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氏家族私密生活相册》****************序言***************　　这个近现代史上曾经最有权势的家族，其足迹整整横跨了三个世纪，他们的命运随历史浮浮沉沉，历史也因他们而有所改变。那么，到底是因为有了他们，历史才更精彩，还是历史造就了他们的精彩，我们已不得而知。但惟一可以确定的是，他们才是那个历史舞台当之无愧的主角之一……---------------震撼一个时代的王朝---------------　　蒋介石，生于1887年，卒于1975年，将近百年的悠悠岁月，记录的不仅是一个人的生老病死、喜怒忧乐，更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悲欢离合。作为近现代史中一个复杂而充满神秘色彩的人物，蒋介石给我们留下的是不尽的言说和难释的谜团。　　正是因为有了蒋介石，才有了曾经煊赫无比的“四大家族”——“蒋宋孔陈”。作为“四大家族”毋庸置疑的领军人物，蒋介石的才能和野心是不可忽视的。　　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蒋介石，“公十一岁，读《春秋》、《左传》。”“十六岁，赴岩溪村从毛思诚温习《左传》，圈点《纲鉴》，应童子试。”之后才开始接受新式教育。所以从秦始皇的“天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到董仲舒“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的政治理论，都给蒋介石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所以有了他以后政治生涯中的独裁统治，即“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而且，统治者要选择后继者，不是采用西方民主的选举制，而是延用实具中国封建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这样蒋氏家族才有了那么绵延悠长的权力脉络，从蒋经国、蒋纬国，到孝文、孝武、孝勇三兄弟再到今日的友松、友柏、友常、友青，他们牵系的不仅是一个家族的蔓延、变迁，还有台海政治风云的变幻莫测。　　这个近现代史上曾经最有权势的家族，其足迹整整横跨了三个世纪，他们的命运随历史浮浮沉沉，历史也因他们而有所改变。那么，到底是因为有了他们，历史才更精彩，还是历史造就了他们的精彩，我们已不得而知。但惟一可以确定的是，他们才是那个历史舞台当之无愧的主角之一。尽管在历史的烟云中，这些权势和煊赫已慢慢归于平淡。曾经蒋经国所希望的“梅兰竹菊”、“松柏常青”（所以才以此命名），并没有如其想象的那样延续蒋氏的政治生命。正如蒋孝勇所说的“蒋家过去和中国现代史联系在一起的，总要有个结束”，现今的蒋氏后人更多从商从学，几乎无人从政。　　“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也许后人无法真正探知所谓历史的真相，但我们还是可以用文字和图像去触摸它、接近它。现今，随着一些陈年老档案浮出水面，某些历史疑团也在不断解开。从一个更开放的语境出发，在坐拥更多更真实的资料的基础上，我相信：历史也可以被有限地还原，而从中依稀可以窥视到一个时代的轮廓。//****************蒋介石私密生活影像***************蒋介石和陈洁如孙中山的爱将蒋介石始于政治的婚姻蒋介石致辞蒋介石在台湾阅兵毛泽东和蒋介石艾森豪威尔访台　　蒋介石，1887年出生在浙江奉化溪口。他的出生给蒋家带来了欢乐。可那时的人们何曾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婴儿，以后竟在中国叱诧一时……---------------革命开始萌芽(1)---------------　　1887年的中国，清朝统治摇摇欲坠。此时的孙中山心怀“医亦救人之术”，放弃仕途和当传教士等职业，进入了香港雅丽氏医院开设的西医书院（即香港大学医学院前身），和一些有革命理想的同志畅谈中国的前途。尽管谁都无法预测未来，但革命正在酝酿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希望。　　但谁也不会想到，在遥远的浙江省奉化溪口镇诞生的一个婴儿，用另一种方式“继续”革命先行者中山先生未竟的事业，并极大地改变了此后中国的历史。或许历史本来就是充满了偶然的必然，一切变革都发轫于人们无法预知的日常。　　浙江奉化溪口镇——宁波市区的西南方向，以剡溪之水而得名。其实，说是溪口镇，不过是一条总长不足三公里的街市而已，蒋家的祖室就在溪口镇，为一幢二层楼房，有屋十余间，名叫“素居”，后改称“丰镐房”。1887年10月31日，蒋介石在此出生，祖父蒋斯千和父亲蒋肇聪以经营“玉溪盐铺”为生，主要经营粮、盐、酒等杂货，在当地也算一大户。　　在蒋介石之前，溪口蒋家只能说是生活殷实、小康之家而已，并无什么显赫的声名。但因为有了蒋介石，“玉溪盐铺”、“丰镐房”这些偏僻的词语进入到了大众视野，今日的奉化溪口镇也是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可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这个婴儿日后的命运会如此煊赫，更不知道他会掀起如此巨大的政治风浪。　　蒋介石不是蒋肇聪的第一个男孩，此前他的父亲、母亲都各自有过婚姻。但蒋家老太爷闻知添了一个男孩，还是大喜过望，亲自取名为“瑞元”，又名周泰、志清、中正。蒋介石四岁时，母亲王采玉又生了女儿瑞莲。隔一年，又生次女瑞菊。又隔一年，再生幼子瑞青。　　幼时的蒋介石是顽劣异常的，人称“瑞元无赖”，这一点他自己也承认，“六岁就学，顽劣益甚”，让母亲王采玉操了不少的心。但好景不长，阔绰无忧的生活很快被打破，幼年的蒋介石早早地体验到“家变”的挫折和痛苦。1894年，祖父蒋斯千撒手西归，次年夏天，父亲蒋肇聪又身染时疫而殁，面对分家时亲戚们的百般欺凌，孤儿寡母坠入了生活的低谷。分家之后，小女瑞菊、幼子瑞青相继夭折，更是给王采玉沉重的打击。据蒋介石成年后回忆，母亲“受到过很多委屈，饮泣吞声，无可申诉”。　　但愈是艰难挫折，母亲王采玉就愈是发奋自强。她把自己全部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的身上，从学业到做人都毫不放松，四处为儿子寻求名师，几经周折。1900年，蒋介石见到邻村榆林的表妹，并产生了朦朦胧胧的爱情。王采玉知道了，自然是喜出望外，想着亲上加亲，但女方家人的一席话却给她当头一盆凉水。“瑞元那个无赖，还想做我家的女婿，谁肯嫁给他……”羞愤不过的王采玉心下暗想，你越是这样瞧不起我们，我们偏是要找一个最好的。　　毛福梅就这样走进了王采玉的视线。虽然当时的毛福梅是年方19的老姑娘，但她家家境殷实，她又忠厚老实，勤劳能干，这样的媳妇一娶进来，不但可以帮忙管束蒋介石，还可以有孙子抱，何乐而不为？　　1901年，15岁的蒋介石做了新郎官，想当然，虽然母亲对婚事是满意有加，但蒋介石对男女之事依然是懵懵懂懂，新婚之夜就让新娘子守了空房，他自己则躲到母亲的床上呼呼大睡，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任人推拉叫喊都醒不了。新娘子毛福梅就这样独自垂泪到天明，度过了自己的新婚之夜。　　1902年，奉化县城举行童子试，信心百倍的蒋介石前往应试，但遗憾的是没有考中。传统仕途的道路没有走通，蒋介石开始考虑另一种人生的方向——入新式学堂。1903年开始，蒋介石先后在“凤麓学堂”和“箭金学堂”读书。　　就在异乡求学的过程中，17岁的蒋介石开始有了和妻子毛福梅单独生活的机会。此时的蒋介石，已经褪去了一些幼稚之气，有了些许大丈夫的气魄。他为妻子雇了一个梳头娘姨，还特地邀请一位林姓同学的妹妹来家与毛福梅做伴。他自己白天按时去学校，晚上及时回家，一面复习功课，一面教毛福梅识字。每逢节假日，携她去周围的旅游名胜游览烧香。这是毛福梅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她用传统女性的温柔和顺迎合丈夫，也希冀着能够从此白头到老。　　可是，眼界渐渐开阔的蒋介石已经开始对自己的前途重新思考了。虽然“凤麓学堂”和“箭金学堂”除了讲经，也开设了诸如算学、英文等新式课程，但学科仍以经史为主，换汤不换药，这是无法满足求知欲很强的蒋介石的。尽管他在这里接受了比较全面系统的传统教育，但“箭金学堂”一位叫顾清廉的老师的话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的强大，需要军事力量的壮大”，“青年欲大成求新，当出洋留学异邦”，浙江甚至中国都已经放不下他的野心，要想学到更多的东西，只能出国。　　当时的奉化县城，出国留洋的人几乎没有。并且，刚刚新婚没多久，无论是王采玉还是毛福梅，都不同意蒋介石出国。可此时的蒋介石决心已定，所以无可奈何之下，王采玉和毛福梅只得把平时积攒下来的私房钱都拿了出来，给蒋介石做赴日留学的川资。　　1905年4月，蒋介石登轮东渡，开始了自己的日本留学生涯。但没过多久，蒋介石忽然接到了母亲的来信，要他立即返回家乡参加姐姐的婚礼，而且口气十分坚决。原来“姐姐成婚”是次，要他赶紧回家，早日生子是真。一向侍母至孝的蒋介石不敢怠慢，又回到了中国。同时也为报考保定军官学校（当时的名称是“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做准备，以此作为一个跳板，然后再去报考日本军校，这样起点可以更高一些。//---------------革命开始萌芽(2)---------------　　果不其然，蒋介石考中了军官学校，但母亲和妻子却是喜忧参半。虽然考上学校确实脸面有光，可是儿子要出国，又要花钱，家里实在经不起这样折腾了。尤其是毛福梅，心情更为复杂，与丈夫聚少离多，本来夫妻感情基础就不稳定，再这样两地分离，以后可该怎么办？　　但这时的蒋介石，已经是心意已决，再难更改，母亲和妻子两个女人的泪水没能够阻止他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亲戚资助一落实，他立即与同时被陆军部保送的几位同学会合一处，乘日本轮船抵达东京，进入日本的士官预备学校——振武学堂。此时，蒋介石放弃了他自己改过、用了几年的名字——志清，又一次改名为“中正”，字“介石”，还穿上军装，以一个标准军人的姿态拍了一张照片，分寄给国内的亲友们。在给表兄单维则的那张照片背面，蒋介石还豪情满怀地题写了一首小诗，以寄托自己的理想：“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万事休！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　　几年的留学生涯，蒋介石只是家中的匆匆过客。期间毛福梅曾经怀过一次孩子，那时蒋介石还在日本留学，寒假归来探亲，夫妻之间偶尔因故争吵，毛氏顶了几句嘴，他一时性起，举脚踢去，不料正踢在妻子七八个月的大肚子上。虽然几经抢救，但毛福梅当晚就小产了。这件事给婆媳两个心中留下的隐痛是深远的，婆婆生怕就此绝后，媳妇更是对丈夫的粗野性格感到极度恐惧，自此之后，整日提心吊胆。　　1909年，整日忙于宣传事宜的蒋介石由日本回国，滞留上海。为了让儿子儿媳早日和好，王采玉亲自送毛福梅到上海，以死相胁，让蒋介石发誓不再与妻子争吵，并邀其好友张静江、戴季陶同来劝解担保。　　此次上海之行，终于没有白度，1910年农历三月十八日，蒋介石的大儿子——蒋经国诞生了，此时王氏47岁；蒋介石24岁，毛氏29岁，结婚已将近10年。由于是众望所归，王采玉对“经国吾孙”自是十分疼爱。//---------------热血青年与英雄救美(1)---------------　　19世纪的中国，除了欧美，日本是许多留学生另一个很重要的选择之地。本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想法，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都曾在此度过自己的青年时代。对于蒋介石而言，日本也是其重要的转折之地。就是在这里，至友陈其美介绍他参加了同盟会，认识了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　　根据后人的描述，那次蒋介石参加同盟会时，刚好孙中山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会后陈其美向孙中山引见了蒋介石。这位热血青年给孙中山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孙中山对陈其美说：“这个人将成为革命的中坚，我们的革命运动正需要这样的人。”我们无法确认孙中山是否说过这样的话，但可以确定的是，蒋介石当时确实是一个热血青年，他期待找到自己革命的同路人、领导者，而现在他找到了。孙中山的理想抱负、对革命“虽九死其犹未悔”的信念强烈地吸引了他。　　当时的孙中山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在华南各地就进行了不少于7次的革命尝试，但都失败了，他的许多追随者被杀了头，清朝的统治依然如故。尽管蒋介石每次总是主动提出要为革命出力，但每次都出于长远的考虑而被拒绝。孙中山说，他为革命为中华能做的最大贡献就是完成他的军事学业。　　事实证明，孙中山的想法是对的。尽管当时他领导的革命战争有一定的资金支持，看似党员众多，但最缺乏的就是有优秀军事才能的领导人才。从这个意义而言，蒋介石这样的军事人才日后是不可或缺的。　　可是，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蒋介石耳中时，他再也不能等待了，他决定暂时放弃在日本的军事学业，马上回国参加革命。自那以后，尤其是参加杭州战斗以后，蒋介石的个人经历就开始同中国的现代史不可分割了。虽然在最初，他并没有引起太多的瞩目。　　海外的一些史学家们都称蒋介石的部下为“敢死队”，因为他带领部下成功地攻打了浙江巡抚衙门，此次战役，蒋介石承担了攻打浙江巡抚衙门的核心战斗并担任炸弹队临时指挥官，促成了浙江的辛亥革命宣告成功。而在攻打之前，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蒋介石亲自给家里诸亲友各写了一封诀别信，其中给母亲信中恳切地希望母亲“恕儿不孝之罪”。接着他又说自己原本是想出人头地，为了国家纵然战死也心甘情愿。幸运的是，这次战斗胜利了。　　尽管战事频繁、戎马倥偬，但蒋介石的感情生活并不如人们想象的一片空白。事实上，自从儿子出生，母亲和妻子都把全副身心放到经国身上，对他的注意自是稍稍减弱。况且，在去了日本，又来到繁华的上海，看尽那些时髦娇艳的都市女郎之后，妻子毛福梅土里土气的样子愈发不能入眼了。现在，儿子也有了，蒋介石自觉“使命”已达，今后可以更为自由了，“革命”之余，也不忘看一看身边的女人了。　　当然，对纳姚氏为妾这件事，蒋介石曾对后来的第三位夫人陈洁如有过交代。蒋介石说：“1916年刺客到处寻找我，要刺杀我，我藏身于苏州的‘苏州乐园’。在那里，经人介绍我认识了做歌女的姚氏。她是一位娇小玲珑的美女，长得很迷人，我和她成为很好的朋友。有一个对她感兴趣的有钱人大发醋劲，几次警告我不要和她来往，并当着众人的面，让姚氏表示和我分手。当姚不答应时，那个家伙竟将一盘鱼翅扣在姚的脸上，姚被烫伤了。我闻知十分愤怒，决定把姚带出那家乐园，纳为侍妾。姚对我的举动十分感激。”当然，这是蒋介石自己口中所说的浪漫传奇和“英雄救美”，事情的真相我们自然也无从得知了。　　而关于这位姚夫人姚冶诚，当时1927年10月18日的天津《益世报》对其身世有更详细的记载：“女士出身寒微。当南北和议告成时，蒋氏随陈其美居沪。陈每过北里，蒋亦与偕往。怡琴(姚氏花名)在法租界某妓院做房侍，在筵席间见蒋氏。怡琴刻意奉迎蒋氏，终至以身相托，被蒋纳为侧室”。　　有关姚冶诚女士的生平，曾有不少传闻。据说姚冶诚原名姚怡琴，乳名阿巧，祖籍江苏吴县，以后移居苏州。她生于清末光绪十二年（1886年），比蒋介石大一岁。八岁那年，父亲因病身亡，母亲也相继去世，她成为孤儿，被叔父姚小宝收养。姚小宝无儿无女，待她很好，视为自己的亲生女儿。　　姚氏及笄之年，由叔父做主，择婿成婚。其夫是邻村沈家次子——沈天生。婚后，沈天生入赘姚家，易名姚天生。开始时夫妻俩感情很好，相互体贴。姚天生勤劳能干，又肯吃苦，日子渐渐富裕起来。　　但是好景不长，姚天生后来染上吸毒恶习，经常去大烟馆抽鸦片，将辛苦挣来的血汗钱挥霍散尽，使生活陷入窘困。他还时常发脾气，打骂阿巧。从此，为了生活，阿巧也不得不外出挣钱。经人介绍，姚阿巧在法租界一个叫“群玉芳”的堂子（妓院）里当帮佣（当地人叫“娘姨”），侍奉高级妓女，为其梳洗打扮，整理衣物首饰。阿巧生来皮肤白皙，体态丰腴，颇有风韵，因此时间长了，也逐渐有人上门，做起了接客的生意。　　此后，姚天生知道阿巧私自改嫁蒋介石，便怒不可遏，扬言要找蒋介石拼命，以报夺妻之恨。蒋介石自知理亏，恐怕出现麻烦，便找人出面说和。最终，他付给姚天生两根金条息事宁人。姚天生拿了钱，另行娶妻度日，重新恢复了沈天生的原名。//---------------热血青年与英雄救美(2)---------------　　姚冶诚是蒋介石取的名字。“冶”取自姚氏出生地吴县冶长泾河；“诚”则是诚实恳切之意。在结识了蒋介石之后，姚氏开始断绝过往，当时蒋介石积极参加反袁护法斗争，往返日本、沪、杭、山东等地，踪迹不定。姚氏不仅安心随蒋，而且把平时省下的积蓄拿来资助他，因此，姚氏虽出身低微，又没文化，但蒋对她颇怀有感激之情。　　1912年，蒋介石因为刺杀陶成章而避祸逃往日本，躲过风头之后，他又悄悄潜回了上海，并准备回溪口去看望自己的母亲。行前，蒋介石给母亲写了一封信，把自己即将回家省亲的事告诉给母亲及毛福梅。信末他轻描淡写地附了一笔：“不孝儿要携一新妇侍奉母亲大人。”　　这一笔附言，对于在家守望多时的婆媳二人不亚于一声惊雷。尽管毛福梅知道，男子三妻四妾本是常事，再加上现在的蒋介石已非吴下阿蒙，所以娶外室是迟早的事情。可是事情这么突然，还是让她大吃一惊。但自幼接受的传统教育又让毛福梅无可奈何。所谓“丈夫是天”，对于丈夫带来的小妾除了忍受，还能怎样？所幸的是，当蒋介石带着姚氏出现在奉化溪口时，姚氏并不是王采玉和毛福梅所想象的那种风骚女子，没什么“奶奶”架子，“礼节有加”，并不逾越本分。于是，本性善良的毛福梅对姚氏善意以待，一妻一妾竟也其乐融融。　　将新娶的姚夫人放在老家，蒋介石自是安心了很多。但他并没有在老家过多停留，很快孤身一人，又继续开创他的“革命”天地去了。　　1913年，历时一个多月的“二次革命”失败了，蒋介石从上海举事开始到讨袁失败，一直跟随陈其美“躬赴火线，往来指挥”。尽管此时革命陷入了低潮，但是，讨伐袁世凯的迅速失败，反而成为他接近革命领袖孙中山的契机。　　讨袁失败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国内无处安身，只得再度流亡日本。蒋介石和陈其美在上海东躲西藏了一阵子，因为袁世凯悬赏5万元缉拿陈其美，上海已难以容身，二人只好也去了日本。这次留日经历不同第一次，蒋介石开始真正认识、了解孙中山，并取得了他的信任。而他的军事才能也让孙中山刮目相看，为以后的发迹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16年10月6日，蒋介石的第二个儿子蒋纬国出生了。当然，关于他的身世之谜更是众说纷纭，有说他是戴季陶之子，有说他生父不明，但无论如何，蒋介石对其钟爱之情却是溢于言表的。蒋把次子取名为纬镐。“丰”、“镐”两字分别取在两个儿子的小名里，不消分说，其意自明。按族谱排行，他们这一辈是“国”字辈，故又分别取名为经国、纬国。　　为了安抚无子的姚冶诚，蒋介石令年幼的纬国认其为母，交姚氏抚养。从此，蒋纬国称姚氏为“养母”，称毛氏为“娘”。姚冶诚视纬国为亲生儿子，极为宠爱和疼惜，蒋纬国成人以后，也视姚氏为生母。当时的经国长相随母，性格内向老实，纬国长相貌似蒋介石，而且天真可爱，深得蒋介石的欢心，蒋介石经常让蒋纬国骑在自己的脖子上，“囡囡”亲昵地叫个不停。这种太过明显的偏袒引起了毛福梅的不满，她看在眼里，苦在心头。平静的丰镐房从此开始口角不断，为了平息纷争，蒋介石把姚氏母子迁居到奉化城内，后又移居至宁波、上海。　　1916年，蒋介石随张静江等人在交易所做投机股票的生意，得以同姚冶诚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也就是这一时期，蒋介石发现姚冶诚染上赌博恶习，他屡屡出言劝止，但长期寂寞的生活已经让其养成打牌度日的习惯，一时又怎么改得掉？两人的关系开始出现裂痕。　　蒋介石在他的日记中，记述了他对姚冶诚的嗜赌恶习的种种不满：“1919年10月18日：冶诚赌博不休，恶甚、恼甚。　　1920年1月1日：早上起床时，瞟见楼下电灯尚明。甚恨冶诚不知家法，痛骂一场。娶妻之为害实不胜言。　　1920年5月16日：近日以冶诚嗜赌而不待我疾，且出言悖谬，行动乖违，心甚忿恨之……在外觅屋又无相当之处，不得已乃迁一品香居住。”况且这一段时间，蒋介石在政治上很不得意，虽然在孙中山组建军政府后，他曾因上书言兵而受到孙中山的赏识，并被召至广州委以军职，但蒋介石心高气傲，约束部队极严，因此每每与地方势力发生摩擦，于是回到上海赋闲，又心生“怀才不遇”之感。这种苦闷，姚冶诚无法理解，也不能适时给以劝慰，自然他对姚冶诚的赌博恶习“恶甚、恼甚”了。　　无论是对毛福梅，还是对姚冶诚，短暂的蜜月期过后，就是难以遏制的厌恶。这似乎是蒋介石情感历程的一个发展轨迹。此时的蒋介石正如当初与毛福梅反目成仇一样，对姚冶诚再难容忍。那时是“闻步声，见人影，即成刺激”，现在则恨不得搬离居室，他是那种脾气暴躁乖戾的人，一旦对对方有了初步判断，就很难更改自己的想法，自然也就愈发不能忍受了。　　但就在此时，影响蒋介石一生的事情发生了——生平最敬爱的母亲离开了他。1921年6月14日，蒋母王采玉因为一生太过孤苦，所经变故太多，以致将届晚年就因心脏病，卒于故居，享年57岁。而就在此之前，仿佛母子通灵一般，远在外地作战的蒋介石梦到“雪满山原，一白无际，醒后身犹寒战，默念此必母病凶兆”。连夜赶回的蒋介石总算赶在母亲去世之前回到了母亲身边，得以朝夕陪伴，亲会汤药，总算尽到了人子之孝。//---------------热血青年与英雄救美(3)---------------　　蒋母去世的消息传开之后，孙中山麾下的党政军大员齐致唁电，闽、粤、鄂、湘、沪各地吊客纷至沓来，出殡下葬时，孙中山又特派陈果夫代表祭奠，戴季陶、居正等要员均亲临葬礼。孙中山亲撰祭文，并为蒋母题写了墓碑：“蒋母之墓”，张静江手书蒋介石所撰的挽联，胡汉民做墓志，汪精卫做铭，由浙江书法家沈尹默手书，可谓面子十足。　　为表达对母亲的孝敬，蒋介石就此发誓：凡到母亲祭日，一律不茹荤、不动气、不近色，以示对母亲的纪念，以寄哀思。一个小细节可以从侧面让人们了解蒋介石的孝子之情。据一位原国民党将领回忆，蒋介石平时对部下非常严肃，惟有部下谒太夫人墓下来时，他才笑容可掬，连说“谢谢”。　　在孙中山先生为蒋母去世所写的祭文中，孙中山先生评价蒋介石是“昂昂千里之资，虽夷险不测，成败无定，而守经达变，如江河之自适，山岳之不移”。当时的蒋介石，大权尚未在握，还没有真正学会权谋之术，但其热情和勇气在孙中山眼里自然是“可造之才”，诩以“昂昂千里之资”，是鼓励多于评价的。//---------------纯洁脱俗洁如吾爱(1)---------------　　　　伫倚危楼风细细，此去经年，楼高不见君归路。图为：1926年5月，蒋介石和陈洁如在黄埔军校合影。　　　　那时的蒋介石还是孙中山先生的一员爱将　　1992年，一部蒋介石第三任妻子陈洁如的回忆录问世，传闻中的神秘人物现身说法，一时轰动史学界。这本书也是拖延了27年的迟到之作，之所以这样，全因蒋家一直对陈洁如“晓以大义”，只能一拖再拖，直到此时。　　关于陈洁如的身世也有很多说法。有的人说其原居苏州，受过中等教育，会讲俄语，当过小学教员，做过护士，又在长三堂子当过高级艺伎。而在《陈洁如回忆录》里是这样记载的：陈洁如原籍镇海，通称宁波，乳名阿凤，她父亲是一位纸商，经营很多地产手工艺品；母亲来自苏州，姓吴。应该说，并没有当过妓女的经历。　　蒋介石和陈洁如的第一次相遇是在上海大财阀张静江的家中。因为陈洁如的好友朱逸民嫁给张静江做续弦，陈洁如常常去看望她。1919年暑假的一天，孙中山和蒋介石、戴季陶去看望张静江，在张府偶遇陈洁如。当时的陈洁如才13岁，但因为发育早熟，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面目姣好。此时的蒋介石如同发现了尘世间难得一见的美玉，顿时眼前一亮。比起毛氏的愚笨木讷、姚氏的风尘之气，13岁的陈洁如显而易见更符合蒋介石的审美，更能触动其怜香惜玉之心弦。　　蒋介石开始了自己生平第一次大胆的热烈追求行动，在张静江家大门口等着陈洁如并要陈洁如的地址以便去看望她。陈洁如故意说错自己的地址，但蒋介石是个有心计的人，居然还是想方设法找到了陈洁如的家。蒋介石锲而不舍地追求，甚至以死相胁，最终使得年幼怕事的陈洁如答应与其约会。　　一个契机促成了蒋介石和陈洁如的定情。1921年9月，陈洁如的父亲因病去世，此时的蒋介石充分发挥其体贴入微之心，用实际行动改变了陈母对他的不良印象，赢得了陈母的欢心。况且有张静江在旁撺掇鼓动，陈母越发认为蒋介石将来前途不可限量，遂答应了二人的婚事。　　二人先是举行了订婚仪式，之后第二天，蒋介石告诉陈洁如说：“‘阿凤’是乳名，只有你母亲才能叫。我替你取了一个新名字，我想这名字和你的个性很相配。这个名字是‘洁如’，意思是‘纯洁脱俗’，在我眼中你正是纯洁脱俗，你喜欢吗？”为此当时二人专门合影留念，签上彼此之姓名。同时，蒋介石信誓旦旦，要与家里的妻妾离婚，正式娶陈洁如为妻子。　　1921年12月10日，蒋介石和陈洁如的盛大婚礼在上海永安大楼大东旅馆的大厅里举行。蒋介石送陈洁如的结婚礼物是一架小型的柯达相机，女方则送他一只带金链的金挂表。三点整婚礼开始，证婚人是张静江，主婚人是戴季陶，比起姚氏，陈洁如享受到了正房夫人的待遇。　　虽然，蒋介石婚前必须与原来的妻妾离婚，这是他亲口答应了的，但是，事实上蒋介石与毛福梅的离婚只是走了个形式，但陈洁如已经心满意足了，她觉得蒋介石对自己真心诚意，不久就可以成为蒋介石的合法妻子了。　　新婚第五天，陈洁如随蒋介石回乡探亲。一见到毛福梅，原本内心忐忑不安的陈洁如安定了下来。这是个性情温顺、和蔼可亲的中年妇女。这不是毛福梅第一次看到丈夫的“新欢”，事实上，自从丈夫提出离婚后，她差不多已经心如死灰了，现在毛福梅的全部心思都在儿子蒋经国身上。　　虽然已经与蒋介石离婚了，但毛福梅仍以主妇的身份料理着丰镐房的家务，她谦和有礼地安顿了陈洁如之后，又安排蒋介石偕同陈洁如跪拜蒋氏祖先和蒋母遗像。尽管在上海、在广州这些交际场合，陈洁如以蒋介石惟一合法的妻子的名义出现，而在蒋介石的家乡，乡人仍然奉毛氏为蒋介石的夫人，陈洁如在他们的心目中，充其量只是一个小妾而已。　　在与毛氏相处的日子里，毛福梅对陈洁如吐露了自己的心里话，她说：“我已经年近四十，这辈子也没有什么别的念头了，我只希望经国将来能有出息，这是我此生惟一的愿望了。”　　毛福梅的肺腑之言使陈洁如大受感动，她深切地感受到这个旧式女子宽阔的胸怀和雅量，为此她欣然接受了毛氏的委托，答应帮助改变蒋介石的“怪脾气”，并抚养教育好蒋经国。　　但就在此时，陈洁如发现自己身上开始出一些红疹，后经医生诊断，原来是蒋介石把性病传染给了自己，她已经无法再怀孕生子。为了安抚陈氏，同时也为了让蒋经国接受更好的教育，见一些世面，蒋介石令蒋经国离开生身之母，来到上海，喊陈洁如为“上海姆妈”，开始其在上海的求学生涯。应该说，陈洁如对蒋经国的功课是管得很紧的，好在她也略通文墨，督促蒋经国这样的小学生温课、练字、做作业，游刃有余。蒋介石十分高兴，他觉得陈洁如漂亮温柔，聪明而有见识，非毛氏、姚氏可比。//---------------纯洁脱俗洁如吾爱(2)---------------　　而此时的蒋介石，虽远离广州这块革命根据地，身处风花雪月之中，但却时刻关心广州局势的发展。而此前，他多次上书孙中山，劝说其不要相信陈炯明。但孙中山仍是不以为然，说：“不要紧，不要紧，我以诚待人，陈炯明是不会害我的。”但事实上，很快陈就有了叛变的迹象。　　发现危急的情况后，孙中山于1922年6月2日给蒋介石发了急电：“粤局危急，军事无人负责，无论如何，请兄即来助我，千钧一发，有船即来，至盼。”此时，蒋介石正在溪口准备6月14日他母亲逝世一周年的纪念典礼活动。　　6月18日，蒋介石在宁波接到汪精卫从上海发来的电报：“惊悉粤变，尤幸总统无恙。”同一天，孙中山也给蒋介石拍发了保密电报：“蒋介石先生：事紧急，盼速来。孙文。”　　蒋介石接到电报后，立即贻书张静江托以后事及他的两个儿子，洒泪登程，颇有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他于29日抵达粤海，冒险乘快艇登上了“永丰”舰。他这种不顾险阻、冒死应召的举动，让孙中山感到极大的安慰并对蒋介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孙中山见到蒋介石后，非常高兴，对外国记者说：“蒋君一人来此，不啻增加二万援军。”孙中山将海上作战的指挥权交给了他。广州蒙难是孙、蒋关系发展的重大转折点。在此之前，蒋介石只是孙中山关系密切的追随者；此后，蒋介石则成为孙中山的助手，接着进入了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集团，开始对中国革命的进程发挥较大的作用和影响。　　1923年8月16日，蒋介石经孙中山允许，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俄考察，这是孙中山为了和苏联合作的演习，也是对蒋介石充满信任的体现。此时的陈洁如不仅为蒋介石准备了长袍、皮衣、皮帽等物，还充当了临时翻译。陈洁如那一口流利的俄语，使得苏联顾问误以为陈洁如是专业的翻译。1924年，蒋介石继续被孙中山委以重任，就任黄埔军校校长一职，他与陈洁如迁入军校校舍，终于有了一个安定的家。陈洁如从此担任了蒋介石的秘书，负责处理函件往来和一般文件的保管。　　这不仅是陈洁如一生中最为幸福的日子，也是蒋介石一生中少有的平静安详的日子。蒋介石感到陈洁如是他工作与事业上的好帮手，他与陈洁如的感情也越发深厚，常常带着陈洁如频频出现在各种社交场合，平时下了课，他还常带着陈洁如散步于黄埔军校校园。据蒋介石的门生，黄埔一期的将领宋希濂、孙元良等人回忆：“每天傍晚，军校课务告一段落后，蒋校长常与陈洁如携手在校园中散步。”师生都认识了这位才华出众的蒋夫人。甚至有时当蒋介石训斥学生时，陈洁如也会出面亲自为学生婉言讲情。　　日记是一个人的心声之语，从当时蒋介石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对陈洁如的爱到了何种地步：“下午，携洁如赴汕船次，为情魔缠绊，怜耶，恼耶，殆无已时。”“批阅洁如笺，爱恋我之情，无异孺慕也。”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陈洁如征得蒋介石的同意，领养了一个女儿。夫妻俩商量给女婴取了个小名叫倍倍，学名为蒋瑶光。蒋介石十分钟爱这个养女，他还特地抽出一天的空闲时间和陈洁如一起，抱着女儿去合拍了一张照片。//---------------通往权力的道路(1)---------------　　　　人人都说他们的婚姻是始于政治因素，可从之后的岁月中可以发现爱情还是在他们之间萌发了的。尤其是晚年，两人相濡以沫、彼此相惜。　　1927年，对于蒋介石而言，是生命中重要的转折点。就在这一年，他似乎找到了那把通往权力顶峰的钥匙，并与已往的生活做了一次最彻底的决裂。尽管这决裂有着太多的痛苦，但与权力这个耀眼炽热的东西相比，他认为这些都算不得什么了，只是一些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而已。有的人把蒋介石称为一代枭雄，自然枭雄的生活是不平常的，他的感情生活更是与政治斗争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当蒋介石遇到宋美龄会是什么样，历史给了最好的答案。　　美国女记者埃米莉·哈恩在《宋氏家族》一书中写道：“蒋介石第一次见到宋美龄是在上海孙博士的家里。见到美龄的时候，蒋介石已经休掉了奉化的毛小姐。一天，他向孙博士提起了这门婚事。‘老师，我现在还没娶上老婆’，他说，‘您能劝宋小姐嫁给我吗？’孙博士没有去劝美龄，而是把蒋介石的意思转告了妻子。庆龄悻悻地回答说，她宁可看到妹妹死，也不愿意让她嫁给一个在广州城内至少有两个情妇的男人，虽然他名义上还没有结婚。的确，当时有关蒋介石的传闻很多。但是孙中山并没有把妻子拒绝的话转达给蒋介石，因为他喜欢这个年轻人。他劝蒋介石说：‘等一等吧。’蒋介石明白孙中山的意思，只好等着。在孙中山逝世以前，蒋介石又曾两次提起过这门亲事，但每次得到的答复都是‘再等一等吧’。”蒋介石于1927年9月26日在上海对《字林西报》记者发表谈话谈及：“五年前，余在广州，寓于孙总理处，以是获见宋女士。以为欲求伴侣，当在是人矣。其时宋女士尚漠然。”可见，宋美龄同蒋介石的认识，时间是1922年，那时正值陈炯明在广州搞叛乱的时期。　　当蒋介石带着陈洁如出席大大小小的场合、过着甜蜜平静的黄埔校长的日子时，其实他已经在规划此后的道路，想着当时似乎“可望而不可即”的宋美龄。人在对比中才能显出价值，与毛氏、姚氏相比，陈洁如自然是高出一筹，但与宋美龄这个曾经出国留洋、出入于上流社会的女子相比，陈洁如只能算是上不得高台面的小家碧玉了，尽管其温文尔雅、细心体贴让蒋介石难以割舍。　　在与陈洁如一起度过的岁月里，蒋介石从一个普通的军事将领升为统领千军万马的北伐军总司令。在国民党内，他也已成为举足轻重的核心人物，成为“总理的继承人”，名扬世界。当时，英美的一些报刊称蒋介石为一位“最年轻的革命领袖”，美国的《时代周刊》也曾以蒋介石为封面人物。1927年，北伐军势如破竹，担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无论政治还是军事成就，都跃升至其人生旅途上的第一个高峰。同年4月底5月初之间，蒋介石在上海西摩路宋宅再次和宋美龄相会，当然不忘再次提出结婚的请求。　　此时的蒋介石因为有了成就的衬托，不同此前的默默无闻和寒酸，自然比较能引起宋家人的注意。为此宋家专门召开家庭会议，热烈讨论宋美龄该不该嫁给蒋总司令。宋母倪太夫人颇不赞成这桩婚事，她的理由是蒋介石不信耶稣基督，且结过婚；宋家另两个反对派是宋庆龄和宋子文，他们认为蒋介石日后的成败犹不确定，不一定能为美龄带来幸福，尤其是宋庆龄强烈反对，认为这“不是婚姻，而是政治”。不过，大姐宋霭龄则更深谋远虑，她力排众议，坚信蒋介石的前途不可限量。除了孙中山和宋庆龄这根牢不可破的纽带，她还想促成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结合，这才能紧紧地把蒋宋两家连接在一起。　　1927年5月，在宋霭龄的撮合下，宋美龄与蒋介石同游金山、焦山，交往十余天，蒋介石终于获得了宋美龄的欢心。　　是什么原因让蒋介石对宋美龄如此坚定不移，究竟是爱情，还是政治野心呢？或许二者兼有。《大公报》创始人之一胡霖曾在一次谈话中这样说：“蒋的婚姻是一次精心预谋的政治行动。他希望通过成为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和宋子文的妹夫来赢得他们。那时，蒋也开始考虑寻求西方的支持。如果美龄成为他的妻子，他便在与西方人打交道时有了‘嘴巴和耳朵’。此外，他一直十分欣赏子文在财政方面的才干。但是，如果说蒋没有爱上美龄，那是不公平的，蒋显然把自己视为一名英雄，而在中国历史上自古都是英雄爱美人。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蒋可以做任何事情。在当时的情形下，娶这样一位有权势、有美貌又有才华的新妻子对蒋来说是非常合理的。”　　正当蒋介石“坠入情网”，向宋美龄发动情书攻势之际，他自己的权力生涯发生了大变故，促成他个人政治史上的第一次“下野”。蒋介石是个绝不轻易气馁的人，他在官场上虽暂时失意，但在情场上却大为得意。蒋在溪口雪宝寺“隐居”，身在庙中，心却在上海十里洋场。他不停地写情书给宋美龄，1927年10月19日天津《益世报》曾公布了其中一封情书：余今无意政治活动，惟念生平倾慕之人，厥惟女士。前在粤时，曾使人向令兄姊处示意，均未得要领，当时或因政治关系，顾余今退而为山野之人矣，举世所弃万念灰绝，囊日之百封战疆，叱咤自喜，迄今思之，所谓功业宛如幻梦。独对女士才华容德，恋恋终不能忘，但不知此举世所抛之下野武人，女士视之，谓如何耳？//---------------通往权力的道路(2)---------------　　1927年9月16日，宋霭龄在上海西摩路宋宅举行中外记者会，正式向各界公开宣布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讯。这个消息惊动了沪上和中国的军政界，也震动了海内外。《纽约时报》发布了蒋介石与孙夫人的妹妹结婚的消息，并称一位英国裁缝正在替蒋介石赶制礼服。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宋美龄正式在上海结婚，新郎实岁40，新娘30。婚礼备受各方关注，据好事之人统计，共花费百万之巨。当天，上海《申报》刊登了两则启事，一是蒋宋联姻，一是蒋介石的离婚声明，声明称：“毛氏发妻，早经仳离；姚陈二妾，本无契约。”　　结婚那天，蒋介石在报上发表《我们的今日》，他说：“我今天和最敬爱的宋女士结婚，是有生以来最光荣、最愉快的事，我们结婚以后，革命事业必定更有进步，从今可以安心担当革命之大任……我们的结婚，可以给中国旧社会以影响，同时又给新社会以贡献。”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举行结婚典礼。宋美龄成为最后的一届蒋夫人。　　令人玩味的是，宋霭龄对外宣布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事之际，宋母却在日本养病，不少人认为宋母对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事仍有意见，霭龄使用“调虎离山”之计差开宋母，请其赴日养病，以免使婚事受阻。　　同年9月23日，蒋介石来到上海，宣布：“此行与政治无关，惟在获宋氏家族对美龄婚事之同意。如获同意，则将在上海完婚，然偕游海外。”过了五天，蒋介石在《申报》和《民国日报》刊发“蒋中正启事：各同志对于中正家事，多有来书质询者，因未及遍复，特奉告如下：民国十年，原配毛氏与中正正式离婚，其他二氏，本无婚约，现已与中正脱离关系。现在除家有二子外，并无妻女，惟传闻失真，易生混惑，专此布告”。这项启事首日见报时，蒋介石在未婚妻宋美龄等人的陪同下，从上海乘日轮到神户有马温泉探望正在此地休养的宋母。蒋介石下榻有马大旅社，房间就在宋母的隔壁，一向出手大方的蒋介石一到旅社即拿出300元作小费，这在当时是一笔大数目。旅社老板娘千代子回忆说：蒋的阔绰和警卫之多，毕竟气派不同。蒋在见到宋母后，兴奋地对千代子说：“老板娘，成功了，成功了，婚约成功了，对了，给你题字吧，来来，马上替我拿笔来……”蒋介石一口气就写了五幅字。　　无论过程如何，蒋介石总算得到了其理想中的婚姻。但几家欢乐几家愁，这边是蒋宋联姻、欢天喜地，那边却是姚氏和陈氏的苦痛悲哀。　　1927年年底，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后，就将姚氏与蒋纬国托付给吴忠信(又名礼卿，安徽籍，蒋留日同学，曾任贵州省主席)关照，姚氏乃移居苏州，仍由蒋介石负担生活费用。后来姚氏在南园的蔡贞坊选中了一块地皮，乃建造新居。1929年，新屋落成，当地人称这为蒋公馆。姚冶诚在苏州居住期间，与蒋介石经常有信往来，也见面有接触，但不同居。有时蒋介石路过苏州，姚治诚携蒋纬国与蒋介石面晤小聚，以解长久以来的等待之苦。1949年，姚冶诚随蒋纬国来到台湾，住在桃园大秦纺织厂附近，后迁往台中，直到1966年病逝。　　至于陈洁如，蒋介石则是连蒙带骗走出了这段婚姻。当蒋介石将这桩政治婚姻告诉她时，这不啻一个晴天霹雳。按照蒋介石的说法，陈洁如先去美国进修五年，回来之后二人还可以再续前缘。而这时两人的婚姻，才不过六年时间，他们的关系开始于上海，亦结束于上海。　　1927年８月19日，陈洁如在张静江女儿黛瑞莎和海伦陪同下，乘杰克逊总统号轮船去美国。船到日本神户时，日报还登“蒋夫人搭轮赴美”的新闻。但当轮船航行在太平洋上，无线电广播了上海各报刊载的“蒋中正启事”，声明自己与前几任妻妾脱离关系，宣布宋美龄为自己的合法妻子。陈洁如听到这个消息，本来就因旅途劳顿而灰暗疲惫的心更如刀剜一般，几次要跳海，均被护送者劝阻。陈洁如到美国后，许多记者一度尾随，企图挖掘内幕新闻，陈洁如一行均以“无可奉告”搪塞。到了美国之后，陈洁如以全副精力深造，留美五年多，苦修英文、养蜂和园艺，并从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获得硕士学位。　　接下来的岁月里，陈洁如本可以再嫁、生子，像一个普通的女人那样生活，但是她没有，而是孤独地走完了自己的一生。20世纪60年代，陈洁如曾收到蒋介石辗转寄来的一封信，信中称赞陈洁如“为人一向温良敦厚”，又说“往昔风雨同舟，所受照拂，未曾须臾忘怀”。临终前，沉默了许久的陈洁如在遗书中提到：“三十多年来，我的委屈惟君知之，然而，为保持君等家国名声，我一直忍受着最大的自我牺牲，至死不肯为人利用”。寥寥几句话包含了半个世纪的辛酸。　　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大抵不过如此！//---------------在权力斗争的旋涡中(1)---------------　　1928年2月2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2月7日，蒋介石被“推举”为中央执委会常委、军事委员会主席。3月7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又推举蒋介石为中央政治局会议主席。至此，蒋介石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野心，真正把党政军三位一体的大权都弄到了自己的手中。宋美龄也成了名副其实的“第一夫人”。当然，这权力在握的背后，宋家这个后台的功劳自是少不了的。　　爱情和事业都如此得意，但蒋介石的心情并没有因此而轻松起来。因为他的野心或者说梦想更大：统一中国，成为真正的最高统治者。而现在权力的宝座还远未达到巩固的程度，随时有被人“拉下马”的危险。国内、党内的政治派系和军事力量的山头纷立，表面上“拥护中央”，实际上各行其是，根本不买中央政府的账。蒋介石不想当被各路诸侯架空的周天子，而是要把所有权力切切实实掌握在自己手中。虽然他曾在日记中表示他不喜欢政治，他写道：“政治使人过狗一般的生活……道德何在？友谊何在？”但实际上，他是一个政治权术的行家里手。　　当时蒋介石面临的“敌人”，除了最强劲的对手——共产党，便是这些军阀派系，尤其是奉系军阀张作霖和直系军阀孙传芳的残余，更是让蒋介石心头烦躁不已。在宋美龄的辅助之下，蒋介石决心完成此前北伐没有完成的统一大业。　　为了筹划“第二次北伐”，宋美龄随蒋介石来到了南京，这也算是为夫牺牲。因为当时的上海才是政经中心，无论各个方面，都远远强于南京。对于宋美龄这样一位力求生活品质的“第一夫人”，南京的条件的确差强人意。但宋美龄认为自己不同于一般的官太太，她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政治才能。所谓“夫人外交”不仅用于国外，也用于这些心怀各异的军阀们。　　为了笼络人心，蒋介石经常与他的同僚举行饭局，而每一次，蒋介石都坚持宋美龄与他一起出席，如果遇到蒋介石自己做东时，宋美龄更是非扮演女主人的角色不可，虽然她往往是座中的惟一女性。宋美龄自己也说过：“我想这些官员起先颇为意识到我是个女性，但是后来我全心地投入帮夫的事业，他们也就不再视我为一个女性，而是他们之中的一员。”宋美龄在家中要帮助蒋介石接待许多客人，这种接待不单纯是妻子接待到家里来的宾客这么简单，更是政治活动的家庭化，这是旧中国官场活动的一个延伸，也是宋美龄初入官僚行列的一个起步营生。这种接待，展露了宋美龄的交际才能，弥补了蒋介石与这些政要打交道时的一个缺陷，取得了日常政治活动中所起不到的作用。　　与此同时，宋美龄还在南京办了一所在北伐战争中阵亡的烈士遗族学校，照顾那些“已经为国捐躯或准备为国捐躯的烈士的子女”。宋美龄说：“这些儿童如果接受适当的教育的话，将是最有价值的财产，因为，他们的血液中天生就含有革命的因子。”　　应该说，蒋介石率军北伐一事深得民心，许多敌对部队及其将领都投到他的麾下。但是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尽管蒋介石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而不时与各地的军阀进行激烈的战斗，但他却从没有真正地控制他的对手或征服他们的地盘。　　1928年6月3日，孙传芳知道大势已去，宣布下野，所属部下向国民革命军投降。4日，张作霖不敢恋战，带领一批文武官员出关。8日，国民革命军进占北平。至此，“第二次北伐”在军事上告一段落。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五色旗换为青天白日旗，通电服从南京政府，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历史宣告结束，蒋介石算是形式上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了“统一”大业。　　“第二次北伐”完成之后，一系列新的军阀混战又开始了。先是蒋桂战争，继之蒋冯战争，最后是1930年4月发生的蒋、冯、阎中原大战，在张学良的鼎力支持下，蒋介石终于大获全胜。　　军阀们暂时不会成为蒋介石的骨刺，接下来，蒋介石要全力以赴去“国剿”中国共产党。虽然当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但蒋介石依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动多次军事围剿。　　在围剿红军的前线，宋美龄写下了她的经历:“我们要随军向腹地挺进，生活是艰苦的，但我很高兴，我的健康良好，能够坚持，相反这样我就能同他在一起，就能协助他……我们虽然不得不放弃一些物质享受，但那不算什么，因为我俩互不分离，各有工作。”　　正当蒋介石的反革命军事围剿“如火如荼”之时，1933年，宋美龄又随蒋介石上庐山“度假”。度假是一个名目，实际是做英美这些大国的思想疏通工作。因为此时的蒋介石政权，外有日寇虎视眈眈，内有“野火烧不尽”的中国共产党，因而迫切需要来自英美方面的支持。宋美龄上庐山后，会晤了一些正在庐山休假的英美传教士。这些传教士认为：蒋介石的政权丝毫未将其获得的巨利用之于民，蒋介石虽“控制”了中国一块相当大的地盘，但他留给英美这些发达国家的印象还是独裁、只知道争权夺利，老百姓依然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没有人会把那些关于“统一和进步”的论调当真。如果南京想取得外国政府的支持和贷款，蒋介石必须首先有一系列明确的社会福利纲领，以便在中国的外国人能有良好的印象。况且，美国总统罗斯福正推行“新政”，蒋介石实施改造中国社会福利方面的“新政”又有何妨？//---------------在权力斗争的旋涡中(2)---------------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些话触动了宋美龄的内心，于是在二人结婚六年之后，一场大规模、旨在改造社会道德与国民精神的“新生活运动”开始了。这场“精神方面的重大战争”(蒋介石语)是国民党建党以来所从事的一次最大规模的文艺宣传工作。无论是在设计还是在推广中，宋美龄均身先士卒，扮演了核心角色。　　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举行的扩大总理纪念周上，发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演讲，宣布“新生活运动”开始。随着蒋介石的宣布，“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于南昌成立，蒋介石自任会长，7月1日改组为“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宋美龄担任妇女委员会指导长，成为新生活运动的实际推动者。新生活运动是要改造全民的生活，而妇女是家庭的中心，宋美龄大力鼓吹妇女为改造家庭生活的原动力，她向全国女性呼吁：“知识较高的妇女，应当去指导她们的邻舍，如何管教儿女，如何处理家务，并教导四周的妇女读书识字。”但她也承认：“中国的妇女，非但多数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而且大半还仍过着数百年前的陈旧生活。”　　宋美龄把推广“新生活运动”当作自己的政治事业，因此推行起“新生活运动”是不遗余力的。开会、撰文、宣传、演讲、督导和接受国内外媒体访问，忙得不可开交，但也在精神上满足了她的成就感。应该说，“新生活运动”的动机是好的，其试图改变国人千百年来旧有的生活习惯，改造精神，重新“焕发”民族新生。但在中国当时的环境下，劳苦大众连基本的生活都无法保障，再提新生活只能是一种奢侈，很多推广工作只是走表面过场而已，遭到了很多人的批评。中国近代外交家顾维钧的第三任妻子黄蕙兰在其回忆录中说，中国驻外人员常有外遇而导致婚变，故在抗战前外交界即戏称“新生活运动”（NewLifeMovement）为“新妻子运动”（NewWifeMovement）。　　而随着抗战的爆发，“新生活运动”愈发显得“不合时宜”，当东北大部已经沦陷时，大陆腹地还在进行这种“政治游戏”，似乎很有点讽刺的味道。虽然这时的“新生活运动”已经随着战况的推进自然演变为战地服务、伤兵慰问、难民救济、保育童婴、空袭救难、征募物品和捐款等与战时支持有关的活动。　　1936年，蒋介石和宋美龄遭遇了一次惊心动魄的变革，但也正是这次波折，让双方更加意识到了彼此的重要：不仅仅是一般夫妻的小情小爱，更是两个家族的休戚与共、彼此权力的紧密相连。　　事情的起因还是源于是否抗日。面对民众强烈要求抗日的呼声，白山黑水沦陷在敌手的境遇，时任东北军最高统帅的张学良心中也不好受，曾多次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战，但多次遭蒋介石严词拒绝，因为此时的蒋介石正在为第六次“剿共”做准备。　　为此，张学良、杨虎城决心孤注一掷，进行“兵谏”。而根据史沫特莱的描述，当时的情形大概如此：“这天晚上张学良、杨虎城同所属高级军官彻夜开会。黎明前孙鸣九营长率一营人包围了临潼华清池，打死了蒋的侄子侍卫队长蒋孝先和三十多个警卫兵。蒋委员长身穿睡衣，逃到了山上，藏到了岩洞里面。孙鸣九搜山抓到了他，蒋对孙说他是总司令。孙营长回答：‘你是总司令，也是活俘虏。’蒋委员长的脚摔伤了，孙营长把他背下山，并送到西安张、杨那里听候发落。”　　当这个消息传到南京，国民党内是一片混乱。素有野心的何应钦极力主张轰炸西安城，还有的要求重新选举领袖，一时间，说什么的都有。但宋美龄在此时表现出了非凡的镇定从容。她十分明白，如果这时自己不出面，不尽快处理情况，那么局面将无法收拾。并且蒋介石的位子被太多的人觊觎，实在是岌岌可危。她认为，只有和平解决这次事变，才能挽救蒋介石，也才能维护中国的“安定”。事实上，宋美龄的判断是准确的，也得到了英美的支持，但是谁出面做这件事呢？谁能只身涉险、远赴西安呢？　　人们把眼光投向了宋美龄，毕竟当时大家都不知道西安发生了什么，尽管张学良声明自己毫无恶意，但后果如何谁都无法保证。但宋美龄毕竟是宋美龄，她决定亲自飞往西安，与张学良进行会谈，要求对方放人。　　12月22日，宋美龄偕同宋子文、端纳等人乘坐“福克”专机，冒着生命危险到了西安。在飞机快着陆的时候，宋美龄从手提包里拿出一把手枪交给端纳，低声对他说，如果军队企图抓她就把她打死。　　下午4时，当宋美龄走进蒋介石的房间时，蒋介石是又惊又喜，关于见面的情景，蒋介石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乍见惊讶，如在梦寐……妻见余强作欢颜，而余则更增忧虑。”尽管这时的蒋介石还是不同意国共联合抗日，但在宋美龄的劝说下，权衡利弊，只得答应。　　12月24日，宋美龄在谈判中，明确表示赞成停止内战。次日，蒋介石获得自由。为此美国《时代》杂志还刊登了蒋宋的照片，称他们是“新闻人物伉俪”。这次事变的成功解决，应该说，宋美龄有很大功劳。为此若干年后，蒋介石在会晤嫡系官员时感慨地说，在“西安事变”中，夫人给了他一条命。而此后宋美龄说的一句话更是让人们回味悠长：“开始没有爱情，但是我认为现在有爱情了。”//---------------在权力斗争的旋涡中(3)---------------　　此后，随着日军侵华局势的日渐严峻，考虑到中国面对着的危险，蒋介石筹划建立中国的空军。蒋介石会把发展空军的这样一个庞大计划交给宋美龄去落实，除了借重宋美龄的外文能力，也和当时错综复杂的军政环境有关。　　在北伐以后，蒋介石逐步攘夺了国民党政府的军政大权。1932年，蒋介石派遣当时为国民政府实业部长的孔祥熙到欧美考察，孔祥熙的特使名义是“实业专使”，是去欧美各国考察“实业”，然而实际上却是去德、意、美各国采购“剿共”所需之武器，更重要的任务则是采购空军所需的飞机和装备。　　由于他是蒋介石的官方代表，因而在各国都受到十分热烈的欢迎，德、意等国的军火商都和孔祥熙进行了广泛接触，尤其是意大利更对中国空军的建军计划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因而频频向孔祥熙示好。　　但是，孔祥熙出国洽商飞机采购的事情，被一些原本涉及军品采购的军人侦悉，这些包括何应钦在内的人物对孔祥熙极为不满，尤其是一向和孔祥熙作对的宋子文也坚决反对。　　可是，成立空军是蒋介石的既定政策，攸关“剿共”战事的成败和对抗外国侵略者的问题，而对反对的声音，蒋介石只好想出一个权宜之计，不设航空部，设立了一个“航空委员会”。既然孔祥熙主导航空，宋子文这批人不同意，那干脆找宋美龄来主持，算作折中之策。　　一方面，宋美龄英文很好，而空军的成立势必要仰赖美国人，如果有一个英文能力好一点的人来主导，在与美国人沟通相关事宜的时候，也显得比较妥当；另一方面宋美龄和孔家、宋子文家，都没有大的矛盾存在，由她来掌控空军的建军或是军事采购，应该不致造成什么内部矛盾。　　虽然宋美龄的军事经历有限，但是为了组建空军，她投入了大量精力，把许多时间花在有关航空理论和飞机设计的学习上。她和外商洽谈，订购了价值2000万美元的产品；为了聘请外国顾问，1937年春，宋美龄专门给美国的陈纳德将军写了一封信，问他是否愿意到中国当空军顾问，陈纳德一口答应下来，此后组建了众所周知的“飞虎队”。这位日后为中国抗战建立了巨大功勋的陈纳德在见到他的“外籍上司”宋美龄第一面后，就在日记中记下这样的文字：“她使我无法恢复常态，从那天起，她将永远是我的公主。”　　在陈纳德的帮助下，宋美龄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掌握了空军内部领导权，这可以从1937年宋美龄安排空军为蒋介石50岁生日的祝寿表演中看出一些端倪。宋美龄要求飞行员在洛阳上空做云雾排字表演，空军出动了50架飞机，排出中文数字“五十”的字形来。虽然在今天看来这不算什么，但几十年前，这样的祝寿方式的确可以称得上是盛况空前。　　1942年2月28日，蒋宋夫妇在昆明宴请陈纳德和飞虎队成员，宋美龄讲了一段感性的话：“在中国国运最严重的关头，你们带着希望和信仰飞越了太平洋来到中国。因为这个缘故，不仅我国空军，而且我们全国都展开双臂来欢迎各位。委员长适才曾道及你们光辉和英勇的事迹，他赞誉飞虎队为举世最勇敢的一支空军。”宋美龄又说：“当你们翱翔天空时，你们无疑是用火焰在空中写出一些永恒的真理，给全世界都看到……”　　尽管在1938年春，宋美龄因健康原因辞去航委会秘书长一职，由其兄宋子文接任，但她始终掌握着空军的人事、采购甚至训练大权，到台湾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情况依然如此。//---------------用美丽征服世界(1)---------------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的爆发，掀开了中国历史上苦难深重的一页。随着抗日局势的严峻，虽然蒋介石政权承担了正面战场的作战，但从上海到武汉，国民党军队依然是节节败退。　　而在参加抗战救亡的工作中，宋美龄也一直非常活跃。武汉保卫战期间，宋美龄领导成立了“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宋美龄自任指导长，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当然，这些都是细枝末节，因为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范围的扩大，美国的加入，国民党财政的匮乏，军事的无力，这一切的一切都需要宋美龄的出马——说服美国政府给予更多的援助，从政治、经济到军事上的，宋美龄是蒋介石获取美国支持的最大本钱。甚至有的人说，宋美龄就是“美援”。正如1942年，美国共和党领导人威尔基访问中国对宋美龄所说的，以她的智慧和美貌，必能使美国人民更加了解中国，她将是“一位完美的大使”，美国人民“就需要这样的说客”。　　人们至今津津乐道的是，20世纪40年代初期宋美龄在美国的一系列外交活动：1942年11月27日～1943年6月，宋美龄历时7个月的北美之旅，先是治病，1943年2月17日开始公开活动，18日分别在美国参众两院发表的演说，为她在世界赢得了巨大的赞誉。　　1942年11月18日，宋美龄以治病为由，乘专机飞往美国，27日住进哥伦比亚大学长老会医学中心哈克尼斯病房。第二天，罗斯福夫人就冒着严寒到医院探望她。宋美龄一改往日女强人的姿态，表现得像个娇弱的病人，这引起了罗斯福夫人莫大的好感和同情。罗斯福夫人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看着她躺在床上，我心里想如果她是我的女儿，我一定会帮助她、照顾她。”　　但是，经过接触，罗斯福总统发现，蒋夫人根本不是他夫人描绘得那么温柔娇弱。一天晚上，宾主在进餐时顺便谈起美国矿工一次罢工的事。罗斯福问蒋夫人，假如中国政府在战争时期遇到这样的事，该如何处理？宋美龄平静地抬手用一个长指甲在自己的脖子上划了一道，做了一个优美的杀头手势，这使同桌的所有人惊讶不已。罗斯福假装大笑起来，而且，为了引起坐在桌子那边的他的夫人的注意，便问道：“埃莉诺，你看见她的手势了吗？”罗斯福总统对宋美龄的印象不再是“娇小脆弱”，而是“心狠如铁”。埃莉诺·罗斯福夫人在私下里说：“她能把民主制度讲得很漂亮，但是她可不知道怎样实行民主制度。”　　宋美龄在医院住了11个星期，身体逐渐康复。1943年2月18日，她生命中发生了一件非比寻常的事——在美国众议院发表了相当重要的演说，这是众议院第二次邀请女性演讲，第一次邀请的是荷兰女王。美国报刊是如此描述宋美龄的：“她脸色阴沉，身材娇小苗条，身穿一件富有魅力的黑色金丝绒旗袍，下摆开衩几乎高到膝盖，一头柔和黑发别致地盘在颈后。她佩戴的饰物是镶有宝石的中国空军徽章，纤指上涂着红指甲油。蒋夫人举止端庄，声音柔美，说一口地道的英语。议员们被她的优雅风度、妩媚和智慧迷住了。”她的美丽和演讲震惊了所有人，演说不时被掌声打断，一名议员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宋美龄差点让他流下泪来。　　其实演说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让美国总统、美国人民相信，国民党政府正在进行的战争和美国抵抗日本法西斯的战争是一体的，美国人民应该相信国民党，相信蒋介石。她在众议院的即席演说中说:“基本上我们是为了同样的原因而打仗。我们两国人民有相同的理念。你们的总统向全世界宣告的‘四大自由’犹如自由之锣在我们的广大的土地上回荡。”“我向你们保证，我们的同胞愿意为了实现这些理想渴望和你们合作。”这里所说的“四大自由”指的是罗斯福当时极力提倡的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不虞物质匮乏的自由和免受恐惧的自由。尽管宋美龄说得如此慷慨激昂，但她其实也知道，这些自由在蒋介石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其实很难做到。　　国会演讲后，宋美龄又和罗斯福总统一同出席了记者见面会，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挤了172名记者。《时代周刊》报道说，蒋夫人就像初次登台演出的少女一样，总统夫人的手一直放在蒋夫人的椅子上，好像在护卫着她。而主持过数以千计记者会的罗斯福就像个纵容的叔叔在介绍自己美丽的侄女，他说“蒋夫人是个与众不同的特使”，还要求记者不要问难以回答的问题。　　在随后的几个月中，宋美龄遍访许多州，进行演讲，并获得极大成功。《时代周刊》老板亨利·卢斯还专门成立了“纽约公民欢迎蒋夫人筹备委员会”，纽约州有270位当时社会名流参加；美国东部9个州的州长专门拜会了宋美龄；两万多纽约市民在麦迪逊花园举行盛大欢迎会。宋美龄还在好莱坞露天大会场向三万名听众发表了来美后的第三次重要演说，会见了200多位支持中国抗日的美国影剧界人士。为中国人所熟知的大牌影星如劳勃·泰勒、贾利·古柏、英格丽·褒曼、凯瑟琳·赫本、亨利·方达、丽泰·海华丝、秀兰·邓波儿等全都慕名来听她的演讲。这些巨星还纷纷慷慨解囊，捐献巨款。　　除了这些名流，“宋氏外交旋风”在美国民间引起的轰动更是无法估量的。一位住在新泽西州东奥伦奇市的家庭主妇，寄了一张三块钱的汇票和一张上海难童在火车站哭泣的剪报至白宫，要求代为转给宋美龄。这位美国太太说：“三块钱汇票是我的三个女儿合送给那位在火车站哭泣的小朋友的。”这是宋美龄的国会演说经由收音机转播全美，打动千千万万美国人心田的最佳证明。每天有数百封来自全美各地的信件寄至白宫，收件人都是宋美龄。《华盛顿邮报》一位名记者写道：“她所要的是什么？是为了整个地球上的人类。”//---------------用美丽征服世界(2)---------------　　宋美龄的四处演讲，对争取美国人民同情和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起了良好作用。从1882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第一个排华法案开始，美国一直在移民和取得美国国籍等方面歧视和限制中国人。宋美龄访美期间，正值美国朝野力图推动废除排华法时期，她的活动对这项法案的通过也有很大帮助。而在她演讲后的第二天，罗斯福也郑重宣布即将给予中国最大的援助。　　1943年11月，蒋介石夫妇率代表团出席开罗会议。虽然代表团重要成员都能讲英语，但宋美龄嫌他们“无法转述委员长思想的全部含义”，因此常亲自翻译蒋介石的声明和对方的谈话，三巨头会议变成了“四巨头”。7天的活动中，宋美龄在世界巨头聚集的舞台上，留下了她娇小却美丽的身影，蒋介石甚至为此特地为她颁发了勋章。　　开罗会议后，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声望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中美关系之密切前所未有。正是开罗会议最后发表的宣言明确宣告，战后日本必须将东三省、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中国，从而使中国收复领土的权利得到国际公认。开罗会议后，积弱百年的中国之国际声望达到了近代以来的最高峰，被列为四强之一。期间，自有宋美龄的一份功劳。//---------------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1)---------------　　李宗仁，总在“总统”与“副总统”间徘徊着，但是实权从不曾掌握。　　应该说，蒋介石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一个极富争议的人物，不同的人有完全不同的评价，没有一个人能够对其盖棺定论。但根据《南华早报》前主编乔纳森·范比所著的《蒋介石》，一个对话表现了他的性格。那是1943年的春天，罗斯福总统从中国招回两位对蒋介石最了解的美国人史迪威和陈纳德，他想通过他们掌握的情况，制定一个战后的远东战略。陈纳德的回答是，蒋介石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两三位领袖之一；而史迪威对蒋介石的评价却是“一条贪婪、固执和寡情的响尾蛇”，“朱庇特式的独裁者，世界上最大的不学无术之人”。　　而作者范比则认为，蒋介石是一个残暴却目光短浅的领导人，虽然成功地带领中国摆脱了军阀混战并创建了一个统一（至少形式上）的民族国家，但面对与共产党的内战和日本的入侵他却束手无策。　　无论别人如何评价，但对于20世纪40年代大陆的“四万万同胞”而言，他们对于蒋介石的感情是复杂的：但毫无疑问，蒋介石政权是一个极端腐败、堕落和缺乏民意支持的政权。或许这是他为什么被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打败的原因。　　从镇压民意来看，蒋介石政权表现得可谓是“淋漓尽致”。1927年4月12日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军队屠杀上海手持青天白日旗的无辜平民。同月，郭沫若就在《中央日报》副刊上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称蒋介石已经不配担任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这篇檄文呼吁民众打破对蒋介石的迷恋，指出凡是有革命性、有良心、忠于国家、忠于民众的人，只有一条路：反蒋。而当时的《大公报》更揭露了，从1927～1930年间，已有数以十万计的人被杀害，他们的罪名是：反革命，或者说，反蒋。更遑论因为“不抵抗政策”而丧生的数百万东北人民。　　所以，1931年12月19日，宋庆龄才在《申报》发表题为《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的文章，指出“中国国民党早已丧失革命集团之地位”，并表示对国民党可预料的灭亡不必惋惜。　　对于国民党政权，很多原本抱有希望的正义人士、民主人士越来越感失望。集权政治、无处不在的特务统治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前线战士浴血抗战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又在做些什么？孔祥熙大权在握，优柔寡断，掌握着财政大权，极尽贪婪之能事；而宋子文与孔祥熙不和，他们互相拆台，使战时国民党金融财政面临危机。　　那时的国民党士兵基本上都是农民，他们吃苦耐劳，能够忍受任何艰难困苦。可是他们的军饷被克扣得所剩无几，又缺医少药，破衣烂衫，还要天天面对日本军队的飞机、大炮、毒气弹轮番轰炸。更惨的是，重庆方面平日里对他们不闻不问，而似乎只有在日军大举进攻时才想得起他们来。　　　　对于蒋介石来说，他自认为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总是到古书中去寻找实例，他却不知独裁统治只能导致人心涣散。　　到了抗日战争后期，特别是战后通过对敌伪财产的接收，国民党官员的腐败大大加剧。就拿1942年来说，突然浮出水面的大灾荒更是让无数人寒心。1942年冬到次年春天，河南、广东大灾荒，导致3000万河南人死了300万，广东也饿死300万，都占当时全省人口的1/10，狗吃人，人吃人，惨不忍睹。“想起来，四二年，叫人心酸；吃的苦，受的罪，实在难言。”这是20世纪60年代中原一带广泛流传的一句河南坠子曲词，是当时这一悲惨情景最好的描述。　　据当时重庆《大公报》驻河南战地记者张高峰报道，在如此大面积受灾和饿死人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向河南征集的实物税和军粮任务数额一点也没减少。当这件事被美国记者发现，他们欲披露此事时，蒋介石认为这是小题大做，根本不信河南有灾，说省政府虚报灾情。当河南大饥荒的报道在《时代周刊》刊登后，在美国引起很大反响，美国人很反感中国政府不顾民众的需求，强征老百姓口粮的做法。宋美龄看到《时代周刊》的报道后却勃然大怒，认为有损于国民党政府的形象，要求《时代周刊》解雇写该报道的记者，但被《时代周刊》拒绝。　　前苏联弗·鲍·沃龙佐夫在《蒋介石》一书中写到了这样一件事：1947年5月，大学生们在国民政府行政院对面竖起一个标语牌，上面写着：“天哭地悲，民瘦官肥。”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已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由此可见一斑。　　而此时的蒋氏政权还沉浸在纸醉金迷之中。1946年5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发布“还都令”，宣布5月5日“凯旋南京”。5月5日，南京城里处处张灯结彩，旌旗招展，一派节日景象。上午10点30分，长江路国民大会堂举行“首都”各界庆祝国民政府还都典礼。蒋介石身穿特级上将制服，佩戴5枚勋章，精神焕发地与身穿黑底紫花绸质旗袍的宋美龄走上国民大会堂主席台，向与会者颔首致意。蒋介石发表训词说：“8年抗战，赖我全国同胞始终一致拥护抗战国策，服从中央命令，百折不回，浴血牺牲，卒能取得今日最后胜利，而且取消了一切不平等条约，涤除了我们中华民族百年来的国耻……”在陈述了民族苦难，呼吁国民自强之后，蒋介石强调要为“东北整个的行政与主权的完整”而“继续努力奋勉”。//---------------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2)---------------　　距离1946年1月13日蒋介石签发《停战令》不过5个月，6月26日，蒋介石一声令下，国民党以30万大军进攻中原解放区李先念部队，全面内战爆发。此后，蒋介石原以为依靠优势兵力和美国的支援，用“3～6个月”的时间就可消灭共产党，但事与愿违。由于军事上的惨败，在经济、政治上也陷入严重的危机。快速结束战争的豪言壮志不过成为后人之笑柄。　　1947年春天，为了重新燃起美国人的梦想，改变自己在美国人眼中独裁的“不良形象”，“焕发国民精神”，蒋介石宣布改组政府，由张群出任行政院长，更多吸收一些小党派和美国人欣赏的自由知识分子参加。然而这一切，最终都没能使国民政府摆脱走向终结的命运。　　中国共产党部队在大规模地开展行动，准备节节进逼江南的前夕，蒋介石面对如此窘境，无计可施，只能希望宋美龄能再次前去美国，向美国人请求最后的援助。而此前国民党政府接受了美国高达20亿美元的援助款项，这其中包含了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部分。但是，从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打回其国内的报告显示，军事援助的3/4被共产党部队“接收”了——国民党部队的溃退造成的；而有更多的援助款项，美国人怀疑国民政府长久以来养成的贪污陋习，让这些援助很难得到真正的落实和使用。　　1948年11月28日，在国民党政府的再三请求下，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同意宋美龄以私人贵宾身份赴美，宋美龄乘坐美国专机抵美。　　与此前的访美风光完全不同，此时的宋美龄没有像上次那样大张旗鼓、所到之处鲜花掌声满溢，美国礼宾司对“第一夫人”的到来没有表示出特别的热情，迎接蒋夫人的净是一些二流官员。宋美龄发回国内的第一封电报极为简短：“没有人对我们感兴趣。”宋美龄苦等了9天之后，杜鲁门总统在白宫设宴招待，并与她会谈一小时，但排场已今非昔比。宋美龄向他们提出了要求美国继续援助蒋介石的计划。对于宋美龄的要求，杜鲁门和马歇尔均反应冷淡。杜鲁门告诉宋美龄：“美国只能付给以往承诺的援华计划的40亿美元，这种援助可以继续下去直到耗完为止。美国不能保证无限期的支持一个无法支持的中国。”他还挖苦宋美龄说：“她到美国来是为了再得到一些施舍。我不愿意像罗斯福那样让她住在白宫。”宋美龄失去了往日的风光。　　1949年１月15日，在杜鲁门这里遭受挫折的宋美龄只好离开华盛顿，赴纽约探视其长姐宋霭龄的病况，从此再也没有踏上大陆的土地，直到1950年，她才归台。　　看到宋美龄的访美报告，蒋介石不禁黯然泪下，他失去了最后一丝希望。蒋介石夫妇真正尝到了他们掌权以来最苦涩的滋味，一种接近幻灭的失落。　　几天后，即1月21日，蒋介石邀请五院院长共进午餐，正式宣布“引退”。国民党中央社播发了蒋介石下野文告。文告称：“……特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49条起，由李副县长总统代行职权，并符勉全国军民暨各级政府，共矢精诚，同心一德，翊赞李副总统，一致协力，促成永久之和平。”蒋介石于当天飞离南京，在杭州笕桥机场小住，于次日晨乘机飞抵宁波栎社机场，然后乘车前往溪口。　　看似下野，由桂系军阀李宗仁接任代总统，但蒋介石内心总是不甘的，他的举动正如1927年的那次下野，实则是以退为进，同时更多的是带有与家乡诀别的味道。或许在这一刻，他已经想好了退路——台湾。而早在1946年10月，他飞赴台北，出席台湾光复一周年纪念典礼时，曾对随员们说过：“巡视台湾之收获，较之巡视东北更大，台湾尚未被共产党分子渗透，可视为一片净土。”此时从没想到这片小岛竟然会是他聊度余生之地。　　在溪口，蒋介石选择的住处是亡妻毛福梅墓旁一幢中西合璧的小型建筑“慈庵”，也许只有在故乡，蒋介石才能得到片刻的宁静，才能让自己暂时不去想共产党军队的步步逼近。　　曾有传记记载，蒋介石也曾有过“杀身成仁”的念头，那是4月23日获悉南京“陷落”那一刻。蒋介石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顷刻间瓦解，南京丢了。他曾经说过，“如果土匪不先剿清，不仅是我们的国家从此没有希望，就是我自己，也要生无立足之地，死无葬身之所。”而如今，“匪军”已经迫在眉睫，他感到无颜再活在世上了，于是向家人流露出自杀的念头。他要学希特勒。蒋介石的家人听罢着实惊恐万分，纷纷予以劝告，蒋介石这才打消了自杀的念头。　　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了南京，离溪口也就不远了，蒋介石只有另择“隐居”之地了。4月24日中午，蒋介石命令准备船只，明天启程。其实，就在这天上午蒋经国已将妻儿送往台湾，“以免后顾之虑”，自己留下来，是为“处理有关溪口事物，做永别准备。”　　第二天上午，蒋介石偕子蒋经国到蒋母王采玉墓前辞别。这是一次临别前最后的告别，曾经的家国山河，一瞬间改头换面，可以想见蒋介石当时的心情。谒完母亲陵墓，蒋氏父子二人又上飞凤山。站在山的最高处，家乡景色一览无余，这是最后一眼看一看家乡的大好景色。　　从飞凤山下来，蒋氏父子本想再到蒋经国的出生地丰镐房看一看，“而心又有所不忍”，再者，丰镐房内，已无至亲。父子二人又想向乡间父老辞行，又更不忍，看了他们，只能徒增伤感。于是，从飞凤山下来，便直接乘车奔象山港，军舰早已停泊在那里等着他们。关于告别溪口之事，蒋经国事后曾有一段追忆：“极目四望，溪口无语”，当时“天气阴沉益增伤痛。大好河山，几至无立锥之地！且溪口为祖宗庐墓所在，今日一旦抛别，其沉痛之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3)---------------　　此后，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二人就再也没有回过家乡。至此，号称拥有800万军队和500万党团员的国民党及其政府，土崩瓦解，彻底失败。//---------------台海风波几重重(1)---------------蒋介石在台湾阅兵　　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惊。特别是在美国，一场政治风暴随之而起，从国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以至各大媒体，都在质问“国民党是怎样倒下去的”。本来，在美国政府强大的支持下，从1945～1948年，美国援助国民党540余架飞机，69个师的武器装备，都是希望国民党能够长期统治中国，维护中国的“稳定”，同时保护美国在中国以致在远东的利益。但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只不过3年，国民党竟兵败如山倒，不得不离开大陆，退守台湾一隅。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国民党政权是腐败无能的，但是它倒台如此之快，却几乎让人措手不及，美国政府甚至还没想到谁是下一任接替者。　　不仅仅是美国在质疑，在震惊，蒋介石更是不能相信自己的失败，到底是为什么？谁导致了这一切？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有高级将领都在问自己这个问题。蒋介石慨叹道：“我们的整个大陆都沦陷了，究竟我们大陆的这种悲剧，这种浩劫，是谁为之？孰令致之？”而早在两年以前，蒋介石说：“自从戡乱以来，我个人每经一次战役，对于这次战役的成败利钝，无不加以详细的研究和检讨，而且每一天、每一时刻，我都在研究我们国军所遭受牺牲的原因。”　　但根据蒋经国的描述，他父亲真正思考和研究失败的原因，是在引退于奉化之后。他说：“民国三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父亲引退，离开南京。回到溪口故乡之后，父亲便开始埋头研究战争失败的原因，以及重整局势和改造革命队伍的方案。”这样，蒋介石在台湾“复行视事”后，便根据他研究的“原因”，在阳明山举办了“革命实践研究院”，分批集训高级干部和高级将领，蒋介石亲自主持，亲自督导，发表了连篇累牍的“训词”。在这些训词及其他各种演讲中，对国民党的失败有痛切的指陈。　　首先，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责任在于“国人”。他说：“抗战以后，我确信可以在两年之内，削平匪乱。不幸个人的主张，不能取信于国人。由此之故，在国内外种种阻力下，剿匪军事受到了挫折。”不仅如此，蒋介石还认为：“戡乱”以来，“军民风气嚣张，国家纪纲扫地，党不成其为党，军不成其为军，国民不成其为国民。”而“风气嚣张”的原因，又是因为学校教育不良，“教不成教，学不成学，师不成师，弟不成弟。所谓校风校规，扫地殆尽；师道人格，荡然无遗。卒致今日国破家亡。”　　其次，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在于国民党本身的腐朽。他说：“抗战胜利以来，我们一般同志精神堕落，气节丧失，把本党五十年的革命道德精神摧毁无余。甚至毁法乱纪，败德乱行，蒙上欺下，忍心害理。”他说：“我们党和团的组织复杂、散漫、松懈、迟钝，党部成了衙门，党员成了官僚，在社会上不仅不能发生领导的作用，反而成了人家讥笑侮辱的对象。”他甚至气愤地说：“自抗战以来，本党在社会上的信誉一落千丈，我们的革命工作苟且因循，毫无进展。老实说，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淘汰掉了。”　　这句话倒是说对了：国民党不是被共产党打败的，国民党是被国民党打败的。腐败的肌体上是造不出新鲜的血液来的，当四大家族都在大肆敛财、中饱私囊，如何能期待下属们清正廉明、为民做事呢？如果蒋介石能够继续追查原因，恐怕自己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当然，作为“最高领袖”，蒋介石不会自问自纠，只会指责别人。而且，在当时的背景下，不仅仅要找出为什么失败的原因，还要想着如何能“反攻大陆”，这是蒋介石毕生为之不懈追求的“梦想”，但梦想终归也只是梦想，蒋介石的这种妄想也从未成为现实。　　1949～1967年，是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最热烈的时期，当然叫得如此热烈，也是为了自保，安抚军心。　　1949年5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部队解放了海南岛的消息传到了蒋介石这里，整个台湾的国民党军万分惊恐。因为，他们很清楚，接下来，人民解放军将以陆海空三军发起向舟山群岛的攻击，其打击力量势必大大超过海南岛作战，而国民党军仅剩的陆军部队有1/3在舟山，如再遭惨重损失守卫台湾就更困难。5月上旬，蒋介石决定从舟山撤退，并在撤退前佯称“反攻”。5月13日撤退秘密开始，守岛的国民党军12万人分批登船，同时把岛上两万多名青年男女强行拉上船运往台湾，并炸毁了岛上的重要设施，连花费了4000万银元修筑的定海机场也在一阵阵爆破的巨响中被彻底破坏。这一年，是台湾国民党当局最为恐慌的日子。海南岛被攻占、舟山撤守后，许多人预感到下一个目标就是台湾。当时相当数量的“党国要员”对守住台湾根本丧失了希望，争相逃往海外。昔日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核心的蒋家王朝，兵多将广，如今只剩蒋介石一家独撑大局了。　　蒋介石在大陆的两个最有力的经济支柱都远飞而去——孔祥熙去南美洲经营橡胶园，宋子文携带巨款去美国当起了舒舒服服的寓公。在国民党内位居第二的李宗仁更是在美国称病不归。蒋介石嫡系的军事将领也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自奔海外或寓居香港。更加有意思的是，原徐州“剿总”司令官刘峙竟不顾自己的“上将”之尊，跑到印度尼西亚当了一个华侨中学的教员。//---------------台海风波几重重(2)---------------　　所谓大难临头各自飞，这也怨不得这些本来就不是很紧密的“党政要员”了。然而，在蒋介石灰心绝望之际，一场战争给重重危机包围中的台湾带来了转机。　　1950年6月25日，蒋介石正在吃早饭，负责给蒋介石递送情报的蒋经国，送来一份简报，所获情报零星混乱，只知朝鲜南北发生战争。直到深夜10点，始接到国民党“台湾政府”驻南朝鲜大使邵毓麟的首次报告，才了解大致的战况。　　正是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改变对华政策，令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相继与台签署“联防互助协定”、“共同防御条约”，成立美台“协防司令部”，向台提供大量军援并训练台军。朝鲜战争使国民党度过了最大的存亡危机，美国插手台湾，点燃了蒋介石“光复大陆”的梦想。尽管此时蒋介石曾向美国建议派国民党军队到朝鲜参战，但还是被美国拒绝。　　1950年10月10日，蒋介石定下“攻势战略”的基调。随后不断高喊“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1952年10月，国民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反攻大陆案”。1953年元旦，蒋介石进一步提出“军事第一，反攻第一”的战略思想。至此，以“整军备战，伺机反攻大陆”为主要内容的“攻势战略”基本确立。　　反攻大陆是蒋介石的梦想，但要实现这个梦想，就得首先立足台湾。蒋介石决心在这个弹丸之地开始自己的“东山再起”之梦。1950年，由于桂系军阀的覆灭，李宗仁眼看大势已去，既不愿意逃到台湾去受蒋介石的摆布，又不愿投降中共，最后选择到美国“就医”。　　李宗仁一走，国民政府失去了名分上的领导人，必须再推选一位“总统”。然而按照中华民国“宪法”，“总统”辞职时由副“总统”接任代“总统”，代“总统”辞职时由行政院长继任，没有已辞职前“总统”可以复职的规定。但宪法不能阻碍蒋介石的“独裁之梦”，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宣布复职“总统”。而就在此前，1950年1月13日，宋美龄风尘仆仆回到台湾，专门参加蒋介石到台后的首次“就职典礼”。虽然美国对蒋介石此举并无好感，但却也没有什么可行的办法来推翻蒋介石，蒋介石以实际行动让美国明白了他在国民党里的领导地位是不可取代的。　　实事求是地说，蒋介石统治大陆时期，有独裁之名，无独裁之实。因为他毕竟只是形式上的统一中国，加上国民党里派系林立，蒋介石的号令并不被认真执行，军队也有一部分不听蒋介石的指挥。　　蒋介石得职后，第一件事就是认真清理门户，惟有彻底改造国民党，才能完成“反攻复国”大业，于是公布了中国国民党改造方案，并确定国民党为民主革命政党。那个年代，时局混乱、百废待举，国民党改造，首重基层重建。于是，1950年12月23日，国民党开始号召党员归队，逾期未登记者，就自动放弃党籍。归队的党员编组之后，随即开始吸收新党员。1950年初，国民党共有103,798名党员，而本省籍占57.3％，党员增加了一倍，号召党员归队已经有了显著成果。　　　　白崇禧在蒋介石改造声中的一个未幸免者　　“中央改造委员会”就是“改造”下的产物。16位改造委员，全都出自蒋系的亲信人马，如蒋经国、陈诚、张其昀、连震东、张道藩、谷正纲等人。16人中约有10人原来在国民党中根本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其中5人是蒋介石的侍从秘书，其他的不是与蒋经国有关，就是陈诚派的成员。其他逃到台湾的国民党诸元老，则纷纷打入冷宫。以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CC系（即中央俱乐部）首当其冲被做了“开刀手术”。长期以来，国民党从中央到基层的各地方党部，都为CC系所控制，在国民党内早就有“蒋家天下陈家党”的说法。CC系人马在国民党内盘根错节，根深蒂固。不清除CC，改造运动就无从谈起。而在蒋介石的“整理”之下，包括陈立夫在内的相当一批CC要员都靠边站了。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的陈果夫，则只被挂号为安慰性的中央评议委员。　　至于白崇禧，其与蒋介石的宿怨是路人皆知的，他到台湾后的处境如同软禁，当被“国大”罢免后，其处境令台湾的同仁们见了为之可怜。白崇禧和薛岳的家，都曾被蒋介石派人搜查过。何应钦也只被任命为无实权的“战略顾问委员会”的主任，以后又成了“道德重整会”的“专家”。阎锡山为“国民政府”在大陆担任了最后一届“行政院长”，到台湾后即住在台北郊外山上，写什么“反共”理论文章去了。其他如顾祝同、汤恩伯也靠边站了。　　其实，早在大陆期间，蒋介石就想整治国民党官员的贪污腐败，但要整治腐败打击面太大，超过了蒋介石的权力范围。到台湾后，通过这次整理，蒋介石树立起了绝对的权威，改造效果非常明显，国民党官员的贪污腐败现象大有好转，为日后台湾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其次，为了缓和岛内佃农与地主的矛盾，从1949～1953年间，蒋介石采取“和平渐进”的方式，进行了一次资产阶级改良性质的“土地改革”。由“国家”将土地用购买形式收归，再分配给农民，使台湾占人口基数绝大部分比例的农民得以稳定，实施“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台海风波几重重(3)---------------　　纵观台湾的土地改革，基本上是以有利于农民的方式解决了农村的土地问题。但是，台湾的土地改革对封建势力的打击是十分“温和”的。土地改革虽然使得地主失去了土地，但他们摇身一变，成为持有股票的资本家。后来，随着台湾经济发展，股票不断增值，这些人也都发了财。所以有人说，台湾土地改革实质上是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地主尤其是大地主的经济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