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天下梦(1)---------------　　　　蒋经国喜欢热闹，同时他也担心妻子一个人过于孤单，总是和朋友相聚。然而当他位高权重之时，这样欢快的场面却只有在回忆中了。　　蒋介石的去世，标志着台湾正式进入蒋经国时代。本来按照“中华民国”的《宪法》，总统死后由副总统接替，因此，谁来担任这个副总统就大有文章了。　　1966年，蒋介石选择严家淦出任副总统。严家淦没有野心，没有班底，庸庸碌碌，缺乏主见，是有名的好好先生，并且深谙政治艺术，选择这种人配合自己的专制统治，最合适不过了。于是严家淦任副总统兼行政院长，蒋经国出任“国防部”长。　　1969年，行政院改组，严家淦提名蒋经国升任副院长。1972年5月，蒋介石、严家淦连任“总统”和副“总统”。严非常知趣，到任5天后，即提出自己不再兼任“行政院”长一职，提名蒋经国出任。6月1日，蒋经国登上“行政院”长的宝座。到蒋介石去世时，蒋经国已掌握国民党实权，一切都是水到渠成，按照蒋氏父子的愿望向前发展。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病逝的那一天，蒋经国充分表现了其令人感动的孝心。他长跪灵前，“悲拗莫名”，对赶来致悼的“司法院长”田炯锦等人“下跪回礼”，还多次深夜到祭悼人群中去道谢，“孝思不但令人感动，也可为天下为人子者的典范”（台湾《中央日报》语）。从4月8日起，蒋经国还把他40、50、60岁生日时蒋介石的3次亲笔信《寓理帅气》、《立敬立极》、《精一执中》的影印文，交《中央日报》连载，同时重新发表他过去写的《我的父亲》一文，表明他对父亲长期以来对其殷殷期盼之情的感谢和感动。　　蒋介石去世的第二天，1975年4月6日，严家淦继任“总统”。28日，国民党召开“中央”全会，决定修改党章，蒋介石当过的总裁一职备而不用，另设“主席”，蒋经国顺利当选国民党主席，仍兼“行政院长”。这样，蒋经国已掌握台湾当局的党、政实权，严家淦虽然仍是台湾名义上的第一把手，但只是等待这一届任期期满后，将“总统”职位这个“烫手的山芋”交出。　　石玉在《蒋经国在台三十年》所记的一个小事，颇能形象地说明这一时期的严、蒋关系：“有一天，蒋经国有一件事要亲自去找严家淦商量，于是先由“行政院”的秘书打电话给“总统府”的秘书：“蒋院长有事想到‘总统’府看总统，请你向总统请示一下：过半小时总统有没有时间接见蒋院长？”严家淦的秘书说：“我马上去请示总统，立即给你回电话。”过不久，严的秘书打电话到“行政院”：“总统说他有事要出去。”“行政院”的秘书听到这一句话先是一愣，接着听下去就完全出人意料了：“‘总统’说他出去后会顺道到行政院看蒋院长的，时间最多也是半个小时，请转达蒋院长。”　　　　蒋介石在世时，蒋经国无论出现在哪里，只要有父亲在，他都只能在一旁默默观望。如今，父亲已去，天下是自己的了。　　《蒋经国传》的作者江南则认为：“严家淦，过渡人物，他当总统没有人意外……反正，‘中华民国’的宪法，不伦不类，既是‘总统’制，也是责任内阁制，好像扑克牌上的老K那样上下一体，经国做‘行政院长’，自然是内阁制，‘总统’是苏州的红漆马桶。等经国扶正，内阁无权，恢复‘总统’制”。　　果然，1978年5月，第五届“总统”期满，严家淦提名蒋经国出任第六届总统。5月20日，国民大会通过严家淦的提名，“选举”蒋经国为“总统”，父子之间的权力转移全部完成。而当时蒋经国已经是68岁了，年纪已不再轻，等待这一天已经够久了，做得准备已经够充分了。　　蒋经国就职的当天下午，即对外发布3点指示：第一，今后不希望再有“蒋经国时代”这一类名词出现在报纸杂志上。“今天是一个民主的时代，不应再有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如果真有时代的话，只有群众的时代，而没有个人的时代。”第二，今后不希望称呼他为“领袖”。“个人只是一个普通的党员，一个普通的国民，只愿以党员与国民的身份，与全体同志及全国同胞一起共同奋斗。”第三，今后不希望有“万岁”的口号出现。“只有国家民族的万岁，只有三民主义及国民党的万岁，没有个人的万岁。”　　尽管蒋经国主政之后（不论从担任阁揆或到担任“总统”）的台湾政治形态，仍是情报单位势力无孔不入、思想教育一元化的威权统治的典型。不过，蒋经国的主政，与他父亲蒋介石的作风，已有极大的不同。虽然美国政府对蒋经国的行动充满了好奇和怀疑，毕竟他是干特务出身的，造成了台湾长时间的白色恐怖。　　但让人们惊讶的是，当蒋经国真正掌握权力时，也有积极的一面。与其父亲蒋介石最明显的不同是，蒋经国开始了“本土化”运作，启用一些台籍政治精英，让台籍人士崭露头角，逐步走向“让台湾人治理台湾”。其初任“行政院长”就立即大幅度更动人事，且大量任用台籍人士入阁。//---------------家国天下梦(2)---------------　　与此同时，蒋经国知道反攻大陆的可行性很低，因此一反过去他父亲“一切等反攻大陆之后再说”的心态，开始推动“十大建设”，预计在5年之内迅速完成“南北高速公路”、“中正国际机场”、“铁路电气化”、“北回铁路工程”、“苏澳港工程”、“台中港工程”、“大钢铁厂”、“大造船厂”等能源、交通和重工业制造等基础建设，以快速地将台湾推入高度开发的社会，推动台湾经济发展。这种举动显然比蒋介石政治“反攻”更加务实。　　虽然蒋经国的“十大建设”因规模过大，向外贷款过巨，遭到经济专家的质疑，他们认为这项计划将拖垮财政，不过他却以“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力排众议，而这句话也成为蒋经国的经典话语之一。为什么会这样做？蒋经国的考虑是多方面的。当时的台湾外交遭遇重重困难，只有把资源大量投入内部的建设上，使得台湾民众建立信心并从中确认自我的价值，这个政权可能才能稳固。毫无疑问，这造就了台湾历史上的一段黄金岁月。　　时间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强力手腕的略微放松，台湾也在逐渐走向民主和自由。社会变得更多元，涌现了许多中间组织，社会管理的专业分工也比过去细腻，过去那种特务政工统一天下的方式也成了社会进步的阻碍，他们退出历史舞台的时机已日见成熟。　　正当蒋经国在台湾声誉日渐升高之际，大陆也传来了和谈之声。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即日起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呼吁和平统一中国。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委员长发表谈话，进一步阐明关于实现祖国统一的方针政策。1982年7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发表《致蒋经国先生信》希望他捐弃前嫌，促成第三次国共合作。　　在“内外压力”之下，蒋经国谨慎地推动了几项主要的民主化和开放政策。1986年，他解除了戒严令，使台湾出现了难得的民主开放气氛；1987年，在他过世的前几个月，终于决定顺势开放报禁与党禁，允许充分的言论自由和政党政治，有的人说，他开启了现代宪政的大门。　　但是当蒋经国开放老兵返乡探亲，使得大批当年随着蒋家撤退来台的老兵得以返乡探亲扫墓时，而签署命令的蒋经国，只能留在台湾夜半思念去世达半个世纪的母亲毛福梅。　　随着蒋经国年龄的老迈，身体日渐衰弱，“接班人”的问题变得日益迫在眉睫。尽管蒋经国在1985年12月25日继答台湾《时代》杂志问世以后，明确宣布了两个“不能也不会”，一个是由蒋家人的接任；一个是实行军事统治。这二者都是既“不能”也“不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两个“不能也不会”既是顺应潮流之举，也是无可奈何之策。因为蒋经国的三个儿子，本来作为接班人培养的蒋孝武因为涉及命案，只能远赴他乡了。　　1988年1月13日晚8点45分，围坐在电视机前的台北市民们正在看电视，突然画面中断，原来荧屏上出现了肃穆的字幕：“总统蒋经国先生，今天下午15时55分不幸与世长辞，举国哀悼。”蒋经国的去世太突然，震惊了所有的人，尽管大家都知道他一直以来身体欠佳，但没想到会如此之快。　　下午7时，在‘行政院’长俞国华主持下，国民党召开了紧急常会。俞国华向与会人员报告了蒋经国逝世的消息，宣读了蒋经国的遗嘱，最后宣布：依据《宪法》，由李登辉“副总统”继任“总统”。晚8时08分，李登辉在司法院长林洋港监誓下宣誓就任“总统”。接着，“行政院”宣布从14日起，举国哀悼30天。　　　　敬宴宾客时的蒋经国，豪放洒脱。　　蒋经国的去世，不仅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更是蒋氏王朝的结束。不独蒋氏后人悲痛万分，就是宋美龄也悲痛已极，甚至连续4天不思饮食。举行追悼会时，她坐着轮椅从侧门进入灵堂。从电视屏幕上人们看到了哀戚满面的她。这种哀戚不仅是为蒋经国，更是为了蒋氏王朝的凋落。//---------------繁华背后的另一种声音(1)---------------　　只要是父子，总免不了拿来相比，蒋介石和蒋经国也不外如此。比起蒋介石的高高在上，“天威难犯”，似乎蒋经国更像是一个普通人。他可以在权力位置上呼风唤雨，但回到家庭，却又是另一种面孔。或许，蒋经国是经历过苦难的人，从小的经历和在苏联留学的艰辛更让他持有了一种平和朴实的心态。　　早年的蒋经国是一向以平民作风自诩的，由于他年轻时留学俄国和共产党员的经历，蒋经国打心眼儿里很反对政治人物有什么随从人员。一方面，他觉得有随从跟在旁边做事没有隐秘感；另一方面，他总觉得背后成天有群人簇拥着跑，实在有违他一贯主张的平民化风格，直到后来为了自身的安全，同时也是蒋介石的授意，才开始有了随从。　　在最早的时候，蒋经国进餐时，旁边是没有任何的服务人员为他服侍的。他是一个非常讨厌人家把他当作是大人物来伺候的人。而且，其住所七海官邸的节省，恐怕是任何一个“第一家庭”所无法比拟的。从1980年年初，七海官邸每天的菜钱大概就维持在八九百元台币的标准，即使到现在蒋经国已经去世多年，每日菜钱仍旧是不超过千元台币。　　蒋经国的勤俭自持，可以从穿衣得到另一个印证，他穿的衣服，有很大一部分是他的女儿孝章从美国买了之后，再邮寄回来给他的。只要有新的衣服来了，就把旧衣服换下。最早，蒋经国喜欢穿青年装，或是便服，都由办公室的人到台北中华路去订做，西装裤也是由办公室的人量好他的尺寸，而后到外面帮他选购。在衣着上，蒋经国是从不作任何讲究的。他的西装大概穿来穿去就是那么几套，领带也是如此。基本上，他和他父亲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喜欢穿用旧的衣物，和他父亲不同之处，是他更不计较衣服的品质，只要实用就可以了。　　在宴请宾客方面，蒋经国家里对这方面更是没有什么讲究，据其侍从回忆，印象中只有几次是称得上比较隆重的宴客场合。　　一次是蒋纬国的儿子孝刚结婚，蒋经国为了给侄子和侄媳庆贺一番，特地在七海官邸以正式全套西餐招待，还请圆山饭店西餐部大师傅到官邸来外烩。再就是蒋经国夫妇在1984年结婚50周年纪念，也在家里摆了两桌酒席，宴请亲朋好友到官邸欢聚一堂。大概除了这少数几次宴会场合之外，再也很少听说蒋经国夫妇请客吃饭的。　　而他们家人或是蒋家第三代有人过生日，顶多是中午除了正常的菜肴之外，再加个长寿面，例如酸菜肉丝面、打卤面之类的。这样就算是庆贺生日了，可以说非常简单，绝对没有一般富家豪门的庆生排场，这是官邸服务人员都有目共睹的。　　据《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周刊特派员马汀的形容，“蒋经国身上没有国民党大官身上常见的谄媚逢迎，具有追根究底的精神，全然藐视我们所称的民主权利，可又展现出在此间罕见的忠勤任事；有一股发自内心的精神力量，驱策他每天上午6点半就起床，一直工作到半夜；而由于他只是纯朴的人，也能够轻松、享受一下”。不仅仅是马汀，跟蒋经国接触过的美国新闻界人士几乎都有类似的描述，他们很惊讶蒋经国位于台北市长安东路居家的简朴，这位台湾第二号最具权势的人物的住宅毫无大官的气派，远不比何应钦、白崇禧、张群等人的官邸。　　而与幕僚之间，蒋经国也发挥了在赣南的热血精神，私下里跟同事关系还不错。20世纪50年代，岛内的国军部队大力推动所谓的“克难运动”，每年都要选出“克难英雄”，做公开表扬。当年只要是选出了“克难连队”之后，照例蒋经国要到那个部队去和全体官兵吃顿饭。所谓“克难连队”，大概都是以连为单位，一个连队总有一百来人，照例，蒋经国会逐桌敬酒。当年的蒋经国喝起酒来可一点都不含糊，要喝就干杯，绝不拖泥带水，几桌敬酒下来，他却脸不红、气不喘，由此可见他的酒量确实十分可观。　　这种酒量是如何养成的，应该追溯到苏联留学时期。那段艰苦难熬的日子，以酒御寒可能是最好的选择，更何况，俄国人原本就擅长喝酒，喜欢喝酒，蒋经国夫人蒋方良也不例外。刚到台湾之初，当时台湾还不准进口俄国酒，有人知道蒋方良喜欢喝伏特加，特地想办法从香港弄来大批的伏特加，送到蒋经国的家里。所以，当时蒋经国的家里有不少伏特加烈酒，只要有兴致，夫妻俩总不忘在自家饭桌上，斟酒对酌。　　从很多照片看来，蒋经国是一个非常有童心的人，对妻子和儿女很有感情。在其贴身侍从副官翁元看来，只有四个字可形容：相敬如宾。“我从来没见到他们脸红脖子粗的时候，最多是冷处理，当然是双方都互让。蒋先生年轻时候脾气很大，蒋先生真正发起脾气的话，蒋夫人还是会怕的。我在旁边观察了几次，有时我们做什么事情其实都是依蒋夫人指示去做的，但蒋先生骂我们不骂夫人，她看到后掉头就走，或者摆手让我们退下，不要在他眼前晃，让他慢慢消气。他们其实也没太大矛盾，两个人除了中饭、晚饭在一起吃外，交际的时间并不多，也不容易起冲突。傍晚，夫人陪蒋先生坐着汽车到附近淡水、阳明山等几条路线散步。”　　//---------------繁华背后的另一种声音(2)---------------　　脉脉温情传递中，一笑一颦近相似。　　一个长期被隐藏在蒋经国光环背后的女性——蒋方良开始进入众人的视野。正如陈纳德夫人陈香梅在蒋经国死后写给蒋方良的信中所说：“你是一个来自远方的人，虽然贵为蒋家媳妇，又做了‘自由中国’的第一夫人，但我相信你是有情感、有血有肉的人，五十多年来为了爱，为了追随你的丈夫，你离开了你自己的国、自己的家，那种勇气，那种毅力，那种牺牲似乎很少有人提到。或许近百年来东方对于强人治国。家族执政等事过于执着，虽然妻随夫贵，而你，有意无意间却被一般人忽略……你的一生也是完全奉献给了你的丈夫与儿女……因为你的丈夫将是‘总统’的继承人。虽然你学会了说宁波话，虽然你已五十年没有再踏上自己生长的土地，但要每一个中国人都完全接受你，恐怕是不太可能的，我相信这是你每时每刻都在努力地做这件事。”　　事实上，“侯门一入深似海”的痛苦不仅仅是发生在章亚若一个人身上，在蒋方良身上也有体现。她们都深深爱着蒋经国，只不过一个为爱情付出了生命，一个付出的是青春，甚至自由。　　　　蒋方良，躲在男人身后的伟大的女人，忘却家乡，一心为夫君。　　自从嫁给蒋经国之后，蒋方良几乎再也没有回到自己的家乡。在短短的十余年间，她彻底将自己改造成一个中国人，一口宁波话讲得比蒋经国还地道。除了天生的容貌无法变成黄皮肤、黑头发外，蒋方良几乎已经和一个中国妇女一样，尤其是性格，温柔敦厚，贤良淑德，无怪乎在其50岁生日时，蒋介石写了“贤良慈孝”四个字送给她。　　蒋方良虽然在官邸有佣人，但是她还是喜欢自己动手操持家务、烧菜。住在长安东路时，因为房子是紧临铁道边，火车声音很吵外，煤烟灰尘也特别重，蒋方良经常要清洗窗帘，所以邻人常常可以看到蒋家的媳妇，就像在溪口一样，她用脚踩洗厚重的窗帘。同时，在后院养鸡，把鸡蛋给丈夫和小孩补充营养。不过，随着蒋经国权力一天比一天大，他们从长安东路搬到大直七海官邸，蒋经国逐步走上权力高峰，他们的家也成了“深宫内院”，从此也蒙上了神秘的面纱。　　在蒋经国的心里，他是非常不喜欢宋美龄这种“现代女性”的，不仅仅是因为她夺走了母亲的幸福，更因为她干涉权力，包括“打虎行动”以及此后将孔宋的人插入台湾的核心权力圈。在他看来，传统“男主外”、“女主内”，彼此都不能逾越了界限。据《蒋方良传——凄美荣耀异乡路》作者王美玉所说，虽然大家（很多媒体）说蒋方良不准过问政治的事情，其实刚开始蒋方良也不知道，有很多官夫人们还是走她的门路。有一次有人来说，蒋方良就告诉他先生说，某某人退休了，是不是给他安排个职位。听说蒋经国是暴怒，拍着桌子指着他老婆的鼻子说，以后不准你再提任何的事情，有关办公室的事情和你无关。把蒋方良给吓坏了。　　蒋方良本来很喜欢打麻将，可是蒋经国当“行政”院长时，有一天跟蒋方良说，不希望人家讲：“院长夫人也打麻将。”就这一句话，蒋方良自此没上过牌桌。而打高尔夫球的嗜好，也因为一次她乘新的座车去打球，遭蒋经国指责后，便放弃了。据陈香梅回忆，本来蒋方良还会跟一群朋友在统一饭店聚会，洗个头、聊聊天，后来蒋方良节省到自己在家洗头，老朋友又一个个老去，蒋方良封闭的生活越来越乏味。　　长期的足不出户、自我封闭，蒋方良的精神终于出现了警讯。最早，她是不和任何人说话，和蒋经国一天讲的话，大概不会超过十句，总是一个人沉默地静坐一旁，有时蒋经国下班回来，她也是坐在那儿，连招呼都不打。当时，大家都没有注意到她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可是，等到有一阵子，大家发现她出现了怪异的举止，才开始发现情况有异。　　　　亲密的婆媳。图为：蒋方良与宋美龄　　原来，在长久自我封闭之下，蒋方良不自觉得了一种忧郁症。这种精神上的反常现象发生时，蒋方良就开始在官邸上下到处翻箱倒柜，把她自己所有的东西，包括金银首饰、衣服用品，搬得官邸上下楼到处都是。后来，大家才知道她的精神有些不太稳定，大家都认为是因为长期闷在家里造成的，可是在这个时候劝她多去外面走走，她又毫无兴致，就这样子，精神状况时好时坏。为了治疗她的忧郁症，医官特别给她开了些药，控制她的情绪，但是，她的忧郁症基本上是没有攻击性的，只是轻微的精神衰弱之类的情况。　　1978年3月21日，蒋经国继承蒋氏大统后，方良出现在公共场合的机会增多，但她更加少言寡语了。因为她面前还横着一道永远跨不过去的山——宋美龄，而方良要永远生活在这座山的阴影里。蒋方良在蒋经国去世后的岁月更为不堪，她靠蒋经国20个月的俸额115.2万元台币为生。经济的拮据使之欲往美国散心而不能成行时，遭台湾报纸的非议和种种揣测，到她终于有一天见到宋美龄时，老太太依然如前地在婆婆面前保持着谨小慎微，宋美龄叹息道：“女人当要强，你为什么还要这样束缚自己？”方良答：“我已经习惯了。”一句话道尽了一世的辛酸。//---------------繁华背后的另一种声音(3)---------------　　　　曾经的欢笑已不复，曾经的人也在逐渐地缺少着，若同去天堂，天堂里可能相见？　　　　丈夫的过世，让蒋方良哀伤不已。然而随着岁月的逝去，她早已将心中的感情化成了一束束回忆的花朵。　　1988年，蒋经国去世，此后短短8年间，蒋方良的三个儿子相继辞世。大儿子蒋孝文在蒋经国走后第二年，因鼻咽癌过世。本被外放新加坡的二儿子蒋孝武挂念年迈母亲孤苦无依，在父逝后，积极请调回台，未料在新职就任前夕，突然病逝荣总。1996年年底，她仅存的小儿子蒋孝勇也因食道癌在荣总过世。蒋孝勇生前曾说过，蒋方良最怕走的一段路，就是从大直官邸到荣总。因为她的三个儿子都是在荣总去世。　　本来就没有朋友的生活，又失去了亲人，蒋方良变得不言不语也不再哭泣，据知情者说，蒋方良经常一个人痴痴地凝望着蒋经国和四个孩子的照片，一看就是大半天，一个寂寞凄凉的老人，让人无不为之动容。而后来媒体开始播放章氏兄弟的事情，蒋方良这时才知道丈夫的背叛，还有两个私生子是自己所不知道的。一个一世漂泊的女人为自己的丈夫奉献了自己能奉献的一切，却在丈夫身后才最后一个知道他的背叛，其打击之重，可以想见。　　蒋经国逝世15周年当天，基本不露面的蒋方良意外在大溪头寮出现。当时坐着轮椅的她戴着墨镜，在安全人员的陪同下，她静静地凝视蒋经国灵寝40多分钟才离开。从此之后，直到蒋家后代为蒋方良庆祝90大寿，才使人们又一次注意到了这位蒋家仍健在的惟一一位第二代长辈。但此后不久，2004年12月15日，蒋方良因心肺衰竭病逝于台北荣总，走完了其漫长的一生。　　蒋孝勇生前曾说过，他的母亲蒋方良是一个苦命的女人；而蒋方良的长媳蒋徐乃锦在外界询问蒋方良屡遭打击后的心境时，亦曾有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她内心的痛苦到什么程度，那你要再多40岁才能明白。”　　蒋方良女士病逝后，照顾她、陪伴她走过最后半年的“荣总”医师黄惠君，回想起蒋方良，说她是一个沉默又听话的病人，有时候半夜有幻觉，以为过世的儿子蒋孝勇、蒋孝武回来看她，还说蒋经国先生要带她去吃饭，才让人发现她对家人深沉的挂念。　　一个伟大的男人背后通常会有一个伟大的女人，蒋方良就是站在蒋经国背后的一个伟大的女性，她的面孔虽然是外国的，但思想和心灵却是最“传统”、最“中国”的，无论是在苏联的冰天雪地，还是大陆的挣扎适应、台湾的落地生根，从丧夫到一连失去三个儿子的死别，这位被人称为“没有声音”的台湾前“第一夫人”始终伴随在夫君左右，看尽了繁华凄凉，见证了蒋氏王朝的没落。//---------------半生潦倒终不甘(1)---------------　　有一句老话是“既生瑜，何生亮”，对于蒋纬国而言，这句话是最贴切不过的言语，因为有了兄长蒋经国，终其一生，他都郁郁不得志，生活在父兄的阴影之下。　　为什么“一经一纬”，其实涵义很深，蒋介石给两个儿子取名出自古典许敬宗的《宗庙乐仪》“圣迹神功，不可得而窥测，经文纬武，敢有寄于名言”。“夫礼者，经天纬地，本之则太乙元和。”在蒋介石看来，他不是池中物，终归会一飞冲天，同样，两个儿子在其安排之下，更有经天纬地之才，两个人，一文一武，这是最理想的发展状态。　　但是，蒋经国的“太子身份”是无法改变的，其接班人的地位一旦确定，蒋纬国就注定了是个辅助角色，而不是舞台上的主角。正如历史早已言明，自古以来，都是文为主，武为辅，武将军终不过是文丞相的手下，必须要听其命令行事。所以，蒋纬国的委屈和辛酸只能埋在心里，谁叫他出生在帝王之家呢？与蒋经国确切的身世不同，蒋纬国从一出生就面临着种种置疑，这对于蒋纬国而言，更是一种无法言说的苦痛。如果连出生都是虚无和荒谬，那成长又会是什么模样？　　关于的蒋纬国的出生有好几个版本。一般认为是1914年1月，袁世凯解散国会，革命党人四处躲藏，以躲避袁世凯的缉拿逮捕。蒋介石和一大批革命党人匆匆登上了亡命之途，再赴日本。由于来得仓促，又不敢抛头露面，蒋介石和戴季陶同住一室。就在这一段时间，二人认识了一位日本少女，不久该女士便有了身孕，但蒋戴两人谁也说不清这即将来到人间的小孩到底是谁的骨血。好在两位情同弟兄，大家能互谅互让，又考虑到戴季陶在家中惧内，所以蒋介石便认他为子，起名纬国。但还有另一个版本说这位日本女士本与蒋介石同居，最后生了两个孩子，一个是纬国，一个是后来曾任中信局驻欧的代表戴安国。因为当时戴季陶无子，所以蒋介石才将其中一个儿子过继给他。江南在《蒋经国传》就以肯定的语气写出这一点：“这个孩子的来历，似乎谁都知道，又谁都说不清楚。一个比较可信的说法，他的母亲是位穿和服的东瀛女子，是蒋先生在日本留下的中日爱情结晶，自日携回，交姚夫人领养。那位戴安国，过继给后来在广州服安眠药自杀的戴季陶先生”。当然这种说法也有人反驳，因为戴安国虽然和蒋纬国关系密切，但从其和蒋介石的相处来看，似乎没有任何表现其父子情意的行动。　　1989年年初，一些报纸刊出《蒋纬国首次公开谈身世，姓蒋姓戴仍是谜》的报道，说蒋纬国表示“对自己究竟是蒋介石之子或是戴季陶之子之谜，迄今亦无法证实”，并“希望能多找点资料弄清楚”云云。“蒋纬国是蒋介石领养的戴季陶之子”，这是民革奉化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毛炳岳先生听当年教蒋纬国养母姚冶诚学文化的陈志坚说的。她还说，只因蒋介石对纬国视若己出，自家人讳莫如深，其他人也就一直不便泄露，是以至今罕为人知。　　据说，在修谱期间，蒋纬国曾探问，谱中有没有写他的母亲。修谱者只得告知他，这是根据他父亲手稿编列的。蒋纬国默然，后来说：“过30年再说罢。”1984年，当蒋纬国上将由联勤总司令被贬为联训部主任时，他曾面告采访他的记者说，他并不具有“第一世家”的血统。另外，蒋纬国和戴季陶的儿子相貌很相似，而且两人关系甚好，当蒋纬国论及与戴安国关系时，他说：“我与安国，情同手足，血浓于水。”这些话，证明了蒋纬国与戴安国的关系乃是同父异母的兄弟，生性坦率的蒋纬国能说出这些话，似可印证几十年来在政坛上有关他身世之谜的传说。　　不管这些传言如何层出不穷，沸沸扬扬，但现在随着蒋氏父子的纷纷谢世，这些争论已经没有了意义。　　1916年10月6日，蒋纬国出生在日本，此后一直寄居在上海的朱姓和邱姓亲戚家中，直到快五岁时才由姚冶诚领养，称姚氏为养母，在奉化溪口度过了两年快乐的日子。这时的姚氏对纬国也极为关心，同吃同住。纬国去了奉化幼稚园，姚冶诚专门搬到离得比较近的地方，每天亲自接送，从不委托他人。　　1924年，8岁的蒋纬国同蒋经国一起随父亲来到上海，进入万竹小学读书。蒋介石把蒋经国委托给陈洁如照顾，蒋纬国还是由养母姚怡诚带着。当时的蒋介石对蒋纬国十分喜欢，还有一句名言：“经儿可教，纬儿可喜”，充分表达了其对蒋纬国的疼爱之情。可以说，小时候是蒋纬国的黄金年代，蒋介石对他的宠爱和关心是溢于言表的，而不是像对待哥哥那样严格。当然，如果从另一种程度来看，可能从那时起，蒋介石的培养计划就很明确，所以才会有所区别地对待两个儿子。　　1921年蒋介石曾在信中这样交待蒋经国：……为你弟订儿童书报和儿童世界各半年，订书方法，只要告诉他邮寄的地方，叫书坊直接送达便行了。不要忘记！1924年10月1日，蒋介石又曾手示蒋经国：……你同纬儿同住甚好，你要时时教导他，做他的一个好榜样。现在上海家中情形怎样？亦须详详细细地写封信来告诉我。至要！至要！　　蒋介石对蒋纬国是十分钟爱的，1922年，蒋介石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时，蒋介石即把纬国的名字作为与孙中山通讯时代的代号，“蒋纬国”即蒋介石。//---------------半生潦倒终不甘(2)---------------　　蒋经国、蒋纬国虽然并非亲兄弟，但小时候感情还是可以的，蒋介石的侍卫长俞济时曾颇有感慨地谈及蒋经国、蒋纬国兄弟二人幼时随其父亲蒋介石转战各地的生活片段，1925年以前，蒋介石还只是一位青年军事将领，并没有全国性声望，一年到头南征北讨，两兄弟有时就带在身边。在外作战，一切食宿都很简陋，蒋介石睡觉时也仅能在临时搭的行军床上，碰到冬天天气冷，没有暖和的炕可以睡，蒋介石的行军床太窄，兄弟二人只能有一个人跟蒋介石一齐挤在床上，而另外一个必须睡在冰凉的地上。以后次数多了，蒋介石过意不去，就给两兄弟订了个协议，要他俩轮流在床上睡。有时候，蒋纬国在地上睡了一夜，醒来时嘴唇发紫，蒋经国会走上去揉揉他的脸，拉着他的手，教他跳跃暖身。　　俞济时的记述应当不是凭空杜撰的，由此可见这兄弟两人幼时感情甚好。1933年，17岁的蒋纬国本想追随父亲，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军事，不料暑假期间因为割扁桃腺，流血过多，医生叮嘱，不能此时从军。蒋介石为此专门安慰蒋纬国：“既然决定做一个现代的职业军人，不妨先打好理工基础，懂得政治、经济、社会之后再为伍。”就这样，蒋纬国进入东吴大学读书，并且为了争取时间，以两年的时间在东吴大学理学院赶完了理科。主修物理，辅修数学。1936年秋，奉父命再入东吴文学院攻政治、社会与经济。　　1936年“西安事变”后，蒋纬国接受蒋介石的建议，携带朱家骅介绍函，远赴德国研习军事。1938年冬入慕尼黑军校接受军事教育。欧战前夕，奉命赴美，入美陆军航空战术学校受训，后到美装甲兵训练中心研习装甲战术。　　此时，由于蒋经国远在苏联，且“专门”和蒋介石作对，蒋介石自然心中不是很高兴，所以对蒋纬国更是关怀体贴，而后者更不无自豪地说：“从小父亲就是我最好的师长、最要好的朋友！他只要在家就会教我读书、陪我练字，我们之间无话不谈，他从不曾打过我或大声责骂。是对或错，他都会清清楚楚地从正面教导我，我们之间没有代沟！我最记得，每当他在前方打仗打得最危急、最激烈时，或当他遭受国内外各方大压力时，他总喜欢把我叫到他身边，以纾解他所承受的压力。”　　1941年回国后蒋介石让他到胡宗南所辖的第一军第一师当连长。这以后，蒋纬国就是靠自己的能力在部队的阶梯上一步一步地登上去。　　这段时间是蒋介石和蒋纬国的“蜜月期”，等到蒋经国归来，蒋纬国的位置开始淡化，他逐渐成为蒋氏王朝一个似有似无的影子。　　蒋介石本来有这样一个想法：其百年之后，蒋经国子承父业，继任总统，蒋纬国以上将“监国”，一个主政，一个主军，这才是双保险。但随着时局的变化，二人的性格和在政坛的“表现”，蒋介石最初的想法改变了。在蒋介石看来，一山不容二虎，不能双峰并峙，否则会引起兄弟阋墙；同时蒋经国经过逆境，性格坚毅内敛，为人处事颇有乃父之风，而蒋纬国半生平坦，性格外露，缺乏锻炼。当然，更重要的一点在于，蒋经国真正是自己的嫡亲儿子，蒋纬国在血缘关系上还差那么一点。自古以来便是“嫡长子继承制”，深受儒家正统封建文化影响的蒋介石对此更是心领神会，牢记在心，所以才会在“孰重孰轻”的问题上做出选择。　　尤其是来到台湾后，他更是全面培养栽培蒋经国，其太子和接班人地位已经是昭然若揭了，而蒋纬国的发展只被限制在军界。即使这样，1961年，蒋纬国到了45岁才被晋升为陆军中将，仅在少将军衔上就干了12年，而蒋经国早在1950年41岁之时就已经是三星二级上将了，其待遇真可谓是天渊之别，判若云泥了。　　而1964年的新竹湖口装甲兵第一师发生副司令赵志华将军的哗变事件，更是给蒋纬国的发展戴上了紧箍咒。　　所谓“湖口兵变”，实际上是一场兵谏，发生于1964年11月21日。上午10时许，“国防部”装甲兵副司令赵志华（少将衔）在湖口装甲基地，召集“装甲第一师”军官训话。赵副司令激情满怀，力斥“政府”和军界官员贪污无能，生活腐化。他在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中，号召全体部队跟他一起，开到台北去，“清除蒋总裁身边的坏人”。　　训话完毕，赵志华当即询问他的部下们：“谁敢跟我去？”赵志华见台下鸦雀无声，就随手掏出腰间的手枪，对空连开两枪，大声重复道：“谁敢跟我一起去？”但很快就被周围的特工人员一拥而上，押进了司令部。　　这个惊心动魄的消息，立刻惊动了时任“国防部”副部长的蒋经国。他当即命令湖口以北的陆军、装甲兵、桃园、台中机场的空军机群进入战备状态，层层戒严，严阵以待。一时整个台岛人心惶惶，如临大敌。　　按当时陆军总司令刘安祺回忆录的说法，湖口事件“既不是兵谏，也不是兵变，是装甲兵副司令一时糊涂而造成的；他对蒋纬国的某项措置不满。”至于蒋纬国的对于赵志华的解释，则认为他有“精神分裂”、“很内向”、“受到不公平待遇而不很开朗”，又因想向陆军总部借三万台币买房子但公文被装甲兵司令郭东压下未往上呈报，乃铤而走险，在全师装备检查时发表讲话，号召兵变。//---------------半生潦倒终不甘(3)---------------　　但这件事因为有了蒋纬国的插手，变得复杂起来。当时的蒋经国本来就对蒋纬国看不顺眼，再加上蒋纬国深受继母宋美龄的喜爱，更成为太子爷眼中的“眼中钉”。蒋介石所了解的事件经过，全由蒋纬国向其报告，而相关军官的处置，也完全采纳蒋经国的建议。于是，这次政府迁台以来第一次将领号召哗变的事件，被蒋经国视为谋反案处理，主角赵志华先判死刑后改判无期徒刑，1978年保外就医，1982年去世。服刑期间，蒋纬国常去探监，照顾其家属，并为其料理后事。　　虽然，蒋纬国不同意上级的处置方式，但在蒋经国强势主导下也毫无办法，只能沉默接受命运的安排。而他的政治前途也为此搁置浅滩，因为赵志华是蒋纬国一手提携的将领。为此，“总统”蒋介石不再信任他，认为他“不识人”，蒋纬国见父亲的次数和时间大为减少，从此一蹶不振；蒋经国更厌恶他；让这位留学德国的蒋纬国从此离开部队未曾再带兵，中将官阶整整挂了15年，终在1975年晋升上将，出任三军大学校长兼战争学院院长，复历任联勤总司令、“国防部”联训部主任。当蒋纬国届龄退伍后，蒋经国终决定蒋纬国出任只有虚名而无实权的“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　　从此，在父兄的心里，蒋纬国成为“不堪造就之才”。一次，陆军总司令刘安祺与蒋经国一起吃饭，席上只有他们两个人。蒋经国对刘说：“纬国这个人你要好好辅导，他做人做事不稳当。”刘安祺奉经国之命，只好硬着头皮管管这些家务事。刘为此专门告诉蒋纬国：哪些脾气要改，哪些行为要注意，这些对扩展前途实在很有利。而蒋纬国自装甲兵司令部调至陆军总部之后，蒋介石亦曾向刘安祺表示：“你要好好管教纬国。”　　此后，蒋纬国呆在中将职位上十余年再未晋升，他常幽默自嘲地说：“我是中将汤（一种治月经不调的药叫“中将汤”，在台湾很多妇女都用这种药），长年都需要！”当蒋介石去世，蒋经国继任总统后，蒋纬国幽默地说：“我这个中将汤总算高升了！”当有人问他高升何处，他说：“我原来是蒋‘总统’的儿子，现在升为了蒋‘总统’的弟弟，这难道还不算高升吗？”此语虽是玩笑，但不无凄凉之意。　　类似的关于蒋纬国的幽默之语还有很多，与蒋经国不同，他总是一副笑容可掬的模样，平时为人随和，爱开玩笑。他曾因此而被一些人看成“没出息”，但就是他这种“没出息”的平民作风，使他成为蒋氏家族中最为民众所接受的人物。　　1983年3月，蒋经国在一届“国大”七次会议上蝉联“中华民国总统”。时任国民党“三军联勤总司令”的蒋纬国代表军方表示拥护蒋经国连任。在接着召开的国民党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蒋纬国在接受电视台的采访时又开玩笑说，他是惟一有资格唱《哥哥爸爸真伟大》这首歌的人。　　蒋纬国结交的朋友面很广，从企业名人到影视名流，都与他熟识友好。这种过于好动的个性，使蒋经国颇为不满。其实从这一点来看，正是其郁郁不得志的最深体现。正如某媒体所言“正是因为深感不得志，蒋纬国才只好转为娱乐自己、娱乐大众，于歌台舞榭中排忧解忿”。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但与蒋纬国压抑的事业相比，他的婚姻道路更是坎坷不幸。第一任妻子的死亡更是成为千古谜团。而这验证了，任何事情一旦阻碍了权力和利益，可能最后都不是什么好结局。从章亚若到石静宜，为什么她们的死亡原因都不能公开，或许不用说，大家都能明白。　　蒋纬国和石静宜是1944年在西安的一个晚会上相识的。那时蒋纬国在胡宗南手下当连长，石静宜则在西北农学院学习。石静宜的父亲石凤翔是西北首富纺织大王。有一天，石凤翔为了招待空军而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晚会，陆军出身的蒋纬国因和西北设计陆空联合作战组织有合作关系，所以亦在被邀之列。那天，石家二小姐石静宜成为石家的总招待，俩人得以相识。　　石静宜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透着一股直率和纯真，她开朗大方，没有一丝富家小姐那种矫揉造作或故作矜持，使蒋纬国一见就喜欢上了。而蒋纬国的性格开放，待人热情，风度翩翩，也吸引了石静宜。俩人可谓一见钟情，很快就坠入了爱河。此时蒋纬国已30岁了，到了蒋委员长允许他结婚的年龄，于是俩人相恋不久，便禀告了双方家长。蒋家和石家原就有通家之好，对这门婚事双方家庭都很乐意。　　1944年年冬，俩人在陕西王曲黄埔军校第七分校的长宁宫举行了婚礼，婚礼由胡宗南主持，并且借用胡宗南的招待所作新房，蒋介石没有时间前来参加婚礼，但送来了两句话：“好好治家，家和万事兴。”　　抗战胜利之后那一段日子，蒋纬国夫妇最大的娱乐就是参加舞会。由王叔铭将军负责的空军指挥所在他们居住的破庙附近，经常举办舞会。舞会给蒋纬国夫妇带来了不少的快乐，但也带来了遗憾，石静宜因此而小产了。蒋纬国曾遗憾地回忆道：“静宜第一次小产，就是因为跳舞所致，因为她不知道自己已经怀孕了，跳舞时发现不对，回来就流产了。”　　此后石静宜的难产，对蒋纬国打击相当大。他把妻子生下来的死胎泡在药缸里面摆在家里，后来在朋友的劝说下，才把死胎送回医院。而石静宜的心脏开始有毛病，身体日渐衰弱，腹部疼得要靠止痛药及安眠药才能入眠。//---------------半生潦倒终不甘(4)---------------　　过了不到五个月，国防部应美国邀请，派陆军主要兵种的将领组团访问美国陆军相关的干部教育与部队，这个团由徐培根上将带队，装甲兵司令蒋纬国也是成员之一。访问结束，全团搭美国军机返国，中途在日本东京落地准备过夜的，蒋纬国接到大使馆武官转来至友蒋有琛的电报，内容是：静宜病危，速返。蒋纬国即搭乘民航班机返台，但回到台北时，石静宜已经于3月22日病故。　　对于石静宜的死亡，蒋纬国后来回忆道：“后来我听家人和我岳母的描述，情形是这样子的：在我回国的前一天，她吃了三颗安眠药，想要好好睡一觉，好在第二天到机场欢迎我回国。没想到第二天她还是熟睡，家人怎么叫也叫不醒，就把她送到中心诊所，由医生给她洗胃。我岳母赶到医院探视，医院的人告诉岳母，说静宜是服安眠药自杀，后来静宜醒了，我岳母就问她为什么想不开。静宜说：她没有啊，她只吃了三颗安眠药。接着她就想坐起来。但她要起身时，有四个医护人员，都是男的，进来按住她的手脚，不让她起来，她挣扎，就在这个时候，她就瘫了，不再挣扎了，在场的人连她母亲在内以为她又睡着了，其实是她心脏病突发。再叫她，才发现她过世了，她母亲一直在旁边。　　关于石静宜的过世，外面颇有一些传言，有传言说，她有吗啡瘾；也有传言指蒋纬国夫妇想在10月31日那天让孩子出生，作为献给蒋介石的生日礼物，结果反而误事；还有传言指称是因她走私美金被蒋中正赐死，被蒋经国派人置她于死地，以及她是自杀身亡等。　　到底石静宜的死因如何呢？最广为流传的说法是，石静宜涉嫌此案。为了维护所谓“蒋氏门庭的尊严”，而且得悉蒋介石确实震怒了，故假传圣旨，对石静宜“赐死”。宫廷斗争实在是不择手段，极尽残忍之事。　　但不管怎样，伊人还是远去了，但蒋纬国还一直怀念着她，他生前曾回忆道：“我们结婚后，我奉调到青年军当营长，石静宜和我一起来到汉中军营，我们和张慕飞排长夫妇同住在一个破庙中。这么一个富家小姐，能够跟着我跑，随身只有一个炭炉子及两个锅子，一个煮饭，一个烧菜，每天做饭给我吃，她毫无怨言。”　　蒋纬国为了纪念这位原配夫人，在台北原“装甲兵之家”旧址，办起了“静心小学”和“静心乐园”，把装甲兵子弟中学改为“宜宁中学”，“宜”取自石静宜，“宁”是南京的简称。他还在台中办起一所“静宜女子英专”，并亲自兼任“静心小学”和“静宜女子英专”的董事长。当时这样做虽然与军队的有关规定不相吻合，然而蒋纬国却兼任了二十余载，直到1976年才在蒋经国的一再劝说下，辞去了董事长的职务。　　失去了石静宜，蒋纬国一度悲恸万分，曾发誓不再娶妻。当他的第二位夫人丘如雪降临到他身边，才使其重新燃起了爱火。以年龄而论，她要小蒋纬国整整18岁，比蒋家的第三代长子还要年轻。也许正是他们老夫少妻的缘故，更是保护其安全，蒋纬国总是让她躲在蒋家重重的帷幕之后，不让她抛头露面。　　丘如雪的英文名字叫Ellen，媒体常称她为丘爱伦。丘如雪幼时经历坎坷，她的母亲是德国人，生父是中国人，是中德混血儿。在二次大战中，丘如雪与母亲失散，随父亲留德，并由前国民党“中央信托局总局长”顾问丘秉敏抚养长大。1950年，丘秉敏把妻儿从香港接到台湾居住。来到台湾之后，他们的生活在当时是称得上富裕。丘如雪性格单纯而又沉静，喜欢读书和了解新鲜事物，和丘家人的感情十分深厚，所以在丘家备受家人的宠爱。　　1957年的一天，丘秉敏携丘如雪参加一个聚会。在舞会上，中德混血的丘如雪以她独特的美丽和高雅的气质，吸引了在场的所有来宾，蒋纬国对她更是“惊若天仙”，于是便展开了热烈的追求。对于丘如雪与蒋纬国的恋爱，丘家成员纷纷反对，他们十分明白与蒋家沾上关系后的后果，何况蒋纬国比丘如雪整整大了18岁。为了把丘如雪与蒋纬国分开，丘父硬是把丘如雪送到日本读书，好让她冷静下来。但是，虽然她与蒋纬国相隔千里，蒋纬国依然发动猛烈的情书攻势，两年后丘如雪最终还是成为蒋家的媳妇。　　丘秉敏为了成全这个女儿和女婿，也毅然做出了较大的牺牲，他决意淡出仕途，远离台湾这个是非之地，到美国过着隐姓埋名的日子。蒋纬国十分理解岳父的一片诚心，当即许诺结婚后一定让她远离政治，尽情地享受爱情的欢乐。而且他是言必信行必果，十分珍视这迟来的爱。由于年龄之间的差距，他们之间的感情既像夫妻，又像朋友、兄妹，甚至父女。　　但是随着岁月的变更，不知从何时起，蒋纬国夫妻长期分居，丘爱伦住在美国，并常与宋美龄来往。蒋纬国则独自一人在台，过着单身的生活。直到蒋纬国病重，她才返回台湾。　　1997年9月22日，蒋纬国去世，本来就日渐凋零的蒋家王朝愈发风雨飘摇了。//****************蒋家第三代私密生活影像***************蒋经国看着儿子欣喜难以言表蒋方良和她的宝贝儿女高雅动人的蒋孝章蒋经国和孩子们玩耍晚年蒋介石和孙子们嬉戏章孝严和章孝慈　　1935年，随着一生婴儿的啼哭，蒋孝文降生在遥远的冰雪之地——前苏联，蒋氏开始有了自己的第三代传人。此后蒋孝章、蒋孝武、蒋孝勇的出生，更是让其祖父蒋介石满心欢喜。这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的延续，更是权力的绵延……---------------命运多舛(1)---------------　　　　蒋经国看着第一个儿子的到来，欣喜之情难以言表，将目光久久地停留在孝文的身上，此时的孝文似心有灵犀般地回以父亲那浅浅的微笑。　　按照中国的传统，长子长孙总是要背负很多的责任和义务，尤其在大家族里，长子的地位更是从其出生就决定的，蒋经国自不例外。蒋孝文，是蒋经国和蒋方良在苏联患难与共的岁月中生下的第一个孩子。所以，他们夫妇对孝文都有一种特殊的情感，看到孝文，就会想起那段年少时代携手共艰危的日子。　　父亲如此，祖父蒋介石更不用说了。蒋孝文是蒋家的长房长孙，按照蒋介石的说法，是万事定于一，元者为大。所以，他对长孙的期许是可想而知的，在孝文小的时候，蒋介石就经常和他一起散步，借以熏陶他的志趣。可是，这位皇长孙并不理解祖父和父亲的苦心孤诣，每每做出的事情和长者的期望大相径庭，以至于最后让蒋介石不得不放弃幻想。　　孝文上学的时候，父亲蒋经国严禁他在老师、同学面前说出自己的特殊身份，所以，很长时间里，大家并不知道此人就是正牌的皇孙。后来，负责看管孝文的副官多嘴，他让孝文去和老师说起自己的家世。果然，机会来了，老师问起孝文家里都是做什么的，孝文按照副官的说法回答：“祖父在做皇帝，父亲在做专员。”这一来可好，白白挨了蒋经国一顿结结实实的狠打，副官当然也是不能用了。　　应该说，蒋经国对孝文的管教可说非常的严格，只要孝文犯了什么错误，总是难逃蒋经国的一顿训斥甚至鞭打，而这种打也不是做做样子，真正是往死里打。所谓“爱之愈深，责之愈切”，可能便是如此。所以，孝文基本上最怕他的父亲。　　但尽管蒋氏夫妇投下了大量的心力，可是，他们的收获却极其有限。孝文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在最艰难的时代里，孝文越过大半个亚洲大陆，跟随他的父母回到祖国，可是，这些颠沛流离的经历没有让他学会惜福，反而变成一个标准的纨绔子弟，骄横无礼。　　据说有一次，蒋孝文在台北统一饭店喝了酒以后发酒疯，在饭店大吵大闹，起先是摔了一个酒杯，当时有位管理人员不晓得孝文是何许人也，就过去制止他，孝文喝过头了，不但不理会饭店工作人员的制止，反而开始砸玻璃、掀桌子，把所有在场的客人都吓跑了不说，把人家店里所有可以摔的东西都摔烂、砸坏，然后在侍卫人员的劝解下，才离开现场。　　后来，餐厅的负责人气得不得了，当天晚上就打电话给蒋经国，告诉蒋经国孝文把他的店全砸了。连夜，蒋家就派人去清算孝文到底砸坏了多少东西，蒋经国原价赔偿无误。　　如果说这可能还是传说，而他差点误枪杀人的时间则是确定无误的。　　孝文从小就对枪支很有兴趣，从高中时代，只要回到长安东路官邸更是枪不离手，经常见他把玩左轮手枪之类的武器，但行伍出身的蒋介石对此不但不禁止，反而很高兴，因为这颇有乃祖父之风，所以自然没有人敢去制止阻挡他。蒋介石还鼓励蒋孝文去打靶、练枪法，因而孝文更是把手枪当作他随身的宝贝，除了去学校之外，常常见他腰间别把左轮枪。　　某日下午，有位便衣卫士李之楚刚好下班，回到宿舍休息，一进门，就见到孝文一个人躺在床上耍弄着他的左轮枪，孝文看见李之楚进门，就喊了一声：“不准动！”然后把枪口对着李之楚瞄准。李之楚平时也和孝文玩得很熟，以为孝文又是在开玩笑，就随口一句：“唉！别随便拿枪对人乱指，会闹人命的！”孝文一时失手，或者是神情有些恍惚，手指突然不听使唤，只听轰然一声，孝文竟然扣动了扳机，一枪刚好打中了李之楚的胸口，当场李之楚就倒在血泊中。送医急救后，幸运的是李之楚竟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但后来蒋经国大概怕有人说话，于是把李之楚想办法弄到高雄的建台水泥公司去服务，也算是为自己儿子的一时失手向他表达一些弥补歉疚之意。　　1955年，蒋孝文念到了高中三年级。蒋介石考虑，孙子学习成绩太差，即使“教育部”照顾他上大学，成绩也跟不上，长辈们也脸上无光。另外，蒋还考虑，在台湾这种环境里，对蒋孝文的成长没有好处，不如将他送到美国去，没有优越感了，就会好好学习。但如何将这个“混世魔王”送出国读书，却成了难题。因为此前局势紧张，很多要员纷纷把自己的孩子送外国就读，为此蒋经国还在一次集会上，大骂那些将高中生送往外国留学的国民党官吏。由于蒋氏父子的反对，从1953年起，台湾的高中毕业生再也无法赴美留学。　　教育部部长张其昀为此苦苦思索，该怎么办，才能不犯众怒又不违背上意。考虑来考虑去，觉得用当局的公款——奖学金，送蒋孝文去留学不失为一个万全之策。但用奖学金不能只奖励一个人，必须选派一小批，这样岛内才不致掀起波澜。最妙的办法是现行规定不废除，“教育部”重新下一通知，说根据“国家”需要，台湾拟派一批应届高中毕业生去美国上大学，希望大家报名参加留学美国的考试，然后择优录取。//---------------命运多舛(2)---------------　　这样，台湾当局“教育部”赶在1955年全岛大学联考前，在台北进行了一次应届高中毕业生赴美留学考试。蒋孝文当然参加了这次考试。10天之后，成绩出来了，蒋孝文只得了161分。尽管蒋孝文的成绩差一大截，但张其昀决定不公布分数，只公布录取名单。发榜之前，在“教育部”召开一次留学生“考试委员会”全体成员会议，统一口径，并强行将蒋孝文塞进录取名单中。　　但纸是包不住火的，其他没有录取的考生家长透露了这个消息，1955年7月24日，香港《自由人》公开了蒋孝文赴美留学的内幕。此文一发表，立即在港台两地引起轰动，各界人士纷纷指责蒋氏父子和台“教育部”。由于风波闹得很大，蒋经国不得不出面公开向外界宣布，他儿子蒋孝文已放弃留学。这才平息了这场风波，此风波平息后，蒋介石还是通过另外途径将蒋孝文弄到了美国。　　就是在美国，蒋孝文遇到了后来的妻子徐乃锦。徐乃锦小名“南茜”（Nacy）,生于1938年，母亲是德国人。中西合璧的她，鼻梁高挺，美貌出众。她有一个名声显赫的祖父，那就是反清英烈徐锡麟。徐乃锦的父亲徐学文是留德博士，在德国结识了徐乃锦的母亲徐曼丽，两人回国后在上海成亲。在台湾期间，徐学文曾担任樟脑局局长，为官清廉，为人内向耿直，颇为蒋经国欣赏。徐乃锦的母亲徐曼丽则热情好客，乐善好施，对女儿的影响很大。　　　　有“混世魔王”之称得蒋孝文和母亲在一起时，竟也乘巧地坐于母亲身后乖巧起来。　　徐乃锦是蒋家媳妇中学历最高的一个。中学毕业后，她先到德国学德语，然后进入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攻读心理学，取得硕士学位后，又进入华盛顿天主教大学进修戏剧。她精通中、英、德、法四国语言，为今后在“女青会”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蒋孝文与徐乃锦的少年时期，蒋徐两家是邻居，俩人两小无猜。后来他俩又在美国旧金山求学相遇，并且相爱。在徐乃锦升大二时,他们决定结婚,徐乃锦从此正式加入了“第一家庭”，那年她才22岁。　　但关于二人的成亲，还有一段趣事。据说当孝文和徐乃锦的恋爱消息传到国内，蒋经国为此欣喜不已，立刻致电蒋孝文，建议他好好珍惜，交往一段时间，不妨一边成家，一边念书。不过，没想到徐乃锦的家人反对这门婚事，认为蒋孝文是花花公子，嫁给他很难保证将来不会闹纠纷，女儿的终身幸福没有保证。但徐乃锦坚持己见，她认为蒋孝文秉性不坏，只是脾气急躁了些，所以才会惹出一些是非。为了阻止这门婚事徐家家长要徐乃锦休学回国，蒋、徐两家为此一度闹得有点僵。但是，蒋经国最后使出一个高招，使得徐家无法再反对。他轻车简从，提了一篮水果，亲自到徐家求亲，使得徐家大为惊讶，认为这实在担当不起，因此不看僧面看佛面，准许了这门婚事。　　徐乃锦与蒋孝文成婚后不久即怀孕回国待产，生下女儿蒋友梅之后继续赴美念书，完成学业后，与蒋孝文双双回国。蒋孝文开始从政，蒋介石父子虽有恨铁不成钢之感，但栽培之心始终不死。为了让蒋孝文取得行政和经济管理方面的经验，先后派他担任了台湾电力公司桃园区管理处处长、国民党桃园县党部主任委员之职。徐乃锦则参加社会工作，夫妻甚为恩爱。但结了婚的孝文，个性并没有因此稳定下来，反而染上酗酒的恶习，而且只要他喝了酒就惹出些事端。　　有一次，大概又是和太太有点口角争执，便出去喝酒解闷。哪知道他喝醉以后，心中一时情绪不能发泄，就开着官邸的一部美制别克汽车，沿着中山北路一路急速奔驰，最后，因为他那晚实在已经烂醉如泥，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出了一场车祸，把那辆别克车撞得面目全非，连方向盘都给撞歪了，孝文自己也受了轻伤，门牙全部撞断，满口鲜血，后来只好全部装假牙。　　蒋孝勇曾说，父亲为了劝他大哥戒酒，想到身教重于言教，自己首先戒酒，然而为长子费了那么大的劲，蒋孝文却仍然秉性难改。　　1970年，蒋孝文因为宿醉导致血糖过低昏迷不醒，后来虽然急救苏醒过来，可是脑部因而受损，从此，蒋孝文的举止有如四五岁的孩子。而市井之间对蒋孝文的病情更有种种传说，有人说他得了西贡玫瑰、国际梅毒，有人说他早已残废，变成植物人……种种臆测不一而足，越荒诞越有人相信。　　本来，在蒋家的嫡子当中，孝文本来是作为“接班人”培养的，如果在一个平实的环境中成长，应该可以独当一面、成就不凡，但是谁让他出生在这样一个煊赫的环境？蒋孝文昏迷后不久，蒋经国到医院去看望他。望着昏迷的儿子，蒋经国禁不住悲痛万分，不停地对爱子喃喃呼唤：“爱伦（蒋孝文的英文名）！爸爸对不起你！”蒋经国的愧疚主要是因为孝文继承了蒋经国从毛夫人遗传来的糖尿病，或者这就是命运。　　蒋孝文的突然生病，最伤心的还是比他小３岁的妻子徐乃锦。这是她毕生最大的打击。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徐乃锦最后决定留在丈夫的身边，她说“否则我会一生不安”。为了这个决定，徐乃锦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往后的日子里，爱情逐渐远去，责任继之而来。她不再依靠他，反而成为他的依靠，在蒋孝文18年的病榻生涯中，徐乃锦始终细心地呵护、照顾他。在她的努力下，蒋孝文的病情有了好转，智力也开始恢复。蒋经国去世时，蒋孝文出现在父亲的灵堂前，当时的模样仍然不失健康。但是，两年后命运之神再次给徐乃锦以重创，蒋孝文还是因喉癌不治而去世。//---------------命运多舛(3)---------------　　“她是一位爽朗的女性。”一位接近徐乃锦的朋友说：“自蒋孝文病后，她表现出女性少有的坚强与独立。”了解徐乃锦的朋友分析，“她的童年受母亲影响甚大”，是她童年看着母亲无私照顾朋友的亲身感受，使她在丈夫病发后，能够长期如一，毫无怨言。她经常说：“我对人生的看法是积极的，再大的挫折都不能放弃，上天总会给我路走。”　　在照顾蒋孝文之外，徐乃锦将自己的很多精力投入到社会活动中。24岁时她就加入了“台北女青年会”，数度代表“女青会”参加国际会议，为发展中国家捐助钱粮。在她的领导下，“女青会”不仅越来越壮大，她自己还竞选连任了由九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组成的“世界女青年会”执行委员。1988年蒋经国去世后，蒋家媳妇不能工作的规矩自动取消，同时蒋孝文庞大的医药费也须自筹，所以徐乃锦从此开始正式扮演一个职业妇女的角色，自食其力。她辞去了“女青会”会长职务，转任理事长，然后与朋友合办“公元投资信托公司”。徐乃锦说，她自己并不真正缺钱，她“只想活得有尊严，可以发挥自己的力量。从前没有机会试，现在可以试了，对我来说，是一种新的挑战”。　　蒋友梅是蒋孝文和徐乃锦惟一的女儿，她生下来没多久，因为父母双双到美国读书，留她一个人在台湾，所以由蒋经国、蒋方良带大，蒋友梅7岁时，蒋孝文已卧病在床，因此蒋经国和蒋方良把更多的爱给了这个长孙女，而蒋友梅也不负众望，聪明伶俐，深获蒋经国、蒋方良宠爱。早年，蒋友梅还在童年时期，蒋经国和蒋孝文夫妇尚住长安东路18号，蒋经国每天回家第一句话必定是“友梅，grandpa回来”，然后进屋抱起友梅又亲又吻。　　在蒋家，几乎没有人敢和“地下总统”蒋孝勇对抗，但蒋友梅却是个例外。蒋经国晚年时视力不好，对外界的消息不太灵通。为了父亲的身体着想，蒋孝勇曾经吩咐蒋家上上下下不要把有关蒋家的负面消息告诉他；但是蒋友梅接受的是西方教育，她把外界对蒋家的责骂一字一句地念给蒋经国听，好几次都让蒋孝勇怒不可遏。这也能从侧面反映蒋友梅的性格。　　蒋友梅高中毕业就被送到英国去学习艺术，毕业后，母亲不让她回台，原因是怕回来后会再次掉入“特权”之中。结果，蒋友梅自己便在银行兼职，取得了剑桥大学的艺术博士学位，她在绘画方面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在公公、丈夫相继远离人世后，蒋友梅成了母亲心中最大的“人生瑰宝”，经常与母亲在电话中谈心。1996年蒋友梅觅得如意郎君，1997年与英国世家子弟逸恩生有一子。//---------------父母的最爱(1)---------------　　　　母亲一手搂着哥哥，一手扶着妹妹，看着慢慢长大的儿女满脸的喜悦。哥哥似在向母亲撒着娇，而蒋孝章却自顾自地想着心事。　　“女儿是妈妈的贴心小棉袄”，这句话用在蒋孝章身上是最贴切不过了。她不仅是母亲蒋方良的贴心小棉袄，更是蒋经国、蒋介石夫妇的小小解语花。　　1937年，蒋经国夫妇偕一子一女（爱伦与爱理），千里迢迢从苏联回国，蒋介石一见中俄混合结晶、金发碧眼的孙女就顿生喜爱之情。难得的是她落落大方，并不像一般小女孩那样羞涩，不与大人接近。按照中国旧习，生子是弄璋之喜，生女只是弄瓦之喜。但因为蒋介石特别钟爱孙女，一反常例给这个孙女取名孝章，把她看作美玉。为什么呢，物以稀为贵，因为蒋孝章是蒋介石惟一的孙女。　　不像自己的哥哥蒋孝文那样跋扈，蒋孝章从小听话懂事。上小学的时候，蒋经国不放心让蒋孝章吃外面的餐食，叫司机中午为蒋孝章送饭盒去，蒋孝章却不希望被同学视为特权阶级，坚决要在学校吃饭。最后司机只得将饭盒放在学校门房的地方，看她拿到饭盒。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她很少坐汽车，宁愿骑脚踏车去上学，并且对周围的人彬彬有礼，从不摆小姐架子，这些使她受到了蒋家侍卫和服务人员的尊重。　　孝章的心地很善良，可是她的个性和脾气却相当倔强，所以，蒋经国在家谁都不怕，就怕他的女儿孝章发脾气。只要是孝章什么事情不愉快，蒋经国官邸就像笼罩在一片低气压当中，蒋经国真是食不知味，非要把孝章逗到笑了，蒋家的低气压才算解除。通常，只要孝章发起脾气来的时候，蒋经国偶尔会叫好友王叔铭到家里来，一起把孝章哄到台北的“空军新生社”，一块儿吃顿饭，在轻松的气氛中，让孝章心情缓和下来，总算雨过天晴。　　而在兄弟中间，蒋孝章更是“救命稻草”。蒋孝文在回忆自己的童年时曾道：“那时我非常顽皮，时常惹得父母生气。父亲一生气，就会把我绑起来打。挨打的时候，惟一可以救我的人，只有小妹孝章。父亲最喜欢她，她又懂得向父亲撒娇。她扑到父亲怀里就万事皆无了。她是我可靠的避风港。最怕的就是她上学不在家，那就没有人能‘救’我了。”由此可知，蒋孝章在其父心目中的位置。　　从大陆到台湾的三四年后，蒋孝章已是16岁。“长得婷婷秀丽如同浴露玫瑰一般，人见人爱”。她是混血儿，既有东方女性的贤淑之气，又有几分欧洲女子的洋味，很有魅力。1957年，蒋孝章中学毕业后到美国留学，攻读英国文学。临行前，蒋经国生怕爱女在国外无人照顾，就重托了当时的“国防部长”俞大维，他的家庭在美国。俞大维接受使命，立即打电话到纽约的家里，要儿子俞扬和尽心照顾蒋孝章。就是这样，母亲蒋方良还是不放心，亲自伴送女儿到美国。她在美国住了一段时间，看到女儿诸事妥帖，才放心回到台湾。　　这一来，月下老人的红线就把一对青年男女——蒋孝章和俞扬和紧紧系在一起了。　　关于两个人的相爱历程，由俞扬和、蒋孝章两人署名的《俞扬和与蒋孝章红宝石之路》做了最详细的阐述，这也是对外界众多不公正报道的一种纠正。之所以叫“红宝石之路”，正是为了庆祝二人结婚40周年，正逢“红宝石婚”。　　在文中，俞扬和回忆了自己和蒋孝章的初遇：“1959年近圣诞节，孝文、孝章兄妹俩初次来美，先至华盛顿特区舍下作礼貌性造访，旋即转往旧金山。适余正和第二任妻子华裔生活习惯不尽相同，意见也不合，致情绪低潮，歉未尽情招待，更谈不上深刻印象。当他们在金山出现困难或发生些问题时，求助无门，便打电话来舍间，那时候义不容辞只有由我设法帮忙去解决。后来我因业务到美西，顺道来金山看他们和代解决问题，三人在一起吃过几次饭，才算正式相识。就在这时与孝章不知为什么就是那么契合融洽，显有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之感，此后常在电话中聊天，似有说不完的话，很快便建立起来了情感。如果说‘千里姻缘一线牵’，那彼我间这几根线应该就是电话线了。”　　可是，二人恋爱的消息传到国内时，却引起了轩然大波，原因很简单，俞扬和曾经离过两次婚，比蒋孝章还大一二十岁。于是各种谣言满天飞，有的说俞扬和是个纨绔子弟，吃喝嫖赌无所不具，还有的说这是一场政治婚姻，蒋经国为了拉“拢国防部”长不惜用女儿做牺牲品。　　为此，俞扬和在回忆中提到，“（我）自问于心无愧，自信‘真金不怕火炼’，不必他人传话，决心单枪匹马回台北亲向经国先生禀报，接受挑战。话再说回来，我也据实禀报如何与第二位内子因生活习惯不同及意见不合而协议离婚的往事。虽未听他老人家任何评论，但见带有同情的表情，沉思一会后又说了一句似极平常实非平常的话“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未加以解释，实却代表了千言万语的内涵。而他老人家似意犹未尽，嘱再说下去，猜测其定想了解什么？便大胆直率地坦陈“孝章与我在美国一东一西，人格保证不敢越雷池一步，可请孝章回国体验，证明如有越轨行为或言之不实，誓愿接受任何处分或横遭雷击”，蒙即赐复“不必这么说”，但相信以经国先生之超人智慧，经历及经验，对当初所闻和我所说必然也很易于查证过，才完全改变了对我的观感。”//---------------父母的最爱(2)---------------　　1960年，蒋孝章22岁，与俞扬和在美国旧金山结婚。蒋介石与蒋经国不好轻易出国，宋美龄又身体不好，主持婚礼就由蒋方良来担任。不过，她带着蒋介石给孙女的亲笔贺信，还有一份数额不小的礼金。婚礼在秘密状态下进行，仅有双方家长与少数亲友，但仪式是隆重的。第二年，蒋孝章与俞扬和的爱情就结了硕果，生了一个男婴。蒋介石亲自题名为“祖声”。　　蒋友梅和俞祖声共同分享蒋介石和蒋经国的宠爱，蒋介石和蒋经国每见到两个孩子在一块玩儿时，便笑逐颜开，一手搂一个，一男一女，一派享尽天伦之乐的景色，好不快乐幸福。　　俞祖声慢慢地长大，蒋经国的爱心始终未减。这可以从蒋经国在他亲撰的《守父灵一月记》里找到一点端倪。他在1975年５月１日的日记中这样写着：“外孙祖声是一天真、诚实而又聪明的孩子。在余居丧期间，接获其所写初中毕业作文，题为《我的外祖父》，读后甚感安慰，文中说：‘这位在我脑海中留有许多印象的人就是我的外祖父。我的外公总是遵循一条哲理，那就是往者已矣，把握现在，来者可追。他认为文明是在进步的，更重要的是他尊重列祖列宗所创造的历史。我的外公有一个习惯，他每天把他的活动思维保持纪录。微胖的身材配上中等的个子，他的体重整整有140磅，黑色的头发夹着花白，他的头发老是由前额向后梳，红润的面额加上饱满的鼻子，更衬出外公的性格，他的姿势仪态与举手投足随他的心情而有不同变化。他不只是我的外公，亦是我的好朋友，说真的，他真的是我一位十分亲密的良伴。’此14岁孩子，从其作文中，可知其何等有条理和热情。祖声曾有数次在慈湖侍外曾祖父一起餐聚散步，今日父亲在天有知，闻外曾孙已经长大并如此聪明，必甚安慰。”从这段文字中，我们足可以看出蒋经国对外孙的欣慰。　　尽管蒋孝章深受蒋介石、蒋经国的宠爱，但她却从不恃宠而骄，当蒋经国打算安排俞扬和到台湾做“华航”总经理时，蒋孝章坚决拒绝，远离政治核心，她与俞扬和结婚后，定居美国，每年总要回台湾两三次，每次一两个月，探视父母、祖父母。但她都是悄悄地来，悄悄地走。不愿大肆声张，甚至连亲友也不知道。　　虽然不能回台湾，但蒋孝章和父母常常用书信联系。她的信并非只是问起居，内容非常广泛，有时还和父亲探讨一些政治、哲学等问题。这时父女的关系就变成了朋友间的切磋学问。　　　　穿起旗袍的蒋孝章，高雅动人，父亲对这个唯一的女儿极尽宠爱，和蒋孝章在一起，父亲总是一脸笑容。　　这些点点滴滴在蒋经国1975年的日记很好的体现，“7月7日日记：章女来信中录有西方格言一段，含意甚深，试译如下：若求生活无忧无虑，劝你切实把握今朝，放下昨天错误和挫折，撇开明天的阴云暗影，莫把时光徒用于杞人忧天或遐思幻想。切记每寸光明都是生命的片断，应为造物之神奇而欣喜并心存感激，用欢乐与信心去迎接人生。……9月13日日记第十条：近来与章女通信中，常常谈起哲学上的许多问题，章女说：‘人生的价值，不只是在与人共享欢乐，而更是在与人共享苦难。’这两句话，反映出了我的人生观，在今后的岁月中，余将不遗余力，为苦难者多做工作，以慰我不安之心，面对敌人不足惧，面对困难不足忧，只怕自己不努力，不肯上进耳。”　　　　蒋孝章的话，居然成了父亲自励的格言、座右铭，可见女儿在蒋经国心中的地位。但从1988年1月蒋经国去世时，蒋孝章返回台湾参加丧礼。此后，一去不回，已与台湾缘绝。去年蒋方良去世，蒋孝章因为身体患病不能返台，从此更与故土遥遥远望了。　　但与蒋家的其他人相比，蒋孝章无疑是幸福的。尽管出生无法选择，但命运有时可以由自己决定，或许这就是聪明的她为什么远离这个政治旋涡最大的原因。//---------------强硬的“二殿下”(1)---------------　　　　孝武本应成为蒋家的第三代领军人物，可他却只能到异国他乡去找寻一时的安宁。可见政治，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蒋经国精力充沛，一天的劳顿后，也还能和孩子们玩耍地如此快乐。　　1945年4月25日，蒋孝武出生在浙江奉化溪口，此时正逢抗日战争即将结束。蒋孝武的降生给这个在战乱中辗转迁徙的四口之家平添了一丝欢乐。蒋孝武与他哥哥蒋孝文有所不同，他从出生时起就生活在十分优越的政治世家里。　　从小他的心眼就特别多。蒋介石每每端坐在沙发上看着孙子们嬉闹时，就常对身边的人说：“这个孝武啊！眼睛动不动就眨呀眨的，可见他主意多，是个计谋多端的‘鬼灵精’。”而为什么哥哥叫“孝文”，弟弟叫“孝武”？原因很简单，正如当年蒋介石安排蒋经国、蒋纬国，一个学政治，一个学军事一样，也是为了巩固蒋家天下。　　蒋孝武并没有在大陆呆得很久，四岁多，就随父兄来到台湾。小时候的蒋孝武和哥哥一样调皮，无论在台湾长安东路读小学，还是后来在士林地区的中学时代，哥儿俩比试的不是彼此的学业成绩，而是如何在恶作剧般的游戏中进行不懈的较量。　　其实为什么蒋家弟兄会顽劣至此，父母教育不得当固然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他们生存的环境实在太优渥了。他们心中都清楚，即便他们不像贫困学生那样去拼命攻读学业，即便他们将来的成绩一无是处，也绝不必为自己将来的前程担忧。他们的前途、他们的将来、他们的生活前景，其实早有人在暗暗替他们做了精心的安排。正因为如此，本可以努力学习的蒋孝武，也像兄长蒋孝文那样，在学业上始终处于中下等水平，到蒋孝武中学毕业前夕，他的学习成绩已经滑到全班最低的位置。　　在台北读完中学以后，蒋介石就把蒋孝武送到德国的军事学校学习，但蒋孝武对军事的兴趣远不如对政治那么浓厚，于是他自作主张改到慕尼黑政治学院政治系研究政治。学成归国后，蒋孝武回到台湾后，此时蒋孝文因为酗酒导致身体恶化，自然接班成了问题。于是蒋介石和蒋经国便将希望寄托在蒋孝武身上。　　“二太子”一归来，其得到的重视就是非同小可的，而蒋经国已经为他铺好了一条从政之路。蒋孝武就被安排在赵聚任和严孝章两位叔叔身边学做人做事。赵聚任是赵恒惕之子，严孝章是严复的孙子，他们是蒋家的“自己人”，跟着他们，不仅蒋经国放心，就是蒋孝武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国民党的党营和公营事业，差不多都和“辅导会”脱离不了关系，26岁那年，蒋孝武在“行政院国军退役官兵辅导委员会”担任顾问，这是重复父亲走过的从政之路，蒋经国就是在这里当了8年的主任之后，开始进入地方各个行政、经济部门的。此后，蒋孝武又在国民党“中央政策会”和“组织工作委员会”及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工作过。　　短短几年，蒋孝武进入了好几个核心部门工作，虽然职位不高，但蒋经国依照蒋介石培养他时所采取的原则“不求名分，但求实质”，对儿子进行密集的锻炼和培养。1979年，蒋经国对蒋孝武又进行了特殊安排，让他进入“国家安全会议”，这个机构是国民党最重要的一个部门。在父亲的监管下，蒋孝武的行为比过去规矩多了，再加上父亲是“总统”这样的背景，他的政治行情一路看涨。　　同时，蒋经国还安排蒋孝武进入文化新闻界。1976年其兼任华欣文化事业公司董事长，后调任“中央广播电台”主任，翌年转派台湾广播电视事业协会理事长、国民党中央党务顾问、新闻党部常务委员。1980年出任“中国广播公司”总经理。应该说，这时的蒋孝武是“春风得意”，仕途顺利了。　　但谁也没有想到，1984年的“江南命案”掀起了轩然大波，也阻碍了蒋孝勇的政治升迁。　　1984年10月15日，作家江南在美国旧金山市郊区家中被暗杀身亡，如果只是一件普通的刑事案件，本不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但因为作者的特殊身份和特殊著作，这件事惊动了整个美国新闻界。　　江南，原名刘宜良，祖籍江苏。他少年时期即随家人离开镇江赴台湾读书，不久他又以优异的成绩在台湾大学毕业，投身报界以后，江南因他的生花妙笔和一篇篇有影响的文章，而跻身于《台湾日报》的名记行列。　　由于江南反对台湾当局的强权政治，在当了几年新闻记者以后，他愤而赴美。江南先后在纽约和旧金山等地求学，在美利坚大学攻读国际关系硕士学位后，此后继续以笔名江南在美国几家主要报刊不断发表各种文章，一时在美国华人范围内声名鹊起。　　从1960年起，江南就在美国开始筹划写作《蒋经国传》，经过十余年的准备，包括他本人数次到祖国大陆，自费沿着蒋经国从前的足迹所及之地，进行一次长达几千公里的长途采访，最后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用大量第一手资料，写成了《蒋经国传》一书初稿。//---------------强硬的“二殿下”(2)---------------　　1980年，《蒋经国传》首次在纽约一家有影响的华文报纸上连载。影响颇大，海内外大为震惊，因为当时的蒋经国还是个神秘人物，出版他传记本身就是个震动。况且江南书中所写的内容，在当时还是读者们鲜为人知的。所以台湾当局在无法买断书稿版权之后，又派员秘密飞到旧金山，和江南协商设法在公开发表时除掉书中涉及蒋经国私情的内容。其中特别要他删掉涉及蒋孝文和蒋孝武的相关内容。这次在朋友们的劝说下，江南作了必要的妥协，同意删除一些敏感的情节，但他仍拒绝把这部书稿换成巨额美金，不出单行本的建议。不久，在美国出版界友人的大力支持下，《蒋经国传》英文版终于在美国面世！这样一来，他就成了台湾当局仇恨的人物。　　于是台湾“国防部”情报局局长汪希苓指派第三处处长联络竹联帮头领陈启礼，指使两名竹联帮打手吴敦、董桂森潜匿到旧金山江南住宅的车房里，开枪打死了江南，从而制造了举世震惊的“江南命案”。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我们强烈谴责这种恐怖主义的卑劣行径。”而美国政府发言人声明说：“台湾情报机构成员参与此事，在美国土地上谋杀美国公民，显然是十分严重的事件。”经过调查，美国联邦调查局查出了竹联帮的打手为直接杀人凶手。美方要求引渡陈、吴二人未果，于是向新闻界透露已掌握一卷陈启礼为防万一所录制的录音带，证实有国民政府的情报人员介入其中。　　蒋经国闻讯大怒，于1985年1月10日，下令逮捕情报局长汪希苓、副局长胡仪敏、第三处副处长陈虎门，并于1月13日发布消息承认情报局官员涉案。3月1日陈启礼的密友绰号白狼的张安乐，与一位替陈启礼保管录音带的“背影”（匿名），在洛杉矶台湾人社团举行了“江南命案座谈会”，向人们抛出一个重磅炸弹——宣布蒋孝武就是谋杀江南的元凶。国民政府虽判处陈启礼、吴敦、汪希苓无期徒刑，胡仪敏、陈虎门徒刑2年6个月，但是蒋孝武的名誉永远“毁”了，人们不再相信蒋孝武，他成为众矢之的。　　为了改变蒋孝武的形象，尽快平息这场风波，蒋经国不得不于1986年3月将蒋孝武派往新加坡任“台湾驻新加坡商务代表团副代表”。此外，蒋经国并进一步宣布从未考虑蒋家的人继任元首一职，“经国的家中，有没有人会竞选下一任总统？我的答复是：不能也不会。”这也是无奈之举。　　为什么替儿子选择新加坡，蒋经国自有考虑，因为台湾与新加坡关系非常密切。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经常来台北，他的母亲更不时喜欢到台湾小住，1985年11月以前，李光耀来台北，轻车简从，绝对保密。早在蒋经国任“行政院长”时，这两位便已成为相当亲密的好朋友了。每次李光耀来，蒋经国总是陪着他到处走，台湾本岛及外岛几乎走遍了，连大陆脚下的金门，他俩也常去。出于二人交情的考虑，蒋经国要把儿子外放，惟有新加坡最令他放心，也惟有新加坡对蒋孝武最欢迎。　　在蒋经国死前一个月，蒋孝武结束台湾假期向蒋经国拜别，那时虽然种种迹象显示蒋经国的病情愈来愈恶化，可是，现实的环境却必须逼迫蒋经国做出决定，让二儿子蒋孝武远离台湾，而蒋孝武似乎也从医生那儿隐约知道蒋经国的病情，所以，蒋孝武红着眼睛到蒋经国房间拜别，然后怅然离去。　　1988年1月，蒋经国去世。同年4月，台湾部分“立委”就提议叫蒋孝武到“立法院”去澄清“江南一案”。蒋孝武顿感世态炎凉，失去蒋经国这座大“靠山”后，他在政治上再也不能东山再起。此情此景，使蒋孝武萌发了退隐之意，1991年他终于卸下职务，回到台湾，但此时病魔却又朝他走来。同年7月31日，蒋孝武患慢性胰腺炎去世，年仅46岁。他的去世，间接向世人表明：掌握台湾政局40年的蒋氏家族正式退出政治舞台了。　　与蒋孝武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涯相比，其感情生活相对多姿多彩，几经反复。　　蒋孝武的原配夫人是瑞士籍的华侨汪长诗，父亲曾是台湾驻欧“外交”人员，和孝武是在留学德国期间认识的，后来两人相爱就步入结婚礼堂。可是，双方性格的倔强为彼此的婚姻埋下了不幸的种子。　　据蒋介石身边的侍卫介绍，一次清晨，蒋经国在慈湖守灵，太太汪长诗要来见她的公公蒋经国，大家都很纳闷，汪长诗有什么急事，什么时候不可以见面，偏偏要在清晨见蒋经国，到底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一时之间，大家议论纷纷，可是等到汪长诗出现，大伙才知道，原来是汪长诗和蒋孝武闹别扭，情况闹得很僵，所以非找蒋经国出面不可。慈湖方面知道了大致的情况，在汪小姐没来慈湖之前，就通知蒋孝勇，叫他前来做调解人，希望能够缓和孝武夫妇的僵局，可是，孝勇调停无效，只有请蒋经国亲自出面了，汪长诗还是见到了蒋经国，蒋经国也承诺要负责找孝武，向汪长诗低头赔不是。可是，孝武何许人也，岂会如此软弱，根本就不理会汪长诗到慈湖告状这码子事，对父亲蒋经国的劝说也是有如耳边风，根本听不进去。因为两人老是见面就吵架，最后只有走上离婚一途。　　还有一次，汪长诗从海外过境台北机场时，蒋家亲戚希望孝武能够去机场接机，这样，汪长诗在孝武给面子的情况下，二人的僵局还可以打破。可是，哪知道蒋孝武对亲友的这个计划，根本是不屑一顾，觉得自己是堂堂“总统”家庭的第三代，别人应该来向我低头才对，哪有堂堂男子汉向女人低头的道理，因而，孝武根本连机场都懒得去。如此一来，汪长诗在机场等不着孝武，一气之下，愤而离开台湾，从此和蒋孝武分道扬镳。//---------------强硬的“二殿下”(3)---------------　　俩人生有一女，名蒋友兰，一子名蒋友松，一双儿女住在台北。汪长诗固定在寒暑假回台湾，看看儿女们，同时还和蒋孝武成了不错的朋友。　　离婚后的蒋孝武感情生活依然很丰富，周旋于他四周的名女人包括影视歌星之多，自不在话下。而他的再婚问题一直为人们注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蒋孝武与郑绵绵的婚谜。据说，1984年4月，蒋孝武在菲律宾，有人目睹他与郑绵绵挽手散步，进而传出他俩秘密结婚的消息。这位郑家大小姐，其家业遍及全球，而以台港新菲为重点。她能在20多岁芳龄便拥有如此令人羡慕的企业王国，一方面是她父亲有意的安排；另一方面，与她的勤奋好学有关。为了保有其庞大产业，也为了郑家在大笔资金转进台湾时能不被那里虎视眈眈之人侵蚀并吞，有人说郑家大小姐想嫁给蒋孝武，但这段姻缘没成。还有人说，郑家在菲岛结交权贵本可稳定自己根基，但它最大靠山却是当时的反对党的阿基诺一人，自从阿基诺返国并被暗杀于机场后，郑家顿失依恃，不得不暂退出吕宋，而把财产转移到台湾，以保其财产基业。可借这段婚姻的真实性有待查证，有的人干脆说它是“地下婚姻”，但不管怎样，本来就很神秘的蒋孝武越发莫测，成为城中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　　蒋孝武第二次公开的婚姻对象是台湾省籍女子蔡惠媚，蔡惠媚的家世很好，是台中县清水的名门望族，在海运界颇具知名度。蔡惠媚在家中最小，清纯美丽，活泼可爱。本来在经济上，她根本没有必要外出赚钱，但是因缘际合，蔡惠媚却成为孝武尚未离婚时，女儿友兰的英文教师。为了赢得美人归，蒋孝武改变了以往的强硬个性，在作为和生活步调上，都慢慢做了微妙的转变。可见，爱情的力量即使在这位时人视为“太子”的身上，扮演了多么重要的角色。特别是蔡家本身是台中的大户人家，根本没必要去攀蒋家这门亲戚。而且，台湾人对蒋家基本上是有着十分歧异的看法，加上孝武过去在政坛上的一些风风雨雨，蔡家自然早有所闻，所以，女方家长对这门婚事，基本上最早的兴趣实在不大，要不是孝武苦苦追求8年之久，感动了蔡惠媚，恐怕这门婚事永远都不会成功。　　　　晚年的蒋介石和孙子们嬉戏时竟也是如此地开心。　　蒋经国对蒋孝武的这档婚姻，非常重视，而且这是蒋家头一次和台湾籍人士结姻亲，自然更为重视，何况孝武有离婚记录，蒋经国怕孝武再有失足记录的话，势必引起社会更为负面的批评。所以，父子两人为此曾经做了一番深谈。当蒋经国明白儿子这次是真心要和蔡小姐在一起后，他才要孝武以蒋经国本人的名义，把蔡惠媚的父母请到七海官邸来，由蒋经国出面在官邸客厅准备茶点，招待了蔡家二老，并且借着茶叙的时间，由蒋经国、蒋方良夫妇，亲口和蔡家二老把亲事定下来，但是为了尽量减少外界干扰，婚礼决定在孝武“驻节”的新加坡举行。　　蒋孝武在新加坡举行的婚礼，由于蒋经国是不可能出台的，其他的蒋家亲人也不可能前往，所以，蒋经国特地命令蒋孝勇代表全家，到新加坡去参加孝武的婚礼。对蒋孝武而言，与蔡惠媚在新加坡生活的这段时间，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他曾说，在狮城他可以自由地在最热闹的马路上逛街，就算是穿一条短裤也没人会注意你。但最重要的不同还是因为他有了蔡惠媚，有了可以倾诉的对象。蔡惠媚加入了他的生活，随他出席各种正式聚会，也陪他穿着短裤、趿拉着拖鞋上街吃小吃，这样的生活真是难得的惬意自在。　　蔡惠媚没有自己的孩子，她把母爱都给了蒋孝武前妻的孩子友兰和友松。她对两个孩子十分疼爱，所以两个孩子同她相处得十分融洽，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亦师亦母亦友。现在，蒋友兰、蒋友松姐弟都在欧洲读中学，同生母汪长诗住在一起。蒋孝武1991年病逝时，尚未满18岁的长子蒋友松返台奔丧，曾向传媒坚称：“蒋家第四代不会从政。”或许，政治真是伤透了这位蒋家第四代长孙的心。　　蒋孝武在壮年早逝，比任何人都痛苦的是年轻的妻子蔡惠媚。她除了拥有与蒋孝武共同度过的15年相知岁月外，几乎一无所有。她曾对家人说：“孝武死了以后这些年来，我从未真正走出悲伤，我只是学着如何处理悲伤。”每逢蒋孝武的忌日，蔡惠媚都会准备一束鲜红的玫瑰花，细心整理后再送到亡夫的墓前。而这几年，她也刻意回避新闻媒体的追踪采访，只有在每年公公与丈夫的忌日，才会陪同婆婆蒋方良短暂地露一下面。或许，对于现在的她来说，平淡生活才是最好的。//---------------最后的“贵”族(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