躁动青春 复仇与贝尼托?墨索里尼(1)很多关于法西斯时期的作品都有着非常精彩的标题，但最好的要属《外公枪毙了爸爸》，这是法布里齐奥?齐亚诺写的一本*，记录了法西斯政权后期的一些琐碎事件。他叙述的事件发生在1944年1月11日上午9点20分，当时，维罗纳城门外执行了一次处决。维罗纳是意大利的北方城市，位于德国和拉丁世界的十字路口，很多世纪以来控制着通往勃伦纳山口（位于阿尔卑斯山脉东段，奥地利和意大利两国的边境上）的通道。因为背叛了法西斯意大利的伟大“领袖”贝尼托?墨索里尼，5个法西斯头领遭受了枪决。执行处决任务的是一个行刑小分队，他们都是年轻的意大利人，但另外有3个纳粹党卫军在一旁监督。在被处决的5个人当中，最著名的是科尔泰拉佐伯爵加莱亚佐?齐亚诺，墨索里尼的女婿。照相机镜头旋转记录着死刑过程，齐亚诺转过身来面对着枪手，他这个最后的姿态要比他一生中大部分的行为更有价值。6个月前，盟军开始把目标指向意大利本土并迅速逼近西西里岛，法西斯防御军队士气非常低落。在这种情况下，1943年7月24日至25日，齐亚诺和其他18名法西斯最高委员会的成员投票反对墨索里尼继续担任意大利的作战总指挥。正是由于这种背叛行为，齐亚诺、埃米利奥?德博诺、卢恰诺?戈塔尔迪、乔瓦尼?马里内利和卡洛?帕雷斯基如今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据说，他们的血将被用作成立意大利社会共和国时的圣餐。意大利社会共和国成立于1943年9月，继续在意大利北部实行法西斯统治。墨索里尼此刻坦率地承认，这次处决“具有政治意义”，而并非单纯的司法处决。齐亚诺是科斯坦佐?齐亚诺的儿子，1930年4月24日，齐亚诺与墨索里尼的大女儿埃达结了婚，婚礼豪华而奢侈。科斯坦佐?齐亚诺曾担任法西斯的交通部长、海军将领，是战斗英雄、民族主义者、里窝那的管理者。他经常出入各种社交场合，而他的投机生意也给自己和家人带来巨额财富。结婚以后，加莱亚佐?齐亚诺成为法西斯最阔气的年轻人，被认为是墨索里尼的指定接班人。他曾任驻华外交官，又相继担任了法西斯文化部长和外交部长，1943年2月开始担任驻梵蒂冈大使。齐亚诺是他那个时代的雅皮士，如果他不在办公室，那就很可能在优雅的海滨胜地或是罗马阿夸桑塔高尔夫球场找到他——他正是在阿夸桑塔遇见埃达的。齐亚诺深得罗马这个永恒之城里的年轻女贵族们的青睐，据说他与她们上床的频率甚至比墨索里尼臭名远扬的性征服纪录还要高。齐亚诺有时穿着法西斯的黑衫并配上法西斯敢死队的吓人的装束（他实际并不是敢死队的队员，加入法西斯党的时间也没那么早），也尽力让自己的演说不比别人的差（尽管受到尖嗓音的限制）。在这些场合中，他宣称自己是“法西斯革命”的仆人和真正的信仰者。1939年11月4日，他在以法西斯主义者的身份参加了声势浩大的维托里奥威尼托区纪念日的爱国活动（即意大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得胜利的周年纪念庆典）之后，便前往高尔夫球俱乐部打球。在那儿，他向其他法西斯头目（朱塞佩?博塔伊、亚历山德罗?帕沃利尼和埃托雷?穆蒂）表示，他衷心希望英国能够赢得这场战争，而不是纳粹德国，并且清楚地解释道，英国值得取得胜利，因为它代表着“高尔夫球的最高水平、威士忌和舒适的生活”。不管多么瞧不上齐亚诺的轻浮草率，博塔伊还是在1943年7月25日和他一起投了票。1944年1月以前，他一直四处躲藏，等待时机加入法国的外籍军团从而抹去自己的法西斯记录。穆蒂死了，他是在1943年8月企图躲避皇家官员逮捕时被射死的。当时，人们普遍呼吁把意大利社会共和国政府设在加尔达湖附近的市镇，但是帕沃利尼却支持把它设在萨罗。据一位很富同情心的历史学家称，他做出这种选择最根本的动机是对墨索里尼的崇敬。当然，到1944年1月的时候，这位来自于佛罗伦萨、其阶级和文化背景可与齐亚诺相媲美的帕沃利尼已经转变成一个“超级法西斯主义者”，并高声宣称他的昔日旧友最终应该受到惩罚。然而，墨索里尼试图反对这样的报复行动。齐亚诺与埃达的婚姻情况可能是“众所周知”的，夫妻俩的生活里或许充斥着赌博、酗酒甚至毒品。但是，在1943到1944年间的危机中，埃达证明了自己对自己的男人、两个儿子的父亲、她始终深爱着的丈夫是忠贞不渝的（她这时仍然亲切地称呼他“公鸡”）。她质问、威胁、斥责自己的父亲缺乏家庭责任感并且残酷和怯懦。面对着自己最喜爱的女儿，这位领袖低下了头，但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改变齐亚诺的命运。另一位来访者看到了一个看起来“疲惫沮丧”的人；这位萨罗共和国的领袖用手努力压着胃部的痛处，他想解开衣领，好像呼吸有点儿困难。但是，埃达的歇斯底里在她的母亲拉凯莱?圭迪那儿却不怎么管用。拉凯莱始终看不起齐亚诺，在她看来，这位拥有至上特权的少爷太腐化了，居然打高尔夫球。尽管拉凯莱做了20年意大利统治者的妻子，但她很珍惜自己的国母形象。她朴素、节俭、见识广博，对丈夫忠贞。1943年，她知道有人背叛了自己的丈夫。她的忠贞后来发展成了对上流社会的妒忌和敌意，她相信人终有一死，而那些叛逆者应该受到惩罚。作为家族中真正“坚强的人”，她要让其他人认为她是从来不哭的。那些像帕沃利尼之类的在萨罗共和政府后面摇摆不定的法西斯主义分子，不论出自何种动机，都对拉凯莱表示称赞。博洛尼亚大学校长戈弗雷多?科波拉认为，新政府表明了那些法西斯主义者的态度。他写道，新政权必须用鲜血来巩固，而不应像“犹太教教士、共济会会员和女人”那样喜欢妥协。  躁动青春 复仇与贝尼托?墨索里尼(2)毫无疑问，德国盟友和萨罗共和国的庇护者们对这种观点拍手称道。他们处决齐亚诺有着特殊的原因。自从1939年春天起，这位当时的外交部长就已经对纳粹主张的世界秩序持怀疑态度，直到最后关头才极不情愿地同意意大利参战。纳粹分子很坚决地认为，齐亚诺以及其他那些落入意大利社会共和国手中的同伙应该被处死。他们必须去死，这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应受的惩罚，同时也被当作是对意大利到目前为止在战争中遭遇的令人羞辱的失败的补偿。换句话说，他们必须算清这笔账，因为在法西斯政权中，“一切都是为了政权，没有什么可以反对政权，没有人可以游离于政权之外”，“极权主义”一词就是产生于这个体制。但是，这种体制已被证明是空洞和虚伪的。尽管没有人说得如此直白（目前为止意大利编年史还没有对此事进行过多的评注），但是毫无疑问，齐亚诺是贝尼托?墨索里尼的替罪羊，墨索里尼才是一个失败的极权主义者、一个失败的法西斯*者、一个失败的民族领袖和一个失败的为纳粹－法西斯新秩序而战的战士。1944年，那些曾经指责墨索里尼制造了所有灾难的人不再讨论这位*者的罪过和缺点，因为萨罗共和国的宣传已经在为新的困难时期塑造一个新生的墨索里尼了。即使在今天，一些历史学家也断言，自1943年9月以后，墨索里尼勇敢地把自己当成意大利人民的盾牌，抵御德国联军的愤怒以及持续战争的恐怖。但是，血肉之躯的墨索里尼却忐忑不安地住在加尔尼亚诺的费尔特里内利别墅里，他远非一位英雄人物。他生病了，疲惫而沮丧，家人也在他周围争吵。他的大儿子维托里奥软弱但又自命不凡，曾被墨索里尼称做“白痴”，但此时他却迟到地对高等政治显示出极大兴趣，并且得到了他的堂兄维托的协助。聚集在这个地区的还有许多与墨索里尼关系更远一些的亲戚——一位历史学家竟列出了200人。正如一位观察家讽刺地评论道，墨索里尼对家人有着深厚的感情，但是只有在他们不侵犯他的工作空间时才是如此。然而，对于所有放弃法西斯主义的人来说，处在死亡阵痛中的法西斯主义通过小墨索里尼们和圭迪式的人物向人们表明，家庭这个机构并没有成为牺牲品而落入“极权主义”的控制之中。在心灵的深处，拉凯莱或许想知道贝尼托是否还是一个真正的男人。她忙碌着，给来访者留下的印象是勤奋、专心地操持着家务。她告诉一位官僚，丈夫存在的问题是他相信任何与之交谈的人，可是她却谁都不相信。只要一有机会，她就会因丈夫和克拉雷塔?佩塔奇仍然保持着关系而诅咒他。1943年8月到9月间，墨索里尼把他这位最后的、愚笨的但自己又离不开了的情妇短暂地关押了一段时间，然后又把她安置在一座名叫奥索里恩的别墅里面，那儿曾经住过一些修女。埃达最后一次回家是在1943年12月26日，她尖叫着说，战争失败了，他们都完全生活在错觉当中，他们不能让加莱亚佐在这种情况下成为牺牲品。然后，她离开意大利去了瑞士，从此再没见过她的父亲，也再没有和父亲说过一句好听的话。相反，她还声称自己是“叛徒和盗贼”的妻子，并且为此而感到骄傲。只有两个最小的孩子，罗马诺和幼时患上小儿麻痹症并因此而智力低下的安娜?玛丽亚没有让墨索里尼太恼火。二儿子布鲁诺在战争期间的一次空难中丧生，他的遗孀吉娜?鲁贝蒂也住在费尔特里内利别墅里。她很受墨索里尼的喜爱，这位领袖可能是更钦佩她有胆量公开嘲笑那些认为轴心国能打赢这场战争的人。1944年1月，墨索里尼还试图从所有人的视线中消失。最严重的是，当他故意让齐亚诺走向死亡的时候，他是怀着万分的懦弱在逃避现实。在处死齐亚诺等人的前夜，这位领袖胆怯地故意躲避着以自己的地位所能够允许的宽恕他们的机会。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清楚，目前纳粹德国和狂热的法西斯分子只有看到别人的鲜血才会感到满意，尤其是他女婿的鲜血。他也可能意识到，一旦做出这种牺牲，他们就会原谅或是忽视他明显的无能。这种动机无疑使他在事后更加渴望从友好的来访者那里得知女婿和昔日同事被处死时的详情。然后，在确保对自己的利益毫无损伤的情况下，他可以虔诚地表明，他们不该遭此下场。更为可怜的是，墨索里尼还试图把自己拒绝干预此事的责任怪罪到旁人身上，悲哀地说他在1月10日经历了一个不眠之夜（元旦那天他就因发烧和胃痛卧病在床）。还说是其他人充满敌意的阻挠使他没有听到他们恳请宽恕的请求。他还亲笔给齐亚诺的母亲写了封信，强调他自己是多么的孤独。当埃达表示他的这些痛苦的说辞不足以让她信服时，墨索里尼怀着十足的自负向任何愿意听他说话的人宣布，“命中注定我要遭受所有人的背叛，包括我自己的女儿”。即使在1945年3月，他仍然在谈论着自从齐亚诺死了以后他所忍受的“残酷和长期的”“痛苦”。处于自我困扰之中，墨索里尼试图躲避一度包围了法西斯主义和意大利的灾难现实，拒绝面对周围积聚的复仇情绪。挑选与之交谈的人爱听的话说是他的习惯，墨索里尼在女婿被处死之后这样主张，“现在我们已经开始继续前进了，我们一定不要让任何事情挡住我们的去路，而是要继续前进以取得合理的结果”。1944年1月到1945年4月，意大利的历史的确是经受了一段痛苦的经历，意大利半岛北部成了二战前线的通道，同时也陷于复杂的内部争斗与残杀之中。相反，“被解放了”的南方在盟军和王室的联合统治下，就其所经历的民族传统阶级*、性别及地区差异以及在意大利的贫穷与盎格鲁－撒克逊解放者的强大之间的差距而言，相比北方不是那么严重。躁动青春 复仇与贝尼托?墨索里尼(3)在当今的意大利，至少在一些群体里面，鼓吹有必要原谅和忘记社会共和国的罪过是很普遍的现象。我们相信，当时的意大利人，包括二战以后的那一代人中的一些著名的历史学家在内，很多都认为墨索里尼是值得理解和尊敬的，并且选择为他而战。“内战”时期，道德不受任何一方垄断，意大利人相信，与入侵的代表自由*的盟国（以及他们的共产主义朋友）相比，忠于萨罗共和政府更能体现出对国家荣誉的承诺。抚慰过去是很好的，这对于坦白自己的过错和承认自己所犯的大量无法避免的罪过很有好处。然而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只是纳粹德国的傀儡盟友，而德国这个在现代国家中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国家仍然在继续灭绝欧洲犹太人，在权力所及的范围内对意识形态上的或种族上的敌人进行着大屠杀，直到1944年，仍在日益迫近的失败中遐想着胜利的蜃景。佛朗哥只是个“半法西斯分子”，但他的军队在西班牙内战中获得胜利后，可能已经屠杀了10万国民，将另外30万人永久流放。此外，其余的人也在饥饿中挣扎，整整一代人的自由受到了压制。如果纳粹在二战中取得胜利将会是何种情形？即使不管墨索里尼“真正的”意图可能会是什么，他难道就不会做出一系列恶劣的“合理结论”了吗？1944年1月，乔瓦尼?真蒂莱之类道貌岸然的知识分子的确在文章中迫切要求意大利从这位让国旗重新升起的领袖身上重拾民族精神，并且要求对反法西斯主义者给与“无情的惩罚”，但他的这些言论同当时全世界都处在战争中这一背景是分不开的。他的一些同事，如通过实行20年的法西斯统治而聚敛了大量资金并因此而声名狼藉的阿尔登戈?索菲奇，现在也不再痛骂法西斯主义体内生长的、必须被彻底无情切除的*“脓疮”并要清除它“最后一滴*的血液”了。可以想像的是，乔瓦尼和索菲奇以及其他支持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的知识分子正在为他们的政治对手鼓吹一种可怕的结局，而他们也知道自己在这么做。他们或许相信，和平将会像以往那样不言而喻地带来妥协，但他们不了解纳粹同盟的本性，在坚持这种传统的玩世不恭的态度时，他们已经把自己托付给了死神。毫无疑问，直到1945年春天之前，游击队的数量还很少，尤其是他们本身的动机也并不是太纯；毫无疑问，抵抗力量也有自己的凶手；毫无疑问，英美的轰炸机也在意大利城市上空疯狂地空袭，而盟军武装对待被解放出来的意大利人民所做出的文明行为也只是摇摆不定的；毫无疑问，取得胜利的美好想法最终未能在1945年成为现实。然而，如果另一方获胜，包括东山再起的贝尼托?墨索里尼的胜利，将会把欧洲、世界以及意大利本身带进黑暗的时代。1944年至1945年间，墨索里尼很少考虑这样的前景，可能是面对的困难太多了。毕竟，无论是在1940年，还是甚至是在1935年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之时，他都没有说明发动战争的目的。作为一个傀儡*者，在处死了自己的女婿和其他同事之后，他原先的优先地位才得以继续下去。尽管盟军向崎岖的亚平宁山脉挺进的速度很缓慢，但他所控制的领土却在不断地缩小。1943年10月1日，那不勒斯陷落，之后，罗马和佛罗伦萨也相继于1944年6月4日和8月11日陷落。如何解释德国人留给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的独立的含义是个棘手的难题，对于他们来说，意大利边境也是攫取的对象。德国人的心思是，的里雅斯特和特伦蒂诺在1918年以前是由哈普斯堡帝国统治的，他们想从1943年9月起让这两个地方“暂时”收归德国管理。墨索里尼装模作样地向他的官员们抱怨说德国人没有和他商量，并且要求让意大利人自己来管理意大利。实际上，希特勒，这位独一无二的德国“领袖”，仍然赞成由墨索里尼在法西斯意大利重掌权威。戈培尔的说法似乎更合乎逻辑：要“恢复”“德国”对“他们”曾经统治过的领土的控制权，并且敦促德国收回整个威尼西亚地区。不久之后，这位纳粹宣传部长在日记中草草地记下了他和同事长久以来的想法：“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共和国是如此的软弱无力，谁来担任墨索里尼内阁的部长职位都无关紧要”。对于绝大多数纳粹头领来说，墨索里尼更像个傀儡，而并非*者。正是在这种被德国藐视的氛围之下，1944年4月，墨索里尼前往萨尔茨堡附近的克莱斯海姆城堡与元首进行了两人之间的第16次会面。掌管萨罗政府正规军的鲁道夫?格拉齐亚尼元帅发现墨索里尼很紧张，并且说话总是绕圈子。4月22日的讨论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墨索里尼也争辩说他的臣民正在意大利建造一个真正的政府。不管多么的不可信，他确实在一些问题上坚持己见，包括让德国改善意大利战俘和移民劳工的生活条件，这些人从1943年9月起实际上就被德国当作奴隶劳工使用。同样，他怀疑希特勒是否能够解释清楚德国对的里雅斯特以及其他意大利边境领土的真正意图。“巩固意大利共和政府符合德国的利益”，他急切地恳求道。但是，希特勒却反常地保持了沉默。鉴于战争还在继续，墨索里尼又谈到了令他感到困扰的战略上来。他告诉希特勒，英国才是轴心国真正的敌人，难道就不能说服苏联接受它以前的边界，从而把整个战场转移到西方吗？躁动青春 复仇与贝尼托?墨索里尼(4)墨索里尼喋喋不休地谈论着自己想与斯大林达成妥协的想法，这暴露出他对于纳粹的种族主义和*产主义理念的认识的肤浅。同时，这也暴露出墨索里尼对于希特勒和其他纳粹德国领导人思想中的狂热有着深深的误解。1944年，德国正在东部战场打着一场真正的战役，这是整个二战中最为重要的一场战役。为了自己民族的小小的利益，一位意大利领袖热切地希望纳粹能够脱离这场战役，这完全是痴人妄想。然而，尽管墨索里尼的表现极为拙劣，但他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让元首接受了他的一些想法。而其他德国人也许还在评论着墨索里尼作为谈判者的无能，并把他跟维希政府的总理皮埃尔?赖伐尔相提并论。之后，两人就加强意大利军事防御能力的方法又进行了一些技术性的讨论，希特勒也针对盟国的一些“不合常理的”特点以及轴心国取得胜利的必然性发表了一番评论。此时，元首恢复了一些往日对这位意大利领袖所持有的敬佩之情。他坦率地表明，他已经决定要“坚决地”“依赖”墨索里尼了。作为恢复领袖威望的一个象征，元首还允许领袖到由德国提供训练帮助的意大利圣马可师兵营参观。他在那里受到了热情的款待，他自己的士气也暂时受到了一些鼓舞。回到意大利之后，他立即公开发表了他所谓的与元首的“苏格拉底式对话”，并对将来有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了分析。他用惯用的比喻评论道，战争“对于人民来说是一次极为重要的测验”。在测验中，一个国家不一定总能取得成功，它“有可能会输得很漂亮，也有可能会赢得很糟糕”。但是，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他到前线看一看，他的乐观主义就会受到打击。在与元首的会谈中，墨索里尼坚持认为罗马是“意大利的精神中心”，应当尽一切力量守卫这座精神之城。但是到了7月，当元首和墨索里尼准备进行最后一次会面时，罗马这个永恒之城已经陷落了，这个事件促使墨索里尼可怜兮兮地问一个法西斯同党，这是否意味着罗马人民已经把他遗忘了。1944年，想在意大利找到一群兴高采烈的人是很困难的。在乘火车去往位于东普鲁士的希特勒总部的途中，墨索里尼还停下来向正在接受纳粹专家训练的意大利士兵们发表了讲话。他试图用种族主义鼓励这些年轻人（还有他自己），但是，他的种族主义对于任何纳粹听众来说可能都还不够纯正。他宣称，“在30个世纪的历史中，罗马城中从未出现过非洲人，但现在它的城墙已被那些野蛮粗劣的种族亵渎了”，意大利的“多种肤色的敌人”应该意识到，最终的胜利是不属于他们的，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的军队，正如正在听他讲话的士兵一样，将会是他们真正强硬的对手。不管他的或是听众的士气是否受到这些情绪的鼓舞，人们都不大愿意接受的言外之意是，意大利移民先前所寻求的伊甸园“美国”，现在却是他们真正的敌人。这是一个必须认真进行思索的问题。格拉齐亚尼曾经在演讲中谈起公元9年被阿米纽斯摧毁的瓦鲁斯古罗马军团，与他相比，墨索里尼的演讲至少更有针对性，但他却意识到自己正在谈论一场“德国人”消灭了“意大利人”的战争。1944年的夏天，在纳粹统治下的欧洲乘火车旅行是很不安全的，墨索里尼一行不断因炸弹袭击和铁路故障而被耽误。因此，当意大利人看到机车停在铁路旁待了一个小时却还无法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们并不会感到奇怪。终于，火车艰难地到达了目的地，墨索里尼下了车，元首裹着毯子，伸出左手而不是右手来欢迎领袖。在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的有意安排下，墨索里尼迟到了。德国保守派中的左翼打算暗杀希特勒（他们打算利用外交方式与西方势力结成反对斯拉夫共产主义的强大战线，这和墨索里尼所期盼的战争模式正好相反）。在这种情况下，两位饱受打击的*者之间要想进行严肃的谈话看来是不可能的，但是现场的翻译为后人描述了房间里受到炸弹袭击后的景象，这两位老人就好像在无可奈何地等着戈多的到来，希特勒坐在一个翻过来的箱子上，墨索里尼坐在一把摇晃的椅子上。不出人所料，希特勒此后最感兴趣的就是描述当时所发生的情况，发誓一定要让失败的刺客死得很难看。他宣称，他躲过这次劫难表明上天正在拯救他，并将帮他取得最终的胜利。墨索里尼用些陈词滥调表达着他的震惊和悲痛，但看到希特勒此时没有了原先的傲气，他心中却在窃喜。从东普鲁士回去后，他对一个法西斯记者说，“我们并不是惟一遭到背叛的人”。两位*者最后一次马马虎虎地对前线战况评论了一番。希特勒强调佛罗伦萨是他的“梦想之城”，一定要守住。墨索里尼则再次请求把那些在德国的意大利军队派遣到意大利南方。这次，心烦意乱的希特勒立刻表示同意。虽然元首做出这个小小的让步，但回到意大利之后，墨索里尼仍然找到很多理由和德国大使鲁道夫?拉恩争论不休，因为意大利共和国已经不再拥有自己的外交政策了。5个月以前，墨索里尼还很期望与他的这位德国保护人见上一面。这次，他显然很明确地告诉拉恩他不想听到的是什么。墨索里尼提到，“许多意大利工业家正张开双臂等待着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到来”。接着他又补充道，更多的工业家对于9月8日意大利放弃德国联盟是负有责任的。他暗示此时正是压制和规范这些社会力量的时刻，也是让意大利社会共和国这一名称中的“社会”真正变为现实的时候。同样，此时也可以为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创造一个大众的和“革命的”基础，他在1943年7月25日之前就想这么做，但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落空。躁动青春 复仇与贝尼托?墨索里尼(5)在那几个月里，有关“社会主义化”的谈论很多，墨索里尼也很高兴能够借用1919年的法西斯主义，他当时的计划中包含着推进社会平等的激进计划。毕竟，墨索里尼曾经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社会主义者，现在，他在某种程度上又重新使用了年轻时代使用过的词汇，他甚至有些感激那些讨论让意大利朝着左翼方向发展的同事。布鲁诺?斯潘帕纳托是自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始终和墨索里尼在一起的一个记者，30年代期间，他又到处宣扬要在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间寻求意识形态的调和。他后来说：“社会主义化不是即兴创作，不管在法律上还是在实际中都应当极其严肃地对待它。”斯潘帕纳托在文章中有意赋予法西斯主义一段合法的历史，这也为战后新法西斯主义创造了政治空间。正如1919到1920年间所表现的那样，在意大利社会共和政府时期，墨索里尼自己的社会革命路线也是摇摆不定的。但无论如何，他的权力以及想要摆脱德国控制而独立的想法对于形成真正激进的政策来说犹如杯水车薪。相反，时常出现的情况是，墨索里尼不断退缩，避免正面作答，他期望在第一天安抚一个谈话者，第二天再安抚另一个。因此，他对他的一些新精英们说，与恢复常态的要求相比，任何社会变革计划都是次要的，应结束暴力，恢复民族尊严。在其他一些场合，他催促继续进行社会主义化。由于发现实现灵活平等社会的承诺存在矛盾，他指示他的官员不必要求那些向共和国提供财政资助的人具有党员身份。墨索里尼可能也是为了使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对于他为此而付出的努力，或许可以用他在1944年8月作出的那段辛酸的评论作为最好的总结：“任何人都会犯轻信的错误，不论他处于何种阶级或智力水平，这是很惊人的事实。”他继续说道，在任何竞赛中，“谎言总会战胜事实”。这也难怪，在这之后不久，他自己的这些胡言乱语就变得一目了然，他告诉一个忠诚的法西斯听众，意大利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化具体体现为“具有人性的、意大利的、可实现的”社会主义形式，但不知何故，这种形式却避免社会均衡。在花言巧语和制服的下面——墨索里尼要求身着制服，以避免出现“*社会懒散”的现象——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在一条道路的边缘蹒跚而行，这条道路不是社会革命，而更像是无政府状态。武装力量的问题始终没有完全解决，雷纳托?里奇手下的“共和国国民卫队”与格拉齐亚尼竞争，要建立一支传统的“国家的”和“非政治的”武装力量。1944年8月，“共和国国民卫队”最终被吸纳进了国家军队。那时，其他独立的武装组织也正在继续发展。法西斯党总书记帕沃利尼当时正与内务部长圭多?布法里尼发生个人争端，在他的支持下，一支由自愿者组成的“黑衣旅”正在发展壮大，他们在理论上效仿法西斯在崛起掌权阶段时法西斯小分队的做法。像那时一样，他们现在也通常是代表当地的一种精神，成为支持当地首领的一支力量。他们同样诉诸于暴力行为，甚至可以威胁推翻墨索里尼。最为臭名昭著的半独立的首领是尤尼奥?瓦莱里奥?博尔盖塞王子，他就是所谓的“Ｘ级鱼雷快艇”（一支独立的军事力量）的指挥官，一位海军英雄。博尔盖塞毫不犹豫地提议道，领袖的超凡魅力已被历史埋葬（他大声宣称，加尔尼亚诺人只存在于“民间传说”中），他还在纳粹领导层中寻求保护者，并且想寻求一种独立的外交政策。他于1944年1月被捕，后来在纳粹头领的干预下得以释放。1945年的前几个月，墨索里尼仍感到不安，担心博尔盖塞可能会发动政变，打算通过提升他为实际根本不存在的萨罗海军总参谋长来削弱他的实力（并答应为他众多的通奸行为保守秘密）。同样，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的记者也并没有在意识形态领域达成一致，而是相互争论不休。墨索里尼为长期（非政党）担任警察长官的阿图罗?博基尼之死表示沉痛哀悼，同时也就萨罗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公共秩序和媒体舆论存在的问题作了最为坦诚的评价，他悲痛地低声说道，回到1940年——“如果没有警察长官，想管理这个国家就是不可能的”。与此同时，意大利人也在忍受着德国以及他们自己人的恐怖活动。1944年3月，一颗由游击队放置的炸弹在罗马墨索里尼曾经住过的宫殿附近爆炸，30多名士兵在此次事件中丧生。为进行报复，就在阿皮亚路附近一个名叫阿迪亚蒂恩的山洞里，德国人包围了335人并将他们全部屠杀（其中包括77名犹太人）。6月，作为对游击队袭击的报复，赫尔曼?戈林师在向托斯卡纳的瓦尔迪基亚那撤退时也屠杀了200多人。9月，位于博洛尼亚外围的马扎博托的家乡同样遭到了相应的报复。在城市里也是如此，德国纵容恐怖策略。他们在米兰的洛雷托广场公开曝尸的行为引起了墨索里尼的抗议，他悲痛地对拉恩说，这样的行为会影响士气并损害民心。的里雅斯特和阿尔托－阿迪杰之间的边境领土是意大利在一战中获得的战利品，目前由德国管理，他们承诺说，如果纳粹能在这一地区实现和平就把它划归德国统治（纳粹党卫军首领奥迪洛?格洛博奇尼克以前残忍地从事着灭绝犹太人的职业，如今把的里雅斯特的未来具体化了）。躁动青春 复仇与贝尼托?墨索里尼(6)在墨索里尼一生中，当然，是自从他成为一个法西斯主义者以后，他就已经播下了暴力的种子，现在，他和他的国民开始收获了。大量的法西斯狂热分子有着与德国人一样的杀人意愿（与那些不信法西斯主义并且在等待着这场折磨意大利的灾难赶快结束的人一样多）。萨罗政府失败的原因非常简单。到1944年的时候，食品供给缺乏，通货膨胀无法控制。这个新政府在宣称要实行公正可信的配给计划时，与原来的法西斯政府同样无能。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墨索里尼却把目光从他周围爆发的灾难上转移开，然后全神贯注地进行自我辩白——在6月到7月间，他在米兰的《晚邮报》上连续发表文章，抱着很大的偏见记述了1943年7月的失败。如果他能够编写这段历史的话，他很可能会美化自己的名声。然而，到了1944年的年底，墨索里尼的确努力举行了最后一次群众*。像以往那样，他的演讲技能可以迷惑和感染他的臣民。他告别大湖区的灰暗，又回到了米兰，并且在它的歌剧院里发表了演讲。他谈到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国王和他的总理彼得罗?巴多利奥元帅对他的背叛，谈论1943年7月到9月的分裂行为对意大利人民产生的影响，并赞扬有着优秀素质的意大利人民还是意识到了与德国和日本盟友并肩作战的必要性。他声称，这场战争还没有输；财阀统治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之间的协约肯定很快就会破裂。他企图复苏早先的法西斯主义精神，对社会主义化也是认真的，还小心地提到了1927年到1935年法西斯政权的黄金时代。他再次把马志尼称为时代的预言家。新秩序将支持促成一个统一的欧洲，意大利人“能够感觉到自己是意大利人，而因为他们是欧洲人，所以同时也会因为他们是意大利人而能感觉到自己是欧洲人”。墨索里尼还声称，正是这种混合体将确保他们坚定地抵抗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以及犹太共济会成员的世界大同主义，这些也就是他们的“恐怖”的混合敌人。无论过去受到多少挫折，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将会寻找到“第三条路”。当战争没有开始的时候，墨索里尼和他的听众都可以把自己沉浸在对这些话语及美好时光的回忆当中。但是阴暗很快就再次来到现实中。墨索里尼努力要成为一位不辞辛劳的统治者；在友好人士的眼里，他像是一位有能力的管理者；在他的顾问看来，他也是一个“细心、勤奋、专注”的人。同样，他有时也称赞一些优秀官僚的技能和敬业精神，称他们对于任何统治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当他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他的魔力一下子消失了——1929年至1943年间，他是在罗马威尼斯宫雄伟壮丽的“两半球之厅”里统治意大利，而现在，他却窝在位于加尔尼亚诺的邋遢的办公室里，即便是友好的旁观者也都认为，他现在看起来更像是一个乡村律师或医生。他声明已经厌烦了自己的工作（毫无疑问，他也厌烦了自己）。他后来荒唐地企图起草新宪法，这也证实了他的职位形同虚设。墨索里尼装作对这样一个问题很感兴趣，即一个领袖是否应该最多任职两个7年或是两个5年。假如他在1936年当意大利军队耀武扬威地进入亚的斯亚贝巴之时放弃自己的权利，那他还能对自己的名誉抱有什么幻想吗？他已经意识到，现在该是回顾自己人生的时候了。他仍然偶尔接受一些采访，有一次还热情地谈论起新闻这一职业，回忆说“办一份报纸就像是做了一回母亲一样”。他有时也探讨一些哲学方面的问题。他一直更喜欢猫而不是狗，可能是因为想到了希特勒，还想到自己“当狗的几年”。墨索里尼承认他犯过错误，但那都是逻辑推理造成的后果，而不是出于他本能的判断。如今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囚徒，命运的一个玩偶。但是，他并不害怕死亡，当死亡到来的时候，他会把它当作自己的一个朋友。他很少或者根本不信仰法西斯主义的信条，但是却相信意大利人民的善良，在与外国记者交谈时他也坚持这么说。反过来，当他与一个意大利人谈话的时候，他却驱使意大利人仍然要把法西斯主义当作20世纪的理念，告诉他们历史最终将证明他是正确的。他现在认为，自己参加战争是为了遏制德国，并且他早就知道美国注定将成为世界强国。有时他也声称，在内心深处自己始终都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是惟一一个把社会主义思想应用到实践中并创造了社团主义国家的人。他再次努力否认自己对1924年的社会党代表人物贾科莫?马泰奥蒂被害事件负有责任。“能击倒一头牛的溃疡病”困扰着他的工作，但是对他来说最惨的还是失去了弟弟阿纳尔多，“他是那种传统的意大利人，廉洁、聪明、安静、富有同情心”，他的光辉鞭策着意大利人民。在长期的职业生涯里，能让他尊敬的人很少。毕竟，利己主义是“至高无尚的法则”。人类是动物王国中的一员，他们一边谈论着精神和灵魂，一边却在相互争夺、残杀和欺骗。要不是有这场他应当负相当大责任的战争，欧洲人民和意大利人民也不会经历恐怖和屠杀，而他也将以最为平凡的方式了却一生。4月15日，墨索里尼在与一位昔日的仰慕者谈话时用了一个可以想见的最不恰当的比喻：“我命中注定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现在这个时刻就要到了。”第二天，墨索里尼在政府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解释说，他要到米兰去，但不会在那里待太长时间，然后将到帕沃利尼和他的“黑衣旅”的集合地瓦尔泰利纳去。他又不是很明确地补充说，他将最后一次“走向人民”。4月18日，在事先没有和纳粹盟友商量的情况下，他最后一次去了米兰（如果算上他在死后尸体被送到米兰那一次，这可能是他倒数第二次到米兰），这让纳粹盟友非常气恼。在米兰，他也想找到一个合适的住处，于是便住在了当地官员的府邸里，好像他的政府在那里还继续存在一样。当时，失眠正在深深地折磨着他。他神经紧张，对周围的事物无动于衷，寝食难安，而这种情况在以前也曾经出现过。即便这样，他仍然机械地说，战争就是一场“伟大的戏剧”，这场戏剧可能不止有五幕，而是六幕、七幕或者八幕，而他早已接受了这样的事实，即他已经全盘皆输了。正是带着这种心理，他开始了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星期，沦落成了一个“政治梦游者”。躁动青春 复仇与贝尼托?墨索里尼(7)自从1943年9月起他就多次谈到，如果战争对纳粹和法西斯不利，他的政权将英勇奋战到底。但是，1945年2月，他却在考虑，的里雅斯特是意大利民族在一战中得到的奖赏并为其带来了荣誉，现在又是意大利在斯拉夫（和德国人）的海（指亚得里亚海）岸的最后大本营，那么他是否应该在这里抵抗到最后一刻呢？但是，纳粹德国却认为的里雅斯特已经算是归还德国，因此禁止他这样做。于是，他最终选择了瓦尔泰利纳这个地方。它是和瑞士（墨索里尼年轻时曾到过瑞士两次）接壤的阿尔卑斯山脉中的一个山谷，尽管那个地方在意大利民族的历史上没有什么名气，但它距离米兰的距离非常近。正如墨索里尼向格拉齐亚尼所讲的那样，“法西斯主义必须死得英勇”——这话格拉齐亚尼肯定是爱听的。实际上，在瓦尔泰利纳，墨索里尼仍然没有认真筹划过军事策略，他并没有打算让自己死得多么伟大。正如斯潘帕纳托评论的那样：“大家在谈论抵抗，但是我不清楚怎样抵抗，在哪儿抵抗。”墨索里尼也并没有制止这种混乱。相反，4月24日，他略显轻松地承认：“没有命令；我不能再下达命令了。”他又说，在历史的跌宕起伏中，每个人都有只能充当观众的时刻，朋友们一定要集中记住他们做过了什么，而不要抱怨将要发生的事情。听到这里，斯潘帕纳托弯下身来吻了一下领袖的手——至少，他自己是这样说的。如此庄重虔诚的时刻转瞬即逝了。有一次，墨索里尼没有放过责备他人的机会。他对任何愿意听他讲话的人说，德国人背叛了他，而且他们以前已经多次干过这种事。言外之意是，他已经不需要纳粹－法西斯联盟和战争了。或者，也许是德国人和意大利人民都有责任？所有的人都欺骗了他。与此同时，墨索里尼也在试图与反法西斯抵抗力量取得联系，尤其是准备和社会党代表进行谈判，而在一战前，他也曾是社会党的一员。他还想做最后一次交易，想在与对手的讨价还价中占到一些便宜，但这最后一线希望也落空了。4月25日下午3点，在米兰红衣大主教伊尔德方索?舒斯特的宫殿里安排召开了一次会议。舒斯特是一个爱国的*产主义者，也是在天主教势力中认可墨索里尼政权的一个重要人物。对于他的童子军组织，他提倡要为其提供“健康的、基督教和意大利式的教育”。他争辩说，进军罗马让国家避免落入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手中，并为1929年教会和国家之间签订《拉特兰条约》铺平了道路。他称赞法西斯主义的帝国战争“为埃塞俄比亚提供了向天主教信仰和罗马文明敞开大门的机会”。到1937年的时候，舒斯特还对宣扬法西斯神秘主义的山德罗?墨索里尼学校的成立进行称赞，而这所学校是以信奉天主教的伟大的阿纳尔多的名字来命名的。直到1938年墨索里尼政权公然推崇种族主义之时，舒斯特才开始怀疑法西斯主义是否并不比这个罪孽深重的世界上的其他意识形态更加优越。墨索里尼按时到达了主教的宫殿，然而，抵抗力量的首领们却迟到了。红衣主教和墨索里尼进行了一个小时的闲谈。关于墨索里尼与罗马天主教会成员的最后交往，舒斯特给后人留下了生动详实的记述。他回忆说，在欢迎领袖时，自己对他为挽救意大利于灭亡之中所做出的牺牲，以及他“为了使意大利不再继续遭受最后的劫难而愿意到国外的监狱里抵罪”的想法表示感谢。但实际上，他的这些话可能加深了墨索里尼的悲哀。舒斯特继续说道，教会永远不会忘记领袖为《拉特兰条约》付出的努力。他还认为墨索里尼受到自己的法西斯党的领导层如此恶劣的对待的确令人遗憾（红衣主教是激进的法西斯主义者罗伯托?法里纳奇的旧敌，1931年曾就罗伯托?法里纳奇的不忠警告过阿纳尔多）。经过起初这番随意的评论之后，红衣主教注意到他的这位来客有些沮丧，话很少。于是这位仁慈的传教士送给墨索里尼一小杯葡萄干露酒和一块甜点。谈话依旧很不和谐地进行着。舒斯特又问墨索里尼是否读过他的新作《圣贝尼迪克特》，墨索里尼不得不承认自己还没有看过这本很有价值的作品。于是舒斯特十分关切地强调说，他所写的正是领袖的真实写照，坚持认为这本书将有助于领袖理解他所说的“您经受的考验正是在永远公正仁慈的上帝面前的赎罪”。墨索里尼又一次不知所措，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紧紧握住了红衣主教的双手，而在舒斯特看来，这是领袖在表达感激之情。《圣本尼迪克特》这一话题使得谈话转移到蒙泰卡西诺的悲惨命运，以及圣人和伦巴第国王托蒂拉相遇的修道院上来。他们二人都清楚，著名的本尼迪克特纪念碑是于1944年时被入侵的英美联军毁掉的（提到联军的轰炸，舒斯特始终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由于对他人的罪恶达成共识，两个人因此而显得兴奋了一些。更明显的是，为了探求对墨索里尼的不朽灵魂进行拯救的方法，舒斯特甚至声称，一位牧师在蓬扎岛找到了某种能“复活”墨索里尼宗教感觉的方法。墨索里尼曾于1943年8月在那座岛上经历了短暂的监禁。对于红衣主教在谈话中转换话题的速度之快以及所流露出的探测内心想法的意图，墨索里尼仍是感觉不自在，谨慎地回答说，他对于放在自己面前的《救世主传记》的思索“达到了某个程度”。舒斯特没有就此追问得太深，但是他又一次意味深长地提起了*者衰败的故事，也就是拿破仑在圣海伦娜遇见上帝的故事。躁动青春 复仇与贝尼托?墨索里尼(8)为了逃脱主教对其精神状态的不断探究，以及对即将成为战犯并被流放的令人恐怖的设想，墨索里尼声称，明天他要解散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并将带着3000人退到瓦尔泰利纳背水一战，然后他会投降。舒斯特打断了墨索里尼的话，精明地告诉他只有300人会跟他走，墨索里尼悲哀地承认这种估计可能是正确的。舒斯特意识到这对于墨索里尼不断减少的自信来说又是一次打击，于是便把讨论转回到宗教事务上来。他向他的客人询问宗教仪式方面的问题，然后又说使自己感到吃惊的是，他发现掌管意大利教会命运的人却不是很清楚基本的宗教仪式细节。当意识到自己的态度在二人之间又一次引起了尴尬时，舒斯特发现更为安全的做法就是陈述他自己对于东正教的观点，即东正教永远都不应该和“真正的基督教会”天主教相混淆。在谈话的开始，两位老人很有可能就斯拉夫人和共产主义者的罪恶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最终谈话却被抵抗派谈判者们的到来打断了。对于他们的到来，舒斯特谨慎地保持着沉默，但是却听到墨索里尼说他只相信古代史，因为现代版本都被“激情”歪曲得很厉害。他还记得领袖抱怨“德国人总是把我们像奴隶一样对待，最终还是背叛了我们。”当会谈结束墨索里尼准备离开时，红衣主教没有忘记把那本《救世主传记》再次递给领袖，以免他在匆忙混乱之际疏忽了这份珍贵的礼物。不管墨索里尼对红衣主教打算捕获并拯救其灵魂的意图有何看法，他现在又改变了方向。他向几乎没有和他进行过谈判的反法西斯发言人喋喋不休地说起了德国的罪行。有消息传来，德国党卫军的将军卡尔?沃尔夫已于下午5时同意结束对盟军的抵抗。由于情况紧迫，讨论被迫终止，墨索里尼向抵抗派代表承诺说，他会在一个小时之内给他们进一步的消息。然而，一回到住处，他却准备立即带着亲信随从逃往靠近瑞士边境的科莫。他的做法可以和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与巴多利奥相比了。1943年9月8日，国王和巴多利奥把罗马和意大利人民丢弃给了入侵的纳粹分子和那些选择跟随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的法西斯分子，自己逃命去了。在科莫的36个小时之内，千疮百孔的萨罗共和国政权化为了乌有。在最后的危难时刻，墨索里尼和他的谋士无法决定是该前往瓦尔泰利纳还是该寻求瑞士的怜悯和援助。4月27日破晓前，他们继续向着科莫湖西岸前进，但是既没有朝着法西斯自吹自擂的防御工事进发，也没有向着边境前进。拉凯莱和年幼的孩子被遗弃在了科莫。墨索里尼给妻子写了一封很凄楚的信，恳求她“能原谅我对你做的那些没良心的错事。你知道，你始终都是我惟一真正爱着的女人。在这个神圣的时刻，我在上帝和我们的布鲁诺面前向你发誓。”抛开对拉凯莱不朽的爱情告白，在护送墨索里尼一起走的人之中有佩塔奇和她那个饭桶哥哥马尔切洛（他们化装成西班牙领事夫妇）。包括帕沃利尼在内的许多其他共和国法西斯分子也跟着他们离开了科莫。还有尼古拉?邦巴奇这个忠诚的伙伴始终和墨索里尼待在一起。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1910年，那时邦巴奇是切塞纳（弗利铁路沿线附近罗马涅的一座市镇）的一名社会党记者，墨索里尼当时在那里工作。邦巴奇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1921年1月，他加入了刚刚诞生的意大利共产党。但是后来，他逐渐向法西斯*统治妥协，赞成意大利征服埃塞俄比亚，同时也享受着国家的新闻津贴。1943年9月以后，他成了墨索里尼的随从之一，时常出现在费尔特里内利别墅。由于坚持主张新法西斯主义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化形式，他成为了公众人物。在这个危难时刻，他几乎成了墨索里尼的朋友，而这位领袖曾始终坚持他不需要、也不能需要友谊。邦巴奇在墨索里尼身边待到最后一刻的事实暗示着，墨索里尼来自于社会冲突和罗马涅仇恨的根源并没有被彻底斩断。然而，这支护送队伍还存在着另一层含义，仅仅用1945之后的怀旧情绪是不太容易解释清楚的。除了法西斯的车队以外，还有撤退下来的纳粹士兵前来增援，这些士兵塞满了两辆装甲车，德国空军中尉沙尔迈尔带领着他们，希望从某条小路穿过到达德国的领土。为了更好地隐瞒身份，墨索里尼决定独自和这些曾经的盟友一起走。他穿上他们的大衣，戴着德国头盔隐藏起众所周知的面貌特征，躲在卡车的驾驶室里，裹上一条毯子抵御着初春的寒意。在科莫湖和瑞士之间的乡村地区，游击队十分活跃。4月26日傍晚，大雨如注，第52加里波第旅堵住了位于栋戈南侧湖边的道路。在庞塞特，湖泊周围山峰险峻，游击队在路中间横放了一棵巨大的树干，还有岩石和碎石块，等待着看谁想从此经过。18个月以前，当墨索里尼首次在加尔尼亚诺确立自己的地位时，他曾有些懊恼地说道：“湖泊是处于河流和海洋之间的妥协状态，我不喜欢妥协。”他的预见是对的，他命中注定要死在科莫湖畔。第二天早晨6时30分，有消息在游击队中传开，一队敌军正朝这里行进。经过短暂的交火，一颗飞散的纳粹军队的子弹打死了一个正在道路上方加工大理石的无辜工人，德国要求谈判。沙尔迈尔起初打算强硬一些，但是游击队派来了增援部队。游击队还注意到，邦巴奇、戈弗雷多?科波拉、梅扎索马和鲁杰罗?罗马诺虽然都声称得到墨索地区牧师的庇护，但他们的庇护是无效的。刚过晌午，当沙尔迈尔接受了意大利人必须投降的条件后，游击队认出了那个狂热的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副总理弗朗切斯科?巴拉科，于是怀疑其他法西斯分子也混藏在这支队伍里。躁动青春 复仇与贝尼托?墨索里尼(9)下午3时，游击队允许这队人开始缓慢地前进并从这里通过，但是每个人必须出示自己的证件。正在这时，一个名叫朱塞佩?内格里的游击队员叫他们的头领乌尔巴诺?拉扎罗过来，极其自然地用当地方言（这对于法西斯民族的大同理想是一个莫大的嘲笑）说道：“我们抓到了一个大头儿！”他先把拉扎罗怀疑的注意力引到蜷在卡车后面黑暗中的一个身影，德军坚持说那个人是他们当中的一个，因为喝醉了躺在那儿。但是当拉扎罗扯掉了那个人身上的毯子，他知道他面对的是谁了。他用法西斯式的称呼喊道：“同志！”那人没有理睬他，他又喊到：“阁下！”那人还是没有吭声，于是他喊道：“贝尼托?墨索里尼骑士！”听到这最后一个称呼，那人才有了反应。拉扎罗摘掉了那个人的头盔，领袖果然出现在大家的面前。“他脸色蜡黄，目光呆滞，好像什么都没看见似的。我看得出他已精疲力竭，但不是恐惧”，拉扎罗后来回忆道，“墨索里尼似乎彻底丧失了意志，在精神上他已经死了。”他一直拿着一把机关枪和一支手枪，却没有要用它们的意思。在解除武装后，他被正式逮捕了，并被带到栋戈的市政厅。接下来的那个晚上，也是他的最后一个晚上，墨索里尼是在栋戈的兵营中度过的。在他的生命中，复仇之神的最后一次到访，实际上要比这位能力超凡的领袖所预言的那种富有戏剧色彩的形式平凡得多。其他人也被带到了栋戈：不会说西班牙语的佩塔奇兄妹俩已经无法要求外交豁免。帕沃利尼企图逃跑，但是被子弹击中，由于害怕立即毙命，他还是被拖了回来。那天傍晚，在米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领导成员桑德罗?佩尔蒂尼，最终成为1978年至1985年间意大利共和国的总统，在广播里宣布了领袖已被抓获的消息。佩尔蒂尼没有隐藏自己的观点，他在民族解放委员会上对他的同志们说，应该“像对待一条疯狗”那样把墨索里尼打死。墨索里尼生命中的最后24个小时笼罩着毫无意义的争议。其中的一个插曲是关于一个文件皮包的命运，墨索里尼被第52加里波第旅拦截的时候随身带着这个包（似乎没人问过那里面是否包括一本已被翻阅过的舒斯特写的《圣本尼迪克特》）。显然，墨索里尼到最后一刻仍很珍惜这个公文包，它里面到底装着什么东西，存在着很多说法。其中有墨索里尼对1943年7月25日那次政变中逮捕他的人所提出的诉讼材料以及他们的反诉讼材料，墨索里尼显然直到最后还很珍视这些东西。还有人声称文件里包括一些丘吉尔和其他一些人与法西斯达成妥协的信件，而这些人在战后是不想与法西斯有任何关系的。除了对那些热衷于阴谋推理的人而言之外，不管有没有证据，这样的揣测的确毫无意义。另外，还有一些人就4月27日到28日所发生的事件的确切时间和性质展开了争论。官方的记录是，墨索里尼和佩塔奇于4月28日下午16时10分在“5月24日之路”附近被枪决（这是一个地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的名字是以意大利在1915年决定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一天命名的），它就在圣吉利诺迪梅泽格拉村庄的外面。那天早晨，这对情侣在附近的一间游击队用过的农舍中团聚了。随后，一些共产党人带着从米兰那里下达的命令来到这里，要对墨索里尼进行即席判决。起初，墨索里尼还以为行刑班头领瓦尔特?奥迪西奥是来释放他和佩塔奇的。佩塔奇费力地钻进奥迪西奥简陋的菲亚特1100汽车里，她那双黑色羊皮高跟鞋很是碍事。但是，当墨索里尼被放到贝尔蒙特别墅门前，也就是行刑地点时，他“温顺地服从命令，就像一只羊羔一样”。子弹第一次没有打中目标，据奥迪西奥说，墨索里尼当时因恐惧而发抖，“在死亡面前表现出动物本能的害怕”。最终，墨索里尼倒下了，被打成了筛子。对两个人的死有好几种版本的说法。有些人说其实这两个人早就被枪毙了，可能是午前在其他地方行刑的。当在梅泽格拉的刑场行刑时，他们早已是尸体了。新法西斯政治家及记者乔治?皮萨诺坚持强调这两个人不是一起死的，共产党和他们的游击队朋友密谋把真实情况神秘化，他认为这是典型的邪恶的共产主义方式。更为浪漫的说法是，墨索里尼跃起打算保护佩塔奇，遭到看守她的人的殴打，在随后混乱的挣扎中被射死，这样一来墨索里尼在最后一刻就成了一名英勇无畏的骑士。在这个版本中，佩塔奇是后来被打死的，虽然并非有意，但也没有其他的选择了。这种说法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缺少直接证据，最相信这种说法的人完全有理由希望墨索里尼死得英勇些。值得强调的事实是，墨索里尼的死在当时并不是惟一困扰意大利的事情。游击队刚刚在栋戈射死了在庞塞特或周围地区捕获的那群人中的15个人，包括帕沃利尼、邦巴奇和泽尔比诺（意大利共和国最后一任内务部长）。当尸体被运到米兰公开展览示众时，又有8名法西斯党的尸体被运到了这里，其中包括阿基列?斯塔拉切，他在20世纪30年代一直担任着法西斯党的书记。在20年*及5年世界大战期间，根据不太精确的统计数据，死亡人数估计接近1．2万人。而墨索里尼在1940年6月欣然加入的战争本身就吞噬了40多万意大利人的生命，这其中还未包括那些在利比亚和埃塞俄比亚帝国战争以及西班牙内战期间被意大利人杀害和致残的人数。众所周知的罪恶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这些事件提供了更为重要的背景，而一些可怕的词语，如“奥斯维辛”和1945年8月后的“广岛”，可以使人们对这段历史有更加深刻的了解，它们提醒人们，人类曾经差一点跌入无底的深渊。躁动青春 复仇与贝尼托?墨索里尼(10)了解这些之后，作为历史学家，我不会为贝尼托?墨索里尼的死感到遗憾，也不打算为他的死增添一些光环（或是夸大他的独特性）。所有证据都表明，在这位*者的生命被那些子弹结束以前，他在心理、精神和政治上就已经死亡了。然而，一个恐怖的场景的确值得思索。不管是在梅泽格拉，在米兰还是在本书后文叙述的事件中，墨索里尼的结局都是很“正常”和很“传统”的。落败的*者逃到他人知道的地方，像一只老鼠一样被他的臣民逮住，臣民因他的罪行和无能又把他杀掉以示报复。这和希特勒的命运截然不同，后者在藏在柏林城下面的弹药库里自杀了，远离市民遭受的深重灾难以及征服者们经历的无限艰辛。墨索里尼的死也不同于斯大林，斯大林是在他的别墅里因中风与世长辞的，而对于他的人民和追随者来说，连他的别墅都是一个可怕的所在，这些人后来紧张地围在他床边，努力地下决心去察看他们的上司是否真的死了，并且不知道哪种选择更加安全：是应当尽早承认还是应当晚一些承认他的去世。希特勒和斯大林的生命的最后一刻夹杂着对走向毁灭的现代性的恐惧（同样，他们即将拥有的历史身份也是如此，不管是伟人或是邪恶的人）。但墨索里尼的死却并非如此。法西斯主义残害了太多的生命。在法西斯崛起并掌权的过程中，其倒行逆施的国内政策，其在利比亚和埃塞俄比亚的不义之举，其插手西班牙内战多管闲事，以及后来对于其自身来说有些特殊的二战，意大利墨索里尼的*统治早已把至少100万人送进了坟墓，或许更多。这是一份残酷的记录，而这本传记的意图也是自觉地反法西斯的。毫无疑问，我必须承认的一点是，人类所犯下的罪行、做出的蠢事以及酿成的悲剧贯穿着20世纪的历史，而墨索里尼在其中的位置却相当平凡，只不过是那些使欧洲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伤痕累累的暴君杀手中的最不起眼的一个。尽管用历史编纂学晦涩的行话来说，也能够通过“结构主义”而不是“意向主义”来有效地对希特勒等人进行剖析，但是墨索里尼却更明显地反射出了他的民族、阶级和性别的特性。很可能的一点是，希特勒等人的自由意志也像墨索里尼的一样，时常受到他们所支配的社会的束缚、限制甚至拘禁。但是我的任务是为这位领袖写一本传记，而并非记述他在当代历史上声名狼藉的*统治。因此，我必须把故事从头讲起，从意大利一个婴儿的出生讲起，看看这个名叫贝尼托?墨索里尼的男孩儿是如何地不同寻常。躁动青春 墨索里尼家族和少年时的贝尼托(1)(图)1883年7月29日是一个星期日，下午两点钟，亚历山德罗?墨索里尼和罗莎?玛尔托尼夫妇的家里发生了一件喜事：他们的儿子降生了。附近有一个小的行政中心普雷达皮奥，它位于罗马涅亚平宁山脉的山麓上，居高临下地扼守着一条从省首府弗利通往托斯卡纳的小路。墨索里尼夫妇所居住的小村庄名叫*亚，村庄的房屋就散落在普雷达皮奥这个小行政中心的下方。7月底正是意大利北部夏季最热的时候，当地的农民无疑正在关注着即将到来的收获季节的收成情况。而就在这个婴儿降生的那一刻，一个雷电击中了哈普斯堡皇室位于维也纳的美泉宫上的双头鹰标志并把它掀翻到了地上。一个匈牙利的狂热分子后来断言，这一事件似乎预示着这个婴儿的降生以及他日后对国家产生的重要影响。7月30日，这个婴儿在当地的罗马式的教堂——圣卡西亚诺教堂里接受了洗礼，并被取名为贝尼托?阿米卡尔?安德烈亚?墨索里尼。今天，游客还可以找到这个教堂（大部分是在法西斯统治时期重建的）并买到一张墨索里尼洗礼时使用的洗礼盆的纪念明信片。就是这个洗礼盆里所盛的圣水洗出了未来的领袖。尽管年轻的墨索里尼已常常显示出有别于他人的独特个性，即易怒和野心交织在一起，但*亚毕竟不是普雷达皮奥，而普雷达皮奥也不是弗利，弗利也不是博洛尼亚，博洛尼亚也不是米兰或罗马，并且这些伟大的意大利城市都不是巴黎。而墨索里尼在憧憬着这些梦想中的大都市，他的家族在附近地区也还是有一定声誉的。他们可能没有被人尊称为“先生”，但他们也应该更不愿意混同于社会的最底层。在法西斯专政的最后时期，出了无数为墨索里尼所做的圣徒传记，其中一部的作者还努力地证明墨索里尼具有贵族血统——作者声称，确有一个名叫“墨索米尼”的人于公元996年从博洛尼亚来到了威尼斯，因此，他的家族的社会地位也上升了，几个家庭成员在医学领域相继成为了知名人物，还至少出过一个圣洁的牧师，并且在证明其在“道德和公民精神方面的崇高”。这位热心而充满敬意的研究者还投入到了对有争议的墨索里尼家族史的研究之中。与贵族阶层的联姻最终使得墨索里尼家族可以使用“伯爵”这个称号，但在1560年间，身为贵族的墨索里尼家族又离开威尼斯回到了他们的祖居地罗马涅地区。对墨索里尼家族的记载在此之后有一个间断的时期。但是，墨索里尼的一位英国崇拜者又提出了新的主张，称墨索里尼家族的一个成员曾于18世纪在伦敦成为了一个作曲家并“取得了一些名声”；还有一个意大利的专家提出了他谓之的“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墨索里尼家族是真正的罗马血统。此外，还有一些对这个*者持友好或敌视态度的人也在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他“其实”是一个塞尔维亚人，或者马其顿土耳其人，或者阿根廷人，或者甚至是一个波兰籍的犹太人。20世纪20年代末，当这个*者获悉了更多关于他的家族血统的虔诚的研究结果时，他公开地对此表示不屑一顾，并劝阻他的追随者们不要把他们的研究扩展到更近的时期。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里，拥有贵族血统对一个领袖来说是难堪其重负的。但墨索里尼的这种谦虚仍然是有限度的。1943年7月，一名年轻的外交官埃吉迪奥?奥尔托纳参观了一个位于普雷达皮奥的城堡，这名城堡是由一群心存感激的民众为墨索里尼家族捐资重建的。这个年轻的外交官注意到，在这个城堡的一面墙壁的显著位置上，陈列着墨索里尼家族的家谱。奥尔托纳并没有说明家谱名录的细节，也许该名录只是更多地记录了有关墨索里尼家族发家史的一些历史事实。17世纪至18世纪期间，墨索里尼家族居住在梵蒂冈统治下的罗马涅地区与自由的托斯卡纳地区之间的高山边界地区，他们是靠租种别人的土地维持营生的小佃农。他们一般有自己租种的土地，而这些土地的拥有者是更为尊贵的一些当地贵族，如卡尔博利家族等。在墨索里尼家族中这样的成员有弗朗切斯科?墨索里尼和雅各布斯?安东尼乌斯?墨索里尼。到了19世纪末，墨索里尼家族已被迫向下迁移到波河平原，这当然是为了能够找到一个受雇于人的工作，也许同时也是受到了那些正在成长的中心城市的文化的吸引，如博洛尼亚和弗利。史上有记载的墨索里尼家族的第一人是贝尼托的祖父路易吉。当地人还记得他是极有个性的人，他常穿着国民警卫队的制服在城镇的广场上昂首阔步地四处走动。在1847年至1849年发生的政治骚乱期间，他第一次穿上这身制服。他喜欢吹牛，经常向人吹嘘自己曾在关押教皇庇护九世的监狱里干过事。对于一个曾在神学院受过教育的人来说，庇护九世的命运的确令人叹惜。从其他方面来讲，路易吉?墨索里尼也是一个失败者。他因为经济上的需要而把自己的土地卖给了他的兄弟彼得罗，在此之后又迫于生计而受雇于人。路易吉直到1908年1月才去世，那时他在家乡已经算是一个耆耆老朽了。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墨索里尼家族的社会地位当时正处于下降之中，而亚历山德罗和贝尼托所具有的那种人格和个性也应该部分地归因于他们想让其家族恢复富有和受人尊重的地位的强烈愿望。对于“贝尼托?阿米卡尔?安得烈亚”这个名字——一个奴颜婢膝的传记作者在后来说，领袖墨索里尼可以省去他的姓，理由很明显，因为苍天已经赋予了他至高无尚的荣誉，他的形象即使放在最亮的群星之中也会发出灿烂的光芒。但实际上，为这个婴儿取这样一个名字是有另外一番含义的。按照意大利农民家庭的传统，这个孩子可能会随他的祖父而取名为路易吉，之所以取贝尼托这个名字是出于对贝尼托?胡亚雷斯的崇敬。贝尼托?胡亚雷斯是墨西哥的一个革命家，他打败了哈普斯堡皇室的皇帝麦克西米连。出于对皇室的憎恨，他宣布拥护“德国”王朝。后来，在复兴运动期间，他遭到驱逐，但仍在的里雅斯特和特伦蒂诺就职，身上带有一些爱国主义的色彩。但亚历山德罗在这个名字之外还坚持要加上另外两个名字，每一个名字都代表着当地一个卓越的“社会主义者”：阿米卡尔代表着阿米卡尔?奇普里亚尼，安得烈亚代表着安得烈亚?科斯塔。母亲罗莎笃信天主教，坚持要按天主教的传统为贝尼托进行洗礼。而父亲亚历山德罗却是一个暴躁的反教权主义者和一个支持人民权利的革命者。因此，贝尼托的洗礼便真实地反映出父亲和母亲在这件事上达成的妥协。躁动青春 墨索里尼家族和少年时的贝尼托(2)在法西斯政权的统治下，许多事情都要与现实环境相适应。亚历山德罗曾干过一段时间的铁匠，于是就有人说：父亲锻造了钢铁，他的儿子锻炼了人民。然而，更有意思的是，到1883年时，墨索里尼的父亲已是当地一个知名的“社会主义者”。亚历山德罗于1854年11月11日出生在一个农场，那时，他的父亲，也就是贝尼托的祖父，还自己拥有这个农场的土地。当亚历山德罗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的时候，他就参加了当地的政治运动。1876年，他已是“艾米利亚－罗马涅地区社会主义组织代表大会”在他的家乡普雷达皮奥及邻近的梅尔多拉地区的正式代表。这些“危险分子”在博洛尼亚举行了会议，博洛尼亚是那一地区的首府，城中有着精美的柱廊。对于亚历山德罗这样一个没见过什么世面的乡下人来说，博洛尼亚的“文化”和“历史”毫无疑问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结婚之前，亚历山德罗?墨索里尼总是很自豪地称自己是科斯塔和奇普里亚尼的追随者，甚至是朋友。这两个人都是在意大利发展社会主义的关键人物，科斯塔还在1882年成为了第一个被选入意大利议会的“社会主义者”。据说，亚历山德罗?墨索里尼支持和帮助了他的竞选运动，并且直接负责在普雷达皮奥及其周边地区动员了约几千名支持者，他们的投票在后来被证明对科斯塔的当选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科斯塔和奇普里亚尼都是激进的实践主义者，而不是理论型的*主义者。奇普里亚尼曾与加里波第在阿斯普罗蒙特作战，还在克里特岛参加了希腊反抗土耳其统治的斗争，并参加了巴黎公社。参加巴黎公社使他遭到了惩罚，他被囚禁在新喀里多尼亚岛的监狱里。他不是一个正统的“墨守陈规”的社会主义者，倒更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典型的表现是他在精神上非常崇高，但在现实中却喜欢不怎么精心准备就去发动起义。看来，迈克尔?巴枯宁对羽翼未丰的意大利社会主义的影响与卡尔?*是同样大的。科斯塔也是这样，至少在他的早期生涯里，发动革命是他的政治理念的主要内容。这样一个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名字却被后来的法西斯头子所借用，真是有点讽刺意味。1874年，科斯塔宣布，他的政治目标是“从整体上毁灭这个国家，包括它的经济、政治和宗教……废除其军队、银行和宗教仪式”。后来，他变得正统了一些，并且因其穿戴的精致和举止的得体而赢得了一些声誉。1892年，一个统一的意大利社会党成立了，而科斯塔对这个党的成立起着主要的影响作用。按照定义来解释，科斯塔和奇普里亚尼都是自觉的国际主义者，都向往人与人之间能有兄弟般关系的乌托邦，他们在大体上或者至少从理论上不屑于为意大利这个国家和民族谋取一些小小的利益。亚历山德罗?墨索里尼从未登上过全国性的政治舞台，但在当地却的确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早在1878年，他就被作为一个潜在的危险的革命者而引起警察的注意。1880年5月，他就因威胁他人人身安全和财产而受到正式的警告。据计算，作为一个激进主义分子，他在当地的出版物上一共发表了至少20篇文章，不言而喻，这对于一个只受到过一点点正规学校教育的人来说，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在他儿子统治意大利时，有人写了一部传记，称他因“批判所有的恶行和*堕落”而名扬当地。然而，1889年，他的革命热情减退了，变得更喜欢妥协。他的社会党也与当地的自由党人合作并把统治普雷达皮奥的教权主义者赶下了台。从那之后，亚历山德罗就在镇议会里供职，先后担任过很多个职务，最后官至副镇长。他有一段时间是单纯以社会党为基础，有时是和其他党派联合。1891年，为了给镇里买一台现代化的脱粒机，他非常明智地去了米兰，并且把他的长子也带去了。从那之后，他把理想与现实结合在一起，在普雷达皮奥发起成立了一个合作社，这个合作社一直存续至1898年。据记载，他还支持在镇里开通电报，支持镇里的乐队，促使镇里拿出开支补贴给当地的穷人以满足他们在医疗方面的需求。更让人吃惊的是，1900年，他正式对教皇翁贝托一世的被刺表示遗憾，称这个教皇在内心里还是一个“绅士”。然而，在自由党当政的意大利，身为一个社会党党员是有危险的。1902年发生了一场暴动，亚历山德罗虽然没有直接参加，但还是被捕并且被监禁了6个月。对此，正如给他写传记的作者所强调的那样，是“不公平的”。祖父、父亲和贝尼托都曾出于政治原因而经历过牢狱之灾，这显示出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在当时的意大利社会中的确是不同寻常的。监狱生活的经历对亚历山德罗的健康和精神都产生了影响，而妻子罗莎于1905年2月的去世，可能更让他丧失了继续做一个政治激进分子的勇气。不过，也有可能是因为他的社会地位已经发生了变化。就在罗莎去世前的几年，她继承了一笔遗产，从而使家庭的财富增加了，社会地位也随之上升。根据墨索里尼的妹妹埃德维杰的*上的记载，当地的农民开始谦恭地称呼亚历山德罗为“老板先生”。从1908年开始，这个家庭把当地的一条河流——拉比河沿岸的土地租给别人耕种，每年能收取490里拉的地租。妻子去世后，好像是在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之后，亚历山德罗离开了曾是他的政治权力根据地的普雷达皮奥，并在弗利郊区开了一家乡村旅馆，做起了小旅馆的老板。在那里，他与自己在年轻时曾追求过的一个名叫安娜?隆巴尔迪（她已恢复使用她娘家的姓）农民寡妇生活在一起。安娜?隆巴尔迪还把她的5个女儿一起带到了这个家庭，其中有一个是十几岁的小姑娘，名叫拉凯莱?圭迪。就是这个拉凯莱很快成了贝尼托的社会党同伴，并且最终成为他的原配夫人。亚历山德罗的另一个问题可能就是喝酒了。他参加过多个酒友组织，其中较早的一个名叫“酒鬼俱乐部”，他们有一个很自豪的口号，宣称其成员打算“活着工作，死了也要战斗”。虽然更多宽容的旁观者把亚历山德罗的健康问题归因于他患上了关节炎，但他儿子的政敌们却毫不怀疑亚历山德罗在晚年已是一个老酒鬼。不管真实的情况到底如何，就在这个名叫“狙击手”的带有一些爱国主义色彩（缺少了些社会主义者的国际主义精神）的小旅馆里，亚历山德罗于1910年11月去世了，享年56岁——墨索里尼家族的大多数成员都不是很长寿。去世前不久，这个小旅馆老板想让他的长子在从事教师工作的间隙回家到小旅馆里当侍者。这当然使儿子很不高兴：“那是多么糟糕的事情啊！一名教师……一个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屈尊来做一个从事简单工作的侍者。”无论年轻时曾有过多么高的革命热情，晚年已成为有产阶级和小生意人的亚历山德罗?墨索里尼已不再热衷于坚持平等的原则，转而关注起能体现个人情况的不同阶级和社会地位之间的复杂的差别了，特别是与有产阶级的差别。躁动青春 墨索里尼家族和少年时的贝尼托(3)但是，墨索里尼家族里总是存在着政治冲突。在这方面，一个有影响力的家庭成员是罗莎?玛尔托尼，即亚历山德罗的妻子和墨索里尼的母亲。在法西斯统治时间，罗莎?玛尔托尼被描述为“领袖的母亲”，代表着她的孩子们尤其是贝尼托“回忆中最美好的情景（并且这最美好的情景是永恒的）”。罗莎?玛尔托尼生于1858年4月22日，她的背景和世界观与丈夫是不一样的。后来的一本传记夸大其词地声称，她的父亲是一名兽医，经常谦恭并尽其所能地带一些药品给当地的牲畜治病，并且还在离弗利3公里的一个村子里为当地农民传授科学知识。但是，除了拉凯莱以外，圭迪的姐妹们却都认为罗莎的父亲并不识字。罗莎?玛尔托尼家的社会地位稍高，这样她就接受了一些学校教育。事实上，1876年，18岁的罗莎获得了一个可以在小学里任教的文凭。后来，在法西斯传记作家为她所做的传记里，把她的从教称为“现有的适合妇女从事的最崇高的职业”。第二年，她被安排在*亚村任教，这个村里的家庭居住比较散落，村里人把小学校舍称为瓦拉诺。罗莎当时的薪水是每月50里拉，虽然非常微薄，但比一个农民的收入还是要高一些，而一个农村姑娘更是不可能挣到这么多钱。从罗莎?玛尔托尼于1894年写给普雷达皮奥议会的一封信中，我们就可以了解有关那个学校的情况（墨索里尼的家庭可能住在与校舍相邻的两间房子里）。她在信中请求议会为校舍装上窗户，因为冬天狂风会把雪花吹进教室，弄得她和学生满身都是，她因此还让学生们把教室封死了。让罗莎的父母感到沮丧和后悔的是，就是在*亚这个小村子里，他们多才而能干的女儿遇到了亚历山德罗?墨索里尼并“下嫁”给了他。因为在他们所在的小圈子里，他们家很可能算是惟一上进的“知识分子”。1882年1月，两人举行了宗教仪式喜结连理，这的确有些让人吃惊，因为不仅是亚历山德罗?墨索里尼本人经常在平时的革命性的言辞中对宗教仪式表示不屑，而且就连他们的长子后来也长时间远离宗教仪式。罗莎是远近闻名的虔诚信徒。她常带着心爱的贝尼托按照宗教节日的日程安排参加宗教活动，这让墨索里尼后来在需要的时候也会打起天主教的幌子，称其为“我儿时的宗教信仰”（尽管他在其他场合也曾坦言，他讨厌熏香和信徒身上的气味以及摇曳不定的烛光和管风琴的嗡嗡声）。后来一个传记作者这样声称，年轻的墨索里尼喜欢阅读《圣经》，并且至少能说出《利未记》和《民数记》中的一些名字。成年之后，他的记忆力仍然非常精确，这也证明了他的确有很好的智力和理解力。罗莎?玛尔托尼对宗教的虔诚是传统型的，并且意志非常坚定。她的教学方法也有些类似。1900年，她向她的上级解释道：“在教授地理课时，我采用的是最为合理的方法，尽量避免拘泥于复杂的命名，因为这样只会在学生的头脑中留下一些抽象和无用的概念，而这些概念在学生头脑中也只能是停留片刻然后就被忘得一干二净了。而关于历史课，我则着重于对学生情操的陶冶，把塑造学生的性格放在首位，让他们有坚强的意志和决心。”她还特别补充说，如果教室里的灯光不是那么昏暗并且照明能够更有保证的话，她的教学方法将会更加有效。一个狂热分子后来宣称，墨索里尼具有的那种勤奋和自助精神与塞缪尔?斯迈尔斯所提倡的精神有很多共同之处。但是事实上，在墨索里尼家族中，罗莎?玛尔托尼是最明显的“维多利亚式”的保守派，是一个“改良主义”的忠实信徒。虽然自己并没有获得提升，但她却是一个好教师，与丈夫相比，她在当地更为人们所尊重。到她46岁去世时，她已经为自己的职业和家庭做出了很大的牺牲。举行葬礼时，为她送葬的队伍超过了1000人，这足以证明她的努力和奉献，以及墨索里尼家族的声望。到了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的宣传家们喜欢宣传“领袖在每一个场合都要赞扬意大利妇女，领袖的母亲和妻子是意大利妇女的典型代表，她们在平静和家庭生活中经历着历史，正是她们让领袖了解了意大利的妇女”。另外一个容易轻信的传记作家甚至回忆说，罗莎曾送给幼时的贝尼托一只小白兔作为宠物，他非常喜欢，还常常亲吻它的温暖的粉红色鼻子。更为典型的是，这些已经作古的作家们还会补充说，在婴幼儿时期经历过这些带有预示性的事件之后，墨索里尼已经神秘地汲取了意大利妇女的精神，并把其中的精髓用自己的坚强的男子汉气质表现了出来。然而，另外一个对墨索里尼更为狂热的传记作者却很不屑一顾地宣称：“对于墨索里尼来说，父亲亚历山德罗?墨索里尼和和母亲罗莎?玛尔托尼的作用就像是约翰（施洗者）对基督的作用一样。他们只是上帝和历史的工具，被赋予的任务就是照看一个最伟大民族的弥赛亚”。然而，这是对墨索里尼的父母施加给他们的儿子的影响的一种武断的曲解。除了充当监护人之外，亚历山德罗夫妇还把他们的许多态度、观念和习惯传给了墨索里尼。反过来，墨索里尼思想中的一些混乱和折衷主义也反映出父母间真实存在的世界观上的差别。家里还有两个弟弟妹妹住在瓦拉诺校舍隔壁的房子里。最小的是个女孩，名叫埃德维杰，生于1888年11月10日。她很少公开参与哥哥的生活，但却承担起了监护墨索里尼的孩子的角色，成了一个合格的姑妈。她也凭借自己的能力和良好的判断力而受到墨索里尼的尊敬。更显眼一些的是墨索里尼的二弟阿纳尔多，他出生于1885年1月11日，比贝尼托小18个月。好几年里，兄弟俩与同龄的孩子一样，一起睡在一张铁架床上（据称床是由身为铁匠的父亲做的，并且从照片来看，这张床还装饰有男小天使和葡萄）。兄弟俩在有生之年关系一直非常好，直到阿纳尔多于1931年12月21日早逝，享年46岁（与他母亲的寿命一样）。虽然阿纳尔多已习惯于谦恭地介绍自己为“小墨索里尼”，但他通常是他哥哥的一个关键的密探——成年之后，他与哥哥多年来一直在每天晚上10点钟通电话——他可能是贝尼托惟一一直最为信任的人。相比之下，墨索里尼的长子维托里奥却从来没有完全得到过父亲的信任。躁动青春 墨索里尼家族和少年时的贝尼托(4)像贝尼托?阿米卡尔?安德烈亚一样，父亲也给阿纳尔多起了一个很革命的名字。于是就有人夸耀说，这证明亚历山德罗?墨索里尼的政治经验、社会地位和野心都有所增长。阿纳尔多?达?布雷夏是12世纪的一个反对等级差别的清教异教徒，因叛乱而被基督教会绞死。在19世纪的意大利，反教权主义者都把他当作“民间自由的传道者”来纪念。除了在起名过程中试图从历史中寻找灵感和渊源之外，另一件事也反映出墨索里尼家的社会地位的上升：阿纳尔多不是罗莎亲自带大的，而是由一个农妇奶妈带大的。虽然取了一个异教徒的名字，但他可没有成长为一个异教徒。他在教育方面受到母亲很大影响，当然父亲的影响也是有的。他比哥哥长得敦实得多，但是到1920年之后，他看上去已经不怎么健康，总是气喘吁吁的。阿纳尔多的额头比贝尼托的更高一些，再加上他的稍稍凹进去的下巴，都表明他是墨索里尼家的一员。阿纳尔多在大学里主攻农业科目。1902年，他大学毕业了，并因此有资格称自己是“墨索里尼博士”，而他确实也曾适时地这么称呼过自己。阿纳尔多曾跟随哥哥出国前往瑞士，并在那里做过劳工和园丁。1905年底，母亲去世，阿纳尔多匆匆地赶回家。但让他感到沮丧的是，他还是没有能及时赶回来最后拥抱母亲一次。他当时正受雇为人传授多种农业技术，先是在切塞纳，后来又到过盛行天主教的威尼托地区。他于1909年结婚，并在此后的10年里先后养育了3个孩子。1914年，他转行到当地的行政机关工作，谋得了一个公共秘书的职位。1918年，他所在的镇陷落到了奥地利人手中，于是他被征召（不是自愿的）参加了意大利陆军。此后不久，得益于他的教育层次和阶级地位，阿纳尔多被送到军官学校学习。这样，他很平静地度过了这场战争，并且成了一名中尉，这个军衔可比当时还是下士的贝尼托?墨索里尼高多了。不管参军或服役给了阿纳尔多?墨索里尼多少东西，他一直都坚信他家庭里的长幼等级要比国家权力的等级更为重要。他很快就开始帮助兄长了，一方面是出于法西斯信仰的原因，更多的还是出于世俗的观念——他的哥哥还记得，阿纳尔多花在照顾贝尼托的家庭上的时间要比照顾贝尼托本人的时间更多一些。一个法西斯的唱颂歌者补充说，阿纳尔多像个影子一样不离左右，但他却“没有妨碍伟大的兄长的身体运动”。还有人天真地说，惟有贝尼托?墨索里尼比阿纳尔多更加了解意大利人民，他是老师的老师。事实上，阿纳尔多?墨索里尼还有另外一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他对宗教的虔诚，他的政治观点是带有教权主义色彩的。他妻子的兄弟还是一个牧师，最终为墨索里尼已经长大的孩子施行了洗礼。对于法西斯对社会和精神革命的攻击的真实性，分析家们仍有争议。但值得一提的是，阿纳尔多对现状还是满意的，当然也包括教会，也许还包括国家的现状。小墨索里尼不是一个革命型的人。不管是在普雷达皮奥还是在周边地区，人们都记得他是一个“好家伙”。而他的哥哥则恰恰相反，是个有名的“坏家伙”。法西斯喜欢宣传说，墨索里尼“来自于人民，并且了解人民所有的渴望。”当然，墨索里尼一家的背景是有些特殊，它并不能涵盖意大利其他的时期，以及其他的社会阶层和地区。然而，从任何关于墨索里尼的个性和思想的读物中，仍然能够发现有关他的家庭以及罗马涅地区这个他出生的小地方的一些痕迹。当阿纳尔多和贝尼托?墨索里尼进行一些亲密的谈话时，他们会像意大利其他家庭的兄弟一样，很自然地用方言交谈。这种在语言使用方面的偏爱也反映出意大利在当时出现的一些新事物及存在的缺点。1883年，现代意大利还没有经历完一代人的时间，它定都罗马的时间也没有超过10年。类似的，现代意大利语也是刚刚形成。现在的语言历史学家称，1860年意大利统一的时候，只有2．5％的意大利人（大约60万人）能够轻松而自愿地使用民族语言。当时和之后的民族主义者承认，意大利的统一是很自然的事情，并且自豪地确信意大利民族是一个原发性的民族，而亚平宁半岛上的人种血统也具有永恒的一致性。但事实上却不是这样。虽然法西斯分子们在鼓吹罗马的永恒特征和文艺复兴运动的辉煌，但由自由主义统治的意大利实际上却是一个脆弱的国家。在国际上，意大利被要求扮演的是一个暧昧的、甚至是可怕的“最弱的大国”的角色。在贝尼托出生前14个月，意大利的外交家就促使意大利与德意志帝国和哈普斯堡皇室统治下的奥地利结成了三国同盟。这是一个奇怪的同盟，正像民族统一主义者叫喊的那样，复兴运动或者叫国家统一事业还没有完成，因为奥地利还统治着的里雅斯特和特伦蒂诺。既然这段时期是帝国主义时代，那些掌握政府权力的人就在深思：也许民族统一主义者的热情可以被削减，而欧洲的紧张局势可以被转嫁到非洲和更广的世界范围内。1883年，保守的伦理学家及政客悉尼?松尼诺为意大利规划了一个“宏伟的殖民未来”，而意大利的外交部长帕斯夸莱?斯塔尼斯劳?曼奇尼——一个那不勒斯人，也积极地投入到为帝国规划掠夺计划的过程中。1885年1月，他派遣一支伯萨利尼联队占领了红海沿岸港口马萨瓦，自此开始了对厄立特里亚的占领，并使之后来成为意大利的殖民地。从这个荒僻之地到广袤而脆弱、仍处在中世纪的埃塞俄比亚王国，也许意大利可以在所有这些土地上展现现代帝国的光荣、神圣和财富，同时也可以向意大利人证明，对意大利来说，参加奥地利和德国组成的联盟要比参加敌人的联盟更加有利可图。躁动青春 墨索里尼家族和少年时的贝尼托(5)这些国际形势的变化也对墨索里尼家族成员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影响。自由党更加直接地与他们接触，一个突出的议题是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加富尔和他的自由党朋友们组织了一个反教权主义组织，他们的一项主要纲领就是“现代化”，而意大利的统一违背了以教皇庇护九世（1846～1878）为首的梵蒂冈教廷的意愿，并且也对他们造成了伤害。19世纪80年代，在位的教皇是列奥十三世（死于1903年）。他在当选后，变成了一个年老的反动分子。异教徒或持无神论的自由党此前在罗马篡位并夺取了政权，而他们的政权后来被颠覆了，现在还不清楚是否是教会策划颠覆了他们的政权。1883年时意大利的总理是阿戈斯蒂诺?德普雷蒂斯，他是一个伦巴第族人，同时也是一个共济会会员。他提倡多数派的变化论（指由多数派政府吸收各派人士参加，以免出现真正的反对派），即提倡一种非意识形态的政治路线，从而为自己赢得了声誉。他的政府成员来自中间派别，同时，他还通过不断的联盟过程来收买左翼和右翼的“极端主义”反对派。他自己当然是最佳的领导者，他非常熟练地为这些反对派提供下议院议员的位子作为好处和报偿，从而把这些人拉入统治阶层的主体内（这种做法被一些伦理学家看做是“*”）。德普雷蒂斯留下的遗产是持久的——在大多数人看来，1946年之后的意大利共和国仍旧保持着他的非意识形态的传统——但是，在19世纪80年代，他的做法仍遭到了批评和挑战。意大利当时的选民人数很少，只占到全国人口的2％，因此也很容易控制。1882年1月，德普雷蒂斯自己也承认社会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源自欧洲更为工业化的部分，并通过选举改革的方式从北部扩展到了意大利半岛。这种变化让参与选举的人口比例增加到了7％。但德普雷蒂斯仍然有办法把这一数字控制得比较低，因为意大利的农民绝大部分都是大字不识一个的文盲，所以他的办法就是规定选民必须能够识字。德普雷蒂斯以及之后的几任总理——德普雷蒂斯于19世纪80年代在任，90年代是弗朗切斯科?克里斯皮，而于1903～1914年在位并成名的是乔瓦尼?焦利蒂——都承认，对于这样小规模的选民，仍然可以通过传统的手段进行“控制”。然而，从19世纪80年代之后，所有的意大利政治家们都必然要专注于当时的“社会问题”：占人口多数的大众仍然游离在他们的政治体系之外。怎样才能把这些大众安全地“国有化”，从而把他们转变成为忠实的意大利国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此后的一段时间之前，这一问题一直是意大利政界所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统治意大利的自由党有两个主要的敌人，每个敌人都注定创立他们自己的现代的大众政党。正如前文提及的那样，一个是由天主教徒组成的，他们主张要么恢复教皇的统治权力，要么建立一种像《新事通谕》里描述的那种天主教的*政治。另一个敌人是由“社会主义分子”组成的，类似安德烈亚?科斯塔和亚历山德罗?墨索里尼之类的人物，他们主张进行政治革命，甚至是更加可怕的社会革命。如何用一个可以容忍的政治体系把这些敌人收纳进来，并且避免陷入“混乱”以及避免让有产阶级交出他们的财富、土地、专业技术和知识？有必要使用强力手段来解决问题吗？早在1876年，伦巴第族的自由党人及金融家马尔科?明盖蒂就在思考有必要成立一个“所有保守势力的联盟”以集合起来对抗“社会主义分子们的主张”。对于意大利的社会主义的成长来说，从波河河谷延伸至亚得里亚海的埃米利亚－罗曼尼亚地区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事实上，早在1881年，安德烈亚?科斯塔就成立了“罗马涅革命社会党”，这也是他从无政府主义转向在意大利建立完全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第一步。同样，法西斯的宣传家们也不断地强调他们的领袖及其家庭也具有“罗马涅”的特质。铁匠亚历山德罗被想像为“一个充满勇气但是又很谦逊的罗马涅之子，并且像那片土地一样热情”。贝尼托则被称为“罗马涅灵魂的载体”。在1942年法西斯统治的黑暗日子里，还出版了一些有关“领袖与罗马涅”的照片，并且严肃地加以解释说，墨索里尼家族已经在这片土地上耕耘了3个多世纪。这些堂皇的言辞反映出了什么事情？我们需要回顾一下历史。在16世纪和17世纪之间，多个公爵领地上朝代的更替让梵蒂冈获得了从亚平宁半岛的分水岭一直到波河的广大地区的统治权。但是，从多个意义上讲，这些土地仍旧躺在“山的那一边”。这一地区的气候差别很大，波河河谷的大雾在冬季会笼罩在平原地区的上空长达几个月都不散去，这对阳光明媚的罗马来说是不可想像的。尽管这个尚处在早期的现代国家还有许多弱点——没有几个国家比教皇的统治还要脆弱和不稳定——但类似费拉拉和博洛尼亚这样的城市的居民仍然有一种强烈的城市身份的感觉，并且对来自罗马的无能、残酷的“外国”政府的统治心怀怨恨和不满。罗马涅地区的人在当时就像是一群异见分子——无政府主义在这一地区一度非常盛行，而共和主义在接下来的自由党执政的时期也很活跃。然而，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确保了作为一种现代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在罗马涅地区找到了适合其成长的最肥沃的土壤。它对革命做出的许诺对于城镇里的知识分子来说颇具吸引力，尤其是那些人口在1万左右的小镇里的知识分子。贝尼托?墨索里尼曾在弗利编辑《阶级斗争报》，那时他没有什么别的目的，就是想在政治上练练手，以便有一天能够获得提升而到博洛尼亚去。这一地区的一位历史学家称，到1900年时，博洛尼亚“虽未被官方承认，但已是意大利的文化首都”，并成为了工业“首都”都灵、商业首都米兰以及行政首都罗马的竞争者。可以预见，在那之后，博洛尼亚的知识分子们也在努力地想把自己与都灵、米兰和罗马的竞争对手们区别开来。躁动青春 墨索里尼家族和少年时的贝尼托(6)但是罗马涅的社会主义渗入农业的方式却是令人吃惊和与众不同的，年轻的卡尔?*轻视地宣称，如果像他们那样把农民们一个个地独立开来，就像是马铃薯一个个都不长在一起一样。波河河谷的农业也像意大利其他地区在早期那样感受到了资本主义的影响。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罗马涅腹地也陷入了经济危机之中。旧时代的小佃农们也在社会阶层的阶梯上被赶上赶下，但更多的人落入了更低的社会阶层，因为当时的农业生产方式已经演化为所有者按日雇佣劳动者的形式（也即今天所谓的匿名公司的形式）。正如现代的一位历史学家所说：“博洛尼亚平原或者是范围更小的丘陵地区的农业，也像其他地区一样变得产业化了”。当时，社会主义者们提出的预言是很有道理的，他们称工人阶级正在一步步地走向贫穷，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资方与劳动者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1901年，博洛尼亚已有的农村组织联合组成了农民工会，成员达到了25万。换句话说，当旧的世纪成为过去之时，不管是在城镇还是在乡村，博洛尼亚地区的任何“新人”都有可能会称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而年轻的贝尼托?墨索里尼就是这样。1903年5月1日（劳动节），年仅19岁的墨索里尼出版了一首写给巴贝夫的十四行诗。巴贝夫是一个“共产主义先锋”，曾于1796年在巴黎发动了一场旨在推翻政府的“平等阴谋”，失败后被送上了断头台。在这首诗里，墨索里尼歌颂了巴贝夫在巴黎发动革命的那段伟大而令人悲哀的日子，歌颂了他就义前的笑容。墨索里尼写道：“临死前，他的眼中仍然闪动着，一个社会主义者的信念，以及对即将到来的新世纪的憧憬”。在他自己的新世纪里，墨索里尼正在梦想着也发动一次起义，而他自己则将在起义中起到导航灯的作用。但是，对于贝尼托?阿米卡尔?安德烈亚这个自觉的、年轻的革命者和知识分子来说，如何才能登上人生的这一舞台呢？在墨索里尼的专政统治下，他在婴幼儿时期的成长过程也不可避免地被严重神化了，出现了无数个流派的奴性作家来强调他的天才和与众不同，而这些都是为了证明“领袖永远是领袖”，并且即使不再往前追溯，从他出生时起他的行为就已经“像一个真正的罗马人”。一个后来转变成法西斯政权的御用文人的家族旧友宣称：“当贝尼托?墨索里尼还是个婴儿的时候，他就表现出对学习和精神沉思的极大的热情。”很难对类似的证据加以解释，但很明显不能根据其表面意思来理解。然而，第一个有关墨索里尼幼时的故事是一个心理学上的阴谋。墨索里尼这个未来的演说家直到过完3岁生日之后才开始学说话。这把他的父母急坏了，带着他到弗利去找耳科、鼻科和喉科的专家给他检查，估计这一趟的花费也不会少（这对一个农民家庭来说是难以支付和想象的）。据称，医生告诉母亲罗莎：“不用担心，很快他就会说个不停的。”一个现代心理学家更加担心，惟恐墨索里尼的这种晚熟是由于家庭环境不好造成的——毕竟，就连墨索里尼这个虔诚的社会主义者在为父亲所写的讣告中也承认，从总体上讲，亚历山德罗的一生是不成功的——但是，他可能会吃惊地发现罗莎和亚历山德罗夫妇其实是非常和睦的。然而，年轻的贝尼托的成长道路与同一地区的同一社会阶层的孩子相比并没有什么两样。但据说他比较“骄野”，这更证明了他先天具备的领导素质。法西斯对墨索里尼儿童时代的描述集中在他带领着一帮顽童在当地的农场上撒野，或者会把他描述成一个儿童哲人，经常坐在圣卡西亚诺外面的一棵老橡树下深思（这棵老橡树在1945年之后被出于复仇目的的反法西斯者砍倒了），或者描述他在哗哗流淌的拉比河畔深思。而墨索里尼自己更是说那是他一生中所度过的最美好的时光。惟一能显示墨索里尼这个男孩的与众不同之处的是，当他9岁的时候，在经过了一番家庭争论之后，他被送到了位于法恩扎的一所教徒学校里寄宿学习。按照当时的标准，这算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学校了。学校位于从弗利到博洛尼亚的铁路沿线上的一个城镇里，而这个城镇是过了弗利之后的第二个城镇。学校有200多个学生。学生的年龄差别也很大，小的只有6岁，大的则将近20岁。为墨索里尼选择这所学校，除了反映出墨索里尼家族的雄心之外，也反映出罗莎?玛尔托尼在这件事情上有更大的影响力——贝尼托声称，是当地一个有权势的佐利家族的一个“顽固的”女人让母亲罗莎把她的宝贝儿子送到了这所学校。贝尼托身处那些天主教神父之中艰难地熬过了两年。除了宗教之外，让他感到难受的还有与宗教无法分开的课程。当然，在*亚，甚至在普雷达皮奥，墨索里尼一家都是受人尊敬的人。但是在法恩扎，光是城里的一座铁桥就足以让乡下人感到惊奇了，而那些好市民们更是不容易接受从城市外的荒蛮之地来的一个下等人。墨索里尼痛苦地回忆说，在教徒中间，他还被分在第三等级，即最低的等级。身处第三等级真是让人感到羞辱，尤其是在上课、就餐、穿衣和住宿安排方面。总而言之，学校的那些神父们好像对他父亲亚历山德罗的名声心怀敌意似的，常对他们的学生恶言相加，完全忘记了她母亲是一个虔诚的信徒。在他们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行为下，年轻的贝尼托成为他们不喜欢和虐待的目标。即使这样，在经过几次公开的抗争之后，贝尼托回忆说，学校的伙食有所改善了。躁动青春 墨索里尼家族和少年时的贝尼托(7)结果是，这个男孩与老师们的冲突也就在所难免了。有一次，在与同学发生轻微争吵的过程中，墨索里尼这个当时还不满11岁的小孩拔出一把小刀刺中了同学的手，之后是一阵喊叫和哭闹。而一个暴怒的神父对这个未来的领袖说，他的灵魂像煤一样黑，并且罚他当晚到外面与学校的看门狗睡在一起（后来一位仁慈的老师帮他避免了这种可怕的遭遇）。由于相信暴力并且难以控制，墨索里尼在此后的某个时间被学校开除了。这一事件倒成为法西斯分子、反法西斯者以及善写耸人听闻的传记作家们的共同素材了。还有一些分析家决心要证明，当时在这个未来的领袖面前只有一条路可走。对于这些分析家来说，这一事件也是有利的论据。通过墨索里尼在法恩扎上学的经历得出太过明确的有关他的本性的结论是有问题的。1894年暑假结束后，墨索里尼转到福林波波利的一所国立学校。福林波波利是罗马涅平原上另一座城市，但不是很有名。在这所学校里，墨索里尼竟然成了一个模范学生（尽管他又因另外一起刺伤人的事件而惹了点儿麻烦）。这所学校名叫“焦苏埃?卡尔杜齐学校”，是以意大利伟大的自由主义者及爱国诗人卡尔杜齐的名字命名的，并且这位诗人的兄弟瓦尔弗雷德?卡尔杜齐还担任学校的领导。在这所学校，贝尼托还真于1901年的夏天通过了各门考试（虽然有时也是挣扎着才通过）。墨索里尼的毕业成绩单显示，他的教育学、语言、文学以及“品德”等课程的成绩最好，而农业和数学的成绩最糟。他还在音乐方面有所发展，音乐不仅成了他终生的兴趣，而且他当时甚至说想寻找一份相关的职业以做一名专业的音乐家——他说他的目标是要谱出一首能表达“宇宙万物运动”的曲子。1899年，墨索里尼参加了在优美的山区小镇贝尔蒂诺罗举行的“树之节”活动，从当时拍摄的照片上能看到他在吹奏短号。这让后来的政治家常回忆起他在福林波波利的日子。事实上，这所学校给了他第一次在公众面前出名的机会。1901年初，墨索里尼被选中代表学校去参加一个纪念威尔第的演说活动，朱塞佩?威尔第是意大利复兴时期的英雄和作曲家。社会主义者所办的全国性日报《前进报》用一篇3行的短篇消息报道了这一事件，并郑重地说明活动中的短号手是“学生同志墨索里尼”。而博洛尼亚一份名为《零钱报》的日报也报道说：“那个男孩的演说赢得了许多掌声，即使人们误以为他的名字是贝尼托?墨索里诺。”尽管墨索里尼的辩论技艺不错，但学校的会计仍然把一张22里拉68分的未付账单送到了墨索里尼家所在镇的镇长那里，以催促墨索里尼家赶快付款。墨索里尼的一位校友于20世纪30年代间发表了一份报道，回忆墨索里尼是一个骄傲但在通常情况下常沉默寡言的男孩，并且喜欢穿黑色的衣服扎黑色的领带以便与其他学生区别开来。他的脸色有些苍白，但却因为热情、喜欢运动和跳舞而名扬校内。当他还是一个在校男孩的时候，就自夸说自己曾花50分进过弗利的妓院，并且已经失去了童贞。他甚至说，这件事让他怀有罪恶感，但同时也激起了他强烈的*。他还跟朋友们说自己是一个写诗的好手，但总是把写好的诗稿撕碎。他还让别人知道，自己总是在思考一些深刻的问题。他的口袋里装着一个印有卡尔?*肖像的像章，就像他的护身符一样总是带在身边。墨索里尼突出的眼睛每天总是热情地散发着光芒。他还开始蓄起了一片小胡须，并且一直保留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但他的胡须却从未长得像他父亲的那样茂盛）。他的记忆力超群，课程中有必须学习的但丁的作品，而他却把它转变为自己的一个武器。据说，他喜欢在深夜穿过福林波波利黑暗而寂静的街道，高颂着但丁的《地狱篇》（《神曲》第一部）中的诗句，看起来好像是在攻击挡在他面前的房屋的墙壁一样。他尤其喜欢但丁那些含有恶言抨击的作品。完成学业时的贝尼托?墨索里尼年轻、聪明、愤怒、雄心勃勃，有时有些暴力倾向（像他周围的社会环境一样），从许多方面看都处于社会的不利地位，但是却注定有幸生活在一个能够让他的独特才能发挥作用的时代。像历史上的许多政治家一样，他在许多方面也都被说成是“本阶层的第一人”。他怎样才能实现对自己许下的诺言呢？怎样才能安慰自己的愤怒和雄心呢？怎样才能从“本阶层的第一人”转变成为重要的社会生活中首屈一指的人物呢？他如何才能找到一条通往大世界的路呢？答案会是当老师教书吗？在他的学生时期的最后几个月里，墨索里尼就已经作为一名学生老师而协助授课了，据说教的是历史课。而1901年，母亲的职业看来也要注定成为他未来的职业了（阿纳尔多也曾当过一段时间的教师）。在当时的意大利社会，到学校教书同样能赢得人们相当的尊重，并且对他来说至少还可以到稍高层次的学校去任教。这一点可以从1910年5月份学校在一个学期结束时在福林波波利举行的一个庆祝活动中得到体现。这个活动是为庆祝“诗人的兄弟”——校领导瓦尔弗雷德?卡尔杜齐在这所学校任教满20年而举办的。当时的贝尼托?墨索里尼已获得了一个光荣的头衔——社会主义者创办的全国性日报《前进报》驻弗利记者，并且负责报道此事。他报道说，市长主持了庄重的仪式，卡尔杜齐老师戴着一块金表手拿着祝贺名册出现了。他以前的学生从那一地区的各个地方赶来与他们以前的老师在宴会上欢聚。市里安排了一个招待会，接着还在市剧院举行了一场音乐会。当然，在此之后还为演讲和祝酒留出了充裕的时间。躁动青春 墨索里尼家族和少年时的贝尼托(8)在10年前，年轻的学校毕业生会知道他有一天将赢得这样的尊重吗？1901年12月，墨索里尼在一本教师杂志的增刊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作品：一篇对俄国小说的赞赏性评论。在之后的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最可能从事的职业就是去做一名教师了——并且，如果他的最终伴侣拉凯莱的记忆力可信的话，当他们的第4个孩子出生后，他就想让她以“教授”来称呼自己了。但是，年轻的贝尼托?墨索里尼还有另一个伟大的理想——从政。但他仍然处于进退两难的局面之中——怎样才能把这两种职业结合起来呢？理想的解决方法就在当地。年轻的贝尼托，这个拿着“文凭”的“毕业生”，在数次申请教师职位失败之后，想在普雷达皮奥市政府里谋求一个秘书的职位。他的申请被认真地进行了研究，并且议会还就此事进行了投票，而亚历山德罗则在投票过程中自觉地回避了。但是，贝尼托最终还是因为太年轻和缺乏候选人经历而以10比4的投票结果落选了，看来他只能去当教师了。据说，亚历山德罗鼓励儿子不要灰心，干脆走出去、到外面的世界去。他说，他的儿子没准会成为“明天的克里斯皮”。1902年2月，皮耶韦—萨利塞托地区（是瓜尔蒂耶里—艾米利亚的一部分）的一所小学校里有一个空缺的教师职位。这个学校离家有100多公里，但仍然位于意大利的红土地带之内。于是，墨索里尼离开父母，到这个小学校当起了教师，据说这还是亚历山德罗的介绍信发挥的作用。墨索里尼最终也承认，他在当老师时干得不怎么好。同时，他还谴责说，学生的教科书里也留下了反动的教权主义者的印迹，甚至在社会主义者控制的市镇也未能幸免。他还对在培养学生的原创精神方面的失败做出了解释。而其他人则说，他在当地任教时，很多时间是待在“兄弟会酒馆”里饮酒打牌度过的。而且，由于墨索里尼对纪律的看法接近于自由主义分子，因此他遭到了当地学生家长的抵制。6月份，他发现他的任教合同没有被续签。究其原因，激进的教学方法可能还在其次，更重要的可能是发生在他身上的丑闻：他与当地一名士兵的妻子发生了奸情。无论如何，年轻的教师已经在考虑准备离开波河河谷这个小世界了。1901年5月，墨索里尼申请了出国护照。他家的经济情况不错，在市镇上名声也很好，因此他顺利地拿到了护照。他通知6月初刚刚回到家乡的一个朋友说，他很快就要实现“不仅在但丁的土地上居住过，而且还要在特尔的土地上居住”。1902年7月9日，贝尼托?墨索里尼教授——一个小学教师，出发前往瑞士边界了。母亲为他准备了路费，这些路费相当于她近一个月的工资。墨索里尼说他只对“他的女人”说了再见，之后他再也没见到过她。根据他自己的回忆，他曾在一次争吵中刺伤了她的胳膊。当她真的再次见到丈夫时，她会非常高兴的。在缓慢行进的火车上，墨索里尼从一张报纸上得知父亲被捕了，但这场家庭危机并没有动摇他愤然离开意大利的决心。在1914年之前的10年里，数以百万计的意大利人离开了意大利。他回忆说，他乘坐的火车也挤满了出国的人。墨索里尼下决心要成为一个移民了，他将在异国庆祝他的19岁生日。躁动青春 移民和社会主义者(1)(图)在穿越瑞士边界时，墨索里尼走的是一条被千千万万意大利人走过的路。从1896年到1905年的10年间，400万余名意大利人移民国外，而在之后的10年里，移民总数增加至600万。最初的移民多是经由意大利北部进入欧洲的。而当新世纪开始的时候，有一批移民开始从意大利南部出发，美国和拉丁美洲开始成为他们的首选目的地。此外，还有许多移民前往瑞士、法国、德国和奥地利。例如，在1902年，就有50233名墨索里尼的同乡（绝大多数都是男子）前往瑞士，而墨索里尼只是其中的一个。在此后的10年里，墨索里尼还在奥地利的特伦蒂诺待过一段时间。他还想过要去美国或者马达加斯加，但后者看起来是一个不太可能的选择。1903年，他告诉一个朋友说，自己正在考虑去非洲过上20年——这样就可以避免被征召入伍了。1910年末，他和拉凯莱还讨论过要一起去美国，后来因为发现她有可能已经怀孕而放弃了这个设想。意大利移民一般都是年轻男子。在1896年至1905的10年间，移民中的男子几乎是女子的5倍。移民们一般把自己看做是“旅居者”，或者叫做“候鸟”，他们努力工作并且忍受着剥削。无论是先出来还是后出来的同胞，现在都知道他们所在新国家的风俗习惯，也能够为了自己的利益来对自己进行调整。这些移民们都打算着有一天能够更加聪明而富有地返回家乡。通常情况下，意大利的移民会像墨索里尼一样不止一次地出国和返乡，这就需要有点冒险精神。对于许多人来说，出国的过程就像是当了一段学徒，或者说得更好听些，像是被征召入伍了一段时间。这段历程大多是悲惨的，并且不可预知。边界上的生活就像是一个开幕式，移民们最终能够“发财”并在完全成年后荣归故里。这些移民们没有什么国籍观念，好像现代的意大利这个国家与他们的希望和恐惧都毫无关系似的。每个移民在离开意大利时都带着发财的梦想和精神的解放，但每一个移民的命运却又是不一样的。国外生活的经历更加剧了两性的差别并支撑起了传统的家长制度——已有的习惯和信仰在年轻的墨索里尼的思想中得到了确认。更加明显的一个问题是国籍，这也是事关一个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国家的政治利益的问题，即这些移民到底是认同那些接收他们的国家，还是认同意大利。这里有一个有些奇怪并且带些讽刺意味的可能，即虽然移民们是因为意大利这个单一民族国家不能够在眼下为他们提供生计、也不能够在未来为他们提供机会才移民国外的，但移*动却的的确确促进了意大利人的“国民化”进程。从定义上讲，在一个现代国家里，移民的过程包括统计、造表和评估等程序。这些移民离开了意大利和自己的家乡，但不管是接收他们的国家还是意大利政府的代表，在与移民接触的时候都称他们是“意大利人”。那些与他们混居的人们也都是这么称呼他们的。有关身份的问题总是不那么简单。有时“拉丁人”愿意聚居在一起，好像他们仍是罗马帝国的臣民。“意大利人”更是经常成立一些俱乐部和各种协会，并且这些组织都是由来自同一个地区、同一个城市或者同一个村庄的移民建立的，而组织中的成员则是由返回家乡的亲属的传统的“移民链”约束的。但不管怎样，“意大利”这个词是无法从移民的词汇中消失的。事实上，正如一个移民所说的那样，正是因为移民到了拉丁美洲，他才知道自己是一个意大利人。后来的意大利法西斯政权里有很多重要的人物都有这种逐渐地认同自己的意大利国籍的经历，例如曾担任法西斯工会头目的埃德蒙多?罗索尼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出生于1884年，比墨索里尼小一岁，家乡位于离普雷达皮奥不远的费拉拉省内的一个小村庄。在一次劳工运动中，他与意大利警察发生了一次小冲突，之后他便移民去了美国。在那里，到1912年的时候，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民族主义者，坚持认为成立“一个严格的意大利工人阶级联盟”是战胜资本家老板并使他自己的事业有所进步的最好途径。另外一个在美国的意大利移民是阿梅里戈?杜米尼，他于1924年成为臭名昭著的法西斯军队的头目，并杀害了社会党议员贾科莫?马泰奥蒂，从而制造了法西斯政权最大的公共丑闻。杜米尼实际上属于第二代移民，他于1896年出生在圣路易斯，但后来又被送回意大利接受了一些教育。在那之后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杜米尼在意大利陆军服役，并逐渐变成了一个民族主义者。最初，墨索里尼自己并没有走上这些类型的移民之路，他是一个社会党成员。他的父亲亚历山德罗在一篇引以为自豪的发表在当地报纸上的一篇短文里，谴责了意大利把他的公民赶出这个国家的可耻之举——据亚历山德罗称，*亚村里的9户人家共约50人都移民去了巴西，遭罪是肯定的，客死他乡也未可知。他警告说，黄热病正在热带地区蔓延。当时以及此后，*主义的理论把移民解释为一个跨国剥削的过程，资产阶级通过这种方法在国内和国外同时压低工人的工资和各种条件。事实上，艾米利亚－罗马涅地区的移民并不是很多。在大多数明白的*主义者看来，这些移民中还有很多叛徒和破坏工人运动的人。在墨索里尼看来，他移民到瑞士并没有违背社会主义思想。然而，他移民国外可以算是一种变相的放逐。除了带有年轻人的冒险想法之外，这同时也表达了他对意大利这个国家的一种蔑视，因为在这个国家里，他被认为是不值得雇用的人。在他的新住所里，墨索里尼所有的想法都是要忠诚于社会主义组织，因为他们在他远离家乡的时候为他提供了一个家。在到达瑞士短短几周之后，他就开始定期为一份名为《劳动者的未来》的日报写文章了。墨索里尼曾对一个朋友说，他当时正与一位来自洛桑的律师蒂托?巴尔博尼共同编辑那份报纸（事实上，那份报纸的编辑和意大利社会党的书记就在瑞士）。墨索里尼没有得到编辑的位置，但他确是一个勤快的作者和天生的记者，在到达瑞士后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他就发表了9篇文章。躁动青春 移民和社会主义者(2)从这个意义上讲，墨索里尼是一种“知识分子移民”。1902年，自由党统治的意大利的各个公共机构都在许多“最好的和最聪明的”新一代移民的挑战下被搞得声名狼藉，并且这种状况至少要持续到1915年5月意大利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根据当时主要的社会学家们的研究，在世纪之交的意大利，每1000个居民中就有0．74个律师，而在管理很好并且很有秩序的普鲁士，这个数字只是0．12。1900年，意大利议会里每32个社会党成员中就有27个称他们自己为“教授”，意思是他们已经取得了一些课程的毕业证并有资格到学校任教。从这些详细的数字中，悲观的保守派人物朱斯蒂诺?福尔图纳托得出了一个明显的结论，对意大利如何才能把它的人民“国民化”这一问题感到绝望。他猛烈抨击新形式的“知识型无产阶级”，认为他们比经济型无产阶级更加卑劣，更具威胁性，而一些极端的政治派别的加入更是增加了他们的活跃性和不稳定的因素。墨索里尼当然不是大学里培养出来的律师，但是他也要求被称呼为“教授”，并且大胆宣传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自由和责任，称知识分子是精明和积极的，并时刻准备着“革命”。他预测他的世界是一个范围很广的世界。事实上，在为《劳动者的未来》所写的第一篇文章里，他就把欧洲资产阶级因威尼斯钟楼的倒塌而产生的惊慌沮丧与他们对奥斯曼帝国屠杀亚美尼亚人所表现出来的宽容进行了对比（事实上，墨索里尼的文章颇具攻击性，称这座古代的纪念碑“没有什么明显的建筑风格”。）他还补充说，*的库尔德人还有好色的特点，他们把亚美尼亚的妇女们绑起来，并对她们施以“说不出口的暴行”。他还用带着修辞色彩的语言问道：文明何时才能战胜邪恶？而他的答案是：“拥有经济特权的单一的社会阶层统治其他阶层的这种*的消失，将意味着狂热和盲信以及种族歧视的终结，然后所有的人都将团结如兄弟。”从一开始，“墨索里尼教授”就很喜欢就每个问题都发表自己的意见。用今天的话来说，他是一个“喋喋不休”的人，并且一点也不会感到不好意思，一定要让他人感觉到他的存在。他接受的实际教育的面可能比较窄，但他却是厚颜无耻。在他21岁生日之前，不管自己实际上多么缺乏经验，他总是非常的好斗，希望自己能够成为那些知识分子中的一员。正如一位同时代的人所精确描述的那样，他“视其他所有的知识分子为敌人或者竞争者”。但是这种知识分子的称号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有关他在移居瑞士期间的经历，有一件事颇有争议，即他在1904年时是否参加了瓦尔弗雷德?佩瑞多在洛桑大学开办的课程。佩瑞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分子，他因提出“创造性的精英”的假设而成为一个世界知名的人物：那些有活力和意愿的人注定是统治者。他也因此而最终被宣布为法西斯理论的鼻祖。在法西斯统治时期，官方的宣传说墨索里尼听过佩瑞多的课，但是有人对此表示怀疑，而他当然没有参加过任何考试。也许，他是否听过课、他关注的范围和他的理解力水平都不是很重要的，真正重要的是这位曾经当过教师的人一直在从他周围的环境中吸取着精神食粮，无论他对环境中一些观点的了解是多么的不确定。事实上，墨索里尼去瑞士这件事的性质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放逐和一个经济移民的交织混和。有一段时期，墨索里尼身无居所，只好在公园的长椅上过夜，或者找一份不稳定的工作，如建筑临时工、屠夫或者帮助别人卖酒。（尽管他很快就被提升去做行政工作，但至少他的一个同龄人注意到，这个假冒的工人的双手还是又白又嫩的）。有时候，墨索里尼想洗洗手可却找不到洗手的地方。他还记得有一个以前的雇主让他特别生气，因为他嫌墨索里尼这个工人穿得太好了。他还欠过不少债并且难以还清，有的是欠已回到罗马涅地区的朋友的，也有的是欠新认识的朋友的。他还病倒过，可能是由于流落他乡孤苦零丁再加上人生地不熟而造成的。后来就有传言，说他曾在什么地方感染上了梅毒。反法西斯者从那以后也宣称墨索里尼曾经干过小偷小摸的事。据称，墨索里尼曾经偷过一个朋友的手表，但这件事也有可能不是真的。他也曾与一个学医的波兰学生有过一段带点异国情调的恋爱。1903年，他还在洛桑与一个离婚的女人发生了不怎么浪漫的两性关系，但是正如他向一个男性朋友解释的那样，这只是“为了满足肉体而不是精神的需要”。最后，在1903年，他收到了母亲生病的消息，于是在10月到12月的这段时间里，他急匆匆地赶回了家。这次回家让他有机会拜访旧友（他还发现，家乡的生活节奏与移民国外的生活节奏大不相同），而在与家人团聚时，时年已经18岁的弟弟阿纳尔多也想出国。这样，再次出国时他就带上弟弟一起去了。这些并不是惟一的选择。生活的转折，剥夺与希望的转换，与家人、家庭和家乡从未间断的联系，以及一个新世界的吸引，所有这些交织在一起，成为那个时代年轻的男性移民者所熟悉的经历。当然，其他移民国外的人都没有成为意大利的*者，所以，不管他的自我评价如何值得怀疑，也不管他所谓的“知识分子的流浪”是出于多么利己的想法，毕竟墨索里尼已经开始形成他的一些主体观点和行事模式了。对于这个移民来说，社会主义至少在口头上已经成为他生活的核心。在墨索里尼回到母亲床前的那段日子里，他曾夸大其辞地向一个学友解释道：“11月底之前，我将再次打起行囊前往那未知的世界，因为参加社会主义运动已经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项基本需求。如果停下来的话，那我真的会死去的。”而其他人也开始承认他的重要性了。罗马的一份自由派报纸《论坛报》在1904年的4月份刊登了一篇文章，报道了墨索里尼与警察发生的一次冲突，在文章中他被描述为当地社会主义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墨索里尼宣称社会主义理念是他的基本信条，那么这个年轻人心中的社会主义到底是由哪些部分组成的呢？躁动青春 移民和社会主义者(3)年轻的墨索里尼的信念体系中最为突出和持久的特点在当时被称为“最高纲领主义”，这是对革命行动的一种承诺，早在30年前就被科斯塔和奇普里亚尼所推崇。相反，墨索里尼常常表达自己对那些持“改良”观点的温和派的蔑视，如于1892年创立社会党的创始人之一的菲利波?图拉蒂，他此时已是下议院的议员了。图拉蒂的可敬以及他人对他的尊敬对墨索里尼这个充满活力的年轻革命者来说都没有什么吸引力。对他来说，国家的权力机构自然而然的就是他的敌人。因此，在墨索里尼移民瑞士期间总是与警察之间不断发生麻烦也就丝毫不会令人感到吃惊了。他被逮捕、监禁、被从一个省驱逐到另一个省，有一次甚至在被关押10天之后被驱逐到了意大利的北部边境城市科莫的附近。但是，他立即在那里买了一张火车票又返回了卢加诺，然后再次*并且利用法律和秩序的力量来为自己辩解，但很快又不得不出于安全而到巴尔博尼和其他社会党的朋友家里去避难。这些经历只会让他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更加明确和坚定。他在《劳动者的未来》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宣布了自己的路线：“我们没有单一的模式。我们只希望党能够回到它原始的斗争方法上来，并且能够引导一种不可替代的战斗精神去打破已有的秩序，而不会因为进行政治或金钱的交易而弄脏了自己的双手……”墨索里尼是一个极端主义者，并且他认为自己还是一个纯粹主义者，有资格使用奇普里亚尼和年轻时的科斯塔的名义。在自己所写的诗歌里，他对遇难的同志表示庄重的哀悼，号召对那些加害他们的人进行复仇。他是一个共和主义者，在一份名为《无产者》的报纸上，他嘲笑了那些君主们，呼吁立即推翻他们的统治。国会在他看来也不过是一个上演滑稽剧的机构，正直的人们有一天也必须把它摧毁，而那些指望它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只不过是在自欺欺人罢了。墨索里尼还是一个反教权主义者。在瑞士10年期间的后期，他还写了一篇题为《红衣主教的情人》的文章，把教会描述成一个满是*、伪善和谋杀的地方。1910年的时候，这些在他的心目中已经算不上什么新鲜的观点了。在他离家在外过的第一个圣诞节期间，他就为《劳动者的未来》写了一篇抨击教会的自私和腐化的文章，把基督所受的苦难与他在人间的代表们的自私和腐化的生活进行了对比，还宣称，如果有机会的话，他将“诅咒”教会这些人并把他们“痛打一顿”。那时他可能没有想到，这些人日后竟然成为了他的朋友或者盟友。几个月之后，他更是大胆地对“修道院里的恐怖”进行了道德上的评说。相比之下，他在*亚小村里时还只是拥有天真的狂热，而移民到了瑞士后，社会主义的影响正在膨胀并有可能迅速地取代他的宗教信仰。墨索里尼的演说也满是类似的主题和态度（他宣称要把每个星期天都用来发表政治演说）。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尖锐的反教权主义态度，并最终于1904年3月25日在洛桑与一位名叫阿尔弗雷多?塔利亚拉泰拉的新教牧师之间展开了一场公开的辩论。在演讲的开始部分，墨索里尼引用了布鲁诺、莱布尼兹、罗伯斯庇尔、培根、伽俐略等一大堆已故的伟大思想家的观点来作为自己的论据。然而，这种知识分子的早熟还不是全部的内容。据说，这位未来的意大利领袖在结束自己的演讲时，还专横地站在一张桌子上足足有5分钟，以这种方式来挑战全能的上帝并显示他自己。而上帝没有理睬这些噪音和这位亵渎他的年轻人。更为明智一些的社会主义者认为，宗教问题最好还是留给个人去讨论，而痛恨牧师等神职人员的传统也正在过时。墨索里尼公开地把这种温和态度描述为趋炎附势和倒退。他更是进一步向年龄更老一些的、经验也更为老道的埃米尔?范德维尔德发起了攻击，此人是一个改良派，最后当上了比利时的外交大臣。当然，这个年轻的社会主义者用这种尖锐的态度来攻击教会和神权的举动也有令人不解的一面。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会是这么鲁莽地想问题吗？一个心中装着人民福祉的社会主义者对待那么多人所持的信仰的态度会是这么凶猛好斗吗？反教权主义者在对待看不见的敌人（至少上帝已经被算做一个）时不也是掩饰着自己的野心、用一个肤浅的承诺为自由和平等戴上一个面具吗？社会主义者们就党的路线中有关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与他们的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产生了争论，而争论的背后隐藏的却是上面提到的那些问题。如果反教权主义只是一个社会主义理论家研究的问题，那么一个更大的问题则把国家也包含了进去。*主义的教条认为，社会主义从定义上来说是国际主义，而社会主义的胜利将解放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因此，每过10年，国家都会采用更为现代的政治形式，而民族文化也将传至欧洲各地。而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可以是通过人员的交流，也可以通过教育——这是每个国家通往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这个时代里，农民（还包括一些工人）都可以变成法国人、德国人等等。当时，社会主义者说自己是在领导潮流，他们谴责侵略主义，不重视民族主义者的对抗，甚至多次庄重地*以显示他们的“国际主义”。他们还承诺发动一场总*以削弱资产阶级发动战争的能力，而在更为美好的未来，工人是不能杀害其他工人的。但是，就在这些社会主义者的想法和实践的表面之下，民族主义的暗流却正在回漩涌动。不久之后，这股暗流的强大力量就会把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和最复杂的德国社会*党的领导层一扫而光。1914年8月初，德国社会*党的议会成员全部给德国政府投了战争信任票。年轻的墨索里尼是如何解释自己在国家这一问题上的态度的呢？躁动青春 移民和社会主义者(4)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有一些天真，有一些自私，还有一些矛盾。上文已经提到过，墨索里尼在理论上是一个狂热的国际主义者。然而，虽然他相信正统的*主义理论，虽然当时意大利的民族化进程相比意大利以北的一些国家来说更加软弱无力，但认同意大利国籍的观念却也开始见诸于他的言行之中了。当墨索里尼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他就曾经为意大利发生全国性的大危机而兴奋过整整一个月。当时，埃塞俄比亚人在埃德华之战中击溃了意大利军队，从而使总理克里斯皮为意大利帝国拟定的计划破产。在那之后，意大利没有像欧洲其他国家在非洲的其他地方的做法那样，重整旗鼓再去报战败之仇，而是偃旗息鼓带着羞辱从孟尼利克皇帝二世的领地撤回了国内。墨索里尼对瑞士这个国家也是比较了解的。他习惯于去了解当地的社会主义者，不管他们是瑞士人还是从意大利来的。语言是如此基础的一件事情，“我在学校学过法语”，他天真地思考：“但是我却理解不了（在瑞士，他周围的人讲法语），大概是我的耳朵不适于听外国语言的发音吧。”至少，根据他自己的讲述，他的法语口语很快有了提高，而且他一生中都喜欢经常读一读法语。然而，瑞士的气氛与意大利是不同的，并且，这种气氛已经浸染了那些说意大利语的瑞士人。这是一个天生的适合改良主义的国家。墨索里尼抱怨说，瑞士人太安逸于他们的生活了，他们不喜欢真正的革命。他们天生就不是他的同伙。带着一些不安，墨索里尼在那些意大利移民者中间寻找着属于一个流亡知识分子的安慰。毕竟瑞士对于许多流亡的人来说是一个落脚之地，在这些人中间就有列宁，他从俄国警察的手里逃了出来，重新开始了流亡知识分子的生活。在这个相对自由的环境里，列宁能够集中精力筹划发动革命，并逃离国内的派系之争。在赶回家去看望生病的母亲的途中，墨索里尼还翻译了俄国无政府主义的代表克鲁泡特金的一篇作品，希望这些流亡的异见分子能够承认他的地位。从意大利回到瑞士后，墨索里尼多了几分沉着，他开始在坚持最高纲领主义的意大利社会主义者中活动。这些人包括贾基诺?梅诺蒂?塞拉蒂，还有一个俄国的流亡者安杰利卡?巴拉巴诺芙，她是来自俄国南部贵族家庭的一个年轻人。墨索里尼那时和安杰利卡?巴拉巴诺芙一起工作，而她后来也公开指责墨索里尼背叛了社会主义事业，还挖苦他是一个“专为金钱工作的人、犹大、该隐”。巴拉巴诺芙还花时间教墨索里尼学习基本的哲学，所用的方法是一问一答和死记硬背。比如她说出费希特的名字，他就回答：“命题、反命题、综合”；她说：“黑格尔”，墨索里尼就回答：“论点、反论点、合题”；她说：“*”，他就说：“需要、工作、阶级斗争”。他的女老师后来带着些恶意很尖锐地评价墨索里尼说：“他认为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领导者，而他的内心想法与他在现实生活中的谦卑地位却让他产生了一种被夸大的自怜和命运不公的感觉。”此时，墨索里尼开始阅读有关工团主义运动的著作了。工团主义不同于社会主义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10年时的意大利非常盛行。他浏览了乔治斯?索列尔的著作。此人是一个被疏远了的法国旧官僚和工团主义理论家，他相信“神话”的力量，并且认为通过带有战略性的言辞的煽动，再加上民众遭受苦难的现实，很容易就可以把民众引向暴力活动。墨索里尼的思想的可塑性还是太强了，不管以何种方式，也不管在什么地方，他在文化和社会两个方面想揭竿而起的那种野心都太*裸了，哪怕是在这个或那个学校当个助手都让人放心不下。但是，在瑞士的最后一年里，他的话语里多了些工团主义的内容，这些内容都可以在他此后的思想中寻找到踪迹。一遇到合适的刺激物，他就会努力地重新捡起这些内容。突然间，在1904年的最后几个月，墨索里尼结束了他在瑞士的流亡生活，留下弟弟阿纳尔多在伯尔尼独自谋生，自己又回到了家乡。人们现在还不太清楚他这次回家的目的。他母亲的健康状况仍然没有什么改善，在母亲床前尽孝可能是他做出这一决定的部分原因（罗莎还是慷慨地给她这个移民国外的长子送去补贴）。另外一个解释是从政治方面给出的。当时意大利对逃避兵役者实行了大赦，趁此机会，墨索里尼决定回国应征参加意大利陆军。过去他曾经说过，移民到较远一点的地方是为了避免被征召入伍。1904年3月，意大利国家曾传唤他到博洛尼亚，但他没有注意到这个传唤。后来，一个军事法庭以逃避国家兵役罪对他进行了缺席审判。而此时，看来他可以轻易地洗去身上背负的不爱国和逃避兵役的恶名了。他被编入了伯萨利尼联队，这是意大利陆军中一支纪律严明的精锐部队。他甚至有点沾沾自喜了。同样，我们也不应对他的行动感到吃惊。意大利陆军在当时对应征入伍者还是颇具吸引力的，也许可以称之为“国立学校”，这当然也是一个能够增加男人价值的地方（同时也使意大利社会中的在贫穷或者富有阶层中都很常见的暴力活动合法化了）。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墨索里尼在参军这个幌子下混了短短的两年。并且，在刚开始服役的时候，部队还慷慨地给了他两个月的假期，让他回去看望临终的母亲。在此之前，他收到泰米斯托克莱?佐利写给他的一封信，说他母亲感染上了脑膜炎。罗莎最后在病床上倒没经受太长时间的痛苦，她不到一周就去世了。躁动青春 移民和社会主义者(5)据说，贝尼托跪在母亲床前恳求她原谅他的任性，并请求她保佑自己的未来。母亲已经不能说话了，但还是从他那不同寻常的头饰上认出了他，她把那件头饰拥抱了很多次。据说，墨索里尼被母亲的去世彻底地击垮了，他悲痛地说：“母亲是我惟一真正爱过的人，她曾经离我那么近，现在又舍我而去了。”他努力地克制自己的悲哀，但是：“在这痛苦的时刻，我只有在任何人都难免一死这一永恒的规律面前屈服。我想在这种宿命中找到一些安慰，但最具安慰性的哲理都不足以填补我永远失去亲人而产生的空虚。”为罗莎写传记的法西斯作家更加煽情地说，墨索里尼母亲的去世等于是借此机会把她的儿子托付给了意大利，但是同时又给她所有的孩子留下了“回忆中最美好的情景，并且这最美好的情景是永恒的”。据说，在墨索里尼从瑞士返回意大利之前，母亲罗莎就曾写信给他，劝他能够安分守己一些。有一段时间，他的极端激进主义好像真的有所收敛。在母亲去世后一周，他给部队的指挥官写了一封信并表达了他作为一名士兵的爱国热情，希望能够为了国家而做好准备以抗击可能来自北方的野蛮人的入侵。1906年9月，他的服役期结束了，他又重新当起了教师。1907年11月，他通过了博洛尼亚大学设立的一个考试项目，从而提高了自己的任教资格，教起了中级法语。但他仍是一个叛逆者。据说，他叼着香烟，带着一副吊儿郎当的神情走进考场，这个样子把其他老师都惊呆了。但在其他方面，他的生活看起来却是无精打采的。他准备做一家之主了，妹妹埃德维杰要嫁给普雷米尔科勒的一个小店主，他对此也表示欢迎。与过去相比，他现在对出租土地赚回的租金收入更加感兴趣。在一些人的眼里，他当教师的表现也比以前好多了。1908年7月，当他从利古里亚区的教师职位离职时，还享受了公众宴会相送的礼遇。然而，墨索里尼并不是一个受人尊重的人，他毕竟很难改变自己*不羁的生活方式。他的性生活仍是非常混乱，当他前往位于意大利北部边境的托尔梅佐任教的时候，有谣言说他有一个出生后很快就夭折了的私生子。墨索里尼一生中只有一次喝酒过量（这是他的敌人说的）。虽然发表的文章有所减少，但他还是一个社会主义极端分子（也是一个反教权主义者），他对演讲的兴趣并没有减退。例如，乌迪内当地的报纸还弄错了他的名字，把他描述为“热情洋溢的革命家教师博索里尼”。这个社会主义极端分子还临时准备了一篇长达45分钟的有关异教徒乔达诺?布鲁诺的长篇大论。这个演讲是如此富于灵感，以至于当演讲结束时，他的同志们高唱着工人的赞歌并到当地牧师的家门外示威。最后，他们高喊着崇敬布鲁诺和永远支持当时法国的反教权主义者的口号结束了示威。在奥内利亚，墨索里尼有了特别的理由来重振他的政治生涯。他在一所私人的天主教学校里任教，与塞拉蒂兄弟俩一起住在城里。卢乔?塞拉蒂编辑一份当地的社会主义周刊《锉刀》，墨索里尼很快就在刊物上发表了内容广泛的多篇文章。他又可以变成一个天真的乡下人了，比如，他哀悼爱国小手册《心》的作者埃德蒙多?德?亚米契斯，并回忆说这是他年轻时最喜爱读的书。他还在复活节期间发表了一篇文章，谴责基督教的一些节日完全漠视真正的劳动者，他习惯的政治行为方式也在这篇文章里暴露无遗（这篇文章对他的雇主不可能有什么吸引力）。他还说只有“白痴”才会相信圣经里的故事。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敏感地为“知识分子”辩护：给社会主义带来麻烦的不是知识分子，而是那些“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却不知道为什么”的人。他为这份周刊《锉刀》所写的最具野心的文章是一篇纪念*逝世25周年的长篇评论。在这篇评论里，墨索里尼把这位社会主义之父当作一个极端主义分子、同时又是一个“科学的”和务实的人来赞美。他的文章充满热情，并推出这样一个结论：一个阶级是永远不会放弃自己的特权的，除非它被强制这么做。他还毫无疑问地证明：最终的斗争必将是暴力的和“灾难性的”，因为不遭受沉重的打击，资本家是不会投降的。墨索里尼还是觉得教书不如政治那么有吸引力。像以前一样，他在奥内利亚任教的合同也很短命，于是他又开始想去找点更好的事情做。像其他许多野心勃勃的年轻人一样，他也想找到一个愿意资助他的人。于是，他很有礼貌地征询塞拉蒂，问他能否在曼托瓦再发行一份报纸，如果合适的话，墨索里尼请求塞拉蒂让自己去做。但这次申请并没有成功，于是他无奈地回到了家乡。他推测革命已经发展到了罗马涅地区，于是就在家乡向他用来发表文章的周刊《锉刀》的读者们宣扬革命精神。然而，一次*、一些尖锐的演说和一次争吵又导致他被逮捕并锒铛入狱，后经人呼吁才被放了出来。经历这些事件之后，墨索里尼回到了父亲亚历山德罗位于弗利附近的家里，又开始转向文化方面的研究。他为一份工团主义的报纸《自由专栏》撰写讲解克洛普施托克的诗歌的文章，还在一份地区性文化杂志《罗马尼阿思考》上为尼采辩护，说尼采其实是一个乐观的知识分子，他的作品是对生活的一种赞美。躁动青春 移民和社会主义者(6)当记者们还在消化他的独特观点的时候，年仅25岁的墨索里尼找到了迄今为止最好的一份工作：他的资助人塞拉蒂和巴拉巴诺芙推荐他为社会党在奥地利统治的特伦蒂诺地区的书记，并负责编辑社会党在当地的报纸。1909年1月22日，《劳动者的未来》告诉它的读者们来了一位新同志：“贝尼托?墨索里尼除了是一位经过证实的战士之外，还是一个热情的宣传家，在反教权主义方面尤其擅长。他是一个有文化的年轻人，并且，对我们的社会主义运动极为有利的一点是，他精通德语。”为他写传记的一位最具学究气的意大利作家把此事写得更为简单：“从心理学上讲，墨索里尼到特伦托去任职就像他干其他工作一样，是出于一种冒险的精神和寻找一种新奇的感觉的想法，说得更简单些，也是为了生计。”特伦托是一个有3万人口的城市，那里曾发生过反宗教改革。墨索里尼对在这里的生活的描述是混杂的。他说他在那里从事的工作的要求并不是很高，但他必须发表很多演说，演说场所常常是在啤酒馆里。这不是他很喜欢的*场所，因为他已经宣布戒酒了（事实上，按照一些心怀叵测的朋友的说法，他已经患上了抑郁症）。那个城市里有3份互相竞争的刊物。一份是社会主义者办的报纸；另一份是天主教的报纸；还有一份是民族主义者凯萨?巴蒂斯蒂办的《*》，后来成为“意大利国家战争烈士”的机关报。这3份报纸经常利用各自的版面相互攻击，虽然墨索里尼不赞成这样，但他还是在巴蒂斯蒂的《*》工作了，并且很快就开始为报纸写文章了。据他自己说，当地的社会主义者对他的热情表示怀疑，并且不喜欢他的个性。为了打发时间，他还“按照坡的方法”拼凑了一些短故事。为了能找到一份私人法语教师的工作，他还满市里跑着张贴小广告，并且保证自己有“快捷而可靠的教学方法”。不管怎样，在特伦托生活还是有好处的。其中之一就是警察对他的干预不会像在意大利那么多。此外，他还可以在市里的图书馆看看书（这个图书馆从上午9点开放到晚上10点，订有40种日报和8种杂志，涵盖了欧洲4种主要的语言）。所以这个城市要比弗利好得多，后者是一个无知的“到处是卖猪和紫苜蓿者的城市”。不管怎样，特伦托是墨索里尼生活过的最大的城市。这是一个最清楚地拥有自己的文化和历史的城市，在1918年之后注定要成为南蒂罗尔（或者像意大利的爱国者们要求的那样叫它上阿迪杰）的首都。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个地方对于墨索里尼的重要性，是普雷达皮奥、奥内利亚、托尔梅佐、甚至弗利都不具有的。由于奥地利的一些重大事件都发生在这里，所以它在当代政治史上也有很重要的意义。奥匈帝国的哈普斯堡皇帝对于“欧洲的美好时期”这一概念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奥地利式的社会主义”的一些主要的拥护者，如奥托?鲍尔和卡尔?雷纳等，也在寻找一条能够打破困境的正确路线，即怎样才能把*主义与现代国家联系起来。在范围更广的知识界，克利姆特、舍恩贝格和弗洛伊德等人也都允许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去挑战巴黎作为欧洲文化中心的地位。维也纳的市长卡尔?卢埃格尔一方面支持民众，一方面操纵反犹太主义，是另一种形式的现代性的先锋，并赢得了阿道夫?希特勒（生于1889年）的赞赏。1909年的希特勒还是一个失败的艺术家，正处在他命运的最低点。并且，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当时都还互相不知道对方的存在。虽然他们后来相互成为了盟友，但如果当时他们互相知道的话，那么毫无疑问他们都会蔑视对方的文化、个性和政治观点。有关维也纳的争论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淡化了，但有关特伦托的争论却起来了，在国家形成这一问题中，这个城市处于一个进退两难的位置。在南蒂罗尔地区的某个地方，意大利语和德语在此交汇。也就是说，在当地，一个农户所说的方言可能带有德语的成份，而另一个农户的方言却可能带有拉丁语的因素。那么，这种语言上的边界在政治上应当怎么样对待呢？是否应当让这种语言边界与国界一致起来呢？意大利的“民族统一主义者”（那些想“赢回”未收回的意大利领土的人）为了彰显特伦托的重要意义，于1896年在特伦托竖起了一尊但丁的塑像——但丁被奉为新的、“第三个”意大利的国家象征。即使是那些最有名望的意大利资产阶级的代表也希望从被他们称为“天才和伟大的、令人鼓舞的领袖”的但丁那里得到些东西。如果这种“种族的”民族主义理论被人们接受的话，那么它对于一息尚存的哈普斯堡皇室的多民族帝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于意大利和奥匈帝国已经加入三国联盟这一事实又意味着什么？怎么样才能把国家事务与其他的政治理念统一起来呢？社会主义就不用说了，还有天主教。当时奥地利是现代“基督教*”或者“基督教社会主义”成长和成熟的地方，而阿尔奇德?德?加斯佩里，这位在二战后成为意大利总理的基督教*派也是在这个地方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并且因为主张教权主义而让墨索里尼愤怒不已。墨索里尼只在特伦托待了8个月，但是就在这期间，他带着他那种就任何问题都喜欢发表意见的厚颜无耻的积极态度，观察并亲自参加了许多辩论，而且搅乱了这个城市的本来的沉寂。躁动青春 移民和社会主义者(7)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墨索里尼就各种问题匆忙写就了一系列的文章，这只是给后来的分析家们带了许多麻烦，因为很难把他的各种观点统一起来。墨索里尼还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反教权主义者。过去他只是带些尖锐的玩世不恭的态度，而此时则是喜欢有意地亵渎神灵了，他在文章中写道：“我敢打赌，许多天主教徒和相当多的牧师会更喜欢一份好牛排，而不是耶稣。”他忘记了自己也曾经在军队服过役，此时又站在了明确地批判军国主义的立场上，他写道：“恐怖的章鱼用它那上千根粘糊糊的触手不停地吮吸着人民的鲜血和精华。”他鼓吹社会主义。尽管他也曾随母亲去教堂听过布道，但是他在《劳动者的未来》上发表的第一篇社论还是把宗教全盘否定了：“社会主义意味着个人觉悟的提升和净化，但其结果需要一系列的努力才能实现。事实上，从专业人员到普通工人，每个人都可以为社会主义大厦添砖加瓦，每天为社会主义做一件事情，从而为推翻现存的社会作准备。”实际上，由于派系斗争和分裂持续困扰着社会主义运动，所以做一个社会主义者比这里讲述的要困难得多。有一次，墨索里尼说自己是个工团主义者，但是，1907年，工团主义的支持者塞尔焦?帕农齐奥和奥里韦蒂宣布与意大利主流的社会党脱离关系。现在，墨索里尼决定不再做一个工团主义者了，一方面是害怕，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工团主义能够证实其未来的道路。他解释说，尽管难以理解乔治?索雷尔，但毕竟他还是一个主要的哲学家。墨索里尼说，要弄懂他的逻辑，就像要理解德国作曲家瓦格纳的旋律的主题一样困难，因此非得需要一种坚忍不拔的精神才行。罗伯托?米歇尔斯是另外一个经常就各界精英在历史中的角色进行评论的评论家，他也是值得重视的。当然，墨索里尼还是非常重视*，但还有与这位社会主义之父同等重要的人物，那就是查尔斯?达尔文，他们两个都宣扬“用斗争来反对传统、权威和教条”的思想。无论如何，当时都存在不止一个*似的人物。墨索里尼宣称，最具吸引力的是年轻时的*，因为他“首先是一个见诸行动的人”，宣扬“当前，一个人不应当只是研究世界，更要去改变它”。如果区分谁是正确的社会主义者有些不太合适的话，那么在特伦托，另外一个不可忽略的问题就是民族差别的问题了。在这一点上，墨索里尼的立场也是摇摆不定的。对社会主义虔诚的时候，他会记得*主义者都是国际主义者，承诺将解救全世界的工人阶级。而爱国主义是“迷信”，是由资产阶级一手操纵的。在一次演说中，他对听众说，真正的无产阶级是“在定义和基本需要上就反对爱国主义的”。但是，要想保持这种纯粹的清白是非常困难的。当德国的同志们要与意大利的同志们打交道时，他们总是不太礼貌。墨索里尼写道：很明显，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已被民族主义玷污了。并且，德国人从总体上都低估了意大利移民对中欧的工人阶级所做出的贡献。是否拒绝德国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一直是一个核心问题。此外，他的散文中还出现了一个同样比较模糊的结论。“斯拉夫人”在他们的“文明和灵魂”中就包含着“悲剧”。意大利人也像“南方的其他民族”一样，是“怀疑论者”和“宿命论者”。但是，他们也有潜在的乐观的一面。当法国飞行家路易斯?布莱里奥横越英吉利海峡时，这一事件在墨索里尼看来象征着“拉丁人的天才和勇气”的胜利，同时也证明了科学的现代人拥有无限的潜力。他认为，为了赢得对“自然、生命和宇宙”的最后胜利，人们应当拒绝派系斗争。墨索里尼的文章中还有另一个大的主题，也是他的社会主义理念中的一个复杂的因素，即他对知识分子的偏爱，以及想在知识分子中出风头的一种不安分的欲望。在与巴蒂斯蒂保持联系的同时，墨索里尼还与另外一份报纸《声音》的编辑朱塞佩?普雷佐利尼互通信件。普雷佐利尼是一个行政长官的儿子，其阶级地位和文化背景都比墨索里尼要好，但他最终也只是一个记者，并且他的政治观点也从来没有一个固定的意识形态的目的。他还以《没用的意大利人》为题记录下了自己的生活经历。1909年，他编辑的报纸《声音》在当时*的年轻人中间已经享有很高的声望。正如墨索里尼所说的那样，这些年轻人把当时的意大利总理焦利蒂以及他的自由主义形容为“无可救药的平庸”，是一个“时代的错误”和“民族的耻辱”。墨索里尼自己订阅了这份报纸，并且，在他的新乐队的一次演出中，他还公开地力劝特伦托的人们也订阅该报。墨索里尼称，普雷佐利尼是一个“有勇气”的知识分子，而“勇气”正是大多数同时代的人身上所缺乏的品质。有人对墨索里尼与普雷佐利尼之间的通信中的差别进行了研究。一开始，墨索里尼恰当地对特伦托的“知识分子的生活”表示了遗憾，觉得这种生活让人觉得“不太舒服”。当有可能稍微严肃地进行解释的时候，他便试着向他的可能的资助人解释了当地政治的复杂性。他解释说：他坦率而敏锐地承认，毫无疑问，生活在特伦托的“意大利人”喜欢自治，而不喜欢被归并入意大利。同样，的里雅斯特人既“不完全是意大利人”，也不注定就是“完全的斯拉夫人”。但是，墨索里尼后来解释说，他对普雷佐利尼最为敬佩的一点是他寻求“让意大利人知道意大利”。他钦佩地对普雷佐利尼说：“为‘意大利人’创造一个灵魂是一项崇高的使命。”躁动青春 移民和社会主义者(8)然而，墨索里尼也在自己供职的报纸上更为详细地写道：很明显，社会主义者也不应当轻易地“放弃他们的语言和文化，以及他们与生俱来的传统。他们只是坚决不要一个‘资产阶级的祖国’。在热爱他们自己民族的同时，不能强制他们去恨其他的民族。所有民族和谐融洽的发展和兄弟般的关系才是社会主义者理想中的完美状态。”有些分析家认为，墨索里尼的这些言论表明，到1909年时，墨索里尼已经蜕变成了一个民族社会主义者了。但是，过分根据字面的表述来判断他的观点，并认为他的转变过程已经定型都是错误的。与普雷佐利尼通信时，他是在试图接近一位已得到承认的地位高过他的人，可以看出他在努力地讨好普雷佐利尼以获得他的尊重和兴趣。他的言论表达了一种欲望，那就是想跳出特伦托到更令人激动和更为重要的地方去：也许是佛罗伦萨，也许是米兰，或者也许是罗马。墨索里尼并没能很好地掩饰自己的雄心，他不想把自己的世界限制在意大利。事实上，当他憧憬辉煌的未来的时候，他想去的地方还是巴黎。在为《劳动者的未来》所写的最后一篇文章中，他用极富特色的语言描述了巴黎：巴黎是一个能极好地考验一个人的“热情、仇恨和爱”的都市，是一个“相对较小的，但却发生着能够决定世界命运的斗争的竞技场”。在那里，人们在斗争中都精神百倍；在那里，牺牲是伟大的，恶行是可卑的。这是一个能够容纳整个宇宙的城市。墨索里尼的野心是有朝一日能在巴黎被奉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1909年，未来主义者菲利波?马里内蒂为墨索里尼的运动发表了宣言，有人认为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而他用来实现自己的野心的方法，同时代的意大利知识分子并不是不知道。然而，通往顶峰的路并没有变得很平坦。他的工作又一次很短命地结束了。此前，他曾发表过许多自信的言论，说哈普斯堡皇室的警察相对比较规矩，或者说无所事事，而他自己又是一个声名狼藉的“危险分子”，所以，他从到达特伦托的那一刻起就被警察盯上了。1909年夏天，当局决定把他驱逐出去。同时，因为弗朗茨?约瑟夫皇帝要到邻近的因斯布鲁克视察，警方需要全面地警惕，所以非常急切地想找到一个驱逐墨索里尼的借口。8月29日发生了一宗神秘的失窃案，虽然缺乏墨索里尼与此事有关的证据，但警方还是把这个案子栽脏到了墨索里尼的头上。他们搜查了他的住所，并拿走了他写的文章。墨索里尼自己也被抓了起来，被关押在罗韦雷托的监狱，并且警方还要给他下达驱逐令。9月24日，他出庭受审，但令警察们厌恶的是，他竟被宣布无罪释放了。但是警察还是严密地监督着他，墨索里尼一气之下宣布绝食。但是两天之后，奥地利官方又把他放在了边境上算是了事。他于是又回到了位于弗利郊区的父亲的小餐馆，这实际上跟被驱逐没什么两样。1910年3月，罗马议会中的社会主义党派的议员还就此事进行了抗议。对于墨索里尼来说，前景看来又变得严酷了。他又一次失业，重新混迹于弗利那些卖猪者之中，远离了“欧洲”知识分子和特伦托的政治世界，并且他的前途乌云满天。回到家仅仅6周之后，他便计划再一次出国，并且这次要到更远的地方去。他给一个他认为可能会跟自己一起出国的朋友写信说：“我在意大利待烦了，我在这个世界待烦了（我指是旧的世界），我想离开这里到那个新世界去。如果我能发财——那也是我希望的，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一个同龄人回忆说，墨索里尼当时看起来比他的实际年龄要老，衣冠不整，惹眼地扎着一条飘动的黑领带，乱糟糟的胡须3天没刮，提前谢顶造成的闪亮的脑袋与黑黑的下腭形成了奇怪的对比。他的诽谤者指出，他那双*的眼睛习惯性地不停转动，这让他看起来很像传统照片上遭受了社会不公的无政府主义复仇者的样子。也许这种状况让他的*增强了。当然，墨索里尼此时已经找到了一个愿意与他一起生活的女人。在他为《劳动者的未来》所写的一篇文章中，墨索里尼对爱情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说它可能会导致过度的伤感，并鼓吹需要“一个新的法律，一个新的道德，一个新的宗教”，从而推翻资产阶级的*和天主教的体面。墨索里尼终生保持着波希米亚人、或者“拉丁人”的性习惯——一位评述者说，墨索里尼与400多个女人睡过觉。毫无疑问，墨索里尼有许多情妇，不管是长久的还是短暂的，还有许多私生子。他与拉凯莱?圭迪的关系比较持久，并通过婚姻的形式及时地确立下来，而且育有5个孩子。1910年9月1日，尚未满20岁的圭迪就为墨索里尼生下了长女埃达。次年，墨索里尼写道：拉凯莱是我的女性同志。虽然有关他们夫妇关系的传说非常多，但他们确是在罗莎的教室里第一次相遇的。当时，墨索里尼正在替母亲上课，还是女学生的拉凯莱像其他许多学生一样，被这个新来的年轻老师那“像火一样的眼神”打动了。从贝尼托?墨索里尼自己这方面来说，他可能是被那个女学生的金发碧眼吸引住了，从而忽略了她那结实的体形和平平的智力。拉凯莱比墨索里尼小7岁，很长一段时间，她都用尊称“您”来称呼墨索里尼，而不用更为亲密的“你”来称呼他。拉凯莱家比墨索里尼的家更穷，更接近于贫农。事实上，他们俩的关系中最让人吃惊的事情是雄心勃勃的墨索里尼并没有舍弃她而去另攀高枝，那可意味着有可能给墨索里尼带来财富、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方面的优势。作为一个*者的妻子，拉凯莱露面不多，她也不渴望露面。与其他政治家夫妇一样，她也不时地与贝尼托生活在一起。但是，墨索里尼与希特勒等人都不一样，更不用说其他许多政治领导人了，他有着“正常”的“家庭”生活，或者，至少他的生活特点与数以百万计的同龄人是一样的。他一直都很珍爱拉凯莱，并把她看做是自己与“真实世界”和“人民”的联系。躁动青春 移民和社会主义者(9)贝尼托和拉凯莱在1910年初就开始同居了，而同时她肯定也怀孕了。几个月之前，墨索里尼就与她“定婚”了。并且，他还写信对她的道德状况表示担忧，因为她当时与他的父母一起住在小旅馆里。1909年底，为了避免与年老体衰的亚历山德罗住在一起而染上疾病，拉凯莱搬到一个已婚的姐姐家去住。当墨索里尼最终来接她到弗利一个小住所里去的时候，他们在雨中步行了好几公里，并且根据拉凯莱1945年之后的回忆，她当时并没有觉得需要打上一把伞。在她看来，打伞是浮华挥霍的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而不适合像她们圭迪姐妹这样的人。他们的生活还是很拮据，拉凯莱永远也无法忘记的是，她当时对墨索里尼把钱浪费在买书上的习惯感到沮丧和难以理解。但墨索里尼后来终于有了一份工作，意大利人习惯上称此为“生活有了着落”。1910年1月9日，他成为了弗利当地一份四页开的社会主义新闻周刊的编辑，并同时兼任社会党当地分部的书记。按照*主义者的特点，这份报纸被取名为《阶级斗争报》。接受这份工作意味着可以在弗利当地成为社会主义行政和文化方面的领导，所以，墨索里尼回到了家乡，接受了这个职位。再加上他的天才和进取心，未来正在向他招手。他可能摇身一变成为弗利的一个贵族，当然也是当地的一个知识分子，没准儿还会成为议会的议员（在自由党统治的意大利，许多政治家都是沿着这条路开始爬升的），并且很有可能成为一个颇有影响力的人物。他的革命和社会主义理想可能妨碍他的前途，而其他年轻的理论空想家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已经“转变”了。1910年初，墨索里尼好像真的有了这么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他可以对以前那么精心规划的革命道路一笑置之。他可以很快就挺起个大肚子，穿上一件双排扣礼服，并且会有一堆尊敬他却又缠着他不放的客户。在谈起他的光辉职业时，他带着一副不太成熟的口气说，他终于完全具备了从事这一职业的资格。自从离开福林波波利之后，他吸收了“文化”，获得“世界范围内的知识”，掌握了多种“现代语言”，因此，从多种意义上来讲，他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人物。但是，只有一件事情妨碍着墨索里尼顺着这条路走下去。墨索里尼自己写道：“我是一个不安分的人，脾气暴躁。”待在弗利并不足以满足他。贝尼托?墨索里尼仍然希望离开弗利这个昏昏欲睡的省份，走得更远、更快、更高。夺取政权 强行独裁统治(1)(图)1924年6月初，墨索里尼已经成为了一战之后政坛的“新人”，并且手中已经握有了一定的权力。他很高兴地管理着这个国家，并且能够非常得心应手地让支持他的联盟保持着生机和活力，事实上，他还成功地扩大了这个联盟。他还小心翼翼地与旧的自由党人士交好，他们可是在选举中加入他的政府大名单的最重要的一股力量。一方面，他继续使用各种有时甚至是无情的手段对各省法西斯的“能量”加以控制；另一方面，他却利用他们的暴力活动保持着对政治对手的威慑。墨索里尼宣称，“秩序”，法西斯的秩序，是一个根本性的国家问题。如果没有秩序，意大利的货币里拉就会贬值，而国家在国际社会中也不会有它应有的地位。从1922年10月起，墨索里尼就已经成功地成为了法西斯的领袖和武装部队的总指挥，是一个正在成长发展的政治家。他位居罗马，处理的已经不再是地方上的各种琐事，而是意大利的军国大事了。在选举中大获全胜让他的政治力量大为增强，这也大大超出了焦利蒂、克里斯皮、德普雷蒂斯和卡武尔的预想。事实上，只要他愿意，墨索里尼现在就可以成为一个“议会*者”，并且不会遇到太多的危险和威胁。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贝尼托?墨索里尼就已经成为了一个在意大利国内和国外都尽人皆知的政治家。那么，他知道自己是在朝哪个方向走吗？他已经下定决心要成为一个法西斯*者吗？有些分析家是这么认为的。当然，他的个性特点还是倾向于极权，但他与自己的法西斯党的关系还不很确定：要么是他被接受为法西斯无人匹敌的领导人，要么是他把法西斯运动移交给各省的领导人。所以，他必须找到另外一条获取权力的途径。此外，尽管他在控制大选中表现出的热情说明他还把议会当作是一种权威，但他从来都没有掩饰过自己对大多数议会活动的轻视。最为重要的是，墨索里尼与他的自由党前任们在认识上的一个明显区别是，他认为即使是在相对落后的意大利，一个成功的政治家现在也需要有一种方法或者理论把相当大比例的人口聚集到他的事业上来。沮丧的*党人加埃塔诺?萨尔韦米尼悲伤地宣布，只有大约10万意大利人真正在意他们的国家，而大多数农民和妇女在政治意识上都处于边缘地带，他们很容易被再次拉回到现代政治和社会生活之前的状态。情况的确是这样。但是墨索里尼已经认识到，经过一战时的动员，所有的意大利人都必须在政治上表明立场。他们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了，他们必须认为自己属于意大利这个单一民族的国家。无论以何种方式，作为总理或者*者的墨索里尼都希望能够继续推进“民众的国民化”。历史学家们又需要小心了。事后聪明往往会忽视现实生活中的混乱和妥协，并且容易从其实根本不存在的事物中得出结论说某个结果是不可避免的。当时墨索里尼是否已经意识到他正在走向“极权主义”（很快人们就开始这么说了），他是否已经决定推行一种以自我神化为最明显特点的非宗教的信仰，都还值得怀疑。虽然墨索里尼是一个喜欢打破一切旧事物的人，但他看起来还是受到了那些更具权谋的传统政治家们的牵制。有谣传说，墨索里尼在选举胜利后又萌发了3年以前就有过的也是他从未放弃过的想法，即让一些社会党人发生“转化”并把他们拉进自己的政府。1924年6月，墨索里尼仍然在努力把联合政府的总理和法西斯领袖这两个角色更好地结合起来。马泰奥蒂被绑架和谋杀是墨索里尼一生中遇到的一个大危机。他是否应当为此事负责？为他写传记的意大利作家德费利切认为他不应当对此事负责，最起码不应当负直接的责任。最新研究这一事件的历史学家毛罗?卡纳利的意见则不同，他把此事直接归咎于墨索里尼。他认为，1923年7月的时候，一个名为“切卡”的“秘密的犯罪组织”已经成立，并且受墨索里尼的指挥。虽然加害马泰奥蒂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让他在石油丑闻等现实问题上闭嘴，其次才是攻击那些“反对法西斯”的人，但这一组织的创立的确标志着“极权的国家恐怖主义”的开始。卡纳利的观点是非同寻常的，但套用一句法律术语来说，也许对墨索里尼的这些指控还“未经证实”。但是，有一点是没有什么疑问的，那就是墨索里尼在很多时候确实对暴力和谋杀活动采取了纵容和鼓励的态度，并且他确实恨马泰奥蒂。另外一点也很清楚，即对于由杜米尼领导的法西斯小分队进行的攻击活动，法西斯党的最高层事先是知道的，并且这些活动得到了马里内利、芬齐、切萨雷?罗西和菲利波?菲利佩利的协助。菲利波?菲利佩利是《意大利邮报》的编辑，也是阿纳尔多?墨索里尼与金融界之间的主要联系人。1924年6月9日或10日的晚上，杜米尼以及他的党羽把菲利佩利给他们弄来的汽车在基吉广场边的一个院子里停好，然后谎称杜米尼是罗西的助手，就开始在罗马干了一件大事。同时，这些事件之后的法律程序也已经被设计好了，可以让他们避免遭受彻底的调查。虽然杜米尼和他的小分队中的其他成员后来确实因为这件事进了监狱，但他们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但是，还存在一些其他问题。杜米尼和为他具体干事的人——刽子手阿尔比诺?沃尔皮，在墨索里尼的私人秘书处那里都有备案，其内容确实让人感兴趣。他们两人都直接或者通过家人或朋友给墨索里尼写过信，除了对他表达虔诚的尊重之外，也有坦率的勒索。例如，1929年5月，阿尔比诺?沃尔皮的妻子阿斯马拉?诺尔基?沃尔皮就敦促墨索里尼帮忙给她丈夫在米兰的一个新市场里弄一份营业执照，理由是沃尔皮家族的经济状况不太好，并且阿尔比诺?沃尔皮在“阁下及法西斯的事业中”取得了不小的“功绩”（并且仍然时刻准备着取得更多的功绩）。5年之后，沃尔皮家的经济情况仍然很糟糕，一个朋友又向墨索里尼提起了沃尔皮“对领袖的忠诚、勇气和贡献”，而沃尔皮自己则向墨索里尼保证说，除了为领袖、他所爱的人和家人祈求神灵保佑之外，他并没有做什么其他的事情。夺取政权 强行独裁统治(2)杜米尼与墨索里尼的通信内容更是让人吃惊。到1939年的时候，他已经从法西斯政权的各种津贴中侵吞了大量的数额，官方的统计超过了237万里拉。在给墨索里尼的信中，他很喜欢问这样的问题：“阁下是否忘记了在那危险的几年里，阿梅里戈?杜米尼为法西斯事业所做的事情？”当他向墨索里尼勒索钱财的时候，杜米尼经常把达尔文的理论哲学化，称命运可能很高兴让他“看到我们自己的苦难的终止，同时也会看到所有那些徒劳地想消灭我和我的整个家族的人的消亡”，而与其他地方一样，在法西斯党的高层也同样隐藏着许多恶毒的人。换句话说，杜米尼更多地是把自己看成了法西斯信仰的一个客户或者被委托人，而不是一个无私的士兵。他的母亲写给墨索里尼的一封信能够进一步证实这一点，在这封信中，她向墨索里尼抱怨说把他儿子关在卡拉布里亚的隆戈布科是无法容忍的，因为那地方（位于意大利南部）“就气候、孤独、食物和住房来说，简直就是一个给野兽住的地方。”杜米尼一家不会相信这种说法，即南部的每一个小村庄都是法西斯国家内平等的一部分，但是他们却知道，作为一个雇主，墨索里尼应当对他的被委托人担负起一定的责任。墨索里尼与杀害马泰奥蒂的杀手之间的信件更进一步证明了这种雇主－代理人的关系。但是，墨索里尼对于这些谋杀显示出的负罪感说明了什么？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复杂的。在其他政权里，类似杜米尼和沃尔皮等人的勒索是难以得逞的，很少有人会认为敲诈希特勒等人会取得什么成果。还不用和佛朗哥在西班牙对共和党人进行的残酷追剿相比，单单是与纳粹德国在1934年的“长刀之夜”进行的大屠杀相比，不管是从暗杀行动本身还是从事后的处理上来讲，杀害马泰奥蒂的行动都显得很业余和很不成熟。当马泰奥蒂被塞进汽车的时候，附近的一个看门人就看到了他们的汽车车牌号，并且随即对他们进行了跟踪。这些法西斯小分队是真的想杀害这位社会主义者，还是只想把他痛打一顿呢？如果他们的目的是杀害他，那么杀手们在处理他的尸体的时候就显得太笨了，他们沿着离开罗马的路开到了萨宾山里。据说，他们开着他们的汽车四处兜圈子，一直到汽油快耗光了才停下来在路边挖了一个很浅的坑，把马泰奥蒂的尸体埋了。对于暗杀之后必然引起的谴责和质疑（一直持续到1924年8月16日尸体被发现），他们也没有做什么准备。1924年6月12日，因为担心事情会进一步牵扯到墨索里尼自己，法西斯政府仓促之中决定逮捕杜米尼，这也是一个冒险之举，显然不是事先计划好的行动。最后，墨索里尼不辞辛苦地亲自给马泰奥蒂的遗孀及子女送去了一些经济补偿，这说明他可能觉得心中有愧，也说明他并不像其他*者那样残酷无情。如果这是真实的墨索里尼的话，那么说明这位*者心目还存有一丝懊悔，不管是对他的追随者还是对他的牺牲品，这在20世纪历史上那段残忍的时期中的确是与众不同的。无论如何，暗杀马泰奥蒂这件事在短期内对于墨索里尼对政局的把握都产生了最为重大的影响。在经过最初的犹豫之后（他的妻子拉凯莱、情人玛格丽塔?萨尔法蒂都竭尽全力帮他重新振作起来），他下决心要采取行动来巩固自己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地位。他的面前有三股势力，每一股势力都有巨大的潜在的危险。那些信奉自由价值观和法律的旧社会精英们会与他这个涉嫌参与谋杀的总理再进行合作吗？那些声称反对法西斯的更为极端的反对派们会怎么样应对这件事呢？最后，各省的法西斯分子对此事又会持什么样的态度呢？他们会不会借此机会把革命进行得更深入、更迅速以清算他们所有的敌人，并且在需要的时候抛弃墨索里尼并拥立更为激进和极端的法西斯领袖呢？但是，无论是国王、教皇、军队、商界、意大利的政界和民间的精英们，还是众多著名的外国媒体，都没有给墨索里尼找太多的麻烦。《伦敦时报》的一篇社论可以充分代表和总结他们在这件事上所持的态度。这篇社论称，“与其他大多数文明国家相比，在意大利的政治圈里，杀人是更为常见的事……”但是，《伦敦时报》在形式上并没有宽恕这次谋杀，并谴责这些人是打着为法西斯事业服务的幌子搞犯罪活动的一群“乡村恶棍”和“城市小流氓”。这篇社论甚至还宣称墨索里尼可能会“得到他应得的报应”。无论怎样，《伦敦时报》的编辑还是相信这位总理所持的信仰的，并且支持他去战胜“布尔什维克主义”，同时也认为他的衰落是“可怕而令人难以想像的”。梵蒂冈的《罗马教廷观察》则更愿意原谅这件事或者干脆把它忘掉，它利用一个可预见的比喻鼓吹说：“让那些没有原罪的人先去批判吧。”国王也持这种态度，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在几个月前还赞扬了墨索里尼的工作能力，说他有“出色的吸收和消化信息的能力”，同时还为他战胜“其他派别的低劣游戏”而鼓掌喝彩。大选之后，国王在议会发表演讲时也极力地奉承墨索里尼取得的胜利，称“在一战中取得胜利的一代现在执掌了政权”。在马泰奥蒂危机的整个过程中，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都拒绝要求墨索里尼自动辞职，对这一事件一直都采取“装聋作哑”的态度，一直到墨索里尼在议会中失去多数派地位。而萨兰德拉的日记内容也表明，他当时也对墨索里尼持支持的态度。国家安全志愿军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特色、它的不正规性和对军队的额外津贴的威胁等，都让军队的领导一直不怎么喜欢它。马泰蒂奥危机发生后，为了在墨索里尼心中赢得更重要的地位，军队向墨索里尼移交了一批作战剩余物资——10万枝莱福枪。一些商界的领袖对这一暗杀表示了不满和谴责，吉诺?奥里韦蒂干脆宣称：“（法西斯的）黑旗可能并不比（布尔什维克的）红旗好到哪儿去。”意大利主要的工业家们又捡起了他们引人注目的老话：政治就是一笔肮脏的交易。他们坚持的是利己主义的路线，声称现在是应当专心致志谋取利益的时候，让其他人去做重大的政治决策吧。他们的这种决策在9月份得到了一些甜头：墨索里尼增加了他们在参议院的席位。甚至连自由党哲学家及历史学家贝内德托?克罗齐也对“法西斯主义最好的因素”表示支持，并且制止了那些反对墨索里尼的运动。夺取政权 强行独裁统治(3)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当得知有关这次暗杀的最初的消息，以及墨索里尼于6月11日和13日在议会中处于困境的时候——墨索里尼在议会无力地反驳说这是针对他个人的“恶毒的阴谋”——很少有自由党人士为此感到担忧。意大利的股票市场也只是轻微地波动了一下。但是，这一危机很快从一个法律问题或者对社会暴力的容忍的问题转变成了一场法西斯与反法西斯势力之间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意大利旧的社会精英们明白他们应当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之上。但是，共和党、社会党左翼以及一些民众一起做出了一个严厉的抉择。6月13日，大约有100名议员退出了议会，从而让政府背上了一个违宪的恶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反法西斯人士虽然与墨索里尼有着一些典型的共同之处，但他们却把自己这一举动与罗马共和国时期时一些平民的做法相提并论，自称是“亚文丁退出”。国王、军队和教皇都动摇了，左翼的先锋们也采取了更加严厉和苛刻的立场，但他们自身的特点却决定了他们最终必将遭遇失败的命运。墨索里尼知道怎样对他们进行迂回包抄。6月17日，他宣布由前民族主义者路易吉?费德佐尼出任内务部长，这是一个绝妙的决策。费德佐尼是一个受人尊重的人物，由他出任内务部长打消了人们对于法西斯主义的怀疑，以及那些旧的精英们对于当前正处在苦恼之中的法西斯领袖墨索里尼的怀疑。费德佐尼在这一事件上表现出的顺从态度表明，意大利民族主义者联盟已经同意与民族法西斯党合并了，这也确保了费德佐尼自己不会再搞阴谋策划去妨碍墨索里尼的意志了。不管怎样，反法西斯人士逐渐发现，他们采取的不合作态度可能不会有什么结果。时间的推移对他们也不利，他们的许多分支机构都暴露了。到1924年11月的时候，共产党领导人葛兰西已经变成了一个最高纲领主义者，他失望地总结说，“客观地讲”，法西斯主义和自由*是类似的。在法西斯小分队多年不停的攻击之下，工人阶级已经非常衰弱，变成了没有什么活力和目标的“分散的、支离破碎的民众”。他抱怨说，意大利共产党没有什么路线和方法来控制局面。较为温和一些的社会党人对共产主义者的不妥协态度感到很吃惊，但对于他们敦促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持团结却充耳不闻。*党人士乔瓦尼?阿门多拉又退回到了原来的不妥协态度，声称：“我们这些有修养的中产阶级才是意大利最后的希望。”他的这种态度让那些确信自己是为工人或者农民服务的人听起来肯定不会太顺耳。路易吉?阿尔贝蒂尼也不在《晚邮报》上与法西斯主义眉来眼去了，虽然有些迟到，但他还是勇敢地站出来再次肯定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但是，虽然他的报纸的发行量有所增加，但报纸的编辑还是没有能够为这场危机提出一个真正的解决方案。在天主教人士中，斯图尔佐和德?加斯佩里在考虑是否应当取消不与社会主义者联盟的禁令，但是更具权威的教廷发言人宣布，整个亚文丁试验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在法西斯统治下最黑暗的日子里，反法西斯人士可能会认为亚文丁的经历帮助锻炼了他们的政治理解力，但是，他们很快就明白，在1924年的环境中，他们对墨索里尼的权力控制还构不成大的威胁。更为喧闹的还是法西斯分子自己，当时他们中最为典型的人物是法里纳奇。他在自己的报纸《克雷莫纳新闻》上表达了自己坚定不移和毫不妥协的态度。早在6月14日，他就警告说，如果各省的法西斯相信是党的领导人背叛了他们，那么麻烦就大了。虽然墨索里尼在罗马发表了多次具有政治家风范的出色的演讲，但是法西斯已经不能从“依靠战胜那些被征服者而获得的权利”中回头了。墨索里尼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一个法西斯的国家，并且必须背水一战，义无反顾。相比之下，墨索里尼自己的口气却有些摇摆不定，他费尽心思地尽说些听众们爱听的话。虽然为了对付反对派和任何“颠覆活动”的复活，他自己也组织过官方的法西斯*，但是，当他走出最初的迷惘之后，他便命令他的官员们及时地向他汇报有关情况，特别是法西斯极端分子的情况。他继续谴责*的法西斯分子杀害了马泰奥蒂，并否认自己个人对此负有任何的责任。他还在《意大利*》上发表文章说，这一暗杀行动是“野蛮的、没有任何用处的、反法西斯的，并且用政治的观点来看，也是反对墨索里尼本人的。”墨索里尼用任命费德佐尼来向议会下院保证，他还是喜欢“法制”和“国家的和解”的。然而，他还是加上了一点野蛮的暗示，宣称无意“放弃那些我们负有极为神圣的义务并且将不惜一切代价捍卫的原则”。他也向法西斯党的最高委员会传递了类似的信息。民族主义者现在已经与其他势力完全融合在一起了，毕竟，“法西斯主义”是由旧有的各种“主义”组合而成的。他继续补充说：“意大利的法西斯化必须继续进行，但是不能强制性地加快这一进程的速度。”几周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他的政府居然挺了过来，墨索里尼认为是自己的努力赢得了自由党的精英。他宣布，新的意大利在国内和国外都需要和平，但是这种和平是建立在“尊严、骄傲和纪律”的基础之上的。法西斯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合作是“可能和值得的，结果是丰硕的。”法西斯主义已经走过了使用大棒和蓖麻油的时代，现在甚至应当表现得温和一点了。“当有一天国家对我感到厌烦的时候，我不会生气地摔门而去，我会平静而问心无愧地离开，因为在从银行到外交政策等每个领域里遇到的那么多重大而艰巨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这些诱人的话语让类似法里纳奇这样的人更为迫切地感受到，在自己的话语中一定要避免任何“威胁和恫吓”。墨索里尼告诫说：“你不能只摇动一枝橄榄枝，而应当摇动一整片橄榄树林才对。”夺取政权 强行独裁统治(4)但是第二起暗杀却把这一危机引向了另外一个方向。9月12日，法西斯代表及工会主义者阿尔曼多?卡萨利尼在罗马大街上被射杀。看起来，现在是血债要用血来还了。法里纳奇立即做出了反应，呼吁适可而止，并要求阿门多拉、阿尔贝蒂尼、斯图尔佐和图拉蒂为法西斯付出的牺牲负责。像他自己这样真正的法西斯已经不能再容忍自己的手被束缚起来了，妥协只可能是别人干的事。他号召各省的法西斯分子支持和拥护自己，并敦促说：“决不能把但丁和马志尼的国家拱手送给列宁。”有一段时间，墨索里尼反对并顶住了要求法西斯小分队发动“第二波”攻势的压力，至少在公开场合他是这么表示的。10月4日，他小心谨慎、虔诚而又带着些明显的军事领导人的精神声称：“一旦哪一天军队变得具有煽动性了，那么国家就会有致命的危险。”此外，他又开始趁机讨好位于米兰的博科尼大学里的诗人和知识分子了（他还适度谦虚地报怨说，自己至今也没有得到合适的做学问的机会）。他还到意大利旅游俱乐部——米兰资产阶级的一个爱国堡垒——进行了官方的朝拜。另外，他还非常礼貌而得体地对贾科莫?普契尼的去世表示哀悼，称他的音乐为意大利这个国家带来了“纯洁而辉煌的荣誉”。在北部许多小城镇里发表演讲的时候，他也从来都没有忘记赞扬当地人的美德。但是，他还是没有采取什么行动。事实上，他在11月11日又一次向议会保证说“拉西主义”正在减退，并且“一些法西斯分子的违法行为已经不单单是无法容忍了，而是应当受到严厉的惩罚”。一周之后，他又在参议院半开玩笑地说：“否则，那些反法西斯的派别也可以再来一次‘法西斯’亚文丁退出嘛。”行动还是要有一些的。到了12月份，急切地叫嚣要采取行动的人已经不止法里纳奇一个了，而有关马泰奥蒂被害一事的司法调查已经触及德博诺和芬齐了，并且墨索里尼自己也再一次面临被控有罪的威胁。另外还有谣言说，法西斯内阁中也发生了公开的意见不一，德斯特凡尼请求辞职，而包括费德佐尼在内的众多由前自由党和民族主义人士担任的部长也都惶惶不安，并且很难控制。法西斯分子中的不满也在不断增长，这些不满主要集中在费德佐尼担任内务部长这件事以及墨索里尼自己无休止的推诿和搪塞上。尽管法里纳奇对墨索里尼的潜在的竞争者提出了告诫，称“意大利只能有一个神话——那就是领袖”，但他还是敦促他的领导墨索里尼尽快吹响发动进攻的号声。托斯卡纳的极端法西斯分子库尔齐奥?祖克特（他的笔名库尔齐奥?马拉帕尔泰更为人所知）毫不悔改地对墨索里尼本人发动了进攻，声称“并不是墨索里尼带领法西斯夺得了总理的位置，而是法西斯帮他夺取了权力。”现在，“墨索里尼必须服从各省法西斯的革命意志，要么就把革命赋予他的权力交出来，即使是暂时交出一段时间也行。”压力在不断地积累，事情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1924年12月30日，墨索里尼指示各级官员转告所有在家过圣诞节的议员们，让他们必须全部回来参加将于1月3日举行的议会会议，届时总理将发表重要讲话。墨索里尼还试图让公众保持平静——据广泛流传的一个故事说，1925年1月2日，一个来访者在早上9点钟与墨索里尼见了面，并且两人还一起讨论了但丁散文的高雅优美的风格及其意义。墨索里尼还声称给自己立了一个规矩，即每天早晨都要读一篇但丁的诗歌，这也意味着他在第二天发表的演讲的内容将肯定会受到这位伟大的民族诗人的影响。然而毫无疑问，尽管他还在担心国王、军队和旧的精英们可能会对各种形式的法西斯政变做出负面的反应，但他现在已经被说服并已下定决心要公开地解决危机了。墨索里尼在议会发表的演讲言辞非常激烈，把反法西斯的“亚文丁联盟”的行动谴责为“从其目的来看是一次违反宪法的退出，一次不能接受的事变。”墨索里尼自己则是一个“通情达理的聪明人，一个很有勇气的人，并且完全不在乎利益的得失。”如果他想建立一个切卡，那么他就会全身心地投入这件事。不管在6月份里有什么样的阴谋，现在“我对议会和全体意大利人民宣布，我，一个人，对已经发生的事情负有政治的、道德的和历史的责任。”“如果这些暴力活动的爆发是特殊的历史、政治和道德环境造成的结果，那么我也应当对此负责，因为从开始主张参加一战一直到现在，是我发起了一个宣传运动并创造了这一历史、政治和道德环境。”在演讲即将结束时，他又宣称：“当两股无法协调的力量相遇时，惟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武力。”墨索里尼说完这些话沉默了片刻，这时一位竞争对手注意到，法里纳奇带头第一个大步穿过议会大厅走上台握住了墨索里尼的手。1925年1月3日，马泰奥蒂事件终于尘埃落定，而贝尼托?墨索里尼也宣告成为意大利的法西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