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葭管）　银两　　银两　　见银锭。　银元　　银元　　清末中国自铸银币的通称。清代，把外国流入的银铸币称为洋钱，把中国自铸的银币称为银圆（元）。　　广东省银币(光绪十三年　1887)　　四川省银币(光绪二十四年　1898)　　乾隆时曾开铸镌有班禅头像的纪念性银币，道光元年（1821）鼓铸了赏赐用的银币，但用机器自铸新式银元则始于光绪八年（1882）吉林机器局铸造的厂平（吉林通用银两）一两币，因铸造数量甚少，后世罕见，时市面流通的银币主要是洋钱。张之洞督■，于十三年奏准由广东造币厂试铸，每枚重库平七钱二分，币面镌有龙形，越二三年铸成，在市面流通，是为龙洋的起源。以后光绪、宣统年间各省所铸银元均统称为龙洋。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又在武昌设立银元局铸造一两银元。以后各省仿效，相继奏准铸造，但因质劣及成色、重量不符标准，不受民间欢迎，甚至在流通中不能按枚计值，只能按重量计值。二十九年，清政府曾下令划一银元，但未贯彻。宣统二年（1910）清政府将铸币权统一于中央，规定以圆（元）为单位，每元重七钱二分，定名为“大清银币”，由湖北、南京两个造币厂铸造，预定于十月发行。辛亥革命爆发后，所有已铸成的银币均充作军饷，故终清一代，只有各省自铸的银元，而无成色、重量都符合标准的全国统一铸造的银币。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铸造的镌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和国民政府铸造的镌有孙中山头像的银元，是自铸银元中流通最广的两种。进入民国后，仍维持着银两、银元并行的货币制度，直到1933年实行废两改元，银元才成为单一的主币。1935年实行纸币政策，不准行使银元，并用“法币”收兑银元（见币制改革）。以后银元虽间或有在市场上出现，或被个人窖藏，但银元作为主币的时代已宣告终结。　　（洪葭管）　尹　　尹　　先秦官名。商、周时常指官长。甲骨卜辞中有王令尹、多尹从事农作或作王寝者。另外又有所谓族尹，当为一族之正长。　　西周时，尹可以是官吏之泛称。《尚书》和金文中的“百僚庶尹”、“百尹”、“诸尹”，意即百官、百僚。但当时尹又是作册、内史之长，如铜器铭文中常见作册尹、内史尹之名。尹为世职，故又被称为尹氏。《诗·小雅·节南山》有“赫赫师尹”，师尹即太师、尹氏之简称。尹氏在西周时一直是高官，到西周末尤为重要。　　春秋战国时，中原各国以尹为官名者不多。现在能见于文献的尹多为较低的职务，如《国语·周语》称关吏、门吏为关尹和门尹。《礼记》的《檀弓》有“工尹商阳”，工尹是工官之长；《月令》提到的奄尹，是宦寺之长；《杂记》所说的里尹，则为一里之魁首，亦即后来里正之类的乡官。　　南方的楚，官名中带尹者极多。百官中最高者为令尹。另有左尹、右尹，为位次于令尹的尊官。又有王尹、箴尹、连尹、陵尹、郊尹、扬豚尹、中厩尹、宫厩尹、监马尹、环列之尹等。县有县尹，如武城尹之类。见于战国器物铭文、玺印、竹简者，有连尹、大工尹、集尹等。湖北随县曾侯墓出土的竹简，上有左尹、右尹、大工尹、宫厩尹等曾国的官名。曾和楚关系密切，故官制多袭楚制。秦汉以后，亦有尹官，如汉时的京兆尹、河南尹，均为京畿的地方长官。　　（吴荣曾）　英美烟公司　　英美烟公司　　英美资本垄断烟草业的国际托拉斯组织。1902年，美国烟草公司、英国帝国烟草公司等六大烟草公司，共同出资三千万美元（约六百万镑），组成英美烟公司。总公司设于伦敦，分支机构遍布欧、美、澳、非、亚等洲六十余国。公司成立当年即进入中国，收购原属花旗烟公司的上海浦东烟厂，最初投资为二十一万元，职工总数一百七十余人，销售量为一万二千六百八十二箱。1919年设驻华总部于上海（1936年迁香港）。随后在上海、天津、汉口、郑州、青岛、哈尔滨、沈阳、营口、香港等地设卷烟厂十一个。1930年设启东烟公司，1934年设颐中烟草公司，经营卷烟制造业务。　　英美烟公司在中国设厂的同时，还建立原料供给基地。1913年起先后在山东、河南、安徽等省推广种植美烟，并设六个大型烤烟厂。它又通过买办合组永泰和烟草公司及其专设的颐中烟草运销公司，形成了一个买办经销网，以上海为中心，从城市到乡村，从沿海到边疆，遍布全中国。此外，还设立六个印刷厂、一个包装材料厂和一个机械厂等，形成庞大的“烟草王国”。　　英美烟公司在中国的生产和经销，从一开始就凭借不平等条约，先后从清政府、北洋政府及国民政府取得捐税的优惠待遇，从而以极大的优势逐步巩固和扩大了它在中国卷烟业产销上的统治地位，从而获得巨额利润。　　抗战前夕，英美烟公司在中国及香港地区的工厂和销售机构及其附属企业共三十三个，资本已达两亿一千五百五十四万元，职工总数两万五千人。1937年的销售量已达一百一十万箱，占全中国销售量的三分之二，致使中国民族卷烟工业受到严重摧残。抗战初期，英美烟公司在各地的工厂托庇于租界，并与敌伪合作，其年产量仍能保持在较高水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日军接管。抗日战争胜利后，英美烟公司伦敦总公司决定，紧缩在华企业，继续外移资金，南迁设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英美烟公司在中国的生产、经销宣告结束。　　（齐福霖）　《瀛涯胜览》　　《瀛涯胜览》　　明人记述15世纪中外交通的史籍。马欢著，郭崇礼协助编撰。马欢字宗道，浙江会稽（今绍兴）人。永乐十一年（1413）、十九年和宣德六年（1431），先后参加了郑和下西洋第四次、第六次和第七次出访活动，以亲身经历各国的见闻，撰成该书。书中记载占城（今越南南部）、爪哇、旧港（今印度尼西亚的巨港）、暹罗（今泰国）、满剌加（今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哑鲁（今苏门答腊的日里河流域）、苏门答剌、那孤儿（在今苏门答腊岛北部）、黎代（在今苏门答腊岛北部）、南浡里（在今苏门答腊岛北部）、锡兰山（今斯里兰卡）、小葛兰（在今印度柯钦南）、柯枝（今印度柯钦）、古里（今印度科泽科德）、溜山（今马尔代夫）、祖法儿（今阿曼西部沿岸的多法尔）、阿丹（今亚丁）、榜葛剌（今孟加拉国及印度孟加拉邦地区）、忽鲁谟斯（今伊朗阿巴丹）、天方（今沙特阿拉伯的麦加）等二十个国家的情况。　　《瀛涯胜览》书影　　每一个国家都单独成篇，以简洁的文字，对其位置、沿革、重要都会港口、山川地理形势，社会制度和政教刑法，人民生活状况、社会风俗和宗教信仰，以及生产状况、商业贸易和气候、物产、动植物等，作了翔实而生动的叙述，较《星槎胜览》所记更为具体详赅，为研究15世纪初这些国家的基本状况，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书中对郑和使团访问各国时的一些情况，也作了真实的记录，是研究郑和下西洋和中西交通史的基本史籍之一。　　该书有《纪录汇编》本、《国朝典故》本、《胜朝遗事》本和《三宝征彝集》本。1935年冯承钧据前三种版本作《瀛涯胜览校注》，商务印书馆列入“史地小丛书”内出版，1955年中华书局重印。　　（郑鹤声）　应昌　　应昌　　元代蒙古地区重要城市，故址在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西北达里诺尔西。1214年，成吉思汗分赐弘吉剌部按陈那颜牧地于漠南，以答儿脑儿（今译达里诺尔）为营幕中心。弘吉剌贵族将从金境俘掠来的工匠、农民安置于答儿脑儿西岸，形成人烟聚落。灭金以后，又在民匠杂居的村落以西建成公主离宫。至元十年（1270），按陈孙斡罗陈万户及其妻囊加真公主向朝廷请求于此建城，经元世祖忽必烈同意，定名为应昌府。次年，修建起城郭、宫室、衙署等。二十二年，改应昌府为路，辖应昌一县。除路、县各有衙署官吏外，因弘吉剌万户首领受封为鲁王，又另有王傅府。王傅府下辖衙署四十余，官员七百余。此外，在应昌还先后兴建有罔极、报恩、龙兴等佛寺，以及孔庙、儒学和其他庙宇。应昌当岭北行省至两都间的交通要冲，沟通漠南北的帖里干（蒙语，意为车）驿道由此通过。元朝在应昌设有和籴所、仓库，收购粮食北运。应昌还是全国一百二十处屯田之一。　　明洪武元年（1368）八月，明军占领大都。次年六月，元顺帝妥欢贴睦尔由上都逃至应昌，临时建都于此。三年四月，元顺帝死于应昌。五月，应昌被明军占领，以后此城被废弃。应昌城址南北长约六百五十米，东西宽约六百米，城墙、建筑物轮廓现在还清晰可见。　　（周清澍）　佣作　　佣作　　秦汉时，雇佣劳动称为佣、佣作。雇佣劳动战国时已出现。秦末农民战争领袖陈胜少时就曾为人佣耕。汉代土地兼并加剧，破产农民多数沦为佃客。甚至一些没落的贵族、官僚、地主及其子弟也有潦倒到为人佣作的。使用雇佣劳动的范围也相当广泛，农业、手工业、商业、运输业、建筑业中，都见有使用佣工的。西汉倪宽家贫为人佣耕；东汉第五访少孤贫，常佣耕以养兄嫂；合浦太守孟尝也曾身自耕佣。在手工业中，武帝官营盐铁之前，豪强大家采铁煮盐，往往役使大量流亡人民充当他们的佣工。盐铁官营之后，采铁煮盐，大抵使用卒、徒。但郡中卒轮到践更时多有雇人以代的。私人采矿业如采黄金珠玉及东汉的治家，使用佣工，亦见记载。司马相如设酒肆，与佣保杂作；东汉李固幼子为避祸变姓名为酒家佣，则是商业特别是酒店中使用佣工的事例。此外，漆器制作、纺织、运输、官府的治河、修陵等工程，以及官府、学校的烹炊、舂米、抄写等，也都有使用佣工的，东汉班超投军从戎之前，即曾为官佣书。佣工有的是短期出卖劳动力，有的是长期佣作为生。佣工一般由主人供给饮食及付工资，也有只付工资或仅供饮食的。汉代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佣值各有差等。西汉政府参照市价规定的女工雇值为每月三百钱，一些记载中提到男子的雇值每月由一千至两千钱。农民在农忙时也有雇工或按雇值换工的。东汉章帝元和元年（公元84）诏无田农民应募迁徙他乡，官府赐与公田，为雇耕佣。佣作在两汉农业生产中也占一定的比重。　　佣工对主人的关系，可分两种类型。一种是自愿的雇佣，自来自去，有行动自由，其身分和雇值都较高，有些佣工还是士人出身，在受雇期间可以自己读书。这类雇佣可称为“卖佣”、“市佣”。另一种是依附性的雇佣，逃罪、逃债、逃税、逃役的农民和其他人，流亡他乡，“依倚大家”，受其雇佣，脱离名籍，失掉爵命（亡命），逃避了国家的赋役负担，却作为依附，对豪强大家有一定的人身隶属关系，身分地位较低（近似农奴）。西汉前期私人盐铁主一家聚众至千人的即为这种依附性的雇佣劳动。这类雇佣有“隶佣”、“仆赁”之称。史书所说的“流庸”大都为隶佣。　　依附性雇佣在手工业中较多，人数也比战国时增加，但不是自由的雇佣关系，而带有封建的依附关系，所以不成其为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在农业中，自由身分的雇佣关系虽有不少记载（如上述的倪宽、孟尝，还有匡衡、第五访等人，在为官前都曾为人耕佣），农忙时短工更是属于自由的“市佣”，但毕竟还是一种零星现象、救急办法，临时外出佣耕者一般都有自己能借以糊口的几亩土地。所以，秦汉时的佣作还是前资本主义时代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雇工完全不同。　　（宁可）　庸　　庸　　先秦对某些地位较低的劳动者的一种称呼。商代史料里尚未发现指称劳动者的“庸”字。在西周时期，“庸”似指从事农业等主要生产劳动的被奴役者（不包括从事农业等劳动的臣妾）。《诗·鲁颂·閟宫》说，成王封鲁时赐鲁侯以“山川”与“土田附庸”。“附”应该读为“仆”。仆是主要使用在军事上的被奴役者，庸是主要使用在生产劳动上的被奴役者。《诗·大雅·崧高》叙述周宣王封申伯于谢的事说：“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谢人，以作尔庸”，意即把谢地人民赐给申伯当庸。西周后期的询簋记载周王命询管理由夷人充当的“先虎臣、后庸”。虎臣的性质与仆相似，他们在战争中被驱使去冲锋陷阵，所以称为“先虎臣”。庸在战时大概要跟随在军队后面服劳役，所以称为“后庸”。西周时期称为“庸”的，似乎大都是被征服的异族人。他们一般同周族庶人一样，也有家室、邑落，但所受剥削压迫比周族庶人为重。　　春秋战国之间，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相适应，“庸”所指的对象也发生了变化。在战国时期的史料里，“庸”有时作“傭”（佣），多指雇佣劳动者。但战国初期，国家对私家使用雇佣劳动者大概有一定控制。《吕氏春秋·上农》说“农不上闻，不敢私籍于庸”，《商君书·垦令》等篇也说，为了驱民归农应该禁止私家取庸。由于贫民不断增加，商品经济不断发展，以及剥削阶级越来越需要积极性较高的劳动力，到战国后期，雇佣劳动发展极快，国家实际上已无法控制。《管子·治国》说：“耕耨者有时而泽不必足，则民倍贷以取庸矣。”可见为了不失农时，连一般农民都需要雇工。在发生饥荒的时候，统治者有时也用以工代赈的办法来救济贫民。《管子·乘马数》说，如果碰到凶年，就应该大兴土木，“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　　从现存战国史料来看，使用雇佣劳动的工种有耕耨、决窦（渎）、灌园、缮冢墓、理宫室、立台榭、筑墙垣、煮盐等，范围已相当广泛。　　《管子·山至数》、云梦秦简和《荀子·议兵》都提到“市庸”或“市佣”。可见当时的市场里集中了很多待人雇佣的劳动者。《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主人要做美味的饭菜款待“卖庸而播耕者”，还要准备优质的钱、布做酬劳。这不是“爱庸客”，而是为了要他们深耕熟耨。庸客努力劳动，也不是“爱主人”，而是因为这样做，饭菜就美，给的钱、布就好。这段话对战国后期比较自由的雇佣关系作了生动的描述。《韩非子》有“卖庸”、“买庸”（即“买人功”）的说法。《荀子·议兵》也有“佣徒鬻卖之道”的话。《韩非子》还把雇佣劳动者称为“庸客”。战国后期，庸客的大量出现，与统治阶级所豢养的，不同于“家臣”、“徒役”的宾客、食客的大量出现，是平行的现象，很值得重视。不过，雇佣劳动者大多数是无家业的贫民，社会地位低下。他们不但要从事辛勤的劳动，受雇主剥削，而且还会受到有权势的雇主的压迫虐待。　　战国时期，“赁”字意义同“庸”（佣）相近。《荀子·议兵》“是其去赁市佣而战之，几矣”，《史记·范雎传》有“范雎曰：臣为人庸赁”。《韩非子·显学》说“儒者破家而葬，赁子而偿”，大概是让儿子给债主当佣工抵债的意思。战国时期，楚国铸有一种供旅行者过传舍用的铜节，铭文说：“王命，命传赁一擔（担），飤之。”“赁一擔”可能是租给持节者一个担负东西的役徒的意思。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崔氏之乱，申鲜虞来奔，仆赁于野，以丧庄公。”有人认为这是关于雇佣的最早记载，但是《左传》的内容并非都是当时的实录，似乎不能仅仅根据这条材料就断定春秋时期已有雇佣关系。古书中有“赁”当读为“任”的例子。“任”可以当担负重物讲，载运东西的车古代也称为“任车”。如果把《左传》的“仆赁”读为“仆任”，解释为给人赶车，给人搬运东西，似乎也讲得通。　　参考书目　　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裘锡圭：《战国社会性质初探》，《中国古史论集》，吉林人民出版社，长春，1981。　　（裘锡圭）　永佃权　　永佃权　　土地关系中佃方享有长期耕种所租土地的制度。佃农在接租佃契约交纳地租的条件下，可以无限期地耕作所租土地，并世代相承。即使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发生变化，佃农的耕作权一般仍不受影响。永佃权最早出现在宋代，明代有所发展，有永耕、长租、长耕等名。明代中叶以后，首先在福建等东南省份的某些地区流行，清代盛行于东南诸省及华北、西北、华南的部分地区，民国时范围又有所扩大。　　永佃权的形成与定额地租形态的发展有密切关系。在定额地租形态下，地主只是收租，而不关心土地的经营情况，这使土地所有权与耕作权的分离成为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佃农或因垦荒付出工本，或因投资改良土地，或因支付“佃价”，或因长期租种同一块土地，或因集体“霸耕”而获得永佃权。另外，也有自耕农出卖土地、仅保留耕作权而结成永佃关系。在地广人稀地区，有的地主为保障土地收益，也强迫佃农结成永佃关系。永佃权的产生和发展，有利于作物种植的扩大和土地收益的提高，也有利于佃衣经济独立性倾向的发展和人身依附关系的削弱。但当地主权势嚣张时，每每任意改变永佃条件，使佃农丧失永佃权，明清时代经常发生佃农争取耕作权的斗争。有永佃权的农民往往“私相授受”，将田面出顶、典押或买卖，还有的保留或转移征租权，造成土地所有权的再分割。许多官绅、豪民、债主也竞相从自耕农或永佃农手中掠取或购置田面，进行地租剥削。这是明中叶以后土地关系中出现“一田两主”、“一田多主”现象的渠道之一。在“一田多主”制下，出租田面的人都是二地主，俗称面主、皮主、赔主。在永佃制下，土地所有权和耕作权的名称因地而异。又有田骨田皮、田底田面、大苗小苗、大租小租、大田小田、大卖小卖、大买小买、大业小业、粮田税田、粮田质田等，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关系。清宣统三年（1911）编纂的《大清民律》草案在承认永佃权的同时，又规定其存续时间为二十至五十年，实际上否认其永久性。1929年公布的《中华民国民法》基本沿袭上述规定。　　（杨国桢）　《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　　明代官修的大型综合性类书。始纂于永乐元年（1403），永乐五年完成。初名《文献大成》，后经增订重修，命名为《永乐大典》。计两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三亿七千万字。主编为解缙、姚广孝等。　　编纂始末　建文四年（1402）明成祖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夺取皇位之后，深感臣民对其夺位有不平之气，难以力服，故欲修典笼络朝野儒士，使之乐为其用，以巩固和加强自己的统治。　　永乐元年七月，朱椽以天下古今事物，浩如湮海，散载诸书籍，查找不易，命翰林学士解缙等将“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解缙等奉诏编纂，依韵编次，于次年十一月，奏上成书送呈朱棣。朱棣赐书名为《文献大成》，此即《永乐大典》的前身。但朱棣不满于该书的急就速成，认为采摘不广，记载太略，又于三年正月，敕谕解缙等在原书的基础上重修。并增派太子少师姚广孝和礼部尚书郑赐为监修，刑部左侍郎刘季篪为副监修，又增设正、副总裁；命礼部简派官员以及四方宿儒文学之士充纂修，开馆于文渊阁，命光禄寺给以朝暮膳。参加编纂的官员前后多达三千余人。永乐五年十一月，全书编成，朱棣更赐书名为《永乐大典》，并亲撰序言以纪其事。　　规模与体例《永乐大典》正文为两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凡例目录六十卷，装订为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书面硬裱，以黄绢连脑包过。封面左上首签题《永乐大典》四字。其篇幅之大，搜罗之广，缮写之工整，装潢之精湛，为当时世界上罕见的珍品。　　《永乐大典》编纂之初，定有凡例二十一项，对材料的取舍、分类、排比等都有明确规定。全书按《洪武正韵》的韵目编排，以韵统字，以字系事。举凡天文、地理、人伦、国统、道德、政治制度、名物、奇闻异见以及日、月、星、雨、风、云、霜、露和山海、江河等均随字收载。全书分门别类，辑录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八千余种古书资料，大凡经史子集与道释、医卜杂家之书均予收辑，并加以汇聚群分，甚为详备。凡入辑之书，不许任意删节涂改，必须按原书一字不差地整部、整编、整段分类编入。这种编辑方法虽有“依韵缀字、踳杂不伦”、“差错无序”等缺点，但宋元以前之佚文释典，赖其多得而传世。保存了明代以前的大量的哲学、历史、地理、语言、文学、艺术、宗教、科学技术等方面丰富而可贵的资料。　　《永乐大典》（明写本）　　收藏与版本　该书编成后，即珍藏在南京的文渊阁，永乐迁都后，又移至北京，深藏在故宫内的文楼（即文昭阁）里，很少利用。据《明实录》载，直到弘治时，孝宗朱熜樘才查阅，并曾命人将中所搜辑的药物、禁方抄出给御医药房，而且亲自书写书中的一些金匮秘方赐给太医院应用。明世宗朱厚熜入继皇位后，为在大礼议中取胜，曾多次翻阅古礼义之书，以作为自己“继统”的依据；其后世宗崇信斋醮，每有疑隙，均按韵索览。嘉靖三十六年（1557）四月，皇宫大火，三殿和文、武两楼等主要建筑物全部焚毁，《永乐大典》由于朱厚熜的宝爱，特别督促抢救才幸免于灾。四十一年八月，朱厚熜命文渊阁臣徐阶、礼部侍郎高拱等召集儒臣照原本誊写副本一部，隆庆元年（1567）完成。从此《永乐大典》才具有正副两部，分别珍藏在文渊阁和皇史宬两处。　　崇祯二年（1629）五月，因为初一日的日蚀时刻不验，侍郎徐光启奏准选刻《永乐大典》中日蚀一类。这是该书在明代唯一的刊刻记载。明末文渊阁被焚，《永乐大典》正本可能在这时毁于大火。清雍正时，副本由皇史宬移藏于翰林院，翰林学士得以借阅。乾隆元年（1736），该年进士全祖望被分至庶常馆进习，他从中抄出《宋元图经》等海内孤本若干种，并撰《钞永乐大典记》以纪述其事。乾隆三十八年，清政府纂修《四库全书》时，《永乐大典》已散佚两千余卷，但仍然从中辑出佚书五百余种。此后该书又陆续散佚，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和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永乐大典》遭浩劫，部分被烧毁，部分被抢走，余者寥寥无几。（参见彩图插页第102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该书加以多方搜集整理。到1959年为止已收集到《永乐大典》原本两百一十五册，加上复制副本等，共得七百三十卷。1960年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共装订成两百二十册，书前有郭沫若序。1977年台北世界书局又加印行。后又在国内外征集到六十三卷。1986年中华书局将已征集到的现存的《永乐大典》近八百卷，缩印精装出版。　　（王其榘）　永乐迁都　　永乐迁都　　明成祖朱棣将都城由南京迁至北京（原名北平）。以发生于永乐年间（1403～1424），故名。永乐四年诏以明年建北京宫殿，十九年正式迁入。　　朱棣以篡弑得天下（见靖难之役），为封建礼法所不容。所以，当他进入南京时，建文朝大臣出迎者寥寥无几，余者或四处逃匿，或面斥其非，或图谋行刺，朱棣虽严刑诛杀，大肆株连，而建文诸臣却蹈死如归，奋臂不顾。这一状况，不能不给朱棣造成巨大的威胁；而北平是朱棣兴王之地，他在此经营三十多年，情况熟悉，统治比较稳定；另外北平处于北方农业区与牧区接壤处，交通便利，形势险要，是汉蒙各族贸易的中心以及北方政治与军事要地，定都于此不仅可抗击自北入侵的蒙古人，且可进一步控制东北地区，有利于维护全国统一。因此，朱棣即位后，即开始准备迁都。永乐元年，诏以北平为北京，设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行部国子监，改北平府为顺天府；徙直隶、苏州等十郡、浙江等九省富民近四千户实北京。二年和三年又徙山西民两万户实北京。四年闰七月，诏以明年五月建北京宫殿，遣官分道采木于四川、湖广、江西、浙江、山西。六年，除北京永乐五年以前逋赋，免诸色课程，罢北京诸司不急之务及买办，以解民困；流民来归者复三年；七年，营山陵于昌平之黄土山（后改名天寿山）；九年，命工部尚书宋礼等修会通河。十三年五月，平江伯陈瑄等开凿淮安附近之清江浦，使久废的运河重新畅通；十四年十一月，复诏群臣议营建北京。于是公侯伯、五军都督府暨在京武职、六部、都察院文职官先后上疏，称有必要营建北京，得旨允行。十八年九月，诏自明年改京师为南京，北京为京师（见明都城）。十二月，北京郊庙宫殿成。十九年正月，朱棣在北京御奉天殿，朝百官，大祀南郊。迁都大政至此基本完成。同年四月，因奉天、华盖、谨身三殿火灾，有些官僚言迁都之非，要朱棣重返南京，遭拒绝。洪熙元年（1425），明仁宗朱高炽曾欲还都南京，诏北京诸司悉称行在。正统六年（1441）十一月，明英宗重申定都北京，文武诸司不称行在。此后至明亡，北京一直是明朝的京师。　　（李广廉）　《涌幢小品》　　《涌幢小品》　　明人笔记。朱国祯（？～1632）撰。国祯字文宁，浙江乌程（今吴兴）人，万历年间进士，历官至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　　该书共三十二卷。始撰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春。　　天启元年（1621）冬完稿。初名《希洪小品》，寓意仰视洪迈《容斋随笔》。后筑木亭名涌幢，意指海上涌现出佛家的经幢，形如时事变幻好比昙花一现的意思，书沿其名。记载明朝掌故，大而朝章典制、政治经济、徭役、仓储备荒、清军勾补、遵化冶炼技术，小至社会风俗、人物传记。其中有关明代中叶戴冠、王守仁、沈周、吴昂等人的琐闻逸事，叙述相当生动；对于嘉靖年间倭寇骚扰东南沿海，隆庆、万历以来的农民起义、兵变及王朝佐、葛贤等领导市民抗税（见城市民变）等史事，叙述颇具条理。作者熟悉明代之事，所记多质实可信。最早有明天启年间朱氏家刻本。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了铅印本。　　（谢国桢韦祖辉）　幽蓟十六州　　幽蓟十六州　　后晋时石敬瑭割与契丹的十六个州。　　北宋后习称“燕云十六州”。五代后唐清泰三年（936）五月，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反于晋阳（今山西太原南），后唐发兵讨伐。敬瑭求救于契丹，向契丹主耶律德光称臣，并以父礼事之，约定解围称帝事成后割让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九月，耶律德光亲率骑兵击破包围晋阳的后唐军队。十一月，耶律德光立石敬瑭为“大晋皇帝”。石敬瑭依前约，将卢龙道的幽（见幽州）、蓟（今河北蓟县）、瀛（今河北河间）、莫（今河北任丘北）、涿（今河北涿县）、檀（今北京密云）、顺（今北京顺义）、新（今河北涿鹿）、妫（今河北怀来东南）、儒（今北京延庆）、武（今河北宣化）和雁门关以北的云（今山西大同）、应（今山西应县）、寰（今山西朔县东北）、朔（今山西朔县）、蔚（今河北蔚县西南）共十六州割付契丹。　　幽蓟十六图　　十六州为契丹占有后，中原王朝失去了北面防守的天然屏障，给北方牧骑的南犯提供了方便条件。　　（陈国灿）　幽州　　幽州　　古九州及汉十三刺史部之一；隋唐时北方的军事重镇、交通中心和商业都会。据《周礼·职方》载，“东北曰幽州”。其范围大至包括今河北北部及辽宁一带。周武王平殷，封召公于幽州故地，号燕。战国时，燕与其他六国并为七雄。秦始皇灭燕，在燕地置渔阳、上谷、右北平、辽西、辽东等郡。汉高祖时分上谷置涿郡；此外又设燕国。汉武帝设幽州刺史部，部刺燕地诸郡国。武帝开边，置玄菟、乐浪等郡，亦属幽州。东汉时，幽州治所在蓟县，故址在今北京市城区西南部的广安门附近。魏晋以后，幽州辖境日渐缩小，至北魏时仅领燕、范阳、渔阳三郡。隋炀帝大业初罢州置郡，故改幽州为涿郡。唐武德元年（618）复为幽州，天宝元年（742）改为范阳郡，乾元元年（758）又为幽州。州治蓟县。另有范阳县，本幽州或范阳郡属县，大历四年（769）后为涿州治所，故治即今河北涿县，与此不同。　　幽州原是河北平原北端陆路交通的枢纽。隋大业四年（608）开永济渠，引沁水南通黄河，北达涿郡；七年，隋炀帝杨广乘龙舟自江都（今江苏扬州）经黄河入永济渠，至涿郡；同年，又动用江淮以南民夫、船只运黎阳（在今河南浚县东南）、洛口（在今河南巩县东北）诸仓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由于永济渠的凿通，运河的终点涿郡又成为北方水陆交通的中心。　　隋唐时，幽州的军事地位十分突出。隋炀帝在涿郡筑临朔宫作为行宫，大业七年后三次用兵高丽，都以涿郡为基地，集结兵马、军器、粮储。唐贞观十八年（644）出兵高丽，分水陆两路，陆路也以幽州为后方大本营。唐代中期，东北诸族势力强盛，先天二年（713）置幽州节度使于此，以控制奚、契丹等族。天宝元年改为范阳节度使，兵力九万余人，约占全国十节度使兵力的五分之一。天宝末，安禄山身兼范阳、平卢（治柳城郡，今辽宁朝阳）、河东（治太原府，今山西太原西南晋源镇一带）三节度使、河北道采访处置使，即以范阳为根据地，发兵反唐，掀起“安史之乱”。乾元二年（759）史思明自立为燕帝，以范阳为燕京。广德元年（763）改范阳节度使为幽州节度使，史朝义部下李怀仙降，唐即授为幽州节度使；时平卢已没于北族，惟存平州（今河北卢龙），平州城内驻有卢龙军，幽州节度使遂兼领卢龙节度使。此后或称幽州，或称幽州卢龙，或只称卢龙。幽州为安史乱后长期不奉朝命割据一方的河北三镇之一。直至五代后梁乾化三年（913）十二月为晋王李存勗所灭，割据达一百五十年之久。天福元年（936），后晋石敬瑭以幽蓟十六州割让契丹，次年契丹以幽州为南京。据房山云居寺石经题记，安史之乱前幽州城内有白米行、屠行、油行、五熟行、果子行、炭行、生铁行、磨行、丝帛行等，行是当时经营同类行业的组织，可见当时幽州商业和手工业之盛。　　参考书目　　侯仁之：《关于古代北京的几个问题》，《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曾毅公：《北京石刻中所保存的重要史料》，《文物》1959年第9期。　　（赵永复）　邮电　　邮电　　中国的新式邮电始于清末，到民国时期，国家才逐步独立地办理邮件及电信传递业务，但都比较落后。　　邮政清政府于1866年在海关税务司下设邮务办事处，从此中国有了新式邮政。1896年成立邮局，至1911年关邮划分，邮政才自成系统。民国成立以后邮政归交通部管辖。北洋政府统治时期，中国邮政控制在外国人手里。1928年以后，逐渐转由南京国民政府控制。　　中国邮政组织在中央设邮政总局，划全国为二十四个邮区，大致每省为一邮务区，即于省城之内设一邮务管理局；在管理局下于各县镇乡地方分设有一、二、三、四各等邮局，于市设支局；邮局以下还有邮政代办所、信柜、邮票代售处、村镇邮站等机构。　　民国时期邮政事业发展缓慢。1911年有邮政员工一万五千二百余人，1936年增至两万八千余人，1904年全国有邮政局所一千三百一十九处、邮路总长五万零五百公里，1936年分别增至七万二千六百九十处、五十八万四千八百一十六公里。1914年中国虽正式加入万国邮政联盟。与世界各国建立了通邮关系，但国际邮电数量少而速度低。抗日战争前，各城市之间以公路、河流及铁路运输邮件，大城市用少数汽车及自行车，而小城市及县城全靠人力、兽力及简单车船等。抗战后，因沿海、沿江重要商埠以及铁路干线相继沦陷，于是邮政总局重新开辟公路作为运输干线，并抽调汽车于铁路、轮船阻断地段连络运邮。同时，进一步发展了航空邮路。　　电信主要是电报和电话。电信与政权关系密切，民国时期历届政府都严格控制国内电信，而对外电信则长期被外国公司所把持。1907年电信局、所共二百三十九处，电报线路总长度为三万七千公里，1936年分别增为一千二百七十二处、九万三千九百九十多公里。民国以前长途电话线路只有北京至天津的一段，到1937年已达五万三千多公里。1910年市内电话交换机总容量为七千八百六十五门，1937年增至十万零四千四百多门。　　民国时期的邮电还处于落后状态，且邮政局、所线路分布极不合理，东北、东南密集，西北、西南甚稀，通信十分不便。此外，在1927年以后，各革命根据地及解放区均创办人民邮政，单独发行邮票，开展各种邮政业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邮政总局改为邮电部，邮电通信事业才有了较大的发展。　　（齐福霖）　于谦　　于谦　　（1398～1457）明朝大臣、军事家。字廷益。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永乐十九年（1421）进士。宣德初授御史，宣德三年（1428）巡按江西，严惩贪污，平反冤狱，有惠政。五年超迁为兵部右侍郎，巡抚山西、河南，因得内阁学士杨荣、杨溥、杨士奇的支持，锐意兴革，在各州县设平淮仓，调节粮价，赈济贫苦，又注意兴修水利，加固黄河堤岸，设亭长专司督修，深得民心。后迁兵部左侍郎。正统六年（1441）三月遭司礼监太监王振诬陷，一度下狱论死，获释后降为大理少卿。后以山西、河南吏民千余人诣阙上书，并得周王、晋王的保举，复巡抚山西、河南，十三年被召入京，复任兵部左侍郎。次年，瓦剌太师也先率军大举南下，攻掠宣府（今河北宣化）、大同等地，明英宗在王振挟持下亲征，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大败被俘（见土木之变），京师大震。时英宗弟■王朱祁钰监国，侍讲徐■（后改名有贞）献计南迁。于谦严词斥之，力主抗战，被任为兵部尚书。九月，与吏部尚书王文等拥立朱祁钰为帝（即景帝）；朝中乏将，遂即征调，并集重兵，加强战备，十月，瓦剌军进至北京城下，于谦统军二十二万，在北京城外击败瓦剌军，迫使也先撤退。以功加少保，总督军务，乃增兵守卫真定（今河北正定）、保定、涿州（今河北涿县）、易州（今河北易县）等地，并派大臣镇守山西，严防瓦剌南下。景泰元年（1450）也先见明军有备，无隙可乘，遂将英宗释归。于谦以和议难恃，上安边三策，改革军制，首创团营建制，选拔精兵，分营集中团操，各以都督统率，从此兵将相识，号令划一，军势日盛。其行事章奏，悉合机宜，号令明审，中外威服。且他爱国忘身，自奉俭约，所居之屋仅蔽风雨，景帝曾赐与第宅，他固辞说：“朝廷多事之秋，非臣子安居之日。”八年正月，武清侯石亨、太监曹吉祥与左副都御史徐有贞等发动夺门之变，迎英宗复位。于谦遭诬陷以谋逆罪被杀，籍没时家无余资。弘治二年（1489）赠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肃愍，万历中改谥忠肃。著有《于忠肃集》十三卷，系其被害约二十年后编集而成。　　（谈宗英）　于阗　　于阗　　中国古代西域城郭王国，唐安西四镇之一。又称于■，可能是*Godan的对音，其完整形式Gostāna由古代于阗人种名go加伊朗语后缀-stāna组成，意为“牛地、牛国”。当地佛教徒编造的建国传说附会为梵文的Gos-tana，意为“地乳”。于阗一名的早期于阗语形式作Hva-tana，发展成晚期于阗语的Hvamna—/Hvana-/Hvam-，汉文对应词为“涣那”。因受原始阿尔泰语圆唇音谐和律的影响，于阗一名音变为*’Odan故元代又称五端、兀丹、斡端等。清朝在伊里齐新城设和阗直隶州，在克里雅设于阗县，使旧名易地。古代居民属塞种，操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东伊朗语支的于阗语（一称于阗塞语）。11世纪为黑汗王朝所灭后，人种和语言逐渐回鹘化。　　于阗地处塔里木盆地南沿，中心地区在发源于昆仑山的喀拉哈什河（墨玉河）和玉龙哈什河（白玉河）之间，东通且末、鄯善，西通莎车、疏勒，盛时领地包括今和田、皮山、墨玉、洛浦、策勒、于阗、民丰等县市，都西城（今和田约特干遗址）。　　西汉时，有户三千余，人口一万九千余，士兵两千四百人。东汉初，被莎车王贤攻破，另立国王位侍，后又杀之，不立国王，而由莎车将君得镇守于阗。汉明帝永平三年（公元60），于阗贵族都末兄弟杀君得，旋即为贵族休莫霸和汉人韩融所杀。休莫霸自立为王，两败莎车，但未捷先死；四年，兄子广德继位灭莎车，从精绝西北到疏勒十三国皆服从于阗。匈奴得知，遣五将率焉耆、龟兹等十五国兵围于阗。广德降，以太子入质匈奴，每年纳■、絮，匈奴派使者监护其国。十六年，汉军司马班超至于阗，广德杀匈奴使者降汉，班超以此为根据地，北攻姑墨，西破莎车、疏勒，于阗都出兵相助。汉章帝元和三年（公元86），于阗杀匈奴所立莎车王，另立新主。汉安帝永初元年（106）以后，西域复乱，相互攻伐，莎车叛归疏勒。汉顺帝永建二年（127），班勇攻降焉耆，于阗服属于汉。四年，于阗王放前杀拘弥王兴，立已子为王。六年，遣侍子赴汉贡献。汉朝使放前重立拘弥国，放前不应。阳嘉元年（132），敦煌太守徐由派疏勒王臣磐率兵二万击破于阗，重立拘弥王成国而还。汉桓帝元嘉元年（151），西城长史赵评在于阗病死。翌年，王敬继长史任，拘弥王成国因与于阗有仇，诬称赵评为于阗王建害死。王敬至于阗，杀建。于阗侯将输■率众斩敬，欲自立为王。国人不服，杀之而立建子安国。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安国攻杀拘弥王，汉戊已校尉、西域长史发兵立拘弥在汉的侍子定兴为王，时仅辖人口千余。于阗在东汉时势力强盛，户增至三万二千，人口八万三千，有兵三万人。公元2世纪末，在贵霜和汉朝的影响下，于阗王曾打制一种钱币，铭文一面是汉文重量单位，一面用■卢文记王名，名“汉■二体钱”。　　汉末魏初，仍向中原王朝进贡，国王山习曾向魏文帝曹丕献名马。又兼并戎卢、■弥、渠勒、皮山等国。西晋时，与鄯善、焉耆、龟兹、疏勒并为西域大国，晋朝封国王为“晋守侍中大都尉奉晋大侯亲晋于阗王”。前凉建兴二十三年（335），张骏遣杨宣伐西域，于阗遣使入贡。前奏灭前凉后，于阗向前秦朝贡。北魏太平真君六年（445），魏太武帝拓跋焘击败吐谷浑，吐谷浑王慕利延率众西逃，攻入于阗国，杀死国王百姓数万人。吐谷浑走后，于阗复国，但势力已衰。北魏文成帝太安三年（457），遣使入贡，并纳女于文成帝为夫人，号仙姬。北魏献文帝末年（468～470），柔然攻袭于阗，于阗向北魏求援，北魏以道远未出兵。柔然退后，又隶属于西方强国■哒，纳贡物。太和末（495）、景明中（502）及其后，又与北魏往来。梁天监九年（510）以后，还不断遣使南朝，曾向佞佛的梁武帝萧衍献外国刻玉佛。北周建德三年（574），进贡名马。不久被新兴的突厥汗国所控制。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十三年（639）且遣子入侍唐廷，有的侍子如尉迟乐（智严）留居长安不返。十八年，玄奘从印度取经回国，在于阗逗留很长时间，受到款待和护送。二十二年，唐军攻占龟兹。明年，副将薛万备率兵至于阗，于阗王伏■（尉迟的异译）信随万备入朝，唐高宗封为右骁卫大将军后还国。高宗显庆三年（658），于阗编为唐安西四镇之一，成为丝路南道最重要的军政中心。四年，西突厥思结部曾攻于阗，被唐将苏定方击破。吐蕃势力进入塔里木盆地后，联合西突厥弓月等部，于龙朔三年（663）和麟德二年（665）两次进攻于阗。由于唐廷救授，暂得保全，终在咸亨元年（670）被吐蕃攻占。吐蕃率于阗攻陷龟兹拨换城，唐被迫罢四镇，撤回安西都护府。上元元年（674），于阗王伏■雄击走吐蕃，亲自入唐，唐在于阗设毗沙都督府，下辖六城等十羁縻州，任命伏■雄兼都督。此后，唐蕃争夺西域的斗争主要在碎叶、疏勒一带展开，于阗稍得安定。武则天垂拱二年（686），吐蕃再次占领于阗等四镇。至天授三年（691）初，于阗又归属唐。伏■雄死，唐册封其子■（一作瑕）为于阗王。长寿元年（692）十月，唐复置四镇，并派兵驻守，高仙芝、杨和等先后任于阗镇守使。开元十三年（725），于阗王尉迟眺曾引突厥谋叛唐，很快被安西副大都护杜暹派兵擒杀，更立新王。此后，尉迟伏师战、伏■达、尉迟■、尉迟胜相继为王。天宝中（749年前后），尉迟胜入唐献名玉良马，唐玄宗李隆基嫁以宗室之女，并授予右威卫将军、毗沙府都督。归国后，与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合力击破播仙、萨毗界内的吐蕃势力。安禄山起兵叛乱，尉迟胜闻讯后，以其弟曜摄国事，自率兵五千赴中原之难，乱平后，终老长安。唐肃宗乾元三年（760），唐授尉迟曜兼四镇节度副使，并管理本国事。他率领当地民众与唐镇守军一起戍守于阗，坚持到唐德宗贞元六年（790），为吐蕃攻占。吐蕃并未断绝于阗尉迟氏王统，而是以羁縻形式统治，其军政中心设在于阗都城北的神山堡（今新疆麻札塔格）。9世纪中叶，吐蕃内乱势衰，于阗获得了独立，仍由尉迟氏执政。9世纪末叶，开始和敦煌的沙州归义军政权交往。912年，Vi■a’Sambhava继位为王，汉名李圣天，年号同庆。后娶沙州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女为妻，双方往来频繁，且通过敦煌，遣使中原王朝。天福三年（938），后晋高祖遣张匡邺、高居诲等出使于阗，册封李圣天为大宝于阗国王。此后，于阗与中原特别是敦煌地方政权关系更为密切，常有大批于阗人留居敦煌，并在莫高窟留下了他们的供养像。　　北宋初，于阗使臣、僧人数次向宋进贡。宋太祖赵匡胤乾德四年（966），李圣天之子从德（Tcūm-ttehi：）亲自入朝宋廷。明年归国，继位为王，即Vi■a’■ūra。自970年左右，信奉伊斯兰教的疏勒黑汗王朝，开始进攻信奉佛教的于阗，战争持续了三十余年，黑汗王朝终于在11世纪初攻占于阗，尉迟家族统治的佛教王国灭亡，部分民众东迁沙州，甚至远到青海。于阗在黑汗王朝的统治下，有相对的独立性，仍单独向宋朝进贡，有大批商人来贸易。但语言和人种逐渐回鹘化，并陆续皈依了伊斯兰教。后经西辽、蒙古、元朝、察合台后王及准噶尔部的统治，到清高宗弘历乾隆二十四年（1759）入清版图，光绪九年（1883）置和田直隶州。　　于阗以农业、种植业为主，是西域诸国中最早获得中原养蚕技术的国家，故手工纺织发达。特产以玉石最有名，曾远销东西各国。于阗自2世纪末传入佛教后，逐渐成为大乘佛教的中心，曹魏时第一个汉族西行取经僧朱士行，就是到于阗访求梵本大品《般若》的。魏晋至隋唐，于阗一直是中原佛教的源泉之一，如华严部经典，就大多是从于阗取得梵本，于阗僧人提云般若（Devaprajña）、实叉难陀（Sikshānanda）等，都为汉译华严经典作出贡献。近代以来在和田、敦煌发现了许多于阗文、梵文佛典，如长达六百多行的《佛本生赞》，都是具有相当规模的佛教文献。于阗人民喜爱音乐、戏剧，在绘画方面具有印度、伊朗的混合风格，著名画家尉迟乙僧于唐初至长安，绘有许多壁画，与唐人吴道子、阎立本齐名。　　（荣新江）　余玠　　余玠　　（？～1253）南宋末抗蒙名臣。字义夫。蕲州（湖北蕲春南）人。初为淮东制置使赵葵幕僚。嘉熙年间（1237～1240）任知招信军，于汴城、河阴战败蒙古军，升淮东提点刑狱兼知淮安军。淳祐元年（1241），赴援安丰，败蒙古军，升淮东制置副使；六月，任四川宣谕使。次年，改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后又兼四川总领兼夔路转运使。自蒙古军攻入四川，蜀地残破，宋朝将吏各专号令，犹如一盘散沙。余玠到任后，大改弊政，遴选守臣，惩杀悍将、溃将，整顿军政；轻徭薄征，设置屯田；修学养士，延纳贤才。同时加强战备，用冉琎、冉璞计，修筑钓鱼城（今四川合川东），又陆续修筑大获（今四川苍溪南）、青居（今四川南充南）、云顶（今四川金堂南）神臂（今四川合江西北）、天生（今四川万县西）等十余城，皆因山为垒，或为诸州治所，或用屯兵积粮；驻重兵于大获城以控扼自陕入蜀孔道，驻重兵于青居、钓鱼、云顶以保障嘉陵江、长江，形成一个防御网。余玠又作《经理四蜀图》上报朝廷，自许十年之内手挈蜀地还宋。从淳祐三年到四年，余玠与蒙古军大小三十六战，战果显著。后又率军北攻兴元（今陕西汉中），还击退进扰成都、嘉定（今四川乐山）的蒙古军。然而云顶山统制姚世安勾结权相谢方叔等，造谣中伤余玠。宝祐元年（1253），宋廷命余晦代余玠，召余玠回朝。余玠闻召不安，七月，突然死去，或说饮毒而亡。参考书目陈世松：《余玠传》，重庆出版社，1982。　　（胡昭曦）　鱼鳞图册　　鱼鳞图册　　为征派赋役而编制的土地登记簿册。以所绘田亩状如鱼鳞而得名，简称鱼鳞册。据文献记载，南宋绍熙元年（1190）漳州等地即开始编制这种图册，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始于明洪武二年（1369），进入清代后渐废。洪武元年春，明太祖朱元璋针对两浙富民诡寄田产、逃避赋税之弊，派遣周铸等一百六十四人往浙西核实田亩。并在松江编制鱼鳞图册。二年，又派国子生武淳等分别巡行州县，全面清丈土地，查实田亩，编造土地清册，即鱼鳞图册。具体办法是：根据各县税粮多少，将一县分　　洪武鱼鳞图册　　为若干区，每区又按土地的自然形态分为若干地段，由粮长率里长、甲首进行丈量，以田地为主，编排字号，详列土地面积地形、四至、土质优劣及上中下等税则。有的图册还有“分庄”一栏，以备土地买卖时粮差过户或父子兄弟析产之用。各州、县、都、里将所辖境内的田地图编在一起，栉比排列，制成鱼鳞总图册。各州县年终统一造册解府汇编成一府总册。图册一式四份，分存于县、府、布政使司、户部。　　明代鱼鳞图册，就其所登记的项目而言，已是相当完备的土地登记册。它的编制，使赋役的征收具备了确实根据，多少防止了产去税存或有产无税的弊端，使政府税收有了保证，耕地及税额也有所增长。据洪武十四年统计，全国土地面积是三百六十六万七千七百多顷。到二十四年，增至三百八十七万四千七百多顷；赋税收入仅米麦一项，也由洪武十四年的两千六百一十万余石，增至二十四年的三千二百二十七万余石。鱼鳞图册的编制，对于巩固高度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经济基础，曾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但明代中叶后，鱼鳞图册与实际逐渐不相符合，而流为具文。清朝建立后，已名存实亡。　　（黄启臣）　虞集　　虞集　　（1272～1348） 元朝文学家。字伯生，号邵庵、道园。　　先世为蜀人，生于衡阳。南宋亡，随父汲侨居崇仁，与吴澄及南宋名公遗老交游，以能文章著名。成宗时被荐举为大都路（今北京）儒学教授，自此，先后供职于国子学、翰林院、集贤院、奎章阁等，历仕八朝，秩至从二品。朝廷诏告典册、四方碑文，多出其手。元文宗图帖睦尔时修《经世大典》，先与赵世延同任总裁，后又专领其事，对该书的编成作出了贡献。虞集曾奉文宗之命起草诏书，说明宗和世■素来认为妥欢贴睦尔不是他的亲生子。元顺帝妥欢贴睦尔继位后，虞集惧祸告归。晚年乡居，仍颇受尊崇。虞集诗文都享有盛誉，被视为中元以后的文章大家。他曾建议在京畿濒海筑堤围田，募富民经营屯垦。元末置海口万户，便是受该建议的启发。虞集自题其存稿名《道园学古录》，至正元年（1341）由幼子翁归等编定，又有《道园类稿》，均为五十卷，并行传世。　　（姚大力）　虞洽卿　　虞洽卿　　（1867～1945）　航运业资本家。名和德。浙江镇海人。生于1867年6月19日（清同治六年五月十八）。十五岁至沪入瑞康颜料行当学徒。1895年起，先后任德商鲁麟洋行、华俄道胜银行、荷兰银行买办。1908年在沪集资设立宁绍商轮公司。1914年辞宁绍公司总经理，独资创办三北轮船公司，继而又创办宁兴、鸿安两轮船公司，到抗战前夕，三公司共有船三十余艘，总吨位为九万一千余吨，为民营之冠。此外，他还投资于上海中法大药房、信谊化学制药厂、大华无线电公司、江南造纸公司、宁波永耀电灯公司等企业。　　虞洽卿为江浙财团的“台柱”，在政治上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他历任上海总商会会长、淞沪市政会办、公共租界工部局华董等职。五四运动时，他以上海总商会会长身分操纵会务，阻挠罢市斗争；五卅运动爆发后，又操纵上海总商会，破坏“三罢”斗争。1926年11月，亲自前往南昌谒蒋介石，代表江浙财团许以金钱资助。翌年“四·一二”政变后，被聘为上海警备司令部顾问。从此，虞一直支持蒋介石的反共政策。1927年后，历任上海特别市市政会办、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上海租界纳税华人会主席、上海市轮船公会主席等职。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后，任上海难民救济协会理事长，打着“救济”旗号，利用海轮运输洋米牟利。1941年，虞离沪去渝，在重庆与王晓籁等合组三民运输公司，又与缪云台合营三北贸易公司。1945年4月26日在重庆病故。　　（熊尚厚）　虞允文　　虞允文　　（1110～1174）　南宋抗金名臣。字彬甫。仁寿（今属四川）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登进士第，累官至中书舍人、直学士院。绍兴三十一年，金海陵王完颜亮统率金军主力越过淮河，进迫长江。两淮前线宋军溃败，金军如入无人之境，南宋王朝再度岌岌可危。虞允文时任督视江淮军马府参谋军事，被派往采石（今属安徽马鞍山市）犒师，正值金海陵王大军谋由采石渡江。虞允文见形势危急，毅然把散处沿江无所统辖的军队，迅速组织起来，挫败金军渡江南侵的计划，赢得了著名的“采石大捷”（见采石之战）。金海陵王移兵扬州，虞允文又赶赴镇江府（今江苏镇江）阻截。金军内部矛盾激化，金海陵王为部下所杀，金军北撤，南宋转危为安。虞允文在南宋朝野上下获得极高声誉。　　绍兴三十二年，虞允文任川陕宣谕使。宋孝宗赵眘即位后，因反对朝廷放弃陕西五路之议而罢官。后出任湖北、京西宣抚使，又因反对放弃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县）二州再度罢官。乾道三年（1167），召为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四川名将吴璘死，虞允文接替他出任四川宣抚使兼知枢密院事，积极整顿正规军和民兵，减缩军费开支。五年拜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八年改为左丞相兼枢密使。同年秋，授少保、武安军节度使、四川宣抚使，封雍国公，再度赴四川综理军政事务。他到任一年多，因筹划四川地区的出师北伐，积劳成疾，淳熙元年（1174）病死。　　（郦家驹）　《舆地纪胜》　　《舆地纪胜》　　南宋地理总志。编纂者王象之，字仪父，婺州金华人。父师古，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及第，历任州县官。象之青少年时期，随父遍历江、淮、荆、闽等地。庆元二年（1196）登进士第，宝庆元年（1225）前后，任潼川府（今四川三台）文学，又曾任知县等职，以博学多识著称。仕宦之余，收集地理书及诸郡县地志、图经，随时编集，于嘉定十四年（1221）开始综合编纂，州县沿革一般亦以此时为限，约于宝庆三年成书。该书以南宋统治区为限，起行在所临安府，迄剑门军，共计府、州、军、监一百六十六，有些府、州分为上下两卷，合计二百卷。每一府、州，一般分为府州沿革（为监司等机构驻地，另叙有关沿革于后）、县沿革、风俗形胜、景物上、景物下、古迹、官吏、人物、仙释、碑记、诗、四六等十二门，间亦变通而有所分合。《舆地纪胜》主要是节录当时数以百计的各地的方志、图经编纂而成，对各种方志、图经中的山川、景物、碑刻、诗咏，一概收录，而略于沿革，以符合“纪胜”的要求，受到南宋史学家李■、目录学家陈振孙的赞赏。王象之对各书记载的异同，加案语进行考订，“收拾之富，考究之精”，为当时所称。另有《舆地图》十六卷，逐路为卷，尤详于四川各州。《舆地纪胜》宋时有刻本传世，明代曾将其中的《碑记》，辑为《舆地碑记》四卷刻印，其时《舆地纪胜》全书已缺七卷。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重刻时，全书已缺三十一卷，另十七卷亦有缺页。刘文淇（1789～1854）及其子刘毓松，依据清张鉴、吴兰修的校记、按语，车持谦、许瀚的《舆地碑记》校记，以及史书、文集等，于道光二十七年撰《舆地纪胜校勘记》五十二卷；岑建功（？～1848）于次年撰成的《舆地纪胜补缺》十卷，基本上是据各书所引《舆地纪胜》的原文辑录而成，两书对《舆地纪胜》的整理，甚为有益。《舆地纪胜》引用的大量方志、图经，绝大部分早已散佚，所引《高宗圣政》、《孝宗圣政》、《中兴遗史》等，亦已早佚。该书保存了不少史料，对研究宋史，尤其宋代地理，颇有裨益。该书有清道光岑氏刊本传世。　　（陈振）　宇文护　　宇文护　　（515？～572）北周权臣。小字萨保。武川（今内蒙古武川西）人。宇文泰之侄。早年跟随宇文泰征战，在与东魏的交战中屡建战功，又与于谨南征梁朝江陵。西魏恭帝三年（556）宇文泰死，诸子幼小，遗命宇文护掌管国家大政。护名位素卑，在于谨的支持下统理军国大事。他以宇文泰嗣子宇文觉幼弱，想乘宇文泰的权势和影响尚存时早日夺取政权，因迫使西魏恭帝禅位于周。次年，宇文觉称周天王，建立北周。护为大司马，封晋国公，旧日与宇文泰并肩的大将赵贵、独孤信对宇文护不服，宇文觉也不满他专权，图谋诛护不果，反被其先发制人，杀赵贵，令独孤信自杀。宇文觉被废黜而死。宇文护迁大冢宰（当时的宰相），并拥立宇文泰另一个儿子宇文毓（周明帝）。明帝好学有识，为宇文护所畏，武成二年（560）又被他毒死，立宇文泰四子宇文邕（周武帝），改元保定，实际大权仍由宇文护掌握。护虽性宽和而不识大体，委任非人而久专权柄，又素无戎略，两次伐齐都大败而归。诸子贪残，僚属恣纵，蠹政害民。宇文邕与弟卫王宇文直策划，于建德元年（572）杀死宇文护。　　（周一良）　宇文化及　　宇文化及　　（？～619） 隋末叛军首领。代郡武川（今内蒙古武川西）人，隋大将宇文述之子。年少时不守法度，长安人称他为“轻薄公子”。杨广为太子时，他领禁军，出入卧内，很受宠信。隋炀帝杨广即位，授他为太仆少卿，又以其弟士及娶南阳公主。化及受宠骄横，曾违禁与突厥交市，因公主的缘故，才免一死。宇文述临终前乞求炀帝看顾其子，炀帝于是授化及为右屯卫将军。大业年间，义军、叛军蜂起，炀帝在江都（今江苏扬州）不敢回京城，而称为“骁果”的随从禁卫多关中人，不愿从炀帝久驻扬州，打算自行回本土。统领骁果的武贲郎将司马德戡等得知此状，便集兵数万，于大业十四年（618）发动叛乱，推化及为主，缢杀炀帝，立秦王杨浩为帝。化及自称大丞相，引兵十余万西归。不久发生内讧，德勘等被杀。时东都群臣奉越王侗继帝位于洛阳，招瓦岗军领袖李密为太尉，使讨伐化及。双方战于黎阳（今河南浚县北），化及屡败，北走魏县（今河北大名西南），将士屡叛归李密。化及自知必败，叹曰：“人生固当死，岂不一日为帝乎！”于是毒杀杨浩，即帝位于魏县，国号许，改元天寿。武德二年（619），唐遣李神通攻化及，化及东走聊城（今山东聊城东北）。时窦建德已立夏国，遂以讨逆为名，往攻聊城，神通退兵。同年闰二月，建德攻陷聊城，擒化及，槛送襄国（今河北邢台），与其两子同时处斩，许亡。宇文化及被杀地点，《隋书》本传作河间；《北史》本传、两《唐书·窦建德传》作大陆；《资治通鉴》作襄国，今从《资治通鉴》。　　（胡守为）　宇文恺　　宇文恺　　（555～612）　隋代建筑家。字安乐。祖先是鲜卑族，西魏以来汉化。父亲宇文贵，西魏十二大将军之一，仕周，位至大司徒。次兄宇文忻，周、隋时名将，隋时官至右领军大将军，为隋文帝杨坚所忌，被诛。宇文恺为武将世家，父兄皆以弓马显名，他独好学，擅长工艺，尤善建筑。隋代著名工程，他多参预。　　开皇二年（582），隋文帝下诏营建新都大兴城（今陕西西安），以恺为营新都副监，时高颎虽为大监，不过总领大纲，而规模计划皆出自宇文恺。开皇三年，新都建成，而仓廪尚虚，需要大量转运关东米粟，渭水多沙，不便漕运。四年，下诏兴建漕渠，令宇文恺率领水工凿渠，引渭水通黄河，自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余里，名叫广通渠。渠成后，转运便利，隋唐关中的富庶颇得益于此。其后，他受到其兄宇文忻被杀事件的牵连，一度罢官居家。开皇十三年，隋文帝要在岐州（今陕西凤翔）建仁寿宫，经右仆射杨素推荐，文帝任命恺为检校将作大匠，后又拜为仁寿宫监、将作少监。在杨素主持下，仁寿宫建造得非常华丽，成为隋文帝经常临幸的别宫。　　隋炀帝杨广即位后，要营建洛阳，又以恺为营东都副监，后迁将作大匠。宇文恺把东都建筑得极其壮丽，因此被升为工部尚书。他曾经建造大帐，帐下可以容纳数千人。又造观风行殿，殿上可以容纳侍卫数百人，行殿下装轮轴，可以迅速拆卸和拼合。他曾建议按古制建筑明堂，“下为方堂，堂有五室，上为圆观，观有四门”，并曾用木料制作了模型。虽然没有兴建，却表现了他的巧思和学识的渊博。大业八年（612）宇文恺卒。　　宇文恺设计和督造的工程中，以两都的营建及广通渠的开凿最有影响。长安（大兴城）及洛阳的建筑规模使后代学者为之倾倒，并为后代王朝所仿效，为邻近国家所学习。他著有《东都图记》、《明堂图议》、《释疑》。除《明堂议表》见于本传外，其他均已失传。　　（陈仲安）　宇文泰　　宇文泰　　（505～556）北周的实际创建者。小字黑獭（一作黑泰）。其先出于匈奴，自后燕归魏，徙居武川（今内蒙古武川西）。泰子宇文觉称帝后，追尊为太祖，谥文帝。北魏末年六镇起义中，宇文泰参加鲜于修礼和葛荣的起义军。尔朱荣镇压葛荣后，宇文泰随例迁晋阳，隶尔朱荣部将贺拔岳麾下。永安三年（530）尔朱天光、贺拔岳入关中镇压万俟丑奴起义，宇文泰从贺拔岳平定关陇。尔朱氏失败后，高欢命贺拔岳为关西大行台，宇文泰是他的有力辅佐。永熙三年（534）党于高欢的侯莫陈悦在平凉（今属甘肃平凉西南）杀死贺拔岳，宇文泰继统其军众，击败侯莫陈悦，东进据长安。魏孝武帝与高欢不睦，入关就宇文泰，任命其为大将军、雍州刺史兼尚书令。次年，宇文泰杀孝武帝，立元宝炬为帝（文帝），改元大统，是为西魏，政权实际掌握在宇文泰手中。　　宇文泰善于谋略和指挥。在军事上主要依靠来自北镇尤其是武川的镇人，他们以后又成为西魏、北周政治上的支柱。宇文泰与东魏多次作战，互有胜负。大统三年（537）春，东魏攻潼关，宇文泰率精锐出潼关左面的小关，攻其不备，大败东魏军，东魏大将窦泰自杀。秋间，东魏十万人进至沙苑（今陕西大荔南），宇文泰以不满万人的弱势兵力，乘东魏军轻敌不为行列，亲自鸣鼓奋战，获得大胜，俘虏七万人。西魏军曾两次进到洛阳。九年邙山之战，宇文泰率军黑夜登山进击，高欢仅而获免。次日再战，宇文泰军不利退还。西魏财力兵力都不如东魏，军事上以守势为主，如玉壁城（今山西稷山西南）曾多次抵抗东魏来攻。西魏的东境，大体与东魏以黄河为界。　　为了集中力量与东魏争强，宇文泰与柔然妥协，以巩固北边。西魏文帝娶柔然公主为皇后，并废原来的皇后为尼，最后赐死，以取悦于柔然。对于突厥，亦曾遣使通好。但宇文泰对南朝则采取攻势，先后夺取了益州和荆雍之地。废帝二年（553）他计划伐梁武陵王萧纪于蜀，而众议畏缩。只有尉迟迥认为蜀与北方隔绝一百多年，恃险自守，如以铁骑急行袭击，定无不克。宇文泰遂遣尉迟迥从散关进军，围成都五旬，取得胜利。次年，宇文泰利用梁元帝萧绎（据荆州）与萧■（据雍州）叔侄间矛盾，和萧绎的懦而无谋，多疑少断，派于谨、宇文护率军五万进攻江陵。经过激战得胜，虏获大量财宝，又取百姓男女数万口为奴婢，驱归长安。立萧■为梁王，自襄阳徙镇江陵，成为西魏政权控制下的傀儡，史称后梁。宇文泰注意屯田以资军国之用，同时十分关心行政效率，大统元年采纳苏绰建议进行改革。他制定了公文格式，以朱色、墨色区别财政支出与收入，定出户籍册和胪列次年课役大数的计帐制度。大统十三年的计帐残卷，在敦煌石室里保存下来。大统七年，苏绰又制定地方官必须遵守的六条诏书：清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宇文泰很重视这个六条，置座右，并规定不通六条、不能造计帐者不得任地方大小长官。他建立府兵制，扩大了兵源，这一制度为隋唐所沿袭。他还曾在行台设学，命所属官员日间办公，夜晚学习。对于儒士表示尊敬，从江陵俘来的王褒、宗懔等受到礼遇，又听从庾季才的话，放免被俘为奴婢的梁人数千口。以后又命令卢辩仿照周礼更改官制，甚至政府文告也要仿先秦文体。复古的另一表现是恢复鲜卑旧姓。北魏初年三十六国、九十九姓的后裔在西魏大都灭绝，宇文泰于是恢复元氏为拓跋氏，已改复姓为单姓者一律复旧；而且命令汉族部将资历高者袭三十六姓，次者袭九十九姓，所将士卒也改从主将的胡姓。他们形式上成为一批胡化了的汉人。　　（周一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