，久不通畅，漕运诸多不便，所以元朝政府着手陆续修凿大运河。　　①开通济州河。始凿于至元十三年（1276）一月。至元十八至二十年，由奥鲁赤主持引汶水、泗水，从济州（今山东济宁）西北到须城安山（今山东东平西南）开凿一条一百五十乡里的济州河。漕路由淮河入泗水（今中运河），经济州河北达安山，出大清河（即今黄河下游），经东阿（在今山东东阿南）、利津入海，然后由海运入直沽（今天津大沽口）达大都。此后因海口淤沙壅塞，运道不通，又改由东阿陆运至临清（在今山东临清南）入御河。至此，元代南北航运已大致沟通，所不通者，仅东阿和临清之间一二百里的旱路。会通河开成后，济州河也通称会通河。二十四年实行大规模海运前后，元朝主要是实行海运、水陆和海河转运并重的办法以解决漕运问题。　　②开辟会通河。至元二十六年采用寿张县（今山东梁山西北）县尹韩仲晖等人的建议，派李处巽主持开凿会通河，从安山的西南起，分梁山泺（即梁山泊，在今山东梁山、郓城等县间）的水源北流。经寿张西北到东昌（今山东聊城），又西北到临清入御河。全长二百五十里，历时六个月完成。中建坝闸三十一处。至此南北航运已全线沟通。而黄河在宋、金之际夺淮入海后，北面的一条故道久已减弱，会通河开凿后，黄河的一部分水流便可由此流入御河，北流入海，御河因此有“北黄河”之称。　　③开辟通惠河。早在中统二年（1261），郭守敬即上水利条陈六条，其中之一是建议引水通金代中都（今北京），东至通州的旧漕河，南向开河至杨村（今天津武清），但通州至大都五十里之间，水源缺乏，仍然需要陆路运输。因此，至元二十八年郭守敬又建议疏导昌平县白浮村神山泉，过双塔、榆河，引一亩、玉泉诸水（在今北京昌平境）至大都西门入城内，汇为积水潭（亦名海子），再东南出文明门（今崇文门）至通州高丽庄入白河。全长一百六十四里，置坝闸二十一座。隔年河成，赐名“通惠”，这样，漕船即可一直开进大都城。　　④整治通州运粮河。通州南下至白河北运河北段一段，上接通惠河，下通大沽河，是南北航行的要道，但是，它所依赖的潞河（由在、榆、浑三水合流而成）水源不足，　　元代大运河图　　河道浅涩。至元三十年，元世祖忽必烈采纳漕运使司的建议，另引小渠水入榆河，增加流量，便利行舟。　　⑤疏浚扬州运河与镇江运河。扬州运河相当于旧邗沟，灭宋后，此河逐渐壅塞。至元末年曾加疏治，但成效不大。延祐四年（1317）始疏浚畅通。镇江运河属江南运河，从镇江至常州武进县吕城坝（今江苏丹阳东南），长一百三十一里。至治年间（1321～1323）疏凿，河面加阔至五丈，底阔三丈，深六尺。同时又开浚了镇江运河的重要水源练湖（今江苏丹阳北）。　　漕运的管理机构，几经调整，至元十九年改立京畿都漕运使司。二十四年，内外分立两运司：内司即京畿都漕运司，立于大都，管领在京诸仓出纳粮斛及运输等项事宜，下设新运粮提举司（置于至元十六年）和通惠河运粮千户所（置于至元三十一年）；外司即都漕运使司，置于河西务（今天津武漕西北北运河西岸），分司临清，掌御河上下至直沽、河西务、李二寺、通州等处运粮等事，下辖有三十一纲（每纲船三十只），船九百余只，船户八千余户。　　元代大运河的沟通，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及中外贸易的发展，也为明、清运河的畅通和现代大运河奠定了基础。　　（高荣盛）　　明清　元代开京杭大运河使运河贯通南北。但会通河所经山东地段地势较高，河道较窄，加以水源不足常苦水浅胶舟，不任重载。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派平江伯陈瑄疏浚江淮运河。又命工部尚书宋礼修治会通河（包括济州河在内），京杭大运河始畅通。清代继承明代遗制，继续疏浚和整治。　　清代修治大运河，河道除人工开凿者外，还利用若干段不同水系的天然河道。天然河道，不时变迁，其中，黄河每次泛滥或者改道，必然严重破坏大运河。且天然河道概属东西走向，而大运河横贯南北，河床起伏地降差很大，因此河道工程极为浩繁。每段河道各有特点，除河名外，各有漕名。清代沿明旧，大致可分为七段：①北京至通州段称通惠河，漕称“里漕河”；②通州至天津段称北运河，也称白河、路河或外河，漕称“白漕”、“路漕”或“外漕河”；③天津至临清段称南运河，也称卫河或御河，漕称“卫漕”；④临清至台儿庄段称会通河，也称山东运河，共设节制闸四十余座，故漕称“闸漕”；⑤台儿庄至淮阴段是利用黄河，漕称“河漕”；⑥淮阴至扬州段称里运河，也称淮扬运河、南河或高宝运河。中经宝应、高邮、邵伯等诸湖，故漕称“湖漕”；⑦镇汪至杭州段总称江南运河或转运河。又以苏州为界分为南北两部分：其北段称丹徒运河，漕称“江漕”；其南段称浙江运河，漕称“浙漕”。　　清代治理运河重点有二：一山东境内会通河，一为江苏境内里运河。会通河地处鲁中山地，南旺号称“水脊”，地势高耸，水源缺乏。明代在戴村筑坝，导汶南旺，分水济运，以解决水源问题，又置水柜陡（牛）门，以调节水源，节制水流，才保证了会通河的顺利通航。但到了清代，水源诸泉多被填塞，会通河淤浅，安山、南旺、马踏、徽山等湖，逐渐淤淀，或被豪户侵占，辟田耕种，以致湖水日少，加以民田灌溉与漕运争夺用水，更影响蓄水济运。清代治理惠通河，除遵循明代旧例，修筑戴村坝，疏浚河道，培护堤岸，引水蓄湖，严闸启闭外，采取了如下措施：①申饬地方疏通泉源；②树立湖塘封界，禁止侵占；③将山东诸湖开浚筑堤，或增高培厚原有堤岸，蓄积湖水；④严禁百姓截流灌溉，违看治罪严惩。经康、雍、乾三朝连续治理，会通河百余年畅通无阻。　　里运河治理更为艰巨。里运河北端的淮安与清口，为黄、淮、运交汇之处，上有洪泽湖，下有宝应、高邮、邵伯诸湖，南通长江，东连大海，河道纵横交错，地形和水系都很复杂。黄河泛滥，运河必坏。明末清初，河工年久失修，黄河年年泛滥，决口频繁，以致改道，夺淮入江，河水逆入清口，倒灌洪泽湖，合淮水并力东冲运堤。而江北里运河一线，黄、淮、湖、运联成一片，变为泽国，以致运堤崩溃，漕运阻塞。从顺治初年至康熙十五年（1676），治河修运，均乏成效。自康熙十六年，靳辅担任河道总督，在《河道敝坏已极疏》中，提出“将河道运道一体，彻首尾而合治之”，筹审治河全局，制定了大修黄、运两河方案。在黄、淮、运三条河干上同时兴工，大规模治河修运。在整治黄、淮河同时，清除山阳、清河、宝应、高邮、江都五州县运河河道淤浅，一律开挖深通，修筑河岸堤工，堵塞运堤决口三十四处，修建闸坝二十六座及涵洞五十四座，筑成清水潭决口东、西堤各一道，开绕西越河即永安河一道。此外，又开烂泥浅引河二道：一自新庄闸西南至太平坝，一自文华寺永济河头，南经七里闸转而西南也至太平坝，并把南运口移至七里闸，两渠并行，互为月河，俱达烂泥浅，分水十之二佐运，十之八射黄刷沙。以上各项，三年中次第告竣。二十二年，黄、淮两河尽复故道。里运河各项大工完成。于是，运艘及商民船只往来通行，安全无险。　　康熙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初，以黄河风涛险恶，漕运不便，于宿迁、桃源、清河三县黄河北岸遥、缕二堤内，挑开三百里中河一道，再改由仲家庄出口，并建双金闸一座。漕船一出清口，即可截流径渡北岸，由仲家庄运口进入中河（又称中运河），历皂河、泇河北上。自此，中河代替了明代以来的“河漕”，使黄、运分离，避免了黄河一百八十里风涛之险。后来，新任河督于成龙因中河逼近黄河堤岸，不便筑堤，又自桃源盛家道口至清河，弃中河下段，改凿六十里新河一道，是为新中河。康熙晚期，河督张鹏翮以新中河河头弯曲窄浅，漕船行驶不顺，故截用旧中河上段和新中河下段合为一河，重新疏浚，仍名中河，并移中河运口于张家庄。至是，中运河才告最后完成。　　乾隆晚期，河工日渐松弛。黄河多次决口，淤塞运道，清廷不及时修复，而开始借黄济运，勉强维持漕运。嘉庆时期，河患日深，几乎无岁不决，运道淤塞严重。道光初年，大运河已处处淤塞难通，几乎仅存一线河形而已。至咸丰五年（1855），黄河在河南铜瓦廂决口，改道北徙，穿运挟汶而东，径东阿、历城，由山东利津入海。大运河长江以北运道，大部被黄河淤塞冲毁，京杭运道断绝。　　（王永谦）　目录押租制鸦片贸易鸦片战争牙行牙军雅克萨之战嚈哒《烟台条约》焉耆阉党鄢陵之战燕延祐经理严复严耕望严嵩沿海贸易权沿纳盐法盐商盐税《盐铁论》盐铁使盐铁之议盐铁转运使阎立本阎若璩阎锡山颜佩韦《颜氏家训》颜元奄蔡衍圣公府明清档案《弇山堂别集》郾城之战《晏子春秋》燕铁木儿杨州羊祜杨国忠杨靖宇杨涟杨溥杨荣杨赛因不花杨慎杨士奇杨嗣昌杨素杨秀清杨玄感杨炎杨业杨一清杨遇春杨增新洋钱洋务运动妖书案尧姚苌姚崇姚从吾姚广孝姚枢耶律楚材耶律斜轸耶律休哥耶律乙辛耶稣会士也里可温也先野利仁荣野史叶什勒库勒叶适叶挺叶宗留起义邺夜郎“一·二八”事变“一二·九”运动一条鞭法一行伊本·拔图塔伊犁伊利汗国伊利可汗伊斯兰教伊尹伊州衣食客《仪礼》夷夷陵之战移宫案移剌窝斡起义颐和园义和团运动义净义役议政王大臣会议亦力把里异姓诸侯王邑驿传奕劻奕益兰州《逸周书》殷殷浩殷墟发掘银锭银两银元尹英美烟公司《瀛涯胜览》应昌佣作庸永佃权《永乐大典》永乐迁都《涌幢小品》幽蓟十六州幽州邮电于谦于阗余玠鱼鳞图册虞集虞洽卿虞允文《舆地纪胜》宇文护宇文化及宇文恺宇文泰禹庾亮玉昔帖木儿预备立宪预租制御史大夫御史台豫湘桂战役元《元朝秘史》《元朝名臣事略》元成宗铁穆耳元代海运《元典章》元丰改制《元丰九域志》元好问《元和郡县图志》《元和姓纂》元曲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元史》元世祖忽必烈元顺帝妥欢贴睦尔《元文类》元文宗图帖睦尔元英宗硕德八剌元祐更化元稹身毒爰田袁晁袁崇焕袁绍袁世凯袁枢袁术圆明园圆仁月赤察儿乐毅岳飞岳钟琪越越云梦秦律云南回民起义云南铜矿运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