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台湾当局采取了一系列稳定社会和恢复经济的政策与措施。如币制改革、加强外汇管制，优先发展电力、肥料及纺织工业等，使得台湾经济开始复苏。1949年的台湾，还是非常贫穷落后的。不少国民党在大陆时的县长、团长，到台湾后因为生活无着，沿街乞讨的比比皆是。当时台湾工农业生产几乎处于停顿的状态，而军事开支占财政总支出的一半以上。到了1952年，这种情况开始改变，再加上美国从1950年下半年起，开始对台湾实行经济援助，注入了大量资金，帮助台湾恢复经济。所以台湾经济很快恢复到二战前的最高水平。　　但与经济发展相背离的是蒋介石在文化上面的钳制，长达38年的戒严和白色恐怖统治，依然让今天的人心有余悸。当时甚至达到了，只要有人敢讲国民党“政府”不好，就有可能会“失踪”，特别是老师、律师、医生等精英和知识分子，可能是入狱甚至被枪毙。　　之所以说长达38年，是因为从1949年5月19日，国民党在大陆全面溃逃前夕，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秉承蒋介石之意通过台湾“警备司令部”颁布“戒严令”，宣布台湾地区处于“战时动员状态”，开创了中外历史上戒严时限的先例。根据“戒严令”规定：戒严时期禁止工人罢工和集会游行，严格出入境手续，实行宵禁，禁止张贴标语，禁止散布非法言论，禁止藏匿武器弹药，人员外出必须携带身份证等等。尤其严厉的是，规定戒严时期禁止党外人士进行组党活动，如有违反者，将以军法惩处。在颁布“戒严令”的同时，台湾又制定了一系列法规条令，使军事戒严和高度集权的专制独裁进一步强化。诸如“台湾地区戒严期间防止非法集会、罢业等规定实施办法”、“台湾地区戒严时期新闻杂志图书管理办法”、“动员戡乱时期新闻杂志图书管理办法”、“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会议组织纲要”、“妨害‘国家’动员惩罚暂行条例”等等，花样达100多种。　　这林林总总的“非常时期”法律，一方面，极大地扩充了国民党最高当局的权力，更重要的是，很多台湾人民的各种基本政治权利和生活自由被剥夺得越来越少。台湾人民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就被冠以违反“××管制办法”，依据“××惩戒法令”而遭到惩处。实在没有足够的理由来惩治，就扣上一顶“私通共匪”的红帽子，永世不得翻身。一位翻译人员因为误译了马克·吐温的书，被当作宣传马克思主义被抓，一位中学音乐老师因为歌曲中“为了穷人要翻身”的歌词，书被查禁，人被逮捕，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而此时的宋美龄也在鼎力相助，继续扮演“好帮手”的角色。1950年，刚刚回到台湾的宋美龄一刻没有停歇，就向蒋介石提出有关筹设一个妇女团体的想法时，得到了蒋介石的首肯。　　于是，“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这个组织便适时成立了，一些蒋介石的门生故旧、部属随从的官太太们，围绕在宋美龄四周，开始了其“辅助夫君”的第二职业。　　　　毛泽东（右）和蒋介石（左），一味依靠人民的力量打下了江山，赢得了人民的爱戴；一位乞求于美英的帮助而失之于民，得到的是中国人民的愤怒。历史的教训总是那样地深刻。　　此后，以“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为起始的宋美龄机关，经过多年的发展，和宋美龄关系渊源密切的单位，又增加了三个，诸如“华兴幼儿院”、“振兴复健医学中心”和圆山大饭店等，加上原先大陆时期就和宋美龄渊源密切的黄仁霖主导的“励志社”，宋美龄在全盛时期，共有五个主要的机关，围绕在她的四周。“妇联会”最早的核心骨干包括蒋介石的红人陈诚的太太陈谭祥女士、省“主席”吴国桢的太太黄卓群以及钱用和、吕晓道、陈纪彝、林慎、郑玉丽、皮以书等人。除此之外，还有当时的“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的太太何相钦、“空军总司令”周至柔的太太王青莲、装甲兵司令蒋纬国的太太石静宜、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的太太毛向新、台湾保安司令彭孟缉的太太郑碧云、金门防卫司令胡琏的太太曾广瑜，以及蒋经国的俄国太太蒋方良。　　毫无疑问，在这些党政要员太太的衬托下，宋美龄成为全台湾最有权力的女人，虽然这可能比不得在大陆的风光一时，但也足够了。当然，“妇联会”不是一个闲职，同时也是为了贯彻蒋介石初期实施的白色恐怖政策，即：“第一，希望台湾每一个妇女同胞，无论在家庭、在社会，应劝导她的丈夫、兄弟和子女，坚定反共抗俄的决心，并且要督促他们贡献一切物质的或精神的力量，来完成反共抗俄的使命。第二，妇女同胞要时刻警觉，要检举匪谍，使他们无从活动，无处藏身。第三，反共抗俄是长期艰苦的战争，无论男女老幼，都要节约消费，努力增产，来供应军事的需要，而妇女同胞是家庭实际的管理者，格外要勤劳节俭，爱惜物力，乃能建立健全的社会风气。”//---------------台海风波几重重(4)---------------　　而落到实际层面上，“妇联会”要做的工作就是“组训”、“慰劳”、“文宣”等重点工作。根据“妇联会”自己刊物的说法指出：“1950年4月25日，宋美龄便亲自领导姐妹们开始缝制征衣了，募制50万套衬衣裤的运动，继续展开，各方的响应，如火如荼，一批批的材料运进来，一批批的成品运出去……”不管是真是假，但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宋美龄对自己的新角色还是非常喜欢的。　　而此时，蒋经国的“青年反共救国团”也正在积极酝酿。“救国团”是蒋经国亲自创办的机构，而“妇联会”则是宋美龄一手操持成立的妇女组织。一个是太子党，一个夫人派，各自轰轰烈烈，各有千秋，倒别有一番意趣。　　这里，不得不提到的是，进入台湾后，宋美龄和蒋经国的“夺权”斗争愈发激烈。而两人之间的隔阂要追溯到更早。1948年8月20日，蒋经国以上海经济管制区副经济管制督导员的身份抵达上海，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打虎运动”。尽管蒋经国的种种设想和举动都是好的，但“打虎行动”进一步深入进去，挖到自家亲戚孔令侃头上去，却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此次逮捕自己人的行动让蒋经国和宋美龄本来就淡漠的关系雪上加霜。20世纪50年代，二人之间更因为“吴国桢事件”致使矛盾更加激烈。　　吴国桢，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后公费保送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留学，1927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曾受蒋介石器重，历任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湖北省税务局局长、蒋介石侍从室秘书、重庆市市长、外交部政务次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上海市市长等要职，在政治上可以说是一帆风顺。来到台湾后，因为吴国桢的亲美背景，为了争取美国的好感和支持，1949年12月，蒋介石任命吴国桢取代陈诚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　　可是，“太子爷”蒋经国掌握特务大权，对岛内民众滥捕乱杀，大搞白色恐怖，引起了受过美国教育的吴国桢的不满，时常利用省主席的职权对蒋经国进行牵制。此外，吴国桢在举办台湾县市政权选举等方面也与蒋氏父子的看法不合。双方矛盾越积越深，尤其是吴国桢与蒋经国的暗中较劲日益公开化，他经常在蒋介石面前发泄对蒋经国的不满，甚至说蒋经国“仗势越权，必将成为人民仇恨的焦点”。　　对于吴国桢，刚开始蒋介石还可以容忍，但随着美国共和党上台，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美国人对台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蒋介石已不再需要用吴国桢、孙立人等亲美人物装点门面，他已开始准备清理这股异己势力。而吴国桢也意识到：蒋介石的“爱权之心，胜于爱国，爱子之心，胜于爱民”，是该离台的时候了。　　江南在《蒋经国传》中述及吴国桢这次离台：“若非蒋夫人从中协助，在经国的阻挠下，绝无可能。然而，险象环生，诸多插曲，先取得普通护照，第二天，外交部次长时昭瀛旋奉命收回，改发公务护照，吴最小的一个儿子吴修潢，时就读台北建国中学高二，不准偕行，在台北姨母家中寄居。79岁的老父吴经明先生，同时留台”。这样，吴国桢的父子就双双留作“人质”了。　　1954年2月7日，吴国桢接受美国一家电视台的专访，批评国民党“一党专政”，称如不从速实行民主，台湾难以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并表示他出走美国完全是因为与蒋氏父子政见不合，不为所容。此言一出，美国舆论哗然。一周以后，吴国桢再接受美国一家通讯社记者采访，指责蒋介石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独断专行；国民党钳制言论，大搞特务政治，并要求彻底清查国民党的经费来源。蒋介石闻言恼羞成怒，除组织岛内舆论进行围剿外，并于3月17日以“总统”名义发布命令，指吴国桢“背叛国家，污蔑政府，分化国军，挑拨政府与人民及侨胞与祖国的关系，居心叵测”，网罗了13条罪状，宣布解除吴国桢所有职务，开除党籍；对于有关“违法渎职”罪行，将彻底查办。台湾当局并向美国政府提出引渡吴国桢回台的要求，但遭美国拒绝。　　此后的事件还有很多，例如1967年宋美龄有意让她欣赏的陆以正担任新闻局长，却被蒋经国封杀，换上的是蒋经国喜爱、常会博蒋经国欢心的魏景蒙。1972年蒋介石就任第五任“总统”，蒋经国即将接任“行政院”长，他们父子商量好要让周宏涛接任“财政部”长，蒋经国并将此事面告周宏涛。但据周宏涛这个当事人回忆，蒋经国堂侄、时任“总统”府会计长的蒋孝佐告诉他，宋美龄的外甥、大姐宋霭龄之子孔令侃找上宋美龄，希望在新内阁中担任“财政部”长。一面是儿子，一面是妻子，宋美龄此举引发夫妇间的争执，最后两人各退一步，各自的人马（周宏涛是蒋介石的秘书，孔令侃是宋美龄的外甥）都出局，改由李国鼎接任。蒋介石为此事与宋美龄怄气，独自搬到阳明山竹子湖住了一段时日。　　当然，这些都是小插曲，宋美龄和蒋经国都是蒋介石最为信赖的人。而在外交方面，只要蒋介石一天还依靠美国，需要美国的支持和援助，就得需要宋美龄的帮助。　　1956年8月，宋美龄就发动她在美国的亲朋好友以及亲台人士组织了所谓的“院外援华集团”，拉开了保卫战的序幕。这个集团鱼龙混杂，包括筹措基金的人，组织集会的人，打电话的人，外勤记者，跑腿的人，政论家，国会议员，五角大楼的将军和实业界巨头等，它是个经济实力雄厚和煽动性很强的组织，目的就是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的活动，它的管理工作、方针和主要财源都由宋美龄的家庭和台湾当局支持和控制的。//---------------台海风波几重重(5)---------------　　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到处都流传着“院外援华集团”的字眼，加入该集团成为一种时尚。美国人马奎斯·蔡尔兹曾经指出：“凡是对这里的事情有所了解的人都会相信，一个强有力的院外集团对国会和行政部门施加了不寻常的影响。在外交历史上，很难找到一个外国的代理人和外交代表施加这样压力的类似事例。国民党中国使用直接干涉的手法的规模是极为罕见的。”　　同年，在宋美龄的支持下，美国的一些反共人士又组织了“美国对华政策协会”和“援助反共中国保卫美国委员会”，这两个机构曾发表大量文件，敦促美国政府向台湾提供更多援助，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持否定立场。　　到了1958年，局势是台湾海峡风云历来最紧急的一年，这一年，发生了震动太平洋的金门“八·二三”炮战，8月23日17时30分，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向金门发起大规模炮击，炮击共实施两个多小时，发射炮弹2.92万发，毙、伤国民党军600余人，击伤大型货轮一艘。24日，炮兵和海军舰艇实施第二次大规模联合炮击，击沉、击伤国民党军大型运输舰各一艘。两次大规模炮击，金门岛运输补给中断。而在此之前，蒋介石和解放军已经有了几次小规模的战斗。所以，这时的他，迫切需要美国的支援。　　1958年，宋美龄打着“去美国休养”的旗号来到美国。之后，她不断做巡回演讲，频率之繁，甚至一个月里要达到三四次。　　7月份，宋美龄先后接受了美国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的邀请，到两会各做了一次讲演。在参院，宋美龄以“美国行动的重要性”为题，发表演讲，她说：“自1946年以来，除去两三个例外行动之外，自由世界不幸始终处于守势地位，历史显示出那些受到鲸吞蚕食而仍然保持被动和怯懦的人总是要失败屈服的。”　　本来，“八·二三”炮战使宋美龄觉得，或许当时的美国政府可能以此为借口帮助蒋介石反攻大陆，但很明显她的期待落空了。美国从始至终没有表露出和新中国爆发正面冲突的任何意图，毕竟这是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相违背的，但在其他方面，她还是有所收获的。　　在宋美龄的游说下，同时也因为美国对台湾所处战略位置的考虑，此后于1959年9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中，支持台湾当局的联合国会员国，非常侥幸地否决了印度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入会案，并且在4个月后，在百万人委员会的会议上，该会又一次鼓吹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入会的一贯坚决立场。可以说，在这次的联合国“战争”中，因为有了美国的支持，台湾算是险胜。这对长期以来外交频频遭遇挫折的宋美龄的“外交活动”来讲，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一个“硕果”。　　1960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来台访问，蒋介石一身笔挺军服，前往松山机场迎接。在机场的欢迎仪式上，鸣礼炮对响，24架军用战斗机组成整齐的编队飞过上空，沿途20多万市民夹道欢迎。接着，蒋介石致词，称艾森豪威尔“不但是一位当代大政治家和大军事家，而且是领导自由世界的一位伟大领袖和我们‘中华民国’共同患难的忠实朋友。”　　艾森豪威尔访台目的明确。艾森豪威尔是欧战时期的英雄，蒋介石也是一个在中国对内、对外战争中抹不去的人，两人都是二战代表人物之一。艾森豪威尔访问台湾与蒋介石建立起政治联系，也是出于对美国在东亚利益的考虑。在美苏冷战时期，台湾成为美国在远东防堵共产势力的一座堡垒，美国政府将物资和军队输往台湾，使蒋介石无后顾之忧。　　可惜“好景不长”，1963年以后，许多与台湾当局有“邦交”的国家，转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就连台湾“最要好的朋友”美国，自民主党上台以来，与台湾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同时肯尼迪及约翰逊也表示立场皆不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　　　　艾森豪威尔的访台，给台湾人民带来了希望。可相助之下岂能无利益可谋？　　1965年，美国对越南扩大侵略步骤，为了进一步鼓动美国扩大侵略范围，宋美龄和蒋经国访美，希望美国支持“反攻大陆”。8月22日，宋美龄一下车，等待她的是鲜花和掌声，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夫人亲自来迎接，红地毯再次为她铺开。台北“驻美大使馆”为1500多名重要的政客和院外援华集团说客们举行招待会，宋美龄成了招待会的主人。她乘高级轿车来到时髦的克洛拉玛路专供她下榻的漂亮大厦，这座大厦离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的住宅仅咫尺之遥。她分别会晤了美国总统约翰逊及其夫人、最高法院法官拜伦·怀特、参议员托马斯·多德等高官。　　可是“兵败如山倒”，即使再好的演讲、再好的口才也无法力挽狂澜。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岌岌可危。美国劝台湾当局接受“两个中国”的安排。当时的情况是：尽管多数联合国成员国认为应该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有些国家也不愿将台湾当局驱逐出去。这一方案得到台湾“外交部”的完全赞同，对它来说，这总比收拾铺盖走人好些。不料，该建议在台湾当局最高层会议上提出时，一向被视为亲美派的宋美龄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她严正地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台海风波几重重(6)---------------　　宋美龄坚决反对，夫人派群起附和，坐在主席台上的蒋介石则一直保持沉默，表情很是苍凉。台湾人将这件事称为“蒋夫人一言定江山”。不管怎样，宋美龄反对“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对祖国统一大业是有利的。　　　　在晚宴上，蒋介石用中文致辞感谢美国的援助，不知此事的美龄在想什么事，竟不曾帮艾森豪威尔翻译，他一脸的无助。　　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美逐步减少在台军事力量，加上大陆内地综合力量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高，台湾意识到“反攻大陆”希望渺茫，于是转向偏安求存。1973年蒋经国喊出“独立作战，自力更生，死里求生，坚持到底”。　　20世纪70年代是蒋氏王朝的多事之秋，1972年是台湾的“大选”之年，年届86岁高龄的蒋介石在遭到“内政”、“外交”等一连串的打击之后，自感时日无多，“传子”之念愈加迫切，因此，他竭力想利用连任“总统”的机会将手中的党、政、军大权彻底地让渡给自己的儿子蒋经国。3月21日，在“国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蒋介石以1308票的高票额当选为“中国民国第五任总统”。此后，他一直缠绵病榻，直到最后去世。遥远的大陆、曾经的奉化溪口终于只能成为一个缥缈的“黄粱之梦”了。//---------------相濡以沫也终难逃别离(1)---------------　　　　晚年的蒋介石虽然远离家乡，寄于一岛，但他与宋美龄的感情与日俱增。或许也只有这样的感情才能给他那凄凉的生活一丝慰藉。　　从1950年回到台湾，到蒋介石去世，期间25年的时间，蒋介石与宋美龄都是一起度过的，这也是二人前半生动荡生活之后的一个难得的平静之期。　　　　到台湾后的宋美龄有一段时间倍感凄凉，就以作画聊度时日，但她每作一画均交侍从收藏从不送人。喜欢张扬的她此时不知是何因倒内敛了起来。　　蒋介石和宋美龄刚结婚的时候，没有多少人看好他们的婚姻，因为他们的差距是如此之大。一个是留洋的世家小姐，一个是传统教育根深蒂固的小商人之子，一个是个性外向，一个则是脾气暴躁，性格阴郁。但尽管如此，二人还是在一起共同经历了许多事件，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亲情更为合适。　　据生活在蒋宋二人身边的侍卫官回忆，二人生活都相当有规律。蒋介石每天早晨6时整起床，做一个小时的体操，边做边唱“国歌”。到7时，他会自动停止唱歌，而士林官邸的服务人员也以“总统”不唱了作为开饭的时间，宋美龄总是两眼惺忪而又准时地出现在饭厅里。她的习惯是每天夜里一两点才睡，先睡几个钟头，爬起来陪蒋介石吃早饭，吃完早饭，等到8点钟老蒋上班，再回去补睡两三个钟头，这就是官邸里人所共知的“回笼觉”。蒋介石早饭一般吃些清粥小菜，为了补充营养，还要吃一个荷包蛋，宋美龄则是“洋式”，一般以牛奶、面包为早餐。　　中午12点，两人开始吃午饭。蒋介石吃米饭，再加几样可口的家乡菜，每个礼拜还要吃只炖母鸡。宋美龄则是以牛排、猪排为主食。在皮肤病发作期间，她只喝牛奶，外加鸡蛋。吃午饭时，是夫妻俩交流最多的时候，孙儿孙女及曾孙女是谈话的主要内容。　　但刚来到台湾之时，蜗居在台湾阳明山上“阳明书屋”的宋美龄并不是很适应，一位美国友人1953年来台湾看她时，她对友人说，台北没有好的饭店，只好请他们暂住阳明山“行宫”。据宋美龄的友人回忆，很明显，被“放逐”台湾后，她很“痛楚”。但她仍不得不向美国来客“强颜欢笑”。　　此后的宋美龄为了排遣寂寞，开始学起了国画，这不仅是一种兴趣，更是为了排遣思乡之情思的方式。正如1951年1月12日宋美龄在给张学良的信中提到的：“自来台后，余忽对绘画兴趣浓烈，大有寄情山水，两眼皆空之感。而蒋先生也主张余以习画养性，余即延请黄君璧先生教山水，而郑曼青先生之花卉，乃是台湾首屈一指之翘楚，两位才华绝不逊于张大千和徐悲鸿。如此一来，余反倒觉得每日过得充实起来，再没有刚来台湾时那种终日惶惶，神不守舍的情绪……”　　为了使她能学好绘画，士林官邸特地聘请了当时台湾最知名的黄君璧和郑曼青两位名家，作为宋美龄的国画教师。据宋美龄手下人说，宋美龄确有些绘画天赋，学的时间不算太长，就已卓然有成了，而且她的画风还被说成是颇有大家气势。　　但外界对于宋美龄画画画得好都不太相信，多认为是郑曼青代笔。为了改变这一看法，宋美龄采纳了老师郑曼青出的一个主意，她出面请台湾有名的画家一起到士林官邸吃饭，而后郑曼青提议大家一起作画，先从宋美龄这里开笔画松树，于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宋美龄从容作画。在场的人都惊叹宋美龄画得是如此的好，甚至还超过了她的老师郑曼青。从此，再没有人怀疑宋美龄画的真伪了。　　不仅宋美龄喜欢画画，蒋介石也对此颇有好感。国画成为二人情感交流的一个重要纽带。据一些行家评论，宋美龄的国画水平在中等偏上，尤其是画竹，有一定的水准。有时候，宋美龄作画，蒋介石就从办公室里走过来，站在一旁静静地看，宋美龄也不说话，每逢此时，警卫们除了绝对紧急的大事，一般不会进去破坏这难得的温馨情调。　　在蒋介石的住室内，往往挂着两幅肖像，一幅是孙中山像；一幅是耶稣像，而室外的客厅往往挂着一幅夫人宋美龄的亲笔画。经常是宋美龄作画，蒋介石题诗。　　在宋美龄的画作中有一幅最特别的，它不是宋美龄经常爱画的泼墨山水，而是带有毕加索抽象风格的一头猪。据知情人说，这幅画的来历是这样的：有一次，蒋介石见宋美龄又在作画，觉得她总是画山水，就有意要试探她是不是能画一些新的题材。正好那一年是中国农历的猪年，所以他就问她能否画一头猪，结果宋美龄是毫不含糊，没用几下就把一头猪给勾画了出来。宋美龄当然是颇为得意，从此，士林官邸也就多了这么一幅“名画”。　　尽管在以前，蒋介石和宋美龄一有争执，宋美龄就会离开他，跑到大姐宋霭玲处寻求安慰。等到大姐去美国定居，美国更是宋美龄的第二个娘家。但退到台湾后的十几年，宋美龄对蒋介石来说，无论是事业还是生活，其作用都是不可缺少的。例如：每天下午约4点左右，宋美龄必亲自送甜点及饮料至蒋介石书房；时间允许，下午5点左右，陪同蒋介石至台北近郊坐车散步；不宴客时，每晚8点左右，必陪伴蒋介石用餐；每周日必陪同蒋介石至官邸近旁凯歌教堂做礼拜；蒋介石生病之后，宋美龄摒弃一切的嗜好和交际，全心全意地为蒋介石的身体殚精竭虑，陪着夫君一起住院就医，长年如此。//---------------相濡以沫也终难逃别离(2)---------------　　1969年7月间，蒋宋夫妇与往年一样，到了夏天就从士林官邸搬到阳明山官邸避暑，这一年也不例外。可是，这一次的避暑之行，却是蒋介石这一生，最不愉快的一次避暑，甚至造成了他此后的病痛缠身。　　　　病魔缠身，江河日下，竟也笑逐颜开，坐观花开花落。　　“总统”的车队出巡，通常沿途都有非常周密的安全部署，通向阳明山的仰德大道，是专为蒋介石上山而修的，从路况来看，堪称是当时台北最好的一条路。固然，侍卫人员的目标是任何时候都必须是零误差，可是有些事情的发生总是始料未及的。　　那是一个晴朗的下午，“总统”车队从士林方向要回到草山官邸，当车队快速经过仰德大道岭头附近的弯道时，前导车司机发现前面有一部要下山的公路局班车，停靠在前面的站牌前下客。前导车因为刚转弯，所以没有看清楚这部公路班车的后方有没有来车，这时，突然有一部吉普车从公路班车的后面，猛然超车，并且没有减速，便直接往下冲，前导车发现情况紧急，假如不马上煞车，很可能就要和那部吉普车撞个正着，于是，立刻紧急煞车。　　前导车这样的处置是别无选择的，否则就要和那辆军用吉普车迎面相撞，可是，就在那关键性的一秒钟时间里，后面的“总统”座车却来不及反应，座车司机也根本还来不及踩煞车，就猛力撞上了前面的前导车的车尾，紧跟在后面的“随从车”幸好没有跟着撞上来，否则后果更不堪想象。可是“总统”座车已经发生了不可收拾的后果。　　在撞击的那一刹那，冲击力非常剧烈，蒋介石当时手上还握着拐杖，撞击的那一瞬间，他的身体猛然向前冲去，整个人撞到前面的玻璃隔板上，他的胸部当场受到严重撞伤，假牙也在撞击的刹那，从口中飞出去了。　　当时，宋美龄坐在蒋介石的左侧，受到同样程度的撞击，在她往前冲的那一瞬间，双腿撞到前面的玻璃隔板，宋美龄当场痛入骨髓，厉声叫喊。车祸发生后，现场一片慌乱，侍卫人员忙着把蒋宋夫妇立刻送到医院急救，副侍卫长孔令晟立刻报告了蒋介石的长公子蒋经国，并且一边急着找寻那辆闯祸后逃之夭夭的吉普车。阳明山，乃至整个台北笼罩在一片惊恐不安的情绪之中，蒋经国给情报当局的指示是，无论如何也要设法找到肇事车辆，查明真相。至于酿成追撞事故的前导车司机，蒋介石并未深责，他也未受任何处分。　　蒋介石的身体原本是十分硬朗的，一年四季，少有不适。这次车祸，虽说没有严重的损伤，但毕竟是80多岁的人了，一惊一吓，身体出现了恶化的征兆，其中就包括心脏病，这也是他后来身体健康的致命伤害。蒋介石自己也承认：“自从这次阳明山车祸事件之后，我的身体受到很大的影响，不但腿不行了，身体也不行了。”宋美龄的腿部也受到相当的创伤，一直到她晚年，她每逢冬天，双腿都会不适，这就是阳明山车祸给她留下的后遗症。　　蒋介石的晚年，是在病魔的缠绕下度过的，日子并不舒心。而从1972年下半年卧床治疗后，更是苦不堪言。因年龄太大，长期静卧，导致肌肉明显萎缩。此外，排泄机能失调，小便失禁，大便则解不下来，每天依靠医护人员从直肠内将粪便挖出来。其间有几次陷入昏迷，一度体温高达四十度以上，肺叶有2/3的部分出现积水，故从一开始他就套着氧气管呼吸，一刻不能中断。对于他的病况，官邸都感到凶多吉少。　　蒋介石对自己的病情十分着急，他时常想下床试着走动一下。长期躺在床上，他有说不出的苦闷和焦躁。他幻想着病愈，再回“总统府”上班。但是，他的体力已不允许他做这样的事情。有一次，他听蒋经国说高速公路已经通车到桃园的杨梅，很高兴，并决定去高速公路上兜兜风。侍卫只好为他备车，并配备一辆救护车随行，以防发生特殊情况。谁知车上路没多远，蒋介石就觉得非常疲倦，身体受不了，又要求车子立刻返回。他非常清楚自己所处的窘境，这使其心境处在一种极度低潮的状态下。此后，他的身体一蹶不振，时刻在与死神抗争。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因并发性心脏病，于深夜11时50分在台北市郊士林官邸去世。4月9日，在瞻仰他的遗容时，他的灵柩上方摆放着他的遗嘱（该遗嘱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副书记秦孝仪为他题写的）。4月16日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仪式，300多名国外要人来台北参加了葬礼，其中有美国副总统纳尔逊·洛克菲勒。　　葬礼上，78岁的宋美龄悲痛万分，在侍女的搀扶下，在陪伴她度过48个春秋的夫君灵柩上，奉上了一朵她最爱的黑玫瑰花。　　蒋介石时代结束了，蒋经国时代却刚刚开始。//****************蒋家第二代私密生活影像***************“总统”父亲与“总统”儿子毛福海对儿子满怀希望一心为夫君的蒋方良蒋经国喜欢热闹亲密的婆媳曾经的欢笑已不复　　蒋经国，一个复杂的人物，他和父亲蒋介石有着既矛盾又亲密的感情。因为政见不同，他曾经当面痛斥父亲，甚至要和蒋介石脱离父子关系，但最后还是侍亲至孝；他曾经到革命的圣地——苏联去留学，民主精神深入内心，但最后还是成了台湾的独裁者……---------------不革命的父亲与革命的儿子(1)---------------　　　　旧时的妇女总是以夫贵子显为荣，毛福海已失却了前者，所以对儿子满怀希望。图为：（自左至右）蒋方良、毛福海、蒋经国。　　　　蒋方良那婉约温柔的性格深得伯父、伯母的喜欢。从回溪口的那一天开始，蒋方良开始了她在中国生活的漫漫长途。　　蒋经国，一个复杂的人物，他和父亲蒋介石有着既矛盾又亲密的感情。因为政见不同，他曾经当面痛斥父亲，甚至要和蒋介石脱离父子关系，但最后还是侍亲至孝；他曾经到革命的圣地——苏联去留学，民主精神深入内心，但最后还是成了台湾的独裁者；他曾经激进、意气风发，是改革派的一员，但最后还是继承了父亲的事业，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自己的权力。或许这一切都无法盖棺定论，历史人物就是因为其复杂性，才会让后人一再猜测追问。　　清宣统庚戌年，即1910年农历三月十八日凌晨，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丰镐房的旧宅里，蒋经国降生了。溪口蒋姓的第29代子孙出世了，这无疑是一个特大喜讯。少时的蒋经国长得天庭饱满，额冲鼻耸，浓眉大眼，方头大耳，与其母毛福梅的长相十分相像。　　当时，蒋介石远在日本，不能亲尝初为人父的乐趣，却也为完成一件“母命”而高兴。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尽管蒋介石不喜欢他的第一任妻子，也就是蒋经国生母毛福梅。　　据曾任蒋家家庭教师的陈志坚（女）回忆说：“我到蒋家任教那年，经国刚4岁。他喊我姨娘，朝夕共处，非常亲热。他的仪表、性情像他娘，稳重文雅，懂事听话，尊敬长辈。他祖母说他‘略无乃父童年的那样顽态，惟因她婆媳过分疼爱，戏玩不让远离膝前，使小时的经国不免娇怯易哭’。”　　到了5岁时，蒋经国进入当地学校接受正式启蒙教育，先拜当地周老夫子为师，后师从顾清廉，当时，蒋介石曾写信来勉训：“……在家当听祖母汝母之命，说话走路，皆要稳重，不可轻浮。读书总以烂熟为度。”　　当然，还有一位恩师不能不提，那就是对蒋经国最重要，也是对他影响最大的“塾师”——父亲蒋介石。蒋介石让他接受了整整6年“子曰诗云”的传统文化教育。尽管当地先生给蒋经国下了“天资虽不甚高，然颇好诵读”的评语，然而，蒋介石见儿子勤勉诚笃，始终认为“经儿可教”。　　江南在他所著的《蒋经国传》里说：“蒋先生的理想，受他自己生长时代的限制，是个典型的国粹主义者。认为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认为故纸堆里，有为人治事的指南针。蒋经国仅10岁，硬要他读《说文解字》，寄给他一部段玉裁注解的《说文》，并且指示说：‘此书每日认得十字，则三年内必可读完，一生受用不尽矣。’到了第二年，又去信叮嘱他读《诗经》、《尔雅》。”蒋经国也回忆道：“父亲指示我读书，最主要的是《四书》，尤其是《孟子》，对于《曾文正公家书》，也甚为重视。”“平常我写信去请安，父亲因为事忙，有时来不及详细答复，就指定曾文公家训的第几篇代替回信，要我细细去参阅。”“父亲又常常把自己阅读过的各种书交给我读，书里不但有父亲亲笔圈点、批语和心得，并且还将重要的地方用记号提示出来。”蒋介石希望蒋经国“不愧为蒋氏之子”。在蒋介石的影响下，蒋经国受传统教育的影响根深蒂固。　　但是，在学习之外，幼年的蒋经国更生活在父亲和母亲冷战的夹缝中，他看到了母亲在痴痴等待丈夫归来中的寂寞和痛苦，也看到了父亲对母亲的一再背叛，从姚冶诚到陈洁如，不管是谁，都让母亲的心雪上加霜。到了1922年，蒋介石不愿意让蒋经国继续待在消息闭塞的乡下，准备让他跟着年轻的陈洁如学习，接受新式血液的灌溉。虽然毛福梅一千一万个不愿意，但蒋介石固执己见，无可奈何的蒋经国只得离开了最爱自己的母亲，来到了繁华的大上海，接受新式正规教育。　　蒋经国在上海读书期间，差不多十天半月就收到父亲的来信，从读书到写字，从日常生活到为人处事，样样关心。蒋介石也要求儿子勤于写信，以便他了解情况，他说：“你每一星期要写一封信给我，而且要写至二三百字以上，将近来的思想，平日所做的事，以及日常阅读的心得统共写出来，一则可以通信，二则可以练字，实在是很有益处的，切记切记。我写给你的信，你要随时储存起来，没有功课的时候拿出来看看，也自然会有进步。”殷殷父子情，跃然于笔。　　1925年，“五卅”运动的爆发给了年轻的蒋经国深深的刺激。他像普通的学生一样，加入了反帝爱国的行列中，但随即就被学校以“行为越轨”的罪名开除了学籍。当时进步学生都以赴苏联留学为荣，蒋介石也同意让儿子到“世界革命的圣地”去锻炼锻炼，并希望儿子在国外“刻苦学习，鹏程万里”。//---------------不革命的父亲与革命的儿子(2)---------------　　1925年，蒋经国先赴北平入吴稚晖所办的“海外补习学校”学习俄文，但没几个月，又因参加反对北洋政府的示威游行，被北平警察局关押两周，获释后便于1925年8月到广州黄埔探亲。当时黄埔军校正派一批学生赴苏留学，蒋经国加入这批留苏学生的行列。1925年10月19日，“远东号”巨轮载着22名中国学生驶向苏联。这22名学生中有蒋介石之子蒋经国、廖仲恺之子廖承志、叶楚怆之子叶南、邵力子之子邵志刚、于右任之女于芝秀和女婿屈武、冯玉祥之子冯洪国和女儿冯弗能等。当时蒋经国的心思很简单，他要在这片冰雪大地实现红色理想，只是没想到，这一去就是13年之久。　　蒋经国进入莫斯科孙逸仙大学不久，于1925年12月加入共产党。但就在蒋经国在异国学习革命理论的时候，却没想到自己的父亲在国内背叛了革命，对曾经的同盟者进行血腥的屠杀。1927年4月12日凌晨，当“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传来，包括蒋经国在内的所有中国留学生都惊呆了。　　人们疑惑了，蒋经国会有怎样的反应？出乎大家的意料，在随即召开的学生集会上，蒋经国公开批评了蒋介石的“清党”政策，宣布其对蒋介石的不满和愤怒。1927年4月16日，《消息报》在一篇描述中山大学学生对政变的反应的文章中发表了这篇演说的情况，“……蒋介石的儿子鼓动学生们到共产国际大厦前游行示威。不久前，他在一次中国青年的会议上说：‘我在这里不是作为蒋介石的儿子，而是作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儿子来讲话的。’”几天之后，蒋经国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谴责他的父亲蒋介石是他的敌人。　　这份声明被塔斯社译为多种文字广泛散发，全文如下：“蒋介石的叛变并不使人感到意外。当他滔滔不绝地谈论革命时，他已经逐渐开始背叛革命，切望与张作霖和孙传芳妥协。蒋介石已经结束了他的革命生涯。作为一个革命者，他死了。他已走向反革命并且是中国工人大众的敌人。蒋介石曾经是我的父亲和革命的朋友。他已经走向反革命阵营，现在他是我的敌人了。”　　蒋经国的行为使他受到学生和苏联人民的尊敬。这个声明发表后，莫斯科的居民带着极大的关注询问留学生：“蒋介石的儿子在哪儿？”一时间，蒋经国声名大噪，妇孺皆知。　　不久，苏联政府送蒋经国到列宁格勒的托玛卡军政学校继续深造。此时，他的名字已经改为尼古拉。在学校的生活并不幸福，此时的蒋经国陷入了苏联的党内矛盾纠纷中，因为托玛卡军政学校的校长是托洛茨基派被逮捕，学校里有近百名中国学生因为同情“托派”而被关押，蒋经国的日子也不好过，为此，他向上级提出了回国的要求。　　但苏联政府岂会轻易放人？蒋经国的请求引起了斯大林的注意，他专门会见了蒋经国，但只是闲话家常，却只字不提回国之事。根据《蒋经国传》的作者江南的说法，“斯大林的眼光，毕竟高瞻远瞩。内争，托洛茨基不是对手；战斗，罗斯福亦差之甚远。就斯大林而言，蒋经国是一颗棋子，掌握了这个棋子，将来时机来临，和蒋介石打交道，即能待价而沽。”看来，“蒋介石的儿子”也不是好当的。　　此后，蒋经国又申请去红军中工作，再次遭到拒绝。后来，苏联政府将蒋经国的安排交给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处理。中共代表团派他到列宁大学（即原来中山大学）担任中国学生的助理指导。他最愉快的使命，便是率领列宁大学的中国学生，在苏联境内参观旅行，行程远及外高加索和乌克兰，到达苏联的心脏地带。参观了不少新工厂、新农场和新电站。蒋经国此行，对苏联的科技和发展留下了许多极深刻的印象。　　可是，返回莫斯科的第一天，他得了一场重病，住进了莫斯科医院。这次得病，足有3个月之久，也使他遍尝世态炎凉，人生疾苦。后来蒋经国说：“在病中觉得格外郁闷，我进医院之后，只有三个俄国朋友常来看我，可是没有一个中国人来看过我，心中觉得很不愉快。”“有好几个中国人，口头上说得和我非常亲热，而今日病重如此，没有一个来看我。大概他们以为我一定要死了。唉！倘使我死在这里，不知道有没有人来送我出葬？”言语之间，颇是流露出当时一派凄凉无奈的心境。　　病情痊愈后，苏联政府分配他到狄拿马电气厂当学徒，开始真正体验苏联工人的生活。不久，蒋经国又被下放到莫斯科近郊的石可夫村去当农民。由于表现突出，他被选为村苏维埃副主席。　　这一段日子，是蒋经国终身难忘的岁月，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以劳工的生活，作自己的锻炼。没有经过劳动生活的，是很难了解社会的构造，劳动的价值和人民的痛苦的”。　　就在蒋经国经受各种磨难之时，他的转机来到了，随着斯大林同蒋介石关系的好转，他的境遇也有所改善。1932年，他重返莫斯科。1933年春，他被派往西伯利亚矿务公司任职。同年10月，又被调到斯夫洛斯克的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开始，他干着修马路、抬机器、砍树伐木的苦力活，没过多久便升为技工，又由技工转为技师。因为他干活不怕吃苦，很快成为机械厂第一个共产主义突击队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他的名字被载入突击队的红色光荣簿中。翌年，蒋经国晋升为副厂长。//---------------不革命的父亲与革命的儿子(3)---------------　　就在这一时期，蒋经国遇到了生平中第一次爱情。或许久经“劳改”的缘故，蒋经国已变得沉默寡言，亭亭玉立的苏联女工芬娜（蒋方良）却让蒋经国的生活焕发了不一样的姿彩，两人很快发展出恋情，而他们的爱情故事也被演绎成多种传奇的版本故事。　　据日本人所写的《人间蒋经国》一书记载，蒋经国是在1934年担任重型机械工厂作业所主任时认识芬娜的，当时芬娜刚自技术学校毕业。有关蒋经国认识芬娜的经过，较常听到的两个版本不外是美人芬娜拯救冻昏于雪野的英雄尼古拉；以及英雄尼古拉深夜击退歹徒救了美人芬娜。后者更为流传广泛，传说有一晚蒋经国加班到11点多，很晚才回家，回宿舍途中，看到一个大汉挡住一位女子，她就是芬娜。大汉意图不轨，这时蒋经国来了，大汉起初并不以为然，因蒋经国个子不高，以为没什么本事，没想到蒋经国体格壮硕，胳膊很粗，两三拳就把大汉打倒了。以英雄救美的方式，蒋经国得到了这位俄国女子的青睐。　　芬娜全名是芬娜·伊巴提娃·瓦哈瑞娃，1916年出生于俄罗斯，是共青团员，刚从工人技术学院毕业，到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工作，认识了当副厂长的蒋经国，也无形中受到特别的照顾。当时由于俄国革命成功后，社会风气和以往大不相同，而且一些俄国少女对来自东方的青年由衷地好奇与爱慕。所以，像芬娜这样在工厂能认识副厂长这样位高的东方青年，可谓绝无仅有，芳心之喜溢于言表。芬娜与蒋经国既然坠入爱河，又同在组织里，生活亦无问题，于是提出结婚申请书。苏联当局也很快批准同意。　　1935年３月15日，蒋经国25岁，芬娜19岁，在一个小小的宿舍里，既无豪华礼堂，又无华丽礼服，一对异国情侣，于简单仪式中，缔定白首之盟。他们第一个孩子爱伦（蒋孝文）10个月后因早产而诞生。　　两人虽然结婚生子看似幸福，但生活上并不顺遂，因为蒋经国受到排挤打压，失去工作，全家的生活重担只好全部落在芬娜的肩上，直到女儿爱理（蒋孝章）诞生，才使得蒋经国孤独而痛苦的心稍稍得到慰藉。　　时光荏苒，蒋经国来到苏联已经12年了。父亲蒋介石在国内几次“围剿”共产党，消极抵抗日军入侵，倾全力打内战。这种倒行逆施的政策，激起民怨沸腾。蒋经国写了一篇《给母亲的信》，并于1936年1月发表在《真理报》上，信中声称：“……您的儿子已经成了真正富有的人，但这富有既不是田产，也不是银行的钞票，而是人类实际生活的知识和解救被压迫、被剥削的人们的办法。您的儿子虽然成了真正幸福的人，但这个幸福不是舒适安乐的寄生虫似的生存，而是努力劳动和自由的生活，是斗争和作战的伟大前途，是为全国人创造幸福的将来。1927年您给我的信要我马上回家，这个要求到今天还未能实现。但是您的儿子已经开始新的生活道路，他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了。他也许永远不会再落入父亲——那个笨蛋的手中，去做一个可怜胆小的孩子。您的孩子正要以坚定的决心在中国革命的大道上勇敢地迈步前进。　　您以前的丈夫以极端野蛮的手段杀了数万、数十万的兄弟同胞，前后三次出卖中国人民的利益。他是中国人民的仇敌。我有这样的父亲在中国人民面前是不能不感到耻辱的。对这样的父亲不但没有什么敬爱之念，对这样的人物我恨不能杀戮他、消灭他！　　听许多人说，蒋介石在宣传孔子的孝和礼义廉耻的学说，这是他迷惑人的惯用手段，以此欺骗和愚弄人民的意识。母亲，您还记得吧？是谁殴打您、抓住您的头发，将您从二楼拖到楼下？那不是他——蒋介石吗？您向谁跪下，请求不要将您赶离家门？那不是他——蒋介石吗？是谁气我的祖母，使祖母因此致死？那不是他——蒋介石吗？这就是他对父母和妻子的孝和礼义。”　　这封信后来经过《纽约时报》一转发，引起了世界轰动，蒋介石看后气急败坏，暴跳如雷。此信发表后不久，蒋经国又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恳请批准回国，但是没有被批准，他的归国遥遥无期。　　但对于这件让蒋氏父子失和的信，蒋经国曾在1937年5月所写的《在苏联的日子》一文中做了澄清和解释，说明了此事的原委：1934年12月，监视期结束，苏联内政部乌拉山分部主任李希托夫把蒋经国叫到他的办公室说：“中国政府要我把你送回去。”接着话锋一转说：“决定权在我们，我现在要你写份声明给外交部，告诉他们说你不愿意回中国。”蒋经国“拒绝写这种声明”。1935年1月，共产国际要蒋经国前往莫斯科，王明对他说：“国内谣传你已在苏联遭到逮捕，你该写封信告诉你母亲：你在此间工作完全自由。”又说，“我们怕你中文忘得差不多了，所以帮你拟了一份草稿”。蒋经国看了那份草稿，发现信中写的完全不是他想说的，因而拒绝签字。后来王明找蒋经国的一个朋友来劝：“如果你同意他们代写家书，你将来或许还有机会被送回中国，否则你的生命就随时会有危险。”僵持了4天后，蒋经国终于屈服，同意在王明代拟的家信上签字。　　5天后，蒋经国把信交给苏联内政部长，并告诉他是如何被逼迫写下这封信的。那位部长表示：“我也认为整个事情处理不当”，并说：“我会在和王明商量之后，建议将这封信销毁”。王明后来同意让蒋经国另外写，“信的内容，和第一封完全不同”，蒋“仍然只字未提希望返国”。信写完上交后，蒋经国要王明将第一封信还给他，王明回答说第一封信已“销毁了”。蒋经国当时就怀疑有诈，后来发现王明“果然说谎”，他在那时已知道王明“已将第一封信寄回中国”，而且还把那封信在列宁格勒《真理报》上发表了。//---------------不革命的父亲与革命的儿子(4)---------------　　蒋经国回到乌拉山后，去看了一个名叫陈甫玉（译音）、想回中国没有盘缠的华侨。他卖书卖家具为陈甫玉筹集路费，条件是托他带信给蒋介石。但此人后来半路被捕，那封信也落到苏联人手里。蒋经国回忆录认为，那封信也许现在还存在苏共档案里。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经国听到这个消息十分着急，立即写信给苏共领袖斯大林，请求返国探亲。之后不到3个星期，共产国际要蒋经国赶快去莫斯科一趟，当面告诉他：“你必须以书面声明，保证回到中国后，绝不反对中国共产党，或是附和托洛茨基派；你这样做，将会很快被送返中国。”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蒋经国不但没有被准许回国，还频受打击。当时的苏联正掀起“清除托派”的清党运动，许多高级要人被整肃。蒋经国原有的苏共候补党员的资格也被撤销。1936年12月蒋经国还被免除了《重工业日报》主编的职务，同时他还失去了工厂的工作。一家生活，全靠妻子的工资收入来维持，过得极为拮据。蒋经国再次写信给斯大林，强烈要求回国。　　而国内的父亲蒋介石也在想着让儿子归来，尽管儿子在苏联写信反对过他，但儿子终归是亲骨肉，在国民党和苏联断交期间，他曾多次求助于第三国际，想把蒋经国弄回来，但都失败了。1936年初，蒋廷黻出任国民党政府驻苏大使，行前，蒋介石委托宋美龄转告蒋廷黻，希他帮助寻找蒋经国。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前来会见蒋介石，言语之间，蒋介石流露出思子之情：“经儿赴苏十余年，现杳无信息，他生母日日烧香许愿，盼望儿子回家。唉！12年不见面了！”周恩来满口答应，助他父子团聚。不久，周恩来通过中共驻莫斯科的代表把蒋介石的思子之情转达给斯大林。斯大林考虑到中苏、国共之间的微妙关系，为推动蒋介石抗日，终于同意蒋经国回国。　　1937年3月，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史迪曼尼可夫把蒋经国召去，对他说：“中国政府要求我们将你送回，苏联政府现在认为在南京的中国政府是友好的，所以我们愿意接受朋友的这项请求，把你送回中国。你觉得如何？”蒋经国当时怀着又喜又惧的心情立刻回答：“愿意回国”。　　1937年4月19日，离别故国13年的蒋经国带着妻子、孩子到达了上海，心中的感觉自是无比激动。夫妻二人没敢多作停留，立即前去南京拜见蒋介石。蒋介石一听儿子来求见，大发雷霆，拒绝接见。蒋介石大骂：“他到处发表文章，骂我反革命，眼里早已没有我这个父亲。他不是在苏联当厂长、住洋房，一个月拿700卢布吗？还来找我干什么？”秘书陈布雷婉言相劝。过了一个星期后，蒋介石才接见儿子。蒋经国送给蒋介石一套乌拉尔黑色大理石制的装饰品，送给宋美龄一件波斯羊皮外套作见面礼，蒋宋一一笑纳。然后蒋经国奉父之命回溪口拜见母亲。　　当蒋经国偕同苏联妻子芬娜及孩子回到故乡溪口时，比去拜见父亲更为激动。毕竟比起父亲，母亲才是更让他心心念念的，是他在异国坚持下来最大的理由。　　当时，毛福梅因儿子音讯久绝，不无悲观之想。如今突然出现，不免心起猜疑，竟以为这是诡计多端的蒋介石动出来的脑筋，物色一个年龄和相貌与经国相似的人，冒充经国归来，作为向她的交代和安慰。聪明的毛氏在与家中几位女眷商议之后，竟想出一个鉴别真假儿子的绝招来。　　蒋经国来到丰镐房，毛福梅先命人将他们接到东厢房楼上，然后，让经国的大姑母（瑞春）等在前，毛氏自己在后，鱼贯上楼，去与经国相见，试看分离13年之久的儿子是否还能认识亲娘，兼以区别真伪。　　当时，蒋经国见到诸位亲戚进来，只站在一边笑迎招呼和注视，当一见到走在最后的母亲，再也按捺不住，抢步上前，口喊“姆妈”。母子重逢，悲喜交集，止不住相抱痛哭。尔后，抱着儿子爱伦的苏联洋媳妇也拜见婆婆。毛福梅接过孙子，破涕为笑。　　蒋经国归来，是蒋家继“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归来后的又一桩大喜事，毛氏兴高采烈，当即决定按家乡习俗，择日为儿子和媳妇补办婚事。蒋经国对母亲一向孝顺温从，当然从命。　　举行婚礼那天，丰镐房中一片喜气洋洋，在举行了拜堂、献茶等仪式后，还按当地习俗，命新娘扎上“围身布”，入厨房炒“谷花胖”，用预先准备下的青松毛烧火，铁叉掀锅。浓烟上冒，熏得新娘闭目难忍，亲友则在旁边拍手欢笑……蒋介石曾为这俄籍媳妇取名为蒋方娘。后来把“娘”字去掉女旁，叫方良。　　在毛氏的身上，芬娜看到了一个中国传统女人的克勤致俭，隐忍宽厚的品格，这也成为她日后在蒋家的生活标准。虽然她初到中国，深受语言障碍的困扰，更怕因为语言交流的不便而遭歧视。但实际上，经观察，蒋介石发现这位外国儿媳的性情十分温柔婉约，又很会孝敬公婆、体贴丈夫、关心儿女，完全符合中国传统妇女的标准。至于语言，蒋家为她请了一个家庭教师，一年之后，芬娜已经可以用标准流利的国语同人交谈了。　　至于饮食，因为不论在上海或浙江，吃的都是口味很重的江浙菜，而蒋方良以前在苏联时，饮食都比较简单，往往是奶酪配上黑麦面包，很简单地解决一餐。可以说，中国菜对她而言实在太咸。然而嫁鸡随鸡，来到中国后为了扮演好中国媳妇的角色，她不但学会怎么打麻将、请老师教她平剧，更下厨学做菜。蒋方良下厨学艺后，最擅长的是浙江菜和宁波菜，蒋经国的亲家俞大维过去就常收到蒋方良送来的腌菜。而蒋方良自己最喜欢吃的食物，就是带着甜味的八宝糕！//---------------不革命的父亲与革命的儿子(5)---------------　　对于此时的蒋经国而言，回到了家乡，该工作了，可是该干什么好呢？蒋介石的意思是，先不要着急，毕竟儿子在苏联受到了十多年马列主义的熏陶。尽管蒋经国再三表示忏悔“攻击父亲的悖逆行为”，改信三民主义，但是，具体如何来“洗脑”，还得由蒋介石亲自来安排。　　为此，蒋介石要蒋经国闭门静读，“重新回炉”，接受传统文化的教育。同时，写一份详细的《旅俄报告》，重新认识在苏联的生活，以彻底“洗心革面”，清除共产主义的一切“余毒”。当时教他念书的先生，是特地从外地请来的，名叫徐近邻，是个从德国留学回来的学生，为人诚恳敦厚，做事认真负责，待人也很热忱，他的老婆是德国人。蒋经国每天必读的书全是中国古文，像《孟子》、《曾文正公家书》等等，还习练写大、小楷毛笔字。蒋介石想用传统文化来彻底清理儿子脑中的红色残余。　　当然，清理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旅俄报告》也是数易其稿，曾被蒋介石连连打回，不能通过。关于这一点，可以于蒋经国在其父去世后所写的《守父灵一日记》中得到验证，他记述说：“父亲对此报告，批阅四次之多，曾嘱妥为保存。”看来蒋经国几经删改之后写成的《旅俄报告》最终得到了蒋介石的首肯，因为蒋介石曾于1937年6月在写给蒋经国的信中作如下批示：“你报告二部皆已阅毕，感慨殊多。回想经过之患难与苦痛，应知以后时时在家在国之难能可贵也。望常自览，应将原文寄还保藏家中，可作宝贵材料也。”同时，蒋介石也对儿子的读书心得颇为满意，“溪口读书似有进步，还望按王阳明先生‘去山中之贼易，去心中之贼难’之意，深切体会。”　　蒋经国在溪口大约住了半年，抗战的风声就越来越紧了，特别是在上海沦陷以后，杭州也开始遭到了敌机的轰炸，溪口也就不那么平静了。正在这时，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想借“太子”以自重，遂给蒋介石发来电报：委座与中共五年鏖战是在江西，新生活运动肇始于江西，军政训练团也是开办于江西，可见委员长之于江西情长谊深，所以敢请准予经国赴赣佐政！此时的蒋介石正在发愁该怎么安排儿子，他想让蒋经国独当一面，考验一下，看看有无培养前途。并且，赣南是中央苏区所在地，革命活动比较活跃，又与广东交界，驻守赣南，蒋经国在此一方面可以镇压共产党组织，可以看看其“忠心”与否；一方面还可遏制广东军阀。蒋经国接父之命后回信表示：中原激荡，志士归心。国家民族已临生死存亡时刻，儿子决心为国出力，即使条件最坏，也可以试试自己的身心和勇气。//---------------开出事业一片天(1)---------------　　1937年春天，年仅28岁的蒋经国来到江西，1938年1月，熊式辉任蒋经国为江西省保支处少将副处长，兼江西省政治讲习学院总队长。这个学院专为训练流亡青年而设，以后改编为江西省青年服务团。同年5月，兼任江西省新兵督练处处长。新兵督练处设在临川（抚州）温泉，集中训练江西省新征来的壮丁，编成几个新兵团，归他督练，实际上是为野战部队训练补充团。这是蒋经国回国后初露头角，第一次独当一面的职务，自然希望一显身手，有所作为。　　蒋经国首先提出，要连队做到经济公开，赏罚公开，不准打骂士兵，不准克扣士兵伙食，注意改善士兵生活。其次，他积极采取措施，开展“康乐活动”，以活跃官兵精神，营造朝气蓬勃的气象。对于军官教育，则反复宣传王阳明学说。他还遵照他父亲的一贯做法，把《增补曾胡治兵语录》、戚继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等列为军官必读的书。他接近干部，有时也深入连队与官兵一道活动。他把这一段督练新兵的过程，编了一本《温泉练兵实纪》，借以宣传他练兵的成绩，同时也是向他父亲第一次交的考试答卷。为了替蒋经国制造舆论，蒋介石曾指示一些部队派人到新兵督练处参观。　　新兵督练处于1939年迁到赣州。赣州地方的恶霸势力很大，省府的政令向来不能贯彻执行；这个地区的专员、县长，如不与地方恶霸集团勾结，就站不住脚。当时赣州的行政督察专员是康泽系统的复兴社分子刘己达，他自恃有康泽作后台，对地方恶霸不放在眼里，结果在一次出巡中竟遭到恶霸爪牙的围殴，并被软禁，后由蒋经国亲自出面警告恶霸刘甲第，才获释放。刘己达为此引咎辞职。熊式辉便借此机会，派蒋经国接任赣州行政督察专员兼赣县县长（县长由杨明代理），冀图利用这位“太子”的权威来整顿赣南的混乱局面。　　1939年6月，蒋经国就任赣州行政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当时他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压制地方势力，树立自己的威信。这时蒋经国年方30，由苏联回来才两年，革命教育的影响还未完全消失，尚未染上旧官僚的陈风陋习。　　毛宁邵作为蒋经国的司机，曾在他身边工作过8年，据他的回忆，蒋经国在赣期间，推行新政，作风朴实，而且尚知“深入群众”，不摆官架子。还有一件吃馆子的事，更是给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是五六月间，天气渐渐热起来了。一天，蒋经国和侍从人员在街上闲逛，正好走到豫章路的“六扒馆”门口，他突然提出要去品尝一下南昌的口味，于是便朝馆子里走。刚进店门就听到隔壁房间里传来一阵辱骂声和摔碗甩筷的叮当声。原来是一个军官盛气凌人，因服务员上饭稍慢了点，就大发雷霆，把端上来的一碗饭向服务员迎面打过去，旁边的人谁也不敢上前劝阻。蒋经国本来就喜欢管闲事，见此场面，起身走过去指责那军官的粗野行为。大概因为蒋经国穿的是便服，那军官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还说什么“少管闲事”之类的话。站在身旁的侍卫本想发作，被蒋经国拦阻了。那军官还是神气十足。最后，蒋经国只好出示自己的名片。那军官一见名片，就像泄了气的皮球，那股耀武扬威的凶相，顿时无影无踪，变成一副狼狈的样子。蒋经国批评了那个军官几句，把他的姓名和部队番号记了下来，饭也没吃就走了。后来一次在九江，蒋经国告诉毛宁邵说：“我把‘六扒馆’的情况告诉熊式辉以后，那个军官被关了6个月的班房。”像这样的事是不少的。因此，蒋经国还赢得了“私行察访、体恤民情”的美名。　　蒋经国一到赣州，不是去赤殊岭，便是到五云桥，要么就穿街走巷。那时赣州的交通不方便，无论是渡章河，还是过贡水，都必须人走浮桥车过渡船，很不方便。蒋经国有时开摩托车去，有时骑自行车去，有时干脆走路，很短的时间内就熟悉了赣州的大部分情况。　　在父亲的鼎力相助下，蒋经国雷厉风行地烧起了“三把火”，提出“除暴安良”的口号，打击地方恶霸、流氓、地痞的气焰，恢复地方秩序；强调严惩贪污，整饬吏治，提倡“公仆”精神，厉行禁烟、禁赌、禁娼，改良社会风气。他还提出“建设新赣南”的口号，要在赣南树立一个“三民主义模范区”，“开创赣南新时代”，“建设‘五有’（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书读）的新天地”。　　为整饬贪污，蒋经国在赣南办了三件比较著名的大案：一是1940年，在赣县枪毙了敌（日）货检查队长任锡章；二是1944年夏天，枪毙了贪赃枉法的大庾县池江乡长黄某某；三是在他的建议下，江西省政府将大庾县长廖声涛撤职，因廖声涛在上一任崇义县长任内贪污不法。　　蒋经国在赣南的大力改革，得到老百姓的拥护。赣南地区出现了新气象。蒋经国本人的声誉也渐长。他将“新赣南”和革命圣地陕甘宁相比，向外界宣传说：“共产党有陕北，国民党有赣南，谁成功，谁失败，以后看。”但是那些富豪劣绅却对此极为不满，他们纷纷向国民党中央密告蒋经国在赣南“搞赤化”。为此，蒋经国1940年4月1日特在《正气日报》发表了一篇“是非辩”专文，列举查禁后社会经济秩序得到改善及百姓所得实惠的事实，对造谣者给予批驳，最后结论是：“是非自有公论”，要当地人民来评理。//---------------开出事业一片天(2)---------------　　事实上，由于他敢于采取严厉手段对付一切与他作对的人，赣州的恶霸流氓一时有所收敛，政令基本上得以通行，从而他在赣南博得了“蒋青天”的称号。　　1940年6月以前，蒋经国还不是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这年6月，他带职到重庆中央训练团党政班第三期受训一个月，才取得党团员的资格。从此他在三青团的地位便迅速上升，7月便被指定为三青团临时中央干事，8月又被指定为三青团江西支团筹备主任。　　为了培养自己的干部，发展自己的力量，蒋经国还在赣州赤殊创办“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西支团干部训练班”，自己当班主任。他把从苏联学来的一套群众运动的形式，与青洪帮江湖义气的精神糅合起来，在生活和训练中强调“效忠团长（指蒋介石）”，“做团长耳目”，“彼此要建立兄弟般的团结”，“同心同德，患难与共”，不分男女，都以“大哥”、“小弟”相称，造成一种“兄弟热”的气氛。这就是他大肆宣传的“赤殊岭精神”。　　这个干部训练班共办了5期，每期一个半月，共训练干部五百多人。蒋经国用这批干部为骨干，逐步把康泽在江西的三青团干部挤走。这些干部后来成了蒋经国“嫡系中的嫡系”。不久，他又开办“新赣南经济建设干部训练班”，自兼主任，由专员公署科长范魁书负实际责任，先后训练了数百人。1943年7月，他在赣州虎岗办了一个青年夏令营，调训中专学生近千人，由他亲自主持，又倡导一个所谓“虎岗精神”。此外他还兼任“中正中学”的校长。1943年12月，蒋经国被调到重庆担任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校长是蒋介石），兼三青团组训处长，名义上仍兼赣州专员（由杨明代理）。这是蒋介石准备让蒋经国接管三青团大权的一个重要步骤。1944年1月，蒋经国担任了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并在这年10月参与了其父蒋介石发起的10万青年从军运动，任青年军总政治部主任。　　在大力宣传“赤殊岭精神”和“虎岗精神”的期间，“训练班”和“青年营”也红火起来，甚至被人称为赣南的“黄埔”和“抗大”。那句曾经赫赫有名的标语“做官的莫进来，发财的请出去”被蒋经国书于青年营的门口，引来了无数人围观，也成为了一种精神象征。//---------------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1)---------------　　赣南的日子是蒋经国一生中比较重要的转折时期，这一段日子，他开始适应蒋介石的要求，为自己在政坛的发展打下基础。还是在这段时期，他失去了他最敬爱的母亲，也收获了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　　1939年农历十一月初二，是蒋经国终身难忘的日子。那一天，6架日寇飞机第一次轰炸溪口镇。敌机轰炸的目标很明显，是以蒋家故居丰镐房和武岭头文昌阁别墅为主要目标。蒋家当场遇难的有担任账房的外甥宋涨生、教方良国语的董老师等6人，另有多人受伤。　　敌机远遁、硝烟散尽后，出逃在外的人们先后回来了，惟独不见毛福梅。人们四处寻找无着，正焦急之际，恰值县长何扬烈、县党部书记汪竖心等由县城赶来，发现后门不远处屋弄有炸倒的墙头，微微隆起。于是，就雇了20个民工，点起灯火挖掘。其中果有尸体。一看非是别人，正是可怜的毛氏！　　据账房唐瑞福说：“十一月初二，日本飞机飞到溪口上空，毛太君从丰镐房后门逃出，已经逃过弄口。大概想到房间没有上锁，又返身回去锁好房门再走出弄口，适逢日机投弹，炸中了弄口围墙，屋毁墙倒，太君被压在下面，当时大家不知道。日机去后，溪口镇镇长蒋立祥带人到处寻找，全无踪迹。初三下午县长何扬烈闻讯赶到，见到墙壁隆起，乃叫人挖开瓦砾，才发现太君尸体……”母亲的去世给蒋经国的打击是巨大的，他泪如泉涌，令人在摩诃殿北隅造了一个圆形坟墓，墓碑上书刻了“显妣毛太君之墓”，蒋经国还在毛氏遭难处亲笔写了“以血洗血”四个大字，勒石立碑。　　此时的蒋经国，虽然悲痛于母亲的去世，但因为有了红颜知己章亚若的陪伴，似乎这悲痛也没有那么深切了。　　章亚若祖籍浙江，其父共有11个儿女，亚若排行第三。原名章懋李，1913年出生，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吴城镇人。从小，其天资和才干在亲戚邻里的孩童中格外突出。尽管很早就与表哥唐英刚热热闹闹地入洞房，但她并不甘心做一个家庭主妇。　　20世纪30年代，懋李用章亚若的新名字被聘为江西省高等法院文书，正当章亚若在省高等法院工作得心应手，深得上司赏识时，其夫唐英刚因一次乘船时不慎落水引发急性肺炎而逝，章亚若成了年轻漂亮的寡妇，时值1936年。　　随着南昌落入日寇之手，亚若随流亡的人群来到赣州，不久被录聘为赣州专署图书资料室管理员，由于工作出色，被赣州专员蒋经国调到专署抗敌动员委员会任书记，不久进入赣州赤殊岭青年干部训练班学习，充分显示出她的多方面才能，并被推荐为蒋经国在青干班的助手。　　青干班毕业后，章亚若被蒋经国安排到专署秘书室任书记(文书)。实际做助理秘书的工作，不久兼任专署“民众询问处”负责人，又常以专署书记和《青年报》记者名义，随蒋专员外出抓赌、禁鸦片或巡视各县，并写成相关报道、文章以“章频”或“懋李”的笔名在《青年报》发表，有时还配上章亚若绘的水墨画同时发表。　　就在这段时期，二人因为工作的频繁接触，再加上性格接近，有共同语言，二人开始了一场暗中进行的爱情，为了遮人耳目，两人互相商定情名：慧凤(蒋经国)、懋云(章亚若)。　　但在开始的时候，章亚若对蒋经国的感情是矛盾复杂的，毕竟对方的身份特殊，并且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已经有了妻室儿女。据说，章亚若在赤殊岭受训期间某天黄昏，曾失魂落魄、眼泪汪汪地向好友桂辉诉说，担心记载爱慕蒋经国的日记遭同学偷阅，惹上麻烦。至此可知章亚若与蒋经国之间发生了感情。　　那段时期对蒋经国而言是甜蜜难忘的。虽然辛苦，但内有红袖软语相伴，外可大展鸿图，所以自是少年意气风发，从某种意义上，赣南新政和蒋经国是互相成就的。因为有了蒋经国，才有了赣南的新面貌，但也正是因为赣南，蒋经国才得以在政坛一试拳脚，也正因为来到了赣南，蒋经国才结识了章亚若。　　当蒋经国在赣南地区出差探访民情，章亚若以秘书身份跟在身旁。据说，章亚若是公署里少数几个戏唱得好的女同事，有余兴节目时她就登台唱戏，有模有样，蒋经国在台下看得如醉如痴，欣赏之情充分流露，旁观的有心人都看得一清二楚。章亚若为什么令蒋经国动心，外人无法确切得知。　　但很多资料表明，蒋经国对章亚若是动了真情的，蒋经国的确将留苏日记手稿交付章亚若，又在毛福梅去世后，将她生前最喜爱的一床绣有鸳鸯图案的灰色丝质被面送给章亚若。那床被面，以灰色为底，边上有一长条苹果绿底的鸳鸯戏水图面，章亚若视之为珍品，一直带在身边。后来在桂林家中遭窃，章亚若着急得不得了，直到警方帮忙寻回才安心。蒋经国虽然未公开他与章亚若的恋情，但他当时已不忌讳在亲近好友面前，表明他与章亚若的关系。　　1941年，一个初秋的夜晚，在赣州一家专卖江西风味小吃的“张万顺”饭馆里，蒋经国招呼眼前的宾客用菜，坐在一旁的章亚若也笑意盎然，以女主人的姿态殷勤地款待身边的朋友。他们是章亚若干训班的结拜弟兄王升、倪豪，专员公署的周姓同事和桂昌宗，当然还有昌宗的妹妹、章亚若的结拜姐姐桂辉。//---------------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2)---------------　　二人毫不避讳地出现在大家面前，其实也是另外一种表明身份的意思，而这时章亚若已经怀孕三四个月了。为避免招人议论，她与蒋经国商量妥当，在身材变形前，启程赴广西桂林，在那儿找一处安静的住所待产。那天的晚宴，是由蒋经国出面为章亚若饯行。蒋经国的这个举动，是很大胆的。当时，刚在政界初出茅庐的蒋经国，已经有些流言对他攻击。为掩人耳目，蒋经国在章亚若离开赣州数月后，曾拿出一张章亚若与一女扮男装人士的合影照片，装作若无其事地指着那位“男士”说：“章亚若结婚了，这就是她的丈夫。”　　1942年初春（正月二十七），章亚若在省立桂林医院妇产科病房产下一对双胞胎。由于早产，不足月的两个婴儿一出世，就被送进保温箱中。章亚若的妹妹章亚梅日后回忆说，第一眼看到小兄弟俩时，曾吃惊于他们两人体型的瘦小。章亚若顺利产下双生子，立即以电报告知蒋经国。　　７天后，她出院时，蒋经国特地赶来桂林，在丽狮路欢喜地等待着母子3人回家。为了纪念桂林，章亚若把自己住所的路名拆开，给两个孩子分别起乳名为“丽儿”、“狮儿”。而蒋经国十分喜爱这两个孩子，又给孩子取了另外一对小名“大毛”、“小毛”，这也显示了他对孩子们的珍爱之情。就这样，他们兄弟俩自懂事起就一直以大毛、小毛自称。　　双胞胎兄弟俩满月时，蒋经国来探望章亚若与两个孩子，这次，他还带来了经蒋介石钦定的孝严、孝慈的学名。因为蒋家第三代以“孝”字辈命名。　　可是，孩子的出世带来了另一个问题。或许章亚若对自己“地下夫人”的身份可以不在乎，但是这对双胞胎怎么办？不能永远写上“父不详”吧。章亚若不止一次地告诉妹妹，说她不能让大毛、小毛的身世不明不白。但是，她哪里知道，自己面对的会是什么。　　1942年8月14日下午，章亚若应约去邱昌渭厅长家参加晚宴，深夜回来时上吐下泻，次日送至广西省立医院治疗，王医师将一针剂注射进亚若的左手血管，几分钟后亚若突然大声尖叫：“哎呀！不好了我眼前一片漆黑……”然后就昏迷过去，医院院长杨济时说是血中毒不久就宣布抢救无效死亡，全身发黑。在场的好友桂昌宗、桂昌德兄妹及亚若的姐妹懋兰、亚梅认为亚若是被人用毒针毒死的，他们感到异常悲痛、愤怒、恐惧和疑惑。在桂林与亚若有接触的亲友都感到特别悲痛、震惊和疑惑，但没有人敢追问死因。或许，死因只有蒋经国才知道。　　甚至于奔丧，蒋经国都没去，他只是委托好友邱昌渭，将亚若安葬在桂林东郊七星区白面山凤凰岭。　　曾在公署任主任秘书、后来赴桂林市府任职的徐君虎曾说，章亚若去世前数周，有两位在赣州专员公署做事的秘书级人员前来桂林，询问徐君虎何处可以借到车子，他们计划载章亚若出游，路经山崖时将她推下去“害死”。徐君虎听后大吃一惊，斥责他们不该有如此自作聪明的害人想法。这两人激动地答辩，指称蒋经国在赣州实行新政，不准人民“乱搞男女关系”，如今却与章亚若有了非婚生的双胞胎儿子，对外如何自圆其说？他们还担心，此事若张扬出去，被人当作把柄，可能会误了蒋专员灿烂的政治前程。尽管这两位部属“爱主”心切，自以为是地设计着，但徐君虎认为他们不能太嚣张，于是把他们骂了回去，不准他们在桂林做伤天害理之事，没想到章亚若后来还是遇害了。另一位曾在专员公署做事的漆高儒也认为，他同意徐君虎的推测，可能是蒋经国的手下私自行动，谋害了章亚若。此外，还有人说章亚若之死，是蒋介石派人秘密处置的。　　章亚若去世后，据好友桂辉说，还是她亲手捧着被面交还给神色黯然的蒋经国的。除了这床被面，蒋经国还曾将一块苏联制手表、奥国制真皮皮夹等战时难以得见的珍贵物品，一件件地转送给章亚若。可是人去了，这些东西已经没有任何意义。而蒋经国对这段不过三年左右的感情，又是如何看待，对章亚若之死，又是什么样的心情。我们所有人也都无从知晓。　　所谓“侯门一入深似海”，章亚若无疑是最可怜的，她甚至还没进入到那个充满了血腥和争斗的权力圈，就被当作政治的牺牲品葬送掉了。而关于她的死因，随着蒋经国的离世，也只能是永远都揭不开的“千古之谜”了。　　对蒋氏王朝中人而言：当权力遇到情感，权力可能永远会占上风。//---------------危难之际太子出马(1)---------------　　赣南仅仅是蒋经国“小试牛刀”之地，他不会停留在这个内陆省份，同样，蒋介石也不会让他就这样下去。　　日寇投降后，为了接收东北失地，对苏联的外交成了当时的首要问题，考虑到蒋经国曾经在苏联留过学，并且在苏联生活过那么长时间，他成为蒋介石对苏外交的首选之人。但在蒋介石反共反苏的顽固政策指导下，任何外交能手也不可能争取苏联的支持，何况初上外交战场的蒋经国？后来蒋经国谈到这次外交时，也非常难过：“军事行动不能配合外交，使外交工作出丑。”　　蒋经国回南京后，郁郁不乐。蒋介石曾打算派他任国立政治大学的教育长，因CC系从中作梗，学生游行示威反对而没有能实现。蒋经国为此精神上受很大打击，心情更加苦闷。据接近他的人说，他变得喜怒无常，动辄挥拳拍桌，斥责部下，有时借酒浇愁，往往喝得酩酊大醉。不久，他又被任命为全国军队政治工作的总督导，老蒋妄想通过政治工作来挽回日益低落的士气。接着反共战争的形势如江河日下，蒋经国又召集骨干分子及部分复员青年军，创办“戡乱建国训练班”（又名“戡乱建国学生”），成立若干“戡乱建国大队”，派往各省担任组训群众的工作，不过他只起个头，以后就不闻不问了。　　而这时的国民党军事上是节节失利。仅在过去一年间，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军队就被歼灭了152万；解放军在东北、山东和陕北收复了失地，已跨过黄河、渭水，深入到长江以北的国统区。反观蒋氏政权，由于反共战争带来生产萎缩，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商人投机倒把，官吏贪污勒索，成了普遍现象。但蒋介石并不认为这是自己独裁统治造成的，他认为，只要打击贪污和投机倒把，便能转危为安，并把发行金圆券看成挽救经济的灵丹妙药，上海这个全国最大的金融市场成为首先整顿的对象。　　1947年8月19日，行政院长翁文灏宣布成立“经济管制委员会”，发表俞鸿钧（中央银行总裁）为上海经济督导员，蒋经国为副督导员（负实际责任），妄图以行政铁腕解决经济危机。蒋经国接受任务后表示：“只要对国家有利，我个人甘冒一切危险，什么都可以牺牲的。”并说：“问题在于能否认真执行既定的方案。”　　蒋经国在上海发动了这场轰动一时的“打虎运动”。他宣布“这些能够扰乱经济市场的人，不是一般的小商小贩，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因此，我们要给予严厉的制裁，要从一些为首的坏头头开刀”。　　为了从死亡线上挽救国统区的经济，蒋经国把在赣南新政的劲头带了过来。蒋经国心腹爱将王升，发表《告上海青年书》，更是选拔了12339名青年，分组成20大队，配合军警行动，喊出的口号是“只打老虎，不拍苍蝇”；“打祸国的败类，救最苦的同胞”；与蒋经国高喊的“一路哭不如一家哭”的口号相呼应，成为传诵一时的格言。　　蒋经国敢碰头面人物，第一个被蒋经国铁腕扼杀的是财政部秘书陶启明。陶启明在上海滩也是位有后台，有背景，玩得转的人物，他利用职权泄露经济机密，串通商人抛售永纱股票投机，牟取巨额暴利，被蒋经国手下侦破，人赃俱在。蒋经国二话不讲，朱笔一挥：枪毙！陶启明立时死于非命。接着送命的是上海警备司令部经济科长张亚尼和稽查处第六大队长戚再玉。罪名是贪污勒索。　　因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被处死的有后来的行政院长孙科的经纪人、大富商王春哲。被捕入狱的有巨商大贾64人，包括蒋介石的师兄弟杜月笙的三少爷杜维屏。　　有位鞋帽公司的老板因标价超过了“八·一九”前的价格，被蒋经国手下查获，当即罚款1000元金圆券。这位老板故伎重演，托人拿了份重礼去向蒋经国求情。端坐在办公桌后的蒋经国连屁股都没抬，微微一笑，两手一伸：“好，看你的面子，加罚2000元，拿来！”这位老板只好乖乖遵命，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他已亲眼看到几个同行因与蒋经国手下顶撞，当即都被拉出铺店，拖到街中间当众枪毙。　　连上海黑社会头子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也因为从事黑市股票买卖而被判了8个月的徒刑。蒋经国也因此获得了“经济沙皇”的雅号。　　但是，不久蒋经国便发现扰乱经济秩序的主要是四大家族和江浙财团，要想起死回生，挽救危局，就得敢于去碰他们。于是，在杜月笙的检举下，蒋经国下令查封了“扬子公司”，要逮捕孔祥熙的大儿子、扬子公司总经理孔令侃。　　但是“老虎的尾巴摸不得”，其他的权贵或许蒋经国可以煞煞他们的锐气，但是孔令侃是谁，这下子可惹恼了宋美龄。宋美龄与孔氏家族不仅是血缘近亲，宋美龄更有不少资产是登记在孔令侃、孔令杰兄弟名下，扬子公司有多少大宗买卖是借重宋美龄的权势地位方便做成的，这些有很多恐怕连蒋介石自己也不是很清楚，掀了扬子公司，等于掀了孔宋财团，宋美龄如何能坐视不管。她立刻打电话到东北的葫芦岛给蒋介石，当时蒋介石正为辽沈会战的锦州战役忙得不可开交，不得不丢下战事，飞回南京偕夫人转道上海。　　蒋介石一到上海，立刻召来蒋经国痛斥一番，蒋经国虽据理力争，但无奈国民政府与孔宋家族的关系太深，这是不容改变与变化的事实，当场蒋介石立刻把扬子公司恢复，杜月笙之子杜维屏也给放了。孔令侃被宋美龄带回南京，不久，宋美龄便安排他乘飞机到中国香港，再飞往美国的佛罗里达州，扬子公司从此搬到美国迈阿密海滩重新开设起来。//---------------危难之际太子出马(2)---------------　　消息一出，没多久上海物价又开始飞涨，金圆券又都开始大量抛出市面，人们又开始非法囤积物品，上海经济市场逐渐失控，上海失控，牵动全国，哄抢、闹事、歇业、倒闭、示威游行层出不穷，再加上国共内战一连串的失利，国民政府的情势雪上加霜，翁文灏内阁宣布倒台，主张币改、主持起草、“一个法令、三个办法”的财政部长王云五被撤换，限价令取消，黄金白银外币恢复持有，财货登记申报无人提起，金圆券威信扫地，国民政府只有加倍大量印制钞票来补这大烂洞。　　宋美龄的放“虎”归山，给蒋经国的“打虎运动”以致命一击，蒋经国深感有心“改革”，无力回天，愤而辞去“上海经济督导员”的职务。他在日记中写道：“商人可恨，但是党内的政客更可恨。”他认为，“蒋家王朝”就是被这批皇亲国戚，贪官污吏推向灭亡之路的。蒋经国后来对朋友说：“上海经管的失败比济南失守的后果更为严重。”　　受此打击，蒋经国把自己关在房门内谁也不见，整日以酒浇愁，最后拖到1948年11月1日发表了一篇声明，在声明中表示：“在70天的工作中，非但没有完成计划和任务，而在若干地方，反而加深了上海市民的痛苦”。“蒋青天”终于于5天后黯然离沪，返回杭州的寓所，一场轰轰烈烈的“打虎行动”，就此不光彩的落幕。上海《大公报》在当时曾发表了一篇名为《打虎赞》的社论，其文云:“万目睽睽看打虎，狼奔猪突沸黄浦”，“雷声过后无大雨，商场虎势尚依然”，“世间到处狼与虎，孤掌难鸣力岂禁。”　　但毕竟“打虎行动”只是一个小小的事件，比起来，当时国民党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陷入的困境，王朝政权岌岌可危。这才是蒋经国心里最担心的“大事”。　　这时的蒋介石，面临政治军事的双重困境，又在考虑“以退为进”，准备第三次“下野”了。下野之前，蒋介石任命儿子蒋经国为台湾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所谓“未雨绸缪”，蒋介石已经在为“党国”预设退路了。但蒋经国得到任命却没有去上任，而是紧紧追随在父亲左右，开始全面地、直接地参与国民党上层的军政要务了。　　1948年底，国民党政权败局已定，蒋介石开始安排后路，为以后退踞台湾进行一系列人事安排。12月29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决议，任命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1949年1月5日，任命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李宗仁为“代总统”。　　但蒋介石是退而不隐的，实际上其依然掌握着所有的军政大权。他交给蒋经国两项重要任务，一是监造定海机场，二是台湾现在经济困难，把中央银行的黄金和白银全部转移到台湾。接令后，蒋经国与陈诚二人分头行动。蒋经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催促国民党空军总部，突击把定海机场修成了，以此为基地，出运空军接应和掩护。　　至于运送这些黄金白银，则是在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瞒住了代总统李宗仁。但是，尽管此事做得极为秘密，但还是被李宗仁知道了，李宗仁立即将俞鸿钧撤免，委任财政部长刘攻芸代理中银总裁。然而3个月后蒋经国又拍密电将已至香港的俞鸿钧召回，利用他的关系，瞒过李宗仁和刘攻芸，将剩余的黄金、美钞又运回台湾。李宗仁发现时已经迟了，李宗仁大动肝火，知道蒋氏父子是存心拆他的台，为此，力争数次，要求将运往台湾的黄金、美钞运回。然而，对逼他下台的李宗仁耿耿于蒋介石均置之不理。蒋介石运往台湾的黄金277.5万两，同时运走的还有1520万块银元。另1537.4万美元存美国联邦银行的国民党政府账号。　　这批黄金后来在台湾发挥了重要作用。连蒋经国自己也承认：“如果说没有这批黄金来弥补财政和经济，情况早已不堪设想了，哪里还有今天这样稳定的局面？古话说：‘无粮不聚兵，’如果粮饷缺乏，军队给予就成了问题，那该是何等严重。”//---------------为“接班”时刻准备着(1)---------------　　1950年，蒋经国出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编阶为三星二级上将。职务虽说不高，但权力却非常大，主管监督筹划情报业务，负责对大陆的特务派遣和指挥。蒋经国也不负父望，将军中政工制度彻底改造，在军中恢复国民党团的活动，由党员出任辅导长，各级军官的命令均需得到各级辅导长的签署始得生效，以严格贯彻对军人的教育、监督以及反情报工作。1952年10月，蒋经国以“总政战部”主任的身份在台北近郊的北投复兴岗宣布成立“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简称“救国团”)，以取代过去失败的三青团组织，这个组织以号召各校学生青年参与“革命救国”为目标，深入各个学校。　　寒暑假期间，“救国团”举办各种军事战斗的研习营，让青年怀着革命朝圣的心情深入山间乡野，告诉青年们要以服务人群为自己的远大志向。因此，“救国团”组织的青年服务队会到偏僻的农村为孩子们提供义务教学，为老人们提供娱乐，或写信慰问前线战士。这些工作的目的都是在使青年们由献身服务人群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培养正直廉洁的性格，成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毫无疑问，在引导青年们青春叛逆的本能进入追求社会正义的热情与实践中，“救国团”同时也灌输应对“领袖”毫无条件服从的观念。这套心理训练的技巧使得青年们成为“政治领袖”忠贞不贰的捍卫者，深深影响了一整代的台湾青年精英。而蒋经国对“救国团”亦很重视，在1973年才卸下主任一职。期间他被称作“青年的导师”，颇受青年学生的欢迎。　　除此之外，为了进一步培植自己的势力，1952年11月，蒋经国的政工干校在台北复兴岗正式开学。蒋经国的嫡系胡伟克、王永树、王升先后出任校长。蒋经国的意图在于把政工干校变为第二个“黄埔”，把复兴岗变为“龙飞之地”，干校学生就是“太子”门生，以后脱下军服就是他掌权的班底。学校标榜信仰伟大领袖蒋介石和“青年导师蒋经国”，“以培养笃信三民主义，服从最高领袖”的政工干部。这所学校的毕业生日后不仅进入军队担任政治指导员，同时也被分配到新闻、文化、出版、电影、表演团体等机构，重新塑造了台湾的意识形态。　　但尽管蒋经国表现强势，但是在其走向权力巅峰的道路上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障碍。那就是宋美龄。蒋介石虽早已决定交棒给蒋经国，但宋美龄与蒋经国的斗争中，蒋经国不一定占上风，而大家长蒋介石也不时要让宋美龄三分。在国民党党务改造中，宋美龄更是硬把蒋介石的决定逆转。　　　　一位“总统”父亲与一位“总统”儿子，一个专制，一个民主。　　1953年国民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展开党务改造。隔年进行“中央”委员党籍总检查，蒋介石指示要开除始终未归的“中委”，结果党部签报上来孔祥熙、宋子文等13人。当下属把公文送交蒋介石核定，结果第二天宋美龄就召见蒋介石的秘书周宏涛，对孔、宋将被除名表达极度不满。隔天，周宏涛将此事报告蒋介石，大老板要他以后不要把尚未决定之事告知宋美龄。之后，蒋介石又问周宏涛，蒋经国是否为中央检查小组的成员？事实上蒋经国并未列名其间。据周宏涛此后的推论，蒋介石这样问，是宋美龄疑心开除孔宋是蒋经国的主意。最后，蒋介石把他原本已核定的开除案收回，改为“如无附匪及不法言行者，准予补发新党证”，保住了孔宋的党籍。　　1950～1960年间，蒋经国已充分掌控了军内的政治思想、军情机构和青年组织，加上1950年由陈诚执行的土地改革政策，获得土地的佃农成了国民党农村基层组织的骨干，国民党已有足够的政治支持和强大的政治机器创造稳定的社会秩序，并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埋头苦干休养生息。可以说，在台湾岛内，蒋经国的影响力日趋抬升。“吴国桢”事件从某种意义上证明了其的影响力已经在慢慢超越宋美龄。　　蒋介石为什么传位给蒋经国而不是宋美龄，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十分简单，在蒋介石这个深受儒家正统思想影响的封建独裁者来说，父系权力传承当然是在男性世界进行的。无论宋美龄有多么能干，她也不是自己人。而对于后者而言，其实与蒋经国之间的争斗也可理解，因为她无所自处，所以需要通过对孔宋娘家的支持和扶植，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权力。也许这对宋美龄这位才能出众却身陷于传统豪门父权结构中的女性并不十分公允。两种都是“家天下”的专制理念，但宋美龄希望的这个天下，孔宋家能与蒋家共同分享，而不是由非她所出的蒋经国独自享用。　　但是，台湾岛内却有一股声音在反对“家天下”、“传位与子”的封建专制做法，“雷震案件”的发生就是这些反对声音最强有力的发言。　　1952年底，胡适应蒋介石之邀到台讲学，在公开的演讲中，他以批评共产党为主题，可是与蒋私下会晤中，胡又说出他另一面的看法。胡适在日记上写道：“蒋公约我吃饭，７点见他，８点开饭。谈了共两点钟。我说了一些逆耳的话，他居然容受了。我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人敢批评彭孟缉时任台湾省警备司令。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我说，宪法只许‘总统’有减刑与特赦之权。而‘总统’屡次加刑，是违宪甚明。然整个‘政府’无一人敢向‘总统’如此说！最奇怪的，是他问我，召开国民大会有什么事可做？我说：‘当然是选举总统与副总统。’……他说：‘请你早点回来，我是最怕开会的’这最后一段话颇使我惊异。难道他们真估计可以不要宪法了吗？”//---------------为“接班”时刻准备着(2)---------------　　胡适所言并非只是“忠谏”，实际上也是很多知识分子一贯的思路，他们相信代议政治、多党政治、言论自由等等。一些人不仅诚心诚意，而且身体力行，雷震就是其中少数留在台湾还依然坚持这种信念的人。　　雷震，1897年6月25日出生，1923年考取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院政治科，主修行政法与宪法。1927年学成归国。雷震先后在国民党及政府中担任要职：南京市党代表大会主席团主席；教育部总务司司长；抗战爆发时，任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战后任全国政治协商会秘书长、国大代表、国民大会副秘书长、行政院政务委员；1950年在台湾被蒋介石聘为国策顾问。从以上政治履历中不难看出，雷震一直为蒋介石所信赖和重用。　　1950年，国民党在台湾进行改造，雷震曾深入参与各项筹划工作，希望通过国民党的改造以收揽人心。他邀请了胡适、王世杰、杭立武等自由派知识分子创办了《自由中国》，由初期的宣扬反共慢慢变成鼓吹多党政治，吸引了大批的年轻作者，言词日益犀利，成为言论自由的重镇。1951年，雷震在国民党改造委员会会议中提出报告，主张废除学校三民主义课程和军队党部。雷震与胡适等人的思维一致，他们相信国民党在台湾转危为安的惟一可行之道就是记取在大陆专权的失败，彻底开放言论自由，实施多党民主政治，不过国民党当权者的想法却刚好相反。他们认为国民党在大陆的失利，正是因为太民主太自由了，让这些乌鸦嘴信口雌黄，破坏党和领袖的威信，导致人心涣散，让共产党有机可乘。　　1956年10月31日，蒋介石70大寿。蒋故做姿态，透过政府管道表示：婉谢祝寿，要“以六事咨询于国人，均盼海内外同胞，直率抒陈所见，俾政府洞察真情，集纳众议，虑心研讨，分别缓急，采择实施……”。胡适、徐复观、毛子水、夏道平、陈启天、陶百川、蒋云田、徐道邻、王世杰、雷震等人借此机会纷纷撰文，虽对蒋有所褒扬，但其“进言”也尖锐如刀。雷震的那篇《寿总统蒋公》社论的要点是：建议选拔继任人才；确立内阁制；实施军队国家化。　　尽管由军方及国民党所控制的中央日报、中华日报等对“祝寿专号”进行了“围剿”，军方刊物以“思想走私”为由，大肆攻击《自由中国》半月刊。但这反而激起了雷震等人更强烈的抗争意志。到了1959～1960年间，国民党准备修改《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想以此否定“宪法”中第四十七条总统只能“连任一次”的条款，让蒋介石三连任。雷震闻讯后，在殷海光的建议下，召开《自由中国》编委会全体会议，决定以护“宪”为名，公开反对蒋介石三连任。此后雷震组建新党，出任发言人，还将其纲领刊登在《自由中国》半月刊上。1960年９月４日，蒋介石终于下令逮捕雷震，罪名是“知匪不报”和“连续以文字为有利于叛徒的宣传”。尽管这些都是明目张胆的罗织罪名，但政治似乎就是如此。10月8日，雷震经“国防部”军法处审判处有期徒刑10年，《自由中国》遭到停刊。这就是轰动一时的雷震案。　　对蒋氏父子来说，谁要对其专权说个“不”字，等待他的便是吴国桢、雷震的下场。这一时期，大批的中共地下党人遭到逮捕处决，左翼青年被送到绿岛再教育，社会上充满着政治肃杀的气氛，政治犯妻离子散的悲剧几乎每天都在上演。蒋介石的很多恐怖政策都通过蒋经国实施，蒋经国成为岛内最令人惊恐的名字之一。　　这一时期，蒋氏父子对台湾的统治日益严密。败逃到台湾岛后，蒋介石经过多次整肃，不仅逐一排除了国民党内的反对派，而且还通过整顿军队，彻底解决了在大陆时期令他头痛不已的所谓“杂牌军”，使整个台湾岛的军队都变成其嫡系部队。过去国民党内和军队里派系林立的现象已不复存在，国民党变成了“蒋家党”，军队变成了“蒋家军”。除此之外，蒋经国还掌握、控制着台湾的警察、宪兵和情报特务机构。可以说，台湾岛成为蒋氏父子的一统天下。　　　　蒋经国在蒋介石去世后，顺着蒋生前为他安排的道路逐步执掌起台湾的军政大权。　　在蒋介石的精心策划和鼎力支持下，蒋经国在党、政、军、青、特各条战线全面出击，相互渗透，短短几年内，一种新的政治格局已经形成，“太子系”逐渐成为台湾政坛最具潜力的政治集团，蒋经国也在国民党组织的最高权力阶层站稳了脚跟，在一片“蒋‘总统’万岁”声中，蒋介石开始试着让儿子蒋经国“主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