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学校里的小才女巴黎的蒙巴那斯（1）-（图）　　在巴黎的蒙巴那斯，有许多磨坊、酒店、咖啡馆、夜总会。沿街零星的露天咖啡座和酒吧，是蒙巴那斯的街景标志。蒙巴那斯是学者、艺术家、大学生的聚集之地。1908年1月9日凌晨4点，西蒙娜·德·波伏娃就出生于此，蒙巴那斯大街103号——一幢街边六层公寓楼，二层的一套普通公寓内。这幢楼算得上是蒙巴那斯的黄金地段，楼下就是蒙巴那斯著名的圆顶咖啡馆，在公寓对面是多姆咖啡馆。　　新婚一年就得女的弗朗索瓦茨和丈夫乔治非常喜欢他们的大女儿西蒙娜。女儿出生后，他们专门请了一位保姆照顾西蒙娜。弗朗索瓦茨生下西蒙娜的时候只有21岁，父亲乔治已过而立之年。　　被宠坏的小女孩　　我保证我长大以后不会忘记我五岁时就已经是一个有心事的人了。　　——西蒙娜　　　　这是一个正统的资产阶级家庭。西蒙娜的爷爷曾任塞纳省省长助理，收入丰厚，拥有自己的庄园。乔治是家里的小儿子，天资聪颖，很受家人的喜爱。他从小多才多艺，志在当一名喜剧演员。中学会考后，他勉强遵从了父母的安排，进入法律学院学习。虽然已经在学校法律系注册，但是他很少去上课，大部分时间泡在剧院里。毕业后，他对在律师事务所里重复无聊的工作十分厌倦，一直在戏剧和法律之间摇摆不定。不过好在乔治天资聪颖，很快就成了一个能言善辩的律师，他把每一次辩护都当作一次表演，在这一行混得还不赖。每到假日，他就会来到业余剧团演出。　　乔治有一个贵族的姓氏，但是他的家庭情况实际上是处于中下阶层，和上层社会完全脱节，这让他感到十分苦恼。30岁时，他和凡尔赛一个银行家居斯塔夫·布拉瑟的女儿结了婚，她就是西蒙娜的母亲——弗朗索瓦茨。这是当时许多苦于找不到改变生活门路的男人的做法——娶一位嫁资丰厚的女子。乔治的贵族姓氏正好可以给弗朗索瓦茨所在的阔气的资产阶级平民家庭带来荣耀，顺便还找到一个政界靠山。这桩婚姻在两家人眼里都是珠联璧合的美事。第一部分：学校里的小才女巴黎的蒙巴那斯（2）-（图）　　弗朗索瓦茨长得十分漂亮迷人，酷似肖像画上的美妇人。她从小在修道院接受教育，是天主教的忠实信徒，婚后在家当家庭主妇。她性格贤淑温顺、忍让宽厚、具有一种处变不惊的气质。据西蒙娜回忆：我从不曾看到我母亲对于什么事情感到惊讶。　　西蒙娜从小很依恋母亲。每当人们发现她长高两三公分，向她道贺时，西蒙娜就会感到又骄傲又害怕。因为：“我再也不能坐在妈妈膝上了……忽然之间，不可知的未来要把我转变成另一个我，那一个我将不是现在的我。” 　　小时候的西蒙娜黑发碧眼。这种长相在欧洲人中比较少见，十分出众，很讨亲友们的喜欢。这让西蒙娜暗自得意，她非常喜欢取悦于人，来自成人世界的讨好和赞美让她兴奋。 一次，西蒙娜在父亲朋友的面前拒绝吃俄国沙拉。结果这位朋友后来在给西蒙娜寄的明信片上认真地问到：“西蒙娜喜欢吃俄国沙拉吗？”这让西蒙娜觉得自己已经引起别人的注意，别人像关注大人一样地关注自己，她为此狂喜不已。　　和所有的小孩子一样，大人倘若拂了她的意，约束她、训斥她，她也会因此感到不悦而大发脾气。她最生气的就是大人们尤其是母亲对她说“这是荒谬的……这样不合适”之类的话，而且母亲从不解释原因。西蒙娜不懂：昨天我剥了一个桃子，今天为什么不能剥这个李子？我到处受到不必要的限制。如果生活中的遗缺都是天命，我倒可以忍耐顺从，我不曾违反过命运，但是我无法漠然地任由我的生活从充实变为空虚、幸福变为恐怖，我拒绝那些代表不可捉摸的力量的字眼。成人们漫不经心向她做出种种规定：“你必须……，你不应该……”这些都令西蒙娜吃惊，刹那间捣毁了她的希望和喜悦。　　“我反对这种随意的禁戒和武断的命令。”西蒙娜将其看作对她意愿的嘲弄，她不愿意成为成人意识的牺牲品。她通过耍赖皮与大人实行对抗，逐渐发现大人们有时对她的任性无可奈何，也并不为她的顽皮行为暴怒。也是，哪个大人会和小孩子的意气用事较真呢？在这些小胜利的鼓舞下，规则、仪式、惯例似乎也并不是不可侵犯的。胜利支持着她无视各种约束和指责。“无理取闹使我感到羞耻和懊悔，但是因为经常毫不费力地便可以得到原谅，我的懊悔来得快去得也快。”第一部分：学校里的小才女巴黎的蒙巴那斯（3）-（图）　　有一次，西蒙娜正在吃着榛子，一位家庭教师看到了以后说：“小孩们很喜欢吃榛子。”这让西蒙娜大发雷霆。她嘲笑家庭教师：“我的口味并非取决于我的年龄，我不是所谓‘小孩’，我是我自己。” 她不愿意大人把自己当作小孩看待。当成人的行为使她觉得小孩的地位受到威胁，她就会毫不犹豫揭竿而起捍卫自己的地位。小西蒙娜性格羸弱而敏感，有点不太合群。不论有理无理，西蒙娜一旦察觉出人们滥用她的年幼无知来操纵她，她便会反抗。一次姨妈给她出了个非常简单的谜语，西蒙娜感到很不安，她认为姨妈在耍她。不过当大人向她传授信条和价值观的时候，西蒙娜还是会欣然接受。　　西蒙娜非常崇拜父亲，父亲最大的爱好就是在空闲的时候装扮喜剧演员。在那个男人都留着胡须的年代里，他的脸始终剔得光溜溜的。在西蒙娜看来，父亲长着一张典型的讽刺喜剧演员的脸，他既滑稽可笑又卓而不群，给西蒙娜表演的节目总是逗得她笑出眼泪。西蒙娜为父亲那洋溢着喜气和善于言辞的才能所折服，随着年龄增长，她逐渐更为严肃地崇拜他。和父亲在一起，西蒙娜觉得父亲不是在屈就自己，而是把自己提升到和他相同的地方，使得她骄傲地感觉自己像个大人。西蒙娜总是觉得，她和父亲进行的是理智上的交流，而她的身体成长和道德培养的任务则交给了母亲。”　　父亲是把小西蒙娜当作一个大人，母亲则把她当小孩，给予了她更多的宽容。母亲觉得小孩子蹦蹦跳跳和歪歪扭扭的字画是可爱的，父亲却为此恼火。父亲经常给予西蒙娜令人鼓舞的赞美。但是假如西蒙娜把父亲的书房弄得乱七八糟，父亲就会责骂：这孩子真混蛋。所幸的是西蒙娜从不把父亲的责骂放在心上。但倘若母亲略一皱眉，就会使西蒙娜心惊胆战。西蒙娜对母亲的感情很深厚，长大后她在自己的成名作《女宾客》中，把那个以她自己为原形的小说人物用她母亲的名字命名，取名为弗朗索瓦茨。第一部分：学校里的小才女妹妹出世（图）　　父亲迟疑地说：“西蒙娜较为深思熟虑，而埃莱娜却是那么逗人喜爱。”　　　　在西蒙娜两岁半的时候，妹妹埃莱娜出世了。夫妻俩有些失望，因为他们都希望出生的是一个男孩。西蒙娜3岁时，外公的银行被迫倒闭，从此穷困潦倒，以至于连弗朗索瓦茨的嫁资也无法全部兑现。银行破产严重影响了弗朗索瓦茨和乔治两大家族的地位和形象。这也意味着，即使可以再要一个男孩，这个家庭也难以再承受重担。父亲乔治在埃莱娜出生后一度陷入绝望。　　所幸的是，埃莱娜长相酷似乔治。相对于任性调皮的西蒙娜来说，她更加温顺乖巧。乔治很快喜欢上了小女儿。尽管父母、亲友们尽可能平等地对待姐妹俩。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妹妹埃莱娜分去了父母对西蒙娜的宠爱。这让西蒙娜感到有点失望。　　不过西蒙娜也很快发觉了作为姐姐的好处。有了妹妹埃莱娜，西蒙娜的生活变得有趣了。姐妹俩都喜欢靠幻想演戏，西蒙娜总是让妹妹扮演自己指定的角色，在房间里玩得不亦乐乎，直到父母的喝令才能把这两人唤回现实生活。妹妹埃莱娜对姐姐言听计从，她毫无保留、全身心地跟随她，崇拜她。她经常向姐姐提问，西蒙娜就杜撰一些故事讲给她听。而且因为妹妹在各方面都比自己弱，她引人注意的本事远远没有西蒙娜强，她生活在西蒙娜的阴影下。　　西蒙娜一直认为父亲更喜欢的是自己，直到有一天她无意间听到父母的对话。母亲问：“两个小家伙你更喜欢哪一个？”父亲片刻的停顿让西蒙娜感到无比漫长。她自认为比妹妹更接近于成人，更年长更有知识，父母应该是更重视自己的。可是父亲停顿了一会迟疑地说：“西蒙娜较为深思熟虑，而埃莱娜却是那么逗人喜爱。”　　西蒙娜失望透顶，不过她仍然十分庆幸自己身为长女。她说：“正是因为有了我妹妹的存在，才使得我维护了我的个人自由；她是我的同谋者、我的随从和我的创造物。”第一部分：学校里的小才女学校里的小才女（图）　　父亲的个人主义、不信教的伦理观和母亲教导西蒙娜的严肃传统道德观相互对照，使得她专注于不同意见之间的争论，西蒙娜长大后自己也说：这是她最终成为知识分子的原因。　　　　在上学之前，西蒙娜始终在家里接受母亲的教育。1913年10月，西蒙娜在德尔西学校开始上学了，这是一所颇具盛名的女子学校。西蒙娜在这里度过了她的小学、初中和高中。这所私立中学在细节上有许多有趣的地方，比如，他们划分班级的方法：零班，第一班、第二班、第一个第三班、第一个第四班……等等。　　对于人们给自己的束缚，她习惯性地归咎于自己的年龄。因为年龄小，所以父母不让自己做这做那。因为上的是女校，也没有兄弟。西蒙娜无法得知哪些本应给予男孩的优待由于性别而与自己绝缘。西蒙娜所在的班级曾经接纳过一个男生小勒内，他很聪明机警，但是他的成绩并没有西蒙娜好。西蒙娜觉得：在上帝眼中，男孩的灵魂并不比我的更为高贵，我为什么要羡慕他们呢？在西蒙娜的计划中，从未想过要变成男人，她全部的想象力都专注于她身为女人的命运。这大概可以算得上西蒙娜女权意识的最初构想。少女时期她接触了乔治·桑等女作家、女艺术家的作品，逐渐感觉到，女人在文学艺术方面也能够做出杰出的成绩。　　 　　“我有一个固执的地方，那就是无法忍受无聊，因为无聊很容易变成忧虑，那些仅仅能运动我的手足却无法令我理性参与的工作，不免也会让我空虚……我最重视自我充实，就像我发现盲目履行婚嫁的枯燥乏味一样。”　　——西蒙娜《闺中淑女》　　　　那时，曾经有一个朋友问她将来想成为什么，她不假思索地说：“成为著名作家。”那时，最有名的女性都是在文学上大放异彩。作为一个女人，文学巅峰比较容易攀登。那时，西蒙娜就已经想好今后要从事的职业：不是写作就是开书店。在她眼中，世界上没有其他的职业比那两样更为珍贵。　　和父亲的疏懒不同，母亲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父亲乔治鄙视经过努力工作才能获得的成功，在他看来，一个人在出生时候就已经具备了一切不能再还原的才能。而母亲则不同，她亲自带西蒙娜上学，同女儿一起上课，检查作业等等。为了适应西蒙娜在班上的进度，她甚至开始着手学习拉丁文。西蒙娜说：“她好像一个女圣人，随时准备自我牺牲，把生命完全奉献给他人。惟一的缺点就是她太容易生气了，不过她的热情和情感弥补了她变幻莫测的脾气。如果她太过完美，也不可能深刻地影响我。”父亲的个人主义、不信教的伦理观和母亲教导西蒙娜的严肃传统道德观相互对照，使得她专注于不同意见之间的争论，西蒙娜长大后自己也说：这是她最终成为知识分子的原因。　　西蒙娜3岁时就喜欢看书，孩童时期最大的快乐之一，便是母亲替她订阅私人书刊的那一天。西蒙娜非常喜欢安徒生童话，成年后也非常欣赏安徒生：“安徒生不仅仅是一位儿童文学作家。”不过，她非常讨厌安徒生的《美人鱼》，“美人鱼罪不该得地枯萎挫折消耗。临死前她一直受痛苦。可是她却没有任何罪过。她所受到的极大痛苦，直至死亡都令我作呕。”　　7岁时，西蒙娜就开始自编童话，老师们亲昵地称她为“小才女”。她最喜欢的课程是天文、地理和历史。每当妹妹向她提问，西蒙娜就给她讲述罗马历史和法国历史中的小插曲。在学校西蒙娜始终是个优等生，每个老师都喜欢她。为了鼓励优秀学生，老师在圣诞节把西蒙娜打扮成圣婴，让全班同学跪在她面前祈祷。第一部分：学校里的小才女家境衰落（图）　　西蒙娜成了一个狂热的小爱国主义者，她和妹妹在她们经常玩的演戏游戏中，分别扮演法国总统和沙皇，热烈讨论如何讨伐普鲁士人。　　西蒙娜入学不到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1914年8月3日，德国向法国宣战，父亲乔治也应征入伍了。西蒙娜穿着仿制的蓝色军装上街为难民募捐，她募集了不少钱。大人们都夸她懂事，说她的虔诚会让上帝拯救法国。她对上帝更加深信不疑了，并开始接受一个年轻神父的教诲，一个月忏悔两次，一星期领三次圣餐。　　不久乔治因犯心肌梗塞而退役回到巴黎，他原先是个律师，战争让他失去了不少客户。随后他被派到国防部工作过一段时间，还为杂志社拉过广告，做过不少工作。外祖父的鞋厂也破产了。加上通货膨胀，收入骤减，家境每况愈下。家里人都感到无法面对贫穷的生活。在家里他们不浪费任何东西，甚至一片面包皮、招待券和任何免费的消费品。西蒙娜和妹妹把衣服穿到破得不能再破。母亲的手里从不闲着，她经常一边看书一边编织。为了节约用纸，西蒙娜在笔记本上用极小的字体写得密密麻麻，搞得老师以为她是一个吝啬鬼。　　西蒙娜父母的家族都曾是蒙巴那斯的大户人家，他们的家族结识了许多阔气的朋友，有时候，西蒙娜和妹妹会被邀请到豪华公寓参加节庆，用西蒙娜的话说起来，“那是令人作呕的奢侈”。当其他小女孩穿着闪闪发亮有花边的衣服，姐妹俩却穿着颜色暗淡的毛织布。“我感到有点不如意，节庆结束时我感到疲倦流汗胃胀，呕吐在地毯上。只有回到家，心里才感到高兴。我所受的教育使我感到德行和教养比钱财更重要。”西蒙娜安静地接受了简朴的生活，并始终相信自己简朴平凡的生活是值得羡慕的。西蒙娜对于物质要求的淡泊来源于此，她的一生都十分简朴。即便成年之后，西蒙娜也不是非常注重打扮修饰，甚至还满不在乎地穿着一双破了一个大洞的长筒袜和伴侣萨特一起去餐厅吃饭，气得萨特扭头就走。在西蒙娜小说《女宾客》中，西蒙娜再次对自己的不修边幅做了一番自嘲：她经常穿着过时的鞋子，勾破的丝袜而不觉丢脸。　　家境日渐衰落，西蒙娜仍然平静地享受她的童年。她十分担心随着自己的长大，这段无忧无虑的时光就会一去不复返。她对婚姻感到不解和沮丧：当一个人在20年里喜欢她的父母，她怎么能离开她的父母去跟随一个陌生人？婚姻令人不快，婚姻是将不相识的男女强撮在一起。受到母亲的影响，小时候的西蒙娜也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她祈祷，向神父忏悔，每年要进行一次心灵修行。她曾一度疯狂地想做一个修女，并经常严肃地宣布说：“我不会结婚的。”父亲看到她一本正经的样子，忍俊不禁：“等你15岁的时候再说吧。”一语成谶，西蒙娜终身未嫁，当然她也没有去当修女。　　尽管战争打破了西蒙娜生活的宁静，但是她仍然对未来报有乐观的态度。一战的最后一年，学校里的学生就都跑得差不多了，班上只剩下西蒙娜和另一个男孩。有一天，西蒙娜母女三人一起来到学校，发现大街上和房子里都空荡荡的，为了躲避随时可能降临的炮弹，所有人都躲到地窖里去了。“我们对自己在路上漫步的大胆行为着实想笑，为我们的勇气和精力，我们肯定自己是特别人物。”第一部分：学校里的小才女女友扎扎（图）　　“扎扎一直是个喜欢嘲弄别人的人，在12岁到15岁的年龄里，她把讽刺当作自己的职业。她不仅把大多数人当成笑柄，而且矛头也指向陈规陋习和约定俗成的东西。她是某些人心中的害群之马和另外一些人的宠儿。”　　　　西蒙娜10岁的时候升入小学四年级，邻座换成了一位新来的学生，她叫做伊丽莎白·马比耶，短短的头发，皮肤黝黑。她去年在乡下家里煮马铃薯时，衣服着火，大腿被烧伤，因此在家休学一年。西蒙娜对她有这样的经历十分佩服，觉得她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伊丽莎白说话十分诙谐有趣，她经常学老师说话，模仿得惟妙惟肖。虽然因为休学而耽误了不少功课，伊丽莎白的成绩依旧名列前茅，只比西蒙娜差了一点点。班上的同学都亲切地叫她扎扎。　　扎扎是个好脾气的姑娘，很少生气。她待人接物彬彬有礼，落落大方，尤其是她对老师说话的态度，完全是向对同辈人一样的口气。她敢说敢做，在一次气氛庄重的钢琴演奏会上，她当着许多来宾的面，弹完曲子后向坐在观众席上的母亲吐舌头，这在当时是一种极没有教养的行为。虽然老师露出指责的眼神，她却仍旧坦然自若，以至没人敢上前斥责她。这在西蒙娜看来，简直是一个壮举。有一次两人一起演舞台剧，扎扎反串男角，她的男装扮相十分惊艳。舞台剧很成功，两人也变成了好朋友。扎扎出身良好，两家的大人十分高兴两个女孩的交往。　　扎扎行事很有个性，她的放肆使得某些老师生气。“她是某些人心中的害群之马和另外一些人的宠儿。” 西蒙娜对扎扎的一些激烈言论赞赏不已。扎扎的母亲经常带她到各种场合露脸，以期认识一些年轻男人，最好是有学识的富家公子，然后嫁给他。扎扎对此感到很反感，她说：“因利害关系而结婚的女人和妓女没什么两样，由于便利或者金钱而毫无爱情可言地奉献身体，是对自身的不尊重。”　　和扎扎在一起，西蒙娜常常为自己没个性而感到伤心，尽管她成绩排名在扎扎之前，这好赖让西蒙娜有点安慰，不过扎扎似乎根本不在乎名次之类。这也让西蒙娜感到沮丧，除了用功，自己一无所取。扎扎改变了西蒙娜的性格，让她变得勇敢，不在乎别人的看法，变得我行我素。老师们也隐约感到，西蒙娜受到扎扎的坏影响很深。她不像以前那么驯服了。所以有老师要企图将西蒙娜和扎扎的座位调开，西蒙娜死活不肯，她趴在桌上伤心地哭了。　　这件事让西蒙娜发觉自己对扎扎的感情很深。她原本不太喜欢数学，但扎扎喜欢数学，西蒙娜便也硬着头皮努力的地学。当西蒙娜走进扎扎的房间，想到房间里都是扎扎用过的东西就无比激动，身体竟产生一种异样感。每次放假，她就感觉崩溃，因为不能见到扎扎了。每次开学，她都为能再次见到扎扎而欣喜若狂。有一天，她突然意识到：“我由于她的不在而受着煎熬。”此后，她接连几天提早来到学校，惊愕地望着扎扎的凳子想：“如果她永远不在这里，如果她死了我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没有她，我是活不下去的。”她想象着当有一天听到扎扎的死讯，自己将会怎样当场断气。　　十几岁的时候，西蒙娜曾鼓足勇气向扎扎表白：“我喜欢你。”这让扎扎吃惊不小，因为扎扎对西蒙娜并没有像西蒙娜对自己有那样深厚的感情。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扎扎的很大一部分内心世界是对西蒙娜封闭的。当年的扎扎也未曾料想自己给西蒙娜的生活带来多么大的幸福快乐。直到西蒙娜20多岁时，她才发现其实扎扎并不像她看到的那样洒脱，她的内心也十分脆弱。第一部分：学校里的小才女郁闷的14岁（1）-（图）　　我失去了童年时期的安全感，换来的是一无所有，我双亲的权威并没有减轻和变化，由于我的批评精神已经觉醒，我越来越不耐烦忍受他们的权威。　　——西蒙娜自传《闺中淑女》　　　　11岁那年，因为经济拮据，西蒙娜全家搬到雷恩路一个没有电梯的六层楼上，而且还是与人合租。西蒙娜成年之后曾经在给美国情人奥尔格伦的信件中抱怨自己搬家后的童年。“我小时候，双亲贫穷，沦为不体面的‘小资产阶级’。公寓式的家凄惨，几乎是肮脏的，我恨透了。”　　大人们忧郁暗淡的生活使我害怕，没有任何事情出其不意地在他们生活里发生，他们在叹息中忍受一切已经预先决定好的生活，永远没有一个人为自己决定命运……大人们总是说，生命不是快乐的，生活不是一部小说。我时常同情大人们生活的单调乏味，当我知道就在不远的将来，这种单调也会成为我的生活内容时，苦恼便袭上我的心头。　　——西蒙娜自传《闺中淑女》　　　　西蒙娜和妹妹的房间窄小阴暗，几乎难以放下两张床，西蒙娜连张桌子也没有。早上起床后，西蒙娜不愿意呆在卧室里，只好整天在父亲的办公室呆着。她讨厌在这个沉闷的地方看书，但当下午没人在家的时候，她坐在凹陷的皮沙发里看雨果、缪塞的书。只有那时她才感到些许愉快。但是一到了晚上，回到父母争吵不休的家中，她顿觉不安。那时她暗暗下定决心，长大绝不当一个差劲的家庭主妇。生活不幸让父亲变得脾气暴躁，他常和姐妹俩说：“你们没有嫁妆，以后必须出去工作。”　　搬到雷恩路不久，因为房间隔音效果差，父亲的呼噜声吵得西蒙娜无法入睡。不久西蒙娜进入了青春期，她的失眠愈发严重了，还做噩梦：梦见一个男人跳到她的床上，把膝盖插到她的胃里；西蒙娜开始赖床，她希望生病，这样就不用起床了。白天她常常头晕，好像得了贫血症。总之，她的青春期综合症症状特别严重，医生说：“这是即将成为女人的现象。”　　14岁是西蒙娜变化最大的一年，也是她最难熬的一年。首先，她变得丑了，鼻子变红，脸上和脖子上长了不少青春痘，她经常忍不住去抓脸上的痘，还染上了扭鼻子耸肩的怪毛病，毫无仪态可言。父亲提醒她：不要抓你的青春痘，也不要扭鼻子。其实父亲并无恶意，但这却加深了西蒙娜的自卑。第一部分：学校里的小才女郁闷的14岁（2）-（图）　　她变得异常敏感，一次父亲开玩笑地暗示西蒙娜身体发育的变化，她将这种身体发育看作是“神秘的污点”，“污点”让父亲洞察了，她羞得无地自容。而在父亲面前，西蒙娜自认为是以“纯粹的理性”存在，而不是一种器官，她顿感失宠。因为家庭条件并不宽裕，西蒙娜穿得很破很随便，整天灰溜溜的。以前西蒙娜自我感觉不错，总觉得自己比妹妹这也好那也好，而此时妹妹却出落得愈发漂亮。父亲更喜欢妹妹了，他说西蒙娜像个男人，直言不讳地表达对她容貌变化的失望。我真的那么丑吗？我还能变漂亮吗？这一切都让西蒙娜备受煎熬，用她的话来说，那段日子，她毫无面容地生活着。　　和不少孩子的青春期逆反一样，西蒙娜易怒好辩、烦躁不安。她越来越不耐烦父母对她说“某某事是必须这样做”、“使不得”这样的话。“我看不出有什么是必须的。”在学校领圣餐的仪式上，本来是要学生跪在母亲脚下，请求母亲原谅自己的错误。西蒙娜没有跪下，她让妹妹也不要跪下。西蒙娜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和母亲作对，惹母亲生气。这是因为西蒙娜不想让母亲迫使自己依赖她，另外她嫉妒母亲在父亲心中的地位。　　“我对父亲的爱已经有增无减。”西蒙娜说，“我无法想象世界上还有比他聪明的人。”尽管因为父亲事业的失败才使得全家搬到了这个破公寓，但西蒙娜仍然对父亲毫无保留地崇拜。她说：“我父亲的生活变得越是糟糕，他的魅力就越是令我着迷。这种魅力无关财富、成功，父亲是在故意忽略自己的才华，就像一场大灾难的牺牲者。” 　　每当西蒙娜与母亲起冲突后向父亲求助，“控诉”母亲的荒谬，父亲总是硬生生地回答：“照你母亲说的去做！”一次全家去看赛马，人特别多，母亲本来就讨厌人多，又被人群挤得怒火中烧。西蒙娜想站在折椅上看赛马，母亲死活不同意：“不行就是不行。”西蒙娜气愤地对父亲说：“妈妈也太不讲理了。”父亲只是困窘地耸耸肩，这让西蒙娜觉得，也许有时父亲也觉得母亲太专横。　　一次大家在谈论一个把自己母亲看成白痴的浪荡大表兄。父亲乔治也证明事实上她是很愚蠢，但同时他又激动地说：“一个批评她母亲的孩子是个蠢材。”这让西蒙娜很难堪。因为她曾经批评过母亲，父亲这话给了她双重打击。他既确定他们俩是连在一起的，又间接地在骂西蒙娜是笨蛋。更让她难以理解的是，既然那个表哥的母亲的愚蠢如此明显，为什么他儿子说出事实就那么让他人愤怒？通过这件事，西蒙娜不再认为父亲有绝对的权威。“我失去了童年时期的安全感，换来的是一无所有，我双亲的权威并没有减轻和变化，由于我的批评精神已经觉醒，我越来越不耐烦忍受他们的权威。”第一部分：学校里的小才女初晓人事（1）-（图）　　“我贪婪地读着布尔热、都德、马塞尔·普雷沃、莫泊桑、龚古尔兄弟的文库，他们用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完成了我的性教育。”　　——西蒙娜自传《闺中淑女》　　　　西蒙娜母亲对女儿的一言一行事无巨细都管得很牢。但她从未对西蒙娜进行过性教育。因为母亲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对她来说性欲就是罪孽。所以她一直是极力回避女儿向她提出的诸如“我是怎么生出来的”之类的问题，她一会儿说是从肚脐眼里生出来的，一会又说是肛门里出来的，搞得西蒙娜一头雾水。　　7岁时，西蒙娜爬竿，当滑下来的时候，她突然感到大腿之间一阵奇痒，既愉快又难受。她感到十分好奇，又连着试了几次，都是如此。西蒙娜当时不知道这是一种性快感。她把这事情告诉母亲，母亲吓了一跳，尽量想表现得平淡一些，但仍难掩一丝尴尬，她说：“这真是可笑。”然后马上把话题岔开了。西蒙娜以为自己又问了什么让母亲难以回答的愚蠢问题，便未再追问。不过她心里十分困惑。　　全家人每年夏天都会到祖父的一个乡下庄园里去度假。那里有一个叫做玛德琳娜的表姐，虽然只比西蒙娜大两三岁，但是看了很多“禁书”，懂得很多。西蒙娜问了她许多平时不敢问母亲的问题：比如小孩真的是上帝造的吗？什么叫做情人？玛德琳娜都爽快地回答了，还告诉她们等到了青春期女孩就会来月经。而母亲在西蒙娜来月经之前也从未和她预告过这类事情，她很讨厌谈论性方面的东西，每当西蒙娜问起，她就随便敷衍一下。但是玛德琳娜也有回答不上来的时候，于是她们就去问玛德琳娜的母亲，她比较开放，姐妹俩经常和她热烈讨论。　　西蒙娜的读物依旧被严格控制，一次，西蒙娜无意间翻开了放在父亲书桌上的一本小说《大都会》，她还只字未看，母亲像幽灵一样悄无声息地突然出现在她身后：“你在干什么？你永远不该翻阅不属于你的书。”西蒙娜被吓得支吾着说不出话来，最后她连连保证不再碰此类书。这件事让她想起小时候把手指头插进电源插头的黑色小孔以后所引起的痛苦感觉。此后，每次看到图书馆里左拉、布尔热等作家的作品，她都会感觉受到了惊吓，似乎这些巨大书册内隐含着不祥威力。而在西蒙娜心里，仍然充满着对这些书本的好奇。她一逮着机会就看禁书，但是她心里充满了惶恐和不安。　　久而久之，禁书对于她来说并不那么恐怖了。她在一篇小说上看到男人亲吻女人胸部的一段描写，时常幻想这一切如何在自己身上重演。她开始渴望结婚，并默默地数着年龄。她经常趁父母不在或者已经睡着的时候看放在父亲书房里的藏书。“早上铺过床后，我把书塞在床垫下……每当我想到床垫下面放着《半处女》或者《女人与傀儡》时，心就跳个不停。”西蒙娜认为她读这些书对她来说没什么害处，但是她却只能偷偷摸摸的。“因为我的行为一旦公开，我就是有罪的了。”母亲似乎察觉到了西蒙娜的不同，她时常用怀疑猜测的眼光看待西蒙娜。她十分害怕母亲知晓她通过看书获得了一些性知识。尽管西蒙娜认为自己没有什么错误可指责。“但我十分恐惧她内心的看法，我所学到的知识，在我母亲意识里变成了我们互相感到羞耻的丑事。”母亲一直对西蒙娜的性教育抱回避态度，西蒙娜上大学之后，有一次她走到西蒙娜面前坐下，犹豫片刻后她红着脸说：“有些事情你必须知道。”西蒙娜一下子面红耳赤，她赶紧说：“我已经知道了。”母亲没好气地问她是哪里知道的。西蒙娜没有说话，但母女俩都感到如释重负。当然这是后话。第一部分：学校里的小才女初晓人事（2）-（图）　　西蒙娜为自己偷看禁书向神父忏悔，神父给她讲了一个故事：有个聪明而且早熟的小女孩，生长在一个父母都忽略儿童读物的家庭，有一天小女孩向他告白，说自己读了很多不好的书，以致丧失了信仰，而且认为生活是恐怖的。过了不久小女孩自杀了。这个故事非但没有泯灭西蒙娜的好奇心，反而对这个小女孩产生了一种嫉妒般的崇拜冲动，她只比自己大一岁，就懂了那么多东西。　　听了这个故事，她对上帝的信仰也产生了动摇，上帝为什么要让她去死？他不能拯救她吗？西蒙娜事后回忆道：“这个小女孩的悲剧在于她过早地发现了生活的真面目，想到生活的真面目能够扼杀某一种年龄的生命时，我竟产生了对理性主义的反感。”此时的西蒙娜并未完全摆脱宗教的桎梏，她经常为自己产生这样的“坏念头”而感到惴惴不安，虽然已经不是上帝的信徒，但是还要装出一副虔诚的样子，小心翼翼地掩饰自己的内心想法。这种表里不一的生活让西蒙娜很不舒服，她时常表现出莫名其妙地慌乱，脸红，这让母亲经常向她投来怀疑的眼神，每到这时，西蒙娜就更加紧张。　　她思想负担也很重，经常发呆：没有上帝的恩宠，只有自己拯救自己。她联想到自己，这么多年祈祷、忏悔，却从未见到过上帝。虽然还和以前一样照样祈祷、忏悔、领圣餐，但她变得心不在焉。偶尔她也会想上帝是谁？他到底想要什么？他站在哪一边？一次她终于忍不住将自己的心灵状态告诉了神父。神父说：“我听说我的西蒙娜变了，变得不服从，爱顶嘴……”　　西蒙娜震惊了，她满脸通红地看着这个多年来被自己当作上帝代表的神父，他是个伪君子，他就像一个搬弄是非的长舌妇！西蒙娜转身离开忏悔室，恨恨地想：“我以后再也不找他了！”通过这次事件，她也清楚地预见到倘若父母知道自己已经放弃信仰将会是怎样的局面，母亲一定会痛心疾首地斥骂她的堕落。因此她决定保守这个秘密，继续装作虔诚，虽然这样很痛苦，但总比惹得父母大发雷霆要好得多。　　惟一让西蒙娜感到安慰的是，她和扎扎的友谊越来越深厚。她们俩好得像一个人，倘若其中一人犯了错误，另外一个也非要把错误揽一半到自己身上。不过扎扎对西蒙娜的妹妹埃莱娜并不怎么友好，西蒙娜便也模仿她的态度对待妹妹，还老是不理她，这使得埃莱娜对姐姐很有意见，她开始反抗自己作为小妹妹的地位，逐渐疏远了姐姐，不再做“小跟班”，也不再盲目地崇拜她。　　祸不单行，在学校里，西蒙娜也遭遇着同样的麻烦。她越来越看不惯德西尔学校老师的装腔作势和满口的陈词滥调。一次，西蒙娜在妹妹办的小报上写文章抨击德西尔学校的老师愚蠢可笑。结果第二年，也就是西蒙娜14岁时，老师除去了她的优秀奖，只给予了口头表扬。西蒙娜屈辱地接受了，她不禁感叹：“我不再能支配这个世界。”这个时候她正在读一本乔治·艾略特的《弗洛斯河上的磨房》，这本书里也写了一个跟谁也搞不好关系的小姑娘。西蒙娜对这本书印象深刻，非常喜欢，她说：“跟我那时的处境实在是太像了。”第一部分：学校里的小才女雅克表哥（1）-（图）　　如果我遇到比我更完美、和我同类型而且同我很合得来的男人，我才会嫁给他。我为什么要求他比我强呢？男人是一些特殊的社会分子，在出生时便享有大量特权，如果一个男人无法全面胜过我，我会认为自己则相对比他强得多，为了表现他和我同等，他必须比我优越。……我命里注定的男人应该既不比我弱小，也不过分强大，他应具有相当的卓越来担保我的生存……他应该是从一开始就具有尽管是初初看来只是某种希望的完善。他很快便能成为我理想中堪称我表率的人，能够远胜于我，我不允许自己无法理解他的思想或是不了解他的事业，爱情必须有助于这一点，当然我会小心地使我俩之间不会有太大距离。　　——西蒙娜15岁时候的梦中情人形象　　　　不出父亲所料，未满15岁，西蒙娜就已经放弃了她当修女的疯狂念头。在看到小说描写爱情部分的时候，她常忍不住地幻想：我会遇到为我而存在的男人吗？　　因为上的是女校，西蒙娜认识的男孩子不多。在她看来，那些男孩子大都傻头傻脑。“万一哪个男孩显出翩翩风度或者活泼开朗时，他还是会对我产生一些诱惑的。我的表兄雅克对我就从未丧失这种诱惑力。”　　 雅克2岁时，父亲就去世了，这造就了他早熟的性格。父亲留给他一个玻璃厂，他很小就开始帮助管理工厂，13岁时就已经具有年轻男人的仪表和独立的性格。西蒙娜和雅克从小就很要好，雅克很少和小姑娘们一起玩，觉得他们无知。但是他对西蒙娜例外，他曾说：“西蒙娜是个早熟的女孩子。”　　西蒙娜非常喜欢雅克表哥，觉得他无论是在绘画、文学、哲学等等各方面都比自己懂得多。情窦初开的西蒙娜将雅克放荡不羁的缺点和似是而非的论调都看作是雅克独具的艺术气质。每当黄昏时分她来到雅克家门口按响他家门铃时，雅克总是十分热情地欢迎她。　　西蒙娜说：“我没有打扰你吧。”　　雅克微笑着说：“你永远不会打扰我。”　　“那么你还好吗？”　　“只要看到你，我就觉得好。”　　这些暧昧的情话总是让西蒙娜浮想联翩。她不知道雅克如何看待自己，有没有想过要和自己结婚。西蒙娜父母一直希望能撮合他们俩，对于一个没有嫁妆的姑娘来说，雅克家很富有，是个好人选。西蒙娜曾经收到雅克的一封信，上面写着：“明年假期我们将度过一段非常愉快的日子。”她想了很久，固执地将这句话理解成就是结婚的意思。　　初入大学　　这时的西蒙娜十分崇拜雅克，她觉得他懂得很多，却一点也不自傲，他总会说一些有趣的事情给西蒙娜听。他的声音那样亲切，只要见他一面就会感到快活。西蒙娜常常靠在枕头上流着眼泪想：我哭了，因为我喜欢他。第一部分：学校里的小才女雅克表哥（2）-（图）　　上了高中后，因为成绩优异，西蒙娜和扎扎都跳了一级，从高一起便可以进入高级班。1925年，17岁的西蒙娜参加了高中毕业考试，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拉丁文学业士学位和初等数学业士学位，从德西尔学校毕业。　　父亲乔治希望西蒙娜在大学里选择行政管理方向的专业，他认为当公务员有保障，他自己深受生活没有保障的苦，到了50岁还面临着不安定的前途。而西蒙娜则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认为哲学是一种能够立刻深入事物中心，指示其规律的学科，什么科学、文学，都是哲学的穷亲戚。她希望自己获得中学高年级教师的资格或者成为哲学博士，当时还很少有女人获得这样的头衔。父亲乔治很赞成西蒙娜从事教书的职业。最后西蒙娜选择了索尔邦大学（现巴黎第三大学）。她本想学哲学，但是招生办老师告诉西蒙娜母亲：哲学从道德上来讲是腐蚀人的灵魂的。于是母亲逼着西蒙娜改学文学，说学文学比学哲学毕业后更容易找到工作，西蒙娜只得听从。　　一天母亲突然问西蒙娜：“你的宗教观如何？”西蒙娜如实相告：“好久不信上帝了。”母亲惊住了。她劝说了西蒙娜几句，自己也觉得是在做无用功，便不再多费口舌。但她看上去十分伤心，强忍着眼泪走开了。西蒙娜虽然为引得母亲落泪而伤心，但也为从此再也不必装作虔诚而轻松，她感到一种解脱。　　开学后，西蒙娜进入索尔邦大学，在圣玛丽学院听课。教授法国文学的老师叫做罗贝尔·加克利，是雅克的朋友，也是雅克的偶像。西蒙娜得知后心想，如果我能引起加克利的注意，他向雅克夸奖我的才能的话，那么雅克便不会把我当作一个无知的小妹妹了。这时的西蒙娜十分崇拜雅克，她觉得他懂得很多，却一点也不自傲，他总会说一些有趣的事情给西蒙娜听。他的声音那样亲切，只要见他一面就会感到快活。西蒙娜常常靠在枕头上流着眼泪想：我哭了，因为我喜欢他。　　西蒙娜在课堂上极力引起加利克的注意，她对他充满了崇拜之情。她的作业很优秀，加利克十分欣赏她的才华。西蒙娜以卓越的成绩通过了文学证书的考试，加利克还特地向她道贺。后来，西蒙娜对老师加利克也产生了些许爱慕。　　过了几天，雅克来西蒙娜家吃饭，聚会快要结束时，雅克将她拽到一边说：“前天我见到加利克，我们多次谈到你。”雅克十分关切地询问了她学习的情况，还约她出去兜风。西蒙娜很激动，心里乱乱的：我达到了我的目的，雅克对我发生兴趣了。雅克还给她推荐了许多法国现代小说，他们感到彼此之间更加默契了。　　青年时期的雅克极帅，有一种孩童般肉感的俊美，他是西蒙娜少女时期的全部梦想。她希望和雅克结婚，父母也一直在有意无意撮合他们，但父母是为了雅克的钱。这多少让西蒙娜有点烦恼，她不希望雅克认为自己是为了钱才嫁给他的。　　雅克参加法律考试没有通过，心情低落。在乡下度假的西蒙娜听说后十分难过，于是给他写了封信安慰他。写完以后，她犹豫了很久才寄出。一寄出她就后悔了：他会不会觉得我很傻很幼稚？从此不理我？西蒙娜为此饱受折磨，晚上经常偷偷流泪。她每天去拿信的地方十几次。假期过去了，依然没有收到雅克的回信。西蒙娜非常失望，极度痛苦，时常和父母、妹妹吵架。　　回到巴黎后，西蒙娜鼓足勇气来到了雅克的家，她又害怕又渴望地按响了门铃。英俊的雅克笑容满面地出现在她面前，他待她坐下后递给她一个信封：“这是我给你的信，我没有寄给你，我更喜欢让这件事留在我们心中。”他的表情竟带着少有的羞怯。　　打开雅克的信，西蒙娜欣喜万分，因为从信中她知道雅克是喜欢自己的。不久，雅克考试再次失败了。这次的打击更大，他的精神完全崩溃了，表情漠然，对西蒙娜的安慰表现得漫不经心。他的意志已经完全消沉。　　西蒙娜对他的自暴自弃有些失望，她好像明白了为什么她脑子里老是会有与雅克结婚的念头。也许她并不爱雅克。其根子在于自己恋家，她对雅克的家就像对自己的家一样熟悉。一旦嫁给雅克，有一种亲切感。或许她和雅克感情本身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深厚。雅克和其他女人也有过不少来往，她对雅克的许多方面并不那么了解，她还想到雅克的许多缺点，他像个整天只知道吃喝玩乐的纨绔子弟，他会愿意娶她这个没有嫁妆的姑娘吗？第一部分：学校里的小才女假扮叛逆（图）　　我厌倦了贞洁又郁闷的日子，又没有勇气过堕落的生活。　　 ——《第二性》　　　　因为对雅克表哥的朦胧的好感和崇拜，她读了很多雅克借给她的小说，逐渐迷恋上了小说主人公过的“冒险的生活”。她和妹妹想方设法逃脱母亲的管制出去寻求刺激，寻求从天而降的奇遇。她突然觉得以前自己的学习完全是为了虚荣心，大好青春不去挥霍、享受，却都用在枯燥的学习上，就是为了博得老师父母的欢心。西蒙娜开始对此感到厌烦。　　雅克带她去酒吧喝酒，酒吧鱼龙混杂的气氛令她十分好奇。虽然已经是一个大学生，但是母亲的管教仍然十分严厉。她和妹妹要绞尽脑汁寻找各种借口才能出去。西蒙娜常和妹妹在酒吧里假装互不相识，装成斗嘴的样子，互相破口大骂。每次都能吸引不少眼球，她们就会感到满足。　　也许是因为资产阶级对男女在性道德上的不平等要求感到不满，几乎没有一位男子在结婚前还是处男，而女子却要遵守所谓妇道。西蒙娜经常假装轻佻地和酒吧的客人搭讪，谎称自己是一个模特或者是妓女。不过她并不那么风情万种的谈吐和她朴素的穿着，不施粉黛、略带稚气的单纯面容很快让她泄了底。没人相信她的鬼话，“你缺少那种味道！”男人们说。西蒙娜在著作《第二性》中曾经分析过当年她做出这一大胆行为的心态：相当一部分年轻女孩出于对家庭的不满，对正在发育的性征十分恐惧，或者出于偷食禁果的好奇而模仿妓女。她们是如孩童般幼稚，并不性感冰冷的女孩子，相信自己不会玩火自焚，相信迟早有天某个男人会相信她们的话。　　他们肆无忌惮地戳穿西蒙娜的谎话，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试探她，让她露馅。西蒙娜装着沉着的样子忍受男人们拿她开各种各样的黄色玩笑。有一次一个跛脚男人在纸上画了一个男性生殖器，说：“看这儿，如果你想干妓女这一行就必须看。”西蒙娜还死撑着，假装镇静地说：“不就是那玩意么。你画得太糟了。”跛脚男人于是开始解裤子，西蒙娜只好把头扭开：“我一点也不感兴趣。”周围的男人哈哈大笑，对她说：“真正的妓女会说，那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　　在酒吧受到男人们肆无忌惮的嘲笑让西蒙娜感到一种冒犯礼仪和权威的快感。“酒吧和舞厅对我具有的魅力是来自它们非法的性质。我的父母是不准我来这种场合的，他们自己也不来。” 西蒙娜的胆子越来越大，她时常在路上随便与陌生人搭讪，相约去某个酒吧喝一杯。 　　一天晚上，西蒙娜和两个不认识的小流氓在露天游乐场玩了会足球，他们很快熟稔起来。那个脸上有疤的小流氓带着西蒙娜玩了其他不少游乐项目，每次他都坚持付钱。玩完了，西蒙娜像对待以往碰到的那些街头邂逅者一样，挥手向他们告别。小流氓们不依不饶地跟着西蒙娜，说要送她回家。脸上有疤的家伙还嬉皮笑脸地把手搭在西蒙娜的肩膀上，要强吻她。西蒙娜拼命挣扎，她只能接受言语上的淫秽，肉体接触仍然是她的禁忌。她感到恶心，不禁害怕起来。正好这时，几个巡警经过，那小子才松开了她。等巡警一走，小流氓恶狠狠地说：“我陪了你一下午，为你花了那么多钱。你想耍花招溜走，门都没有！”西蒙娜把手提包里钱全倒出来给了他们，一共15法郎。小流氓拿了钱后不忘挖苦西蒙娜一番：“还不够付给一个妓女的钱。”小流氓大摇大摆地走了，西蒙娜吓出一身冷汗，心里生出一股前所未有的恐惧，此后她便有所收敛。　　　　　　我认为她很漂亮。我一直认为她很漂亮，即使在我初认识她时，她头上戴着一个十分难看的小帽子。当时是我主动想认识她，仅仅因为她漂亮，因为她聪慧，她总是有一种满不在乎的神情，我比较欣赏她这个人。　　　　——1965年7月发表在美国版《时尚》（《VOGUE》）上的法国记者对萨特访谈文章中的一段话。萨特在其中表达的深情，词语的节奏感与法国女作家杜拉斯的小说《情人》的开头十分相似：　　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地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时更美，那时你是年轻的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第一部分：学校里的小才女萨特其人（1）-（图）　　他在回忆录中曾说，因为自己长得丑，如果女伴也跟自己一样，那就成了太引人注目和受嘲弄的一对，而对方的美正好可以弥补自己的丑陋。　　　　在介绍西蒙娜与萨特的相识过程之前，有必要说一下萨特的身世。萨特在与西蒙娜相遇之前的经历与西蒙娜有些相似，仔细比较，有“对称”的效果。　　1905年6月21日，让—保尔·萨特出生在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属于中产阶级。父亲让—巴蒂斯特·萨特是一个海军军官。萨特比西蒙娜大两岁半，也出生在巴黎的蒙巴那斯。和西蒙娜的母亲一样，萨特的母亲安娜—玛丽也是一个大美人，直到80岁身材还保养得十分苗条修长，从背后根本看不出年龄。因为有这样一位美貌的母亲，萨特成年后对于女伴的选择要求很高，虽然他自己貌不惊人，但他交往的女伴大多相貌出众。他在回忆录中曾说，因为自己长得丑，如果女伴也跟自己一样，那就成了太引人注目和受嘲弄的一对，而对方的美正好可以弥补自己的丑陋。　　萨特15个月时，父亲让—巴蒂斯特·萨特就因为肠炎和发烧去世了。母亲带着儿子萨特回到了娘家。幼年丧父使得萨特有一种充分的自由感。外公查尔十分喜欢这个外孙。一直到10岁，萨特都是在外公的家中度过，很少出门，也没有要好的小朋友。　　呆在家里的日子是无聊的，萨特总喜欢在家里四处搜寻好玩的东西。他看上了外公的大书房。母亲看到萨特对书本感兴趣，就给他读里面的故事。在阅读的同时，他还开始写作。这让当文学教师的外公喜忧参半。爱看书是好事，可是外公始终对文学怀有偏见。他认为靠写作生活是不现实的，作家没有一个不是饿死的。他对萨特说：“搞文学很好，但是你还是得另找一个职业，业余写作，就像我这样。”萨特却误会了外公，他以为外公是赞成自己的志向，只是为自己考虑得更周全些。于是萨特把这话当作了自己必须服从的命令，一个劲地写呀写的。从那时起他就渴望成为一个作家和荣耀的法兰西学院学士。　　不过，萨特在学校里的运气就没有西蒙娜的好了。上学前，外公对于萨特的写作积极鼓励，觉得他是个天才。把萨特送到蒙田公立学校读书的时候，外公对校长说萨特是神童，从小就会写小说，要求直接上8年级。校长勉强同意。结果他第一次听写，卷子上没有几个词是拼对的。于是校长把萨特调到最低年级——10年级预备班。外公愤怒了，把萨特接回家中自己教。　　小小年纪的萨特倒是挺想得开，他想：“不会拼写没什么了不起的。”以后他也始终保持对分数满不在乎的态度。因为萨特个子矮小，又是斜眼，班上的孩子都不爱跟他玩。他经常在公园里看着一群玩耍的孩子们犹豫很久，最终还是不敢上前。第一部分：学校里的小才女萨特其人（2）-（图）　　10岁的时候萨特进入了亨利四世公立学校，起初成绩还是倒数第一，后来稍有提高，总体说来是中不溜秋。不过他不合群的情况有所改观。他和班上的同学都相处得十分愉快。就像西蒙娜在学校有一个最要好的女友扎扎一样，萨特也有一个这样的好朋友，他就是转校生保尔—伊夫·尼赞，俩人特别谈得来。更有意思的是尼赞是左眼斜眼，萨特是右眼斜眼。班上的同学稍不留神就会把这两人认混。萨特的大部分照片都是侧面照，很少有正面的，也许是为了掩饰斜眼这个缺陷。　　尼赞读过许多书，也喜欢写作，两人志同道合。尼赞与萨特保持了许多年友谊。直到大学时，两人同在巴黎高师上学，萨特发现尼赞性格多变，在交往中也越来越对萨特有所隐瞒，才开始逐渐对他疏远。　　萨特12岁的时候，母亲再婚。这对萨特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继父芒西先生是一个工程师，他是一个非常正统、思想保守的人。虽然他并不怎么管萨特，但是文化教养之间的巨大差异，使得他和萨特毫无共同语言。大半年后，芒西先生去拉罗舍尔一个造船厂工作，萨特也跟随父亲来到拉罗舍尔上学。　　在拉罗舍尔，班上的学生都欺负萨特，称他为“巴黎佬”，嘲笑他的口音和生活做派。时值一战，男人们在前线打仗，男孩子们也崇尚武力。在这种情况下，萨特为了自保，也成了一名暴力分子，和同学当街对骂已是家常便饭，他也渐渐习惯了学校两大帮派见面就拳打脚踢的日子。这段日子在萨特后来的岁月里留下了很深的烙印。他性格粗暴，易怒，不善表达温情。他直到当了大学教师仍然坚持练习拳击，随时准备揍人和挨揍。虽然他个子矮小，但是曾经在集中营打赢过一个比他高大得多的印刷工人。他从不觉得个子矮就只有挨揍的份。　　和西蒙娜一样，萨特也是在少年时光丧失了宗教信仰，成为一个无神论者。萨特的母亲虽然不像西蒙娜的母亲那样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但是她对宗教也存有模糊的情感，并靠宗教排遣忧愁。在拉罗舍尔的第二年，萨特13岁的时候，在等邻居女孩一起去上学的时候他脑子里一闪念：上帝并不存在。他兴奋地把这话告诉邻家小妹，其中一个摸了摸他脑门，以为他发烧说胡话。因为在当时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法国，不信上帝的人被视为异端。在拉罗舍尔的郁闷日子，让－萨特最终悟到：没有谁能拯救自己于水深火热的生活，上帝也不能。　　虽然后来萨特的同学关系略有好转，可是他没能在拉罗舍尔找到像尼赞那样趣味相投的伙伴。这里没有人爱看书，也没有人写作。这让萨特感到沮丧，过着整日打架的生活。有一次萨特和母亲一起逛街，这时萨特正好碰上一个死对头同学。两人二话不说，当即大打出手，扭在一起，把萨特的母亲吓得够戗。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打红了眼的两个孩子拉开。不久母亲又发现萨特开始偷自己的钱，编起瞎话张嘴就来。她不禁为萨特担心，拉罗舍尔的学习环境不好，再这样下去，萨特会继续学坏的。于是效法“孟母三迁”，让萨特重回巴黎亨利四世公立上学。萨特同意了，这样至少不用和继父在一起。 　　萨特回到了巴黎，他觉得自己像一个刑满释放后回到家乡的囚犯。他又重新和尼赞在一个班上学了。在这段时间内萨特大量阅读了普鲁斯特、吉罗社、保尔·莫朗的、康拉德作品和许多超现实主义的作品。他们俩的友谊也更加深厚，班上的同学将这两人看作一体，并认为他们是班上最优秀的人。萨特和尼赞都很喜欢恶作剧、搞怪。班上曾经有同学想和他们搞在一起。这可没那么容易，萨特和尼赞对他进行了严格审查：“你必须去弄脏法国军旗，并要公开声称自己要败坏法国军队。”结果把这个同学吓跑了。第一部分：学校里的小才女萨特的初恋（1）-（图）　　我不希望成为你的第一个情人，但是我希望成为你惟一的爱人。　　 ——萨特　　　　1924年秋天，19岁的萨特以第7名的好成绩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哲学专业。当年的巴黎高师在全法国只录取了52个学生，其中23个理科，29个文科。巴黎高师是法国最负盛名的大学，也是法国历史最悠久的师范学校，至今已经有211年的历史。在所有高等学校中，它是惟一一所文、理并行不悖的综合性学校。这种平衡也是它的优势所在，它一共培养出11名诺贝尔奖获得者，萨特就是其中一位，他的小说《恶心》于196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萨特在毫无政治压力的情况下拒绝接受此项巨奖，并随即向大众发表一个声明，他的理由是——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这一举动令大众哗然，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史上也是头一遭。　　巴黎高师是全球精英教育的典范，每年只招收200来名学生，而报名的却有4万人，几乎是世界著名大学里规模最小的高校，目前在校生也只有2000多人。巴黎高师的入学竞争十分激烈，只有非常杰出的学生有资格进入巴黎高师。　　尽管饱经岁月的磨炼，这所古老的学院在今天仍焕发着青春的活力，无论在哪一阶段，高师都与时代保持着高度的默契，人才辈出，如开生物学新纪元的亚雷斯和巴斯德，自由主义战士雷蒙·阿隆，他曾是萨特好友。共和国总统蓬皮杜，总理兼任国民议会主席的洛朗·法布留斯，西方10大著名哲学家之一、生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以及1968年出现的拯救法国社会于传统陋习中的一代“新人”等，当然还有本文的主人公——存在主义先锋萨特，都曾是巴黎高师的优等生 。　　这个暂且按下不表，言归正传，继续说萨特的初恋。和西蒙娜的雅克表哥相对应，萨特也有一个相对固定的女伴。她就是西蒙娜·卡米耶·桑，比萨特大3岁，是一个药剂师的女儿。进入大学后第二年的9月，萨特到蒂维尔参加一个表姊妹的葬礼时与卡米耶邂逅。　　在认识卡米耶之前，萨特也和几个女人有过来往。萨特通过中学毕业会考后，转到一所较好的文科预备班——路易大帝公立学校，以便报考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在那段时间，萨特有了第一次性经历。一天，学校医生的妻子把在教室里自习的萨特叫了出去，约他下星期四在医生妻子的一个女朋友家幽会。萨特感到很惊奇，因为他和这个女人此前从未说过一句话。他想了想，竟然稀里糊涂地答应了。到了那天，这个30岁的女人带领着18岁的萨特上了床，她手把手教萨特如何做爱。一夜风流后，她走了，再也没有找过萨特。萨特不久也考走了，每次回忆这段经历，他总是感到恍惚。　　在和这个医生的妻子上床之后，萨特先后和几位下层的漂亮姑娘发生过关系。在那个时代，不少下层阶级的姑娘愿意和萨特这样高阶层的男子在一起，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资产阶级的性道德对于男女两性的要求是不平等的，像萨特这样的男孩子是被鼓励在结婚前有一些风流韵事的，这被看成一种男性魅力的体现。而女孩子则被要求守身如玉。　　卡米耶是萨特第一个相对固定的女伴。这与萨特以前和女人们的逢场作戏不同，他爱上了她。她面容动人，身材苗条，裙装飘逸，风情万种。他们在一个葬礼上相遇了，她眼睛顾盼流转，不时望向穿着一身黑色服装的萨特。第一部分：学校里的小才女萨特的初恋（2）-（图）　　葬礼结束后，卡米耶走到他旁边对他说：“你真有风度。虽然你很丑，可是你的丑陋具有无穷的魅力。”萨特哈哈大笑。她甚至不在乎他的斜眼，萨特被她直爽的话打动了。在蒂维尔逗留的4天中，两人迅速坠入爱河，难舍难分。卡米耶聪明自负，玩世不恭，不过她也很喜欢读书，热爱写作。她的美貌让人神魂颠倒、眼花缭乱。她有一大堆情人，都以能一亲她的芳泽而荣幸。卡米耶的浪漫多情让萨特深深迷恋，她非常喜欢小说《红与黑》，她让萨特像小说里的于连那样半夜破窗而入与自己幽会。尽管卡米耶阅人无数，对付男人经验老道，但是像萨特这样有文采、有思想的她还是第一次见到。萨特则对卡米耶说：“我不希望成为你的第一个情人，但是我希望成为你惟一的爱人。”是否是第一个并不重要，他自己也曾有过很多性伙伴。卡米耶也赞成性的多伴侣：“性的忠贞导致真正受奴役。”在他与卡米耶的相爱过程中，不知不觉地证明了一点：男女双方在性道德上是可以做到平等的。　　随后，萨特回到巴黎上学，卡米耶也回到了图卢兹。在分处两地的半年里，他们靠写信维持恋情。这半年中，萨特为了筹集放假后去图卢兹的路费，帮人翻译书、当家教。最后钱还是没有凑够，他就一法郎一法郎地向同学借钱才买了一张去图卢兹的来回票。可是卡米耶却对萨特前去看望她并不热心，她满不在乎的态度令萨特很不爽，两人见面之后，萨特发现自己对卡米耶的感情愈加深厚了，而卡米耶却对此毫无反应。萨特觉得自己被玩弄了。不过，半年之后当他们相约重回当初相识之地——蒂维尔游玩时他们的感情又有所升温。　　好景不长，与卡米耶的交往让萨特既幸福，又经常焦虑不安。卡米耶曾来巴黎看望萨特，萨特十分高兴，他全心全意地为她的到来做着准备，借了不少钱。卡米耶来了之后，他陪着她到处玩，但是卡米耶却并不领情。她变幻莫测的性格也让萨特头疼不已，她有时情绪很好，有时无理取闹。这是一场不平等的恋爱：自己付出的太多，卡米耶却将自己与萨特的关系看得很轻。　　卡米耶与萨特的感情渐渐冷却，她很快搭上了巴黎的名演员和导演夏尔·迪兰，两人陷入热恋。但是她酗酒、任性胡闹的性格让迪兰也头疼不已。就这么过了一两年，卡米耶觉得日子无聊，又想起了萨特，就给萨特写了信要求见面。　　此时的卡米耶变得神神叨叨，她做了两个大布娃娃，把一个叫做尼采，另一个叫做丢勒。每到半夜，她就对着布娃娃念念有词，好像在与死去的尼采和画家丢勒对话。萨特对此不解，她对萨特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有资格同我对话。萨特看着眼前的卡米耶，觉得陌生了。两年前狂热的爱消失殆尽。虽然爱情不复存在，但是萨特与卡米耶之间保持了终身友谊，他和卡米耶的情人迪兰也成为了好朋友。第一部分：学校里的小才女扎扎之死（1）-（图）　　我决意竭尽我的所有力量，来阻止她的生命变成一种虽死犹活的状态。　　——波伏娃　　　　进入大学之后的波伏娃成绩仍然非常优秀。1927年波伏娃以第一名的成绩获得了普通哲学证书。第二名波伏娃·韦伊则紧追其后，她也是个女生，平时与波伏娃就十分要好。韦伊在学校的名气很大，她经常喜欢穿各种奇装异服在学校里走来走去，不少学生纷纷侧目。韦伊家境富裕，十分关心政治。当她听说中国饥荒的时候竟放声大哭，这一点波伏娃对她很是赞赏。　　韦伊是个狂热的革命分子，她曾对波伏娃说：现在惟一要干的事情就是革命，让所有人都有饭吃。当时波伏娃不同意她的看法，两人从此再也没有说过话。后来韦伊成为法国非常著名的社会哲学家。在生活中，韦伊是个禁欲主义者，并不知疲倦的追求“磨难”。法西斯占领法国后，她得知纳粹在集中营杀害犹太人之后，便认为自己不应该吃得比集中营里囚犯的配额食品更多。从此她每天吃得很少，当时她还患有肺结核。1943年，波伏娃·韦伊死于饥饿。　　哲学证书考试的探花是个男生,名叫梅洛·庞蒂，是个男生，当他知道状元和榜眼都是女生的时候，经常装作气呼呼的样子说要找波伏娃、韦伊算账。后来他和波伏娃也认识了。梅洛·庞蒂是个年轻英俊的小伙子，随和幽默、谈吐不俗。梅洛·庞蒂后来还成为法国最为著名的现象学哲学家，他在绘画艺术、文学等方面造诣也很深，在美学理论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波伏娃和他很谈得来。　　在大学里，扎扎和波伏娃开始有所疏远，她们见面的时间少了。扎扎母亲马比耶夫人全神贯注地为扎扎寻一门实惠的婚姻。她经常要求扎扎留在家里做这做那，学习如何勤俭持家：她让扎扎早上6点就去市场买蔬菜水果，因为那时卖得最便宜,就连买块布也让扎扎“货比十家”。作为一个十分虔诚的基督教徒，扎扎必须无条件地服从母亲，为此她感到筋疲力尽。因为精力都投入到了这种所谓的“节俭”中，扎扎安心学习的时间所剩无几，不过她成绩依然很好，并以优异的成绩，那是一个罕见的分数，通过了语言学学分的考试。不过马比耶太太对此不屑一顾，她可不想让女儿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并坚决阻止扎扎打算明年准备再考一张文凭的计划，对当初让扎扎到大学读书后悔得要死。为了让扎扎收心，她限制扎扎的一切外出活动。　　刚上大学后，扎扎告诉波伏娃一件以前从未说起的事情。原来少女时期起，扎扎与母亲马比耶夫人的关系开始变得恶劣。实际上，因为扎扎是家里的老三，不大不小，父母都不十分关心她。所以她内心一直很失落，表面上嘻嘻哈哈只是一种掩饰。十一二岁的时候，她和一个远房表兄安德烈十分要好。随着年龄的增长，她逐渐爱上了安德烈。马比耶夫人为他们的深厚友谊感到欣慰，但是她不能容忍扎扎长大后与安德烈产生恋情，更不允许他们的婚配。在她看来，安德烈的家庭过于富裕，而且十分粗俗、挥霍。她逼着扎扎和安德烈绝交，把他们强制隔绝了两年，直到安德烈到阿根廷服兵役。　　扎扎感到很难过，她时常给波伏娃写信倾诉埋藏在心中的苦恼：“一切痛苦和牺牲都来源于爱情，来自于两个如此不般配的人——他和我。”波伏娃终于明白，原来扎扎坚强乐观、桀骜不驯只是一种假象。扎扎是家里的老三，父母都不是很重视她，这让扎扎有被遗弃感，所以她常常自嘲和嘲笑别人，来掩饰自己的失落。出于一种交换的心理，波伏娃告诉扎扎自己早已不再信仰上帝的秘密。好在扎扎没有对波伏娃另眼看待，她认为不信神并不妨害他人，没有什么好指责的。　　马比耶夫人曾经让波伏娃一同劝说扎扎和安德烈断绝关系。波伏娃表面上答应了，心里却十分反感。而且，她发现马比耶夫人并不像以前那样喜欢自己了。马比耶一家还经常嘲笑波伏娃衣着谈吐不得体。尤其是在马比耶太太得知波伏娃已经不再信仰上帝以后。有一次扎扎反抗管制的时候，马比耶夫人认为是波伏娃把扎扎带坏了，指桑骂槐地说：“我不理解一个信神的人会和无神论者来往，我们必须替迷失的灵魂祈祷，不让他们污染我们。”扎扎听后，愤怒得喘不过气来。另外，她亲眼目睹母亲是如何简单粗暴地包办了姐姐的婚事，内心十分恐惧。波伏娃对扎扎的遭遇充满同情，她想帮助扎扎。“我决意竭尽我的所有力量，来阻止她的生命变成一种虽死犹活的状态。”　　扎扎19岁时，终于对安德烈不再报有情感了。马比耶夫人对她长期的调教使得她对母亲无限服从和忠诚，甚至常常不顾及波伏娃的利益而顽固地向对方妥协。波伏娃发现自己已无法像以前那样与扎扎畅所欲言了。扎扎还曾对她说：生孩子比找工作更重要。而且也许有一天扎扎会完全走到自己的对立面？波伏娃甚为担忧。第一部分：学校里的小才女扎扎之死（2）-（图）　　在一次会面中，波伏娃把梅洛·庞蒂——哲学证书考试的探花，介绍给扎扎认识，梅洛·庞蒂身材颀长、英气逼人。两人一见钟情，迅速坠入爱河。这多少让扎扎的情况有所改观。1928年的冬天异常寒冷，塞纳河里漂流着冰块。从柏林回到巴黎的扎扎看望正在感冒的波伏娃。她向波伏娃谈了很多在德国的见闻，当然还有关于订婚的事情。扎扎已经能用乐观的心态面对母亲对她实行的狂轰烂炸式的催婚。她有一种想要读很多书，努力扩大自己文化素养的感觉。马比耶夫人也不敢过于粗暴地剥夺她新近寻求到的自由，扎扎还和波伏娃晚上一起去看了几次芭蕾舞。扎扎的改变让波伏娃感到欣慰。　　扎扎和梅洛·庞蒂的相爱充满波折。扎扎性格外露、感情炽热，而梅洛·庞蒂则十分内敛，也不善表达感情。扎扎经常向波伏娃抱怨梅洛·庞蒂的冷淡。除此之外，梅洛·庞蒂的几个兄弟姐妹都在最近因为订婚、结婚而离开了家，因此如果他也在这时离开家庭，母亲就成了孤单一人，所以他并不想马上结婚。另一方面，马比耶夫人对梅洛·庞蒂也是吹毛求疵。扎扎夹在中间，压力很大。所幸马比耶夫人最后对梅洛·庞蒂这个未来女婿的外貌、气质、家世都很满意。一路磕磕碰碰，总算捱到了谈婚论嫁。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例行的婚前家庭调查中，大好的形势急转直下。马比耶夫人发现梅洛·庞蒂是一个私生子，是梅洛·庞蒂母亲在他丈夫出海远航时与一个大学教授偷情后生下的孩子。马比耶夫人认为这门婚事有辱家门，就背着扎扎严词拒绝了，并要求梅洛·庞蒂不得与扎扎再有任何来往。梅洛·庞蒂一下子蒙了。他心里虽然非常难过，考虑到姐姐已经订婚，为了不让这桩丑闻影响到姐姐，他违心地答应了。扎扎不知道这一连串的事情，她只是不明白为什么梅洛·庞蒂好像换了一个人，还老是躲着自己，写信也支支吾吾。　　扎扎向波伏娃求助，波伏娃不知道隐情，一方面她给梅洛·庞蒂写信让他去见扎扎。另外，她劝扎扎找梅洛·庞蒂当面问个清楚。但扎扎此时已知道一些原委，她心如刀绞，也不想再去揭梅洛·庞蒂的伤疤。尽管她很想告诉梅洛·庞蒂，自己愿与他同甘共苦面对这一切，但此时，她已失去了告诉他的勇气和力量。　　爱之深，伤之切。几天后，扎扎精神失常了。一天晚上，她突然撕掉全身衣服，一丝不挂地从卧室走下楼，并朝门口走去。马比耶夫妇大惊失色，费了很大的劲才把她拉回来。　　第二天，她独自来到了梅洛·庞蒂家，见到了他母亲。梅洛·庞蒂夫人被失魂落魄、双颊绯红的扎扎吓了一跳。正发着高烧的扎扎失神地望着她，咄咄逼人地问：“梅洛·庞蒂不在家吗？他为什么不在家？难道他已经进了天堂？”梅洛·庞蒂夫人害怕她再次受到刺激精神错乱，就老老实实回答：“没有没有，他一会就回来。”　　“你恨我吗？”扎扎问。　　“不。”　　“那你为什么不让我们结婚呢？”　　梅洛·庞蒂夫人无言以对。这时梅洛·庞蒂回来了，他心疼地摸了摸扎扎的额头和手，烫得厉害。“我送你回家。”梅洛·庞蒂抱着扎扎上了出租车。　　车上，扎扎流着眼泪责问梅洛·庞蒂：“你不能吻我一下吗？你为什么从来不吻我？”于是梅洛·庞蒂吻了她。回到家，马比耶夫人赶快叫来了医生。扎扎一直在说胡话，场面令人动容。马比耶夫人后悔不迭，十分自责。她把梅洛·庞蒂一家叫来：“我不愿看到我女儿这样不幸，我决定不再阻止你们的婚事。”　　但为时已晚，扎扎的大限将近。医生诊断她得了脑膜炎。她连续四天高烧，昏迷不醒。临死之前，她有片刻清醒。看着一旁落泪的母亲，扎扎还安慰她：“不要哭，妈妈。每个家庭都有无用的人，我就是我们家的废物。”几分钟后，扎扎永远地合上了眼睛。　　得知扎扎临死前说的话，波伏娃才明白，扎扎一直在假装坚强，假装无所谓。她想起前不久在路上碰见扎扎，那时扎扎已经得知不能与梅洛·庞蒂结婚的真正原因。但扎扎却和波伏娃热情地说起要开始写她已经构思了很久的小说，还说自己如何喜爱司汤达的作品。波伏娃以为她走出悲伤，打心眼里为她高兴。没想到几天以后她就……原来都是假的，是扎扎在伪装快乐，她的内心深处自卑、脆弱。她临死前说的话才是真的，那才是她一直想说的。第一部分：学校里的小才女扎扎之死（3）-（图）　　扎扎以死摆脱了家庭的束缚，但是扎扎却没有从波伏娃的生活中消逝。那张带着粉红帽子蜡黄消瘦的脸时常出现在波伏娃的梦中。波伏娃曾说，扎扎之死是自己一生中最难忘的事情。直到30年后，波伏娃在回忆录中详细描述了她与扎扎点点滴滴的琐事，尽情抒发了思念之情。扎扎的形象才从她的梦中悄然退去，再也没有出现。马比耶一家看到回忆录后，对波伏娃说：“谢谢你让我们的扎扎复活了。” 　　扎扎的死让波伏娃看到资产阶级传统道德怎样逼死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少女。正是从那时起她发誓绝不重蹈扎扎的覆辙。以前波伏娃对是否应该蔑视传统道德还有所动摇犹豫，但扎扎之死让她决心彻底摆脱了这个念头。　　“我们曾一起战斗，反抗摆在面前的令人厌恶的命运。我一直相信，因为她的死，我获得了自由。”站在扎扎的棺材前，波伏娃默念：“永别了，扎扎。” 　　对萨特——从讨厌反感到欲迎还拒　　波伏娃与萨特正式相遇了。从这一天起，他们再没有分开。　　　　为了参加哲学教师学衔会考的波伏娃，一面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和巴黎大学听辅导课，一面复习准备考试。在报考此次资格考试的考生中，有一部分是巴黎高师的尖子生，其中就有让—保尔·萨特。　　让—保尔·萨特和保尔·尼赞、勒内·马厄三人小组在学校里显得十分神秘。他们三人都恃才傲物，从不和其他同学交往，而且还经常不来上课，“必修课必逃，选修课选逃”。　　波伏娃对这个“三人小组”的传闻早有听说。萨特并非十分英俊，他左眼斜视十分严重，尼赞是右眼斜视。两人四目相对总让人觉得十分搞笑。因为身材矮小，只有1.58米，萨特一直被人称呼为“小男人”。除了尼赞和马厄跟萨特十分要好之外，萨特和同班同学雷蒙·阿隆也很谈得来。雷蒙·阿隆后来成为法国最著名的现象学哲学家，并一度担任法国文化部副部长。60年代他和萨特分别成为了西方知识分子两大阵营的代表人物。以雷蒙·阿隆等自由主义者，否定、批判斯大林主义，另一方则是萨特等左派，极力为之辩护。当然这是后话。　　萨特和尼赞在巴黎高师以爱搞恶作剧而出名。他因为看不惯学校里自称是尼采信徒的人，竟弄了几支水枪躲在楼梯口“守株待兔”，等他们一出现就朝他们射水，大叫：“哈哈，查拉图斯特拉就是这样撒尿的！”传说在毕业晚会上，萨特由于赤身裸体跟在只罩了层布的尼赞后面而引了公愤。　　梅洛·庞蒂，就是哲学证书考试的那个探花，曾对萨特及其朋友的“猥亵歌曲”十分反感，他曾想介入，但惹恼了唱歌的学生。萨特曾经想揍他一顿，梅洛·庞蒂知道后毫不胆怯。萨特反而对他心生赞赏，最后他宽宏大量地出来打圆场：“好了，别揍他，放他一码，让他走吧。”不打不相识，两人后来成了好朋友。　　波伏娃无法想象外表儒雅文静的萨特竟然是喜欢搞恶作剧的坏小子。不是说萨特是巴黎高师的风云人物吗？为什么做出的事情都如此幼稚？波伏娃最初对萨特十分反感。她说：“只有萨特、尼赞、马厄他们那伙人始终是令我费解的……他们的名声不好……听说萨特是三人中最让人受不了的。”　　在1976年拍摄的影片《萨特自述》中，有这样一段有趣的镜头。第一部分：学校里的小才女扎扎之死（4）-（图）　　记者：萨特当时是怎样显示出他与其他二人的区别呢？　　波伏娃：我认为他是那三个人中衣着最寒酸，最邋遢的人……他根本不修边幅，总是穿一件开领汗衫，这多少还算干净。他还总是穿着拖鞋，就好像巴黎高师是他家似的。记得有一次，我曾在巴黎大学的门厅里看见他，他戴着一顶十分夸张的很大的有沿帽，毫不知羞的和女学生打情骂俏，他那时经常和一些女哲学家或其他女人调情卖骚……　　萨特：我们不要夸大事实……　　　　机缘巧合，波伏娃有幸结识了三人小组中不太爱出风头的勒内·马厄。马厄在外貌上与雅克表哥酷似，仪表堂堂，才华横溢。波伏娃和马厄选了同样的课，并经常去国家图书馆读书。一次在图书馆附近开设的餐厅用餐时两人相遇闲聊，从此交往逐渐密切。她经常和马厄在一起复习准备学衔考试的论文。马厄对波伏娃颇有好感，依照高等师范学校的学习习惯，马厄还给她取了外号“海狸”。因为波伏娃有着惊人的工作和学习能力，得此外号是因为波伏娃的名字：beauvoir，和英文中的beaver读音拼法都很像。而beaver有海狸的意思，也指工作勤奋而认真的人。波伏娃在谈及马厄时也曾提到“和马厄在一起才真正找到了自我”。但马厄已经结婚，受传统道德的约束，波伏娃始终将这段感情控制在友情范围之内。　　这个相貌清秀、体态优雅的漂亮姑娘没有逃过萨特疏而不漏的眼睛。波伏娃虽然不是什么绝世大美女，但年轻时候也是清丽可人。她对自己的容貌有很明确的认识，在《女宾客》中她曾这样描述弗朗索瓦茨（以自己为原形的小说人物）的容貌：她并不美，但她喜欢自己那张脸，每当她对镜自照时，总会使她体会到一种赏心悦目的意外感觉。通常她不认为自己有一张漂亮脸蛋。　　这个只专注于学业而疏于装扮的波伏娃，虽然穿着布质粗糙的难看连衣裙，依旧光艳照人。萨特很快注意到了她，因为波伏娃经常和马厄在花园长椅上热烈交谈。当萨特碰到这两人的时候，波伏娃只是草草看了他一眼。这让萨特产生一种错觉：似乎她知道自己是何许人也？虽然萨特匆匆而去，没有和他们说一句话，但他暗暗下定决心要和她约会。　　波伏娃告诉马厄自己接受了萨特的约会。本来马厄可以陪波伏娃一起去，可这时他正好要去外地探望妻子。马厄是一个嫉妒心比较重的人，他认为应该是他把波伏娃介绍给萨特，而不是萨特直接约波伏娃。他要求波伏娃无论如何不能单独赴约。“那好吧。”波伏娃无奈，只好违心地屈从了。　　此时取消约会已经来不及了，只剩下不知情的萨特还在梅迪西街的小饭店里傻乎乎地等着。萨特等啊等，伸长了脖子左看右看。总算……一个身材苗条，容貌姣好的女子走了进来，乍一看，萨特一阵欢喜，仔细一看却不是他要等的人，因为她是一位金发姑娘。正在他再次陷入失望的时候，金发姑娘却走到他面前盯着他看。他阴着脸，像赶一只苍蝇一样想赶走这个缠人的姑娘。　　“我是波伏娃的妹妹——埃莱娜。”　　萨特勉强礼貌地让她坐下，妹妹倒是和姐姐一样漂亮。但是他却觉得厌倦，要和这个女孩过一整个下午，真是倒霉。波伏娃为什么不来？难道是觉得自己太丑了？还是听到一些关于他的传闻就要逃避他？　　“波伏娃很抱歉，家里出了点事情，她不得不在最后一刻去了外省，也没能事先通知你。”埃莱娜编瞎话张嘴就来。到了这份上，萨特还有什么可说的？他带着波伏娃的妹妹去看了电影，路上萨特一直寡言少语。最后他把埃莱娜送回家。　　妹妹回到家后，波伏娃问她：“你觉得他怎么样？”　　“不怎么样，”埃莱娜没好气儿地说：“你只告诉我他是一个难看的戴眼镜男人。而我进去的时候发现有两个难看的男人分别坐在各自的桌前，害得我不得不先后同两个人搭话。” 　　波伏娃对萨特又生好奇，从他对待埃莱娜的态度上来看，他似乎还算绅士。波伏娃并不像以前那样讨厌萨特了。几天后马厄回来了，他告诉波伏娃他的同伙希望她帮助他们复习莱布尼兹的著作，周一在大学城等她来。波伏娃应允了，她按时来了。她与萨特正式相遇了。从这一天起，他们再没有分开。第一部分：学校里的小才女扎扎之死（5）-（图）　　一进萨特的房间，波伏娃吓了一大跳：整个房间烟雾腾腾，萨特和尼赞两个烟鬼一个叼着烟斗，一个衔着烟。萨特带着戏谑的表情跟波伏娃打招呼，这让波伏娃感到害怕，因为胆怯，第一天她的话很少。不过她很快融入了他们，萨特对大家讲他对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独到见解。波伏娃企图与萨特争辩，但是萨特总是占她的上风。其实萨特是想在波伏娃面前出风头，以博取她的好感。波伏娃第一次感到在智慧上低人一等。他们经常就一些哲学问题进行讨论，说着说着就吵起来。有一次两人大战三个小时，最后波伏娃以认输告终。她说：“我每天都在和萨特较量，我在讨论中够不上他那个层次。”此外，波伏娃觉得萨特宽宏大量，爱帮助人，因为他在讨论中给大家讲解并没有使他学到什么，但他却乐此不疲。不过，除了波伏娃自己后知后觉外，傻子都能看出萨特醉翁之意不在酒。　　波伏娃发现萨特在各个方面与自己都十分相似，他们出生于同一阶层的家庭，也都从少年起就痴迷文学，将写作当作人生道路上的第一要务。经过了许多年的高傲孤独后，波伏娃发现自己并不是独一无二的，曾经为这个世界上难以找到一个与自己同呼吸共命运的人，没想到冥冥之中冒出来个萨特。她说：“我不必独自一人面对未来了……我曾经喜欢的男人——雅克、马厄和我都不属于同一类。”　　 “铁三角”在一起争辩的时候，从不谦恭礼让，他们用侵略性的语言互相反驳，思想明快清晰。他们对资产阶级法律、原则的嘲弄，拒绝参加宗教知识考试，毫不留情地揭露世界的真实的残酷，资产阶级的可笑。萨特每年都参加学生时事讽刺剧的演出，常常爆满。这些都很对波伏娃的胃口。“铁三角”变成了“四人组合”，他们上午学习，下午到处玩。有时他们开车到公园去，萨特和马厄就在车里大开“演唱会”，演唱他们即兴编写的歌曲，萨特唱歌在巴黎高师是出了名的好。　　马厄对波伏娃迅速与萨特和尼赞打得火热既高兴又嫉妒。他觉得自己先结识波伏娃，要求波伏娃在友谊和爱情上应该优先对待自己。他经常当着萨特的面，炫耀似的挽着波伏娃的胳膊。在这一点上萨特显得很宽宏大量，更衬托出马厄的小家子气。波伏娃不再是当初那个为了不拂马厄的意而拒绝与萨特约会的女孩。她不再对萨特报有成见，她觉得萨特比马厄更有意思。萨特完全符合她15岁时梦中情人的形象。更重要的是，萨特从不像其他男人那样将自己看成是附属品，他平等地对待自己。萨特鼓励波伏娃保有自己的独立精神，希望她努力成为一个作家，并且愿意竭尽自己的力量来帮助她。　　这一天终于轰轰烈烈地来了——明天考试。这已是萨特第二次参加考试了，去年他自由发挥过了头，考了个倒数第一。这次他可不能让波伏娃看笑话。口试成绩出来了，萨特名列榜首。波伏娃怕没考好，不敢看成绩。萨特特地跑来告诉她考了第二名。波伏娃是法国哲学教师资格考试中最年轻的女性，参加考试时她才20岁。据说当初最佳考生的竞争十分激烈，考官们对波伏娃印象十分深刻，本想把第一名给她，但考虑到萨特已是第二次参加考试，又是巴黎高师的学生。所以还是将萨特评为第一。第一部分：学校里的小才女扎扎之死（6）-（图）　　遗憾的是，马厄没能通过这次考试，当天晚上他就离开了巴黎另谋工作。他走后给萨特写了一封信：给海狸最好的祝愿，祝她幸福。他告诉波伏娃以后会再来看望她，但两人都感到今后不会再有继续发展的可能。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波伏娃得知自己通过笔试的那天，萨特向她做了简短有力的告白：“从今以后，我将负责保护你。”　　只有死亡能让他们分开，很多人为波伏娃和萨特能相伴51年大跌眼睛，他们在众人眼中是一对争议很大的情侣。首先他们在外貌上就不般配。萨特相貌丑陋，斜眼、厚嘴唇。个子矮小，比波伏娃要矮一英寸，外加抽烟酗酒。波伏娃虽然不太注意打扮，但是她具有高雅迷人的气质，脸蛋十分标致。波伏娃为什么要跟着萨特，或者说萨特用什么方法控制了波伏娃？他们之间是靠智力和精神的互相制约来维持关系。他们都热爱写作，把互相交谈激发写作灵感看作最重要的事。而且萨特虽然丑陋，但并非毫无魅力，这从他的女伴都是大美女就可见一斑，还有一些女孩子崇拜萨特，心甘情愿投怀送抱。　　思想观念上的趋同使得波伏娃和萨特走到一起，在和波伏娃最初的日子里，萨特智力上的优势，令波伏娃心仪不已。不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们相遇时都处在感情的真空阶段。在友情上，波伏娃失去了她少女时期最要好的朋友扎扎，萨特的老朋友尼赞结婚，逐渐与他疏远。爱情上，波伏娃的雅克表哥为了赢得一大笔嫁妆，即将迎娶一个他并不爱的女人，萨特也和卡米耶在无休止的纷争中结束了这段让人筋疲力尽的初恋。波伏娃和萨特彼此填补了对方友情和爱情的空白，他们过去的感情经历，也让他们更加珍惜这份感情的得来不易。　　我们之间的爱，是一种真正的爱。但是如果我们能同时体验一下其他意外的风流韵事，那也是件乐事。　　我们之间的爱，是一种真正的爱。但是如果我们能同时体验一下其他意外的风流韵事，那也是件乐事。　　 ——萨特第二部分：爱情契约偶然爱情（1）-（图）　　他们还互相约定：双方之间不互相欺骗，也不互相隐瞒。双方所遭遇的其他偶然爱情也一定要向对方如实汇报。　　　　大学毕业后的暑假，波伏娃和小时候一样，去祖父在利穆赞的庄园度假，同去的还有萨特。他住在利穆赞一家名叫“金球”的旅馆。他每天步行4英里，穿过田野和波伏娃相会。白天他们坐在草地上讨论哲学问题，直到太阳下山。　　一次，他们正聊得起劲，波伏娃的父亲来了，他脸色铁青，搞得萨特也紧张起来。当时萨特穿着一件有悖传统习俗的大红衬衫，拳头紧握，好像随时准备和谁干一架。父亲强压怒火盯着这个矮小的戴眼睛的男人，他无法忍受女儿和一个如此丑陋的家伙卿卿我我。而且这小子还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最后父亲乔治礼貌地请他离开。他说，人们都在议论纷纷，看到他们天天这样幽会，邻居们都在传说波伏娃就快结婚了，新郎就是萨特。这会败坏她的声誉。萨特冷静下来，但他仍拒绝离开。父亲乔治无可奈何地走了。第二天，波伏娃和萨特转移到更为隐蔽的栗树林子约会，恋爱中的波伏娃焕发出夺目的光彩。他们的恋情发展十分迅速。萨特离开利穆赞时，两人都感到难舍难分，此后他们几乎每天都要通信。　　1929年9月，波伏娃搬到巴黎外婆为她腾出的房子居住。她在一所公立学校教授拉丁文。她为自己的自立，不再受父母的管束而感到高兴。10月萨特也回到了巴黎，他并不像波伏娃那样享受自己自由的成年生活。小时候他就憎恨成年男子，也许是因为不喜欢继父的缘故。他即将去服18个月的兵役，这让他十分头疼。他希望兵役结束后能够出国，并申请了去日本讲学的名额。　　他们经常到卢森堡公园谈情说爱。起初，两人在婚姻爱情上的观点并不一致。在萨特看来，作家都应该是花花公子，这样才能有创作的激情。他说：“对一个艺术家来说，只限于爱一个女人是很遗憾的。”他不打算拒绝其他女人的诱惑；他有种害怕成长的心态，他在一首诗里表达过这种愿望：我永远也不要到18岁；他不愿意结婚，甚至憎恨已婚男子，更不甘心成为他们其中的一个；他也不赞成一夫一妻，不愿意和某一个人终生厮守。　　不过有一点他们是一致的，那就是他们都认为他们两人的关系将是永恒的，会一直持续到生命枯竭。但是这种永恒的关系并不能替代与其他各种各样人交往所得的那种转瞬即逝的快乐。为什么不能做到永恒的关系与异彩纷呈的其他感情并存呢？　　一天下午，两人看完电影又去散步。途中，萨特突发奇想，说：“我们签个为期两年的协议吧。在这两年中，我可以安排在巴黎生活，用我们都愿意的最亲密的方式一同消磨这几年。然后我们可以两地分居几年，然后在其他地方，国外，可能的地方，或多或少、或长或短地再一起生活一段时间。这可以让我们彼此永不陌生，谁也不用徒劳地企求对方帮助。但，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割断这条连接我们俩的纽带。而且，我们决不能将这断断续续的同居生活庸俗地视为一种义务或者习惯，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它向这方面堕落。”　　虽然对于萨特设想的分居有点疑虑，不过分居还早着呢，波伏娃不习惯过早担心某事，至少她对他的意见完全赞同。她充分信任萨特，认为凡他提出的建议都不会是含糊其辞的空谈。萨特是不会做出任何有害于自己的事的。随后，他们还互相约定：双方之间不互相欺骗，也不互相隐瞒。双方所遭遇的其他偶然爱情也一定要向对方如实汇报。他们都渴望爱情，却都害怕在一棵树上吊死。他们用这种方式生活了50年，很难说到底是他们选择了这种方式，还是这种方式选择了他们。第二部分：爱情契约偶然爱情（2）-（图）　　也有一些评论家认为，波伏娃是不得已才接受了这个“协定”的，在这种情况下波伏娃是很屈辱的。从表面上，“偶然的爱情”对男人不过是把他们一直在做的事情“合法化”。波伏娃从自己母亲那里充分看到了由此而给女人带来的痛苦和无奈，在后来她写的《第二性》中，她对这类现象做过猛烈抨击。虽然她自己也在协议中获得了“偶然的爱情”的权利。然而许多事实表明，社会能容忍男性的性开放，却很难接受女性的性开放。她不可能像萨特发挥得那么彻底，萨特能容忍她和其他男人的偶然，而其他男人却不能容忍波伏娃和自己的偶然，同时还和萨特保持着必然。条约平等的背后是“事实上的不平等”。　　为了履行“不互相隐瞒、欺骗”的信条，萨特向波伏娃坦白了他和卡米耶的情史。虽然他们已经分手，但萨特那炫耀的口气让波伏娃心生醋意。她强烈要求见卡米耶一面。于是萨特便安排她们见面。见面后，波伏娃不得不承认卡米耶的确是生得花容月貌，风情万种。她第一次感到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尚处在热恋阶段，就要为萨特的前任女友烦恼，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不过波伏娃还是很快调整了心态，这件事让她明白爱情的稳定和协议的完满，不是来自对其他感情世界的抗拒，而是来自对自身情感确立所产生的自信。只有正视自己付出的感情，才能与萨特建立牢固的契约式婚姻。　　卡米耶经常和波伏娃大谈如何让男人上钩的技巧，这让波伏娃感到无奈。她不能接受用这种手段获得的男人的垂青，也不愿意和一个自己不爱的男人上床。她想到了死去的好友扎扎，她不喜欢她毫无反抗精神。也不喜欢卡米耶这样靠控制男人来达到自己目的的女人。到底应该做一个怎样的女人？　　尽管不同意卡米耶的种种奇谈怪论，但是波伏娃和她成了好朋友。卡米耶一直和名演员迪兰同居，并在他的剧院演戏，艺名为若利韦。她在表演方面的确有过人之处，她主演的《真可惜，她是个妓女》一度广受好评。她对小说有十分聪明的见解，但她自己写的并引以为傲的小说却不怎么样，十分浅薄无聊孩子气。巴黎沦陷以后，波伏娃与卡米耶的关系就开始冷淡，因为卡米耶开始转向纳粹，完全接受对犹太人的迫害。　　卡米耶的结局非常悲惨。后来她开始酗酒，一开始尚有人觉得她喝醉的样子妩媚迷人，但大家很快就受不了她终日疯癫的样子。迪兰失去了自己的剧院，不得不带着演员们巡回演出。在一次对迪兰来说非常重要的招待会上，她又喝得酩酊大醉，胡言乱语。有一次卡米耶发酒疯时，把一叠钞票——全剧团的工资扔进火中。迪兰送她去医院戒酒，她就大吵大闹。迪兰不胜其烦，没过多久他患癌症去世。　　迪兰去世后，卡米耶的生活更加陷入绝境。为了买酒喝，她卖房子，卖迪兰的东西，欠了一屁股债。萨特和波伏娃陆续给过卡米耶不少资助，帮助她还债。1960年的一天，卡米耶一口气喝了6瓶葡萄酒，三天后，卡米耶大小便失禁，满屋子都是粪便，卡米耶还把它抹到了头上。医生来的时候，房间里臭气熏天。卡米耶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救护人员一边把她拉出来一边说：“这不是个女人，是一堆粪便。”卡米耶瘦得像个流放的人，肚子却肿得老大，原先那张俏脸也变得浮肿，非常丑陋。她被诊断出得了糖尿病。在医院住了几天，她就死了。她没有什么遗物，只剩下萨特以前写给她的几封信，为她送葬的只有波伏娃、萨特等五个人。第二部分：爱情契约雅克结婚（图）　　波伏娃大失所望，她青春时期曾经崇拜的英雄变成了一位精打细算的资产阶级分子，她心里难受极了。　　　　波伏娃大失所望，她青春时期曾经崇拜的英雄变成了一位精打细算的资产阶级分子，她心里难受极了。　　 巧的是，波伏娃的初恋情人雅克表哥也是因为酗酒身亡。　　 1929年9月的一天，波伏娃再次遇见了雅克，她已经没有以往见面时的怦然心动。她在日记里写道：我决不会嫁给他。我不再爱他了。因为波伏娃家并不富裕，不能给波伏娃丰厚的嫁妆。雅克似乎也有意躲避着她。　　在巴黎，波伏娃的外婆给外孙女腾出了一间房子让她搬去住。波伏娃很高兴，她还特地邀请雅克和其他几个朋友一起来新家庆贺乔迁之喜。但是雅克没有来。一个朋友告诉她，雅克将娶另外一位女子——里奥库特为妻，因为她有一大笔嫁妆。雅克不敢告诉波伏娃，所以老躲着她，也没有来赴约。　　后来雅克又与波伏娃见了一次面，他大谈他母亲认为表兄妹之间的婚姻是如何的糟糕。这让波伏娃觉得虚伪，她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年轻就着急结婚，继续当一个快乐的单身汉不好么？“少年时期的浪漫意识过去之后，他想要平静下来筑巢变成他原来所属的资产阶级。我想我是搞错了。他和我不是一类人。”　　 雅克结婚后与里奥库特的关系时好时坏。他的生意也做得不怎么样，投资屡遭失败，一度靠妻子养活。他游手好闲、招摇撞骗，将妻子的财产任意挥霍。里奥库特忍无可忍，向法院上诉要求分手。雅克被扫地出门，他没有工作，他的母亲和兄弟都不愿意接济他，因为他有点钱就拿去买酒，然后喝得酩酊大醉。20年后，波伏娃曾在圣日尔曼大道再次遇见了雅克。他已头发全白，面目全非， 45岁看上去却像60岁。他形容枯槁，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穿得跟个要饭的差不多，走在路上摇摇晃晃就像个鬼。46岁的时候，他死于营养不良。第二部分：爱情契约波伏娃的第一个“偶然”（1）-（图）　　波伏娃在日记里写到：“一想到要与帕尼耶单独在一起的十天，我感到陶醉不已。”　　　　契约式的婚姻给了波伏娃独立的保障，波伏娃向萨特献出了自己的第一次，两人在一起度过了一段甜蜜时光。不久萨特去服兵役了。没有萨特陪伴，独自在巴黎的日子，波伏娃经常会到乔基酒吧找乐子，有时也去舞厅跳舞。当舞伴的手在她的颈背抚摩，多少能缓解一点波伏娃的寂寞。一次一个年轻的男舞伴请波伏娃和她一起回家。“我已经有男朋友了。”舞伴略带惊讶又颇为扫兴地说：“那又怎么样？难道说因为你喜欢吃牛排，偶尔就不能吃一吃火腿了？”波伏娃笑笑，还是婉言拒绝了。　　服兵役前，萨特听从好友雷蒙·阿隆的劝告，学了点气象知识，以便能够分配到图尔的一个气象站服役，在那管事的军官就是雷蒙·阿隆，这样萨特有人罩着了，而且气象站的工作也比较轻松。气象站在离巴黎不远的图尔，他和波伏娃还能时常见面。到了休息日，萨特就租辆车游览附近山上的古堡，晚上到豪华餐馆吃饭。最后这种奢侈的远足让他们囊空如洗。萨特很快就把外公留下的8万法郎遗产挥霍一空。　　萨特的金钱观念十分淡薄，他是个有钱就花的人。成名之后，他经常把大把的纸币放在衣服口袋里，在付1000法郎小费时，他会拿出10万法郎的一卷钞票给侍者：“拿去吧。”一次他坐出租车，他给了司机很高的小费。波伏娃说：“你该买双鞋了。”萨特说：“我没钱买鞋。”在萨特成名之后，他的慷慨大方更是人尽皆知。尤其是在二战后他用钱帮助过许多困难的人，他还曾想要拿出一笔钱资助困难学生。　　他非常乐于助人，这不单指金钱上的帮助。曾经有许多报考巴黎高师的学生先后请求他辅导功课，他都一一帮忙解决。50年代萨特访美回来之后，一个叫做让·科的学生请求他帮助自己复习功课和找工作，在此之前他曾向其他作家求助，都没回音，只有萨特答应了。萨特对他说：“你来当我的秘书吧。”事实上他根本不需要什么秘书。这个秘书不但没帮什么忙，还浪费了萨特不少时间手把手教他如何处理事务。萨特私下对波伏娃叹息：“这个秘书事实上不是在节省时间，而是在打发时间。”让·科也发现这种情况，他要的是工作，而不是慈善。不久让·科的工作开始上手，波伏娃又为让·科感到担忧：“他是不是在丧失年轻时代多么宝贵的自由？”　　扯远了，继续说波伏娃和萨特年轻时候的旅行。为了旅行，波伏娃变卖了父母留下的一些珠宝首饰，萨特花光了外公的遗产。有一次，远足回来他们饿得够戗，只好吃露天餐座上最便宜的面包和巧克力，可还是不够钱付，怎么办，总不能吃霸王餐吧。于是萨特把波伏娃像人质一样留在那里，自己跑去借钱。他们对经济上的拮据满不在乎，吃粗茶淡饭和吃豪华餐馆获得的快乐是一样的。　　虽然萨特在服兵役期间抽出空来陪伴波伏娃，但毕竟时间有限。这段时间，波伏娃与萨特的大学同学皮埃尔·帕尼耶来往十分密切。这可以算是波伏娃的第一个“偶然”。第二部分：爱情契约波伏娃的第一个“偶然”（2）-（图）　　帕尼耶是萨特在巴黎高师最要好的同学，毕业后他们一同在勒梅尔太太家给他儿子辅导，她儿子正准备哲学毕业会考。波伏娃也经常跟萨特去勒梅尔太太家，由此认识，四个人关系很好。勒梅尔先生1914年打仗时精神失调，回家后与勒梅尔太太分居，夫妻俩几乎没什么交流。这三个年轻人的到来给勒梅尔太太带来了很大乐趣。勒梅尔太太是个漂亮的中年女人，久而久之，帕尼耶与她产生了朦胧的感情。萨特也和她很要好，但是并没有产生恋情，可能是顾及帕尼耶与勒梅尔的关系。他曾这样回忆与勒梅尔太太的交往：“我想她是我有过的惟一的女朋友。”　　萨特去服兵役后，波伏娃和帕尼耶交往日渐增多。他们两人曾结伴乘车去法国南部旅行。波伏娃在日记里写到：“一想到要与帕尼耶单独在一起的十天，我感到陶醉不已。”在旅行的十天中，他们发生了关系。波伏娃之所以会这样做是有原因的。在和萨特发生关系之后，波伏娃身上产生了奇特的生理变化。在体验到最初的激情后，她惊奇地发现自己被唤醒的性意识非常强烈。这一发现仍让她感到蒙受了羞辱，她觉得这种欲望的折磨是一种丢脸的病。她觉得自己不正常，很长时间都难以摆脱羞耻的感觉。因为激情长期受到压抑，波伏娃与帕尼耶在旅行中跨越了友情的界限。旅行归来之后她一度陷入了悔恨之中，与帕尼耶的关系也变得微妙而尴尬。第二部分：爱情契约职场新鲜人遭遇同性恋同事（1）-（图）　　在常人看来，为了能在一起而结婚再正常不过，结婚是靠冲动的。但波伏娃不能接受萨特的说法。　　　　兵役结束了，萨特得知他申请日本讲学没有被批准，随后他被安排在勒阿弗尔一所公立学校教授哲学。波伏娃却被分到马赛教书，离勒阿弗尔很远。波伏娃是第一次到那么远的地方工作，这也意味着他们俩不能经常在一起，她对此感到不适。　　萨特不忍心看到波伏娃为了即将到来的分别而难过，他向波伏娃提出求婚，他们若成了夫妻，就可以分配在同一个城市。对于萨特来说，提出求婚是十分不易的，因为他最最讨厌的就是成为一个已婚男子。但波伏娃思前想后，还是拒绝了。萨特不断地劝说，一纸婚约对他们实质生活并没有什么影响。“你不要犹豫了，结婚不会影响我们的各自的生活，我们的关系还跟以前一样。为了一个原则折磨自己是愚蠢的。”　　在常人看来，为了能在一起而结婚再正常不过，结婚是靠冲动的。但波伏娃不能接受萨特的说法。她从未想过结婚，他们之所以厌恶结婚是因为蔑视资产阶级那一套社会制度和习俗，反对社会对私生活的任何干涉。而如今他们却因为不能忍受两地相思之苦而实行“假结婚”。难道自己只因为这样一件小事就轻易放弃了对独立的追求？这像一场闹剧，也有悖波伏娃的原则。最终，波伏娃选择去往马赛。不过波伏娃和萨特都是老师，暑假时他们总是喜欢相约去旅行，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他们晚年。　　马赛充满情调的自然风光很快让波伏娃爱上了这个城市。她经常在周末背个包，带上点食物独自到马赛乡村徒步旅行，坚持每次走10多个小时。她几乎爬遍了马赛周围的每一座山，登山磨炼了她的意志，置身于大自然中让她感到心情舒畅。　　与巴黎相比，马赛的人文气氛相对保守陈旧。班上的大部分学生都不喜欢波伏娃，她们的思想被禁锢，不能接受波伏娃许多激进的观点，纷纷站起来表示反对。有一个女学生把座位从前排搬到最后一排，双臂交叉，拒绝做笔记，双眼仇视地盯着波伏娃。作文本则成了课堂大战的延伸阵地，学生们在作文里批判波伏娃的种种观点，波伏娃在批改时加以反驳。波伏娃还在课堂上大谈普鲁斯特、纪德等人的作品，这在当时被视为离经叛道。学生家长为波伏娃上课“信口开河、荼毒学生”头疼不已，最后联合学校，取消了波伏娃教的几门课程。不过后来也有几位同学与波伏娃相处得很好，他们喜欢波伏娃激情四溢，从不照本宣科的讲课。　　在波伏娃任教的马赛女子中学里，大部分教员都是老处女，她们对波伏娃的许多做派指指点点，波伏娃也感到和她们无话可说，只有几位同事和她相处得还算融洽。其中有一位教英语的图梅尔太太对波伏娃十分热情，她们一度很要好。这更让其他同事对波伏娃另眼相待，劝她不要和图梅兰太太走得太近。波伏娃莫名其妙，没把她们的话当回事。　　图梅尔太太是一个高大丰满的女人，其实波伏娃和她也没有多少共同语言，但也不好拒绝她的热情。图梅尔太太爱和波伏娃一块去爬山，但她身体肥胖，和波伏娃难以保持步调一致，老拖她后腿，搞得波伏娃不胜其烦。她经常和波伏娃大谈和丈夫的性生活如何糟糕。她最怀念学生时代少男少女们只达到接吻程度的爱，认为那样才罗曼蒂克。波伏娃对她的喋喋不休感到厌烦。第二部分：爱情契约职场新鲜人遭遇同性恋同事（2）-（图）　　有一次波伏娃去取自己忘在图梅尔太太家的公文包，进屋后，图梅尔太太一把抱住波伏娃亲吻起来。她絮絮叨叨地讲述自己如何对波伏娃一见钟情，并武断地认为波伏娃也早已对她有意。“现在该是抛弃伪善的时候了，别再装腔作势了。”波伏娃目瞪口呆。怪不得连那些老处女同事都告诫她不要和图梅尔太太走得太近，原来图梅尔太太是一个同性恋！她哀求波伏娃与自己一起过夜。波伏娃告诫她：如果你再继续这样做，你明天早上是否还有脸见我？　　“难道要我给你下跪不成？”图梅尔太太大声喊道。波伏娃吓坏了，她尖叫着向门口狂奔了出去。　　第二天上班时，波伏娃和图梅尔太太在走廊上碰了个正着。她感到很尴尬，图梅尔太太故作镇静：“你不会把我昨晚说的话当真吧？我是开玩笑的。”波伏娃忙不迭点头附和：当然！当然。这次领教之后，波伏娃对图梅尔太太避而远之了。　　夏天到了，勒梅尔夫人和帕尼耶邀请波伏娃和萨特一同驾车去西班牙游玩。在塞尔维亚，他们目睹了一场政变，市长被政变的军队带走。不过第二天被救出来的市长居然举行了游行检阅活动，叛乱头目逃跑，政变流产了。大街上凌乱不堪，不时有人放火，场面混乱，四人仓皇而逃。　　也许是因为天气太热，加上一路奔波劳累，萨特心情不好，经常大发脾气。途中，萨特和帕尼耶性格差异所导致的矛盾愈加凸现，他们经常互相揶揄，讽刺挖苦，甚至吵架。有时两人干脆谁也不理谁。这次的旅行让萨特和帕尼耶之间的友谊产生了裂痕。　　波伏娃和萨特之间也时常为了一点小事闹别扭。比如波伏娃喜欢自然风光，而萨特喜欢人文景观。旅行中为了去哪儿不去哪儿他们争了不知道多少回，谁也不愿意迁就谁，经常两个人都很扫兴。在伦敦旅游时，波伏娃要参观牛津大学，萨特说他讨厌英国大学生的自以为是，不肯去，波伏娃好说歹说也没能说服他。结果她只好自己去。还有一次，他们约好了下午一起参观大英博物馆，但是萨特临时变卦说不想去，他还振振有辞：“你就不能自己一个人去啊？”波伏娃只好独自去，度过了一个索然无味的下午。　　平时生活中也是如此，一次波伏娃和萨特都没钱了，波伏娃打算向一个关系熟儿的旅馆老板借钱，但是萨特却说自己不愿意向一个平庸的老板借钱。波伏娃觉得莫名其妙，平庸的人拥有的钱也是平庸的吗？你自视甚高，就不愿意向平庸的人借钱？不可理喻！　　为这件事，波伏娃和萨特在大街上吵了一个多小时，最后还是没借。如此可以看来，当初波伏娃坚持萨特选择不结婚或许是对的，因为他们俩只是在思想意识方面非常契合，在生活习惯、处事原则方面还存在很大的差异。如果他们结了婚，估计他们的时间要全部花费在吵架上了。他们选择了一种较为适合自己的相处方式。第二部分：爱情契约萨特的第一次偶然——月亮女人（图）　　她终日带着沉醉在臆想中的梦幻表情让萨特深深着迷，她浑身散发如同月亮般清冷忧郁的气质。萨特把她叫做“月亮”。　　　　除了旅行、上班，波伏娃把业余时间都放在了写作上，她开始创作一部以自己和扎扎为原形的小说。她遇到了一些困难，她无法把人物性格的扭转进行合理的演变。她感到很苦恼。萨特此时也在写一本关于偶然性的书，他把手稿给波伏娃看，波伏娃觉得作为小说，文章过于抽象，议论多。她给萨特提了很多建议，比如在小说中融入一点类似于侦探小说的悬念，形容和比喻可以更加精妙，以增强可读性等等。萨特都虚心遵从了。在修改稿件的过程中，萨特还遇到了一个难题。他想要寻找一种既能说明意识又能说明实在的哲学理论。　　正巧萨特的好友雷蒙·阿隆从德国留学回国，他在柏林的法兰西学院研究胡塞尔的现象学。萨特和波伏娃在巴黎为他接风。阿隆拿起酒杯，对萨特说：“小伙计，如果你是一个现象学家，就能从这杯鸡尾酒里搞出哲学。”萨特眼前一亮，这不就是自己要寻找的么。萨特对现象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当机立断要到柏林的法兰西学院学习现象学。　　波伏娃调到了里昂教书，萨特去往柏林留学。在这期间，她与第一个“偶然”——帕尼耶又重新开始密切来往。萨特在柏林也遇到了自己的第一个“偶然”，一个在柏林进修的法国女人，她是萨特在巴黎高师的一个同学的妻子。她长得并不漂亮，但是，她终日带着沉醉在臆想中的梦幻表情让萨特深深着迷，她浑身散发如同月亮般清冷忧郁的气质。萨特把她叫做“月亮”。萨特推测“月亮”之所以郁郁寡欢是来源于童年的惨痛遭遇。他告诉月亮自己的推测，并问她是否在童年受到父亲的侵犯。“月亮”被说中了痛处，她大发雷霆，心中却吃惊不小。萨特照例原原本本把“月亮”的事告诉了波伏娃。波伏娃谎称自己生病了，向学校请了假，到柏林看望了“月亮”，她们相处很融洽。经过“卡米耶事件”的训练，波伏娃已经开始能够坦然面对他们永恒爱情中的插曲了。　　回到巴黎后不久暑假来了，萨特在柏林的学业也结束了，他们相约在德国度假。萨特向波伏娃讲述了在柏林上学的心得体会，现象学并非他想寻找的那种哲学。他们都对福克纳和卡夫卡的作品产生了兴趣，热火朝天地讨论了一番。 　　波伏娃对德国印象不怎么好，也不喜欢柏林脏乱的街道。更令波伏娃不可思议的是，一次她在一家咖啡馆的洗脸间补妆，侍者走过来恶狠狠地对她说：“不许抹口红，我们德国不许在嘴上抹这坏东西。”最难受就是经常有纳粹士兵迈着沉重的步伐在街上耀武扬威，纳粹旗插满了一条条的街道，老百姓对纳粹党五体投地。每次看到这样的场景，波伏娃就感到胸口发闷，无法忍受。没等暑假结束他们就回到了巴黎。　　　　　　1934年夏，萨特从德国柏林的法兰西学院留学回来，留在勒阿弗尔教书，他很喜欢和学生们在一起。但是每天重复着机械单调的教书生活，已经不再像做学生时那样无拘无束。写就的几本书也被搁置迟迟未出版。他与波伏娃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定时去里昂看望她。半年后，萨特逐渐厌倦了这种生活。　　尽管与波伏娃相处愉快，这种安静的生活也为许多人所向往。但萨特无法忍受缺乏激情的日子。他向来鄙视已婚男子，自己现在又和他们有什么区别？从1928年与波伏娃相识至今，也许这就是所谓七年之痒？当初之所以和波伏娃实行“契约式婚姻”，允许双方有“偶然”爱情，就是为了避免婚姻生活会落得个无聊乏味的下场，但这一天还是来了。第二部分：爱情契约不疯魔，不成活（1）-（图）　　波伏娃拼命反驳：“你的疯就在于你相信自己疯了。”　　　　萨特通过各种途径寻求刺激，1935年的2月，他在一位医生朋友的建议下尝试注射一种致幻药——麦斯卡林，注射后会产生一段时间的幻觉，萨特觉得这对自己的文学创作有好处，当时他正在写一篇关于想象的论文，对幻觉和精神错乱很感兴趣，就注射了。同样的药注射在别人身上产生的是十分美丽的幻景，但萨特眼前却出现了十分恐怖的幻像，无数条章鱼向他扑来，形迹怪异的海底生物在他周围绕来绕去，屋内的静物全部变成了可怕的昆虫。平时他尚且勉强能上课，每当独处时，这些恐怖的玩意就又跳出来吓唬他，这使得萨特的精神状态愈加混乱。他和波伏娃说自己得了慢性幻觉神经错乱症，早晚要变成疯子。波伏娃拼命反驳：“你的疯就在于你相信自己疯了。”　　在萨特病重期间，他的学生博斯特经常看望他。博斯特后来成为波伏娃的情人，在此不一一赘述。萨特仍然定时去里昂看望波伏娃，在那里他遇见了波伏娃的学生奥尔加·高萨绮薇茨。她常与萨特做伴，端茶倒水，细心照料。萨特有一副好嗓子，他给奥尔加唱歌，讲笑话，逗得奥尔加哈哈大笑。奥尔加的年轻美貌也让萨特心情愉悦。几个月后，萨特逐渐恢复了健康，两人也成了好朋友。但那时的波伏娃与萨特都没有料到，这个17岁的女孩将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多大的快乐与悲伤。不久奥尔加成为了“三重奏”的第一任女主角。　　毕业班的问题学生——奥尔加·高萨绮薇茨 　　当波伏娃发现奥尔加与萨特相爱的时候，她感到难过。但她不知道自己是为萨特爱奥尔加而难过，还是为奥尔加爱上萨特而难过。因为她既爱萨特，也爱奥尔加。　　　　奥尔加·高萨绮薇茨又是何许人也？她是波伏娃刚到里昂贞德中学任教时的高三毕业班上的一名寄宿女学生。在《女宾客》（也翻译作《女宾》、《女客人》）——波伏娃第一部小说，也是她的成名作中，波伏娃详细描写了萨特和自己以及她17岁的学生奥尔加的三角关系，奥尔加是一个逆反心理很强的少女，她经常和波伏娃唱反调。但是，这个郁郁寡欢、扑朔迷离的奥尔加却引起了她的兴趣。　　波伏娃一接管奥尔加所在班级，就有同事向她历数奥尔加的古怪行径。奥尔加是法俄混血，外号小白俄，父亲是俄国人。她虽然十分聪明，但是性格古怪孤僻，十分傲慢，总之不好惹。　　波伏娃听了之后，上课的时候特别注意了一下奥尔加。17岁的奥尔加生就一张紧绷的俏脸，有一头披肩的金发。她总是目光迷离，神情如同梦游般，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她对学习不怎么卖力，上课也不认真听，作业写得老师都没法改。奥尔加终日满腹心事的样子让波伏娃既心疼又好奇，她很想知道这个“问题学生”脑子里整天都在想些什么玩意。　　因为面临中学毕业会考压力太大，奥尔加的行为越发离谱。一天竟在考试时莫名其妙地哭了起来，一发不可收拾。波伏娃问她什么事，她回答：“一切都乱了套了。”波伏娃把她约到河边遛弯，顺便谈谈心。奥尔加很自然地说起了自己的身世，父亲是俄国名门望族的后代，十月革命后为逃避布尔什维克的惩罚离开了俄国，最后来到了法国。母亲是法国人，年轻时因为和父母在思想方面有分歧，便独自一人跑到俄国教法语，与奥尔加的父亲相爱并结婚。婚后虽然回到法国定居，但是却无法在祖国找到归属感。　　奥尔加的母亲十分聪明，给予了奥尔加和妹妹旺达超前的早期教育，使得奥尔加在入学后始终觉得高人一等，这使她难以和班上同学和睦相处。在与波伏娃的谈话过程中，奥尔加提出了许多奇谈怪论，诸如她鄙视付出劳动，还主张做人要懒惰等等。波伏娃不禁对奥尔加的叙述着了迷，她在奥尔加身上找到一种久违的感觉，这种感觉只有曾经和女友扎扎在一起的时候才有。她是不是终于遇见了可以代替扎扎的那个人？她不敢肯定，但她和奥尔加很快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两人都感到相见恨晚。　　高三的奥尔加面临中学毕业考，选专业上大学的问题。她想当一名建筑师，不过她的当工程师的父亲认为女孩子学理工科没前途，让她去学医。奥尔加生性反叛，这下子更是非常不爽。然而，胳膊拧不过大腿，最后她还是别别扭扭地去上学了。1934年秋，奥尔加在里昂开始攻读医学学士学位。第二部分：爱情契约不疯魔，不成活（2）-（图）　　奥尔加在里昂读预科时，经常和犹太同学一起出去玩。他们都是因为排犹运动被赶出祖国的，有来自波兰和罗马尼亚的犹太籍学生。犹太同学生性活泼乐观，哪怕饿肚子也要省钱去听音乐会、跳舞。奥尔加父母听说后，认为她和学校里不三不四的学生来往。加上连着两次医科考试都考砸了，便气不打一处来，勒令她立即退学，去冈城一家寄宿学校上学。　　奥尔加吓坏了，只得向波伏娃求援，她给波伏娃写了一封信，希望她这个老师能出面解决。波伏娃收到信之后觉得自己责无旁贷，她们的感情已经很深，超越了师生关系，也超越了友情，可以说离同性恋只差一步。但是波伏娃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如此热衷于帮奥尔加留下来的冲动到底来源于何方，她只是觉得非常舍不得奥尔加离开里昂，便立马给奥尔加的父母写了信，和奥尔加一同去见了她的父母。奥尔加的父母很信任波伏娃，爽快地把女儿交给她监护。　　波伏娃将奥尔加以后的生活道路安排得井井有条。她把奥尔加接到家中住，考虑到奥尔加不喜欢自然科学，喜欢哲学，就把她安排到萨特在勒阿弗尔开办的哲学班上课，她和萨特轮流辅导奥尔加，以期她早日拿到文凭。可是奥尔加玩心很重，起初她还勉强听听课做点作业，但很快就失去了兴趣。她没完没了地逛街、泡吧、跳舞。波伏娃和萨特精心安排的“文凭计划”自然泡汤。　　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奥尔加与波伏娃磕磕碰碰地相处着。她们充满着分歧却有彼此吸引的交往过程，那些针锋相对的对话在波伏娃传记性质的小说——《女宾客》中俯拾皆是：当弗朗索瓦茨（以波伏娃为原形的小说人物）问格扎维埃尔（以奥尔加·高萨绮薇茨为原形的小说人物）有什么爱好，是否需要找个工作的时候，格扎维埃尔有些傲慢地说：　　“我不知道。没什么特别爱好。”并且反问：“是不是必须要做点什么？”弗朗索瓦茨说：“几个小时烦人的工作来换取您的独立，我不认为是过于昂贵的代价。”格扎维埃尔厌恶地撅起嘴：“我讨厌这种交易：如果不能按照自己的愿望生活，不如不要生活。”弗朗索瓦茨生硬地说：“事实上，您永远也不会去自杀。试着去过一种正当的生活也好嘛。”　　弗朗索瓦茨试图用格扎维埃尔曾经并不幸福、很少父母关爱的家庭生活说事儿，以此来劝服她。　　　　“最初您却接受了比别人的生活可怜得多的生活，十倍的更不自由，归根结底，很简单，您也许不是害怕您的家庭，而是害怕同您那些微不足道的习惯决裂，害怕自由。”　　格扎维埃尔的道德观念是人不该求医。如果生命要走，而极力挣扎想活下来是平庸的表现。她憎恨任何形式的顽强拼搏，她身上有种孤傲清高的气质。面对弗朗索瓦茨的劝慰，格扎维埃尔并不领情，毫不客气地反驳：“您就像所有那些否认自己抱有成见的人一样：他们硬说自己是出于个人爱好而服从于这类成见的，但这是吹牛。”　　“在遗憾中虚度时光又有什么好处呢？”弗朗索瓦茨说。　　“当然，您不希望有什么遗憾，您一心想要幸福。”她的目光望向远方，“而我，我生来就不顺从。”　　弗朗索瓦茨被刺中了痛处。这种业已成型的幸福观在她看来是天经地义，难道能够轻蔑地予以否定？不管有理无理，她不能再视格扎维埃尔的话为一时冲动，这里存在着一整套与自己看法截然相反的价值观念。对这种观念熟视无睹是徒劳的，但它的存在却令人心中不畅。　　　　在常人看来，奥尔加简直是不知好歹、喜怒无常，她说出来的话虽然有时候不免让波伏娃咋舌，但她仍然对奥尔加欣赏有加。她喜欢奥尔加的性格，并且把奥尔加轻浮行事不计后果的种种做法看作是她与生俱来的反叛精神。　　虽然奥尔加不是一个好学生，但是作为一个伙伴，她和大家都很融洽。为了奥尔加，萨特和波伏娃把她们相会的地点从勒阿弗尔转移到了里昂。有时候，萨特的学生博斯特也会来他们家，萨特帮他补习准备报考巴黎高师。萨特的朋友佐洛也常来。五个人经常一起聚会聊天，十分快活。虽然佐洛爱搞恶作剧的性格让大家十分头疼，但大家都喜欢他爽朗热情的性格。佐洛是个同性恋，他对博斯特产生了兴趣，经常向他献殷勤。第二部分：爱情契约不疯魔，不成活（3）-（图）　　一开始，萨特和奥尔加只是普通朋友关系，但有一天萨特发现奥尔加和佐洛十分要好，他摸不准佐洛到底是认真地对待奥尔加还是仅仅玩玩而已。虽然他知道佐洛是同性恋，但看着他轻而易举地获取了奥尔加的欢心，这一发现刺激了萨特，萨特竟然嫉妒了，他忍不住猜想：“奥尔加喜欢佐洛是不是已经超过了我？”于是就去问奥尔加，结果两人大吵一架。这一吵捅破了窗户纸，萨特发现，通过这一年多来和奥尔加断断续续的相处，到现在他们住在一起，他早已就爱上了奥尔加却不自知。他竭尽所能地讨好奥尔加，他在奥尔加身上花费的心思，比当初追求波伏娃还要多。　　当波伏娃发现奥尔加与萨特相爱的时候，她感到难过。但她不知道自己是为萨特爱奥尔加而难过，还是为奥尔加爱上萨特而难过。因为她既爱萨特，也爱奥尔加。她们之间其实有超出一般朋友的暧昧关系。萨特深爱奥尔加，已过而立之年的他从年轻的奥尔加身上找回了青春的感觉。他琢磨她每一个表情，然后讨好她。　　萨特的转变让波伏娃感到不安。这种不安也许应该被称作嫉妒。她不愿意萨特看上奥尔加。我们曾经不是一个整体吗？在《女宾客》中她曾这样写道：“只有一个生命，在正中间，只有一个人，既不能说是他，也不能说是我，只能说是我们。”但波伏娃很快意识到，他们两个人都要求有自己的独立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是两个人：“在他的脑袋里，究竟想着什么呢？这张脸，她太熟悉了……即使接触到也无助于认清他的面目……他是她的知己，如同她了解自己一样，但同时他也是不可知的，他是一位陌生人。”　　波伏娃骤然察觉到萨特只是在为他自己而生活，“轻率信任的代价就是她猛然面对一个陌路人。惟一能接近皮埃尔的方法是与格扎维埃尔重修旧好，试图像她那样去观察他。” 为了保持与萨特的亲密关系，波伏娃不得不跟着讨好奥尔加。奥尔加成了三重奏的中心。　　以下是《女宾客》中的一个段落，波伏娃认为奥尔加的懒散是因为她的怯懦，但是萨特马上反驳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她这是对生活报有一种很明确的态度。她不与生活妥协，她寻求完美，我们始终赏识严格要求，这就是一种严格要求。”　　“她的情况恰恰是懦弱。”　　“懦弱是什么？是自己把自己封闭在现时的一种方式，她仅仅在现时去寻找完美。如果现时一无可取。她就像头病畜一样躲在自己的角落里。但是你知道，当人的惰性发展到她那种程度，懦弱这个名词就不再合适了，这就变成一种强大。你我，都没有力量做到在一个房间里静呆48小时，不做任何事。”　　　　萨特处处维护奥尔加，波伏娃眼瞅着他疯狂地追求奥尔加，甚至比当初追自己的时候还要着迷。她心里十分难受，另一方面，因为萨特，她和奥尔加原先似有若无的同性爱不得不暂告一段落。　　波伏娃放任萨特与奥尔加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卿卿我我，忍气吞声地遵守着当初的约定，倒也度过了一段风平浪静的日子。很快，三重奏便开始出现裂痕。奥尔加虽然对萨特有好感，但还不至于到爱情的地步。何况萨特已经有了波伏娃，她感到很矛盾，和萨特的关系时好时坏。而萨特狂追一阵，却没得到多少奥尔加的爱的表示，不禁有些泄气，时常无缘无故发火，和奥尔加吵架。　　暑假到了，奥尔加离开里昂回到父母家，三重奏暂告一段落。这种他们共同创造的新型的人际关系让三个人都感到身心俱疲。波伏娃在小说中写了这样一句话：所有诸如反复无常、毫不让步、极端自私这些虚假的价值观念逐渐暴露了它们的弱点，被蔑视的旧道德观念获得了胜利。第二部分：爱情契约不疯魔，不成活（4）-（图）　　从这句话里我们可以看出波伏娃对于这种关系的焦虑。这种关系伤害了三个人，她开始怀疑这种做法是否正确。也许一夫一妻制并不是什么资产阶级的陈旧生活方式，能否说它是顺应人性的、是道德的？在这里，我们很难说哪种做法更符合人性的需求。什么是人性？人们总是轻易把什么东西说成是人性，让它显得太权威，叫人无法质疑。实际上，一个人从出生开始就必然是在一个特定的社会背景下，这个社会背景对他或她的一切都有无可估量的影响，所以根本无法把真正的“人性”剖析出来。比如萨特的多伴侣特性，他小时候看书的时候，得知大作家都这么做，所以他也要这么做。像一个花花公子体味多种多样的生活，和很多女人发生关系，对萨特来说，是成为名作家的必经之路。是他自己在刻意培养自己的多伴侣，不能说明是出于他的本来的人性，也不适合一概而论，将萨特个体上的特性推而广之地张冠李戴。　　在小说的结尾：弗朗索瓦茨无法忍受格扎维埃尔与皮埃尔相爱，打开煤气杀死了格扎维埃尔。《女宾客》是一部描写嫉妒与痛苦的爱情悲剧。当然现实生活中，波伏娃并没有杀死奥尔加，她们始终是好朋友。她还特地在《女宾客》上题词：“献给奥尔加。”不过，也许是波伏娃在小说中排遣了对奥尔加的仇恨，之后才能最终尽释前嫌地重新接受奥尔加也未可知。　　在奥尔加与博斯特的婚礼上，波伏娃和萨特还做了他们的证婚人。虽然他们婚后的生活并不如意，时常吵架。博斯特还一度成为波伏娃的“偶然”情人，这是后话了，当然不可否认，这也是两个人年轻人婚姻灾难的导火索之一，还有也不能排除博斯特介意奥尔加与萨特的那一段“前科”。总的来说原因复杂，但他们四人的友谊维持了一生却是无可厚非的事实。 　　1938年9月，28岁的波伏娃回到巴黎，在莫里哀中学教书。佐洛也调到了巴黎路易大帝学校。博斯特则来到巴黎索尔邦大学攻读中学教师资格，奥尔加得知大家重新聚在巴黎，就从家里偷跑出来，在巴黎一家餐馆找到一份茶水招待的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分离，大家都冷静了。萨特与奥尔加的关系重新恢复了亲密，“三重奏”在巴黎继续上演。　　但是好景不长，三人关系的根本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有什么问题，现在还是什么问题，并且变本加厉爆发了。奥尔加和萨特的关系时好时坏，并对继续维持这种累人的三人关系失去耐性，转而与年龄相当、朝夕相处的博斯特日久生情。萨特得知后，大为沮丧：“看来我和奥尔加的关系是没有指望了。”　　21岁的博斯特是萨特的学生，他相貌英俊，笑起来十分迷人，而且他性格活泼开朗。他与萨特不同，他年轻单纯，和他在一起没有像和萨特相处那么累。博斯特与奥尔加陷入了热恋，并帮助奥尔加走出了三重奏的阴影，但是不久后，博斯特又爱上了波伏娃。在小说《女宾客》中，以博斯特为原型塑造的人物热尔贝和弗朗索瓦茨在山上发生了关系，这是博斯特和波伏娃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实际情况是大家一起去阿尔卑斯山旅行，博斯特想和波伏娃睡在一起。他还对波伏娃抱怨说奥尔加的依赖性太强，不想和她再继续下去了，但是又怕奥尔加受不了，不想伤害她。不过后来博斯特和奥尔加还是结婚了。婚后，他仍然断断续续和波伏娃保持着情人关系，当然这一切都是秘密的。　　博斯特的单纯可爱的性格和年轻强壮的身体吸引了波伏娃。波伏娃之所以与博斯特发生了关系，也与萨特在性方面不能满足有关。50年代的时候，波伏娃在给美国情人的一封信中这样评价萨特：“他是和我上床的第一个男人，此前从未有人吻过我。我们长时间地在一起，我已告诉你我心中有了他，但是这更多的是一种深深的友谊而不是爱。爱情不太成功，主要是因为他对性生活不放在心上。他在任何地方都是一个热情活泼的人，惟独在床上不是。我虽然没经验，但是很快就觉察到了，逐渐觉得继续同床没什么意思，甚至是猥亵的。”　　博斯特与波伏娃保持了将近10年的情人关系，直到波伏娃与美国情人奥尔格伦相爱，她就和博斯特分手了。博斯特有些不快，本来他是因为与奥尔加的关系时好时坏，所以才与波伏娃保持情人关系以慰藉自己。现在他只能独自面对不幸的婚姻，不过他还是接受了波伏娃分手的要求。第二部分：爱情契约《恶心》让萨特小露锋芒（图）　　因为《恶心》，萨特被人们誉为是法国的卡夫卡，一时间名声大噪，在文坛迅速窜红。　　　　“三重奏”的失败对当时的萨特可谓“屋漏偏逢连夜雨”。因为前不久他得知，投给伽利玛出版社的小说无法出版。他们认为萨特的小说情节松散，人物形象不突出，语言虽然很有特色，但是如同疯言疯语。虽然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拒绝了，但这一次萨特感受到了莫大打击。他非常重视这部小说的创作，花了四年时间，彻底修改了三次，自认为非常出色，并用自己最喜欢的画家丢勒一副版画的题目《忧郁》来作为小说的名字。萨特觉得是出版社没眼光，他们只看到了小说怪诞的外表，根本没有看出其中深刻的思想，就把小说给自己的几个朋友们看了。结果他的朋友都婉转地表达了与出版社类似的意思。　　萨特彻底丧失了信心，他伤心地哭了。他始终认为是这本书写得太好了所以才没人愿意出版。这时侯波伏娃不断鼓励他，她十分肯定萨特的小说：“这绝对是一本好书，只是没有得到别人承认而已。历史上没有得到承认的好书多了去了，没啥了不起。”　　借波伏的娃吉言，萨特听了波伏娃的劝告后准备把稿件转投另一家出版社。这时萨特的好友迪兰知道了这件事情，他和伽利玛出版社的社长加斯东是至交，他写信请求加斯东重新看一下萨特的稿件，向他介绍了萨特的一些情况。萨特的小说终于有了识货的人，加斯东看了之后觉得非常不错，可以出版。他建议萨特换一个题目，改成《恶心》。他们先约萨特写了一些短篇登在几家比较知名的文学评论杂志上，很快便引起了轰动。第二年，在萨特33岁的时候，他的第一部小说《恶心》出版了。萨特很感谢波伏娃在他最失落的时候对他不间断的鼓励和支持，他把《恶心》的题词献给了波伏娃。　　《恶心》是萨特的处女作，也是他最好的一部作品。因为《恶心》，萨特被人们誉为是法国的卡夫卡，一时间名声大噪，在文坛迅速窜红。读者写给萨特的信件源源不断，这让萨特备受鼓舞。波伏娃一方面为萨特的成功感到高兴，一方面她也在不懈地进行文学创作，她写了5个短篇小说系列，总题目是《精神的优势》，取材于她和扎扎等几个熟悉的女朋友之间的故事。这一时期波伏娃的作品说教和讽刺的成分还比较重，人物性格不鲜明。但是这部作品不像她以前的小说那样经常出现虎头蛇尾的情节，而且小说中有些段落十分精彩。萨特对波伏娃的进步十分赞赏，并把它推荐给了伽利玛出版社。　　不久，波伏娃《精神的优势》就被退稿，她感到很沮丧。一次，萨特向她指出了她这部小说存在的问题。小说内容取材于波伏娃几位女友的逸事，但她又不想过多暴露自己的生活，所以有些畏首畏尾。萨特于是对她说：“你为什么不把自己写进去，你比你那些朋友更有意思。”这个建议一针见血，如同鹈鹕灌顶，波伏娃如梦方醒，开始构思起她的下一部小说。她决定将“三重奏”事件写成小说，于是便有了《女宾客》。正是这本书让波伏娃大放光彩，销量甚至超过了萨特的《恶心》。而《精神的优势》在1979年出版，那时波伏娃已是名声在外，出什么都卖钱。第二部分：爱情契约一个叫旺达的女孩（图）　　萨特懊恼地说：“除非你能够变得更加爱我，不然咱们的关系就到此结束！”　　　　三重奏结束了，波伏娃与萨特过了没多久的二人转，紧接着迎来了新的三重奏女主角——奥尔加的妹妹旺达。　　旺达的长相和脾气都和姐姐很像。她长着一张标致的面孔，外表柔弱内心坚强。她古怪多变的性格让萨特十分头疼。两人的关系时好时坏，经常吵架。他们的关系曾长时间未有进展，旺达始终和他保持距离。对此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耐心。有时他也为这种没把握的爱而焦虑。一次旺达撒酒疯激怒了萨特，他懊恼地说：“除非你能够变得更加爱我，不然咱们的关系就到此结束！”他们的关系一直停留在接吻阶段，旺达不愿意轻易和萨特上床，而萨特一直把发生关系作为征服女人的标志。旺达很爱萨特，生怕失去他。她眼泪汪汪地说：“我愿意给你任何你所需要的东西。”但她只是说说而已，萨特和她相处了一年，他们的关系依旧停滞不前。　　这时玛丽亚·波登闯入了萨特的生活，她是一名正在准备参加中学教师资格考试的哲学专业学生，久仰萨特大名，一直想见他一面。巧的是，波登的未婚夫是梅洛·庞蒂——波伏娃和萨特的大学同学，也就是扎扎生前的男友。波登通过梅洛·庞蒂的介绍，找到了萨特请求辅导。梅洛·庞蒂对波伏娃和萨特的“契约爱情”很有看法，觉得萨特道德败坏。但拗不过未婚妻的梅洛·庞蒂，还是为她介绍了，但梅洛·庞蒂特地告诫波登：“萨特是个恶魔。”这句话反而更加激起波登的好奇。　　萨特礼貌地接待了波登，只上了一次辅导课，波登就为萨特妙语连珠的口才彻底倾倒。上完课他们又去酒吧喝酒聊天。酒过三巡，波登向萨特吐露了爱意，萨特有些不知所措。他想了想，婉转地说：“虽然我很喜欢你，但是我并不需要你。如果你愿意，我们只能交往三天。”萨特的坦率更让波登对他的好感又增几分，她同意了。当晚他们就发生了关系。这些情况萨特也都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波伏娃。波伏娃也发现，通过奥尔加事件，自己已经能够以更加泰然处之的心态对待萨特的偶然情人们。　　梅洛·庞蒂对萨特的这种做法感到愤怒。虽然当时法国的男子的性态度普遍比较随便，男人们和己没有感情的女人上床是很平常的事。萨特却深感自责，他不想为这样一次没有感情基础的一夜情伤害好友梅洛·庞蒂。而且他自己不喜欢波登，也不喜欢和自己不喜欢的人上床。萨特最最担心的就是旺达会因为他和波登的事情生气。所以他速战速决，很快和波登断绝关系。波登虽然很爱萨特，但她知道萨特有了波伏娃和旺达，根本没有自己的位置。三天后，她冷静地和萨特分了手。他们保持了友谊，陆续有一些通信。　　波登走后，萨特灵机一动，决定用他和波登的事情来刺激一下他和旺达僵持的感情。他把主意告诉了奥尔加，希望她协助自己。奥尔加答应了，她把波登的事告诉了妹妹，并劝导了她一番。效果很好，第二天旺达就给萨特写了封情书。但他们之间仍然吵吵闹闹，旺达也并没有让萨特对自己有进一步的举动。　　1939年的暑假，旺达和萨特一同去度假。结果到最后钱也不够花了，为了节约，他们在旅店只要了一个房间。晚上旺达准备睡觉了，萨特为了不干扰旺达，溜进厕所，在昏黄的灯光下看书。旺达被感动了，叫萨特一起来睡觉。那天晚上他们俩发生了关系。第二部分：爱情契约千里寻夫（1）-（图）　　萨特也没有忘记这个日子，10月10日那天他还特地给波伏娃写了一封情书：“你给我10年的幸福，我要立即再签一个新的10年协议。”　　　　好景不长，二战爆发了，刚刚和旺达度假回来的萨特应征入伍。波伏娃去火车站送他，萨特即将奔赴前线，他看着波伏娃忧心忡忡的样子安慰她说：“没事的，我是气象兵，不会有危险的。”萨特走了，波伏娃不禁回忆起10年前，也是在萨特即将服兵役的时候，他们签定了“爱情协议”。萨特也没有忘记这个日子，10月10日那天他还特地给波伏娃写了一封情书：“你给我10年的幸福，我要立即再签一个新的10年协议。”不过，他最担心的还是旺达，她年纪小，感情不稳定。他生怕她在自己不在的时候移情别恋，几乎天天都给她写信。　　在营地度过了两个多月的萨特已经慢慢适应了军队的生活。这天，一个士兵给他捎了一张纸条，萨特打开一看，上面写着：“你把烟斗忘在雄鹿小餐厅了，等你来拿。”是波伏娃的笔迹！萨特又惊又喜兴奋地往餐厅跑去。本来老百姓是不允许到前线看望亲人的，但是波伏娃十分思念萨特，她东跑西颠，最后以探望病重的妹妹为由，终于来到了萨特所在营区。波伏娃看到萨特身姿矫健地向自己跑来，不禁百感交集，他们紧紧拥抱在一起。　　波伏娃和萨特在营区度过了愉快的6天，虽然以前他们大部分时间也是过着两地分居的日子，有过不少的别后重逢，但是都没有像现在这样难舍难分。6天许可期限到了，波伏娃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萨特，俩人都巴巴地盼着明年1月份的时候，萨特的8天休假早日到来。　　假期到了，萨特回到巴黎。4个月的军旅生涯让萨特对安逸舒适的都市生活生出一些不适，老觉得“不实在”。这4个月也让他不再抱有远离政治的想法，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做点什么。　　回到军营不久，萨特意外收到了波登来信，她想和萨特重修旧好。萨特拒绝了，在他看来，无所谓什么“旧好”，他和波登根本就没有真正“好”过。萨特的绝情让波登怒不可遏。她气急败坏地告诉一个朋友，还把萨特以前写给自己的信拿给他看。巧的是这个朋友正好是旺达的好朋友，一转身就把这事儿告诉旺达了。这下可把旺达气坏了，她马上写了一封信把萨特臭骂了一顿。　　萨特收到信后，心里又委屈又着急。他每天给旺达写2封信，好言相劝赔礼道歉，甜言蜜语赌咒发誓无所不用其极，只希望旺达能够原谅自己。旺达认为萨特的信是“满纸荒唐言”，不为所动。萨特被逼无奈，他给波登写了一封信，非常冷酷地把波登给数落了一番，说她是一个低级的女人，很烦她讨厌她，和她的肉体关系是猥亵的低级的。他没有把这封信寄给波登而是寄给了旺达，让旺达寄给波登。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旺达知道，自己对波登是没有感情的。他本以为旺达看完之后就能消气，不会再寄给波登。让萨特始料未及的是，旺达竟然真的转寄了。萨特十分后悔，他事后回忆觉得这样做太卑鄙了，因为在与波登度过的三天里，他的确是带给波登自己爱她的错觉。如今他像赶走一只苍蝇一样地想赶走波登，还羞辱她。萨特非常后悔，他很担心波登会找他算账，不过波登没有什么反应，也就这么不了了之。但萨特下定决心，今后绝对不和自己不爱的人上床。　　旺达最终原谅了萨特。不久她生病了，萨特听说后急得要命，他想去巴黎探望旺达。他甚至想到向部队谎称结婚，骗取假期，这样他就能在巴黎呆上几天。后来波伏娃写信告诉萨特，旺达得的并非什么大病，萨特才打消了这一念头。这是萨特第二次想到结婚，十年前他曾经向波伏娃求婚。　　不过旺达与萨特之间的恋情依然充满了波折。二战爆发后，萨特被征入伍，旺达就和迪兰剧院里的一个演员好上了，和萨特的感情慢慢变淡了。不过他们的感情还是很稳定的，旺达确实陪伴了萨特一生。到了后期，与其说他们像情人，不如说像父女。因为旺达像个总也长不大的孩子，任性而固执。　　　　　　　　他，波伏娃，给我的只是伤害。　　 ——比安卡第二部分：爱情契约千里寻夫（2）-（图）　　在奥尔加之后，波伏娃又经历萨特与旺达和波登的两次“偶然”爱情。每次，萨特都会通过写信坦诚汇报他与姑娘们的相处情况，对此，波伏娃已逐渐变得见怪不怪，波澜不惊。与此同时，萨特还和另一个姑娘保持关系。她就是比安卡·郎布兰。1938年，比安卡走进了他们的生活，成为“三重奏”的新任女主角。波伏娃去世7年后，比安卡出版了《被勾引的姑娘》（中文版题目为《萨特、波伏娃和我》）。书中描写了与人们以往印象中截然不同的，自私自利、冷酷无情的波伏娃和萨特的形象。一时间众人哗然。比安卡为什么要这样做？她与波伏娃和萨特到底有着怎么样的爱恨情仇？　　比安卡　　比安卡说：“对我来说有三个萨特，一个是慷慨迷人的男人，第二个是著名的哲学家和作家，而第三个是一个粗野的男人，这正是我认识的萨特。”　　　　比安卡·郎布兰也是波伏娃在巴黎莫里哀中学教书时的学生。她是犹太人，为了躲避东欧的排犹运动，1岁多随父母离开祖国波兰，来到了巴黎。她长得非常漂亮，笑容甜美，尤其是眼睛，十分迷人。在学校，她成绩优异，高三时在课堂上认识了波伏娃。她很快喜欢上了这个从不备课、讲课却激情澎湃的女老师。波伏娃也注意到了这个对哲学感兴趣的小女孩。　　两人很快无话不谈。波伏娃把自己的经历，比如女友扎扎、伴侣萨特、还有与奥尔加的“三重奏”等等，都告诉了比安卡。比安卡为之着迷，她打心眼里崇拜老师，并逐渐演变成一种狂热的感情。比安卡通过中学毕业会考之后，两人相约去旅行。在一个简陋的旅馆里，她们发生了肉体关系，彼此感情更加深厚了。在回程的客车上，她们旁若无人地亲热拉手，令其他乘客为之侧目。　　1938年的秋天，比安卡进入巴黎大学读书，波伏娃还给她介绍了3个同龄的朋友，他们都是萨特的学生。3年后，比安卡和其中一个叫做贝尔纳的小伙子情投意合，并结了婚。他们十分要好，经常在一起玩耍、学习。　　有一天，比安卡向波伏娃请教哲学问题。波伏娃答不上来，于是她对比安卡说：“不如你去问问萨特吧。”比安卡按照波伏娃说的地址，找到了正在咖啡馆写作的萨特。她吓了一跳，没想到自己的老师波伏娃竟然会选择这样一个人作终身伴侣——他穿着脏兮兮的衣服，而且他实在太丑了。萨特对她的问题做了一个精彩的解答。他好像并未发现这个女孩被他的丑陋震惊。相反，他却被比安卡的美貌深深吸引了。　　几个月后，34岁的萨特开始猛追18岁的比安卡。他写了很多炽热的情书给比安卡，亲热地称她为“我的波兰小姑娘”。写情书是萨特的拿手好戏，比安卡很快“缴械投降”：“他的魅力、亲切、智慧都对我很有吸引力。我不再注意他的丑陋，甚至为受到他这样的人的追求而感到自鸣得意。”当时的萨特已经是一个知名作家，与萨特交往让年轻的比安卡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第二部分：爱情契约千里寻夫（3）-（图）　　比安卡已完全沉浸在萨特的甜言蜜语中，以为这就是爱情的全部。几个星期后，萨特就要求和她上床。这对萨特来说就像个仪式。好比我们吃东西，含在嘴里不算数，得咽到肚里才算。对于萨特来说，只有和女人上了床才算完全拥有了她。他曾说：“我觉得同一个女人有关系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占有她的感情，力求使她感受到这一点，占有她的感情——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比安卡对萨特的性要求感到难以回答。她觉得从恋爱到上床应该有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急躁，何况自己确实没有这种欲望。比安卡与奥尔加和旺达的反叛、倔强不同，她是一个性格温顺的女孩子。虽然心里不愿意，但她想既然已经是情人了，拒绝发生关系是荒唐的，于是勉强答应。　　这次性经历让比安卡感到十分不快。萨特就不顾她害羞的心理，拒绝拉上窗帘，他说：“我们要做的事情应该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去做的。”随后比安卡发觉萨特根本无法给予她满足。他毫无激情，就像在遵循一种既定的、已经学过的程序，不顾比安卡的情绪，将比安卡随意摆布。她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脱光了的躺在手术台上接受外科手术的病人。不成功的第一次让她很长时间内陷入了性冷淡。后来在丈夫的帮助下，她才逐渐淡忘了这次不幸的体验带来的打击。萨特与比安卡上床更像是在例行公事。事实上萨特与很多的女人上床的性质都是这样，他和对方都难以从中得到多少快感。即使与波伏娃也不例外。波伏娃与萨特之间的性生活索然无味，连萨特自己都感到不是滋味。他们在1937年就差不多停止了性关系。所幸的是，比安卡在与波伏娃的同性恋过程中获得相当大的肉体满足。这让比安卡多少有点安慰。　　1939年9月2日，二战爆发了，比安卡是犹太人，她十分担心自己在这场战争中将会受到纳粹的迫害。萨特再次应征入伍，他每个星期给比安卡写两三封情书表达自己的问候，但是他的关心牛头不对马嘴。在比安卡看来，那些甜言蜜语都是些空话、套话、废话，是那么无聊！萨特从未真正关心过自己的疾苦，关心她作为一个犹太人将会遭遇的悲惨命运。她感到萨特并不是爱自己这个人，他爱的是爱情本身，他爱的是被女人爱的感觉。他对每一个女人都大献殷勤，这样算是真爱吗？　　果然在9月底，比安卡就收到了萨特的绝交信，他断然宣布终止与比安卡的关系，因为近一个月的分别，让他的感情枯竭了，他不再爱比安卡了。可怜的比安卡一下子傻眼了，她无法接受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三天前她还收到了萨特炽热的情书！那些绵绵情话都是萨特的真心话吗？也许对于萨特来说，写封情书只是一项无须投入任何感情的技术活而已。所以他才能迅速抽身而退，把悲伤留给被他甩掉的女孩子。后来比安卡知道，萨特之所以态度转变如此之快，是因为他急于想保住和旺达的情人关系，不想让旺达知道比安卡的存在，就借此机会迅速地把她甩了。另外在他内心深处，他不想和波伏娃分享同一个女人。　　好在波伏娃经常安慰受伤的比安卡。此时战争的阴影笼罩法国，比安卡不得不暂且忘却这些伤感的往事，与波伏娃共度艰难时世。巴黎沦陷前夕，波伏娃和比安卡一家逃离了巴黎，巴黎失守后她们又先后回到巴黎。这时波伏娃开始逐渐疏远比安卡，比安卡想也许因为自己是犹太人，所以波伏娃想和自己划清界限，就默默地忍受了。不久，波伏娃毫无征兆地突然向比安卡提出了分手，说自己其实更喜欢男人，要求和比安卡减少见面次数。比安卡再次受到沉重打击。因为她对波伏娃的感情比对萨特还要深，她再也不能忍受波伏娃和萨特随意玩弄自己的感情，当即决定与波伏娃断绝一切往来。接二连三受到爱人、朋友的抛弃和背叛，比安卡的心中留下很深的阴影。第二部分：爱情契约千里寻夫（4）-（图）　　这时比安卡的大学同学贝尔纳·朗布兰一直默默地陪在她身边，他们很快陷入热恋。贝尔纳是法国人，比安卡父亲希望女儿和贝尔纳结婚，就可以有一个法国人的姓氏来掩饰女儿的犹太身份，躲避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比安卡很爱贝尔纳，她左思右想，最后决定坦白自己的过去，把她和萨特及波伏娃之间的关系告诉贝尔纳。贝尔纳坐在公园的长椅上温柔地看着比安卡，静静地听完了她泣不成声的艰难叙述。当比安卡羞愧地说完，静待贝尔纳·朗布兰的发落时，贝尔纳宽容地接纳了她的过去。善良的贝尔纳父母也接受了比安卡这个犹太新娘，他们不怕受到连累，同意缔结这门危险的婚姻。　　1941年2月12日，比安卡和贝尔纳结婚了。他们相互支撑着度过了艰难的战争岁月，成功躲过了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战争结束后，比安卡和丈夫迎来了新的生活。尽管有时候还是忍不住回想那段辛酸往事，但比安卡在丈夫的鼓励和安慰下，决定彻底忘记过去。1942年冬，她当着许多朋友的面，把萨特写给她的40多封信扔进火中。尽管比安卡想努力使自己变得开朗，而且她的丈夫、父母都在耐心地开导她，但是伤心的往事总是挥之不去，她想起来就忍不住要哭。久而久之她患上了忧郁症。　　波伏娃得知后，为自己把比安卡害成这样后悔不迭。1945年她主动联系比安卡，提议开始一种新的友谊。比安卡其实最恨的是萨特，她以前深深爱着波伏娃，这种感情不是那么容易放下的，看到波伏娃回心转意，她很高兴地与她恢复了友谊。和波伏娃关系的恢复对比安卡受伤的心灵是一个很大安慰。几年之后波伏娃日渐声名雀起，工作也更加繁忙，但她仍然与比安卡保持往来。但是比安卡一直拒绝与萨特往来，她仍然记恨当初萨特是如何冷酷地抛弃自己的。波伏娃为了防止再次伤害比安卡，在谈话中也都尽量回避谈到萨特。　　随着时间的流逝，比安卡对萨特的仇恨淡泊了一些，在43岁的时候她让波伏娃转告萨特，她请他吃饭。一方面她想试试自己是否已经摆脱了心病，另外出于一种挑衅的心态，她想让萨特知道现在的自己依旧聪明美丽。这次见面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萨特还像20年前那样风趣幽默。比安卡看着萨特，又看看自己两个十几岁的孩子，思绪复杂，恍若隔世。　　她没有和萨特大吵大闹地发生正面冲突，但在她心里依然不能原谅萨特。波伏娃曾问比安卡是否爱萨特。比安卡说：“对我来说有三个萨特，一个是慷慨迷人的男人，第二个是著名的哲学家和作家，而第三个是一个粗野的男人，这正是我认识的萨特。”第二部分：爱情契约都是信件惹的祸（1）-（图）　　波伏娃为什么要出版萨特的信件呢？　　　　综观波伏娃与她的几个朋友的冲突甚至决裂，就会发现好几次其导火索都是因为波伏娃出版与朋友之间的来往信件，或者是在小说中泄露了他们的隐私。无论是后来与美国情人的绝交，还是她和比安卡的纷争。　　波伏娃主动恢复了与比安卡的关系后，她们友情一直很稳定。1980年萨特去世后，波伏娃打算出版萨特的书信集，其中《致海狸与其他人的信》于1983年出版，书里收录了13封萨特写给比安卡的情书。该书导致波伏娃和比安卡之间再次发生了一次比较大的冲突。这本书的出版还引起奥尔加的不满，她对波伏娃很有意见，很快就闹翻了。　　1990年，《致萨特的信》和《战争日记》以及传记《波伏娃·德·波伏娃》的出版大泄比安卡的隐私，比安卡遭受严重打击。此时波伏娃已经去世4年，比安卡不可能跳进坟墓里和波伏娃绝交。但她咽不下这口气，被逼无奈，她写下了《被勾引的姑娘》。 　　波伏娃为什么要出版萨特的信件呢？当时波伏娃的这一举动有点意气用事的味道。1973年，萨特双目失明后找了个秘书协助工作，处理杂务，以减轻波伏娃的负担。秘书名叫皮埃尔·维克多，是个女里女气的年轻男子。在政治立场等方面他们的看法很一致，比较投缘。维克多后来和萨特合写过一本书，发表了一些文章。但他就慢慢僭越了秘书的职责范围，比如：经常以他和萨特两个人的名义发表一些不合时宜的文章，这些文章有不少和萨特的主张相背离。波伏娃觉得他这是在借萨特之名宣传自己的主张，炒作自己，也败坏了萨特的名声，但波伏娃已经无法控制维克多，只好任由他无法无天。另外，早在1965年，萨特经有关部门批准，正式将28岁的阿莱特·艾卡姆——他曾经的情人和学生，收为养女，并把她的名字改成了阿莱特·萨特。这意味着阿莱特将成为萨特的文学继承人，而波伏娃什么名分也没有。　　在萨特临终前的几个月里，这两人向波伏娃提出了许多无理索求，三人经常为争夺萨特在文学上、经济上的财产而大吵大闹。她气不过，并突然意识到，她陪伴萨特一生，没有地位，还在他将死之际受到排斥，最后很有可能她什么也得不到，人们也会逐渐将她忘却。波伏娃不甘陷于弱势，一气之下她决定发表萨特给她的书信，以此证明她在萨特的生命里曾经有过、现在也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这些信件萨特生前也同意过发表的。　　当然也不排除早在这之前，波伏娃就有发表他们之间来往信件的念头。在信件发表之前，波伏娃曾特地征求过比安卡的意见。她说她在整理信件过程中发现了一些萨特以前给比安卡写的信，她请求比安卡允许将这些信和萨特写给自己的信一起发表。旧事重提除了让比安卡感到难过以外，她还很奇怪，因为与萨特绝交后她已烧毁了萨特给她的全部信件。为什么波伏娃手中还会有这些信？比安卡仔细回忆了一下，惟一的可能就是，当年她常常把萨特写给她的信拿给波伏娃看，之后却忘了要回来。波伏娃也没有主动归还的意思。比安卡不禁怀疑，波伏娃当年就有意将这些信扣留，等着有朝一日发表赚钱。对于这一点波伏娃拒不承认，始终强调她是“偶然”发现这些信的。　　比安卡并不愿意将自己的隐私暴露在公众之下。但当时波伏娃跟萨特的秘书与养女针锋相对，处境很不好，萨特又重病在床。善良的比安卡考虑再三，答应了波伏娃的请求。比安卡要求不要暴露她的真名，用化名来代替，并且删去一切和比安卡身份有关的内容，让读者无法猜测出信的主人。第二部分：爱情契约都是信件惹的祸（2）-（图）　　波伏娃没想到比安卡会答应，因为她之前还去找了奥尔加和旺达，希望发表萨特给她们写的信，都碰了壁，她们拒绝拿出信件。波伏娃很高兴比安卡同意发表，并信誓旦旦地保证，信件用完之后一定物归原主，任由比安卡处置。　　1983年《致海狸和其他人的信》出版了，书中除了收录萨特写给波伏娃和比安卡的信，还有一部分他写给卡米耶和养女阿莱特的信件。比安卡迫不及待地看了这本书，看后大失所望。在她看来，书中暴露了萨特“哼哼唧唧”倾吐感情的方式，还有大量令人作呕的性爱细节，实在不忍卒读。这能给大名鼎鼎的萨特带来什么荣誉吗？一个作家的性爱就那么值得关注？因而要占据读者大量的视线？她后悔将自己的信件置于这样一本赤裸裸的散发着肉体气息的书里。面对她的质疑，波伏娃的解释是：“一个作家应该向公众显示他真实的面目。”　　这话让比安卡感到一阵不安。对她而言，当年她与萨特的交往是单纯的，她从未想到这些事情将来要被公之于世。那些交往的细节、感受难道不是应该属于他们两个人的吗？萨特的行为向来带有很多理性和有意去做的成分。他对自己的爱是真诚的吗？他甚至可以将和女人的相处，用极为理智的语言来分析它的意义。他与每一个女人的交往，都只是一场爱情实验而已，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记录每一个女人的实验数据。爱上萨特的女人就要被置于观察、质疑中，处于无所不在的语言的监控之下，像在实验室的老鼠。对萨特来说，写作是最至高无上的事，活着就是为了写作，整个世界只是他写作的材料，为了写作可以牺牲任何人的幸福，甚至包括自己的快乐。波伏娃也是一样，她之所以一直陪伴萨特到死，也是为了写作。萨特可以无限地满足和调动她本人的语言欲望、她在智性方面的野心和追求。她把自己变得适合于写作，以写作的眼光来要求生活。而比安卡，她无意识地卷进了这两个人自编自导、自得其乐的游戏，在其中充当消极被动的“他者”。　　书出版后，波伏娃没有按照约定归还信件。每次她和比安卡见面都说忘了带，推三推四的，这一拖就是三年，直到波伏娃去世也没有把信还给她。后来比安卡找到波伏娃的养女西尔维问她要回信件。西尔维马上还给了她。比安卡忍不住问她为什么波伏娃迟迟不愿意还她信。西尔维脱口而出：“她是怕你把信烧了。”比安卡无语。第二部分：爱情契约都是信件惹的祸（3）-（图）　　人散场了，戏却没有落幕。　　曾经，波伏娃在临终前，她忍不住问比安卡现在是否还恨他们。比安卡十分真诚地说：“你们确实给我造成了很大伤害，我的一生都在为此烦恼。但是没有你们当初教导我，为我打开通向世界的道路，我也不会成为今天的我。”波伏娃流出了感激的眼泪，她得到了被害者的原谅，了无遗憾地离开了人世。　　看到这里，他们三人似乎已经是一个大团圆结局。比安卡显然已经不再想计较那段往事的是非得失。那么她为什么还要在波伏娃死后七年写这样一本好像在说他们坏话的书呢？　　1990年，《致萨特的信》和《战争日记》的出版，让比安卡的生活再掀波澜。《致萨特的信》和《战争日记》是1939—1941年波伏娃的日记和给萨特的信。在那段时期，波伏娃同时和博斯特、丽丝、比安卡保持着性关系。萨特则和波登、比安卡、旺达发生了关系。根据他们不隐瞒不欺骗的原则，这本书里对私生活的描写有些十分露骨。虽然书中还是依然用了路易丝·维德里纳作为比安卡的假名，但是一些熟悉比安卡的人还是猜了出来。　　比安卡非常想看这本书，但是她的好朋友劝她最好不要看，免得徒增烦恼，但是她非常想知道当萨特和波伏娃先后和自己绝交的时候，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他们俩一定在信中谈到过这些。她花了几个星期做好受刺激的思想准备，决定看这本书。　　这本书还是让她大吃一惊。“在揭露别人隐私的时候，波伏娃真是什么都敢说。”这本书比上一本的描写更露骨，以“极其庸俗”的方式泄露了她的全部私生活，并用非常不屑的口吻谈论她的性格、她的犹太人身份。更令她吃惊的是她终于知道波伏娃对她的真实看法。的确，波伏娃和萨特之间是保持这种永不欺骗、永不隐瞒，在信里把什么都写出来了。然而，为了保持彼此的忠诚，他们却不惜对其他的人不断地编造谎言。原来当萨特甩掉她后，波伏娃劝慰她完全是出于假仁假义。实际上她非常希望萨特与比安卡分手，她还在信中给萨特出主意，教他如何甩掉比安卡，甚至不惜诋毁比安卡，并毫不讳言自己讨厌比安卡。　　波伏娃在比安卡心中的美好形象彻底破灭了。她在《被勾引的姑娘》中总结道：“波伏娃把她班级里的姑娘当成一块鲜肉，总是自己先尝一尝，然后将她们献到萨特手里。不过总而言之，我相信他们未发表的条约、他们的“偶然的爱情，实际上只是一种‘诀窍’，是萨特为了满足征服的需要而发明的、波伏娃也不得不接受的一种讹诈。”比安卡感叹自己居然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和波伏娃恢复友谊也许是她这辈子做的最蠢的事。但是死者已矣，比安卡也无能为力，她只能再次忍受波伏娃对她的诋毁。正当她努力调整心理从第三次悲伤中走出来时，迎接她的是又一记当头棒喝。第二部分：爱情契约都是信件惹的祸（4）-（图）　　1990年，一个美国记者给波伏娃写的自传《波伏娃·德·波伏娃》里用了“比安卡”这个真名，还介绍了假名路易丝·维德里纳的由来。甚至写明了她娘家的姓以及婚后的姓。比安卡一个在美国的亲戚看到后告诉她。是波伏娃忘了把这个原则告诉记者？还是她故意捣鬼？比安卡为波伏娃不守诺言感到愤怒。比安卡和丈夫一直生活在巴黎，她害怕一旦该书的法文版在法国出版，会对自己的声誉造成影响。她急忙找到这本书法译本的出版商，让他们不要公开自己的真名。经过18个月的艰难协商，最后决定用比安卡·朗布兰姓名的起首字母D.B代替真名。1991该书法译版由法国法亚尔出版社出版。　　 这一刻的比安卡比50年前遭到抛弃的时候更难过。她决定有必要自己写一本书反击，也就是《被勾引的姑娘》：“我在发现我终身热爱的女人的真正人格时感到一阵恶心。”比安卡觉得他们俩是聪明的，有魅力的，但是却没有人性，没有道德。有的哲学家，是事后把自己当作哲学的材料来分析和总结的，而萨特的不同在于他事先就把自己当作哲学的工具材料来运用，这是不是虚假的刻意制造？波伏娃和萨特将写作看成生命的一切。是不是自以为自己的事业崇高就拥有了违反基本人性的特权，那么这所谓的崇高事业是不是在迷惑大众欺世盗名？萨特的好友梅洛·庞蒂也曾对萨特与波伏娃的生活方式产生过怀疑，他对“契约式爱情”始终无法理解：“萨特在理论上也许还不错，但从道德上讲，我怀疑他是否有那样好。”　　比安卡在书中写到，在恢复友谊后，波伏娃问她为什么不写作。比安卡说是因为波伏娃和萨特的做法让她非常讨厌写作。波伏娃听说后感到很内疚。其实这并不是比安卡的心理话，事实上，她对萨特和波伏娃式反人性的写作生活嗤之以鼻：“但是我不愿告诉她全部真相。如果要说出来的话，我会说在深切地认识了著名作家的生活——被写作计划和压倒其他考虑的野心所控制的生活——和经受了他们给我造成的痛苦之后，写作在我看来就是否定性的、甚至是令人反感的行为了。如果作家就要使这种职业拥有这样的特权，就要去伤害和践踏他人的感情，那就让他们去当作家好了，反正我是不当的。现在她去世了，我可以说出这样严酷的想法而不会伤害她。”第二部分：爱情契约波伏娃与“身体写作”（图）　　波伏娃曾经在自传中表达过类似的意思：“生活中的一些现象稍稍脱离原有轨迹时，也就是文学诞生之时。当生活乱了套时，文学就出现了。她不能制造国家的不幸，但是她可以制造自己生活的不幸或者波折。”　　　　前几年流行一个词语叫作“身体写作”，这个词语倒也很能概括波伏娃中早期的文学创作历程。　　除了哲学著作《第二性》，以及长篇小说《人都是要死的》这两部与她的生活关系不大之外，几乎所有小说都是根据她的生活改编的。从一开始创作小说《精神的优势》，就是遵循这一道路，将女友扎扎故事改头换面。那时她写得束手束脚，没有放开。直到有一天，萨特建议她：“你为什么不写写你自己呢？”让波伏娃茅塞顿开。她找到了打开文学殿堂的钥匙，但是最后也走上了“贩卖隐私”的不归路。　　《女宾客》是她描写自己经历过的“三重奏”，自传性质十分明显。她的成名作——获得1954年龚古尔奖的小说《名士风流》中所塑造的形象也都来源于她生活中的朋友。《名士风流》描写了从1944年巴黎解放，经1945年攻克柏林、原子弹毁灭了广岛直到马歇尔计划在欧洲实行、冷战日趋激烈这短短的三四年中，活动于其中的知识精英，其实就是写波伏娃和她的朋友们。　　那个早在战前就是知名的作家与思想家的迪布勒伊，二战后全身心地投入了反抗纳粹德国的斗争，成为了一个社会活动家与政治家，是以萨特为原形的。萨特在战后法国思想界的泰斗地位、他对青年的巨大影响，以及他身边团结了一批思想左倾的知识分子，与小说中迪布勒伊的地位几乎一模一样。迪布勒伊的妻子安娜就是波伏娃自己，迪布勒伊的朋友亨利则是暗指加缪，不过他身上也混合了一些萨特的特点。萨特1952年与加缪论战后中断了两人的友谊一事，也变成了小说中迪布勒伊与亨利决裂的情节。而安娜与美国作家刘易斯的爱情故事，就是波伏娃从1947年到1950年与美国作家纳尔逊·奥尔格伦之恋。　　成名后的波伏娃有许多花边新闻，这在作家中是十分少见的。中国有句老话：国家不幸诗家幸。波伏娃曾经在自传中表达过类似的意思：“生活中的一些现象稍稍脱离原有轨迹时，也就是文学诞生之时。当生活乱了套时，文学就出现了。她不能制造国家的不幸，但是她可以制造自己生活的不幸或者波折。”她所追求的或者说制造的“非正常生活”一次次触发了她的文学灵感。她出版了自己全部的生活，不过当她把生活中经历的一切都写进作品时，是否构成了对生活及有关人们的轻蔑、侮慢乃至亵渎？《名士风流》中刘易斯这个形象，是根据她的美国情人纳尔逊·奥尔格伦为原型的，奥尔格伦读后惊呼并为之愤慨：天哪，她是不是记下了我们做爱时的全部细节？　　不过西蒙娜并不同意将《名士风流》中的人物与她的现实生活中的朋友一一对应：经历不等于一切事实，我也不想写一部编年史……《名士风流》不是纪实小说，我讨厌纪实小说，安娜不是我，我只是借她的口说我要说的话。至于亨利随便人们怎么说，他反正不是加缪，绝对不是。把萨特和迪布勒依等同起来这同样荒谬。　　她不但出版了她所能保存的、获得的全部信件。她还给萨特写了口述整理的传记，自己又写了四本厚厚的自传。作家当中几乎没有人写了这样长的自传。也许波伏娃是一个非常自恋的人？可以说，她能写的都写了。看她的小说，有时候真是要被她絮絮叨叨的日常生活描写打败了。不过这也是那个年代作家的特点，生活圈子的狭小使得他们更关心自己。　　有人说，波伏娃是一个具有双性气质的女人。二战后，她曾因为与学生同性恋被开除公职。上文曾经提到，她与学生比安卡发生了同性恋。在那时，她还有另外一个同性恋伴侣丽丝，和比安卡不同的是，丽丝与萨特并没有产生恋情。第二部分：爱情契约暴风骤雨般的情人（图）　　本着不欺骗不隐瞒的原则，波伏娃将这一切也都写信告诉了萨特。　　　　现在人们也许对同性恋抱有相对宽容的态度，同性恋作为人类一种自然现象逐渐被社会所接纳。但是二战期间，同性恋的地位和犹太人一样低等，并被认为是可耻的、不道德的。希特勒在屠杀犹太人的同时，也对同性恋进行镇压，纳粹监禁了数以万计的同性恋者。波伏娃就是在那段风声鹤唳的日子，与她的学生丽丝结为同性恋伴侣。有人把丽丝称作波伏娃“暴风骤雨般的情人”，丽丝对波伏娃感情热烈奔放。　　丽丝和比安卡一样，也是波伏娃在莫里哀中学教书时候的学生。那时的波伏娃已工作七年，是一个教学经验丰富的女老师。“我已经懂得要对眨得太快的眼睛和浮着聪明笑意的嘴唇多多留意。”一张符合条件的脸庞进入她的视线。她就是丽丝。她太显眼了，长着一头闪亮金发的她经常和波伏娃过不去。她老是瞪着眼睛凶巴巴地望着波伏娃。上课时她总是打断老师讲话，猛然举手大声说：“老师，我不懂！”她经常在课堂上反驳波伏娃，大讲特讲自己的观点。波伏娃不但不生气，还很喜欢她这种大胆直率的性格。　　丽丝是移居法国的俄国人，不过她父母没有入法国国籍，所以她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国人，她是一个没有国籍的人。她虽然经常和波伏娃顶嘴，但是她心底里很佩服波伏娃的风采和气度。有一天她特地在地铁口等波伏娃，对她说：“总的来说，您的课最有趣。”从此以后，波伏娃经常会在地铁口“碰巧”遇见丽丝，然后她们边走边聊直到学校。丽丝的成绩也一跃成了全班第一。17岁那年她考入索邦大学化工专业。　　波伏娃与丽丝相识时，萨特正在服兵役，她一人在巴黎过着孤独的日子，是丽丝填补了她生活的空白，但是因为波伏娃要写作，丽丝经常抱怨她忽略了自己。她对波伏娃百般嘲讽：“成为一个二三流作家有意思吗？”同时，丽丝为萨特不在波伏娃身边感到幸灾乐祸，因为如果他在的话，波伏娃和她在一起的时间就更少了。有时波伏娃想念萨特，丽丝就妒火中烧。她忍不住对波伏娃说：“我真恨不得他死了才好。”很明显，她们的关系超越了一般的女性友谊。　　在波伏娃的两本回忆录中刻意隐瞒了她和丽丝之间的同性恋关系。实际上，丽丝始终在引诱她。丽丝的性格顽固，脾气暴躁，是一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人。1939年10月11日，波伏娃和丽丝在一家旅馆里发生了同性关系。　　在丽丝与波伏娃的关系中，波伏娃始终是被动的。丽丝对波伏娃十分依恋。她经常赖在波伏娃的公寓里直到晚上还不肯回家，一定要和波伏娃睡在一起。自1939年9月2日，二战爆发之后，巴黎进入备战状态，全城实施宵禁。波伏娃催她在宵禁之前离开，但是丽丝始终不肯走，直到宵禁时间到了。没辙，波伏娃只好给她搭了一张床让她住下。结果丽丝得寸进尺，第二天故伎重演，摆出一副要在她家安营扎寨的势头。波伏娃气坏了，她把丽丝关到门外，不让她进房间。丽丝不停地按门铃，波伏娃硬起心肠不去开门。最后，门铃不响了，波伏娃终于松了口气，安心地上床睡觉去了。第二天早上，波伏娃打开门一看，可怜的丽丝耷拉着脑袋睡在门边，脸上满是泪水和灰尘。波伏娃这才觉得自己做得有些过分了。　　同样，本着不欺骗不隐瞒的原则，波伏娃将这一切也都写信告诉了萨特。萨特没有表示支持，却也未对她搞同性恋大惊小怪。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萨特能心平气和地看待同性恋问题非常难能可贵。不过是否也可以认为，萨特从未对波伏娃的任何情人表示愤怒、嫉妒，这说明他对波伏娃的感情根本就是冷漠的。第二部分：爱情契约集中营里的乐观生活（1）-（图）　　萨特为自己的成功感到高兴，但他从未忘记要逃跑。　　　　二战爆发后不久，1940年的四五月间，德军先后迅速入侵了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国家。当德军转而攻入法国时，因为法国军队对当前战争形势估计不足，导致节节败退，一溃千里。6月14日，法国政府撤出巴黎，德军不费一兵一枪，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巴黎。法国老百姓开始大逃亡。早在德军进驻巴黎的前四天，波伏娃匆匆告别丽丝，和学生比安卡逃出了巴黎。她已经听说萨特被俘的消息。6月30日，法国败局已定，老百姓们重新回到了巴黎。波伏娃也踏上阔别20天的巴黎土地。此时的巴黎已是千疮百孔、一片狼藉。空中时常有飞机擦着房顶呼啸而过。　　波伏娃想起一战时，自己单独一人胆大妄为地走在空荡荡的大街上。波伏娃再也不是那个没心没肺的小女孩了，她没有兴致。在前线打仗的萨特情况十分不妙，1940年6月21日，萨特35周岁的生日，这一天也是巴黎失守的日子，萨特被俘，他被送往巴卡拉的集中营。回到巴黎的第10天，波伏娃在焦急等待中收到了萨特来信。信上只有寥寥几句，说他没有受到虐待，马上就能回家。“他还活着！”波伏娃百感交集。丽丝听说萨特被俘十分开心，她不合时宜地说：“幸好他被俘了，要不您一定不再理睬我啦。”　　9月，萨特又给波伏娃写了信，他又被送到德国的特雷芙的一个战俘集中营，开始了他长达9个月的战俘生涯。关于集中营种种恐怖的传闻充斥着波伏娃的耳朵，她不禁为萨特担心起来，她被种种幻觉困扰着：萨特过着不见天日的生活，即将被折磨致死。　　实际上，萨特的生活远非波伏娃想象得那么惨。一开始，因为萨特懂德语，被派到集中营医院当翻译，他不用干活，而且还可以自由走动，配给他的牢房里只有两三个人。这算是战俘里比较好的待遇了。但是3个月后，萨特的工作被顶替了，为了避免被派去干苦力，萨特自告奋勇报名参加演员。每个星期天在一个大仓库里为战俘和管理者们表演杂耍、拳击、摔跤等。　　十几个“演员”同住一个牢房。萨特与室友们相处得很融洽。萨特经常在晚上给同伴们讲笑话，讲故事，同伴们都听得津津有味。战前萨特就出版了小说《恶心》，在社会小有名气，战俘中也有一些比较有学问的人，以前就听说过萨特，他们很快就结成朋友。萨特还曾经给20多个战俘作过一个演讲，是关于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法国作家马洛对死亡的态度。这个题目很符合战俘们当时的心境，因为他们受到纳粹的管制，随时面临死亡。这次演讲很受大家的喜爱。　　一次偶然的机会，德国军官给了萨特一本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因为海德格尔比较得当局欢心。萨特成天捧着这本书，继续写他的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虽然集中营伙食很糟糕，但总的说来日子并不难熬。他给波伏娃写信说集中营生活挺有意思，把波伏娃搞得一头雾水。　　转眼到了1941年12月底，萨特和战俘们准备一起搞个圣诞剧。萨特灵机一动，决定把耶稣诞生剧《巴里奥纳》改编搬上舞台，剧中罗马对巴勒斯坦的占领其实暗指德国对法国占领。萨特亲自导演并扮演了其中的主角。战俘们一下子就看出剧中“抵抗”的含义，大家都因为受到了鼓舞而激动不已。但是德国人什么也没看出来。　　萨特为自己的成功感到高兴，但他从未忘记要逃跑。他所在的战俘集中营靠近卢森堡，已经有不少战俘偷越边界逃跑了。集中营里有人专门成立了安排战俘逃跑的组织，还为战俘提供身份证、服装等一条龙服务，把他们送出边境。萨特也想这么做，他暗中观察一切可以出逃的机会。第二部分：爱情契约集中营里的乐观生活（2）-（图）　　正在这时，德国人宣布将择吉日释放一批集中营的老百姓，其实战俘集中营中大部分都是在路上或者村子里的老百姓。如果有一本预备役付款簿，并且身体不合格、年龄过大或过小就可以确证自己的老百姓身份。萨特找到集中营里的造假高手弄来一份预备役付款簿。在检查身体的时候，他用手指着自己的斜眼说：“视力模糊。”轻松地通过了检查，走出牢房的那一刻，他心中充满了狂喜。　　1941年3月底，波伏娃吃完饭回到旅馆，发现文件夹中有一张纸条：“我在三个火枪手咖啡馆。”她认出这是萨特的笔迹，心怦怦跳着，飞奔来到咖啡馆，见到胡子拉碴的萨特，不禁一阵心酸。　　萨特不在的日子，她担惊受怕。虽然萨特经常给她写信，但是因为寄出集中营的信件都要接受内容审查，波伏娃总觉得萨特是在刻意美化集中营的生活。萨特在医院担任翻译的时候给波伏娃写过几封信，波伏娃接到信后一看地址是集中营医院，吓得差点晕过去，她以为萨特生了重病被送进了医院，很是瞎着急了一番。不过后来她知道了萨特在集中营的确过得还算顺利，就不再为他瞎操心。她重新恢复了《女宾客》的写作，还看了不少黑格尔的书。　　那段日子里，波伏娃和丽丝、比安卡、旺达、博斯特、奥尔加生活在一起。不久，博斯特入伍，奥尔加重新开始在迪兰的剧院演戏。丽丝和奥尔加经常吵架，不过她和旺达倒是很谈得来。丽丝仍继续她的大学学业，在保持与波伏娃情人关系的同时，她和一个叫做安德烈·莫罗的同学同居了，他是一个富家子弟。很快，他们俩又分手了。丽丝的母亲极力阻止他们分手，因为她看中安德烈家有钱，女儿跟着他一定有好日子过。但是丽丝叛逆心理很重，母亲终日没完没了的唠叨反而加速了她和安德烈的分手进程。　　萨特回来后，波伏娃告诉他，他小时候的朋友，巴黎高师“铁三角”之一的尼赞在前线身亡。虽然这些年与尼赞的关系有所疏远，但是这个噩耗仍然让萨特久久无法平静。第三部分：逐出莫里哀学校逐出莫里哀学校（1）-（图）　　学年结束后，学校开除了波伏娃。　　　　虽然说小别胜新婚，但是经过战争的洗礼，分别了将近一年的波伏娃和萨特都感到两人在不少方面都有些格格不入。早在二战前，他们就战争的看法产生了诸多分歧。波伏娃不希望发生战争。好友尼赞与上层人物有所接触，知道一些内部消息，他告诉她不会发生战争，波伏娃松了口气。可是萨特却认为战争一定会爆发。1938年8月慕尼黑协定签定后，萨特认为：不能无限制姑息希特勒。波伏娃则认为：即使是最坏的不公正，也比战争好。或许，女人天性就是惧怕战争的。　　萨特回到巴黎后，波伏娃竟有与萨特无法交流的感觉。她认为集中营的生活一定是非常恐怖的，她无法理解萨特居然在那过得既快活又有成就感。她对萨特喋喋不休地表达对集中营生活的留恋感到匪夷所思。萨特则对战后的巴黎照样歌舞升平感到不解。　　在集中营里，是敌我分明，没有妥协的。萨特把集中营的思维带到了战后的城市，指责波伏娃的妥协，说她不应该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而在非犹太人和非共济会回援的声明上签字，也不应该到黑市上买东西。波伏娃气呼呼地反驳：“如果你想在巴黎活下去，就得对一些事情妥协。”　　战后巴黎人民半死不活的日子令萨特十分反感：“早知还不如在集中营里呆着，那里的日子可比巴黎带劲。”他不可能回集中营去，但他决心要把巴黎营造成一个有斗争热情的城市。他对波伏娃说：“我们要把人们组织起来抵抗。”虽然波伏娃不完全理解萨特要怎样抵抗，但她依然支持他。二战前她曾认为战争不会爆发，萨特认为一定会爆发，结果真的爆发了。萨特总是正确的，波伏娃这样想着。　　自从萨特回来以后，丽丝就很不爽。一次波伏娃和萨特去咖啡馆，她无意间回了一下头，只见一个熟悉的身影一闪。原来是丽丝！她在跟踪他们，波伏娃又好气又好笑，她招呼在远处探头探脑的丽丝一起过来坐下。丽丝发现自己暴露了，感到很尴尬，她脸色铁青地走了过去。萨特宽厚地朝她笑笑，丽丝顺势在萨特身边坐下，她拿出一根别针，半真半假地说：“这是为你准备的，要不是看在你对我还算客气，我就要用它刺穿你。”萨特没把这种充满孩子气的威胁当回事，一笑了之。丽丝觉得萨特这是在嘲笑自己，愈发恼羞成怒。她决定要给他点教训，好好耍耍他。　　一次波伏娃约萨特在圆顶咖啡馆见面，结果左等右等萨特还不来。不一会萨特来了，丽丝也跟在后面。原来全是丽丝在捣鬼，她先在半路上拦住萨特说波伏娃改地方了，她在三个火枪手咖啡馆等你。于是萨特来到了“三个火枪手”。丽丝开始喋喋不休地与萨特聊上了，萨特感到有点不对头：“海狸怎么还没来？”结果丽丝若无其事地说：“波伏娃在圆顶呐，刚才我都是骗你的。”　　萨特感到莫名其妙，他气愤地责问：“你干吗骗人？”丽丝振振有辞：“就是想和你谈谈，看看你是什么样的人。”正所谓不打不相识，经过这次“较量”，丽丝对萨特的态度开始好转。萨特一度想和丽丝发展成情人，被丽丝拒绝了。尽管丽丝也是非常喜欢萨特的，但她不喜欢“三重奏”这种方式，她能给予萨特的只是友谊。　　和安德烈分手后，丽丝和一个叫博拉的18岁小伙子相爱了。博拉曾是萨特的学生，他性格单纯温柔，对丽丝的霸道固执性格，给予了很大的包容。可是丽丝的母亲却不喜欢博拉，她指望女儿和第一个男朋友——富家公子安德烈复合。但是丽丝很快和博拉同居，丽丝母亲勃然大怒，她去找波伏娃希望她说服丽丝离开博拉。但是波伏娃没有这样做。丽丝的母亲恼羞成怒，她来到波伏娃工作的莫里哀学校，控诉波伏娃让未成年少女堕落了。丽丝母亲所说的“波伏娃让未成年少女堕落”具体究竟是指什么？极有可能是丽丝的母亲向校方揭露了波伏娃和丽丝的同性恋关系。学年结束后，学校开除了波伏娃。　　不幸的是，一年以后博拉和他爸爸被抓进集中营，因为他们是西班牙犹太人。波伏娃和萨特动用种种关系尽力营救，但不久博拉父子还是被德国人残忍地杀害了。丽丝为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悲痛欲绝。波伏娃成了她惟一的依靠。　　过了一段时间，丽丝和一个美国兵相爱，但她仍然无法忘记博拉。她不想继续留在法国这个伤心地，就跟着美国兵来到美国。美国兵不久抛弃了她，丽丝独自带着女儿，靠在大学里教授法语为生。后来她和学校里的一个物理学家结婚，感情非常好。不过同时她还和几个同性恋者有关系。　　波伏娃来美国的时候，丽丝还经常来看望她。不过波伏娃不想与之维持同性关系，两人在完全不同的国度分别时间太久，共同语言已经不多。在波伏娃看来，丽丝已经被美国人同化，原先生动鲜活的面容现在变成了一张死板冷漠的美国式的脸，而且衣着十分粗俗。她们之间虽然友好，但并不亲密。波伏娃开始慢慢疏远她。当她们俩人都在巴黎的时候，波伏娃就已经有点烦她。因为丽丝从小家庭贫穷，她有偷窃的习惯，为人处事也有点鬼头鬼脑的。再加上她老缠着自己，令波伏娃不胜其烦。丽丝仍然经常抱怨波伏娃对她冷淡，因为她对波伏娃的感情很深。她一生都没有摆脱博拉之死带给她的痛苦。第三部分：逐出莫里哀学校逐出莫里哀学校（2）-（图）　　中年后的丽丝精神出现问题，变得神经质，波伏娃说：“她的周身散发着一股令人不快的药房气息，她一旦开始疲倦就大量出汗。虽然丽丝后来的丈夫待她很好，但是依旧没能消除她的心理阴影。1968的一天，丽丝的丈夫突然写信给波伏娃：“我想告诉你一件可怕的事，我们离婚了，因为丽丝死了。”丽丝死于流感。一个月后，波伏娃收到一只包裹，寄件人写着丽丝的名字。波伏娃楞楞地望着这个从阴间来的礼物。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只水果蛋糕，是丽丝临死前两天给波伏娃订送的。　　　　有人曾批判二战后1940—1944年的萨特与波伏娃的行为举动是“一段如此甜蜜的沦陷时期”。他们在战争年代只顾发展自己的文学生涯，写了不少书。确实，他们的文学生涯都起步于沦陷时期。这期间波伏娃凭借处女作《女宾客》进入大众视野，而萨特的名声则比战前更加响亮。　　《女宾客》　　《女宾客》，也就是指奥尔加是来到她生活中的不速之客的意思。　　　　集中营生活虽然使萨特萌发了抵抗的念头，他组织了“社会主义与自由”，成员大多为巴黎高师的师生。这个抵抗组织的最终解散让萨特觉醒了的政治理想再次昏迷，他只稍微醒了一会儿又重新睡了过去。在沦陷时期，他只顾埋头雕琢他的文学和哲学著作，波伏娃也同样如此。其实，萨特是在以自己的方式进行了许多抵抗。　　话说萨特离开集中营后重新在巴斯德中学教书，在此之余他也在潜心写作，著作《理智之年》即将完稿。波伏娃的小说也正在飞速进行中，奥尔加和旺达姐妹俩在迪兰的剧院当小演员。一切似乎都像战前那样平静。　　事实上萨特已开始着手进行他的抵抗活动。他找到了自己的几个学生，博斯特等，还有大学同学梅洛·庞蒂。大家都痛恨德国人和投敌分子，聚集在波伏娃的房间里开会，一致认为抵抗组织的主要任务是收罗情况，散发小册子和简报。萨特给这个组织起名为“社会主义与自由”。社会主义与自由组织开始同巴黎其他抵抗组织取得联系，壮大抵抗力量。　　奥尔加和旺达对演戏失去了兴趣，她们想迅速成名，而不是老演些二三流的角色。导演对她们说：“想出名就得找人给你们写个好剧本。”萨特得知后，猛然想到：自己在集中营里写的那部戏不是激起了战俘们的信心和抵抗意识吗？如果能写个让法国人重整旗鼓的戏，一方面可以作为抵抗小组的活动手段之一，另一方面一定能把奥尔加、旺达捧红。他激动起来，在脑子里构思起剧本来。　　暑假到了，波伏娃和萨特照例去旅行，这次他们打算去自由区。一方面办理萨特退役手续，另一方面还可以与其他抵抗组织取得联系。丽丝送给萨特一辆偷来的自行车让他们旅行时可以骑。她说即便萨特不接受，她也不打算物归原主，萨特看着丽丝执拗的表情，只好接受。他们来到自由区看了一位叫卡恩的抵抗组织成员，谈得十分投机。但不久，卡恩就被德国人杀害。随后波伏娃和萨特去见了几位当时的文化名人——纪德、马罗尔等，他们大都十分冷淡，对萨特的抵抗建议不置可否。第三部分：逐出莫里哀学校逐出莫里哀学校（3）-（图）　　在旅途中，波伏娃差点死掉。那天中午，波伏娃在山顶的一家小餐厅，喝了点白酒，脑袋晕晕忽忽地骑着车下山。下坡时，她车闸失灵，眼看就要撞上迎面而来的两个骑车人，她只好猛地将龙头左拐，摔倒在路边，离悬崖峭壁仅有一两米远。波伏娃当场晕过去。不知过了多久，她终于醒了，映入她眼帘的是站在身边萨特焦急的脸。萨特扶着她去一户人家处理了一下伤口。因为波伏娃已经无法骑车，他们只好改乘火车。乘客们看到波伏娃都大惊失色，就连朋友都认不出她了。她整个脸肿得好像猪头，眼睛肿得只剩下一条缝，门牙也掉了一颗，满脸都是道道。不过第二天波伏娃感觉身体恢复一些了，马上骑车出游，行人的哄笑甚至围观她丝毫不在意。这次遭遇让波伏娃有了一种奇妙的体验，曾经那么接近死亡，但是却没有死。好像人永远也不会死一样。这或许就是波伏娃的小说《人总是要死的》的最初灵感。　　波伏娃和萨特在自由区没能找到一个愿意联合“社会主义与自由”组织共同进行抵抗的反抗组织，无功而返。回到巴黎后他们得知，巴黎的一些抵抗组织对德军采取了暴力行动，政治气氛骤时紧张起来。这些抵抗组织和萨特的“社会主义与自由”很像，都是由一些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他们没有地下工作经验，各自为政，缺乏凝聚力。经常是啥都没干，就被抓了起来，很容易失败。 　　萨特觉得“社会主义与自由”急需依附一个更大的组织来发挥自己的作用，光靠发传单、提着复写机到处跑十分危险。其他抵抗组织的失败让他意识到，不能停留在单打独斗的初级状态。萨特想起在集中营期间，他曾与一些共产党人有来往，也发现共产党的抵抗组织强大有力，决心与他们联手。但是共产党认为萨特是德国人的奸细，拒绝合作。　　当时已经有一些其他抵抗组织的成员被迫害，其中还有波伏娃的朋友、学生。为了不让他的好朋友博斯特等人因为自己遭受无辜的牵连，做无谓牺牲。同时考虑到这个组织成立以来也并未做什么实质性的抵抗，权衡再三，萨特忍痛解散了“社会主义与自由”。他把精力投放到剧本的写作上，来表达他对抵抗运动的态度。　　波伏娃也完成了她的小说《正当防卫》，是描写她与萨特和奥尔加“三重奏”的。萨特对这部小说评价很高，将它推荐给了伽利马出版社。出版社很看好这部小说，并让波伏娃改个题目。波伏娃再三考虑，改了一个直白的题目——《女宾客》，也就是指奥尔加是来到她生活中的不速之客的意思。第三部分：逐出莫里哀学校煮饭烧菜 乐此不疲（图）　　她经常在市场上闲逛，偶尔获得一个甜菜或者大白菜，开心得就跟发了大财似的。　　　　天气日渐寒冷了，城里的紧张局势丝毫没有减弱，巴黎人的生活也变得拮据起来。1941年冬天，波伏娃的生活变得艰难起来。奥尔加、旺达、博斯特、丽丝都时刻饱受饥饿和寒冷的煎熬，他们经常到萨特与波伏娃的住处蹭饭。食物短缺成为波伏娃最头疼的问题 　　波伏娃从小不会做饭，成年后她总是到餐馆解决。对于她来说烧饭做菜是一项太女人的工作，从来不屑于做。如今她不得不借来锅碗瓢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为了买到不用定量卡的食物，她经常在市场上闲逛，偶尔获得一个甜菜或者大白菜，开心得就跟发了大财似的。很快她就对烧菜乐此不疲。她经常买一大堆生虫子的豆子，和大家一起聊天，不厌其烦地花几个小时把好豆子挑出来。丽丝也经常不知从哪里搞到一些食物。每当闻着饭菜飘出来的香气，大家狼吞虎咽地吃饭，她就感到幸福快乐。　　萨特似乎对她做的饭不那么感兴趣，这家伙愁的是没有烟抽。萨特是个烟鬼，在他成年后几乎所有的照片上，他都是烟不离手，那烟斗不是嘴里叼着就是手上拿着。黑市的烟价贵得惊人，萨特买不起，每当烟瘾一上来，萨特就只好去酒吧门口拣烟头，糅碎后塞进烟斗里接着抽。这时的他终于明白波伏娃所说的“妥协”二字的含义。　　波伏娃和萨特的住所经常停电，连蜡烛也买不到。傍晚房子里就漆黑一片，风冷飕飕地刮着。这时，他们只好结伴就来到附近的弗洛咖啡馆。有时咖啡馆里德国人高谈阔论，波伏娃与萨特也只能忍受心中的厌恶和仇恨，因为那儿暖和又明亮。他们喜欢一大早就来占个靠近炉子的位子，开始一天的写作。战前，萨特就非常喜欢那里，他的第一部哲学巨著《存在与虚无》就是在弗洛完成的。弗洛咖啡馆是文化艺术界名流的聚集之地，经常会在那里碰到毕加索等知名艺术家。第三部分：逐出莫里哀学校《苍蝇》公演（1）-（图）　　《苍蝇》公演了，这部戏非常成功，在德国人统治下的巴黎，这部表达自由心声的戏剧非常鼓舞人心。奥尔加也因此一炮而红。　　　　在这段忍饥挨饿的日子里，萨特完成了剧本《苍蝇》。《苍蝇》取材于古代传说。萨特对这个传说进行了一些改造。他旨在让法国人摆脱因战败产生的懊悔心理，要振作起来，争取自己的自由。《苍蝇》的女主角之一将由奥尔加饰演。萨特找到迪兰，迪兰也很喜欢这部戏，但是他拿不出这部戏的排演费用，需要有人赞助。　　正在萨特苦恼之时，梅洛·庞蒂给他介绍了个阔气的朋友。这人叫尼禄，和古罗马一位暴君同名。战时的巴黎人民大都穿得十分破烂，尼禄却衣着光鲜，看上去很有钱的样子。虽然波伏娃和萨特不喜欢他大吹大擂、自以为是的性格，但是他们也不会因此把一个肯花钱的财主赶走。他们小心翼翼地顺着他的意思，不戳穿他的牛皮。最后尼禄一高兴，和他们签定一个赞助100万法郎的协定。　　未等尼禄兑现他的钞票，波伏娃就听到了尼禄投湖自杀的消息。原来他身无分文，只是一个银行小职员，半年前诈骗了一些钱，后来诈骗被戳穿，他就自尽，但是却没死成，被抓进了监狱。波伏娃和萨特哭笑不得。　　1942年暑假，面临饥饿穷困的波伏娃和萨特还是照例出游。饱一顿饿一顿的生活很快就把他们的浪漫念头打回原形，他们根本找不到住的地方。一次他们身无分文，肚子饿了两三天，终于实在撑不下去了。此时正好到了勒梅尔夫人家附近，他们跌跌撞撞地按响了她家的门铃。一向很能挨饿的萨特已经是眼冒金星。因为饿到极至，他什么也吃不下去，只喝了几口汤就颤抖着倒在沙发上昏了过去。萨特彻底虚脱，他睡了三天三夜，仅靠流质事物维持。波伏娃也因为饥饿而导致身体机能紊乱，浑身长满了斑点。两人在勒梅尔夫人家住了一个月方才恢复。他们都感到力不从心。真的是老了，身体没有以前好了，不能再像年轻时那么疯了。　　在勒梅尔夫人家修养期间，他们读到一位年轻作者阿尔贝·加缪的小说《局外人》，这是一篇少见的精彩小说。萨特非常喜欢，特地在《南方手册》杂志上写了一篇盛赞《局外人》的书评。　　一个月后，波伏娃和萨特告别勒梅尔夫人，巴黎的情况更加艰难。虽然此时战争已经有所转机，英国军队开始反击之后，德国加紧了对占领区的镇压活动。　　第二年初夏，在萨特与迪兰的努力下，《苍蝇》公演了。这部戏非常成功，在德国人统治下的巴黎，这部表达自由心声的戏剧非常鼓舞人心。奥尔加也因此一炮而红。　　一天在这部戏的彩排的时候，萨特正在休息厅，这时一个皮肤黑黑的年轻男人走过来自我介绍说：“你好，我是阿尔贝·加缪。”加缪是小说《局外人》的作者，《局外人》出版后，以简练得近乎枯涩的笔调，冷静得近乎淡漠的口吻，震动了读书界。轰动一时的小说《鼠疫》也是出自他手。萨特也曾盛赞加缪的《局外人》，而加缪老早就十分欣赏萨特的《恶心》。波伏娃、萨特和加缪一见如故，很快成了好朋友，后来萨特还参加了加缪主持的抵抗组织运动。　　因为《苍蝇》的上演，共产党对萨特的看法大为改观，他们不再认为萨特是德国奸细，他们前来劝说萨特加入全国作家委员会，和他们一起进行抵抗，并表示之前都是一场误会。萨特同意了，为《法兰西文学》做了许多工作。　　处女作与“龚古尔奖”擦肩而过　　当她听到人们在咖啡馆里热烈讨论自己小说中人物故事的时候，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第三部分：逐出莫里哀学校《苍蝇》公演　　因为丽丝母亲举报波伏娃勾引女学生，波伏娃失去了教师工作。1943年巴黎解放以后，莫里哀学校决定恢复波伏娃的名誉，准许她继续教书，但波伏娃已经对重执教鞭失去了兴趣。尤其是1943年《女宾客》出版后大获好评，波伏娃考虑要专事写作。　　《女宾客》的出版后，读者反映十分热烈，成为公众的热门话题，其火暴程度超出了萨特的《恶心》。经常有人在咖啡馆里认出波伏娃，一些男人对她感到好奇，想和她交朋友。波伏娃一时间声名雀起，她终于完成了15岁时的梦想——成为一个著名作家。出版社对她说，这部小说有可能会获得龚古尔文学奖。波伏娃得知以后非常高兴。　　龚古尔文学奖是以“奖励新人、独特才华以及内容和形式的大胆创新”为宗旨的一个奖项，至今已经有102年的历史了。它是法国声望最高、最受关注、也最遭非议的一个奖项。普通小说卖过万册就算畅销；一旦拿了龚古尔奖，作品甚至可销至十几万册甚至几十万册。波伏娃最后没能得到这个奖项，但她仍旧雄心勃勃。当她听到人们在咖啡馆里热烈讨论自己小说中人物故事的时候，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　　一心写作的波伏娃将精力投入到她的第二部小说《他人的血》的创作中去。这仍然是探讨一个人与他人的关系。波伏娃把许多自己和朋友们在战争中的遭遇都放了进去。虽然，在德国人的统治下，这本书难以出版，但是波伏娃相信这样的日子不会太久，《他人的血》终有出头之日。经萨特介绍，一个编辑邀请波伏娃写一篇关于哲学的文章，因为她看了萨特的《存在与虚无》，觉得萨特把能说的都说尽了，自己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但是萨特鼓励她写，于是她断断续续地写了三个月，写成了她的第一部哲学著作《庇吕斯与西奈阿斯》。　　1944年夏天，墨索里尼垮台，萨特已经写完了《自由之路》的第一部，他开始着手写第二部《延缓》。波伏娃也开始构思她的第三部小说，灵感来源于上次在山上骑自行车时的死里逃生，题目就叫《人都是要死的》。第三部分：逐出莫里哀学校“他人就是地狱”的误解　　如果一个人把自己存在的意义完全放在别人身上，过于依赖于他人，以他人对自己的判断作为自己生活的根据，那么他人就有可能成为地狱。　　　　萨特成名后种种社会活动增加，又要写书，已经忙不过来。他对戏剧产生兴趣，打算辞去教职，在电影公司找一份写剧本的差使，也可有稳定收入。　　戏剧《苍蝇》捧红了奥尔加，萨特决定为旺达也写一部戏。他将剧本取名为《他人》，后改成《禁闭》，这是一部只有两三个演员的独幕短剧，是为了排练省钱、巡演方便才这么做的。这是一部非常独特的戏剧，剧中只有三个人，他们躲在一个象征地狱的密室内，彼此依靠却又彼此妨碍。《禁闭》里有一句非常著名的台词——“他人就是地狱”。这也是流传最广的概括萨特思想的名言。　　很多人在感到无法与别人沟通的时候，就会把萨特的这句话搬出来。其实萨特的本意并不是这样的。萨特自己也曾对这句话作出解释：“他人就是地狱这句话总是被人误解，人们以为我想说的意思是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时刻都是坏透了的。而且永远是难以沟通的关系。然而这根本不是我的本意。我要说的是，如果与他人的关系被扭曲了，被败坏了，那么他人只能够是地狱。”萨特所说的被败坏和被扭曲的人际关系实际上是指：如果一个人把自己存在的意义完全放在别人身上，过于依赖于他人，以他人对自己的判断作为自己生活的根据，那么他人就有可能成为地狱。这是萨特从“三重奏”中得到的感悟，每一个人都需要其中另一个人，而每一个又都妨碍另外两人的彼此依靠。1944年6月《禁闭》上演后在观众中引起轰动，散场后女观众一拥而上向萨特索要签名。一位贵妇特地追上去问他：“你的意思是，他人就是地狱？”萨特点点头，这个贵妇眉开眼笑：“那我自己就是天堂了？”对于这种说法，萨特无话可说。　　在这期间，波伏娃和萨特同一些文学界、艺术界的知名人士有了较多交往。他们都坚信战争迟早会结束，开始憧憬起战后的国家重建。萨特打算办个文学评论杂志，组织一个编辑部。每当他们热烈讨论今后的计划时，大家都感到热血沸腾，意气风发，经常参加他们聚会的有著名画家毕加索等人。后来毕加索还帮《现代》设计了封面造型，不过因为太过前卫没有采用。　　在波伏娃和萨特最爱的弗洛咖啡馆，一天，一个漂亮的卷发小伙子走过来问他们：“你就是萨特？”原来他是让·热内，后来成为法国50年代的著名作家。他的代表作是《小偷日记》。萨特曾经为让·热内的《小偷日记》写过书评，所以让·热内特来拜访。让的身世曲折，从小是个孤儿，曾被同性恋强奸，后来自己也变成了同性恋。因为家境贫穷，他养成了偷窃的习惯。《小偷日记》相当于他的半自传。除了写作，让·热内后来还涉足影坛，他编写的剧本有《爱情砒霜》，并自编自导了黑白默片《情歌恋曲》，后者堪称是男同志电影的经典之作，将一种前所未见的明显男同性恋主题和意象带入前卫电影中，以超写实笔触呈现囚犯与警卫之间的欲望。波伏娃和萨特丝毫不在意让·热内的性取向，三人在文学上的共同追求让他们很快成为好朋友。让·热内后来邀请萨特为自己的作品集写个序，萨特答应了，他非常喜欢热内的作品。他写着写着，给热内写了578页的序，后来扩展成一本书。这本书既像传记又像评论，让·热内十分感动。出版社将这本书定名《让·热内：戏子与殉道者》，很快出版了。第三部分：逐出莫里哀学校黎明前的黑暗　　巴黎的解放指日可待，波伏娃和萨特火速赶回巴黎，他们要看着这个美丽伟大的城市如何在枪炮中重获新生。　　　　希特勒的失败已成定局，德国纳粹开始对占领区人民进行疯狂镇压，街上的老百姓经常因各种莫名其妙的理由被抓起来。巴黎上空笼罩着恐怖的气氛，这是黎明前的黑暗。萨特顶着死亡的危险，坚持参加每一次全国作家委员会和戏剧家委员会的会议，一周要出门三次。每当他一出门，波伏娃的心迅速拎到嗓子眼。萨特稍晚回家，她就提心吊胆、坐立不安。　　在这样紧张的气氛下，波伏娃和萨特在和朋友们聚会时常常喝得东倒西歪。他们躲在屋子里大声朗诵诗歌、经典台词，玩通宵。以缓解战争造成的压力，排遣心中苦闷，同时也是对德国人的一种内心反抗。大家在这样愉快的气氛中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夜晚，好像回到了战前，好像战争从来没有发生过。在某种意义上，这可以看作是对战争的逃避，也是为什么有些人会批判波伏娃和萨特度过了“一段如此甜蜜的沦陷时期”的原因之一。　　战时的巴黎生活条件艰难，丽丝和在法国的美国士兵走得很近，她时常从他们那里拿到一些香烟和食物，这些都是巴黎老百姓很难得到的。她把这些东西也分了一些给波伏娃。　　波伏娃和萨特一直乐观地生活着。1945年7月，加缪主持的一个抵抗组织的成员被捕，据说他被逼无奈，供出了几名组织成员，其中就有萨特。加缪劝他暂时躲避一下，萨特和波伏娃先暂居在一个朋友家，后来又到了巴黎郊区。虽然经常有英国皇家空军的飞机向路上的德国巡逻队扫射，但比起巴黎城里，也算是相对宁静。8月11日，巴黎的解放指日可待，波伏娃和萨特火速赶回巴黎，他们要看着这个美丽伟大的城市如何在枪炮中重获新生。在回巴黎的途中，不断有人被飞机炸死，两人在担惊受怕中跌跌撞撞回到巴黎。　　8月底，帮助法国击败德国的美国军队进入巴黎，巴黎的市民纷纷来到大街上向他们欢呼致意，波伏娃与萨特与他们的朋友们一起参加了这次盛大的狂欢活动。　　狂欢之后的巴黎人民要继续面对的是越来越糟的生活环境，食物、能源严重短缺，交通混乱不堪。波伏娃与萨特穿着破得不能再破的衣服，经常在寒冷的夜晚冻得瑟瑟发抖。不过萨特仍然将很大的热情投入到文学刊物的筹备上，这是他战前就一直构想的。1945年9月，编辑部成立了，杂志取名为《现代》。成员除了波伏娃和萨特，还有萨特的好友雷蒙·阿隆、伽利玛出版社的审稿人等。本来加缪也参与了这个构思，但是他拒绝担任职务，借口要主编《战斗报》，没有空余时间。那时的加缪已经表现出疏远萨特的倾向。第三部分：逐出莫里哀学校存在主义（1）　　存在主义？我不知道是个什么玩意。　　——萨特　　　　1941年至1945年，波伏娃先后完成了小说《女宾客》、《他人的血》、哲学著作《庇吕斯和西奈阿斯》。1945年10月她的剧本《吃闲饭的嘴》也在剧团首演了。萨特在此期间也创作了《存在与虚无》，1945年出版长篇小说《自由之路》的第一第二部：《理智之年》和《延缓》，尤其是为旺达量身定作的独幕剧《禁闭》更是广受好评，旺达一跃成为一线女星。　　　　萨特学说探讨的主题就是在战争中对人的自由、选择、责任等等生存活动如何进行自我设计。　　　　战争摧毁了人们的信仰和理性、摧毁了社会秩序。当物质紧张有所缓解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人民的精神空虚和信仰危机。反思不寒而栗的战争经历，人们对人的存在、生与死有了深切体会。人们茫然，忘不了战时的凄惨往事，也看不到战后的希望所在。悲观失望的厌世情绪弥漫在法国每个角落。　　此时萨特的关于生存的学说进入大众视野：一个人是自由的，他总可以选择自己要干的事情，一个人面对别人是自由的，别人面对你也是自由的。一个人即使他的行为是因为外部的东西引起的，他也要对自己负责。萨特学说探讨的主题就是在战争中对人的自由、选择、责任等等生存活动如何进行自我设计。并不是战争逼你去做了违心的事，每个人都要为在战争中犯的错误负责。这些与战后人们所需要的人道主义、自主意识和责任意识不谋而合。他以“人”为出发点的哲学使得战后一代——历尽践踏人的价值的非人战争的一代——找到了他们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 　　因为萨特的学说探讨的是人的“存在”，存在主义一词不胫而走。这个标签是一名法国基督教存在主义者，也是一名哲学家——加布里埃尔·马塞尔给萨特贴上的。存在主义是现代西方哲学主要流派之一。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创始人为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二战期间传到法国并成为影响最大的哲学流派之一，其代表人物就是萨特、梅洛·庞蒂、马塞尔、加缪和波伏娃等人。欧洲其他国家也有流传。50年代以后，在美国逐渐风行。60年代后期起，它在西方的影响开始衰落。80年代中期，存在主义在中国大学生中掀起过一阵风潮。　　存在主义的根本观点是，把孤立的个人的非理性意识活动当作最真实的存在，并作为其全部哲学的出发点。它自称是一种以人为中心，尊重人的个性和自由的哲学。存在主义超出了单纯的哲学范围，波及西方社会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文学艺术方面的影响尤为突出。　　1945年秋，波伏娃和萨特度假归来回到巴黎。盛名已经扑面而来，一切都太快了，他们已然成了巴黎风顶浪尖上的人物。除了萨特的作品，波伏娃的《他人的血》是一部描写战时抵抗运动的小说，在内容上贴近了战后人民的心情，在风格、形式上也都别具特色。波伏娃等人主办的杂志《现代》因为贴近生活也吸引了不少读者，杂志里的很多内容帮助法国人民恢复了重建家园的信心。 　　萨特和波伏娃被人们称为存在主义者。萨特非常鄙视这种教条的称呼。他说：“我的哲学是关于人的生存的哲学。存在主义？我不知道是个什么玩意。”尽管如此，称呼萨特为存在主义者的人有增无减。波伏娃说：“我们的反抗毫无用处，我们最后为了自己的利益重新用起所有人都用来为我们命名的标签。”波伏娃和萨特的文学作品都被叫作是存在主义文学。存在主义文学在那些不愿读艰深晦涩的哲学著作的人们中间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萨特最重要的存在主义哲学论著《存在与虚无》有700多页，是一本大多数人难以读懂的、抽象的哲学著作。存在主义文学的创作形式基本是明快的现实主义，文字通俗易懂。但是他的存在主义文学作品《恶心》，发行量达40万册，畅销一时，受到世人追捧。通常我们将《恶心》的出版作为存在主义文学问世的标志。第三部分：逐出莫里哀学校存在主义（2）　　久而久之，萨特无奈地接受了这种大众的“误读”。一方面存在主义迅速风靡全国，另一方面，许多人责备存在主义强调人类处境的阴暗面，热衷于描绘消极的事物，不信任人性的善良，否认人心向上的欲望，将存在主义说成是一种虚无主义哲学。萨特为了进一步解释自己的学说，并且说明他的学说和所谓存在主义毫无瓜葛，特地作了一个演讲《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来听讲座的人很多，人们差点被挤昏。挤不进去的人们聚集在门口，痴痴地等待萨特演讲结束后走出大门，希望在那时能看一眼萨特。　　这次演讲非但没能解除误会，反而引起多方责难。共产党和资产阶级都把他看作眼中钉。本来在《恶心》出版后，共产党对萨特的态度变得友好，但是解放以后，共产党认为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应时的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相背离，将其看作异己。在共产党的报刊上出现了许多批判攻击萨特的文章。而资产阶级则认为萨特败坏了道德习俗和传统。对他进行了连珠炮似的攻击。萨特的名声毁誉参半。《现代》杂志也成了存在主义的重要论坛。存在主义在法国风行了十多年，是战后法国乃至西欧最有影响的哲学流派，萨特本人则被视为法国存在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一直在法国做战地记者的海明威也十分欣赏萨特。当时丽丝认识一个美国大兵，他是海明威的弟弟，俩人很谈得来。丽丝得知波伏娃对海明威很感兴趣，便安排他们见面。他们来到了海明威的旅馆，这时海明威正喝得醉醺醺的，他穿着睡衣，目光迷离。当时萨特是思想界最有名的人物，海明威一见到他进来，就猛地站起来拥抱住了他，口齿不清地说：“我只是一个上尉，你才是一个将军。”他们边喝边聊，不一会儿萨特就睡着了。海明威越喝越精神，波伏娃和他彻夜长谈直到天明。　　　　我从来不相信文学有什么神圣的品性……正如地平线之所以存在，就在于它不断在我们的视线中消失……我曾渴望成为传奇性的人物，但我完全明白，一旦我瞑目去世，上述梦想所带来的一切都会化为乌有。既然我在一步步走向死亡，我也就是在随时代的消逝而逐渐完蛋……我只希望在世时被很多人阅读，被人尊敬被人爱。我不在乎什么后世，我喜欢看见自己的名字登载在报纸上，关于我们的传闻以及我作为“十足的巴黎名人”的角色，都使我飘飘然，沾沾自喜。　　——《时势的力量》　　　　在存在主义风行的日子里，不管懂行不懂行的，人人言必称存在主义。在一家“禁忌”酒馆的厕所墙上写着：存在主义者就是成天把萨特挂在嘴上的人。存在主义尤其受到了青年们的喜爱与追捧，许多爱泡酒馆的年轻人都持存在主义态度。这种态度与其说是来自于对“存在与虚无”的刻苦阅读，不如说来自战后典型的对发泄的需求。曾经有人对“存在主义者”调侃：从来没有哪个词语像它这样言不及义，作存在主义者就是无所事事在小酒馆里酗酒。　　大家都以谈论波伏娃与萨特的逸闻为雅事。波伏娃和萨特走在路上，经常会有陌生人与他们俩搭讪，或者是不知从哪里冒出个摄影记者对着他们俩拍个不停。他们的行踪、说的每一句话都被记者写下登在报纸上。他们最爱的弗洛咖啡馆，经常会有人为一睹波伏娃和萨特的真容慕名前来，以致于他们后来再也不能在弗洛安静地写作。他们曾经渴望成名，但当名声突然到来的时候，他们却并不高兴：轰动往往同平庸联系在一起，轰动一时的作品往往没有什么价值。他们为能够影响一部分人的思想而感到高兴，同时也为汹涌而来的名声带来的种种困扰而苦恼。 　　成名后的波伏娃和萨特完全丧失了个人空间。波伏娃和萨特不愿意像那些演艺圈的明星那样，为在大众面前保持完美形象而百般小心。他们还是该干吗干吗。在咖啡馆里，萨特擦鼻涕，结果一个顾客大声叫了起来：“看呐，那个家伙也擤鼻涕。”他把萨特看作一个无须吃喝拉撒的圣人，无法接受萨特居然也有鼻涕。　　波伏娃比萨特遭受着更大的名声的压力。她被看成是萨特的跟班，被称为女萨特。虽然名气不及萨特，但她的负面新闻比萨特要多。有人认为波伏娃的一切思想都是萨特注入到她的头脑里的，甚至还有人说波伏娃的书其实都是萨特帮她写的。因为看不惯波伏娃与萨特的关系，市井中流传着关于波伏娃是个淫妇荡妇的谣言，说她曾经跳过脱衣舞。一家妇女杂志刊登了波伏娃的照片，配的解说词是：除了学问之外，她生活中一无所有。第三部分：逐出莫里哀学校再次上当　　再次上当：存在主义者进了警察局　　《吃闲饭的嘴》上演后的反应不错，连演50多场。　　　　看到萨特在戏剧界取得成功，波伏娃也生出了要写剧本的念头。她写了剧本《吃闲饭的嘴》，是讲在14世纪的一个意大利城邦，因为遭受敌人围困要杀掉老弱病残这些吃闲饭的嘴，以解救国家，但最后老百姓选择集体突围的方式求得生存。波伏娃是想将“牺牲个人成全集体”这一人们的惯常思维推导至极致，让人们发现其中的荒谬。　　曾演出《禁闭》的老鸽舍剧院的经理十分喜欢这个剧本，他同意上演，著名演员维托尔答应当这部戏的导演。好事多磨，不久维托尔与剧院经理决裂，这部戏的演出自然也泡汤了。维托尔将这部戏推荐给了“十字街头”剧院，剧院同意演出，但是要波伏娃出一部分排演资金。正在这时，曾经的骗子尼禄已经从监狱释放。出狱后他倒腾来倒腾去，据说又发了大财。听说波伏娃有困难，他毫不犹豫地拿出10万法郎资助《吃闲饭的嘴》。他诚恳地说：“过去我欺骗过你们，这次想弥补一下过失。”波伏娃相信了，况且她急需要钱，就收下了。　　第二天一大早警察就找上门来了，说波伏娃犯有窝赃罪，让她偿还10万法郎。波伏娃被带去警察局，萨特随后赶到还清了所有的钱。波伏娃和萨特是巴黎舆论界最关心的人物，大众像追捧影视明星那样谈论他俩的花边新闻，不知多少双眼睛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这件事很快就被当作一桩丑闻，在报纸上大写特写。其中有一家报纸的题目是：多么残酷，尼禄把存在主义者交给了警察。　　原来这笔钱是尼禄靠诈骗得来的，事情败露后，马上要查封这笔钱，尼禄想不如把它投到一项文艺活动中，即便查出来脸上也有光。不过他还是慢了一步。他知道警察要来抓他了，此次已是难逃法网，就吞食氰化剂自杀了，这次自杀终于成功了。　　好在《吃闲饭的嘴》还是如期上演了。这是波伏娃第一次排练自己的剧本，她有时情绪低落，有时又信心十足。在这期间她的第二本小说《他人的血》也出版了。《吃闲饭的嘴》上演后反应不错，连演50多场。奥尔加出演女主角，这次演出巩固了她作为当红演员的地位。　　除了萨特之外，波伏娃另外一个著名的情人要算是美国作家纳尔逊·奥尔格伦了，1949年他的小说《金臂人》曾获普利策文学奖。这场跨国恋是从1947年开始的。恋爱期间，波伏娃给奥尔格伦写了304封越洋情书，全部是用英文写的，现保存于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大学。奥尔格伦的信则由波伏娃保存。因奥尔格伦的美国代理人坚决不同意将奥尔格伦写的信公之于众，所以我们只能单方面看到波伏娃写的信。　　1950年，奥尔格伦认为两人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主动终止了这段漫长的感情历程。不过两人仍然以写信维持沟通。即便在1951年，奥尔格伦打算与前妻复婚的时候，两人仍然保持着频繁的信件往来。1956年到1964年，他们通信数量骤减，大约每年只通一两封信。波伏娃对于奥尔格伦的印象从“快乐热情的美国青年”变成了“死板的、怨气冲天、戴着胡佛式浆洗假领的鬼魂”。直到1964年他们正式决裂。第三部分：逐出莫里哀学校孤单旅行（1）　　与奥尔格伦相爱之前，波伏娃处在感情非常脆弱的时候，她的几个朋友都各奔东西，她经常是孤单一人。　　二战期间，加缪一直担任《战斗报》的主编。战后美国邀请12位法国记者前往美国，了解美国在二战中的贡献。1945年1月12日，加缪派萨特作为《战斗报》的记者随同法国代表团出访美国。接待他们的是纽约“战争情报室”的一名女记者多洛莱斯·瓦内蒂，她一度是法国超现实主义领袖布列东的情妇，是一个美丽娇小、楚楚动人的法国女人。多洛莱斯把代表团带到了“战争情报室”。因为战后法国经济萧条，法国记者们都穿得十分破烂，俨然一帮丐帮。多洛莱斯在办公室门口和穿得像个要饭的似的萨特聊了几句，萨特在为数不多几句话后问是否能和多洛莱斯约会，这是他的一贯做法，直截了当。两人迅速打得火热。　　不久，波伏娃在里斯本的法兰西学院工作的妹夫邀请波伏娃去葡萄牙讲学。途中她还顺便去了西班牙。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战争中受的损害没有法国严重，物质供应都十分充沛。当波伏娃踏上西班牙的土地时，大家对她衣衫褴褛的打扮感到吃惊，经常有人围观，以为她是乞丐。妹妹埃莱娜看到她也吓了一跳：“你怎么穿成这样？”这点倒是和萨特在美国的遭遇挺相似。讲学完毕后，波伏娃在葡萄牙买了50公斤日用品和食物吭哧吭哧扛回了巴黎。这些东西在法国要么限量供应，要么压根没有。她兴高采烈地把这些东西分给朋友们。　　半年后萨特回到巴黎，仍对多洛莱斯念念不忘，通信频繁。他老老实实地把这一切都告诉了波伏娃。不过波伏娃对此不屑一顾，她觉得这段美国艳遇就像萨特在柏林遇到的月亮女人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自动消逝。　　不过萨特却是此情难了，他千方百计让美国的几所大学再次邀请他前去讲学。1945年12月12日，他放下了巴黎的全部工作，再次来到美国看望了情人多洛莱斯。萨特认为多洛莱斯是继波伏娃之后自己遇到的最好的女人。在给波伏娃的每一封信中，萨特都要花很大篇幅来描述多洛莱斯的美貌和智慧。波伏娃渐渐为此不安，她曾追问萨特：“坦白说，我和多洛莱斯，谁轻谁重？”萨特回答：“多洛莱斯对我非常重要。但是我要和你守在一起。”这个答案让波伏娃大吃一惊，因为她明白萨特的意思其实是：我尊重我们之间的约定，请别追问我什么了。波伏娃发觉这两人的感情明显已经超出了“偶然爱情”的范畴，她认为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胁。　　萨特走了，波伏娃在巴黎过得很无聊。巴黎的食物、能源供应依然紧张。她呆在屋子里写作越写越冷。她再也不能去自己最喜欢的弗洛咖啡馆，到了那儿会被人认出来。人们指指点点或者是被人搭讪，都会打扰她的写作。于是她搬到郊区，上午写作《人都是要死的》，下午滑雪。虽然仍然不免碰到认出她的人，不过比在巴黎好多啦。波伏娃度过了一段悠闲清净的日子。　　不久波伏娃接到通知：邀请她到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演讲的法文协会终于给她弄到张3天后的机票。波伏娃马上结束滑雪的日子，回到巴黎，为去往炎热的大沙漠做准备。这是她第一次坐飞机，看着窗外的云彩，她感到新奇而梦幻。　　遍地是棕榈树和骆驼的突尼斯很快吸引了波伏娃，除了讲学和应酬，她把全部时间都用来旅游探险，她很喜欢这里的热带风情。尽管突尼斯的治安不怎么样，但波伏娃却满不在乎，她独自一人去凭吊杜拉的罗马废墟。接待人员听说后吓出一身冷汗，因为一年前有个教师在这条路上被人奸杀。波伏娃没把这事放在心上。第二天她又出去旅行，休息的时候，她躺在一个阳光充足的沙丘上睡着了。等她醒来时，她看到一个脏兮兮的阿拉伯老头正坐在她的肚皮上，瞪着眼看她，旁边放着一把刀。波伏娃脑袋嗡的一声，马上想起昨天那个接待人员说的事。她一把推开他，挺身坐起，把自己钱包的钱都倒了出来给了他，然后没命地跑向旅馆。后来从当地人口中得知，这个老头也许并没想害她，那把刀是用来割芦苇的，她是虚惊一场。　　访问结束后，波伏娃回到巴黎，原先在巴黎的朋友们都已各奔东西：萨特未归，加缪正准备去美国，还把博斯特也派到了意大利，丽丝在感情失败后同一个美国大兵走了；奥尔加姊妹同父母在诺曼底。波伏娃在这段时间内完成了她的第三部小说《人都是要死的》。　　　小说主人公福斯卡梦想统一宇宙，使人类和平幸福，他服用了“不死药”，得到了永生。但是他逐渐意识到人不死是一种“天罚”，因为人不死就不会利用有生之年刻苦奋斗，不会懂得珍惜欢乐。福斯卡活了六百年，历尽沧桑。他看到历史总是在反复破坏和建设，胜利与失败回环往复，没有什么永恒之物，于是他奉劝人们停止无意义的奋斗。直到1848年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他才明白人类宝贵的是前仆后继，永往直前的精神。第三部分：逐出莫里哀学校孤单旅行（2）　　这部小说因为带有比较浓厚的说教味，通常被认为是波伏娃比较不成功的作品之一。不过出版后还是受到许多读者的喜爱。　　1947年1月，波伏娃也接到了美国几所大学的讲学邀请，1月26日，她来到了纽约。带着见到情敌的迫切心情，波伏娃不顾疲惫，第二天就和多洛莱斯在荷兰雪利酒吧见面了。情敌见面，虽然没有分外眼红，但是波伏娃心里仍然感到嫉妒在一点点咬噬着她的心。她已经41了，一种年华老去的危机感悄然而生。多洛莱斯就像萨特所描绘的那样聪明可爱，并且有着惊人的美貌。三天后，多洛莱斯离开美国去往巴黎，想到多洛莱斯就要和萨特团聚，自己一人留在这个陌生之地，心里很不是滋味。　　电话情缘——你打错了　　你怎么样过什么样的生活是否难耐寂寞　　你到底是谁总是阴差阳错擦过我的耳朵　　第几次打错了这是注定还是巧合　　……　　你紧张的想哭，多年后回想今天值得不值得 　　 ——王菲《打错了》　　　　波伏娃与美国情人奥尔格伦的相识缘于三次“打错”的电话。　　送走了多洛莱斯的波伏娃独自一人在早春的美国徒步旅行，讲学、接受采访也采访别人。当时她在美国还是小有名气，被《纽约客》誉为“最美丽的存在主义者”。但这一切都让波伏娃提不起劲，因为多洛莱斯事件，她的精神状态不佳。2月的一个晚上，她参加了一个宴会，宴会的主人听说她过几天受邀去芝加哥，就拜托她拜访一位住在芝加哥的作家朋友。波伏娃想也行，正好找个人带路逛逛芝加哥，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记下了这个她即将要拜访的人的地址和电话，他的名字叫纳尔逊·奥尔格伦。　　波伏娃到了芝加哥之后没忘了给奥尔格伦打电话。奥尔格伦拎起听筒，是一串含糊的女声，叽里咕噜的啥也听不清，这说的是什么呀？奥尔格伦心想。于是他说了句“你打错了”，就“啪”地把电话挂了。过了一会儿电话又响了。怎么还是这个女人？奥尔格伦又把电话挂了。波伏娃不明白对方为什么总是挂电话？我说的是英语呀！当然了，是法国味的英语。也许是他听不懂我的法式英语？波伏娃的驴脾气上来了，她第三次拿起电话第一句话就说：“拜托，请您先不要挂电话。”奥尔格伦这回耐心地听完了，并约好了见面的时间地点。　　波伏娃在小说《名士风流》中描绘的一段关于女主角安娜与美国作家刘易斯婚外恋的情节，就是根据她和奥尔格伦的爱情故事改编的。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情节：安娜在美国之行的时候，一直怀着找一个情夫的意图。为此，她主动地与菲利普、刘易斯两个男子联系，与菲利普联系不成时，她竟感受到“肉体上的失望”，于是转向了刘易斯，并跑到芝加哥去会见他。这个情节不禁让人猜想，或许当奥尔格伦第三次挂了电话，波伏娃没准还是会继续给奥尔格伦打电话，总之，他们的相遇绝非巧合，不排除波伏娃有意为之的可能性。　　奥尔格伦是一个39岁的高大男子，刚刚离婚，他相貌英俊，长着一头漂亮的金发。和波伏娃相遇时，他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家。波伏娃听不懂他的英语，奥尔格伦也听不懂她叽里呱啦的法式英语。但两人都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奥尔格伦以前从未听说过波伏娃的名字，以为她只是来自法国的一个女教师。见面的那天晚上，奥尔格伦带着波伏娃逛了芝加哥的贫民窟，第二天奥尔格伦带波伏娃参观自己的家。他住在一个破烂的小巷子里，房间里乱七八糟。但是波伏娃却十分喜欢他住的地方，这可能和波伏娃天生厌恶奢侈有关，也有可能是爱屋及乌。第三部分：逐出莫里哀学校孤单旅行（3）　　次日，波伏娃因为有事不得不暂离芝加哥，她坐上了开往加利福尼亚的火车看望女友丽丝，在火车上她看了奥尔格伦新出版的小说，并尝试用英文给他写了第一封信。这时奥尔格伦看到《纽约人》上有关于波伏娃的报道，才知道波伏娃究竟是何许人也。　　波伏娃4月下旬将回到纽约，5月10日回巴黎。她盼望着奥尔格伦能在这段时间与她在纽约会面。但是萨特在5月初发给她的电报让她沮丧。因为多洛莱斯还想在巴黎呆10天，所以希望波伏娃推迟回去。萨特似乎吃准了波伏娃对于多洛莱斯难以坦然面对的态度，料定波伏娃一定不愿意回去。的确，在此之后多洛莱斯和波伏娃曾有过多次同在美国或是同在巴黎的时候，但是她们始终避免见面。　　波伏娃情绪低落，像个怨妇。她对自己与萨特之间的所谓忠诚关系产生了动摇。“彻底的忠诚常被挂在口中，但很少见人身体力行。当人们约束自己实现彻底忠诚的时候，他们常认为它伤害了自己。传统婚姻往往允许男子间接地寻花问柳，但是却不允许女子这样做。如今许多妇女已经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和实现幸福的必要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假如在她们的生活中没有什么东西可补偿男子朝三暮四给她们造成的损害，她们就会嫉妒、烦闷。这样的可能总是存在的：其中一方喜新厌旧，那么另外一方就会认为他是被不公正地欺骗了。于是两个自由的人变成了针锋相对的虐待者和被虐待者。”　　多洛莱斯事件让波伏娃与萨特的爱情契约的缺点暴露无遗。与奥尔格伦的交往也使得波伏娃重新认识、清算了她和周围人“共同世界”里理所当然的一切。以前他们一直在有意回避一个问题：第三者对我们的爱情协议会怎么想？一些第三者会轻而易举适应我们的协议，但是如果第三者得寸进尺，冲突就会应运而生。　　带着对萨特“背叛”的怨恨，心情复杂的波伏娃拨通了奥尔格伦的电话，随后她又来到了芝加哥和奥尔格伦度过了愉快的三天，两人很快如胶似漆。在这几天中奥尔格伦将波伏娃性的激情再次唤醒，这让波伏娃更加对他难舍难分。波伏娃和萨特的性关系早已结束，和萨特的学生博斯特保持着约定俗成的、乏味的性关系。波伏娃对与奥尔格伦的感情十分珍视。随后他们又一同回到纽约。第三部分：逐出莫里哀学校摧枯拉朽的异地恋（1）　　5月17日，波伏娃依依不舍地离开美国回到巴黎。此时多洛莱斯仍旧不愿意离开巴黎，她对萨特说她不能理解波伏娃与萨特之间的所谓爱情契约，认为这只不过是一时感情冲动许下的承诺而已，并宣称已经下定决心要让萨特把她留下。萨特没辙，只好把在巴黎城的房子让给多洛莱斯住，自己和波伏娃住在巴黎郊区的旅馆。每周萨特进城几天和多洛莱斯见面。　　波伏娃在郊区住了两个多月，萨特才把多洛莱斯这座“瘟神”送走。这两个月对波伏娃来说是一场噩梦，她为多洛莱斯差点把肺都气炸了，但是她还是尽量控制情绪，毫无怨言。她不断地给奥尔格伦写信，但在信中对自己的处境只字未提。在信中，波伏娃亲热地把奥尔格伦叫作我亲爱的丈夫、鳄鱼（波伏娃给奥尔格伦取的外号，因为她觉得奥尔格伦长得像鳄鱼）。奥尔格伦则把波伏娃叫做“青蛙”，因为波伏娃自嘲在给奥尔格伦写信的时候像一只喋喋不休的青蛙那样唠唠叨叨。有时她在寄出一封信之后马上就着手写下一封信，告诉奥尔格伦自己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想念奥尔格伦让她暂时能够排遣一些焦虑。在两人关系最热切的时候，一周甚至要写两封信，后来减为一周一封。波伏娃恨不能将奥尔格伦的每封来信都背下来：“多么好的一封长信，我非常高兴，读完四五遍还背不下来……这么长的一封信我可以读一个星期才能背下来。”　　波伏娃一贯的自由作风给了奥尔格伦很大的空间。她为忍受异地恋之苦的奥尔格伦设置了宽松的环境。她曾在信中写到：当我想到你克制自己不去找女人或者赌博，像个和尚似的生活时，我感到很内疚。千万别这样，我这是真心话，不是真心话我是不会说的。我决定告诉你，没有任何东西会损害我们的爱情，你要把多少女人带回家都行，无须告诉我……宝贝，生活别太枯燥了，我不想剥夺你最起码的东西。　　1947年7月，奥尔格伦曾在书信中计划当波伏娃再次回到美国时，自己将会向她求婚。但波伏娃的回信让他意识到：婚姻对双方来说意味着放弃对他们任何一方来说都是十分充实的世界。波伏娃的根在巴黎，而奥尔格伦的根则在芝加哥，怎样能让两人团聚而又不让其中任何一方受到乡愁的折磨？　　此时萨特也正为情所困，多洛莱斯带着怨恨与痛苦，不情不愿地回到美国，再加上多洛莱斯回国后在给萨特的信中赌气说以后来了就再也不走，要不就再也不来了，萨特很是为此烦恼，变得郁郁寡欢。1947年9月，波伏娃第二次来到芝加哥与奥尔格伦相见，相聚半月左右，波伏娃回到巴黎。　　1948年5月，波伏娃打算再去美国，并呆上四个月。奥尔格伦得知后非常高兴。本来萨特也和多洛莱斯约好，在波伏娃去美国的四个月里，多洛莱斯来巴黎住四个月。这样两对情人可避免见面。本来是完美的计划，可是多洛莱斯却赌气说她不想来。波伏娃感到很为难，让萨特一个人呆在巴黎她于心不忍。为了一个只相处过半个月的美国情人这么做值得吗？是否对萨特太无情？她和萨特毕竟共处了18年。最后波伏娃决定“折中”，把四个月缩短为两个月。她怕奥尔格伦失望，不敢把这事告诉他。她想：“去了再说吧，见机行事。”　　见面后，他们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旅程。波伏娃不忍破坏奥尔格伦的兴致，一直提不起勇气说自己要提前回巴黎的事。直到临走的前几天，在从墨西哥到墨雷利亚乘车途中，波伏娃装着满不在乎的样子说：“我必须在7月14日之前回巴黎。”奥尔格伦说：“好吧。”然后就暗暗地生闷气，在此后的几天他一直脾气暴躁，情绪低落，有事没事就找茬和波伏娃吵架。终于，在去咖啡协会听爵士乐的时候，奥尔格伦又无缘无故发火，波伏娃气坏了，说：“我明天就走。”奥尔格伦却对她说：“我现在就想要娶你。”波伏娃这才明白了奥尔格伦情绪不佳的原因所在，他是在跟自己较劲！“我明白了永远也不会怪他的，是我错了。”　　7月14日，波伏娃离开了美国，她心情悲伤，“出租车才一驶开了，我最后一次见到你的脸，最后一次听到你的声音。我还不能相信还没有明白过来我还要至少一年才能见到你。写信时才意识到这一点。”　　等到波伏娃回到巴黎不久，萨特又接到了多洛莱斯的电话，她哭哭啼啼地向萨特诉说她再也不能忍受相思之苦，要马上来见萨特。这下把波伏娃给打了个措手不及，当初她为了提前回国，差点和奥尔格伦闹翻，如今多洛莱斯又突然要来，自己上哪儿呆去？干脆去美国吧。于是波伏娃给奥尔格伦发电报说有空再去芝加哥。结果奥尔格伦十分冷淡地回了四个字：别来，太忙。好似一盆冷水把波伏娃从头浇到脚。　　萨特觉得波伏娃的遭遇都是自己造成的，心里过意不去。他让波伏娃仍住在城里，自己独自带着多洛莱斯到法国南部玩了一段时间。他已经逐渐受不了多洛莱斯想一出是一出的脾气。她太任性！此后，她一直吵着要在巴黎定居，萨特不愿意背叛与波伏娃的爱情契约，也不愿违反自己的处事原则。这段浪漫的异国恋一年后在终日吵闹中完结了。第三部分：逐出莫里哀学校摧枯拉朽的异地恋（2）　　奥尔格伦在1948年年底给波伏娃的几封信中表达了对他们之间这种“隔海情缘”的不满和怀疑。他厌倦了孤单，他希望稳定、安全，有人陪伴，想结婚。他对波伏娃说：“只是想要有朝一日拥有她在三四个星期中所给予的：一个我自己的地方，同自己的女人，甚至自己的孩子一起生活的地方。想要这些东西并不异乎寻常，这是普通人的愿望，而我从来没有体验过……我已经是快40的人了，而你不同，你和萨特在一起……既然你不能来到芝加哥生活，我不能到巴黎生活，而我必须回到这里，回到我的打字机，回到我的孤独。我需要一个靠近的人，因为你是那么遥远。”他说自己认识了一个年轻女子，可能会同她结婚。　　波伏娃无言以对，两人都是作家，职业决定了他们只有扎根本土才能更好地进行创作，波伏娃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我们双方的生活很早就定了型，这两种生活互相也不能进行嫁接。”所幸的是，奥尔格伦也只是抱怨而已，并没有真正放弃这段感情，他不断来信，并准备1949年夏天要来巴黎。波伏娃十分高兴，尽管她已有隐隐预感，这段感情的结束近在眼前。　　与此同时，波伏娃根据她在美国的见闻出版了《美国纪行》，她将这本书定位为“美国行的忠实记录”，并逐渐摆脱了她文章一贯有的说教味。对于战后陷入衰败的法国来说，美国是一个生活富裕、灯红酒绿的天堂。波伏娃详细描绘了战后的美国。在写这本书时，波伏娃已经开始构思《第二性》，因此在《美国纪行》中还涉及了一些两性关系和男女平等问题。这本书出版后受到的关注不多。　　5月初的一天，波伏娃到码头接奥尔格伦，等到月台上的人全走光了也没瞧见奥尔格伦的影儿。她失望地回到家，正在这时窗外传来一个美国口音，她急忙朝外看，奥尔格伦正拎着行李微笑着向她走来。波伏娃又惊又喜，沮丧一扫而空。波伏娃带着奥尔格伦去见萨特以及她在巴黎的朋友们，他与萨特相处得还算愉快。他们一同陪着奥尔格伦到巴黎四处转悠，后来还到意大利、突尼斯等其他几个欧洲国家游玩，奥尔格伦和波伏娃过得十分痛快，这也让波伏娃恢复了几分维持恋情的信心。　　9月奥尔格伦回到美国后得知自己的小说《金臂人》获得了普利策文学奖，纽约为他举行庆祝活动，电台、报刊记者纷至沓来，他一下子成了公众人物。　　在这段时间内，波伏娃的好友迪兰得了癌症，病情十分严重，医生把他的腹腔打开，但马上又合上了，已经无可救药。他在医院卧床不起，形容枯槁，不成人形。有两个《周末晚报》的记者谎称是他的学生闯进病房要给他拍照。迪兰大惊失色，让他们滚开，但是来不及了，他们迅速拍好了照片逃之夭夭。迪兰丑陋的病态照片马上登在了报纸上。不久迪兰去世，结局非常悲惨。　　老友的去世让波伏娃感到衰老悄悄临近，自己正在慢慢走向死亡。她感到自己的身体逐渐大不如前，一次她突然发现右乳上长了一个肿块，十分疼痛。她很担心自己得了癌症，终日陷于恐慌之中。萨特得知后让她去看病。她终于鼓起勇气来到医院，医生说要做手术，检查看肿瘤是否是恶性的。波伏娃战战兢兢地接受了手术。谢天谢地，是良性的！第三部分：逐出莫里哀学校亲密关系宣告破灭　　此时，萨特与多洛莱斯的关系正式结束。波伏娃与奥尔格伦的巴黎之行虽然非常愉快，但是他们的恋情也难逃气数已尽的命运，因为他们之间根本的分歧没有解决，那就是奥尔格伦希望的伴侣是一个能在芝加哥陪伴他的人，而波伏娃不可能离开巴黎，也不可能放弃对萨特的感情。她仔细回想了对奥尔格伦的感情，自己在这场爱情里付出很多，她为了奥尔格伦苦学英语，认真看他写的小说。但是奥尔格伦似乎从来不试图去了解她，他完全不了解波伏娃与萨特的作品，而且从未有过学法语的念头。　　从芝加哥飞来的信件越来越少，奥尔格伦的回信能拖则拖，能短则短，言辞也日渐冷淡，甚至有点尖酸刻薄。不过波伏娃还是希望能挽救他们之间的感情，本着做不成夫妻做朋友的信念，1950年7月，她再次来到美国。遗憾的是，这次美国之行宣告他们的亲密关系结束。　　波伏娃在奥尔格伦用普利策奖金买的位于密歇根湖畔的一幢别墅内度过一个痛苦的夏天。奥尔格伦告诉波伏娃她打算和前妻复婚，并冷酷地对她说：“我已经不爱你了。”他完全不管波伏娃的感受，满不在乎地说：“不过我们还可以度过一个美妙的夏天。”波伏娃恨不得扭头就走，但她知道这样一来，她和奥尔格伦就连朋友也做不成了，于是她委曲求全地留了下来。波伏娃来美国之前的6月，朝鲜战争爆发，波伏娃十分担心战争扩大自己回不了法国，终日心神不宁，可是奥尔格伦从来不安慰她。一次，波伏娃在湖里游泳，游着游着她发觉自己快不行了，拼命喊救命。可是奥尔格伦却站在岸边看着她哈哈大笑。后来他发现波伏娃的确是快要淹下去了，才慌忙跳下水来救她。　　波伏娃同性恋伴侣丽丝有时来陪波伏娃，但是奥尔格伦讨厌丽丝，为此他们的关系更加紧张。有时他们也能愉快地相处，但总的来说，奥尔格伦情绪多变，大部分时候阴沉着脸。波伏娃不能接受奥尔格伦对她的态度转变得如此迅速，却只有默默忍受。　　总算熬完了这噩梦般的两个月假期，奥尔格伦大概也自觉这两个月来做的有点过分，于是托人给在机场的波伏娃送了一束花。波伏娃带着一颗破碎的心回到巴黎。他们仍然信件往来，保持着似有若无的友谊关系。波伏娃悲哀地认为两人以后再也不会见面了。　　萨特因为和多洛莱斯分手而变得脾气暴躁，经常时不时地跟波伏娃吵架。波伏娃很能体谅萨特的心情，她默默忍受着。不久两人和好如初，1951年7月他们开始北欧之旅，去了挪威、冰岛、苏格兰等国家。　　1951年9月18日，波伏娃又去了纽约，顺便看望了奥尔格伦。面对冷却了将近一年的感情，波伏娃心里有点淡淡的哀愁，奥尔格伦即将与前妻复婚，一切似乎都已经不能回头了。在送别的车站，他们都感到了物是人非的悲凉。他们沉默着，想尽量让自己显得平静，让这分别的场面别太伤感。　　波伏娃庆幸自己保持了友谊：“我在这儿过得很愉快，起码我们之间的友谊存在。”　　“不！这不是友谊！”奥尔格伦激动地说：“我给你的什么时候都是爱情！”他粗声粗气的嗓音让波伏娃感到震惊，原本以为火光已经消失，从此又是万里无云的心境，哪知春风偏偏起舞，吹皱一池稍稍才平静的春水。　　重燃爱火还是得面临同样问题——地域分歧。最终波伏娃还是决定放弃这段爱情，维持友谊。她在信中对奥尔格伦说：“我感到你若是再像上次那样把我赶走，我会再次受到伤害，所以我求求你，把我留在心中或是把我赶走。别让我抓着你的爱情然后发现它已经不复存在。我不想再经历一次，我受不了。”　　爱情结束了，友谊还在。他们仍保持着频繁的通信。不久，奥尔格伦与前妻阿曼达复婚。但在两天后他就狂热地爱上了一个年轻女子。她希望结婚。最后，奥尔格伦和年轻女子保持了通信关系，直到年轻女子嫁给一个富翁。复婚后的生活并不愉快。奥尔格伦的写作也不如意，他陷入了一段相当长的抑郁时期，靠赌博排遣烦恼，逐渐债台高筑。第三部分：逐出莫里哀学校最后一次见面　　1953年波伏娃在给奥尔格伦的信中邀请他来巴黎玩，奥尔格伦于是决定前往巴黎去看望波伏娃和他在上一次去巴黎时认识的所有朋友们，但是他被以“过去参加共产党”的借口拒签。直到1960年，也就是7年之后，奥尔格伦终于获准，来到了阔别11年的巴黎。　　不巧得很，此时的波伏娃和萨特正在古巴访问。博斯特和奥尔加安排奥尔格伦住在波伏娃家。1960年早春，波伏娃回到巴黎，她按响了自己家的门铃，来开门的竟然是奥尔格伦！波伏娃大吃一惊，她仔细端详着奥尔格伦，他还是穿着灯心绒裤子，披着一件破旧的皮茄克，戴着老式街头帽。他的抬头纹更深了，九年啦……奥尔格伦老多喽。　　尽管分离时间很久，但是他们很快恢复了以往的热络。两人都预感到，也许这是有生之年的最后一次相逢。他们决定一同旅行，去了西班牙、希腊等国家。他们不再为是否能在一起生活而烦恼或者争吵。他们感叹着，要是以前就这样那该多好啊。波伏娃也为现如今能拥有这样的平和心态而欣慰。“我们避免了灭亡，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再相见已是阴阳两重天。　　圆满的结局只是暂存几年，他们的通信截止于1964年4月11日。从1947年到1964年，波伏娃给奥尔格伦写了304封信。在最后一封信中波伏娃告诉奥尔格伦她的回忆录第三卷《时势的力量》即将在美国出版。　　这本书导致奥尔格伦和波伏娃关系的最终破灭。因为在这本书里，波伏娃描写了他们之间的爱情。奥尔格伦认为这暴露了他的隐私，他不再给波伏娃写信，终止了与波伏娃的关系。在断绝往来的十多年里，奥尔格伦对于波伏娃的感情可以用爱恨交加来形容。他仍然忍不住经常回忆起和波伏娃在一起的日子。波伏娃给予了他“一种净化的独一无二的感情”。一次，奥尔格伦一时愤起，采访将波伏娃写给他的信全部卖掉，但随后又立即买了回来。　　1981年，奥尔格伦在接受一位记者采访时，愤怒地拿出装有波伏娃所有来信的铁盒又敲又打：“我们来往信件的一半都让她换成钱了……见鬼，情书应该是隐私……我去过世界各地的妓院，那里的女人门都知道要关上房门，不管是在韩国还是在印度，只有这个女人‘砰’地把门打开，叫来公众和新闻界。”　　奥尔格伦恨波伏娃的所作所为，但当他发现即便如此，自己居然还是难以控制地爱着波伏娃的时候，他就更恨自己了。因为情绪太过激动，记者采访完的第二天，奥尔格伦因心肌梗塞在家中猝然死去，享年72岁。他身边是保存了30多年存放信件的那个铁盒。铁盒里有当年波伏娃随手送给奥尔格伦的两朵小花，早已变成干花。　　没人给他办后事，一家报纸对此事件报道的标题是：无人要奥尔格伦的尸体！结局之悲惨令波伏娃感到很难过。奥尔格伦去世两年后，她来到美国，到奥尔格伦的墓前探望他。波伏娃对这段感情也难以释怀，她去世时手上戴着一枚奥尔格伦送给她的戒指。第三部分：逐出莫里哀学校如果我是男人（1）　　萨特则从另外一个角度启发了她：“如果你是男的，你的成长经历就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你应该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　　　　萨特与多洛莱斯的恋情让波伏娃开始回顾自己与萨特相伴走过的20年感情历程，她承受了许多痛苦。她周围的女朋友也莫不是忍受着身为女人的痛苦，无论是女友扎扎、奥尔加、旺达、丽丝还是比安卡，她们不得不忍受社会对女性的约束。在与奥尔格伦的交往中，她一直筹备着一本书。　　她想通过解剖自己，写一部关于女性自身、讲述男女差异的著作。她想通过自己的经历向女性们提出，作为女性，我们并不是天生地位卑下。波伏娃从小就成绩很好，她在很多方面比男人更加出色，所以在她成长过程中并未感觉到自己和男子的不同。萨特则从另外一个角度启发了她：“如果你是男的，你的成长经历就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你应该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波伏娃为这本书的写作花费了许多精力，查阅了大量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生理学、宗教学等学科的书籍。　　1949年5月，波伏娃写的关于女性的论文——《事实与神话》即将在《现代》杂志上开始分期刊载。这篇论文主要讲述神话中的女性地位。波伏娃和朋友们聚在一起，都为如何给这篇东西取个名字感到头痛。波伏娃起初想叫《另一类》或者《第二类》，但是当时有不少人取类似的题目，波伏娃不想拾人牙慧。于是她又想了一个名字“另一性”。这时博斯特说：“叫‘第二性’怎么样？”大家都说妙极，简直无懈可击。于是《事实与神话》作为《第二性》的首卷刊载了。　　　　 女人不是先天生就的，女人是后天形成的。　　 ——《第二性》　　　　《第二性》是波伏娃最为广大读者所熟知的一部作品，被誉为20世纪的西方女性的圣经。这本书的写作是因为波伏娃的感情生活遭受大巨大波折，以及目睹了许多女友的爱情悲剧，让她不禁思考，一名女性在这个社会上生存的艰难，要遭受多少非议、要忍受多少挫折。在这个男性主宰、以男性为中心的世界里，妇女要忍耐男人的歧视、接受社会的束缚，妇女的自由独立又从何谈起……这就是《第二性》的最初构想：我要写一本全面论述女性的书，一本能唤醒女性，引导女性的指南。　　第一卷《第二性》出版后大受好评，上市一周内就卖出22000册。不久《第二性》的第二卷也出版了。“女人不是先天生就的，女人是后天形成的。”这是《第二性》中的一句名言。也正是这句话奠定了波伏娃的女权主义基石，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此之前的所有妇女理论都认为存在天生的男女差异，男性对女性有着与生俱来的支配权。而波伏娃则认为要对传统价值观重估，妇女应该获得和男人一样的地位。女人的发展前景一直受到压制，只有当女人获得和男人一样处境，女性才会解放。　　波伏娃的主张触痛了专制的男性世界，男人们是不愿意拱手相让他们天生占据的地位的。《第二性》被梵蒂冈列为禁书。男人们用十分恶毒的语言攻击她。波伏娃的朋友，195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弗朗索瓦·莫里亚克曾给《现代》杂志社写信：“你们杂志负责人（即波伏娃）的阴部对我来说不是秘密了。” 就连加缪也阴阳怪气地讽刺了波伏娃一番。有人告诫波伏娃：“你将因此失去一些朋友。”波伏娃却满不在乎：“假如我失去他们，他们就不算朋友。”　　书中谈到流产、女性性欲、妓女、同性恋、情妇等一些敏感的问题，大胆直白的内容令许多读者和朋友震惊。《第二性》出版后不少读者纷纷指责波伏娃下流。波伏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语言攻击：她被人任意歪曲，说她得不到性满足，性欲冷淡、女同性恋者、男性阳具崇拜者、慕男狂、未婚妈妈；还有人说要给她治疗性欲冷淡。人们绘声绘色地传着波伏娃的谣言，她曾是一个可怜的神经质女孩，受到压抑，经受挫折，成年后变成了泼妇，不正常地与人发生关系，嫉妒成性，在男人面前自卑，在女人面前悲愤欲绝。一个中尉给她写信说，希望能看到她面壁而立吃枪子。还有杂志画了嘲讽波伏娃的漫画：一个女人和一头猿紧紧抱在一起。在餐馆里，经常有人对波伏娃指指点点窃窃私语。对此，波伏娃说：“这几乎没有使我产生什么烦恼，我在坏名声中自得其乐。”第三部分：逐出莫里哀学校如果我是男人（2）　　辱骂曲解波伏娃的评论文章铺天盖地。其中有关《母性》这一章节受到的攻击最为猛烈。波伏娃在《母性》中阐述：妻子和母亲的命运是男人发明出来用以否认女性自由的神话。因为驳斥了“母性是本能”等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许多男人们断言，波伏娃无权讨论母性，因为她没生过孩子。这些男人随后又对母性夸夸其谈。波伏娃毫不客气地反驳道：难道你们男人们生过孩子？你们又有什么资格谈论母性？　　书出版后，波伏娃遭遇了许多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第二性》中有一章谈到流产。结果《现代》杂志的办事员每天都会接到无数电话询问做流产的地址。办事员起初啼笑皆非，最后被惹火了，他们贴出了一张告示：“我们在大楼里做手术，手术由我们做。”一次早上，波伏娃还在睡梦中，这时有人敲门。波伏娃打开门一看，是一个陌生的年轻男子。他心烦意乱地说：“我老婆怀孕了，给我一个作流产的地址吧。”“可是我不知道什么地址啊。”波伏娃困惑地说。年轻男人骂骂咧咧地走了。此后，又有许多询问流产的人找上门来，波伏娃这才明白原来大家把她当作了流产的职业介绍人，她感到很不是滋味。　　前来找波伏娃要求谈谈的人不计其数。有个年轻女孩子给波伏娃写信：“我想与你谈谈以便了解一下你在妇女问题上的看法。”波伏娃回：“请读《第二性》。”她回：“我没有时间读。”波伏娃回：“我没有时间谈。”还有个美国费城的读者装成是波伏娃的熟人，经常给她打电话要求见面。她甚至扬言要卖掉自己的古玩商店，与波伏娃一起生活。她企求波伏娃慈悲为怀，满足她的心愿。波伏娃当然拒绝了。结果费城读者给她写信说：“我已经卖掉了店，已一文不名，而你现在却不要我了。我不能以任何理由责怪你，你把自己保护得太严密了。”　　有许多妇女因为《第二性》而受益，她们赞同波伏娃。有许多人给波伏娃写信表达自己的同感，向她吐露心事，向她讨主意和看法。许多30岁左右年轻女子来找她，她们感到生活的路上布满陷阱，丈夫孩子工作罗织成一张无法拖动的网，而这张网正是她们自己参与制造的。有不少女性受波伏娃影响，也开始尝试写作。还有不少年轻士兵给她写信讲述自己的故事。但也有许多妇女不同意波伏娃的见解，《第二性》让她们感到沮丧、对立、愤怒和害怕。直到12年以后，还有许多女性给波伏娃写信探讨女性问题，可见《第二性》在当时掀起的轩然大波。　　歪曲原著的英文版《第二性》　　因为介入了萨特从未涉足过的女性话题，《第二性》的出版让波伏娃走出了萨特的阴影，她不再被看作是萨特的跟班。这部70万字的女性著作，花费了波伏娃两年多的时间，其内容涵盖哲学、历史、文学、生物和古代生化，是一本研究妇女问题的百科全书。波伏娃把《第二性》看作她最满意的作品：“假如今天有人问我对这本书怎么看，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依然坚持书中的观点。”到80年代末，据保守估计，《第二性》出版了法文版约100万册，其他语种版本约200万册。1953年，该书英文版在美国出版后，引起极大轰动，推动了当时美国的妇女解放运动。　　美国诺普夫出版社购买了《第二性》的英文版权。不过很可笑的是，这本被美国人誉为“有史以来讨论女人最为健全最理智最充满智慧的书”，其英文版其实是一个严重背离了波伏娃思想的版本。其拙劣的英文翻译，使它在美国遭到了长期的误读与曲解。　　《第二性》的英文翻译者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门外汉，他叫霍华德·麦迪逊·帕什利，是个退休的动物学教授，写过一部论人类繁殖的著作，并为《纽约先驱论坛报》评论和性有关的书。帕什利只是在学生时代学过法语，未进行过任何哲学训练，对于当时波伏娃置身其中的存在主义一无所知。直到翻译完《第二性》，帕什利也未读过任何与存在主义相关的著作。在遇到一些存在主义术语时，他常常自做主张，想当然地胡乱翻译。 　　　波伏娃对英文版中的删节和错误也感到震惊，她希望在英文版中附加一个声称自己与本书无关的声明，但是出版社没有同意。为此她多次拒绝了诺普夫和帕什利要与她对书中内容进行咨询的请求。2000年，波伏娃的养女西尔维呼吁应该出现一个新的英文版本。她说：“这个英文版是个丑闻。”考虑到《第二性》与21世纪女性状况是否还相适合的问题，诺普夫出版社拒绝了。因此，只有等到2056年《第二性》的版权保护期结束，才有大量《第二性》的其他版本出现。　　《第二性》让波伏娃在随后而来的20世纪60年代的国际女权主义运动中成为一名领袖人物。《第二性》影响了许多国家的女性，1965年波伏娃的《第二性》在日本出版后很快成了畅销书，而且波伏娃的著作全部被翻译成日文。第三部分：逐出莫里哀学校如果我是男人（3）　　多部作品的接连问世，波伏娃声名雀起，开始逐渐走入公众视野。二战后，波伏娃改变了一些政治观点，她意识到了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不能脱离社会、群体而存在。从追求个人绝对自由的无政府主义到介入社会，关注现实，把个人的命运和社会前途联系在一起。加上萨特存在主义的影响，波伏娃自己也成为一个存在主义者。当萨特成为存在主义代言人后，波伏娃一直被视为萨特的跟班。在人们眼中，她是为萨特摇旗呐喊的小兵。 　　《第二性》让波伏娃摆脱了萨特的阴影，但是她并不满足做一个女性专家。《第二性》写完之后，她开始写一部以二战后法国知识分子奋斗生活为题材的小说。这部小说完全摆脱了波伏娃以往小说的说教味，它是一种纪录和再现。这种转变让波伏娃变得有些担心，当她把手稿拿给萨特看时，她的心里直打鼓，因为她非常重视这部小说，也非常用心，所以就格外害怕努力得不到肯定。萨特看完后真诚地对波伏娃说：“这是你最出色的作品。”　　波伏娃给小说起名为《名士风流》，全景式再现了二战后法国知识精英的政治生活。二战后的法国知识精英们在历经战争磨难后，面临物质贫困和精神危机，破落的城市，巴黎这座“骄傲地屹立在世界中心的城市已经毁灭”。战争结束了，却又没有结束。世界仍然笼罩在不安定的气氛下：美国的霸权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强权政治、美苏对抗、东西方冷战。法国国内的局势也是剑张弩拔，戴高乐和法共的对立，混杂着各种派别各种倾向的错综复杂的矛盾，让每一个法国知识分子都难辩是非，难以抉择。 　　波伏娃不同意将《名士风流》中的人物与她的现实生活中的朋友一一对应：“经历不等于一切事实，我也不想写一部编年史……《名士风流》不是纪实小说，我讨厌纪实小说……安娜不是我，我只是借她的口说我要说的话。至于亨利随便人们怎么说，他反正不是加缪，绝对不是。把萨特和迪布勒依等同起来这同样荒谬。”1954年底，《名士风流》出版两个月后获得了龚古尔奖。　　在萨特的影响下，波伏娃开始逐渐关注政治。战后她曾积极协助萨特成立了“社会主义与自由”，但是这个组织很快解散了。确切地说，波伏娃直到50年代以后才开始频繁地介入政治。第三部分：逐出莫里哀学校超然于世的政治态度　　当波伏娃还在埋头写作，游离于政治之外的时候，萨特一直密切关注着国际国内的形势变化。战后的国际形势进入新时期，美苏两大阵营的对抗，东西方冷战。法国国内，共产党社会党右翼势力互相仇视，争执不下。右翼势力和以戴高乐将军为首的派别，倾向美国，视共产党为公敌。萨特对于世界局势的看法是美苏争霸只会是两败俱伤，他希望双方能消除对抗停止冷战，还世界和平。“社会主义与自由”解散后，萨特加入了“革命民主联盟”。　　1948年早春的欧洲，反共情绪和对战争的紧张感空前激化。而萨特一直积极参加革命民主同盟的活动。他写了一部戏剧《肮脏的手》，题目的含义是：剧中讲了一个出身于资产阶级的年轻共产党员，他为了彻底背叛自己的阶级，愿意担当刺客的角色。但他时时处于道德的焦虑之中，总想在任何情况下保持纯洁理想。同他形成对照的是共产党的一个领导人，他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这部戏受到了观众的一致好评，旺达扮演其中女主角，大获成功。但是，因为在剧中塑造了一个不择手段的党内领导，共产党评论家认定这是一个反共的戏剧，对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其实萨特的本意并非如此，之所以取名为《肮脏的手》，意在表明：任何人都不可能在政治斗争中不弄脏自己的手。资产阶级评论家则对《肮脏的手》拼命鼓吹，认为该剧反映了共产党内部残酷斗争的真相，甚至给这部剧添上了反苏的色彩。萨特对此严正抗议，他不禁想到之前众人对“他人即地狱”这句话的误解，和现在的情形是多么相似。　　他感到百口莫辩，他此时的政治态度开始超然于美苏两大集团之外而保持独立。他还逐渐发现“革命民主联盟”奉行的是改良主义路线。这让他感到很不满。很快，他与联盟的首领达维·胡塞起了冲突，不久决裂，萨特退出联盟。　　此后他一直在寻求与共产党的对话与合作。1952年，亨利·马丁事件让萨特重新赢得了共产党的信任。亨利·马丁因为张贴反对印支战争的传单被捕入狱，法国共产党发起了营救马丁运动邀请萨特参加。萨特马上上书总统要求特赦马丁，并写了亨利·马丁事件一书。在萨特和法国共产党的努力下，马丁释放了。而且萨特在他自己主编的《现代》杂志上写了不少宣传共产党的政论文章，法共接纳了萨特。　　起初波伏娃的政治态度并不明朗，但在萨特的影响下，她意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给世界带来和平。波伏娃逐渐接受了他的观点，并经常撰文声援萨特。第四部分：波伏娃在中国波伏娃在中国（图）　　中国对波伏娃来说，是一个渴望了解的国度。　　　　 萨特一直关注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他一直对中国有巨大的兴趣。1955年的9月至11月，应中国对外协会的邀请，波伏娃和萨特来中国访问了45天，陈毅副总理亲自接见。周恩来总理还邀请他们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盛典。　　1955年11月2日的《人民日报》还刊登了萨特的《我对新中国的观感》一文，在文章的最后一段他这样写到：对于这个曾经遭受过多少苦难，而且今天又能够不计较旧日仇恨的伟大国家，法国人民只能报有一种情感，那就是友谊。　　萨特和波伏娃对中国十分友好，他们的来访，加强了中法两国文化上的沟通交流，推进了中法两国的友谊。虽然刚成立不久新中国在各方面都十分落后，但他们看到更多的是新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我在沈阳住了不到一个星期，等我回到北京，北京的面貌在某些街道和某些市区已经变了样子。”他们看到了中国人民改变现状的热情。波伏娃曾对萨特感叹：在中国，一个法国人自己觉得已经是一个死人。　　中国对于波伏娃来说，是一个她渴望了解，却又难以找到入门钥匙的世界。在来中国之前，她暗暗下定决心，要揭穿以往西方新闻界歪曲中国的谎言，呈现一个真实的中国。她在图书馆和资料中心查阅了大量关于中国昨天和今天的报道、论文、统计数字等。她还特地拜访了一些汉学家。　　1957年她专门出版了对新中国观感的书，取名为《长征》。这本书以充足的事实驳斥了西方的反华观点，纠正了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饱食终日的西方人任何时候也不会想要去体验他人的生活。我那时也受他们的影响而麻木。中国有3/4的人无衣可穿？这样蓄意误解的极端例子敦促着我去看一看真正的新中国。”《长征》除了访华观感，还详细介绍了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以及中国的几个大城市。　　萨特回国后，在《新西兰观察家》周刊发表了《我们所见到的中国》，后来又接受《新政治家和民族》杂志记者加罗尔的采访，发表访谈录《对新中国的看法》。本来他打算专门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但是未能如愿。萨特和波伏娃关于中国的一系列言论发表之后，在西方世界引起轩然大波，受到反共分子的猛烈攻击。第四部分：波伏娃在中国四访苏联（1）-（图）　　很快苏联就让他们失望了。　　　　国际上各种派别各种矛盾互相交织。萨特也曾有过摇摆、犹豫。真相被遮蔽，萨特一不小心就被假象迷惑，真理更是难以洞察。他一会儿指责西方世界对苏联社会主义运动的抨击与歪曲，一会抗议苏联设置劳动集中营。这种自相矛盾的观点，使得萨特长期处在左右两派势力的夹击之中。与共产党的关系时好时坏。　　1956年10月24日，波伏娃和萨特得知苏联对匈牙利内政进行武装干涉，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匈牙利事件。30万人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同苏联在政治上脱钩。苏联坦克包围了布达佩斯，造成了大规模的流血冲突事件。苏共公开违背“二十大”许下的诺言，继续对其他国家的内政进行干涉。　　波伏娃和萨特都为苏联的做法感到吃惊，他们联合几位作家签署了抗议苏联干涉别国内政的协议书，公开谴责苏联的野蛮行径，毫不避讳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另外波伏娃和萨特还表示尽管苏联领导人这次犯了错，他们仍然对苏联社会主义保持信心。不过他们对“匈牙利事件”的立场与观点还是得罪了共产党。萨特与共产党的关系彻底破裂，他们的关系一共维持了4年。　　虽然与法共的关系破裂了，但是波伏娃、萨特和苏联的关系仍旧友好。1962—1966年，他们每年都要到苏联出访一次，并与苏联作家协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苏联已经开始引进萨特、加缪等人的作品，文学艺术氛围变得不那么严肃紧张了。在苏联他们认识了不少苏联的知名作家。他们的足迹踏遍了苏联及其周边地区。1963年，波伏娃还受到了赫鲁晓夫的接见。不过她对他印象并不好。赫鲁晓夫认为他们来自资本主义世界，将他们看作敌人，时常恶语相加，他还语气肯定地说苏联对匈牙利事件的武装干涉是非常正确的。这些令波伏娃和萨特感到十分不快。　　很快，苏联就让他们失望了。1966年苏联作家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被认为用笔名在国外发表反苏言论而遭流放，国内的文化气氛又开始变得紧张。为表示抗议，波伏娃和萨特拒绝出席1967年的苏联作家联盟大会。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尝试摆脱苏联的统治，导致苏联军队再次入侵，并对布拉格示威群众进行了血腥镇压，这就是著名的“布拉格之春”事件。布拉格之春让波伏娃和萨特对苏联彻底丧失信心，他们在报纸上指责苏联是战犯，认为苏联的入侵是一桩战争罪。从此，波伏娃和萨特再也没有去过苏联。　　这一时期他们的一些旅行开始变得具有政治意义，某些政治活动需要旅行，他们还出访了捷克斯洛伐克、埃及、以色列等国家，他们对1966年的日本之行也是印象深刻。他们的日本出版商和东京大学邀请波伏娃和萨特访日讲学。1965年《第二性》在日本出版后很快成了畅销书。　　波伏娃和萨特在日本受到了极大的欢迎。当时与他们一起乘坐飞机访日的还有法国的8名议员。降落后，议员们先下了飞机，随后波伏娃和萨特一下飞机，100多个记者们将两人团团围住，闪光灯使得他们睁不开眼睛。一位议员十分气愤地说：“谁也不管我们。只是连珠炮地向波伏娃和萨特提问。”海关出口站着成百上千的年轻人，呼喊着萨特和波伏娃的名字，其热情程度大大超出波伏娃的想象。　　在日本，波伏娃欣赏了日本传统戏剧——能剧、文乐剧（一种木偶剧）等等，游览了日本的各地名胜。她还特地到了当时刚刚去世的日本著名作家谷崎润一郎的家，拜访了谷崎太太。谷崎润一郎是日本唯美派文学大师。早期作品追求从嗜虐与受虐中体味痛切的快感，在肉体的残忍中展现女性的美，故有“恶魔主义者”之称。他的作品洋溢着浓郁的日本风，耽溺于阴翳的神秘、官能的愉悦与民族的风情。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细雪》、《春琴操》等。　　4月，在圣絮尔皮斯广场的一家小咖啡店里，我最后一次见到加缪。　　——波伏娃《时势的力量》第四部分：波伏娃在中国四访苏联（2）-（图）　　1951年4月的一天，波伏娃、萨特与加缪决裂。　　加缪写过一本著名的哲学随笔，叫做《西绪福斯神话》。西绪福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位天神，他被罚做苦役，将一块巨石推上山顶，巨石一到山顶，旋即滚落下来，他又得下山重新将巨石推上山顶，如此反复，永无休止。这个神话在西方意味着“劳而无望的工作”。加缪大赞下山途中的西绪福斯，西绪福斯朝着他不知尽头的痛苦走去，是一种对自己悲惨命运的觉醒。西绪福斯敢于无数次正视那块巨石，无数次地把它推到山顶，正是对自己惨痛命运的一种蔑视，挑战和反抗。在加缪眼中，西绪福斯是天神中的无产阶级，当代世界无产阶级的劳动无异于西绪福斯的苦役，这种看法显然过于悲观。但加缪渴望成为西绪福斯式的反抗者，虽然他对无产阶级抱有较大热情，但是因为他的反抗意识，由于悲观的宿命态度而逐渐失去了进步意义。到了最后他对无产阶级的命运也开始绝望了。 　　1951年，加缪出版了《反抗者》，书中对“反抗”这一命题作了详细的论述，其中隐隐地露出了对苏联社会主义革命这种反抗形式的不满。正是这本书的出版让萨特和加缪从此反目，并进行了长达一年的笔墨论战争。萨特在洋洋万言的《致阿尔贝·加缪信》中严厉地指责加缪是一个“垂死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思想家”，加缪也不示弱，不时予以反击。　　当时，萨特是《现代》杂志的社长。《现代》上刊登了一篇对加缪的《反抗者》有负面评论的书评文章。在此之前，虽然萨特也不喜欢《反抗者》，但他仍然嘱咐书评的作者要写得委婉些。因为《现代》杂志没有稿件审查制度，所以那篇尖刻的书评仍然刊登了。随后的一天，波伏娃、萨特和加缪三人在咖啡馆聊天。加缪不客气地将那篇书评嘲笑了一番，他认为波伏娃和萨特一定喜欢他那本书。而实际上他们俩并不喜欢那本书，《反抗者》这部小说宣布了加缪与资产阶级价值观的一致，而萨特却是支持共产党的。他们都不忍打搅加缪夸夸其谈的兴致，只好表示沉默。不久萨特和加缪单独见面，他表示并不欣赏那本《反抗者》，并认为那篇书评写得十分中肯，加缪显得有些吃惊，很不高兴。过了几天，加缪给萨特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用十分疏远的口气把萨特称为“社长先生”。萨特在后一期的杂志上写了一封复信。从此两人再无来往，他们的友谊以一种极端的方式破裂了。　　这场友谊的破裂决非偶然，他们之间的友情早已所剩无几了。波伏娃与加缪的分歧很多，二战后开始了对投敌者的审判。有人四处为投敌分子说情。这时萨特在美国。一位投敌报纸的主编将一份请求免罪的文件摆在波伏娃面前，请她签字。波伏娃和萨特最恨投敌分子，她拒绝为纳粹的帮凶请求赦免。加缪原本和波伏娃态度一致，结果几天后他有些难为情地对她说，因为某种原因，他屈服了，在文件上签了字。波伏娃很恼火加缪的软弱。 　　加缪十分厌恶别人把他视为萨特的对手。加缪与萨特在政治上思想上有很大差异，他也强烈反对人们把他划入存在主义阵营，甚至他的哲学随笔《西绪福斯的神话》是反对所谓存在主义哲学的。但人们还是认为加缪是一个存在主义哲学家。人们在谈到存在主义时总是把他和萨特连在一起。　　在个人生活上，加缪曾经有一个漂亮迷人的情妇，但是不久她就死了。从此加缪变得有些自闭，脾气很坏。他在众人面前总是喜欢端着架子，一本正经。波伏娃说：“后来他总是装出一副大人物的派头，夸大自负，而以前他是一个很愉快的，挺逗人喜爱的青年作家。他被荣誉冲昏头脑了，显得幼稚可笑。”他自己也意识到自己在公开场合的形象与他真实的自我截然不同，这种差别使他十分沮丧。加缪和萨特、波伏娃以前就经常吵架。用波伏娃的话来说：他太容易勃然大怒，太容易被激情俘虏。　　在政治立场上，加缪反对共产党，而萨特支持共产党，萨特相信社会主义，而加缪越来越坚决地信奉资产阶级价值观。萨特从50年代初开始在政治上亲近苏联、与法共关系密切、与加缪在苏联集中营问题上进行论战时坚持党派精神与阵营意识，后又投入反对冷战、争取和平的斗争。他们的许多观点分歧太尖锐了，两人之间的友谊不能不遭到动摇。　　他们在行为处事上也有许多不同，加缪容易被那些狂热的气愤所鼓动，他不愿意参加个别的细小的政治活动，而萨特则把自己投身到这类政治活动中，有一次加缪在集会上讲话鼓吹和平，几天后，别人给他拿来一张反对印度支那战争的请愿书，希望他签字，他没有签字，波伏娃在自传中这样评价加缪：他几乎从不把崇高的口号落到具体的行动中。但是萨特签字了，他认为只有逐个逐个地反对每一场战争，才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有时他们的冲突并不那么明显，他们小心翼翼地改善两人之间的关系，甚至他们的关系一度在某种程度上和解了。但是按照他们两个人的性格，妥协并不容易。他们一有机会就互相指责对方的政治立场。由于在两个立场之间不可能持中立，昔日的好友最终决裂。　　波伏娃在自传中写到对他们友谊决裂的感受：从个人角度看，他们关系的破裂对我没有什么影响，在我眼中，加缪曾是一个可爱的人，但是这个加缪老早就消失了。第四部分：波伏娃在中国四访苏联（3）-（图）　　在我们这一代人中，任何友谊都没能战胜政治观点的分歧，为了避免分道扬镳，一些朋友不得不改变政治立场。这种情况情有可原，又值得悲哀。　　——雷蒙·阿隆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波伏娃与萨特的一生中，他们与许多朋友从相谈甚欢到逐渐疏远。在二战结束后的30年里，萨特和波伏娃与好友尼赞、马厄、帕尼耶、佐洛、加缪、雷蒙·阿隆、梅洛·庞蒂等人因为政见不同由疏远走向对立或者直接决裂。阿隆曾经说：“在我们这一代人中，任何友谊都没能战胜政治观点的分歧，为了避免分道扬镳，一些朋友不得不改变政治立场。这种情况情有可原，又值得悲哀。”而萨特曾经表示，他对最亲密的男性朋友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一种深沉的友谊感。　　首先是梅洛·庞蒂，波伏娃一直认为他对她和萨特的契约爱情缺乏深刻理解，他始终将中产阶级的传统生活方式当作理想天堂，在思想方面过于细密。波伏娃和梅洛·庞蒂经常为此争论，所幸梅洛·庞蒂脾气很好，对于波伏娃的责难通常一笑了之。　　波伏娃与她的第一个“偶然”——帕尼耶的友谊终止于60年代，也是因持政见不同而决裂。早在大学期间，虽然他们很要好，但是萨特知道他们并不是一路人。只是那时萨特对政治并不是很关心，所以矛盾没有激化。帕尼耶出生在一个基督教新教家庭，性情拘谨。用波伏娃的话说，帕尼耶的生活方式与他们完全背道而驰。年轻的时候，一天晚上他们三人望着塞纳河对岸的一个灯火辉煌的工厂，帕尼耶不禁赞叹：“太美了。”萨特提醒他：“这可是工厂，工人整夜在那里卖命！” 帕尼耶不耐烦地说：“但这并不影响它的美。”萨特反驳道：“血汗劳动的地方无美可言。”二战后，在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独立问题、对人民阵线的态度问题、对西班牙内战的问题等等，帕尼耶与他们都不能达成共识。波伏娃说，当帕尼耶去世时她没有悲伤的感觉。　　1946年起，阿隆和萨特开始在政治上互相不信任。他虽然与萨特创办了《现代》，但是在出到第10期的时候，他离开了《现代》，原因是他们对于苏联问题看法的分歧。阿隆被波伏娃与萨特看作是资本主义阵营的先锋。在60年代，萨特和阿隆已经成为敌对的兄弟，他们代表和象征着知识界两大对立的派别。这种情况反映在许多方面，在1968年的五月危机中，萨特支持学生运动，而在极左派的眼里，阿隆是资产阶级教育界和被羞辱的自由主义政治代表。70年代后半期，法国知识界经受了一次深刻的思想危机，极左派的思想楷模和大师都遭到贬斥。尤其是在1980年萨特去世后，他经常被攻击。长期以来他一直是左派知识分子优势地位的体现，可后来他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左派错误和失败的罪魁和象征。当人们回过头看萨特的时候，他被人说成了不识时务的算命先生。“一颗曾经照耀人们思想的太阳，沦落为暂时或永远熄灭了的恒星。”而晚年的阿隆则又被推上前台。　　历史的风向是变幻莫测的。萨特的一些预言遭到了历史的否定，比如他预言苏联将在1964年赶上西方国家，第三世界将是革命的导火索，欧洲的极左派将成为西方民主发生政治变化的根源等等。这些在今天看来都是十分可笑的。然而，我们不能把萨特犯的这些错误归于他在政治上的幼稚。这一代的知识分子是在和平主义的影响下接触政治的，当历史风暴来临时，和平主义的手段显得有些难以与汹涌猛烈的历史时期相适应，萨特往往游离于对历史的思索之外。　　比安卡在《被勾引的姑娘》一书中有这样一段对波伏娃与萨特后期政治上的屡屡失误作出的评价：“盲目的原因是他们像许多法国作家一样，生活在封闭的花瓶里，被巴黎的朋友们包围着，与其余的民众没有接触——这是‘小团体’的后果。另外也许是因为哲学不是历史，不准备沉浸于现实之中，而宁可以一种鹰的眼光从高处浏览一切事件。高高飞翔在生活的远处，恰恰导致了鹰的失明，这是他们始料不及的。”第四部分：波伏娃在中国四访苏联（4）-（图）　　年轻女孩子们对她们成年以后，哪些事情该做、哪些事情不该做都有着敏锐的感觉。她们总是说：“我真不懂，一个女人过了40，怎么还染发，怎么还穿比基尼，怎么还同男人调情？等我到了那个年纪……”可一旦真的到了那一天，她们也照样染发，照样穿比基尼，照样对男人们频送秋波。30岁时，我也曾下过同样的决心：40岁以后，人们就不该再去追求什么爱情了。我信誓旦旦，到那个阶段我会理所当然地安分守己。　　——波伏娃《时势的力量》　　 　　1952年，波伏娃终于结束了她在39岁开始的那段长达4年的跨国恋情。她自认已经是个44岁的丑婆娘，对爱情心灰意冷，不指望能再让哪个男人爱上自己。　　一天，有人告诉他《现代》杂志社的编辑朗兹曼说她很漂亮。波伏娃也发现朗兹曼经常深情款款地望着自己。朗兹曼黑发蓝眼，是个27岁的漂亮小伙子。波伏娃不禁有点飘飘然起来。她感到很高兴，虽然自己年纪大了，但在别人眼里还是有魅力的。一天，朗兹曼突然给波伏娃打电话，约波伏娃出去看电影。波伏娃受宠若惊，同意了。　　他们很快相爱了。因为两人之间有17岁的年龄差距，波伏娃对于朗兹曼有一种疏离感。俗话说三岁一代沟，17岁差距造成的代沟也不是一条两条的。他们彼此述说身世经历，加强了解。朗兹曼自我介绍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犹太人。虽然波伏娃早已知道，但她仍为之一震。她很明白这句话的分量。尽管她以前也有不少亲密的犹太朋友，但是他们并没有让波伏娃懂得“犹太人”的含义，他们对自己的犹太身份不置一词。朗兹曼让波伏娃意识到犹太身份在他生命里是压倒一切的力量。　　小时候，朗兹曼一直为自己的犹太身份自豪，他父亲经常摊开世界地图骄傲地告诉他：我们无处不在。13岁时，他遭遇了反犹太主义，但他仍然坚持承认：“我是一个犹太人。”因为他的特殊身份，他被世人所厌弃。从少年时代就产生了一种孤独感。他忘不了父亲在抵抗组织中的勇敢斗争，也忘不了被纳粹屠杀的同胞。他时常因为在深夜想起那些大屠杀而憎恨得泪流满面。他从不为自己是个犹太人感到自卑胆怯，马克思、爱因斯坦这些杰出的犹太人令他感到骄傲。　　在巴黎大学攻读完哲学学士学位之后，他成为《战斗报》的撰稿人，并由加缪引荐在《现代》杂志社担任编辑。他赞同存在主义，与萨特波伏娃的政治立场一致。虽然他信奉共产主义，但是却不愿参加共产党。这和波伏娃十分相似。　　1954年底，波伏娃用龚古尔文学奖的奖金买了一幢公寓，和朗兹曼同居了。这是波伏娃第一次和人同居，在此之前，她与萨特一直是分分合合，从未长期同居。朗兹曼年轻的身体让波伏娃再一次感到青春的复活，她常常忘记自己的年龄。朗兹曼让她恢复了对生活的热情。有时候朗兹曼也固执任性，因为年轻，他情绪波动很厉害。因为宗教信仰的不同，他常常与波伏娃发生冲突。虽然他有一些异教徒朋友，但对他们依然充满仇恨。他经常对波伏娃说：“我想杀人，无时不刻不想杀人。”波伏娃感到，他的心中总是充满仇恨。他怀念少年时候他是一个犹太人而世人皆兄弟的岁月，但是现实已经把他撕得四分五裂，他已无法重拾自我。　　朗兹曼的出现对波伏娃来说，弥补了她感情上的空虚。因为此时萨特和波伏娃都已经先后成名，这使得他们俩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当初默默无闻的终身伴侣成了知名人士，波伏娃甚至感到：有人正从我身边把萨特偷走。她时常向萨特感叹：唉，你为什么不是一个无名诗人呢？萨特终日反思自己的政治立场，煞费苦心地发展自己的思想，进行种种研究，往往无暇顾及波伏娃。　　她时常怀念自己的青年时代悠闲的日子，他们相伴在公园里整日整日地闲逛，在电影院里开心地看电影，在小酒馆里讲笑话、恶作剧、高谈阔论。如今这些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萨特只是要她沿着自己的道路跟着他跑，他经常指着一大摞的书对波伏娃说：你应该读读这本书。但是波伏娃丝毫提不起兴致，她更怀念以前漫不经心、游手好闲的萨特，而不是现在俨然以导师面目出现的萨特。第四部分：波伏娃在中国四访苏联（5）-（图）　　波伏娃与萨特的关系进入了一个相对疏远的时期。起初，她担心朗兹曼无法接受她和萨特的这种关系，另外她也担心自己和朗兹曼的过于亲密会造成自己与萨特之间理解的障碍。此时萨特也有了一个情人——米雪尔·维安，她是个有夫之妇。她的丈夫是波伏娃和萨特共同的朋友，一个活泼开朗的机械工程师，他非常喜欢萨特的作品。米雪尔是一个性格温顺的女性，但是好人不一定能做好夫妻，他们的感情不太好。米雪尔和萨特从1947年开始就发生恋爱关系，不过始终处于秘密状态。直到1952年米雪尔与丈夫离婚后，她与萨特的恋情才公开。　　这段四角恋爱是萨特与波伏娃感情历程中最安稳的一段日子。一方面波伏娃与萨特的关系已经发展成熟，任何的移情别恋都不会给对方造成伤害，他们会为对方能够找到新的感情依托给予祝福。何况他们各自的情人都曾是大家的好朋友。萨特帮助朗兹曼的妹妹登上了戏剧舞台。而且，米雪尔性格温柔宽厚，不像奥尔加、旺达那么任性。四个人相处得十分融洽。　　波伏娃的交往只局限于她的小圈子——萨特、奥尔加、博斯特、旺达、米雪尔、朗兹曼。他们彼此心心相印，非常默契。只有在这样的小群体交谈才令波伏娃感到愉快。“相反，一旦缺乏我们所达到的默契，交谈则成了一桩困难无益的苦差使。”她对乍合即离的会面不感兴趣。一次朋友准备带她和美国作家福克纳见面，波伏娃回绝了。又有一次，萨特让波伏娃与毕加索、卓别林一起吃饭，她也不愿意去，她宁愿与朋友们呆在一起。　　波伏娃和朗兹曼共同度过了6年的快乐生活。44岁时的波伏娃风韵犹存，但是50岁时的她可以保持心态的年轻，却无法与生理上的衰老做斗争。而且波伏娃发现，朗兹曼看着她一天天变老，产生一种对衰老的恐惧，可他才33岁，还那么年轻。波伏娃同意和朗兹曼分手，他们慢慢地疏远了，分别退回到友谊的位置。“我真的老了。”她想。这是波伏娃生命中的最后一次恋爱。　　当一个人开始回忆的时候，她就老了。她和朗兹曼的年纪相差太大了，望着他年轻的脸庞，她时常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在这期间她写下了讲述少女往事的自传《闺中淑女》。这本书让波伏娃再次赢得很大的声誉。许多朋友读者追问她后来的事情：“后来发生了什么？你为什么不写下去呢？你不写下去就是你欠我们的。”一位读者对她说：“我不同意你的政治观点，但是我真的非常喜欢这本书。”于是西蒙娜继续写了她的自传第二部《盛年》。 　　1960年1月的一天，朗兹曼打电话给波伏娃，他说：“加缪刚刚死于车祸。”他在陪一位朋友从法国南部返回时，小汽车撞在一棵法国梧桐上，加缪当场死亡。与加缪决裂后，他们已经将近6年没有见面了，但是波伏娃还是感到无比悲痛。她一边对自己说：“我不会哭，他对我早已无足轻重了。”眼泪仍然止不住滴落下来。她吃了好几片安眠药却还是睡不着。“我哀悼的不是刚刚去世的那位50岁男子，也不是那位外表严谨、本质却傲慢暴躁、没有正义感的正人君子。他赞同法国犯罪，我早已把他从我心中赶走。我哀悼的是在我们抱有希望的年代里，神色开朗，谈笑自若的同伴，哀悼的是疯狂地享受生活及其乐趣、胜利，追求同志情谊、友谊、爱情和幸福的那位血气方刚的作家。”　　波伏娃的理想年代，随着好友加缪的去世也悄悄流走。他的死，抽走了波伏娃尚存的一丝年轻心态。她突然意识到，她已经52了。1960年底，波伏娃的自传第二部《盛年》出版。第四部分：波伏娃在中国为阿尔及利亚争取民族独立　　波伏娃是当时法国最具声望的女性名流。她旗帜鲜明地站在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解放的一边。　　　　五六十年代，波伏娃和萨特出访了世界许多国家，了解世界各地的战后情况。《第二性》的出版让波伏娃成为了60年代女权主义运动的领袖，她曾支持法国一批女权主义者发起的节制生育的活动。不仅如此，波伏娃已经开始全面参与政治活动。她花了许多时间精力在解决法属阿尔及利亚的独立问题上，甚至曾被看作“反法”分子。　　阿尔及利亚是一个北非国家，1905年沦为法国殖民地。为了争取民族独立，阿尔及利亚人民进行了半个多世纪的斗争，遭到殖民者的血腥镇压。50年代，不少亚非拉国家相继独立解放。在1955年召开的万隆会议上，许多国家提出要加快民族独立的进程，阿尔及利亚是非殖民化要求最强烈的国家。阿尔及利亚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法国士兵在那里无恶不作。而法国政府对这种行为置之不理，在大众面前掩盖了法军在阿尔及利亚的恶行。 大多数法国人都被遮蔽了，他们都不愿意阿尔及利亚获得独立。 　　面对这种情况，波伏娃旗帜鲜明地站在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解放的一边。许多法国人纷纷指责她“反法”。1958年5月，阿尔及利亚再次发生暴乱，其规模之大速度之快，大有演变成内战的可能，法国政体面临严重危机。法国各界纷纷要求戴高乐复出，他是主张武力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的。这一提议遭到了以萨特、波伏娃为首的左翼知识分子的强烈反对。5月28日，波伏娃和萨特带领大家在大街上举行了盛大的示威游行，但是这次游行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不久戴高乐当选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波伏娃参加了各种活动呼吁人们反对修宪，但都事与愿违，等待他们的将是更为残酷复杂的政治斗争。　　戴高乐上台后，波伏娃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的活动进行得更为艰难。但是她坚信，阿尔及利亚最终会独立，她为此坚持不懈地努力。1960年一位名叫波巴查的阿尔及利亚姑娘在集中营遭到法国士兵的强奸和虐待，肉体和精神都遭受了巨大折磨。波巴查向媒体披露这一事件之后，在社会上轰动一时。然而波巴查非但没能得到帮助，阿尔及利亚人民法院还准备对她进行审判。一名叫吉泽尔·哈里米的法国女记者抱打不平，决心为她出庭辩护。她希望通过波巴查事件，让被法国政府蒙蔽的法国人民看看阿尔及利亚人民到底处在何种生存状态之下。哈里米特地邀请了波伏娃来帮助呼吁。因为波伏娃是当时法国最具声望的女性名流。波伏娃很爽快地答应了。　　波伏娃撰写了一篇文章，详细叙述了这一案件，要求法院推迟审判。这篇文章刊登在当时发行量最大、最有影响力的《世界报》之后，很快在法国民众中掀起千层浪。法国民众纷纷倒戈，支持波伏娃，谴责法军的罪行。波伏娃号召了一大批知名人士发表文章声援波巴查，要求重新调查这一案件，将罪犯绳之以法。阿尔及利亚法院不敢触犯众怒，只得推迟审判。但是法院仍不死心，他们企图收买波巴查，让她承认自己没有受到伤害，只要撤消指控，就放她出狱。波巴查没有答应，这一案件只得继续审理。　　女记者将波巴查事件写成书，波伏娃为该书作序。这本书里披露了一系列新的证据表明两名高官在波巴查事件中也犯了罪，将矛头直指法国高层。波伏娃为了分担女记者的风险，作为合著者也在书上署了名。不久，阿尔及利亚法院迫于压力放弃了该案的审理，波巴查获释出狱。第四部分：波伏娃在中国121宣言　　萨特、波伏娃等121个人在宣言上签字，就是著名的121宣言。　　　　1960年3月，《现代》杂志的编辑弗朗西斯·让松被捕。法国当局指控让松领导了一个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法国组织，并散发地下报纸《真理》。　　让松曾经写过一篇评论加缪《反抗者》的文章，因为言辞过于激烈，导致萨特与加缪决裂。后来他写了《萨特传》，是萨特的好朋友，政治立场也很一致。萨特公开表示让松的做法是正义的，并撰文发表在让松主编的《真理》上，为他辩护。萨特的这种行为无疑于引火烧身。因为萨特在民众中具有很高威望，当局虽然恨他恨得牙痒痒，却也不敢把他怎么样。　　1960年夏，法国一些知识分子起草了一份宣言，抗议戴高乐政府在青年中征兵去阿尔及利亚，支持青年拒绝应征入伍，支持士兵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拒绝服从命令的行动。萨特、波伏娃等121个人在宣言上签字，这就是著名的121宣言。波伏娃支持反对法国殖民战争的秘密行动组织，并多次参加该组织的游行示威。　　萨特还接连在《真理》、《现代》上发表谴责法国当局做法的评论文章，导致两本杂志先后被查封。这些事件让法国当局痛下决心要除掉萨特这个眼中钉。他们开始逐个对签名的知识分子进行调查指控。8月，波伏娃和萨特出访巴西，巴西人民十分欢迎他们，里约热内卢还授予他们“荣誉市民”称号。而此时已经有几名签名者被捕。　　法国当局趁波伏娃和萨特在国外访问无法归来，对让松进行了审判，萨特特地写了一份支持被告让松的证词交给朗兹曼，让他在法庭上朗读。法国当局又气又恼，他们指责萨特的行为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行为，是对法国政府的挑衅。与此同时，当局加紧了对“121宣言”签名者的迫害活动，宣称萨特等人将被监禁5年，不久，一些人就被捕了。当时，波伏娃与萨特还在里约热内卢，那里的报纸上也竟赫然写着：“萨特回到巴黎就会被捕。”在政府的组织与鼓动下，巴黎5000名退役老兵上街游行，他们高喊：“枪毙萨特！”　　萨特并不惧怕被捕，但是朗兹曼考虑到国内的局势，劝说波伏娃和萨特暂时不要回巴黎。他俩同意了，离开巴西后，他们又来到了古巴，见到了卡斯特罗。最后在朋友的帮助下，他们安全抵达巴黎。他们俩主动上门，坦然接受了当局的指控。不过，审讯的日期却一推再推，最后当局宣布取消指控。因为波伏娃和萨特在国际国内的声望实在太高了，法国政府害怕触犯众怒，偷鸡不成蚀把米。这场官司很快不了了之。　　明争结束了，暗斗更可怕。波伏娃和萨特因为继续支持阿尔及利亚的民族独立，受到了秘密警察的监视和袭击，法国当局是铁了心地要致他俩于死地。1962年1月的一天，半夜两点，波伏娃和萨特的公寓被炸弹击中了，三天后，萨特母亲的公寓又被轰炸了。所幸这两次都没有什么人员伤亡。波伏娃还经常接到恐吓电话：“小心，今晚你将炸成碎尸。”最后波伏娃只好搬家。　　阿尔及利亚终于在1962年7月5日宣布独立。在戴高乐政府就是否同意阿尔及利亚独立的问题在法国进行全民公决的时候，几乎每一个法国人都赞成阿尔及利亚独立。而在7年前，当波伏娃提出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法国人都认为她“反法”。这差异是多么大，过程又是多么艰难。波伏娃对这一天的到来感到欣喜不已：“穿过巴黎的大街小巷，阿尔及利亚劳工们笑逐言开。”她的心里也舒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