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顾好我的孩子，山姆，”他说，“我这么做只是为了多年前被福斯从我身边夺走的另一个孩子。”“当你进去以后，”在他们驱车行驶时齐格弗里德说，“走上6 英里抵达北豪森。避开埃尔里希村庄——那里有卫兵，而且警犬会吠叫。从北豪森坐火车南下去爱尔福特，再转汽车去魏玛。这两个地方都有打工的工人。”他们静静地穿过了沉睡中的巴特萨克莎镇，把车停在了郊外。齐格弗里德拿着一只指南针和一支笔型灯站在黑暗中。当他确定了方位后，他钻进松林，向着东方行进。麦克里迪跟上了他。4 个小时之前，瓦纳芙斯卡娅少校在福斯上校的办公室里与他见面了。“据他的姐姐说，在魏玛地区有一个地方他会去躲藏。”她解释了战争期间有关布鲁诺的疏散情况。“一个农场？”福斯说，“哪个农场？那地方有几百个农场呢。”“她不知道农场的名字。只知道该农场离魏玛不到10英里。搞成一个包围圈，上校。派部队进去。一天之内你就能够抓住他。”福斯上校打电话给十三处，即人民军情报及安全处。在卡尔斯霍特郊外的人民军司令部里，电话铃声此起彼伏。黎明前，一辆辆卡车开始滚滚地驶向在南方的魏玛。“包围圈已形成，”福斯在半夜里说，“部队将从魏玛往外运动，以几个扇形朝城外的包围圈搜索前进。战士们将搜查每一个农场。谷仓、农具库、马厩、牛棚和猪圈，直至他们抵达10英里外的包围圈。我希望你没有搞错，瓦纳芙斯卡娅少校。现在已经投入了许多人呢。”下半夜他坐进专车从东柏林赶赴南方。瓦纳芙斯卡娅少校陪同他一起参加行动。全面搜索定于黎明时开始。第六章齐格弗里德俯卧在树林线的边沿，审视着300 码远处标示着东德的黑洞洞的森林轮廓。麦克里迪趴在他的旁边。这时候是星期六凌晨3 点钟。5 年前。也是在黑夜里，齐格弗里德曾以东部一颗特别高大的松树为起点，朝着西部山坡上一块高耸的白色发亮的岩石方向，开辟了他的一条兔子路径。当时他的问题在于，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前方的那块岩石不够亮，他老是要从东方去用心辨明它。他没有预计到他将会反方向去走这条路径。现在，这块岩石耸立在他的身后，被树木挡住了。要看见它必须到了前方的“无人地带”上。他努力判断出路线，向前爬行了西德的最后10码领土，开始静悄悄地剪切那条篱笆。当他切出一个洞口后，麦克里迪看见他扬臂做了一个招呼的手势。于是他也从隐蔽处出来，爬向篱笆。他已经花了5 分钟时间观察东德边防部队的那些炮楼，及其探照灯的照射。齐格弗里德把地点选得很好——处在两座瞭望楼的中间。更为有利的是，夏季的树木生长使得雷区对面的松枝伸出来好几英尺；至少一盏探照灯被松树的过度生长挡住了一部分。到秋天时，树木保植员将来修剪外伸的枝条，但现在不会。另一盏探照灯能毫无阻挡地照到他们要潜行的路径，但灯光操作员一定是累了或厌烦了，因为那盏灯竖起来熄灭了好几分钟。当它重新开亮时，它总是照向另一边。然后它才会慢慢地朝他们照射过来，再照射回去和熄灭。如果操作员保持这种模式，他们将会有几秒钟的预防时间。齐格弗里德一扬头，钻过了篱笆墙的洞口。麦克里迪跟在他后面也钻了过去，手里还拖拽着一只马桶包。那德国人转回身，把割下的篱笆块贴回原处。不在近距离是看不出篱笆的异样的，而卫兵是决不会穿越开阔地去查看栅栏，除非他们已经注意到一个破洞。他们也不喜欢雷区。真想一口气跑过百米的开阔地，现在该地带的草地上分布和生长着浓密的酸模属草本植物、蓟属植物和蕈麻。但那里很可能布有与警报相连的感应导线。爬行更为安全。于是他们开始爬行。爬到一半时，他们左边的探照灯被树枝挡住了，但右侧的探照灯照了过来。他们两人赶紧脸朝下一动不动地俯伏着。他们的身上穿着绿色伪装服，脸上和手上涂着黑颜料。齐格弗里德涂着皮鞋油；而麦克里迪涂着软木塞炭，这样能使他到了对面后更容易洗去。淡淡的灯光从他们身上闪了过去，停顿一下，然后照射回去又熄灭了。继续往前爬行了10码后，齐格弗里德发现了一条感应导线，示意麦克里迪从它旁边绕过去。又前行40码后，他们抵达了雷区。这里的蕈麻和蓟属植物有齐胸口高。没人会到雷区来割草。德国人扭头去看身后。在树梢上方，麦克里迪能看到那块岩石，在黑暗的松林的反衬下显露出一片朦胧的白色。齐格弗里德回过头来查核对应着岩石的那株巨树。他现在处于他的路径右侧10码处。他又开始爬动，爬到雷区的下沿。当他停止爬动时，他开始在高高的草丛中轻柔地摸索。两分钟后，麦克里迪听到他轻松地吐出了一口气。他的拇指和食指之间捏着一段细细的钓鱼线。他轻轻地拉了一下。如果另一头是松动的话，那么这次行动就结束了。但钓鱼线紧绷着。“沿着这条钓鱼线行进，”齐格弗里德耳语着说，“它会让你穿越雷区到达铁蒺藜下的那条地道。这路径只有两英尺宽。你什么时候回来？”“24小时之后，”麦克里迪说，“或许48小时。此后我就不会回来了。在我回来前，我会在那棵大树下用笔型灯打信号。届时你要为我打开篱笆洞。”mpanel(1);他爬进雷区消失了。齐格弗里德等探照灯最后一次从他身上照射过去后，返身爬回了西德。麦克里迪顺着尼龙线在雷区中爬行前进。偶尔他试拉一下，以确信它仍然是绷紧的。他知道他实际上看不见任何地雷。这些地雷不同于盘子般大的能把卡车掀向空中的大地雷。它们很小，是塑料制作的专门杀伤人员的地雷，无法用金属探测器去探测发现。一些偷渡者已经试过了探测器，但没有奏效。这些地雷是埋在地下的，受压即起爆。野兔或狐狸不会引爆它们，但人体触及足以使它们爆炸。其威力能炸飞一条腿、炸破胸腔和炸断肠子。它们往往不会立即把人炸死，但会使偷渡者彻夜尖叫，直至天亮后边防军带上向导来搬走尸体。麦克里迪看到前方出现了波浪翻滚形状的锋利的铁蒺藜，雷区结束了。钓鱼线把他引到了铁蒺藜下一条浅浅的地沟。他翻身让背部着地，用马桶包把铁蒺藜顶上去，并用脚跟蹬着向前蠕动。一寸一寸地，他钻到了铁蒺藜底下。在他的上方，他能够看见泛着星光的比铁丝网更为可怕的铁蒺藜。这些波浪形铁蒺藜有10码宽，但层层叠叠地有8 英尺高。当他钻过来到了东边以后，他发现尼龙钓鱼线缚在一条几乎与地面持平的小木桩上。再拉一下，它很可能会松出来，从而导致整个越境行动失败。他在木桩上覆盖了一块附着厚厚松针的草皮，在那颗巨松的正前方确认了它的位置，然后用手持着指南针往前方爬行而去。他朝90度的正东方向爬行，直至他来到了一条土路上。在这里，他脱下罩在身上的伪装服，把指南针裹在里面后藏进了树林内10码处的松针底下。警犬也许会从这条路过来，而且肯定能闻出衣服的气味。在土路边，他折断齐头高处的一条树枝，让它靠树皮悬挂着留在那里。其他人决不会去注意到这种情况，但他会去注意。当他返回时，他必须找到这条土路和被折断的树枝，并取出他的伪装服和指南针。朝270 度的正西方向行走，会使他回到那颗巨松旁边。现在他转身往正东方向行走。在他赶路时他用心去注意每一件标志物：倒下的树干、成堆的木头，以及弯道。过了1 英里，他来到了一条公路上，还看见了前方埃尔里希村的路德教教堂的塔尖。他按吩咐避开埃尔里希，穿越收割过的麦田，直至遇到了那条往前再走5 英里就能到达北豪森的公路。这时候刚刚5 点整。他沿着公路的边沿行走，准备好如果从路上随便哪个方向开来一辆汽车就跃人沟里藏身。再往南他就不怕了，他希望他那件茄克衫、灯芯绒裤子、皮鞋和军便帽是许许多多的德国农业工人的装束，不会引起盘查。但在这里，由于村庄很小，人口不多，乡邻间都互相认识。人们不需要去问他往哪里去，更不用问他从哪里来。在他的身后，除了埃尔里希村和边境，他不可能来自于任何其他地方。在北豪森郊外，他的运气来了。在一座没有灯火的房子的尖桩栅栏上方，一辆自行车靠在一棵树旁。旧是旧了点，但能骑行。他掂量了一下偷走自行车的风险和骑上车比两条腿走路快得多的优势。如果30分钟内没被人发觉丢车，那就值得。他取了车，推着它走了100 码，然后跨上去骑到了火车站。这时候是6 点差5 分。开往爱尔福特的第一班火车将在15分钟内出发。站台上有几十名工人等待着赴南方去打工。他摸出一些钱买了一张车票。火车呼啸着进了站，是一辆老式的蒸汽机车，但很准时。习惯于搭乘英国火车上下班的他，对于火车的准点感到高兴。他把自行车放上行李车厢后，坐到了客车的木制硬座椅上。火车在松德斯豪森、格洛伊森和斯特劳斯福都停了站，然后于6 点41分驶人爱尔福特。他取回自行车，沿着出城去东郊的街道一路骑行，到了通往魏玛的7 号公路的起点。刚过7 点半，在爱尔福特以东几英里的7 号公路上，一辆拖拉机从他身后开过来了。拖拉机后面拖着一辆平板挂车，由一个老头坐在方向盘后面驾驶。刚才拖拉机把一车甜菜运到了爱尔福特，现在返回农场。老头减慢速度停了下来。“上车吧！”他扯着嗓门大喊，因为那台喷着黑色浓烟的破发动机的嚎叫声太响了。麦克里迪挥手表示感谢，把自行车提上平板挂车，然后自己也爬了上去。拖拉机的噪声使他们无法交谈。这样最好，因为对麦克里迪来说，虽然他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但他不具备下图林根地区那种奇怪的口音。不管麦克里迪怎么想，那老头子取出一只空烟斗含在了嘴里，一边驾着拖拉机往前行驶。在距魏玛10英里处，麦克里迪见到了部队的包围圈。公路上有几十名战士，其他士兵分布在左右两侧的农田里。他能够看见玉米杆丛中晃动着战士们戴着钢盔的脑袋。右边有一条机耕路。他朝下去看。士兵们排列在那条机耕路上，互相间隔10码距离，面向魏玛。在路障检查处，拖拉机减速停下了。一名中士对着拖拉机手大喊，要他熄灭发动机。老头也以大喊回答。他喊出的话是：如果我熄火，很可能再也发动不起来了。那么你们这些小伙子能帮我推一下吗？中土想了想，耸耸肩，做手势要看老头的证件。他检查了证件，递回去，走到了麦克里迪坐着的地方。“证件。”他说。麦克里迪递上他的身份证。证件上写着他是马丁·哈恩，农场工人，由魏玛行政地区颁发。那位中士是北方什未林地区的城里人，他用鼻子喷了一口气。“那是什么？”他问道。“甜菜。”麦克里迪回答。他没有主动说明他是拖拉机的搭载客人，而且人家也没问他。他也没有说明，在甜菜之前这辆挂车还装运过许多水果。中士皱起了鼻翼，把证件归还后挥手让拖拉机前行。一辆更有意义的卡车从魏玛出来后正朝他们迎面驶来，而且他曾接到命令要把重点放在人的身上，尤其是一个长着灰头发、操莱茵兰口音、试图闯出包围圈的男人，而不是一辆散发着农作物气味的要进城的拖拉机。在离城区3 英里处，拖拉机拐进了一条土路。麦克里迪跳下来，扛下自行车，挥手向老头表示了谢意，骑上车进城去了。从郊区开始，他一直靠路边骑行，以避开从一辆辆军车上跳下来的身着灰绿色军服的人民军部队。部队中还夹杂着相当数量的穿鲜绿色制服的人民警察。三五成群的魏玛老百姓聚集在街头，好奇地打量着。有人猜测说这是一次军事演习；没人表示异议。部队是要演练的，这很正常，但通常不是在市中心举行。麦克里迪想有一张城市地图，但又怕被人看到在查阅地图。他的装束打扮表明他不是一名游客。在伦敦时，他已经记住了从局里东德科借来的那张地图上的路线，而且在伦敦飞往汉诺威的飞机上又仔细地看阅了那张地图。从爱尔福特大街进城，他朝着市中心方向直线骑行，看见前方出现了国立剧院。地平石路面变成了卵石路面。他骑车左转进人海因里希·海涅大街，继续向着卡尔·马克思广场骑行。在这里他下了车，开始低头推着自行车行走，因为来自于两个方向的警车从他身边疾驶而过。在拉腾瑙广场，他去寻找布莱纳街，并在广场最远一边找到了它。根据他的记忆，波克街应该处在右边。果真如此。14号是一座旧楼房，已年久失修，如同昂纳克先生乐园里的所有其他东西一样。房屋的油漆和石膏已经剥落，8 户住户的名字牌也已经褪色。但他还能分辨出3 号住户的姓氏：纽曼。他推着自行车走进宽敞的正门，把车子留在铺着石板的大厅里，踏上了楼梯。楼房的每一层有两套公寓。3 号公寓在上一层。他摘下帽子，拉直衣服，按响了门铃。这时候是9 点差10分。有一会儿时间没一丝动静。2 分钟后，传来了一阵拖着脚步走动的声音，接着门慢慢地打开了。纽曼小姐已经很老了，身穿一件黑色连衣裙，满头银丝，还用两条手杖支撑着身体。麦克里迪猜测她快叨岁了。她抬头望着他说：“谁呀？”麦克里迪绽出欢快的笑容，似乎遇到了老熟人。“没错，是你，小姐。你变了，可没我变得多。你不会记得我了。我叫马丁·哈恩。40年前你曾经是我的小学老师。”她直直地凝视着他，用她那双在金边眼镜后面的明亮的蓝眼睛。“这次我碰巧来魏玛。是从柏林来，我住在那里。我不知道你是否还在这里。电话号簿上列着你的名字，所以我就过来碰碰运气。我可以进来吗？”她往旁边一站，他进屋了。一间暗暗的门厅，发出一股陈年的霉味。她在前面引路，她那患有关节炎的双膝和双踝使她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他们进人了客厅，那里的窗户能俯视下面的街道。他等待着让她先坐下，然后在一把椅子里就座。“那么，我曾经教过你，在海因里希·海涅大街上的那个古老的小学里。那是什么时候？”“嗯，那一定是1943年和1944年。我们遭到了狂轰烂炸，在柏林。我和其他人一起被疏散到了这里。肯定是1943年夏天。我的同班同学有……唉，他们的名字……哦，我记起了布鲁诺·莫伦茨，他是我的好伙伴。”她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然后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麦克里迪也跟着站起身来。她一拐一拐地走到窗户边去看下面的街道。一辆满载着警察的卡车隆隆地驶了过去。车上的乘员全都直挺挺地坐着，他们的皮带上挂着匈牙利造的AP9 自动手枪。“总是那些穿制服的。”她轻柔地说，似乎在自言自语。“先是纳粹分子，现在是共产党人。总是那些穿制服的和拿枪的。先是盖世太保，现在是国安局。啊，德国啊，我们到底干了什么，要得到这两种报应？”她从窗户边转过身来。“你是英国人，对不对？请坐下。”麦克里迪高兴地就座了。他明白虽然她年事已高，但头脑仍很清楚。“你为什么要说这种特别的事情？”他有点恼火地问。她没去理会他的恼怒。“三条理由。我记得战时和战后教过的每一个男生，而且男生中没有马丁·哈恩。其二，那所学校不在海因里希·海涅大街。海涅是犹太人；纳粹把他的名字从所有街道和纪念碑上去掉了。”麦克里迪追悔莫及。他应该知道海涅是德国的一位著名作家，他的名声只是在战后才得以恢复。“如果你现在高声叫喊或报警，”他平静地说，“我是不会伤害你的。但他们会来抓我，把我带走并把我枪毙。你要怎么办由你选择。”她一拐一拐地走回椅子坐下，开始以那种老年人的口吻缅怀往事。“1934年，我已经是柏林洪堡大学的一名教授。是当时最年轻的、而且是惟一的女教授。纳粹上台了。我不喜欢他们，我发表了一些反纳粹言论。我认为我还算是幸运的，我很有可能被送进集中营。他们从宽处理了我；我被遣送到这里，在小学里为农场工人的孩子们教书。“战后我没有回到洪堡。部分原因是我认为这里的孩子也与柏林那些聪明的小伙子一样享有我能给予他们的受教育的权利；部分是因为我也不想施教共产党版本的谎言。所以，间谍先生，我不会去报警。”“那么如果他们抓住我，你不怕我把你供出来吗？”她第一次露出了笑容。“年轻人，如果你到了88岁的年龄，你也不怕他们会怎样对待你了，因为死神已经快要向你招手了。你为什么来找我？”“布鲁诺·莫伦茨。你记得他吗？”“哦，是的，我记得他。他遇上麻烦了吗？”“是的，小姐，大麻烦呢。他在这里，这附近。他来执行一项任务——为我。他病了，头脑得了病，精神崩溃了。他躲藏在这里，这里的某个地方。他需要帮助。”“警察，还有那些士兵，他们是来抓布鲁诺的吗？”“是的。如果我能抢先找到他，我也许可以提供帮助。把他及时带离。”“那你为什么要找我呢？”“他在伦敦的姐姐说，他很少向她说起战时他在这里度过的两年时光。只是说他很不愉快，而且他的惟一朋友是他的学校老师纽曼小姐。”她的身体前后摇动了好几次。“可怜的布鲁诺，”她最后说，“可怜的、受了惊吓的布鲁诺，总是被叫喊和痛苦所吓坏。”“他为什么受了惊吓，纽曼小姐？”“他出身在汉堡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士的家庭。他的父亲是被炸死的，但他活着的时候肯定在家里说过一些关于希特勒的坏话。布鲁诺被送到魏玛郊外的一个农场主家里寄宿。那农场主是个粗人，经常酗酒。他还是一个狂热的纳粹分子。一天晚上，布鲁诺一定是说了几句他从父亲那里听来的话。那农场主解下皮带抽了他一顿，打得很凶狠。后来又多次打过。布鲁诺经常逃出来。”“他逃到哪里去躲藏，小姐？请说说他躲在哪里？”“在那个谷仓里。他曾经带我去看过一次。我到农场去与那个农场主论理。在草料场远处有一个谷仓，远离房舍和其他谷仓。他在谷仓阁楼上的干草捆中挖了一个洞。他常常爬进去躲在那里，一直等到那个农场主又喝醉酒睡着。”“那个农场具体在什么地方？”“那个小村子叫马里奥海思。我认为它仍在那里。只有四个农场连成一组，现在全都集体化了，它处在奥伯村和下格吕斯台特村之间。走出城去爱尔福特的公路，4 英里后左转进人一条土路。那里有块路标，那个农场叫缨勒农场，但现在已改名。它很可能只有一个号码。但如果该农场仍在那里，去寻找与其他房舍和谷仓相距200米的那个谷仓，在草料场的边远处。你认为你能帮助他吗？”麦克里迪站起身来。“如果他在那里，小姐，我将会努力。我发誓我一定会努力。谢谢你的帮助。”他转向门边。“你刚才说有三个理由使你认为我是英国人，但你只给我说了两个理由。”“哦，是的。你穿得像一个农场工人，但说是从柏林来，柏林没有农场。所以你是一名间谍，要么是为他们工作……”她把头往窗口一扬；窗外正好又有一辆卡车隆隆响着驶过去。“或者为另一边工作。”“我有可能是国安局的一名特工呀。”“她又笑了。“不，英国人先生，从1945年起，在苏联人来到之前我了解英国军官。你太彬彬有礼了。”从干线公路岔过去一的那条土路，如同她所说过的那样，在左边，能通往夹在7 号公路与E40 号高速公路之间的一大片肥沃的农田。一块小小的路牌写着：下格日斯台特。他骑车沿着土路到了1 英里外的一个岔路口。道路分开了。他的左边是下格吕斯台特。他能够看见一队绿军服包围着这个村庄。他的左右两侧是未经收获的玉米田，有5 英尺高。他把上身俯伏在自行车把手上，奋力朝他的右边蹬去。他绕过下格吕斯台特，见到了一条更为狭窄的土路。在这条小土路骑行了半英里后，他能够分辨出一组农房和谷仓的屋顶；这些仓房都建成了图林根地区的建筑式样：屋顶高耸、瓦片陡峭、房门高大，以让载运干草的马车进人里面的露天四方院子。这就是马里奥海恩村。他不想去穿过这个小村子。那里可能有农场工人，马上就能发现他这个陌生人。他把自行车藏进玉米地里，爬上一处水闸以获得更好的视野。在他的右边，他看到一座孤独的谷仓，是用砖头和涂着黑色沥青的木头建造的，与其他成组的房舍隔着一段距离。他弯腰在玉米地里穿行，避开小村子朝那座谷仓走去。在地平线上，绿军装的潮流开始从下格吕斯台特涌出来。那天上午西德联邦情报局的洛塔尔·赫尔曼博士也在工作。自从他给西德驻伦敦使馆的菲特策乌发去一份电报后，他已经收到了一份回电，但这没使他的调查工作获得任何进展，布鲁诺·莫伦茨的踪迹线索已经完全断了。星期六他通常是不工作的，但现在他需要把心中的烦恼排除掉。头天晚上他曾与总局长一起吃晚饭，但那餐饭吃得不舒服。海门多夫的谋杀案仍没有破获的消息。警方甚至还没有签发他们希望抓捕一名特定疑犯的通缉令。在追查一套指纹和两颗射出的子弹线索中，他们似乎已经碰壁了。一些私有企业和政府机关的受人尊敬的绅士，被秘密地请去接受了盘问。当盘问结束时，他们的脸已经困窘迫而涨成了猪肝色。但他们都最大限度地提供了配合。他们的指纹已被提取了，他们的手枪已被交来进行了试射，他们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已被查核了。但结果仍然是……一无所获。总局长对这件事表示遗憾，但他的态度很坚决。联邦情报局缺少合作的日子已经过得够长了。星期一上午，他、总局长，将去总理办公室会见主管联邦情报局的国务秘书。这将是一次十分艰难的会见，而他、总局长，感到很不高兴，非常不高兴。赫尔曼打开了一本厚厚的文件，里面的内容是在星期三至星期五截获的国境对面的无线电通讯。他注意到内容最多的是耶拿地区民警内部的通话。然后他的目光落到了一辆民警巡逻车与耶拿市警察局通话中所使用的一段短语。“大个子、灰头发、莱茵兰口音……”他警觉起来了。一名助手走进来，把一张薄纸放在了他的办公桌上。那是国内保安局给他们的一份抄送件。这张薄纸只是简单地说明，一位目光敏锐的反间谍特工在汉诺威机场注意到一个人以梅特兰的名字坐伦敦航班进人了德国。这位国内保安局的特工警惕性很高，他查核了卷宗，并把身份确认件交到了科隆总部。科隆又把它转交给布拉赫。那个叫梅特兰的人是山姆·麦克里迪先生。赫尔曼感到受了侮辱。北约盟国情报机构的一名高级情报官用假名来到德国是不礼貌的，也是不寻常的。除非……他看了看从耶拿截获的无线电通讯和从汉诺威发来的这张薄纸。量他也不敢，他这么想着。然而他脑海里的另一个声音说：是的，他敢这么做的。赫尔曼提起电话开始布置工作。麦克里迪走出玉米地，朝左右打量一下就跨过几码距离的草地到了那座谷仓。当他推门进去时，生了锈的门铰链发出了吱吱嘎嘎的声音。阳光从仓房板壁上的十几处裂缝里射进来，使得无数灰尘在空中狂舞，也显示出堆放在里面的旧大车、木桶、马具和锈迹斑斑的铁铧犁。他抬头去看上面。上层楼面堆放着干草。他爬上梯子，轻柔地叫道：“布鲁诺。”没有应答。他走过一捆捆干草，寻找着最近的翻动痕迹。在谷仓的另一头，他看见两捆干草之间露出了一截风雨衣的料子。他轻手轻脚地搬开了其中一捆干草。布鲁诺·莫伦茨侧身躺在他的避难圣所里。他的眼睛睁着，但他没有动。当光线进人他的藏身处时，他蟋缩起来了。“布鲁诺，是我，是山姆，你的朋友。看看我，布鲁诺。”布鲁诺把目光投向麦克里迪。他的脸灰蒙蒙的，还布满了胡茬。他已经三天没吃饭了，只是喝木桶里的积水。他的目光无法集中。他努力把目光对准麦克里迪。“山姆？”“是的，山姆。山姆·麦克里迪。”“别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山姆。你不说出去他们是找不到我的。”“我不会告诉他们，布鲁诺。永远不会。”通过板壁上的一条裂缝，他看到一队绿军服穿过玉米地朝下格吕斯台特村而去。“想办法坐起来，布鲁诺。”他帮助莫伦茨坐了起来。背靠着干草捆。“我们要快点，布鲁诺。我要设法把你从这里带出去。”莫伦茨迟钝地摇摇头。“留在这里，山姆。这里很安全。谁也找不到我在这里。”不，麦克里迪想，一个醉酒的农场主是不会找到的，但500 名战士就会找到。他试图让莫伦茨站立起来，但是没有成功。莫伦茨的身体太重了，他的双腿不听使唤，他把双手紧紧地交叉抱在胸前。他的左臂下面有一件什么东西突了出来。麦克里迪把他放回到草捆上。莫伦茨又蜷缩起身体。麦克里迪明白他永远无法把他带回埃尔里希村附近的国境，从铁蒺藜下钻出并穿越雷区。这事结束了。通过那条裂缝，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下的玉米棒子对面，绿军装正拥向下格吕斯台特的农场和谷仓。接下来就是马里奥海恩。“我已经去见过了纽曼小姐。你还记得纽曼小姐吗？她是一个很好的老师。”“是的，很好。她也许知道我在这里，但她不会告诉他们。”“决不会，布鲁诺。永远不会。她说你有作业要交给她。她要批改呢。”莫伦茨解开风雨衣的扣子，拿出一本厚厚的红色封面的手册。塑料封皮上有一把锤子和镰刀的烫金图案。莫伦茨的领带是松开的，衬衣也敞着领口。他的脖颈上挂着一把穿在一条细麻线里的钥匙。麦克里迪拿起手册。“我渴了，山姆。”麦克里迪取出放在屁股袋里的一只银质旅行水瓶。莫伦茨贪婪地喝着威士忌。麦克里迪去看裂缝外面。战士们已经搜查完了下格吕斯台特。有些士兵正从那条土路走过来，另一些从田野里包抄过来。“我想留在这里，山姆。”莫伦茨说。“好的，”麦克里迪说，“你就留着吧。再见，老朋友。好好睡一觉。再也没人会来伤害你了。”“再也不会了。”莫伦茨喃喃地说完就睡着了。麦克里迪正要站起来时，看到了莫伦茨胸前那把钥匙的闪光。他把那条细麻线从脖子上解下来，把手册装进他的那只马桶包，爬下梯子，溜进了玉米地里。两分钟后包围圈合拢了。这时候是中午。他花了12个小时返回到埃尔里希村附近国境线上的那棵巨松那里。他换上伪装服，在树下一直等到下半夜3 点钟。然后他把笔型电筒朝国境对面的那块白色岩石问了三下，钻过铁蒺藜，穿过雷区和开阔地带。齐格弗里德在篱笆边上等着他。在坐车回戈斯拉尔的路上，他轻轻地用手指弹击着他从莫伦茨身上取来的那把钥匙。它是铁制的，背面刻有科隆机场的字样。吃完早饭后，他告别库茨林格和齐格弗里德，驾车朝西南方向驶去，而不是北上去汉诺威。那个星期六下午1 点钟，部队官兵与福斯上校取得了联系。国安局二处处长坐了一辆公务轿车抵达了，与他同来的还有一位穿便服的女士。他们蹬上梯子查看了干草堆中的那具尸体。一次全面。彻底的搜索展开了，这座谷仓几乎被撕得四分五裂，但结果连一张纸片的踪影也未见到，更不用说是一本厚厚的手册了。这使得他们搞不清楚他们这么寻找到底是为了什么。一名战士从死者的手里缴获了一只银质旅行小水瓶，并把它递给了福斯上校。他用鼻子嗅嗅，咕哝了一声：“氰化物。”瓦纳芙斯卡娅少校接过水瓶，翻了过来。背部写着：伦敦哈罗兹。她迸出一句与淑女身份极不相符的话语。福斯上校的俄语水平虽然不怎么样，但他还是听出来这话语的意思很像“我操你妈的”。星期天。中午，麦克里迪走进科隆机场，足以及时赶上1 点钟的那班航班。他把汉诺威至伦敦的机票改成科隆至伦敦，办完登机手续，信步走向集散大厅一边的一排铁制行李寄存箱。他取出那把铁钥匙，插入第47号储物箱，里面有一只黑色帆布包，他取了出来。“我想还是让我来提这只包吧，谢谢你，麦克里迪先生。”他转过身。西德联邦情报局行动部副主任站在10码开外的地方。两名大个子绅士站在稍远一点的两翼。一个在审视自己的指甲，另一个在凝视天花板，似乎想寻找裂缝。“哦，是赫尔曼博士呀，很高兴见到你。是什么风把你吹到科隆来的？”“是这只包……如果你愿意的话，麦克里迪先生。”那只包被递了过去。赫尔曼又把它传给了他手下的其中一名特工。他说出来的话很客气。“来吧，麦克里迪先生，我们德国人是很好客的。让我陪你上飞机。你不想错过这班飞机的。”他们走向护照检查处。“我的某一位同事……”赫尔曼提议说。“他不会回来了，赫尔曼博士。”“啊，可怜的人啊。但这样也好。”他们走到护照检查处。赫尔曼博士掏出一只卡，朝移民局检查官晃了晃，于是他们进去了。当航班开始登机时，麦克里迪被陪同着来到了客机的舱门边。“麦克里迪先生。”麦克里迪在门口转过身来。赫尔曼最后露出了笑容。“我们也知道如何去窃听国境对面的无线电通讯。祝你旅途愉快，麦克里迪先生。代我向伦敦同行问好。”一个星期后，那个消息传到了兰利的中央情报局。潘克拉丁将军被调走了。今后他将负责在哈萨克斯坦的一座军事监狱。中情局女特工克劳迪亚·斯图尔特是从驻莫斯科使馆的那位男同事那里获悉的。当军事分析员们在研究那本《苏军战争计划书》的时候，她仍沉浸在来自头号人物的赞赏声中。她准备以一分为二的唯物辩证方法来看待这位苏联将军。因此在食堂里吃中饭时，她向克里斯·阿普尔亚德评论说：“潘克拉丁保住了性命和军衔。比在西伯利亚雅库茨克铅矿里服苦役好得多了。而对我们来说，嗯，这比加利福尼亚圣巴巴拉的一栋公寓楼便宜得多了。”幕间休息1第二天是星期二，上午，意见听取会继续召开。秘密情报局副局长蒂莫西·爱德华兹表面上装得彬彬有礼，但私下里却希望整个事件能得以尽快结束。与坐在他两侧的那两位处长一样，他也有工作要做。“谢谢你为我们提醒了1985年的事件，”他说，“虽然我感觉到有人也许会指出，对情报界来说现在的形势已经不同了，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丹尼斯·冈特并不这么认为。他知道他有权回忆他的科长在谍报生涯中的任何插曲，以试图说服委员会建议领导改变决定。他也知道蒂莫西·爱德华兹去提出建议的可能性很小，但到意见听取会结束时这种可能性就会很大，而且他希望能感动那两位处长。他站起身，走到档案科的文员那里，向他要另一份卷宗。山姆·麦克里迪感到闷热，也有点厌烦了。与冈特不同，他知道他的前途渺茫。他坚持要求召开一次意见听取会纯粹是出于对抗。他把身体靠向椅背，让思绪飘移开去。不管丹尼斯·冈特要说什么，反正那都是他已经知道了的。光阴似箭，岁月如梭，一晃已经有30年了，他一直在世纪大厦和秘密情报局这个小天地里度过，就像是他的全部生涯。他甚至已经不止一次地纳闷过，当初为什么会进人这个奇异的阴影中的天地。他那工人阶级出身的家庭背景从来不曾使他指望过有一天他会成为秘密情报局的一名高级情报官。他生于1939年春天，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那一年，是伦敦南部一名牛奶工人的儿子。他对父亲的印象非常模糊，只有一两个零星的记忆片断。自1940年法国沦陷后，当德国空军对英国首都实施夏季的大规模空袭时，襁褓中的他与母亲一起被疏散出伦敦。当时的情景他是没有一丝一毫印象的，那全是母亲后来告诉他的，他们于1940年秋天回到了在贫困但干净的诺布利街上的那座小小的房子里，但那时候他的父亲已经参军上战场了。他记得很清楚的是，家里有一张父母的结婚相片。她披着一身白纱，还拿着花束。她身边的那个大个子男人身材挺拔，穿着一套得体的深色西服，钮扣孔里还插着一株石竹花。照片放在壁炉架上面的一只银镜框里，而且母亲每天要用抹布擦去上面的灰尘。后来，又有一张照片放在了壁炉架上的另一头。那是一个笑眯眯的大个子男人，身穿一件中士军服。他的母亲每天出门，搭乘公交车去为那些中产阶级的富人家里打扫卫生。她还带来要洗涤的衣物被褥；他还能记起家里的小厨房总是蒸汽腾腾的，因为她全夜忙碌着，为的是到早上时能做好准备。有一次，那肯定是1944年，那个笑眯眯的大个子男人回家来，一把抱起他把他举到了空中，而他则咯咯咯地笑了起来。后来他又离家加入诺曼底海滩的登陆部队，并在进攻卡昂时阵亡。山姆记得那年的夏天母亲一直在哭泣，而他努力想对她说一些话，但不知道说什么好，于是他也跟着哭了起来，虽然他并不知道为什么哭。第M 年1 月，他开始上幼儿园，这样他母亲就可以每天去克罗伊顿，用不着把他托给维阿姨照看了。他认为这是一个遗憾，因为维阿姨在街上开了一家糖果店，常常让他把手指头伸到果汁缸里浸一下再放到嘴里去舔。那一年的春天，德国的V －l 火箭开始雨点般地袭击伦敦，是从被他们当做跳板的低地国家发射的。他非常清楚地记得那一天，也就是他6 岁生日的前一天，一个身着空袭民防队员制服的人来到了幼儿园，他的头上戴着一顶钢盔，手里提着一副防毒面具。那天曾有过一场空袭，孩子们是在地窖里度过上午的，这比上课有趣得多了。当空袭警报解除后，他们回到了教室里。来人与女国长进行了一番耳语交谈，然后她把他叫出教室，牵着他的手把他带到了教室后面她自己的起居室里，给他吃饼干。幼小的他等在那个房间里，搞不清是怎么回事，直至巴纳多博士派来的那位好心人到来并把他送进了孤儿院。后来，他们告诉他，那里已经没有银框相片了，他的家已被炸成了废墟。他在巴纳多孤儿院里勤奋学习，通过了全部考试，并作为一名小鬼加入了陆军。18岁那年，他被派往马来亚，那里正在进行着一场由英国人和恐怖分子之间的未经宣布的丛林战。他被分配到情报处任一名办事员。一天，他去向他的处长提出了一项建议。这位上校处长是一名职业情报官，听了后立即说，“把你的想法写下来”，于是他写成了一份书面报告。在当地的马来华人帮助下，反间谍人员抓住了恐怖分子的一名头目。麦克里迪建议把假情报透露到华人居住区，说那人已全盘招认，并将择日解往新加坡。当恐怖分子朝押送车队发起袭击时，那辆囚车原来里面有装甲，还暗藏着几挺架在三角架上的机关枪。伏击战结束时，共有16名恐怖分子被击毙，另有20几名受伤。后来，马来侦察员们清剿了其余的恐怖分子。山姆·麦克里迪又在科隆坡继续当了一年情报员，然后退伍回到了英国。他交给处长的那份建议报告当然是存档了，但某个部门的某个人肯定看到过它。当他在劳务交易所（那时候不叫劳务市场）排队等待时，他感觉到手臂上被拍了一下，一位穿花呢西服、戴棕色毡帽的中年男士，邀他到附近的酒店去喝一杯。又经过两个星期和另外三次面谈，他被招募进了“企业”。此后的30年岁月里，“企业”构成了他所拥有过的惟一的家庭……他听到有人在提起他的名字，赶紧从遐想中回过神来。最好还是注意听，他提醒自己：他们在谈论的事情是关系到你的生涯呢。是丹尼斯·冈特，手里还拿着一本宽大的卷宗。“我认为，先生们，我们也许应该积极地回顾一下1986年的一系列事件，光是这些也许就应该重新考虑山姆·麦克里迪的提早退休问题。至少就我们来说，这些事件是在一个春天的早上在索尔兹伯里平原上开始发生的……”新娘的代价第一章在他们的右边的远处，在被称为福克斯考弗特的那片林地上空，似乎笼罩着一层薄雾，预示着第二天是温暖晴朗的好天气。平地上有一个小山包，是这一地区的一个制高点，被历代的军人们称之为蛙山。此刻，一组军官来到了这个小山包上，他们是来观看一场即将举行的由两个实力相当的营互间对抗的模拟军事演习。参加演习的两队军人都是英国人，因外交缘故不是分为“英军”和“敌军”，而是蓝军和绿军。根据小山丘上的军官构成情况，甚至连一方被称为“红军”的通常做法也改变了。索尔兹伯里平原北部的这块开阔地为英国军队所钟爱，认为它很像中德平原，是一块完美的军事演习场地，曾被假设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战役也许要打响的地方。现在，这块开阔地上的各个要点处已经布置了演习裁判；他们将给演习的双方打分和讲评，最终据此而得出战役的结果。那天不会有战士阵亡；只是装作死去。在那组军官的后面，是把他们载运过来的车辆：几辆公务轿车和更多的漆成伪装条纹或暗绿色的不太舒服的越野车。炊事班已支起了野战厨房，准备为这一天按命令连续不断地供应一杯杯冒着热气的咖啡和茶水，并开始准备点心和快餐。军官们或走来走去或站立着，其模样和举手投足与世界上任何地方观摩演习的军官没有不同。有的在审视已用塑料薄膜保护起来的地图；有的在用高倍野战望远镜观察远处的地形；还有的在严肃地互相交谈。这群军官的中心人物是那位担任南方军区司令员的英军高级将领。站在他旁边的是他的客人，是访问代表团中的高级将领。在他们之间稍稍往后一点站着一位刚从外语学院毕业的年轻聪明的副官，为他们担任语言交流的翻译任务。英国军官的人数要多一些，有30几名。他们都显得很庄重，似乎明白这是一个既非同一般又很重要的场合。他们还显得有些小心谨慎，似乎无法改掉多年的积习。因为这毕竟是合作的第一年，而且虽然苏联军官们应邀去观察过英国在德国的操演，但这是苏联军人第一次作为英国的客人来到英格兰，积习难改嘛。那些苏联人也与英国人一样庄重，或许更为庄重。他们共有17个人，全都是仔细选拔出来的。有几个人能讲还算通得过的英语，他们自己也承认了：有5 个人能讲完美的英语，但假装不懂。然而，能讲英语并不是首选的条件。专长才是首先要考虑的。每一位苏联军官都是其自己专业范围的专家，并熟知英军装备、战术和组织结构。他们在出国前接到的指示是，不单单要听讲，而且要认真研究，一点不漏，回去时要确切地汇报英军的战斗力有多强、他们使用的是什么装备、他们是如何使用的以及他们的弱点在什么地方。这些苏联军官是头天晚上抵达的，此前已在伦敦过了一天，基本上是在他们自己的大使馆里度过的。在蒂沃斯陆军基地军官餐厅里吃的第一顿晚饭气氛很正式，甚至显得过分拘谨，但没出事。互相开玩笑和唱歌将在以后安排，也许在他们的第二个或第三个晚上。苏联人知道，在他们17个人中间至少肯定有5 个人是在监视其余人的，而且很有可能是互相监视的。没有人把这一情况告诉过英国军官，而且英国人也不会点明在他们自己的 30 名军官中也有 4人实际上来自于反间谍部门，是监视者。至少英国的监视者只监视苏联人，而不是他们自己的同胞。苏联军官代表团有两名将军，其中一名来自于摩托化步兵，另一名来自于装甲兵；一名总参谋部上校；来自军事情报局的一名上校、一名少较和一名上尉；空降兵的一名上校，从他那敞领军服衬衣领口露出了蓝白条纹背心的一个小三角，那是特种部队的标志；步兵和装甲兵的各一名上校和一名上尉。此外，还有作战部的一名上校、一名少校和两名上尉；以及通信兵的一名上校和一名少校。苏联军事情报局简称军情局（GRU ），那三名“明摆着”的军情局军官都佩戴着适合他们身份的军徽。只有他们知道，那位通信兵少校和作战部的其中一位上尉也是属于GRU 的，但未经宣布。其余俄罗斯军人和英国人都不知道这一点。英国方面认为没有必要告诉俄罗斯人，即来自英国保安局的20名特工已被布置在蒂沃斯的军官食堂里，并将留待苏联代表团赴伦敦和在第三天登上返回莫斯科的飞机为止。这些监视员们现正在整理草坪和花床，在餐桌旁端菜倒酒和搞清洁卫生工作。整个晚上，他们将轮班从一个很大的包围圈内的各个有利的地点对这座食堂进行全面监视。因为在几天前国防部的一次会议期间，总参谋长曾对南方军区司令员提起过：“我们必须盯住他们的每一个人。”军事演习按计划准时于9 点钟开始，并将持续一整天。刚吃过中饭，伞兵团的第二营开始空降跳伞。伞二营的一名少校发现自己正站在那位苏军空降兵上校身边。俄罗斯人正兴致勃勃地观察着。“我看到，”俄罗斯人评论说，“你们仍喜欢2 英尺迫击炮。”“一种有用的兵器，”英国人表示同意，“效果好，而且依然可靠。”“我同意，”那俄罗斯人用缓慢而带有口音的英语说，“我在阿富汗使用过。”“确实如此，我在福克兰群岛使用过，”二营的少校说。他心里想，当然他没有说出来，“其区别在于，我们速战速决赢得了福岛战争，而你们正陷人阿富汗战争的泥潭。”俄罗斯人勉强挤出一丝严肃的微笑。英国人也报之以微笑。狗杂种，俄罗斯人心里想道，他在想我们在阿富汗陷入了泥潭呢。这两个人都保持着微笑。但他们谁都不可能知道，两年之后在莫斯科新的苏共总书记将下令苏军从阿富汗全部撤走。但现在为时尚早。那天晚上在蒂沃斯兵营里的晚餐比较活泼轻松。葡萄酒杯频频举起；英军官兵平时难得品尝的伏特加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插科打诨和幽默玩笑打破了语言障碍。俄罗斯人从他们的摩托化步兵高级将领那里得到了暗示，他似乎对由译员转达的英国将领的话语露出了笑脸，于是他们也放松了。来自作战部的那位少校听了一名英国坦克军人讲的一段笑话后差一点放声大笑，然后他明白他应该是不懂英语的，必须先等译文。伞兵二营的那位少校发现自己坐在苏联军事情报局的少校旁边。他认为他应该练习一下他学过的几句蹩脚的俄语。“你会说英语吗？”他用俄语问道。俄罗斯人高兴了。“会一点，”他回答。然后转为结结巴巴的英语。“恐怕只会一点点。我在家里对着书练习，但说不好。”“比我的俄语好，我敢肯定，”伞兵军官说，“哦，我叫保罗·辛克莱。”“对不起。”俄罗斯人说。他转过身来伸出了手，“我是巴维尔·库琴科。”晚餐吃得很开心，并以酒吧里的唱歌宣告结束，11点钟时，两队军官走回各自的寝室去了。有些人为第二天早上能睡懒觉而感到高兴——勤务兵将按指示在上午7 点钟送早茶。库琴科少校实际上在早上5 点钟就起床了。他在他那间单身寝室挂着花边帘子的窗户边坐了2 个小时。他熄着灯坐在那审视着从军官餐厅经大门通往蒂沃斯的那条道路。他发现，或者他认为发现在朦朦胧胧的凌晨夜色中有三个人在走动，也许是监视者。他还发现，在6 点整时，英国军官阿巴思诺特上校出现在几乎是他身下的餐厅正门口，并开始了显然他每天都在坚持的晨跑。他有理由相信这是他的长期习惯——头天早上他已见过这位年长的上校也是出去晨跑锻炼的。阿巴思诺特上校很容易被人辨认出来，因为他没有左臂。多年前，在海湾的佐法尔山丘地区曾发生过一场几乎被人们忘却了的战争，当时英国特种部队与阿曼新兵并肩战斗，以阻止反政府武装企图推翻阿曼苏丹国并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他在与新兵一起巡逻时失去了左臂。富有同情心的军方同意他留在部队里，现在他是蒂沃斯军官食堂的军需官。每天早晨，他沿着那条路跑5 英里然后返回。他那穿着带有帽罩和蓝色滚边的白色运动服、左臂的空袖子管整齐地钉在左侧衣服上的身影一看就知道是他。库琴科少校已经是第二次若有所思地观察着他。第二天的军事演习顺利地结束了，最后两国的所有军官一致认为演习裁判员的评分是公正合理的。他们把技术优胜奖颁给了绿军，因为绿军最后把蓝军从蛙山上的阵地逐了出去，并打退了对福克斯考弗特的反攻。第三顿晚餐气氛热烈，宾主频频举杯祝酒，后来由苏军作战部那位年轻的上尉演唱的一曲《卡林卡》获得了全场掌声。俄罗斯军官团定于第二天上午早饭后9 点钟在大厅里集合，然后坐大客车赴伦敦希斯罗机场。大客车将从伦敦开过来，车上有两名使馆工作人员，为的是送他们到机场和办理登机手续。在演唱（卡林卡）期间，没人注意到阿巴思诺特那个没上锁的房间进去了一个人。那人在1 分钟后又像进去时一样悄悄地离开了，后来从洗手间方向回来，重新加入到酒吧内的大伙儿之中。第二天上午6 点差10分，一个穿着带有帽罩和蓝色滚边的白色运动服、左侧的空袖管钉在侧面的身影，踏下食堂门前的台阶，转向了大门方向。在200 码开外另一栋建筑的楼上窗户边，一名监视者透过窗玻璃发现了这个身影。他作了记录，但没采取行动。在大门边，当那个身影弯腰钻过拦路木杆时，警卫队的那名下士从警卫室出来举手敬了一个军礼。跑步者因为没戴帽子无法还礼，但还是扬起一只手表示敬礼，然后转向通常的方向，向着蒂沃斯跑了过去。6 点10分，那下士抬起头来，盯了一会儿，然后转向他的中士。“我刚才看到阿巴思诺特上校出去了。”他说。“那又怎么样？”中士问。“两次了。”下士说。中士已经累了，再过20分钟他们都可以下岗了。早饭已在等待着他们。他耸耸肩。“肯定是忘了某一件东西。”他说。以后，在纪律检查意见听取会上，他将后悔说出这种话来。库琴科少校钻进半英里外的路边几颗树下，脱下偷来的那件白色运动衣，把它藏进了树林底下。当他回到路面上时，他已经是穿着一条灰色法兰绒休闲裤，衬衣和领带外面套着一件花呢西服。惟有他那双阿迪达斯跑鞋与他的那番装束不相协调。他怀疑，但不能确信在他身后的1 英里处是否跑动着愠怒的阿巴思诺特上校。上校刚才浪费了10分钟时间，到处寻找他惯常所穿的那件运动服，后来认为肯定是勤务兵拿去洗涤还没送回来。于是他穿上了那件备用运动服，他没有注意到同时失踪的还有他的一件衬衣、领带、西装、休闲裤和一双运动鞋。库琴科可以轻松地跑在英国上校的前头，直至阿巴思诺特返身跑回去，但他身后开来了一辆轿车，这省去了他的跑步麻烦。他挥挥手，汽车停了下来。库琴科靠向旅客座车窗边。“对不起，”他说，“我的汽车抛锚了，在这里后面。我想是不是能请北蒂沃斯一家汽车修理厂的技工去帮助修理？”“现在时间早了一点，”轿车司机说，“可我能把你带到那里去。上来吧。”那位英国伞兵少校肯定会对库琴科突然间精通英语而感到惊诧。但仍带有一些外国口音。“你不是本地人吧？”司机没话找话。库琴科笑了起来。“我是挪威人。正在游览你们英国的大教堂。”7 点差10分，那位好心肠的司机让库琴科在沉睡中的北蒂沃斯市中心下了车，自己继续驾车去马尔博罗。他认为以后没有理由再提及这件事，也没有任何人会去问他这件事。在市中心，库琴科找到一只电话亭，在正好7 点差1 分时，他拨了一个伦敦的电话号码，塞进一枚50便士硬币，开始打电话。在铃声响到第5 次时，有人来接听了。“我找罗思先生，乔·罗思先生。”库琴科说。“是的，我就是乔·罗思。”另一头那个人说。“真遗憾，”库琴科说，“你明白，我其实希望与克里斯·海斯通话。”在那套小巧但优雅的梅费尔公寓里，乔·罗思的表情僵住了，他的职业警戒雷达开始运转起来。他才刚刚起床20分钟，脸也未刮，仍穿着睡衣，正在放洗澡水和准备当天的第一杯咖啡。当电话铃声响起时，他正一手拿着果汁，另一手拿着咖啡从厨房走向客厅。即使对他来说，时间还早，而且他也不是一个睡懒觉的人，况且作为美国大使馆公关助理，他的上班时间是上午10点，路途距离只有四分之一英里。乔·罗思是中央情报局特工，但他不是“公司”的伦敦站站长。站长是威廉·卡弗，受西半球处领导。卡弗是一名宣布过的情报官，也就是说有关人员全都知道他的身份和他所从事的工作。按照职位，卡弗作为“公司”驻伦敦的正式代表，是英国联合情报委员会的一名成员。罗恩来自于特别项目办公室，是6 年前才组建的一个部门，如同其名称的含义，其所从事的项目和采取的措施被兰利认为敏感得足以使情报站长以后能声称对此一无所知，即使对美国的盟国也同样。中情局所有情报官，不管其来自于哪个部门，都有一个真名和一个行动或职业名字。真名，在友好的使馆中，确实是真的。乔·罗思确实是真正的乔·罗思，在外交人员名册里也是这样列着。但与卡弗不同，他是未经宣布的，除了在秘密情报局里的三四名英国对手外。而且他的职业名字也同样只为那么几个人知晓，再加上在美国的几位同事。上午7 点钟在电话里被人直呼职业名字，而且用的是非英国口音，这无疑是向他拉响了警报。“对不起，”他谨慎地说，“这里只有乔·罗思。你是谁呀？”“仔细听着，罗思先生，或者海斯先生。我的名字叫比奥特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奥洛夫。我是克格勃的一名上校……”“你，别开玩笑……”“罗思先生，我打电话称呼你的行动名字并不是对你开玩笑。我向美国投诚也不是对我自己开玩笑。而且这就是我要做的。我想去美国，要快。要不了多长时间我就无法回到我们那一边去了。没有借口可被接受。我有大量重要的情报要给你们，罗思先生。你必须快点作出决定，要不然趁着现在还有时间我回去了……”罗思已经在从客厅茶几上抓来的一本便笺纸上作了快速、潦草的记录。那便笺纸上仍遗留着头天晚上与山姆·麦克里迪打扑克时的得分记录。以后他将会回忆起当时的内心想法：上帝啊，如果麦克里迪在听到这个情况，他是会发疯的。他插了一句。“你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上校？”“在索尔兹伯里平原附近一座小镇的一个电话亭里。”那声音说。从语法上说，这句英语是近乎完美的。只是明显带有外国口音。罗思曾受过区分口音和确定口音的培训。这种口音是斯拉夫人的，很可能是俄罗斯人。他仍在怀疑到头来可能是山姆·麦克里迪所开的一个疯狂的玩笑，在怀疑时突然间他将会在电话里听到一连串笑声。该死的，今天甚至不是4 月1 日愚人节呢。今天是4 月3 日。“三天来，”那声音说，“我一直与一队苏联军官一起在索尔兹伯里参加英国的军事演习。住在蒂沃斯兵营里。我的身份掩护是军情局的巴维尔·库琴科少校。我在1 小时前走了出来。如果我在1 小时之内不回去，我就无法再回去了。我回去的路上要花半小时时间。给你30分钟时间把你的决定告诉我，罗思先生。”“好的，上校。我同意——到目前为止。我要你在15分钟内再打电话给我。到时候你就会得到答复。”“15分钟。然后我走回去。”那声音说，然后电话搁断了。罗思快速思考着。他今年39岁，已在中情局干了12年。像这样的事情他以前从来没有碰到过。但许多人在中情局干了一辈子也从未嗅到过一名苏联投诚者的气味。但他了解他们，他们也全都了解他，所有外勤特工都受过培训，知道随时都会有苏联人来向他们投诚。他知道，大多数是经过初步的、试探性的接触之后来的。通常投诚者经过深思熟虑和作了一些准备之后来的。把意向传达给了该地区的情报机关。我要求见面，我要谈论条件。通常，潜在的投诚者被要求留在原处并提供一系列情报，最后才“过来”。如果他要立即过来，至少他要按要求带来一大包文件。在他过来前提供的或者随身带来的情报数量，将影响他的地位、他的奖金和他的生活方式。在谍报行业里，这被称为新娘的代价。偶尔，仅仅是偶尔，你会遇到所谓的“闯入者”。投诚者在断了他自己的后路之后，突然间冒了出来，无法再回去。那就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了；你要么接受他，要么把他扔进难民营。后一种做法是极少采用的，即使对于像商船船员或一无所知的士兵那样的没有用处的低级投诚者亦如此。通常只是在投诚时如测谎仪证明该人是一个提供假情报的特工时，才会来那么一手的。当这种情况真的发生时，苏联人只能是打肿脸充胖子，从难民营领回该特工并把他带回家去。有一次，就罗思所知，克格勃追踪一名变节投诚者到了一座难民营并把他消灭了。因为他没能通过测谎仪的测试，即使他说的是真话。机器把他的紧张译解为说谎。真是一场厄运。当然，那是过去的事情；现在的测谎仪性能已经好得多了。现在这里有一个人自称是克格勃的一名上校，想闯进来。没有事先的招呼。没有讨价还价。没从最近任职的克格勃驻勤处带来一箱文件。而且投诚地是在英国的首都。不是中东或拉美。而且是向美国人，不是英国人。或许他已经接触过英国人了？被回绝了？罗思的思绪在闪动着各种可能性，而时间则在一分一秒地流逝。现在是早上7 点零5 分，华盛顿时间凌晨2 点零5 分。人人都在酣睡。他应该打电话给凯文·贝利，特别项目办主任，他的上司。毫无疑问，现在肯定是在华盛顿郊区的乔治城呼呼大睡。但是时间……没有时间了。他打开墙上的一只文件柜，取出了他的私人笔记本电脑。他快速插入到在格罗斯文纳广场的美国使馆地下室里的主框之中。他把电脑进人加密模式并请主框查询已为西方所知的克格勃高级官员。然后他询问：比奥特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奥洛夫是谁。阴影世界里的其中一件奇事是其内部存在着俱乐部般的气氛。飞行员们共享着那种同志间的友谊和忠诚。伞兵和特种部队官兵亦如此。职业专家们是互相尊重的，即使是跨越国界的竞争对手之间，或是含有敌意的交战双方之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空军和英国皇家空军战斗机飞行员之间极少互相仇恨，他们把那种感情留给了狂热分子和老百姓。职业人员忠诚地为他们的政治主子和官僚服务，但他们通常愿意尊重其他具有神秘技能的同行，甚至是对手。在阴影世界里，对方的人事变动都被仔细记录下来了。盟国或敌对国情报机关的人员升迁和调动都被仔细记录存档。在任何一个首都城市里，克格勃的驻勤机构很可能知道英国和美国的情报站头头是谁，反之亦然。有一次，在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的一个鸡尾酒会上，克格勃头子拿着一杯威士忌和苏打水走到英国秘情局情报站长面前。“朋友，”他庄重地宣称，“你知道我是谁，我也知道你是谁。我们从事的是一项艰难的职业。我们不应该互相不理睬。”他们为此干了一杯。在伦敦的中情局主框计算机直接与弗吉尼亚州兰利相连，在应答罗思提问时，各种小电路开始运转以搜索中情局已知的克格勃官员名单。“已确认的”有几百个，“怀疑的”有几千个。这些情报的大部分来自于从投诚者口中套取的情报，就是现在“谁是谁”、谁已调动、谁已升级或降级。随着投诚者的到来，这资料越积越多。罗思知道，在过去的4 年里英国在这方面已经给了不少帮助，提供了几百个名字，其中许多是新的，其余是对怀疑对象的确认。英国人的这些材料，部分来自于情报截取、部分来自于情报分析，而有部分来自于经他们唆使而逃出贝鲁特的克格勃第一总局特工符拉基米尔·库兹奇金那样的投诚者。只要兰利的数据库里原先存有情报，那么传输的速度是很快的。绿色字母开始闪现在罗思那台小小的屏幕上。比奥特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奥洛夫，克格勃，上校，在过去的4 年里应该是在第三总局工作。应该是假冒在莫斯科的红军联合计划参谋部的军情局少校。已知其原先的部门是在莫斯科市中心的行动计划部和在亚泽内沃的第一总局。当电脑屏幕显示完成这个叫奥洛夫的人的资料时，罗思吹起了口哨。他关闭电脑。电话中那个声音所说的是有意义的。克格勃第三总局，也就是武装力量总局，专门负责监视军队的忠诚。军队对他们恨之人骨但也不得不忍受。第三总局情报官通常乔装军事情报局军官渗人到武装力量之中。这说明了他们无处不在，经常盘问，时刻监视着。如果奥洛夫确实以军情局少校的身份在苏联国防部的联合计划参谋部工作了4 年，那么他是一本活的百科全书。这也说明了根据最近签订的北约一华约新协议，他是应邀前来索尔兹伯里平原观摩英国军事演习的苏联军官代表团的一名成员。他看了一下表。7 点14分。没时间给兰利打电话了。l 分钟之内要作出决定。告诉他回军官食堂去，溜回他的寝室并接受英军勤务兵端给他一杯好茶。然后回到希斯罗机场和莫斯科。努力并说服他在希斯罗逃脱，给我时间让我与在华盛顿的凯文·贝利联系。电话铃振响了。“罗思先生，电话亭外面有一辆公共汽车。是上午的头班车，我认为它将把清洁工人载运去蒂沃斯兵营。我正好还能及时回去，如果我不得不……”罗思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生涯处在了紧急关头，小伙子，紧急关头。“好吧，奥洛夫上校，我们要你。我将与英国同事联系，30分钟之内他们会让你得到安全。”“不！”那声音很严厉，容不得任何反对。“我只投奔美国人。我要离开这里立即进人美国。就这种方式，罗思先生。其他方式不行。”“你听着，上校……”“不，罗思先生，我要你亲自来接我。在两个小时之内。在安多弗火车站的大厅。然后去上黑福德美国空军基地。你安排我去美国。这是我能够接受的推一方式。”“行，上校，依你的，我会去那里的。”罗思花了10分钟时间匆匆穿上出门的衣服，带上护照、中情局身份卡、钱和汽车钥匙，然后跑下楼梯到地下车库里去发动汽车。在放下电话15分钟后，他驾车驶上公园路，朝北向石牌楼和贝斯沃特路行驶。他走这条路线可避免穿越骑士桥和肯辛顿杂乱的车流。8 点钟，他经过希斯罗朝南驶上M25 号公路，然后转向西南沿着与A303号公路和安多弗相连接的M3号公路疾驶。他于9 点10分走进那座火车站的大厅。外面不停地有一连串汽车抵达，卸下旅客后立即开走了。旅客们匆匆进人大厅。只有一个人站着没动，他倚在墙边，身着花呢西服、灰裤子和跑鞋，在浏览着一张晨报。罗思朝他走上去。“我想你一定是我要见面的人。”他柔和地说。看报人抬起头来，一双平静的灰眼睛，一张严峻的脸，年龄在45岁左右。“那要看你是否有身份证明。”那人说。话音与电话里一样。罗思掏出了他的中情局证件。奥洛夫看过后点点头。罗思朝自己的轿车做了一下手势。汽车的发动机仍在运转，挡住了后面的几辆轿车。奥洛夫朝周围看看，似乎要向他所知道的一个世界作最后的道别，然后他一言不发地坐进了汽车。罗思已经让使馆的值班员通知上黑福德，他将带来一位客人。驱车穿行乡村去美国空军在牛律郡的那个基地差不多花了两个多小时。罗思直接开到了基地司令员的办公室门前。从那里打了两个电话给华盛顿，然后兰利与五角大楼进行了商量，后者又给基地司令官下达了指示。下午3 点钟从上黑福德去美国马里兰州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一架交通航班增加了两名旅客。早在这架飞机起飞前的5 个小时，蒂沃斯与伦敦之间已经闹翻了天，英国军方、国防部、保安局和苏联使馆之间已经吵得不可开交。上午8 点钟左右，苏联军官团已经在军官食堂的餐厅里集合吃早饭，还轻松地与他们的英国对手一起聊天。到8 点20分时，一共到了16名军官。他们已注意到库琴科少校没来，但没有引起警觉。大概9 点差10分时，16名俄罗斯军官带着行李重新在大厅集合时，又注意到库琴科少校没来。一名勤务兵被派到他的房间去催他。那辆大客车已经等在了门外。勤务兵回来报告说少校的房间没人，但他的行李仍在那里。两名英国军官和两名俄罗斯人一起去找他。他们发现那张床是睡过的，毛巾是潮湿的，而且库琴科的所有衣物都在，表明他应该在这里附近的某个地方。对走廊头里的浴室（只有两位苏联将军住在有浴室的套房里）进行了搜查，但没见到人。厕所也去检查了，但里面是空的。到这个时候，两位苏联将军（包括其中一位军情局上校）的脸上已经找不到一丝温和的表情了。英国人也开始担心。对整栋食堂大楼进行了一次全面搜索，但结果仍是一无所获。一名负责情报的英军上尉溜出去通知来自保安局的那些隐身“监视者”。他们的记录表明，那天早上有两个身穿运动衣的军官出去跑步，但只有一个返回。一只狂怒的电话打给了大门警卫室。夜班记录表明只有阿巴思诺特上校离开过，但他已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