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过节总离不开一个“吃”字。民以食为天，到哪里都一样。住在纽约的老美们，个个都是中国通的美食家。他们不像外州的那些老美，只会吃甜酸肉、蘑菇鸡片、宫爆鸡丁和春卷。纽约的老美们会按他们喜爱的菜系去寻找中国饭馆，比如上海老饭店（江浙菜）、金丰大酒店（粤菜）、五粮液饭店（四川菜）等等。大年初一过新年，我和思进本想到中国城的上海老饭店，去吃点儿家乡菜以解乡愁，沿途却出乎意料地看见中餐馆门前都排满了长队，几乎清一色的老美，因此，这会儿想落座在上海老饭店，大概有难度。果然，饭店门口早已是一条长龙。我俩乘兴而来，总不能空着肚子败兴而归地回家吧？走进饭店里边儿，我想问一声要等多久才可能坐下吃，老板娘告诉我要等一个小时左右。太久了！我们只好点几个外卖回家去吃。在等着拿外卖的空闲，放眼望去，十几个桌面上，除有一桌是亚裔人外，手拿筷子津津有味坐那儿吃饭的全是老美。惜时如金的美国人，为了在传统的中国年里吃上一顿中餐，竟然耐心极好地甘愿等待。思进感慨万端地我对说：“这帮平日里神气活现的美国佬，在中华美食面前，一个个显得恭恭敬敬，倒透着几分可爱劲儿！”纽约中国城的春节热闹场面，驱散不了我想回家的心情。只有回家，才能与亲人们过个记忆中那难以忘怀的、充满着甜美温馨的大年。　 第7章 漂泊北美“归来吟”(4)　在儿时的记忆中，家家户户早在大年三十之前的十天半月就开始办年货了。ＷＷＷ。ＨＡＯＳＨuＤＵ。cＯＭ那些年，无论买什么东西都要排队。从十三四岁起，我便像所有脖子上挂着钥匙的小女孩儿一样，一大早便帮着妈来到菜场，在鱼摊、肉摊和蛋柜前各放上一个小竹篮或小凳子什么的，标示着在队伍里占了个位置，同时和排在我前面的阿公阿婆们打好招呼，然后在那儿呆上差不多一天，将凭票供应的鱼、肉、蛋等一一买齐。第二天，我再带着票证去南货店排队购买长生果（即带壳儿的花生）、香瓜子、南瓜子、红豆、红枣以及蜜枣等南北杂货。在街上，行人们提着办好了的年货，熙来攘往，个个忙得不亦乐乎。他们碰到了熟人还互致问候，互通买东西的心得。大街小巷由此显得热闹异常，一派节日欢乐气氛。　到了小年夜，我则会守在炉子边，看着妈妈把我买回来的长生果和各种瓜子一样样地炒熟，待它们冷却后，再分别装进不同的罐子里储存起来待客。我比弟弟多了一项权利，那就是借着看它们是否炒熟了，而将每样东西抓一把先尝尝，这项优先权是作为妈妈的小帮手换来的。　除夕夜，妈妈要将烧好了的饭菜放在桌上先祭祖，求他们保佑全家在新的一年里平平安安。那上面有水笋烧肉、糖醋小黄鱼、黄豆芽炒油豆腐、蛋饺肉圆粉丝白菜汤。这些菜都是有隐喻的：盼我们的好日子节节高（笋），要年年有余（小黄鱼），金元宝（蛋饺）滚滚（肉元子）来，新年万事如意（黄豆芽）。爸则摆好碗筷，上好了香，随后把事先悄悄折好的纸钱放在铁皮脸盆里，点燃烧着后，跪在地上，对着老祖宗的牌位，一边儿磕着头，一边儿嘴里喃喃自语。我们随后一一依葫芦画瓢般地跟在后面。一直等烧完了香，我们全家才开始吃年夜饭。　大年初一早上醒来，我和弟弟的枕边准会有一个红包和一只鼓鼓囊囊的口袋，袋子里面装着瓜子、长生果和各种平时很少能吃到的糖果。这些便是我们“法定”的配额。等到客人来了，我们是不准再伸手去拿桌上那些吃的了。当然，我们还会有很多额外的东西是到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们家拜年得来的。比如，从初一到初四一大圈儿拜下来，我会收到二十多元钱的红包，而我可以留下五元。在当时，这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了，其余的当然都要上交给妈妈作为新学年的学杂费。那时，每次刚过了元宵节，我就开始盼着明年的大年，既不用去学校上课，又可以吃到希罕的东西，还可以拿到压岁钱和穿上新衣服，多美啊！　2005年2月，总算熬到了出国十五年来第一次回家过大年的日子。心里那份激动竟和小时候盼过年那样别无二致。为了圆我十几年来盼望回家过大年的梦，爸妈放弃了原来打算外出吃年夜饭的计划。我2月6日晚到上海，就已经是小年夜了。一踏进家门便问妈妈：“大年夜饭吃什么？”妈妈答道：“不用急，明天你自己去菜场慢慢地挑吧。”　第二天一大早，爸爸带我来到家里附近的一个超市。进去一看，各种各样的菜多得简直令我无从下手。挑了半天，总算选了几种我最喜欢的菜。三十晚上，妈妈为我做了荠菜豆干虾仁馅儿的馄饨、香葱麻油拌海蜇头、清蒸大闸蟹、清炒河虾仁和鲫鱼汤。这些菜比我小时候要精致多了，但我却全然没有了当年的好胃口。吃饭之前，爸妈也省去了以前祭祖烧纸钱的仪式了。用妈的话说：“现在的日子天天像过年，不用祈求老祖宗的保佑了！”物质已然丰富到了想买什么就有什么，价廉物美，那份来之不易的幸福感觉，反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遗憾，遗憾我再也无缘找回以前过年的感觉了，在中国如此，在北美也一样！　我真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人。小时候所期盼的好日子已经实现了，为什么还要念念不忘那一去不复返的日子呢？人应该不断地向前看，去寻求新的内心平衡点，幸福感才会回到身边，不是吗？团圆日　多少次在梦中回到了家，那个让我魂牵梦萦了多年的家。在阔别了四年之后，我终于暂时把思进搁下，回到了父母身边，回到了上海的家。爸妈对我由远距离的思念变成了近距离的关注。小到吃饭穿衣，大到出门应酬，我无不在他们的管辖之内。　整个新年期间，我像个木偶一样由他们牵着分批与亲友们在饭店餐厅里相聚。每当他们夸有个“争气”的女儿时，爸妈便打心底里发出舒心的欢笑，岂不知那可苦了我了。那餐厅包房里很多亲友抽烟时散发的烟雾，薰得我睁不开眼；而“美味佳肴”里的味精，也使我食不知味。（这是由于我刚到国外时，为了节省开支，做饭用的很多调味品一概都不买了，其中也包括味精。久而久之，也就养成了习惯。然而由此却对味精形成了过敏，再食用时，就会感到舌头发麻，丝毫品尝不出菜肴的味道。）甚至连大年初三他们派了司机开车接我去杭州看望公爹一家，爸妈都不放心地跟随左右，初五我们一起回到了上海。　最后，我找到了一个可以“摆脱束缚”的机会。正月十五是阖家团聚的日子。我对爸妈说：“中午我陪你们吃团圆饭，晚上我要再去杭州公爹家吃团圆饭。我已嫁出去了，不是吗？”妈妈想了想，对爸爸说道：“是呀，女儿现在已不是我们的‘私有财产’了。”下午，爸妈只能“高高兴兴”地送我到车站，我也“好不得意”地庆幸这出自导自演的好戏。坐在车上，我的心早已飞到了杭州。我想象着住进了西湖边上的宾馆，充分享受自由吃穿的喜乐。夜深时，我不用顾忌他人，可以开着灯，叫杯咖啡，坐在床头看看书。还可以兴之所至去西湖赏夜色。再不然，我还可以叫个车去看十五的花灯展。我越想越觉得这次“大逃亡”行动实在是妙不可言！我憧憬着，规划者，连时间都跟着我飞快地转了起来，不知不觉中杭州汽车站到了。　 第7章 漂泊北美“归来吟”(5)　正当我快走出车站时，突然公爹的身影出现在我的面前，“总算等到你了。ＷＷw。haＯＳＨＵdu。com一接到亲家公的电话，我就立刻赶来接你了，你怎么不早说呢？我好让小车再去上海接你呀。”接着他让司机直接开到了杭州娃哈哈大酒店。全家人已全在那儿等我了。面对亲人们的张张笑脸，我意图挣脱“束缚”的勇气一下全泄了。打从钻进那辆小车起，我就知道我的“如意算盘”算是落空了。　我不可能住进宾馆，我的行囊又会像上次那样多出几倍，它将装进他们特地从温州老家带来得鱼干、虾干和各种杭州特产；而我的心里更会装进亲人们对我这个离家久远的游子的一片真情。想到此，我内心充满了幸福感，不由得对我那个精心设计的计划产生了一丝犯罪感。　在国内期间，我无时无刻地享受着亲情，在接受的同时，我又何以回报呢？那小小的不自由又何妨呢？记得几天前读到一个心理学家多年研究的成果，说一个人最大的快乐即不是金钱，也不是事业，而是亲情。真是如此。爱情的激情犹如气势磅礴的尼亚加拉大瀑布，虽迷人，却只有短短的一段；而亲情则像那激流过后的涓涓溪水，长长远远地流淌着，直到汇入江河大海。我这次离家十五年来的第一个团圆日，正像一股溪流慢慢地流进了我的心怀，清澈而甜蜜。还有什么比她更珍贵呢？！　护照的联想　几年前，我换了本护照，它的颜色由浅咖啡色变成了深蓝色。换句话说，我的国籍由中国变成了加拿大。我从来也没有往深里去想这里面的真正变化。生活在北美，我平日吃的是中国菜，说最多的是中国话，倾心聊天儿的是和中国人，最喜欢看的是中文节目，写文章抒发内心情感用的是中文。我的生活方式没有任何的改变。然而，事物的本质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变化是我回国探亲时才察觉的。　首先，我回中国要去中国领馆签证了。当年换护照是为了到美国和其他国家省事儿，只要落地签证就行了。可换了护照后，我的出境纪录除了美国之外（思进在美国工作），全是中国，别的国家一个也没有。我和思进把攒下来的假期全部用来回“娘家”了，连去欧洲旅游都舍不得。乡情永远是我们挥之不去的情结，不管我们走得多么远，多么久，乡情总像一根无形的线牵动着我们的心。回家，回中国便总是我们的首选。好在中国领馆签证手续简便，就像办一件例行公事，我没太在意。　那年回中国，我与童年好友小莺结伴同行。在经历了近二十个小时的飞行之后，当我们晕晕乎乎头重脚轻地踏进中国海关时，竟意想不到地被海关警察阻拦在大门外。理由还是用英文告诉我们的：“YouarenotChinese.WouldyoupleasefilltheseformsinEnglish？”（你们不是中国人，请用英文填写这份表格好吗？）我俩先是一愣，继而面面相觑。我转而想起了我俩在飞机上一起填写表格时的情形。当空姐发下进关登记表时，小莺问我：“你看表格是中英文对照的，我们是用中文还是英文？”我不加思索地对她说：“我们是中国人，当然用中文啦！”　在北美，不管是当地人，还是我的心底深处，都把自己当作中国人，不会像ABC（AmericanBornChinese）那样为认同感（identity）而苦恼。（即：不知道是归属在美国人那一边儿，按美国人的方式生活。还是随父母们继承中国的传统，做中国人。）　在我们居住的罗斯福岛上，亚裔人面孔寥寥无几，邮局里的员工都认识我，每次去邮局寄个包裹或买邮票，他们总会和我开个玩笑聊个几句。一天在邮局，也就是中国神舟六号飞上太空后等待回归的日子，我问当值的Bobby我这份快递邮件什么时候可以到中国。他笑道：“Itmighttakethreeorfourdays.Butitllbelessthanyourspaceshipbacktoearth.”（大概要三到四天，但会在你们的神舟飞船收回到地面之前寄到。）Bobby可不管我是什么国籍，我的肤色就代表了我的国籍，他认定我是中国人。　此时我们却因为写中文而被“拒绝”入关，这一锤顿时敲醒了我，也震撼了我。我无比悲哀地对小莺说：“看来中国人是做不成了，我们连写中文的权利都被剥夺了，他们都不愿和我们说中国话了。”她默默地看着我，无言以对。我们俩只能乖乖地躲到一边去重新填写进关表格。　什么东西都是在失去了之后才知道珍贵。为图出入境的方便，我无意中丢弃了中国国籍和她悠久的灿烂文化。今后，在官方场合，我将永远不可以使用中文。这对酷爱祖国，酷爱中文的我来说，心灵上所受到的冲击无法形容。这也是我在换“蓝本子”之前，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的。妈妈听了这个故事后，突然盯着我的脸看了好一阵子，然后说：“我还真有点儿想不通，我居然生了个‘外国人’，这多别扭啊！”我的一个亲戚在听到上面的故事后，开玩笑地说我是“叛徒、卖国贼”，“背叛”了祖先，成了“外国人”。我浑身开始不自在起来，好像里外都不是“人”了。在国外人家把我当成中国人，在中国我又成了外国人。我到底是什么人？但转念又一想，我“投靠”的是中国人民的友好国家——加拿大。在历史上，中加两国从未敌对过。我们一直是好朋友。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和我还是一国的呢。这顶“叛徒”的帽子并不适合我。“卖国贼”这顶帽子更是太大、太沉了，戴在我这小小的头上更不合适。我不是慈禧太后，有什么能耐卖国呢？　 第7章 漂泊北美“归来吟”(6)　然而，我连中国国籍都“丢”了，又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论长道短呢？我之所以写这些，无非是期望中国强大、强大、再强大！！！等哪一天中国人手持护照到哪儿都可以落地签证了，就可避免像我这样，陷入“里外都不是人”的境地。wＷw。ＨaＯＳhＵＤu.ＣoＭ　“两岸”咖啡馆　那天下午和小弟家叠到临西湖不远的商店购买影碟和礼品。在店里，我们按思进发来的一份购买单按图索骥，买了《功夫》、《天下无贼》、《无间道》等一大堆。走出店门，一路闲聊中我们又进了一家名为“两岸”的咖啡馆。店面很大，装修得富丽堂皇，咖啡要三十三元一杯，比纽约的高档咖啡馆还贵。因为走累了，我俩的雅座又可以望到西湖，我也不嫌贵了。四年前四月的春天，我也来过杭州。那时西湖周围茶馆居多，记得一壶茶只要十元，可以供两个人喝上几个小时。现在茶馆大都另迁他地，而咖啡馆却多了起来。　坐定后，透过窗外那垂柳的缝隙一直望去，雾茫茫一片。天阴冷得厉害。从大年三十起，一连两个星期，杭州不是雨便是雪。这中间我来了两次，正好都赶上。最初因这天气而觉得扫兴，到哪儿都有一种寂寥与无奈。不过这会儿坐在这温馨的咖啡馆里，看着窗外，反觉得比晴天趣味更好，别有一番诗意。家叠则完全没有理会到我情绪的转换，一味地和我说谈他目前事业上的瓶颈与将来的打算。　就在我们谈兴正浓时，和家叠约好的两位好朋友走了进来。一个长得跟跳水明星田亮几乎一模一样，我管他叫“大田亮”，一脸的朝气；另一个叫何烈阳，书生气十足，白皙的皮肤，整齐的穿着，正好和身高一米八二，帅气十足而穿着“嬉皮”，浑身透着桀骜不驯个性的家叠形成鲜明的反差。何烈阳是杭州一家著名夜总会的总经理，我很难想象他是怎样管理那好几百人的。三个年纪相仿的年轻人坐到一处，我则退到一边儿当了听众。听他们评价着周围的女孩儿：清纯的、美艳的、独立的、小鸟依人的；听他们谈房地产投资：住宅的、商业的、什么价位进、什么价位出；听他们谈度假的准备：游香港还是新马泰，玩儿海南还是去云南。他们年轻，热情高涨，敢想敢干；他们都才三十来岁，尚未成家，但却已小有成就，早些年就开上了私家车，每个人都至少自置了一处或两处的房产。　又过了一会儿，两个青春靓丽的女孩儿打着招呼向我们走来。因为从未见过我，对着我打量了一番。家叠指着我向她们介绍道：“别看了。这是我嫂子，纽约来的。快，叫人！”其中一个立刻前来向我敬了个礼：“你好！大姐！”谈笑中得知她们都是杭州美术学院的学生，专业是服装设计。她们所学的正是她们的所爱，梦想着做CalvinKlein,Versace,GiorgioArmani那样的服装设计大师。我们在北美就没有那样幸运。为了生计，我们往往不得已而选修找工方便、薪资相对高的专业。　他们这群年轻人都长在八十年代，和我们生长的年代有着天壤之别。我看着他们，突然想起几天前在上海家里整理思进过去写的日记，其中的一段顺口溜，将我带回到过去的年代：　“革命加拼命，　拼命干革命，　活着干，死了算！　学习先进最光荣，　甘当落后最可耻！　在荣誉上不伸手，　在待遇上不伸手，　在物质上不伸手，　　做一个人民的老黄牛！”　思进常常感叹，“我们这一代一直做着和年龄不相符的事：长身体需要营养时物质极度匮乏；该坐在课堂里好好儿读书时，是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一会儿学工，一会儿学农；该创业时，反倒回到了学校；而立之年开始在北美闯荡，一切又要从零开始。”我们在北美的好些朋友都是“老来得子”，我们每次见到他们和孩子在一起时，都会产生爷爷奶奶跟在孙子身后的感觉。我们这一代人是可悲的，但又是“幸运”的，因为我们仿佛跨越时空般，见证了中国变化最大的这几十年。　这时外面又下起了鹅毛大雪，它将我的思绪拉回了现实。他们还在海阔天空地聊着。又过了会儿，家叠看了看手表，对大家说道：“不早了！该吃晚饭了。烈阳，走，今晚我做东，到你那儿给我们安排个包厢；咱们玩儿个痛快……”　乞讨的小女孩儿　大年初五上午十点，我和爸妈坐在杭州火车站的候车室里。小弟家叠为我们买了从杭州直达上海的豪华客车票，大约五十元一张。离开车的时间还早，我便打量起周围的环境。　我在加拿大坐过火车。比起多伦多的候车室来，这里就显得非常地拥挤和脏乱不堪了。旅客的行李散乱不齐，那些行李袋大小不等，杂乱无章地随意摆放在一排排橘黄色的硬塑料长椅上。一个穿着颇为时髦的年轻少妇，目中无人地嗑着瓜子，并将瓜子壳吐得满地都是。而我几年前带着国内的一个亲戚出国到多伦多的候车室时，他还以为走进了一家高级购物商店，空旷而干净。大多数旅客像是事先都商量好似的，只背着一件行囊。这件行李可以大到将一个人压没了影儿，也可以小到只能装个钱包。　就在我将加中两国的候车室进行对比时，一个小女孩儿的头冷不丁地突然闯进了我的视线。她五官端正，梳着两条小羊角辫儿，大约六七岁的模样。那双无神的、失去欢乐的眸子里已全无天真烂漫，却显出了与年龄决不相符的诡异和警觉。正当我想同她说几句什么的时候，她的头又窜到了我邻座的旅客面前。她不说话，也没有表情，但她的眼睛告诉了你她需要什么。我愣在那儿，揪心地看着她机械地、重复地，顺着座位挨个儿地乞讨。　 第7章 漂泊北美“归来吟”(7)　她让我想起在上海南京路上的小南国饭店门口，坐着乞讨的老人和孩子们；还让我想起了我仅坐过一次的上海地铁里的一张宣传广告，那意思是禁止在车厢里给乞丐钱。ＷwＷ.ＨaＯshＵdu.cＯＭ这倒和纽约地铁里写的标语不谋而合。说实在的，我很少对纽约的街头流浪汉动恻隐之心，因为北美有完善的福利制度，政府给流浪汉提供了住所和食物，而他们在街头流浪只是他们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而已。我们刚到北美的头几年，所面临的经济和精神上的压力是一般常人所无法体会的，但我们从来没设想过到街上乞讨。思进拉得一手好二胡，原本准备在万不得已时到街头“卖艺”，可最终也没有“卖”过一次。我们在北美十五年了，甚至没见过一个中国人坐在街上伸出乞讨之手！只要肯付出劳动，总会换回面包的。而面对眼前的这个小女孩儿，我却动了恻隐之心。这个年龄的她，本应该是无忧无虑地坐在课堂里聆听老师讲课的；这双小手本应该是举起来回答老师的提问的，而绝不是用来接收施舍的。这样的经历会对她的一生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　我正要掏钱给这个小女孩儿时，爸爸阻止了我，“你现在给她钱，马上会引来一大群和她一样的小孩儿。”爸爸说，利用小孩出来乞讨是有组织、有计划的“专业团体”活动。有时好心会招来麻烦的。难怪我没有看见有人给她钱，她也非常有经验似的，例行公事般地，在每个旅客前停留一瞬间。　我最终也没有掏出钱来给她，但它和我在国内一个月来所见的无数新起的高楼大厦，磁悬浮铁路，进出的豪华酒店，坐过的在北美都很少乘坐的奔驰、宝马一起，像个电影里的一个场景般的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记忆，挥之不去……　忆大弟家华　思进的弟弟家华留给我的印象永远是那样的斯文、腼腆和憨厚。初次见到他还是我随思进第一次从上海去他老家温州龙港探亲的时候。那年家华还只是个十来岁的小男孩儿。相之于思进的小弟家叠，家华显得特别稳重，话不多，一副“小大人”的样子。明眼人一看便知他是公爹的最爱，因为他最听话，从来也不会违拗父母的意愿，并且相当懂得关爱他人。　记得那年家里买了各种各样的水果，其中我的最爱当属上海少见的甘蔗。那甘蔗又粗又长又甜又多汁，我简直爱疯了。当我吃到不好意思再取的时候，细心的家华递过来他手中的甘蔗，又冲着我腼腆地一笑。那带着童稚的笑脸我至今难以忘怀。每当调皮的家叠爬到公爹的头顶上嬉笑玩耍时，家华也会站在一边儿憨厚地笑着。　在以后聚少离多的日子里，书信便成了家华和我们互通信息的桥梁。从他的来信中得知他上了高中；去北京读了北大；后来回到老家结了婚；再随公爹搬到杭州定了居。尽管思进和他从来没在一起生活过，可他的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一片手足之情。　2001年初，思进全家汇集在老家给公爹庆祝七十大寿。我们从多伦多回到了阔别15年的老家；家叠刚从爱尔兰留学“海归”回来；大哥斯鸣和大嫂东丽也从西安赶来；和家叠的女朋友一家，加上老家大大小小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好不喜气洋洋，热闹异常。而那时的家华也俨然地由“小大人”而成了真正的大人。每天毫无怨言地安排着全家二十多人的一日三餐。我每天起床后，便随着大伙儿跟在家华的身后去吃早餐，然后是午餐和晚餐。自自然然，心安理得地被他关照着，直到我们离开老家返回加拿大。　当思进的9·11历险记被杭州《都市快报》采访报道发表后，又是家华一大早奔向报亭，几乎买下了那个报亭的所有《都市快报》，近两百份。他把报纸一一分发给了所有的亲朋好友，让大家分享他二哥死里逃生的庆幸，让我俩接受大家的祝福。可谁能想到，几天后，他去上海时竟然查出已身染不治之症！那天我突然接到家叠的电话，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家叠带着哭腔的求救声撕裂了我的心：“嫂子，你可不可以在美国想想办法救救家华啊？！”　我打电话，上网四处寻找良医妙方。不过家华最终选择了留在杭州，留在父母和妻子身边，用中西医结合治疗。在治疗期间，他乐观豁达，顽强地和疾病斗争。开刀移植大腿骨，电疗和化疗，他不哼不哈，表现出了惊人的意志力。被上海几大名医宣判只能再活三到六个月的他，硬是撑了两年多。其间思进还一直在网上和他聊天，到后来我们竟产生了他可能会康复的感觉。也许，他已经意识到突然地离去会对爱他的人打击太大，才表现得如此开朗、乐观，毕竟他那时还不到三十岁，太年轻了！　最后，当噩耗传来的时候，我没有回去参加葬礼。我选择了逃避，我不愿意相信他已真的离开了我们，不愿去和他做最后的告别。上个月回到杭州，家华的房子还在，可已人去楼空。一直陪在我左右的家叠更使我对家华的身影挥之不去。要是家华还在的话，对我呵护关爱的一定会是他。在将要离开杭州的那天早上，我躲在家叠的卧房里哭了整整四个小时，郁抑已久的思念之情像火山爆发一般，无法控制地喷射出来。无法逃避的事实告诉我：再也见不到他了，那个永远令我难以忘怀的“小大人”一样的弟弟——家华！　“海鳖”／思进／　 第7章 漂泊北美“归来吟”(8)　出国前仰慕西方文明，出国后方知爱国。ＯshＵＤu。cＯm清朝留洋学子后来百分之百成为民族主义者绝非偶然。　番邦流落二十年，沧桑历尽终有闲。苏武牧羊心在汉，四郎探母鸟知还。　当年寄人篱下，只有认同他人一套。他日修成正果，还我玉塑金身！　2002年10月，我第三次回国探亲，小住两周，感触万千。　你若是物质主义者（拜物教），绝对应当生活在当今中国。你若是清教徒，那么北美确实是天堂。你要是没有什么欲望，北美是一个好去处。否则还是呆在中国，那里你可以实现任何欲念。　多年以前，我从中国去到北美，那里物质的充裕令人咋舌。可今天由北美回到中国，这里物质的丰富让你震撼。　在北美可以自由呼吸新鲜空气，在中国可以充分享受人气。　在中国我容易吃成胖子，在北美很容易喝成肥仔。　在北美可以欣赏美丽的自然，在中国可以享受生活的内涵。　在中国生活你极容易忘记自己，在北美生活要为自己担忧不完。　年轻人应在北美磨炼，中年人应在中国发展，老年人要在两地轮住。　美国给人一片自由的蓝天，中国给人一个坚实的大地。（唐师曾语）　女人把家庭当做世界，男人把世界当成家庭。（唐师曾语）因而，男人普遍想回去，女人多半拖后腿。　人生悲剧：在北美消磨一生。　坐在杭州美丽的西子湖畔的一个咖啡馆里，对朋友们感叹地侃完这一大段心得，我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不对比不知道啊！　我对朋友谈起长期以来所了解的中国留学生回流“淘金热”。　“你有没有看到凤凰卫视的消息？——中国二十多年人才外流趋势开始倒转，最精明和最好的人才正在从海外回归，加入中国人的淘金队伍。这说明了什么？”　“是什么呢？”朋友反问。　“这说明刚好在美国经济停滞时期出现的中国改革新措施，正在说服最成功的中国海外人士回到祖国寻找发展机会。对于他们来说，今天的中国像十年前的美国硅谷那样充满希望。我曾经看到《华尔街日报》发表的文章说，中国对于企业家的吸引力也显示这个国家正在改变对企业的态度。政府官员对海外留学生和华人企业家提供免费机票、旅馆和创业基金……”　说到这里，我的手机响了，一个朋友打来的，他从美国回来有两年了，又在竭力劝说我快点回来，他说，中国的机会多着哪！　五年前，中国还没有自己的创业基金，今天创业基金已经达到两百家，一半以上都是政府机构支持的。中国政府已经成立六十家归国留学人员创业园，归国留学人员已经创办四千家公司。我是海外游子，有回归的念头，所以对海归，我了解得很多。尽管互联网公司的破灭造成全球创业资本萎缩，然而，还是有许多华人企业家看到了中国的机会。去年，四点二亿美元创业资本进入中国新成立的公司，尽管比2001年下降20%，但对归国留学人员来说，中国市场的希望仍然超过美国。美国创业资本在2002下降到二百一十亿美元，比2001年的四百一十三亿美元下降近一半。已有三万多名归国留学人员在上海工作或者创业，百分之九十都有博士或者硕士学位。上海预计到2010年，归国留学人员将达到十二万。浦东归国留学人员服务中心官员胡平说：“中国需要不仅了解中国，而且具有先进的外国观念和技术的高层次人才。”　上海已经形成两个群体，即在沪工作的国际化留学人才群体和高层次高科技留学人员企业群体，他们已经成为上海走通“华山天险一条路”的重要生力军。政府、企业、社会对于“海归”的评价和选择也日渐趋于理性，这也标志着中国正以蓬勃的姿态，迎接新一轮留学人员归国创业热潮的到来。　咖啡馆的门或开或关，一群一群的人进进出出，有些人进来，一看位置都已满了，只好又走出去。国内的生意真好，现在中国人的休闲生活还是挺惬意的啊！就是国外的咖啡馆也没有像这里的人气旺。二十年前，我在杭州时，哪有这种繁荣啊！　原来，我对归国的朋友还不太注意。有一次朋友说，许多人都回国去了，你为什么还呆在国外？我吃惊地说，真的吗？我怎么不知道？　在与朋友的对话中，我才知道现在是归国热。　朋友说起L：“他回中国去了。做了一家银行的CTO首席技术官。年薪一百五十万人民币。”我惊讶！疑惑地望着他：“是吗？”朋友确信地点点头。　印象中，硅谷的人回去了一些，他们是搞电子通信网络之类的时髦科技，中国正需要这些，况且创业成本并不高。而在传统工业城市底特律的留学人员，回归似乎跟他们联系并不大，因为技术并不时尚，而且机械与汽车工业的投资是让人望而却步的。　可突然有一天，我发现身边有人回去了。有的做了“长江学者”；有的办起了自己的公司；有的当上高官；有的被派回中国；有的被高薪聘用。仿佛一觉醒来，回归跟自己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　中国是岸，美国是海。回去的成了海归，演变成“海龟”。留下的憋在美国，也就成了“海鳖”。海龟们在奋斗着，在岸上热火朝天；海鳖们心存不安，在海边跃跃欲试。　 第7章 漂泊北美“归来吟”(9)　在北美，很多从中国探亲或者出差归来的人都说：“回去的感觉真好！”一回来就感到压抑甚至沮丧。wＷw.ＨaoＳhＵＤu。ＣＯm要过很长时间心才能收回来，而对北美平静如水的生活，回国仿佛是刚刚做了一个梦。讲述起回国的见闻，他们便眉飞色舞，兴奋之情溢于言表。雄心尚存的人会羡慕地说：“国内的机会真多！”见到往日的同学和朋友正在国内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事业，向往的心便会高高悬起，仿佛人家中了奖，而自己只能眼巴巴地旁观。　“海鳖”们的心在剧烈地跳动着：回去吧，我们要做“海龟”！海归呀，已经成为我们这些海外学子挥之不去的梦……　想当年，在一个物质匮乏的时代里，在一个没有精神追求的国度里，西方是我们梦中的天堂。多少学子拼命地追求着那条通往天堂的路。在美国、加拿大，很多朋友都曾与我探讨过当初为什么要出国。那时候，人们为了出国，拼命地嫁出去、派出去、带出去、走出去。可现在，那些好不容易出来的人都叫嚷着要回去！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既然现在这么多‘海鳖’想回国，当初又何必要出国呢？”朋友问。于是引出了出国与不出国的区别的话题。　“出国与不出国当然有很大区别，出国是有很多收获的。”我说。　出国排在首位的应该就是眼界的开阔、视野的拓展。出国后发现，原来自己过去对国外的了解是那么有限。　出国后，对美国、加拿大的现代化，物质上的富庶没有感到惊诧（相反，我最初倒是最奇怪这里怎么不像我想象的那样“西方”，那样“资本主义”）。但是，这里的很多软件类的东西，比如社会的运行机制、人们的价值观、集体性格以及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各个民族所经历过的历史路程，乃至全球的变化多端的心态、思潮和格局，所有这些都是我不置身其中就难以领会得到的。　在这里，由于资讯的全面，对世界其他文化的认识不见得就是最正确的，但起码是从一个全新的角度，甚至全方位出发的，有时也是更直接更快速更丰富的。最重要的是，对自己的民族和文化有了一个反观的再认识，这一点，对于我这样一个学识不够渊博、思想不够成熟的人来说，很重要。　我留学美国的感受，很有点像1979年第一次读到“朦胧诗”时的感受。当时我想：“噢，诗还可以这么写！”到了美国后，我的感受是：“噢，人也可以这么活着！”　这里，并不是在讨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争，也不是在比较东西方文明的优劣。假如要争论何方的月亮更圆，就如同两小儿辩远近，智者也是说不清的。我们讲的是更为基本的东西——人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　正像英国哲学家约翰·穆勒（JohnMill）在《论自由》一书中曾经说过的那样：“认为人类的生存应当建立在某种方式上是没有道理的。如果一个人具有相当多的常识和经验，他那能显示自我存在的方式就是最好的，不是因为就其方式本身来说是最好的，而因为那是他自己的方式。”　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国留学生具有和我相近的感受，但我相信，好几十万足迹遍布全世界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国留学生，从各自不同经历中学到和带回中国的许许多多东西中，将包括一种基于对人类社会多样性的认识而产生出的更为宽容的社会生存意识。　但是，对一个人或民族来说，真正可怕的还不是意识的局限，而是在这种局限中形成的一种绝对思维模式。他们不自觉地以自己社会的一切作为是非标准来判断其他社会的一切。有时，他们能走出国门，却走不出这种绝对思维模式。　不少走出国门的中国人在外面看到的只是一些“西洋景”。国外的东西，有时尽管新鲜、有趣，但只要不符合中国人的传统，便自然属于古怪和异常一类。这种态度可以一直追溯到中国人自古以来的视异族为“蛮”、“夷”，呼外国人为“鬼子”的“中央大国”的心态。　当然，这种绝对思维模式也可以逆向呈现。1979年后，当在几十年的隔绝后重新打开国门时，中国人被外面的世界惊呆了。于是，不少人的思想立即趋向另一个极端：西方的一切都是合理的、科学的，而中国的一切都是丑陋的、病态的。　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态度不外乎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传统中庸之道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现代辩证方法。细究起来，这不过是基于同一种思维模式上的两种不同的判断和取舍方式。“为体”的“中学”，不但是决定“西学”有用无用的基础，而且显然也是区分“精华”与“糟粕”的标准。　美国人在这方面有着几乎同样的问题。一百多年和平发展所造就的强大的经济力量、先进的科学技术、逐渐完善的*体制和日渐流行的大众文化，使美国人过于自以为是，以为美国的社会模式是各国都应仿效的“样板”，美式的价值观念更是衡量世界上一切事物的绝对标准，而很少意识到美国只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例子，并很可能是一个颇具特殊性的例子。这种偏见的倾向在美国“自由”的学术观中和“客观”的新闻报道中随处可见。　美国人需要像中国人在“*”后那样深刻地反思。当年越战的失败，曾给美国人一次小小的反思机会，可惜这次反思进行得显然不够深刻。911事件让美国对自己的国际政策应该有所反省。　 第7章 漂泊北美“归来吟”(10)　基于绝对的思维模式，人们往往会形成一种僵硬的“对错”意识。ＷＷw.hＡoＳＨＵＤu.Ｃom人们几乎是先验地从自己的社会生存方式中获得“正常”的观念，并不自觉地作为其判断是非的标准。而就是把自己放在“正常”位置上的同时，他们便把别人放在“异常”的位置上。于是，“天经地义”的东西变成了“唯一正确”的事情了。　有一次野餐，朋友和一位美国人类学教授谈起这个问题。那个朋友问美国教授，在美国历史上，有没有一个时期，人们具有绝对的“对错”意识。美国教授先是不假思索地说：“没有。”想了想后，说：“有，在清教徒时期。”过了一会儿，又说：“现在的伊拉克战争也是这样。美国认为自己唯一正确，这显然是不对的。”　也许，倒转去十年或十五年，对绝大多数旅美华人和留美中国学子来说，回去，还是留下，并不是个问题。因为那时候，中国和美国完全没有可比性，中国在各方面都大幅度落后于美国，生活、工作等方方面面的差异都相当大，只要有可能，谁都会想办法留在美国。然而现在情形不同了，中国和美国有了可比性，“海鳖”们有了选择的余地，是否做“海龟”？什么时候归？他们在等待最佳时机！　“诱惑”／思进／　我回到了出生、成长和工作过的地方——上海。在这里我上了小学、中学和大学；在这里我工作多年；在这里我跟小玲结婚成家，也是在这里，我顺利地拿到了去美国的签证。上海的变化真大呀！到处是新建的高楼大厦，都认不出来了。浦东崛起了东方明珠高塔、财富论坛大厦，杨浦大桥飞架于黄浦江上。阔别多年，漫步外滩，眺望着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银色的、蓝色的和绿色的巨型幕墙在阳光下折射着耀眼的光芒。夕阳落下，五彩缤纷的霓虹灯在不停地闪烁，映在黄浦江里，随着波浪一起飘荡，我的心也随之跳动着。　上海是中国的第一世界，中国的窗口。我去过别的城市，城市的轮廓与记忆中的都市大相径庭，街景日新月异，都市都很美。大街上，摩肩接踵的人群永远川流不息，女人们看上去妩媚动人，像一道美丽的风景线。虽然谁也不认识，但那种喜庆的气氛和热闹感染着自己，跳动的都市与美国静谧的田园风光形成了鲜明对照。美国的生活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般的恬静。突然间，走进繁华的都市，在这个跳动的世界里，周身的血液翻滚起来。这种跳动的外表带着迷人的诱惑，诱惑我回来，就如同当年我渴望去美国一样。从一个山头望着另一个山头，总觉得别人站的山头要高些。如果有这种仰视，就会有诱惑和向往。　中国人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追求不平等，而多数人骨子里也是这样追求着。在中国人的观念里，读书的目的是追求名与利，追求衣锦还乡，荣归故里，光宗耀祖。中华民族对“功成名就”看得太重！而高官与金钱似乎是衡量一个人成功最重要的尺码。　在美国，“海鳖”们平静而安逸地生活着，人们平等相待，很少人能有成功而让人羡慕的光环。一旦回到中国，可能摇身一变，成为引人注目的一群，也许会封官受爵、财源滚滚，自我得到极大满足。其实很多“海龟”都带着极强的个人色彩，追求这种成功的满足，甚至追求美女如云。　巨变的时代诱惑着“海鳖”们。中国在快速地变化着。世界的目光都汇聚那里，外来投资纷纷涌入，庞大的市场让人垂涎欲滴。中国给留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创业环境和优惠条件，渴望着“海鳖”们能将先进的技术、管理带回来，在中国与世界架起一座座桥梁。对于雄心尚存的“海鳖”们，梦想着在这个变革的时代、在这个“乱世”里，成为名垂千古的英雄。如果错过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那就是人生最大的遗憾。　我沉浸在眼前的中国上海。　晚上，我与昔日同窗相聚在雅致的餐厅里，久别重逢，相聚甚欢。他们既有无穷的怨言，也有成功的自豪。接过名片，老总和高官让人震惊一阵。遥想当年，现在的“海鳖”们并不比这些“土鳖”们差。但如今，人家可是春风得意，而“海鳖”则生活如死水一团。有的“海龟”成功了，办起了网络、咨询公司等。媒体的焦点聚集着他们，那份光环让不少“海鳖”羡慕不已。　宴会是在美林阁，装饰绝对豪华，朋友劝我来一点椒盐大皇蛇、清蒸鲥鱼、樟茶鸭和苔条黄鱼，说这些是特色菜，并告诉我说如今美林阁已发财发得晕过去，每家分店都是像皇宫一般，人头济济。还有是苏浙汇，据说是一荷兰“海归”人士开的，东西好，但价钱却绝对公道，美林阁和苏浙汇这两家店根本不用担心会没有回头客。　席间，人们谈到葡萄酒，开口不是法国干红就是波尔多2000干红，好不“气派”。尽管有朋友认为干红不够甜，还有点儿涩，但还是乐此不疲。　上海的这位朋友极力怂恿我回国发展。他说自己在国内路子多，关系广，让我回国和他一起干，并给他们举了许多回国发展的成功例子。　“国内这几年变化真是很大。中国的轿车销售量每年以20~30%的速度增加。车多了，路也修得多了。国内的变化让我不敢想象。”我不免感慨地说。　“这些天，是否回国发展的问题一直萦绕在我们心中。”我告诉他们说，“回国来，有自己熟悉的亲人、朋友和文化氛围，可以开展自己的事业，但也要忍受关系网、官僚主义以及远远比不上美国的自然环境；留在美国，要忍受着远离亲友的孤独和落寞。但无论如何，看看网上好些关于回留问题和中美比较问题的讲座就知道，那么多人关心回去还是留下这个问题，就正说明了中国在发展、在进步、在迎头赶上。回去，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真实选择了。”　 第7章 漂泊北美“归来吟”(11)　我的一个好朋友本来在美国有一个好位子，但他辞职了。ＷＷw。hＡＯＳhＵＤu。cＯm问他辞职的原因。对方仰望着天花板，反问我：“天空多美，你说我们能飞得多高？”我迷惑地摇头。他说：“我们是一群鹰，美国的天空很美，可是面对这层玻璃的阻挡，我们只能在这片狭小的空间中飞行，却永远进入不了这片蓝天白云。美国的天空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可是回到中国，我们可以自由翱翔，那天空是没有边界的。”虽然他走到了今天令人羡慕的位子，可是他认为自己的潜力远远比这高。我明白他的意思。蓦然回首，昔日的同学和朋友有的的确在中国辽阔的天空中翱翔，气派潇洒，作风洋派，令“海鳖”们望尘莫及。被束缚在有限天地里的“海鳖”们的心怎么会不涌动呢？　这层玻璃天窗也阻隔着我。每当走进办公楼，面对着巨大的玻璃窗和灿烂的阳光，我或多或少也有这种感受。日复一日地生活，也许到退休还是走着同样的轨迹。美国的风景是凝固的，我的前程似乎也是凝固的。我不禁感叹，我可以看到自己十年甚至二十年以后的状态。少数人可能进入管理阶层，但却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登上了半山腰，气喘吁吁，雄伟的高峰只能仰望，似乎再没有力气攀登上去了。　我的同学老林，曾任一家华尔街公司软件公司的CTO，尽管那家公司是仅有百八十人的小公司，但老林已是周围所有的朋友同学中最为成功的了。可就在高科技泡沫破灭之后，特别是911事件的雪上加霜，使得那家公司在一年前倒闭了。老林一下子从天上摔到了地下。也正因为他那段CTO的经历，对他找新工作反而起了到副作用。因为好几年没有做具体的技术，他已无法再回头做软件工程师；而再在其他公司找CTO的位置好像更不可能。毕竟他不是白人。　更多的人永远在美丽的玻璃天窗下奋斗着，却打不破这层天窗，于是就把目光转向回归。在美国的我看到，一批批中国招聘团来到美国，学子们从各个州蜂拥而至，展台被围得水泄不通，他们关切地问：“中国的变化怎么样了？”然后递上简历。中国汽车代表团每次来底特律时，人们期待着与中国同行对话，关注着中国的汽车发展，渴望着能融入到中国汽车腾飞的洪流之中。一家大公司决定从中国采购零部件，在内部网站上登出了招聘四个与中国采购有关的职位，结果几百名中国人争先恐后报名。有回国讲学的机会，大家更是趋之若鹜。一方面是想为中国的技术发展尽份赤子之力，另一方面也想看看今天的中国到底怎么样，寻找回国发展的机会。　朋友们聚会时，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中国的发展和我们的回归。中国提供的优惠政策和我们对创业的渴望，让许多人摩拳擦掌，恨不得马上出击，否则会错失良机。　此次从美国回到国内是先到上海再回杭州的。当时一从飞机上下来，尽管一出浦东机场就能觉得空气的污染，但稍加留意，毕竟值得欣慰的有很大改进的地方还是很多的，那就是几乎每辆出租车的坐垫套都是很干净，洁白无污。一打听，原来是政府规定出租车司机，无论私有公有，每辆车无论洗多少次坐垫套，每月均须缴纳四十元洗涤费，果然立竿见影。另外在大小商场购物，营业员也不像过去那样死乞白赖地缠着了。商场里井然有序，摆设雅致，比美国商场还要服务得好。　我在一家私立医院看病时也发觉了巨大的变化。听说有许多外资与国内合作的医院。那天去看病，我发现医生护士都是外地迁移到上海的，都说普通话，这倒也不奇怪。等到接班的医生来查房，她是上海人，刚说了一句上海话，就转说普通话了。我白天在路上看到许多支持上海申办世博会的广告牌，心想这跟申办世博会政府要求大家都说普通话有关，可小玲告诉我，她在1996年回国时就发现上海人大多数都说普通话了。八十年代后出生的上海人几乎都以普通话为第一语言了。　上海话在上海的公共场所正渐渐消逝。本以为回上海一定会处处乡音，我想象错了。在宾馆和饭店，细心一听，竟然全是普通话。最奇怪的是大学中学同学聚会时，大家刚开始全说上海话，过不久，竟然也全变成普通话了。正好我的母语就是一口纯正的普通话，而且在北美遇到中国人时，不管是哪里来的也大都是讲普通话的。有几个同学还时不时地对我说起了英语，大概想趁机练一下口语。通过市民适用语言的变化这个现象，我看到上海是真正地对内对外开放，在语言上也向国际接轨了。　除了医院，其他专业人士也都表现得和时代齐步。我在下榻的宾馆都能看到有白种人和本地人一起在做前台服务或打理餐饮，或者白种人和菲律宾人献唱。旅馆的管理效率相当高，客人生病了，经理还亲自问候，要什么服务，迅速到位。接待人员都彬彬有礼，很多人能说不错的英语和日语。虹桥国宾馆更是装饰得高雅有格调，花园里还飘扬着桂花香，令人想起当时在大学校园及周围的一片桂树林，一种久违了的感觉油然而生。　再回美国时，每天，我走在纽约的大街上，那些耸立的高楼似乎是一道道永恒的风景线。行驶在没有止境的高速公路上，穿越都市、跨越原野，漫山遍野绿草如茵。自然充满生机，却没有多少人气。阔别几年，回到克利夫兰的校园，房屋依旧，浪漫的环境依旧。生活在世外桃源般的国家里，只是一种享受，我拥有幽雅的环境和净洁空气。回到公寓里，眺望着湖光美景，却仿佛没有人光顾。　 第7章 漂泊北美“归来吟”(12)　我曾经渴望这种生活，但时间长了，这份宁静又让人感到几分窒息。wＷw。hＡoＳＨudu.ＣＯm因为这里的风景都凝固了，也许几十年后这幅风景会依然如此。　面对这些，我经常会想起中国的都市，街道上人声鼎沸、摩肩接踵。梦想走在中国的大街上，随便走进一家小店，点几道菜或者小吃。在喧嚣中，吃得心满意足。在漂亮的大楼和杂乱的建筑工地间穿梭，感受着一个都市跳动的节奏和流动的画面，好一幅让人感到希望的画面。　美国是一个发展完备的国家，一切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海鳖”们的生活犹如一汪平静的湖水，一阵风吹过，只激起浅浅的波纹，极少掀起狂波巨浪。有句话讲得好：宁静让人向往跳动，永恒让人憧憬变化，诱惑涌动着渴望的心。人总是向往动感，而且是向上的动感。如果永远生活在一种静止的环境中，慢慢地会变得麻木。生活在美国，真的有“鳖”的感觉。而中国则是波浪翻滚，在这个变革的社会里，“海鳖”们都想去冲浪，他们的心在蠕动着。这种蠕动在他们的生活中到处可见。　人是脆弱的。诱惑会唤起成功的欲望和对未知的探索，强烈的诱惑也会打垮人多年信守的理念，甚至道德沦丧。人的一生几乎都是在种种的诱惑中度过，既让人兴奋，也折磨着人生。　今日中国的诱惑让“海鳖”们的心在涌动！　投“智”而非投资环境／思进／　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像中国一样对自己的留学生这么优待了，简直像对独生子一样呵护。　首先是中央政府，不仅对吸引留学生回国制定了非常优惠的政策，国务院有关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鼓励海外留学人员以多种形式回国服务的若干意见》强调，在鼓励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工作的同时，吸引他们以多种形式回国服务。其形式包括兼职、合作研究、委托研究、投资创业、人才培养、中介服务等。　然后是地方政府，尤其是那些发誓要发展高科技产业的地方政府，又把中央政府的优惠政策层层加码，户籍安排、配偶就业安排、子女就学、申办企业手续简化等等方面的照顾就不必说了。　更加令人吃惊的是政府的无偿赠送。比如广州，由政府专门设立的六千万元留学人员科技创业资金，已给予四十三位留学人员每人十万元的无偿支持。至于信贷优惠，更是不在话下。广州市政府出资组建的广州风险投资公司已向十个留学人员创业的项目提供了五千四百三十七万元的风险资金。　各地也争相为留学人员开办特区。1994年南京在全国率先创办“金陵海外学子科技工业园区”，目前，全国各地这样的“特区”已达六十多个。一大批干部和土地、资金等资源被用于专门为留学人员回国创业提供优惠政策和优质服务。　不能说这些措施没有效果，起码北京的搜狐、上海的华大基因、广州的天普等企业都是成功的典范。然而，与巨大的有形与无形投入相比，这样的产出是否太小了一点？　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当然值得欢迎。然而，刻意地用种种优惠措施吸引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只能惯坏这些创业者，使他们无法直面无情的市场竞争，在挫折面前，更多的只是怨天尤人，失却自己奋斗的勇气，轻易就当逃兵。　他们抱怨政府刚开始对他们关怀备至，后来却冷落他们；抱怨国内企业家没有眼光，看不出他们带回来的技术所蕴含的市场前景；抱怨国内商业环境不如人意，没法让他们尽情施展。结果，不少“海归”乘兴而来扫兴而归，转了一圈，享受了优惠政策后，又出走海外。　当然，这不能完全责怪他们。应当受到责怪的是争相出台优惠政策的各地政府和喜欢添油加醋的、编造美丽新世界的传奇故事的媒体。在官员和媒体眼中，留学回国创业人员被视为天之骄子，这些“海归”派也形成了自己的心理期待。在不少“海归”派看来，政府的优惠和照顾似乎是理所应当的，国内的企业家也理应把他们奉为座上宾。一旦这种期望落空，他们当然就只有抱怨甚至怨恨。他们觉得自己有能力，他们也觉得自己的产品肯定有市场，仅仅因为国内的环境不适合他们创业，国内的投资者也有眼无珠，所以他们才会失败。　有不少留学归国人员说，他们刚回来时像“度蜜月”一样，政府热情得不得了，但后来却成了没娘管的孩子。这种话语清楚地表明，政府的政策和媒体的烘托，已经让“海归”们形成了一种依赖心理。因为从一准备回国的那一刻开始，“海归”们的每一步都是靠坐在政府的学步车里迈出的。不幸的是，他们中不少人以为，上了马路，仍然可以指望这个学步车。这种想法当然完全错误，但我们就应该反思，既然也是成熟的成年人，政府为什么非要塞给他们一辆学步车？可能正是政府的过分照顾，摧毁了“海归”们的自信心和面对现实的勇气。　高科技不等于高利润。　或许到了该反思种种过分地鼓励留学人员创业的政策的时候了。政府的鼓励政策当然出于好意。尤其是对于立志要发展高科技企业的地方，需要新技术、新产品、新观念、新的企业模式、新的筹资渠道，而留学人员似乎是一个有益的资源。　然而，中国，或者具体到某个省、市，需要发展什么样的产业，是政府事先就可以科学地规划出来的吗？高科技产业当然十分诱人，但在特定地区的资源和市场约束下，高科技未必能够为当地带来高利润，而企业是否成功，唯一的指标是是否创造出了利润；对于地方政府亦然，没有利润，何来产值、税收和就业机会？事实上，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是浙江的温州，然而，那里并没有几家高科技企业。同样，在北京的中关村，有些所谓的高科技企业在赔钱，那些没有享受优惠政策的地区的农民却靠贩卖配件而获得了利润。　 第7章 漂泊北美“归来吟”(13)　在政府眼中，有些产业因为其“土”、因为其没有技术含量，而受到忽视、鄙视甚至歧视；而某些产业，因为其能带来面子和政绩，而受到鼓励、奖励甚至过分地偏爱。ＷＷＷ.haoＳＨＵdu.ＣＯＭ留学归国人员创业的种种优惠政策就是在这种心态下出台的。　在竞争的环境中，政府除了可以扶持（同时也约束）某些提供必不可少的公共事业之外，不应当支持任何营利性企业。理由很简单，大家都是为自己挣钱，你支持这一类企业，就等于歧视除此之外的其他所有企业，就意味着对你辖区内的所谓企业家不能一视同仁。　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了非常严重的歧视现象。仅以创业为例，各地政府为留学回国创业者提供了无微不至的服务，他们可以在很短时间、以相当低的成本完成开办企业的程序。在北京，一个普通商人要开办一家普通的企业，比如开办一家小饭馆，要跑完政府各个部门的所谓程序，需要几个月时间，而且，还未必能够顺利地拿到开业所必需的各种证照。当然，我要补充一句，政府照顾“海归”的简化程序，其实才应当是正常的程序。然而，政府在优惠某类企业的时候却依然把对其他企业的歧视视为理所当然。　同样，在资金方面，政府为“海归”们提供了风险投资资金，还有优惠信贷，有的甚至能够得到无偿赠款；而一般私人企业却不可能享受到任何这样的优惠，只能通过非正式的金融体系解决资金问题。　政府对某些产业、某些企业吃偏饭的态度，既害了吃偏饭的那些企业，也不利于本地形成合理而高效的产业结构和产业分工合作链条。通过优惠政策，确实可以勉强扶持起若干企业，但未必能对本地经济发生多大整体拉动效应。而本来合乎本地资源优势却遭到政府歧视的那些产业，可能因此而得不到正常发育。温州形成合理而高效的产业群体的成功经验证明，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产业链条，应该让市场、让当地企业家去探索、发现和创造。　重要的是企业家精神。　我们应该注意到一个事实：靠优惠政策吸引回来的留学生们，大多不是企业家，甚至可能不具备企业家的潜力。他们在海外基本上没有创业的经历，大多数从事技术性的工作；即使从事管理工作，也是在大型企业内部从事日常管理。这样的背景，对于创业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创业需要的是企业家精神。　相反，如果真正具有企业家精神，他是不会仅仅因为优惠政策才回国创业的。对他来说，重要的是本地的资源和市场、本地的宏观商业环境，比如法治的水平、政府管制的范围等等。而一个人如果不能为自己的产品找到投资，不能解决本企业的资金问题，也无法为自己的产品找到市场，那他就不能说是一个企业家。同样，一个人如果不能面对中国的社会环境不能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恐怕也不能算是企业家。　所以，也许对于那些失望地离开的“海归”们，我们没有必要格外地惋惜，毕竟，在同样的环境下，各地已经涌现了一批又一批成功的企业家。当然，政府应当汲取教训，致力于创造更健全的制度框架和经商环境；但这绝不单单是为“海归”们，而是为所有具有创业冲动者。　“什么样的‘海归’能升值呢？”我特别需要了解这个情况。　“海归”派分几种不同的情况。第一种是在国内有经验、有学历背景的，他们出国进修或者在国外有工作经历，也就是真正“镀金回来”，是很受外资公司、民营、国有企业青睐并高薪聘请的，其薪酬的增值幅度最大，翻几倍都是正常的。第二种是在国外留学、没有专业工作经历的“海归”们，他们对一些发达国家的文化、经营管理、电子商务方面比较了解，但他们通常的想法是由于出国“投资”比较大，一回来就想快速把“成本”收回来，因而对薪酬的期望值也比较大，甚至要三五万美金的年薪。而国内这几年发展得很快，不少大学生的外语也很好，如果“海归”能把自身价值放在国内市场上衡量，先将基础打好，增值也是很快的。第三种就是在国外瞎混的，包括一些高中生，学习也不怎么好，未必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但是由于家庭经济状况比较好，有钱、有机会能出国混个洋文凭回来，但混的结果是，有的甚至连外语说得都不利索，他们的前景就比较令人堪忧。　我的大学同学Karan现在是一个相当成功的猎头。她告诉我，先选择有利于自己职业生涯的学校和专业出国留学，并最好先在国内同一领域积攒一些工作经验，毕业后争取在所在国锻炼一段时间，回国时以一名业内国际化专业人士的身份出现，才可能让“海归”这两个字增值。　我以为，吸引留学生归国，最主要不是个人的待遇，而是国家和地区的整体环境——投“智”环境。这个整体的环境涉及政治、法制、经济以及文化。在这样的环境中，海龟们能够按照国际惯例创业和发展，真正展示自己的才能。中华人民共和国闯荡北美　 第8章 昔日的石库门(1)　我又回到了我的故乡——上海。Ｗww。haosＨＵdu.Ｃom　漫步在通往老家的弄堂里，小巷依旧。临街的二层楼老石库门房子里，铺着坚硬冰凉的水泥地；白色石灰剥落的墙壁，露出风吹日晒后泛青的砖块；站在小天井里抬头仰望，一根根整整齐齐的竹竿上，呼啦啦地晾着参差错落的衣物。夕阳渐渐西下，跨出天井，昏暗的路灯下，过往的行人和自行车在光秃秃无遮无拦的马路上穿梭，清脆的铃铛声交融在一片嘈杂的谈话声中，和谐入耳。我顺着街道飘忽到十字路口，在亮起日光灯的小烟纸店柜面上，抓过一包“大前门”烟；然后来到老虎灶旁，将热水瓶灌满了热水；回过头又出现在南货店的蜜饯玻璃罐前，双手往里面掏着用白纸包起来的一小包一小包话梅、杨桃、橄榄、盐金枣、加应子。真是想什么有什么，而且越来越多，我心里那个乐啊！藏到哪儿去安全呢？不如先吃吧！我张开嘴巴刚想吃，突然那些蜜饯全都不见了。我急了，飞出店门，找啊，找！我想飞得高一点儿，飞得再快一点儿。可是无论我怎样地使劲儿，两手怎样地拼命划，人却越飞越低，越来越往下沉。我急醒了……　这情景，不知在我梦里重复了多少回。日子流逝得越久，距离变得越遥远，人生经历越沧桑，往日的记忆就会变得越甜美。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慢慢地变幻为一幅幅油画，看上去既朦胧又美好。待静下心来细细地品味，画面似乎又化成了清晰的线条，越看越真切。十几年前离开时，那儿并不雅观，景观也不那么的美好，甚至还嫌她丑陋、世俗、丢脸，但这些却占住了记忆的一部分。刻意封存的往事，清晰地再现于睡梦里。当我旧地重游，回到令我魂牵梦萦的地方时，一切都已不复存在！泡热水的老虎灶不见了，小烟纸店拆走了，那一片石库门房子和南货店也一同走进了历史，取而代之的是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往日的所有一切都只好到记忆中去搜寻，到旧时的四邻街坊、昔日的同窗好友和亲人们的中间去寻找了。　一个城市有她的灵与魂。如果说马路和房子是城市的魂，住在房子里面的人便是灵。上海有数不清的马路和数不清的弄堂，可谓曲径通幽。九江路是上海开埠后，与大马路（南京路）同时开辟的早期通向外滩的马路之一，俗称二马路。九江路并不长，十五分钟便可走完全程。它东起外滩中山东一路的黄浦江畔，西至西藏中路。从云南南路到西藏中路的九江路上，曾经有过七栋连成一片的石库门房，九江路774号恰巧在正中央的第四栋。她前前后后上上下下共有十八个房间，分左右三开间上下东西厢房，连带上下客堂间，上下亭子间，外加两间夹在一楼和二楼的腰房，以及楼上横卧在后东西厢房中间的晒台和楼下靠大门的小天井。这栋石库门，见证了中华民族百年历史的风云变幻；一个梨园世家几度秋凉后的琐碎忧伤。流言和传奇与石库门同时产生，又一同变为废墟销声匿迹。四处漂泊的灵，如今只能在梦中找寻他们的魂。　这石库门的第一任主人叫赵君玉（1894—1943），出身于上海的一个梨园世家。他“艺承家学，幼习花脸，艺名大奎官。改习小生、武生后，始名君玉。民国初年在上海新舞台改演小生……一次因反串《翠屏山》中之潘巧云大获成功，而被视为旦角之绝妙人才，由此渐走上由生而旦的艺术道路……”摘录自《上海文化艺术志》人物篇。他父亲是著名武生赵小廉生卒年不详。爷爷是江南琴鼓圣手兼编剧赵嵩绶（约1850—1915），一生编排了无数剧目和培养了许多京剧名角儿。赵嵩绶“曾在太平军创立的科班中学艺，工老生，艺兼徽昆……他鼓艺娴熟且六场通透，会戏极多，为南方著名的鼓师。清光绪二十七年梅雨田抵沪，三次造访赵嵩绶，凡有所请益，赵嵩绶均尽心指点，两人遂成契友。赵嵩绶所编新戏，关目清楚，情节紧凑，唱做并重，故深受欢迎。尤以编写的灯彩戏更为吸引人。以《洛阳桥》一剧为例，剧中设计了‘点金石’、‘水晶宫’、‘采莲船’等场面，新颖逼真，使沪上观众争相观看，各戏园纷纷效仿，一时灯彩戏之风大盛。赵嵩绶在以后各新剧中均有灯彩并不断创新，终使之发展成以后的机关布景，因此赵嵩绶实开了机关布景之先。”摘录自《上海文化艺术志》人物篇。　　赵君玉得益于家学渊源与自身的悟性，年纪轻轻就搭班于1908年创立的新式剧场——上海新舞台，并且崭露头角。辛亥革命后，受新思想影响，在1912年与周信芳合演了《民国花》、《新三国》，宣传革命、谴责袁世凯企图恢复帝制的丑态；1913年3月28日，他和父亲赵小廉又与周信芳同台首演了《宋教仁》（又名《宋教仁遇害》），痛斥袁世凯暗杀宋教仁的现代剧。他们的演出受到了上海观众的热烈欢迎，也立刻引起了租界当局的注意，于是派了军警到剧院盯视。这出戏只演了八场便被迫停演。同年，他与南下献艺的谭鑫培，在新舞台合演了《珠帘寨》、《御碑亭》和《武家坡》，颇受谭鑫培的器重。由于赵嵩绶和谭鑫培交情甚厚，谭鑫培对赵君玉既倾心指导，又破格提携，使年轻的他旦角技艺更上一层楼。说起来，这里面还有一则小故事。一天，谭鑫培想演《汾河湾》，而自己的班底又全在北京，思来想去由谁来演柳迎春这个角色呢？当时的上海新舞台只有赵君玉可以试试，但他不会这出戏。尽管他拥有扎实的花脸戏与武戏的幼工根基，然而旦角戏还没学那么多。可是，梨园行里讲的就是江湖义气：“传、帮、带”。为了提携他，谭鑫培临时向赵君玉说了这出戏。赵君玉天资聪敏，悟性极高。“他上台以后，非但没有出一点的差错，而且跟老谭言来语去，针锋相对，极为传神地表现了夫妻二人‘斗嘴’的情景。”②　 第8章 昔日的石库门(2)　赵君玉是二十世纪初上海京剧艺坛的全才演员，他在主演旦角戏的同时，还能反串演出小生戏、花脸戏、武生戏乃至丑角戏。ＷＷw。ＨＡＯＳhuＤＵ。com而且各行戏艺均属上乘，深得观众的喜爱。他扮相秀丽，集了天下美男子和美女子的精华于一身，梅兰芳曾视他为劲敌。在演技上能博取各家之所长，“他的表演特点是朴素大方，细腻而不琐碎；文武兼备，唱做俱佳，善于塑造不同时代、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人物。比如饰演《龙女牧羊》里的洞庭公主，她出宫时的雍容华贵，牧羊时的贫而不卑，成婚时的喜而不露，均能曲尽传神，刻画入微。几次赴京献艺，皆载誉而归，遂成为南派旦角中的突出人物。”③③摘录自网上一位不知名的撰文者。　在荣享“江南四大名旦之首”和“北梅南赵”的声誉后，他和一大批海派戏曲改革人士，如：夏月珊、夏月润，以及戏剧家欧阳予倩一起，编排主演了根据法国作家小仲马的《茶花女》改编的《新茶花》、《黄慧如》和《阎瑞生》等时装戏。演时装现代戏，不像古装戏，有辅助性的手段，比如花旦穿的水袖和老生嘴上戴的髯口。时装现代戏对京剧演员的艺术技巧和基本功的要求就更高，需要演员有过硬的唱、念、做、打全面功夫。而赵君玉就具备了这样的功夫。　1922年，在新舞台主演时装戏《阎瑞生》时，赵君玉饰演王莲英。戏中有这样一段情节：当上海名妓王莲英被失业在家的买办阎瑞生劫财、诱至郊外的麦田加害时，她苦苦相求，不愿做屈死鬼。而在这段情节中,赵君玉将整个过程，有节奏、层次分明地演绎得淋漓尽致。由于这出戏题材新颖，他的表演富有生活气息，连续一百多天满堂。根据当时新舞台的分红制度，赚到一百元，每股每月可以分十六倍半。赵君玉的包银一个月是一千六百元，他得二万四千六百元一个月。真可谓赚“疯”了。但发了“疯”的戏迷，更不可理喻，天天往戏院跑，疯狂起来竟然褪下手指上戴的金刚钻往台上抛。他的跑腿跟班在散场之后清理舞台时，常常能串起一长溜儿的钻戒。这个“疯狂”的时代，是京剧近代化新戏潮流的时代，赵君玉正赶上这股潮流，并走在了风口浪尖上，成了名角儿。　当九江路的石库门一交付使用，赵君玉便用为数可观的黄金把774号给买了下来，用雕花红木家具和祖父、父亲的古董收藏，把东西上下厢房、客堂间都装饰布置了一番，带着大大小小一家子住了进去。旧时候的艺人，闲暇时喜欢泡澡、逛玉器店、喝茶聊天和养鸽子，来调节压力和紧张的舞台生活。石库门的地段和小天井使他毫不犹豫地买下这房子。南京路上赫赫有名的“四大百货公司”——先施、永安、新新和大新，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已有了“小巴黎”的美称。吃、穿、用跨出一步就都齐全了。他夜晚下了戏后，大脑神经往往还处在兴奋状态，便到近在咫尺的南京路上逛逛，吃点儿甜点宵夜后，再慢慢悠悠地踱回家。早上起床后，他可随意地在天井里叫叫嗓子，松动松动筋骨，逗弄一下他养的鸽子。赵君玉曾养了一对无一根杂毛，名叫玉娇娘的鸽子，从头到尾，其白胜雪，名贵至极。当然，他深知自己误场的恶习，是痛煞了剧场管事的头，跑酸了催戏的腿。现如今，住家与舞台只隔了两条马路，紧跑慢跑只需两分钟，他就可以从云南南路二马路的石库门，赶到云南南路四马路（今福州路）的天蟾舞台（今逸夫舞台），也算是照顾跑腿的了。俗话说救场如救火，他天赋有救护误场的绝技，那就是赶场。只要跟班在他耳朵边儿上一报：赵老板，到点儿了。他人到后台，出不了六分钟，拍粉、点胭脂、贴片子、梳头、登跷、穿行头、保管舒舒齐齐的上场，其速度之快无异于当今上海的磁悬浮铁路，使所有误场的“大亨们”瞠乎其后，望尘莫及。　上海旧时候邀角儿唱戏一演就是一个月，付的是包银，究竟是谁订下的规矩已无从得知。京城里凡南下上海演出的，多大的角儿都认可了。谁要是连唱一个月体力应付不下来，就只能靠吸大烟提精神。没有一个艺人愿意将自己打小吃尽苦头练就的“好玩意儿”，葬送在体力不支上。梨园行的角儿们在舞台上献给观众的每一分钟和他们所赚到的每一分钱，都是用血汗换来的。演员生活的特殊性，使他们活跃在多姿多彩的舞台上。舞台情绪，特别是舞台激情的释放，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关系到艺术生命。一般常人无法体会中间的奥妙。赵君玉赚了一辈子的大包银，天天满堂身体哪里顶得住。就在他最当红的时候，便好上了这一口。他取大烟提精神、兴奋神经之利，而不顾其带来的大害。在石库门里，专设了一个房间给他抽大烟。想洁身自好戒了烟瘾，已成奢望。他没有退路了！流言腾云驾雾般地从石库门的那个房间，飘出了弄堂里，散在了马路上，与他的艺术生命一齐随风而逝！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为了保持“角儿”的体面和自尊，赵君玉退养在云南，让唯一的儿子赵鑫宝成为石库门的第二位主人。赵君玉尝够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苦楚，没有舍得让独子进梨园行。他把鑫宝送进了洋人的学堂，接受正统的教育。赵鑫宝是背靠大树好乘凉，读完了书，家里有的是钱，不用他出来做事养家糊口。再说他和他爹一样，长得甚是儒雅清秀。很快地就有媒婆子上门给说了一门亲，是北京的一家世代大地主、天津大买办家的千金，叫佩君。轮到赵鑫宝当家那会儿，正是抗日战争期间，虽没有了大靠山，他们在上海的日子也还过得去。他们把石库门的房子租出去，靠收房租和佩君娘家带过来的钱过日子。先租出二楼西厢房，再是左面的东厢房……　 第8章 昔日的石库门(3)　等到了上海解放后，他们住的屋子就仅剩底楼了。政策不允许他们再做二房东收房租，房子都归国有了。没有了进项，就要坐吃山空。但是社会稳定了，京剧演员的政治地位也提高了，赵鑫宝在梨园行凭赵君玉这三个字还是有号召力的。于是，自己组成了个民间京剧艺术团，并狠了狠心，让唯一亲生的、十三岁的女儿开始学旦角儿戏了。　按梨园行的要求，六七岁学戏是最佳年龄。他们常挂嘴边儿的话是：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等十六七岁学成后，正好挑大梁，年轻气盛，精力充沛。但是十三岁学戏，已属太晚，很少能成大器的。可是赵鑫宝偏不信邪，按戏班儿里的话说，他“蛮”上了。他就不信祖师爷不赏他女儿这碗儿饭吃。在他看来，女儿聪明伶俐，不像“棒槌”（傻瓜笨蛋的意思），具备学花旦的所有条件：她脸庞秀丽，嗓音甜美，身段娇小玲珑，这典型的赵家门里人的素质，仗着遗传基因到了她身上。最重要的是，她愿意学唱戏。经过五年的刻苦勤奋，十八岁的女儿，争气地挑大梁挂了头牌，跟着爹跑码头赚大钱了。她扮起戏来与爷爷赵君玉像极了；要是她爷爷还健在，能得着点儿他的真传，又或者她再早一点儿学戏，没准儿还真成了赵君玉第二，红遍江南。　由于父女俩长期在外面，上海就留守了佩君及她母亲坐阵看房子。而人民政府开始实行户籍制度，不在本地长住的居民，将不保留空余的房间。赵鑫宝哪里懂得这一套，他只知道，他在石库门里生，就永远是石库门里的主人。等他带着女儿回到上海，石库门就只剩下底楼的三开间东厢房，其余的房间都被人民政府统筹安排，让外来户住了进去。所幸他们凭着出生证，报进了上海的户口，那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的事儿了。也是在那时，一阵公私合营的风，吹到了赵鑫宝的私营剧团，全国各地都积极响应，他也不能例外，父女俩把私营剧团“国营”化了，就在他们当时安营扎寨的地方——湖州。　俗话说女大不中留，再怎么宝贝自己的女儿也得把她嫁出去，赵鑫宝不得不把这件事儿放在心上。他想起新近团里正好来了个从江苏省戏校毕业的文武小生，小伙子看上去老实忠厚，说不定和女儿能结百年之好。上海人都说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可这次不同，这次是老丈人看女婿，越看越中意。待字闺中的女儿满二十四岁那年，也就是1960年，由赵鑫宝做主把女儿嫁出阁了。　婚后，小两口子在台下出双入对，在台上也多半恩恩爱爱夫妻相称。第二年的3月，他们便有了爱的结晶，一个在石库门里出生的女孩儿，那个在睡梦里寻魂的灵——小玲。我的降临给石库门的家带来了生气，给姥爷赵鑫宝和姥姥佩君带来了无比的喜悦，给爸妈带来了欢乐。正月里梅花盛开，我的名字里有了梅字，为了纪念赵君玉，便把玉字放在了梅的前边儿，玉梅则成了我的学名。　妈妈在石库门的家喂养了我八个月，舍不得扔下我走，没有办法，姥姥答应陪她去照顾我。八个月大的我，随妈妈来到剧团，全团“208将”逐一把我抱了个遍（他们团里有二百零八个演员，声称梁山好汉208将）。两年里，我被姥姥从石库门的家抱到剧团，再从剧团又抱回石库门。有一回，大概这样的往返间隔稍稍久了一点，妈妈想我想得厉害，她又跑不开，便托剧团的同事给姥姥捎信。姥姥又抱我去剧团了，当妈妈兴高采烈地从姥姥手中将我接过去的时候，我却怎么都不愿意，哭得天摇地动。妈妈没辙了，照准我的屁股“啪啪”两下子，我立刻停止了哭声，乖乖地让妈抱在怀里。姥姥不高兴了，责怪妈妈把我吓着了。不过，打那以后姥姥抱我往剧团去的次数就更频繁了，而我也已到了记事和认人的阶段。我喜爱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等历史文学，这大概与我在娘胎里，以及打小在后台耳濡目染戏台上的历史人物分不开吧。　两年后，我有了一个弟弟。妈妈也在石库门的家里喂养了他八个月。等妈妈再回剧团时，又开始高喊减薪了。妈之前已经从550元减到了250元。那年，不但要减薪，而且还展开了批“三名”、“三高”的运动，来势汹汹。爷爷从北京、上海的同行那里听见了许多名“角儿”遭排挤受*的消息。他当机立断，放弃了剧团里的一切，毅然决然地带着爸妈从湖州回到了上海石库门的家。我们全家团圆了，也全体失业了。九口之家（姥爷让妈妈学戏时，领养了被人遗弃的一儿一女），靠了变卖古董、细软、整堂整堂的红木家具后，又靠姥爷投资的西施公司（香港的分公司）股票分红收入，维持了三年坐吃山空的日子。　1966年春，北京开始“破四旧”，抄家，打砸抢，上海也紧跟在后。我们石库门的家已然没有什么“四旧”的东西，除了几套爸妈唱戏的行头和一副水钻头面没舍得卖，被藏了起来。家已然败了，还有什么可怕的？正应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个成语故事。全家的大人这时哪边儿都靠不上，既不在内行揪斗的圈儿里，也没缘“份”卷进外行的政治漩涡中，他们归街道里弄派出所管。既然是“*”，和戏曲也沾点儿边。石库门所属的黄浦区街道里弄那帮婆婆妈妈的干部，上门动员姥爷姥姥和爸妈要响应号召，发挥会唱戏的特长，争取做革命人。为了紧跟形势，姥爷带领我们一家排起了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演出获得了相当的成功。在这出戏里，爸爸演李玉和，妈妈演李铁梅，姥姥演李奶奶，姥爷扮演鸠山，舅舅演日本宪兵队长，姨演隔壁邻居大妈的女儿，而那个卖烟卷儿的小女孩就是我演的。除了叛徒王连举和几个群众演员外，我们全家上阵，将整出的《红灯记》搬上了舞台，一时在黄浦区传为佳话。同时，我们一家在九江路上又出了名。因为普及革命样板戏，使失业的大人都有了工作。石库门俨然成了我们家的避风港。没法避免这场轰轰烈烈运动牵连的是姨和舅，先是姨去了新疆军管的建设兵团，然后是舅舅随了六九届一片红——即“上山下乡”的号召，到江西革命根据地的农场插队落户了。　 第8章 昔日的石库门(4)　姥爷被安排进了一所小学，他像管理剧团那样管理着全校的一切勤杂事务，兢兢业业。wwＷ.ＨＡＯsＨuＤＵ。coＭ小时候我和弟弟经常一下课，就到他工作的学校去玩儿，这多半是我们的零用钱花完了。姥爷在带我们回家的路上，不忘到九江路和云南南路十字路口的南货店，给我们买零食吃。他总是多买一份儿放在身上，开始我很好奇，后来才知道，酷爱孩子的姥爷，凡石库门里的小孩，不管长得多丑，多调皮，多惹事生非，多乖，多听话，多可爱，他都一视同仁，都喜欢，只要看见他们，就会摸出零食给他们吃。孩子们见了他，都亲热地管他叫爷爷。就在全家失业那会儿，以前剧团里的同事们经常的从全国各地来上海，都喜欢在我们石库门的家落落脚，他们前脚进，姥爷就夹起值钱的后脚出，用当了东西的钱照顾客人的吃喝。有的人会说姥爷是败家子，但我不这样看，我特别欣赏姥爷身上的侠气和仗义，就算散尽了家财，也比没有人情味儿的守财奴要强。姥爷虽然在戏曲不算是真正的内行，可对行里的事儿是很清楚的。他借着酒精的力量，对江青控制文艺界*艺人的行径，拍桌子、瞪眼睛地骂骂咧咧，姥姥劝都劝不住，他最有力的“武器”是：“我是无产阶级，共产党是推翻剥削阶级的，我不怕。”姥爷晚年总是借酒消愁，逐渐地养成了习惯，喝了点儿酒后，就从后门的弄堂踱到南京路，再拐弯沿着云南南路绕回到九江路石库门的家。他郁闷，他烦心，女儿女婿学了唱戏这行，却没了用武之地；小儿小女又离家那么远，让他日夜地揪心；他认为家是败在了他手里，无法使我们都过上像样的生活。他郁抑成疾，得了心脏病而不自知。我当时太小，不知怎样地宽慰姥爷。不过，我最高兴的是为姥爷跑腿。听见姥爷叫一声：小玲，替姥爷去买包“大前门”；或者半斤黄酒；又或者二两高粱。我会乐得一跳一跳地沿着九江路的上街沿，直奔小烟纸店和酒店而去。当我懂得“借酒浇愁愁更愁”的含义时已经太迟，姥爷早已离我们而去。　姥爷毕竟受过西洋教育，当爸爸在建工局底下的基础公司做了一名临时工，妈妈也上班后，他让爸妈过他们自己的小日子了。爸爸会唱京剧，在建工局排演的《智取威虎山》里扮演杨子荣，从而被转为正式工，分派在采购科成了一名科室干部。爸爸的家史，我大部分也是从姥姥那里听来的，爸爸很少在我们面前提起。爸爸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奶奶，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得心脏病去世了。我六岁那年，石库门的家里来了一位陌生人，他眼睛上方的两道眉毛，又浓且密，无论是他的体态，还是他的笑容，都像极了贴在每家每户墙上的那个人——*。爸妈管我叫他爷爷，我心想，我已经有一个爷爷了（我平时管姥爷就称为爷爷），怎么又出来个爷爷呢？而且，大人们一再嘱咐我千万不要对外人说他像画上的人。这个爷爷特别喜欢弟弟，见了他又亲又抱的。两个爷爷在一块儿吃酒聊天儿，仿佛有说不完的话。每晚，我和弟弟都上床睡了，他们还酒兴正酣。不过，这个爷爷只在石库门里住了几天就不见了。我整十岁时，爸妈替我过大生日，这个爷爷又来了石库门，拉着我的手看了个够，他和上次一样，住了几天又走了。于是，我缠上了姥姥问这问那的没完没了，姥姥被我缠得没办法，便一五一十地告诉我这个爷爷的故事，并告诫我不得外传。原来，我这个爷爷是爸爸的父亲，从他这一代往上是世代的中医，他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不然的话，药方到了药铺，会遭人耻笑。自他娶了爸爸的母亲后，便不怎么行医了。爸爸的母亲许家在当地是大地主，爸爸的大舅舅在国民党军统里做高参，因为这层关系，这个爷爷在当地的警察局里谋了个副局长的差事。解放军过长江前夕，爸爸的大舅舅预备了全家的船票，催促他姐夫快走。我这个爷爷自忖并没有干过任何伤天害理之事，坚持不走。爸爸的大舅舅临行前，还不罢休，大卡车等在门外劝说他们跟他走，我这个爷爷吃了秤砣，铁了心，就是不肯走。爸爸的大舅舅无奈，挥泪告别家人，独自前往台湾，以后再也没有回过大陆。（爸爸1989年在日本的琉球岛和他的大舅舅和大舅妈见过一面。）　1949年全国解放，我这个爷爷眼看大事不妙，赶紧把爸爸送进了江苏省戏校学唱京剧了。因为戏校管吃、管穿、还管住，比跟着他有前途。那年爸爸十三岁，刚变完声。人民政府终因我这个爷爷没有犯过任何对不起国家和人民的罪行，最后给他带了顶“坏分子”的帽子了事。1976年11月8日，他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床上睡过去了，没等到为他*。姥姥说，这也是为什么爷爷要把爸妈留在上海的原因，在那样的年代，“坏分子”的子子孙孙将会是什么样的结局？　在我看来，姥姥没有里描写的大家闺秀所持有的那份端庄矜持、文静和内秀，她也进过洋学堂读书，可天生的一副大嗓门儿，松松脆脆，落地有声。她那口耐听的京白，是小时候在北京熏出来的。姥姥待人特别热情，带着北方人个性中的爽朗气质，大大咧咧的，特缺别“心眼儿”，不管和谁都是自然熟。当年姥姥家和思进的曾外祖父在北京是邻居，她和思进的外婆、姨婆和舅公是打小一块儿玩儿大的。我和思进是姥姥介绍认识的，没有姥姥爱管闲事的热心肠，我和思进，以及很多对有情人都将成为陌路，而无缘结为夫妻。因为唱样板戏有“功”，姥姥进了街道生产组直到退休，至今领着一份退休金。她从一个旧时代的千金大小姐，转变成一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为姥姥感到自豪。她有个早起的习惯，叫“早起三光，晚起三荒。”我明白她的意思，就是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但没有搞明白三光和三荒的具体内容。她每晚临睡前必要问妈妈，明天天好洗衣服吗？假如妈妈的回答是肯定的，姥姥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在天井里撑起一根根晾衣服的竹竿。石库门的邻居们仿佛约定俗成，只要我们家的竹竿横跨在天井的上空，他们便不会插上一杆。他们洗出来的衣物，会统统晾在靠大门外两边的上街沿上。我现在想起来都吃惊，楼下八户人家的凉衣服竹竿，全归放在天井里的大门后面，大家拿起来竟然不会出丝毫的差错，真可谓石库门里的一奇。不知道是出于对我们这个败落之家的同情，还是视我们一家为“异己”，邻居们从来不会为这种事儿与我们家发生争执。由于我是姥姥一手带大，和姥姥的感情很深很深。在我们家，谁都让着这位大小姐，唯独我可以和她顶嘴，她疼我。有时贪玩儿，我没有在妈妈规定的时间提前回家，知道会挨妈妈的揍；我就泡在身边，这样一来，挨揍变成挨骂，挨骂就变成没事儿了。我常听姥姥说家史，唠家常。我对曾外祖父戏外趣事的好奇心，对日本军国主义仇恨的种子，都是姥姥在石库门里为我埋在心底的。　 第8章 昔日的石库门(5)　我对医院救护车的恐惧心理，是在我九岁那年，老太太被救护车送进医院后再没有出院开始的。姥姥的母亲，我的老太太，一直跟着姥姥住在石库门里。老太太是旧社会和旧制度的牺牲品、受害者。她好端端的一双天足，被缠成了小脚；受父母之命嫁给了老阿爹（姥姥的父亲）后，因为没有生儿子，长期被冷落一旁，忍受着老阿爹一房一房地娶妾；又因为她名下有地，被划为地主；可怜她从来也没有享受过从地里收取的一文钱，却在晚年踮着一双小脚站在毛主席的像前，早请示、晚汇报。她不识字，对阶级斗争的那一套说辞，根本就什么都不懂，也搞不明白为什么要她这样做。当老太太和一批“地富反坏右”被集合在我们石库门对面的房子（里弄街道办公室）里，敞开着大门让大家看他们接受再教育时，我也偷偷跑去看了。“地富反坏右”们自始至终得低着头，叫低头认罪。老太太太老了，又是小脚，哪里经得起长时间的站立，看见她摇摇晃晃地站不稳，想抬起头来又不敢，我出于本能地感到老太太需要搀扶，可我缺乏勇气，逃离人群不想再看下去。石库门里一帮和我差不多大的七八岁孩子，有时候为了好玩儿，依样画葫芦学着大人的样子，拽着正坐在天井里晒太阳的老太太，踮起小脚跟着他们走，站在他们家的毛主席像前，让她低头认罪。老太太实在是太本分太老实了，连小孩子的话她也听。一次，这情形恰巧被我撞见，我岂能容忍和我一般大的孩子这样地折腾老太太？我火冒三丈，不管三七二一地冲着那帮孩子大吼大叫，像极了一头发狂的小母狮子，为保护老太太，大打抱不平。打那以后，孩子们是不敢再这样胡闹了，而我在石库门里“凶”出了名，同龄人对我都“敬而远之”。稍大点儿才懂得，我们的邻居，都是善良的普通老百姓，大家伙儿一个石库门里住着，他们根本无心针对我们家，这才不上纲上线，扩大“阶级矛盾”。　老太太的一生很可怜、很无奈、很可悲、很不幸。她被动地听任命运摆布，连反抗和挣扎的欲望都没有，走得无声无息，无波无澜。第二年的清明节，和第四房太太定居在苏州的老阿爹，来上海给他的正房太太（我的老太太）扫墓。吃了晚饭后，老阿爹还好好儿的和爷爷下象棋。突然地，他手捂着心口说不清话了。医院的救护车又停在了石库门前，老阿爹被送到医院后，再没有回来。或许老太太在九泉之下一个人太寂寞了，她是需要爱，需要陪伴，需要丈夫的。她等老阿爹等得太久了，几乎等了他一辈子。就在那天，她丈夫去看她的那天，把他招去了。我想象着他们在另一个世界团聚了，由救护车带来的恐惧感也减轻了。　从我记事起，老太太是第一个离开石库门的人。而不住在石库门的老阿爹也在石库门里离开了我们，是天意？是冥冥之中的安排？谁也说不清，谁都道不明！就在老一辈的人带着恩恩怨怨离开我的时候，外面的世界开始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集团垮台了，学校掀起批林批孔的运动；《中美公报》的发表和尼克松访华后，美国代表团来中国访问的频率越来越高。石库门和有名的南京路商业街只隔着一条马路，来我们里弄街道的访华团多了起来。石库门也有了接待任务，由小组长按居委会发布的注意事项，挨家挨户地通知大家：外宾来的那天（通常是上午），不允许衣服晾在天井里和大门外；过道里的煤炉不能起封，要等外宾走后再烧饭；家里必须打扫得干干净净，以革命的姿态迎接政治任务。那时的九江路石库门，里里外外旮旮旯旯因年久失修，早已百孔千疮。原来房间的橡木地板，换成了坚硬冰凉的水泥地；“十八家房客”几乎千篇一律地在水泥地上，刷一层暗红色的涂料，打上一层蜡，来遮掩触目惊心地的冰冷。天井里、晒台上的房梁支柱和两扇黑漆脱落的旧大门，像风烛残年的老人，刻满了岁月沧桑留下的痕迹，无法瞒天过海。每家每户的煤炉靠放在自家门口的走廊里，一目了然。那些用惯了煤气的“洋鬼子”怎么都弄不明白煤炉为何物？他们参观时问个没完没了，这边翻译解释得尴尬无比。不久，一个命令下达。石库门因祸得福，“十八家房客”家家用上了煤气，从此和蜂窝煤说再见了。　谁知，好日子刚过了没几天。1976年，国庆节第二天的傍晚时分，姥爷像往常一样喝了点儿酒，想沿着老路溜达溜达。刚走出后门，他就蹲在地上动不了了。恐怖的救护车又把姥爷从石库门里接走！我和弟弟在医院直等爷爷病情稍稳，才安心地回家睡觉。那晚，睡得死沉死沉的我，被一阵阵急促而响亮的乒乒乓乓的敲门声和邻居孩子们在窗外不断的叫喊声惊醒：“小玲，你爷爷在医院里不行了，快醒醒！”我真不愿醒来。就像姥爷有一次请客吃饭，买来了我最喜欢吃的冰激凌，可惜我睡着了，他摇啊，喊啊，怎么都叫不醒我，第二天我还追悔莫及。然而那晚，我醒来了，清醒之后带来的悲伤，无与伦比。我哭哭啼啼地领着弟弟，被一群邻居护送到医院，见着了姥爷最后一面。就是从那天起，我觉着我真正地长大了，成熟了，意识到疼爱我的姥爷再也不会醒来，让我替他去小烟纸店买“大前门”，去酒店买酒喝。我知道了再亲的人也会分离，也真正明白了生离死别的含义。我和弟弟是姥爷晚年唯一的安慰，他宠我们。姥爷为我们养了一只小猫咪，陪伴我和弟弟度过了充满着爱的童年。在天井里，姥爷砌起了一个小花圃，种上了花花草草，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株石榴树，上面结着一颗颗火红的小石榴儿，石库门里人见人爱。我爱花草成癖，朋友们都说我是GreenTmb（绿手指，绿色植物到了我手上，就活了）。他们不了解，那是我承袭了姥爷的喜好，是心中充满了对姥爷的爱。　 第8章 昔日的石库门(6)　三天后，舅舅从农场回到石库门。www.hＡＯＳＨＵdu。coＭ他从姥爷的床头柜里取出两条包得好好儿的“大前门”烟，泣不成声。这就是姥爷省吃俭用为舅舅准备，但还未来得及传到他手中的两条烟。舅舅感激爷爷的养育之恩。古语：“生身父母站一边儿，养生父母大如天。”姥爷深爱这一对领养的儿女，从不对他们隐瞒被领养的事实。姥姥说祖宗的家法“棍棒底下出孝子”只用过在妈妈的身上，却从未用在姨和舅舅的身上。姥爷的去世，惊动了他学校的师生、他的朋友们和石库门的老老少少。姥爷没看到“四人帮”的垮台。他走后的一个月，爸爸的父亲也去了。两位老人酒逢知己，仅相隔一个月零六天，便结伴同行。沉重的“帽子”不能再将他们阻隔于两地。他们可以无所顾忌地把酒言欢，畅所欲言在九重之地。如今，每次回到苏州（姥爷的墓地）去看姥爷，我总对姥爷说：您是了不起的，我们家的小帆船在大风大浪里，全靠了您的掌舵，才能返回安全的港湾。千万别自责。您说唱戏的人是最聪明的，连戏都能唱好，还有什么学不会的？凭着这句话，我学会了英语，在美国读完了学位。我们全家都过得挺好的，您就安心吧！　姥爷走后，妈妈和姥姥成了石库门三开间东厢房的户主。二十年后，当妈妈手持搬迁通知书的瞬间，五味杂陈的滋味儿一齐涌上心头。晚上，她失眠了。妈妈一个人在漆黑的夜晚，没目的地走啊，想啊！想她的父亲、祖父在石库门里的点点滴滴。那里有过幸福、欢乐、痛苦和忧伤。情感的记忆是灵，装载记忆的石库门是魂，他们不可分割，缺一不可。石库门将连根拔掉，灵又将歇息在何方？妈妈伤心落泪，漫无边际地走啊，直到破晓黎明。哪怕在石库门居住的最困难时期，妈妈都不曾流泪，她是有泪不轻弹的人。自从被安排进幼儿园做了音乐老师，妈妈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弹风琴，虽然薪水和在剧团时没法比，可是和天真无邪的孩子们在一起，她是高兴的。按当今的标准，妈妈的教育程度并不高，她是初中毕业。但是她的文化水平和一言一行，却往往使我这个自以为读过几年书的人，自愧弗如。她和姥爷一样喜欢孩子是出了名的。假如夏天轮到她值班，小朋友的家长有事儿晚来领孩子，她就把小朋友带回石库门的家，替他们洗澡，喂晚饭，等着家长来领。久而久之，有的家长有指望地靠上妈妈了。爸爸心疼妈妈，怪妈妈多管闲事被人利用。妈妈顶爸爸一句：“被人利用说明我还有价值。”从妈妈进幼儿园上班开始，我们家小孩子就从没断过，总是这个走了，来了那个；再难带的孩子，到了妈妈这儿，都乖乖的吃和睡。我和弟弟有时候嫉妒他们分走了妈妈对我们的关爱，便联合起来对他们恶作剧，逗到他们哭为止。以为这样妈妈就不会往家里带孩子了。可连试了好几次根本没用，我们才停止这种无谓的恶作剧。在妈身上，我看到了她尊老爱幼，宽厚待人的品行。妈妈给我和弟弟立了很多规矩，相信这些规矩也是她小时候必须遵守的。她还承袭了家传的“棍棒底下出孝子，筷子底下出逆子”的教子法。但凡我们在饭桌上越位夹菜、看别人吃东西、为贪玩儿到钟点不回家，必定要遭到妈妈的惩罚。她对我的要求就更高，在饭桌上经常提醒我：“女孩子要‘坐如钟，站如松，行如风’。”小时候出于好奇，瞧着别的孩子吃东西，这属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可妈妈觉得这是原则性的问题，必须纠正。她强调：“眼皮子不能薄。”今天看人家吃东西，明天羡慕别人穿新衣服，后天就想着往自己身上戴金银。欲壑难填是走上歧途的根源。妈妈就是要断绝我们贪的欲念。她常常为了些在一般人看来的小事上，跟我们较真儿。体罚在我们身上，痛在妈妈的心上。过后妈妈总会买来好吃的给我们，她自己一口都舍不得尝，让我们体会到她的爱之切。妈妈改良了家法，她是“棍棒”加“筷子”，两者一齐上。我们遭惩罚时的反叛心理，立刻融化在温暖的母爱中。　小时候，我绝对是在一个充满着爱的大家庭中长大，但不是无忧无虑的。我时时刻刻地担心哪一天家里会发生变故，担心爸爸也戴上“坏分子”的帽子，担心我们家有里通外国的嫌疑。姥姥给我诉说的家史，因此过早地体验了生离死别，我比同龄人都早熟。我养成了在人面前不多说话的习惯。石库门的童年伙伴，因为我的沉默，都认为我高不可攀。其实，那是掩藏在自命清高外表下的极度自卑。曾几何时，我自卑自己不根红苗正，自卑自己是“戏子”的后代。阅读越多，自卑感就越深。从初中、高中开始，我曾经竭力地隐瞒会唱京剧（爸妈从未教过我）。无论我如何地掩饰，最后总是由石库门里的人透露出我这一“特长”。不管愿不愿意，我顺理成章地成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里的重要一员。整套节目中，京剧清唱样板戏是铁板钉钉的，也是最受欢迎的。舞台上得到的掌声，使我兴奋，使我陶醉。渐渐地，我为这个“特长”自傲起来。然而，“她家以前是唱京剧的”又似乎否认了我的能力。为此，我考进了上海少儿合唱团，成了领唱和二重唱的小歌手。在收音机里能听到我自己的声音，在电视屏幕上能看到我自己的身影。我也唱邓丽君的歌，唱得维妙维肖。我要证明给人看，唱戏人什么都学得会。但是，内心深处我还是爱京剧，京剧早已融入在我的血液中。自卑加自傲的个性，使我在成长的道路上走得特别辛苦。我不停地在证明。在国内，我要证明我是出生在有教养、有文化的家庭里。在国外，我要证明我们中国是有着千年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而同样生活在石库门的我的同龄人，就比我轻松多了。他们家庭背景简单，没有思想包袱，而我那时却无缘和他们玩到一起，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份子。如今他们又都在哪里呢？“矮冬瓜”、“猪八戒”、“小黑皮”、“老和尚”、“烂苹果”、“老煎饼”……这些令人难堪的绰号，一一对号入座，他们的面容顿时变得清晰、生动。我不再记恨他们非难老太太的所为；我感谢他们站在窗底下叫醒我，让我见着了爷爷最后一面；我留恋他们让我有了童年的印记，一个可爱的绰号——“小玲珰”。　 第8章 昔日的石库门(7)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站在石库门的原址回首往事，几多感慨，几度惆怅。京剧“角儿”的个人化高度时代，一去不复返。它和上海的石库门，已经沉淀为一种文化现象。而曾是京剧“角儿”的曾外祖父赵君玉，被收进了《中国戏曲曲艺辞典》里。赵嵩绶、赵君玉祖孙二人还同时被选录在立传人物共329人的《上海文化艺术志》里。这329人是从公元2006年以来，对上海的文化和艺术产生重大影响的代表人物。其中近代的有陈抱一、朱屺瞻、李叔同、刘海粟、丰子恺、欧阳予倩、周信芳等等。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石库门将近一个世纪的沧桑风雨，一切荣华富贵转瞬即逝，成了过眼云烟；而我的祖辈们为中国的文化艺术所奉献的才华与智慧，则载入文化史册，与天地共存亡。寻魂的灵安宁了！闯荡北美　 第9章 漫谈“美国梦”(1)　房子／思进／　出国十几年,我至今没有买房，也没有养车，但我觉得我早已实现了“美国梦”：那就是“FreedomofChoice”自由的选择。wwＷ.hＡoＳＨＵＤu。ＣoＭ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梦”不是一个地理概念，更不是物质上的符号，你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实现“美国梦”。一旦你可以“Dowhateveryoulikeandgowhereveryouwant”干你喜欢干的事情，去你想去的地方，从所谓“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你的“美国梦”才能真正实现！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的留美学生和其他移民一样，大都是来寻求所谓“美国梦”的。特别是自费留学生，一旦来到北美，多半是想在这儿落地生根，非要实现了“美国梦”不可。不过“美国梦”这词儿太抽象，所以后来就有了所谓“五子登科”的说法来对其进行具体化。我听到过好几个版本的“五子”。最早的是：“房子、车子、票子钱、妻子和孩子”。可这其中“妻子和孩子”太牵强了，难道只有在美国才能结婚生子吗？后来这“五子”有了新的说法：“房子、车子、票子，位子和儿子”。“位子”代表事业上的成功，比如获得了硕士、博士学位，找到好的工作，或做生意发了财等等。“儿子”大概是因为在中国只能生一个，不一定是儿子，而在这儿，你可以尽管生，生到儿子为止。不过这“票子”又好像和“房子、车子”重复了，有了“票子”，还怕买不到房子、车子吗？况且，“票子”听上去太“俗”，又比较抽象，有多少钱才算有“票子”呢？我认为，多数人所追求的无外乎是成功的事业和美满的家庭。而美满的家庭和你身处何方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哪里都有美满的婚姻，哪里都有破碎的家庭。在美国，除了纽约、芝加哥等几个大都市以外，车子是生活的必需品，二手车又便宜，即使是靠社会福利生活的人都可以有车，因此在具体化的“美国梦”里，“五子”中真正值得一谈的只有“二子”：“房子和位子”。　先谈一下房子吧，这是所谓“美国梦”中最为新移民所热衷的了。　我是由我外婆一手带大的。在外公外婆的身边长大，一直住着宽敞、舒适的房子。也正由于这样，我一直没有感到房子的重要。虽然在国内，特别在上海常听到“三代一室”，十平米住四五个人什么的，可自己从来没有体验，听着也就当听了个故事。　出国之前，我和小玲住在上海乌鲁木齐北路上，靠近美国驻华领事馆附近的一栋花园洋房里。那是我外公外婆过世后留给我的。那房子是一个英国制药大王造的。他在上海生活了大半辈子。因为有六个子女，于是他在六十多年前造了三幢SemiDetach的别墅，共六个独立的单元。原来是想留给他的子女们，一户半栋一个独立单元。解放后，他的子女四个回了英国，两个去了香港，这房子也就归了国家。现在这几栋房子名列于上海作为历史遗迹而保留的两百栋老洋房之中。房子的结构很好，前面是个大花园，后面是天井中西和璧，卧房在二楼，底楼是客厅和餐厅。那时房子的地板每两个月就有人来打蜡；前面的花园每个月都有花匠来修整。我们的邻居有著名作家孙老、乒坛名将郑女士的娘家、著名作曲家肖老、老红军彭老和上海戏剧学院的一个老教授等。那时我们常请朋友来我们家聚会。有些第一次上门的朋友，常常在外面绕了几圈都“不敢”敲门，以为走错了。因为在当时的上海，像我们这样一对小夫妇，一般是不太可能住在这样的“花园洋房”里的。他们进来后看到屋内的摆设更是惊讶，常有人说像看了部进口电影。　出国之前，我曾无数次地憧憬美国的生活：开着车在高速公路上；衣冠楚楚地坐在办公室里；高尔夫球场上挥着杆；漫步在曼哈顿的第五大道上……可就是没有一次，想到过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　1990年9月20日来到美国克利夫兰留学，住进了离学校不远的一栋三层楼TownHouse里。房东将其隔成十个小间，租给了九个学生。我和小玲住在底楼一间十平米左右的房间里，除了拣来的一张床垫以外，别无它物，真可谓“家徒四壁”。不过我们刚到美国，还挺新鲜的，又没打算在那里长住，并不觉得怎样。和同学们住在一起，好像每天开Party一般，倒也挺好玩儿的。九个月后我搬到纽约。来纽约之前曾对这座城市充满了幻想，什么第五大道上的公寓，长岛上的豪宅。真没有想到，在阁楼上一住就是五年多。　先是住在姑妈我父亲战友胡叔叔的姐姐家里的阁楼上。那个阁楼十平米都不到，而且有三分之二的地方我是站不直的。地板像装了弹簧一样，走起来一颠一颠的。屋里的“摆设”比克利夫兰多了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只有一扇小窗，每次我从那扇小窗望出去时都会有《红岩》里小萝卜头的感觉。八个月后搬到了学校附近的法拉盛Ash*e。虽然也是阁楼，但稍微大一些，只有三分之一的地方站不直，而且“家具齐全”，床甚至还是新的。我们就已经很满足了。每当同学们问起我们住在哪里，我们会用英语“Penthouse”回答。Penthouse的原意是“正房和屋顶间的空间”——就是阁楼，不过后来公寓大楼的顶楼也称为Penthouse国内好像叫“复式公寓”，第五大道上的Penthouse动辄就是上千万美元。我们刚到美国就住上Penthouse？大家都用惊讶的眼光打量着我们，当得知是阁楼时，不禁哈哈大笑起来。“That’sagdone!”（这个词用的好！）那我们也是住Penthouse的。”那时纽约的自费留学生不是住阁楼，就是住Basement地下室。　 第9章 漫谈“美国梦”(2)　有一天认识了一个中国同学Tracy。Ｗww.ＨaＯshuＤu.Ｃom在闲聊时问起她住在哪里。她说住在皇后区的森林小丘。那可是个富人区。　我问：“那你一定是住在阁楼或地下室里吧？”　“没有呀。”她答道。　“哇！那租金一定很贵吧？”　“不是租的，我是Landlord。”　Landlord，地主！房产的拥有者！Tracy是我中国同学中第一个拥有自己房子的人。后来和她熟了，才得知她和她先生在国内时都是任职于国家机关的。她先生是几千人中脱颖而出考进联合国，成为一名翻译。来纽约后没几年就存下了一笔头款，在森林小丘买下了一栋二十几万的TownHouse国内好像叫“排屋”吧。　那年过节，她请了我们许多同学到她家开Party。同学们玩得非常开心，因为他们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而我在她家时不禁想起我们在上海的生活，他们的今天不就像是我们的昨天吗？再一想，形式上好像一样，可总感觉实质上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呢？当时忙于读书、打工，没有细想下去。又过了些日子，我想“来而不往非礼也”，也请Tracy夫妇到我家来玩玩儿。小玲的厨艺甚佳，很久没有露一手了。记得那天他们吃得很开心，Tracy单馄饨就吃了两碗。第二天在学校碰到她。她说：“昨天在你那儿，使我想起我们在北京的生活。那时我们住在单位的宿舍里，和你们现在的房间差不多大，多来几个朋友就连站的地方都没了。我们要是不出来，可能还和你们现在住得一样。要是等单位里分一套房子，真不知要到何年何月。”她谈起在美国最开心的事就是可以住上宽敞的房子。当年，她一到美国，一开始就租了套二室一厅的公寓，现在又成了Landlord。我说：“你的美国梦已经实现了！”她微笑地点点头。　1996年9月，我们获得加拿大的绿卡后，移民到了多伦多。1997年初，我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该改善一下居住环境了。在我们之前已经有几个同学先搬到多伦多，他们都喜欢住House指独立的房子，有花园。也就是国内所谓的“花园洋房”。他们在找到工作后，就开始到处看房子。虽然工作都在DownTown，但DownTown的House太贵，于是他们便“以时间换空间”，买了郊外的House。虽然他们每天上下班花三四个小时在路上，但只要想到一年前还住在纽约的“Penthouse”里，为身份而担忧，现如今住在真正属于自己的大房子，反差太大了，感觉棒极了！我和小玲都喜欢DownTown的生活，而且特别喜欢Rosedale/Yorkville的小区环境，那里到处是大片的绿地森林，十五分钟就可以步行到市中心，离我上班的地方步行不到半小时，小玲到办公室也不过坐十五分钟地铁即可。只是那里的House或TownHouse动辄几百甚至上千万，我们恐怕一辈子都只能“望房兴叹”。幸好有许多豪华公寓大楼，无论租或买，都是我们可以承受的。恰好我也不是个HandyMan（善于做室内外杂话的人），住公寓正合我意！　那时，我终于领悟到了Tracy的“今天”和我们的“昨天”实质上的不同：我们的“昨天”是我外公外婆留下的；而Tracy的“今天”是他们自己创造的。于是我们也第一次尝到了可以“选择”的快乐。首先，住郊区的大House，还是DownTown的小公寓，我们选择了后者。这个选择比较容易。那么，是买还是租呢？我想起了在BankersTrust时一个犹太同事（他是个金融专家）告诉我的两个准则：　1如果你准备在一个地方住三年以下的，租比买“合算”；若五年以上的话，买比租“合算”；而三到五年之间的话，再看第二条：　2如果房价和年租金之比小于十，买合算；若大于十五，租合算。在十和十五之间的话，你就扔一个硬币，头像朝上就买，否则就租。　那时我们是准备成为加拿大公民后就回纽约的。按移民法，要在加拿大住满三年才能申请，所以至少要住三年，但不会超过五年，因此只能再看第二条。那时多伦多一般的高级公寓一个单元在十五万左右，租金在每平方米一千二百元上下:十五万比一万四千四百，等于十点四。正准备扔硬币时，看到了TorontoStar多伦多最大的报纸上的一个招租广告，“Downtown，LuxuryCondo,900/Month,IncludingAll”（Downtown豪华公寓，月租九百元，全包。我们立刻和房东约了个时间。一看大楼正是位于Rosedale/Yorkville小区内的，叫PoloClubII。那个单元在二十层，从太阳房的落地窗前还可以望见远处的安大略湖，满意极了！如果买的话至少十六万，十六万除以一万的年租，比例超过十五，因此还是租合算！于是我们立刻租了下来。　另外，我想顺便提一下国内目前的“房地产热”。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中国的房改取消了福利分房，施行住房商品化，私人也可以拥有房子了。中国人多年来的梦想，原来只有在“美国梦”中才能有的“房子梦”，在中国也可以实现了！只是这几年国内好些城市的房价像火箭一般直朝上冲，于是又有了“房地产泡沫”的疑虑。　如何来判断一个地区的房地产有没有泡沫？　首先要讲的是，何谓“泡沫”。大家知道，在商品社会，房地产也是商品。既然是商品，它就一定会符合商品的价值规律。我们该怎样评估一个地区的实际房价呢？　 第9章 漫谈“美国梦”(3)　在衡量一个股票的价格高低、有无泡沫时，我们通常用的是P/EPricetoEarning值，也就是价格和所得之比。wＷw。hＡＯＳＨuＤＵ.Ｃom比如我所在美洲银行的股票（纽约证交所：BAC）目前在四十二美金上下，每股每年的所得为四点二美金左右,其P/E值就在十左右，属于合理价位。如果P/E值超过十五，就是所谓的Overvalued（高估），有泡沫之嫌了。当然在各股的具体分析时，还要看那个公司是成长型，还是成熟型的等等。同样,看一个地区的房价有没有泡沫，首先也可用一个类似的值来判断，这个值就是P/RPricetoRent，房价和租金比值。比数值一般在十到十五之间属于合理范围。如我目前居住的纽约曼哈顿罗斯福岛，一套一居室的公寓平均价格在七十二万美金以上，而年租金在两万左右。P/R值就是三十六。套用USAToady最近评估美国五十三个城市房地产时所用的一个词，那真是“ExtremelyOvervalued”。　其次是房价和收入比，也就是当地的平均房价和当地居民的平均收入之比。一般在三到五之间属于合理，而超过六就数离谱了。　北京、上海和杭州的高房价，不用多说了。最近，我大哥在西安买了一套三十几万的房子，加上装修，共花了四十万。西安人平均的家庭年收入是两万左右，四十万元是他们二十年的收入。我问我哥是不是买了一栋“豪宅”。他说：“哪里？！二环内还不是一环的一套普通二居室公寓而已。”你们看国内的房地产有没有泡沫呢？　以上两个方法只要用一个就足以判断一个地区的房地产价格是否合理了。不过每个地区的房地产都有其特点。如果要进一步研究还有另一把常用的尺子，那就是买房子的目的，是不是用于自己居住。如果一个城市百分之十五以上的房子不是当地人买的，就可以看出这个地区的房地产有泡沫存在了。我二弟曾随一个温州购房团到上海买房，他那个团将一栋新建公寓一百六十多套全买了下来，团里真正准备在上海长期居住的，恐怕还不到百分之十。　有泡沫的话，房价何时会跌？　前几天，网上有一篇文章提到：“中国房产市场价位之高与空置率之高如双峰矗立，蔚为壮观。有人夸张地说，如果上海的房地产全部按市价售謦，其金额足以买下半个美国。”想必中国房产市场早已大大超出以上三个标准中的任何一个。按国际的标准，北京、上海的房价太高了。可事实上这两年房价又涨了一倍。我在国内的亲友常来电话问，按以上三把尺来衡量，他们所居住的地区的房价早就Overvalued，甚至“ExtremelyOvervalued”。那为何房价不跌反涨呢？他们反复问我房价何时会跌呢？　其实有没有泡沫和何时跌是两个概念。有没有泡沫是可以用以上三个方式来确定的；而有泡沫的房地产并不是立刻就会跌的。耶鲁大学教授希勒曾准确预测了美国网络股泡沫的破灭。可他第一次预测的提出是在1996年，离网络股泡沫真正的破灭还有五年之久。就是在这五年间，网络股的指数又涨了百分之一百五十！我觉得判断房地产有否泡沫可以用数学的统计方式；判断何时下跌则要用心理学。纽约时报有一个最精辟的论断：“当消费者不再相信住房的价格将上升时,价格将下跌。”其实这和股票的何时下跌是一样的道理。　如果房价跌的话，会跌多少：　既然是泡沫，一旦破灭，房地产的价格便会回归其合理的价位，也就是回归至前面已提到的合理的“房价租金比”和“房价收入比”。前两年，香港的房价连1997年的百分之三十都不到，东京有些地区房价只是最高峰时的百分之十。纽约的房价这两年虽然飞涨，但有些地区还没有1988年高。多伦多、温哥华、加州也一样……　中华民族是吃苦耐劳的，多数人明白财富的积累是个长期的过程。不过也有许多人急功近利，或分不清“投资”和“投机”的区别。据说国内好些人先是炒股，结果一百个人炒九十九个被套，现在又觉得房子是不会跌的，越贵的区域越去追高。目前在海外，凡华人社区的房价总是涨得最快的。华尔街有一句话：“Thereisnotreecangrowforever。”没有一棵树会永远往上长。和海外相比，国内的房产还有一点不同，就是房子所有者不是Landlord地主。按投资常识，房子本身是不会增值的，就像汽车一样，每年在Depreciation折旧，能增值的只是土地，因为只有土地是有限的，不能再生。有一个说法很流行，就是中国的富翁百分之七十以上与房地产有关，可是人们往往忽略了一点，就是破产的人当中也有百分之七十与房地产有关。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香港在1998年开始房价下跌，突然出现了无数个“百万‘负’翁”，也就是所谓的“负资产”，即“按揭”房子的抵押贷款超过房子本身的价值，于是好多人几个月都不付房贷，宁可让银行将房子收去拍卖，结果令香港房价如推倒的骨牌一样。　任职于摩根士丹利银行的谢国忠认为，“中国各个城市应该把保持房屋的每平方米均价占居民家庭年收入的百分之十甚至更低水平作为目标”。若按这个标准，上海普通家庭的收入大约是三到五万吧，那一平米也就在三到五千之间。国内有好多人已经尝到股市大跌的滋味了，但绝大多数人可能还没有看过房市的大跌。　 第9章 漫谈“美国梦”(4)　我有个朋友多年前曾在海南买了一套三十万的公寓，后来一度涨到五十万。ＷＯＳＨＵdu.ＣoＭ他以为还会涨。后来，在海南不景气时，开价二十万都没人要，结果才卖了十二万。他曾向我绘声绘色地形容道：“房价上涨时如上楼梯，一步三跳；而下跌时如坐小孩子玩儿的‘滑扶梯’，一路到底。”　如今在美国有关房市的信息就如同当年的互联网一样。电视上充斥着房地产投资的节目，“轻轻松松就可以在房地产投资上获利”的言论铺天盖地，就像当年人人都投资互联网股票一样“发狂”。我无法“算”出美国的房价何时下跌，但我要引用当年华尔街一个大腕儿的一句话：“当一个擦皮鞋的老头儿都在谈论买卖股票时，你就该退出股市了……”　华人特别注重子女的教育，为了孩子而“孟母三迁”。有孩子的家庭在买房子时一般以学区的好坏做为首选。好的社区总是白人居多。我在多伦多有个朋友小林，1995年初在士嘉堡买了一栋房子。士嘉堡在多伦多是个一流的社区，百分之九十是高收入的白人，他的新居所在的小学在加拿大属于TopTen的。小林的大儿子Tony当时三岁，他以为几年后Tony就可以上一流的小学，可以和白人做同学，将来可以“真正”融入主流社会。没想到，四年后，当小林带着Tony去报名时，突然觉得怎么周围的人好些和他一样，是新移民，不是“老中”，就是“老印”。再一问，这几年，大量的新移民和小林一样怀着让小孩上一流学校的目的搬进士嘉堡，原来住在那里的白人则趁着房子涨价，卖了个好价钱，搬到其他地方去了，那所小学也早就不在TopTen之列了。现在的士嘉堡在多伦多已成了中国城的代名词。　位子／思进／　谈了房子，再谈一下“位子”吧。　虽然是否拥有成功的事业，是见人见智的。不过我想在我们这一代留学生的心里，由于几千年文化的烙印，一谈到事业上的成功，会很自然地想到“金榜题名时”、“学而优则仕”，多半会觉得只有成名成家或升官发财才算成功。由于语言和文化的障碍，我们这一代留学生在“事业”上多半处在瓶颈状态，或多或少地撞上过“玻璃天花板”。同时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好些回国探亲的留学生们，突然发现留在国内的同学朋友们在事业上到达的“境界”，是我们这些海外游子们很难望其项背的。这一点，我在前文《何年何月是归期》中也提到过。　在北美生活十几年，常听到有人说，对美国人而言，只要干着自己想要干的事就是成功了。我开始不信，想那只是说说而已罢了。后来有三件事改变了我的看法。　在皇后学院读书时，我曾在一家意大利餐馆打工，认识了一个美国厨师Rob。一次闲聊，讲到自己的未来，我直言不讳：“有朝一日，我会打入华尔街去！”一份体面的工作，一笔体面的收入，在国外不感到卑怯，回大陆能赢得无数羡慕的眼光，也就是中国光宗耀祖的文化传统。然而，Rob竟露出了奇怪的神情，问我：“你毕业后有什么设想？”我不假思索：“当然最好是马上进跨国大公司，前途和钱途都有保障。”Rob却说：“我没问你的前途和钱途，我问的是你将来的工作志趣和人生志趣。”当时，我真不知该怎么回答了。因为那时我心中的前途、钱途和工作志趣、人生志趣就是一码事，是无法分别的。所以紧接着Rob讲的话更让我吃惊和难解。　Rob叹息地说：“要是经济低迷餐馆歇业，我就只好去当银行家了！”这话听起来有点荒唐，就像在说“我要是走投无路，找不到职业，那就只好去当总统了”一样。Rob看着我惊诧莫名的模样，连忙解释：“我以前就在华尔街银行上班，日出而作，日落却无法息，每天都在午夜后才回到家门，我终于厌烦了这种劳苦的生涯。我年轻时候就喜欢烹饪，看着亲友们津津有味地赞叹我的厨艺，我便乐得心花怒放。一次午夜两点多钟，我结束了一天的例行公务后，在办公室里嚼着令人厌恶的汉堡包时，我开始下决心辞职去当一名专业美食家，这样不仅可以满足自己挑剔的肠胃，还有机会为众人献艺。”　几年前，我的朋友Brian告诉我一件事。一次他到老美同事Peter家参加Party。在他家里，我的朋友看到一张Peter和一男一女的合影。那个男的很像一个人——比尔·盖茨！　Brian出于好奇忙问：“Peter那是谁？”　“比尔·盖茨。”Peter淡淡地答道。　“谁？微软的比尔·盖茨？”Brian问。　Peter道：“是的，他是我的BrotherinLaw姐夫。”　Brian还是不信，以为Peter和他开玩笑呢。因为Peter在他们公司做Network，工资不过五六万而已。比尔·盖茨的小舅子？！没有搞错吧！第二天上班，Brian一连问了几个老美同事，得到的都是肯定的回复。Peter真是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的小舅子。公司里好些同事都知道，可压根儿就没当回事儿。比尔·盖茨多次让Peter去微软上班，他不去，说会不自在的。　我在BRUTECN任职时，有一个做股票的Trader交易员同事，每年至少赚五十万美元。9·11后，他觉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了不让9·11这样的悲剧重演，毅然辞职参军。两天前，我在电视上看到他接受CNN的采访，他目前正在阿富汗。看到他穿着野战服的样子，和做Trader时真是判若两人。我不禁扪心自问：要是符合当兵的条件，我会像他那样吗？恐怕不会。　 第9章 漫谈“美国梦”(5)　在我周围的中国人朋友中我最佩服的是大刘。wＷＷ。haＯshudＵ.ＣＯＭ他毕业于纽约大学新闻系。十四年前开了一家保险事务所，做得很好。可他一不买房，二不养车，两年前办了一本中文杂志。他的理想是将它办成北美第一流的杂志。现在很多文化名人都在供稿支持他，像北美的董鼎山、李安、严歌苓；国内的名导赵宝刚、冯小刚，以及陈凯歌等。最近，大刘想在国内找一家杂志搞合资，办一本像《文摘》或《读者》那样的杂志，以海外的文章为主。由他负责在这边翻译、组稿，由国内负责编辑发行。我衷心地祝他早日成功！　在“新经济”泡沫爆破，全球经济普遍萎缩的情况下，“风景这边独好”。中国经济几经考验依然蒸蒸日上，一直保持着百分之七以上的高增长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史无前例的经济起飞大发展中，在加入WTO同国际接轨的新形势下，中国民生大幅改善，国力迅速增强，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于是，所谓的“中国梦”出现了，“海归热”逐渐升温。我在纽约有一帮好友，经常聚会，一起出外旅游，在各种餐馆聚餐，到各家唱歌跳舞，谈天说地，我们号称EClub。在聚会时，我们曾聊起到美国来的缘由和回归的梦想。虽经历各不相同，观点也有所异，可有一点却相似：我们在国内时就已经过上了很好的生活。出国后，从零开始历尽坎坷奋斗十几年至今，和出国前比较，在生活水平上并没有什么明显的高低，最多只是各有千秋而已，但我们没有一个人后悔当初的选择。如果“美国梦”就是那几个“子”的话，我们真大可不必出来。可见“美国梦”决不是什么“五子登科”。一次我们聚会时，我们又谈论起“美国梦”、“海归热”和“中国梦”。我提到了比尔·盖茨的小舅子，提到了大刘，提到了我在BRUT那位上前线的同事。大家异口同声道：“Yes!That’swhatIwant!”“这才是我想要的！”意思是干自己真正想干的事。　什么是真正的“美国梦”呢，我觉得那就是“FreedomofChoice”自由的选择。一旦你能够“Dowhateveryoulikeandgowhereveryouwant”干你喜欢干的事情，去你想去的地方，从所谓“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你的“美国梦”就真正实现了！　车子及其他／思进／　多年前的一天，在纽约公车上，看到了绿色和平组织的一则大幅张贴：“RidingBike,S*ingtheEarth!”请骑单车，拯救地球！我一愣，骑单车和拯救地球有什么关系？后来了解到空气污染对地球造成的伤害，而百分之七十的空气污染是私人汽车造成的。　美国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城市化”。当时纽约全力发展公共交通，结果纽约的地铁像蜘蛛网一般。各种其他的交通工具包括长岛铁路、新州铁路、去上州的MetroNorth、公共汽车、ExpressBus等等，应有尽有。居住在纽约的人根本不用开车。曼哈顿百分之九十的人不养车。每天早上，四面八方驶向曼哈顿的地铁线有二十五条。不管年薪两万的勤杂工，还是年薪百万的高级白领，都可能站在你的身边。后来，美国的汽车利益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游说政府，阻挠开发公共交通，以至于美国其他的城市，没有车便像没有腿一般。　在克利夫兰的公车是每半小时一班。由于公共交通太差，车便成了必需品Necessity。自己不开车和没有腿是一样的。可私人汽车非常浪费资源！当你在高速公路上，看到几乎每辆能坐五人以上的车，只坐一人时，你就可以感觉到了。统计资料显示，美国人口只占全球百分之三，但却消耗了全球一半以上的资源。　我自从看到了“请骑单车，拯救地球！”的告示之后，凡一小时以上的路程坐地铁或公车，一小时以内的骑自行车，半小时以内则步行。在多伦多，我们住在皇后公园，离我上班的BayStreet只要半小时的步行。其他的生活设施大都在十五分钟的步行圈内。于是双腿成了我和小玲在多伦多的主要“交通工具”。只有在长周末或假期时，我们才会租一辆车，开到郊外散散心。恩格斯说过，行走是人与猿的分界线。走路是最好的运动，最好的健身方法。的确如此。每当遇见那些多年不见的朋友，他们的第一句话总是：“Wow！思进，你怎么一点儿都没变！”而我总说：“XXX，你看上去成熟了，像成功人士！”他们多年前的“社会主义”体型早已不见，一个个成了“中广”身材啤酒肚。虽说和年纪有关，但成年累月习惯开车，不常走路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目前，国内的人大都还是骑自行车，这其实是非常好的。特别在大城市里，由于塞车，开汽车并不比骑自行车快。在曼哈顿，开汽车有时还不如走路快呢。骑车即锻炼了身体，又避免了污染，何乐而不为呢？记得周恩来总理曾经说过，中国不适合发展私人汽车。我时常在想，等什么时候中国私家车的比例和美国一样时，这个地球的寿命大概就快到了。北美因为汽车普及而“郊区化”，人口渐渐地往郊区迁移。而中国正在“城市化”，城市人口激增。像上海、北京的交通状况已不是很好了。如果百分之十以上的居民拥有汽车，整个城市就会变成一个巨大的停车场。谁都动不了。而农村的收入毕竟不高，有多少农民能买得起车呢？　 第9章 漫谈“美国梦”(6)　如果中国能像印度一样，将发展汽车的劲头用来发展软件产业，那就好了。ＷＷＷ。ＨＡoＳhＵdＵ。com由于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发达国家的IT业正在Outsourcing，即将IT项目大量的移到第三世界。据统计，到2015年，仅美国就将有三百多万IT专业职位将移出海外。按每个IT人平均年产值十万美元计算，三百万的IT专业职位，相当于三千亿美元！目前印度是美国的首选，我们为何不能迎头赶上，只要抢到这块“大饼”的四分之一，每年就是七百五十亿美元的产值！　我们在纽约和多伦多都选择了城市的生活。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怪圈”：我周围百分之九十的中国同学养车，而周围百分之七、八十的白人同事却不养车，他们大都住在曼哈顿。我最早发现“有钱的老外”不养车的是Juan。一次我和他要出差去波士顿，他告诉我要租一辆车。我感到很奇怪，问他：“为什么不开自己的车去？”他说：“我没有车。”我想，他每年至少赚五六十万美金，为什么不养车呢？他可能看出了我诧异的眼神。“有必要吗？”他反问我。从他开始，我才渐渐发现真正的纽约人多半不养车，真是没有必要。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新移民一旦有了能力，即使住在纽约，也一定要养车，哪怕每周只开一两次。　人有的时候会分不清手段和目的。开车原是一种手段，特别当公共交通不发达时。可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却变成了目的。我有一个同学从美国新州搬到多伦多时，曾先在我那里住了几天。他对我不养车的举动感到非常奇怪。一周后，他找到一个公寓很满意，也在皇后公园附近。但他发现那栋楼里没有停车位。而最近的一个停车场在十五分钟以外的地方。他问我：“住在这儿我怎么开车呢？”我说：“住在这儿，你不需要开车。”他问：“在北美怎么能不开车呢？”我反问：“在北美为什么一定要开车呢？”结果，为了能开车，我那朋友住到了郊外。宁愿每天在路上花两小时到DownTown上班。　还有一次，一个外州的朋友到纽约来玩。让我陪他去看一场百老汇的歌舞剧。其实从我家坐W地铁到剧场，半小时足够了，他非要自己开车。结果堵在路上，一个小时才到，幸亏我有先见之明，早了一个半小时出门。在离剧场大约步行十分钟的地方，有一个停车场，我让他赶快停了。他问我：“到剧场要多久？”。我说：“大概走十分钟吧。”“那不行。”于是他仍然向着剧场开去，结果左转右转，找了十五分钟，才在离剧场五分钟的地方又找到一个车位。我说：“行了吧？”他看我不耐烦的样子：“那你先进去吧。我再找找。”结果他是在开场后十分钟进来的。一见我就兴奋地说道：“我的车就停在对面！真Lucky!幸运”我看着他，无言以对……　中国GDP大幅增长，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有车代表身份”的思维定势，显然无法克制对轿车的强烈向往；从发迹了的田舍翁到政府官员谁也挡不住这种心醉神迷的力量。没有人出来告诉大家，随着能源大变局的到来，就历史的观点看，燃用石油制品的形形色色的常规汽车，无论多么美轮美奂，其实只能算是“尾巴工业”或“夕阳工业”了。没有成为传统型汽车大国的中国，应该像往年发展电子工业那样，跳越没落中的电子管，抓住前途无量的半导体，赶上世界最新潮流；在汽车行业致力发展混合燃料、替代燃料、电力驱动、燃料电池等革新车型，而不是高举“拿来主义”旗帜，赶在“石油时代的黄昏”，拜倒在罂粟花般传统香车魅力之下。　中国汽车年产量在1992年突破了一百万辆。2003年产量达到四百四十四万辆，一举成为世界第四大生产国；其中轿车产量二百零二万辆，增长了百分之八十五。2004年总产量达五百零七万辆。今后五年在汽车整车方面的规划投资达两千亿元左右，新增长生产能力六百万辆。中国的汽车化进程显然已经驶入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美国调查公司C*WorldWide的报告显示，到2006年中国汽车产量将超过德国居全球第三位，到2015年超过日本居全球第二位。多项预测指出，到2020年，中国汽车销量将膨胀到一千五百到两千万辆，很可能赶超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生产国。　作为对照，在西方发达国家，汽车无疑是主要交通工具，但那种把骑自行车或乘坐公车看成是降低自己身份的观念早已过时。在某种意义上，良好的自行车或公交基础设施是社会文明的反映：它表明一个骑自行车或坐公车上班的公民与另一个坐在豪华轿车里的公民是同等重要的；这就是交通所体现的公平性。　慕尼黑是欧洲最富有的城市，百分之六十的人每天都乘坐公交车，百分之二十的人每天都骑自行车。纽约市中心的曼哈顿，或许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居民没有小汽车，都乘坐公交车。如果周末去海滩或乡村等地方度假，就会租车。曼哈顿一百五十万居民中，三十万人拥有自行车，街道不专为骑自行车的人设非机动车道，原则上骑车人与开车人共享道路，并允许在城区工作而距家较远的公民携带自行车乘坐地铁。现任市长彭博常乘六号地铁上班，2002年12月11日，纽约公交工人拟议大*，彭博看得开：“不行，我就骑自行车！”　近年来，中国交通运输领域消耗的石油超过了全国石油消耗总量的百分之四十，预期这一比例在2020年可能达百分之六十以上。事实上，能源短缺，石油资源尤其短缺的中国，正在全球石油资源面临末日之际，加速争当石油消费超级大国。与持续膨胀的石油需求相比，中国原油自给能力几乎达到了极限。如今中国剩余可采储量只占全球的百分之二左右，约为二十四亿吨，按目前年产油一点八亿吨到2020年达到两亿吨来估计，中国将在十四年后出现石油枯竭局面。历史正在轮回，中国很快就要回到“贫油时代”。　 第9章 漫谈“美国梦”(7)　曾在国内的一份报纸上读过一篇文章，说“中国这些年经济发展迅猛，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一个‘中产阶层’正在形成，‘美国梦’也可以在中国实现了！而‘中产阶层’的标志是什么呢，就是和美国中产阶级一样：拥有一套住房一辆车。wwＷ。ＨＡoshuＤＵ.com”中国的迅猛发展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可我在北美呆了十几年，却好像从来没有听说过“拥有一套住房一辆车”是美国中产阶级的标准。在美国是否属于中产阶级，据我所知是看你年收入多少。2003年的标准是：单身年收入在四到六万美金，或家庭年收入在五到七万美金之间。除了收入稳定，拥有一定的财富外，还必须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自由的意志以及普遍的社会关怀。中产阶级成为社会承上启下的中坚力量，并不单因为口袋里的钱财，还要具有“一定的知识资本与社会关怀”。至于是否拥有房子或车子完全取决于每个人的喜好，取决于你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我还要再重复一遍，一旦你可以“Dowhateveryoulikeandgowhereveryouwant”干你喜欢干的事情，去你想去的地方，从所谓“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你的“美国梦”就真正实现了！　“你是哪里人？”——从“你不像上海人”谈起／小玲／　出国前我一直生活在上海，周围的同学朋友也大都是上海人，从来没有人问我是哪里人。有时和亲友到杭州、苏州、南京等地游玩时，偶尔会在耳边听到：“他们是上海人。”除此之外，我很少会想到自己是上海人。　1990年12月7日我来到克利夫兰和思进团聚。思进和同学Jean开车来机场接我。Jean是我到美国后认识的第一个中国人，东北来的，感觉格外的亲切。很快就和她、她先生成了朋友，时常在一起玩儿。一次聊天，Jean突然说道：“你不像上海人。”我感到很奇怪，忙问：“是吗？为什么？”她没有说下去，我也就没有再问。只是想，大概是因为我小时候和奶奶在一起生活，她是老北京，尽管在上海多年还是一口京腔；父母又曾在文艺界，平时说普通话为主；而和思进又是一直说普通话，可能是因为我的普通话没什么上海口音，才“不像”上海人吧。其他就没再多想。　半年后搬到了纽约，认识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全国各地都有：北京的、天津的、东北的、广东的、福建的、江浙的等等。经常听到他们说我不像上海人。我还是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直到一次看到一本书，书里提到在很多中国人的心里，“上海人”是精明爱算计，爱斤斤计较的代名词。李鸿章曾说过，对上海人最高的评价就是“你不像上海人。”这才终于明白了，原来“上海人”是个贬义词。“不像上海人”是在夸你呢！可仍不明白，怎么会这样呢？！　一次次被“夸”不像上海人，使我开始对各地方的人特别进行了观察。可再怎么研究也没有发现各地方的人有什么明显及本质上的不同。那所谓“上海人”的典型特点，在其他地方人的身上也有呀；我周围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中可是什么样都有，好像根本就无法归纳起来。渐渐地我得知，原来国人对其他各个地方的人也有一些“尊称”，如传统的：“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及“西安‘闲’人”游手好闲之人；到当代的什么“到了东北才知道自己胆儿小”，好像东北人各个是胆大妄为的主；“到了广东才知道自己钱少”，好像广东人各个腰缠万贯。看来为一个地方的人“定性”是中国人的普遍习惯。　六年后移民去了多伦多。开始时我在乔治布朗学院读书，同学中有不少从香港来的同学。那时我还不会说粤语，和他们都是用英语交流。一次一个香港同学问我：“你是日本来的？还是新加坡的？”我说我是大陆来的，上海人。她说：“不会吧，你一点都不像大陆人。”在多伦多时我们认识好些香港台湾的同学朋友。常常听他们说：“你们一点都不像大陆人。”怎么回事，这到底是在“夸”我还是“损”我？好不容易弄明白中国人爱为一个地方人“归纳定性”的我又开始糊涂起来了。　四年后回到纽约，又回到了学校，继续在HunterCollege读书。同学中有不少日本人。一次，当我从学校图书馆出来时，几个同学迎面走来，朝着我叽哩呱拉说起了日本话，我一时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最后我用英语告诉他们“我是中国人，不懂日语。”他们才仔细地看着我讪讪地离去，那神情仿佛是不相信他们会认错了人。还有一次在Blmingdale’s买房间里的装饰品。付款时，一位白人收银员问我：“你是日本人吧？”。我不假思索地答道：“不，我是中国人。”她不甘心地又问：“是中国什么地方？”“是中国的上海。”　目前我们住在曼哈顿罗斯福岛上ManhattanPark的公寓里。一天，楼里进行每年例行的空调清洗。两个检修工进来了。其中一个比较喜欢闲聊，一边做工一边和我说开了。他一会儿赞叹我们家的餐桌漂亮；一会儿说他喜欢我们ConsoleTable上的台灯；眼睛还盯着思进的最爱：一套Nakamichi音响和他收集的那几百张CD，看个没完。临到工作快结束时，他问道：“你是日本人吧？”我很礼貌，但语气坚定地回答：“不！我是中国人！”　 第9章 漫谈“美国梦”(8)　一次次被香港人评价为“不像大陆人”；一次次被“外国人”错认为日本人，我开始领悟到，虽然英语里有一句老话：“Tojudgeapersonindividuallynotwhereandwhattheyare。ＷＷw。ＨaosＨuＤＵ。ＣＯm”可对各个地方人进行归纳并非仅仅是中国人的“爱好”，而好像是人类普遍的本能吧。英语里有两个词儿可以表达这个意思，Discrimination和Stereotype。Discrimination是带贬义的；而Stereotype稍微中性一些。那么一种Stereotype是怎么形成的呢。　记得在一份中文报上看到过一篇文章，说是在纽约居住着上百个国家的移民，大家普遍认为华人开车最喜欢按汽车喇叭；而黑人最喜欢超速；南美人酒后驾车的最多。但据科学的统计之后并不是那么回事。那这种“普遍”认为是哪里来的呢？文章的作者曾和一个老美聊天，说他第一次去唐人街时，汽车喇叭声和乱穿马路的行人使他“VeryImpressive”印象非常深刻。随后一回生、二回熟，逐渐就将这个特点和华人连在了一起。这事往深一想，在唐人街，由于拥挤，一些新移民将国内乱穿马路的习惯带了过来，汽车为避免撞人，能不按喇叭吗？一旦汽车离开唐人街，到了地广人稀之处，谁还会按喇叭呢？　至于所谓“上海人”特点的形成原委，余秋雨早在《上海人》里就写得淋漓尽致了。只是时过境迁，整个大环境的变化，“上海人”本身实际上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上海热线”的电子公告栏中曾有一个“上海人的100个缺点”的话题，其中关于上海话的就有三个：“在外地旅游时肆无忌惮地大声说上海话”，“当着外地人的面讲上海话”，“只要遇见上海人就讲上海话”。原本，讲上海话是否是个缺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我最近在网上一篇文章里却看到：“现在不会讲吴语的上海人越来越多。特别是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上海人普遍没有吴语朗读能力，甚至听不懂吴语的书面语，反称吴语词汇少、有些词不能说。”其实，哪怕在十几年前，我就注意到在上海，在大学教授间，在政府官员、公司经理这样的社会高层人士的日常交流中，尽管他们可能都是上海人，他们都能熟练运用上海方言，但他们还会选择普通话进行交流，尽管有时候他们的普通话也不是非常的标准；在普通市民中，像售货员、服务生、公交司机这样从事服务性质的人员，尽管他们会普通话，而且普通话可能是非常的标准，非常的流利，但他们还会选择上海话。好像普通话代表着文化，代表着精英意识；而上海话就代表着市民气，代表着俗气。思进就是这样的，尽管他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上海，可他一直就是讲普通话的。这一点，可能没有在上海生活过的人是不了解的。　上次回国，我更发现我那些上海亲友们的小孩儿，不管在家里，还是在小学、幼儿园，他们日常交流往往是以普通话为主，普通话已经成为他们的真正母语。有个统计：改革二十五年来，50%的中国方言已经或正在淡出。思进在二十年前去温州探亲时，懂普通话的人简直凤毛麟角。两年前再去时，街上已是一片普通话之声。我们的朋友庞先生前几天从苏州回来，问起他对中国的印象，他第一句话就是：“怎么苏州街上全说起了普通话，苏州话都不大有人说了。”因此，我想上海话也正处于消亡之中，少则二十年，多则五十年，会不会上海话就不复存在了。一天我在吃晚饭时看电视剧“粉红女郎”，据说演哈妹的是上海演员，她突然说了一句我听不懂的话。我看了一下字幕，才明白她是在说上海话。她说的上海话，使我嘴里的饭差一点喷出来。　过去，“外地人”在上海话里是含有贬义的，“乡下人”就更不用说了，简直是骂人的话。可最近，我有一个上海同学回国时，想和上海“亲密接触”一下，便带着两个孩子坐了一次地铁。可能是因为我们在北美穿着随便惯了，北美长大的孩子由于户外活动多，皮肤都是黝黑的。听到边上一个上海人对他的朋友用上海话说：“看人家乡下人多好，可以生两个，一男一女。”我的朋友差一点笑出来，对着那位上海人用上海话开玩笑说道：“我们是‘乡下人’，从新疆来的。”那个上海人吃惊地瞪大了眼睛。还有一个朋友多年没有回上海了，回去探亲时，一天想去淮海路，但到了淮海路觉得不像以前的淮海路了，用上海话问一个路人：“请问淮海路怎么走？”那人用普通话答道：“你是上海人吗？怎么站在淮海路上还问淮海路。对不起，请说普通话，我们上海人都说普通话。”我朋友回来讲给我们听时，我的肚子都笑痛了。我朋友说，当年在上海时说别人是“外地人”，现在自己倒成了“外地人”，甚至是“乡下人”，感叹到时光的变迁，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　上海多元化的文化形态决定了上海人的多样化。同样在上海，感受到的可能是不一样的海派文化，它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存在当中的人的复杂性。既有很大气的人，也有很小气的人；既有豪爽的，也有含蓄的。这个城市的人已经不可以简单地归纳为上海人，而是拥有全中国各个地方，甚至全世界各个地方不同特点的人。随着中国全面发展进步，都市通衢、穷乡僻壤、天南地北，从此交流频繁，共同富裕起来，上海人嘴边的“江北人”苏北人，北京人口头的“河南人”，诸如此类“尽在不言中”的损人贬意，恐怕终要渐次失却社会基础。　 第9章 漫谈“美国梦”(9)　“中国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在中国走向繁荣富强，国际往来如火如荼的全球化进程中，外国人对中国人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当西方人看到日本人或其他东方人时，出于某种好奇和迷惑，随口动问：“你是中国人吗？”又何必带上任何指向的贬义色彩？世界大同，信而有征乎！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　 附录(1)　我在2003北美大停电时的经历／思进／　2003年8月14日下午4点10分左右，那时我在CSFB上班。www_haoshudu_com 恏书读小说网股市刚收市，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我几天前做的一个交易系统的UAT测试版运行得很好，正准备做ProductionRelease时，突然电脑的荧光屏跳了一下。一秒钟后，便像泄了气的皮球般的暗了下去。再过一秒钟，所有的灯也都暗了下来。“Nomorepower!停电了！”，有同事叫了起来。我第一个感觉，不好，出事了！整个楼层漆黑一团。又过了三四秒钟，有几盏灯又亮了起来，那是楼里的备用发电机开始工作了。同事们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我有911的经验，立刻提出建议，下楼！又过了一会儿，广播响了，大楼要“Evacuate”撤空。于是我们便开始走向楼道口。走楼梯，对我来说是太熟悉了，911时，我从世贸北楼八十层上走下来不说，而且为了锻炼身体，还刻意地“爬”楼梯,每天三次。此时又只是向下走，十层而已，小事!我对出口熟悉，知道这楼面有五个楼道出口，于是便自告奋勇地走在最前面，带着我周围的同事向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出口走去。大家都知道我是911从八十层下来的,有经验，很放心地跟在我的后面。我们那个办公楼MetLifeBuilding是一栋有近一百年历史的大楼，楼梯有两米多宽，不到三分钟，我们就出了大楼。我一看街上全是人，一问才知道，整个街区都停电了。再过了一会儿，又得知不单是纽约，整个美国东北部，包括克利夫兰，甚至加拿大的多伦多都停电了！该不是恐怖攻击吧？恐怖分子的能量有这么大吗？大家在公司门口议论着一直待到五点左右，看来电力一时不可能恢复了，回家吧。小玲很“幸运”。前一天刚结束暑期一门课，正在家中休息。　我那时住在布鲁克林的ParkSlope附近,由于没电，地铁开不了。又因为没有了红绿灯，马路大塞车，大巴也根本动不了。怎么回家呢？此时，脚是唯一的“交通工具”了，走吧！我先走了半小时到中国城的朋友小莺那里，试着打小玲的手机，没有信号。我们家里的电话都是Cordless的国内好像叫“无绳电话”，是用电的，所以也不通。我在小莺那里喝了口水，吃了点东西，六点开始上路。大街上已经密密麻麻全是人，有三百万人要离开曼哈顿。单回布鲁克林的至少一百万人。除了极少部分选择坐Ferry摆渡，大都要经过布鲁克林桥。从中国城到布鲁克林桥就走了半个多小时。虽然每天上下班坐地铁都从桥上过，但那还是我在纽约生活七八年来第一次步行过桥。911时，大多数布鲁克林人是步行回家的，而我和小玲倒是一直等到地铁恢复后才坐地铁回家。我这次的感觉好像是911的再现，仿佛是对我911下半段的“补课”一般。　布鲁克林桥是个“瓶颈”，人山人海。在警察的管制下，除了警车，消防车以外,一般的车辆已不准通行。因为不是恐怖袭击,所以人们没有911时那么惊恐万状，倒像是在参加一场“马拉松”比赛似的。一路上我认识了两个人。一个是美林证券公司的秘书Susan，她住在新州，回不去了。还好她父母住在布鲁克林六大道二十一街，只能到父母那里住一晚了。911那天她也是走回父母家的，所以驾轻就熟。我住在五大道三十一街，离她父母那里不远，就跟她结伴同行了。还有一个是国内福建进出口公司的业务员小王，被公司派来纽约快三年了。出国前大家都异常羡慕他,因为他是在与十二三个同事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的。911那天，他的那些竞争者们却庆幸没有来，否则谁能料到会遇到什么不测呢。那天他走了七个多小时才回到在新州的家。为了预防再发生这样的意外，他搬到了布鲁克林八大道，最多走三小时就可以回家了。一路上，我又做了一次祥林嫂，谈了我911的历险记。虽然快两年了，可他们还是听得津津有味。说是第一次亲眼看到了911的幸存者。看得出Susan是一个“SportyGirl”爱运动的姑娘，对于走回家毫无怨言。小王则不同了,一路上不停地批评美国的外交政策，指责小布什的不是。他英语还不行，我便成了翻译。Susan似懂非懂地听着，还不住地点头。平时坐地铁只需两分钟就能过的布鲁克林桥，我们那天却走了一个多小时。我还迎面碰到了BRUTECN的同事Ralph。他住在长岛。一停电，他想走到布鲁克林然后搭公车回家。结果到了布鲁克林一看不行，只能再回到曼哈顿试一下能否搭船回家。我们聊了几句，大家急着赶路，说一声“Catchyouuplater!”“再聊”的意思就分手了。我一回头，小王还在那里诉说着美国的不是。没了我的翻译，也不知Susan听明白多少。我小声用中文对小王说，“现在说这些不太合适吧？”小王一愣，好像明白了我的意思，知趣地换了一个话题，聊起了他在纽约这两年的感受。纽约不像他在国内时想象的那样:的确“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纽约人真不错，好像都很“天真”似的。我说纽约人是美国人中最不“天真”的了。他还说要是911或这样大停电的事件发生在中国，还真不知会怎样呢。Susan说她真想去中国玩玩儿。前几天，她正好参加了一个会，谈到她公司今后的一些项目会在中国开发，希望能有机会被派去。我们就这样说说笑笑，倒也不累。一路上，看到不少义工在十字路口指挥交通，有些人从家里拿出水来分给大家，还有一些南美人在街上跳起了拉丁舞，好似过节一般。　 附录(2)　八点左右，Susan回到了她父母的家。wＷw。ＨＡoＳhudＵ.ＣＯm我们和她道别后又走了半小时，我的家也到了。我和小王交换了电话号码，说了声：“再接再厉!”。　隔壁的意大利老太一看到我便说：“NoLight.”没灯了。我有气无力地回了一句：“NoPower.”没电了。接着听到小玲在窗口叫了我一声。“有什么吃的吗？”我在门外喊了一声，真是饿了。进屋一看，只见锅碗瓢盆里都装满了水，可能是小玲怕一会儿再断水。小玲说：“你总算回来了，没事吧。”我稍稍讲了一下情况，又问道：“吃什么？”“先把那盒HaganDazs吃了吧。”噢，想起来了，为了保持体形，很久不敢碰冰激淋了。前一天刚买了两盒想解解馋的，要是放在平时，我俩可以吃上一星期。可没了电，又不想浪费，小玲已经吃了一盒，说是这辈子再也不要吃冰激淋了。剩下那盒是咖啡味儿的，几乎化了，像冰咖啡一般，我一气喝了下去。第一次这样吃HaganDazs，好像还不错。什么东西都是在没有了之后才会感到它的珍贵。电，平时我们“TakeitforGranted”（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卫生间的开关用手一拨，五个灯泡齐放光明；一进厨房间两个日光灯同放异彩。直到没有了电，才知道多么的重要。没了电，好似回到了十八世纪。几乎所有的电器都不工作了，只有我的手掌电脑可以无线上网。因为知道现在国内的媒体对美国的事件特别感兴趣，这么大的事情一定会报道的。我休息了一会儿，赶紧给国内的一些亲友发了几个电邮，让他们转告我们的父母，我们一切平安。一夜没睡好，用Discman听着广播，那还是我前些日子为了跑步买的。此刻倒派上大用了。　凌晨三点，我起来上厕所，突然听到了电冰箱的声音，电来了……　大*／小玲／　第一次亲历公交系统大*是在加拿大最大的城市——多伦多，那是1999年4月19日，星期一。　那次历时两天的七千七百个工人的大*，迫使八十万多伦多人寻找另类的交通工具按时上班，我和思进就在这八十万人之列。除了接送透析病人的车没有参加大*之外，连为残疾人服务的公车都不运作了。我们庆幸当时住在市中心，我和思进的另类交通工具是我们的四条腿。思进到公司不过走二十来分钟，我就没有他那么幸运。坐地铁只需二十分钟，我却走了一个半小时才到达公司。不过比起五十万超额的汽车在拥挤不堪的公路上爬行，市区停车场飙升的停车费，我还是幸运的。　我和思进第一次碰上这样的事儿，感觉挺新鲜。*的第一天，当我走在上班的路上，兴致很高，一心想快点儿到公司。四月天在上海和纽约或许不怎么冷，可在多伦多却还是北风瑟瑟。我迟到一个小时进的公司，脸被风吹得红彤彤的，血色好极了。老板Mike见了我，不但没有责备，还亲手冲了杯咖啡送到我手里，使我受宠若惊。晚上下班前，公司同事们自发性地举行CarPl（“拼车”），我搭载他们的车回到了家。那两天，我和思进懵懵懂懂的，这到底是唱地哪一出戏啊，还没有完全搞明白怎么回事儿呢，大*就结束了。过后我们才知道，加拿大公共服务部门的工作人员，在过去的十年内，薪资处在冻结和裁减中，比照其它部门，实际薪水不升反倒直线下降。公交系统属公共服务部门，合约三年一签。大*为的是在签定新约时，薪金每年增加百分之三，或者三年增加百分之十六。当时，省政府没有通过制定法律来中止*，而是通过谈判满足了工会的要求。没过多久，地铁票价大幅度调高，*的直接受害者是社会大众，他们有气只能在大选的时候出在一部分政客身上。　2002年12月23日圣诞节前夕，是我在纽约亨特大学第二学期大考的最后一天，考试课目为《ABriefHistoryofChineseCivilization》（中国文明史），纽约公交系统计划在那一天举行大*。在最后一堂的复习课上，同学们都很紧张，假如赶不上考试，那该如何是好？有的同学打算等*后来学校补考。我们的教授、哥伦比亚大学中文系博士大声向大家宣布：“Youdbetteetotakethisfinalexam。IamgoingtoBeijingrightafteryourexamandIwoneback!Pleasebenoticed!”“你们最好来参加期末考试。请注意，一考完试我就要去机场，飞北京，不会回来了。”课堂里一下子炸开了窝。好些中国同学窃窃私语起来，他一个老美，不好好儿地呆在本土过个圣诞平安夜，飞到北京去干什么？　我忍不住地问他：“Mr.Net，whyareyougoingtoBeijing?”（“Net先生，你去北京做什么？”）　“Iamgoingtodomyresearchpaper。”（“我去北京做研究。”）　同学们都不说什么了，他为工作，放弃了美国人全家团圆的传统节日，换了我，一定会过了节才走的。被他的行为所感染，大家私下都做好了准备，就是走也要走到学校，按时参加考试。幸好二十三号那天，大*取消了，所有的纽约客都松了一口气，我们教授也按时坐上了飞机。不过，紧接着一连串的地铁票涨价，把纽约客刚刚松了的气又提了起来。一点五美元的单程票涨到两美元，四美元可以用来坐一天的车票（DayPass，涨到了七美元一张，月票从七十涨到了七十六美元。报纸、电视台铺天盖地的新闻采访，反映了民众愤怒的抗议声，官司打到了纽约州最高法院。从大众身上刮去的钱，岂能轻易地再还回去，一场沸沸扬扬的涨价案，最后以原告的失败而告终。我那时还是个大学生，原本就不赚钱，刚刚吞下涨学费的苦果，这下子，又得吃涨交通费的黄连了，真是有苦说不出。　 附录(3)　想不到，三年前地铁票涨价的阴影刚刚淡漠，这次工会来真的了，不达目的不罢休，不但要求涨薪水，还要求修改福利政策。www。haoＳhＵＤＵ.ＣＯm国营大都会运输局（MTA）同意三年加薪105%（第一年4%，第二年35%，第三年3%），为期三年；领取退休金的年龄从五十五岁调改到六十二岁，而运输劳工工会（TransportWorkersUnion）要求薪水每年涨百分之六；从五十岁就开始领取退休金。该工会主席杜森在美国东部时间二十日凌晨三点正式宣布，由于与资方大都会运输局（MTA）的新合约谈判破裂，工会投票决定纽约市地铁、公车即刻停驶展开全面性*。拥有三万三千名成员的工会员工当即停止换班，纷纷离开了工作岗位。　纽约市长彭博十五日已签发行政命令，纽约市交通系统一旦*，将进入紧急状态，并在电视台广为宣传ContingencyPlans（紧急应变计划），多项限制车流量措施由此产生：周一至周五上午五点至十一点强制实施共乘制，即汽车必须载满四人以上才能进入曼哈顿九十六街以南区域（交通繁忙的商业街）；卡车不得在这段时间进入曼哈顿；允许计程车在有客人的情况下搭载额外的乘客；洋基和榭亚球场设置乘客共乘停车专区；公立学校上课时间延迟两小时；曼哈顿第五大道和麦迪逊大道部分地段封闭，只允许救护车等紧急车辆经过；部分桥梁和隧道车道下班时段全部改为离开曼哈顿方向；北方、长岛、PATH等铁路干线及水上交通工具，增加接驳车辆及加开列车。　纽约市每天利用地铁、公车的通勤族高达七百余万人次，这次“非法”大*，纽约客二十日早上起床后，面对的是自行车任意穿越在漫无天际的交通壅塞中；人潮在零下五度的寒风中，不断从桥的另一端涌入曼哈顿区；百老汇秀不到一半的人来看；很多商店老板等不到员工来上班，像中城的星巴克咖啡馆，都紧闭大门。　说它非法，是因为纽约州在1966年交通*后制订“泰勒法案”，规定公共运输工人等公务人员不可*，否则*者每*一天，就要损失两天的薪酬，相当于全年薪水的百分之一。这是纽约市继1966年、1980年后第三次交通大*，前两次分别持续了十二天、十一天。不知道这次又将持续多久。　第一天，纽约客有些慌，但是不乱。思进早做好了准备，把闹钟调整到早上七点。他起来后打开电视机，知道该来的免不了的还是来了。自从亲历了911和纽约大停电，我们搬到了曼哈顿中城的罗斯福岛。岛上交通方便，除了有地铁、公车外，还有大缆车直通河对面的曼哈顿。这次大*对他一点儿影响都没有，地铁公车不通，他坐大缆车，五分钟到了对岸，再走几条街就到了公司。可他的同事和朋友们就没那么幸运了，很多人不得不另辟蹊径，步行、骑自行车，以及开着车在曼哈顿周围绕圈子的不计其数，我们的朋友小莺和莉莉就是最好的例子。　七点半刚送走思进，住在布鲁克林的小莺的电话就进来了，她慌慌张张的说：“小玲，快打开电视看看怎么回事啊，我从六点到现在，还不能进曼哈顿，布鲁克林大桥上汽车排长队在等，很多人呢！”　我马上告诉她：“快找三个人坐进你的车厢，否则要等到十一点过后，才能让你进曼哈顿，他们大*了。”　这时电视屏幕上出现了市长彭博，正带领部分市府人员步行穿越布鲁克林桥，到对岸市府上班的镜头。桥长有TwoMiles，需走四十五分钟，桥面上已经有义工为步行者递上了热巧克力。主播提醒观众，不要像市长那样不戴帽子，现在是零下五度，步行去上班的市民，一定要保暖穿戴，换上走路的球鞋。主播的话也提醒了我，莉莉住在皇后区，她将怎么去上班呢？我抓过电话打了她的手机，没人回话，我录下留言就挂断了。　八点整，思进来电话告知他是全部门第一个到的，很多事儿等着他处理，让我放心。心里惦记着莉莉和小莺，我又盯住了电视机屏幕，以得到最新的信息。九十六街百老汇大道的警察，拉起了非常警戒线，严格执行市长的命令。从直升机上看到的纽约，各条公路的汽车就像火柴盒，整整齐齐地排着队伍匍匐行进。　九点钟，莉莉回电了，她丈夫D*id是公司经理，改为在家办公，而她正在排队等长岛火车，队伍长达十几条街，像蚂蚁走路那样慢。第二天早上，她在电话里告诉我，在零下五度的冰天雪地里，她足足等了三个小时才坐上火车，中午十二点半到的公司，脚趾差点儿冻掉了；她现在又在排队了，天知道还会等多久。听她形容周围的人倒没有怨声载道，这就是做NewYorker（纽约客）的命，他们认了。有个人说：“比911的时候强多了，没有生命威胁！”　十点左右，小莺又来电话了，她形容唐人街比911还糟糕，马路上空空荡荡，生意冷冷清清。她公司的货车无法在十一点以前，进入曼哈顿装货，耽误了蔬果按时送出曼哈顿以外的超市和店家。第二天，她和公司员工早上三点就起床了，要赶早在五点以前进入曼哈顿。四点的时候，路上车已经很多了，一路上看不到一家咖啡馆开门，好不容易在唐人街找到一家，进去一看，坐在那儿的人都在议论纷纷，几乎每个人都是三点多就起床了。不上班，老板不炒鱿鱼已算客气，拿不到工资用什么过节啊！　 附录(4)　中午，市长彭博发表电视讲话，强烈谴责*人员的自私自利行为。ＷＷＷ.ＨＡＯＳhuＤu.cＯm每*一天，纽约市的经济损失将在四亿到六亿美元之间，第一个星期将损失至少十六亿美元，许多小公司会为此而关门，员工会因此丢了饭碗。他宣布了州最高法院对工会非法*做出的裁决：每*一天，将罚款一百万美元，从*当天算起。　第二天，州长普塔基召开记者会说：“谈判必须建立在复工的基础上，Youcannotwalkandtalkatthesametime，在非法行为中得利。纽约客会调整自己，他们不会屈服，他们会坚持到底。”市长彭博在记者会上表示：“虽然工会的*给人们带来了无法预料的损失，我会恳请法官不把他们送入监狱，罚款已经够了。”　工会领袖罗杰图桑RogerToussaint在宣布*时对记者表示，“交通从业人员厌倦了不被感激与尊重”。有人不禁要质问：在圣诞节前夕*，损害公众利益，把公众当人质，这是尊重人的行为吗？　目前，资方大都会运输局（MTA）和运输劳工工会（TWU）还没有回到谈判桌上的意思，大*何时才结束呢？就像有个孩子说的：“SantaClausemightnotbeintownthisyear!（圣诞老人今年恐怕不会来到纽约了！）”　2005年12月21日　又及：　*第三天。早上十一点，纽约客见到了希望的曙光，双方重又走上了谈判桌，ThankGod!　民意和法律的力量，迫使运输劳工工会（TWU）同意*人员先回到工作岗位，然后再回到谈判桌上较量。下午两点多，TWU执行董事会表决以三十六对五票，宣告*结束。市长签署的Contingencyplans（紧急应变计划）在当天半夜时分正式取消。　“BreakingtheLawisnotthewisedecision!”（“犯法决不是明智的决定”）这是普通民意的声音。州最高法院宣判的重罚，也是缩短持续了三天*的重要因素，它并不仅仅是简单的惩罚，而是提醒人们必须“ObeytheLaw（服从法律）。”“Nnecanbreakthelaw!”（没人可以犯法！）　代表纽约市民利益的市长，以及代表三万多工人的工会领袖，在这次*中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没有赢家。*人员兴高采烈地响应工会的号召，回到工作岗位，让他们所信任的领袖回到谈判桌上，去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当电视台的“BreakingNews”播出让他们复工的消息时，他们异口同声地说：“WereadytoRoll。”无论结果如何，他们也需要Paychecks,“TomorrowisFriday!ItsaPayday!”（明天是星期五，是他们发工资的日子）　纽约客的噩梦即将结束，今晚是最后一天头顶寒风走回家。但愿这次*带来的巨大经济损失，最后不要再转嫁到我和思进这样的纽约客身上。每次这个城市遇到危机，可爱的纽约客总是勇敢地团结在一起，没有被打垮过！　圣诞老人仍然会光顾这个不眠之城——纽约。　2005年12月22日　“同桌的你”——记我的老同学张瑜／思进／　几年前的一天，我和太太小玲在纽约中国城的一家餐馆吃饭，不经意间一首歌从远处飘然而至：“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听着这首歌，小玲好奇地问我还记不记得小时候的同桌。这一问，霍然打开了很多儿时的记忆，我的思绪不禁又重新回到了那遥远的少年时代，那久远的往事清晰的映入眼帘。我当然不会忘记我的同桌，她就是国内赫赫有名的影视演员和制片人——张瑜。　我和张瑜是上海华二小学、华山中学的同学。在华二小学时我们还曾经同桌了几年。那时我是很调皮的，没少对张瑜搞“恶作剧”。记得素以假小子著称的她，有一阵子居然也留起了长发。她那飘来飘去的头发令坐在边上的我颇感碍事，又不知道拿它如何是好。一天，我“灵机一动”，趁她不注意，把她的发梢扎在了座椅上。下课铃一响，我“幸灾乐祸”地看她站了起来，那椅子也就一块儿跟着“站”了起来，她的脸憋得通红，全班同学都笑得直不起腰。我也为此受到了“惩罚”。我们的班主任曹老师命我写了份检讨向张瑜赔礼道歉，还让我站在讲台上当着全班同学宣读。　我和张瑜还常常会为了维护各自对事物的观点和看法展开辩论，小小年纪的我们仿佛棋逢对手，各不相让。当谁都说服不了谁时，怎么办?我们就在座位上画一条“三八线”，做到不相往来互不干涉，谁都不要逾越它。当然，如果我们和好了，那条线也就不存在了。有一天上书法课，我们课桌上是砚台、临帖、水杯、纸，东西摊了一大堆，写字的空间就相对地小了许多。要想写好字，就得姿势坐正，双手撑开。那天，我们刚画了三八线，为了不让她得第一名，我就毫不客气地紧盯着那条线，严密“坚守阵地”。这次恶作剧是以我的胜利而大功告成；不过，我至今都还珍藏着一张我“荣获五好战士”的奖状，奖状上的字就是张瑜的“墨宝”，还是隶书的呢。　我们那时正处于“*”年代，精神食粮极度匮乏，中外名著几乎在图书馆、书店里绝迹。我们班同学的父辈中不少是“右派”、“走资派”或“反动学术权威”，尽管大都被抄过家，可每家都还有一些“漏网之鱼”。张瑜便牵头搞了个“内部”图书俱乐部，以便大家分享有限的资源，参加的人不用付会员费，但至少要贡献十本书。多亏了那个“俱乐部”，我们有幸读到了当时许多“外面”看不到的书。由此可见，张瑜从来都是个精神生活的追求者和耕耘者；今天的张瑜，她的艺术生命精华在慢慢沉淀，人生境界也越发超脱。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我是一个有精神洁癖的人，对精神层面的要求很高。我以我的方式在生活、净心、修行，在不断寻找通往福祉和宁静如泓的博大彼岸。”　 附录(5)　小时候的张瑜是好动的。ＷＷＷ。ＨＡosＨudu。ＣＯＭ学校的运动场总能看见她的影子：跳高、跳远、短跑、长跑都是她的强项。她游泳就更棒了，我曾和她一起游过一千二百米，横渡了黄浦江。但我和学校许多男同学在参加静安区举办的游长江训练时被淘汰，而她却代表我校参加了畅游长江七千米！我们大家都以她为荣，但又流露出些微的“嫉妒”。记得有一天，看见张瑜又再现于只有男孩子才玩儿的单杆上，我没顾后果，突然站在她旁边吼了一声，害她差一点儿从单杆上掉下来，现在想想都有点后怕。但是，在我们几个斯斯文文的“黑五类狗崽”们有一次被几个校外流氓欺负时，张瑜竟然挡在我的前面，将他们喝退。那临危不惧、好打抱不平的劲儿，颇似梁山好汉，令我至今记忆犹新。这就有了今天的张瑜“挺身而出”“一掷千金”,使上影集团顺利地拍成了文化历史大片《鲁迅》。这也是张瑜文化良知和文化使命感的具体的体现。张瑜从小就展露出了文艺才华。印象中她在学校的女生中长得并不是最漂亮的，但一上舞台她却是最耀眼的一个。那时，我们班组织了个文艺宣传小分队，经常参加宣传演出。一次野营拉练到了上海郊区，晚上给当地农民“宣传毛泽东思想”。除了我和王征宇演了个相声“帽子”、小徐表演了个笛子独奏外，其他的节目几乎都被她一个人包了：唱歌、跳舞、朗诵、唱样板戏……在华山中学时，我和她还时常一起播音，曾为一个西藏女奴配音四处做忆苦思甜报告。其中有个词儿“万般无奈”出现了不下百次，她就是比我说得好，能用不同的语气语调来表现处理。当时我就觉得她要是做演员，就一定能成个“角儿”。　后来她真成了演员，时常在外地拍电影，我们见面的机会便渐渐少了。最后一次遇见她是1980年初,在乌鲁木齐中路的菜场门口。那时正值我在大学读书放假，帮着我外婆去买菜。她告诉我要去拍《庐山恋》了，是第一次演主角儿！听得出她兴奋异常。我只说了声“祝你成功！”，她便匆匆忙忙地与我道别。果然，随着《庐山恋》的成功，张瑜这个名字穿过大街小巷，走遍全国各地；她立刻成了家喻户晓的大明星。到了1985年，张瑜在她事业的辉煌之际而毅然出国留学，我和她从此便“自然而然”地失去了联系，不过作为老同学，我一直在远处默默地关注着她，一晃二十多年……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数十亿人口，能相遇而有交往，实属偶然的机遇。而恰是这偶然便产生了无数悲欢离合的戏剧。想到我的同桌张瑜，我也不禁莞尔一笑，引出有趣的戏剧性的联想。童年的我们曾有课桌上的“三八线”，而那三八线并没有隔断我们纯真的友谊。如今我们已人到中年，而我们之间却有了一条天然的“三八线”——太平洋，她在太平洋之西，我在太平洋之东。但这条“三八线”就会永远地隔断我们吗？是否还会出现戏剧性的偶然？她曾是留美学生，我也是留美学生；她如今是演员、制片人，我虽然学的不是戏剧，但鬼使神差，我在事件中与死神擦肩而过，作为幸存者的特殊经历，促使我写了一本纪实文学《闯荡北美》，如今已引起文化界人士的关注，正在改编为电视剧，企图从一个最新的视角再现当代留学生的生存与追求；这样我与戏剧影视也沾了边。不禁产生了一个突发奇想：几十年前的同桌张瑜和我，又跨越了“三八线”，在拍摄一个电视剧上来一把友谊的合作。若真如此，那就太有戏剧性了！当然，张瑜忙，我也忙，还有其他种种的因素，我们未必能构成这样的合作。但我的这个想象，不能不说是一个顺理成章的戏剧性的想象。　大洋那边千千万万的张瑜，与我们这里留学生的移民群体，为世界了解中国和中国通向世界，为中国的再次崛起，为共同搭起一座跨越“三八线”的桥梁而努力吧！　2005年10月　邂逅名人／小玲／　在北美，巧遇自己关注、喜爱或是仰慕的名人，总会给我和思进在紧张的生活之余，带来一份意外的惊喜。而每一次惊喜之后，也总会生发出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遐想；很多人生之谜似乎蕴涵在名人与普通人的巧遇之中。　十多年前，我在纽约中国人聚集的法拉盛金山超市里，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高高的，非常显眼，再仔细一看，那不是女排队长孙晋芳吗？在整个“五连冠”的夺取过程中，她是队长，是女排的核心人物。在那个年月，女排的影响大大超出了体育的领域，几乎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一种昂扬的民族精神凝聚的载体。那时我在上海建行工作，十二点一关门休息，行长同意把电视机放到营业大厅，让大家看中国女排和日本女排决赛的实况转播。真过瘾啊！那每一记置敌于死地的扣球，就像是我扣下去的一样。由于时差，女排在国外的比赛和直播常常在深夜或凌晨，我的对策是放弃睡觉。如今这位叱咤风云的名将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按捺不住地迎了上去：“请问您是孙晋芳吗？”被认出的她也明显地流露出欣喜的神色。她的伙伴抢着大声回答：“是啊！她是孙晋芳。明天回北京出席人大，在纽约转机呢。”可这时候却出现了一个场面，这么一个我心中的大名人现身，没有引起预期的一石激起千层浪的轰动效应；顾客们还是各买各的东西，没有出现把孙晋芳团团围住的盛况。人们的冷漠和我心头的热烈形成强烈的反差，我真有点儿失落的悲哀；也许是过于敏感，我仿佛在孙晋芳的脸上也读出了一丝失落的怅然。　 附录(6)　是啊，不管你获得怎样的辉煌，它不能创造永恒，不管你为这辉煌付出多少汗水、泪水的代价，现实的人们最倾心关注的终究是现实的需要和发展。wＷＷ。haＯＳＨuＤＵ.coＭ他们疲于奔命的生活，还能给他们留下多少热情，去关注过去的辉煌呢。　在加拿大和美国，我们还遇到过两位演艺界的中国名人：一位是侯耀文，一位是冯远征。　1998年，我们居住在多伦多。圣诞节过后的一天，思进陪我正在多伦多时装名店HoltRenfrew“血拚”（Shopping），又有个熟悉的身影在我们眼前晃荡。我和思进正盯着他在搜索记忆，要把这个形象和名字连结起来，还没等我们开口，他就凑了过来对我们说道：“眼熟儿？是不是？侯耀文儿。”　思进反应极快地连忙说：“侯老师！是您啊！‘眼望群山，一锅窝头’。”　他听了哈哈大笑，马上给我们介绍他边上的一位女士：“这是我家里的，想选一件大衣，正找人翻译呢。”于是，我们为他太太当起了业余翻译，还一起逛了会儿，石富宽老师也在场。思进从小和外婆在北京生活过，口音有京味儿，侯耀文几乎把思进看成了北京老乡。临别时把手机、家里的电话号码全留给了我们，并一再嘱咐：“回北京一定上我家玩儿……”　我和思进是美国人眼里的“CityAnimal”（城市动物），喜欢身居闹市，逛大街，看电影，听歌剧。2005年11月27日的星期天早上，我们到林肯中心去买歌剧票。回家的路上途经白先勇在《摘仙记》里所描写的女主人翁买醉的饭店——“T*ernontheGreen”，我们也想进去“买回醉”。没想到，在纽约这个有名的饭店门前，我和思进碰上了有名的演技派明星冯远征。他在电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和电影《美丽上海》里那出色的表演，我们非常欣赏。这次北京人艺在纽约的PaceUniversity（佩斯大学）演出老舍的话剧《茶馆》，这里的华人传媒都有很详尽的采访报道，他在戏里扮演松二爷，我们也早早地订了票。居然不期而遇，当然喜出望外。当我通过越洋电话告诉妈时，曾是京剧演员的她，第一反应竟是：“你要小心，他可凶了。”妈的话令我听了哭笑不得。可见他的表演入木三分，我妈无法把他本人和他扮演的角*分开来。实际上，生活中的他给我们留下了谦和热情的深刻印象。在酒店门口我们招呼他，向他表达我们海外影迷对他的敬意，他却没有丝毫大明星的架子，而是真诚、平常。大概是海外遇同胞，他格外地快乐，和我们有说有笑，合影留念，互换电话号码和Email地址。那次《茶馆》的演出，他特别出彩。演出中得到最多的掌声，谢幕时收到最多的鲜花；他把鲜花和同伴们分享，而谢幕后他最后一个离台，为了给热爱他的戏迷签名留念。我们不想再上台去烦扰他，便悄悄地离开了剧院。回家后立刻给了他一个电邮，祝贺他演出成功。原想他忙，并不指望他的回复。没想到他一回北京，就给我们发出了回复。　人好像都有一个“攀老乡”的情结。譬如我是上海人，天天和上海人打交道，这很平常。如果我在北京遇到了上海人，就会倍感亲切。而在异国，不必是上海人，只要是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我就会感到倍加亲切。这一点在名人，如侯耀文，如冯远征，和普通人并无差别。　2005年5月5日，从纽约飞往多伦多的小客机上，坐在我们前面的人也很眼熟，思进说像VanessaWilliams，就是唱《S*etheBestfortheLast》的那位大歌星。我拼命地摇头否认，她穿戴得太普通了，一件黑色的毛衣外套，配一条黑色的长裤，这和在电视屏幕中走在金光大道上的她，不能同日而语。确定她真的是歌星VanessaWilliams，还是因为她的跟班乐队人员在进海关时，大声地帮她报上了大名。这让我突然想明白了件事儿。小时候，我通常只有跟着妈走亲访友外出时，才可以换上新衣服。妈总要不断叮嘱我：“要小心仔细啊！穿坏了就没啦！”因为那个年头是没有条件经常更换新衣服的。不是有句顺口溜吗，叫作“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每当我穿上新衣外出做客，便被新衣拘着了，举止就不能随心所欲，生怕不小心弄脏了或碰破了它。在客人眼里我是个极其乖巧的小女孩儿，没少听见他们夸奖我，可我心里的别扭劲儿，别提多难受了！常常听人说：“Justbeyourself!”（“做你自己！”）这对普通人来说尚且不易，明星们为了形象需要，就更难“做你自己”了。在公众场合，他们有时要说些违心的话，做一些违背自己心愿的事儿。他们的一举手，一投足，时刻都被人关注。由此，明星们的苦衷也可见一斑了，这是公众人物需要付出的代价。有实力的中外男女明星们，往往敢于做回自己，所以有些小报上会出现他们化妆前和化妆后的形象对照，也有报道他们我行我素的言行。这反过来也传给我们一条信息，就像VanessaWilliams，她已经不需要在公众面前掩饰什么了，她就是她！　再说生下来第一天就成了名人的前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儿子，美国人心目中的王子——小约翰·肯尼迪。他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出生在白宫的总统的儿子。他的父亲被暗杀时，他还差三天才满三周岁。在给他父亲送葬的队伍里，他的一个敬礼，让美国人对他痛惜怜爱。从此，他有了个昵称叫JohnJohn。JohnJohn不是在他父亲的呵护下成长的，而是在美国人的心中长大的。好莱坞明星们往往需要精彩的表演，歌星需用完善的歌舞才能被媒体注目。而他只需轻轻的一声“呼吸”，便上了头条新闻。从他出生不久吃第一口婴儿食品、掉第一颗牙齿、读哪一所中小学、考律师执照和谈恋爱的成与败，到可以继承他父母多少钱的遗产和如何逃到老家去秘密结婚，没有一丁点儿的隐私可言。他“挣扎”着想摆脱名人身份，做一个普通人。他大学毕业后在律师事务所当助手；为了政治抱负办杂志；他经常骑车上下班，和普通人一样在中央公园里溜双轮或晨跑；纽约人随时都有可能和他不期而遇。美国人喜欢他，纽约人爱他，是为他的不张扬，不狂妄。人们越喜欢他，媒体就越爱报道他，他也就越得不到片刻的安宁。为逃离人世间的喧闹，他热衷翱翔于天空，去追寻、享受优游于蓝天白云间的自由自在和宁静。当他的飞机失事后，CNN接连几天追踪报道他，所有传媒纪念他的文章连篇累牍，令全国都沉浸在一片哀悼声中。我不知道是应该为他的名人身份感到庆幸呢？还是感到悲哀？　 附录(7)　人啊，往往都爱追求不容易得到的东西，所谓这山望着那山高。名人为了做普通人而煞费苦心，比如小约翰·肯尼迪。普通人却羡慕名人们的闪光耀眼，比如思进和我。上帝对人总是公平的。名人的一举一动都被大众所关注，就缺乏了隐私和相对的自由，由名带来的利有时是付出了失去自由的代价。普通人不为名所累，少了许多利，却拥有比生命更宝贵的自由。　普通人也好，名人也罢，平平凡凡轰轰烈烈地生活过程中，保持一颗平和的心，认清自己究竟是怎样的一种人，才不至于在喧哗的人世间迷失方向，做回自己！　 后记(1)　“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我上央视做客／思进／　十多天前收到一封电邮，我打开一看，是中央电视台白杉小姐写来的。ＷwＷ.hＡoＳhＵdＵ.ＣＯm她是新闻频道《新闻会客厅》节目的策划，她说从网络上读到不少我写的文章，看到我死里逃生的经历，和这一事件对我人生观带来的改变；特别是得知我根据自己闯荡北美十五六年来的人生经历，写出了纪实《闯荡北美》及准备搬上荧幕。说他们节目想在今年911五周年纪念日之前对我做一个专访，邀请我到北京的演播现场做客。　我在纽约，尽管我今年的假期没休完，还剩十五天，可真是不凑巧，八月底我所在的银行证券部刚通过一个立项，开发一个全球规模的证券分析交易新系统，这个大项目九月份就要上马，我作为该项目的骨干人员，前期的准备工作非常繁重，在这个节骨眼儿是跑不开的。因此我回了封电邮，将我的实际情况如实地对白杉细述，对不能如愿表示遗憾！并告诉她，正好美国中文电视台前两天拍了个对我采访的短片，建议她借用这个短片制作这期节目。　第二天，她的电邮又来了，说我的建议很好，不过因为采访的视角以及节目形态不同，他们还是决定对我进行一次专访，他们可以用电话连线、卫星传送的方法实现北京和纽约之间的对话：就是让主持人在北京的演播室通过电话与我进行访谈，在纽约方面，他们联系央视驻美国记者站的首席记者屈小平对我进行同步拍摄。那就只需我请一天假了。节目做完后我才得知，这个方法对我来说是简便了，可是却让他们花费了太多的时间与金钱，我出现于荧幕前的短短的二十分钟，幕后的工作量却大得惊人，从中体会到一档成功的节目背后，凝聚的是电视从业人员的汗水和辛劳。　就先说节目策划白杉吧。她先是制定录制方案。考虑到我在死里逃生这样的题材，属伤感叙事型，即软性的题材，由女主持人来做比较合适，决定由董倩来主持。而我正好在前几天看了她那期《歌唱演员丛飞的事迹》，让我非常感动，对她也并不陌生。最后，由我、主持人董倩和中科院的国际问题专家殷罡老师出现在观众朋友面前的一问一答，就是最终的定稿。　白杉还要将录制好的节目，剪辑、配音乐、录话外音等等。直到临播出的当天中午，白杉还打电话向我确定了几个小细节，那已是我这儿的纽约时间半夜十二点多了。纽约和北京时差12个小时，上班时，我只有在中午休息的时候才能对外通电话，这就是北京的半夜；而我只能到下班后回到家里才能进入“私人”的电子邮箱及用MSN和白杉对话。为了配合我，她几乎一周日夜颠倒。　到了录制演播室的时候，这个过程，也是我在纽约由屈小平录像的过程，是我们这里上午十点，却是北京时间晚上的十点。事后据白杉对我说，那天我们的节目是董倩录制的第三场演播室了。她下午录了《东方时空》，晚上20：00到22：00录的是《新闻会客厅》的关于********获得者的一期节目，而22：00到24：00则是录我们这一期节目。起初白杉在和她打电话的时候，还担心她会吃不消，董倩说：“习惯了，一点事都没有。”在录制演播室前，因为我们是连线，设备调了半个多小时，董倩一直在休息室先与殷罡老师和电话这头的我聊天，一点怨言都没有。到最后节目录制完，已经是晚上的十二点多了，那还是在相当顺利的情况下，也就是说，董倩和殷老师是在北京时间晚上零点之后才回的家，而他们第二天一早还要上班，他们的敬业和谦和让人印象深刻。　在美国中文电视台的演播室墙上，挂着*和*访问美国时给他们提的字。在纽约录像之前，他们一个工作人员和我开玩笑说：“知道吗？你坐的这张椅子，是江泽*席访问美国接受我们‘中文电视’采访时，曾经坐过的。”他原意是想让我放松放松，不料我听了之后便更紧张了，在刚开始录制时，连说一声：“董倩你好，殷罡老师你好！”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声音在嗓门里颤了好几颤，才发出来。大概是因为激动吧，感觉上仿佛回到了祖国。毕竟又是整整四年没有回去过了，小小的演播室，仿佛变成了我传递思乡情绪的平台。俗语：近乡情怯啊！　节目录得很顺利，我这方面是一次通过，除了一开始稍稍的紧张外，不一会儿就平静了下来。第二天下班回家我收到了屈小平的电邮，他让我放心，说他看了录制效果，很好，很到位，已经用卫星传送到了央视。后来白杉才告诉我，单单把录像素材从美国传送到北京，就花了两个多小时！而且传送过来时候正是北京的半夜。　从这个节目中最受益的，是我在国内的亲人们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的亲人们通过这套节目，见到了久违了四年的我。可能他们还不知道，9月11日晚上十点正，当他们在电视荧屏上，看着我回忆逃生经过的时候，这边纽约的电视屏幕里，却在念着那天突然逝去的一个一个人的名字。其实每到这一天，我太太小玲的心情是最复杂的，她一方面庆幸我的幸运，也庆幸她自己的幸运，同时又为那些死难者和他们的家属而伤心落泪。就差那么两三分钟，平常人毫不在意的两三分钟（我母亲昨晚来信说的），小玲和那些受难者的家属们，下半辈子的生活就有天差地远的区别。要不是我们幸运，她就将同那些读着亲人名字的家属们，站在一条行列里了。可面对那么多不幸的人，她又为自己暗自的庆幸感到愧疚，她觉得她不该庆幸。这样的情绪常常地困扰她，这也是对她的直接影响。　 后记(2)　我在节目接近尾声时说道，能健康地活着就是幸福！因为事件后，我的很多朋友们都对我说，你将来一定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而我觉得“不死”的本身就已经是福，不敢再奢望有后福，只求能健康。相信丛飞要是还活着，一定还在做他喜欢做的事，帮助他喜欢帮助的人，所以我觉得健康地活着就是幸福！没有这个前提，其他一切也就无从说起了。　希望天下所有的人都能健康快乐地活着！谢谢中国中央电视台给了我这样好的一次机会，说出了我重获新生后最想说的话！　2006年9月12日　 结束语　结束语／小玲／　新版《闯荡北美（传记篇）》即将由现代教育出版社出版，这些日子我一直处在兴奋状态中。ＷＷＷ。hＡＯshudＵ。ＣＯm之所以这样高兴，是因为我的劳动得到了认可，大大增强了我在写作之路上走下去的信心！　这本书，是在我先生陈思进的旧版《闯荡北美》的基础上，由我一字一句斟酌修改、补充，前后花了七个月时间完成的我的第一本书，凝聚了我大量的心血。2003年思进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还在大学读书，忙得时间不够用。只应他的请求，利用暑期修课开学前一天，写下了911当天我的感受和经历，对这本书就再没过问。2004年我大学毕业，才有时间来阅读它。我越读，就越觉得“闯荡北美”缺少了我的经历，我的感受，便不完整。我俩是一个整体，在北美这块举目无亲的土地上，我们相依为命，辛勤耕耘播种，现在又一起收获。十六年的风风雨雨，是我们共同走过来的，这中间缺了任何一方，便不会是现在的我们。因此萌发了加入从我的视角看北美的故事，使得放在读者眼前的这本书，内容更加丰富完整，对北美有更全面的认识。　感谢广大的读者，是你们使这本书有了存在的必要。希望我们的经历能为即将出国的朋友带来参考价值，避免再走或少走我们走过的弯路；希望国内的读者能通过我们的眼睛看到一个真实的北美，这才真正达到了我们写这本书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