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缭子》　　《尉缭子》　　战国晚期论述军事、政治的著作。传世本共五卷二十四篇，以南宋刻《武经七书》本为最古。《汉书·艺文志》杂家著录《尉缭》二十九篇，兵形势家著录《尉缭》三十一篇。据《隋书》、《旧唐书》的《经籍志》和《唐书·艺文志》，传世的是杂家的《尉缭》。其篇数与《汉书》不符，当因在流传过程中有部分亡佚。该书内容大部分论兵，因此宋以后多视为兵家著作，但其论兵，与《汉书》所谓兵形势家异趣，有人以为即《汉书》兵形势家的《尉缭》，恐不可信。《汉书》杂家《子晚子》下注有“齐人，好议兵，与司马法相似”，可见今所传《尉缭子》有可能列入杂家。　　唐初的《群书治要》节录了《尉缭子》四篇。1972年临沂银雀山一号西汉前期墓所出竹简，也有与《尉缭子》相合的竹书六篇。从这几篇的情况来看，今本文字有很多删节和讹误，篇名往往与竹书不合，但基本上没有后人添加的东西。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秦王政十年（前237）“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秦王以为国尉。　　《尉缭子》疑即此人所作。今本首篇《天官》的第一句作“梁惠王问尉缭子曰”，惠王死于公元前319年，尉缭不能与之相及，此句“惠”字可能为后人臆增（但《隋书》所据本已有此字）。或以为魏有二尉缭，一在惠王时，为兵家，今所传《尉缭子》即其所作；一为战国末入秦者，杂家《尉缭》为其所作。此说恐不可信。《尉缭子》反对军事上相信“天官时日、阴阳向背”的迷信观念，强调政治、经济对军事的决定性作用，见识颇高。其思想有糅合儒、法、道各家的倾向，这大概是该书被列入杂家的原因。后半部《重刑令》以下十二篇，对研究战国时代的军法颇有帮助。　　参考书目　　银雀山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简本〈尉缭子〉释文（附校注）》，《文物》1977年第2、3期。　　张烈：《关于〈尉缭子〉的著录和成书》，《文史》第3辑。　　《尉缭子》残简　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　　（裘锡圭）　魏　　魏　　战国七雄之一。姬姓。祖先毕万，为周初重臣毕公高之后。公元前661年，晋献公以魏（今山西芮城北）封毕万为大夫。毕万之后遂以魏为氏。魏氏世世辅佐晋室有功。公元前514年，魏献子代韩宣子执政。公元前453年，魏桓子与赵襄子、韩康子三分晋国。公元前403年，魏文侯与赵烈侯、韩景侯被周天子正式策命为诸侯。　　魏的疆域最初主要包括今山西南部（“河东”）、陕西境内黄河与洛河之间（“河西”）及山西芮城西南风陵渡一带（“河曲”）。魏悼子徒居霍（今山西霍县西南），魏昭子又徒居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其中心地区原在今山西西南，后逐渐向东南发展，通过今山西东南部（“上党”），扩大到今河南北部（“河内”）和中部。公元前361年，魏惠王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重心遂转移到中原地区。　　战国初年，魏国曾是最强大的诸侯国。魏文侯先后任用其弟魏成子和翟璜、李悝为铺佐，师事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儒者，并任用乐羊为将攻取中山。当时，吴起为西河郡守，西门豹为邺县令，屈侯鲋为傅。李悝在魏国变法，提出“尽地力之教”和“平籴法”，使经济得以巩固。其所撰《法经》是中国古代影响甚大的第一部系统的成文法典。公元前413年至前409年，魏连年攻秦，夺取秦的河西之地，迫使秦退守洛水以西。公元前408年魏攻中山。公元前405年至前404年，魏联合赵、韩攻齐，入齐长城。公元前400年及前391年，三晋联军又先后败楚于乘丘和大梁、榆关。魏曾强盛一时。　　战国中期，魏国仍较强大，但齐、秦等国崛起，对其形成威胁。秦自献公时起，国力有所恢复，不断向魏进攻，魏遂沿洛水筑长城以御秦。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秦更为强大，不断攻取魏的河西之地。同时，齐自威王时任用邹忌等进行变法，也逐渐强大起来。公元前353年，齐败魏于桂陵。公元前344年，魏惠王首先称王，召集逢泽之会，率诸侯朝见周天子，仍保持着一定的声威。但公元前341年，齐又大败魏军于马陵（见马陵之战），从此魏的势力逐渐衰落。秦惠文王时，秦夺取魏的河西和上郡，并占领魏在河东的部分土地和河南的陕，控制了黄河天险和崤函要塞。公元前318年，魏任用公孙衍为相，联合赵、韩、燕、楚攻秦，不胜而归，魏已不能阻挡秦的东进。　　战国晚期，魏已降居弱国之列。公元前298年至前296年，齐、韩、魏攻秦，入函谷关，迫使秦归还部分韩、魏失地求和。但公元前293年，秦又大败韩、魏联军于伊阙。公元前290年，魏被迫献河东之地四百里于秦。次年，秦攻取魏六十一城。公元前287年，苏秦、李兑合赵、齐、楚、魏、韩五国攻秦，罢于成皋，秦归还部分赵、魏失地求和。不久，秦又攻取魏河内，魏献安邑于秦。公元前283年和前275年，秦两次攻魏到大梁，魏献温于秦求和。公元前273年，秦败赵、魏于华阳，斩首十五万，围魏大梁，魏献南阳于秦求和。公元前257年，魏信陵君与楚春申君救赵败秦，解除邯郸之围。公元前254年，魏安釐王攻取秦的陶郡并灭亡卫国。公元前225年，秦将王贲引黄河、大沟水灌大梁，大梁城坏，虏魏王假，魏国灭亡。　　（李零）W　魏　　魏　　见三国。　魏道武帝拓跋珪　　魏道武帝拓跋珪　　（371～409）　北魏王朝创建者。珪亦作涉珪，庙号太祖。鲜卑族。在位二十四年。西　 晋时鲜卑拓跋部首领猗卢受封为代公，进称代王，此后拓跋部势力日趋强大，到拓跋珪祖父什翼犍时，曾击败漠北的柔然与漠南的匈奴刘卫辰部。定都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正式建立代国。376年，前秦大举来攻，什翼犍死，部众离散。符坚令刘库仁和刘卫辰分别控制代国东西两部，什翼犍幼子窟咄被俘到长安，拓跋珪随母辗转流徒于独孤部与贺兰部。　　383年肥水之战后，苻秦势力瓦解，被役属的各族纷纷起兵独立。386年，拓跋珪为各部大人所推，即代王位，建元登国。同年称魏王，改国号为魏。拓跋部处在原始社会解体，奴隶制不甚成熟阶段；拓跋珪建国后，该部出现向封建制发展趋势。拓跋珪即位后五年之间，北面击败高车与柔然，东北面击败库莫奚，扫除了后顾之忧。南面先联合同属鲜卑族，又与他有姻亲的慕容垂所建后燕，占领了心腹之患的刘库仁、刘卫辰后裔所蟠踞的地区，平定河套以南诸部，获得马三十余万匹，牛羊四百余万头。离石的山胡酋长也率三千余家降附。魏国兵力强盛，财力富饶，再要发展，就必然与据有中原地带的后燕相争夺。391年，拓跋珪以慕容垂扣留其弟为借口，与后燕绝交。　　拓跋珪幼年时国亡家破，饱经忧患，几乎被苻坚作为俘虏遣送长安。成人以后沉勇有智谋。395年，后燕太子慕容宝大举进攻，拓跋珪乘夜袭击燕军，在参合陂（在今山西阳高境）大胜。燕军死者万数，降者四五万，文武将吏被杀数千人。北魏获得器甲辎重、军资杂财无数。燕臣有才识者，拓跋珪皆加录用。396年，拓跋珪始建天子旌旗，同年，率四十万大军攻伐后燕，夺取并州（今山西），开始仿汉人制度建立台省，设置朝廷百官和地方的刺史、太守。尚书郎以下官皆用儒生担任，汉族士大夫稍有才用者都加以擢拔，为夺取中原作准备。397年，在钜鹿柏肆坞，慕容宝乘夜进攻，魏军惊散，拓跋珪不及衣冠，仓猝指挥，终于设奇阵转败为胜。同年，进军后燕都城中山（今河北定县），适值甲子日，太史令说商纣王以甲子日亡，谓之疾日，兵家所忌。拓跋珪说：“纣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胜乎？”终于平定了中山。398年取邺城。除山东半岛的南燕与东北的北燕外，太行山以东的中原地区基本上归入北魏版图。　　这年拓跋珪即皇帝位，追尊远祖以下二十七人皆为皇帝，制礼乐，定律令。先徒太行山以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鲜卑、高丽杂夷三十六万人，百工伎巧十余万口以实代国，并对内徒新民赐给耕牛，计口受田。是年从盛乐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又徙东方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杰、吏民两千家于平城。平城畿内之外，四方四维称为八国或八部，为鲜卑诸部所居，各置大人。八国各有大师小师，郡也立师，宗室有宗师，职能为品举人才，有如中正。399年，令郡县大索书籍，悉送平城。　　拓跋珪理解必须依靠汉族儒士，采用汉族典章制度，来统治广大地区的汉人。但是他缺乏汉文化教养，又有浓厚的民族情绪，所以对汉人非常疑忌畏惧。曾为拓跋氏立功的崔逞说到飞鸮食桑椹而声音变好，拓跋珪怀疑他有意侮慢进入中原的北人，因而赐死。封懿以应对疏慢坐废于家。鲜卑人贺狄干因久被姚氏幽闭于长安，习读经史，举止有似儒生。还朝以后，拓跋珪认为他有意摹仿汉人，兄弟二人皆被杀。拓跋珪末年服寒食散，药性使他暴躁不安，喜怒失常。左右动辄得咎，多被他手刃而死。平定中原立过大功的常山王遵、司空庾岳、卫王仪先后被杀。拓跋珪自己也在409年被他次子清河王绍谋害而死。　　（周一良）　魏晋南北朝都城　　魏晋南北朝都城　　中国古代3～6世纪分裂政权的政治中心。这个时期曾先后出现过许多疆土大小悬殊、运祚长短不一的割据政权。每个政权各有作为政治中心的都城。由于政权纷立、更迭频繁，所以都城的地域分布很广，迁移变化也很大。　　主要都城　这个时期比较稳定，定都时间较长的都城有下列几个：　　长安　西汉旧都。两汉之际因战乱已遭受严重破坏。190年，董卓为乱，挟汉献帝自洛阳迁长安，至196年献帝东还洛阳，为东汉都城六年，其后长安再度遭受破坏。西晋末，首都洛阳被汉刘曜攻占，怀帝被俘。313年愍帝在长安即位，316年刘曜又围攻长安，愍帝出降，西晋亡。此后，十六国的前赵、前秦、后秦及北朝的西魏、北周先后以长安为首都共一百二十五年。但有的政权为时甚短，如前赵仅存十一年，有的仅占关中部分地区，如前赵、后秦，故虽为都城，因战乱不息，长安城始终未能恢复昔日繁荣。　　洛阳　东汉旧都。190年董卓逼献帝迁长安时，“悉烧宫庙官府居家”，洛阳惨遭毁灭性破坏。六年后，献帝东还时，“宫室烧尽，街陌荒芜”。同年，曹操迎帝都许（今河南许昌东）。221年魏文帝曹丕才重新建都于此，重建宫室。265年司马炎代魏建晋，都洛不改。直至311年刘曜攻占洛阳，怀帝被俘止。魏晋两代以洛阳为首都共九十年。493年北魏孝文帝定计自平城迁都洛阳，495年六宫及文武百官尽迁洛阳，至534年分东西魏，北魏都洛凡四十年。　　邺　今河北临漳西南。东汉末年冀州治所，为河北平原统治中心。204年曹操破袁氏，攻下邺城后，自领冀州，即以邺为根据地经营河北。继而自署为丞相、封魏公，晋魏王。此后东汉名义上的都城在许，实际上政权中心在冀州、丞相府、魏都所在的邺。曹丕代汉建魏后，邺降为五都之一（曹魏以长安、谯、许昌、邺和洛阳合称五都）。十六国时，335年至352年的后赵、冉魏，357年至370年的前燕，北朝时534年至577年的东魏、北齐相继都邺，共七十三年。　　汉魏洛阳城金墉城西垣　　石柱拙　山西大同北魏平城遗址出土　　建康　今南京。东汉末，211年孙权自京城（今江苏镇江）迁治秣陵，次年改名建业。除211年至229年，265年至267年初两次徙都武昌（今湖北鄂城）外，建业始终是孙吴政权的首都，直至280年为西晋所灭。西晋末因避愍帝司马邺讳，改名建康。317年后又为东晋首都。以后南朝的宋、齐、梁、陈，除梁元帝时首尾有三年（552～554）都江陵外，均以建康为首都。自孙权至589年隋灭陈，建康（建业）为六朝首都前后约三百三十年。　　成都　东汉末为益州治。三国时为蜀汉（221～263）、十六国时为成汉（304～347）的首都，凡八十七年。　　姑臧　今甘肃武威。十六国时前凉于301～376年、后凉于389～403年，以及南凉于406～410年、北凉于412～439年均都此，凡一百二十四年。　　平城　今山西大同东北。398年北魏拓跋珪自盛乐迁都平城，至494年魏孝文帝元宏迁都洛阳，凡九十六年。　　一般都城　建都时间较短的城市很多，遍及今北方诸省。　　今山西省境内　①离石，304年匈奴左贤王刘渊在左国城（今离石北）起兵反晋，自称大单于，迁都于此。②左国城，刘渊旋即由离石迁都于此，建国号曰汉。③黎亭（今长治南），305年因离石大饥，刘渊迁都于此。④蒲子（今隰县），308年刘渊迁都于此，并即帝位。⑤平阳（今临汾西南），309年刘渊因“蒲子崎岖，难以久安”，迁都于此。319年刘曙迁都长安，史称前赵。⑥长子（今长子东），西燕自385～394年的首都。　　今辽宁省境内　①大棘城（今义县西北），294年鲜卑的慕容廆迁此。337年廆子皝自称燕王，建前燕。②龙城（和龙，今朝阳），341年前燕慕容廆所筑，并立宗庙、宫阙，名曰龙城。次年自大棘城迁都于此。350年迁都于蓟，以此为留都。397年北魏攻入后燕都城中山，慕容宝退保龙城，直至407年后燕亡。407年高云在龙城自称燕王，史称北燕，436年为北魏所灭。龙城为前、后、北燕都城约五十年。　　今河北省和北京市境内　①襄国（今邢台），319年后赵石勒都此。335年石虎迁都邺。349年冉闵灭石氏，350年石虎子祇复称帝于襄国，352年为冉闵所破。襄国为后赵国都共十八年。②中山（今定县），后燕于386年至397年都此。③蓟（今北京城西南隅），350年前燕自龙城迁都于蓟，357年迁都邺。　　今甘肃省境内　①勇士城（今榆中东北），385年，鲜卑乞伏国仁自称大单于，筑勇士城为都，建西秦。②金城（今兰州西北），388年苑川王乞伏乾归自勇士城迁都于此。③苑川城（在今榆中大营川地区，有东西两城，相距七里，此为西苑城），400年西秦王乞伏乾归自金城迁都于此。④度坚山（今靖远西），409年乞伏乾归徙都度坚山。410年复都苑川。⑤谭郊（今临夏西北），412年二月乞伏乾归自苑川迁都于此。⑥枹罕（今临夏），412年六月乾归子炽磐继位，率文武及民两万余户迁于枹罕。430年西秦为北凉所逼，东迁附魏，故地为吐谷浑所占。⑦张掖，北凉于399年至412年都此。⑧敦煌，西凉于400年至405年都此。420年，西凉都城酒泉为北凉所破。西凉李恂居敦煌，自称凉州刺史，421年，被沮渠蒙逊所灭。⑨酒泉，西凉于405年至420年都此。　　今青海省境内　①廉川堡（今乐都东），395年河西鲜卑秃发乌孤筑廉川堡而都之。②乐都，399年乌孤自廉川堡迁都于此。同年其弟利鹿孤徙西平（今青海西宁）。402年秃发傉檀称凉王，史称南凉，徙都乐都。406年徙都姑臧。410年还都乐都，至414年为西秦所占。③西平，南凉399年至402年所都。　　今湖北省境内　①武昌（今湖北鄂城），三国孙吴自221年自建业迁都于鄂，改名武昌。229年还都建业，以此为留都。265年迁武昌，267年还都建业，都此凡十一年，②江陵，南朝梁元帝萧绎于552年至554年都此。　　今山东省境内广固城（今益都西北），398年至410年南燕都城。　　甘肃高台骆驼城遗址　北凉曾在此建都　　今内蒙古境内①统万城（今乌审旗南白城子），413年至427年为夏都城。②盛乐，故址有三：其一，今和林格尔北。258年北魏先世拓跋力微“迁于定襄之盛乐”，即此。313年代公猗卢筑盛乐城为北都，以平城为南都。340年代王什翼犍都云中之盛乐，亦即此。其二，新盛乐城在故城东南十里。337年拓跋翳槐所筑，一岁而崩。其三，在盛乐故城南八里。341年什翼犍所筑。398年迁都平城。　　今江苏省境内　京（京口），三国孙吴于209年自吴（今苏州）迁此，211年徙都秣陵。　　选定新都城的因素　从上述三十六个大小都城的地理位置以及迁都的过程，可以看出当时各政权在都城选址问题上所考虑到的自然、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　　①凡控制了黄河流域大部分土地并又欲统一南北的政权，往往建都于洛阳。因洛阳“居天下之中”，建都伊水、洛水可以通漕四方。既可控制黄河流域，又便于征伐南方。魏文帝曹丕为了统一南方，舍弃曹操经营了十多年的邺都而迁都董卓劫献帝以来荒芜了三十年的洛阳。魏孝文帝元宏自平城南迁，一度曾考虑都邺，但最后终于定都于永嘉乱后荒芜达一百八十年之久的洛阳，也是为了便于南伐。　　②凡统治黄河流域西部地区的政权，往往定都长安，因长安自西汉以来即为全国政治中心，有四塞之固，进可攻，退可守，利于制内御外。十六国前赵、后秦、北朝的西魏、北周均都此。前秦虽拥有黄河流域大部分土地，但其根据地在西部。350年苻健攻入长安，即建为都。以后苻坚盛时其疆域南至邛僰，东抵淮泗，西极西域，然关中终为其心腹之地，故仍都长安。　　③凡统治黄河流域东部地区的政权，往往定都于邺。因邺处于古代“山东”（一般指崤山或华山以东）地区的中心，背靠山西高原，东、南、北三面为经济最发达的黄淮海平原，居高临下，有建瓴之势。再自战国西门豹等人引漳灌溉和曹操开白沟、利漕渠后，邺城周围的农业生产和水运交通十分发达。故曹操弃其多年经营的许而定都于邺。十六国时后赵、前燕和北朝的东魏、北齐据有山东之地，都以邺为首都。　　④凡统治西南地区的政权必都于成都。这里是战国以来西南的政治、经济中心。三国蜀汉、十六国成汉皆然。凡据有长江中下游及珠江流域的政权都以建康为都城。因建康前临大江，南有重岭，所谓“钟山龙盘，石头虎踞”，形势险固，进可以规图中原，退可以划江为守。同时以长江为天然航道，西引荆楚，东连三吴，可以控制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故孙吴政权自211年从京口迁都建业以后，虽两度迁都中游武昌，都不久即还都建业。因其地理位置远不及建业。东晋咸和年间发生苏峻、祖约之乱后，建康遭受严重破坏，“宫阙灰烬”，有人建议迁都豫章（今江西南昌）或会稽（今浙江绍兴），均未获同意，东晋王朝仍都建康。以后宋、齐、梁、陈沿袭不改。　　⑤原为区域性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魏晋南北朝时即成为控制这一区域的割据政权的都城。如河西的姑臧原为凉州治，东汉以来，因“通货羌胡”，成为河西富邑。十六国时为割据河西地区诸凉的都城，酒泉、敦煌亦然。有的城市虽为地区中心，因自然条件或社会因素的不利，难以成为一个政权的中心。如江陵和武昌为长江中游两大军事重镇。侯景之乱后，梁元帝以湘东王、荆州刺史在江陵即帝位。因地处江北，无险可恃，不出三年即为西魏所灭，三国孙吴政权曾两次迁都武昌，然离东吴政权的根据地三吴地区过远，最后在江东世族地主的舆论“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康死，不止武昌居”的压力下，还都建康。可见两地虽为一方重镇，但不宜作整个南方政权的首都。　　⑥边区游牧民族在其政权建立和势力逐渐进入中原地区的过程中，在都城的选址问题上，往往表现为不断从边区向内地迁移。如汉、前赵从离石迁左国城又迁蒲子再迁平阳最后都长安；前燕从大棘城迁龙城再迁蓟最后都邺；北魏从盛乐迁平城又迁都洛阳。这种迁移的过程也就是这一政权逐渐稳定和汉化的过程。　　⑦有些边区民族在建立政权的军事征伐过程中，仍保留浓厚的游牧民族迁徙不定的习俗，故其政治中心也不断迁徙。如河西鲜卑秃发利鹿孤据有河西走廊东部和湟中一带，史称南凉。他认为“建都立邑，难以避患，储蓄仓库，启数人心；不如处晋民于城郭，劝课农桑以供资储，帅国人以习战射，邻国弱则乘之，强则避之”，故其都城屡迁。陇西鲜卑乞伏氏建立的西秦亦同。赫连勃勃于407年自称夏王，部下劝其定都，他以为“专固一城，彼必并力于我”，不如以“云骑风驰，出其不意，救前则击后，救后则击前，使彼疲于奔命，我则游食自若”，故初无定治，至413年才筑统万城而都之。　　（邹逸麟）　《魏书》　　《魏书》　　记述北朝拓跋氏所建立的北魏及东魏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北齐魏收撰，含本纪十二卷，列传九十二卷，志二十卷，共一百二十四卷。原分为一百三十一卷，北宋时，例目一卷和纪传志中的二十九卷已亡佚。今本卷三太宗纪和天象志的三、四两卷，是宋人分别用隋魏澹《魏书》和唐张太素《魏书》所补。其余各卷乃用《北史》、高峻《小史》（亦称《高氏小史》）、《修文殿御览》所补。另有二十九卷中也还有缺文。　　魏收（506～572），字伯起，钜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人。北魏中兴元年（531）曾以散骑侍郎典起居注，并修国史。东魏时期一直参与修国史。北齐受魏禅后，魏收任中书令，仍兼著作郎。天保二年（551）受诏撰魏史。四年任魏尹，但不理郡事，专力于魏史的修撰。五年三月奏上本纪、列传，十一月奏上十志。自北魏末经东魏到北齐，魏收参与修史达二十余年。前后协助其修史的，有房延祐、辛元植、刁柔、裴昂之、高孝干、綦毋怀文、眭仲让等。但由于魏收“性憎胜己”，所援引的房、辛等都是依附他的人，多非史才，编修中没有起多大作用。　　魏收从天保四年专任史职，到次年奏上全部《魏书》，不过年余，这是因为北魏修国史和起居注的工作，自魏道武帝拓跋珪以来始终未断。从开国到孝明帝末年部分，魏收都有所凭借，沿用旧史。只有北魏末和东魏共约二十年间的事迹，需重新搜集编写。至于东晋和十六国各传，是利用了崔鸿《十六国春秋》、孙盛《晋阳秋》、檀道鸾《续晋阳秋》等。沈约《宋书》和萧子显《南齐书》，魏收都可能得见，但宋齐时代相去不远，事实易于稽考，他又蔑视南朝文人，所以岛夷刘裕、萧道成传完全看不见袭用南朝沈、萧著作的痕迹。　　魏晋以后，佛教逐渐兴盛，影响深入到中国社会、思想、文化之中。道教也在政治、社会方面起相当作用，都应在史书中有所反映。但魏收之前的裴松之注《三国志》，以佛家事附于东夷传。沈约《宋书》附于蛮夷传。《魏书》中始设释老志，不能不目为卓识创举。北魏时鲜卑部族蕃衍，太和以后又有改鲜卑姓为汉姓之举。魏收师汉人氏族谱牒之意，结合北方民族部落族姓的风习，设官氏志，于百官之外兼志氏族，是适应时代特征的处理方法，为后人研究北魏历史提供了极大方便。《魏书》本纪、列传相连，而志列在最后，符合刘知几《史通》所谓：“本纪所书，资传乃显，表志异体，不必相涉。”列传的类列和次第，也都各有其意义。书中收录的诏令奏议，大都关系政治，其他文章，也足供考察作者身世和为人。而当时流行的轻浮诗文，所取极少。这些都是《魏书》的显著优点。　　魏收在北齐时修魏史，北齐继承东魏，他不得不以东魏为正统，因有不少挂漏，对高欢也多溢美。例如地形志以文书散佚为理由，不依据北魏最盛的宣武帝延昌年间版图，反而采用偏安的东魏武定之世为标准，给后代研究北魏历史造成很大困难。魏收为人恃才傲物，利用修史凌侮别人，“迁怒所至，毁及高曾”。因而申诉其不公平者百有余人，称其书为“秽史”。实际上，作为封建史家，在政治上的荦荦大端，魏收的观点和当时统治阶级公认的看法是相一致的。例如传说他因受金而为尔朱荣作佳传，但《魏书》尔朱传中对他的专横残暴以及给魏朝统治带来的祸害，都有充分的描述和足够的谴责。“秽史”之说，只是一些门阀士族斤斤于自己祖先在书中的反映，并不完全符合事实。　　（周一良）　魏太武帝拓跋焘　　魏太武帝拓跋焘　　（408～452）　北魏皇帝。鲜卑族。小字佛狸，庙号世祖。在位三十年。魏道武帝拓跋珪的孙子。泰常八年（423），十六岁的拓跋焘即位。自此，东征西伐，始光四年（427）率军进攻赫连夏，占领都城统万（今内蒙古乌审旗南白城子），继续与夏争夺长安。神■三年（430）关中之地全入北魏，夏的残余势力最后被消灭。太延三年（436）攻灭北燕，向东北扩张了疆土。五年，击败北凉沮渠氏，占领河西，至此完成了统一北方的事业。与江东的刘宋王朝对峙，形成南北朝的局面。自前凉张氏以来，河西地方文化学术比较发达，号称多士。北魏自道武帝以后，政治上使用汉族高门，汲取不少魏晋典制；吞并河西后，又有大批河西文士进入北魏统治区域，不少到平城去做官，受到重用，北魏的儒学才开始兴盛。　　在向东西扩张的同时，北魏也警惕北方柔然的威胁。拓跋焘保持游牧民族部落联盟酋长的习惯，出军多自任统帅。他七次率军进攻柔然。太平真君十年（449）大败柔然，收民畜凡百余万。柔然可汗远遁，北方边塞得以安静。但保据仇池（今甘肃成县西北）的氐族杨氏，却始终依违于北魏与南朝之间。拓跋焘虽几次用兵，终未能长远征服。　　拓跋焘注意西域的交通。太延三年（437）派遣散骑常侍董琬、高明等多携金帛，招抚西域九国，成为孝明帝神龟元年（518）宋云、惠生出使西域的先驱。以后西域与北魏保持经常联系的，有十六国之多。　　拓跋焘为人勇健，善于指挥。战阵亲犯矢石，神色自若，命将出师，违其节度者多败，因此将士畏服，为之尽力。有知人之明，常从士伍中选拔人才。赏不遗贱，罚不避贵，虽所爱之人亦不宽假。自奉俭朴，而赏赐功臣绝无吝惜。认为功臣勤劳日久，应让他们以爵归第，随时朝见饷宴，百官职务则可另简贤能。这样就保证了行政效率，使政治多少能健全发展。他还以为“文体（指文字）错谬”，下诏造新字千余，颁下远近，惜已不传。　　作为一个统治广大胡汉各族人民的胡族君主，拓跋焘维护鲜卑地位，猜疑其他各族和他祖父拓跋珪相似，动辄杀戮。作战对阵时以骑蹙步，可以看出鲜卑骑兵的优越地位。围盱眙时给宋守将臧质信中说，北魏军中冲锋陷阵的都不是鲜卑人，杀死丁零与胡人士兵，可以减少常山赵郡及并州地方的麻烦；杀死氐、羌士兵，可以减少关中的麻烦。所以，宋军杀死这些斗兵，于魏国并无不利。这虽是故作激愤之言，但明显反映拓跋焘对待非鲜卑各族的态度，与苻坚兼容精神迥然不同。他倚重汉人，李顺、崔浩、李孝伯等先后掌握朝权。然而崔浩修国史详实记载魏先世事迹，可能涉及某些鲜卑习俗和隐私，有伤体面，拓跋焘不惜兴动大狱，将三朝功臣司徒崔浩处死，连清河崔氏与浩同宗者以及浩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都遭族灭。事后拓跋焘说“崔司徒可惜”，有后悔意。　　拓跋焘追崇祖先，缅怀旧俗，是鲜卑统治者民族意识的另一表现。太平真君四年，乌洛侯国来告，拓跋祖先祭天石室尚在，拓跋焘即派人奉祭。1980年7月，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大兴安岭北段东麓发现的嘎仙洞，即此石室。壁上刻有太平真君四年七月拓跋焘派谒者仆射库六官、中书侍郎李敞致祭的祝文，文字较魏书记载略详，称以祖先可寒可敦配饷皇天后土。此洞的发现，证实了鲜卑族发源之地的大鲜卑山，就是大兴安岭。　　拓跋焘统治时期，氐、羌、屠各，以及所谓“杂虏”、“杂人”的各族人民起义非常频繁。太平真君六年卢水胡盖吴在关中杏城（今陕西黄陵西南）发动的起义，声势最为浩大。盖吴建号秦地王，有众十余万，得到安定卢水胡刘超、河东蜀薛永宗的响应，拓跋焘调动强大的兵力才镇压下去（见盖吴起义）。拓跋焘受崔浩、寇谦之影响，奉道排佛。镇压盖吴过程中，在长安佛寺中发现大量兵器，认为佛寺与盖吴通谋，太平真君七年，决心废佛，诛杀僧人，焚毁经像，佛教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受到沉重打击。　　嘎仙洞石刻祝文拓本　出自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　　经过元嘉之治的休养生息，宋文帝刘义隆开始具备北伐的条件。而北魏境内也再无后顾之忧，拓跋焘得以兵锋南向。宋军一度抵达北魏河南三镇（碻磝、滑台、虎牢），终以孤军深入，不能据有其地。十一年，魏军围悬瓠（今河南汝南），次年拓跋焘亲率大军南下，经过彭城、盱眙，直达江边的瓜步（今江苏六合东南），建康震动。但魏军还不具备渡江灭亡南朝的条件，只蹂躏南兖、徐、兖、豫、青、冀六州，在江边掠民烧屋后退军。　　中常侍宗爱行为不法，诬陷太子晃的宠臣，晃忧惧而死。拓跋焘哀悼太子，宗爱惧诛，于承圣元年（452），谋杀了拓跋焘。　　参考书目　　米文平：《大兴安岭北部发现鲜卑石室遗址》，《光明日报》1980年1月25日。　　（周一良）　魏文帝曹丕　　魏文帝曹丕　　（187～226）　三国时期魏国君主、文学家。字子桓。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县）人。魏武帝曹操次子。东汉建安十六年（211），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二十二年，立为太子。延康元年（220），曹操死，继位为丞相、魏王。当年十月，迫汉帝禅位，自立为帝，国号魏，改元黄初，将都城由许昌迁至洛阳。在位七年。曹丕坚持大权独揽，设立中书省，其官员改由士人充任，与西汉用宦者充任中书不同。原由尚书郎担任的诏令文书起草之责转由中书省官员担任，机要之权渐移于中书省。在他统治之初，三公希预朝政。废除东汉以来灾异归过三公的旧习。鉴于东汉母后干政和外戚之祸，定令妇人不得预政，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控制藩王极严，子弟皆“不闻邦国之政”；所封王国，土地荒瘠，人口寡少，军事力量极弱，并专设官吏对他们进行监督，目的是防帝位争夺。为防统治秩序混乱，下诏敢有沿袭东汉旧习，子弟为父兄私复仇者，皆族诛；还规定除谋反大逆之外，敢行诬告，“以其罪罪之”。他又建立并推行九品中正制，力图把用人权从大族名士手中收归朝廷。通过这一系列措施，进一步巩固了魏国统治。他曾三次亲自统军伐吴，因条件不成熟，皆无功而还。　　曹丕爱好文学，并有相当的成就。写下《燕歌行》等中国较早的优秀七言诗。所著《典论·论文》，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祝总斌）　魏武帝曹操　　魏武帝曹操　　（155～220）　东汉末权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字孟德。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县）人。父曹嵩，宦官曹腾养子，虽官至太尉，仍为士族所鄙。二十岁以孝廉为郎，向以骑都尉，参与镇压颍川黄巾起义军，被命为西园八校尉之一的典军校尉。中平六年（189），因董卓专权，逃离洛阳，至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散家财，聚兵五千人。与袁绍为首的东关州郡军一起讨伐董卓。当时诸军畏卓，莫敢先进，唯操出战，董卓西逃，袁绍表操为东郡太守。初平三年（192），青州黄巾起义军攻入兖州，杀刺史刘岱，州吏拥曹操领兖州牧，率兵打败黄巾军三十余万，收其精锐为部下，号“青州兵”。在随后几年的兼并战争中，表现出杰出才能：打败袁术，攻破陶谦，平定张邈，消灭吕布，逐渐壮大成一支与袁绍相对抗的力量。建安五年（200）官渡之战，曹操以少胜多，打败袁绍十万大军，乘胜追击，陆续攻占原属袁绍的冀、青、幽、并四州。十二年，又消灭曾收留袁绍二子、以辽西柳城（今辽宁朝阳西南）为根据地的少数族乌桓势力，基本统一北方。　　曹操根据毛玠、荀彧谋划，于建安元年将处于困境的汉献帝从洛阳迎到自己势力范围内的许县（今河南许昌东），作为傀儡，并迁都于许。从此，他“奉天子以令不臣”，政治上主动，号召力增强。　　他采纳枣祇建议，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后推广到许多州郡，史称所在积粟，仓廪皆满。从物质供应上保证了战争的胜利（见曹魏屯田）。　　他精通《孙子兵法》，是今存为此书作注的第一人。著有兵书十万余言。善于运用古代军事学说和战略战术，“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　　他多次下令求贤，要求“唯才是举”。与东汉重视德行、门第不同，只要才干杰出，有治国用兵之术，即使出身微贱，不懂儒家经术，不仁不孝，名声卑污，他都考虑予以重用，甚至拔为大将、牧守。豪强大族率众投奔者，也极力笼络，崇以官职。因此，他又不完全否定德行标准，而且很重视对名士的争取。部下对他如不竭诚效忠，一经发觉，立即清除，毫不容情。“天下忠正效实之士咸愿为用”，手下人才济济。　　曹操“揽申、商之法术”，受先秦法家思想影响很大，不官不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强调“拨乱之政，以刑为先”。在此思想指导下，他残酷镇压农民反抗。同时对豪强大族的不法行为也往往给予严厉打击。平定冀州后立即下令，加重对豪强兼并的惩罚。　　建安十三年，曹操进位丞相，率军南征。荆州刘表适病卒，子琮归降。操进军江陵，沿长江顺流东下，与孙权、刘备联军会战于赤壁。其时南北统一条件远未成熟。北方军队长途跋涉，不服水土，兵多疾病；荆州降军心有顾虑，未肯力战。加上曹操骄傲轻敌，在联军火攻之下大败而归（见赤壁之战）。他从此转向巩固北方的统治，镇压朝廷中异己力量包括皇后伏氏的反抗，并继续消灭北方残余割据力量。建安十六年讨平关陇地区马超、韩遂；四年以后又征降汉中的张鲁，为代汉作了充分准备。在此期间，曾数次进攻孙权、刘备，无功而还。　　建安十八年，曹操封魏公、建魏国，都于邺。魏国拥有冀州十郡之地，置丞相以下百官。三年后曹操进爵魏王，用天子旌旗，戴天子旒冕，出入得称警跸，他名义上还为汉臣，实际上已是皇帝，子曹丕代汉，追尊魏武帝。　　曹操诗歌造诣极高，所作《薤露行》、《蒿里行》、《步出夏门行》等，皆悲凉雄浑，气势磅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等句传诵千古。在他奖掖、提携下，周围聚集了一批优秀文人，出现了著名的建安文学。　　对曹操的评价历史上自来是毁誉掺半。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史学界围绕曹操的功过及是否应为他翻案的问题展开了一场讨论，集中在：曹操镇压黄巾起义的功过；统一北方的评价；他代表的是哪一社会阶层的利益。有人认为，曹操的形象受到后代学者的歪曲，而其历史功绩远远超过过失，应为其翻案。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史学界倾向于认为曹操是一个在历史上作出过多方面贡献的杰出人物。（参见彩图插页第29页）　　参考书目　　《曹操论集》，三联书店，北京，1960。　　（祝总斌）　魏孝文帝元宏　　魏孝文帝元宏　　（467～499） 北魏皇帝。原名拓跋宏。庙号高祖。鲜卑族，在位二十九年。皇兴五年（471）献文帝拓跋弘传位给五岁的太子拓跋宏，国政由其祖母冯太后主持。曾于太和九年（485）颁行均田令（见均田制）。次年以后，元宏开始亲自草拟诏策，较多参预政事。十四年冯太后死，元宏独揽朝政。他的汉文化修养很深，十分器重出身江南高门的王肃。认为鲜卑族必须汉化才能巩固政权，统一南北。他改变鲜卑姓氏，如改拓跋为元；禁止使用鲜卑语言和服饰；一些鲜卑贵族依高下规定为姓或族，使成为与汉族高门卢、崔、郑、王等相等的门阀；为诸弟聘娶汉族高门之女为妃；选拔人才时专重人望。　　元宏因为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无漕运之路，而且僻处北边，不利于控制中原，便向南发展，十八年迁都于东汉以来的政治、文化中心洛阳。汉化与迁都遭到鲜卑族人的反对，太子恂反对其政策，终于被废、被杀。迁洛以后，元宏更多地亲迎中州儒士，拓跋氏宗室和代北旧人益加不满，在平城发动叛乱，被镇压下去。迁都的次年，元宏即以齐明帝萧鸾篡夺政权为借口，亲率大军南伐，从东路渡淮水向寿春进军。他有意南临长江，但淮南三大重镇寿春、盱眙、淮阴都未攻克，只得遣使臣临江责骂萧鸾。二十一年又从西路南下攻南阳、新野，亲自率军攻悬瓠（今河南汝南），沔北大震。次年萧鸾死，元宏以礼不伐丧而退军。二十三年再从西路南伐，进到马圈城（今河南邓县北），因病班师，死于军中。　　（周一良）　魏源　　魏源　　（1794～1857）晚清思想家。原名远达，字默深，一字墨生，又字汉士。湖南邵阳县隆回人。晚年信佛教，法名承贯。嘉庆十九年（1814）以拔贡入京就读太学，治汉学、宋学及《公羊传》，并与龚自珍切磋古文辞。　　嘉道之时，清朝已入衰世。魏源以天下为己任，讲求经世之学，力图以之谋求国富民强，从而成为晚清学术的开风气者。他由习王守仁心学而改从今文经学（见今文学派），论学以“通经致用”为宗旨。对于充斥朝野的考据学风和理学的性理空谈，皆加贬斥；指出汉学“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宋学同样“无一事可效诸民物”。他反对拘泥古制，依据《春秋》公羊家说，提出了“变古愈尽，便民愈甚”的变法主张。这种思想，不为时人所接受，故他自道光二年（1822）后历经会试而屡不中。　　道光初年，魏源曾先后任江苏布政使、巡抚幕僚，主持《皇朝经世文编》纂辑事宜，对海运、水利诸政多所建言，力主以海运代河运，重申“惟海运可再造东南之民力，惟海运可培国家之元气”。道光八年，入京任内阁中书，与同官龚自珍以讲求匡时救弊之学而齐名，有“龚魏”之称。后居父丧侨寓扬州，深得两江总督陶澍倚重，力赞陶澍以票盐法整顿淮北盐务。后法行淮南，使两淮盐课成数十万增长，年收银五百万两。促成两淮盐法改革，是魏源对当时盐政的重要贡献。　　鸦片战争爆发，魏源一度应钦差大臣裕谦聘，入浙江参赞军务。兵败，感愤时事，撰成《圣武记》十四卷。他深以鸦片战争败北为国耻，试图用清初以来的武功之盛激励民气，重振国威，抵御“英夷”，并提出了一些强国的具体建议。他针对积弊，于兵饷主张开源节流，整顿财政，“采金更币”；于河工主张修复黄河故道，导河于大清河入海。又遵友人林则徐嘱，据林所主持译编的《四洲志》，参以历代史志及两人记录，辑为《海国图志》五十卷，后续增至一百卷。《海国图志》率先介绍西方各国历史地理状况，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师夷长技以制夷”，表明魏源是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先行者之一。　　《海国图志》书影　　道光二十五年，魏源终于得中进士。之后，曾任知县等职，官至高邮州知州。咸丰三年（1853）正月，应调协助安徽巡抚周天爵镇压皖北捻军。后因年逾六十，无心仕宦，遂断然辞官归隐，一直侨居兴化，手订生平著述，潜心研制佛学。七年三月，在杭州僧舍病故。　　魏源学识渊博，才气横溢，一生著述甚富。除前述《皇朝经世文编》、《圣武记》、《海国图志》外，经学著作主要有《诗古微》、《书古微》、《两汉今古文家法考》等；史学著作主要有《元史新编》、《明代兵食二政录》、《道光洋艘征抚记》等；先秦子学著作主要有《孔子年表》、《孟子年表》、《老子本义》、《墨子注》、《孙子注》、《吴子注》等；文学著作主要有《古微堂诗文集》等；佛学著作则辑有《净土四经》。1976年，中华书局集魏源诗文杂著合为《魏源集》刊行。　　（陈祖武）　魏徵　　魏徵　　（580～643）唐贞观时名相，以善谏著称。字玄成。先世是钜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人，后居相州内黄（今河南内黄西）。祖父魏彦，在北魏时曾欲删削各家《晋书》，成一家之言，未成。父亲魏长贤，是著名史学家魏收的族叔，博涉经史，北齐时为著作佐郎，欲承其父志，改撰《晋书》，后因讥刺时政，出为上党屯留令，其志未遂。　　魏徵少孤，通贯书术，素怀大志，不营赀产。隋末农民起义爆发，魏徵诡为道士，以避世乱。大业十三年（617），武阳郡（即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北）丞元宝藏举兵响应瓦岗军李密，以魏徵典书檄。魏徵代宝藏作启谢李密，为李密所重，召为文学参军，掌书记。后以“十策”说李密，未被采纳。武德元年（618），瓦岗军为王世充所败，魏徵随李密投奔李渊，遂为唐臣。魏徵请出使山东，李渊因署魏徵为秘书丞，东出关，先后劝降了据守黎阳（今河南浚县东）的瓦岗军余部徐世勣及据守魏州的元宝藏。二年十月，魏徵在黎阳被窦建德所俘，署为夏政权的中书舍人。四年，窦建德、王世充相继为唐朝所灭，魏徵遂复归长安，任太子洗马。当时秦王李世民为争夺皇位继承权与太子李建成及齐王李元吉明争暗斗，魏徵劝建成亲自将兵出征刘黑闼，借机树立威信，结纳豪强，作为战胜世民的政治资本；次年，随太子至河北，建议释放囚俘，分化黑闼部众，黑闼果败。九年，魏徵又劝建成早除世民，未被及时采纳。六月四日，发生“玄武门之变”，建成、元吉被杀。秦王李世民获胜，不久即位，是为唐太宗。太宗素重魏徵之才能，遂化敌为我，引为太子东宫詹事府主簿，拜谏议大夫。以后相继任给事中、尚书右丞，封钜鹿县男，又除秘书监、参预朝政（即宰相）、侍中，进位左光禄大夫，进爵郑国公。晚年曾为太子太师。　　唐太宗以虚怀纳谏著称于世，贞观一朝谏臣云集，著名的有魏徵、虞世南、王珪、刘洎、岑文本、褚遂良、马周等人，其中以魏徵最为杰出。他素有胆智，忠心耿耿，敢于犯颜直谏，面折廷诤，前后所奏二百余事，其中大部分保留在《魏郑公谏录》和《贞观政要》两书中。贞观十一年（637）所上的《论时政疏》、《陈十思疏》（简称《十渐疏》）是他一生奏疏中最为重要者。综合所谏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居安思危，施行仁义；去奢省费，轻徭薄赋；举贤任能，斥佞退邪；坚持法制，力避任刑；虚怀纳谏，不责过激；偃武修文，少动干戈；善始令终，力防蜕变。魏徵所谏都是为了唐朝的长治久安，使太宗少犯很多错误，对“贞观之治”的出现起了不小的作用。　　贞观十七年，魏徵卒。太宗十分惋惜地对朝臣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太宗还亲自为魏徵撰成碑文，亲书刻石。就在这一年，太宗在凌烟阁图画二十四名功臣的肖像，魏徵名列第四。太宗晚年发动亲征高丽的战争，损失巨大，受创班师，扫兴之余懊悔地说：魏徵如果在世，就不会使我有这次出征。　　魏徵以家学渊源，适应唐初统治之需要，亦略有纂述。唐贞观中修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代史，魏徵总领其事，其中《隋书》由他主要负责，并亲自撰写序论。此外，他还主编《自古诸侯王善恶录》，并为萧德言等所辑《群书治要》一书作序。　　参考书目　　汪篯：《唐太宗》，《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1。　　（胡如雷）　魏忠贤　　魏忠贤　　（？～1627）　 明朝宦官。肃宁（今河北肃宁）人。少无赖。万历时以赌博输光而自宫，易名李进忠入宫。因中官魏朝得识皇长孙乳媪客氏，深相勾结。光宗崩，皇长孙即位为熹宗，封客氏为奉圣夫人，进忠也自惜薪司擢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复魏姓，赐名忠贤。从此与客氏狼狈为奸，用司礼监太监王体乾及李永贞、石元雅、涂文辅为羽翼，日引熹宗为倡优声伎、狗马射猎之乐，后更增置内操万人，着甲出入宫禁，并与客氏谋杀裕妃张氏，又以计堕皇后胎，所害宫嫔、太监等甚众。忠贤得势后，先以大学士沈■为外援，继而引私人魏广微入阁。朝中除东林党外的官僚派别，如齐楚浙党等纷纷投靠其门下，形成阉党。天启三年（1623）他兼掌东厂事，明朝政治更加腐朽黑暗。东林党人杨涟首先发难，上疏劾其二十四大罪，忠贤为此切齿痛恨东林党人，仗势杖死工部郎中万燝，先后罢斥大学士叶尚高、吏部尚书赵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龙、吏部侍郎陈于廷及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数十人，又在中央内阁、六部以至地方遍置死党。五年，魏忠贤逮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顾章等六人，牵入熊廷弼案中处死。次年，又捕杀东林党人高攀龙、周起元、周顺昌、缪昌期、周宗建、黄尊素、李应昇等七人。在残酷镇压的同时，命阉党顾秉谦等修《三朝要典》，尽翻“挺击”、“红丸”、“移宫”三案，极力诋毁东林党人及正直朝臣。又命拆毁全国书院，禁止讲学，压制言论。时朝中大权一归于忠贤，宫内有王体乾等三十余人为左右拥护；外廷有文臣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武臣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等“五虎”、“五彪”，还有“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大小爪牙，地方的阉党爪牙为取悦忠贤，争相为之立祠，其生祠竟然遍布全国。他又诬杀边将，在边境重地安插亲信，伪冒边功，致其义子干孙及亲属均位列公侯。朝廷百司章奏须经他允许方可办理。每外出，华贵已极，随众万数，所过之处，士大夫遮首拜伏，献媚者甚至高呼九千岁。七年，熹宗死，其弟信王朱由俭即位，是为明思宗。思宗素知忠贤之恶，及即位，嘉兴贡生钱嘉徵劾忠贤十大罪，遂谪忠贤于凤阳，旋命逮治，忠贤行至阜城，畏罪自杀。诏磔其尸，悬首河间，又处死客氏，结束了明代政治史上宦官专权最黑暗的一页。　　（万明）W　文成公主　　文成公主　　（？～680） 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妻，唐宗室女。634年，松赞干布始遣使至唐，唐遣使回访，干布因求联姻。640年吐蕃遣大相禄东赞至长安献黄金为聘礼，唐以文成公主许婚。次年，唐遣宗室江夏王李道宗持节送公主入蕃，松赞干布为公主筑城邑、立屋宇，以为居处。文成公主信仰佛教，在逻些（今西藏拉萨）修建小昭寺，协助泥婆罗（今尼泊尔）尺尊公主（亦松赞干布之妻）修建大昭寺。她从长安带到吐蕃的释迦牟尼像至今仍保存在大昭寺。唐朝僧人玄照经吐蕃往返天竺，曾得到她的资助。松赞干布因娶公主，羡慕华风，派吐蕃贵族子弟至长安国学学习诗书，在唐境聘请文士为他掌管表疏，又向唐请求给予蚕种及制造酒、碾硙、纸墨的工匠。唐人陈陶《陇西行》诗有“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语，可证她对吐蕃吸收汉族文化有不小影响。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结婚的故事，以及推进藏族文化的功绩，至今仍以戏剧、壁画、民歌、传说等形式在汉藏民族间广泛传播。她在喇嘛教中被认作绿度母的化身（度母，藏语中作卓玛，藏族佛教传说中的观音化身。松赞干布的两个妻子分别被认为是白度母，即尺尊公主；绿度母，即文成公主），受到极大崇敬。　　西藏拉萨布达拉宫内的　　文成公主塑像　　（王辅仁）　《文海》　　《文海》　　西夏文字书。著者不详，成书约在12世纪。1909年在中国黑水城遗址（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出土。原书有平声、上声、杂类三部分。出土为残刻本，蝴蝶装。上声部分全佚，平声、杂类有部分残缺，计有一百零九页，三千多字条。每页版口分别标有西夏字“文海平”、“文海杂类”以及页数。每面各有七竖格，被注释字占满格，注释字较小，双行占一格。平声九十七韵，每韵中所属字以声母和介音的差别为序。同音字集为一组，各组间以小圆圈相间隔。无同音字者为独字。据另一部西夏文字书《文海宝韵》知上声有八十六韵。杂类则是平、上两部分的补篇，其中又分平、上两类，每类内以声母九品音分部。每一字条注释分三部分。首以四个字分析字形构造，多采用合成法。合成时可选用一个字的上部、下部、左部、右部、中部、大部或全部。次以较多的字解释字义，常用解说字义、组成词组、同义词、反义词相注，指明类属和用途等方式。最后以反切法注音，同音字组中反切上下字标在第一个字下。体例上兼有《说文解字》和《广韵》的特点，是研究西夏语言、文字的重要文献。由于书中有很多关于西夏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文化等方面的资料，也是研究西夏社会历史的重要参考书。　　参考书目　　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3。　　（史金波）　文集　　文集　　人物诗文作品的汇编，有楚辞、诗文评论、词曲、总集、别集之分。楚辞是汇编、注解屈原、宋玉所著之赋的文集；诗文评论为文学评论之书；词曲是专门收集词曲，汇编而成。总集是辑录不同作者的诗文，汇编成集；别集是将一人之多种文体作品，汇编结集而成。文集有　 的是自编，有的是由其子孙或门人辑录编成。总集和别集构成文集的主体，其中别集数量尤多。　　先秦的《诗经》及诸子之书，本皆具有文集的某些特点，但因前者被奉为五经之一，后者又皆列入子部，故楚辞遂被视为文集之始。其他各类文集，按出现的时间先后顺序为：别集、总集、诗文评论、词曲。西汉王逸，撰《楚辞章句》十七卷，开创楚辞这一类别。别集出现于东汉，为后人追题的《荀况诸集》，集的名称的正式产生，是南齐张融撰写的《玉海集》。总集的最初代表作为西晋挚虞所编的《流别》，其书已佚，但在《艺文类聚》中仍保留挚虞著书之论。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文选》，是现存的最早的一部总集。诗文评论于曹魏初年体裁渐成，因曹丕的《典论》已佚，故学者将梁刘勰的《文心雕龙》定为诗文评论的创始作。词曲类则大体形成于宋词出现以后。　　今天所能见到的文集，绝大多数为明清时期所编录。明以前的文集多已散佚，但传世者不乏名著，具有极高的史学和文学价值。以总集为例，有梁萧统的《文选》、陈徐陵的《玉台新咏》、宋李昉的《文苑英华》、宋郭茂清的《乐府诗集》等等。　　明人文集文体类别多种多样，主要是诗、文、书牍、奏对等，包括有：奏疏、谏阻、论说、公牍、书启、序跋、策问、诏令、传记、行状、行述、年谱、箴、铭、笔记、日记、墓志铭、神道碑、哀辞、祭文、赞颂、贺、表、杂著、揭帖、史论、史评、注释、考证、经筵讲章、语录、辞赋等。其内容丰富，诸如国家政治、典章制度、战争、边防、军事、行政、吏制、刑律、命案、宗庙、陵寝、礼仪、科举、户口、田赋、税收、徭役、农田、水利、海运、漕运、仓储、风俗、民情等，是研究一代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和中外关系的重要史料。　　存留至今的明人文集的数量，尚无全面的统计，除诗集外约有两千余种，作者一千五百余家。其中包括元明之际的宋濂、刘基、胡翰等，明清之际的钱谦益、顾炎武、王夫之等。笔者以官僚政客、文人学者居多，也有少数隐士、道家和释家的作品。　　明人文集有明刻本、清刻本和民国年间的铅印本等，也有尚未刊行的稿本、抄本，除单行本外，大都收入各种丛书。　　（肖林）　　清代无论文集的数量，或所包含的内容，都大大超过前代。据《清史稿·艺文志》的载录，共收有别集类书目一千六百八十五部，总集类书目五百零三部。后来，《清史稿·艺文志补编》又续收别集类书目两千八百九十部，总集类书目三百五十四部。上述书目，包括了一部分清人辑轶前代诗文的集子，若将其剔除在外，总计约五千部以上。曾有学者检索中国各大图书馆收藏的有关书目卡片，共得清人诗文别集目录约一万三千余种。而这还不是最后的数字，因为流散在各地的抄本、稿本，甚至一部分刻本，都无法收集在内。至于亡佚散失的集子，则更难以考稽齐全了。　　清人文集，从名称而言，大抵沿袭前世旧称，叫做集或文集、类集、合集、全集、遗集；也有称作稿、文稿、类稿、丛稿、存稿和遗稿的；而稿又有初稿、续稿，集有正集、别集的分别。此外，亦有以文录、文编、文略、遗文等命名的。至于在集、稿、抄、录等名目之外另出书题的，当然也有不少。　　清人文集，极大多数属于个人之作。在当时，一些名家硕学之士，固然都要编选集子，许多朝廷显宦，以及省府州县等官，甚至连皇帝本人，亦因显示学问，或附庸风雅，致力于刊刻诗文论说。至于一般穷儒寒学之辈，尽管财短力绌，但也常拼其毕生之力而收辑自己文章。　　清人文集的内容庞杂不一，类目的划分与明大体相同，并以奏疏、论说、记叙、序跋、传志占主要地位。但也有的文集，类目单一，如只收其诗作的诗集之类。文集的分量也大小不一，多者可以上百卷或数百卷。如乾隆皇帝弘历的《高宗诗文全集》，共有五百八十二卷，可算是分量最大的了。一二十卷至数十卷的集子比较普遍。少者则二三卷或不分卷。当然，除了卷数多寡以外，卷与卷之间的大小，也与分量的多少有直接的关联。　　清人文集，往往初集或初稿由本人选定，而续集、续编或辑佚之类，由后人继续增补。也有的是多次整理、多次刊刻。历经康、雍、乾三朝的著名学者方苞，其著述就先后被整理刊刻过五六次。　　清人选编众人之作合为“总集”的风气也很盛。康熙中魏宪辑《皇清百名家诗》，收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魏裔介等九十一人的诗作；同治二年（1863），李长荣辑《柳堂师友诗录初编》，则收了一百六十多人的作品；蔡殿齐的《国朝闺阁诗钞》，专门收录一百名妇女之作；还有如宋荦的《国朝三家文钞》，是将侯方域、魏喜、汪琬三家文字辑在一起。道光时，李祖陶的《国朝文录》初编，收各类文集四十种，同治间又出续编，再收文集五十种。这些诗文总集，一般只是把所要收录的原编集子辑在一起，进行刊刻，做法比较简单。另如沈德潜的《国朝诗别裁集》、张应昌的《国朝诗铎》，是从数百种或近千种集子中，按作者的意趣，选出佳作并加注释，分时期或类别，编辑成书，需花费较大功夫。类似沈、张两人以编选各家文章成集者，当推《切文斋文钞》和《皇朝经世文编》最为著名。《切问斋文钞》，乾隆间由陆耀编辑，共三十卷，分学术、风俗、教家、服官、选举、财赋、荒政、保甲、兵制、刑法、时宪、河防十二门，是一部以经世致用为目的的好书。后来贺长龄聘魏源编《皇朝经世文编》，多少也受到该书的影响。　　清人的辑佚工作是很出名的，于是便有人把前代人的文章诗词收集起来，编成集子，尽管不能归入清人文集，但搜求遗文、校刊训释相当艰苦，也可算清人在学术上的一大成就。从康熙时候起，由官府倡导陆续编出的《全唐文》、《全唐诗》、《全金诗》等，都是些费工费时的大部头书。其他如张金吾辑《金文最》、李调元的《全金诗》、缪荃孙的《辽文存》等，亦颇见功夫。而最足称道的当为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据作者自称，他曾历时二十七年，竭尽搜求爬梳之力，始得功成完篇。　　清人文集，不但是从事文学史研究的基本资料，而且因为集子中的内容包括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民族等各个方面，所以也为历史研究工作者所看重，是进行历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资料来源。　　（郭松义）　文景之治　　文景之治　　西汉文帝、景帝两代四十年左右的时间，政治稳定，经济生产得到显著发展，历来被视为封建社会的“盛世”，史称“文景之治”。汉文帝刘恒（前203～前157），汉高祖刘邦中子，母为薄姬。高帝十一年（前196）受封为代王。公元前180年吕后死，诸吕作乱，丞相陈平，太尉周勃与朱虚侯刘章等宗室大臣共诛诸吕，迎立刘恒为帝，在位二十三年。汉景帝刘启（前189～前141），文帝太子，母为窦皇后。公元前157年即位，在位十六年。　　汉文帝刘恒　　西汉王朝建立后，汉高祖、惠帝、吕后都着力于恢复农业生产，稳定封建统治秩序，收到了显著的成效。文景两帝相继即位后，又在这基础上进一步采取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措施。　　汉景帝刘启　　汉文帝十分重视农业生产，他即位后多次下诏劝课农桑，按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员，经常给予他们赏赐，以鼓励农民发展生产。同时还注意减轻人民负担，文帝二年（前178）和十二年，曾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租率减为三十税一，十三年还全部免去田租。自后，三十税一遂成为汉代定制。文帝时，算赋也由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钱减至四十钱，徭役则减至每三年服役一次。景帝二年（前155），又把秦时十七岁傅籍给公家徭役的制度改为二十岁始傅，而著于汉律的傅籍年龄则为二十三岁。文帝还下诏“弛山泽之禁”，即开放原来归国家所有的山林川泽，从而促进了农民的副业生产和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盐铁生产事业的发展。文帝十二年又废除了过关用传制度，这有利于商品流通和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有一定促进作用。　　汉文帝对秦代以来的刑法也作了重大改革。①秦代大多数罪人，即被判处为隶臣妾以及比隶臣妾更重的罪人，都没有刑期，终生服劳役。文帝诏令重新制定法律，根据犯罪情节轻重，规定服刑期限；罪人服刑期满，免为庶人。②秦代法律规定，罪人的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和子女都要连坐，重的处死，轻的没入为官奴婢，称为“收孥相坐律令”。文帝明令废止。③秦代有黥、劓、刖、宫四种肉刑（见云梦秦律）。汉文帝下诏废除黥、劓、刖，改用笞刑代替，景帝又减轻了笞刑。改革的后两项在当时和以后虽没有认真执行，但文帝时许多官吏能够断狱从轻，持政务在宽厚，不事苛求，因此狱事简省，人民所受的压迫比秦时有显著的减轻。　　文景两代对周边少数族也不轻易动兵，尽力维持相安的关系。吕后时，南越王赵佗自立为帝，役属闽越、西瓯、骆，又乘黄屋左纛，与汉王朝分庭抗礼。文帝即位后，为赵佗修葺祖坟，尊宠赵氏昆弟，并派陆贾再度出使南越，赐书赵佗，于是赵佗去黄屋左纛，归附汉王朝。文帝后元二年（前162），又与匈奴定和亲之约，此后匈奴虽背约屡犯边境，但文帝只是诏令边郡严加备守，并不兴兵出击，以免烦扰百姓。　　文景之治之所以成为封建社会的盛世，与文帝个人励精图治是分不开的。他即位不久，就废止诽谤妖言之罪，使臣下能大胆地提出不同的意见。秦代以来有所谓“秘祝”之官，凡有灾祥就移过于臣下。文帝十三年下诏废除并且声明：百官的错误和罪过，皇帝要负责。次年，他又禁止祠官为他祝福。文帝自奉也相当节俭，在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之物都没有增添。他屡次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物。他所宠爱的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不施文绣。文帝曾想建造一座露台，听说要花费百金，等于中人十家之产，于是作罢。因为文帝提倡俭约，所以当时国家的财政开支有所节制和缩减，贵族官僚也不敢滥事搜括，奢侈无度，从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这是“休养生息”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　　文景两代采取了上述一系列措施的结果，使当时社会经济获得显著的发展，封建统治秩序也日臻巩固。西汉初年，大侯封国不过万家，小的五六百户；到了文景之世，流民还归田园，户口迅速繁息。列侯封国大者至三四万户，小的也户口倍增，而且比过去富实得多。农业的发展使粮价大大降低，文帝初年，粟每石十余钱至数十钱。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初至武帝即位的七十年间，由于国内政治安定，只要不遇水旱之灾，百姓总是人给家足，郡国的仓廪堆满了粮食。太仓里的粮食由于陈陈相因，致腐烂而不可食，政府的库房有余财，京师的钱财有千百万，连串钱的绳子都朽断了。这是对文景之治十分形象的描述。　　但是，文景时期的“与民休息”政策的目的是为了稳定和加强对农民的控制，进一步巩固封建统治，一些看来对农民有利的措施，实则对地主、商人更为有利。例如，文景减免田赋，地主获利最大，入粟拜爵，也有助于商人政治地位的提高。同时，文帝为求得政治上的安定，对同姓诸侯王的权势虽曾有所限制，但未能采取果断措施消除其动乱隐患；景帝三年（前154）吴楚七国合谋叛乱（见吴楚七国之乱），与此当有一定的关系。　　（于豪亮）　《文史》　　《文史》　　大型不定期学术研究刊物。专门发表有关中国历史、文学、哲学、语言文字等方面的研究考证文章。1962年创刊，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所属《新建设》编辑部编辑，中华书局出版。每辑约三十至五十万字。至1966年停刊时，出版了四辑。1978年复刊后，改由中华书局编辑部编辑，仍由中华书局出版。至1988年底，已出版三十辑，共发表五百多位作者的九百多篇文章，约一千一百万字。以“崇尚实学，去绝浮言”为办刊方针，注重资料和考证，强调实证性、创造性，提倡实事求是的学风和质朴平实的文风，受到国内文史界的好评。近年来，又注意发表海外学者的论文，引起港台学术界和国外汉学界的关注，成为中外学术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园地。　　（李解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