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吗？”孙中山哈哈笑道，“做革命家没有发胖的福分。”　　汪精卫说：“我们都进屋吧！”　　考究的会客室里已亮起了柔和明亮的电灯光。三人坐在松软的牛皮沙发上，喝着香甜的美国咖啡，闲聊起来。正要转入正题时，胡汉民、王宠惠进来了。　　胡汉民与杨度是东京法政大学的同学，老熟人了。多年不见，彼此都很高兴。王宠惠虽与杨度是第一次见面，但神交已久。那年为粤汉铁路收回自办一事，王宠惠作为留美学生的领袖，致信东京留日学生会总干事长杨度，承认杨度兼作留美学生代表的身份。杨度回信给王宠惠，表示不负大家的期望。因为有这层关系在内，彼此也可以算是老朋友了，所以也很亲热。　　孙中山笑着对大家说：“都是老友重逢，难得！皙子今夜要多谈些北方的事，展堂、亮畴也一起听听。”　　胡、王说：“正要听皙子谈谈北方，这是当前的大事。”　　杨度心里想：粤派的主要人物都到齐了，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便放下咖啡杯，开始谈起正事来：“关于北方对局势的看法，想必诸位已经从南北会谈中了解了一些。”　　王宠惠说：“南北谈判，精卫兄和我都参加了，只是北方的代表谈得并不详细，总理刚回国，展堂兄前天才从广州赶到上海，他们都想多了解些北方的内情。皙子先生，你既是清廷的要员，又是我们的朋友，你要多提供些绝密消息哟！”　　杨度笑了笑说：“哪有绝密消息可提供，只不过是和老朋友们随便聊聊罢了。”　　胡汉民烟瘾很大，因为孙中山不抽烟，前两天在这个会客室里不敢抽。正在烟瘾发作的时候，他有了一个借口：“我记得皙子是喜欢抽雪茄的，总理，让我陪他抽几支吧！”　　孙中山笑着说：“你这个烟鬼，我就知道你熬不过了。好吧，算是招待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我批准你陪皙子抽。”　　胡汉民忙掏出一盒从日本进口的雪茄来，递一支给杨度，自己也叼起一支。屋子里顿时冒出一股香喷喷的烟味来。　　抽了几口雪茄后，杨度的精神更足了，他侃侃而谈：“对待南方的相继独立，北方政界大致有三种态度。一种是主张坚决镇压，一定要维系以大清王室为首脑的君主立宪国体。另一种是游弋观望，看到底谁的实力强，再决定倒向哪方。还有一种是倾向于民主立宪，但出于各种因素的考虑，目前还不能公开表明态度。”　　孙中山插话：“皙子，请你坦率地说，据你所知，北方目前究竟有多大的力量。”　　杨度又抽了一口烟，说：“说句不客气的话，假若北方真的要跟南方打硬仗，南方不一定打得过。”　　“何以见得？”胡汉民似乎不大乐意听到这样的话。　　“我们先来看看军事上的力量。”杨度将大半截雪茄搁在烟灰缸上，以便腾出右手来打手势。“目前北方尚有新军八镇八协一标约十三万人，旧巡防营二十七万人，新募巡防营七万人，另有八旗兵二十二万五千人，绿营兵十三万五千人，总计八十万出头。南方独立各省的新军为六镇十二协三标近九万人，参战的会党和民众都不能算作正式的作战力量，他们今日来，明日散，只能助声势，不会听调遣。仅从兵力来说，北方的兵力便是南方的九倍左右，即使把其他参战人员算在内，也不足北方的一半。”　　孙中山默默地听着。全国各省新军的分布他心里是有数的，杨度的分析大致符合事实。说句实在话，各省独立的成功，决定的因素是人心所向，并不是战场较量的结果。倘若在战场上作一番殊死的搏斗，大部分的独立省军政府未必能维持得下去。当然，最后的胜负还是要取决于人心所向，但那必定是在长期的流血奋斗千百万人的牺牲之后的事，国家和人民怎能经受得起那场浩劫！　　“从装备上来说，”杨度看到他们都在认真听他的话，很有兴致地说下去，“南方新军的装备大多为八八式毛瑟枪和汉阳造，机关枪很少。火炮也都是老式落后的。北方的新军，尤其是北洋六镇是袁世凯的嫡系，都是一色的德国八九式步枪，而且配备了相当数量的马克辛重机枪与麦德森轻机枪。”　　杨度对军队的装备掌握得这样清楚，颇令孙中山吃惊。他一向在革命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对民众的宣传鼓动和对今后民主共和国的规划设计上倾注了大量的精力，至于军事方面，尤其是指挥战争、调配武器弹药等具体事项上，他考虑得不太多，也不太擅长。军事上，黄兴是革命党中的第一号大将军。胡汉民也是文人出身，这一个多月当都督，职务所迫，使他对军事情况了解得多些。他插话说：“克强对我说，汉口和汉阳的陷落，关键的原因是北洋军拥有机枪和子母弹，而我们没有。”　　王宠惠也说：“各省代表都说，武器是个很大的问题。过去清廷从洋人那里买来的武器都优先装备了北洋六镇，然后再分一点给直隶巡防营及八旗驻防兵。南方各省新军领的都是从前湘淮军留下的老旧破枪，汉阳造对他们来说就是新式武器了。”　　胡汉民说：“广东新军里的汉阳造步枪，连发两三百发子弹后枪筒就烧得烫手，要冷一两个钟头才能再用，真的打起硬仗来，汉阳造也不管用。”　　“这是讲军事方面，至于财政方面，北方也仍旧占有优势。”杨度继续说：“清廷虽说帑藏空虚，但为了保命，还是可以挤出几千万两银子来的。前两年连续借了三千一百万两外债，紧急时都可以挪用来鼓舞士气。四国银行已公开表示，只要清廷今后与他们友善合作，他们愿意维持这个政府，马上提供七百万两贷款。再加上关税盐税，清廷短期还可凑出七八千万两银子。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那些毫无政治头脑只知升官发财的丘八们，会为打赢这场战争而拚死上前的。”　　杨度端起咖啡喝了一口。他发现革命党的领袖们个个面容严峻，知道他们的内心在紧张地思考。他不愿意被他们看作是清廷的说客，于是说：“我说的都是实际情况，并无半点夸大不实之处。我和各位都是相知多年的老朋友，深知各位革命的目标是为了国家和人民。我真诚地认为，当前南北议和是为国家和人民的福祉所做的最大好事。”　　“我们是愿意和谈的。南北和谈谈得好好的，为什么少川先生突然要辞职呢？”孙中山目光锐利地望着杨度问。　　谈话已进入实质阶段了。杨度放下杯子，郑重地说：“我说穿了吧，唐少川的辞职，其实已意味着南北和谈的破裂。南北和谈破裂的真正原因在于袁项城知道了中山先生已被推举为大总统，袁认为革命党人不相信他。”　　孙中山笑道：“原来是这样！我这个大总统是临时的，什么时候都可以不当。我孙某人几十年奔走革命，从来没有想到要由自己来做新国家的总统。革命是危险的事，随时都有可能牺牲，若为一己利益着想，我早就不革命了。”　　转过脸对他的战友们说：“我们革命党人都没有为个人谋利益的想法。比如说精卫同志吧，他去刺杀载沣前，连以身殉国的血书都写好了。”　　汪、胡、王都笑了笑，点了点头。　　杨度说：“革命党人这种舍身为国的精神，深为国人敬仰，也为我本人所敬仰。但袁项城，尤其是袁项城手下的北洋军将士们，却没有这种宽广的胸襟。他们放弃了自己奉行多年的忠君思想转而拥护民宪，若个人无好处，他们会干吗？”　　王宠惠问：“皙子先生这些年与袁世凯的关系较深。他到底是个什么人，值不值得相信，我想请你以一个老朋友的身份对我们说实话。”　　孙中山也说：“亮畴刚才提出的问题，不只是他个人的疑问，革命党中有不少人都有这个疑问。袁世凯早些日子还一再公开表示，要留存满虏小皇帝，要为君宪而效力，为什么又突然转而赞成共和呢？”　　杨度笑笑说：“要问袁项城是个什么人，我可以一言以蔽之，乃一识时务之俊杰。从他一贯主张变法维新、训练新军、力办新政可以看出，他思想决不陈腐守旧。这次出山前向清廷提出的六条要求，比如明年即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这两条，从施政大计来看，均与革命军的方针无多大区别。第三、第四条，宽容参与此次事变的人，解除党禁，很明显地表现出同情革命党。诸位可以从这里看出袁项城决不是一个冥顽不化的旧官僚，也决不是个一心要与革命军为敌的人。”　　胡汉民说：“我看袁世凯不会死心塌地为满虏效力，削职为民的前嫌他哪里会忘记得了。”　　汪精卫说：“要说袁项城识时达变也还说得过去。我出狱之后，他就请我给他上民主立宪的课。我接连给他讲了三个晚上，他也听得进，最后还说：看来行民主宪政也不是坏事。”　　胡、汪的插话无疑为杨度提供了论据。他接着说下去：“至于袁项城前些日子还说要行君宪的话，我想诸位应体谅他的处境。他身为朝廷的内阁总理大臣，在公开的场合不说拥护朝廷拥护君宪的话，他的总理大臣能当得成吗？因为他识时达变，他能看得出民主立宪是为多数人所接受的国体，所以他的内心是赞同这个国体的。这点他跟我说过，也跟精卫说过。”　　孙中山问：“虽有削职前嫌，但袁家毕竟三代受满虏之恩，他自己也是靠满虏的赏赐才位极人臣，亲友故旧全是满虏的高官大员，要他彻底背叛满虏，能做得到吗？”　　杨度冷笑了一下，断然说：“世受国恩、忠于皇上这一类的话，只是曾国藩那样的人的信条。我今天向孙先生和各位亮个底牌吧，袁项城决不是曾国藩，他也决不想做曾国藩……”　　“先生，有紧急电报。”　　杨度正要说下去。一个身着西服的年轻秘书进来，扬起手中的纸片对孙中山说。　　汪精卫起身接过纸片，迅速地瞟了一眼，赶忙递给孙中山。　　“威胁，这是威胁！”孙中山气愤地将纸片丢到茶几上。　　胡汉民从茶几上拿过电报，王宠惠也凑过去，轻轻念道：“据北京消息：冯国璋、段祺瑞等四十八个北洋军高级将领将联名通电全国，全力捍卫君宪，誓死抵抗共和。”　　杨度心里暗自得意。他估计此电必是出自袁世凯的授意，这个老练的政治家真有过人的精明和手腕。此时此刻这个电报到达此处，对他的帮助太大了。他做出一副早知内情的神态说：“在汉口前线，冯华甫、段芝泉便对我说过，他们只知有君宪，不知有共和。这些军人脑子僵化，拿他们真没办法。”　　汪精卫说：“这些人都是袁项城的袍泽，对袁的影响很大。”　　杨度接过汪精卫的话说：“正是这样。我刚才说袁项城的本意是不想做曾国藩，为清廷效力尽忠。但如果他手下的这些将领坚决不同意共和，怂恿他维护君宪，那也可能将他逼上曾国藩的道路。倘若袁项城做第二个曾国藩，凭借北方的军事和经济的实力，南方能不能取胜还很难说。”　　“哼！”孙中山突然愤怒地站起来，大声说，“北洋将领誓死抵抗也好，袁世凯做第二个曾国藩也好，大不了战争重新打起来，我孙某人奉陪到底！”　　会客室的空气一下子紧张起来。孙中山从上衣袋里掏出一块白绢擦着嘴唇，面孔绷得紧紧的。胡汉民、王宠惠拿眼睛望着，一时都不说话。汪精卫起身，对孙中山说：“总理，莫发怒，坐下吧！”　　说着便扶着孙中山坐到沙发上，又端起咖啡杯递上去。孙中山接过喝了一口，脸色开始缓解下来。　　汪精卫轻言细语地说：“正如总理所说的，北洋将领此举无疑是对我们的恫吓威胁，不过，若真的战事重开的话，我们会面临着武器和经费方面的严重困难。这尚在其次，更重要的是南方各省的老百姓将要承受战争给他们带来的巨大痛苦。”　　杨度立即附和：“还有一点，中国若长期内战，正好给洋人以可乘之机。洋人若一旦介入战争，中国将有可能四分五裂，后果不堪设想。”　　“现在看来，即使损失很大，仗也是非重开不可，难道我们还能屈服于冯国璋这批北洋将领的压力不成？”孙中山余怒未消，说起话来仍火气很大。　　“北洋将领的情况我知道。”杨度说，“他们最关心的并不是国体政体，而是自己的官位权力。只要有官有权，至于行什么体制他们并不在乎。多年来北洋军习惯于听袁项城的话，所以大家都说北洋军是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朝廷。他们所谓的誓死捍卫君宪制，那只是一个幌子，实际上要捍卫袁项城的地位。我可以担保，假若临时政府公开宣布，将大总统一职给袁项城，北洋将领们什么捍卫君宪反对共和的高调就决不会再唱了。”　　汪精卫忙接着说：“皙子这几句话倒是说到冯段等人的心底里去了。”　　经此点破，孙、胡、王也很快明白过来。但袁世凯只是表示他拥护共和，并没有具体行动，凭他这句空话，就把大总统让给他，革命军岂不太软弱了？　　这时年轻秘书又进来了：“先生，张季直先生有要事察报。”　　“请他进来吧！”孙中山的心情已基本平静下来，他微微扬了扬手说。　　将近花甲的张謇身穿一件金花黑底缎面长袍，拄一根时新的弯头文明竹杖，迈着方步跨进会客厅。江苏独立时，张謇以省谘议局议长的身份首先响应革命。前几天，他和原江苏巡抚、现江苏军政府都督程德全，革命元老、光复会会长章炳麟一起组建统一党。张謇集名士、实业家、统一党党魁于一身，又年居长辈，孙中山对他非常尊敬。　　见他进来，会客厅所有人都站起迎接。孙中山走上前，双手扶着他，把他送到沙发边，客气地问：“直老有何贵干？”　　张謇分开两腿坐在沙发上，两手扶着支起在两腿之间的文明拐杖，俨然一副长者的派头，也不向四周的年轻人打招呼，只面对着孙中山一个人说话：“前几天，袁慰庭给我来了一份电报，问我今年夏天对他说的话还算不算数。”　　“直老夏天对他说了什么话？”孙中山问。　　杨度心里想，是不是袁说的江浙立宪派抬他出山的事？遂倾耳恭听。　　“夏天我进京时，特为在彰德下了车，去洹上村看了看袁慰庭。我们二十多年没见面了。他那时革职乡居，心情有点颓废。我打他的气，说大家都希望他早点出山收拾残局。”　　胡汉民笑着说：“直老有远见，那时就知道他会复出。”　　“不是在你们这些后生子面前吹牛皮。”张謇扫了四周一眼说，“我张某人别的能力没有，要说看人，倒是八九不离十。二十多年前，袁慰庭不过一落拓无赖，吴军门若不是看在故友的情谊上，根本不会收容他。我观察一段时期后，发现这小子不是等闲人，便推荐给吴军门，要吴重用。吴将他带到朝鲜，这以后才有慰庭的发迹。好了，这些老话不说了。”　　张謇端起杯子，看了看，摇摇头说：“孙先生，你这是什么洋东西，我喝不惯。”　　孙中山忙从他手里拿过杯子，对着门外说：“阿桥，你去给直老换一杯好龙井茶来。”　　张謇双手在拐杖上下摸了摸，说：“我今天特为来告诉孙先生，我们统一党上午开了一个会，会上议决要袁慰庭办一件事。”　　“什么事？”众人异口同声地问。　　“要慰庭劝皇上退位。只要皇上一退位，我们统一党就举他做大总统。大家推我拟一个电文。我给慰庭吃一颗定心丸：甲日满退，乙日推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　　大家一齐看着张謇，愣住了。杨度简直想冲上前去拥抱这位倚老卖老的大名士，正是他这句话，给南北会谈由破裂转向实现预期效果提供了一条好途径。胡汉民和王宠惠心里突然对这个老头子生出反感来。如此大事，居然不先征求一下已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的孙先生的意见，就擅作主张，甚至还用什么“甲”呀“乙”呀“一切通过”呀这类字眼，这不明摆着将统一党置于同盟会之上，置于中央临时政府和孙大总统之上吗？太狂妄不自量了！太讨好巴结袁世凯了！两位年轻的革命家顿时愤慨起来。　　孙中山听了，一股悲凉之感油然而生。这件事充分说明了革命军中许多人还只知一个民族革命而不知其他，以为只要推翻了满洲皇帝，中国的一切问题便都解决了。革命意识浅薄得可怜。同时也充分说明革命阵营中原本存在的山头派性，将会随着暂时的胜利而愈加明朗对立，即将诞生的中央政府会很难有一个统一的意志，统一的行动。杨度所分析的军事财政两方面南北力量悬殊也是实情。一个决定已在孙中山的脑子里慢慢形成了：让位给袁世凯，用武昌起义和十四省独立来换取满洲皇帝的退位也是一个重大的胜利，真正的民主共和再靠尔后的斗争来获取。　　想到这里，孙中山断然对张謇说：“我同意统一党的意见，只要满虏退位，我就把临时大总统一职交给袁慰庭。”　　又转过脸对杨度说：“烦你也给袁慰庭拍个电报，一是把我刚才说的话告诉他，二是请他转告冯段等北洋将领，要以国家和百姓的利益为重。中国的出路只有民主共和，舍此之外别无前途！”　九 静竹的鼓励，自我的检讨，使杨度相信自己的转变没有错　　两天后，中国的纪元是宣统三年十一月十三日，而在世界大多数国家里则是新一年的元旦。就在这一天，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大总统的就职誓词很短：“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国民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所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　　刚就职就提到解职，而且信誓旦旦地公之于世，这可能是全世界所有总统就职典礼上没有过的怪事。与此同时，北京各大报纸刊出了冯段等四十八个北洋高级将领抵死捍卫君宪的通电。孙中山不得不亲自致电袁世凯：“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之渴望。”　　这些现象使中国老百姓明显地看出，以孙中山为首的民国政府是很虚弱的，真正的中国之主乃是北洋军的首领袁世凯！　　杨度圆满地完成了袁世凯的使命，高高兴兴地离沪回京。袁大公子代表他的父亲来到车站迎接，并转告他父亲的话：“皙子能干，今后还要多多借重。”杨度听了更是得意。　　他想起袁世凯一旦做了总统，自己也就是民国政府的大员了。自己过去一向主张君宪，上个月与汪精卫联合发起国事共济会，隐隐地做了全国君宪党的领袖。一下子改做民国的大官，不是背叛了自己的主义吗？应该把这个转变向社会说清楚。国事共济会已解散，不如找几个原先也持君宪主义的朋友，再发起一个会，来一篇宣言书。　　他把这个想法与薛大可、刘鼐和、王赓等人商量。这些人近来看到袁世凯都赞成共和，知君宪已无出路，正寻思着要改换门庭入民宪，杨度这个想法正合他们的心思。遂一起计议，干脆激进点，定这个会为共和促进会。　　宣言书仍由杨度起草。文章说，前主君宪，乃以救国为前提，而并非以保卫君位为目的，乃为促政治之进步，而绝不愿以杀人流血来勉力换取君位。现在发起本会，是应时势之要求，鉴国民之心理，尽匹夫报国之责。文章最后说：“生民涂炭，已濒水深火热之域；外侮方殷，行见豆剖瓜分之惨。求内部之统一，免外人之割裂，安危存亡，系此一举。凡我同胞，奋袂兴起，以尽国民之义务。”　　大家看了这篇宣言书，都称赞文章做得很好，把众人一片为国家利益而栖牲个人主义的公心说清楚了。薛大可便将它拿到《帝国日报》上去发表。　　这天傍晚，全家人围着饭桌吃饭。杨度对家人谈起外间的事。说袁项城现在很为难，制定了一个优待皇室的条款，又不敢给太后和摄政王看，怕他们骂他背叛朝廷。又说朝廷中有一部分人组织了一个宗社党，坚决反对皇上退位，要与南边拼命。　　何三爷说：“昨天我在长兴茶楼上听茶客们说，袁宫保就是今天的曹操，欺负孤儿寡妇，明明有力量可以制服革命党，但他偏要和谈，借革命党来压朝廷。”　　杨度说：“也不能担保袁宫保就一定可以制服革命党。革命党不是长毛，袁宫保做不成曾国藩。”　　静竹说：“既不能做曾国藩，做曹操也可以，何况满人的孤儿寡妇也没有一定要保卫的道理。他们没有治理国家的本事，让有本事的来治理有何不可，凭什么这江山就永远是他一家一姓的？”　　亦竹平素一向不谈国事，这时也插话了：“皇上是个六岁小孩子，哪里知道管理国家？说句什么话都是圣旨，别人都得听他的，真好笑。前天我去酱园打醋，听一个家里有人在宫中做太监的大哥说，有天皇上玩得兴起不愿睡午睡，总管太监哄他去睡，他讨厌太监扰了他的兴致，突然对身边的小太监说：‘传我的旨意，把他杀了！’吓得那个老太监连连磕头饶命，皇上就是不准，非杀不可。小太监赶紧禀奏隆裕太后，太后慌忙过来制止了。假若小皇上死命都不同意呢，那个老太监不就丢了命？”　　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亦竹得出了结论：“我看这君主制是要不得，革它的命是对的。”　　静竹说：“皙子，昨天《民视报》上登了一封给你的公开信，骂你不该放弃君宪转向民宪。”　　“是吗，报纸在哪里？”杨度放下碗筷。　　“在我房里，放在梳妆台上。”　　杨度忙起身离席。　　杨度找到《民视报》，报上的公开信是两个不相识的人写的。信上说他前不久还标举君宪，一下子忽又变为共和，好比一个得一夜之欢就改变贞节的寡妇。这个比喻，让杨度看了很觉恶心。他气得把报纸扔到地上。想一想，又捡起来看下去。　　信上的语言真是刻薄极了。说什么若真有见地，不为利害所动，则无论持君主还是持民主，其人可贵而其言可信。假使那年从日本回国后不受朝命，不拜官爵，始终和革命党携手合作，那么今日名不在孙黄之下。又如事变刚起就与政府断绝关系，投身民党提倡共和，虽蒙寡妇再醮之嫌，尚不得与娼优并论。如今朝三暮四，反复无常，是自取其辱而为社会所轻。　　公开信甚至还说，中国之所以闹到这般地步，正是因为士大夫轻节义，毁廉耻，倾危反复，追逐一己之名利的缘故。现在这些人又见风使舵，往共和政府里钻。若共和今后在全国建立，这些绝无心肝绝无廉耻之徒充塞其间，那中国的前途真堪痛哭。　　下面还有几段话，杨度实在无力看下去了。他的手脚已发软，背上冒出冷汗，终于瘫倒在静竹的床上。过一会儿，略觉好些了，他坐起来细细地咀嚼着这封信。他发现这封信里有不少似是而非的东西，他想写篇文章答复，又难以着笔。上海回来后满肚子的热情，被这勺冷水一浇，差不多去了多半。　　杨度心里快快的，一连几天打不起精神。谁知破船偏遇打头风。湖南传来消息，一个新成立的名叫国民协进会的团体通电全国，说杨度在武昌起义后奔走南北，比附满酋，力请袁世凯出山，是一个大汉奸。按照他们的会章，判处杨度死刑，并没收他在湖南的家产，拘捕他的妻子儿女。　　杨度得知此事，又气又急，赶紧给杨钧拍个电报，要他把嫂子和侄儿女暂送到湘绮师那里躲避一下，以后再接他们进京来住。　　幸好第三天，胡汉民、汪精卫便在南京联名发出通电，为杨度说情。孙中山也亲自致电湖南都督谭延闿，请他派兵保护杨度的家属。　　原来，国民协进会是几个激进的革命党人组织的团体。他们绝对排斥满人，排斥为满人做过事的旧官僚。杨度那年为粤汉铁路事得罪了一批湖南士绅，他们向该会进谗言。这个会的过激言行得不到人们的拥护，没有几天便自行解散了。所谓判处杨度死刑一案，自然也没有人去执行。　　但此事又给杨度一个刺激。放弃君宪转向共和遭人讥嘲，协调南北和谈成功也遭人诬骂，为国家办事真是艰难呀！　　杨度意志消沉下来。他关起门来读诗练书法，一天到晚几乎不说一句话，烟灰缸里的纸烟头堆得高高的。静竹、亦竹看在眼里，疼在心头。十来天过去了，杨度的情绪仍未好转。静竹实在忍不住了，这天午后她走进书房，只见杨度又在闷头吸烟。她轻柔地叫了声“皙子”后，便在他的对面坐了下来。　　“心里还不舒畅吗？”静竹美丽的丹凤眼里满是爱怜。　　杨度微微点了点头，没有做声。　　“不要老是这样。”静竹软软柔柔地劝道，双手托起他的下巴，细细地端详许久。“皙子，这些天来你瘦多了。”　　这双纤纤的女人手里似乎蕴藏着炽烈的热源，情绪冷落的前秘密使者顿时浑身温暖起来，疲软的身躯里像是灌进了一股强大的气流。他紧紧地抓住静竹的手。他已经很久没有这样握过她的手了。静竹心头滚过一阵幸福感，略显憔悴的面孔上荡起一层浅浅的红晕。很长时间，两人就这样手握着手，眼望着眼，不说一句话，彼此都觉得心灵在一沟通，情感在交融。杨度感到自己的心情突然变得开朗起来，半个月来的抑郁被驱散了不少。　　“皙子，你不要老是这样。”静竹又轻柔柔重复了一句。她解开左臂下的衣扣，从棉衣口袋里取出一个绿绸包来。“皙子，这块潭拓寺里的拜砖，你已经很久没有看它了。看看它，想想妙严公主吧！”　　杨度从静竹手里接过绿绸包。打开绿绸，那块小小的三棱形砖头露了出来。他凝视着它。十二年前同游潭拓寺的情景又出现在眼前。观音殿里，如花似玉的静竹郑重地捧起这块拜砖送给他，希望他今后以妙严公主那样的恒心对待自己的事业。就是在那一刻，杨度的心中升腾起对这位沉沦底层的陌生女子的敬重之情，也就在那一刻，奠定了他们之间心心相印的永久爱情。杨度的眼睛慢慢地湿润了。　　“皙子，说实在话，你过去致力君主立宪，我心里总觉得不甚妥帖。这个满人朝廷，大家都说它气数已尽了，已走到头了。我老是在想，我们志大才高的哲子为什么总要维护这个小儿朝廷呢？只因为这是男人的事业，所以我们姐妹并不干扰你。眼见得这几个月来你转而支持民主共和，为使国家和民众少受苦难，劳累奔波，促使南北和谈成功，我们心里欣慰得很。我几次和亦竹说，皙子支持共和，这条路走对了。国家是民众的，民众是国家的主人。这是天经地义的。为什么千千万万的人都要听一个人的呢？难道皇上一个人就比千千万万的人都要高明吗？正如那天亦竹所说的，六岁小儿懂得什么？他一旦登上龙位做了皇帝奋一国就都得听他的，他说浑话都是圣旨，这合道理吗？皙子，行民主共和，这一定是对的，你放心大胆做下去，不要怕别人说闲话。报上登的公开信，你就当它是混账话好了。说不定那些人正是从朝廷那儿得到了大大的好处，反过来说别人是为利而变节。这些人的心地最卑鄙缝靛，你完全可以鄙视他们。湖南那班子人自己都散了伙，你还管他什么？明年开春了，京师暖和了，叫何三爷到湘潭去，把母亲、嫂子都接过来住好了。皙子，要学妙严公主那样，看准了目标，就坚持不懈地走下去，莫为闲言闲语动心。”　　静竹这段细声细气的贴心话，真如同一股春风吹化了压在杨度心口上的霜雪。他又一次紧紧抓住静竹的手说：“静竹，多亏你提醒了我。你说得好，应该要有当年妙严公主那种恒心。倘若遇难便止，不思奋斗，的确是干不成大事业的。”　　“好了，听到你这句话，我心里真像喝了蜜糖似的。这就好了，今夜好好睡一觉，明天一早还我一个生龙活虎的皙子！”　　静竹站起来，弯腰在杨度的额头上甜甜地一吻，又嫣然一笑，走出了书房。　　疾病的折磨，精神上的抑郁，使得静竹过早地进入中年，当年那婀娜多姿的体态、轻盈优美的步履已不复存在，惟有这嫣然一笑，仍是江亭、潭拓寺那两天的静竹。它给杨度带来无限甜美的回忆，也夹杂着韶光易逝的深重惆怅！　　杨度的精神大大振奋起来。他认真地对武昌事变以来自己的行为做了一番检讨。　　自从第二次日本留学回来后，杨度通过对各国宪政的研究和对中国国情的分析，认定虚君立宪是中国最宜采用的国体。回国三四年来，他一直在为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和促使国会早日召开而努力。不料，革命党排满激进的救国方略得到了多数人的拥护，武昌起义赢来了十四个省的独立。尽管各省独立的背景不尽相同，大部分都督亦非革命党人，但厌倦满人朝廷的情绪则是一致的，人心向着民主，向着共和，已成了时下中国的政治潮流。　　面对着这种巨大的一夜之间发生的突变，杨度有几种选择。一是固守一贯的主张，坚持虚君立宪，与革命军势不两立。二是守“道不同不相与谋”的古训，在革命党民主共和大行天下的时候退出政坛，不闻世事。三是放弃自己的主张，投入民主共和的时代潮流，在此潮流中再展身手。　　战火已起之时，势不两立者，必定鼓动以暴力对暴力，其结果只能给国家带来内战之祸，置百姓于水火之中，启列强瓜分吞并之心。主义可贵，但国家和人民更可贵，不能将主义置于国家和人民之上。第一种选择他不愿采取。　　假若换一个功名事业心淡泊，只想做研究政治学的书生，，或者是年高体迈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老者，因为所抱主义不同，他可以不卷入争斗漩涡，退而在书斋里著书立说，传诸后世；或者连名山事业也不做，隐居山林，混迹于渔樵之间，像陶渊明那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杨度不是那样的人。　　帝王之学的忠实信徒，其内心深处有一股强烈的建功立业的躁动。他自己很清楚，这股渴望建立功业之心要超过对主义的信仰。主义可以改变，功业却非建立不可。历史上那些做出轰轰烈烈大事业的人，且不说苏秦、张仪朝秦暮楚，就是备受人们赞扬的魏徵、刘基，不也是改变了原先的主义才有日后的大业吗？　　三十六岁精力充沛热衷国事的杨度，决不愿做那种为了坚持主义而老死山林的隐逸之士，他要奋进，他要闪光，他要出人头地，他要做热热闹闹的大事业，他要做王氏帝王之学的成功传人。如此，在他的面前就只剩下一条路可走了，那就是弃君宪而拥护共和，汇入当前这股汹涌澎湃的大潮流中去，佐袁世凯去做一番民主共和的大业。　　正在这时，有一件事使他矛盾痛苦的心灵获得了安慰。前两天，梁启超在日本公开宣布拥护民主共和政府，他痛痛快快地承认君宪在中国行不通，应该改行民主共和。梁启超既不为自己鼓吹宪政的过去遮掩，也无半点改变主义的愧疚，他大言不惭地宣布，他常常是不惜以今日之启超攻昨日之启超，因为这是为了追求真理。只要得到了真理，一己的名声可不必顾惜。　　梁启超说得有道理。杨度想，君主立宪也好，民主立宪也好，关键在立宪。世上有君宪成功的国家，也有民宪成功的国家。国体应由国情决定，而全国多数人的选择就是国情。今天中国多数人拥护民宪，那就意味着国情宜于民宪，自己过去的君宪主张不合国情，应当抛弃。梁启超可以这样改变，我为什么不能改变呢？还有张謇、汤化龙、谭延闿等人，他们过去都是高唱君宪调子的，现在都转而支持民宪了。他们可以转化，我为什么不可以转化呢？想到这里，杨度平添了胆气，他深为自己这十多天来的虚怯而羞耻。　　杨度的这番自我检讨，究竟是体现了中国士人顺应潮流的明智呢？还是体现了中国士人缺乏力量的悲哀呢？这是一个很难说得透彻的问题。只是杨度经过这番自我调整，失衡的心态重新获得了平衡。他铺开纸张，奋笔疾书，理直气壮地申明自己转变主义、支持共和的缘由，叫何三爷立即送《民视报》发表，作为对攻讦者的公开答复。十 南下就职前夜，北京城闹起了兵变　　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对于大清皇室和一切忠于大清皇室的人来说是一个最痛苦最屈辱最不堪回首的日子。这一天，六岁小儿皇帝溥仪向全国人民颁布退位诏书，统治中了大地二百六十八年的清王朝正式宣告结束。对于广大的中国人民来说，这一天则是最值得庆祝最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清王朝的结束，同时也是沿袭了两千多年之久的整个封建社会的最终了结。　　与历史上所有被迫退位的帝王的诏书一样，溥仪的退位诏书里写的也不是他本人想说的话，那些话都是逼迫者借他的口气说的。早在一个月前，袁世凯就密电张謇代拟一份退位诏书。　　状元张謇当然是最有资格写这种东西的，但他太忙，实在抽不出时间，受命后就将此事交给他的朋友杨廷栋。杨廷栋是江苏吴江人，中过举，又留学过日本，张謇器重他的文才。　　杨廷栋躲进苏州闾门外的维瀛旅馆，花了三天三夜的功夫，逐一字逐句地斟酌考虑，写出了一份初稿。初稿誊抄后，他的一个名叫曾奋的好友又作了修改，最后由张謇审阅定稿，派曾奋送到北京。袁世凯看完后很满意，只在其中加了一句话：“即由袁世凯议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　　这个被张謇视为不会读书作文的内阁总理大臣，恰恰在这篇由张本人定稿的历史文献上，添上了最为重要最为关键的点睛之笔。有了这一笔，袁世凯的大总统之位便是得之于清皇室的禅让，而不是革命派的转送。他既可以不受欺负孤儿寡妇的指摘，又可以不必感激革命派的恩德。张謇当年真是低估了学生的文才，没有看出不喜为文的袁世凯其实是做大文章的高手！　　南京的临时政府见袁世凯真正把皇帝逼下了龙庭，当然不能失信，但以孙中山、黄兴等人为首的革命党人，总对这位在满虏官场中混了三十多年，几个月前还一再声称在中国应行君宪不能行民宪的袁世凯很不放心，他们决定要对他实行一些制约。独立省区的代表们在皇帝未退位之前，几乎都一致认为把大总统一职让给使皇帝退位的袁世凯是应该的，现在真的要让他做总统了，大多数代表又担心起来。他们怕袁世凯说话不算数，会剥夺他们既得的权利地盘，更怕他哪天翻脸不认人，对他们打击迫害。于是紧急开会，制定条款，试图给袁世凯套上枷锁，令套上枷锁的袁大总统始终不敢偏离民主共和的轨道。　　第一条款，是匆忙制定《临时政府约法》。临时约法规定国家的政体为内阁制，内阁总理及各部总长称为国务员，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第二条款，中华民国的首都定在南京，不得改变。第三条款，临时大总统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临时大总统及国务员始行解职。　　孙中山的临时政府实行的是总统制，没有设总理，各部总长直接向总统负责。宋教仁热衷于政党内阁，刘揆一附和他的主张。各省代表便以为宋教仁有做总理的野心，结果，不仅总理内阁制被否定，连宋教仁的内务总长也被否定了。现在袁世凯要做总统了，为要制约他，又将总统制改为总理制，以便分他的权。北京既是清廷的都城，也是袁世凯的地盘，革命党人怕袁在北京，他们管不了，便坚持南京的首都地位不能改。再来第三条款加以限制：不来南京不交权。　　袁世凯老于宦术，见南京又耍出这几道把戏来，心中大为不快、他将唐绍仪、杨度叫去，指着刚收到的电报质问：“你们看看，孙文他们来这，一手是什么用意？”　　唐、杨把电报看了下，一时做声不得。　　“他孙文做总统就不要总理，我袁某人做总统，就来个总理牵制我，这像话吗？”　　唐绍仪在上海办谈判，谈到中途，以越权之咎被免去了总代表的职务。他一回到北京，袁世凯就对他大加抚慰，说明了此中因。唐绍仪当然能体谅老上司的苦衷。他见电报上写着总理，心里颇为兴奋，因为一只要设总理一职，他自度此职就非他莫原制属。他要促成总理制实施。　　“慰庭兄，关于总理内阁制，你不妨接受，只是加上一条：不能行政党内阁制。因为若行政党内阁制，内阁总理则由执政党产生，明摆着总理便落到南边去了。不行政党内阁，则总理由总统提名，那么事情就好办多了。”　　杨度本是最早提出政党内阁制的，但现在显然不能再提这码事了，况且他也有一丝做总理的念头。他知道袁世凯喜欢独断专行，话便说得委婉些：“中国目前的情况，其实最宜行美国式的总统制，不宜行法国的内阁制。不过，南方坚持要改内阁制，也犯不着为此事而影响大局。正如少川刚才说的，只要坚持总理由总统提名，则总统制与总理制实际上是一回事。”　　“哦，我明白了。”经唐、杨这么一指点，袁世凯马上就通了，只要不行政党内阁制，设一个总理对自己并无坏处，假若总理敢唱对台戏罢免他就得了。“好，这一条接受，附上一个条件，内阁是超党派的，不能行政党内阁。”　　他拿起电报又看了一下，皱着眉头说：“到南京去就职，是想要我到他们的地盘上去做傀儡，我袁某人从来要自己做主办事。与其做革命党的傀儡，我不如做清廷的内阁总理大臣。这南京是万万不去的，你们看有什么好主意可以对付？”　　唐绍仪一心巴望新政府早登场，生怕再出乱子，于是劝道：“我看首都设在南京也不错。南京龙盘虎踞，六朝旧都，明代的开基发皇之地，做首都是个好地方。只要权在手里，到哪里都不会做傀儡。”　　唐绍仪的机心远不及袁世凯，袁心中的名堂他如何猜得透！在南京与在北京大不相同之处，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楚。袁世凯望着唐绍仪苦笑了一声说：“南京这么好，干脆你去那里就任大总统好了。”　　这句挖苦话说得唐绍仪面色尴尬，竟不能再开口了。杨度在心里谋画了很久，总想不出一个两全其美的法子来。正在这时，一个贴身副官进来察报：“民政大臣赵秉钧有要事求见。”　　袁世凯起身，对唐、杨说：“我到隔壁去见见智庵，你们再帮我想想。”　　说着出去了。一会儿袁世凯进来，一屁股坐在沙发上，生气地说：“王府井一家珠宝店被抢了。这点小事也来问我，抓起来杀头就是了。对付这些人，只能用曾文正公的办法，重刑重典，宁可失之于严，不可失之于宽！”　　正当革故鼎新之际，北京城比过去更显得混乱，打家劫舍的事时有发生。一到天黑，老百姓都不敢出去，家家户户把大门关得紧紧的。“有了，就从这点上做文章！”杨度猛地灵机一动。　　“有法子了！”他兴奋地对袁世凯说出一个主意来。　　“皙子能干！”袁世凯听后满口称赞，当即做出决定。“行，就按你说的办！”　　第二天，袁世凯向南京回电：一切依照参议院决议办事。　　于是南京参议院开会，接受孙中山的辞呈，十七张选票全部投给袁世凯。两个多月前，革命领袖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时，还只得了十六票。现在前清总理大臣袁世凯却真像美国的华盛顿一样，获得了全票！这真是一件令千千万万革命党人难以预料的怪事。　　南京参议院决定派出一个高级别的专使团，前往北京专迎袁大总统南下就职。专使团以革命元勋蔡元培为首席专使，宋教仁、汪精卫、魏宸组、钮永建四人为专使组成，即日离宁赴京。　　专使团到达北京时，袁世凯命唐绍仪代表他在前门车站迎接，又特为打开正阳门，以当时最为崇高的礼仪将蔡元培、宋教仁等人请进北京城，下榻在贤良寺里。　　当夜，袁世凯设盛宴于六国饭店，为专使团洗尘。袁频频举杯向专使们一一敬酒，又极力称赞他们襄助孙中山创建临时政府的功绩，尊他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功臣。说得书生气极重的蔡元培感动不已，连连说：“袁大总统不愧为中国的华盛顿，中华民国有袁大总统领导，此乃民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之福。”　　第二天，唐绍仪率领一批人来到贤良寺，与专使团正式会谈。　　唐绍仪郑重其事地拟定了袁世凯离京的日期，规划南下的路线及临时休息的落脚点。蔡元培也把南京城里住所的安排作了说明，又带着歉意地说，袁大总统内眷多，目前南京临时政府所在地原两江总督衙门里面房子可能不够，先将就着住，以后再专款修造。　　下午，唐绍仪对专使团说，上午所讨论的已报告了大总统，大总统对南京方面的安排甚为满意。蔡元培等人放心了。于是又商量就职典礼定在哪一天，请哪些外国公使参加等等。双方谈得很顺利很投机很融洽，毫无一点芥蒂。专使团里五位专使，除汪精卫见过袁世凯外，其他四人过去都未与他谋过面。他们长期为一介平民，对前清官场，对袁世凯多少有些敬畏。这两天来亲见袁平易近人，态度诚恳，唐绍仪及其助手们也都谦和有礼，很好说话，专使们的心里装满了好感。　　夜晚的项目是在吉祥大戏院看时下京师最走红的花旦梅兰芳的《宇宙锋》。　　这梅兰芳其实是个男人。他家祖传三代唱皮黄。祖父梅巧玲不仅唱花旦，也唱青衣，最得慈禧的喜欢，是同光年间著名的十三名伶之一。梅兰芳今年才十八岁，却有十一二年的戏龄。他身材窈窕，扮相俏丽，祖传的绝技再加上本人的聪慧勤奋，使得他年纪轻轻便已压倒群芳，在京师菊坛旦角界独步一时。一曲《宇宙锋》真正唱得甜润清亮、缠绵婉转，这几个南方籍的专使听得如醉如痴。三十岁湖南才子宋教仁眼睁睁地盯着台上那个如弱柳娇花的旦角，他简直不能理解，一个大男人怎么会比一个美女还要妖媚迷人！　　正看得出神，戏园子里突然嘈杂起来，只听得有人大声说了句：“不好了，闹兵变了，丘八们要打进戏园子来了！”　　就这一句话，把大家弄得惊慌失措起来，纷纷离席向太平门奔去，吵闹声、哭骂声、喊叫声混在一起，好端端的戏园子如同来了瘟神，遭了火灾，老板在台上苦苦哀求他们安静，坐好，但没有一个人听他的，戏园子里乱得一塌糊涂。　　坐在前排的专使团起先还想保持点威仪，坐着不动，后来眼看越来越不行了，心里也慌起来。陪着看戏的唐绍仪一面稳定他们的情绪，一面吩咐担负保卫职责的巡警们务必保护专使们的生命安全。五六个巡警架起亮晃晃的刺刀，大声地在前后左右吃喝，把挤在旁边的听戏者赶开，护送他们出了大门，又送上马车。三辆马车上分坐着唐绍仪和蔡元培等五位专使，每辆车上再加派一个荷枪实弹的巡警。车夫扬起鞭子，马车离开吉祥大戏院向贤良寺奔去。　　此时还不到九点钟，街上便一点灯火也看不见了，漆黑得如同天地都死去了一样，坐在马车里的专使们心里都忐忑不安。突然，他们看见前面不远一处有一堆亮光。再向前走十几丈后才看清楚，那是一群火把。火光照出三四十个人来，一个个身上穿着凌乱的军装，手里拿着刀枪棍棒，凶神恶煞地敲门打户，高声喊叫：“有值钱的家伙都扔出来，老子要破门杀人了！”　　喊声中，只见窗户里不时抛出些东西来。有一家当铺门被撞开了，里面传出惨痛的呼叫声。专使们目睹此情景，吓得毛骨悚然。唐绍仪忙对车夫说：“左转，向左转，从那个小胡同里穿出去！”　　三辆马车驶进一个只有丈把宽的小胡同里，天又黑，路面又不平稳，马车东拐西扭颠颠簸簸的，专使们坐在里面，好像五脏六腑都要从喉咙里涌出来似的。还没走出一里多路，又见一队人群，比刚才的人要多得多。他们中许多人的胳膊里挟着包袱，肩膀上扛着箱子，又对空放枪，哇哇乱叫。显然这也是一批已饱掠财物的兵痞子。　　“真的是闹兵变了！”蔡元培神色不安地对坐在身边的唐绍仪说。　　“这两个月来北京城就没有安定过。”唐绍仪的嘴巴也有点抖。“这两天因为专使们来，已派了几千个巡警加强警戒，都没有压住。不知这又是哪一部分的兵在闹事。”　　唐绍仪边说边指挥马车夫再拐弯。没有走多远，又远远地看见一队敲门打户乱喊乱叫的兵痞子。马车夫赶快避开。这一行车队在漆黑一团的胡同小街里转了一个多小时，碰见了七八起明火执仗打家劫舍的兵变队伍。犹如行走在深浅不明死生不测的魔窟中，专使们时时刻刻都在心惊肉跳。好容易回到贤良寺，一个个早已面色惨白，气喘咻咻。唐绍仪说了好多句抱歉的话后，告辞走了。　　正庆幸终于逃离了险境，谁知外面又是一阵喧闹响起。隔着窗棂看时，一群歪戴军帽斜背刀枪面目狰狞的人，举起烟雾腾腾的火把，站在矮墙外的大门边。“开门，开门！”凶恶的喊叫声伴着沉重的敲打声，专使们听了直吓得气都不敢出。　　一个管理贤良寺的低级官员，赶紧走过去，隔着门大声说：“老总们请不要吵闹，这里住着南方来的专使团！”　　“什么专使团不专使团，老子不管这多！”　　“爷爷们几个月一没关饷了，拿钱来，万事罢休，没有钱就莫怪爷爷们乱来了！”　　“叫专使团出来，先专（捐）几千两银子给老子再说！”　　门外七嘴八舌地吵作一团，专使们不知如何应付才好，心里都在嘀咕：北京城里怎么乱到这种地步？　　那小官员又说：“老总们别吵了，这些南方专使都是袁大人请来的客人，得罪了他们，袁大人那一关可不好过。”　　吵闹声停下来，一个为头的人说：“既然是袁大人的客人，那就算了，弟兄们，咱们走吧！”　　看到一只只火把渐渐远去，专使们才重重地出了一口气，脱衣睡觉。躺在床上，还不断地听见外面的枪声和隐隐传来的喧闹声。一整整一个夜晚，北京城里就这样闹腾着。　　第二天上午，唐绍仪和赵秉钧来了。专使们忙问昨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赵秉钧告诉他们，昨夜北洋第三镇闹兵变，有两千多士兵上了街，一直闹了一夜，打劫的民舍有三四千家，具体损失还不清楚，巡警正在安定城里秩序。唐绍仪怀着歉意对专使们说，今天要协助大总统处理兵变的事，会谈中止一天。蔡元培连连说：“好，好，处理兵变要紧，赶紧安定人心，维持好秩序。”　　专使们整天呆在贤良寺里不敢出去。待到下午又传来消息：兵变蔓延到天津、保定、通州一带，百姓受害惨重。次日上午，革命党派驻北京的密谍来贤良寺报告情况，说变兵全是第三镇的。又说第三镇的统制曹锟是个布贩子出身，为人粗鲁不讲军纪，手下军官良秀混杂，士兵更多流氓无赖。他本人因为是小站期间的骨干，故深得袁世凯信任，也只有袁才约束得住他。这次闹事的原因是因为有几个标统克扣战时特别军饷。密谍还告诉专使团，东交民巷的外国公使馆昨天召开紧急会议，鉴于北京发生的兵变，害怕再出庚子年的事，决定调兵进京保护使馆区。日本最先行动，已发出命令，调山海关及南满驻屯军一千五百人火速来京。　　下午收到的京师各报，均以特号标题刊登北洋第三镇兵变的消息，并报道北京、天津受害情况。《帝国日报》还刊登了英国公使朱尔典的讲话。朱尔典说兵变的原因是传闻袁世凯要南下就职，英国政府支持中国实行民主共和制度，但为了中国局势的稳定，希望袁氏在北京就职，不要去南京。　　南方专使们看了朱尔典的讲话后商量着。他们都认为朱尔典的讲话，实际上代表所有驻华外国公使们的意见。新生的中华民国，当务之急是要得到世界各国，尤其是英、美、德、日等列强的承认。若因袁世凯的南下就职而引起北方的动乱，使得列强们不承认中华民国，那就将因小失大。　　正计议间，唐绍仪来贤良寺，对蔡元培等人说：“这两天实在抱歉得很，总统日夜忙于处理兵变，我也被支使得团团转。总统命令曹锟务必严肃处理。刚才曹锟禀报总统，说克扣军饷的两个标统都已拘捕了，闹兵变的首要也抓起了几十个。总统气得大骂曹锟，说我还没有离开北京，你们就闹成这个样子，我若南下了，你们不要把北京闹翻了天？曹锟请求总统不要去南京，说不定北京城里真的会出大乱子。总统命令曹锟，将扣饷的标统和为首的闹事者一律就地正法。”　　蔡元培忙说：“好，好，袁大总统有魄力，兵变的事绝不能再出现。”　　唐绍仪说：“总统本来要亲至贤良寺与各位商谈，因为出此意外，不能来了，特命我来接各位到他那里去，委屈各位放驾。”　　蔡元培等五人登上马车，随唐绍仪来到北洋公署。原袁内阁一班子人马：外交梁敦彦、民政赵秉钧、度支严修、陆军王士珍、海军萨镇冰、学部唐景崇、法部沈家本等都齐斩斩地随着袁世凯在门口恭迎。　　大家进了会议室。坐下后，袁世凯十分诚挚地说：“各位革命元勋亲来北京迎接，世凯实不敢当。少川已代表我与各位协商了南下各项细节，我也已将南下就职之事公之于众。不料曹锟约束不严，士兵闹炯，不但骚扰京津市民，更惊动了各位革命元勋，世凯心里十分过意不去，已命曹锟将为首肇事人员依法惩处。现不得不推迟南下日期，今特邀各位商量此事。”　　袁世凯的话刚落，原陆军大臣王士珍说：“第三镇闹事实因克扣军饷的原故，而克扣军饷的不只第三镇，第一镇、第二镇、第四镇中都有此类情事，士兵们早憋了一肚子气。尽管这次对肇事者作了严肃处理，但难保以后不出事。陆军部希望总统不要南下，就在北京就职算了。”　　原海军大臣萨镇冰接着说：“我们海军部的看法与陆军部完全一致，恳请总统不要南下。这两天的情形专使们都看到了，望专使们能体谅，并向孙文先生婉达此意。”　　其他人都说：“北京不可一日缺总统，总统决不能南下！”　　袁世凯拈须微笑，看着部属们你一言我一语，他自己再不说一句话。　　蔡元培、宋教仁等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里都在想：看来袁世凯的本意是不愿南下，自己不好开口，叫部下们说出来，但奉命专来迎接，又怎好同意他这个主意呢？　　汪精卫也揣摸到了袁的心理，见袁正看着他，分明是示意他先开口。他略为思忖一下说：“北洋军竟然敢于在北京城里如此寻衅闹事，这的确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我们奉命迎接袁大总统南下，原是为了让南北早日安定，国家早日进入治世。若因袁大总统南下而造成北京动荡，并引起外交使团的惊疑，则殊与我们的最高使命不符。但中华民国首都定在南京，此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亦不宜轻率更改。我看是这样吧，鉴于目前的时局，从权处理此事。袁大总统先在北京宣誓就职，待北方局面稳定后，再将政府迁移南京。”　　汪精卫这几句话，虽未在专使团里形成共识，但大家初步的看法也差不了多少。作为首席专使，蔡元培总觉得未完成使命，心里不安，但一时又拿不出更好的主意。宋教仁也有同感。这位华兴会副会长、同盟会庶务、南京临时政府法制院院长，虽年纪轻轻，却革命资历深长，富有政治谋略。他也知道目前要袁南下就职是不可能的，但不能完全迁就，必须要有另外的条件来挽回南京政府的影响，同时也得为专使团争一点面子。他想出了一个主意。　　“南北一家的民主共和国必须尽早向全世界公布，因此，袁大总统就必须尽快就职。北京的时局既不宜袁大总统离开，那么在北京宣誓也可以，但袁大总统的内阁组织必须通过南京参议院的同意。袁大总统在北京宣誓后，即委派所任命的总理去南京，将内阁名单与南京临时政府协商，然后交参议院通过。最后向全世界公布：袁大总统的内阁在南京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