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松　　徐松　　（1781～1848）　清代地理学家。顺天大兴（今北京大兴）人。字星伯。嘉庆十年（1805）进士。由翰林督学湖南，因事遣戍伊犁，赦还，官至礼部郎中、陕西榆林知府。其学博洽，精析史事，尤长于地理之学，以博雅名重一时。在翰林院时，入《全唐文》馆，任提调兼总纂官。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宋会要》五百卷，虽未及排比整理，然功不可没。西域水道，向无专书，遣戍伊犁期间，遍游天山南北，详记山川曲折，博稽载籍案牍，成《西域水道记》，并附之以图，对研究新疆及其附近地区历史地理情况极富参考价值。又撰《新疆事略》，于城垣建置、关隘险要、满汉驻防、钱粮兵籍，言之甚详，后世赞为“千古未有之书”。所著《〈汉书·地理志〉集释》、《〈汉书·西域传〉补注》、《新疆赋》等，均为学者所推重。其他著述尚有：《唐两京城坊考》、《唐登科记考》、《宋元马政考》等。后人集其遗文为《徐星伯先生小集》。　　（陈祖武）　徐锡麟　　徐锡麟　　（1873～1907）　 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领袖。字伯荪。浙江山阴（今绍兴）人。父亲徐凤鸣是附生，做过山阴县吏，并开设绸社。徐早年在家读书，1893年（光绪十九年）中秀才，中日甲午战争后，萌救亡之思想。1901年被聘为绍兴府学堂经学兼算学教习，后任副监督。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赴日本参观大阪博览会，受拒俄事件影响，产生反满革命思想。次年冬，在上海与蔡元培、陶成章共组秘密革命团体光复会。1905年，游历浙江诸暨、嵊县、东阳、义乌等地联络会党。并在绍兴创办大通师范学堂，作为革命活动据点。不久，同陶成章、龚宝铨等议捐官去日本学陆军，以便回国后掌握兵权实行革命。遂即捐得道员，于1906年1月前往日本。抵东京后，受到清方阻难，又因眼属近视，未能实现学习陆军的愿望。5月下旬归国。曾往来上海、绍兴、武汉、北京、东北等地，　12月依靠表伯俞廉三（时任山西巡抚）的推荐，以道员分发安徽，得安徽巡抚恩铭的信用，先任陆军小学堂会办，次年改任安徽巡警学堂会办兼安徽巡警处会办。在学生中积极活动，并联络新军，准备起义。原与秋瑾约定皖、浙同时举事，后因风声走漏，引起恩铭注意，被迫提前发动。事前起草《光复军文告》，指出中国正面临“强邻日逼，不可终日”的严重局势，热烈希望“重建新国，图共和之幸福”。7月6日，借恩铭参加巡警学堂学生毕业典礼的机会，在陈伯平、马宗汉配合下，枪杀恩铭，率巡警学堂学生攻占军械所，失败被俘。审讯时慷慨陈词，挥笔直书，谓“蓄志排满已十余年矣，今日始达目的”。次日凌晨，英勇就义。　　徐锡麟墨迹　　（胡绳武）　《徐霞客游记》　　《徐霞客游记》　　见徐弘祖。　徐中舒　　徐中舒　　（1898～1991）　 中国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初名道威。安徽怀宁（今安庆市）人。1925年考入国立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1928年任复旦大学和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所撰《古诗十九首考》一文受陈寅恪赏识，1930年经其推荐，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任编辑员，两年后升为研究员。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八年，发表一系列学术论著，受到学术界的重视。30年代初期参加整理清代内阁大库所藏明清档案，颇著成绩；同时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课，讲授“殷周史料”。1934年与容庚等共同发起成立考古学社。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应中英庚款和四川大学协聘，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从40年代起，他先后还在乐山武汉大学、成都燕京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南京中央大学执教。1949年以后除继续担任川大教授外，并兼西南博物馆和四川博物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顾问、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中国古文字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以及《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徐中舒长期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先秦史和古文字学是其主攻方向，对明清史和四川地方史的研究也有显著贡献。他在治学方法上，除继承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外，扩大研究视野，力求掌握全面，尽量利用有关学科的科学知识，联系补充，以体现历史本身的完整性。他熟悉先秦文献，既能得心应手地运用这些资料，又具有宏观素养，善于把田野考古、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工艺学诸方面的专业知识结合起来，反复论证，力求其是。他强调研究古文字学应和古史研究相结合。他的研究成果丰硕。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的论文有《木兰歌再考》、《五言诗发生时期的讨论》等。古史和古文字方面有《耒耜》、《再论小屯与仰韶》、《〈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论〈战国策〉的编写及其有关苏秦诸问题》、《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论西周是封建社会——兼论殷代社会性质》、《陈侯四器考释》、《金文嘏辞释例》、《禹鼎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甲骨文中所见的儒》、《西周墙盘铭文笺释》、《西周利簋文笺释》、《周原甲骨初论》等论文，论证古史、考辨文字，不乏独到的见解。从40年代开始，还对四川地方史进行研究，撰写《巴蜀文化初论》、《续论》、《论〈蜀王本纪〉成书年代及其作者》、《〈交州外域记〉蜀王子安阳王史迹笺证》等文。　　专著有《■氏编钟图释附考释》、《史学论著辑存》、《论巴蜀文化》、《左传选》等；还主持编纂了大型辞书《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古文字字形表》、《殷周金文集录》、《甲骨文字典》等多种工具书。　　（吴天墀）　许衡　　许衡　　（1209～1281）　元代理学家、教育家。字仲平，时人称为鲁斋先生。原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父名通，业农，避难迁居河南新郑。许衡年十六，从其舅学习吏事，但不愿为吏，便决意求学，专心研究儒家经典，并学占候之术。　　1232年，蒙古军取新郑，许衡被俘，后获释。次年北迁，先居泰安，后转徙至大名。1238年，蒙古统治者考试诸路儒生，许衡应试中选，因得入儒户籍，以教学为业，与同时隐居大名的窦默一起讲论学问。当时，南北长期分裂，兴盛于南宋的程朱理学，在北方尚未流传。1235年，蒙古军攻陷宋德安府（今湖北安陆），姚枢奉命随军搜罗人才，得宋儒赵复于俘虏中，携归燕京，使讲授程朱理学。1242年，姚枢辞官，迁居辉州苏门，刊布赵复所授程、朱诸书。许衡诣枢求得程颐《易传》、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小学》等书，手录而归，遂专以此教授门徒，于是声名大著。1250年，移居苏门，经常同姚枢、窦默一起讲习，凡经传、子史、礼乐、星历、兵刑、食货之类，无不研究。1254年，忽必烈于京兆封地置宣抚司，以廉希宪为宣抚使，姚枢为劝农使，征许衡为京兆教授。1258年宣抚司罢，许衡还居河内。　　中统元年（1260），元世祖忽必烈即帝位于开平，召许衡北上。次年，授为国子祭酒，时国学未立，只是空名，不久便辞职还乡。三年，复应召入朝，因病滞居燕京，至元元年（1264）辞归。二年，忽必烈以朝中文臣都称誉许衡才学，下诏再召，许衡闻命即赴，奉命入中书省议事。三年，召至上都访问政事，因奏上《时务五事》疏，大旨言北方民族入主中原，必须实行汉法，才能长久统治。四年，告病还，不久，复召入，参与议定朝仪及内外官制。七年，授中书左丞。当时，忽必烈正急于财用，儒者论政多不合其意，专一信用平章政事回回人阿合马，使领尚书省六部事，总理全国民政、财赋。许衡劾阿合马专权，不听，于是请求解职。八年，改授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使主教育；始置国子学，选随朝蒙古勋贵及百官子弟充生徒。许衡从政失意，致力于教学，以诸生多是贵族子弟，奏召门生耶律有尚、姚燧等十二人为伴读，使分处各斋充斋长；又用小学、四书，及所著《大学直解》、《中庸直解》、《大学要略》、《编年歌括》、《稽古千字文》等篇作教材，亲自讲授，课余则使学习礼仪。但权臣以学校非急务，读书为无用，不及时供应国学廪膳，诸生多离去。十年，许衡知很难有所作为，辞归怀州。十三年，再召至大都，命与王恂、郭守敬商定历法，仍授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领太史院事。十七年，授时历成，致仕还乡，次年去世。大德元年（1297），谥文正。皇庆二年（1313），诏与宋九儒并从祀孔子庙。　　中统元年以来，许衡凡五进五出，虽志在从政，但未被重用。其主要业绩是奠定元朝国子学基础和阐扬程朱学说，使朱熹学说得以普及，终至定于一尊。故元代有不少人推崇他是朱熹道统的继承者。不过他论学多蹈袭程、朱，无新意。其著作收入《鲁斋遗书》。　　（陈得芝）　《续文献通考》　　《续文献通考》　　《文献通考》的续编。明代王圻撰。王圻字元翰，上海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官至御史、陕西布政司参议，后辞官归里，专事著述。作者收集史乘和各家文集、往牒及奏疏等，据事节录，于万历十四年（1586）编次成书。共二百五十四卷。所纪上起南宋嘉定年间，下至明万历初年。体例仿通考，又兼取《通志》之长，收及人物。全书分三十考，较《文献通考》增出节义、书院、氏族、六书、道统、方外等六考，各考之下分卷标目，但田赋考中增加了黄河、太湖、三江和河渠四个子目；国用考中增加了海运；学校考中增加了书院、义学。明代以前部分，多取材于宋、辽、金、元四史；明代部分辑录史料甚多。不少史料为他书所不载。该书可与《大明会典》参用，但体例和内容失之杂乱，不够谨严。该书有万历刻本存世。1986年现代出版社又据以影印出版。　　清乾隆十二年（1747）官修的《续文献通考》多取材于该书，共二百五十卷。体例与《文献通考》相同，纪事下限止于明末，引征各代旧史及文集、史评、说部等，加以考证，对《文献通考》未详者亦有所补正。　　（王兴亚）　《续资治通鉴长编》　　《续资治通鉴长编》　　中国古代私家著述中卷帙最大的断代编年史。　　原本九百八十卷，今存五百二十卷。作者李焘（1115～1184），字仁甫，四川眉州丹棱人，累迁州县官、实录院检讨官、修撰等。李焘仿司马光著《资治通鉴》体例，断自宋太祖赵匡胤建隆，迄于宋钦宗赵桓靖康，记北宋九朝一百六十八年事，定名《续资治通鉴长编》。焘于正史、实录、政书之外，凡家录、野记，广征博采，校其同异，订其疑误，考证详慎，多有依据。作者本着“宁失于繁，无失于略”的原则，凡记载不同者，则两存其说，时附己见，以注文标出，与《通鉴考异》相类。搜集材料时，“作木厨十枚，每厨作抽替匣二十枚，每替以甲子志之。凡本年之事，有所闻，必归此匣，分月日先后次第之，井然有条”。该书自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至淳熙四年（1177），分四次上进。淳熙十年，重编定为九百八十卷，并上《举要》六十八卷，《修换事总目》十卷，《总目》五卷，总计一千零六十三卷，前后历时四十年。　　近代治宋史者对该书史料价值评价甚高，《长编》记述详赡，史料丰富，为研究辽、宋、西夏等史的基本史籍之一。九百八十卷本，久已亡佚，今本系清编《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厘为五百二十卷，其中缺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四月至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三月，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七月至绍圣四年（1097）三月，元符三年（1100）二月至十二月以及宋徽宗、宋钦宗两朝记事。1979年，中华书局开始分册出版《续资治通鉴长编》点校本，是以流行的清光绪浙江书局刻本为底本，用辽宁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本和文津阁本对校，改正了不少错讹。　　（程应镠）　宣抚使　　宣抚使　　地方军事长官。唐玄宗李隆基开元十六年（728），以宇文融为河北道宣抚使，是宣抚使之始设。唐后期派朝官巡视地方，称宣慰安抚使或宣抚使。宋朝宣抚使地位相当于执政大臣，或由执政大臣担任。最初的职责是巡视地方、存问官吏百姓，如咸平三年（1000）参知政事向敏中为河北、河东沿边宣抚大使即是。以后演变为一路或数路的军事统帅，庆历八年（1048），参知政事文彦博任河北宣抚使，则是专为镇压贝州王则而设的军事统帅。皇祐四年（1052），枢密副使狄青任宣抚使，是武臣任宣抚使之始。北宋末，宦官童贯等也曾任宣抚使。　　南宋建炎三年（1129）知枢密院事张浚任宣抚使时，带“处置”二字，称宣抚处置使，职权较宣抚使更大。绍兴元年（1131），大将刘光世任宣抚使，是武将非执政而任宣抚使之始；次年，吏部尚书李光任宣抚使，是文官非执政任宣抚使之始。宣抚使在南宋初年设都督军事之前，为方面军最高统帅，此后的地位、职权低于都督军事，在都督军事（督视军马）的辖区内，则受其节制。　　北宋时，宣抚副使只是副长官，并不单独设置，判官则是高级属官。南宋设置的宣抚副使和宣抚判官，都系长官，这是因为资浅而降低使名之故。　　（陈振）　　金章宗完颜璟泰和五年（1205），设河南兵马宣抚使，对宋备战。六年，设陕西路宣抚司，节制陕西兵马公事。八年，改称安抚司。此后，山东东、西等十路俱设安抚司。元世祖忽必烈中统元年（1260），立燕京、北京等路十宣抚司，以宣抚使总理一方民政，以后撤销；后于云南、四川、湖广行省民族地区参用土官为宣抚使，专理本州事务。明清因袭元制，宣抚使遂成为世袭的武职土官。　　（伍跃）　宣政院　　宣政院　　元朝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并统辖吐蕃地区的中央机构。初名总制院，于至元元年（1264）设立，以国师八思巴领之。二十五年，尚书右丞相兼总制院使桑哥，以总制院统领吐蕃各宣慰司军民财谷，责任甚重，宜加崇异，奏请用唐朝皇帝在宣政殿接见吐蕃使臣的故典，改名为宣政院，秩从一品，用三台银印。以帝师领院事。置院使二员（后增至十员），其为长者常以朝廷大臣担任，位居第二者由帝师推荐僧人担任。宣政院官属得自选用，与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并为元朝四个独立的任官系统。灭宋后，即置江南释教都总统；至元二十八年，又分设行宣政院于杭州，掌江南各省佛教，其后曾两度废而复置。吐蕃发生变乱，亦设行宣政院前往当地处置，唯重大军事行动需与枢密院商议。诸路、府、州、县置僧录司、僧正司、都纲司，为宣政院下属地方机构，管理各地佛寺、僧徒。至大四年（1311），罢僧录等司，凡僧人词讼皆归管民官决断。至顺二年（1331），复于各省置广教总管府十六所，掌管僧尼政事，由宣政院选僧俗官任达鲁花赤、总管等职。元统二年（1334）罢。宣政院所辖吐蕃之地，分设三道宣慰司：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又称朵思麻宣慰司）、吐蕃等路宣慰司都元帅府（又称朵甘思宣慰司）、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三路宣慰司都元帅府（又称乌思藏宣慰司）。宣慰司下辖安抚司、招讨司、宣抚司和元帅府、万户府等。自宣慰使都元帅至万户等各级官员多以当地僧俗首领担任，由帝师或宣政院荐举，朝廷授职。　　参考书目　　韩儒林：《元朝中央政府是怎样管理西藏地方的》，《历史研究》1959年第7期。　　（陈得芝）　宣宗南迁　　宣宗南迁　　指金宣宗迁都汴京。又称“贞祐南迁”。金朝自卫绍王允济即位，国势日趋衰弱。成吉思汗统率蒙古军发动对金朝的战争。大安二年（1211）攻掠金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崇庆元年（1212）破金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贞祐元年（1213）进围中都大兴府（今北京）。同时，金朝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其年八月，驻守中都城北的金右副元帅纥石烈执中弑卫绍王，自彰德迎接世宗孙、完颜珣入中都，即帝位（金宣宗）。1214年三月，金宣宗遣使向蒙古军求和。成吉思汗得到金朝优厚的奉献之后，退驻鱼儿泺（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达来诺尔）。金朝元帅左都监完颜弼、参知政事耿瑞义等建策金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左丞相徒单镒及宗室霍王完颜从彝等反对。宣宗以金中都缺粮，不能应变为由，决意迁都。太学生赵昉等四百人上书极论迁都利害，宣宗以“大计已定，不能中止”，拒不采纳。五月初，判南京留守仆散端与河南统军使长寿、按察转运使王质等连上三表，请南迁汴京。五月十一日，宣宗下诏南迁，留尚书左丞相兼都元帅完颜福兴、尚书左丞抹撚尽忠辅太子完颜守忠守中都。十七日，发车驼载珠宝、文书先行。翌日，宣宗离中都南逃。次年，中都被蒙古军攻陷。宣宗南迁，各地人民纷纷起义反金，蒙古军不断南侵，金朝走向衰亡的最后阶段。　　（张博泉）　玄学　　玄学　　魏晋时期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糅合儒家经义以代替繁琐的两汉经学的一种哲学思潮。其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本末有无，即宇宙最终存在的根据问题，亦即本体论的问题。　　产生及主要内容　东汉末年，统治集团分裂，社会危机日益尖锐。在意识形态上居于支配地位的儒家思想开始动摇，今文经学和谶纬内容空虚荒诞，丝毫无助于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带有“自然”、“无为”的老庄思想开始抬头。魏文帝时，刘劭著《人物志》，以名家、法家立言而杂糅道家思想，并把品鉴人物的一般原则提高到哲学高度进行探讨。作为儒学根本的《周易》之学，此时由于拘执于象数十筮，义理隐晦，产生了对易学重新探讨的需要。在这种社会政治、学术思想发展的背景下，出现了魏晋时期的玄学思潮。玄学的名称最早见于《晋书·陆云传》，谓“云（陆云）本无玄学，自此谈老殊进。”魏晋之际，玄学一词并未广泛流行，其含义是指立言与行事两个方面，并多以立言玄妙，行事雅远为玄远旷达。“玄远”，指远离具体事物，专门讨论“超言绝象”的本体论问题。因此，浮虚、玄虚、玄远之学可通称之为玄学。玄学家又大多是当时的名士。他们以出身门第、容貌仪止和虚无玄远的“清谈”相标榜，成为一时风气，即所谓“玄风”。一部分玄学家主张毁弃礼法，但多数依然维护着封建的伦理观念。　　在哲学上，主要以有无问题为中心，形成玄学上的贵无与崇有两派。贵无派主张“以无为本”，认为万有统一于一个共同的本体“道”或“无”，世界万物之所以能够存在，就是因为有这个本体，形形色色的宇宙万物，都是这个本体的表现，即所谓“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崇有派主张“自生而必体有”，反对贵无派“以无为本”的说法，认为“有”之所以发生，并非另外有一个东西使之成为“有”，而是万物“自生”、“自有”，把宇宙的全体看成是由万物自身所构成的，即所谓“始生者，自生也”，“总混群本，终极之道也”。　　发展阶段玄学的发展经历了不同阶段。按照东晋史家袁宏的划分，夏侯玄、何晏、王弼为正始名士；竹林七贤阮籍、嵇康、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为竹林名士；裴頠、王衍、庾■、王承、阮修、卫玠、谢鲲为中朝（即西晋，往往特指元康年间）名士，将玄学划分为三个阶段。当代学者基本上承认这一划法，但认为西晋玄学的代表人物应是裴頠和郭象，并提出东晋也自成一个阶段。　　正始玄学（约240～249年）以王弼、何晏为代表，为玄学发展的第一阶段，由汉末才性问题的讨论演进到玄学本体论的范围。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用道家思想解释《周易》。时人注重《老子》、《庄子》和《周易》，称为“三玄”，是魏晋玄学家最喜谈论的著作。他们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是世界的本体，“有”为各种具体的存在物，是本体“无”的表现。王弼还从哲学上探讨自然与名教（一般指以正名分、定尊卑为主要内容的封建礼教和道德规范）的关系，宣称名教出于自然，尊卑名分是自然的必然结果，应当反映自然。何晏作《道德论》、《论语集解》，王弼注《周易》、《老子》，著《论语释疑》，皆以道家思想解释儒家经典，企图齐一儒道，调和自然与名教的矛盾。王、何等玄学家承袭东汉清议的风气，就一些哲学问题问难析理，反复辩论，称为“清谈”，这是玄学发展的独特方式。玄学家的著作也多采用问答辩论的文体。王、何等人出自儒家，身居显位，而又寄托心神于老庄，显示超脱世俗的姿态，既能辨护世家大族放达生活的合理性，又能博得“高逸”的赞誉，所以玄学在短时间内蔚然成风。　　竹林玄学（约255～262年）以嵇康、阮籍为代表，为玄学发展的第二阶段。在哲学上嵇、阮与向秀利用了王弼体系的内在矛盾分别发展了王弼“崇本息末”与“崇本举末”的思想，使正始时期的玄学向两个方面发展。嵇、阮崇尚自然，认为“自然”乃是宇宙本来的状态，是一个有规律的和谐的统一整体，其中没有任何矛盾冲突。而人类社会又是自然的一部分，也本应是一个无利害冲突的和谐整体。他们认为名教破坏了这种和谐状态，因此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对司马氏集团以名教掩饰政治上的腐败极为不满，否认自然与名教一致。向秀与嵇、阮相反，认为自然与名教不相矛盾，用“称情”、“得性”解释“自然”，提出“有生则有情，称情则自然”的主张，认为人的欲望与自然“不得相外”。在有无关系上承认有一个“不生不死”的生物之本作为万有生生化化的根据，但引进了“自生”、“自化”的概念，成为玄学发展中从王弼的贵无向裴頠、郭象的崇有过渡的中间环节。　　西晋玄学（约263～316年）以裴頠、郭象为代表，构成玄学发展的第三阶段。这一时期，玄学仍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嵇、阮“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由贵无派发展到极端，使当时一些名士如阮瞻、王澄、谢鲲等人，继承嵇、阮思想中颓废的一面，嗜酒极欲，追求表面形迹上的放达。这种放浪形骸的拙劣模仿完全窒息了玄学贵无派在思想上的创造力，使它走向没落。二是沿着向秀的思想发展为裴頠和郭象的崇有论哲学。裴頠（267～300），裴秀之子，作《崇有论》，指斥时弊，批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风气，重新肯定名教的作用。哲学上提出“至无者无以能生，始生者自生也”的观点，反对在万有之外去寻找事物的本体，认为万物是“自生而必体有”，没有别的东西作为其存在的根据，从而完成了从贵无向崇有的过渡。郭象（252～312）进一步发展了裴頠的崇有论思想，提出“无不能生有”、“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等新的命题，并在万物“自生”说的基础上提出“独化”的概念，把崇有论推向极端。　　东晋玄学（约317～420年）以张湛为代表，为玄学发展的第四个阶段。这时司马氏政权南迁，社会矛盾尖锐复杂，进一步导致思想上的空虚。因此超生死、得解脱的问题便成为玄学的中心内容。张湛注《列子》，综合崇有、贵无学说，提出“群有以至虚为宗，万品以终灭为验”的思想，把世界和人生视为瞬息万变，稍纵即逝，虚伪无常，主张采取“肆情任性”的纵欲主义人生观，把玄学引入了绝境。这在政治上反映了门阀士族的没落。东晋以后，玄佛合流，般若学各宗大都以玄学语言解释佛经。因此，讨论非有非无的佛学取代了讨论本末有无的玄学，中国哲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李中华）　玄奘　　玄奘　　（600/602～664）　　唐初佛教高僧，杰出的翻译家和旅行家。俗姓陈，名祎。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南缑氏镇）人。十三岁出家于洛阳净土寺，法名玄奘。武德元年（618）至成都从道基、宝暹等受学，崭露头角。后又游历荆州（今湖北江陵）、吴会（今苏南、浙东地区）、相州（今河南安阳）等地，讲学、问难，颇有心得。武德末到长安大庄严寺挂褡（游方僧人于所至寺院歇住居留）。他游历各处，接触各派理论，深感其中疑难问题甚多，疑原有译经讹谬，遂发愿亲至印度，广求异本，以为参验。恰逢印度僧人波颇密多罗到长安，向他介绍了那烂陀寺（在今印度比哈尔邦巴特那县巴腊贡村与旧王舍村之间）戒贤老师的讲学规模和他所讲授的《瑜伽师地论》，更坚定了玄奘赴印度求法的决心。　　贞观元年（627，另有贞观二年、三年说），他从长安出发，经凉州（今甘肃武威），违反当时出关禁令，偷越玉门关，孤身穿越沙碛，历尽艰辛，到达高昌，而后取道焉耆、龟兹，越凌山，经粟特（昭武九姓）诸国境，过铁门（今苏联乌兹别克南部布兹嘎拉山口），入吐火罗（今阿富汗北部）国境，而后沿今巴基斯坦北部，过克什米尔，入北印度。他在印度各处游历，到过尼泊尔南部，转而巡礼佛教的六大圣地。贞观四年到达那烂陀寺，拜戒贤为师，学习五年。又向附近的杖林山胜军论师学习。他遍访五印度，沿恒河东经孟加拉，至迦摩缕波（今印度阿萨姆邦的西部），循印度东海岸南行到达达罗毗荼（今印度马德拉斯西南），和僧伽罗（今斯里兰卡）隔海相望。折向西北经摩诃剌陀，瞻仰阿旃陀石窟（在今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奥兰加巴德西北，瓦哥拉河曲）。最西经历狼揭罗（今巴基斯坦俾路支省东南一带）。他曾进入印度半岛的腹地（今昌巴尔河流域东南地区），又西行沿印度河北上至钵伐多（今克什米尔南部查谟；一说巴基斯坦旁遮普哈拉巴）。贞观十四年重又回到那烂陀寺。戒贤法师命他在寺讲学，他撰述《会宗论》三千颂（今佚），调和分歧，阐明“空”“有”两宗异途同归，声名传播五天竺（古印度的别称，今南亚次大陆）。迦摩缕波国童子王和羯若鞠阇国戒日王（即中国史籍中常见的摩揭陀国王尸罗逸多）在曲女城举行佛学辩证大会，邀请玄奘参加。玄奘在会上为论主，提出《制恶见论》一千八百颂，博得极高荣誉，被称为“大乘天”。次年春，他携带搜集到的佛经六百五十七部以及佛像、花果种子等返国，自今巴基斯坦北上，经阿富汗东北，折向东，穿越帕米尔高原南侧的瓦罕山谷，取道天山南路，经于阗、且末，于贞观十九年正月二十四回到长安。玄奘取经之行，历时十数年，行程五万里，是中古史上一次艰险而伟大的旅行。由玄奘口授、弟子辩机笔录的《大唐西域记》是玄奘亲见亲闻的旅行记录，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此书记载正确，故为近代学者在中亚、印度等地进行考古发掘的指导书，故有人将其作用比拟为鲍桑尼乌斯（Pausanias）书之于指导雅典考古上的作用。　　玄奘负籍图　　陕西西安兴教寺石刻　　那烂陀寺　　玄奘西行图　　唐太宗非常重视玄奘的胜利归来，命令宰相率领朝臣远出迎接，并在洛阳接见玄奘。随后命宰相房玄龄选取、调集硕学高僧，组成规模宏大的译场，协助他翻译佛经。这是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一次译经活动。他与后秦的鸠摩罗什、陈朝的真谛和唐中叶的不空齐名，成为四大翻译家之一。译经工作组织严密，有“译主”，就梵本用华语进行翻译。有“笔授”，将译主翻译之义用文字记录下来，又称“缀文”。有“润文”，对所录文字进行润色。有“证梵本”，以译出之文，核对梵本。有“证义”，推敲已译出之经文是否合于佛义。有“校勘”，核对文字。有“正字”，检查书写的文字是否合于规范。玄奘自为译主，笔授、证义者都是名僧。以直译为主而适当采取意译，不损原意而又便于理解。共译出佛经七十四部（一作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通过这次译经活动，玄奘培养了一批弟子，著名的如圆测（新罗人）、窥基、慧立、玄应等。　　玄奘在佛教理论上属于法相宗（见唯识宗），主张“唯识论”，认为“识”（人们内心存在的真理种子）是一切自然事物和心理现象的起源。他是一个主观唯心论者。经过他的宣传，法相宗在初唐成为最显赫的宗派，但为时不久即告衰落，唯在日本、朝鲜等地有所发展，日本的法相宗一直存在到今天。玄奘又介绍了印度的因明学，即逻辑推理的方法。因明学在印度本非佛教徒所创，但后来佛教徒也精研这种逻辑理论，特别是法相宗的大师陈那（印度人）深有成就。玄奘译因明二论，即是介绍陈那之学。它在中国学者中立即引起广泛兴趣，唐初人吕才曾作《因明注解立破义图》，与玄奘进行讨论。　　玄奘死于唐高宗麟德元年（664，《旧唐书》本传作显庆六年，661），葬于长安兴教寺（在今西安市南郊）。生平事迹见慧立、彦悰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由于他的取经活动受人钦佩，使他后来逐渐变为神话中的人物。唐中叶就有关于他的传说，宋代出现《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明代又有《西游记》，使唐僧在中国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参考书目　　慧立、彦悰著，孙毓棠、谢方校点：《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北京，1983。　　（杨廷福）　薛福成　　薛福成　　（1838～1894）　清末外交官，改良主义政论家。字叔耘，号庸■。江苏无锡人。副贡生出身。1865年（同治四年），致书曾国藩，建议改革科举、裁减绿营，学习西方军事技术，遂得入其幕，并参与镇压捻军。1875年（光绪元年），应诏上改革内政外交万言书。旋被李鸿章延为重要幕僚，协理外交事务达十年之久，曾为李起草不少有关洋务的奏稿、书牍。1879年，上书反对清政府授予英人赫德总司南北洋海防大权，使英国控制中国海军的企图不能得逞。同年，撰《筹洋刍议》，主张发展工商业，实行关税自主，抵制外国商品倾销，扩大丝茶出口，以改变外贸入超。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任浙江宁绍台道，部署防务，协调前线官兵，击退法舰进犯。1888年，擢湖南按察使。次年，受命为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曾与英国谈判订滇缅界务、商务，争回部分主权。出使期间，更进一步主张效法西方国家，发展机器工业，实行商办，促进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并在政治上赞赏英国和德国的君主立宪制度。同时，历任光禄寺卿、大理寺卿、左副都御使。1894年返国，7月病逝于上海。一生著作甚丰，有《庸■全集》（十种）、《庸■笔记》、《庸■文别集》，以大量政论而被公认为当世谈时务的巨擘。　　（林敦奎）　薛延陀　　薛延陀　　（Syr Tardush） 隋唐时期北方游牧民族铁勒的一支，由薛部与延陀部组成。突厥汗国建立后，铁勒诸部并役属于突厥，成为其骑兵的重要组成部分。东西突厥分裂后，居阿尔泰山西南部之薛延陀受西突厥统治。605年以后，当西突厥泥撅处罗可汗时，铁勒诸部反抗西突厥统治，立契苾部俟斤歌楞为易勿真莫何可汗，薛延陀部俟斤乙失钵为也咥可汗，大败泥撅处罗。此为铁勒建立的第一个部落联盟，然为时不久，射匮可汗统一西突厥，薛延陀等部复被役属。628年，西突厥统叶护可汗死，国内大乱，薛延陀乙失钵之孙夷男率部落七万家东越金山（今阿尔泰山），与散居在漠北之薛延陀部合流。时东突厥颉利可汗税敛苛重，境内诸部多叛归薛延陀。唐朝为夹击颉利，乃使乔师望册封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赠以鼓纛。夷男遂建庭于大漠之北。630年颉利被灭，即是夷男与唐合力之结果。东突厥既灭，其余众降唐，徒居漠南，漠北地区遂为薛延陀所有。夷男建牙于郁督军山，盛时辖境，“东至室韦（今额尔古纳河一带），南至突厥（漠南），北临瀚海（今贝加尔湖）”，统辖东突厥之故地。回纥、拔野古、同罗、仆骨诸部并属之。此为铁勒建立的第二个部落联盟。唐册立突厥贵族阿史那思摩为乙弥泥孰俟利苾可汗以统领漠南突厥，为唐朝北边屏障，以防薛延陀。645年夷男卒，其子跋灼继立为颉利俱利薛沙多弥可汗，多弥乘唐太宗东征高丽之机引兵南侵，遭唐军反击，多弥大败。多弥猜忌无恩，族人不附，所属诸部遂起而叛之。646年，回纥酋长吐迷度与仆骨、同罗等部共击多弥，多弥战败被杀，宗族散亡。余部立夷男兄子咄摩支为可汗，唐遣崔敦礼、李勣击之，咄摩支降，薛延陀汗国遂亡。汗国自建牙于漠北后，存在时间近二十年（628～646）。唐以其地置六府七州。以薛延陀部置奚弹、祈连二州，并隶燕然都护府。　　参考书目　　马长寿：《突厥人和突厥汗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林幹　郭平梁）　《学衡》　　《学衡》　　学术性杂志（月刊）。英文译名为，“CriticalReview”。1922年在南京创刊。标榜“论究学术，阐明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为其办刊宗旨。致力于翻译或介绍西方古代重要学术文艺及近世学者论学论文之作，以反对五四新文化、发扬中国文化为已任。该刊分设辩言、通论、述学、文苑、杂缀、书评等栏目。　　《学衡》的组织由散在各地的学者组成，公开表明文字由各作者个人负责，与所任事的学校及隶属的团体无关。创办人是南京东南大学的梅光迪、吴宓、胡先骕等教授。经常为该刊撰稿的有刘伯明、柳贻徵、王国维、景昌极、缪凤林、汤用彤、张荫麟、孙德谦、郭秉龢等二十余人，均为当时著名学者。其中多数人受过西式教育，有三分之一留学美国和法国。梅光迪、吴宓都曾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西洋文学。受业于美国人文主义的倡导者白璧德。因之，他们评判文学的标准受到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　　《学衡》创刊号于1922年1月出版。刊首刊登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画像，反映了《学衡》的宗旨。这一期发表了梅光迪的《评提倡新文化者》一文，全面抨击新文化运动的提倡者，舆论界为之哗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立即发表文章予以反驳。双方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对待五四新文化等问题上展开了激烈论争。在当时《学衡》被认为是“复古派杂志”、“国粹派杂志”。梅光迪等人则被称为“学衡派”。　　《学衡》杂志于1933年7月停刊。共出七十九期。　　（包仁娟）　勋贵庄田　　勋贵庄田　　明代因授爵而拨赐的庄田，时称“给爵地”。勋贵指勋臣（武将功臣）和贵戚（皇亲国戚），即所谓异姓贵族。有明一代，除李善长和刘基因为在奠定朱明皇朝的基业中，具有特殊建树而分别封公、伯外，其他文臣即使有大功勋也不封爵。贵戚中，皇后的父亲一般封侯，兄弟一般封伯，凡有封爵的勋贵都享有皇帝赐给的田土和佃种人户，但其爵位低于王爵，而且是异姓，故其庄田数量也少于王府庄田。　　勋贵庄田的来源，除皇帝拨赐外，也有奏讨的庄田、占夺的民田、霸佃的官田等。洪武三年（1370）大封功臣，赐勋臣田，受封功臣计有六公、二十八侯、二伯。赐给这些公侯的佃户是三万八千一百九十四户。其中赐给李善长的即有一千五百家。以一户佃种土地十亩计，赐田数量当在四万顷左右。此外还有额外奏讨、受纳投献和抑买占夺的土地。由于勋贵的家人奴仆多倚势干禁，侵夺田土，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五年六月铸公侯铁榜。申诫公侯：不得强占官民山场、湖泊、茶园、芦荡及金银铜场、铁冶；其屯田佃户，管庄干办、火者、奴仆、及其亲属，不得倚势凌民，夺侵田产财物；不许收纳为避差徭而欲私托门下者；不许虚钱实契侵夺民人房屋孽畜；不许受诸人田土及投献的物业；不许管庄人等在乡欺殴人民。二十三年又令礼部编《稽制录》，严禁公侯潜奢逾制，有的公侯惧怕诛戮，交还给爵地。二十五年又尽收赐田归官，公侯止给岁禄。在胡惟庸案和蓝玉案中，开国功臣被杀戮殆尽，尚未归官的赐田，也都被籍没。　　洪武之后，钦赐功臣田土之事少见，辅佐明成祖朱棣取得天下的功臣淇国公丘福、成国公朱能都没有赐田的记载。此后的勋贵庄田的来源多是占夺，名曰“自置者”。在内地多占夺民人纳粮当差的田土；在北方九边，则占夺军屯土地和民田。宣宗而后，滥赐勋贵庄田，受恩眷的主要是外戚、公主、驸马和太监。佃种勋贵庄田的农民，除钦赐者外，还有私自役占的官军、隐占的逃亡人户、投为门下的人户、召募的人户等。称“佃户”，也有“庄户”或“庄民”等名称。　　（王毓铨）　巡边　　巡边　　清政府为加强边境地区的管辖，对东北和西北边境进行定期巡察的制度。每年五、六月间和八、九月间，由各边境地区长官派官兵按规定时间和路线，分成几路巡察边界，并会哨于指定地点。自《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东北边境逐步建立起巡边制度，规定每年五、六月间，由黑龙江将军和墨尔根、瑷珲两城副都统各派协领一员，佐领、骁骑校二员，领兵二百四十名，分三路巡察格尔毕齐、额尔古纳和墨里勒克等地的边境。巡边官兵在指定地点会哨。并各书衔名、月、日于木牌，埋在山上，待明年察边者取回，呈清将军、副都统查验。又各埋新木牌以备来年查验。外兴安岭一带边境则由布特哈打牲总管于每年六月间派章京等率领兵丁，按规定路线至外兴安岭河源处巡察，察毕回报总管，转报将军。每三年则派出副总管等率领兵丁于解冻后，由水路至外兴安岭巡察一次，回时呈报。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黑龙江以北为沙俄割去，巡边路线有所改变，但巡边仍继续进行。西北边境地区则于每年秋季由伊犁将军和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分别派出领队大臣和数百名官兵，分路巡察，定期会哨。驻守北部边境地区的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也按规定于每年五月间派官兵巡察边境有关地段。　　（刘民声）　巡抚　　巡抚　　明清地方军政大员之一。亦名抚台。以“巡行天下，抚军接民”而名。明朝设置巡抚，起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敕遣懿文太子陕西之行。至永乐十九年（1421），吏部尚书蹇义等二十六人分巡各省，安抚军民，询察利病，于是产生了巡抚制度。但在宣德以前，巡抚非专设之官，有事则遣，事毕即还，巡行也无固定的范围。宣德五年（1430），御史于谦、越府长史周忱等六人被擢升侍郎，分抚南北直隶、山东、山西、河南、江西、湖广等处，从此各省常设巡抚官渐成制度。天顺、正德年间，曾两次下诏裁革，但旋即复设。巡抚初设，仅为督理税粮，总理河道，抚治流民，整饬边关，后遂偏重军事。明代巡抚多进士出身，少有举人致其位者，其初，内地巡抚由吏部会同户部推举，边地巡抚由吏部会同兵部推举；嘉靖十四年（1535），始不分内地、边地，由九卿廷推。巡抚的加官一般为都御史、副都御史、佥都御史；兼理军务者，另加提督军务（有总兵官的地方加赞理军务，或参赞军务）的头衔。亦有总督兼巡抚者，合称为“督抚”。在明朝，巡抚虽非地方正式军政长官，但因出抚地方，节制三司（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实际掌握着地方军政大权，这就可以防止因三司鼎立而酿成的不相统属、运转不灵的弊端。同时，巡抚每年要赴京师议事，也体现了朝廷对地方统辖权的加强。明后期巡抚的易置往往受朝廷门户左右，而最后点定之权又重归权阉，故朝中各种政治力量的更迭，往往影响巡抚的易置。　　（王天有）　　清因明制，在各省设置巡抚，计有山东、山西、河南、江苏、安徽、江西、浙江、湖北、湖南、陕西、新疆、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各一人。其以总督兼者，有直隶、甘肃、福建、四川各一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东三省奉天、吉林、黑龙江改行省，亦各设巡抚一人。　　清代巡抚之官级一般为从二品，俱兼兵部侍郎及副都御史衔。是一省最高军政长官。具有处理全省民政、司法、监察及指挥军事之大权。省内自布政使、按察使以下，均为其属官。　　（单士魁）　荀彧　　荀彧　　（163～212）　 东汉末年曹操的重要谋士。字文若。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世代官宦，叔父爽，位居三公。彧多智谋，举孝廉，拜县令。汉末天下大乱，弃官归乡里，率宗族先投袁绍，后归曹操，任司马，被喻为张良。曹操为兖州牧后，兴平元年（194），征徐州陶谦，荀彧以州司马留守。陈留太守张邈等反叛，各郡县响应者众。荀彧率军坚守，与程昱一起，为曹操保存了反攻基地。建安元年（196），曹操谋迎汉献帝都许，部众犹豫，彧极力促成。升侍中，守尚书令，深得曹操信任，军国大事皆与之筹划。能知人举贤，屡荐贤士郭嘉等人，又划策东擒吕布，西抚韩遂、马腾。建安五年，官渡之战，曹操军粮将尽，欲退兵还许。彧以为两雄相争，“先退者势屈”，劝坚持待机，用奇兵制胜。操从其议，大败袁绍。八年，曹操据荀彧前后功绩，上表封万岁亭侯，称赞“天下之定，彧之功也”。后曹操欲自封魏公，加九锡，作为篡汉之阶，彧婉转劝阻，为操所忌，被迫饮药而卒。　　（祝总斌）　荀悦　　荀悦　　见《汉纪》。Xunzi荀子　战国末期的儒学大师。名况，字卿。赵人。古书中多作孙卿，《史记》作荀卿。其生卒年皆不详。根据一些记载的推测，约在齐闵王末年，荀子曾到过齐，后离齐去楚。到齐襄王时，荀子又至齐，《史记》说他：“最为老师”，“三为祭酒”，表明他在稷下已是一位资历很深的首领人物。楚考烈王八年（前255），楚相春申君以荀子为兰陵（今山东莒南）令。后又离楚至赵，赵以荀子为上卿。不久又返楚。秦昭王时，荀子赴秦，见到昭王和范雎。楚考烈王二十五年（前238），春申君死，荀子废居兰陵。其卒年当在此后不久。《盐铁论》以为李斯为秦相时荀子尚在则不确。　　荀子学识渊博，继承了儒家学说，并有所发展，还能吸收一些别家之长，故在儒家中自成一派。　　在人性问题上，荀子主张性恶，和孟子的性善针锋相对。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因而不可能有天生的圣贤；人性善是受教化的结果。在天道观方面，荀子受老子的影响，以为天没有意志，不过是能生长万物的自然界，不能决定人事的吉凶、祸福。提出人应该顺应自然但也可改变自然，即所谓“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的思想。　　荀子对礼很重视。礼是指纲常和伦理道德，他认为礼在调节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中起重要作用。他宣扬儒家的王道思想，主张以德服人，反对用强力来压人。王道的具体内容是礼义和仁政。他继承了儒家“为政以德”的传统，以为治国应该“平政爱民”。他将君主比作舟，庶民比作水，以为“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即提醒君主，如果聚敛、刑杀无度，就会遭到覆舟的报复。虽然他主张治国要用王道或礼义教化，但也认为完全有必要采用刑罚。所以荀子是礼法兼用、王霸并重，和他以前的儒家有明显的不同之处。荀子的学说思想，对西汉经学的发展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如《礼记》、《韩诗外传》等书中部分内容即抄自《荀子》。由于荀子有些论点和儒家传统说法不合，故受到后人指责和非议，如唐韩愈就说荀学是“大醇而小疵”。到宋代则为程朱理学（见理学）所不容，出现了扬孟抑荀的现象。到清代末年，梁启超、章炳麟等则对荀子的学说思想重新作出评价，肯定了它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所占据的重要地位。　　《荀子》经西汉刘向编定，共有三十二篇。唐杨倞改为二十卷。杨氏以为书中的《大略》到《尧问》的六篇，当是后人所作。按今人研究的结果，认为书中如《劝学》、《王霸》、《性恶》、《天论》、《解蔽》、《正名》、《礼论》、《乐论》等篇，都应该是荀子的作品。《荀子》一书有唐人杨倞的注解。清代学者为该书所作的校刊注释工作不少，清末王先谦汇集清人的这些成果，作成《荀子集解》，该书是许多注本中最好的一种。近人梁启雄作《荀子简释》，内容简明易读。　　（吴荣曾）　《荀子》　　《荀子》　　见荀子。　目录西安事变西厂西城所西汉边郡西汉郡国西普政区西凉西辽德宗耶律大石西南夷西宁西秦西山会议派西商西套蒙古西魏西夏西夏崇宗李乾顺西夏货币西夏景宗李元昊西夏仁宗李仁孝西夏文《西夏文大藏经》西夏毅宗李谅祚西燕西域都护《西域图志》《西域行程记》西域长史《西园闻见录》西藏西藏八王西州西周奚熹平石经徙富民黠戛斯夏夏夏言夏原吉先秦兵制先秦朝聘先秦的禄先秦会盟先秦力役先秦刑法先秦学校先秦租税祆教鲜卑《咸淳临安志》县制乡兵乡兵乡村建设派乡勇厢兵厢坊制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湘军襄樊之战向达项羽相邦萧韩家奴萧何萧一山萧仲恭小臣《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谢安谢玄《辛丑条约》辛弃疾辛酉政变《新华日报》新华社新疆新疆各族新疆各族人民起义新军《新民丛报》《新青年》新生活运动新四军《新唐书》《新五代史》新乐府运动信苴日兴庆府兴中会《星槎胜览》刑徒行都指挥使司行台行台行中书省形势户姓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