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荡北美》　 芳草天涯何处　沈敏特　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至今，已有无数的中国留学生在世界各地闯荡。他们的身影、行动、成就已在很多文艺作品中出现。《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的主人公，在《北京人在纽约》中扮演主角的演员姜文、王姬，已经成为人们********的谈资。因此，当这部《闯荡北美》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疑问：老生常谈还是另有新意？　当我翻阅完毕时，舒了一口气。我得说：光阴荏苒，时过境迁，作者陈思进笔下，已不是二十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描写中国留学生的老套路，而是有了新的历史特征，新的思维空间；即使是相似之处，也似而不同了。　历史的发展是有内在规律的，但标志历史变迁的关键性事件却常有偶然性。陈思进卷入了一个历史事件，这个历史事件如果事先有一个人知道，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它也许根本不会发生。可它没人知道，它发生了。而它的影响却是历史性的。　这就是震惊全球的911事件。　在天不知、地不知的情况下，陈思进成了幸存者。当恐怖分子控制的飞机撞在世贸大厦86楼的同一个时间，陈思进正在80楼安静地办公，甚至第一次的震动感，他还以为是同事开什么玩笑；而几分钟以后他就感觉到已处在生与死的临界点，投入了逃生的人群。当他跑出大厦，继续向前狂奔，两分钟后回头一看，大厦像一块熔化的巧克力，伴随着巨大的轰响，坍塌了下来。　9．11标志着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要求政治家们调整政治对策。而经历死亡威胁，从死神的羽翼下冲出来的陈思进，尽管身体毫发无损，但心灵的震撼却是整整一生的。很自然的，他重新审视了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并以新的视角，梳理新的思路，规划新的未来。这一部书的独特价值也由此而来。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刚从长期的政治运动、计划经济的阴影中试探性地迈步，政治运动带给人们的不安，计划经济造成的贫穷，还没有完全消除。国门尽管只开出了一丝缝隙，境内外不同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所造成的现实生活的反差，已给人以巨大的心理冲击。人们带着自卑、羡慕、神秘的心态注视着发达国家的生活。　按照马斯洛心理学说的人生五个需要——生存需要、安全需要、归属需要、自尊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中国留学生的多数人在陌生的环境中的整个心理状态、行为状态，不能不侧重在生存需要的急迫的追求中。他们要学习，要熟悉环境，要提高社交能力，都围绕着一个中心——居住权、生活和学习的费用。心理空间、生活空间的扩展受到很大的束缚。　应该说陈思进也经历这样的过程。在他出生的前夕，他的最基本的依靠者父亲和外公，都成了“右派分子”。而实际上，父亲和外公都是很优秀的人物。父亲是一个很能干的技术人员，而外公曾是中国最著名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的负责人，是文化界出类拔粹的人物。因此，陈思进在政治、经济的双重压力下度过童年和少年。当他步入青年，摆脱这压力，改变自己的地位，是他人生的渴望。　历史进入了二十一世纪，留学生的状况有了变化。　一是他们对发达国家已经具有了更理性的体察和认识（911更提供了进一步深入体察和认识的条件），逐渐摆脱盲目的羡慕，片面的评断；二是经过一年又一年的挣扎和苦斗，他们自身已经基本上具备了生存的能力；三是中国经过二十余年的改革，市场经济初步建立，政治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这就是说，陈思进们思维空间，生活空间扩展开阔了，具有了多样选择的生活能力；他们已由偏重生存需要的追求向偏重自我实现需要的追求过渡。　在《闯荡北美》中有一节可说是点睛之笔，这就是《漫谈“美国梦”》。陈思进在这里集中探讨了闯荡北美的目标究竟如何定位。这是一个具有哲学意义的探讨。　他首先描绘了各种不同的目标追求，在层次上给予了区分。　为什么一定要闯荡北美呢？　这里有两种“五子”：“房子、车子、票子、妻子和儿子。”另一个版本没有了“妻子”，而是：“房子、车子、票子、位子和儿子。”　陈思进回顾自己从国内到国外的经历，很有说服力地否定了这些低层次的追求。因为从整个现实的环境和条件看，追求着同样的目标，已完全没有必要支付如此大的成本在北美闯荡。　我确信，《闯荡北美》不仅对留学生的人生选择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它对所有的青年人——有所追求的青年人是有启迪的作用的。　 闯荡北美，最难将息　庞忠甲　我友陈思进1990年自沪来美留学，作为资深金融软件专家，现任职华尔街著名国际银行，负责证券交易系统的研发，然而却不拘专业一隅，宛然精力充沛、游走六合、探索天机的业余思想家。他的处女作《闯荡北美》以罕见的透视深度和宽阔视野，展现了一幅第三次浪潮席卷全球之际，中国一代青年英才负笈西游的心路历程。我欣赏它有异于顾影自怜型“留学文学”旧规，勤于剖析、大胆探索中国留学生必须面对的所有重要敏感问题。作者由多伦多重返纽约上班不到一周，亲历911恐怖袭击事件，从世贸大厦逃生幸存以后，关于世界观的重新检讨，尤其提出了一系列从自我到大我的恺切议题和睿智灼见。　二十世纪中后期，那史诗般可歌可泣的激荡岁月里，襁褓中的陈思进本来平静美满的家庭，被政治运动击碎了；残破但不乏爱心呵护和斯文熏陶的童年，也许造就了他受用不尽的奋进性格，以及忧国伤时、舍我其谁的自负情怀。　改革开放带来的大转折，爱神佳人应时幸运眷顾，支持着恂恂小子苦苦攀登，终于在大洋彼岸闯出了方寸天地。这本文情并茂的新书是关于个人奋斗的传奇式小小宝典，但作者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社会和新千禧时代特征紧紧连到了一起，出于个人，却超越个人，体现了人生积极意义的最大化境界。　思进常常同我讨论一些出乎都市生活圈以外，被一些朋友视为“杞忧”的题目。从人生真谛之类终极型古典大哉问，到美国高科技外包（Outsourcing）趋势，中国软件业不应忽略的机遇，汽车工业急剧增长的可怕后果，当代“海归”大潮的性质和前景，每次回国见到繁华景象背后的社会现象，中国跻身世界先进行列究竟还缺少什么关键要素等等。有异魏晋出世玄谈，举凡哲理也好，思辨也好，总要环绕现实俗务，落得个忧心忡忡。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至少想做个明白人。“虽愚必明”，己立立人，己达达人。　生存和享受是一切生物的共性，发展则是“万物之灵”特有的创造性的自我超越。人生如果安于现状，自我满足，不图发展，就会枉有宝贵灵性创造能力。尽管具有人的躯体和思维，也会因此而放弃或埋没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性，把自己与非灵性生物划上了等号。　背井离乡，远涉重洋，除了生存立足、“五子登科”，念念不忘于东西方接轨，与时俱进，持续发展，莫非“闯荡北美”意境上品。　持续发展的根据在于人类特秉灵性创造能力的顺畅发挥。凡是缺乏自身创造力为后盾的发展事业，可以盛极一时，但总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仰人鼻息，成不了大气候。　当今举世创造力水平的最高者非美国莫属，美国也因此展现了莫大实力和魅力。尽管“玻璃天花板”若隐若现，尽管唯一超强太多岂有此理，毕竟这里拥有引领世界潮流的创造性发展一流环境。　华人学子魂牵梦系的神州故国，正处于有史以来最为蓬勃兴旺的发展时期。改革开放突破了一个个禁区，为引进现代先进大开方便之门，经济建设绩效斐然，国民经济高速成长，举世瞩目，潜力无限。“海归”躬逢其盛，与有荣焉。只是中国社会植基自身土壤的巍巍创造力，犹抱琵琶半遮面，未能充分释放。　中国社会蕴含的强大创造力能否适时成形和发挥，攸关国家长远前途命运，也是海外学子“归去来兮”的历史使命和自身最大发展机会所在。　吾友油墨新香力作，带来了更多启迪，更多浮想，更多期盼，更多乐观。　闯荡北美，最难将息。　 闯荡北美，追求什么？　陈思进　在美国，在加拿大，忙忙碌碌地求生存、谋发展，我虽一直想写些什么来记下这些年的心路历程，可还真不曾想过要写成一本书。但经过911事件，当我在中国人所说的“阎王殿”的大门口晃悠了一下而没有进去，又站立在蓝天白云下的碧绿的草地上时，我忽然感到生命是多么宝贵，一个哲学命题在我脑海中升腾而起：“活着究竟为什么，又应该怎样活着？”　于是，那些过去的岁月，化为了纷纷扬扬的图景，仿佛又展现在我的眼前。我需要重新去看，重新去想，尽管不会出现终极的答案，但过去的一切却给了我不同于以往的感觉，我的思索还在延续。譬如，我从中国大陆走向北美大陆，有当时的原因和想法。如今我继续留在北美大陆，原因和想法，还与那时一样吗？　我在出生以后很多年，不曾见过我的父亲。我是外婆和小阿姨用牛奶、米汤把我喂养长大，又是外婆搀着我的手把我送进小学。当我上了中学，不需要外婆接送了，可是有时放学晚一点，还是外婆站在家门口焦急地张望。在似懂非懂的时候，外婆和别人（可能是姨婆）的悄悄话也溜进我的耳朵：“小进这孩子真可怜，见不着爹，见不着娘！”我为什么和别的孩子不一样，不在父母身边，就成了我小小心灵中的问题。等我长到很大了，才明白我父亲划为“右派分子”后没有了公职，到处流浪，靠着他的聪明和技术维生。　我的外公曾是商务印书馆的领导。1955年商务印书馆由上海迁到北京后，他就一直住在北京。小时候每当我放假，外婆会带着我到北京陪一陪他。以后才知道那时他早已是“右派分子”，革去了总经理的头衔，只能参与修订《词源》的编辑工作。记得他有一段日子，住房极其简陋，原来那时是“*”初期，他又受到了进一步的冲击。到了“*”中期，他在干校“改造”，就很少见到他。“*”后，他退休回到上海，我们朝夕相处。此时他已病魔缠身，垂垂老矣。没几年他就去世了。在我舅舅的一篇散文中，我看到他在去世前一个月对我舅舅说的话：“我的后半生什么事都没做，只是当了政治运动的对象！”他青壮年时，才华横溢，志向远大，但壮志未酬，晚景是很凄凉的。记得他去世当天，他的单位派人来征求外婆意见：丧事怎么办？外婆愤然回答：“人活着的时候要待他好一点，死了就算了，什么也别办！”外公去世时没有什么遗体告别仪式，外婆只在家中挂上他的遗像，带着我们几个晚辈向遗像鞠躬，作为悼念。　我的出国，在没有任何依傍的情况下，漂洋过海只身闯荡，我也许在学识上达不到外公那样的出类拔萃，至少我的才学能得到公平的承认；我成不了富豪，至少也能丰衣足食，稍有积余。当时的目标大致处于这样一个层次。走出国门后，前所未见的新环境、纷至沓来的新信息，常常突破我的文化视野和心理空间，使我不自觉地超越这个层次。　十来年的奋斗，我在美国和加拿大已可以立足，上述的目标已基本达到。一个疑问冒了出来，在我心中盘旋：我的目标仅止于此吗？与此同时，中国大陆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进步。我也有机会回大陆去亲身体味社会的变化。我父亲、外公当年面对的社会环境、社会条件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就是说，我曾在北美追求的目标，如今中国大陆也有实现的可能。因此，我在美国应该追求什么呢？我在美国的同胞们应当追求什么呢？我的这个问题，也随着911的轰响，在我的心中变得异常强烈。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同生活经历，而我提出的问题却是共同的：闯荡北美，追求什么？希望拙作《闯荡北美》能像沈敏特老师在《芳草天涯何处》一文中最后提到的：“我确信，《闯荡北美》不仅对留学生的人生选择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它对所有的青年人——有所追求的青年人是有启迪作用的。”欢迎大家对我这本书提出批评和建议；更欢迎你们也能将不寻常的经历写出来和大家分享。最后我想顺便提一下，目前，我和国内的一些老师们正在筹划以此书的内容作为主线，将当代留学生在与时代碰撞中的沉浮、思索和追求用另一种形式更深刻、丰满、细致地表现出来，从一个侧面再现新世纪伟大的时代面貌。希望她能早日面世！　2004年10月　 第1章 劫后余生(1)　从走来／思进／　全世界几十亿人口在这一天——2001年9月11日,同时把目光投向纽约的世贸大厦。这如天外飞来的巨人般的双子楼，突然倒塌，留下大片空白的蓝天和浓密的黑烟，成为全世界人民重新认识和思考二十一世纪的无比广阔而深邃的空间。　我陈思进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生生死死的命运，竟汇入了这举世瞩目的惨剧。　应得上中国的一句老话：“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我原来在加拿大多伦多King&Bay做金融软件工作，那里相当于纽约的华尔街，平时，我居住在多伦多皇后公园。应该说，工作和生活条件都不错。然而，我却鬼使神差，在911事件发生的半月前和妻子小玲一起来到纽约，并且，走进了世贸大厦，在华尔街证券交易公司BRUTECN任职。　要不是发生911事件，我还沉浸在一种兴奋、欢欣和幸福的心境之中。那天早晨，我比上班时间早十五分钟走进了八十楼8067号办公室。记住这个时间是因为我习惯性地把手表取下来，放在桌上。我瞟了一眼，正是八时十五分。　我喜欢在工作前先欣赏一下窗外曼哈顿的景色。远处的联合国大厦、帝国大厦，连同无数密林般的高楼，此刻都尽收眼底。那来往于大桥上的车、大河中的轮船，更给人一种鼓舞人心的动感。　我曾向小玲描绘过这座大厦独一无二的奇景：有一天，曼哈顿下城和中城在下雨，而远处的布朗士区和皇后区却阳光明媚，云彩似乎就在头顶飘浮，仿佛随手就能摘下一片……　我的兴奋、欢欣和幸福感，当然不只是为了这眼前的景色，而是因为这第一高楼恰好象征着我当时攀登到的人生高度。通过一言难尽的苦斗，我终于跨入标志着美国上流社会的华尔街，登上这华尔街的楼中之楼，进入了华人难以进入的工作核心层，被确认为学贯中西，精通金融、电脑软件的复合型高级人才，拥有着顶级的技术职称——高级开发分析师（SeniorDeveloperAnalyst）。　欣赏景色之后，我打开电脑，给香港的一位朋友发送了一个E-mail，再起身冲上一杯咖啡，回到座位上，此时电脑标示的时间是八点四十三分。我喝了一口咖啡，定下神来，准备工作。突然，我感到背后被人重重地猛推了一下，身体差点儿撞到屏幕上。我下意识地不满了：“谁开玩笑？玩笑也不能这样开啊！”我回头一看——见鬼，根本没人。于是我立刻想到，是不是地震？但不像。地震应当摇晃，可我被“推”了之后，再也没有摇晃。　此时，我看到其他同事都站了起来。原来，在1993年，大厦被恐怖分子炸过，大家做过多次撤离演习。这时有人便大声宣布：疏散。同事们顾不上带东西，纷纷撤出办公室，进入走廊去寻找通向楼梯的出口。　我呢，大概新来乍到，没有经历过1993年的那次袭击，不觉得会有什么大事，还不紧不慢地把手表、文件、书籍、音乐CD等都留在了办公桌上，想着很快就会回来的。我只想打个电话把情况告诉小玲，不料电话、手机全不通了……我这才感到可能发生了严重的情况。但我和大家一样，根本想不到是一架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民航班机撞到了一百一十层大楼的第八十六层，离我的办公室仅五六层之距。　此时，我和大家面临的问题是：电梯已经不通，必须从楼梯走下去。世贸大厦的电梯是分段运行的。从一层到七十八层是一段，从七十八层再转电梯而到达顶层。我们必须先到七十八层，再找别的楼梯才能继续走下去。可七十八层的出口在哪里，你问我，我问你，谁也不知道。而这么大的楼面，真像个迷宫，不少人简直像老鼠那样窜来窜去，寻找出口。有个出口，听人说只能到四十四层，就成绝路。　真是糊涂也有糊涂的好处。我听说过，这个大楼的防火材料非常好，外层是铝合金，中间是防火石棉，整个楼是钢筋框架，不会失火。根本想不到，飞机带着十几吨汽油，撞在大楼上，温度高达千度，大厦即将软化而坍塌。我们已在生死关头。　后来，我在电视里看到有人忍受不了高温的灼烧，宁可从大厦一百层高的窗口，爬出来往下跳的情景。特别是有一对恋人手牵手地往下跳，这真是生死恋的撼人场面，成了人间尚有真情在的铁证。　终于等来了大楼管理员出场开门引路。我们走至七十八层楼，这恰好是一家很大的机构——纽约捷运局。有人就招呼大家进大厅喝水休息。可从上面疏散下来的人愈来愈多，气氛也更加紧张，而时间又过了大约十五分钟，谁也无心休息。总算天无绝人之路，我们找到了直通地面的楼梯。大家又开始往下走。　楼梯大约一米来宽，按逆时针方向下旋。人们很有秩序地自动分排两条道：左面离旋转中心近，总长度相对短一些，让老人和妇女走，可以更快到达地面；男士和青壮年自动选择右面。楼道里的人愈来愈多，一个紧贴一个，没有人推推搡搡，更没有人企图抢先；看见谁显出走不动的样子，就会有人去搀扶一把。大家精神集中，楼道显得挺安静，偶而会听见轻声说话声，却没有人慌张嚷叫。我甚至还听到有人开了个玩笑，显出让别人轻松一些的善意。各种相互安慰和鼓励的话也不绝于耳。“Dontworry!Calmdown!”（别慌！要镇静！）“Wellbethere!”（我们没事的！）……一切在自发状态中显得井然有序，有条不紊。　 第1章 劫后余生(2)　我深有感触地想：“美国人素质真好！”记得在孩提时，把美国人称作“美国佬”，是含有敌意的。wＷＷ。ＨaＯsＨudu。ＣＯＭ其实，我们不赞成“崇美”、“恐美”，但美国老百姓的优良素质还是应当肯定，应当学习的。　就这样，我夹在右面慢道的人群里，一层一层地往下走。每层道口都有一个白底黑字的楼层号码标记，非常醒目地告诉你到达了第几层。　到达四十多层时，我开始看到了从上面撤下来的受伤者。有的背上的衣服撕开了，有的被烧伤，有的面孔被烟熏得变了色……一个厨师模样的男子恐慌地说：“我看到死人啦！”　逃到三十多层时，人们开始纷纷议论飞机撞了大楼。这时身边的一个男子，他的手机可能功能特别好，正在通话：“Ipromiseyou，Illbeback!”（我答应你，我一定回来！）接着还絮絮细语：“万一无法再见到你……亲爱的……我爱你！”想必电话的那一端不是他的太太，就是他的情人，那语气让人想起好莱坞电影中生离死别的镜头！　楼道里的人愈来愈多，又闷又热，下楼的速度也愈来愈慢；每人发到一张用水沾湿的纸巾，可以掩住嘴鼻。我每经过一个楼道门时，就把门拉开，伸出头去深呼吸一下。求生毕竟是人的本能，我和各种肤色族裔的人，一步步往下撤，不慌不乱。　可到了十八层以后，气氛突然紧张。救火队员们一个个往上冲；警察也夹在其中。大家非常自觉地配合他们，人群中有人主动地叫喊：“请让出左道！让出左道！”妇女、老人赶紧向右靠，这样右道下楼的速度就更缓慢了。　这是很感人的景象，特别是那些救火队员在我们往下逃生的时候，他们明知前面有危险，生死难卜，却背着很重的消防器材往上冲！在以后我们得到的信息中证实，首批找寻到的尸体有不少是救火队员的。　整整一个半小时，我终于从八十层走到了一楼大厅。　大楼外面人山人海，气氛更加紧张。警察、救火队员、记者……逃出来的人与亲人拥抱，有人激动地高呼：“Ivemadeit!Ivemadeit!”（我出来啦！我出来啦！）我看见不断有东西从上而下哗啦哗啦地掉下来。联邦调查局的人员和警察大声喊叫：“Dontstayhere!Move!Move!Keepmoving!”（不要停留，离开，赶快离开！）也有人喊：“Getthehelloutofhere!”赶快离开这鬼地方！Hell，就是地狱的英语单词。此刻，我才对这个单词有了具体的感受。　我这时最强烈的愿望就是赶紧给小玲打电话，不愿停留片刻。当我迈步快速离开的时候，我感到腿脚已经发软发酸。幸好我平时注意健身，再加上我的鞋非常轻便，是花了四百多块钱在多伦多买的法国休闲名鞋——Mephisto。今天看着这双鞋，特别有感情，因为救我命的，它也是一份子。记得当时有人走出大楼就累得不动了，特别是那些平时缺乏锻炼的胖人。我与他们竟发生了生与死的差别。　记不清周围有些什么街道名，不远处有一座桥，桥下是高速公路。我当时不顾疲劳没命地朝北奔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想赶快给小玲打电话，让她别过来找我，这儿太危险了。这不是无端的担心，以后的事实证明，受伤住进医院的好几千人大多是跑过来找亲人或是看热闹的。而我有一种预感：楼会倒塌，或是发生大爆炸。　我一跑进桥底，忙着从包里掏手机，刚要打开，只见那座大楼开始倒塌下来。　真是亲眼目睹于第一时间，那座楼倒塌得就像一块融化的巧克力，所不同的是伴有巨大的轰鸣。这轰鸣声难以用语言来形容，只觉得周围上下都是声音。其中还夹杂着人的惨叫声，随之而来的却是一个更可怖的景象，黑色的浓烟高达四五十层楼那样，如漫天浩水急涌而来。……我赶紧再跑。　我的手一软，手中的电话掉在了地上。先是觉得顾不上了，跑了几步又转念一想，要打电话呀。跑回弯腰去拣，眼镜又掉了下来。这眼镜我不打算要了，接着再跑。后面却有人用英语喊我：“Yourglasses!”（你的眼镜！）回头一看，是一个东方人，也是从大楼里逃出来的，他竟把眼镜拣了起来，交到了我手上。谢过他之后，我与他又继续奔跑，各自逃生，不过这个在逃生中还弯腰替别人拣起眼镜的好心人，我是忘不了的。　就这样大概又跑了十五分钟，才渐渐转过神来，停下来向别人打听到中国城怎么走。我以后才知道，在我逃命的同时，牵肠挂肚、焦心如焚的我的亲人们的具体情况。　2001年9月11日——我一生中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小玲／　对我来说，2001年9月11日是我人生旅途中最难忘的一幕！每当回忆起那一天，我都好似又要经历一次生离死别般的煎熬。几次想写，却都在写下两行之后就写不下去了。现在，我决心写下这一段。我要用我这一天的经历，时常提醒自己，人生的路既长又短，要时刻珍惜所拥有的一切：爱情、亲情和友情。而这一切又和两个字相关连：牵挂。　我清晰地记得，那天从布鲁克林坐地铁到曼哈顿。过桥的时候，突然有人大声叫了起来：“世贸大楼着火啦！”。我当时正背靠窗坐着，与世贸大楼反方向，无法看到着火的情形。想想也可能就是冒烟而已。我随口说了一句：“我先生在世贸上班。火大吗？”没有人回答我。只见好几个人同时递上他们的手机：“你要不要打个电话问问？”我心想，我也就要下车了。下了车不就什么都清楚了吗。我一一谢过那几个人。　 第1章 劫后余生(3)　下了车，我走到中国城的中央大街上，抬头往世贸大楼望去，不禁心头一沉。巨大的火焰从楼里冒出，浓烟滚滚冲天，世贸大楼就像两个巨大的烟囱一般！难怪在车上没人回答我的问话，而是让我打电话。纽约人在非常时刻是非常善良的。思进就在北楼八十层，他……我不敢再往下想。　我赶到了从小一起长大的挚友小莺的办公室，抄起了电话。当时是九点左右。他办公室的电话已无人接听。打他的手机，也不通。我急得不知如何是好。是去世贸大楼呢，还是留在原地？我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下意识地朝着大楼的方向走去，想设法得到新的消息。从远处我眼睁睁地看着世贸大楼在大火的吞噬中呻吟着，巨大的火球，冲天的浓烟，就像在对世人诉说着她们的不幸。我的心也揪得紧紧的，想象着思进被大火包围着的恐惧、痛苦和绝望。想着，想着，我的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珍珠般滚落下来。那天街上混乱不堪，警车、消防车和救护车不停地穿梭，人们三五成群地议论着，为何飞机会一架接着一架撞击世贸，究竟是怎么回事？　由于通往曼哈顿下城的路已被封锁，十点左右，我又回到了小莺的办公室，看见墙上电视屏幕里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飞机撞击大楼的录像，我又忍不住失声痛哭。奇怪的是在播实况时，世贸只剩下一栋了。小莺把我引到了外面，我问她：“我怎么只看见一栋楼呢？哪一栋是OneWorldTrade即思进所在的那栋呢？”虽然在纽约生活多年，却从来没有去搞清哪一栋是OneWorldTrade。我让小莺帮我去问一下火烧到第几层了？怎么只看见一栋楼？因为我已哭得无法说清话了。可小莺只顾安慰我，也不帮我去打听一下。我觉得奇怪，她是怎么了？我絮絮叨叨地对她说：“你看火这样大，他会逃出来吗？就算逃出来也一定是伤得不轻。我们为什么要到纽约来，在多伦多呆着多好。我不该由着他的性子来这里，真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会内疚一辈子的。”我突然又心存侥幸地想到，出国前上海那个有名的王瞎子不是说思进至少能活到八十三岁吗？他不会那么早就走的。他早上还高高兴兴地和我道再见，难道那会是我们的诀别吗？！我不敢再想下去了。其实小莺已得知一栋大楼已倒塌，她不想告诉我，以免增加我的悲伤。她觉得一栋楼倒了，另一栋也快了。所以她把我引到外面，不让我再看电视了。　过了一会儿，我们看见一个小伙子正和路人述说逃生的经过。他浑身上下被蒙了一层白色墙粉。我们也凑过去听着。随着他的眼泪往下流淌，我们才发现他是非洲裔人。只听他说：“完了，完了！两栋楼都倒了。”我脑袋顿时嗡的一声变成了一片空白！小莺不停地摇晃着我的身体，仍安慰我说：“他说不定已经逃出来了。”我在心里也千遍万遍地这样假设过。但一旦得知那么坚实的两栋楼都倒了，再有侥幸的念头，恐怕也无法逃避这铁一般的事实。他八成被活埋在里面了。我麻木了，流了两个多小时的泪，此时再也流不出来了。　直到小莺的手机铃响，我才恢复了一点知觉。她听到一半后突然“哇”地失声哭叫起来：“小进活着，他活着！他已经在我们的办公室了！”我半信半疑地望着她，机械般地重复着：“他活着，他活着？”那绷得紧紧的身躯一下松弛了下来。我突然感到头剧烈地痛了起来，牙龈也跟着隐隐作痛。但我好像又渴望着疼痛感，因为它能赶走我的麻木。由于两个多小时不停地奔走，双腿也不听使唤了。最终，小莺拖着我那精疲力尽的身躯回到了她的办公室。　我记不得我当时是怎么想的，也不记得小莺一路上都说了些什么。我只记得当我和思进四目交接时他说的第一句话：“小玲，我只差两分钟就见不到你了！”而他的神情竟然那么地轻松、自如，虽然一身大汗，略显疲惫，但却毛发无损。我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让我牵挂了一上午，并和死神擦肩而过的他。　911以后一连几个月，我都无法平静。电视里，报纸杂志上有关911的报道，都会让我情不自禁地为那些死难者和他们的家属流泪。遇难者的追悼会一个接着一个，想想有近三千人呢。我常常想，是什么样的巧合让思进遇上911？又是什么样的机缘使他逃过那一劫？因为那天在世贸大楼里面的人只要找不到出口就完了。而就算能够逃出来，一块砖，或者一片碎玻璃砸在头上也会致命的。那天受伤的人也有成千上万。他非但没有在那三千遇难者之列，而且还“完好无缺”。这更使我对那些受难者的家属感到深切的不安。直到听说政府将对911的所有死难者家属发放一百七十万元的补偿费，才使我渐渐地平静下来。虽然钱的本身并不能弥补失去亲人的痛，但国家和政府表现出的关心，至少会使他们感到一点安慰。　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要是我那天走了，你能拿一百七十万美金的补偿费，我在九泉之下也就放心了，你可以衣食无忧地过完下半辈子。”我无法想象怎么能够拿他用生命换来的钱，去过那衣食无忧的下半生。这让我想起了一篇有关这方面内容的文章，好像是说有人对补偿死难者家属一百七十万元颇有微词。试想有哪一个人会愿意接受这样的钱，这可不是中“乐透”啊！再多的钱都无法弥补失去亲人所留下的创伤。　 第1章 劫后余生(4)　我时常在想，那些一生下来就失去父亲的遗腹子，那些永远失去儿女的老人，那些无法幸福地踏上红地毯的情侣，那些再也无法携手并肩走完人生的眷属……和他们相比，只要我俩在一起，再平淡无奇，再艰难坎坷的生活都是最幸福的！　活着，不再为自己／思进／　2001年9月11日晚上11时。我父亲陈克勤在杭州和朋友谈完事务后走出茶楼，坐上车后，汽车司机不经意地告诉他，美国纽约世贸大厦被炸掉了。他的不经意却带来了我父亲揪心般的紧张：小进不就在这大楼里上班吗？回到家，我的弟弟家华已从电视上证实了这个消息。一家人立即陷入惊慌之中。整个晚上不睡觉，不断地向美国打电话。几乎每隔十分钟拨一次，可电话和手机都不通，于是焦急与时俱增。在上海的小玲父母也从香港朋友那里得知世贸大厦被炸的最新消息。杭州、上海两地的亲人互通消息，互相安慰，只能说是相濡以沫，无法摆脱揪心的担扰。　而我这时第一件事就是要让小玲知道，我还完好无损地活着。正在小玲、小莺和朋友阿阮以为我凶多吉少，陷于悲伤的时候，我突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先是我站在阿阮的背后，轻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他回头一看，真是又惊又喜。惊，大概我有点像个“天外来客”，仿佛从另一个世界走来。喜，是因为在他的眼前毕竟是一个活生生的我，毛发无损的我。　911事件使我认识到，生命有非常脆弱的一面，可能随时会结束。我想飞机如果不是撞在八十六楼，而是八十一或是七十九楼，那么在八十楼的我，会怎样呢？如果我从八十楼走下来的途中因为一件偶然的事延误了时间，我会怎样呢？如果我走出了大楼却掉以轻心，没有快速向前奔跑，或者穿的是一双有点儿挤脚的硬皮鞋，跑不了那么快，我会怎样呢？……是啊，一个小小细节上的差异，都可以使人生或使人死。　在北美十几年，忙忙碌碌地求生存，谋发展，一直想写些什么记下这些年的心路历程。亲历了911事件后，当我在“阎王殿”的大门口晃悠了一下而没有进去，又站立在蓝天白云下碧绿的草地上时，我忽然感到生命是多么宝贵。一个哲学命题在我脑海中升腾而起：“活着究竟为什么，又应该怎样活着？”于是，那些过去的岁月，化为了纷纷扬扬的图景，仿佛又展现在我的眼前。我需要重新去看，重新去想。尽管不会出现终极的答案，但过去的一切却给了我不同于以往的感觉，我的思索还在延续。譬如，我从中国大陆走向北美大陆，有当时的原因、想法和目标。如今我继续留在北美大陆，原因和想法，还与那时一样吗？十来年的奋斗，我在美国和加拿大已然立足，当初的目标也已基本达到。与此同时，中国大陆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虽然褒贬不一，但有进步是公认的。我也有机会回大陆去亲身体味社会的变化。我曾在北美追求的目标，如今在中国大陆也有实现的可能。因此，我在美国应该追求什么呢？我在美国的同胞们应当追求什么呢？我的这些疑问，也随着911的轰响，在我的心中变得异常强烈。　我时常想起世贸大厦一百零二层那家公司的CEO，他的公司有七百三十五人罹难。七百多人的生命激发着他的人性，使他的人生价值获得了升华。他说：“今后我工作已不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那死去的七百多名员工的家庭。”　我今后活着也不再仅仅只是为我自己……中华人民共和国闯荡北美　 第2章 我的童年(1)　我生于1958年，我的名字里有一个“进”字，不知是否与当时的“大跃进”的“进”有关。而我自己只把这个“进”字理解为进步、进取、进击……一个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字眼儿。　我所说的“家”实际上是两个家。一个是以我父亲陈克勤为核心的家，一个是以我外公沈季湘为核心的家。这两个家在1958年已陷入困境，而我就在此时懵懵懂懂地出生了。我和任何婴儿一样，是以哇哇的哭声来表达自己已经降临人间了。婴儿哭声可能是一种生理现象，但我的哭声也许正是这困境的应和。　是的，就在我出生前一年——1957年，那时我正在母腹之中，我的父亲和外公都打成了“右派分子”。　我父亲陈克勤出生在温州的一个书香官宦之家，爷爷是知府，父亲当过副县长，经营过木材行。这个任何人都无法选择的出身，成了他大半辈子困顿的“孵化器”。　实际上，他很早就离开了老家。在他六岁的时候，母亲（也就是我的奶奶）去世了。后母对几个兄弟姐妹毫无慈爱，不让他上学。刚进初中，才念了半年，后母便催促父亲，要让他停学去当木工学徒。在他不满十岁的时候，后母便作主给他订了婚。当他年满十六岁的时候，为了逃离这强派的婚姻，寻找自己的前途，毅然离家参军了。　那个“军”是解放军浙南游击总队。应该说，开始还比较顺利。他参加了温州的解放。1952年以前，他没有感到什么政治压力。1952年以后，情况愈来愈糟。首先就是出身问题，他被“内控使用”，在军队里不能管政治、军事，只能管技术。然后是军队整编，他被挤出部队，到杭州笕桥机场、嘉兴机场、山东高密机场去当建筑工程兵。由于实际工作能力强，1954年居然侥幸被选上去苏联学习，而结果却是空欢喜一场。被选上后先去天津正规培训俄语。没到半年就通知他不必出国了，改派到北京建设工程部去，后来进一步了解内情——是阶级斗争需要“内控”。又过了半年，进一步被“清理”，首都已经容不下他了，他被派到了西安建筑工程管理局。既然已经被“瞟”上了，也就在劫难逃了。1957年成了本单位当然的“右派分子”。　我在很长一段时间根本不知道他是怎样生活的，是怎样挣扎和怎样苦斗的。我稍微懂事以后才知道，我的母亲已和我的父亲离了婚。更懂事一些的时候，才知道我母亲是“奉命离婚”。我父亲所属的部队领导亲自找我母亲谈话，内容是命令离婚。　我父亲的婚姻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的人生经历。第一个妻子是父母之命，他十六岁时就抗命离家。第二个妻子则是我的母亲。第三个妻子是在他当右派的时候娶的。他当了右派后又离了婚，心中不服，只带了一身衣服准备偷渡到香港去。但没有去成。于是，“流窜”到福建。在那里，人家不能干、不愿干的事，他都干了，并且干得十分出色。譬如在“深挖洞，广积粮”的口号下，福建需要砖瓦，而福建的红土没有黏性，当地人无法就地取材烧制砖瓦，我父亲就懂得怎样利用处理这种特殊的泥土。他不但做得好而且出了名。当地领导为了留住他，作为“人才”，居然为他张罗了第三次婚姻。他每个月有150元的收入，在当时算是“高工资”了。所以有了可以建立一个家庭的经济支撑。　不久“*”开始，工资没了，还要戴高帽子批斗游街。结果是：离婚加上遣返原籍。　他的第四次婚姻是在七十年代后期，中国已进入改革开放的航道，而他个人也开始从困境中走出。　因为父亲成了“右派分子”，我母亲在生我的时候不得不从西安到上海的外公家去，那里有外婆、小阿姨可以帮助照料。我是老二，我有一个比我大两岁多的哥哥斯鸣。所以我一出生就面临一个家庭难题：我母亲如何在西安一面工作，一面看带两个幼儿。于是，我外婆决定把我留在上海，由她来哺育。我母亲在我满月之后，带着哥哥又去了西安。由外婆用牛奶、奶粉、米汤喂我长大。因为精心喂养，细心呵护，我长得非常健康。于是，家里家外的大人都叫我“小胖”、“胖子”。直到今天，我和舅舅、小阿姨通信，他们还称我“胖子”，尽管四十出头的我早已不胖了。　而其实，外婆决心把我留在她身边，由她来扶养我的1958年，我的外公已打成了“右派分子”。因此，我的外公家也在困难之中。　我外公沈季湘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时候是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　谁都知道，商务印书馆是“百年老店”，是中国出版业的“龙头企业”；一百多年来，多少中国文化盛事，多少中国文化名人都和商务印书馆有关。而我的外公是个毫无“社会背景”的人物，祖上没有给他留下可作依傍的权、势、钱，他完全靠学问、人格、奋斗而被有识之士认可，成为这个“百年老店”的领军人物。　在我成人之后，才知道外公是个孤儿，外公六岁丧父，十三岁丧母。他的名字中有个“季”，因为他是十个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所以，他曾依靠过兄长们，但是，嫂子的刻薄使少年的沈季湘无法忍受，他从年轻时起就走上了个人奋斗的道路。　他当过“学徒”，这是旧社会中“奴隶的奴隶”，然而，他却从学徒的起点上，奇迹般地完全靠自己的努力进入了大学。那时候的大学进行的是所谓“精英教育”而不是当今的“大众教育”。当时的一个大学生在人们眼中，比如今的一个大学教授还显得“珍稀”。他居然能进入大学，其中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而他的特点是从不言苦，倾吐自己生活中的“苦水”。我只是从外婆的片言只语中，听到一些细节。譬如，他在就读大学时，成绩特别优异，并且竟能在考试中充当“枪手”——一个人做两三份卷子。大概是一些富家子弟靠着这个“枪手”骗得代表身份和学历的文凭，而我外公却靠着自己的努力读完了大学。当然，他的谋生之道还有当家教，写文章，搞翻译等。　 第2章 我的童年(2)　　就在这样的挣扎和苦斗中，他成就了自己。大学一出来就被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部录用，一开始的薪水就是一百大洋，第二年就是二百大洋。但是，没几年他就弃官而去，他受不了当时政治体系中的官场游戏规则。若干年后，还有亲友为他“惋惜”，说是他这样的人才要在财政部干下去，至少也能当上“次长”（副部长）。而他却从此不再涉足官场。　1957年我还没有出生，无法了解当时的具体情况，所以也无从了解外公被打成右派的真实情况。　我的外公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　从外婆、舅舅、小阿姨的口中，我听说抗战时期，外公在沦陷区因为不肯为日本人效劳而失业，一家人生活在异常的困苦之中。我舅舅是一位作家，我从他的文章中看到，他在很小的时候已感受到断炊的威胁，每当外公设法从友人那里借几斗米回来的时候，幼小的他就有一种节日般的快乐。外公是在抗战胜利后，重新出来工作的。　949年蒋介石政权快倒台的时候，外公的朋友为外公一家人作了出国的安排，甚至连出国以后的工作岗位，我母亲、舅舅、小阿姨的就学问题都一一落实。并不了解共产党的外公还是决意留在了大陆，他的一个非常朴素的观念就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做点事。　当解放军进入大上海后军纪严明、露宿街头而不扰民的动人情景，以及共产党干部的朴素廉洁都曾使我外公兴奋异常，为自己正确的选择而欣喜。中年的他便全身心地投入了工作。也是从我舅舅的文章中看到，我外公甚至由于疲劳过度而晕倒在会议桌旁。　他做梦也不会想到的是从1957年开始，他当了二十二年的“右派”。1979年“*”时，他已重病缠身、垂垂老矣。晚年，他这个从不发怨言的人也忍不住对我舅舅感慨地说：“我这后半辈子什么事都没做，只是当了政治运动的对象。”　是的，我出生的家——爸爸的家，扶养我长大成人的家——我外公的家，在我出生前一个个都陷入了困难之中。　但是，第二年我出生之后，整个童年时代，我所感受到的是一种充满着爱的幸福。　这首先因为我外公和外婆超常的优秀品德。他们把能够给我的爱都给予了我，却把痛苦深藏在自己的心中。一个不懂事的孩子能体味他们给予的爱，却不能察觉这爱的背后的痛苦。　外公有一种从不言败、不甘示弱的坚强。他不向任何人诉苦，更不会在一个孩子面前流露。他是一个严肃的人，但对孩子却格外的慈祥。也许他自己的童年是不幸的，他特别能够体察一个幼儿是多么渴求大人的爱，暖热的怀抱，轻柔的抚拍，深情的呼唤，这是一个孩子特别惬意的感受。这来自我的外公。　我的外婆杨丽娟，是一个善于隐忍的东方女性。实际上，我母亲、舅舅和小阿姨的童年大都在抗战以后那段时间度过的，当时，外公已是薪金很高的高级职员，家里有佣仆，外婆没有花多大的气力带领他们。而在老年阶段，却拿出瘦弱身体里的全部气力来呵护我，并且是全心全意的。记得在小学里读书的时候，有时因为学校有活动，我晚回家二三十分钟，等我快到家时，会远远看到她站在门口焦急地张望。　那时，家庭经济显然拮据，但外婆总是把我打扮得干干净净；虽然没有山珍海味，但可口的饭菜把我养得壮壮实实。我可以说，我那时是一个白白净净胖乎乎而又十分整洁的人见人爱的小男孩。当时上影厂筹拍电影《五兄弟》，我被选中，饰演老五，就是因为我长得胖乎乎的惹人爱。可惜最终因“*”开始而没拍成。当外婆领着我走在大街上，无论是陌生人还是熟人，总会忍不住停下来问外婆：“这孩子长得真可爱，那么胖，你给他吃的什么？”外婆会微笑着用略带自豪的口吻道：“没什么，就是清水冬瓜汤。”其实外婆为我所付出的何止这一个汤啊！　如今我已远在千里之外的异国他乡，却怎么也忘不了外婆做的菜肉大馄饨、红烧排骨的香味，特别是她看着我吃得好香时，脸上露出欣慰的微笑。我的健康成长是她晚年的快慰。　等我成人之后，我才知道，外婆扶养我实际上是很艰苦、很劳累的。因为母亲不得不离开我，我没有母乳的喂养，就是靠着外婆一天六七顿的喂养，从早到晚以至于深更半夜。她老人家的血压常常是一下子就升上去了。　尤其是“*”中，外公家遭到了冲击，外婆怕不安全，只得暂时让母亲把我接到西安。以后我才知道，那一段时间，外婆在上海是睡不着觉的，一见亲友提到我，她便哭泣：“小胖可怜，他妈妈哪有时间带两个孩子呀！”母亲的同事到上海看望外婆，谈起我和哥哥站在煤堆上玩耍，外婆马上就坐立不安。她意识到我母亲上班的时候，我和哥哥实际上是处于没有人看管的状态。那一年我才八岁，所以，当“*”第一轮过去之后，外婆又把我接回了上海。那时候，外公在北京，在经受着怎样的冲击，根本无法知道。外婆就一个人带着我，呵护着我。　在这里，我要提一提我的小阿姨。我出生时，她是一个初中生，在外婆哺养我的时候，她是重要的帮手。她曾在一个名牌中学里读书，并且一直是优秀生，大概就是因为要分担家务，不得不减少学习时间，以至于没能考上重点高中。她的班主任都感到意外，全家人都惋惜并且伤心。我那时还是个婴儿，当然是全然不知。　 第2章 我的童年(3)　和外公家关系密切的是外婆的母亲——我叫她“阿太”，外婆的姐姐——我叫她“姨婆”，外婆的姐夫——我叫他“姨公”。他们都对我爱护备至，也是抚养我的帮手。　阿太年纪太大了，抱不动我，但在外婆忙着别的事的时候，阿太坐在那儿，由外婆把我抱到她的沙发上，或是床上，也能看护我一会儿。我是她的“开心宝”。　姨婆是职业妇女，要到很远的地方去上班。有时外婆伤风感冒，姨婆便会自告奋勇在晚上带我睡觉。　姨公因为他的妹夫曾是国民党时期的上海副市长而被定为有“历史问题”的人物，没有工作。外婆因为带我上不了街，他便主动替外婆上街采购。　我记得阿太经常卧床，当我推开门走到她的床前，叫她一声“阿太”时，阿太便会摸着我的头，“心肝”“宝贝”地呼叫起来。这是她老人家最大的快乐。有一天早晨，我又推开门走到她的床前，依然叫一声“阿太”，她竟没有回答；我推推她，也不见动静。紧接着姨婆也走了进来，才发现她老人家在睡梦中去世了。那时我还不懂什么叫“死”，但实际上我是第一个发现她去世的人。　虽然两个家庭都在困难中，但人间之爱，亲情之爱，人们在爱中实现人生价值的需求并没有泯灭。围绕着我这么一个小男孩，父亲、母亲、外公、外婆以至于小阿姨、阿太、姨婆、姨公都付出了各自的爱，融铸成了我的幸福童年。　尽管我已入了加拿大籍，但我的身上流着中国血。而对我来说，爱中国并不是抽象的，在我看来，中国就是像我家的亲人那样的优秀人物构成的。在任何情况下，他们保持着美好的人性；他们在人与人之间不断地构筑爱的桥梁。没有他们，一个既是右派的儿子，又是右派的小外孙，哪有幸福的童年呢？　等我稍稍懂事，心中总有一个谜团：为什么这样一些善良、优秀、充满爱心的亲人，要在既无外战、又无内战的情况下，如此困难重重？　我出国的念头中有这么一个因素：看看别的国家是怎么搞的？别的国家的普通人命运究竟是怎样的？然后回过头比一比，想一想：我们中国应该做些什么，我能出什么力？闯荡北美　 第3章 从想象的美国走进现实的美国(1)　登上新大陆／思进／　　第一次踏上美国土地的那个日子，我一直记得非常清楚。　那是1990年9月20日。　那天是星期四。　这是美国中部的一个中等城市，人口不到八十万，这便是克利夫兰（Cleveland）。　巨大的飞机降落在飘着星条旗的美国机场。眼前全是英文字母，耳边都是美国腔调……这一切提醒着还没回过神来的我：从此以后，英语不再只是一门考试课程了，而是我日常必用的工具。等着我的，一切都是新的。　我在机场厕所瞥了一眼玻璃镜子里的自己：清秀的面容，健硕的身材，一副中国英俊小生的模样。　我满意地对自己说：你总算靠自己的努力出来了。呶，美国就在眼前，这下就看你的了！可千万别熊、千万别叶公好龙呦！　“没有到过中国的美国人，没有到过美国的中国人，难免会把对方的国家当作月球。”——有文章说。我虽未把美国当成月球，但我依然对美国充满好奇。我想亲眼看看这个头号的“美帝国主义”国家，想亲身经历一下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想亲自验证从电影电视里认识的美国。　湛蓝的天空，清新的空气，高速公路下漂亮的居舍，还有那宽大的草地……　我贪婪地睁大眼睛。　哦！这就是America!华盛顿的美利坚！惠特曼的美利坚！　还没等我看清车窗外的新大陆，汽车便把我从机场带到了即将就读的城市克利夫兰。在这座城市里，有一所著名的医学院CaseWesternReserveUniversity，排名全美第六；另外就是一所著名的州立大学——ClevelandStateUniversity（克利夫兰州立大学），我就要在这所大学里攻读机械工程硕士了。　尽管我并不喜欢机械工程，但为了申请学校及签证的顺利办理，也只好就读这个专业，以作权宜之计。　当时择校，我也不是没有别的选择。我一共得到了六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包括费城的名校TempleUniversity，但这所学校学费太贵，要七千美元一个学期。机械工程属于热门专业，申请奖学金很难，托福要六百三十分以上，GRE至少要二千一百分。选学校和专业并非易事——有的名校在偏僻的小镇上，据说找不到打工的地方，不容易生存；有的学校在纽约、洛杉矶，打工容易找，但签证又不易。我最后选定了克利夫兰，是因为从书上的介绍得知，那里有两万中国人，有许多中餐馆。在我的想象中，克利夫兰应该有不少打工机会的。　一到克利夫兰，我连这个城市什么模样还没看清楚，就不得不做第一件事：交学费。学费一交，身上就只剩下二百美元了。这可让远到他国、举目无亲的我第一次傻了眼：二百美元！在消费水平如此高的美国，这以后可怎么生存？　生存危机立显眼前。　八年以后，当我第一次回国探亲时，我感慨地对家人说:我是离开大学十年后到美国又进了大学，一样的读书，都是“机械工程”。十年前是用中文攻读学士；十年后在美国用英语上硕士课。十年前按毛主席说的“学生以学为主”，除了读书还是读书，不用为生计发愁；而十年后不但要“Full-time”（全日制）读书保持合法身份（按美国移民局的规定，F-1签证的海外留学生必须每学期得九个学分，三门课以上），还要“Full-time”打工以维持生计。　说到底，一个字：穷！假如出国时就腰缠万贯，哪怕一万美金，我就可以上费城TempleUniversity这样的名牌大学；假如有奖学金，我一年就可以拿下学位，赶在1993年之前拿到绿卡，那今天可能又是另一番天地了；假如，……但是可惜，历史没有假如。　当时的中国还是个穷国。但是对穷并不那么感同身受。当年举国上下一律清贫，使人徒增了不少悠然自得的“平等感”。可一到海外，中国人才真正感到自己是多么的穷，自己的国家又是多么的穷。中华民族在“勤劳”、“勇敢”的形容词之外似乎还可以再加上“贫穷”二字。许多人出国就是为了不再受穷。　很多自费留学生花了多年的积蓄只够买一张从中国飞到美国的单程机票，下飞机时兜里往往所剩无几了。无论学的是天体物理、还是文艺美学，在课堂上装模作样地探讨学术问题前，都要进中国餐馆洗盘子、当“企台”（即“跑堂的”）。　我也和大多数自费生一样，只有一个“高招”：给中餐馆一个一个地打电话。很快，就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我发现那些中餐馆的华人都在讲我“识听勿识讲”的粤语为主！连语言交流都有困难，就别说去打工了。　失望之余，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只好找同学们去打听情况。　从同学们那里得来的信息使我颇感意外：“什么？打工？你不知道吧，我们这里的中国留学生几乎全是‘公派’的，要么就是有奖学金的，他们根本用不着打工，自然也不知道哪儿可以打工了。”　公派就意味着“吃喝玩学”全有人掏腰包了，不用为钱发愁。这在一切都要钱，一切都是交易的商业化的美国是多么幸福啊！在这群人当中，我这样以打工维生的留学生反而倒显得很另类了。　刚到美国几天，我就初步领略了被商业利益遮掩起来的美国。电视频幕上无数商业广告，小至推销尿片、牙刷、牙膏，大至几个月后对伊拉克的开战。围绕商业利益而转的不仅有商人，还有大小政客。商业利益不仅需要人喝可乐，更需要人看三级片、四级片，还需用数不清的报刊杂志制造各种偶像来敛钱。政客们则靠煽动各种各样的偏见和仇恨来打垮对手。总之，这一切都离不开钱。　 第3章 从想象的美国走进现实的美国(2)　许多人或许不知道，同样是出国，同样是留学，不同时期不同方式的出国，也使得出国者在国外的际遇大不一样。我还是在来了美国多年以后，才感悟到这些的。自费留学生到美国留学，基本上可以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78～1984年，这个时期自费出国的留学生，基本上在海外有亲戚的帮助，读书、工作都进展顺利。毕业后不到一年，就能拿到绿卡了，并且很快就安定了下来。——这算是“外靠派”。　第二个阶段是1985～1995年。这个时期自费出国的留学生，尤其困难。他们大多数身无分文，到了美国一落脚，就找打工的地方，挣了一笔钱，才能开始读书。然后断断续续一边读书，一边打工。读完书后，找工作，办绿卡。特别是1990年4月11日之后出国的留学生，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办绿卡特别困难，因而失去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就业、发展机会，想要成功更是难上加难。——这算是“内外两不靠派”。　第三个阶段是1996年以后至今。这个时期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好些人带了一笔钱，一出来就在学校读书，不用打工。读完书以后，不少人就回国了。——这算是“内靠派”。　而“好事”全让我给赶上了——我正是1985～1995年间自费出国的。而且又正是1990年4月11日之后出国的！我是真正的“内外两不靠”。没办法，自古华山路一条——只有靠打工维生。　无论是电影电视上看到的美国，还是我在书本上读到的美国，此刻在我眼前都变得依稀模糊，眼下对我而言只有一个词：打工，打工，再打工。打工生存发展。　事后才知道，在ClevelandStateUniversity，这个学期只有我和另外*同学，我们三人是该校第一次以没有奖学金的办法录取的中国大陆人。即使这样，另外两个同胞的情况也和我很不一样：从深圳来的小邓带了两万美金。而从北京来的小薛，因六月就到了美国，在洛杉矶打了三个多月的工，手头的积蓄已有七千多元，生计一时没有问题。只有我，陈思进，要是不打工，别说读书，怕连饭都吃不上了。　“打工？”小邓、小薛爱莫能助地看着我。　真急啊！我这时才对马斯洛为何把生存需要放在了人生五个需要的第一个层次，有了实实在在的理解。　“劳动创造历史。”　“不劳者不得食。”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我这样安慰自己，为自己打气。　全工全读／思进／　天无绝人之路。　也许每一个刚刚出国的自费留学生都有这样的经历：“山穷水尽疑无路”，找工找得望眼欲穿，正要泄气的时候，“柳暗花明又一村”，一个救命的机会突然从天而降。我也是这样的。正在我急得快要泄气的时候，在同学家看到一份《世界日报》，这是北美最大的中文报。先看报再说吧！突然，我看到一个广告：“新开张餐馆招人”。　有时候报纸的确是旗帜，是指路明灯！　不管三七二十一，我抄起电话就打。　真算运气好，这回电话那端传来的是亲切的“乡音”——是国语声！港台、海外称普通话为国语，我觉得这倒挺准确的。只是她的国语不卷舌，而且还拖着尾音。对方介绍说，“ZestyHunan”（湖南美味）快餐店开在位于市中心最大的商业广场“TowerCity”内。餐馆刚开张不久。接电话的是老板，叫Jennifer余，是台湾人。　我心急如火，开口就说：“我要找工。”　她问：“你是从哪里来的？什么身份？英文怎样？有没有经验？……”　她眼下是“资本家”，她有权这样盘问。　我当时很自然地比后来冒出的崔永元还实话实说。　我告诉她，我虽然没有经验，但我反应很快，什么都一学即会。　就这样拉拉杂杂的，还聊了一些无关的话题。好像话语是某种资本似的，越多越好。为了套个近乎，我说话时尽量向着她的口音靠拢。可说老实话，那时我除了我这个人和“乡音”以外，也实在没有更多别的资本了。　最后，她说：“明天上午你过来‘见工’（港台人招工面试的意思）吧！”　可明天上午有课。况且，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实在不能再拖了。　于是我忙问：“现在行不行？”　她说：“哎呀！我现在马上要回家了。这样吧，我老公阿强在，但他不会说国语，只会说‘粤语’和‘英语’。”　我说：“行，我英语行。”　因为学校也在市中心，当时我和小邓、小程租了一栋楼的底层，有三个小房间，一人一间，七十美元一个月，那里离校很近，离“TowerCity”的快餐店距离也不远。这一段路，我是以百米赛跑的速度跑过去的。路边的行人都恐慌地侧身让在一边儿，不知出了什么天大的事情。在美国除了抓罪犯，是没有人狂跑如飞的。　可他们哪里知道啊，这叫时间就是生命，速度就是金钱呢！　路上，我想好了一肚子的话，该怎么讲第一句、第二句……　想不到，和阿强一见，没谈几分钟，我就被定下来：明天去上班！工资每小时四块二毛五（这是当时美国法定的最低工资），工作时间每天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三点；一周五天，从星期一到星期五。这么快就定下来了？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只见阿强笑着说：“其实我老婆已吩咐了，只要你看上去人老实，英文还可以就行了。”　 第3章 从想象的美国走进现实的美国(3)　老实？我暗想，自己这模样，大概是与国际接上了轨，应该算符合国际标准的老实人吧！瞧，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wＷw。ＨＡoshＵＤu。coＭ我不远万里，来到美国，资本家一眼就洞穿了自己诚信的劳动人民的本质。　就这样，我在美国很快找到了第一份工作。我把此事告诉同学，同学们都觉得我顺利得不可思议：这么快就找到了工作！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这件事情在克利夫兰一时传为美谈。而且，更有戏剧意义的是，我是克利夫兰中国学生中第一位“勤工俭学者”！　“勤工俭学者”！我们老一辈出国的不也都勤工俭学吗？周恩来、*……在这一点上，我陈思进也和他们接上了轨了。从此，我也加入了支援美国人民建设的行列，发扬了一点国际主义精神吧。　我当然知道，我“支援”美国已“支援”得太晚了。华人前辈一代接一代地早把自己的生命和鲜血留在了美国。美国人太聪明了，他们以优良的政策让天下英才为美国打工。不光是中国人，印度人，墨西哥人，就连法国人，英国人，俄国人，东欧人也成群结队而来。美国人选择的是各国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才亲属移民不在此列。当他们来到美国为生存、为更好地生活而Struggle的时候，事实上就为美国的强大不自觉地付出了超出一般美国人所作的贡献。我周围俯拾皆是中国清华、北大、浙大、中科大据说让它引以自豪的“少年班”有三分之二的人在美国、南大等一流大学最优秀的毕业生；随处可见当年各省的“高考状元”、“杰出人才”来这里以八百美元一个月的薪水给人当研究助手……　当然，美国移民的社会主体依然是来自欧洲的白人。第一批移民是1492年紧跟着哥伦布进来的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荷兰、瑞典等国的海盗和冒险家；第二批是1588年，英国依靠海盗出身的德勒克海军上将打败西班牙，不但成为海上霸主，也顺手牵羊占领了西班牙在北美的这块殖民地，于是在十七世纪带头大举移民北美，其中英国七百万，德国六百九十万，意大利五百万，爱尔兰四百万，俄国三百三十万，奥匈四百万，瑞典一百二十万……现在所谓的正宗美国人，就是指这批人的后代。从广义上说，除了印第安人，所有的人都是移民，因为美国毕竟只有二百年上下的历史。从狭义上说，正是二十世纪才移民美国的那些科学家为美国研制成功了原子弹、导弹、卫星、电脑……创造了所谓的美国世纪。白人也并非一个整体，来自英国的殖民和移民当然占着主导的地位。不论从历史还是事实来看，源自日耳曼民族一个分支的盎格鲁·萨克逊民族，曾经侵略并占领了英伦三岛，又建立过大英帝国，作为后裔的美国人继承祖先的霸业也是出于本性使然。　当然，美国最可怕之处，不在于它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强大的经济体系这些英帝国和当年的苏联都曾拥有过，但最终还是衰败了，而在于它对世界各地人们的吸引力。正是这种源源不断、来自世界各国人才的聚集荟萃，让美国保持了强大的活力和领先地位。如果有一天人们不再向往美国了，那也许就是美国走下坡路的开始。　1990年9月28日，星期五，出国的第八天，我正式开始了四年边打工边读书的生涯。　这是我最艰难困苦的一段时期，必须读书、打工两不误！　原来以为读书对我来说应该没问题。我选了“高等工程数学”和“工程力学”两门专业课。这两门课是我大学时的强项，可以轻松拿下的。另外我还选了一门本科的英文写作课。　在国内也算得上是高材生，但因为语言问题，我到美国后读书还真的并非一帆风顺。　第一天上课，我连时差都还没倒过来，好像还躺在祖国母亲那温暖的怀抱里。　第一节是“工程力学”课。老师是个白人。他“乡音无改”，像幼儿紧紧黏着母亲一样，带着很重的欧洲口音。他讲话速度飞快，当一连串的专业术语从他口中说出时，我顿时呆若木鸡，一点都听不懂！　这位老师叽里呱啦说了一阵后，转向黑板，写了一行字，我立刻抄了下来。然后他又说了一阵，转向黑板，又写了一行字，我又抄了下来。就这样一堂课很快过去了。　下课后，同学们一个个地离开，只有我还一脸茫然地望着黑板发愣。　“Hi!AreyouOk?”直到在这儿读了两个学期的“ABC”（“ABC”——AmericanBornChinese，指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华人），Toy用一口纯正的美式英语上来与我打招呼时，我才感到真的是在美国了。　Toy对我解释道：“那个老师是德国人，来这儿有三年了，口音还是没变。……这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　Toy指着黑板上老师留下的书名说：“买这两本书要一百六十美元。”一百六十美元！天哪，我口袋里仅剩二百美元了。　怎么办？可惜我陈思进又不是孙猴子！哪能变出这两本书来？！　没关系，美国图书馆多，图书多。在那里满屋子的书架排得整整齐齐，各类书一查检索就能借到。我立刻来到学校图书馆，一打听才知道，图书馆里是借不着新版的教科书的。当我从图书馆沮丧地低着头走出来时，一阵兴高采烈的喧哗声引起了我的注意：街对面的一家店里挤满了人，看上去都是学生模样的。　 第3章 从想象的美国走进现实的美国(4)　我好奇地走过去。www.ＨaＯＳhＵdＵ。ＣＯm一看，那是一家自助复印商店，里面的学生都在印书。我想在美国不是版权管制得很严吗？怎么可以印书呢？再一看，那些同学都是东方人的面孔。因为刚碰见了Toy，知道了东方人不一定都是华人；华人也不见得都会说中国话，我没有马上询问。　稍等了一会儿，突然听到了中国话。寻声而去，见一个瘦高个的小伙子正和一个女孩儿在说话。我立刻过去和他们攀谈起来。男的叫小张，来自合肥，正在修传播学硕士学位，全额奖学金。女的叫锦惠，来自台湾，也在读传播学。　我问他们：“不是不可以印书吗？”小张向我解释道：“是不可以印整本的，但是印一两章是允许的。我和她两个人不就可以印四章吗？其实一本书十二三章，通常一个学期不过上四五章而已。我们已经问了教授，知道哪几章是需要的。如果六章的话，再找一个同学不就行了吗？！一本书七八十块，太贵了！我们印一下，五块都不要。”　哦！原来在美国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后来我读的书，全是这样印的。仓廪实才知礼节。——两千五百年前的中国哲人孔夫子真是神算，他早就看到了两千五百年后眼下的一幕。　在快餐店，我主要是做“前台工”，就像“麦当劳”的柜台服务员一样。刚开始时，我真是手忙脚乱，做了这忘了那。要知道，出国前我连厨房都不进，是“饭来张口”的。好在Jennifer、阿强并没有刁难我，反而把我当朋友一样看待。　第一个星期“出粮”（发薪水）日到了，我终于拿到了出国后的第一笔工资：一百多美元。我一阵兴奋。那时，这笔钱折合人民币有六百多元！比我当时在国内三个月的工资还多！我高兴了好一阵子：看来，人的价值就是不一样。有些人在某些地方干一个月所得的收入，另一些人在另一些地方可能就要干上一年才能挣到。中国留学生在国外打工，正如农民工进城干活，干的是低等活，可收入比呆在本地多。比较当时中国人一般家庭都没有电话电视，月收入只有百八十元人民币的情况下，一旦来到了美国，当然有置身天堂的感觉。这和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百万民工下南粤的情况相似，尽管民工们每月只几百元的工资，住的条件比牛栏也好不了多少，但他们感到很满足，似乎进了“三级”天堂（香港是二级，美国是一级）。　可心里仔细再一算，一个月的生活费只有达到两百美元，才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这样算下来四百多美元的月工资就仅有两百多美元的剩余。再看学费，ClevelandStateUniversity是“Quarter”制的，即每三个月一学期，一年三个学期。对想尽快毕业的人来说是有利的，但对我而言，三个月只能存六百美元，连三分之一的学费都不到……　不行！看来只有再找一份工作，而且要能多赚一点儿的工作才行。就这样，我又开始折腾了。　刚到美国，按理应对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有极大的兴趣，比如关注美国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什么的。但我当时的兴趣，说老实话，却完全放在了打工上了。　从Jennifer、阿强那儿得知，若在正式的大餐馆做“企台”（即跑堂的），能挣到许多小费，特别是做夜班。不过一定要学一些粤语，因为厨房里的师傅多半儿只会讲广东话。幸好我的外婆是广东人，我有些亲戚还说广东话，一般的生活用语，我还能听懂几句。于是我开始向Jennifer、阿强学一般的粤语“餐馆用语”，同时寻找机会。　我又跑遍了学校附近的十八家中餐馆，一家家地去问，有没有waiter的职位，但结果都被一一回绝。不过我在每家都留下了姓名、电话，让他们一有空缺就call我。功夫不费有心人，一个月后，即十月底，我终于找到一份“waiter”的工作。　这家餐馆叫“中华餐馆”，老板是香港人，人称“邱生”，但他与阿强不同，是那种瞧不起“大陆仔”的香港人。每次见到大陆人，就像见到了下等人一样，不是克扣工资，就是辱骂歧视。那种凶神恶煞的模样，像大陆人欠了他家八辈子，他祖宗不是大陆人似的。令人想不通的是，他这样对待大陆人，他的餐馆竟然还敢用“中华”二字！　我在这个餐馆里工作时间是每星期五、六、日三个晚上，从晚上十一时至次日凌晨早上四五点；工作时间长，给的工资又少，一晚只有十美元。而且邱生分给我的还是几张最坏的桌子，让我服务最小气的客人。　白天要读书，晚上严重缺乏睡眠，还要忍受精神折磨。“邱生”总是找麻烦，动不动就开口骂人，说这不是，那不行，但是为了学费，我一次又一次地忍了。　不管对美国寄托过多少一厢情愿的相思，心仪过她的平等、*和自由，但自从一进入美国领事馆的签证窗口前，就会明白这里的平等、*和自由都是按价计算，按质论价的。穷国和富国，穷人和富人，大知识和小知识，有利用价值和没有利用价值的都分门别类，一一标明。富国的公民可以免签证，穷国的富人即使是白痴，只要拿得出五十万以上的美元，也可以去美国当投资移民。如果什么都不是，当然还可以出卖自己的知识、体力。只要你能换来养活自己的金钱。　由于我服务周到，英语也是几个waiter中最好的（其他waiter都是老板的亲友，都是按亲属移民来的），所以尽管给我做的几张桌子最差，我的小费还是最多的，一晚下来一般有七八十美元。　 第3章 从想象的美国走进现实的美国(5)　就这样连续做了三个月，盼来了妻子小玲。ＷwＷ.hＡoＳhＵdＵ.ＣＯm当小玲也开始打工赚钱了，我充满底气地炒了“邱生”的鱿鱼，总算出了口憋了三个月的恶气。　妻子小玲，在我出国后仅四十三天就获得陪读签证（F-2）来到美国，速度之快，可能可以进入吉尼斯记录了。　我到美国的第二天就交了学费，十天后拿到了给配偶的I-20B。我立刻用FedEx（特快专递）寄给小玲，她四天后收到专递马上办了护照。我当年出国是碰上“大胡子”理事周恩至一次签出，此次小玲出国也是碰上“大胡子”理事周恩至一次签出。当时陪读只有百分之十的签出率，而且多半是配偶已经在国外学校读了一学期以上的才能签出，她这么快签出，真是奇迹！　不过我还是让小玲暂缓一个月再过来，要知道，当时最快乐幸福的就是像她这样得到了签证，将出发而未出发之人了，让她在国内充分享受一下那样的“快乐”吧……　和思进团聚在克利夫兰／小玲／　1990年12月7日，星期五。经过不到三个月的短暂分离，我和思进终于在美国克利夫兰机场重逢。　那时已是晚上八点多，我忘却了坐飞机的不适和疲劳，怀着一颗无比兴奋的好奇心。当飞机在空中朝地面降落时，我的眼睛不由自主地朝舷窗外望去，期望在飞机落地前能看见地上水晶宫般的城市夜景。　在离开上海前的一次聚会上，一个朋友侃侃而谈。他形容外国的机场在夜晚时灯火通明，星星点点地远近连成一片，可达方圆好几里。从上往下看，简直与水晶宫像极了。不像我们国内的机场，乌漆麻黑，什么也看不见。其实这个朋友并没有出过国，也没有坐过飞机，不知打哪儿听来的。我没有看见所谓的水晶宫般的夜景，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阵阵耳鸣和头晕目眩。我只能紧闭双眼，等待着和思进的重逢。　飞机平安地降落了。离思进越近，心就更怯。在飞机上，渴了不敢拿水喝，晕机不知道找药吃。一路上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担心他是否会按时接我。这时身体的疲乏根本不算什么，对不懂英语的我而言，那些例行公事的报关和进关，才是活受罪呢。在底特律转机时，需要报关，眼看着排在我后面的人一个个地过去了，而我却被一个海关人员拦住。他问我拿护照，我硬是没听懂。幸好有个中国女孩替我翻译，才没让我太难堪。　此时，我懵懵懂懂地随着人流去拿了行李，又出于本能地跟着人群朝出口走去。出口处好不热闹，只看见接机的和下飞机的人们热情地接吻拥抱，不亦乐乎。我一眼从人群中认出思进，这才暗暗地松了口气。他一看见我之后，显得很拘谨，只说了句：“你来了！”然后介绍我和站在他边上的女孩认识。她叫陈静，和她的名字一样，挺文静的。陈静的出现，是他出国前我们所无法预知的。我不得不掩饰住再见到他时的喜悦和埋藏在心底的无数问候，装作落落大方的模样回应了她一声。看到思进抢着来拿我的行李，才发现他没有带来象征我们幸福团聚的鲜花。这和我们在上海演练了很多遍的机场团聚大相径庭。　十二月的克利夫兰已经刮起了刺骨的寒风，我们推着行李车朝陈静停车的方向走去。互相寒暄中我方知她已经读完了第二个硕士学位，正在家待业找工作。她得知思进需用车接太太，便毫不犹豫地载着他来到机场。陈静是公费留学生，不用打工挣学费，并且用全额奖学金念完了第二个硕士学位。她以前学的是俄语，英语是在美国自学的。了解到这些，我对陈静简直是仰视，佩服到了极点。我马上想到必须过的英语关。即然她行，我也应该能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和陈静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谈的莫逆之交。　我们的车在通往市中心的高速公路上奔驰，车窗外是一片安静的黑色。一路上，我没有听见一声汽车喇叭叫唤。这和上海此起彼伏的按喇叭比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大约半小时左右，我到了在美国建起的第一个家。这是一幢小小的木结构房子，有上下二层。思进分租底楼中的一小间，大约十平方米。其他两间房分别住着小邓和小程。他们一个学的是机电专业，另一个是学的经济学专业。　跟着思进到了里边，我环顾了一下四周。厕所连着厨房尾端，里面有个大澡缸，热水二十四小时随开随用，这让我兴奋了好一段日子。从此，我与公共浴室告别了。厨房另一边就是我们的小房间，白色的墙壁衬着粉红色的地毯，整个房间看上去还算干净，里面唯一的家具——一个旧床垫，还是陈静帮着思进从街上捡来的。我对这间可以遮风挡雨。有充足暖气的小房间很满意。毕竟是住在里面的他，让我感觉踏实，使这个空荡荡的房间像个家。　我没有料到思进马上就要去餐馆上夜班。陈静为了让我们有片刻的时间独处，叮嘱我好好休息后便告辞了。这时思进递给我一盒饼干，面带愧疚地对我说：你先吃点饼干，洗个澡、睡一觉后，可以到餐馆吃晚饭。我打开盒子，望着黑乎乎的饼干——这种在上海我们根本不会去碰的低劣食品，使我才意识到他一个人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我赶紧对他说，你放心去吧，我饿了会吃的。他这才安心地离去。　我们在上海设计好的Romantic重逢，被无情的现实冲洗得干干净净。　 第3章 从想象的美国走进现实的美国(6)　新的旅程／思进／　晚上十点，将小玲接到了我们在美国的家。wＷoshＵdu。ＣoＭ　而此时，我到餐馆里打工的时间就要到了，我顾不得许多了，连话也没说几句，就让她先休息一下，我说：“我得马上赶到餐馆去……。”　看到小玲那理解的眼神，我悬起来的心终于放下了，我知道小玲来美国以前所想象的我的处境，肯定要比眼前的景象好。现在，她的想象也许一下子从天上摔到了地上。　我出国前带走了家里所有的积蓄，以至小玲连这次到美国的飞机票钱都凑不齐。我并非不想与小玲尽快地团聚，因为我不愿让她看到我在美国的现状。我想顺势让小玲在国内多呆几天，多享几天福，以便等我打工凑齐了机票费再寄去。现实的美国肯定不是她想象中的那样！　小玲获准签证后又在上海等了一个月，后来实在呆不下去了，她向最好的朋友郑筱春借了五千元人民币，自己买了机票来了。　在去餐馆的路上，我还在想，落到如此这个地步，难道是选择出国的抉择错了吗？如果我呆在国内，我会这样匆匆离开刚从万里之外飞来的妻子前去打工吗？本来我是应该好好陪着爱妻的呀！我不禁想起了出国前的一切。　记得柳青在《创业史》里说过：“一个人一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只有几步，特别是在人年轻时候的几步……”　1989年的时候，我迈出了人生的紧要一步。　我想出国！　我想出国的动机很简单：寻找突破口。　我一生总在寻找突破口。　我是个思定之便笃行之的人。既然准备了要出国，那就行动。　考TOEFL、GRE、联系学校都很顺利。　托福考了六百零三分，GRE考了一千八百六十分，在当时都是高分。　联系学校后，我被六所院校录取。　然而，我却不能尽快出国，主要的问题在于一直找不到担保人身上。尽管我外婆有不少亲友在美国，无力的爱莫能助，有力的又无助人之心。就像穷人需要帮助，却少有愿意帮助的，富人谁都愿意帮助，却又不需要帮助。于是我入学的日子只能一拖再拖，从1989年冬季班拖到1990年春季班。　有一天，我无意中在报上看到美国宾州大学的终身教授杨忠道先生是自己的同乡——浙江人，特别是他曾帮助过许多青年人留学美国。我一阵激动：何不找他试试！就权把死马当活马医吧！　就这样，抱着一种试试看的心态，我提笔冒昧地给杨老写了一封信。　没想到的是，杨老竟给我回信了！　信中说，他6月2日要到天津讲学，要我到时候去见他。　我和小玲兴冲冲地按时赶到天津，下了火车也顾不上歇息，径直奔向南开大学教授楼，忐忑不安地去与杨老见面。也许是天生有缘，也许是我的精神气质让杨老感觉到很满意，见面后不到十分钟，杨老就爽快地答应担保素昧平生的我了。这种幸运让我和小玲都感到相当吃惊！临走时，杨老还特意问了从未出过远门的小玲到没到过北京，建议我带她去北京玩一玩儿。心中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浑身别提多轻松了。我接受了杨老的提议，带着小玲畅畅快快地在北京来了个一日五游……　我办出国签证也是出奇的幸运。那时正是出国低潮期，自费留学签证率只有百分之二十。那天碰上的是领事“大胡子”周恩至，我一次签出！“大胡子”是当时有名的“杀手”！要知道，那时申请签证去美国的人，前赴后继地连续四十八个小时在领事馆门口排着队呢！　那天是1990年8月31日，星期五！　又是一个幸运的“星期五”！　“星期五”对我来说是一个幸运日！　1990年6月2日我得到杨先生的担保承诺是星期五。8月31日拿到签证是星期五。1990年11月2日妻子小玲拿到陪读签证也是星期五。1990年12月7日妻子小玲来到美国也是星期五！　我办理签证那天，上海下着罕见的大暴雨，我和小玲打着伞在美国领事馆门外排队。突然刮起一阵巨风，领事馆门外平时给警卫遮太阳的落地伞，拔地而起，飞过高高的围墙，再跌落到围墙的里面。　出来时，风雨就更大了。我们沿着乌鲁木齐北路走回家，路上满是一尺多深的积水。我索性扔掉了雨伞，在大雨中跳起了舞，就和“SingingintheRain”电影里的情景一般。　平时只需十分钟的路程，那天我们走了半个多小时！　我大声地在雨中喊叫：　“新的生活就要开始了！”　“新的旅程就要开始了！”　好在雨中没有多少行人，要不然别人准会把我当作疯子的。　小玲赶紧制止我：“快别喊了，快别跳了！别把身体淋坏了！”　“我太高兴了！我太高兴了！”我兴奋不已。　那个晚上，我感到新的事业开始了，前程如画，一切都充满了诱惑力……　是啊，人生就是旅行（Lifeisajourney）。就如同从旅行的起点到达新的驿站，环境在不断地改变，而人需要不断地适应、进取、挑战不同的环境。停在一个地方风景可能很美，但只有到了新的领地才会发掘出新的风景点……　那场暴风雨会不会预示着我到美国后的跌宕起伏呢？　 第3章 从想象的美国走进现实的美国(7)　不知不觉中餐馆到了，我的思绪也跟着回到了现实。ＷＷＷ。ＨaosＨuＤＵ.ＣoＭ　钱／小玲／　凌晨五点多，思进带着满身的疲惫回家了。　他很兴奋地告诉我，今天的小费不错。接着他从裤袋里掏出一把皱里巴拉的钱和分币，然后径直往地毯上一坐，表情专注地开始数起了钱。咦，这是怎么回事儿啊？为了等他归来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我于是把房间整理得更像个家的样子：我换上了新床单和新枕套；箱子叠着箱子，还特意铺上了外婆曾经用过的那块绿白相间的小台布，它俨然成了一张小桌子，上面放了我俩的合影以及思进最爱吃的上海城隍庙五香豆；那个小拉门衣橱里挂着给他带来的新皮夹克。在“小桌子”的上方，我贴了一幅朋友画的、给我们留作纪念的山水画。然而，这一切他却视若无睹，不闻不问。以往，他对外婆的东西和新衣服都特别敏感，此刻，眼前的他却对钱表现出*裸的热衷，那神情与巴尔扎克笔下的欧也妮·葛朗台像极了，好像除了钱之外，没有比它更重要的事情了。这还是我熟悉的思进吗？　带着疑问，我顺手抓了些还不怎么认识的分币，看上去挺新鲜的，拿在手上的质感和人民币不太一样，滑溜溜的，掂了掂比人民币沉。于是，我心想这美金不是那么好赚的。我就让他教我如何分辨这些分币。思进就说，好吧,我现在给你上一课。他先从外形上教我分辨一分、五分、一角和二角五分的；然后再教我认这些英文字。思进接着告诉我：“在美国，你是不能向别人借钱的，也没有人会白白借钱给你；别人借钱给你，首先要看你是不是有Credit（信用），然后再计算利息，包括亲生父子也是如此。我们要付房租，付昂贵的学费，还有生活费，所以我们不仅要开源而且要节流。今后我的学费就靠这一个个Penny（一分钱）攒起来。”没想到，我到美国的第一天，最生动的英文课居然是从认钱开始。思进的一番话，让我意识到了钱的重要性。我开始理解了他对钱的迫切感，也后悔在底特律换机时花去的十多块钱。　打从娘胎里出来，到来美国之前，我不知道坐飞机是什么滋味儿。以前在银行上班，看同事们出差在空中飞来飞去，还挺羡慕的。这次轮到自己亲身体验，才明白坐飞机不是想象中那样，置身于云海中，随手摘下一朵白云的浪漫。十几个小时睡不能睡，吃又吃不好，那些盛在考究器具中看起来繁花似锦、颇有食欲的快餐，放到嘴里竟味同嚼蜡。就在我周围的旅伴们津津有味儿吃完它们时，我却毫不怜惜地全浪费了。以至于在底特律换机时，顿感饥肠辘辘，难以忍受。　我在机场的小吃部花了十几块钱，对着非洲裔售货员，朝食品橱柜里指指点点地要了我喜欢的可乐、巧克力蛋糕和土豆片。要是知道思进打工这样辛苦，吃得又像是“猪狗食”，并且我们以后每个星期的生活费只能用八块钱，我是无论如何不会随随便便乱花钱的。　从此，我像吸烟者戒烟那样，戒掉了二十几年吃零食的嗜好。　回想起我们在中国优越的生活环境：住在思进外公外婆留下的花园洋房里，家务事有保姆去做，拿的是月薪，看病有劳保。我的前程也很好，组织上正在培养我，刚提拔我为上海建设银行第五支行总务科的财务总管。只要不犯错误，基本工资加上分一套住房是没有问题的。　转眼间，我们便面临家徒四壁、从零开始的闯荡生活，难怪思进在我拿到签证后，苦苦相劝让我在国内多呆一阵子。他知道未来几年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样的日子。他既要读书，又要打两份工，为的是不想让我过早地承担那份辛苦。看来我算是来得及时。毕竟出国留学，闯荡北美是我们共同做的决定，我一定要尽可能快地去打工，以减轻他的负担，让他顺顺当当地读完硕士学位。这是外公外婆的期望，也是我俩共同的心愿。可我现在连一句英语都说不完整，进关时连Passport都听不懂，我行吗？　唉！钱啊，钱，你这“万恶之源”，难道我们也要匍匐在你的脚底下了吗？　逛超市／小玲／　不管怎样，两个人又在一起了，不再远隔重洋，天各一方。点点滴滴细枝末节的感悟，也有如饮琼浆的滋味儿。　我来到美国的第二天正逢周末，早上思进休息，他显得特别高兴。我的到来让他看见了希望的曙光。我俩顾不上睡觉，把所有的“财产”，也就是四个箱子重新整理了一遍；结果发现我们带齐了四季的衣物，独缺炊具。这些东西对我们拮据的生活来说是最重要的。自己起伙既便宜，又有趣儿。于是，他便提议去他常常购物的大超市，并说他常常也就是每个星期二买上一瓶一加仑装的牛奶。之所以吸引思进去那儿，是因为在每周二的时候，只要你在收款机前出示一下学生证，就可享受百分之十的折扣。这是留学生们代代相传的宝贵经验。今天不是周二，但他顾不上那么多了，急急地想吃我炒的菜。　初冬的街道上冷风飕飕，太阳还没有从云层里钻出来照亮大地。星期六早上的小街出奇地寂静，我们只能听见自己兴致勃勃的脚步声和偶尔从我们身边擦身而过的汽车声。　这个超市离我们的住处只隔两条街，在当时的我看来，它是巨大的。1990年的上海还没有这种类型的超市。走近入口处，长长的购物车整整齐齐地排在门口任由顾客领取，我也好奇地推了一辆。进去一看，整个大厅被十来个高高大大的货物架隔成十来条走廊，每条走廊上方的指示牌标示着货物的种类。当然，大多数的字是它认识我，而我不认识它。只看见一排排敞开门的大冷冰柜依墙而立，储存在里边的是奶制品、鸡蛋和鱼肉等。思进指着大小不一的十来种纸盒子告诉我，那全是牛奶，全脂的、脱脂的、2%Skim（减肥牛奶）的、HalfandHalf（冲咖啡或做蛋糕用的）等等。紧挨着大冷冰柜的是出售熟食的柜台，各种色拉、汤、熏三文鱼和现成三明治等，不下几十种。　　 第3章 从想象的美国走进现实的美国(8)　我则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似的，慢慢参观浏览着我想采购的各种各样的新鲜蔬果。wwＷ.haoshＵdu.Ｃom对这些似曾相识的蔬菜，我看得目瞪口呆，眼花缭乱。这些菜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大。一根葱就和上海的大蒜一般粗，一颗西芹抵得上一大把中国芹菜；再看那茄子紫得发亮，形状大小和上海的南瓜差不多；还有土豆、菠菜、五颜六色的灯笼辣椒，都比上海的大二三倍。凡是上海见过的菜，你只要展开想象的空间往大里想，就行了。　我思忖着，可能美国人块头大，所以吃的东西也特别大。可惜我们囊中羞涩，对那些可爱的、特别有诱惑力的菜，只挑选了一颗西芹，价格为九毛九分。我们合计了一下，还买了一盒鸡蛋、一包米，外加调味料一瓶油和一盒盐，其他的调味料一概都省了。从此以后，我烧菜就再也没有用过味精，久而久之我们变得对味精过敏了。现在每次回国，一到餐馆吃饭，就舌头发麻、头发晕。这是后话了。　付完了钱，我们拐进了超市边的勤俭商店，也就是二手商店。里面专售用过的厨具：包括刀叉杯碗、水壶蒸锅等物品。店里的布置很随意。两个铺着白色台布的圆桌紧靠两边墙角，桌上陈列着颜色各异的细瓷盛器：有咖啡壶、咖啡杯、色拉盘、主菜盘、小碟、茶杯等，但都不成套。垂地的台布边，放着几个形状漂亮的大竹篾篮子，里面有西餐刀、叉、小瓶子和塞起子等小玩意儿。店里所有东西的价格从二毛五分起到几十块钱不等。　老板是个热情、豪爽、富有人情味的中年妇女，她名叫南茜。得知我们想买些便宜的炊具后，南茜立刻为我们挑选了起来。她为我们选了一把刀，比水果刀略微大一些，适合两用。它既可以削水果皮，又可以切菜。这把刀我们至今都保留着，对它日久生情，舍不得丢掉。因此，它也成了我们留学期间艰苦创业的唯一见证。这把刀只花了我们五毛钱。接着南茜还为我们选了一个意大利人煮通心粉用的锅子，只要四元五毛钱。我发现这个锅子有两层，锅套锅，可以一锅多用。把里层拿掉，可煲汤可炒菜，放上里层又可当蒸锅和煮通心粉。人在穷的时侯，特别有“创造力”，就一个普普通通煮通心粉的锅子，竟让我看出那么多的用处。　南茜的热情让我感到她仿佛不是在做生意赚钱，而是在为朋友省钱出谋划策。现在一有闲暇，我还是喜欢逛那些厨具商店，为了那段曾经拥有的美好记忆，也为了厨房里烹饪烘烤，或自娱或待客的乐趣。　回家后不到半小时，思进就吃到了香喷喷的白米饭和我炒的西芹菜和蒸蛋花汤。这要归功于厨房里那四个炉头的Oven——比上海的煤气炉多两个火头。这大约是美国人惜时如金的构想。在美国，厨房里见到的都是这样的Oven，区别在于级别的高低而已，四个火同时开，边烧饭，边炒菜，边做汤，还可以在炉头下面的烘箱里烤鸡鸭鱼肉或烘蛋糕。以后在多伦多悠闲安乐的日子里，我烘出了一炉一炉的蛋糕甜点，与很多朋友和公司的同事们分享。　眼前的思进像是饿了三天三夜，狼吞虎咽一口气吃下了两碗饭。原来在我没来美国的三个月里，他每天只买两个热狗当晚餐，现在他提起热狗就想吐。我说你不会换别的吃？他感慨的说：“别的贵啊！你不知道，没有你的日子，天好像昏暗得快要塌下来了。”　见“公婆”／小玲／　我和思进有很多地方是不同的。我好静，他好动；我内向，他外露；我善于动手，他善于动脑；我性子慢，他性子急。但有一点我们是共同的，我们都酷爱交朋友，因为友情与亲情不一样，亲情是与生俱来，而朋友是自己选的。友情就像美酒，愈久愈香醇。闯荡北美，一晃十五年，岁月在无情地流逝，而我们收获的是无数的朋友和难以忘怀的友情。　星期天早上，他对我宣布了两条新闻。第一条，晚上，他的那帮“铁杆兄弟”要见我，想看看陈太太的庐山真面目。第二条，他已为我找到了工作。由于老板同意当天就能上班，所以我明天就要去见工。这就是思进的行事风格——快！他早在我拿到签证后，就对他所有的朋友发了“通告”，包括他的老板Jennifer。我本想好好儿地休息几天，以姣好的面目示人，而不愿这样灰头土脸的给别人留下不好的印象。他说：“有什么关系，这和丑媳妇见公婆一样，早见晚见都得见。再说了，在我眼里你怎么样都是漂亮的。”　只要我稍稍显得不自信想退缩，他就马上巧舌如簧，花言巧语地让我觉得自己是最棒的。这样的结果常常是我总围着他的“指挥棒”穷转悠。　晚上的聚会安排在小薛那里，是紧靠我们街后的一栋二层楼房。它的外观和结构与我们住的房子相差无几，不过小薛租了客厅带睡房的套间，而且他太太也快来美国了；他还从附近同学处借来了几把高低不等的凳子，将它们围着客厅中间的木板长方桌摆放；桌上放了几瓶大包装的可乐和几包土豆片，这就是我们留学生聚会最奢侈的规格。厅里也没有什么别的家具。那天聚会的有我们的室友小邓和小程、传播系的小张、电机系的小孙和他的女友化学系的女博士小袁、陈静和她的男友小卢。这些人我早在他的书信里就认识了，现在是对号入座而已。　思进先开腔了：“我们小玲可能明天就要去上班了，你们看她连时差都没有倒过来。”他们立刻七嘴八舌起哄，有的说，像个陈太太的样子；还有的说，陈思进，什么时候也给我们找一个，一来美国就能帮着赚钱。小邓凑上来对我说：“小玲，你来了，这下你们陈思进可如虎添翼了。”说完，他还不忘两手作鸟飞状，惹得大家哄堂大笑。主人小薛个子小小，戴副眼镜，待人接物，细致周到，走来走去不停给大家送吃的，最不能忘的还是他那地地道道入耳的京腔。陈静则悄悄地约我明天晚上去她家吃饺子、打牌，我高兴地答应了。　 第3章 从想象的美国走进现实的美国(9)　接着，聚会的高潮就是针对当时的海湾局势谈论老布什政府的中东政策。wwＷ.hＡＯsＨudＵ。coＭ小孙说：“美国佬真不是东西，像太平洋警察似的，管得也太宽了，什么事它整好过了？”我一听这东北腔和宋丹丹的语调如出一辙，太有趣了。经济学程博士说：“还不是为了控制海湾的石油资源，我看老美为了‘维护正义’，这仗早晚要打起来。”事情果然如程博士所预料，一个代号叫“沙漠风暴”的海湾战争一个多月后在伊拉克打响了。小卢说：“说起资源来，我们餐馆的洗碗工昨天还说，在这儿用水反正不花钱，不用白不用，声称要将老美的水用枯、用干。”小薛说：“这管用吗？美国要独霸世界，它要打仗，如果打起来，这也是打苏联。”大家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地发表着高见，俨然都成了政治家。　我置身在这群大博士、大硕士们中不敢发一言，唯恐出错。他们在我心目中是知识渊博的国家精英。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奋发向上的精神和朝气。这样的聚会在六个月后又进行了一次，那是个互道平安彼此告别的“饺子宴”，各家带来了不同馅儿的饺子：有白菜肉馅儿、韭菜肉馅儿、芹菜肉馅儿，还有我的青菜粉丝鸡蛋馅儿。　我和思进在克利夫兰的六个月里，我们这些朋友是自发的、没有组织的，就像当年的插队知青那样，生活在一个大集体中。我们时而开着四五辆破老爷车，进军到克利夫兰Westside的农贸市场，去和“大胡子老美”农夫们讨价还价；时而聚集在一起打牌聊天直至拂晓；时而又出现在小街上，在旧家具中“沙里掏金”；为了激励自己，我们大伙儿还不忘穿梭在富人区的豪门宅院前，立下豪言壮语。　那时我俩物质生活虽然苦，可是那种苦中作乐的温馨却常常萦绕心田。临离别的那晚，大家依依不舍，拍照留念。陈静、小卢还有小邓去了休斯顿，小卢被一个建筑设计院录用，小邓自己开了个咨询公司。小薛和他的太太去了加州。小张和程博士毕业后回了中国。我和思进到了纽约。现在，在克利夫兰留下的唯一一对夫妇是小孙和小袁。　共患难／思进／　星期天早上Jennifer的一个电话，把我和小玲从睡梦中惊醒。她希望小玲星期一就能去见工上班，因为马上就要到圣诞节了，餐馆生意将会忙起来。在得知这个好消息后，小玲就睡不着了，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我是高兴之余又有点于心不忍。　我深感歉意地说：“这次你为了我，为了来陪读，中断了你在国内的发展……小玲，你对我出国是百分之百支持的，为我付出了很多……”　小玲打断了我的话说，“你还记得当时是怎么去签证的吗？为了出国做了多少努力啊！我想尽快地赚钱，实现我们的目标”。　我望着小玲，思绪复杂。在美国有多少夫妻因为生存问题而导致情感的疏远、婚姻关系的破裂……例子真是举不胜举。而且，许多来美国的夫妇因为迫于生存问题不得不各奔东西，在我们周围也有好几个例子。为了尊重他们的隐私，我不便在这里提及。　虽然小玲既Pretty（漂亮）又WellEducated（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我坚信她不会纳入上述轨道的！因为在我们结婚之前，我真是“屡败屡战”，做什么事情都不成功。而小玲却总是不离不弃地紧跟着我，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支持着我。　“*”结束之前不用说了，就从高考开始说起。我自认为是个读书人，自小成绩总在班上名列前三名。1977年恢复高考时先填志愿，我毫不犹豫地填上了清华、北大等一流学府的数理化专业。结果我的高考成绩也的确过了分数线，可没想到在体检时血压偏高为110/160后来知道那是青春期高血压。　要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没上大学，连医生都觉得太可惜了。结果那个好心的医生同意我下午再去一次。回家后外婆、小阿姨都诚实地没有给我吃颗降压片。我遵照医嘱睡了一觉，起床后血压不降反而上升了，最后失去了这次宝贵的去清华、北大的机会。第二年再考时，只进了一个三流大学——上海轻工学院，学了我根本不喜欢的机械工程。1981年毕业后，我分配到了轻工局保温容器公司，干了三年我不擅长的机器设计，结果没有独立搞出一个成功的项目。　1984年，在一片“下海”做生意的浪潮中，我也辞职“下海”去了深圳，任职于金岸开发公司，前后大大小小谈过十来个项目。每次开始时都是进展顺利，可一到签合同的前一刻就都变卦了，真是邪门儿！到最后我真是心力交瘁，一无所获！　这一次的经商尝试，小玲虽然在心里是坚决反对的。因为她觉得我就是个读书人，根本不适合做生意。可她依然尊重我的选择，放任我在深圳、大连、西安等地方误打误撞了三年。　就在我无所适从的时候，1987年初，小玲把新房装修并布置完毕，同时办妥了一切结婚事宜，等着狼狈不堪的我回上海结婚。她把蓄势待发的我暂时拉进了一个舒适的、可以安全歇息的港湾。　但不幸的是，就在我们结婚不久，我最亲的亲人外婆因病去世。我的天塌了下来！我欲哭无泪。唯一让外婆感到欣慰的，是小玲能替代她照顾好我。失去外婆的悲伤和痛苦，顿时化为努力工作与学习的动力。这段时间，我在轻工情报所任英文翻译。英文是我自学的，喜欢而又擅长！除了上班时翻译专利情报之外，我在业余时间还翻译了许多英美短篇、散文，并曾以“思进”为笔名在不少杂志上刊登过上述一些作品。似乎我的命运有了转变。　 第3章 从想象的美国走进现实的美国(10)　1988年整整一年的时间，我翻译了一部美国当代长篇。ＷＷＷ。ＨＡＯshuＤu。com1989年初和出版社也谈妥了出版的协议。正当我梦想成为像傅雷那样的翻译家时，我接到通知，通知说因为那本里有“不健康的内容”，我的译稿在最后审查时没有通过！因为那时正在打击这方面的问题。　于是，在我1989年7月的生日那天，我和小玲决定出国。　多亏了小玲，结婚后，她真是带给了我好运。本来小玲是并不怎么想出国的，也没有做过什么出国梦。那时她在上海建设银行第五支行工作了近十年，刚调到总务科任总务会计，前程远大。她与别的女性不同，她的出国完全是为了我。　女性出国潮的兴起，暗合了当代女性普遍对目前工作生活不满足的心态。　通常来说“女主内男主外”，男人在外面打拼，女人在家做饭擦灶台。其实谁说女人就胸无大志？只不过历史上对女人要求的“三从四德”就像裹脚布一样裹住了她们而已，虽然一味地要求她们“相夫教子”，但是这种思想给她们又提供了另一个跃跃欲试的好舞台：你想成就自己，可又没机会，于是就哄着督促着你的丈夫、你的儿子替你实现目标了。由此看来，于是中国传统女性只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来实现理想罢了。　于是乎，一旦今日的主流社会叫嚣着男女平等，女人可以名正言顺地实现自己的愿望了，就会有一部分女人与传统割裂得非常彻底，一下子就宣告了她们与温良恭俭让没有任何的关系。　成百上千的女性义无返顾地踏上了飞往异域他乡的铁鸟舷梯，至少说明她们有理想，有勇气，有破釜沉舟的气概。　当然，也有不少的女性出国的目的是为了辅佐夫君或男友，两人一起开天辟地，同时顺便实现个人价值。　更有相当数量的女性，正是她们威逼利诱着夫君走出去的。因为男人越来越贪图安逸，胸无大志起来，女人们勃勃的野心却已膨胀到了大洋那头了。自己亲自上阵，通过考试出国太难太累，于是，狡猾的女人就懂得利用男人对自己的爱，把男人哄上大铁鸟，再把自己拉扯出去过好日子。　谁唱谁随？很明显，这虽然是“相夫”的新版本，但不也暗示着女性对男性主导权的胜利吗？　把出国当作手段的女性，希望在国外“镀金”回国后从事更好的工作，大展鸿图；把出国当作理想的女性，她们谋求能在国外定居生活。不管是哪一种女人，一旦认定目标就比男人更现实。　她们在各种人生模式中细细筛选着最适合自己的幸福，点击“确认”键后就敢于牺牲一切全力打拼，这就要求她们具有更加结实的神经和准备承受更多压力的心脏。　不管怎么说，她们的道路是自己选择的，她们是自己不断上升的欲望的诠释者和实施者，她们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体现了什么叫做真正的女性解放。　女人的眼光越来越高，视野越来越宽，会让向来有优越感的男人恐慌，但至少，不稳定不满足才推动了这个男权社会的前进。　令我庆幸的是，我们夫妻跳出了这样的怪圈。在我最艰难的时候，既Pretty又WellEucated的小玲抛离了在上海的幸福生活，毅然来到我的身旁，在异域美国和我忠诚地战斗在一起。　小玲来到美国的第三天将要到餐馆打工。不管我心疼不心疼她，残酷的生存现实摆在那里，原本在上海家里本该由保姆做的事，不得不让她去做了。她要用她女性的肩膀挑起一副生存的重担。　从明天开始，小玲将写下她在美国生活的新的一页。　Jennifer余／小玲／　在思进的引荐下，我到美国的第三天就开始打工了。这比起思进来要算“幸运”，在我的打工生涯里，前后共有四个老板；三个女的，一个男的。我头一个遇见的是Jennifer余。她是所有老板中年龄最小的一个，那年才二十六岁。第一次见到Jennifer是她来接我和思进去上班的。　那是个下雪天，我们站在小楼前的门廊处等着Jennifer。小街上安静得一点声息都没有，风夹着鹅毛大雪一阵一阵地涌了下来，向街边一栋栋小楼的菱形尖顶和树上盖掩着，大树上的枝枝杈杈被白白的、厚厚的积雪覆盖着，煞是好看。在上海从未看到过这样的大雪，也从未见过如此的美景。　上海！上海！对上海的联想，使我牵挂起爸妈。　我在上海的亲人们现在可好？我的朋友们现在都在想什么？干什么？和他们在机场挥泪一别都过去三天了，他们一定没有想到我就要去打工了……想着，想着，只见一辆车徐徐地驰来，思进提醒我那是Jennifer。　Jennifer开着一辆灰色的中型箱式车，停在我们面前。她为我们打开了车门。娇小玲珑的她，长发披肩，上身着一件宽大松弛的白色绸料衬衫，配一条黑色的绸宽松裤，脚穿一双黑色软底鞋。长长的脖子上装饰性地佩着一方白底蓝花丝巾。她算不得漂亮，额头高宽，颧骨略突，嘴巴宽大，眼睛细小。脸上敷着一层薄粉，似乎也遮盖不住那坚硬的线条。只有闲聊说笑时，她的脸方才显得生动柔和一些。　看着年纪轻轻的Jennifer自信、优雅地驾车轻行，我心里却是七上八下的，有种说不清的滋味儿。虽然我已经做了充分的心理调试，但刚刚从社会主义的大家庭里出来，马上要进入资本主义的“小家庭”去做工，那份失落、无奈、惆怅、自卑、不甘心和怕出错挨训的自尊受挫感，全都涌上心头。我的脸不由地扭向车窗外，眼睛望着不断变换的街景，想着无法预知的渺茫未来。　 第3章 从想象的美国走进现实的美国(11)　Jennifer看出了我的紧张与不安，她把整个餐馆的运作程序向我描述了一遍，并且说第一天先让我熟悉一下周围的环境和了解我的工作职责，很多事情要慢慢学。wＷＷ.ＨＡoＳhudＵ。ＣＯＭ当我们一行三人从停车场走进TowerCity时，她故意放慢了步子，好让我领略她的快餐店是开在什么样的地方。　TowerCity就是思进在寄给我的明信片中特别用红笔圈给我看的克利夫兰的地标。它是非常气派和豪华的。大门正中，只有在电影镜头里才看得见的大圣诞树上，点缀着无数水晶玻璃做的薄雪花和各种各样五颜六色的装饰品。再往里边去，巨大的圆形喷水池在大堂的中间，每隔几分钟，十几个喷口一齐向上，喷出的水柱有二层楼般高。长廊上，一排排富丽堂皇的水晶吊灯下，每个店面的橱窗都布置得华丽多彩。游客们都陆陆续续地在选购圣诞节的礼品了。节日的喜庆气氛在空气中飘逸着，无所不在。圣诞节第一次离我这样近，却仿佛又那么的远，使我触摸不到。大致绕了一圈，我们来到了FdCourt，Jennifer的中国式快餐店就在这个区域，叫“ZestyHunan”（可以翻译成“湖南美味”，Hunan这个词儿在老美的眼里就是有点儿辣的意思）。　这个中国式的快餐店，分前台和厨房间两部分，都是流水操作。思进和Jennifer负责前台接Order,阿强的姐姐管饮料机，阿强只管收钱。从上午十二点到下午二点，我的任务是在前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发现菜卖掉一半儿并仍有人继续点，则必须马上去厨房让师傅炒出来，再端到前台以旧换新。在这空隙间，还要不断填满纸杯、纸盘、纸巾和塑料刀叉，以便思进和Jennifer接Order时随拿随有。这段时间是店里的黄金时段，可以说忙得连上厕所都不可能。这些事儿都必需在十二点之前解决。　在这个ShoppingMall里的FdCourt，竞争是相当激烈的，各国的特色快餐任人挑选，有意大利的比萨、墨西哥的卷饼、美式的麦当劳汉堡、法国调料的色拉，还有我们中国菜。在我看来，中国菜到了克利夫兰，味儿也变得差不多了。什么青椒牛肉、芥蓝鸡、蘑菇鸡片、甜酸肉、左宗鸡等，全是大师傅把调味汁先打好，起个油锅，然后将菜在滚水里飞快地煮一下，再放进锅里。等到菜快要炒熟时将调味汁撒上翻炒几下，就成了。这类的中餐之所以受欢迎和具有竞争力是它既价廉物美，又具有热量低于其他快餐的优点。据统计，在美国有将近三十万家快餐店。快餐已经成为美国人快节奏生活的一种模式。　“ZestyHunan”的顾客们大多是大楼里办公室的白领。男士们穿衬衫打领带，女士们着洋装，脚蹬高跟鞋，一眼扫过去，都神气十足。他们十二点左右便会陆陆续续地在柜台前排起队伍等候点菜，颇有点像以前食堂打饭的样子。也有的客人会打电话来叫外卖，这时思进就要去了，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任务，还可以收点小费。　美国人讲究的就是效率和质量，稍有怠慢让他觉得不乐意，以后是决不会再光顾了。每天这个“机器”一转起来，阿强的收银机便成了“印钞机”，而我们每一个人都神经高度紧张，谁都不愿成为这部机器上的坏零件而影响它的正常运作。快、仔细和互相配合是不出错的关键。对于我这个刚刚从银行办公楼里走出来的白领来说，第一次领会了什么叫做分秒必争、时间就是金钱的含义。　Jennifer是家中老大，底下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当时还都在读大学。大弟弟读的是医学院，小弟弟念的是商学院，妹妹学的是金融，只有她没有进过大学门槛。Jennifer十四岁跟着妈妈从台湾南部来到美国打天下，是地地道道的台湾人。她中学一毕业就泡在了餐馆里。她对餐馆的一套管理、经营经验全是在十年的摸爬滚打中掌握的。我的全部餐馆打工经验都是她传授给我的。她教我如何包外买，如何准确叫菜。她说，这叫菜也是有点小学问的，叫多了卖不掉是浪费，叫少了就会很快卖完，造成供应的断档。这两种情况都会影响到服务的好坏和利润。　Jennifer平时说话语态柔软，空闲时也会旁若无人似的对着她的阿强撒撒娇，老公老公叫个不停；一旦生意开张，她却犹如统领千军万马的将军，语气镇定自若，跑前跑后不慌不忙。　临近圣诞节，柜台前的顾客比往日多了几乎一倍，这让Jennifer很高兴。一天，正当顾客们有秩序地等候叫Order时，一个肥肥胖胖的非裔中年妇女走近柜面，对Jennifer和思进嚷嚷着说：“这甜酸肉里有一根头发，太恶心了，你们看怎么办？”前面几个顾客听到后都探头探脑的，队伍显然开始有点乱。这在美国是了不得的大事，食物里掺有头发或其他东西，生意损失点儿倒还在其次，官司一打起来没完没了，什么精神受损费，律师费等等可以让Jennifer的店马上关门。只见Jennifer从容不迫地接过那盘已经吃得差不多的甜酸肉，捡出那根头发仔细端详起来，然后不紧不慢地对那个女人说：“这根头发不可能是我们店里任何一名员工的，它颜色暗红并且卷曲，你看看我们会有这样的头发吗？”这个非裔妇女眼瞅着我们这一群黑头发、黑眼睛的炎黄子孙，没趣儿地离开了。　Jennifer折回到厨房间后就气愤地骂开了：“这个不要脸的死黑鬼，骗吃骗到我头上来了，明明是她自己的头发，还想赖我们，差点毁了我的生意，不得好死。”她骂完了，气也出完了，又回到柜台前笑脸相迎地继续接Order。大概这类事情不会是她第一次碰到，而我当时还真替她捏着一把汗呢。　 第3章 从想象的美国走进现实的美国(12)　我和思进在Jennifer的店里每天做四个小时，下午三点以后就没事了。思进回学校上课，Jennifer就常常驾车带我各处转悠。我们去的大多是ShoppingMall里的服装部。她总是秋风扫落叶般从衣架上横扫一遍，细胳膊细腿、瘦瘦小小的人，夹着一大堆也不管合不合适的衣裤，直冲试衣间。然后她像刚打了胜仗似的清理着战利品，慢悠悠地对着镜子和我，一款一款地轮番试起新衣来。但我很少看她带着她的战利品回家。　显然她是这里的常客，每次看她和熟识的SalesGirl叽里呱啦、东拉西扯地说英语，我就羡慕得什么似的。她当然感觉到了我的目光，颇得意地告诉我，她的英语全是餐馆里的客人教她的，包括骂人的“三字经”。这时的我就特别沮丧，发狠心一定要学会英语。　我们的腿逛酸了，人也感到累了，Jennifer总是不忘请我喝饮料。鲜榨草莓汁是Jennifer的最爱。她总是选大杯，再向店家要个小杯子，倒满以后递给我，价格比直接要二杯小的来得便宜。　在后来，当我们决定去纽约时，Jennifer郑重宣布请我和思进外加店里的另一位女孩吃越南面，为我们饯行。这让我和思进特别感动。那天她开车带我们去了离我们住处挺远的一个ShoppingMall，越南面馆就开在里边。　我们选了个四人的火车头座。坐定后，Jennifer向我们介绍说，这是克利夫兰最好的一家越南面馆，牛肉面是顶级的。可惜，我是从不吃牛肉的，害得思进也没有办法品尝。Jennifer叫了一碗牛肉面和一碗鸡丝面，都是特大号的。我和思进分食那碗鸡丝面，Jennifer和那个女孩分食那碗牛肉面。这里的越南面确实可口，充满了异国风味，而这样的请客方式更是以前在上海从未遇见过的。但入乡随俗，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学会了美国人的AA制，也懂得了请客送礼不在乎礼物的本身，而在于那份心意。这比起中国人爱面子、大手大脚的送礼方式来，我更欣赏这种随意性的、不图回报的西方式礼仪。　两年后，当Jennifer和阿强正式结婚生第一个女孩儿的时候，我又回了一次克利夫兰。克利夫兰已是物事人非，我俩的朋友们基本上都搬离了那座城市，去别处发展。Jennifer怀里抱着个漂亮的Baby，肚子里又怀上了一个，倚在新买的宅门前等我。她那张变得柔和的脸庞上，笑容里充满了为*、做人母的甜蜜。　吃／小玲／　留学生们的吃也是丰富多彩、形色各异的，并且都带有一些家乡的特色。我与我们的邻居程博士和小邓是在厨房里建立起友谊的。思进不善炊煮，我便常常与他们在炉台上不期而遇。　自从我进了餐馆打工，思进和我的午饭都在那儿吃了。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一顿晚饭。为了替我们节省钱，Jennifer隔三差五地让我从餐馆里带回一些肉骨头、白菜心。她说白菜皮用来炒青椒牛肉，菜心放着到最后也是扔了。于是我就将它们拿来“废物利用”：白菜帮子用盐加个小红辣椒腌一会儿，临吃前撒点油，一盘儿辣白菜就做好了。肉骨头用汤锅放满水烧开，然后出水、去沫、放盐，慢火熬成乳白色的汤，最后再放粉丝白菜叶。这一锅热腾腾的汤能让思进食欲大增，他是喝清水冬瓜汤长大的，汤是每餐的必需。小邓就常常夸我“巧妇能为无米之炊”，我和小邓就常常在厨房里，互相夸奖着做出一桌一桌的美味佳肴来。　小邓是一个动手能力相当强的人。他能将汽车引擎的一个线圈拆了，然后再自己重新绕一个放进去，车居然还发动得挺好。这都是我亲眼所见，不然我都不敢轻易相信。因为印象中的读书人是不会对这些感兴趣的，并且他不惜花三百六十多块钱在HomeDepot买了一套工具，朋友中只有他是例外。小邓的烹饪技术在留学生中也是“一流”的。他和程博士同样做一锅饭菜，但结果却不一样。小邓有一个装各种调味品的盒子，里边油盐酱醋甜的辣的特别齐全。他的拿手好菜是将土豆、茄子、番茄、粉丝、豆角，统统切成块儿放入锅里。因为超市里不出售带有肥油的肉，他就把特意从中国店里买来的肉放在最上面，让肥油可以慢慢地渗到最下面的蔬菜里面，大火烧好，小火慢炖，也就半个小时，他的所谓东北乱炖就做好了。为了证明这个菜的美味，小邓总是让思进尝鲜。思进是个有名的“肉菩萨”（上海话，意指爱吃肉的人），声称这每一筷子里都有着不同的惊喜，赞美那是各种蔬菜和猪肉汤汁融合成一体的佳肴。我因为不吃肉，也从未品尝过。而程博士则是将洗净的鸡和米同时放入锅，加满水烧开后放些盐，等鸡熟米开花，他的美味也做好了，过程大约也是半个小时。令我惊叹不已的是将近半年，他从未做过别的菜饭。假如临近小考和大考，他则躲进他的“小楼”，这时，我就代他看管炉子上那些吃的。每次问他考得怎么样，他都叹息没有考好，而结果却总是全班最好的。我思忖着，这程博士比思进和小邓都年长，还下过乡种过地，从工农兵大学生一直到留学读博士，若没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又何以有今天的成就。后来，他讲了一个脚印的故事使我受益终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