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波伏娃在中国拒绝诺贝尔奖　　萨特拒绝接受诺贝尔奖，理由是他不接受一切来自官方的奖项。　　　　1964年夏，瑞典皇家学院把该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萨特的自传——《词语》。这部小说是为了还债才写的。它在50年代就已完成，后来一直搁置，1961年，他开始重写自传，因为他已经欠了伽利玛出版社的一笔钱，是作为预付款给他的。他得写《词语》才能还上债。这部自传讲述了萨特的童年，但它不是单纯的回忆录，书中将叙述、分析、议论糅合在了一起，看似随意，其实非常精巧奇特。出版后也受到许多读者的喜爱。　　获诺贝尔奖是件喜事，但是萨特决定拒绝。理由是他不接受一切来自官方的奖项。一开始波伏娃劝说萨特接受这个奖，因为这样可以拿到一笔奖金，此时他们正缺钱花。对于萨特拒绝诺贝尔奖项一事，众人有许多猜测，有人觉得他傻，有人认为是因为加缪先于他获得诺贝尔奖，萨特嫉妒，于是拒绝诺贝尔奖。其实以前萨特只因一次实在缺钱而无奈接受过一个奖项，大部分时候他都是拒绝。　　早在二战刚结束时，他们那个爱搞恶作剧的朋友佐洛想捉弄一下萨特。那时政府文化部开始了一项活动：把荣誉勋位勋章授予那些在抵抗运动中作出贡献的知识分子。佐洛知道萨特拒绝官方授予的荣誉。佐洛暗中替萨特申请了荣誉勋位勋章。想像萨特在突然接到荣誉勋位勋章会是怎样尴尬，他就忍不住哈哈大笑。结果萨特的一个在文化部的亲戚告诉了萨特，萨特惊呆了，马上给在文化部当副部长的朋友雷蒙·阿隆打电话，让他千万不要把这个奖颁给自己。雷蒙·阿隆主管这次颁奖，他很不高兴，觉得萨特不识抬举。不过他还是同意了萨特的请求。　　萨特一直对荣誉名声都很不屑，尤其是官方的荣誉充满了一种等级制度和观念，令他十分厌恶，他不喜欢诺贝尔奖将作家分成了等级。波伏娃见萨特心意已决，便也不再劝说。　　主持国际审判战犯法庭 　　通过促进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让许多人对波伏娃和萨特的感召力影响力刮目相看。1965年2月，越南战争爆发后，美国左翼组织邀请萨特去美国就越战发表讲话，萨特放弃了，他很明白，这是美国对越南的侵略，是一场非正义的战争。波伏娃则说：“我彻底讨厌美国人的干涉和对越南人民自决权利的蔑视。”　　越战是二战结束后最惨烈的一场战争，直到1977年方才结束，时间长达12年。美越双方都死伤无数。1967年7月，罗素基金会秘书长舍恩曼前来拜访波伏娃，他向波伏娃介绍了伯特兰·罗素勋爵以及美国左翼知识分子代表的计划。他们将效仿纽伦堡审判，成立一个罗素法庭，审判美国在越南的战争行为，谴责美国的侵略行径。舍恩曼希望波伏娃与萨特成为罗素法庭审判委员会的成员。舍恩曼补充说他们不必全程参加，只要在最后审判时出席一下即可。但是波伏娃和萨特还是从始至终地参加了罗素法庭的全部活动。萨特还担任了这项活动的执行主席。全世界各地的进步人士参加了这次会议。　　罗素法庭第一次听证会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召开。会议针对美国是否犯了国际法所定义的侵略行为以及是否对纯民用目标进行轰炸展开了陈述和讨论，最后审判委员会投票一致控诉美国的侵略行为和对无辜平民造成的伤害。当萨特宣读判决书的时候，会堂里的人们都激动不已，掌声雷动，甚至有人抱头痛哭。　　1967年秋，曾经担任被法军强奸的阿尔及利亚姑娘波巴查的辩护律师——女记者哈里米参加了在丹麦哥本哈根的罗素法庭第二次听证会。她带来的证物和证人表明美国部队在越南战争中不但使用了战争法禁止的新武器，而且越南俘虏受到了美军的非人待遇。萨特作出了美国犯有“种族灭绝”罪的判决。这一事件将越战期间知识分子的参与活动置于一个更为广泛的政治空间。　　　　60年代中后期，波伏娃和萨特都进入了晚年。他们都没有儿女，波伏娃说：“我从未产生过生儿育女的愿望，因为我知道要成为一个作家，我必须有大量的时间和自由。”后来，他们分别有一个养女，各自组成了一个家庭，倒也过了一段其乐融融的日子。两个年轻女人陪伴他们度过了最后的岁月。第四部分：波伏娃在中国波伏娃和萨特的晚年（1）　　他们分别有一个养女，各自组成了家庭。两个年轻女人陪伴他们度过了最后的岁月。　　 　　波伏娃的养女名叫西尔维·勒·邦。她们是在1960年认识的。那年波伏娃52岁，西尔维19岁，在巴黎高师的预备班上学。她给波伏娃写信说自己喜欢哲学，也喜欢波伏娃，希望见面。信很短很直接，波伏娃觉得西尔维有点意思。　　她们见面了，西尔维是个害羞的女孩子，她老实窘迫地绞手，不时偷偷地瞟波伏娃一眼。波伏娃发现，无论是出身背景，还是思想性格，西尔维都太像年轻时候的自己了。她们都是在少女时期与父母的关系恶化。不过波伏娃的母女关系没有像西尔维那样糟糕。中学时期，西尔维的母亲为了不让她同她的一个好朋友来往，硬生生让她留了一级。和波伏娃一样，西尔维也是成绩非常优秀，门门第一。但是她之所以努力学习完全出于对父母过分管制的反抗，只有在学习中她才能找到庇护。　　毕业后，她被分配到波伏娃当初教书的里昂贞德中学，就连她住的旅馆也是波伏娃当年住的。33年后，会有这样一个人，重新走了一遍波伏娃曾经走过的道路，看着这个与自己如此相似的年轻女孩，波伏娃感到自己的青春岁月再次重演。　　西尔维与奥尔加、旺达那些女孩不同，她理性懂事，温和善良。她不会乱发脾气，有什么不高兴的事也都是藏在心里。一次波伏娃不知因为什么事，跟西尔维开玩笑说：你简直是疯了。第二天早上她发现西尔维板着脸，戴着墨镜。原来她被这句话气得哭了一整夜，眼睛哭肿了。波伏娃大吃一惊，后来她终于知道了原因。原来，西尔维的母亲是个雄心勃勃的女人，对子女要求非常高。她让西尔维同时学很多东西，成绩稍有滑落就对她肆意打骂，骂她是疯癫、精神失常、变态、智力缺陷。她是听着母亲的骂声长大的。她不堪忍受波伏娃也重复这些，这令她难以忍受。　　波伏娃回忆录第三部《时势的力量》在1962年出版后，一些过激评论让波伏娃感到难以接受。有些评论家认为，波伏娃写这本书的时候，完全不考虑作品的审美价值，只是呈现给公众一堆原始的未加处理的材料。这令波伏娃有点失望，因为她认为这本书并不是粗制滥造的。此时，西尔维对这本书客观精到的看法让波伏娃大受鼓舞。　　1963年11月，波伏娃母亲去世，她十分悲痛。西尔维一直默默陪在她身边，给了波伏娃许多心灵上的慰藉，在生活上对波伏娃无微不至。思想观点上的一致也让她们变得难舍难分。波伏娃在母亲去世后写了一本怀念母亲的书《安详的辞世》。后来，波伏娃认西尔维为养女。　　萨特与他养女的相识过程与波伏娃完全一样。1956年3月，19岁的阿莱特·艾卡姆给萨特来了一封信说她准备考巴黎高师，要写论文，有些地方要请教萨特。萨特对于这类的求教向来都是有求必应，他同意了，见了几次面之后，阿莱特成为了萨特的情人。　　阿莱特从小受到许多磨难，脆弱敏感。她是一个阿尔及利亚籍犹太人，一直受到法国人的歧视。当她与萨特相识时，阿尔及利亚战争正打得激烈。阿莱特更加痛苦，她不知道自己到底算是法国人还是阿尔及利亚人。萨特很心疼她，经常劝她。他一直为排除她的自卑心理努力，但始终收效甚微。他想过和阿莱特结婚，这样她就可以成为一个法国人。萨特的这一打算遭到波伏娃的强烈反对，波伏娃非常生气，她对萨特说：“你不能这样对待我。”其实萨特考虑到他们之间年龄相差太大，也觉得不合适。1965年萨特通过有关部门批准，收她为养女，她更名为阿莱特·萨特。阿莱特终于有了一个法国国籍。阿莱特成了萨特名义上的养女，实际上他们是情人。　　1966年到1970年，波伏娃在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写作。1966年11月，她出版了小说《好形象》，这部小说通过一个已婚的年轻女性的视角看整个世界。她看似与人相处十分和谐，其实她活得并不自在。透过女主人公的故事，将这个令人窒息的世界做了淋漓尽致的剖析。这部小说出版后非常畅销。不过也有人讽刺波伏娃说：“她从《安详的辞世》之后就没有再写过严肃作品。”并嘲讽她是一个畅销书作家，认为伽利玛出版社只是因为可怜她年纪大了，才出版她的书。不过波伏娃始终不把这种恶评放在心上，因为自从她出道以来就受尽了各式各样的恶语相加，这点话对她来说早已不算什么。　　1967年，她又出版了《被毁的女人》。这本书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几位40岁的女人寄来的几封信。这几封信非常相似：她们当初为了丈夫的事业而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当起了家庭主妇。她们都无法对丈夫的事业产生兴趣。而丈夫的知识修养远胜于她们，在外面有了情妇。于是妻子们的世界崩溃了。　　这本书是波伏娃和妹妹埃莱娜首次合作，书中配有妹妹埃莱娜的多幅版画插图。《被毁的女人》同样受到评论界的诸多非议，有人轻蔑地说：“她熬到60岁才发现普通家庭妇女习以为常的东西。”而一些为妇女事业奋斗的女人，对这部小说也有意见，为小说没把妇女写得有斗争精神而失望。第四部分：波伏娃在中国波伏娃和萨特的晚年（2）　　不久波伏娃的好友卡米耶在1967年年底死于酗酒。一年后，波伏娃的同性恋伴侣丽丝也去世。波伏娃默默忍受着朋友的相继离世，她感到自己老了。她开始思索老年人的问题，1969年1月她出版了《老年》。这本书获得了一些从事老年医学研究的专家学者的首肯。这令波伏娃十分高兴。　　但该书同样引来很大争议。人们的攻击铺天盖地，什么“每个季节都有其美丽之处”，什么“人到五十意味着进入了辉煌的秋季”等等。甚至有人建议波伏娃做一次彻底的整容手术，这样可以使老年问题一了百了。而波伏娃则认为老了就是老了，不应该做出感觉年轻的样子。她希望这本书能让大家明白老年人的局限所在，并披露了一些在现实中确实存在的、骇人听闻的老年人的境遇。　　“你抓的可是诺贝尔奖获得者！”　　萨特、波伏娃和朋友们亲自上街叫卖《人民事业报》　　突如其来的爱情不再降临，“四人组合”度过了一段平静的家庭生活。但是他们的政治生活却并不平静。　　1970年1月，尼日利亚的比拉夫发生了数万人被杀害的惨剧，波伏娃与萨特等左派人士签署了抗议文件。4月，《人民事业报》两名主编先后被捕，他们来人找到萨特，请他出任主编。挂名主编，不管事，只是为了对付当局，出了事就让他来扛。因为他名气大，当局不敢把他怎么着。这家报纸是一个名为“无产阶级左派”的组织办的，其言论对萨特并不友好，发表过文章攻击萨特。但是萨特没有介意这些，虽然他们政见不同，但其最终都是为了普通百姓。萨特欣然接受了。他出庭要求释放《人民事业报》的两名主编，但未成功。不久萨特主编后的第一期报纸出版了，警察包围了印刷厂。但波伏娃和萨特早已将报纸转移了。　　波伏娃对警方的行为表示抗议。之后由波伏娃发起，联合支持这家报纸的人，成立了一个《人民事业报》之友协会。警察局不承认，波伏娃多次向法庭起诉，使协会成为合法组织。　　警察局找不到报纸，恼羞成怒，就抓了30个报贩。波伏娃萨特得知后非常气愤，决定自己亲自上街叫卖。下午5点左右，他们和十几个朋友走上了闹市街头。波伏娃和朋友们手拿一摞报纸和传单，挤进人群，大声喊叫：“请看《人民事业报》！请支持新闻自由！”同时散发报纸。　　正在这时，一个年轻警察走上前来，一把抓住年迈的萨特的胳臂，虎视眈眈地望着他。这时随行的大批记者赶快抢拍这个难得的镜头。警察打算将萨特带到警察局，波伏娃和一大帮群众就跟在后面走。一个声音高叫着：“你抓的可是诺贝尔奖获得者！”　　警察想息事宁人，就松了手。但萨特仍然跟着他走。警察吓坏了，萨特的朋友喊道：“不要让那小子跑了！”那小子居然一溜烟地跑了。围观群众都哈哈大笑，他们纷纷索要报纸。一会儿报纸就发完了。　　一周后，波伏娃和萨特故伎重演，上街卖报。不一会儿警车来了，他们以“检查身份”的借口逮捕了萨特以及20多个卖报人。因为萨特是知名人士，所以警察局打算释放他。警察们装模作样开始登记审查：“除了萨特，你们还有谁是知名人士？”　　被审查者异口同声地答道：“我们都是知名人士！”　　“你们的名字我一个都没听说过！”　　“哈，那你真是太孤陋寡闻了！”　　“什么？那我也算是知名人士了！”警官气急败坏地喊道。他们与萨特、波伏娃暗中商量，可以把他们俩释放，其他人不能放。波伏娃和萨特断然拒绝了：“要么全都放，要么都关起来。”警察们犯了难，他们没想到波伏娃和萨特那么强硬，眼瞅着就要完不成上级的命令了，急得像锅上的蚂蚁。半小时后来了一个高级警官，下令将他们全部释放。萨特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并不是希望自己被捕，而是想让大家知道政府是如何自相矛盾的！”第四部分：波伏娃在中国投身女权主义运动 （1）　　进入70年代以后，萨特的政治态度越来越激进。1970年9月，萨特担任了左派《国际白痴》报社长，但是不久他就辞职了。　　波伏娃也开始在女权主义运动中大显身手。1970年，波伏娃参加了两个妇女活动：10月，她在一份关于人工流产合法的宣言上签名。当时“妇女解放运动”联系波伏娃，请求她为新的堕胎法案说话，他们觉得议会对它过于冷淡。20年前，波伏娃就在《第二性》中反对对堕胎的压制，并描述了这种压制的悲惨后果。于是波伏娃依然在发表在《新观察家》上的“343人宣言”上签字。然而一些评论家则认为，这是在鼓励妇女堕胎。实际上当时的法国每年有80万到100万人次堕胎。波伏娃呼吁：允许怀孕妇女在最好的生理和心理条件下做堕胎手术，而不用提心吊胆地承受诸多非议。“妇女解放运动”组织人们在11月10日举行女权主义游行，这一天，世界各地都举行女权主义游行，法国的主题是“拥护母权自由，拥护节制生育，拥护堕胎。” 波伏娃和游行队伍一起，在街头高呼：“我们只生想要的孩子，想要的孩子才可爱！”途中她们还遇到了反战游行队伍，他们正举着反对军国主义的标牌。于是波伏娃和大家又高呼起了反战的口号，齐声唱起了《国际歌》。在民族广场上，几个妇女爬上一座雕像的底座，在上面焚烧拖布这一妇女身份的象征。大家围成一圈跳舞，大声唱歌，游行变成了盛会。　　12月，波伏娃又积极奔走，投入了反对开除怀孕女学生的活动。当时，怀孕的未婚少女都被送往一所初级技工学校，那里的学习条件很差，数学课甚至是在洗衣房里上的。有些姑娘在被送来之前学习成绩非常优秀，但来到这里就全毁了，她们的待遇几乎和少年犯差不多。计划生育组织提出对这些未婚少女进行节制生育方面的免费演讲，但是被校长拒绝了。　　为了抗议，女生们成立了未婚母亲代表团，准备去见教育当局，但被校长禁止。于是她们就开始绝食、罢课。校长给女生家长发了电报，让他们来领自己的女儿。家长们很快赶来了，一些家长羞愤交加，狠狠地揍了自己的女儿，还扯着女儿的头发在地上拖。没有人上前阻拦，只有一位女教师通知了“妇女解放运动”。波伏娃和“妇女解放运动”很快赶到现场。在场的一名怀孕少女向波伏娃讲述了她们的情况，她说，她们所要求的是脱离父母的控制，并获得一份能养活自己孩子的补助金。在当时15岁的姑娘如果结婚了，那她就不受父母控制，而一位年满17岁的未婚母亲却只能继续接受父母的支配。现实的情况非常不合理，在社会看来，孩子属于生下她的少女妈妈所有，但是，社会不仅不给她额外的帮助，反而收回了她本该给女儿花销的那部分家庭补助，借口就是她的女儿已经不再上学了！这种不公平的规定让波伏娃和“妇女解放运动”的人感到骇然。　　然而，在学区长看来，这些女生都是有罪过的，根本不该得到什么特殊待遇。他指责女生们一方面想让人把她们当大人，只要自认为合适就随便抛弃自己的孩子，另一方面却要人们把她们视为未成年人收留她们，照顾他们。波伏娃听完十分气愤，她马上反驳道：“是社会把这种自相矛盾的局面强加在她们身上，如果她们是孩子，那么适合成年人的法律就不能用在她们身上，但是，她们允许堕胎，她们的情况被视为特例；另一方面，如果她们是成人，那么，她们就应该脱离控制，得到帮助。”最后，学区长勉强同意了波伏娃和“妇女解放运动”的要求。　　波伏娃认为这些女生如果当初得到应有的性教育，大多数人会谨慎一些。但是当时的教育部门却从未注意过这一点。当一个未婚妈妈抱怨她们得不到节制生育方面的任何教育时，人群中居然响起一阵不怀好意的冷笑：“现在可太晚咯。”他们似乎希望女生们再犯一次同样的错误，这样他们就可以理所当然地惩罚她们了。波伏娃就此特地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人民事业报》上，揭露了正人君子们道德的伪善，家长统治的弊病和年轻人受到的可悲遭遇。　　除了积极投身女权主义运动，波伏娃阅读了不少美国女权主义文学作品，与女权运动的斗士们有频繁的接触。1972年她与女记者哈里米等人创建了女权组织——“抉择”协会，并担任协会的主席。1974年，她创立了抗议日常性别歧视的妇女权利同盟，并在《现代》上发表了妇女专号《固执的妇女》。第四部分：波伏娃在中国投身女权主义运动 （2）　　70年代，萨特的身体每况愈下。残酷复杂的政治斗争让他身心俱疲。他经常几天几夜地通宵写文章。年龄不饶人，他已不可能像年轻时那样整日不知疲倦地工作。为了完成工作，他开始服用兴奋剂，这的确让他写作速度大大提高。但是他的用量越来越大，并逐渐产生了药物依赖。萨特服用的兴奋剂有很严重的副作用，其最终的结果就是萨特再也不能写作了。　　大剂量服用兴奋剂让萨特的手开始痉挛，听力减退，舌头溃烂，本来视力就不好的眼睛也失明了。再加上长期抽烟，萨特还患上了脑血栓和动脉硬化，中风过一次，一度连波伏娃也认不出来了。萨特的情况时好时坏，而且他似乎知道自己命不久矣。萨特很喜欢听唱片，一次波伏娃为他放唱片，其中有一张是《安魂曲》，萨特听了之后嗫嚅地说：“这对我倒真合适。”波伏娃听后不寒而栗。第四部分：波伏娃在中国相濡以沫的晚年　　“你真是一个不错的老婆。”　　 ——萨特 　　　　经过治疗，萨特的身体开始好转，他的神志总算恢复清醒。但是因为中风留下了后遗症，他的行动还是不太方便。他总是显得心不在焉，昏昏欲睡，因为面部肌肉轻微麻痹，他的脸上总是带着一个凝固的微笑。医生说：最大的敌人是酒精和烟草。波伏娃就帮助萨特戒烟，还在酒瓶子里兑了水。实际上萨特对自己的这种身体状况十分悲观，尤其当他知道自己的眼睛再也不能复明时，他默默难过了很久，一度想结束这种没有质量的生活。　　为了帮助萨特恢复身体，波伏娃陪伴在他身边悉心照料。萨特最喜欢的城市是意大利的罗马，波伏娃就经常带他去罗马度假散心。萨特为波伏娃无微不至的关心深深感动。一次，波伏娃提醒萨特吃药，萨特开玩笑说：“你真是一个不错的老婆。”因为生病，萨特不像以前那样忙碌了。波伏娃和萨特似乎像是重回青年时代，他们又有了大把的空闲时间厮守在一起。一次，他们在圆顶咖啡馆，萨特指着邻桌一个蓝发碧眼脸有点圆的姑娘说：“你知道她让我想到谁吗？”波伏娃回答：“不知道。”萨特接着说：“你，像她这个年纪的你。”波伏娃心里感动极了。　　萨特的身体机能日渐减退，一次他从椅子上起身，波伏娃发现椅子上湿了。萨特跟在场的朋友们开玩笑说是自己泼的茶。但是波伏娃知道，他已经开始失禁了。此后又接连发生过几次类似事件。波伏娃忍不住问他失禁是否使他感到难堪，萨特笑着说：“人老了就不能要求太多了。”波伏娃感叹说：我被他随遇而安和在他身上新出现的谦和感动；同时，他那种叱咤风云的劲头的消失和认命态度又使我感到难过。　　不过晚年的萨特身边经常围绕着许多年轻女孩。他对波伏娃开玩笑说：“在这之前，我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招女人们喜欢！”波伏娃十分支持萨特与年轻女人交往，因为这能让萨特心情愉悦。与萨特关系最好的是梅琳娜，她是希腊人，非常漂亮，像希腊女神般高贵端庄。但是到了后期萨特发现梅琳娜似乎是想在自己身上谋取利益，就断绝了和她的联系。　　另外一位与萨特关系比较好的女伴是弗朗索瓦兹·萨冈，两人相差30岁。她是法国著名女作家，18岁时创作小说《你好，忧愁》，一举成名，创下84万册的销售纪录，次年英译本成为《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的冠军，成为当时最年轻的畅销书冠军。　　萨冈从小就十分崇拜萨特，她与萨特相识于60年代，但并未深交。在听说萨特双眼失明，病痛难忍时，她写一封“给让─保尔·萨特的情书”，诉说自己多年来对他的倾慕，高度评价萨特一生的作为，鼓励他勇敢地生活下去。别人将这封信读给萨特听了之后，他很受感动，并同意刊登。从此两人的来往就密切起来了，经常相约一起吃饭聊天。萨特非常喜欢这封信，但是已经双目失明，所以他让萨冈把这封信朗读，并录在磁带上。每当萨特陷入病痛时，他就听这盘磁带，他就感到无比温暖。第四部分：波伏娃在中国遇人不淑　　萨特的情人加养女阿莱特，与萨特的助手维克多一同处理萨特的事物。　　　　虽然萨特已经不能写作，但他的脑子还是非常灵活。波伏娃建议萨特以谈话的方式完成一本带有自传性质的书。萨特同意了，于是波伏娃开始用磁带记录他们的谈话，然后整理成文。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更好地照顾萨特，1972年波伏娃出版了她自传的第四部《清算已毕》后决定，她不再写书。在20世纪法国文学中，波伏娃算得上是一个最大的回忆录作家。她四部回忆录的巨大规模与篇幅，至今无人超越。　　此时的波伏娃已经68岁了，萨特不忍心波伏娃如此辛劳，就找来一个助手，名叫皮埃尔·维克多，真名为贝利·利维。《现代》杂志社的编辑都觉得维克多是个难以相处的人。他急功近利，控制欲强。惟独萨特非常欣赏维克多。也许是中风后萨特的头脑不像以前那么好使了，也许是他年纪大了犯迷糊。晚年萨特老眼昏花，遇人不淑。维克多给萨特的晚年增添了许多麻烦，甚至加速了他的死亡。　　他们是在1972年的《人民事业报》风波中认识的。维克多是个年轻小伙子，他的许多观点与萨特很接近。萨特一直很关照维克多，维克多是埃及籍犹太人。在他担任萨特秘书后不久，萨特甚至给当时的法国总统写信请求解决维克多的国籍问题。总统同意了。波伏娃以及萨特的一些朋友都为萨特的举动感到迷惑，因为萨特向来不爱求人办事，为什么这次会一反常态？　　晚年的萨特仍然不断地通过谈话，然后由维克多整理发表文章。在谈话中，维克多的口气总是居高临下，企图对萨特施加压力使他抛弃自己的思想，他甚至指责萨特赶时髦。疾病缠身，年衰体弱的萨特哪里辩得过他，无奈之下，他只好表示同意维克多的看法。维克多想尽办法借萨特之口来发表自己的谬论，他控制了年老力衰的萨特为自己谋求了许多好处，打着萨特的旗号发表了不少文章，这些文章有的水平很低，有的不合时宜，甚至完全背离萨特思想，给萨特造成了很大的名誉损害。许多人都对维克多的做法很反感，雷蒙·阿隆曾说：“维克多归于萨特的那种含含糊糊、软弱无力的哲学完全不是萨特的。”　　萨特对临死前这几年的感受是好像一具活着的死尸，维克多的霸道乖戾，让萨特的晚年变得毫无生活质量。他双目失明，也不可能看到他口述的内容。波伏娃批评维克多是在拐骗老年人，他和波伏娃大吵过几架，波伏娃十分讨厌他。因为他整天呆在萨特身边，波伏娃每次去看萨特都尽量避开他，并逐渐减少了看望萨特的次数。　　萨特还有一个情人加养女名叫阿莱特。她和维克多一同处理萨特的一些事务。与维克多相识时，阿莱特40出头，两人年龄相仿，又都是犹太人。经常在一起工作，两人日久生情。他们俩俨然以萨特代言人的形象出现，全面插手了萨特的事务。　　阿莱特19岁时，她因写哲学论文而向萨特请教哲学，两人由此相识，成为情人。1965年，萨特帮助她将国籍由阿尔及利亚转为法国，正式将她收为养女。这意味着阿莱特将继承萨特全部著作权和遗产。舆论界一时间纷纷为波伏娃打抱不平，认为这是萨特对波伏娃的背叛。但是波伏娃表现得很无所谓，她不想干预萨特的自由，也并不觊觎萨特的遗产。　　在萨特临死之前的几个月，波伏娃就没以前那么从容不迫了。她渐渐发觉因为阿莱特和维克多的存在，自己完全被排斥了。1980年，维克多又准备以萨特的名义发表一篇曲解萨特的文章，波伏娃审读之后非常气愤。她找到萨特后告诉他，她和许多人都觉得这片文章非常差劲，不应该发表。萨特对此十分惊讶，他没能得到波伏娃的肯定，心里十分难受。也许是因为逆反心理，他拼命催促波伏娃赶快发表。这是萨特第一次在波伏娃没有给予“出版许可证”的情况下，执意发表文章。其实他心里明白，即便他不同意也没有用，换来的也许是维克多对自己，对波伏娃的百般责难，还是息事宁人吧。波伏娃尚不能体会萨特的苦衷，她失望而归。　　4月15日，萨特去世，死于肺气肿，终年75岁。他结束了他充斥着争吵与责难的晚年。但是这位思想巨人的一生仍然是精彩完美的一生。1980年可谓是法国思想界阴暗的一年，这一年思想巨星接连陨落，萨特也是其中一名。　　4月19日是萨特的葬礼，整个巴黎几乎万人空巷，5万群众自发列队行进，将萨特的灵柩护送到蒙巴那斯公墓。这种场面只有法国伟大作家雨果去世的时候才出现过，这说明巴黎人民给予萨特高度的荣誉。许多知名人士为萨特写了悼念文章，萨冈在悼文中悲伤地写道：“我不愿意在这个没有萨特的地球上再活30年。”　　波伏娃坐在柩车里哭得不能自已，她难过地想：“这是萨特生前希望的葬礼，可是他不可能知道了。”萨特下葬后，每天都有一些不知名的人放几束鲜花在他墓上。第四部分：波伏娃在中国最后的日子　　我一生中最成功的事情，是同萨特保持了那种关系。　　 ——波伏娃《清算已毕》　　　　死者已矣，独留生者在世上继续烦恼。　　波伏娃沉浸在萨特去世的巨大悲痛中，她很快因为肺炎病倒了，在医院里住了两个星期。她总是在想，是自己害了萨特。萨特曾要求波伏娃：无论他得的是癌还是什么不治之症，都要告诉他。但是波伏娃却向萨特隐瞒了病情的严重性。因为她不想在他最后的日子里给他的精神蒙上一层阴影。但是因为萨特不知道自己病情的严重性，经常喝酒，这无疑加重了他的病情。波伏娃一生对萨特坦诚，却在他最后的日子违背了他的意愿。她被这个念头折磨着，既内疚又悲伤。　　另外她还要忍受阿莱特与维克多对她的排斥。阿莱特与维克多封闭了萨特的房间，甚至不让波伏娃拿回放在房里的一些私人物品。几天后，他们就把全部东西搬到了波伏娃不知道的地方。看到他们这样与自己争夺遗产，波伏娃感到悲哀。她不在乎分不到萨特的金钱，但是她被维克多与阿莱特为了抢遗产巧取豪夺无所不用其极的做法激怒了。她没有得到萨特的任何一样东西留作纪念，但她拥有最珍贵的纪念，那就是和萨特在一起的回忆。　　出院以后，她写下了寄托情思的《永别的仪式》，之所以取这个书名，是因为一次萨特要和波伏娃分开一段时间，告别时波伏娃十分伤感，萨特给了她一个无法形容的微笑，轻轻地说：“那么，这是永别的仪式了！”萨特去世后，波伏娃总是不断回忆起这个场景，于是她选用了永别的仪式作为萨特传记的书名。这是一本讲述萨特最后10年历程的传记，以及他和波伏娃关于文学、哲学、音乐、绘画等涉及各个方面的谈话录。从他们的谈话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两个人用50年培养起来的默契。他们甚至知道彼此的下一句要说什么。波伏娃在《永别的仪式》开头饱含深情地写道：“这是我第一本，无疑也是最后一本在付印前没有让你读到的书。它整个都是献给你的，但你却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了。”　　这是波伏娃最后一部作品。1980年，她曾经被枪毙的处女作《精神的优势》出版了。1983，波伏娃参加了《第二性》的拍摄。其实早在1975年，她就开始将精力转向影视，因为她意识到，今后的世界将是一个影象和图片的世界。她给新闻短片《老人的散步》写过解说词，为老人权利呼吁。1984年，《第二性》拍摄完毕，引起极大轰动。法国总统密特朗还特地在爱丽舍宫接见她。不过她拒绝接受总统授予的荣誉勋章，因为“政府不走社会主义道路”。波伏娃一生获得过许多奖项：1975年，因坚持不懈为人权斗争，她曾获得耶路撒冷奖；1978年，由于对欧洲文学的贡献，她获得了奥地利国家奖。同年，法国文化界开始拍摄记叙她生平和思想的记录片。　　养女西尔维陪伴波伏娃度过了最后的日子，在最后的六年中，波伏娃将大部分的精力都投入到整理出版萨特书信集的事务中，陪伴她支撑她活下去的就是回忆。她活在过去，她不想死，因为死了就无法回忆了。1986年4月14日，波伏娃去世了，连死因都和萨特一样——是肺部炎症而导致的肺水肿，人们把她和萨特葬在了一起。　　我们有理由相信：波伏娃对于死亡，了无遗憾。因为她曾说：“他的死把我们分开了，我的死也不会使我们重新在一起，我们曾经这样融洽长久地生活在一起，这本身就是一件美好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