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　　禹　　西周文献《诗》、《书》中的古代天神。相传商、周族人都居住生息在他所敷布的土地上。据《楚辞·天问》记载，禹和其父鲧均为神。鲧治水失败被刑后从腹中育出了禹。禹治水成功，娶涂山氏女，生子启。后来启代益为君主，建立了夏王朝，禹遂为夏宗神。《国语·周语下》则说因禹治水有功，上帝嘉奖他使有天下，并赐姓姒，称有夏氏，故《郑语》称之为“夏禹”。　　《天问》中和鲧、禹同时提到的另一个神是共工。“共工”和“鲧”可能是同一神名的分化，而共工（鲧）是姜姓族的宗神。姜姓族即羌族，亦即当时的西戎（其族自称羌、被称戎）。禹之为夏宗神，实际是由先为西戎的宗神来的，故曾称为“戎禹”。羌族九州之戎的一支，曾步其前辈黄帝族的前进路线，东进创造了夏文化，形成为夏族。禹也由原来羌戎的宗神成为夏的宗神。夏族把自己的宗神宣扬为敷布土地、奠定山川的天神，商、周也都一致尊信。而羌戎的另一支四岳族为夏的姻亲氏族，曾协助过禹，它的宗神鲧（即共工）遂亦为夏族所尊奉。当二族宗神安放在同一祭坛时，因鲧的时间在禹前而排列在前，遂演化成父子关系，并附以动人的神话传了下来。　　在春秋文献中，禹的业绩除敷土、治水之外，又增加了划分九州的传说。战国文献中，禹还被崇奉为社神。而到儒、墨两家著述中，禹和尧、舜被推崇为古代实行禅让的三个圣王。儒家编《尧典》颂扬他们，并称禹为平水土的“伯禹”；又将一篇地理名著加工成《禹贡》，作为记载他治水分州的经典。《墨子·兼爱》则宣扬他治水的盛业。还有人编造了他辛苦治水十余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事迹。禹遂成了从茫茫洪水中拯救人民的“大禹”，受舜禅位而为天子。　　作为历史人物的禹，可以这样理解：他是起自西北进入中原的夏族部落的一位杰出的首领。或者后来被神化为宗神；或者以他在本族中的威望作为本族原有宗神的化身出现，承用了宗神的名字。他和东方鸟夷族部落中杰出的首领尧、舜，由于民族融合而结成部落联盟的军事首长。他们处的时代正是由部落联盟制的极盛走向解体的时期（见传说时期，参见彩图插页第2页）。　　（刘起釪）　庾亮　　庾亮　　（289～340）东晋外戚、大臣。字元规。颍川鄢陵（今河南鄢陵北）人。好老庄、善谈论。司马睿（即晋元帝司马睿）为镇东大将军时任西曹掾，颇受器重。后以亮妹为皇太子（晋明帝）妃，庾亮侍讲东宫，与太子交好。明帝即位，任中书监，为王敦所忌，托病去官。太宁三年（325）明帝卒，庾亮为中书令，与王导共辅六岁太子司马衍（晋成帝）继位，庾太后临朝，政事决断于亮。苏峻以平王敦、沈充功，进使持节、冠军将军、历阳太守，统精兵万人。咸和二年（327），庾亮拟夺其兵权，苏峻与祖约以诛执政庾亮为名，联合举兵反晋，亮任都督，专征讨事。建康陷落，奔寻阳（今江西九江）投温峤，不得已共推陶侃为盟主。乱平后，为避物议，出为豫州刺史，镇芜湖。九年六月陶侃卒，庾亮以帝舅领江、荆、豫三州刺史，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诸军事，镇武昌，拟发兵废黜王导，被郗鉴阻止。石勒死后，亮议请北伐，郗鉴以为不可大举。咸康五年（339）四月王导卒，朝廷以其为司徒、扬州刺史、录尚书事。庾亮不就，以弟庾冰为中书监。咸康六年正月病卒。　　（杨廷福）　玉昔帖木儿　　玉昔帖木儿　　（Üstütemür，1242～1295）元世祖忽必烈时期的大臣。又译玉速帖木儿，阿鲁剌氏。成吉思汗“四杰”之一、右手万户那颜博尔术的嫡孙。二十岁时袭父职为万户那颜，驻军按台山（今阿尔泰山）。不久，奉元世祖之召，来到大都，以元勋世臣身分任怯薛官，深受信任，被称为月儿鲁那颜（Örlügnoyan，又译月吕禄那寅，蒙古语，意为“能官”）。至元十二年（1275）出任御史大夫，任职二十年，为维护和扩大御史台的监察权力作了许多努力。至元二十四年，宗王乃颜发起叛乱，元世祖亲征，玉昔帖木儿率领先遣部队战胜了乃颜。次年，又在黑龙江流域同叛王哈丹作战。由于当时漠北地区局势极不稳定，反朝廷的海都等藩王的军队出没无常，至元二十九年，玉昔帖木儿被派去驻守杭海岭（今杭爱山）地区，加官知枢密院事，总领当地蒙古、色目和汉人军队。在这期间，与抚军漠北的皇孙铁穆耳（元成宗）结成了十分密切的关系。元世祖死后，玉昔帖木儿联合勋臣伯颜，不顾宗室中的异议，抛开元世祖诸子和真金太子的长子、次子，迅速拥立了元成宗铁穆耳。他和伯颜利用军权镇慑诸王大臣，又让御史台官员制造“皇天定命”的舆论，是这次帝位继承的最大策划者。元成宗即位后，封为太师，仍驻镇漠北。不久入朝议边事，病死在大都。　　（亦邻真）　预备立宪　　预备立宪　　清政府在辛亥革命前夕宣布为预备实行君主立宪所采取的一系列措置。亦称“筹备立宪”。义和团运动后，各地群众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民主革命思潮在全国广泛传播，反清武装起义接连不断；资产阶级改良派为抵制革命，展开了要求实行君主立宪的立宪运动，并取得了清廷中央和地方一些汉族官僚的支持。这些情况，使清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姿态，应付立宪运动，并乘此加强皇权，以便镇压正在兴起的民主革命，挽救清朝统治的灭亡。　　预备立宪的最初步骤是，1905年10月（光绪三十一年九月），清政府派载泽、端方、戴鸿慈、李盛铎、尚其亨五大臣出洋考查宪政。同年11月，又命政务处王大臣等筹定立宪大纲，设立“考察宪政馆”。1906年8月，出洋考察的五大臣经由欧、美各国及日本考查后归国，拟出立宪方案。载泽并在《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中指出，立宪可以使“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弥”，并说明“今日宣布立宪，不过明示宗旨为立宪之预备。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慈禧太后很赏识载泽的意见，七次召见出洋大臣，并经御前会议反复筹划，于9月1日颁布“预备仿行宪政”的谕旨。　　这道谕旨中宣布了立宪的原则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预备实行的时间是“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预备内容是“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而又广兴教育，清理财务、整饬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悉明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这些措施实际还是清末“新政”的内容。清政府要求天下“臣民”必须“各明忠君爱国之义”，“尊崇秩序，保持平和以预储养成立宪国民之资格”，并强调先从“厘定官制”入手。　　清政府“预备立宪”既同立宪派的立宪运动密切相关，又包含压抑革命派的用意。在立宪问题上，立宪派与革命派存在着尖锐的对立。从1903年起，立宪派就积极宣传君主立宪，要求迅速加以实行；革命派则坚决反对，并进一步发动反清武装起义。当清政府颁布“预备立宪”的时候，立宪派与革命派立即围绕“预备立宪”展开了大　　国会请愿同志会代表合影　　论战。立宪派不但盛赞“五大臣”出洋考查宪政，还把“君主立宪”看作是救民于大旱之及时雨。革命派则著文立说揭露“君主立宪”的欺骗性。有的革命党人如吴樾，还身怀炸弹去北京车站谋炸出洋的五大臣。　　“预备立宪”谕旨颁布后，立宪运动也由宣传推动阶段进入了发展阶段，各地纷纷建立立宪团体，国内立宪派建立的有上海的预备立宪公会（会长郑孝胥，副会长张謇、汤寿潜），湖北的宪政筹备会（会长汤化龙）、湖南的宪政协会（会长谭延闿）、广东的自治会（会长丘逢甲）等。海外的立宪派也积极响应。1907年2月，康有为将保皇会改组为国民宪政会。同年10月（九月），梁启超与蒋智由等又在东京组成政闻社，鼓吹“预备立宪”。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以后，在清政府“预备立宪”的诱动鼓舞下，立宪运动逐步进入高潮，立宪派发动了几次召开国会的请愿。清政府于1908年8月为拉拢立宪派，采取欺骗手法，宣布预备立宪以九年为限，同时颁布《钦定宪法大纲》二十三条，其中关于“君上大权”的十四条，规定皇帝有权颁行法律，黜涉百司、设官制禄、宣战议和、解散议院、统帅海陆军、总揽司法权等，事实上仍同封建专制没有什么区别。11月，慈禧太后、光绪帝（即清德宗载湉）死去，溥仪继位。1909年改元宣统，3月下诏重申“预备立宪”，命各省当年内成立咨议局。立宪派在各省咨议局中占据了领导地位。12月，十六省咨议局代表组成国会请愿同志会，在1910年又三次请愿要求速开国会。10月，资政院在北京成立，亦要求1911年召开国会。清政府不得已将预备立宪期九年改为五年，定于1913年召开国会，1911年先成立内阁。同时下令驱散各地请愿代表。　　1911年5月，清政府裁撤军机处等机构，公布所订内阁官制，组成新内阁。由庆亲王奕劻任总理大臣，在十三名国务大臣中，汉族官僚四名，蒙古旗人一名，满族八名，其中皇族又占五人，被讥为“皇族内阁”。至此，清政府借“预备立宪”欺骗国人，达到贵族集权、镇压民主革命的目的完全暴露，立宪派的幻想随之破灭，民主革命更加高涨。　　（乔志强）　预租制　　预租制　　清代地主在出租土地时预先向农民收取地租，而后才允许农民耕种的一种比较普遍的租佃制度。　　预租分实物预租和货币预租。其中货币预租占主要地位。地主向农民收取预租，一般采用的办法有：①主佃关系建立后，地主向农民预收当年地租的一部分，这是从预租制发展初期沿用下来的方法。②主佃关系建立后，地主向农民预收当年全部地租。第二年以后，地主向农民预收地租时间不完全相同，或在当年秋收后即向农民收取来年全部地租；或在次年春耕前向农民预收该年全部地租。后者是预租中最为普遍、最为通常的作法。③主佃关系建立后，地主一次向农民预收数年地租。这种作法不很普遍，一般是由于地主急需用钱所致。　　清代前期预租制已相当发展。到乾隆年间（1736～1795），因预租事发生诉讼案件所涉及的地区有：直隶（今河北）、山西、陕西、甘肃、江苏、浙江、湖北、四川、广东、盛京（今辽宁）等。乾隆嘉庆年间（1736～1820），收取预租的不仅有民田地主，还有旗地地主。在直隶地区，收取预租的旗地地主多于收取预租的民田地主。鸦片战争后，预租制在更大范围里推广。民国时期，预租制仍在发展。　　预租制的广泛推行，是因为实物定额租的发展和商品经济日益繁荣，以及农民抗租斗争的激化和客佃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主佃间的封建依附关系和封建宗法关系日趋松懈，地主若按过去秋熟收租或夏秋两季收租办法实现地租已没有保证。预租制于是应运而生，并得以迅速推行，从而通过经济手段保证了地主阶级对地租的榨取。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租佃制度的一个特点。　　（江泰新）　御史大夫　　御史大夫　　秦代最高的监察官，始皇时此官位次于左、右丞相，后逐渐成为御史台长官。西汉时御史大夫掌副丞相，故丞相、御史并称，丞相府和御史大夫府合称二府。凡军国大计，皇帝常和丞相、御史共同议决。丞相位缺，也可由御史大夫升任。御史大夫之秩为中二千石。由于御史和皇帝亲近，故群臣奏事须由他向上转达，皇帝下诏书，则先下御史，再达丞相、诸侯王或守、相，因而皇帝可利用御史大夫督察和牵制丞相。西汉初，诸王国也设此职，景帝中元三年（前147）时省去。　　先秦的御史本为殿中执法官。西汉时御史大夫虽居副丞相之位以协助丞相综理大政，但仍偏重于执法或纠察，不仅可劾奏不法的大臣，而且还可奉诏收缚或审讯有罪的官吏。　　御史大夫属官有御史中丞、侍御史、绣衣御史等。御史中丞之秩为千石，其职掌是外督部刺史或守、令，在朝可举劾百官，又主管朝中或地方上某些有关刑狱之事，如武帝时御史中丞咸宣治主父偃及淮南王狱。侍御史员十五人，秩为六百石。汉代所谓的御史，有时就是指侍御史。其职掌是举奏百官的非法和违失，也可奉诏逮捕和拷问有罪的官吏。绣衣御史不常置，其职务主要是奉命镇压人民的武装反抗活动。　　成帝绥和元年（前8），更名御史大夫为大司空，并将　　汉“御史大夫“印章封泥　　其禄秩提高到丞相的标准，与丞相、大司马合称三公。哀帝建平二年（前5），复为御史大夫。元寿二年（前1），又改名大司空。从此到东汉，遂沿续不变。献帝时，在曹操专权的情况下，又恢复了丞相和御史大夫。　　西汉晚期，从原来的丞相、御史大夫、大司马变为三公并立，是汉代官制中一大变革。到东汉初年，御史大夫的官属，由御史中丞总领，中丞替代御史大夫而成为执法和监察机构的首脑人物。　　魏晋南北朝有时也恢复御史大夫，或替代司空，或替代御史中丞。隋、唐以后所设御史大夫，除宋代为虚衔外，均为御史台长官，不再具有汉、魏三公的性质。明改御史大夫为都御史，自此其官遂废。　　（吴荣曾）　御史台　　御史台　　东汉至元设置的中央监察机构。秦及西汉，御史属御史大夫府。大夫佐丞相理国政，兼管监察。下有两丞，其一为御史中丞，又称中执法，在殿中兰台，外督部刺史，内镇侍御史十五人，受公卿奏事，举劾按章，具体掌握监察权力。西汉末改御史大夫为大司空，不再兼管监察，御史中丞出为台主。东汉因袭，称御史台。曹魏一度改御史中丞为宫正，后复原名，历晋、宋、齐、梁、陈不变。北魏改中丞名为中尉，威望甚重，北齐复名中丞。北周行六官制，其秋官大司寇下之司宪中大夫即御史丞之职（见北周六官）。隋废六官制，复立御史台，因避讳，御史中丞改称御史大夫，为台主，治书侍御史为副。唐初沿袭隋制，贞观末，因避太子李治讳，改治书侍御史为御史中丞。高宗龙朔二年（662），改台名为宪台，咸亨元年（670）复旧。武则天光宅元年（674），改称肃政台，分为左右，各置肃政大夫（御史大夫）、司宪大夫（御史中丞），左台专监在京百司及军旅，右台按察诸州文武百官。中宗神龙元年（705），复名左右御史台。睿宗延和元年（712），又合而为一。　　唐御史台有三院：①台院：置侍御史四人（或六人），掌纠举百僚，推鞫刑狱。此外，监太仓、左藏出纳，监督没收赃款及收纳赎款等职，也由侍御史分工负责，其中以资历深者一人知台内杂事，称为杂端，权力最大。②殿院：置殿中侍御史九人，掌整齐朝班，检察仪仗；京城内分左右街巡察，检举巡内不法之事；又助侍御史推事，监太仓、左藏出纳。③察院：置监察御史十五人，掌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监决囚徒。监察御史多奉敕出使，巡察诸道，称巡按使；检察馆驿，称馆驿使；监军则清点俘获，审查功罪；监屯田、铸钱则审计盈亏，纠劾过失；又监岭南黔府考选。其在京师，则以监察御史分察尚书六部，又以二人助殿中侍御史分察左右巡及整饬朝班仪仗。　　御史台的职责虽极繁多，最重要的实为两项：一是弹劾百官。御史可以据风闻弹事，弹劾不必先禀告长官，也可弹劾台内长官和同僚。二是推鞫刑狱。有的案件由当事人自赴朝堂申诉，由中书舍人、给事中及侍御史受理，称为三司受事；也有投牒匦中，由侍御史监督处理，称为理匦；更多的是奉敕推鞫。御史台本无监狱，所推问的罪人寄囚于大理寺。到贞观二十二年（648），始别置台狱。自大夫以下诸御史都可以拘捕人入狱。武则天时为了消灭反对势力，用酷吏为御史，大杀宗室、大臣，又令御史中丞来俊臣别置狱于丽景门，入狱者大都被处死，因此世人称此门为例竟门。到玄宗开元十四年才由御史大夫崔隐甫奏准依旧制，废台狱。需要拘留者，止于台中诸院寄禁。　　三院御史为清要之官，虽秩品不高，但威权甚重。唐玄宗时常用御史充任各种重要使职，如宇文融以监察御史为覆田劝农使，他所奏置的判官十人也都兼御史衔。后来，他又充租地安辑户口使，官位也经侍御史擢升到御史中丞。其后杨慎矜、王鉷、杨国忠等人也都是从监察御史历侍御史至御史中丞，担任各种重要财政使职。因为御史权重可畏，易于集事。玄宗以后，凡节度使、观察使无不兼大夫、中丞衔，所属判官也多带侍御史、监察御史衔；度支、盐铁、户部三使的巡院官也多兼“宪衔”，就是这个原因。这些由外官兼摄的御史被称为外台，加上检校等字样，以示非中央御史台正员。到了后期，方镇的将校也多带“宪衔”，宪衔遂滥。　　按唐制，御史监察百官，本身却要受尚书左右丞监察，纠弹不当要受劾治。但在御史台权力膨胀时期，左右丞很少能执行这种监察权力。　　御史制度是监制百官、巩固皇权的制度，当唐代后期皇权削弱时，御史的威权也随之下降。御史监军的权力早在唐玄宗时已被宦官取代。安史之乱后，外则藩镇割据，内则宦官专政，御史很难在他们势力范围之内行施监察权。贞元十九年（803）监察御史崔薳遵循旧制到神策右军巡察，被军中执奏，笞四十，流配崖州（今广东海南岛琼山东南）。重要诏狱（皇帝下诏审问的案件）也多交给两种策军中尉在仗内鞫讯，御史承审诏狱之权也被剥夺。　　唐代东都洛阳也置御史台，高宗、武则天常驻洛阳，其台颇为重要。中宗以后，洛阳只置留台，以中丞一人、侍御史一人、殿中侍御史二人、监察御史三人组成。中叶以后，常以东都留守官兼任中丞，所属御史也不全备，只是形式存在而已。（陈仲安）　　宋沿唐制设御史台，为最高监察机构，兼理重难案件，御史台下分三院，侍御史主台院，殿中侍御史主殿院，监察御史主察院。北宋前期，官名御史者多出任其他差遣，而以其他官员任御史，置推直官以治理案件。不设御史大夫，以御史中丞为台长，以侍御史知杂事（知杂御史）为副长官。太平兴国三年（978）任命监察御史，是为正名举职之始。资历浅的官员任御史，加“里行”，称殿中侍御史里行、监察御史里行。天禧间（1017～1021）一度设言事御史（谏官御史），庆历五年（1045）又设言事御史，称为言事官，御史兼有谏官的职责。元丰三年（1080）复建六察制度，御史台设吏、户、礼、兵、刑、工六案，分察中央政府各行政机构，后又以户案兼察转运使，刑案兼察提点刑狱。御史台的六名御史中三人（后增为六人）分领六案，官制改革后分察尚书省的六部、寺监及其他在京百司；另三人为言事官，兼察秘书省、内侍省和入内内侍省等少数中央机构。元丰七年，改知杂御史称侍御史，改言事官称殿中侍御史，六察官为监察御史，其他所兼使名，以及里行、推直官等并罢，沿用至宋末。宋代御史许风闻言事，以广言路。　　金、元基本上沿唐宋之制，略有变化。明初将御史台改称都察院，一直行用至清末。　　（陈振）　豫湘桂战役　　豫湘桂战役　　1944年4至12月日本侵略军为打通华北到华南以至印度支那的大陆交通线而发动的一次大规模战略进攻。1943年，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展开反攻，日军节节失利，逐渐迫近日本本土。日本与南洋的海上交通线已被切断，它在中国的长江补给线在美国空军的监视下也受到严重威胁。日本侵略者决定发动豫湘桂战役，企图打通平汉、粤汉、湘桂铁路，掌握一条陆上交通线，以摧毁美国在中国的空军基地，阻止美军对日本本土的轰炸。日军从本土及中国东北调集了各兵种部队总计约五十一万，是中日战争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进攻战。　　战役的第一阶段河南会战，日军出动了约十五万兵力，国民党军集中了三十五万至四十万兵力。4月18日拂晓前，日军利用新架铁桥强渡黄泛区，接着分三路展开攻势：一路西犯郑州，一路沿平汉路南迫新郑、密县，又一路南侵尉氏，经鄢陵斜出许昌。同时，新乡之日军亦渡黄河逼进郑州，22日，郑州、新郑陷落。尔后，日军即以主力向陇海路西段猛进，指向洛阳；并以另一部沿平汉路南下，5月1日侵占许昌。同时，原在信阳的日军也沿平汉路北犯，5月8日南北两路日军会师西平，打通了平汉路南段。此时山西垣曲之日军渡河侵犯渑池，沿陇海路东犯，孟津之敌也从北面拊洛阳之背，形成三面包围洛阳态势，5月25日洛阳失陷。　　日军攻占洛阳的同一天，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将南京的前进指挥所推进到汉口，开始了战役的主要阶段的湘桂作战。日军以十三个师团为基干，总共投入了三十六万余兵力；中国方面投入三十多万兵力。5月27日拂晓，日军左翼部队在湘北发动攻势，中路及右翼部队也于同日晚及次日分别发起攻击。6月1日，左翼日军攻陷平江，进逼浏阳。6日，右翼日军攻占沅江，分道攻宁乡和益阳。中路日军也渡过汩罗江，攻占湘阴县城。日军运用从正面展开的广大钳形攻势，迂回围攻长沙。6月18日，长沙陷落。之后，日军继续南下，先后占领渌口、醴陵、攸县，逼进衡阳。6月26日，日军派一千多名官兵组成敢死队，占领衡阳机场；另一部日军渡湘江绕道衡阳之南，形成包围态势。中国政府调集各路援军增援，但未有一支部队突入包围圈。四万守军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反复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使日军受到重大伤亡，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和守军兵疲粮缺，阵地被日军突破，8月8日放弃衡阳。随后，日军从湖南、广东及越南三个方面向广西进攻，开始了桂柳作战。日军进攻开始后，国民党军接连失利后撤。11月上旬，日军逼近桂林，同时由桂林以西迂回柳州。10日，日军陷桂林、柳州。接着，一部日军沿桂黔公路北犯，12月2日占领独山。国民政府因之震动，被迫集中一切可用之兵力投入贵州作战，8日收复独山，迫使日军后退到河池。此外，由北海及雷州方面进犯南宁的日军，与越南东犯的日军，于12月10日在绥禄（今广西扶绥）会合。至此，日军打通了从华北到华南以至印支的通道。　　在短短的8个月中，国民党军在豫湘桂战场上损兵六七十万人，丧失国土二十余万平方公里，丢掉城市一百四十六座，失去空军基地七个、飞机场三十六个，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更是不计其数。日军在付出重大代价之后，虽然打通了大陆交通线，但始终也没能全线通车，更未能挽救日本军国主义败亡的厄运。　　参考书目　　郭雄等：《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重要战役介绍》，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1985。　　曹聚仁等：《中国抗战画史》，联合画报社，上海，1947。　　（齐福霖）　元　　元　　中国历史上蒙古族统治者建立的统一王朝。1206年，成吉思汗建国于漠北，号大蒙古国；1235年，窝阔台建哈剌和林城（即和林）为国都。通过不断的征服战争，大蒙古国统治了亚洲和欧洲广大地区。按台山（今阿尔泰山）以西的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封地以及旭烈兀西征后据有的波斯之地（见伊利汗国），先后成为名义上是大汗藩属实际上拥有独立地位的汗国。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即位，遵用汉法，改革旧制；以开平为上都，燕京（今北京）为中都，将政治中心南移。1271年，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改国号为大元；次年，升中都为大都。1276年，灭南宋。又传九代，至1368年，明军攻入大都，元顺帝妥欢贴睦尔退出中原。其继承者据有漠北，仍用元国号，史称北元。明初官修《元史》，自成吉思汗建国迄元顺帝出亡（1206～1368），通称元朝。　　蒙古的兴起　　13世纪前的蒙古　蒙古族名称始见于唐代。当时，分布在大兴安岭北段的室韦诸部中有一蒙兀室韦部，居望建河（今额尔古纳河）之东。蒙兀即蒙古的唐代汉文译名。辽、金、宋时代，又有萌古、朦骨、盲骨子、萌古斯、蒙古里、蒙古等异译，或与其他部落一起被泛称为鞑靼，又称黑鞑　　元时期形势图　　元人绘《沙原放牧图》　　靼，以别于漠南的白鞑靼（汪古部）。大约在唐代末叶，蒙古一部逐渐迁到原来铁勒人的居地斡难河（今蒙古鄂嫩河）上游不儿罕山（今蒙古肯特山）地区。蒙古人传说，远古时，蒙古部落被他部所灭，仅两男两女幸存，逃到名为额尔古涅昆的山中，后来子孙繁衍，分为许多支，山谷狭小不能容纳，因而移居草原。其中一个部落的首领名叫孛儿帖赤那（Börte-■ino，意为苍狼），妻子名叫豁埃马阑勒（Qohai-maral，意为白鹿），他们迁到斡难河源头不儿罕山居住。蒙古人的祖先传说，反映了他们的先人从额尔古纳河西迁的事实，以及蒙古人远古的图腾观念。　　蒙古原为森林狩猎部落，进入草原后，游牧畜牧业很快发展起来。在辽朝的统治下，他们与中原地区的联系日益紧密。中原先进经济、文化的影响，特别是铁的输入，促进了蒙古各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原始的氏族制度迅速瓦解，私有制日益发达。部落中的伯颜（富者，蒙语bayan的音译）多担任首领，社会分化成世代当首领的那颜（贵族，蒙语noyan的音译，意为“官人”）和依附于贵族的哈剌抽（平民，蒙语qara■u的音译）。　　蒙古驯鹰人图像　　贵族通过掠夺战争获得更多财富，并俘掳人口作为孛斡勒（奴婢，蒙语bohol的音译），世袭占有。有势力的贵族拥有从属于个人的那可儿（军事侍从，蒙语nökör的音译，原意为“同伴”），大首领还组织了护卫军（turqahud）。斡孛黑（氏族，蒙语oboq的音译）组织的形式虽还存在，但已不是原始的血缘氏族，其成员包括了贵族和来自不同氏族或部落的侍从、属民与奴婢。贵族的儿子继承父亲分配的一份属民和奴婢，分别自立家业，并继续扩展，由此不断分衍出新氏族。在频繁的相互掠夺战争中，一些氏族和部落为了保全自己，扩大势力，结成了联盟。约11世纪上半叶，蒙古部首领海都（成吉思汗六世祖）攻灭了斡难河南的强部——札剌亦儿部，从此“形势寖大”。海都次子察剌哈宁昆（又译察剌孩领忽）受有辽朝的“令稳”（即领忽，小部族官）官号，其子想昆必勒格升号“详稳”（即想昆，大部族官），父子相继任辽属部官。金初，全蒙古各氏族和部落组成大联盟，推举海都长子之孙葛不律（又译合不勒，成吉思汗的曾祖父）为汗（qan，意为君主），蒙古部首领自此始用汗号。察剌哈宁昆的后裔号泰赤乌氏（Tayi■ihud），葛不律汗家族号乞颜氏（Qiyan），各自都拥有许多部众，成为蒙古部中最有势力的贵族。　　葛不律汗曾入朝金朝皇帝。金朝君臣深恐蒙古势力强大会成为边患，企图将他杀死，蒙古于是叛金。此后数十年，蒙古与金朝经常发生战争。金朝利用属部塔塔儿攻打蒙古，俘杀咸补海（又译俺巴孩）汗等蒙古首领，并派兵到蒙古剿杀掳掠；蒙古也多次攻掠金朝边境地区。此时，蒙古高原上势力强盛的部落集团除蒙古外，还有塔塔儿（Tatar，居地在今呼伦湖、贝尔湖之西、南）、克烈、乃蛮和蔑里乞（Merkid，居地在今色楞格河下游一带）等部。各部贵族为了掠夺人口、牧畜和扩大统治地域，也互相争战不休。蒙古与其邻部蔑里乞、塔塔儿是世仇，更经常处于敌对之中。　　大蒙古国的建立　 在诸部争战中，蒙古乞颜氏贵族铁木真的势力逐渐壮大。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他先依靠克烈部首领王汗的支持，打败蔑里乞部，又相继消灭了蒙古部内强大的主儿乞氏（■ürkid＝■ürkin）和泰赤乌氏贵族，击溃以札答阑（■adaran）部首领札木合为首的各部贵族联盟，乘胜灭塔塔儿，降服弘吉剌诸部。1203年，又出奇兵攻灭王汗，尽取克烈部众。这时，漠南汪古部首领也遣使献降。1204年，铁木真举兵攻灭乃蛮太阳汗部，又先后兼并了蔑里乞残部和乃蛮不欲鲁汗部，完成了蒙古高原的统一。　　1206年，蒙古贵族在斡难河源举行忽里台，奉铁木真为大汗，尊号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将全蒙古游牧民统一编组为数十个千户（《元朝秘史》记载最初编组的千户数为九十五个，但其中包括了一些后来组成的千户），分授共同建国的贵戚、功臣，任命他们为千户那颜，使其世袭管领，并划定其牧地范围。千户既是军事组织单位，又是地方行政单位。成吉思汗又命大将木华黎为左手万户，统领东面直到哈剌温只敦（今大兴安岭）的各千户军队；博尔术为右手万户，统领西面直到按台山的各千户军队；纳牙阿为中军万户。万户是最高统兵官。成吉思汗将原来的护卫军扩充为一万人，包括一千宿卫，一千箭筒士，八千散班，从各千户、百户、十户那颜和白身人子弟中选身体健壮、有技能者充当。护卫军职责是保卫大汗金帐和跟随大汗出征，平时分四队轮番入值，因此总称四怯薛，由“四　　13世纪初漠北形势图　　杰”博尔术、博尔忽、木华黎、赤老温四家子弟任四怯薛之长。大汗直接掌握这一支最强悍的军队，足以“制轻重之势”，控御在外的诸王和那颜。又设立了“治政刑”的札鲁忽赤（断事官）一职，掌管民户分配和审断案件，命养弟失吉忽秃忽担任，这是蒙古国的最高行政官。千户制、怯薛制和断事官的设置，是蒙古国初建时最重要的三项制度。按照传统的分配财产习惯，成吉思汗将一部分蒙古民户分封给其弟、子，各得一份子（忽必，qubi）。后来又划分了诸弟和诸子的封地。弟搠只哈撒儿封地在也里古纳河（今额尔古纳河）、海剌儿河和阔连海子（今内蒙古呼伦湖）地区，合赤温封地在兀鲁灰河（今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乌拉根果勒）南北，铁木哥斡赤斤封地在哈勒哈河以东，别里古台封地在怯绿连河（今克鲁伦河）中游，总称东道诸王；　　蒙古骑士图　　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封地在按台山以西，总称西道诸王。分民和封地均由受封宗王世代承袭，管辖分民的千户那颜即成为所属宗王的家巨。大部分民户和蒙古中心地区归成吉思汗领有，按照传统的幼子守产习惯，由幼子拖雷继承。蒙古人原来没有文字，蒙古高原西部的乃蛮人使用畏兀儿文。蒙古灭乃蛮后，即借用畏兀儿字母书写蒙古语，从此有了蒙古文，用来发布命令、登记户口、记录所断案件和编集法律文书，使蒙古人的文化大大提高了一步。蒙古人原有许多从古代相传下来的约孙（yosun，意为道理、体例），成吉思汗灭克烈部和建国以后，又相继发布了一系列札撒（■aSaq，意为法令）。1219年，成吉思汗召集大会，重新确定了札撒、约孙和他历年的训言（bilig），命用蒙古文记录成卷，名为《大札撒》。其后每代大汗即位或处理重大问题，都必须依例诵读《大札撒》条文，以表示遵行祖制。　　成吉思汗建国以后，就开始向邻境发动掠夺性战争。1205年、1207年和1209年三次攻入西夏，迫使夏国称臣纳贡。西夏既降，接着　　全力攻打金朝。1211年，成吉思汗统兵攻入金西北路边墙，取昌州（今内蒙古太仆寺旗九连城）、桓州（今内蒙古正蓝旗北郊）、抚州（今河北张北）等山后诸州，于野狐岭（在今河北万全西北）　　蒙古军百户印　　大蒙古国图　　北击溃金三十万守军，追至浍河堡，歼其大半。1213年，于怀来再灭金军精锐。因居庸关防守坚固，成吉思汗采用迂回战术，率主力从紫荆口入关，进围中都（今北京）。同年，分兵三道南下，破黄河以北数十州县，大肆杀掠。1214年，金宣宗献公主、金帛请和，乃退驻鱼儿泺（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达里诺尔）。金宣宗南迁汴京（今河南开封），驻守中都南的糺军叛金降蒙，蒙古军再入。1215年，攻占中都，置达鲁花赤等官镇守，成吉思汗退回漠北。1217年，封木华黎为太师国王，命统汪古、弘吉剌、亦乞列思、忙兀、兀鲁诸部军以及投降的契丹、女真、糺、汉诸军，专责经略中原汉地。木华黎逐渐改变以前肆行杀掠、得地不守的作法，着重招降和利用汉族地主武装攻城略地。自1217～1229年，除先已归降的永清土豪史秉直父子兄弟等外，易州（今河北易县）张柔、东平严实、济南张荣、益都李全（见李璮）等地方武装头目相继降蒙，两河、山东大部分地区为蒙古所占。蒙古对各地归降的官僚、军阀，多沿用金朝官称，授以元帅、行省等官衔，使世袭其职，在其所献地继续统军管民，称为世侯。　　蒙古骑兵作战图　　1217～1218年，蒙古相继征服北境的火里（Qori）、秃麻（Tumat）诸部（在今贝加尔湖地区）、吉利吉思及其他森林部落，攻灭被乃蛮贵族屈出律所篡夺的西辽政权。1219年，以花剌子模（Khwārezm）杀害蒙古商队和使臣为理由，成吉思汗亲统大军西征，分兵攻下诸城，进围其新都撒麻耳干（今苏联乌兹别克撒马尔罕）。花剌子模国王摩诃末先已弃城逃亡，成吉思汗遣哲别、速不台率军追赶，摩诃末避入宽田吉思海（今里海）中岛上，病死。1221年，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攻克花剌子模旧都玉龙杰赤（今苏联土库曼库尼亚乌尔根奇）；成吉思汗与幼子拖雷分兵攻取呼罗珊（今阿母河以南兴都库什山脉以北地区）诸城，继而会师击溃花剌子模新王札阑丁的军队于印度河上，札阑丁退入印度。1223年，成吉思汗置达鲁花赤等官镇守撤麻耳干，率军回蒙古。哲别、速不台军在抄掠波斯各地后，越过太和岭（今高加索山），攻入钦察（Qib■aq），1223年，于阿里吉河（在今苏联乌克兰日丹诺夫市北）战役中击溃斡罗思（Oros＝Ros）诸国王公与钦察汗的联军，进掠斡罗思南境，又转攻也的里河（苏联伏尔加河的突厥名，又译亦的勒）上的不里阿耳（BulYar）国，然后东返蒙古。　　1226年，成吉思汗又出兵攻西夏，连取肃（今甘肃酒泉）、甘（今甘肃张掖）等州，于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附近黄河边歼灭西夏主力，进围中兴府（今宁夏银川）。1227年，西夏国主李晛投降。同年七月，成吉思汗病逝军中，幼子拖雷监国。　　窝阔台统治时期　1229年蒙古贵族大聚会，遵照成吉思汗遗命推举窝阔台为大汗。窝阔台即位后，决定亲征金朝，遣大将搠里蛮（又译绰儿马罕）往征波斯。时札阑丁已从印度回波斯，花剌子模旧将及各地诸侯奉他为主，据有波斯西部。搠里蛮急速进兵，1230年冬抵阿塞拜疆，札阑丁从都城桃里寺（今伊朗阿塞拜疆大不里士）出奔，次年，为曲儿忒人所杀。搠里蛮军留镇波斯，攻打诸国，谷儿只（苏联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鲁迷（小亚细亚的塞尔柱突厥王国）等国先后归附蒙古。搠里蛮死后，由拜住那颜代领其军。　　1231年，窝阔台与诸王在官山（今内蒙古卓资北）会议攻金方略，议定分兵三路南下，约次年春会师汴京。窝阔台自统中路军经山西取河中府（今山西永济），由白坡（在今河南孟县西南）渡河，进屯郑州；铁木哥斡赤斤统东路军由济南进兵；拖雷统右翼军，按成吉思汗遗策假道宋汉中地，沿汉水东下，由邓州（今河南邓县）入金境。1232年初，拖雷于钧州（今河南禹县）南三峰山击溃金军（见钧州三峰山之战），北上与窝阔台会合，攻汴京。三月，窝阔台、拖雷北还，留速不台统兵围汴，久攻不克。同年底，汴京城中粮尽援绝，金哀宗出奔归德（今河南商丘）。次年初，金元帅崔立杀汴京留守，献城投降。蒙古军追围金哀宗于归德，金哀宗又逃往蔡州（今河南汝南）。都元帅塔察儿率蒙古军及汉军万户史天泽等部进围蔡州，并遣王檝出使南宋，约请出兵共同灭金。宋将孟珙自襄阳提兵北上，攻取唐（今河南唐河）、邓两州，抵蔡州，与蒙古军分攻南、北城。1234年初，城破，金哀宗自杀，金亡。在攻金同时，蒙古还多次发兵入侵高丽。1233年，据有辽东的东真国也为蒙古所灭。　　灭金后，蒙古宗王、贵族大会，筹划进兵南宋和远征西域，继续进行征服战争。1235年，窝阔台遣其子阔出统兵攻宋荆襄地区，阔端统兵攻四川，对南宋的战争从此开始。同年，窝阔台又召集大会，定议遣各支宗王长子统兵，出征钦察、斡罗思等国。万户以下各级那颜亦以长子从征，以拔都为西征军统帅，速不台为先锋。1237年，蒙古军灭不里阿耳、钦察，攻入斡罗思。三年之中，蹂躏了大部分斡罗思国土。1241年，拔都分兵两路，侵入孛烈儿（波兰）、马札儿（匈牙利）。蒙古军在里格尼茨（今波兰西部）一役，大败孛烈儿、捏迷思（德意志）联军，欧洲震动。1242年，拔都闻窝阔台死讯，率军东返，留驻也的里河下游，统治所征服的钦察、斡罗思等地区。　　窝阔台在位期间，大蒙古国的政治、经济制度逐步完备。1229年，制定了蒙古民户的羊马抽分及其他差发（见科差）制度，限制诸王、那颜任意科取；进一步健全驿站（见站赤）制度，从各千户签调站户当役，规定使臣往来需经由驿路，以免骚扰沿途百姓，乘驿者需持有牌子文字，方许付给驿马、饮食；又命人在沙漠地区掘井，以扩大牧场。1235年，签调汉族工匠，于斡耳寒河（今蒙古鄂尔浑河）旁建立哈剌和林城廓，作为都城。对所征服的定居农业地区，其统治和剥削方式也作了初步改革。窝阔台即位后，即采纳耶律楚材的建议，在中原汉地实行征税办法，规定“汉民以户计，出赋调”，以耶律楚材主管其事。1230年，设立十路课税所，专掌征收钱谷。1234年灭金后，下令检括中原民户，命失吉忽秃忽为中州断事官，主持括户。次年，各路同时编籍户口，总数一百一十多万户，称为乙未（1235）户籍。按照蒙古分封制度，窝阔台将一部分中原州县民户分赐给诸王、贵戚、功臣为食邑，计七十多万户，其余民户则作为皇室共有财产，直属大汗政府。又采纳耶律楚材建议，规定受封贵族只在分地置达鲁花赤监临，由朝廷设官征赋，按其应得份额颁给。分民每两户出丝一斤纳于政府，每五户出丝一斤纳于受封者，称为五户丝。同时制定了各类人户的丁税、地税以及商、盐诸税之法。在西域地区，实行征收丁税的办法，以花剌子模人牙老瓦赤主管其事，并先后设立了管理河中和呼罗珊等地的行政机构。窝阔台晚年信用回回商人，任命牙老瓦赤为中州断事官，准许富商奥都剌合蛮扑买中原课税，加倍搜括中原人民。1241年窝阔台去世，皇后乃马真氏称制，政事愈坏，对人民的剥削更加沉重。　　从贵由到蒙哥 1246年，窝阔台长子贵由立为大汗。拔都与贵由不和，借口患病不参加选汗大会。蒙古皇室的内讧开始激化。次年，贵由任命亲信大臣野里知吉带为西征军统帅，授以统辖波斯及其以西诸地的全权。1248年，贵由亲率护卫军西行，声言到叶密立养病。拖雷妻唆鲁禾帖尼认为贵由此行当是谋攻拔都，秘密遣人向拔都报信。拔都严兵为备。三月，贵由死于横相乙儿之地（今新疆青河东南），皇后斡兀立海迷失摄政。时拔都驻兵于其封地东境，召集诸王会议，推举拖雷长子蒙哥为大汗。察合台、窝阔台两系诸王拒不参加会议，亦不承认其推选有效。次年，蒙哥又于怯绿连河上游成吉思汗大斡耳朵之地召集大会，察合台、窝阔台两系再次抵制，拖延了两年。1251年，到会的东西道诸王、诸将始定议奉蒙哥即位。窝阔台孙失烈门、脑忽和脱脱三人率其部属密谋来袭，谋泄被捕。蒙哥开始镇压两系政敌，杀斡兀立海迷失及贵由亲信大臣镇海、野里知吉带等，将失烈门等三王发配军前效力。　　自窝阔台去世后，蒙古统治集团内部争夺汗位的斗争愈演愈烈，选汗大会一再推延，以致大汗之位两度虚悬约八年。在这期间诸王贵戚各自为政，滥发牌符，遣使四出，征敛珠宝财物。斡脱商人各持令旨，恃势勒索。蒙哥即位后，极力恢复大汗的权威和政令的统一。他下令整饬民政，尽收旧发牌符；加强汉地、中亚和波斯三大行政区的统治机构（汉文史籍称为燕京、别失八里、阿母河三行尚书省）。又命弟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统兵南征大理、南宋；命弟旭烈兀总领波斯之地，统兵西征未服诸国。1252年起，在全蒙古国范围内重新进行户口登记，编造籍册，并再次分封诸王贵族。　　忽必烈受命后，即南驻金莲川（在滦河上源），建立藩府，继续招聘汉族知识分子为谋士，访问治道。他采纳刘秉忠、张文谦、姚枢、史天泽等人意见，奏准设立邢州安抚司和河南经略司，整顿地方行政，设立屯田。1253年，统兵征大理，以为迂回包抄南宋之计。分军三路，取道吐蕃之地，过大渡河，抵金沙江，降摩些（纳西族）部。十二月，克大理城，用刘秉忠、姚枢之策，下令禁止杀掠。留兀良合台继续征讨云南诸部，自己班师北归。1254年，在所受京兆分地设立关中宣抚司加以治理。1256年，命刘秉忠于滦河上游选地建城，营造宫室，名为开平（见上都）。　　旭烈兀军于1256年消灭盘踞波斯北部诸山寨的“木剌夷国”（阿拉伯语mulahidah的音译，意为异端者，此指伊斯兰教亦思马因派）；1258年攻陷报达（今伊拉克巴格达），灭回回哈里发（Khaiifai，伊斯兰教领袖的称号，阿拉伯语意为继承者。此处指阿拔斯朝）。次年，旭烈兀分兵三路侵入叙利亚。　　蒙哥于1257年亲统大军征宋。他自领西路军攻四川，命宗王塔察儿统东路军攻荆襄、两准。蒙哥见中原诸侯、士人归心忽必烈，关中、河南财赋又多为藩府所得，甚为猜疑，便夺忽必烈兵权，不使领兵出征，并遣大臣阿蓝答儿等到陕西主管政务，钩考关中、河南钱谷，尽罢忽必烈所置宣抚、经略诸司。1258年七月，蒙哥入川，与原在四川掌管军事的蒙古都元帅纽璘、汉军万户刘黑马、巩昌总帅汪德臣等合兵，沿嘉陵江南下。南宋守臣凭险抵抗。1259年二月，蒙哥率军围合州钓鱼山（今四川合川县东），连攻五月不克（见钓鱼城之战）。　　塔察儿所统东路军略地至长江，无功撤回，蒙哥不得已于1258年底改命忽必烈统率。1259年春，忽必烈会东路诸王、将领于邢州；七月，至汝南，申明军令，戒诸将勿妄杀，并使杨惟中、郝经等宣抚江淮。同月，蒙哥病逝于钓鱼山下。忽必烈得知蒙哥死讯，仍继续渡淮南下，进围鄂州。这时，留镇漠北的阿里不哥力图乘机控制漠南，发诸部兵直趋关陇，并派亲信至燕京掌管汉地政务，签诸道军。忽必烈恐阿里不哥先踞汗位，遂采纳郝经等人建议，　　旭烈兀军攻击报达城图　　1218-1260年　　与南宋贾似道密订和约，立即回师北归。　　1260年春，旭烈兀在叙利亚得到蒙哥死讯，也引军退回波斯，留先锋怯的不花继续征进。九月，怯的不花军在阿音扎鲁特（今耶路撒冷北）被密昔儿（埃及）军击溃，蒙古西征之役至此告一段落。　　元朝的统治　　元王朝的建立　1260年三月，元世祖忽必烈在开平召集忽里台，即大汗位，建元中统，任用汉地士人，建立起中书省、十路宣抚司以及负责中原汉地政务的燕京行中书省等行政机构，巩固了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地位。阿里不哥也在漠北召开忽里台，称汗，据有漠北地区。驻军六盘山的蒙古军主帅浑都海、奉蒙哥命主管陕西政务的刘太平，以及四川蒙古军的一些将领，拥护阿里不哥为汗，企图以秦蜀之地响应。忽必烈遣廉希宪为京兆等路宣抚使，急驰赴任，杀刘太平、霍鲁海和四川军中附阿里不哥的将领。不久，诸王合丹、汪良臣等合军，击败浑都海和逾漠南下应援的阿蓝答儿，于是完全控制了关陇川蜀地区。同时，忽必烈亲自率师北征，前锋移相哥败阿里不哥军，迫使他退守吉利吉思。次年秋，阿里不哥又移师东还，袭败移相哥，大举南进，与忽必烈激战于昔木土脑儿，双方死伤相当，各自退兵。因忽必烈切断了汉地对漠北的物资供应，阿里不哥陷于窘境，便派阿鲁忽（察合台孙）前往主持察合台兀鲁思。但阿鲁忽取得汗位后，拒绝向阿里不哥提供物资，并扣留其使者，于是阿里不哥举兵西击阿鲁忽，残破亦列河（伊犁河）流域。至元元年（1264），阿里不哥众叛亲离，势穷力竭，向忽必烈投降。至此，忽必烈终于控制了岭北局势，并将势力伸入畏兀儿地区。　　忽必烈在与阿里不哥争位战争之初，即已承认旭烈兀对阿母河以西土地的统治权，原来由大汗直接领有的波斯诸地遂变为大汗的宗藩伊利汗国。伊利汗国与立国于钦察草原的术赤后王（见钦察汗国）之间又为领土争端爆发了长期战争。大蒙古国分裂了。　　中原汉地成为忽必烈政权的重心，他顺应时势，全面推行“汉法”，改革蒙古统治者对汉地的统治方式。　　石狮　北京元大都遗址出土　　双凤麒麟石雕　北京元大都遗址出土　　1262年，山东行省大都督李璮趁北边有战事，结宋为外援，占据济南，并企图策动华北各地诸侯响应。忽必烈调集重兵围攻济南，七月城破，李璮被杀。忽必烈因势利导，罢世侯，置牧守，分民、兵之治，废州郡官世袭，行迁转法。由于中原各地数十年专制一方的大小诸侯的势力受到限制和削弱，中央集权获得加强。中统、至元之初，元廷博采汉族士大夫建议，遵循中原传统制度，同时也采取了充分保障蒙古统治者特殊权益的各种措施，大体奠定了元朝一代政制的规模。中统四年（1263），以开平为上都。至元元年，升燕京为中都。四年，始于中都旧城东北建造新城。至元八年十一月，诏告天下，正式建国号大元。九年，升中都为大都。　　统一全国　北方政局稳定后，忽必烈决定采用南宋降将刘整建议，先拔襄阳，浮汉水入长江，进取南宋。至元五年（1268），命阿术、刘整督师，围困隔汉水相望的襄、樊重镇，襄樊军民拒守孤城达六年。至元十年初，元军攻下樊城，襄阳守帅吕文焕出降（见襄樊之战）。次年六月，忽必烈命伯颜督诸军，分两路大举南进。左军由合答节度，以刘整为前锋，由淮西出师。伯颜本人与阿术领右军主力，九月，自襄阳出发，沿汉水入长江；同时，命董文炳自淮西正阳南逼安庆，以为呼应。十二月，元水师入长江，克宋江防要塞阳逻堡。宋汉鄂舟师统帅夏贵遁，汉阳、鄂州宋军降。伯颜分兵留阿里海牙经略荆湖，自领水陆大军顺流而东，以吕文焕为前锋。宋沿江诸帅多为吕氏旧部，皆不战而降。十二年二月，贾似道被迫督诸路精兵，抵御元军。这时，他仍企图奉币称臣议和，被伯颜拒绝，只好在池州下游丁家洲勉强与元军会战。因宋军内部不和，一触即溃。同年秋，伯颜从建康（今江苏南京）、镇江一线分兵三道趋宋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十三年正月，宋幼帝赵■上表降元，宋亡。十六年，完全占领四川，又追灭南宋卫王于崖山，完成了全国的统一。元朝的统一，结束了自唐末藩镇割据以来国内的南北对峙、五六个民族政权长期并存的分裂和战乱局面，推动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远征海外　灭宋后，忽必烈对邻近诸国发动了一系列的战争。至元十一年，侵日军无功而还。十八年，又分两路进攻日本，由唆都率蒙古、汉军、高丽军从高丽东渡对马海峡，范文虎率新附军（元政府收编的南宋军队）从庆元（今浙江宁波）浮海北进。元军在日本鹰岛遇飓风，战船多坏，将卒溺死者众，又遭日军掩杀，几乎全军覆没。十九年，遣唆都从广州渡海攻占城，连战逾年。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镇南王脱欢（忽必烈子）发兵侵安南（今越南北部），命唆都从占城北上助战，南北夹攻。安南王撤离都城，其主力走匿山林，避免与元军决战；待元军疲惫，又出而攻扰。五月，脱欢因暑雨不止、瘟疫流行，被迫退师。唆都战死。二十年、二十二年，元兵两次从云南出侵缅国（今缅甸），二十四年，进至蒲甘，迫缅国定岁贡方物后退回。同年再侵安南，次年以粮尽师老北还。二十九年十二月，史弼、亦黑迷失、高兴从泉州起航出侵爪哇（今印尼爪哇岛）。爪哇统治者降元，并请元军助讨其敌国葛郎，打败葛郎王以后复举兵拒元，元军力竭退师。　　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　从攻南宋以来，连年战争，加以宫廷廪禄、宗藩岁赐，都需要巨额经费来支持。忽必烈急于解决国用不足的问题，因而日益信用以“理财助国”邀宠的大臣阿合马、卢世荣、桑哥等人主持国政。至元七年至九年、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间，两次设尚书省综理财用。尚书省的理财政策主要包括：增加税收、兴铁冶、铸农器官卖、“括勘”（追还被私人、寺院夺占的南宋公田，起征田赋）、“理算”（追征各地历年积欠的钱粮）、变更钞法等，使国家的收入显著增加。但由于吏治腐败，专注搜刮，流于横征暴敛，成为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为了对外战争，打造东征海船，沿海和江南地区徭役征发日益加重。人民不堪沉重的封建剥削与压迫，纷纷起义。至元二十年，江南各族人民起义凡两百余起，二十六年更增至四百余起。在这前后，爆发了广州欧南喜、黎德和福建黄华、钟明亮等人领导的几次规模较大的起义。　　与北方诸王之战　至元初年，忽必烈巩固对中原汉地的统治后，立即着手恢复大汗对西道诸王的政治控制。他诏令窝阔台后王海都入觐，把察合台系诸王八剌从朝廷派回察合台兀鲁思，控制当地局势。海都拒不入朝，至元五年，在按台山挑起兵端。返回中亚夺得察合台兀鲁思汗位的八剌也为争夺斡端（新疆和田）与元朝开战。六年，海都、八剌和术赤后王忙哥帖木儿在答剌速河谷举行忽里台，划分各自在中亚草原的势力范围及河中农耕区的财赋收入，联合反对大汗和伊利汗阿八哈。至元八年，忽必烈命皇子北平王那木罕出镇阿力麻里。此后，元政府采取置驿、遣使安抚、设畏兀儿断事官等措施，不断加强对天山南北的统治，企图相机西进。十三年，那木罕所部宗王昔里吉（蒙哥子）等叛，械系那木罕与安童，逾按台山占领吉利吉思，并于次年分道东进。八月，伯颜率元军破昔里吉于鄂尔浑河。战事延续五年之久，元军虽收复岭北，海都在畏兀儿之西的势力却迅速发展起来。二十二年，海都拥立的察合台兀鲁思汗笃哇（八剌子）围畏兀儿都城火州，大掠后退兵，以后又连续进犯畏兀儿地区。二十四年，东道诸王以斡赤斤后王乃颜为首，又在辽东叛乱。忽必烈亲征，败叛军主力，擒乃颜。次年，诸王合丹等复叛，被元军击溃东逃，数年后败亡。二十五年，海都、笃哇举兵东犯，二十六年春，掠称海，至杭海山，击败镇边宗王那木罕以及甘麻剌（忽必烈孙），进据和林。忽必烈最后一次率军亲征，复和林，留伯颜镇守。至元之末，元政府已明显地收缩了天山南部的防线，而在岭北却顺利地将海都逐过按台山，牢固地掌握了祖宗“肇基之地”。　　至元三十一年正月，忽必烈在大都去世，庙号世祖。皇太子真金先死，其子铁穆耳受皇太子宝，抚军于漠北，闻报赶回上都，大会诸王宗亲，四月即位，是为成宗。元贞二年（1296）秋，西北诸王药木忽儿（阿里不哥子）、兀鲁思不花（蒙哥孙）粮匮厌乱，归投元廷。成宗得讯，遣土土哈载粮西迎。从大德元年（1297）至四年，元军与海都、笃哇在北边屡次交锋。五年，海都、笃哇东逾按台山，下营于铁坚古山。皇侄海山与大将床兀儿、晋王甘麻剌、太师月赤察儿合力苦战。海都先胜后败，受伤后与笃哇退出岭北，在这年秋冬之间病死。　　成宗“守成”　元成宗铁穆耳称帝前长年在北边带兵，即位五年多，对六部官员尚“未知其人为谁”。但他委政于世祖旧臣完泽、不忽木、哈剌哈孙等人，罢征日本、安南之役，内政以奉行忽必烈成规为务，国家相对安定，因而被称为守成之君。这时对诸王宗亲的赐予为数日巨，一年修佛事五百余次，加上战争开支，国用匮乏，岁入不足，一再借支钞本，财政方面始终未摆脱慢性危机。大德五年，元廷派刘深出侵西南八百媳妇（今泰国北部等地）。元军沿途骚扰，道出顺元（今贵州贵阳），向当地少数民族征发丁役、勒索金钱和马匹。土官宋隆济和女土官蛇节举兵围刘深于穷谷，云南行省东部人民皆起而响应。十一月，诏刘国杰往镇。七年春，蛇节、宋隆济先后被俘杀，南征之师亦罢。　　大德七年，笃哇和海都之子、窝阔台兀鲁思汗察八儿遣使请息兵，“通一家之好”。八年，元廷与笃哇、察八儿约和，各遣使臣偕往伊利汗朝宣谕和平。大汗虽完整地保有岭北行省，但被迫承认了察合台兀鲁思控制哈密力（哈密）以西地区的事实。此后除延祐年间曾与察合台兀鲁思发生一次战争外，终元之世，西北边地大体上安定无事。　　“武仁授受”与南坡之变　成宗晚年连年患病，皇后卜鲁罕掌权。大德十一年初成宗卒，因皇太子早死无后，卜鲁罕与左丞相阿忽台等人相结，图谋立镇守河西、拥兵十五万的安西王阿难答为帝，定于三月三日举事。右丞相哈剌哈孙则秘密遣使北迎出镇朔漠的怀宁王海山，南迎被卜鲁罕排挤出京的海山母弟爱育黎拔力八达。爱育黎拔力八达母子先至大都，立即派李孟与哈剌哈孙秘密定议。三月二日，爱育黎拔力八达率卫士入宫，诱执阿难答，诛阿忽台等，奉御玺北迎海山。五月，海山至上都，大会诸王，处死卜鲁罕、阿难答，即帝位，是为武宗。次月，下诏立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海山长年抚军北方，昧于政事，即位后斥去世祖旧臣哈剌哈孙，对中书省进行大改组，几乎全部改任自己的亲信，政令失当，朝政紊乱。国家的用人制度和财政制度都被破坏。即位仅三个月，近臣获得高官厚禄的约达九百人。为广示恩宠，“遥授”职衔，名爵冒滥，冗员充斥。世祖时枢密大臣六员，这时增至三十二员。滥赏泛赐和建寺修佛事比前代更加没有节制。残酷的剥削加上连年天灾，农民破产流亡，仅江浙一省流民已达一百三十多万。为弥补国家财政亏空，至大二年（1309），诏乞台普济、乐实、三宝奴等立尚书省敛财，变更钞法；税课以大德末旧额为率，增收三成以上。　　至大四年正月，武宗卒。爱育黎拔力八达由东宫入总大政，罢尚书省，杀乐实、三宝奴。五月，即位于大都，是为仁宗。他受教于名士李孟十余年，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积极采取措施，力图改革朝政和吏治，如：严禁近侍擅传圣旨；由朝廷派官任投下份地达鲁花赤，降诸王投下所任命者为副达鲁花赤；规定吏员入官只能升至从七品，并于皇庆二年（1313）下诏，恢复自宋亡以后中断了几十年的科举取士制度；延祐初，元廷还派人检括河南、江西、江浙等地漏隐田土，核实税入。但由于官吏奉行过当，延祐经理变成对百姓的巧取豪夺，江西受害尤甚。延祐二年（1315）四月，宁都蔡五九举众起义。元廷调两省兵力镇压，九月，蔡五九兵溃被杀。仁宗对母后答己奉命惟谨，答己得肆意干预朝政，擢升贪奸不法的私党铁木迭儿为中书省右丞相，势倾朝野。仁宗对宗戚勋旧过于软弱，在诸王压力下不断让步。他还背毁传位给武宗子嗣的誓约，诱逼武宗长子和世■出京就藩，在答己和铁木迭儿参与下立己子硕德八剌为皇太子，从而引起海山旧部和一部分反对政治改革的蒙古贵族的不满，也导致仁宗本人对答己及其党羽的妥协。由于这些原因，仁宗后期，改革实际上中止了。　　延祐七年正月，仁宗卒。铁木迭儿先已罢职，答己下旨复任为中书右丞相，大肆更换省官，将私党调进中书省，矫命杀害仁宗时参劾过他的前中书平章萧拜住等人。三月，硕德八剌继帝位，即英宗。英宗刚毅而思有作为，答己当初以为他柔懦易制，所以立为皇太子，此时深为后悔。五月，答己幸臣失列门等谋废立事泄，英宗将他们尽加诛杀，以木华黎后裔拜住为中书左丞相。至治二年（1322）秋，铁木迭儿和答己相继病死。英宗摆脱掣肘，专任拜住，锐意于改革。朝廷召集有治国经验的退职老臣，优其禄秩，使议事中书；行助役法，民田百亩抽三，以岁入助役；正式颁行《大元通制》，督责各级官吏遵循国家的政制法规，改变政令不一、罪同罚异的混乱现象；裁罢冗职，节省浮费，减免赋役，以舒农力。这时，拜住揭发了铁木迭儿生前贪赃巨万的旧案，追夺其官爵封赠，籍其家。时铁木迭儿党羽御史大夫铁失兼典左、右阿速卫亲军，遂与心怀不满的蒙古宗戚密谋，欲刺杀英宗，并与抚军漠北的晋王也孙铁木儿（甘麻剌子）联络，相约事成后推他为帝。至治三年八月，英宗自上都南归，驻跸南坡（内蒙古正蓝旗东北）。铁失等以阿速卫为外应，入皇帝行帐，杀拜住，弑英宗，并于当夜驰回大都，收封省部印信，遣使奉玉玺至漠北晋王镇所。九月，也孙铁木儿在漠北即位，次年改元泰定，史称泰定帝。　　两都之战和燕铁木儿专权　泰定帝在位五年。在他统治时期，元廷对贵族赐予益奢，兴役造作益多，国家财源已呈枯竭，吏治更加腐败。致和元年（1328）七月，他病死于上都。八月，留守大都的武宗亲信燕铁木儿（床兀儿子）凭借所掌怯薛发动兵变，控制大都，遣使迎武宗次子图帖睦尔入京。同月，梁王王禅（泰定帝侄）、丞相倒剌沙奉泰定帝年幼的皇太子阿剌吉八即位于上都，改元天顺，分诸道进攻大都。这时，图帖睦尔已从藩所江陵北上，武宗藩邸旧臣、河南平章政事蔑里乞氏伯颜邀截经河南北解的国赋以为军资，亲自带兵护送图帖睦尔至大都。九月，图帖睦尔即位于大都，改元天历，并宣布待长兄和世■归自北边将立即让位。而辽东、关陕、川蜀等地先后起兵响应上都。两都之战发展成为大规模内战。大都政权控制了财赋所从出的南方各省，实力占居优势。十月，大都所部军乘上都守备空虚，从辽东出兵，袭围之。倒剌沙以城降，被诛。阿剌吉八不知去向。王禅兵败被俘后赐死。图帖睦尔遣使迎异母兄和世■于北边。天历二年（1329）正月，和世■受朔漠诸王奉戴，在和林北即帝位，是为明宗，随即启程南返。三月，燕铁木儿奉玺北迎明宗。明宗虽宣布凡图帖睦尔所用百官并仍其旧，却擢拔不少亲信入省、院、台供职；他的从官中有些人对燕铁木儿“不为之礼”。这就使一心想专任独署的燕铁木儿深怀怨俱。八月，明宗和自大都出迎的图帖睦尔会于旺忽察都之地（今河北张北）。仅数日，明宗中毒暴死。燕铁木儿立即带着帝玺偕图帖睦尔急驰上都。八月中，图帖睦尔再次即皇帝位于上都，是为文宗。　　元文宗图帖睦尔复位后，遍赏天历之初为其效命的阿速军士，以燕铁木儿独任丞相，总裁天下事，甚至亲祭燕铁木儿生祠。元廷严厉地镇压了企图以明宗太子为名发动政变的蒙古贵族，又动用数省兵力，历时一年，平定了驻在云南的蒙古诸王叛乱。这时燕铁木儿的威焰权势远远超出了在他之前的任何一个元朝权相，以致他的儿子唐其势扬言“天下本我家之天下”。文宗受制于燕铁木儿之时，元朝国势日趋衰微，处于迅速腐化之中的统治阶级在政治上已难以振作。尽管文宗本人对中原封建文化比较熟悉和了解，所能做的不过是用“文治”来粉饰危机日益加深的统治。文宗初即位，就建立奎章阁，集儒臣于阁中备顾问，又置艺文监，以蒙古语翻译儒书，刊刻经籍。至顺二年（1331），敕编《经世大典》书成。该书由赵世延、虞集先后主持修纂，是记录元朝一代制度故事的珍贵文献。　　至顺三年八月，文宗卒，临危遗诏立明宗之子为帝。燕铁木儿利于立幼，于同年十月拥明宗次子懿璘质班为帝，是为宁宗。宁宗逾月而卒，时年七岁。燕铁木儿在文宗后坚持下，被迫把被文宗放逐于静江（治今广西桂林）的明宗长子妥欢贴睦尔迎入京都，但迁延数月不肯立君。直到他因纵欲过度而死，妥欢贴睦尔才得在至顺四年六月即位于上都，史称顺帝。　　社会诸矛盾的激化元朝末年，吏治腐败，财政破产，军备废弛。燕铁木儿死后，伯颜独秉国政，政治势力迅速扩大。中书省、枢密院官员大都出其门下，每罢朝，一拥而退，朝廷为之一空。他一次所受赐田多达五千顷。大批蒙古贵族、官僚通过受赐、占夺等方式转化为大土地所有者。汉族地主也大肆兼并土地。广大农民在沉重的封建负担下丧失土地，破产流亡。伯颜当权时，中原连年灾荒，人口存亡相半，朝廷竟不加救济。官吏勒索、贿赂公行，民间将他们与“贼”一样看待。后至元（1335～1340）间，广东朱光卿、河南棒胡、四川韩法师、福建李志甫、江西彭莹玉及周子旺等相继举众起义；东北、西北、湖广各族人民也起兵反元。以伯颜为代表的一部分蒙古贵族，企图用加剧民族压迫的政策来镇压以汉族人民为主体的反元斗争。忽必烈在位时，就将全国居民按种族、地域分为四等（见四等人制），对汉人、尤其是南人中的平民加以各种防范压抑。这时，伯颜继废止科举之后进一步下令禁止汉人、南人学蒙古、色目文字，以阻塞他们的仕途；并扬言要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伯颜还企图废顺帝另立。他的所作所为使当时的社会危机更加深刻。至元六年，伯颜侄脱脱得到顺帝支持，乘伯颜出外行猎，将他贬黜。顺帝起用脱脱当政，次年，改元至正，宣布“更化”，恢复科举取士，开马禁，减盐额，修辽、金、宋三史，政治一度较为清明。至脱脱第二次出任中书右丞相时，国库空虚，灾荒频仍，为解救危机，他变更钞法，勒黄河回故道以拯治河患，在京畿附近营田，募人佃种以救北方粮荒。但这些都未能缓和已全面激化的社会矛盾，而开河、变钞直接催发了轰轰烈烈的元末农民大起义。　　元末农民起义和元朝的灭亡　　元末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极端尖锐化，终于导致了元末农民起义。这次起义规模大、时间久，以红巾军为主力的农民起义军沉重打击了元朝在全国各地的统治，为朱元璋最后推翻元朝创造了条件。　　起义的爆发　至正四年（1344）五月，黄河暴溢，北决白茅堤、金堤（今河南兰考东北）。沿河州郡先遇水灾，又遭旱灾、瘟疫，灾区人民死者过半。黄河决堤后，冲坏山东盐场，严重影响元朝政府的国库收入。十一年四月，顺帝命贾鲁为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发汴梁（今河南开封）、大名等十三路十五万民工及庐州（今安徽合肥）等十八翼两万军队，开凿两百八十里新河道，使黄河东去，合淮河入海，时紧工迫，官吏乘机舞弊，人民痛苦更深。十年底，顺帝又决定变更钞法（见钞），滥发纸币，造成物价飞腾。“开河”和“变钞”促使元末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　　贾鲁开河后，北方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及其教友刘福通等决定抓住这一时机，发动武装起义。他们一面加紧宣传“弥勒下生”、“明王出世”，一面又散布民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并暗地里凿了一个独眼石人，埋在即将挖掘的黄陵岗附近河道上。独眼石人挖出后，河工们惊诧不已，消息传出，大河南北，人心浮动。　　至正十一年五月初，韩山童、刘福通、杜遵道、罗文素、盛文郁、韩咬儿等，聚众三千人于颍州颍上（今安徽颍上），杀黑牛白马，誓告天地，准备起义。刘福通等宣称山童为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福通自称南宋名将刘光世后代，当辅之。山童发布文告，称：“蕴玉玺于海东，取精兵于日本；贫极江南，富称塞北。”又打出“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的战旗，表示推翻元朝，恢复大宋的决心。不幸谋泄，遭到地方官镇压，韩山童被捕牺牲，其妻杨氏、子韩林儿逃到武安（今江苏徐州）。刘福通等仓促起兵，于五月初三一举攻克颍州（今安徽阜阳）。起义军头裹红巾为标志，故称红巾军；起义军多为白莲教徒，烧香拜佛，故又称香军。红巾军占领颍州后，元廷遣枢密院同知赫厮、秃赤率阿速军及各路汉军前往镇压，被击败，接着，红巾军占领亳州（今安徽亳县）、项城（今河南项城南）、朱皋（今河南固始北）。九月，克汝宁府，又克息州（今河南息县）、光州（今河南潢川），众至十万。江淮各地纷纷起兵响应。　　元廷把刘福通领导的主力红巾军，视为“心腹大患”。至正十一年九月，顺帝令知枢密院事也先帖木儿、卫王宽彻哥率诸卫兵十余万人前往镇压。十月，又派军增援。十二月，元军攻陷上蔡，韩咬儿被俘遇害。十二年三月，元军屯兵汝宁沙河岸，被刘福通击溃。但畏吾儿人察罕帖木儿、罗山人李思齐纠集地主武装，号称“义兵”，与红巾军为敌，对刘福通起义军威胁很大。　　刘福通在颍州发动起义成功后，对在江淮一带从事秘密活动的南方白莲教僧人彭莹玉及其门徒鼓舞很大。至正十一年夏，彭莹玉（又名彭翼）及其徒赵普胜等起兵巢湖，八月，麻城（今湖北麻城）铁工邹普胜、罗田布贩徐寿辉等在蕲水（今湖北浠水）发动起义，他们宣传“弥勒佛下生，当为世主”，攻克蕲水、蕲州（今湖北蕲春南）。十月，以蕲水为都，建立政权，国号天完，改元治平，徐寿辉称帝，邹普胜为太师，设中书省（称莲台省）及六部。天完政权建立后，分兵四出，从至正十二年正月开始，先后攻占湖广、江西、福建的许多地区，其中由彭莹玉、项普略（又名项甲、项奴儿）率领的一支东去江州（今江西九江），到安徽，抵浙江，又折回浙西、安徽、江西，转战数千里，影响很大。南方红巾军提出“摧富益贫”的口号，具有很大号召力。至正十三年十二月，元廷集中兵力攻陷天完的都城蕲水，徐寿辉等被迫遁入黄梅山及沔阳湖中。曾转战江浙一带、拥有百万之众的巢湖水师也被迫退守巢湖。江淮的起义军处于不利境地，起义进入低潮。　　龙凤三年(1357)铜印“元帅之印”河南固始出土　　其他非红巾军系统的起义军，以方国珍、张士诚两支最强大，活动范围最广。盐贩方国珍，早在至正八年春即起义于台州黄岩（今浙江黄岩），聚集数千人，劫夺漕运粮，扣留元海运官员。元廷招降，国珍屡降屡反。盐贩张士诚于至正十三年正月，与其弟士义、士德、士信及李伯升等十八人，招集盐丁，起兵反元，乘胜攻下泰州，连克兴化、高邮。十四年正月，自称诚王，国号大周，改元天祐。九月，脱脱总制诸王各爱马（见投下）、诸省各翼军马，出征高邮，号称百万。高邮正危在旦夕时，脱脱受到中书平章哈麻等弹劾，被免职流放，元廷另以河南行省左丞相太不花等代领其兵。由于临阵易将，元军不战自溃，张士诚则乘机出击，元军解体。从此元军丧失了优势。　　起义的发展和失败　高邮之战对整个战局发生了有利于农民起义军的变化。北方红巾军从至正十五年（1355）开始主动出击。二月，刘福通将韩林儿从砀山夹河迎至亳州，建立北方红巾军的政权——宋，建元龙凤。韩林儿为帝，又号“小明王”。中央设有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和六部，地方设行省。以杜遵道、盛文郁为丞相，罗文素、刘福通为平章，福通弟刘六为知枢密院事。杜遵道擅权，为刘福通所杀，福通为丞相，封太保。从十六年起，福通分兵出击，三路北伐。　　至正十六年九月，李武、崔德率领的西路军猛攻潼关。次年初，李武、崔德占领商州（今陕西商县），二月，进逼陕西行省首府奉元（今陕西西安）。元廷令察罕帖木儿、李思齐等解围，红巾军战败。闰九月，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等入陕，夺取兴元路（今陕西汉中），又克秦（今甘肃天水）、陇（今陕西陇县），进据巩昌（今甘肃陇西）。十月，红巾军攻凤翔（今陕西凤翔），察罕帖木儿往援，红巾军失利。十八年，一部分西路红巾军在李喜喜等率领下进入四川，称“青巾”，后投奔陈友谅。李武、崔德等向李思齐投降。　　东路军由毛贵率领。毛贵原是赵君用的部将，至正十七年二月，从海宁州（今江苏连云港市西南）由海道入山东，连克胶州（今山东胶县）、莱州（今山东掖县）、益都路（今山东益都）、滨州（今山东滨县西北）、莒州（今山东莒县）等地。七月，元镇守黄河义兵万户田丰响应毛贵起义。十八年二月，毛贵攻克济南。至此，山东各地大部分已为毛贵、田丰所占领。宋政权在山东设益都等处行中书省，以毛贵为平章。毛贵设“宾兴院”，选用以前的元官，并派姬宗周等为地方官，又于莱州屯田，以储备粮食。官民田十收二分。在攻克济南后，毛贵进军河北，三月，克蓟州（今天津蓟县），至漷州枣林、柳林（均在今北京通县境内），进逼大都。但因孤军深入，败于柳林，遂退师济南。十九年四月，淮安赵君用奔山东，杀毛贵。七月，转战至辽阳的毛贵部将续继祖折回益都，杀赵君用。山东红巾军各部由于自相仇杀，从此一蹶不振。二十一年夏，察罕帖木儿进攻山东，田丰、王士诚等投降。十月，察罕帖木儿进围益都，毛贵原部将陈猱头等坚守。次年六月，田丰、王士诚杀察罕帖木儿。察罕帖木儿养子扩廓帖木儿袭父职，继续围攻益都。十一月，益都陷。田丰、王士诚被杀，陈猱头被俘送大都。山东红巾军被镇压下去。中路军由关先生（即关铎）、破头潘（即潘诚）、冯长舅、沙刘二等率领。至正十七年九月，越太行山，进入山西。至正十八年二月，毛贵遣其部将王士诚、续继祖等与中路军汇合。由于元军在山西、河北的兵力很强，中路军的主力转向晋北，原拟由山西入河北，与毛贵军会合的计划未能实现。九月，关先生等克完州（今河北完县），十月，占领大同、兴和（今河北张北）等路。十二月，克上都，破全宁路（今内蒙古翁牛特旗乌丹城）、辽阳路（今辽宁辽阳）。十九年十一月，红巾军进入高丽。二十二年正月，关先生、沙刘二等在高丽战死，余众在破头潘率领下败退辽阳。四月，破头潘在辽阳被俘。　　在三路北伐的同时，刘福通也开始出击。至正十八年五月，刘福通攻占汴梁，定为宋政权都城。这时，北方红巾军出现了鼎盛局面。但由于三路北伐相继失利，形势逆转。察罕帖木儿和孛罗帖木儿率领的两支元军，对宋政权的包围进一步紧缩。十九年八月，汴梁城破，刘福通保护韩林儿冲出重围，逃奔安丰。　　至正二十三年二月，早已占领了壕州的张士诚，趁安丰空虚之机，遣其将吕珍进攻安丰。刘福通等顽强抵抗，小明王遣人向朱元璋求救，朱元璋率军救出小明王等，安置在滁州。二十六年十二月，朱元璋部将廖永忠迎归小明王至应天，途经瓜步，将其沉死。宋亡。　　南方红巾军在元军高邮大败后，乘机吸收了一部分元军，壮大了自己的队伍。至正十五年正月，天完将倪文俊率领红巾军占领沔阳。十六年正月，天完政权据汉阳为都，以倪文俊为丞相，改元太平。十七年九月，倪文俊谋杀徐寿辉篡夺帝位没有成功，自汉阳逃奔黄州，被部将陈友谅杀死。陈友谅夺得军权后，把进攻重点放在东南，十八年正月，与巢湖水师赵普胜攻克安庆，乘胜连克江西、福建许多地区。陈友谅为篡夺天完帝位，于十九年九月先杀赵普胜，同年底，又逼徐寿辉徙都江州，伏杀其部属，自称汉王。二十年五月，陈友谅攻占太平，杀害徐寿辉，自称皇帝，国号大汉，改元大义。闰五月，陈友谅出兵集庆，企图一举消灭朱元璋，却在龙湾中伏大败而归。　　陈友谅杀徐寿辉后，天完陇蜀省右丞明玉珍在四川重庆称陇蜀王，脱离陈友谅独立。至正二十二年三月建国大夏，改元天统，自称皇帝，占据全蜀，进兵云、贵，但在进攻盘踞于云南的元梁王时，不利而退。　　张士诚在高邮转危为安后，至正十六年二月，攻克平江路（今江苏苏州），改平江路为隆平府。分兵克常州、松江、湖州、杭州。这时朱元璋的军队已克集庆，势力向东伸张，两军发生交战。十七年，朱元璋连克长兴、常州、泰兴、江阴、常熟等地，张士德也在常熟为朱元璋军擒获。张士诚投降元朝，被封为太尉。他在军事上继续与红巾军为敌，在政治经济上支持元朝统治，生活上腐朽堕落。趁宋政权三路北伐的时机，势力扩张到济宁、濠州一带。二十三年春出兵安丰，逐走小明王。九月自称吴王。　　元末农民战争形势图　　方国珍自至正八年至十四年六年间，曾三降元朝。十六年三月，又降元，官至江浙行省参知政事。十八年底，朱元璋的军队已经东下衢州、婺州，逼近方国珍割据的温、台、庆元诸路。次年，方国珍献温、台、庆元三郡之地于朱元璋，被授为福建行省平章政事。不久，又接受元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职，并于至正二十年至二十三年，每年派大批海船，运送张士诚的十余万石粮到元大都去。顺帝封他为江浙行省左丞相，赐爵衢国公。　　垂死挣扎的元末统治集团　脱脱在高邮前线被贬后，元朝统治集团更加腐朽不堪，内部倾轧，军阀混战，终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哈麻因阴荐西番僧“演揲儿”（意为“大喜乐”）法，深受元顺帝妥欢贴睦尔所宠，继任中书左丞相，弟雪雪拜御史大夫，妹婿秃鲁帖木儿亦受宠。顺帝终日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怠于政事，荒于游宴”，国家大权尽归哈麻兄弟。哈麻、雪雪阴谋废顺帝，立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并杀秃鲁帖木儿等。事泄，反被顺帝、秃鲁帖木儿定计杀掉。顺帝命搠思监为右丞相、太平为左丞相。皇太子生母奇皇后与爱猷识理达腊仍谋废立，令宦官朴不花与左丞相太平商议，太平不肯，于是宫廷内分为支持皇太子的搠思监、朴不花一派和支持顺帝的老的沙、秃鲁帖木儿一派。　　元末农民起义爆发后，元军在起义军打击下土崩瓦解。但依靠地主武装起家的察罕帖木儿、答失八都鲁、李思齐、张良弼等逐渐崛起，形成了新的军阀集团。答失八都鲁在北方红巾军的打击下兵败病死，其子孛罗帖木儿继之；察罕帖木儿死后，其养子扩廓帖木儿继之。这四家军阀出于争权夺利，长期以来互相攻伐不已。皇太子为了控制朝政，以扩廓帖木儿为外援，老的沙等则依靠孛罗帖木儿来对抗。　　至正二十四年，右丞相搠思监、朴不花指责孛罗帖木儿图谋不轨，于是就下诏削其官爵，解其兵权。孛罗帖木儿拒不从命。遣秃坚帖木儿出兵大都，顺帝不得已将搠思监、朴不花缚送给他，并复其官爵。皇太子很不甘心，命扩廓帖木儿出兵攻打孛罗帖木儿，孛罗帖木儿又出兵攻大都，皇太子战败，逃奔冀宁。孛罗帖木儿入大都，顺帝命孛罗为中书右丞相，节制天下军马，老的沙为平章政事，秃坚帖木儿为御史大夫。二十五年，皇太子下令扩廓帖木儿讨孛罗帖木儿，孛罗战败。七月，孛罗帖木儿被刺死于宫中，余党被杀。九月，皇太子和扩廓帖木儿入京，命扩廓帖木儿为中书左丞相。奇皇后要扩廓逼顺帝让位，扩廓不从，请求带兵外出。闰十月，顺帝封扩廓为河南王，代皇太子总制关、陕、晋、鲁诸道兵马，出征南方。但李思齐不服。二十七年，李思齐、张良弼、孔兴、脱列伯等结成联盟，与扩廓交战。十月，顺帝罢扩廓兵权，其原统军兵由白琐住、虎林赤、貊高等分别统率。另立抚军院，由皇太子总制天下兵马，专防扩廓。这时朱元璋即将北伐，元朝行将灭亡。　　朱元璋领导的统一战争　至正十二年，定远富豪郭子兴于濠州（今安徽凤阳东北）起义。朱元璋原是郭子兴部亲兵，以战功升为总兵。郭死后，升任左副元帅。十五年，收降部分巢湖水师，渡长江东进。十六年，据集庆，宋政权任命他为江南行省左丞相。屡败陈友谅、张士诚，势力扩展至苏、浙、皖、赣。　　至正二十三年，陈友谅特制数百艘“楼船”，兵号六十万，包围洪都（今江西南昌），守将朱文正率军死守八十五天。七月，朱元璋亲率二十万大军来救，陈友谅退至鄱阳湖迎战，这就是著名的鄱阳湖大战。陈友谅大败，中流矢死。二十四年正月，朱元璋称吴王。二月，朱元璋率水陆大军征武昌，陈友谅子陈理请降。汉亡。至正二十六年五月，朱元璋发布《平周檄》。这篇檄文虽然仍用大宋“皇帝圣旨”和“龙凤”年号，却完全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污蔑红巾军。八月，朱元璋令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军二十万攻张士诚。徐达等先后攻占湖州、杭州、绍兴、嘉兴等地，形成对平江的包围。十一月，开始围攻平江，四周筑长围以困之。吴元年（1367）九月，城破，张士诚被俘，自缢死。　　吴元年九月，朱元璋灭张士诚后，遣军分两路进攻方国珍。十一月，方国珍投降。同月，又派军南下征陈友定。陈友定本为驿卒，因袭击红巾军有功，官至福建行省平章，占有闽中八郡，一直效忠元朝，与朱元璋为敌。次年正月，朱元璋即皇帝位，建国号为明，年号洪武。同月，明兵攻取建宁，进围延平，陈友定被俘，福建平定。接着，两广也为明朝所有。　　正当元朝统治下的北方处在军阀混战的时候，吴元年十月，朱元璋命中书右丞相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平章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军二十五万北伐。他再三申明行军纪律，又发布了北伐檄文，提出“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口号。根据朱元璋的作战部署，徐达率军先抵淮安，攻占山东全境。洪武元年三月，徐达等进入河南，同时，由冯宗异率领的偏师克陕州，扼潼关，西略华州，以防李思齐等援兵东犯。五月，朱元璋抵汴梁，准备进军大都。闰七月，明兵会集德州，步骑舟师继续沿运河北上，下长芦，克清州，至直沽，大都震惊。七月二十八日，当明军占领通州后，元顺帝率后妃、太子逃到上都。八月初二，徐达率北伐明军进入大都，元朝政权被推翻。时扩廓帖木儿拥兵山西，李思齐、张良弼等盘踞陕西，纳哈出据守辽阳。九月，徐达、常遇春等进兵山西。十二月，扩廓帖木儿乘北平（明改大都为北平）空虚，率军出雁门关企图夺取北平，徐达等直取太原，又偷袭扩廓兵营，扩廓大败，仅以十八骑逃遁，太原失陷，山西平定。洪武二年四月，常遇春、冯宗异等率军入陕西，李思齐投降。常遇春、李文忠又率军直捣上都，元顺帝再往北逃，次年四月病死于应昌。　　元朝的制度　　蒙古国对华北的统治方式，是草原贵族原有的统治体系在它所征服的定居农耕地区的延续。汉地户口的一部分直接领属于大汗；一部分被大汗分封给诸王、宗戚和勋臣。蒙古统治者把主持军事、财赋征敛的部分官员和监临各级地区的达鲁花赤派到华北，同时又以款服入质、领军从征、缴纳差发为条件，允许自金末战乱以来出现在北方的大小军阀世侯，继续行使在各自势力范围内的实际统治权。世侯们集兵刑赋役之政于一己，俨若列藩，不相统属。直到忽必烈建立元朝，这种局面才获得根本转变。他借鉴金代制度，在以“藩邸旧臣”为核心的中原知识分子参议下推行“汉法”，同时保留能充分保障蒙古贵族特权地位的种种制度，重新在华北确立了封建的中央集权制统治体系以及相应的各种典章制度。中统、至元间的创置，奠定了有元一代制度。元朝制度多沿袭金制，同时又有不少前代所不具备的特点。其中有的反映了中原王朝历代相承的传统体制本身的发展变化，如行省的设立；有的反映了被保留的蒙古旧制，如蒙古、探马赤军中的奥鲁（老小营）建置；也有一些是在这两者的交互作用下形成的，如刑罚体系中某些不同于前代的变化，对吐蕃地区实行的政教合一的统治等。　　官制　中央政府的军、政统治机构，主要由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构成。中书省相当于金代的尚书省，领六部，掌全国政务，枢密院掌兵，御史台掌督察。此外，元世　　元朝帝系表　　达鲁花赤铜印　　祖忽必烈曾于至元三年（1266）设制国用使司，总理全国财政，以后一度成为与省、台、院并立的最重要的国务机构之一。七年，罢制国用使司，立尚书省，统六部，并改天下行中书省为行尚书省。中书省建置虽仍被保留，但实际上已改由尚书省总领国政。九年，罢尚书省，以其职权归并中书省。至元后期和武宗至大年间，元廷又两次立尚书省，分别历时五年、三年，以“理财”为施政中心。主持全国释教及吐蕃地区军、民之政的宣政院，由于职掌的特殊性，自成系统。蒙古国初期，即置札鲁忽赤治天下刑政。随着元朝国家机器的完备，设大宗正府为札鲁忽赤官署，主要治理诸王、驸马、投下蒙古、色目人的刑名等公事，时而兼管汉人刑狱。在宗教、文化方面，元代比较独特的中央机构还有管理也里可温的崇福司、掌回回历法的回回司天监、蒙古翰林院及其所属蒙古国子监等。　　地方最高行政机构，在忽必烈即位之初，为十路宣抚司；同时，他又委派重臣以都省官“行某处省事”系衔，到各地署事，行使中书省职权，简称行省。至元后期，行省官员不复以中书省官系衔，行省逐渐由临时性的中央派出机构定型为常设的地方最高行政机构。除“腹里”（河北、山东、山西）直隶于中书省，吐蕃由宣政院辖理以外，所置有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云南、甘肃、江浙、江西、湖广等行省。在距离省治较偏远的地区，分道设宣慰司，就便处理军民事务，“与职民者，省治之；职军者，院临之”。边陲民族地区的宣慰司、宣慰司都元帅府及其所统路府州县或宣抚、安抚、招讨等司，多参用当地土官任职。御史台在地方上也有相应的分设机构，即监临东南诸省的江南诸道行御史台（简称南台）和陕、甘、滇、蜀地区的陕西诸道行御史台（简称西台）。中台和两个行台下各设若干道肃政廉访司（元初称提刑按察司），定期检查各种案卷帐目，监督纠劾各级官吏，复按已审案件。御史台（或行台）与诸道肃政廉访司相衔接，构织成全国范围的垂直监察系统。为了征伐或镇抚的需要，枢密院有时也在有关地区设置行枢密院（简称行院）。行省以下的行政机构，分别为路、府、州、县。诸王、勋戚在内地各行省的封地上仍保留相当的特权，但这些封地在行政建置方面同样被纳入郡县制体系。路治所在城镇，并没有一个或几个录事司，管理城区居民。　　元政府在许多中央机构、行省以下的大部分地方行政机构和许多管军机构中都设立达鲁花赤一职，一般由蒙古人或色目人担任，以此保障蒙古贵族对全国行政、军事系统实行严密监控和最后裁决的权力。路、府、州除蒙古人任达鲁花赤，又以汉人为总管、知府（或府尹）、知州（或州尹），以色目人为同知，使他们互相牵制，以利于民族防范和阶级统治。元代主要行政、军事统治机构的领属系统如下页表所示。　　军事制度　元代在漠北草原的蒙古人，仍过着兵民合一的游牧生活，战时出军，平时便屯聚牧养。在汉地和江南，元朝军士的来源采取从固定的军户中签发的办法。蒙哥二年壬子（1252）大规模籍户时，已明确地区分民户和军户。进入内地的大多数蒙古人户及被收编的金、宋降军之家，皆以军户著籍；此外还有一些汉族或其他各族人户陆续被新签为军户，一般都由中户充当。军户种田，可免税粮四顷，称为“赡军地”。蒙古、探马赤军和汉军（金朝降军和蒙古政权、元政府在华北签发的军队）军户，都是通过奥鲁进行管理的。奥鲁的主要职责，一是从军户中起发丁男当军应役，并及时起征亡故军人的“户下弟男”承替军役，弥补军队缺员。二是负责按时为本奥鲁起发的当役军人置备鞍马、器杖、盘费等军需。蒙古、探马赤军的奥鲁，隶属于该奥鲁当役军士所在的万户、千户之下，汉军奥鲁由所在地区的管民官兼领。新附军（南宋降军）未设奥鲁。　　元代军事防卫分为两大系统，即戍卫京师（大都和上都）的宿卫系统和镇守全国各地的镇戍系统。宿卫军队由怯薛军和侍卫亲军构成。忽必烈建国后，保留了成吉思汗创立的四怯薛轮番入侍之制，用他们列值禁庭以充护卫侍从，常额在万人以上，由皇帝或亲信大臣直接节制。侍卫亲军用于环卫京畿，到元朝末年先后置三十余卫，卫设都指挥使或率使，品秩与万户相当（正三品），隶属于枢密院。进入内地的色目人军队，由于战斗力较强，相当一部分被编入侍卫亲军。镇戍诸军的布局，腹里主要由蒙古军和探马赤军戍守。华北、陕西、四川等地的蒙古、探马赤军由各地区的蒙古军都万户府（都元帅府）统领，隶属于枢密院。南方以蒙古军、汉军、新附军相参驻戍，防御重点是临江沿淮地区。隶属行省的镇戍诸军，方面有警时由行枢密院统领；平时日常事务归于行省，但调遣更防等重要军务仍受枢密院节制。全国军马总数，只有皇帝和枢密院蒙古官员知道，行省兵马也只有为首的蒙古官员知道。　　法律　元代始终没有颁布完备的法典。至元八年（1271）以前，中原汉地断理狱讼，基本上参用金泰和律定罪，再按一定的折代关系量刑。至元八年十一月，在建“大元”国号同时，下令禁用泰和律。以后曾数次修律，都没有完成。判狱量刑，主要根据已断案例，类推解释，比附定刑，与其他封建王朝相比，司法的随意性较显著。其他方面的立法行政，也都以诏制、条格（经皇帝亲自裁定或直接由中书省等中央机关颁发给下属部门的各式政令）为依据。因此，元朝的法制体系，主要是由因时立制、临事制宜而陆续颁发的各种单行法构成的。政府下令，凡在朝及地方各衙门均应分别类编先后颁发的各种格例，使官吏有所持循。当时“内而省部，外而郡府，抄写条格，至数十册。遇事有难决，则检寻旧例，或中所无载，则施　　行比拟”。条格和断例岁增月积，繁杂重出，互相抵牾。元政府有时将历年所颁降的某一方面的条例重加“分拣”、“斟酌”，厘定“等第”，形成新的法律文字，作为“通例”公布。同时，对国家的政制法程，也几次召集老臣，从以往颁发的政府文书中选出“可著为令者，类集折衷，以示所司”，所成《大元通制》、《至正条格》等格律类聚都是具有法典性质的政书（见《通制条格》）。　　元朝法律大体上遵循前代“同类自相犯者，各从本俗法”的原则。“五刑”的刑罚体系与前代相比发生了某些变化。同时，由杀人者向被害者家属偿付烧埋银，以及将刺字断放的前科罪人发付原籍，由官司籍记充“警迹人”，交由村坊邻右监督等规定，从元代开始制度化。对伤害罪，规定由加害者交付给受害者一定数量的“赡养之资”、“医药之资”，对加害者所处的实刑则比前代相应减轻。元代法律从维护地主阶级利益出发，制定了种种不平等规定，如地主殴死佃客，只杖一百七，征烧埋银（丧葬费）五十两。又在许多方面明确规定四等人的不同待遇（见四等人制）。禁止汉人、南人收藏兵器、练习武艺、甚至集场买卖。法律规定杀人者死，但蒙古人因争斗和乘醉殴杀汉人，不须偿命，只罚出征，征烧埋银。蒙古人、色目人殴打汉人、南人，汉人、南人不得还报。因而元代刑法带有鲜明的民族压迫色彩。有些蒙古法，如对偷盗牲畜处以赔九之罚、倍赃制，屠宰牲口时禁抹喉放血等，对施临于汉族居民的刑罚体系也有一定的影响。　　官员铨选制度　中统初，定都省及左三部、右三部之制，吏、户、礼为左三部，兵、刑、工为右三部。至元元年（1264），罢诸侯世守，裁并路府州县官吏，行迁转法。至此，任命、迁调各级官员的权力始收归中央，初定一代铨选制度。枢密院、御史台、宣政院用人得自选闻奏；此外，百官的任免进退，一般都须经过中书省系统。职官升迁，从七品以下属吏部，正七品以上属中书省，三品以上由皇帝决定。实际上，一般外任官都难以升到从四以上的品秩。高级官僚阶层基本上为世袭的蒙古、色目贵族和极少数汉族官僚所垄断。从怯薛中不断选拔人员担任军、政要职是保持这种垄断的重要途径之一。中下层官僚的来源大部分是掾史、书吏。他们的晋升途径，首先是从县吏经州、府做到路吏，然后被选入廉访司，经御史台或行台书吏升为省部掾史，遂出职为从六或正七品官；也有从儒人中直接荐入廉访司为吏而逐渐晋升者。常选之外，还有所谓“别里哥选”。别里哥为蒙语belge音译，意为“符验”。“别里哥选”指皇帝以特旨委任官员。由省部掾史出职往往比从九品官员依常例迁转至七品更快，所以元代有许多人宁可已官而复掾。据元人自己的估计，由吏入仕者占元朝官员总数的十分之八以上。元朝科举的最初尝试是窝阔台时期的“戊戌选试”（1238）。延祐年间，元政府始正式设科取士。直到元末，开科共十六次，取士人数仅占文官总人数的百分之四，其规模远不足与唐宋两代相比拟。南人想要入仕尤其困难，能做官的，大多数也不过州县卑秩。　　户籍制度　元代户籍制度非常特殊，相当复杂，将全国居民按照不同职业以及其他某些条件（如民族）划分成若干种户计，统称诸色户计。他们所承担的封建义务有所不同，隶属和管理系统也不尽相同，而且一经入籍，就不许随意更动。诸色户计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军户，出军当役的人户。站户，在站赤系统服役的人户。军户、站户占地四顷以内免税，四顷以外依例课税。元代前期军户、站户都可以豁免杂泛差役，中期、后期部分军户、站户有时也要负担杂泛差役。匠户，为封建国家从事各种工艺造作的人户。他们须缴纳地税，中叶以后也要负担杂泛差役。灶户，又称盐户，以煎盐为生的人户，按国家规定的数量缴纳额盐，支取工本钞或口粮，严禁私卖盐货。盐户的其他赋役经常得到宽免或优待。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等宗教职业者，也各有专门户籍。他们占有的土地中，凡属于皇帝赏赐和元初旧产都可以免税，续置土田须验地科征。终元之世，他们基本上享受免役的优待。儒户，验地缴税，元代中期曾一度负担杂泛差役。打捕户及鹰房户，专门为皇室猎兽以及捕养行猎时所用鹰隼等动物的人户。按元政府规定，打捕户必须送纳皮货以代替其他户计缴纳的丝料和包银。民户，一般的种田户等。对北方民户大体上征收丁税和科差，南方征两税（见税粮）。民户须负担杂泛差役。　　此外还有医户、运粮船户、舶商等项户计。诸王、勋戚和功臣还各自拥有一部分私属人户，他们不承担国家赋役，完全供其领主役使。这种私属人户中也包括一部分匠人、打捕鹰房、金银铁冶户等。　　赋役制度　元朝的赋税制度南北相异，北方主要是税粮、科差，南方征夏、秋两税。窝阔台八年丙申（1236），更定赋税制度，史称丙申税制，基本上确立了元代在华北地区的赋税体系。忽必烈即位后，对赋役数额有所调整，并在申明旧制的基础上，明确规定输纳之期、收受之式、封完之禁、会计之法，使之更趋完善。正税主要是税粮和科差。税粮分丁税和地税两项。地税白地每亩三升、水地每亩五升。以后又一律改为亩输三升；丁税每丁二石。各色户计分别按照不同的规定输纳丁税、地税之中的一种。官吏、商贾纳丁税。工匠、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儒户等验地交地税，军户、站户占地四顷以内者免税，逾此数者纳地税。一般民户大多数交纳丁税，中叶以后，在两淮、河南等地区，也有改征地税的。由于土地买卖、富户漏税等各种原因，在征收税粮时往往出现混乱和纠纷，经常有一户并纳两种税的情况发生。科差内容包括丝料、包银和俸钞三项。丝料户一斤六两四钱。系官民户所纳的丝料全归政府；分拨给诸王、贵戚、勋臣的民户所纳丝料中，有一部分经过政府转交给封主，其数额以每五户二斤为率，所以这一部分民户称为“系官五户丝户”。　　包银每十户额当钞四十两，此外还要按缴纳包银的数额，每四两增纳一两，以给诸路官吏俸禄，即俸钞。各色户计，按编入户籍的先后、丁力多少、家业贫富等具体情况，缴纳税粮、科差的标准都有所不同。　　灭宋以后，元政府没有把在北方实行的税粮、科差制度向南方推行，基本上承袭南宋旧例，继续征收夏、秋两税。两税之中，以秋税为主，所征为粮食，也有一部分折钞征收，江南秋税的税额没有统一的标准，各地差别较大。夏税一般以秋税征粮额为基数，按一定的比率折输实物或钞币。江东、浙西自世祖年间就开始起征夏税，浙东、福建、湖广等地区自元贞二年（1296）起征。江南也有科差，即户钞（相当于北方的五户丝）和包银，江南征收包银的范围很小，时间也很短。　　盐税收入，占全国钞币岁入的一半以上。盐的生产由国家垄断。政府将工本钱发给灶户，所生产的盐全部由国家支配。盐场附近一般划为“食盐区”，由政府置局，按户计口发卖食盐。其余大部分地区为“行盐区”，由盐商向政府纳课换取盐引，到盐场支盐，再运到规定的行盐地区贩卖。岁课的对象是山林川泽的特产，如金、银、珠、铜、玉、铁、硝、碱、竹木之类。或设总管府、提举司等机构经理，分拨一部分民户从事采伐加工，或由民间自行开采生产，政府以抽分等形式收取税金。两种来源的收入都属于岁课收入。　　杂课中还包括茶课、酒醋课、“额外课”等。商税也是国库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杂泛差役，主要包括政府为兴役造作、治河、运输等需要而征发的车牛人夫，以及里正、主首（农村基层行政设施的职事人员）、隅正、坊正（城镇基层行政设施的职事人员），仓官、库子（为官府保管财物的职事人员）等职役。元代前期，民户以外的其他户计一般都不承担杂泛差役，按元政府规定，分配差役时，应根据当役户的丁产，先尽富实，次及下户。成宗大德年间改革役法，此后关于诸色户计的当役规定，不时变更，当役面有所扩大。元代的杂泛差役，是劳动人民十分沉重的负担。　　社会经济　　蒙古兴起后连年发动战争。所过之处，人民遭屠戮，农田受破坏，工匠被驱役，财物被掠夺。蒙古统治者用统治草原畜牧经济的方式来管理中原高度发展的封建农业经济，使中原地区社会经济逆转。随着岁月的推移，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们逐步认识和适应了中原地区的封建经济，统治方式随之改变。到忽必烈继承大汗，采用“汉法”后，这种统治方式转变的过程已经基本完成，社会经济走上了恢复和发展的道路。　　元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总趋势是：前期由恢复到发展，中后期由发展到停滞、衰敝。由于元朝地域辽阔，民族之间交往增多，对外开放，使农业、手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具有相应的特点。边疆地区得到开发，各民族的生产技术互相交流，对外贸易空前发达，交通运输业有很多创举。　　土地占有和阶级状况　蒙古统治者在占领全国过程中，除没收金朝和南宋的官田外，还占有大量无主荒田和侵夺有主民田，也有新开垦的屯田。官田、屯田、牧场等，都是以蒙古皇室为中心的官僚机构和王公贵族所控制的。　　元代劳动人民生产形象图　据《农书》、《元代狩猎图》绘制　　蒙古王公贵族圈占民田为牧场的情况，在蒙古国和元王朝初期是相当严重的。忽必烈时，东平人赵天麟上疏说：“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于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在陕西地方，甚至有恃势冒占民田达十余万顷者。　　元朝政府除直接管理一部分官田外，还把大部分官田赐给皇亲、贵族、功臣、寺观。如忽必烈赐给撒吉思益都田一千顷，元文宗图帖睦尔赐给安西王阿剌忒纳失里平江田三百顷，元顺帝时权臣伯颜前后共得赐田两万顷之多。寺院道观也拥有大量田地财产，大护国仁王寺、大承天护圣寺拥有田地数以十万顷计。　　金、宋末年的汉族大地主，许多人因投降蒙古保持了自己的田地财产。江南大地主受到的损失很小，他们继续兼并土地，一些富户占有两三千户佃户，每年收二三十万石租子。如松江曹梦炎占有湖田数万亩，瞿霆发占有私田并转佃官田达百万亩。　　在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下，广大劳动人民的处境十分悲惨。其中受压迫和剥削最深的是驱口。驱口是元朝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他们大部分是战争中被掳掠来的人口，后来也有因债务抵押、饥寒灾荒卖身，或因犯罪沦为驱口的。驱口有官奴、私奴之分。官奴主要从事官手工业劳动；私奴是主人的私有财物，子孙永远为奴，可以由主人自由买卖。佃户有官佃和私佃两种。私佃的地租率很高，一般都在五六成，甚至八成；官佃的地租率，在元代初期一般低于私佃，以后越来越高，中叶以后往往超过私佃的地租率。佃户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十分严重，有的地方佃户可以被地主典卖，或者随土地一起出卖；个别地方，佃户生男便供地主役使，生女便为女婢，或充当妻妾。自耕农占有极少量土地，他们常常因经受不了地主转嫁的沉重赋役而倾家荡产。　　贵族官僚掠夺土地，地主富豪兼并土地，使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元朝政府承认：各地的地主一般多从“佃户身上要的租子重，纳的官粮轻”。徭役不均的现象也日益严重。以元末福建崇安为例，富豪只占全县纳粮户的九分之一，所占土地却有六分之五，而官府却将富户应承担的徭役强加在“细民”身上，“贫者受役旬日，而家已破”。因此，广大佃户、自耕农因破产而典卖妻女、牲畜，或沦为驱口，或离乡流亡，是十分普遍的。　　农业生产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采取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如建立管理农业的机构——劝农司，指导、督促各地的农业生产，并以“户口增，田野辟”作为考课官吏的主要标准；编辑《农桑辑要》，推广先进生产技术；保护劳动力和耕地，限制抑良为奴，禁止占民田为牧地；招集逃亡，鼓励垦荒；军民屯田；减免租税；设置粮仓、常平仓，赈济灾民，储备种子；举修水利等。这些措施是元代前期农业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至元十三年（1276）全国基本统一时，共有九百五十六万七千二百六十一户，约四千八百万口。由于历经兵燹，这个数字比1200年左右金和南宋的户口合计数两千零七十一万六千零三十七户、八千一百三十七万七千二百三十六口要少得多。到至元三十年时，全国已有一千四百万零二千七百六十户，约七千多万口。　　由于部分地区统计缺漏，诸王、贵族隐占人口，军户、站户人等也不计在民户数之内，所以元代实际户口数字当不止于此。元代户口最高数估计在元顺帝妥欢贴睦尔（1333～1368在位）初年，可能达到八千万口左右。　　元初因战争破坏，北方耕地荒芜严重，南方破坏较少，故屯田多集中在今河北、山东、陕西、江淮、四川一带，如枢密院所辖河北军屯，垦田达一万四千余顷，洪泽万户府所辖屯田达三万五千余顷。边区亦广泛开展屯田，据《元史·兵志》不完全统计，全国屯田面积达十七万七千八百顷之多。南方农垦发达地区，则多与水、与山争田，前者如围田、柜田、架田、涂田、沙田，见于滨江海湖泊之地；后者如梯田，行于多山丘陵之地。元代耕地面积在战争期间大量荒芜的基础上逐步得到扩大。　　元代农业生产的技术也有所提高。从天时地利与农业的关系，到选种、肥料、灌溉、收获等各方面的知识，都已达到新的水平。农具的改进尤其显著。耕锄、镫锄、耘荡等中耕工具比宋代有所发展。镰刀种类增多，还创造了收荞麦用的推镰。水力机械和灌溉器具大有改进，水轮、水砻、水转连磨等更趋完备，牛转翻车、高转筒车已有使用。　　粮食生产不平衡。元初北方和中原农业破坏最甚，恢复程度不一，大致以关中、江淮、山东恢复最为显著。世祖时关中麦已盛于天下，两淮屯种的荒闲田岁得粟数十万斛。但北方大都等地的粮食供应仍依赖江南。南方粮食产量在南宋的基础上继续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