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蒋孝勇的出生是在蒋家政权的多事之秋。1948年10月，他出生在动荡不安的上海。此时的国民党政权正摇摇欲坠。父亲当时正忙于“打虎”，焦头烂额，无暇旁顾，母亲为了生他大出血，几乎性命都不保。　　　　向来威风凛凛、不苟言笑的蒋介石，凝视着第三个孙子的面容，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也许是因为这样，同时又是最小的孩子，回到台湾后，父母给了蒋孝勇很多的宠爱。10岁生日时，蒋经国专门买了三层大蛋糕给他，并说：“这是对你的一种补偿，你出生的时候，我没有时间好好照顾你们。”不仅蒋经国夫妇疼他，蒋介石更是一有空闲，就一句句给他读《论语》、《大学》、《中庸》，逐字解释。宋美龄在几个孙子中，更是最疼蒋孝勇。　　比起两位哥哥，蒋孝勇虽然一样顽皮捣蛋，但却有少年特有的狡黠，他最懂得讨好父亲蒋经国。表面上，他是蒋经国最听话、最乖的儿子，不像孝武那样倔强好胜，也不像孝文那样孟浪冲动，他是蒋经国的子女中，在个性上最像蒋经国的一个，但是，蒋孝勇背后究竟在做些什么，蒋经国是从来也不清楚真相的。　　1964年，刚刚16岁的蒋孝勇放弃考大学，报名考入了陆军军官学校预备学生班。蒋介石非常欢喜，在经历了两个孙子的不争气后，蒋孝勇显然更自觉更乖巧。只有掌握军权，才能控制大局，这是蒋介石一贯的想法，而蒋孝勇的此举显然让他极为满意。说不定，蒋孝勇会成为蒋家第三代中惟一的将军。　　1975年，蒋孝勇在《哀思与憾事》里回忆蒋介石对他从军的期望，“忆及当将要离开台北到凤山报到的那天，他老人家把我叫到书房，除勉励之外，还打开皮包，拿出钱袋，数之再三，给了我两百块钱，说‘你独自到官校去，必有零用之需，这是两百块钱，钱包里我也有这么多，希望你能好好地去应用’。”　　不出蒋介石和蒋经国所料，蒋孝勇和他两位兄长截然不同。他来军校后既不开汽车闯祸，也不随便触犯校规。他是个机灵懂事的孩子，在有关机械化武器课程的考试中，蒋孝勇也多次获得高分，名列前茅。当年《新生报》记者随军中访问团到陆军参观，记者特别访问了蒋孝勇。在专访中，蒋孝勇侃侃而谈读军校的抱负。他打算于预备班毕业之后，继续升为陆军军官学校正期生。可是，冥冥之中似乎注定了蒋氏兄弟不会在军事上有所建树，从军官直升到国民党的总裁。　　1968年，就在陆官一年级下学期，蒋孝勇在一次夜间军训时，冒险翻越一条沟堑，不慎扭伤了脚。这样，壮心未酬的蒋孝勇便住进凤山军校的医院医治脚伤。　　为了治愈蒋孝勇的脚伤，国民党投入大量精良的设备与人力，还千方百计为蒋孝勇医治足疾。开始请的是一位有经验的美籍医师，他认为蒋孝勇年纪轻，软骨应可重新长好，于是只修掉旁边伸出关节的软骨。但手术过后，蒋孝勇依然无法正常步行，只好二度进行手术，这回由“荣总”医师主刀，把整个硬化的软骨取出，改以两根钢钉固定。这次手术之后，蒋孝勇的足踝只能上下动，不能左右动。两根钉子辅助他行走一辈子，也使得他失掉了快速移动时的平衡能力。　　为了安慰孙子，蒋介石专门在1969年2月24日的这一封信说：“勇孙：昨天电话未尽所怀，如你足疾久不愈，恐难成为健全的军人，实为我半年以来最大之忧虑，乃非言语所可形容也。现在既然如此，只有一切听从医生之言，凡使你足疾能愈之办法，都得照办，再不可有勉强‘充好汉’之行动，手拄拐杖，无论上课或上餐厅，亦只有提用，勿以为羞是要，石膏如未得医生许可，亦不应拆除，虽不方便，亦只有恕之。若非如此持以自制与勉强行之，则恐难望痊愈了。务希切实遵办，再不可自充好汉。切见毋忘。1969年2月24日祖父母示。”　　第二封信是同年3月14日，内曰：“勇孙：你上次来信，我已接到了，祖母亦甚高兴。昨问你已病入医院，不胜系念，今特写信交武孙带来慰问，如你下周仍未痊愈，我与祖母就要南来看你，想与你同住几日。在西子湾养病或比医院为佳易愈也。余不多言，望早痊愈。祖父母，三月十四日晨。”　　　　不知是何事让蒋孝勇笑得这么开心。这或许是他一生中最开心的时候，长大后周旋于政治上的他再也没有了这般的笑容。　　让蒋孝勇感到终生悔恨的是，在凤山军校的腿骨跌伤，虽没有直接损害他的身体，却让他从此失去了进入国民党军界发展的机会。虽然几个月之后，蒋孝勇的足疾有所好转，他也有重回军校上课的心愿，但因为凤山军校的课程落得实在太多，他已经无法赶得上了。而凤山军校对于这位太子的培养也感到有些为难。　　没办法从军，蒋孝勇只好就读台大政治系。在此期间，蒋孝勇颇为活跃，而且为人也很豪爽，当时台大政治系出系刊找不到财源，蒋孝勇曾自告奋勇，挂上“业务顾问”的名义，以他的身份找人要广告，遂使系刊顺利出版。或许就是这时，蒋孝勇发现了自己的商业才能。//---------------最后的“贵”族(2)---------------　　蒋孝勇毕业后，蒋经国似乎也一直在栽培他，不过栽培的方向与其兄不同，更多是党营和公营的生产事业方面，当然这又是在赵聚任和严孝章两位叔叔的帮助下进行的。　　蒋孝勇先在鸿霖公司任董事长，尔后又负责中兴电气公司和中央玻璃纤维公司两大公司，这两个公司是国民党党营企业的两大支柱。蒋孝勇以前是中兴电机总经理，董事长是林挺生，后来升为董事长。至于中央玻璃纤维公司，董事长是台北市前工务局长张孔容，蒋孝冷是总经理，技术性工作则由军中退下来的刘正才负责。因此，蒋孝勇才分别担任电机公会理事长，以及玻纤强化塑胶技术协进会的理事长。除了电器、玻璃纤维方面外，蒋孝勇在中兴工程顾问公司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中兴工程顾问”是顾问工作，政府都是透过中兴工程顾问公司和外国公司联络，每笔生意也都是大生意，除了这种大生意，他也在国内营造圈从事许多工程的转包。　　尽管非议颇多，但蒋孝勇凭借特权，利用这些公司，很快就成为腰缠万贯的大富翁。蒋家第三代中，就数他的钱最多，据说仅台湾岛内属于他的资产就高达300亿元新台币。蒋经国在世时，蒋孝勇很少在政坛露面，只顾埋头赚钱。但这并不代表他在政坛就失去了地位。据内部人士称，蒋孝勇的作用绝对不可低估。　　1975年，蒋介石过世以后不久，因为蒋经国的政务实在愈来愈繁忙，他自己的身体日渐虚耗，而且蒋经国慢慢发现自己染有遗传性的糖尿病，虽有专职医生负责，为他诊治，长期下来渐难控制，如果他的体力再不更有效益地运用，那将无异饮鸩止渴。所以，他开始打算把一部分权力，尤其是私人的权力与工作，放一部分给儿子去分忧解劳。　　然而，蒋经国几经考虑，在他三个儿子当中，已经卧病的孝文不用说；孝武个性上比较倔强好胜，而且，性情上也不像孝勇那样内敛，如果赋予孝武重任的话，很可能会因为一时急躁，而前功尽弃。　　最后，蒋经国还是选择了蒋孝勇作为他的代言人。在蒋经国身体状况急剧转危的最后几年时光，蒋孝勇可说是蒋经国最直接的代表，后来人们戏称他是“地下总统”，就是在蒋经国卧病那段时期，别人为他取的绰号。　　那时，孝勇每个星期二和星期五，是他向蒋经国报告各种公私杂务的简报时间，因为他可以“上达天听”，所以，很多官场上的人便不得不借着各种机会逢迎巴结，以特别讨蒋孝勇的欢心。　　但随着蒋经国的去世，一切的荣耀和权力都有随着而去的可能。当时台湾岛内盛行翻案，很多人开始要“清算”蒋家的“罪恶”。为了确保权力，重振家族“雄风”，蒋氏家族内部决定几个子侄退出竞选，这样可以集中票源，全力支持蒋纬国当上国民党“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但这一决定遭到了蒋孝勇的反对，他坚决不肯退出，并与蒋孝武大吵一架。最后，一意孤行的蒋孝勇通过各种手段，挤进了国民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排第15位。　　但是，令人感到意外的是，1988年，当蒋孝勇受到民进党“民意代表”的攻击之后，即向加拿大当局提出全家移民申请。　　行前，台湾《远见》杂志专门为此访问了他。当记者问他道，蒋纬国把他的儿子送往国外，希望他能在脱离大的中国政治环境之下成长，你是不是也做此打算？蒋孝勇说了这样的恳切之词：“说老实话，我总觉得我们家庭和中国近代史，过往似乎是连在一起的，但总是要打个休止符的。这是我的立场。很明显可以看到，对我而言，父亲辞世以前，没有办法打一个完全的休止符，不是别的原因，是因为人家总戴着有色眼镜看我。但是我不愿意我的小孩子跟我有同样的遭遇”。而为什么去竞选，蒋孝勇认为，“但是我对于所谓中央委员的争取，当时是抱这样的心情，现在还是如此，就是：传承的意义重于实质的意义。我之所以争取，主要原因还是先父才过世，就像线断了一般，也不一定是一件对的事情。但是我并不认为我以后在党里面所谓中央委员这个途径上会有什么发展。我只是尽我自己本分，做我自己该做的事情。”　　从中人们可以看出，蒋孝勇对政治清晰而全面的看法，正如他所说，从他开始，可能这就是一个“蒋家政权时代”的终结，而他远离台湾，不仅仅是“尽我自己本分，做我自己该做的事情”，更是对自己过去的告别。　　而这一切决定，令蒋孝勇欣慰的是，妻子方智怡都全力支持。应该说，与自家兄弟相比，蒋孝勇的婚姻生活是比较幸福顺遂的。　　方智怡生于1949年，她的父亲是前“国道高工局局长”方恩绪。方家有两儿两女，方智怡是最小的。方四小姐从小便出落得漂亮大方，蒋孝勇念陆军官校预备班的时候，一位中学同学在高中毕业后，想“出国”读书逃避兵役，于是很郑重地将女朋友托付给蒋孝勇代为“照顾”，这位女友就是方智怡。蒋孝勇对朋友的托付十分认真，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尽了最大努力”，他经常陪她一起看电影、吃牛肉面；她生日的时候，他精心准备礼物；闲来没事，他会同她一起回方家陪二老聊天。于是，这位“忠于”朋友嘱托的蒋三公子很快就赢得了佳人的芳心。双方的家长对他们的事都很关心，希望他们早日成亲，一向不太说话的蒋方良还特意拿出一枚戒指，让儿子送给未来的儿媳妇做订情物。//---------------最后的“贵”族(3)---------------　　1973年7月23日，蒋孝勇和方智怡结婚，婚礼由蒋经国主持，这也是蒋经国惟一一次亲自主持的蒋家婚礼。　　最宠爱的孙子结婚，连久病的爷爷也亲自出马，尽管此时他已经很久没有在公众面前露脸，一方面为了辟谣，一方面为了祝贺孝勇结婚，在宋美龄的安排下，于是有了一张极为珍贵的照片。蒋介石在侍卫们的搀扶之下，喘着气坚持坐在一张宽大的太师椅上。然后，接受孙儿蒋孝勇和孙媳妇方智怡对他的“奉茶”。一位官邸里的资深摄影师早就准备好了一架照相机，镜头对准了蒋孝勇和方智怡身边椅上的蒋介石了！照片刊登在台湾官方报纸《中央日报》上，照片中间是正襟危坐的蒋介石和衣饰华贵的宋美龄，旁边是蒋孝勇和方智怡二人。　　蒋孝勇夫妇在加拿大刚生活了5年，在国外生活的这段日子里，因为家里没有了佣人，方智怡不得不学着自己做家务事，蒋孝勇甚至还帮儿子缝扣子。然而侨居的日子极其平淡，几乎无事可做，于是，蒋孝勇便开始整理祖父和父亲的日记。　　1990年，继友柏、友常，已经40多岁的蒋孝勇夫妇意外得子友青，这样蒋孝勇一家成为五口，长子蒋友柏、次子蒋友常。在加拿大生活了3年之后，蒋孝勇全家取得加拿大护照。1993年，为了孩子们的学习，蒋孝勇一家搬到旧金山，住在东湾一个紧临高尔夫球场，风景优美的社区。在旧金山，原来蒋孝勇主持的中兴电工在此成立了分公司，由蒋孝勇担纲。这样一来，蒋孝勇一家在美国生了根，同是住在美国的宋美龄自然欣喜万分。　　但是，好景不长，1995年12月16日晚，蒋孝勇在旧金山家中用晚餐，先是觉得不舒服，后到盥洗室去呕吐，结果吐出一口鲜血，妻子方智怡打电话给远在台北的“荣民总医院”院长彭芳谷，彭芳谷认为最好住院详查。元月4日，经过“荣总”医院医师们的检查，确诊蒋孝勇患食道癌。10月，“荣总”医师王良顺为蒋孝勇做了晚期食道癌手术，但因为是晚期，不能完全根除。　　为了去大陆寻访良医，同时也是“归乡之情”的驱使，完成此生最后的心愿，1996年7月14日傍晚，蒋孝勇偕长子蒋友柏搭机在香港启德机场落地。方智怡和次子友常及三子友青三天后抵达香港。为了避免记者的追踪，他们在香港滞留10天之久。7月25日，蒋孝勇一家分成两批，搭机飞赴大陆，为曾祖母王采玉、祖母毛福梅扫墓。　　这次大陆之行，相信蒋孝勇感慨良多，万般滋味在心头。在生命面临危险，无法预料明日生死的情势下，原本模糊的家乡竟然一下子映到眼前，可能叶落总要归根，人老愈发思乡了，尤其是生命的最后时刻。　　遗憾的是，癌细胞蔓延得很快。1996年12月22日下午，蒋孝勇病情恶化，逝世前，方智怡的双亲、姐姐，蒋孝武的遗孀蔡惠媚都到了，三个儿子围绕床前，最后弥留时刻母亲蒋方良带着氧气管来到儿子床前，她深情地注视着她最后的这个儿子，安慰儿子安心前往天堂。强心针已不起作用，蒋孝勇——蒋家第三代最后一名男丁，默然自世间隐去。宋美龄听说孝勇去世，悲不自已。　　蒋孝勇信奉的是基督教，在唱诗声中，方智怡低头轻吻丈夫的额头，然后用手环抱着丈夫的身子，轻拍着他的脊背，此情此景令在场的所有人为之动容低徊。蒋孝勇曾表示，如果有来世，他还要娶方智怡为妻。//---------------远离政治---------------　　1963年，蒋孝刚出生，当时蒋纬国已经47岁了。这样的年龄得子，蒋纬国几乎是狂喜不能自抑。1967年，台湾的许多报刊都登出这样一幅照片：蒋纬国把儿子蒋孝刚扛在肩上，笑得合不拢嘴。虽然这张照片遭到很多人非议，毕竟此时的蒋纬国穿着军服，还是在办公室，这样做似乎不妥，但无论如何，蒋纬国的爱子之心由此可见。　　虽然蒋孝刚是蒋氏家族中“孝”字辈的兄弟，但他出生得太晚，和孝文、孝武等人玩不到一起去，感情并不深厚，往来也不密切。相反，他和侄女蒋友梅由于年龄接近（相差不到两岁），感情十分要好，倒不像是叔侄，而是兄妹了。　　与蒋家其他第三代男性不同，蒋孝刚学习非常用功，且上进心很强。1980年，他和蒋友梅同赴英国剑桥大学深造，蒋友梅学艺术，蒋孝刚攻读法律。他勤奋好学，对各门功课都十分用心，尤其是对商事法和国际法下的功夫最深，成绩也最好。剑桥大学毕业后，蒋孝刚远渡重洋，到美国纽约参加律师考试，结果一试即中。蒋孝刚留学剑桥的时候，由于思子心切，蒋纬国几乎每年都要去伦敦参加“战略协会”主持召开的年会，“顺便”与儿子聚会，享受天伦之乐。　　应该说，蒋纬国教育儿子还是不错的，蒋孝刚并无“第一家庭”的骄矜之气，更别说打着家里的旗号，到处横行霸道，飞扬跋扈了。他在念书期间，别人也不知道他就是蒋家子孙，都以为是台湾一般公职人员的子孙。　　据说，蒋孝刚大学毕业后，台湾“外交部”曾有意安排他出任官职，但他表示对政治没兴趣，婉言谢绝了。同时，他也不愿在台湾律师界发展，以免别人认为他是靠“蒋家招牌”打官司。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可能是因为看到了父亲从政的悲剧，所以蒋孝刚更不愿意去趟这股混水，与蒋孝文这些“嫡系部队”争宠。　　后来，蒋孝刚在美国纽约从事律师行业，发展相当不错。曾著有《美国法律十八讲》一书。　　1987年8月19日，蒋孝刚与王倚惠在士林官邸凯歌堂结婚，由周联华牧师福证。在蒋家时代，蒋介石夫妇及政要周日弥撒聚会都在凯歌堂，由周联华讲道，蒋家三代都在此受洗。王倚惠的父亲是菲律宾侨界一位著名的商人，与蒋纬国私交甚笃。所以有人评价蒋王联姻不是政治婚姻，因此不可能在政治上产生重要影响。　　蒋孝刚不靠蒋家的地位而依靠自己的努力闯出一片天地，令蒋纬国非常欣慰。他有一句名言：“儿子在精不在多。”看多了哥哥蒋经国那些公子的遭遇，蒋孝刚的成功可能会给郁闷不得志的蒋纬国很多安慰。　　20世纪90年代，女儿蒋友娟和长子蒋友捷出生。1994年9月，宋美龄曾千里迢迢从美国回台，她见了孔二小姐孔令伟最后一面，并且到阳明山蒋纬国家专程抱了抱蒋孝刚的女儿蒋友娟和长子蒋友捷，显露出宋美龄与蒋纬国的母子情谊。//---------------漫漫归家路(1)---------------　　　　曾经生活在不为人之中，长大的他们却又须在别人的侧目与疑惑中跋涉。　　在蒋经国所有的儿子中，章孝严和章孝慈曾经是一个禁忌，尽管所有人都知道他们是谁的孩子，可是一度几十年，他们只能隐忍以行，以沉默来对抗流言和侮辱。父亲就在眼前，可是却不能相认也无法相认，这应该是人世间最痛苦最难以言明的酸楚，而这已经成为一个永远无法弥补的伤口，停留在章氏兄弟的心底，无法愈合。　　1942年，章孝严、章孝慈诞生在广西桂林，蒋经国为其取小名“大毛”、“小毛”。但是孩子还没有满月，母亲章亚若就不明不白死去了。如何处理这对双胞胎，成为当时的棘手问题。没有人知道蒋经国是怎么考虑的，但从此，章氏兄弟开始跟着外婆、舅舅过起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完全不同于蒋家人的另一种日子。也有人说，章氏兄弟的外婆甚至是连夜带着孩子离开的，因为害怕遭到暗杀。　　为了让双胞胎更好地成长，外婆周锦华将他们过继给在贵州铜仁县当县长的舅舅章浣若，并改姓为章。　　1948年，国民党政权行将覆灭，蒋经国的亲信王升通知章浣若，让他带着老人和孩子转移到厦门，然后坐船到台湾。就这样，7岁的小哥儿俩来到了台湾。母亲早逝，生父蒋经国又无法直接面对他们，外婆便成了他们惟一的依靠。为什么蒋经国没有把孩子接到自己身边，或许是因为自己政权还未稳固，或许害怕外人指责。但不管怎样，这对兄弟在没有父母的情况下，只能艰难地成长。　　1988年5月，章孝严在接受台湾《远见》杂志社记者采访时，曾经亲述了自己的童年和成长过程。他说：……虽然母亲早逝，双亲没有办法在身边，可是我觉得童年并不缺少爱。外婆的爱意与舅舅的关切，把父母留下的真空填补起来了，而我的人格也还得以正常发展。今天我特别怀念外婆。在那段日子，她把所有的精神与爱护都放在我和弟弟身上，抚养我们。　　当时章浣若一家十余口（包括章自己的7个儿子）就住在台湾新竹两间小小的屋子里，老人和哥儿俩住在一家，兄弟俩合睡在一张竹床上。原本是县长的舅舅来到台湾后，官自然是没了，只能做点小生意来养活这一大家子人。但生意做得并不是很理想，章浣若更是个读书人，而不是商人，卖过日用品、烟酒，也做过碾米厂生意，都失败了。　　他们的贫困恐怕是生活在蒋家的孩子们永远都无法想象的，房间小，书桌只能放在过道，所得的奖状无处贴，只好以书桌面为底线贴在墙上，到高中毕业时，已经贴到了天花板。所有同龄人能享受到的东西都没有，倒也罢了，而他们面对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怎么活下去，生存和吃饭都是大问题。　　章孝严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用“自生自灭”来形容当时的状况：“（自生自灭）这是很可能发生的，很可能发生的。有次我跟孝慈，我们很调皮，在初一的时候，天气热，我们想去游泳。也没有办法到游泳池去游泳，我们就跳到灌溉用的很深的一个渠道，跳到里面去游泳，我们以为很浅，可是我们个也不高，初一的时候，踩不到底，水就这么流着，往下面流。我弟弟在岸上，我在下面。我就叫。幸好有个路人过来，一把把我抓上来，还把我痛骂一顿，说你这个坏孩子跑到这里面来游泳。这一幕我一直忘不了。我说万一有一天那种情况‘自生自灭’，可能灭顶呢，台北可能没有人知道。”　　虽然，王升在蒋经国的授意下，也会接济章氏兄弟。但那只是在小学和初中时期，小康的生活都可以维持。但是后来章氏兄弟的二舅舅跟王升闹脾气，没有办法相处，没有办法来往。从此二舅舅也不到台北去，王升过年也不来了。他一不来，章家本来就拮据的生活更辛苦了。提到这些往事，章孝严很是感伤：“我们这一段，父亲晓得或者不晓得我也都不知道。他可能以为我们现在过得还好好的。我是这么想。如果王升不报告的话，他怎么知道我们过得不好呢？很多人也不解，既然是经国先生的孩子，怎么会受苦到那个程度？三餐不继啊。要煮饭没有米呀。叫我跟孝慈去东门市场米店去赊米。先跟你赊几斤米，钱来了再还你。实际上钱没来，我们米又吃完了。轮到我又去赊米，钱没来，米又吃完了，轮到孝慈。后来我们都不好意思了。那时候已经念初中了，高中了。后来我跟孝慈说：“你去你去”。后来最后就猜拳，谁输了谁去赊，去赊米。就这么过日子，我们都走过来了。如果不努力的话，没有人会去谈，经国先生还有两个孩子，叫章孝严、章孝慈。如果我们根本就连考也没考取初中毕业，就说你是经国先生的孩子，有人会相信，没有人会在意的，所以你是要自己走出来的。”　　在高中毕业前，章氏兄弟从没有住过有浴室和抽水马桶的屋子，家里没有沙发，家具都是简单的竹器。虽然这时台湾经济已经飞速发展，收音机和电扇都已经很普及，但是他们家却没有。　　对于章氏兄弟而言，对他们影响最大的就是外婆，按照章孝严的说法“她是一位十分倔强而固执的老人，从不向环境低头，再困难的环境都是咬着牙撑过去的。这段困苦的日子，如今回想起来，我心中是满怀感激的，没有任何怨恨。因为它虽使我在肉体上受到某些煎熬，精神上却使我比别人成长得更快。……我觉得贫困并不是耻辱。而一个人不知道如何从贫困中走出来，这才可耻”。//---------------漫漫归家路(2)---------------　　贫困对于有的人而言，是灭顶之灾，但对于有的人来说，却是成长的动力。章氏兄弟就在这样的环境下破茧成蝶了。　　1960年，尽管外婆周锦华去世。但孝严和孝慈同时考入私立东吴大学。那一年的年底，兄弟俩终于从王升的口中得到确实的证明，知道了自己的生父就是蒋经国。大学毕业后，章孝严服了兵役，1968年，他通过竞争激烈的“外交领事人员”乙等特种考试，又在1978年通过“外交领事人员”甲等特种考试最优等及格（其他两位是宋楚瑜与曾驻南非约翰尼斯堡“总领事”的胡为真）。　　章孝严从“外交”基层干部，经过考试和学习，曾担任过台湾“驻美国大使馆”的三秘、二秘；1979年他参与钱复、宋楚瑜等在台北和美国代表关于“实质关系”的谈判；此后担任过“外交部”北美司的科长、副司长、司长和北美事务协调会秘书长及至“外交部”次长，在台美关系和台加关系方面做了许多实际工作。由于章孝严既精通英语又精通法语，台湾舆论界都称他是一位“双声带外交官”。　　当然，会有人认为，章孝严进入“外交部”后，发展比别人快得多，是因为有某种关系的缘故。可是章孝严却曾经坦白：“这种看法并不是我所感受到的。换句话说，我不认为我进‘外交部’，然后逐步升迁的机会是由某种关系而产生的。我倒觉得很多地方……就算有某处关系好了，与其说它对我有所帮助，还不如说对我有过阻力！提到那个关系我一直到今天都不愿意公开说明。过去我也没跟任何人说过。我在‘外交部’那么长时间，到最近几年，别人才有所风闻。记得……奉派到比利时时，没有人知道章孝严是谁。”　　他一再表示：“我不要求特别照顾，也不接受特别的限制。”每次外放，以及每次内部调升，都因为考虑到家世而有所延搁。两年多前，钱复拟调这位次长到华盛顿担任‘副代表’而未成。这一个要求‘平等待遇’的强烈个性正反映出：“我过去的一点一滴都是自己心血换来的。”惟一令他尴尬的是，他必须在与父亲同时出现的公开场合回避自己的父亲。　　1989年，“使韩”一事，更是给章孝严以沉重的打击。按照国际惯例，要调换大使，必须先征求对方同意，尤其在人选方面，对方可以否决。本来，章孝严是当时外交界的佼佼者，出使韩国应该没有问题。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竟然遭到了韩国的否决，起初台湾方面很是不解，后来才知道，韩国是一个非常“正统”的国家，而章孝严偏偏是“庶出”，韩国认为这是一种侮辱，所以予以否决。　　当然，章孝严的前途没有得到影响，但他却沉寂了一段日子，毕竟面对这样无法说出的痛苦和无法改变的事实。他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　　惟一能安慰他的是仕途上的顺利。1993年2月，章孝严出任“行政院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同年8月，在国民党“十四大”上，再次当选“中央委员”，并进入“中常委”，1996年6月，担任“外交部长”。　　与哥哥相比，章孝慈具学者风度。他在东吴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和法律学士学位后，又到美国得克萨斯教会办的南美一所大学就读，获政治学硕士，随后又到杜兰大学拿到法学硕士，再留校继续攻读，终获法学博士学位，直到34岁，才完成求学经历，共获两个学士学位、两个硕士学位和一个博士学位。　　　　一样的笑容，一样的成长经历，眉宇间多的是清俊和自信。　　这位获得多个学位的学者，和兄长一样，在艰苦的环境中长成。在美国求学期间，他有6年是靠暑期打短工维持生活、交纳学费。他做过保安，在餐厅打过工。1978年，章孝慈自美返台，任教于东吴大学法律系，两年后任命为法学院院长。1986年接任东吴大学教务长职务，仍兼任法学院院长，1992年后出任代理校长、后成为该校校长。　　章孝慈曾对人说，他不喜欢“倾吐”、“诉苦”的字眼，更厌恶这种行为。他说：“说以前多苦，博取同情既无意义，更没必要；重要的是应该谈未来的希望，以争取尊敬。”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刚强性格。而东吴大学校长杨其铣，更是对这位爱将赞赏有加，评价他“头脑细密，办事有步骤，讲话有条理，思路清晰；平时虽然不大爱讲话，但教学、演讲都不错”。此后，章孝慈也开始涉足政治。　　1977年前后，有关章氏兄弟是蒋经国私生子的内幕开始在台湾逐渐传开，但蒋经国在生前从未公开谈到此事。1988年1月，蒋经国在台北病故，蒋家没有人邀请章孝严与章孝慈兄弟参加蒋经国的葬礼。　　据台湾方面报道：“据说，章孝严在外交部所设的灵堂上痛哭失声时，全会场的人不禁为之黯然。”“章孝严、章孝慈兄弟，原本给外界的印象颇佳。虽然父亲辞世，却得不到应有的名分，颇令人同掬辛酸。但是，以章氏兄弟的努力，在正常的实政体制下，一分耕耘，则有一分收获，原属当然。或许‘孤臣孽子’当更能体会民主政治的真意。”“他们两人可能是惟一不负蒋氏声名的儿子，但平常极少有父子相见的机会，不仅无法改姓归宗，最后父亲逝世，求做一孝子也不可得。”//---------------漫漫归家路(3)---------------　　直到1988年1月14日晚上，蒋孝勇伸出援手，陪着章孝严跟孝慈，避开耳目，在深夜11点20分，到荣总医院的灵堂后面。章氏兄弟看到了躺在冰柜的蒋经国，他跟章孝慈都跪下来，泣不成声地磕头叫“父亲”，这就是他们与父亲的最后一面。而在生前，他们从没有叫过一声父亲，从没有和蒋经国私底下见过一次面，除非是公务上的迫不得已。可是，章孝严并不怨恨，他说：“天下很多的事情认为是应该的，或者是认为不困难的，往往反而是不容易实现的。我知道他在政治的环境里面，当然有他的很多的考虑，当然有他的很多困难。所以政治是一种非常奇怪，而且也是可怕的。他可以把亲情疏离掉。”　　但是作为人子，近在咫尺的父亲却只能远远相望，任谁都无法轻易释然。章孝严曾经坦言自己的痛苦和委屈：“难免有些不平的感受，我们毕竟还是人嘛。我们觉得为什么父亲不能够在我们身边，为什么不能够多给我们一些关怀，为什么不能够让我们见面，让我们有些话当面告诉他。当我们有些做儿子想跟父亲讲的话，而不是跟别人讲的话，能够有所倾诉。这种机会都没有，当然会有些不平。但是这些过程是在大学的时候，可能比较强烈，但自己有家以后，就比较好一些。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妻小，有自己家庭要照顾，有自己的工作，要专心。但有的时候晚上会做梦，会有这种情况。但这都过去了，幸好我们都走过来了。”而这一段路走得何其艰难。章孝严仍然有时会半夜从梦中惊醒，呼唤着父亲。章孝严夫人黄美伦这样描述：“他醒来泪水满颊。这件事情刚结婚的时候比较常有，后来有了家，有了子女就少了很多。”“我可以在白天忍受很多很多事情，但梦里没有办法控制。”章孝严为自己的“软弱”这样解释，令听者无不心酸落泪。　　父亲虽然无法相认，但至少还活着、见到过，而那埋在黄土中已经几十年的母亲成为章氏兄弟最大的痛楚。　　1989年1月，章孝慈委托台湾《联合报》周玉蔻女士去桂林，代办修葺母亲坟墓，在当地各级政府支持下一切顺利，竣工时重立汉白玉墓碑，镌刻着章孝慈亲笔撰写的碑文：江西南昌显妣章太夫人讳亚若之墓己巳二月男孝严孝慈叩立。　　但当时两岸刚刚开始恢复交流，按照台湾当局的规定，担任政府职务的人员，不能回大陆探亲。但由于章家兄弟身份敏感，他们只能托一位到桂林观光的朋友代为拜祭。1993年，情况有了转机。当年的8月20日，已任东吴大学校长的章孝慈率领台湾学术界代表团抵达北京，办完公务后，他飞抵桂林亲自祭扫了母亲的墓冢。江泽民主席在中南海接见章孝慈时，还特意提到他到桂林祭扫母亲之墓是中国人伦道德的表现。　　1993年9月5日10时40分，台湾东吴大学校长章孝慈，身穿黑色西服，胸前戴白花，在章亚若的大姐所生子女刘守元、刘守升、刘守桂等人的陪同下，乘车来到桂林市东郊凤凰岭上的章亚若墓前，向躺在墓中51年，冥寿80岁的冤死生母，三拜九叩首，长跪地上祭奠亡灵，放声大哭多时，还不时地呼唤：“妈妈，儿子回来看你了……”老天爷也下起了滂沱大雨，章孝慈竟置浑身湿透于不顾，令陪祭者无不动容落泪。孝慈长跪在母亲墓前，读完了394字的祭母文。在此同日的11时40分，守候在台北家里的章孝严，与妻子和子女们也静坐在母亲遗像前，长达一个小时焚香祭拜，向桂林凤凰岭上的母坟遥寄哀思。不幸的是，1994年11月14日，在北京进行学术交流的章孝慈突患脑溢血，被送进医院急救，不久去世。认祖归宗的重担，从此就落在了章孝严一个人的身上。　　据台湾报纸报道，1990年1月12日晚，章孝严和蒋孝武一起在台北市来来饭店的一个宴会上露面，公开承认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在这次宴会上，蒋孝武当着大批记者的面坦然谈到，他与孝严兄弟本来就是手足，而不是什么“情同手足”。他还说，这是我们自家的事，今后希望外界不要再把这个当成问题。但这只是一个人，更多的蒋家人则对此表示冷漠，他们不承认章氏兄弟的身份，所以更不会主动示好。虽然，章孝严的长女友兰、次女惠梅的命名，系依照蒋家习惯，以花朵名称为女孩命名，至于独子章万安，则是蒋经国特别交代，为纪念童孝严和童孝慈的出生地而命名的。章孝慈的儿子章劲松和女儿章友菊，也都是蒋经国亲自命名的。但这毕竟是非正式地将章孝严、章孝慈纳入蒋家第三代。　　章孝慈去世后，章孝严独自完成了认祖归宗的任务。2002年12月12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等待，60岁的章孝严第一次在自己的身份证上填上了父亲蒋经国的名字。他对当时采访的记者说：“当然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激动。本来我是可以在11月27号拿到身份证，我刻意延到12月12号。因为12月12号是我和我内人结婚的周年，周年庆。我觉得这件事情应当跟我的家人、我的妻子、我的孩子来分享。我把这身份证做了三份复制品，给我三个孩子，当他们的生日礼物。他们从来没有拿到那么好的生日礼物，我也从来没有给孩子那么有意义的生日礼物。就是说，他们的爷爷是谁，他们的曾祖父是谁，可以很明确了。……各位能很轻易地叫自己的父亲，很轻易地叫自己的爷爷，我却要等到快要60岁，我才能够公开地叫我的祖父、我的父亲。我所能够形容的，是我内心感受的百分之一，也可能只是千分之一。真正能够感受其中一部分的，是我的内人和孝慈的太太；真正能够体会的，是我的孩子们和孝慈的孩子们。我希望我们所认识的朋友当中、我们未来的亲友当中，这件事情不要再发生了。因为是辛苦的，是要付出代价的。”//---------------漫漫归家路(4)---------------　　因为艰苦，所以才会更努力，这是章氏兄弟经常鼓励自己的话。也正是成长中的磨难，他们才凭借自己的实力，走出一条奋斗路。相比而言，他们的物质财富没有蒋家第三代那么多，但是他们的精神世界是更丰富、更完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