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羊角胡同整天宾客如云，高朋满座，汪精卫春风满面地接待各方朋友。听说杨度来访时，他立即亲往大门口迎接，将杨单独带到书房。刚落座，陈璧君便端着茶进来。汪精卫忙介绍：“璧君，这就是杨先生。”　　“哦！”陈璧君一惊，说，“精卫总在说你，我们太感激你了。”　　“哪里，哪里！”　　杨度说话间将陈璧君仔细地看了一眼。这位大革命家的女友是个典型的南国女郎：中等个子，略显得有点瘦，黑黝黝的面孔上五官端正，没有过多的打扮，举止干练洒脱，真有几分巾帼英豪的风度。　　陈璧君并不回避，放下茶杯后便挨着汪精卫的身边坐下，大大方方地参与男人们的谈话。　　“皙子，我这几天一直在盼望你来。你怎么突然关心起我的案子来，又是租房子，又是派马车，还有八万银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汪精卫抛出一连串的疑问来。他只有二十七八岁，正是生命力最旺盛的时候，精神上充满着胜利者的喜悦兴奋，生活上有陈璧君的精心照料，出狱还不过几天，往日那个风采倾人的美男子形象便又恢复了。杨度在心里暗暗赞道：天地造化太偏爱他了，简直齐全得令人不可挑剔！转而又羡慕起坐在一旁的陈璧君来，一个女人能嫁得如许郎君，真正是百世修来的福气！　　“看把你急得这样！”杨度笑了起来。“我告诉你吧，这些都不要记到我的头上，是另一个人在关心着你！”　　“谁？”汪精卫急切地问。陈璧君一对清清亮亮的眸子也在望着杨度。　　“袁世凯。”杨度有意压低声音。　　“袁世凯！”汪精卫看了一眼陈璧君，转过眼来疑惑地问杨度，“他是满清的总理大臣，他为何要关心我？”　　陈璧君的神态也颇为困惑。　　“精卫，这不奇怪。”杨度端起茶杯，平静地说，“袁世凯虽然不赞同你行刺摄政王的举动，也不赞同你革命反满的主张，但他爱你的才华，尤其钦佩你为自己的信仰视死如归的气节。古往今来的大官员中，像袁世凯这样爱才重德的人也不少哇！”　　汪精卫点了点头说：“倒也是的。如此说来，我要谢谢他才是。”　　转脸对陈璧君说：“璧君，你说呢？”　　陈璧君说：“谢谢他也是应该的。”　　杨度忙说：“袁世凯正要见你，你去当面向他道谢吧！”　　“好，那你给我引见引见。”汪精卫快活地说。　　“明天晚上我来接你。”说罢，杨度起身告辞。　　第二天晚上，北洋公署袁府大门口悬挂起八盏大红宫灯，门前又移来四五十盆花木：应时的秋菊开得茂茂盛盛，经霜的石榴红红艳艳，牛眼大的金橘黄黄澄澄，四季常青的松柏苍苍翠翠。大公子袁克定，二公子袁克文，三公子袁克良率领一班子幕僚清客，齐刷刷地站在门外恭候。　　马车夫摇起轻脆的铃声，胶皮大轮平稳地在门前停住。袁克定穿着簇新的长袍马褂来到车门边，微微弯腰，高声说：“请汪先生下车！”　　汪精卫没有料到袁府的欢迎场面如此隆重，正不知对站在车旁的这个人如何称呼时，杨度忙介绍：“这就是袁大公子芸台先生。”　　又指着克定身后的两个人说：“他们是二公子寒云先生、三公子规厂先生。”　　见袁府三位公子迎候在旁，汪精卫颇为感动。他双手抱拳，边下车边说：“不敢当，不敢当！”　　袁克定扶着汪精卫的手说：“家父极为钦佩汪先生，愚兄弟更是对汪先生崇敬不已。今日汪先生光临寒舍，乃我袁家的光荣。”　　袁克定的话说得如此诚恳，令汪精卫心中暗自惊讶。这些天来他的双耳灌满了称颂之辞。革命同志的颂扬自在预料之中，普通百姓的赞扬也可以理解，袁府是什么人家？袁大公子是什么人物？居然也说出这样的话来，实在大出意外。　　一起走到门边，正要跨进大门，只听见一声高喊：“汪先生到！”　　喊声刚落，从门里左侧便房中走出一个人来。但见此人头大腿短，膀阔腰圆，脸上红光满面，双眼精光明亮，上下罩一身烟灰色长袍，粗粗一看，简直如同大钟寺里那座浑圆的古钟。　　汪精卫正观望着，克定轻轻地说：“那就是家父，他从不到大门口迎接客人，今日为汪先生破例。”　　汪精卫一听忙趋前一步，叫了声：“袁大人！”　　袁世凯伸出双手，握着汪精卫的手，两眼将他上下打量了一番。　　汪精卫今夜着一身浅灰色条纹西服，系一根红底起花软绸领带，脚蹬白色雪亮皮鞋。俊雅的仪表，配上这一身崭新的洋装，在一大群暗色古朴的马褂长袍面前，真像仙鹤来到群鸡之中。　　袁世凯发自内心地叹道：“久闻汪先生有潘安、何晏之美，老夫总有怀疑，勇烈如先生者，怎会是那样的容貌？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在先生面前，小儿辈皆成寒鸦了。”　　汪精卫连说：“袁大人过奖，过奖！”　　袁世凯以这般隆重的礼仪迎接汪精卫，这是杨度所没有想到的。一个刚从牢房里放出来的谋刺摄政王的政治要犯，见上一面，对袁世凯这样身份的人来说已经是出格了。如此重礼相待，也不怕官场说闲话？这样敬重汪精卫，是真心，还是为了笼络利用？猛地，杨度想到汪精卫要杀的是载沣，载沣不是他的死对头吗？他要借礼遇汪来发泄对载沣的仇恨。是的，一定是这样！　　众人一起走进袁府餐厅。这里，新安装的电灯正放出雪亮的光芒，大圆桌上早已摆满了山珍海味、玉箸银杯。袁世凯对汪精卫说：“今夜此宴特为汪先生而设，请上坐！”　　若是换了别人，一个二十多岁的小子，无官无爵，谁敢领这个情？可是汪精卫毕竟是革命党人，又自视甚高，推辞几下后便大大方方地落座在上席。待袁世凯坐下后，袁氏兄弟、杨度等也依次坐下。　　汪精卫说：“这些日子里，袁大人对我照顾备至，非常感激。这次来府上，是专门为道谢的，没想到大人这般客气，我愧不敢当。”　　袁世凯说：“汪先生人品气节，老夫甚是尊敬，小小一点意思，不足以言谢。来，喝酒吧！”　　袁世凯举起酒杯，大家都抿了一口。放下酒杯，袁世凯又命克定给汪精卫夹菜。席上，袁世凯绝口不提“革命党”三字，也不说南方的战事，一个劲地和汪谈家事，谈读书，又问汪有妻室没有。汪将陈璧君介绍给袁氏父子。袁世凯听后连连说：“难得难得，好一个奇侠女子。”又说，“我有十多个女儿，没有一个像样的，以后得便，还得请陈女士光临敝舍，让我的女儿们见见她，也让她们开开眼界。”　　袁世凯这样夸奖陈璧君，汪精卫心花怒放。他觉得袁与一般陈腐官僚大不相同。　　吃完饭后来到茶室喝茶。克文、克良告辞，克定和杨度陪坐。闲谈几句后，袁世凯说：“听汪先生刚才所说，老夫方知汪先生也是书香宦门出身，又抱着一腔爱国之心，自与江湖上打家劫舍的草寇不是一类人。世上以为老夫身为总理大臣，会坚决反对革命党，其实他们看错了，我只不过是厌恶那些混入革命党内部的青皮强盗而已。”　　汪精卫大吃了一惊，心里想：袁世凯竟然不反对革命党，此话从何说起！　　“老夫三十多年来为国家办事，深知国事弊端重重。”袁世凯继续说，“汪先生年纪轻，可能不知道。早在康有为初到北京的时候，我就为他代递过变法奏折，以后又参加了强学会。两宫回銮后，我和张文襄公一起上变法三疏。后来在山东在直隶练新军办新政，这一切为了啥？还不都是为了国家的富强！”　　袁世凯说到这里，拿眼睛盯了一下汪精卫。汪精卫感到这眼神里有一种威慑力量，似乎又藏着很深的潜台词。　　杨度插话：“是的，宫保大人为中国的新政办了很多实事。好比前年全线通车的京张铁路，就是宫保大人在直督任内委任詹天佑修建的，全部铁路完全是我们中国人自己设计自己施工的。老百姓都说，这条铁路长了我们中国人的志气。”　　杨度这段话说得袁世凯很高兴，接着这个话题说：“汪先生那时在日本求学，可能不太清楚。这条铁路虽只有三百多里长，但中间经过居庸关、八达岭，穿山过水，地形复杂，工程浩大。洋人说，中国修造这条铁路的工程师还未出世。我鼓励詹天佑大着胆子干，要什么东西，我为他采购，经费我提供，别人说闲话，我给他支撑。也是詹天佑争气，到底建成了。詹天佑就是当年曾文正公派出去的留美幼童。曾文正公很有远见，为国家培养了很多人才，少川也是这批人之一。”　　少川是唐绍仪的表字。他是袁世凯在朝鲜时的老部下，袁很赏识他的才能。袁回国在小站练兵，又调他在营务处办事。袁做直督，调他做天津海关道。以后历任外务部侍郎，沪宁和京汉铁路总办，邮传部侍郎，奉天巡抚，去年任邮传部尚书。这次袁组阁，又任命他为邮传部大臣。　　詹天佑修造京张铁路，这事汪精卫知道，但其中细节他不知道，听了袁这番话后，他想袁这个人还真的会识人用人，有领袖群伦的胸怀。于是说：“詹天佑做成这番事业，也多靠了您的支持信赖。”　　袁世凯微微笑了一下说：“凡是有真才实学，愿意为国家出力的，老夫一向都支持。革命党如果真正是为了中国在办事，如果行民主办共和真的能使中国富强的话，老夫也一定支持。”　　热情年轻的革命家被总理大臣说得激动起来，兴奋地说：“袁大人，您若真的支持中国行民主办共和，这是中国人的幸运。我相信我们革命党人也会乐意与您交朋友的。”　　“谢谢。”袁世凯摸了摸胡须，说：“那就请汪先生把我这个意思转告给贵党的领袖们，尤其要赶快告诉在武昌的黄克强先生。”　　“好！”汪精卫满口答应。　　“我还想请汪先生你帮我一个忙。”袁世凯伸出一只粗短的手臂来，将肥厚的手掌扬了扬。“关于民主共和方面的学问，老夫一无所知，想请汪先生给我传授一下。”　　听说袁世凯要向他请教关于民主共和的学问，汪精卫的情绪大为高涨起来。他有满肚子这方面的知识，可以不做任何准备，接连讲三天三夜不会重复。多年来他在海外华侨之中卖力宣传的，也主要是民主共和的学说。汪精卫清醒地知道袁世凯在今天中国政坛上的地位和作用，心想：倘若通过自己的宣讲，使得袁接受民主共和，将会避免许多流血牺牲，革命道路将要因此而变得大为通畅。他太乐意做这种事了。“袁大人，什么时候开始讲？”　　袁世凯略为思考了一下，说：“白天，我事情多，实在抽不出空。这样吧，每天晚上十点到十一点，你给我讲一个小时，三个晚上把民主共和的要点讲完，行吗？”　　“行！”汪精卫满口答应。　　“那就从明天开始，我派车接你，请汪先生准时前来。”　　汪精卫知道袁世凯忙，便起身告辞。袁又亲自将汪送到大门口，杨度陪汪上了车，离开袁府。　　袁克定随着父亲回到房间。袁世凯对儿子说：“你明天去找几本革命党人写的小册子来，我要看看，你们兄弟也要看看。”　　“爹！”袁克定大惑不解，“您真的对民主共和感兴趣？”　　“克定呀，你今年三十三岁了，一直在我身边长大，怎么就不多用点心思学学呢？”袁世凯皱起眉头，一脸正经地对儿子说，“民主共和，你想想我会行民主共和吗？中国又能行民主共和吗？但现在革命党闹事，半个中国都响应，能用武力镇压得了吗？惟一的一条路，是与他们和谈。他们口口声声讲民主讲共和，我若一点都不懂，如何与他们谈话？”　　袁克定说：“哦，我懂了，爹是为擒虎子而入虎穴。”　　袁世凯指了指自己的脑袋说：“你还是这里不开窍。”　　袁克定又疑惑了：明明你刚才说的是这个意思嘛，为何又不是？在袁大公子的心目中，他的这个老子真是不可企及。十七八岁开始，他就立志要做父亲这样的实力人物，甚至还想超过。十多年来，他亦步亦趋地向父亲学习，细心观摩，用心揣测，希望把老子的一套学到手，但他又觉得与老子之间的差距太大了。父亲的心思、手段，真是可望而不可及。不过他从不灰心，他相信总有一天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请父亲指点。”袁克定恭敬地垂立在父亲身旁，一副虔诚的领教神态。　　袁世凯对儿子们管教甚严，总盼望他们能成大器，今后能接他的班，但这些年来他渐渐失望了。年岁小的且不去说，已长大成人的几个：二公子克文风流放荡，甘愿做个诗酒文人，他不喜欢；三公子克良成天嘻嘻哈哈，傻小子似的，他也不喜欢；四公子克端性格古怪孤僻，他担心这个儿子有神经病；五公子克权热衷在书斋里做学问，六公子克恒、八公子克辑都想办实业，七公子克桓一门心思想赚大钱，都令他不满意，比来比去，还只有老大勉勉强强。克定天性好谈国事，袁世凯认为此子有大志。克定也的确有时能给他出点主意，替他办些事情，故他也对这个长子素来看得重。尽管袁克定不是他理想中的接班人，但十五个儿子中，今后也只有指望这个嫡长子了。复出以来，他更有意对克定加以培植，自己心里想的一些事情也常跟克定说说，企盼儿子更快成熟。　　“克定，你想过没有，眼下的战事会如何结局呢？”袁世凯盯着儿子问。　　“儿子没有很好地想过，请父亲赐教。”其实袁克定想过，而且想过很多，只是他不便说，他要先听听父亲对这桩大事的看法。　　“结局不外乎这么几种。”袁世凯从茶几上的烟盒里拿出一支雪茄来，克定忙划燃洋火，帮父亲点燃。喷出一口烟后，袁世凯继续说下去，“一种是革命军将汉口再夺回，冯华甫、段芝泉他们败在黄兴手里，然后河南、山东、直隶、东三省都学南方的样，宣布脱离朝廷独立。那时，朝廷完了，我们袁家也完了。”　　袁克定说：“不能这样结局。”　　袁世凯浅浅地笑了一下，说：“第二种是冯、段立即把汉阳、武昌拿下，再派出十几路大军征讨已独立的各省，将革命党一一荡平，还一座完整的江山给皇上。”　　袁克定摸了一下后脑门说：“这是一件挺难的事。”　　“哼！”袁世凯从鼻孔里重重地喷出一口浓烟。“岂只是难，而且我也不情愿，我犯得着为他载沣出这个力吗？天下无事，把我削职为民，天下有事了，又要我来带兵上前线。他想要我做第二个曾国藩，打错了算盘。我袁某人不是曾国藩，也不想做曾国藩！”　　袁克定心里有点惊讶：父亲这样明明白白地表示不愿效忠朝廷的话，这还是第一次。他点点头说：“是的，载沣欺人太甚。他不值得我们袁家替他卖力。”　　“眼前只剩下第三条路了，与革命党谈和。”袁世凯将小半截雪茄掐灭在烟灰缸里，从沙发上站起，把两手叉在腰间，那神情分明表示他的决心只下在这步棋上。　　袁克定小心翼翼地问：“既为和谈，双方就都得接受对方的条件，爹准备接受革命党人什么条件呢？”　　“我接受他们的民主共和！”袁世凯以斩钉截铁的口气说，“他们不是说民主共和是他们的最高目标吗，我就接受这个最高目标。”　　“爹提出什么条件呢？”袁克定最关心的是这个。　　“他们也得拿最高地位来酬劳我。”　　“他们的最高地位是大总统。”　　“对，叫他们让出大总统来。”袁世凯摸了摸横在鼻子下的胡须，似笑非笑地望着儿子问，“你爹做中国第一个大总统如何？”　　“好极了！”袁克定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孙文、黄兴哪里是做大总统的料子，全中国也只有爹才能做大总统。”　　稍停一会儿，袁克定又提出一个问题：“爹做了大总统，皇上怎么摆呢？一个国家，能既有大总统，又有皇上吗？”　　“这是个难题。”袁世凯重新坐到沙发上，说，“所以我要你去找革命党人的小册子来看看。要皇上嘛，想来革命党人不会同意。不要皇上嘛，我袁家毕竟世受国恩，今后有人说袁某人欺负寡妇孤儿，不仁不义，我也不愿背这个恶名，要找个两全其美的法子才好。”　　袁克定想不出什么法子来，呆呆地站着。袁世凯一时也没有好主意。他对儿子说：“克定，你去跟皙子商量一下，看他有什么好点子没有。你也要皙子向汪精卫透个风，看我提出的这个条件，他们接受得了不。”　　“儿子遵命。”袁克定满心喜悦地答应了。　七 杨度和汪精卫联合发起国事共济会　　一连三个晚上，杨度陪着汪精卫准时到达袁府，开始讲民主共和制，十一点准时离开。汪精卫最遭长言辞，又激情满怀，把个民主共和说得千好万好，完美无缺，如同天女散花似的把他的美好理想洒向在座的三个听众。　　袁世凯听得很认真，也很少插话，雪茄烟一支接一支地抽，两只圆鼓鼓的大眼睛没有合过一下。大公子显得有点心不在焉，常常走出去吩咐仆人办事。他俨然是府里的大总管，一时一刻都缺不了他，坐在这里听讲，纯粹是因为遵父命。杨度一丝不动地坐在椅子上听。汪精卫说的这些对他来说都不新鲜。关于民主共和，他懂得并不少。在听讲的过程中，他发觉汪精卫有点夸夸其谈，言过其实。有时不像是在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而是着重在描绘一幅超凡脱俗的美妙宏图。相比起来，孙中山、黄兴、刘揆一等人的民主共和理论要朴实得多。杨度甚至觉得，孙、黄才是真正的务实革命家，而汪精卫的才子诗人的气息太重了点。　　到了第三个晚上快要结束的时候，袁世凯对汪精卫说，如果不嫌弃的话，你和克定换个帖子吧。汪精卫没有料到袁世凯有这么一手，仓促之间也不便拒绝，于是两人成了结拜兄弟。克定长汪精卫五岁，汪按袁家的排行叫他大哥，克定按汪家的排行称汪为四弟。袁克定随即端出一个碟子大的灵芝来送给四弟，又捧出一件精制貂皮大擎送给四弟妹。汪高兴地接受了。　　袁克定又悄悄地告诉杨度，说他父亲对战事的处置立足在一个“和”字上。又讲了愿以民主共和制和大总统作为互相交换的条件，请杨度将此风透露给汪精卫。　　接到这个使命后，杨度自己作了深刻的思考。民主共和也并非不好，事实上世界上也有行民主立宪制成功的国家，美国、法国就是明显的例子。但中国不具备美、法等国的条件，国家穷，人口多，不识字的老百姓占十之八九，而且几千年来都习惯于在专制制度下生活，骤然在一夜之间改行民主，民主如何行得起来？其结果必然是大家都想做主，实际上没有主，国家更会四分五裂，一盘散沙。何况中国是满汉蒙藏回五族共处，只是靠一个真龙天子才聚合在一起，倘若一旦天子没有了，谁成为赖以结合的核心？这四族一与中央离心，必定是满投日本，藏投英国，蒙回投俄，中国就真正地被洋人吞没了。民主立宪，说起来美好，一旦真的实行起来，则隐患四出，但现在能反对革命党人的这个主张吗？不要说革命党人的主张得到老百姓的普遍拥护，眼下明摆的事实是大半个中国已转向了革命党，真要实行君主立宪，还得指望袁世凯去平息叛乱，挽回局势，这实在是太不现实了。　　首先，满人的朝廷这几年的假立宪，已使得绝大部分立宪派心灰气沮。从君宪这个角度来看，载沣真是一个扶不起的刘阿斗。汉民族仇满排满的心理已经形成，满人的皇帝已不能像日本的天皇那样成为大和民族的象征。再其次，若要实行君宪，必然要与行民宪的革命党武装斗争，其结果是国家和老百姓受苦。不主张暴力行动的杨度不希望流血的现实再延续下去。最后，也是根本的一点是，真正有实力在中国行君宪的人自己并不愿行君宪，反而转为拥护民宪。现在，倘若要坚持君宪的话，在杨度的面前只有一条路可走，即脱离袁世凯去做一个维护自己信仰的洁身自好的布衣。　　但这条路杨度不能走，他不能脱离袁世凯。无论是袁世凯对他个人的知遇恩德，还是这些年来与袁家所结成的患难知交，都使得他不能离开袁世凯。尤其是这些日子里，他从袁世凯东山复起的烜赫气势及主宰天下的实力上，看出此人大大地超过历史上那些倒而复起的大臣。　　杨度一天也没有忘记过湘绮师所传授的在他的心中已是根深抵固的帝王之学。杨度不甘于寂寞，他也不能忍耐寂寞，倘若在寂寞中做平民百姓，他杨皙子不如死去。袁世凯既然想做大总统，如果辅佐他成就了这番事业，老师的帝王之学不就在自己的手里成功了吗？　　杨度想到这里，早已热血沸腾。没有别的路子可走了，也不需要再走别的路子，眼下跟着袁世凯走，帮助袁世凯成大事，就是一条充满光辉与成就的大道！杨度血气奔涌，一跃而起，便要立即去找汪精卫。　　刚一起身，他又想，中国是行君宪，还是行民宪，是件关于国家体制的头等大事，应该诉之于国民公意才是。如何诉诸呢？他摸着脑袋想了很久，终于想出一个办法来：发起一个团体。这个团体由君宪和民宪两党组成，各自吸收会员参加。由君宪党请愿朝廷，由民宪党请愿武昌军政府，双方先停战，再开国民会议，由国民会议公决国体。　　他觉得这个主意很好，自己充当君宪党的代表，汪精卫充当民宪党的代表，马上在报上公开宣布。杨度寻思，主张民宪的会居多数，因为独立之省已达十四个，未独立之省只有八个，十四省中产生的代表必定要超过八省所产生的代表，这样自己由君宪转民宪，也就从里到外都合情合理、冠冕堂皇了。　　杨度越想越得意，他来到静竹的房间里，把自己的构想告诉她。　　这一年来静竹的病大有好转，在院子里走路已不用拐杖了。亦妹去年又生了一个男孩，家里也没有再添女佣，她便和亦竹一起照料两个孩子。在静竹的心目中，这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就如同她自己所生的一样。看着他们稚气的欢笑，听着他们的哇哇啼哭声，她从心底里感受到一种生活的乐趣。　　皙子没有辜负她的期望，真正是大有出息了。来家里的朋友，哪一个不称赞皙子的才华！她也常从报纸上读到皙子的文章。这些文章多是议论宪政的，她有些看不大懂。她喜欢皙子间或发表的诗词歌赋。她仿佛天生对这种文字有灵感似的，看起来悦目，读起来赏心。父亲在日，她在父亲指导下做过一些诗词。父亲去世后，她沦落风尘，就再也没有心情吟咏了。这两年，她常常有种诗情萌动。写出来，皙子给她略加润色，居然也很像个样子。日子过得这样安宁而有情趣，苦命的静竹已经很满足了。　　但亦竹却总感到欠了静姐一笔很大的债，这个幸福的家庭原本是属于静姐的，自己有点鸠占鹊巢的味道。她多次跟静竹说，要亲手张罗，为皙子和静竹完婚。每一次，静竹都摇头拒绝。前几年，静竹也还存着这个念头，一旦自己的病好后，就跟皙子圆房，让多年梦寐以求的理想变为现实。这两年来，这个念头她慢慢地打消了。她首先为远在湖南老家的那位黄氏大姐着想。大姐在家侍奉婆婆，抚养儿子，多么不容易。亦竹已经分了她的爱，如果再增加一个，不要又分出一份吗？作为一个女人，静竹知道，哪一个女人都不愿意把本属于自己的一份完整的爱分割出去，黄氏大姐同意杨度在京师娶亦竹，一方面固然是贤惠，另一方面也是无可奈何。静竹觉得应当早日把石塘铺乡下的祖孙三代接到京师来一起住。还有那位叔姬姐一家，如果也能一起来就更好了。叔姬姐才学好，将会是自己的好老师。她们来后，自己以亦竹姐姐的身份而不是以皙子如夫人的身份，在整个家庭中相处会显得，自然些。　　再者，静竹也为自己着想。她知道自己今后很可能不会生育。一个女人有丈夫而不能生儿育女，那会更难受，也会遭到各方的闲言冷语，不如干脆不嫁人，心里反而清静得多。就这样，静竹说服了亦竹，又要皙子接黄氏大姐母子进京来。　　静竹比亦竹有见识，也关心国家大事。许多事，杨度常常和她商量，听取她的意见，她也的确会给他一些帮助。为朝廷制定宪政是件很麻烦的事，宪政馆里的同寅大多是无聊之辈，杨度常常心烦。静竹就劝他，要他看看拜砖，想想当年妙严公主礼佛的恒心。杨度常能因此而增添一份力量。　　当杨度把组织国事共济会的想法说出时，静竹笑了起来：“这不是办的书呆子事吗？战争打得你死我活，哪有心思来开国民会议！再说，就是开，也要袁宫保和黄克强他们为头倡议呀，你和汪精卫两个人都无兵无权，发起这个会，谁听你的？”　　杨度说：“打仗归打仗，一个省推几个代表开会还是可以的，至于倡议人，当然要局外者合适。袁宫保和黄克强都在局中，不宜作发起人。”　　静竹说：“你和汪先生的两党代表，都是自封的呀，别人承不承认呢？”　　“谁说是自封的！”杨度一本正经地说，“精卫是同盟会的要员，又名满天下，他难道还不够资格充当民宪党代表？我主张君宪六七年，我的宪政纲领，各省君宪派都奉为圭桌。我做君宪党的代表，谁还有异议！”　　静竹扑哧一声笑起来：“我说皙子呀，我不是给你泼冷水，也不是说你无资格代表君宪党，但愿你的设想能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才好。只是目前这种开会呀，请愿呀，大概都没有作用。你不记得上半年那些请愿吗，哪一个成了事！”　　静竹说的不错，但她不能理解自己的深层用意。先办起来，日后再慢慢跟她说吧！　　杨度再次去小羊角胡同找到汪精卫，把袁世凯的想法透露给他。　　汪精卫说：“袁项城支持革命派的主张，办民主共和，那是再好不过的事了。只是他想做民国的大总统，革命派内部能不能通得过就不知道了。”　　袁项城就是袁世凯，对于有地位有名望的人物，不直呼其名而称其籍贯，乃是一种尊崇的表示。　　杨度说：“我也知此事不大容易，但假设革命派不让出总统来，袁项城他又怎会支持民主共和呢？”　　汪精卫说：“这也是的。不过，革命党人流血奋斗而换来的国家，竟由满清的总理大臣来当总统，这在感情上总说不过去。”　　“这有什么说不过去的。”杨度说，“湖北军政府的都督黎元洪不就是满清的协统吗？除开上海的陈其美外，哪个独立省的都督不是过去的大员？湖南的焦达峰就因为资望浅了坐不稳，还得由贡元出身的议长谭延闿来做才行。看来，民国的大总统还只有让袁项城来做才镇得住，别的人暂时还没有这个威望。这个道理还请精卫兄向贵党的同志们讲清楚，先写封信给黄克强传递信息，要他出面在贵党内部协商。”　　汪精卫这些日子里得到袁的不少好处，又见袁是一副真心拥护民宪的架势，对袁很有好感。同时，现实摆在这里，袁也是总统的最合适人选。于是答应给黄兴写信。　　杨度又将联合发起国事共济会的事与汪精卫商量。汪立即意识到，杨度是想通过这个会来表明自己是君宪党的领袖，日后转而支持民主，民国政府就得用高官为酬劳，暗自称赞杨想得深远。既然他可以借此来确立自己的领袖地位，我何不也借此来显示自己在民宪党里的领袖地位呢？于是也答应了。　　几天后，一份由杨度起草、汪精卫略作修改的《国事共济会宣言书》在《经纬报》上登了出来。　　宣言书说，中国自有立宪问题出现，国内就分为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两党。君主立宪党认为，中国以满汉蒙回藏五族人集合而立国，蒙回藏人之能与汉人同处一个政府之下者，全恃满洲君主的羁縻，若满洲君主一旦去位，则汉、蒙、回、藏即刻分离，洋人则会乘机瓜分中国。若要中国不被瓜分，非留现今君主名义不可。民主立宪党认为，别国可行君宪，中国则不能。不是说君主为满人，必欲以种族相仇之见而排除，而是因为君民之种族不同，则人民之权利必为君主所吞没。故君主一日不去，则宪政一日不能确立。　　宣言书又说，两党相争在民主、君主这一点上，其他方面，如行宪政，发挥民权，国家领土不得分裂，满汉蒙回藏必须在同一政府之下等等则是共同的。两党的最后目标，即建立宪政国家以救亡图存是一致的。　　宣言接着说，现在革命军兴，东南响应，北京政府与武昌军政府各以重兵相持，两不相下，不管谁胜谁负，都必然使得民生涂炭，财力困穷。若以保一君主为目的而使全国流血，君宪党人不忍为。若以保一民主为目的而使全国流血，民宪党人不忍为。两党都不愿眼看南北相斗而让外人得利的后果出现。　　宣言书最后说，两党之政见何去何从，非两党所自决，必也诉之于国民公意。因而两党人联合发起国事共济会，意在使民主、君主这一问题不以兵刃而以和平解决，故发起国民公议，以国民之意公决之。无论所决如何，两党都必须遵守，不服从者即为国民公敌。实行本会宗旨之时，其对于北京政府之行动，由君主立宪党任之；其对于武昌军政府之行动，则由民主立宪党任之。　　宣言书之后，又附了一个国事共济会的简章。　　宣言书登报第二天，方表来杨度家，表示愿意入会。杨度很高兴，马上封他一个干事，拿出五百银元出来，叫他到天津闹市区租一间房子，挂牌办公。自从杨度离开湖南后，方表几乎成了一个失业者，没有经济来源。现在好了，他怀揣着五百大洋，兴高采烈地赴天津走马上任。　　汪精卫对此事本不热心，他有许多事要做，登过报后，便不再过问了。　　杨度则希望有很多人来参加国事共济会，把这个会办得热热闹闹。他又起草一个致资政院陈情书，请资政院议决具奏请旨，召集临时国民会议以决民主、君主问题。又起草一个呈请内阁代表书，请内阁代奏皇上，明降谕旨停战，开国民大会。　　谁知七八天过去了，方表从天津来信说，天津本会无一人前来申请入会，问北京进展如何。杨度看到这封信后，心里只有苦笑。登他的门的人虽有，但都不是前来入会的，而是来指责他的。指责他凭什么自封君宪党代表，又讥笑他是哗众取宠，想出风头，这一纸宣言书于时局有何用？张謇、汤化龙等人则来电说，他们原来主君宪，而现在早已和民宪党一起干了，劝杨度改弦易辙。接下来是资政院根本就不开会讨论他的陈情书，内阁也不替他代奏。社会各界是如此的不合作，令杨度大为扫兴。　　汪精卫来槐安胡同告诉杨度，武昌那边对他这个宣言书反对甚为激烈，一批同盟会的老战友甚至大骂他出狱后被朝廷收买了。同志们批评他，宣言书上说什么“以去一君主为目的而使全国流血，此民宪党所不忍为也”，这种话居然出自一个同盟会评议长之口，岂不是彻底背叛了同盟会的革命宗旨？推翻满虏君王就得流血，不流血，满虏小皇帝会自动退位吗？革命党人就是要以流血牺牲来唤起人民的觉醒，来驱逐满虏君王和他的大大小小的走狗，中国只有经过一段时期的流血后才会有新生的到来。关于国体的事，没有什么公决不公决的。老百姓昧于长期的君主制度，不知民主为何物，很多人只会赞成君主而不会赞成民主。革命党人是先知先觉，应当教育后知后觉。还有人怀疑此事不会是汪兆铭做的，汪兆铭的大名被杨度盗用了。！　　于是汪精卫对杨度说，取消这个会算了吧，没有一点实益，徒招无穷口舌。杨度说看看吧。又过了七八天，入会的没有增加一个，说风凉话的越来越多。看来这国事共济会是绝对共济不出一个名堂来了，杨度无奈，只得吩咐方表摘牌回京。他自己写了一段简短的解散宣言，说几句“今者武汉血流，兵事方殷，和平解决之难已为天下所共见，共济会之所主张已归无效，特宣告解散，惟天下伤心人共鉴之”一类的话，交《民主报》发表了事。　　杨度想：既然君宪党人不愿意与他合作共济国事，自己日后跟着袁世凯改行民主立宪，他们也没有资格指责自己背弃主义了。公开的目的虽没有达到，私下的目的则已达到了。　　北京的国事共济没有任何收效，武昌对袁世凯却做出了出人意外的接纳。　　已独立的十四个省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即尽快组织一个临时政府，以便联合对付清廷。这个建议首先由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提出，电请革命军各省区派代表来武昌商量。　　由于当时交通混乱，这个电报八天后才到上海。早在六天前，江浙两省都督就已经联名致电上海都督陈其美，建议在上海召开独立省代表大会，讨论组织全国性的统一机构问题。第二天江浙两省的代表就到了上海，并致电各省，派人来上海开会。不久，各省代表陆续到了上海，通过代表大会组织提纲，规定每省派两人作为该省的代表，其中一人为都督指定，另一人由谘议局指定。黎元洪的电报到达上海后，各省都尊重武昌的首义地位，认定武昌为中央政府所在地，每省的两位代表中一人去武昌参加会议，一人留在上海专事联络。　　代表们到了汉口后，正值武昌城里战火激烈，于是借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召开各独立省区第一次代表会议，公推谭人凤为议长。谭人凤与黄兴、刘揆一、宋教仁等人关系亲密。黄兴接到汪精卫从北京托人带去的信后，与谭、刘、宋等人商量。大家都认为从实力来说，民军远不如北洋军，战争继续下去，将对革命党极为不利，停战和谈是最好的办法。尤其是袁世凯赞成民主共和，则更是难得。谭人凤对袁的突然转变立场尚有点怀疑，黄兴等人则以两年前袁向东京革命党输诚一事证明袁早有民主倾向。至于黎元洪，他觉得由袁来领导这场革命，比起革命党中任何一个人来，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要对自己的胃口，他力主让袁世凯做未来的大总统。黄兴等人则认为让大总统给袁世凯可以，但必须有条件。革命党当前最高的目标是推翻朝廷，袁世凯要以推翻朝廷作为换取大总统的先决条件。谭人凤同意将此事交代表大会讨论。　　与此同时，袁世凯又通过英国公使朱尔典指示该国驻汉口领事葛福向代表施加压力。　　早在袁世凯任驻朝鲜通商大臣的时候，朱尔典便是英国驻汉城领事。从那时起两人便结下了友谊。二十余年来，朱尔典一直以英国代表的身份支持袁世凯，这也是袁世凯走红官场的一个重要原因。葛福受命向会议代表转达北方提出的两个和平方案。一个是全国性的和平方案，由袁内阁代表清政府与一个能代表全部独立省区的组织谈判。一个是局部性的停战方案，由北洋军在武汉方面的最高统帅冯国璋与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进行以湖北地区为限的停战谈判。　　葛福在转达这两个和平方案后，又代表朱尔典透露了大英王国政府对中国战事的看法：希望早日停战，由袁世凯妥善处置善后事宜。　　英国明摆着支持袁世凯，这给与会代表很大的心理压力。既然革命党的核心人物也都同意停火，并以推翻朝廷作为条件同意袁世凯为大总统，而与会的各省代表们又何尝不想战火早熄，新政府早日成立，以便在中央政府或在省政府里获取重要的职务？遂一致通过了“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世凯反正来归”的决议案。　　决议案由黄兴亲自派人送至北京交给汪精卫过目，汪立即转给杨度，杨又连夜告诉袁世凯。袁自然很高兴。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尚有许多具体事情要考虑，要商谈。独立省区推出伍廷芳为和谈全权代表，又推举汪精卫为伍的参赞。　　伍廷芳为广东新会人，年轻时即赴英国留学，得法学博士学位。后经张之洞推荐，历任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等国钦差大臣。伍廷芳长期受西方文化影响，对民主宪政甚是景仰，为革命党人所尊敬。恰好他三年钦差大臣期满回国，幸运地担负起历史所付予他的重任。　　袁世凯任命他的老友唐绍仪为总代表，又要杨度充当唐绍仪不公开的助手，秘密斡旋南北议和。　八 杨度对革命党人亮了底牌：袁世凯不是曾国藩　　杨度的学部副大臣其实没有做多久便被免去了，袁世凯许诺将有要职相委。学部是个冷清的衙门，杨度对它本没有多大的兴趣，更何况是个副职，因此他并不在乎。他要为即将诞生的新国家建立更大的功劳，以便在未来的内阁中占取一个更重要的席位。　　由袁内阁邮传大臣唐绍仪率领的北方谈判团，气势庞大排场阔绰地乘坐专车南下，杨度不是代表团的正式成员，而是作为一个宪政专家身份随团出发。专车开得很慢，每到一个较大的车站，便有当地的官员们在站台上等候，恭请赏脸下车休息。谈判大员们也不谦让，大吃大喝一顿，然后再带着大箱大箱当地土产上了车。有的甚至还提出要看看名山胜水，观赏前朝古迹，说是机会难得不可错过。唐绍仪觉得在路上耽误太久，毕竟与目前的形势不相宜，不得不扫扫这些大员们的雅兴。杨度很气闷：这些人的心目里简直没有国家的概念，让他们去担负着如此重要的谈判，岂不是笑话！　　一路上走走停停，五天后才到达汉口。武汉三镇的战事虽早已停止了，但一个月来的战火已把这座中南重镇烧得不成样子了。映入眼帘的尽是断垣残壁、废墟荒冢，街道被炮弹炸得坑坑洼洼，大部分店铺都关了门，市面一片萧条。到处可见流离失所的市民，蜷缩在墙边树下，架起铁锅烧火煮饭。杨度看在眼里，很觉得过意不去，心想：这便是战争造成的后果，倘若不用这种暴力革命就达到立宪救国的目的，岂不可以免去老百姓的许多苦难？战火不能再起了，更不能蔓延！　　昔日繁华的汉口镇居然找不到一家像样的客栈来接待谈判团，北洋军前线统领冯国璋只好将他们安置在英国租界内。因为风闻孙中山将挟巨资从美国回国，前一向在汉口开会的代表们都离开汉口，乘船东下上海去欢迎孙中山，顺昌洋行空了下来。于是北方谈判团就住进去，填补了他们留下的空缺。英租界没有受到战争影响，洋行里又全是西式摆设，从北京来的大员们很觉得满意。　　次日上午，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派原共进会领袖、现军政府军务部长孙武过江来迎接。人们盛传孙武是孙文的弟弟，谈判大员们也信以为真。大家都怀着好奇的眼光仔细端详这位大革命家的兄弟，纷纷向他献殷勤，套近乎。后来得知孙武就是汉口人，与孙文毫无关系，于是又都很失望。　　武昌阅马厂原谘议局衙门，现在成了湖北军政府办公之地，黎元洪在这里为北方谈判团举行了隆重的接风宴席。尽管武昌城许多老百姓已断粮断炊，但接风宴席上却是山珍海味应有尽有。鄂省的头面人物，无论是革命军中的新贵，还是原主君宪的谘议局议员，以及革命起后没有来得及逃离转而拥护军政府的前朝命官，都济济一堂。大家不分革命先后，也不分南方北方，频频举杯，互相敬酒，预祝会谈成功。仿佛干戈早已化为玉帛，南北已经亲善，融为一家子了。　　谈判的地点选定在上海，且黄兴等人已离开武汉，黎元洪又是一个武人，一向不善言谈，武昌起义的领导人孙武、张振武、吴兆麟等人在革命党中原本没有多高的地位，所以武昌的会见实质上只是应酬而已。吃过饭后随便聊聊天，闲谈闲谈，轻轻松松地将一个下午打发过去了。晚餐又是大鱼大肉地嚼了一顿。黎元洪派人四处找戏子来唱堂会。打了一个月的仗，戏园子都关了门，找不到名角，便只得拉了几个唱楚剧的来应付。这楚剧是江汉一带的地方戏，如何能跟京师的皮黄相比，谈判大员们一个个听得没精打采。有年轻的随员耐不了寂寞，便悄悄地打听还有没有正在做生意的妓院。军政府的接待人员满脸堆笑地答应：“好说，好说。那种地方人多眼杂，不太方便，武昌城里漂亮的女孩子多的是，明晚去叫几个来陪陪各位大人。”　　杨度见此情景，忙对唐绍仪说：“少川兄，武汉不要久留了，最好明天就开船。”　　“这里是不能久停，明天走吧！”随从们的表现和已独立的武汉的面貌都使唐绍仪很失望。“皙子，这次谈判不能指望他们那些人，你我都是项城的老朋友了，即使不为国家，就为酬答项城的知遇之恩，也不能像他们那样。你与革命党的领袖们都熟，到上海后，我这个总代表一切都还要仰仗你。”　　杨度说：“我会尽力而为的。”　　航行顺利，两天三夜后抵达上海码头。着一身深色西服的伍廷芳率领一批人早已恭候在黄浦江码头上。伍廷芳虽然六十多岁了，却红光满面，精神很好。　　上海城的光复似乎来得很容易，只在制造局打了半天的仗，革命军便控制了上海的局面。除几个大衙门换了人马外，其他一切依旧。城市完好无损，市面繁华如昔。老百姓没有受任何惊骇，一夜之间便从奴仆变为主人了。只不过是光复一个多月了，除开革命军中的大小头目们分到了革命成果外，这些主人公们似乎还未得到丝毫实惠。　　北方谈判团下榻在外滩一家豪华的法国人开的大饭店里，享受着高规格的接待。在各处观光了几天后，南北两个谈判团开始坐下来，在英租界市政厅举行会谈。　　杨度不参加正式谈判，而是私下频频拜访革命军中的旧日朋友。有时他也和汪精卫一起去，但通常都是他一人单独前往。　　南北会谈并不顺利。由伍廷芳牵头，有汪精卫、王宠惠、钮永建、胡瑛参加的南方谈判团是一个强有力的会谈团体。他们个个新学知识丰富，能言善辩。以唐绍仪为首，由杨士琦、章宗祥、傅增湘、张国淦等人组成的北方谈判团，不是谈判桌上的对手。他们知道袁世凯有独断专行的个性，便常常用电报请示远在北京的总理大臣。这样一来，既降低了他们自己在谈判桌上的信誉，也使得整个谈判进行得艰难。　　南方谈判团提出和谈的基础在于双方都赞成实行民主立宪制度。唐绍仪说他个人赞同，袁项城也不反对，但国体问题重大，宜召开国民会议决定。南方同意唐的意见。于是唐电请示袁。袁请皇上颁旨召开国民会议，但载洵、毓朗等皇室成员坚决反对。此事便胶住了。　　以后，南北双方还进行过四次会谈，涉及到了一些具体问题。例如，谈判期间清政府不得提取已借定之洋款，亦不得再借洋款，以及国民会议代表的组成方式等等。但会谈成果不明显。　　与南北会谈同时进行的，是革命军内部权力重新分配的激烈争斗。南京光复后，独立各行省留沪代表召开会议，议决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选举黄兴为临时政府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并由黄兴负责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汉口的代表得知后，认为留沪代表无此权利，对选举结果予以否定。待到在鄂代表与在沪代表同时抵达南京后，又决定将正副元帅颠倒位置，即由黎任大元帅，黄任副元帅，因为黎在武昌，便由黄来代替。又有人公开表示，黄兴在武汉战役中指挥失误，丢失了汉口，乃败军之将，无资格充当中华民国的领袖。黄兴十分生气，宣布无论是大元帅还是副元帅，他一概不就。　　这样，为了一个领袖的问题，竟弄得中华民国几乎不能诞生。幸而这时孙中山由美国回国。孙是众望所归的大革命家，大家公推他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十二月二十七日，在南京的十七省代表，十六票投给了孙中山，只有谭人凤将代表湖南省的一票投给了他的多年老战友黄兴。同时确定南京为中华民国首都，明年元月一日，在南京举行临时大总统就职仪式，向全世界宣布中华民国正式成立。　　袁世凯得知这个消息后勃然大怒。他一心一意在等待南北双方一致推举他为大总统的喜讯，却不料让刚刚回国的孙文抢了去。他先是恨黄兴等人玩弄了他，继则埋怨唐绍仪无能，便来电指责唐越权办事。唐引咎辞职，袁随即批准，同时给杨度一个密电，要他务必疏通南北，莫负使命。　　杨度接到密电后，既感觉到使命沉重，又不免有几分得意感。　　决定南北会谈伊始，他就认为北方谈判团的总代表应以自己最为适宜。因为他不仅具备总代表谈判的才能，还因为他与革命军的要员们都有着非比寻常的友谊，而一直为朝廷官员的唐绍仪缺乏这种条件，他不明白袁世凯为何不将这个重任交给他而交给唐绍仪。好了，现在事实证明唐谈判失败了，下一步看我的了！　　杨度决心把这件事情办得相当漂亮，让南北两个政府里的人都知道世上有个杰出的人才。他仔细地分析当前的形势：在袁世凯方面，只要让他当大总统，其他条件估计他都会接受。至于革命党人方面，通过这些日子的多方接触，杨度隐隐看出内部似乎有两个派别。一个是以孙中山为首的粤派。这派的主要人物有胡汉民、汪精卫、王宠惠等。另一个是以黄兴为首的湘派。这派的骨干有谭人凤、宋教仁、刘揆一等。湘派早已明确表态同意袁做大总统，而现在孙被推出来，必定是粤派人在各省代表中活动的结果。要改变这个现实是不可能的了，惟一能做到的，是说服孙公开表示，他做总统只是暂时的，以后一定把这个位置让给袁。若这样，袁必定满意，南北会谈也就达到了它的预期效果。离孙中山赴南京就职只有三天了，时间是如此的仓促，该怎样办才好呢？杨度想，无论如何得见一见孙先生，见面之前必须做好充分准备，以期一举成功。　　他先找到汪精卫。自从孙中山回国后，汪便做了孙的私人秘书。此时的汪在孙心目中地位甚高，孙每件大事都跟汪商量，由汪草拟的文件，孙也基本上不加修改便签发。汪本人自是赞同袁做大总统的，在孙未回国之前，他在各省代表中也替袁说了不少好话。杨度对汪说明了自己的想法。　　汪精卫说：“孙先生这几天忙得吃饭睡觉都没有时间，他能抽得出空吗？”　　杨度说：“这就要请你帮忙了，务必请孙先生在百忙之中抽出点时间出来。另外，我想你一定不会忘记袁项城的知遇之恩，在孙先生面前多多为袁项城美言美言，促成孙先生做出这个决定。”　　汪精卫说：“那是自然的。我也认为在目前的形势下，以袁项城做总统更合适些，孙先生做一个过渡时期的大总统。”　　杨度说：“还请精卫兄也给胡汉民、王宠惠两位先生说说这个意思，让他们也帮着说几句话。”　　汪精卫说：“我会说的，但他们二位会不会同意，就很难说了。”　　出了汪宅后，他又去找刘揆一。对刘揆一说：“霖生，你还记得那年我们在时务学堂饮酒时，对着神明起的誓言吗？”　　“记得呀！”已过而立之年的刘揆一依然是一副胖墩墩的娃娃脸，给人一种大孩子似的感觉。“当时我们举杯说，今后不论是谁，只要他做的事有益于中国，我们大家就都支持他。”　　“是的。”杨度很欣慰，这位如今亦被视为中华民国开国元勋之一的革命家，没有一点胜利者的骄矜之气。“眼下你们倡导的民主立宪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我放弃自己多年的君宪主义支持民宪，我应该是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吧！”　　刘揆一笑着说：“你这种识时务的态度很可贵。”　　杨度说：“现在袁项城也识时务了，转而支持民主共和，前向你和克强、逐初都认为只要他真心转变，并推翻朝廷，就拥护他做大总统。我想，你们的这个主张也必定是为了中国的最大利益而生发的。”　　“当然是这样。”刘揆一正色说，“我们与袁项城都无私人关系，何况从私人感情来说，我们都不喜欢他。再说大总统吧，谁不想做？我刘霖生也想，但我自知够不上。现在革命党人中，论威望孙中山够，论功劳黄克强够，论品德汪精卫够，论才华宋逐初够。要论条件，无论从哪方面来说，他袁项城都不够。但从国家利益来考虑，袁又比谁都够。”　　杨度村掌道：“霖生你这番话真是深明大义之言，同时也是恳挚实在之言。我希望你也对各省代表说说。现在孙中山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袁项城有怀疑，这对国家不利。”　　刘揆一爽快地对杨度说：“行，我要把这个利害关系给大家说清楚。”　　第二天下午，汪精卫告诉杨度，孙先生同意今夜在寓所会见他。　　宝昌路四○八号原是法国人屠榭的房子，现在是孙中山先生在上海的下榻之处。这是一座绿瓦红砖西式小洋楼，上下两层。上层为书房、卧房、办公室，下层为会客室、餐厅、厨房。洋楼四周种着树木花草，黑白相间的鹅卵石铺出一条环楼小路。一道一人多高的围墙将它与街市隔开。围墙内一片安宁、幽静、高雅的气氛，与不远处的喧嚣、浮躁、庸俗的十里洋场仿佛是两个世界。自从孙中山五天前住进来后，这里便成了各独立行省乃至整个中国的灵魂所在。正当革命派内部因为领袖的推举而陷于僵局的时候，孙中山从国外及时赶回来了。大家庆幸革命航船有了掌舵的人，中华民国有了公认的领袖。历史在这里再一次证明，威望素著众心拥戴的领袖，对一个欲成大事的政党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在一定的时候，它甚至可以决定这个政党的聚散成败。　　连日来，无数大事小事都涌进这座楼房，等待它的主人做出决断。即将上任的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大总统，以超人的智慧和精力有条不紊地处理这一切。过度的劳累使他的面孔更加黑瘦，然而两只洞察秋毫的明眸，却比往日益添炯炯神采。　　是的，孙中山的心情确实亢奋异常。从就读于博雅医院与朋友私谈推翻满清到考察北方形势图谋大举，从组建兴中会到周游世界各地在华侨中宣传革命募集款饷，从蒙难伦敦到创办同盟会，从单一的民族革命发展到三民主义学说，从密谋袭取广州的失败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捐躯，二十多年来走过的是一条多么艰难曲折充满流血牺牲的道路！不论在多大的困难面前，不论处何等挫败之下，也不管周围同志们的急躁气沮误会乃至内讧，孙中山始终对革命的胜利满怀信心，永远保持高昂的斗志。他高瞻远瞩，成竹在胸，他豁达大度，不谋私利，长期苦难的革命生涯，为中华民族锻造了一位真正的领袖和伟人。今天，当他看到为之奋斗二十多年的民主共和的构想已为大多数的中国人民所接受，当他看到大半行省已脱离了满清王朝而宣告独立，当他看到中华民国即将成立，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就要彻底覆没的时候，这位伟大的先行者的内心该是多么的快慰无比！　　但是，就在这短短的几天里，孙中山睿智的目光已看出了一片胜利中所潜伏的隐患。　　革命酝酿运作的时间是那样的漫长而痛苦，但革命胜利的一天居然来得如此快捷而突然，这是孙中山所没有预料到的。这固然是好事，但随之而来的问题则很多。　　真正的由革命党人领导的独立行省没有几个，许多所谓的独立只是换了一个招牌而已，军政府的人依然是先前巡抚衙门的原班人马，或者是只换一两个首脑，其他人都照旧。孙中山革命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改换一个朝代，而是要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秩序。这个全新的社会秩序，能依靠那些全然不懂三民主义，满脑子封建陈腐，昨日巡抚统制今日都督的人去建立吗？除开旧官吏外，各省军政府里还有不少会党头目和投机看风向的士绅，这些人都不是真正的革命者。即使在革命党人内部，眼前的局部胜利，也使其中不少人头脑昏昏意气飘飘。他们认为革命成功了，多年的辛苦应该得到酬劳了，为官位为地盘而争斗甚而火并的事不断发生。还有人高喊革命军兴革命党消，居然要取消革命党了！另有不少人在为新生的省军政府和中央临时政府的前途担忧。他们一则畏惧袁世凯的实力，二则对银钱的匮乏束手无策，许多省的藩库空空如也，不但军饷，就连军政府工作人员的薪水都发不出。有些省的代表之所以投孙中山的票，是因为听说他挟巨资回国。孙中山苦笑着说：“我身上实一文不名，带回的只有革命精神。”他们于是很失望。对于革命队伍中的这种企盼，孙中山也失望。　　孙中山一脚踏上黄浦码头，就听说黄兴和在鄂各省代表有“虚位以待袁世凯”的议决，心里甚是不快，对身边的人说：“克强同志怎么能这样做！多少烈士生命换来的革命果实，如何能拱手让给袁世凯？”　　这几天接触多方人员，与他们倾心交谈局势和前途，才发现多数人都同意黄兴等人的观点。孙中山虽然对这种妥协情绪极不满意，但知道已无法扭转。他清醒地认识到革命并未成功，仍需继续努力。因而，临时大总统也无须久当。昨天汪精卫告诉他，袁世凯对他即将就任颇为不满，袁的私人代表杨度想前来拜见。孙中山也想进一步了解袁的态度和北方的实力，何况杨度又是老朋友，尽管他忙得废寝忘食，但还是决定接见杨度。　　傍晚时分，杨度在汪精卫的陪同下来到宝昌路四○八号。刚进大门，孙中山便从房间里走出来，伸开双臂迎上前，用洪亮的广东官话打招呼：“皙子先生，你好哇，我们又见面了！”　　杨度快步走上前，抱住孙中山的双肩，笑着说：“中山先生，我特为前来祝贺你。后天，你就是中华民国的大总统了，你是伟大的中国的华盛顿！”　　“谢谢你，你过奖了，我哪能与华盛顿相比。”孙中山松开双臂，端详着杨度说，“五六年没有见面，你发福了。”　　杨度也仔细地把孙中山看了看，说：“你比在东京时瘦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