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无不胜　　狼猎食时通常不会单独行动，而是依靠群体的力量共同奋斗。众狼一心，众志成城，狼群的阵势，就是凶猛的猎豹也要退让三分，狼的团队精神震慑四方。　　任正非的“狼团队”之所以有着强大的攻击力，也是源于强大的团队合作。他认为，英雄是一个群体，个人要抑制英雄情结。　　华为在产品研发过程中，遵循国际上最规范的软件工程化设计方法。这种方法需要群策群力，每个人都必须开放自己，形成一个良好的团队，使集体智慧得到最好的发挥。　　1996年，张爱东从浙江大学毕业不久，来到华为，就接到h产品急需的t120协议的研究任务。1998年，h产品进入生死关头，硬件单板开发出来没有进行过一次升级，软件面临着与国外产品互联互控的问题，整个系统运作稳定性极差。中研总部对h产品线进行了重新调整，他开始负责软件工作。至此，华为集中所有精英开赴宁夏，集中作战。回深圳后，在华为4号楼的一个房间里，他们又开始了艰苦的攻关。十来个人分为开发与测试两组，大家切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过起了集中营般的生活。期间，大家学习软件版本库，进行版本控制，首次提出了“虚拟mcu”、“虚拟终端”等大网组建思想，并一一付诸实践，解决了福建、云南等地的组网问题。但是，h产品在市场上仍然是屡战屡败，华为人却屡败屡战。　　2002年的一天，喻建华等3名华为员工匆匆来到俄罗斯，他们肩负着艰巨的任务：要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在莫斯科开通华为第一个3g海外试验局。这是华为派去的第二批技术人员了。此时关于3g标准的争论仍不见分晓，3g的泡沫愈演愈烈。莫斯科这家运营商对此也犹豫不决，以前另一家公司曾在这里栽过跟头，这次与华为合作，他们心里也没底。　　运营商摇摆不定，给华为带来的困难很大。没有核心机房，大批试验局物料滞留在海关，运营商不同意华为使用他们的内部传输网。“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在这时，机会来了。国际电信联盟和gsm协会在莫斯科举办了一个研讨会，华为终于有展示的机会了。时间限定3天，华为人迅速安装好基站，装好软件。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兴致勃勃却又扫兴一半。控制器和基站就是接不通，数据业务也有问题，视频点播速率太慢。还有最后一天时间，大家可急坏了，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　　他们在机房架起会议电视，通过宽带接到互联网，一直连接到遥远的上海开放实验室，同时通过长途电话与总部联系，就这样，三地的技术人员进行现场沟通，共商对策。经过一个不眠之夜，故障终于排除了。在运营商的带领下，专家们和有关部门官员在奔驰的测试车上，饱览了莫斯科街景和市貌。此外还在手机上，一眨眼工夫就下载了一段“懒猫伸腰”视频流，在场的俄罗斯人都惊讶了。　　这是一支战无不胜的队伍，在一系列的技术攻关中，他们团结一心，共同排除故障，依靠集体的力量取得了一次次的成功。拥有这样的队伍，华为能不成功吗？　　管理需要团队　　尤西姆说：“管理团队的能力比一把手的领导能力更重要，管理团队更能有效预示公司的绩效。”　　ibm前ceo郭士纳的许多战略决策都是来自于企业中的许多高级幕僚，如接受原ibm高级副总裁丹尼·韦尔什向it服务转型思想的建议；与丹尼·韦尔什反复讨论酝酿发展电子商务的决策等。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ceo杰克·韦尔奇在听取了顾问的建议后，推行六西格玛，最终超越了摩托罗拉。　　在管理上，任正非也认识到靠一个人的决策难免会出问题，所以管理决策需要一个班子，要靠集体的智慧。　　2001年之后，任正非开始着手改变这个局面。他任命洪天峰为公司的coo，负责公司的日常业务。　　2001年，华为成立投资决策委员会，由资深副总裁费敏担纲。　　2002年，华为成立营销工程部，郑宝用担任总裁。郑宝用病后由徐文伟接任。　　2004年，任正非痛下决心，正式将公司战略与营销职能统一划归营销工程部，任命徐直军为部门总裁。　　2004年11月，华为又做了一次重大调整，将公司层面的日常最高决策层重组为执行管理团队（execute management team，emt），主要业务部门经过重新组合，组建了市场和服务、战略和市场营销、产品和解决方案、运作和交付四大部门，分别由胡厚坤、徐直军、费敏和洪天峰负责。加上财务、策略和合作、人力资源三大部门，被重组成七大部门。　　目前华为已形成在董事长孙亚芳领导下，常务副总裁徐直军、财务总监纪平、产品总裁费敏、销售与服务部门总裁胡厚坤、资本与人力部门郭平、首席运营官洪天峰等“六大金刚”各司其职，协同合作的新气象。　　“门户开放”　　狼和秃鹫是一对很好的搭档。它们都很喜欢吃动物的腐肉，但狼在陆地上活动，用眼睛所能看到的范围有限。秃鹫在高空飞翔，观察的范围就比较大，容易发现动物的尸体，但是它不能撕开动物厚重的皮毛。所以，秃鹫就找狼帮忙，分工合作就可以共享可口的食物。狼对食物很珍惜，总希望独享，然而它明白，如果没有秃鹫的引领，自己是绝对不会轻松地找到食物的，因此狼对秃鹫满怀感激，愿意与它共享食物。　　任正非明白，华为的崛起离不开客户的支持。为此，华为在发展的过程中以让利的方式与客户成立合资公司，建立普遍的客户关系。　　1996年，招商银行开始与华为合作，推出买方信贷业务，允许邮电部门从招商银行贷款购买华为的设备，华为再从银行提取货款。　　1997年，任正非首次提出与用户建立合资公司，让利赢得客户的信任。这既促进了销售，又疏通了长期客户关系。　　犹如20世纪初，美国由于错过机会，为分得一杯羹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一样，华为是一个后起小生，虽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魄，但是公然与跨国巨头做对，难免会碰得头破血流。何不采取迂回的政策，友好相处呢？任正非充分估计了华为的实力，提出要与跨国巨头发展友商关系，韬光养晦，互惠互利，尽量为自己争取宽松的发展环境。　　2003年3月20日，正当华为遭受“狮子王”的疯狂撕咬时，3com伸出了援手，两家成立合资公司。官司结束后，华为产品短期内无法进入美国市场。但是，通过3com，华为名正言顺地进入了美国市场，而3com则借助华为迅速在中国市场上打开了局面。同年8月29日，华为与西门子宣布成立鼎桥合资公司，共同研发td-scdma，昔日的“冤家”终于走到了一起，开始和平相处了。借助西门子，华为迅速打进了欧洲腹地；而西门子，联合华为，在中国市场上又增加了很大份额。　　2003年9月16日，德国英飞凌科技公司总裁兼ceo舒马赫来到华为，与董事长孙亚芳亲切握手，在3g领域华为又多了一位朋友。英飞凌是全球第六大半导体厂商，在2g、3g芯片和全套解决方案上技术成熟。双方在北京共同宣布，合作开发低成本的wcdma手机平台。此次合作对于快速研发wcdma商用手机平台，迅速占领市场，实现共赢提供了条件。　　截止到2005年为止，华为已经先后与德州仪器、ibm、摩托罗拉、朗讯、英特尔、sun等大公司展开了合作。　　“狼性文化”的扬弃　　古往今来，狼给人类留下的印象是凶残狡诈，人们把狼性归结为野蛮、残忍、贪婪、暴虐。任正非自称是一匹来自东方的“土狼”，“凶猛而难缠”；华为的企业文化也定位为“狼性文化”，“狼精神”在华为一次创业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然而，“狼性文化”是战争年代的产物，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革命运动已经过去，合作共赢成为时代的要求。时代在变，企业文化也应该随着变化，这才是客观真理。　　现在，在许多场合任正非已经不再讲“狼”了，而是大力提倡“友商”，学“以土地换和平”的拉宾，努力营造和平氛围，为华为的国际化开路。　　“狼性”是时代的“产儿”　　任正非提出“狼性文化”，可以说是对几千年来中华文明的传统的叛逆，为滞后的农耕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是对传统的振聋发聩的批判。　　但是，任何事物都离不开它的时代，“狼性文化”也是时代的“产儿”。任正非当初选择“狼性文化”是时代的必然，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他推出“狼性文化”无可厚非。“狼性文化”是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文明转型的产物，是市场经济初级阶段、不规范的体制和刚刚起步的企业发展的产物。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启动，刚经历了“文革”的创伤，各项制度都有待于完善。为了迅速摆脱落后的状态，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政府给予外资企业许多优惠条件，这些外资企业在中国享受着“超国民待遇”。本来“家底”就“殷实”的外资企业一拥而入，迅速占领了巨大的中国市场，形成市场垄断，攫取着高额的利润。　　中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经济实力比较弱小，民营企业刚开始成长。然而，就在“家门口”，它们就遭到了外资企业的强势“围剿”，若与之正面硬抗，无异于“鸡蛋碰石头”，只会落得个被歼灭的下场。而且由于两者的地位差别，竞争一开始就不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本来起跑就晚了，还要突破重重障碍，生存更是举步维艰。于是，它们要想生存，就需要有“狼的精神，要有敏锐的嗅觉、强烈的竞争意识、团队合作和牺牲精神”。因此，它们自然会选择“狼性”，不大讲究规则。　　20世纪80年代是冒险的时代，也可以说是中国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没有“狼性”，畏首畏尾，企业根本就不会成长起来。　　在西方资本积累时期也存在这一现象。在原始资本积累时期，疯狂的殖民掠夺和奴役，“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践踏人间的一切法律”，铤而走险……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　　“狼性文化”使华为人具有深重的忧患意识，时刻保持警惕，积极捕捉战机、果断决策、蓄势待发、有效执行、团结协作，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正是由于不起眼的“狼团队”奋力拼搏，华为才得以生存下来，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这种文化，为华为的成长立下了汗马功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如果没有“狼精神”，或许华为就活不下来，也就走不到今天了。　　“狼性文化”是时代的产物，它也必然会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这是客观的事实。　　“狼性”更要“人性”　　在一次创业阶段，“狼性文化”为华为的成长壮大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随着华为走向国际，“狼性文化”的弊端日益暴露。“狼性文化”是市场发育不完善、体制不规范的产物，随着市场逐步成熟，各项规则会逐渐完善，为有序竞争创造了环境。　　说到底，“狼性文化”是战争文化，给华为自身也带来了不少麻烦，“狼”跑到哪里，都会引起对手的高度警惕。思科首先开始遏制，华为招来了令人头疼的官司；欲收购马克尼公司，遭到了英国政府的拒绝，生意泡汤，爱立信得手；欲在印度投资办厂，又遭到印度政府以国家安全为名的强烈反对……一连串的麻烦使华为在海外的扩张受阻，虽然包含着一些歧视，但是也不能忽视“狼性文化”的影响。　　为了华为的发展，任正非的身体健康每况愈下，糖尿病、高血压、颈椎病都有。由于狼的无情竞争，华为内部气氛紧张。紧张地加班，拼命地工作，未老先衰……更重要的是“狼群”内部开始出现不和谐，许多人开始走出去创业，甚至成为老东家的竞争对手。　　对于华为遭遇的这些难题，任正非也已经意识到“狼性文化”需要转型，“狼性”只是手段，人性才是根本。做企业确实需要有点狼性，时刻有危机感，处处行动要领先，但是“狼性”也遵守规则，有秩序的竞争。但是，“狼性”最终还要回归人性，只有散发着人性光芒的企业才能基业长青。　　企业凭借强大的执行力、战斗力和凝聚力跃过了生存线，开始了向大企业迈进的过程，这就需要减少文化中的刚性，这是企业保持长久活力的关键。华为已成功完成了一次创业，现在正在向二次创业过渡，人性化成为转型的关键。　　著名经济学家毛仲强说：“现代企业管理的重大责任，就在于谋求企业目标与个人目标两者的一致，两者越一致管理效果就越好。”这就是人性化的管理，关怀员工，激起他们的工作热情，企业才能更快进步。近年来，任正非身体力行，逐渐放弃《华为基本法》，废除“加班文化”，实现管理与国际接轨，“狼性文化”正在经历着艰难的转型。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平共赢成为时代要求，人的作用和价值日益彰显。华人企业领袖施振荣曾说，创业的三十年实际上是在经营人性。这一人性化管理使宏碁人才辈出，迅速成长为全球大企业。　　随着华为向国际大公司迈进，任正非已在有意识地淡化“狼性”，遵循国际共同的商业价值取向，与国际巨头为友，有了真正的“绅士”风度，人性越来越浓。　　从“狼性”到“兼容并蓄”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对跨国大企业而言，需要有一套全球化的标准和规则，在制定和执行的时候就要考虑到文化的包容性和共生性。在一个地方成功的经验，在另一个地方可能会导致失败，所以必须尊重差异，做到兼容并蓄。　　要做世界级企业，就要有世界级企业的气魄，兼容并蓄。要真正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大公司，首先就要有一种兼容并蓄的大企业文化。任正非要做世界级企业，国际化是成就这一目标的关键。走出国门，在国内一度成功的“狼性文化”就面临着一个门槛，带有鲜明个性的华为特色就需要转变。　　企业跨国经营，要实现商业目标需要融合三种文化：企业文化、自己国家的文化、目标市场国家的文化。近年来，华为国际化进程明显加快，淡化华为文化，考虑到跨文化的差别，发展兼容并蓄的文化也日益迫切。　　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习惯作风等方面差异很大。一次，在华为印度研究所，一个项目组在讨论技术方案时双方争执不下，国内去的员工相互拼命叫嚷，争吵场面激烈，这时一位印度经理悄悄把一方拉到一边，说：“你们不要那???大声，如果你很愤怒，就使劲握着拳头，等平静下来再去讨论。”　　文化融合是引进海外人才的关键。华为海外研究所招募外籍员工很困难，因此必须破除狭隘的企业文化和民族文化。2000年以后，任正非对“狼性文化”的宣传逐渐淡化，华为文化开始向西漂移，逐步建立具有普遍价值的商业文化。“狼性文化”在完成了它的使命后淡出，华为文化逐渐有了更多的包容性，更有了大企业的气派，实现对“狼性文化”的超越是华为迈向国际化的重要一步。第24章 永恒的追求：“做有高度的事业”(1)　　戴尔公司创始人迈克尔·戴尔说，他的梦想是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个人电脑制造商，朋友们说他异想天开。但是，他却认为“干吗要做第五、第六或第十名呢？”由于一开始就有崇高的追求，他成功地做到了。　　真正的企业家追求的是长远的事业，他有伟大的理想，企业就是他实现梦想的载体。企业家以做事业的高度来做企业，他们已经超越了金钱。　　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兼ceo马云曾经说：“我们不想做商人，我们只想做一个企业，做一个企业家，因为在我看来，生意人、商人和企业家是有区别的，生意人以钱为本，一切为了赚钱，商人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在企业家来看是影响社会，创造财富，为社会创造价值，影响这个社会。”　　任正非不做则已，要做就做“有高度的事业”，他做企业已经超越了纯粹的金钱，怀着一颗做事业的心，努力把华为做成世界级企业，虽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他仍然在坚持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要做就做“有高度的事业”　　德意志民族偏执的国民性格、严谨的作风，造就了他们有高度的事业。成功的企业应该超越金钱，有一种做事业的高度。有高度才会有深度，ibm以做事业的高度稳坐全球同行的霸主宝座。　　任正非经常说“做事业，做有高度的事业”，许多走出华为的人都说，在华为有一种做事业的冲动。以做有高度的事业为支撑，任正非带领华为“只争朝夕，不舍昼夜”。　　豪言壮语：要做世界级企业　　早在20世纪80年代，任正非就发出豪言壮语：“10年之后，世界通信市场三分天下，华为将占一份。”面对跨国巨头的技术垄断，他没有低头，而是走上了自主研发之路，杀出了一条生路。　　追求和定位决定选择。如果任正非当时仅打算做一个代理商的话，那么华为可能早就被兼并了，就没有后话了。但是，任正非给自己的定位是做有高度的事业，“保家卫国”，勇敢攀登国际先进水平，因此华为有了一个高起点，成就了华为的今天。　　任正非是一个永不服输的硬汉，为了实现理想，他带领华为开始了艰难的征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华为积极拓展生存空间，在进攻国内市场的同时部署海外战场。为了世界级的企业的理想，任正非煞费心机，大刀阔斧地引进西方式管理，实现流程、业务链等终端业务与国际化接轨，逐渐向价值链上游浮动。　　作为华为的掌舵人，任正非小心谨慎，如生命般细心呵护。从08机到gsm制式，放弃小灵通，投巨资研发3g，他时刻把握着华为发展的脉搏。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6年华为销售额656亿人民币，海外销售占65%。“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华为厚积薄发，经过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凭借卓越的质量和服务，已经进入了世界主流运营商之列，正在一步步向世界级企业逼近。对此思科ceo钱伯斯无奈地承认，已经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华为在国际化的道路上以加速度继续奔跑了。　　企业做到一定规模和水平，金钱的推动作用就会逐渐衰退，这时就需要一种有高度的信念来推动了，“为了事业而事业”也就成为必须了，精神的力量就会焕发出来。　　现在华为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任正非认为这只是万里长征中的一步。他说：“虽然华为已经进入了100多个国家，但海外很多市场才刚爬上滩涂，随时会被赶回海里；网络和业务在转型，客户需求正发生深刻变化，产业和市场风云变幻，刚刚积累的一些技术和经验又一次面临自我否定，华为的发展形势十分严峻。”这就是做世界级企业的心态！　　英雄团队：高度的敬业精神　　松下幸之助说：“企业最大的资产是人。”企业成于人，也败于人。对于企业而言，员工的敬业精神很重要，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成败。世界上久负盛名的麦当劳，将敬业精神作为员工考核和提拔的重要标准。　　华为人有着高度的敬业精神。多年来，为了华为的发展，他们任劳任怨、四海为家。任正非把认真负责和管理有效的员工看做是华为最大的财富，强调干部要有敬业精神、献身精神、责任心和使命感。　　华为人谱写了一首首壮丽的诗篇。在高原缺氧地带开局，爬雪山、越丛林，徒步行走了8天，为服务客户无怨无悔；遭歹徒袭击头上缝了三十多针，康复后继续投入工作；在宿舍睡觉，半夜歹徒破门而入持枪抢劫；在拉美某地的班车遭遇持枪歹徒抢劫，全车人被抢；即使是货物运送，也经常需要雇用特殊人员护卫；有员工在飞机失事中幸存，惊魂未定又救助他人，赢得当地政府和人民的尊敬；也有员工在恐怖爆炸中受伤，或几度患疟疾，康复后继续坚守岗位；在非洲一些国家有70%的员工得过疟疾；三名年轻的优秀员工在出差途中飞机失事不幸罹难，永远地离开了人世……　　华为现在的市场和业绩正是华为人不畏艰难困苦、勇往直前的结晶。他们是一个英雄的群体，拥有坚强的信心，同甘共苦，绝不轻言放弃，他们用行动为华为开拓了一片片新的天地。　　时刻警惕：创业难，守成难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毛泽东的这首诗词道出了新中国创立的艰辛。　　任正非在《北国之春》中写到：“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高科技企业以往的成功，往往是失败之母，在这瞬息万变的信息社会，唯有惶者才能生存。”　　任正非，以坚忍不拔成就了华为。任正非的合作伙伴、3com公司ceo布鲁斯·格拉夫林，在接受美国《商业周刊》采访时毫不吝啬地表现出钦佩之情：“任的故事如果放在美国的话，那也是一个令人惊异的成功者的故事。”　　从1992年开始，任正非倾巨资搞研发，这是他的第一次冒险，也是最大的一次冒险。当时的华为实力微弱，研发条件落后，要成功真有“难于上青天”的感觉。因此，他选择了置之死地而后生。在动员大会上，他站在5楼会议室的窗边，沉静地说：“这次研发失败了，我只有从楼上跳下去，你们还可以另谋出路。”颇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悲壮！　　日本企业在20世纪70年代，批量生产、批量销售，成长率约10%；80年代，世界经济以混合制造为创新，以知识生产率为中心，成长率下滑到4%左右；90年代，市场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社会的大发展，成长率只有2%左右。　　任正非通过在日本考察，分析日本企业面临的困境，得出“是企业体制阻碍了创新，创新不足又影响了企业的生命力，企业竞争优势丧失殆尽”的结论。经过比较，华为早期创业与70年代的日本企业雷同，他吓出了一身冷汗。他更深刻地理解了创业难、守成难的道理。　　为了华为能够活下去，实现基业长青，任正非时刻警惕，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　　2001年，电信行业的“冬天”来临，许多知名的国际大企业陷入了巨额亏损，华为也感受到了“寒流”，幸亏在中国具有一定的成本优势，现金流量好，才能活过了冬天。　　“垮了再起来，再垮再起来”，这就是他的成功秘诀。华为一路走来经历了这么多的风风雨雨，小心谨慎才活了下来，并不断壮大。　　文化生生不息　　提到可口可乐，它代表着美国自由开放、释放自我的品牌文化；提到索尼，它代表着日本自强不息、不断创新的品牌文化；提到耐克，它代表着美国自由的街头运动及篮球文化；提到阿迪达斯，它代表着欧洲悠久的足球文化及严谨的德国文化。品牌之所以成为品牌，就在于它包含着文化，能满足人的精神需求。　　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在谈论国家竞争优势时说，基于文化的优势是最根本的、最难替代和模仿的、最持久的和最核心的竞争优势。这同样也适用于企业。　　任正非崇尚文化的力量，“资源会枯竭，唯有文化生生不息。”他认为只有文化渗透到华为人的骨髓里，形成一种自觉的无意识，华为才能实现“无为而治”，向世界级企业迈进。　　知识就是力量　　到过深圳龙岗区华为坂田基地的人都会看到，坂田基地的所有道路都是以中外著名科学家的名字命名的，像贝尔路、冲之路、居里夫人路、稼先路、张衡路等等，这些路名都是由任正非亲自命名的，这使原来如农村般的坂??镇顿时蓬荜生辉。　　任正非对于改变人类历史的科学家们的敬意不仅仅体现于此。在1997年年底访问贝尔实验室的时候，任正非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年轻时代就十分崇拜贝尔实验室，仰慕之情超越爱情。”一向不愿意留影的他硬是把随同的李一男拉过来，在晶体三极管发明人巴丁先生的纪念栏前合影留念。随后参观实验室，任正非怀着崇敬的心情走到巴丁50年前发明晶体三极管的那张工作台前，伫立良久。当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将一个纪念巴丁发明晶体三极管50周年的纪念品送给他的时候，他由衷地表示感到莫大的荣幸，并称赞巴丁不仅是贝尔实验室的巴丁，也是全人类的巴丁。第25章 永恒的追求：“做有高度的事业”(2)　　华为的许多领导对任正非如此倾向于与朗讯、马可尼等公司合作感到困惑不解。其实，了解了任正非的成长经历就知道，青少年时期对那些发明家和科技先贤的崇拜与景仰是一个重要因素。　　任正非出身“寒门”，用知识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华为是“寒门”企业，也要靠知识来改变命运。　　“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父亲的这句话一直在影响着任正非，也通过任正非影响了华为。因此，在“人人下海”的疯狂年代，任正非不为眼前利益所动，坚持研发技术，他要靠知识的力量改变华为，做大华为。任正非聚焦it产业就是他相信知识创造价值的选择。　　在经营企业的过程中，任正非对人才和技术的渴求是非常强烈的。他坚持认为，尽管可能会暂时增加生产成本，但华为聚集优秀人才、提高人才比重的做法是正确的。所以在讨论《华为基本法》的时候，任正非特别强调一定要把“人力资本增值的目标优先于财务资本增值的目标”一条写进去。　　2001年，某著名跨国公司的中国区总裁访问华为，无意间与任正非聊到了深圳的房地产市场。任正非即兴发表感慨，指出黄浦雅园在市场定位上的缺陷，而黄浦雅园是李嘉诚旗下长江实业在深圳福田中心区的“旗舰”项目。那位来访的总裁借机附和道：“如果华为当年也做房地产的话，也许今天的房地产老大就不是万科了。”任正非一笑而未置可否。不过一位任正非身边的人后来说：“老板当时肯定是在想‘那样一来，恐怕也就没有今天的华为了’”。　　“知识就是力量”，利用知识任正非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塑造了中国通信行业的“标杆”企业，也为中国企业在新时期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资源会枯竭，唯有文化生生不息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正是新教伦理才造就了今天资本主义的辉煌。新教伦理注重人与上帝直接沟通，做好上帝赋予的工作，也就增加了上帝的荣耀，可以得到永久的幸福。“为了上帝的荣恩”，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　　文化是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的精神积淀，它渗透到每个人的心里，成为一种无形的力量，鞭策着人们。企业文化对企业发展的影响更是如此。任正非说：“人类所占有的物质资源是有限的，总有一天石油、煤炭、森林、铁矿……会开采光，而唯有知识会越来越多。”　　他非常钦佩以色列人，在生态环境恶劣的沙漠地区，以色列人不但生存下来，而且成为强国。“以色列这个国家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它说它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脑袋。一个离散了20个世纪的犹太民族，在重返家园后，他们在资源严重贫乏，严重缺水的荒漠上创造了令人难以相信的奇迹。他们的资源就是有聪明的脑袋，他们是靠精神和文化的力量，创造了世界奇迹。”　　2002年年初，任正非请北大哲学系和中国社科院的八位哲学教授，为企业中高层领导讲授中西方的哲学思想，其中着重讲述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按照韦伯的观念，新教提倡的“天职”和“禁欲”等宗教思想，对现代英美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当人们将工作视为“天职”——上帝交付的职责的时候，人们就树立起了责任、敬业、奉献等基本的价值观念。　　良好的文化，在细微处就可以显现。在ibm公司的办公室中，所有的垃圾都有两个投放口，一个投放可回收的垃圾，另一个投放不可回收的垃圾，所有的员工都很自觉。这不仅是一种责任，更是公司的文化使然。　　在华为研究中心墙上的显著位置都张贴着这样一句话：“板凳要坐十年冷。”也就是说，科学研究是默默无闻的事业，要埋头苦干，勤勤恳恳，坐得住冷板凳。任正非提倡“爱生活，爱家庭”，要求员工把上班第一个月的工资交给父母，以尽儿女的孝道。　　有一首《好了歌》：“人人都说华为好，提前就往食堂跑，大厅无人灯火照，空调冷得受不了，两点才从床上起，慢慢悠悠把车挤，上班时间聊聊天，下班未到人跑了。”为了革除这些不良习惯，任正非发动华为人勇于搞自我批判。“华为能否进步，一是核心价值观能否让我们的干部接受；二是能否自我批判。”通过自我批评，这些不良习惯消除了。　　华为规定准时上班，不只是在上班时间到的时候坐到座位上，而是在上班时间到的时候进入工作状态，上班时间只能处理公务，除此之外的任何事情都不得占用上班时间。坚决反对铺张浪费，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　　喝水不忘挖井人　　财富不单单是金钱、财产，还包含着品位。真正成功的企业，不是两眼仅盯着钱，而是用钱不断提升品位。　　社会为企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为企业发展提供便利。“喝水不忘挖井人”，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应该反哺社会，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企业的财富来源于社会的“恩赐”，回报社会是理所当然的。　　任正非强调“爱祖国、爱人民、爱事业和爱生活是我们凝聚力的源泉”，华为坚持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公司”为精神动力，努力发展民族产业。“吃水不忘挖井人”，华为正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祖国和人民贡献自己的一份社会责任。　　寒门学子基金　　对于人生而言，或许贫穷是老师，它教会人生存，使人的脊梁更硬些，坦然吃苦、不屈不挠。在许多民营企业家身上，都可以找到贫穷的影子。他们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品质，往往是创业时期的“精神爆点”和凝聚力所在。因此，有人把贫穷称做成功者的“财富”。　　曾经在社会底层挣扎，促使他们有更强烈的改变现状的欲望，一无所有使他们具有赌徒般的冒险精神；曾经的艰苦生活，又使他们具备常人没有的意志和耐力。这种原始的生命力，正是商业社会前进的动力。　　1997年，我国改革高等教育制度，开始向学生收费，而配套的助学贷款却还没到位。任正非尊重知识，为了不让广大贫困学子再走自己艰苦的求学路，他大手笔热情帮忙，向教育部捐献了2500万元“寒门学子基金”，帮助贫困大学生完成学业。当时，有人提出，基金的名字是否叫“优秀xx基金”，任正非俨然拒绝：“贫穷和出身并不可耻，高贵而没有知识也不光荣。”　　此外，华为还在陕西省安塞县和甘肃省永靖县捐助建设了一所希望中学和五所希望小学，帮助贫困孩子上学受教育。由于任正非的言传身教，2005年年底，印度办事处的每位员工都将其半天工资捐献给parikrma——一家向失学孩子提供受教育机会的非政府机构。　　责任的自律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说：“当财富追求与道德自律同步发展时，才能达到现代企业家的最高境界。”马克思说过：如果人仅仅为自己劳动，也许他能够成为著名的学者、伟大的智者、卓越的诗人，但是他永远也不能成为真正完善和真正伟大的人。”　　企业是社会的企业，社会为企业的发展创造了优越的条件，企业也应当在适当的时候回馈社会。成功的企业不仅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还要愿意回报社会，投身于公益事业，担负起自己的社会责任。洛克菲勒家族基金会投专资赞助科学研究；比尔·盖茨慈善捐款5亿美元对抗艾滋病；google投资巨额设立慈善基金；李嘉诚宣布把未来1。/3的财产捐献给慈善事业……　　任正非自律性很强，自觉回报社会。在华为的核心价值观中有一条：“华为以产业报国和科教兴国为己任，以公司的发展为所在社区做出贡献。”任正非强调：各级干部要提高自己的服务意识，加强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全面提高自己的驾驭与管理能力。　　华为讲究奉献精神，为整个社会和社区奉献自己的价值。一是为祖国开发核心技术；二是为国家多缴纳税金；三是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回报社会，做模范企业公民。华为这些善举，是在尽一个企业公民的责任与义务，也在努力获取政府和社会的认可。　　1996年2月3日，华为向云南丽江地震灾区人民捐赠20万元人民币及两套通信设备。　　1998年2月，向河北地震灾区捐献了价值50万元人民币的通信电源设备，用于灾区通信网络重建。　　1998年8月，中国遭受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涝灾害。华为捐赠了价值2500万元的无线通信设备，用于被洪水破坏后的通信基础设施的???复。另外，华为及员工还捐献了1500万元现金，用于受灾地区学校的重建。　　2003年6月，为抗击非典，以技术回报社会，华为向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捐赠价值80万元的网络设备产品。　　2004年，华为向东南亚海啸中受灾的泰国、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四国捐赠价值超过2000万元人民币的应急通信设备，公司和全体员工捐赠了2000万元人民币现金，扶助灾区重建通信网络。　　许多企业家进入福布斯富豪榜，但是在社会责任感排行榜上却消失得无影无踪。然而，任正非却不同，多次被福布斯评为最有责任感的中国企业家，华为依靠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赢得了人们的尊重。第26章 真实任正非：散发着个人魅力的神秘企业家(1)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谈道：个人魅力型的统治是建立在对具有出色感召力的领袖人物的拥戴和信仰的基础上的。个人魅力型领导在人格或个人才能上具有非凡的、超人的特征，有着特殊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伟大领袖毛泽东，戎马生涯，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宏伟瑰丽的奇思异想，反抗传统的狂放气魄，使他的个人魅力逐渐达到了巅峰。　　任正非，早年的“学毛著标兵”，对毛泽东满怀崇敬之情。而他也有着独特的个人魅力，许多甘愿为他效劳的人无不被他的魅力所感动。　　任正非涉猎面广，熟读毛选，言谈逻辑严密、出口成章，演讲极富煽动性。他在内刊发表的许多文章已成为很多员工的必读物，他是华为无可替代的“精神教父”。在商场征战南北中，他忠诚、果敢、目光敏锐、目标坚定；在为人处事上，他又显得大度、仁慈、温情。华为就是在这样一位统帅的率领下，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正如一名老员工所言：“任正非越来越等同于华为，华为也越来越等同于任正非。”　　“德意志式”的偏执　　有一个笑话说：在半夜12点开车，看见红灯还停的，全世界只有德国人。德意志民族给外界的印象是理性、死板、偏执、缺乏激情。但是偏执的性格使他们形成了一种正直的品格，不那么圆滑，说到就要做到的品性，形成喜欢较真的劲头，不那么马虎，要做就要做到极致。从而培养出了特别讲究严谨的精神，特别能够成就事业的职业伦理精神。20世纪科学界的许多重大发现，大部分是讲德语的人做出的。　　“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英特尔公司前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的名言，任正非对此始终信奉不已。任正非也有着德意志民族的那股倔强，偏执的“一根筋”，那股“不到黄河心不死”的劲头造就了华为的成功。　　这种偏执成为任正非的特色，在他身上体现了真正的企业家精神，以做事业的态度做企业，不走一时的捷径，坚决在最困难的时刻找到突破口，最终获得成功的喜悦。　　贫贱不能移，暴富不动心　　孟子有一段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要想成就一番事业，没有非凡的定力是不行的。也许，正是由于这样的“顽固不化”，任正非才成就了后来的大业。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饱受沧桑的中华民族站立起来了。由于长期的内忧外患，加上不断的战争破坏，经济濒临崩溃。新中国成立后，经济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任正非就是在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出身于社会底层，兄妹七人，靠着父母微薄的工资艰难度日。按常理而论，作为家中的长子，早就选择找份工作支援家用了。但是“贫贱不能移”，他的父母并没有那样短视，他们省吃俭用供儿子上了大学。　　任正非的人生经历满是沧桑。他经历了苦难的“文革”，在那时“打倒一切权威”，只有工农最受欢迎。作为知识分子的父亲也受到冲击，但是他还是教育儿子：“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　　正是由于这些，他在人心浮躁、“激情燃烧”的年代孜孜不倦地读书，为他后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20世纪80年代男女老少纷纷“下海”捞大鱼。经济的“肥皂泡”越吹越大，很多人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富翁，许多人沉浸在大发横财的美梦中。企业转行的转行，投资的投资……浮躁、投机取巧之风蔚然盛行。然而，在这样充满诱惑的年代，任正非不为暴富动心，没有做代理赚取稳定收入，而是走上了未来还是未知数的自主研发的道路。　　当it泡沫膨胀的时候，全球主要通信设备制造厂家放弃对现有的交换机的研究开发，而全面转入下一代ngn交换机的研究，任正非仍然加大对传统交换机的研究投入。“泡沫经济”破灭后，西方公司又开始动摇了它们推崇的下一代ngn交换机，对世界下一步的潮流走向产生了迷茫。“雪上又加霜”，财务状况不好，开始大量裁员。而华为却坚信ngn一定会取代传统的交换机，只不过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ngn上也一直加大投入往前冲，于是华为又赶上了它们，进入了世界前列。目前，华为的传统交换机占世界总量的16%，而下一代ngn则有可能占世界总量的28%。　　“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科学的入口处就是地狱”，任正非坚持着知识的力量，淡泊名利，不为贫穷所吓倒，不为暴富动心，坚持着自己的理想信念。　　只做通信产品　　现在，许多企业做大后都在走向多元化。它们都想效仿通用，采用韦尔奇的多元化战略迅速提升品牌，但是“韦尔奇道路”在中国有点“水土不服”。万科集团最初不断做大，走向多元化，但问题不断，只好收缩，走向专业化，目前获得了健康发展；三九集团从专业化走向多元化，已严重失败；五粮液集团在慢慢走向多元化，但已出现危机。　　企业要有自己的品牌，也就是外在的“公众形象”。品牌是支撑企业的“门面”，具有无形的价值。但是打造品牌绝非一天两天的事，需要长时间地艰苦努力。企业只有专注，在一段时间内只做一件事，才能做到精益求精。“东张西望”，见着利润大就上，是很难做出自己的特色的。　　任正非偏执到只做通信产品，并在《华为基本法》中确定下来。《华为基本法》第一章第一条规定：“华为的追求是在电子信息领域实现顾客的梦想，并依靠点点滴滴、锲而不舍的艰苦追求，使我们成为世界级领先企业。”第三十七条再次强调了：“我们中短期的投资战略仍坚持产品投资为主，以期最大限度地集中资源，迅速增强公司的技术实力、市场地位和管理能力。我们在制定重大投资决策时，不一定追逐今天的高利润项目，同时要关注具有巨大潜力的新兴市场和新产品的成长机会。我们不从事任何分散公司资源和高层管理精力的非相关多元化经营。”　　任正非铁了心要做有高度的事业，就要经受风头浪尖上的考验。通信产品前期投入大，周期长，而且产品研发出来也不一定能满足市场需求。但是任正非，这个“偏执狂”，全然不管这些，他的目标一经确立，就要坚持到底。　　为此，他顶着倾家荡产的压力，投巨资开发第三代移动通信产品。他为了融资，出卖安圣电器，卖掉华为3com的股份，放弃盈利的小灵通。　　华为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骄人业绩，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任正非“不惜把所有的鸡蛋都放进一个篮子里”，孤注一掷地搞通信设备的研发，并为此坚持不懈。　　任正非清楚，虽然华为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华为还在成长，与国际老牌企业还有很大差距。任正非为了企业的迅速发展，不断整合企业资源，将所有的精力和资金都投入到新产品的研发、生产及服务体系上，争取取长补短，迅速提升华为品牌。　　正是凭着这股偏执劲头，他带领华为人打进竞争激烈的海外市场。在2005年，他的名字出现在了美国《时代周刊》评选的“2005年度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人”的名单上。　　从c＆c08机到排除万难建立北京研究所，到3g“豪赌”，他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就做通信产品，而且要做就做到最好。　　将3g进行到底　　3g是目前通信行业争论得沸沸扬扬的一个话题。所谓3g技术，即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它比前两代技术更先进，能够提供更丰富多彩的信息服务。在一定意义上说，谁掌握了3g先机，谁就有可能掌握未来通信市场竞争的制高点，取得优越的竞争优势。　　任正非瞄准了这一势头，坚信下一代网络技术必将是3g的时代。因此，他孤注一掷，不惜“将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开始为自己偏执的“信仰”努力了。　　华为南方研究所的一位员工说，华为对3g的热忱已经到了“从芯片做起”的程度，每次投片（将设计好的芯片交ic厂投产）所需费用都在几百万元以上，加之高额的设备投入，累计已达40亿元人民币。　　为了3g，任正非付出了很大代价。由于一心研发3g，忽视了小灵通，让同城弟兄中兴着实赚了一把。为了3g，忽视cdma，致使在联通cdma的两轮招标中，华为接连失利。　　2002年是世界通信业十多年来挑战最为严峻的一年。国际电信业停滞不前，众多设备商收入锐减，业务开始大面积缩减，???冬天寒气直沁入人的骨髓”。　　但即使是这样，任正非也不认输。对于cdma和小灵通上的失误，任正非很不服气地说：“phs技术不是什么先进的技术，但没有想到连续5年来会持续建设，这是政策造成的，但是不是后悔，得过几年再来总结。”他“撞破南墙不回头”，仍然继续将大量资金和研发力量投入到3g技术上。　　然而，巨额的投入并没有马上收回来。任正非雄心勃勃地投资，但中国的3g产业标准一再延迟，3g市场迟迟无法启动。对于这点，他自我解嘲式地说：“笑到最后的才是真正的胜出者。”　　2003年10月30日召开的3g全球峰会传出的消息称，由于3g标准完善工作的推迟、终端技术的不成熟、移动数据业务市场不理想等的开发现状以及难以预测的前景等等，大部分运营商开始要求推迟3g牌照的发放日期。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政府有可能放缓3g许可的进程。　　果然不出所言，中国政府关于3g的计划一再推迟，直到2005年1月，还没有明确的消息。任正非苦苦等待，希望3g能够云开见日。　　但是任正非仍旧没有灰心，他相信选择3g是正确的。2005年，3g泡沫过去之后，国内3g产业环境已经形成，系统解决方案日趋成熟。华为呼吁信息产业部借此机会启动3g。信息产业部高级顾问徐木土分析认为，随着3g移动通信系统技术上的成熟和商用化，信息产业部将根据中国电信业务市场发展的需要，发放3g经营许可证。　　有业内人士分析说：华为押宝3g上并非万无一失。根据国家信息产业部透露的信息，中国在3g基础设备的采购上投入了1500亿元人民币，这个被称为中国电信基础设施最后一次大规模建设的时代，将在3～5年内完成，平均每年为300亿～500亿元人民币的采购量。如果按照每年300亿元的市场容量计算，华为能从中分得多少？除了华为，中兴、朗讯、北电、阿尔卡特等众多国际巨头也都在争抢这一杯羹。凭着那些国际巨头在中国市场多年的拼打和雄厚的实力，不让它们分一半是很难的，那么留给华为的最多只有100多亿的采购量。因此，即使3g时代马上来临，华为在3g业务上的国内空间也很有限。　　但是，任正非并没有动摇，只要3g一启动，华为就可以大有作为了。　　“我从来只见客户”　　任正非带着华为轰轰烈烈闯出了一番成就，但是他始终戴着一层神秘的面纱，躲在幕后半遮面，使人“不识庐山真面目”。无论是2000年荣登《福布斯》杂志富豪榜，还是2003年与思科激烈交锋；无论是地方领导参观，还是大腕媒体采访；无论是“全球最有影响力的it名人”，还是“最受尊重的企业家”……这一切他都不屑一顾，他拒绝领奖，拒绝采访……这么大的“架子”，想拜访他，真有点难度。　　但是，也有些人要见他是很容易的，那就是客户。任正非是一个极其现实的人，他说：“我不是不见人，我从来都见客户的，最小的客户我都见。”　　2004年4月22日，华为与文莱电信公司合办了一个国际研讨会，当时在文莱最豪华的酒店举行，华为邀请了全球40多个运营商，一起讨论文莱下一代网络的商用部署和市场发展。　　那天一大早，任正非就西装革履地站在会议大厅门口，手握一大沓名片，见到进场的客户，无论大小、中外，都挨个儿亲自送上自己的名片，面带微笑、毕恭毕敬，用带些乡音的普通话说：“我是华为的，我姓任。”　　任正非只见客户，而且是偏执地只见客户。2002年，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带领一个机构投资团队来到华为总部，任正非只派副总裁费敏接待。事后罗奇感到很遗憾地说：“他拒绝的可是一个3万亿美元的团队。”但任正非却不以为然：“他又不是客户，我为什么要见他？如果是客户的话，最小的我都会见。他带来机构投资者跟我有什么关系呀？我是卖机器的，就要找买机器的人呀。”　　一次，某前任部级官员专程从北京赶到深圳华为总部，希望能见任正非一面。负责引见的人员说得口干舌燥，虽然千里迢迢也没给人家面子，没办法人家只好原路返回了。　　李嘉诚说：“保持低调，才能避免树大招风，才能避免成为别人进攻的靶子。如果你不过分显示自己，就不会招惹别人的敌意，别人也就无法捕捉你的虚实。”　　对于媒体，他也十分冷淡。他经常说：“媒体有它们自己的运作规律，我们不要去参与，媒体说你好，你也别高兴，你未必真好。”他在解释为什么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们有什么值得见媒体？我们天天与客户直接沟通，客户可以多批评我们，他们说了，我们改进就好了。对媒体来说，我们不能永远都好呀！不能在有点好的时候就吹牛。”　　任正非执著地认为，客户是华为的生存之本，为客户服务是他和华为的职责。对于媒体和其他知名人士，他主张“守拙”，不要过分招摇。　　坚持走上层路线　　任正非不喜欢与地方官员打成一片，交朋友拉关系。他不与一般的官员吃吃喝喝，给人的印象是清心寡欲，远离官场。据说，深圳市政府几位副市长曾多次去华为视察，华为总是派出一位副总裁接待，任正非从来不出面。但“架子很大”的任正非，在处理与高层政治人物之间的关系时显得格外热情与尊重。　　任正非走的是上层路线。在华为总部长长的走廊上，到处都是任正非与国家领导人的被放大的合影照片。甚至在《我的父亲母亲》一文中，任正非也没有忘记提到，自己和胡锦涛主席的接触。　　早在1994年，任正非就受到江泽民同志的亲切接见。1996年，朱镕基视察华为，为华为带来了救命的贷款，还在政治上给予华为足够的重视。2000年11月，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亲自点名任正非随团访问非洲。2001年1月，时任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出国访问，点明任正非随团出访。2003年4月11日～12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到深圳考察工作，再次视察华为，要求华为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加快“走出去”的步伐。　　1999年江泽民到深圳视察，准备参观华为。任正非非常重视，亲自安排接待事宜。安排任务过后，他去生产部门看看准备的情况，突然发现设备明显地重新摆放过，而不是常规生产的样子——这就相当于欺骗领导嘛。任正非赶快把一位负责的总监叫过来，气得说不出话来，你怎么能欺骗别人呢？一气之下，他竟然踹了那总监一脚，对方躲过去，本能地想跑，任正非说：“你还跑，回来呀，把设备摆回去。”　　经历“文革”洗礼的一代人，到今天内心仍然忐忑不安、顾虑重重，始终充满恐惧感。早已功成名就的任正非又何尝不是如此！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走上层路线也就不难理解了。第27章 真实任正非：散发着个人魅力的神秘企业家(2)　　任正非就是这么偏执，坚持走上层路线，既可以避免官商勾结的嫌疑，又可以为华为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思想是“最美的花朵”　　著名思想家帕斯卡尔说：“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人虽然很弱小，但是人的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思想使人成为万物之灵，使渺小的人类在征服着庞大的宇宙。　　现在，整个社会都弥漫着一股浮躁的风气，我们不只是一些脆弱的苇草，更成了庸俗的苇草，深深地沉湎于世俗，叶片上坠满了低俗的欲望，思想受到了冷落。　　英国作家詹姆斯·艾伦说：“一个人的成败是他自己思想的直接结果。”美国作家苏珊·泰勒说：“思想就是力量，它既可以建立一个世界，也可以打破一个世界。”美丽的外表并不能产生永恒的魅力，深邃的思想则可以永恒。做人如此，做企业也如此，任正非之所以成为各大媒体的聚焦，有着浓厚的个人魅力，不仅在于他的神秘和低调，更在于他深邃的思想，这为做企业留下的是弥足珍贵的无形财富。　　先知般的远见　　面对风云变幻的商场，做企业必须要有远见卓识，准确预测难得的机会，才能在市场上赢得主动。　　任正非眼光深远，华为的每一个重要决策和转折都与他高瞻远瞩的智慧分不开。华为之所以能成为华为，和任正非非凡的远见密切相关。　　20世纪90年代，中国通信设备市场200多家交换机厂商正是“军阀混战”。但是任正非却认为华为真正的竞争对手不在国内，而是国际一流的通信设备厂商，于是开始谋划走向海外。　　20世纪80年代，全球交换机厂商从34家减少到17家；90年代以来，北电、nec等著名厂商步履维艰。“竞争还在加剧，未来3年将是中国通信厂商最黑暗的历史时期。”1995年的预言，后来得到了充分的证实。　　随着华为迅猛发展，粗放式管理的弊端日益暴露，经济效益下降，任正非出访美国各大公司，潜心向世界级企业“取经”。随着华为开始出走海外，他高瞻远瞩，为华为融入国际化做准备。他提出管理的国际化、文化的融合，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淡化华为文化，融入世界潮流。　　他拥有先知般的远见，敏锐地预测到未来的移动通信技术必将是3g的时代，从1995年开始，年年投入巨资开发3g，巨额的投入很快就换来了丰厚的回报。3g在海外发展迅???，华为迅速抓住了商机，后来者居上，开始了与国际巨头的对话与合作。　　为了创建世界级企业，实现基业长青，他未雨绸缪，坚决摆脱企业随企业家的逝去而衰败的悲剧，积极淡化英雄色彩，酝酿实现制度化管理，争取做到“任总不在，公司照样正常运转”。　　他眼光远见，思维敏锐，力挽狂澜，成就了华为的今天。　　“灰色”理论　　所谓“灰色”，就是介于黑与白之间，就是不走极端，在继承的基础上变革，在稳定的基础上创新，在坚持原则和适度灵活中处理各种矛盾和悖论。任正非的人生基调是灰色的，但也不乏激情，不会被美好的东西冲昏头脑，也不会故步自封。　　柳传志、任正非等都是中国企业家的典型代表，他们深谙国情，熟悉中国传统智慧，弥漫着浓浓的人格魅力。任正非更是这一方面的典型，他不仅熟悉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学毛著标兵”，对于毛泽东深刻的辩证法智慧更是运用得游刃有余。　　他深刻理解绝对性和相对性的辩证关系，从而灵活运用灰色理念，并把这一理论运用到企业之中。他运用变与不变的智慧，强调管理要实行渐进式改良，不温不火，保证企业稳定发展；对付媒体，他更能运用自如，看到的永远是背影，既能保持形象又有磁石般的魅力吸引。　　任正非的灰色理论等高度的辩证法智慧让许多媒体晕头转向。2004年，有记者偶然见到任正非，问他华为未来的发展重点。任正非回答：“我们也说不清重点是什么。未来怎么发展，我们都是糊里糊涂的。”记者又追问华为未来发展的重点是国内还是海外，他说：“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们将来向哪个方向发展。”这种模糊的回答让记者感到疑惑，许多人由此推断华为在战略上可能真的出了问题，前程堪忧。任正非接着又说出了让记者更诧异的话：“我们现在生意很难做，如果我们开餐馆就好了，毛利会更高。”　　任正非的灰色理论，华为的许多高层都不一定能理解；他高度的辩证智慧更是让人找不着北。在华为，没有一个人能够熟练掌握他的这种智慧，这也是造成他选接班人难的原因。　　任正非不仅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更是一个有思想高度的思想家。他用高度的思想做企业，深邃的辩证智慧让他在商海竞争中游刃有余。他以思想做企业，摆脱了中国商人是“草根”的文盲局面，也摆脱了中国商界“言必称韦尔奇”的尴尬局面，为华为进入世界级企业奠定了思想基石，向真正能够做出有高度的事业迈出了一大步。　　西方式思维　　东方人重人情世故，凡事都要讲究合情合理；西方人重制度和程序，凡事都要合法。东方人不大讲究规则，灵活有余，原则性不强。社会文明在进步，一套完整的制度和规则越来越显现出永恒的价值。李嘉诚把他的成功归结为“东方式做人，西方式做事”，但任正非的思想却更接近于西方理念。　　在2000年之前，华为的管理改进思路，类似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模式，企业的核心价值体系保持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而在具体的管理方法上，则借鉴西方成功的管理经验。但是这种结合很快就出现了两张皮，中西合璧遭遇到了困难。这一困境是中国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学习西方成熟模式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在实践中任正非认识到，东方智慧固然重要，但要实现国际化，必须“道术合一”。　　依靠中国传统智慧，华为在国内市场上取得了绝对性的胜利。但是东西方文化差异很大，在国际市场上的国际巨头大多数是西方背景的，华为要实现世界级企业的梦想就必须跟他们对话，向它们学习。为此，学习西方成为必要。　　2002年年初，华为从北大哲学系和中国社科院邀请8位知名教授，对总监级以上的高层进行了短期的封闭式培训。这些教授既讲授传统的东方文化与哲学思想，如“周易与思维方式”、“老庄的智慧”等，也讲授诸如“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回到轴心时代”等西方哲学思想。　　通过大胆地向西方学习，西方理念注入到华为的骨髓里面，开始向西方缓慢“滑进”，为走向世界、成为一家真正的跨国企业奠基。　　“神秘”背后的人之常情　　伟大领袖毛泽东不仅威严，更有浓厚的人情味，他是和蔼可亲的长者，平易近人；他亲切的微笑，温暖人心。　　他“培养”的“好战士”，任正非也是一个很低调的人，基本上没有跟媒体正面接触过。想见任正非的人很多，但是能见到他的人寥寥可数。这不免让他产生了很多神秘感，但是任正非毕竟是人，不是神。在他神秘的背后，发生着很多充满了人情味的故事。　　任正非，不修边幅，像个老工人，挽着袖子，讲起话来大大咧咧。见他第一面，感觉他像一个大老粗，雷厉风行的军人本色，批评起人来总是火辣辣的，丝毫不留情面。再见他第二面，又犹如一个宽厚仁慈的长者，充满着睿智，有时又天真得像个孩子。　　“教父也幽默”　　幽默是一种艺术，能带给人轻松舒适的感觉。马克·吐温是风靡全球的幽默大师，他的作品诙谐幽默、谈笑风生、嬉笑怒骂、讽刺鞭挞。马克·吐温曾在圣弗兰西斯克《呼声报》编辑部任职，六个月之后，突然被总编炒了鱿鱼。总编解释说：“因为你太懒，而且一点也不中用。”马克·吐温笑着回答：“啊，你真蠢得可以了，你要用六个月时间，才晓得我太懒而不中用，而我是进来工作那天便知道你了。”　　不了解任正非的人都认为，他脾气粗暴，整天就会板着脸教训人。其实跟他谈起话来也是幽默风趣、平易近人的。　　早期任正非经常对几十个员工说，今天改善伙食，熬点猪尾巴汤啊！大家拽着猪尾巴吃得挺开心。每个新人进来后，大家请客吃的也都是这些，久而久之，也就爱上这口了。　　1997年，华为在7楼食堂召开驻深员工的全体大会，说着说着，任正非突然冒出一句：华为的高层都长得丑，你看李一男，还有胡厚昆，长得多丑啊！你们站起来给大家看看。那两位还真像模像样地站起来让大家瞧了瞧。2000人的会场顿时气氛轻松了下来，大家都开心地一笑，他自己也像个孩子似的笑了。　　任正非经常说：“华为要松土、翻新，种子是我们自己种的，外部请来的专家、引进的流程就像投射进的阳光，如果我们离开这片田地，能从外面捡回来玉米，但也许最开始播下的种子就死了。”　　对于华为融入国际化潮流，任正非风趣地说过一句名言：“你到别人家做客，就不能抠脚丫子。”他强调华为人要重视实践能力，不要一味读死书，“茶壶里煮饺子，倒不出来就不算饺子。”　　在华为员工大会上，任正非提问：“2000年后华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大家回答：不知道。任正非告诉大家：“是钱多得不知道如何花，你们家买房子的时候，客厅可以小一点、卧室可以小一点，但是阳台一定要大一点，还要买一个大耙子，天气好的时候，别忘了经常在阳台上晒钱，否则你的钱就全发霉了。”　　后来有人问任正非，当初为什么要选择通信领域，他只是笑着说：“那时我们很幼稚。”1997年一个会议上，任正非别出心裁地解释了“狼狈为奸”的含义，“企业就是要发展一批狼，每个部门都要有一个狼狈组织计划，既要有进攻性的狼，又要有精于算计的狈”。　　近几年来，任正非频频出访海外，他的英语水平在对话中不断地“突飞猛进”，回国后偶尔会讲一些西方式的幽默，逗大家乐一阵子。　　任正非演讲很受人欢迎，流利的口才、幽默的艺术，每次上台前人们都热烈鼓掌。他总是说：“你们别鼓掌，再鼓掌我就走了。”　　宽容大度　　任正非脾气暴躁在华为是出了名的，亲朋好友和华为高层都曾被他骂得很凶。以前李一男，地位仅次于任正非，一旦做错什么事，就会被骂个狗血喷头，甚至还会挨脚踹。在一次工作会议上，任正非对他的财务总监说：“你最近长进很大，从特别差变成比较差了。”　　但是对于普通员工，任正非是和蔼可亲的长者，对他们反映的问题很关心。一次在电梯间，华为几个年轻的科级干部开始抱怨公司为什么不在基地设一个财务系统，害得他们老为出差报销的事奔波，累得喘不过气来。电梯到7层——总裁办公室所在地，一个挽着袖子的“老工人”从电梯角落里不发一言地闪了出来。大家顿时傻眼了，面面相觑，“完了”。但是就在十几天以后，员工们发现，盼望的基地财务系统建立了。员工感受到了春天般的温暖，“任总最关心人”，“任总处理事情最公正”，“任总最讲义气”……　　1998年，任正非在公司内部的一次会议上半开玩笑地说，以前一直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在部队里很难得到晋升，朱建萍（当时华为的宣传部部长）就直言不讳地说：“怪不得你在部队里得不到提拔，像你这样坏的脾气肯定很难与领导处好关系。华为人之所以可以容忍你火暴的脾气，只是因为你是老板而已。”谁知任正非不但没生气，反而一脸苦笑。　　一位华为员工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当时他还只是一名普通员工，有一次，出差回来在机场看见任正非，当时任正非也刚出差回来。他本想当做没看见就算了，可是任正非却走过来和他热情地打招呼，还问他家住在哪儿，还先把他送回家然后自己才回家。事后，他非常感动。　　曾任华为副总裁的胡红卫深有体会地说，任正非待人好是发自内心的，真心期望别人好。每年都有好多有志青年离开华为，自立门户。任正非对离开的人从不设卡，而是以积极的态度支持他们，默默地祝福他们。　　1999年张晓从华为辞职，创立深圳立言卓翻译有限公司，第一张大单就是华为的。张建国创立的益华时代管理咨询公司，长期为华为进行员工培训。罗涛创立深圳华荣科技有限公司，承接华为的制造业务。“没有华为就没有我们创业的成功”，这是很多离开华为、自主创业的人的肺腑之言。　　心如止水　　爱因斯坦非常推崇卓别林的电影。他在给卓别林的一封信中写道：“你的电影《摩登时代》，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能看懂。你一定会成为一个伟人。爱因斯坦”卓别林在回信中写道：“我更加钦佩你。你的相对论世界上没有人能弄懂，但是你已经成为一个伟人。卓别林”　　爱因斯坦对居里夫人的伟大人格倍加推崇：“她的坚强，她的意志纯洁，她的律己之严，她的客观，她的公正不阿的判断——所有这一切都难得地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她在任何时候都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的公仆。她的极端的谦虚，永远不给自满留下任何余地。”　　伟大的人物淡泊名利，恬静的心境，谦卑的心态，对真理的无止境的追求，构成了他们的全部。　　许多媒体记者都想采访任正非，绞尽脑汁，费尽心思，但是均以失败告终。任正非心如止水般的恬静，他把“名利”看做是水中月镜中花，转瞬即逝。　　商人们趋之若鹜于工商联副主席和全国性大会的代表资格，他却婉拒；企业家们花巨资现身的媒体盛事，他更是谢绝。他避开喧嚣，远离闹市，有着田园般的恬静。　　“穿着发皱的衬衣，身上可能还有墨迹，一大清早就在深南大道上活动，外人绝对不会想到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华为总裁。”这是华为内部一位员工眼中的华为总裁。第28章 真实任正非：散发着个人魅力的神秘企业家(3)　　1994年6月，金森林进入华为。正好赶上c＆c08数字机问世，经过紧张的短期技术培训后，他被分到总测车间，从事老化、测试及物料协调等工作。当时c＆c08数字机刚刚进入生产阶段，缺乏有效的测试手段及测试工具，为验证每一块用户板的电路是否正常，必须在机架上进行一一测试。这样的速度是很难满足市场需求的。为了加快进度，测试人员吃睡在机房里。7月的一个晚上，用户板测试进度进展有点缓慢，很晚了还没吃饭，饿得肚子直打咕噜。将近午夜12点了，只见一位五十来岁的“食堂大师傅”领着几个食堂工作人员推着餐车进来了，这位大师傅热情地给大家盛饭，招呼大家喝点鱼汤，还嘱咐大家要注意休息不要太熬夜。大家吃了夜宵鼓足劲，不到一点钟测试就做完了。　　第二天的测试做得非常顺利，转眼间到了中午，大家找了个空地，拿块纸板或泡沫躺下睡了。金森林睡得很香，上班铃响起来了，他发现昨天晚上送鱼汤的“大师傅”也在睡。他赶快叫醒“大师傅”，又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1994年8月的一天快下班的时候，部门主管通知晚上七点开新员工座谈会。金森林提前到了会场，又与那位“大师傅”巧遇，“大师傅”见金森林进来笑着问：“你是来开会的吗？”金森林感到很诧异，心想一个“大师傅”怎么也会来开会？七点整，会议主持人宣布座谈会开始，还说今天有幸请到公司总裁来一起参加。在掌声中，那位“大师傅”站了起来，对着全体在场员工深深地鞠了一躬，兴奋地说：“欢迎大家来到华为公司，我叫任正非，希望大家喜欢华为公司。”这时，金森林才恍然大悟。他边说边走到大家面前，拿出一沓名片，一一递给大家，并同新员工亲切握手。名片发完，任正非开始做精彩的演讲。这段经历让金森林至今还历历在目。　　任正非曾经说：“专家专家，懂一点叫专家，懂得很多叫什么专家呢？为什么会出现专家的名词呢？就是因为人的生命有限，只可能懂得一点。”　　一个成熟的社会必定分工高度发达，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各司其职。现代社会分工日益细密，每个人精力有限，除了精通自己的专业以外，对于其他专业都是门外汉，对于自己专业之外的东西没有更多的发言权。因此真正的大师从来不说自己是大师，他们有的是一种谦卑的心态，一种敬畏的态度。心如止水，不为风吹草动所惊。　　任正非心如止水的恬静，处事低调不张扬，源于他谦卑的心态和对知识的渴望。　　细腻的柔情　　任正非虽然脾气暴躁，不苟言笑，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有着细腻的柔情。他渴望真诚，心与心的情感交流，看似坚强，背后却是柔情似水。　　《北国之春》是任正非最喜欢听的一首歌，每当听到这首情歌时，他就会禁不住热泪盈眶。　　在《北国之春》中，任正非流露出了自己细腻的情感：　　“当一个青年背井离乡，远离亲人，去为事业奋斗，唯有妈妈无时无刻不在关怀他，以至城里不知季节已变换，在春天已经来临时，还给他邮来棉衣御严冬。而我再没有妈妈会给我寄来折耳根（鱼腥草）、山野菜和腊肠了，这一切只能长存于永恒的记忆。儿行千里母担忧，天下父母都一样，担忧着儿女。我写的《我的父亲母亲》一文，日本朋友也译成了日文、英文让员工传阅，他们误认为我是孝子。我是因为没有尽到照顾父母的责任，精神才如此内疚与痛苦。我把全部精力献给了工作，忘了父母的安危，实际上是一个不称职的儿子。　　一个人离开家奋斗是为了获得美好的生活，爱情又是美好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但爱情就像独木桥一样，人家过了，你就不能过。离家已经五年，在残雪消融、溪流淙淙的时候，面对自横的独木桥，真不知别人是否已经过去，心爱的姑娘可安在。那种惆怅，那种失落，那种迷茫，成功了又能怎么样？　　棣棠丛丛，朝雾蒙蒙，静静的水车、小屋，与阵阵无忧无虑的儿歌声相伴的是父兄的沉默寡言。我们多数人能去读大学，都是父兄默默奉献自己的结果。他们含辛茹苦、一点一点地劳动积攒，来供应远在他乡孤立无助的游子，他们自身反而没有文化。他们用自己坚硬的脊梁，为我们搭起了人生和事业的第一个台阶。　　但愿他们别太苦了自己了，愁时相对无言也沽两杯薄酒。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他们，千万不要嫌弃他们，千万不要忘记报答他们。　　由此我想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成功，都来自亲人的无私奉献，我们生活、工作和事业的原动力，首先来自妈妈御寒的冬衣，来自沉默寡言的父兄，故乡的水车、小屋、独木桥，还有曾经爱过你但已分别的姑娘……”　　有一年年终，在公司7楼小会议室里集体大合唱，任正非坐在前排。听着员工们唱着雄壮的革命歌曲，不禁泪流满面。有时候，任正非看到员工们表演、唱歌，甚至到深圳市民俗文化村参观，都会勾起他对以往激情岁月的回顾，脑海中浮现出参军的日子和创业前夕的挣扎岁月。　　1997年2月12日，市场部原秘书主任杨琳在海南休假途中不幸遭遇车祸身亡。任正非听到噩耗后，不胜悲痛，专门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在文章中，他自述了杨琳在华为工作的几年里没与她说过几句话，没与她谈过一次心，是他最大的遗憾。　　1998年，华为员工吕晓峰前往非洲的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开拓市场，在突尼斯遭遇了一场空难。不幸中的万幸，他幸运地活下来了。任正非听说后，抽空亲自去医院探望吕晓峰。听说他的大衣被损坏了，亲自陪着他上街去买新衣服。这让他顿时热血沸腾，后来登在《华为人》报上，很多人都被感动了。　　关于任正非的个人感情，华为大多数老员工能给出的描述是曾离异，后有再婚，详情不明。在华为老员工中流传着一个小范围的版本：个性率真的任正非曾在一次闲聊时感叹生活无常，爱情不测，年轻时满腔热情，但感情失意，功成名就后，爱人已经远去。　　直言和豪爽　　历史上豪爽的侠客，直言的谏臣都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好评。任正非性格豪爽，说话直言不讳，从不拖泥带水，处处绽露出真性情，这正是人难能可贵之处。　　有一次，天津一位副市长来访问华为，看到华为蒸蒸日上的业绩，他想向任正非讨教，问道：“为了帮助企业发展，你认为政府应该做些什么？”出人意料的是，任正非的回答惊动了在场的所有人：“政府对企业最大的帮助就是什么也不要做，只要将城市的路修好，公园和道路旁边的花草种好，这就是对企业最大的帮助。”如此不给领导面子，真让人为他捏了把汗！　　任正非主张踏踏实实做事，反对不切实际的空想。他直言：“我们的战略规划办，是研究公司3～5年的发展战略，不是研究公司10年、20年之后的发展战略，我不知道公司是否能够活过20年，如果谁要能够说出20年之后华为做什么的话，我就可以论证：20年后人类将不吃粮食，改吃大粪。”　　任正非批评人更是直言不讳，不留情面。一次，在公司高层会议上，他指着常务副总裁郑宝用说：“郑宝用，一个人能顶10000个。”然后又指着另一位副总裁说：“你，10000个才能顶一个。”还有一次，他对财务总监说：“你最近进步很大，从很差进步到比较差了”。　　任正非对公司的实际情况从不遮遮掩掩，2006年12月，他在题为《实事求是的科研方向与二十年的艰苦努力——在国家某大型项目论证会上的发言》的文章中披露，华为虽然拥有1万多件专利，但还没有一项原创发明。他还坦诚地指出，华为为了研发3g，已经亏损了几十亿元。如此的“大大咧咧”，别的公司生怕被揭老底，他却公开坦白。　　就是这样，“大大咧咧”的任正非，有着侠客般的豪爽，更有直言不讳的气魄，这种难得的真性情更是增加了他的人格魅力。　　温馨的亲情　　任正非有一个温馨的血亲家庭，那里有父母的关爱，有兄弟姐妹的无私帮助。凭借这温馨的家，在商场奋力拼搏之余，他一颗疲惫的心找到了栖息的港湾。　　失去双亲的切肤之痛　　《诗经》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蓄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哀哀父母，生我劬劳。”人世间最恒久的莫过于父母亲情，最让人刻骨铭心的莫过于父母亲情。　　传统中国人有着强烈的家庭意识，孝悌是维系传统中国社会伦理的主线。《论语》云：“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弟子入则孝，出则悌。”在中国，孩子就是父母生命的延续，父母对孩子奉献了无私的爱。父慈子孝，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孝，温暖的家庭为一颗没有着落的心找到停泊的港湾。　　“文革”的艰苦岁月总算熬到了尽头，父亲终于等来了解放。1984年，父亲75岁才退休。在创业初期，父母为了省钱，过着艰苦的生活。饱经沧桑，还没来得及享福，父亲就悄然离去。1995年，父亲在昆明街头的小摊上买了包软饮料，由于保鲜设备不好，老人抵抗力又差，喝后就腹泻不止，最后全身衰竭而死。　　2001年，任正非随当时的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出国访问，访问刚刚结束就接到公司的电话，母亲遭遇车祸的厄运传来。他匆匆忙忙连夜赶到昆明，看着躺在病床上的母亲，奄奄一息就等盼儿归，他的心碎了。　　双亲的相继去世，给任正非留下了无限的遗憾。过去，经常不是忙就是出差，一次次错过了陪父母的机会。父母盼星星，盼月亮，可就是不见儿子回来。可惜人生苦短，他们等不了那么久了，相继撒手人寰，从此让没有尽到孝道的任正非留下了终生遗憾。　　父母的爱是最无私的，他们不会跟孩子计较什么。母亲经常打电话跟他唠叨：“你又出差了”，“非非你的身体还不如我好呢”，“非非你的皱纹比妈妈还多呢”，“非非你走路还不如我呢，你这么年纪轻轻就这么多病”，“非非，糖尿病，参加宴会多了，坏得更快呢，你的心脏又不好”……这唠叨的背后是多么浓厚的亲情啊！在母亲临死之前，还把一笔钱交给妹妹，说是等着给儿子急用。　　由于没有尽到儿女的孝道，对父母的离去，任正非内心感到十分愧疚。他写下了这样的话：“华为有了规模发展后，管理转换的压力十分巨大，我不仅照顾不了父母，而且连自己也照顾不了，我的身体也是那一段时间累垮的。我父母这时才转去昆明我妹妹处定居。我也因此理解了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华为的成功，使我失去了孝敬父母的机会与责任，也牺牲了自己的健康。　　“回顾我自己已走过的历史，扪心自问，我一生无愧于祖国、无愧于人民，无愧于事业与员工，无愧于朋友，唯一有愧的是对不起父母，没条件时没有照顾他们，有条件时也没有照顾他们。　　“爸爸妈妈，千声万声呼唤你们，千声万声唤不回。”　　人世间最深的痛莫过于亲人的离去，任正非经历了双亲的逝去，痛苦万分，他一把泪水一把辛酸写下了《我的父亲母亲》，以祭奠双亲。　　“子之教，父之德”　　在中国传统的士大夫心目中，立功、立言、立德是他们的最大追求；血脉相承和名垂青史是他们最大的愿望。因此，作家书以告子弟。毛泽东对子女的教育别出心裁。他把毛岸英、毛岸青送到莫斯科大学学习。毛岸英回国后，又把他送到农村下地劳动，他甚至还给自己两个女儿改姓李。他教育孩子们要踏踏实实、自力更生、不断进步。　　任正非的家教也有一套。　　由于工作繁忙，没有时间照顾孩子。任正非在儿子任平很小的时候，就让郑宝用来当任平的老师。多年之后，郑宝用对那段经历仍然记忆犹新：当时任平非常调皮，经常在外边闯祸。因此，除了正面说服教育之外，郑宝用甚至可以动用皮带“说话”。　　周围大部分人都或明或暗地宠着他，为了任平的前途，1994年任正非把他送到中国科技大学，与科大少年班的学生一起读书。　　为什么选择科大而不是北大、清华，或者培养了包括郑宝用、李一男在内大批华为高层的华中理工大学呢？这个谜底在1997年任正非会见来访的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杨叔子的时候被揭开了。在谈到中国大学的教育问题时，任正非拿科大与华中理工做了一个比较。他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大部分中国大学里的学生都普遍缺乏“悬梁刺股”的吃苦精神。而只有在科大，不仅晚上各个教室灯火通明，还能够经常看到占不到座位的学生在路灯下读书的情景。由此他感叹道：“中国之大，只有科大能够容得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任平到合肥读书之后，任正非也没有忽略对他的教育。1997年，任正非了解到任平经常借用华为合肥办事处的车辆，他当即给时任市场部副总裁的徐直军以及合肥办事处主任刘京青打电话。他还给人力资源部写批示：“合肥办主任××，如果你以后再把办事处的车借给任平，我就处分你，你在合肥不能给他任何好处。”　　此外，任正非每年几乎都会在走访华为合肥办事处的间隙去和科大少年班的老师交流，了解儿子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并要求所有老师都要像对待其他学生一样严格要求任平。　　2000年之后，任平去英国攻读mba，假期回来与朋友们聚会的时候，偶尔对父亲的严格管教大倒苦水：和他一起在英国读书的中国学生有很多都是有“家庭背景”的，生活上“挥金如土”，在赌场中一天就是数万英镑的输赢，很多人都成了当地赌场和银行的vip客户，有专门的劳斯莱斯接送。他则显得寒酸了许多，连国外的汽车保险都觉得贵得难以承受。　　任正非的女儿和妹妹在华为工作，都把名字改掉了。女儿名牌大学硕士毕业，其他几位亲戚都是本科以上，他们在华为没有特权，口碑都非常好。他们处事低调，也不张扬。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任正非的影响。　　任正非以自己的言传身教，教育了自己的亲人，做人要踏实，不张扬，依靠自己的努力发展自己。第29章 “学毛著标兵”：浓郁的“毛泽东情结”(1)　　大概五六十年代过来的人，提起毛泽东都会激动不已。那时全国上下掀起“做毛主席的好学生”的热潮。　　不仅国人对毛泽东有着特殊的感情，就是在国外，毛泽东的名字也是大名鼎鼎，“学毛著热”浪潮不断升温。美国人菲利普·戴维逊在《毛泽东的战略》一书中，高度评价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r·特里尔也说：“毛是20世纪的魅力超群的政治家。”　　中国许多民营企业家，都有着“毛泽东情结”，对毛泽东充满敬仰之情，积极学习毛泽东，运用毛泽东的智慧来管理企业。任正非就是其中一位，他是典型的“学毛著标兵”，他不仅认真研究毛泽东思想，就连言行举止都很相像。　　“毛式”言行　　毛泽东，一代开国领袖，散发着浓浓的人格魅力，他的一言一行成为全中国学习的楷模，令一代中国人倾倒，更让无数国际政要捉摸不透。在天安门城楼上他那亲切的挥手和微笑，多少人还记忆犹新，如痴如醉；多少人记起跟毛主席握手就激动不已；多少国外政要，回忆起与他的会晤，都为他的伟人魄力所吸引……这就是毛主席的魅力。　　任正非，这位“学毛著标兵”，言行颇有毛泽东的影子。“不鸣则已，一鸣惊人”，高喊“红旗能打多久”，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高度灵活的辩证法领导艺术……他不仅学习毛泽东的智慧，更有着毛泽东式的言行和气魄。　　“学毛著标兵”　　1968年，任正非大学毕业后参军。在部队期间，他熟读毛泽东著作，还一度获得了“学毛著标兵”的称号。一名跟随任正非多年的老员工介绍，任正非很喜欢读《毛泽东选集》，一有闲工夫，他就琢磨毛泽东的兵法怎样才能成为华为的战略。　　任正非的很多言行举止都受到毛泽东的影响。任正非讲话、办事、为人处世的态度和做事方法都带有??厚的毛泽东风格。透过任正非的很多作品，你会发现，他非常喜欢引用毛泽东的论述。其实，任正非对毛泽东的军事理论、群众路线、矛盾论和辩证法等思想研究得很深。在一定程度上说，华为的管理就是毛泽东思想在企业中的“活学活用”。　　任正非学习毛泽东并不仅仅是形式上的模仿，更多的是哲学思想方面的传承，而其中最核心的就是辩证思维。　　1995年12月26日，任正非在市场部整训大会上发表了《目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题目与毛泽东在1947年12月25日发表的文章题目完全相同，连月、日也相差无几，文章发表的背景也颇为相似。1947年年底，解放战争从战略防御走向战略反攻的转折点；1995年底，华为刚刚完成“农村包围城市”，开始了“夺取城市”的攻坚阶段。　　1998年，任正非以对《华为基本法》的阐述为核心内容，写下了《华为的红旗究竟能打多久》。同年在公司举行的“产品研发反幼稚大会”上，任正非以《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为题发表讲话，用毛泽东20世纪50年代访问苏联时对中国留学生所讲的这句名言，以长者的身份鼓励年轻的华为人认识自己身上存在的幼稚，要对未来充满信心，要相信华为经过艰苦努力一定能够成为世界级的大公司。　　低调做人：做一个“平凡”的领导者　　“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这是大诗人白居易的名句，形容女子的羞涩。然而，它更有新的内涵：耐得住，戒骄戒躁，处事低调。毛泽东把“低调做人”的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在公众面前很少板着脸训人，而只轻轻一挥手，让人遐想联翩。他还经常告诫大家“不要翘着尾巴，要夹紧尾巴做人”；他教育子女不要张扬。　　任正非，这位毛泽东的崇拜者，更是认真学习“低调做人”的艺术。面对来自五湖四海的“追星族”，他不骄不躁，依然保持着自己的独特风格。想认识任正非的人太多了，而真正能够见到任正非的人则少之又少。他不喜欢露面，永远站在暗处，让人浮想联翩。他以智慧驾驭着朦胧，让这种美感永不褪色。　　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大腕经常“神龙见首不见尾”，格外低调，土狼、军人、硬汉、战略家……色彩斑斓交织在一起，一向有“中国最神秘的企业家”的称号。如果把侯为贵比为“南帝”的话，那么任正非就是“东邪”黄药师了：儒雅、淡泊、低调，却丝毫无碍咄咄逼人的“杀”气。　　2002年，在北京国际电信展上，任正非正在公司展台前接待客户。一位上年纪的男子走过来问他，华为总裁任正非有没有来？任正非问，你找他有事吗？那人回答，也没什么事，就是一睹这位带领华为走到今天的传奇人物的真面目。任正非说，实在不凑巧，他今天没有过来，但我一定会把你的意思转达给他。　　有人去华为办事，晕头转向换了一圈名片，坐定之后才发现手里有一张是任正非的，急忙环顾左右，人早已不见踪影。有人在出差去美国的飞机上与一位和善的老者天南地北聊了一路，事后才被告知那就是任正非，懊悔不已。　　一位毕业后新来到华为的员工，以前没有见过任正非（毕竟华为员工规模庞大，不常见到老板也属常事），特别崇拜，但当他真正见到任正非时，很是失望，心目中的“高大形象”荡然无存。他没想到，这样一个企业的领袖竟是如此的平凡。　　2007年4月27日，华为被评为“2006年最受尊敬的企业”之一，这次有25家企业入选，任正非派严波为代表去参加颁奖仪式。　　近几年来，出于打开国外市场的需要，华为的壁垒有所松动，与境外媒体来往密切，和国内媒体的接触也灵活了不少，一些高层开始露面，唯一没有“解冻”的就是任正非。　　任正非谨记毛主席的教诲，“低调做人，高调做事”成为了任正非一贯遵循的原则。　　善于“毛式”策略　　虽然毛泽东已经与世长辞了，但是他的思想仍在华夏大地上散发着光和热。毛泽东和他的思想整整影响了一代中国人。很多中国企业家都运用毛泽东思想经商，在他们的身上都能找到毛泽东的影子，万科集团的王石、巨人集团的史玉柱就是，有着军人背景的任正非更是。　　任正非经常《毛泽东选集》手不释卷，潜心研究毛泽东思想，以毛泽东思想来制定华为的发展战略。仔细研究华为的发展，就会发现无论是市场攻略还是客户政策，无论是竞争策略还是内部管理与运作，无不打上了“毛泽东思想”的烙印。因此，国外许多媒体都称他是“以毛泽东思想管理企业的中国老板”。　　企业版的“农村包围城市”　　在中国共产党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毛泽东经过实践大胆地提出：农村包围城市，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最后夺取城市，实现全国解放的道路。沿着这条路线，经过20多年的浴血奋战，终于建立了新中国。任正非潜心学习研究，把毛主席的智慧策略运用到华为，发展成华为版的“农村包围城市”。　　华为刚刚成立的时候，国内市场上“群雄并立”，许多还是国际老牌企业。华为既无资本优势，也无技术优势，只好在夹缝中寻找机会。为此，华为选择“力量薄弱”的农村，在竞争对手不大关注的地区轰轰烈烈地开展“农村运动”，借此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　　1992年，华为自主研发出交换机及设备，当时阿尔卡特、朗讯、北电等洋巨头把持着国内市场。任正非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迅速攻城略地，通信设备价格直线下降。　　1996年年底，任正非听取完生产计划、销售计划工作汇报后，认为华为的知识分子有点闭门造车，就鼓励员工们继续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并当即表示要送给主管生产计划的葛才丰和主管营销计划的王智滨每人一双新皮鞋，希望他们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任正非说：“群众路线和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我们的革命前辈已经走了几十年，甚至还是穿着‘小鞋’走过来的，今天，我们千万不能忘记这条路线，我们工作在第一线的博士、硕士、工程师就是我们新时代的工农兵，我们要深入其中，身临其境、调查研究、发现问题、总结规律。”　　第二天，葛才丰果然收到了任正非送来的皮鞋，他感到有点委屈，在那个岗位上辛辛苦苦做了四年，自认为工作做得还可以，没想到却招来一通批评。后来他仔细反思，建立了新的工作制度，认真做了改进。一份生产部门起草的有关垃圾处理的规定，流程之长竟得要三个人合作才能完成。任正非看后说：“规定详细，可操作性差，纸上谈兵。”听到这些批评，葛才丰顿时羞得涨红了脸。　　华为在开辟国际市场的同时，再次巧妙地运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先是非洲、东南亚、西亚等相对于欧美“城市”的“农村”，然后再大举进攻欧美，及以思科为代表的国际大企业。　　华为1994年开始研发、1998年正式进入网络产品市场。虽然比国内其他品牌要早一些，但是与思科、3com、北电等国外巨头相比，华为只是后来者。到2000年左右，华为才开始大规模地实行渠道销售，广泛招募代理商。而此时，国内的网络产品的代理商几乎都被思科、3com、d-link等厂商所占领，华为能占领的地盘极其有限。　　华为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思科。思科进入国内市场早，品牌影响力大，占据了国内大部分市场。思科的四家分销总代理：神州数码、佳杰科技、英迈中国、晓通网络等实力都很强。与思科相比，华为的分销渠道还很落后，在集成商中影响也不大。　　在这种情况下，任正非采用“农村包围城市”的做法，着重从区域突破，建立区域分销商和集成商的队伍。凭借这种做法，华为很快在网络市场立足，并向思科等竞争对手发起了攻击。　　依靠“农村包围城市”，华为的铁军克服重重困难，跋山涉水，努力开拓市场，保证了华为发展后劲。　　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面对蒋介石的疯狂围剿，毛泽东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毛泽东还喜欢动员群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此来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发动群众搞运动，中国共产党赢得民心，最终取得了革命胜利。　　在华为一次总裁办公会上，任正非问大家：“毛泽东会打枪吗？谁见过毛泽东打枪？但是毛泽东会运动群众，会运动干部。”　　华为内部有例行的民主生活会，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永恒的主题。任正非说：“我们一定要推行以自我批判为中心的组织改造和优化活动。自我批判不是为批判而批判，也不是为全面否定而批判，而是为优化和建设而批判。总的目标是要提升公司整体核心竞争力。”　　因此，任正非要求，凡是不能使用自我批判这个武器的干部都不能提拔。自我批判从高级干部开始，高级干部每年都有民主生活会，民???生活会上提的问题是非常尖锐的。　　据介绍，在新员工座谈会上，新员工问：“总裁，您对我们新员工最想说的是什么？”任正非回答：“自我批判、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做个踏踏实实的人。”　　1995年9月，公司内发起“华为兴亡，我的责任”的企业文化大讨论。第30章 “学毛著标兵”：浓郁的“毛泽东情结”(2)　　1996年12月，《华为基本法》启动大讨论，参与人员从高层到中层，进而又扩大到普通员工。而后又由企业内部扩大到员工家庭、合作单位、社会各界。　　从1996年开始，任正非要求每年年末中高层干部要聚集在一起开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首先，是对自己过去一年的工作进行全面总结。然后，其余的人必须给你至少提出一条意见，至少指出一个缺点。其他各部门也要按照这样的程序召开本部门的民主生活会。　　新员工一开始上班就听说，部门主管在年终向部门员工发放红包的时候，同时还要送给本部门员工一件“神秘的礼物”。许多新来的人很想马上揭开这个谜。到了年终发红包的时候，部门主管手里拿着红包，笑眯眯地走过来。新员工丈二和尚摸不着脑袋，只想赶快解开这个“谜”。主管把员工叫到一个幽静的地方，坐下来平心静气地将那件“神秘的礼物”送给员工。接到这个“神秘的礼物”后，员工必然会先是一愣，然后才恍然大悟。临走时，主管拍拍员工的肩膀说：“好好珍惜送给你的‘神秘礼物’！”其实，这个“神秘礼物”就是员工的缺点和改进意见。这种委婉、巧妙的方式，被有意安排在发红包的时候，使员工心理上乐于接受。通过这种方式让员工勇于否定自己，找出差距。　　这种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在早期比较盛行。但是随着和平年代的到来，这种运动应该终结了。对于和平时期发展的华为来说，形成一套完善的企业管理体系，包括人事制度、营销制度等是关键。去除浓厚的人治色彩，形成有效的民主决策、管理机制将是华为亟待解决的一大难题。任正非也逐渐认识到这些问题，开始着手解决。他要使企业生命超越企业家的生命，“任总不在，企业照样正常运转。”　　“集中优势兵力”　　毛泽东虽然没有受过系统的军事教育，但是他擅长谋略。他为军队作战提出了一系列的战略战术，著名的有“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运动战原则。这符合当时敌强我弱的实情，有助于保存革命实力。任正非长达14年的军队生涯，使他也学会了这种用兵之道。他把这个原则和华为的实际联系起来，发展出“压强原则”。　　这一原则要求：在成功的关键因素和选定的战略生长点上，以超过主要竞争对手数倍的强度配置资源，极大地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实施重点突破。　　这一原则适用于弱者对付强者。弱者力量单薄，必须联合起来才能取胜。任正非前44年的生活和华为18年的发展，实际上就是一幕惊心动魄的弱者转变为强者的历史剧。　　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创业时的环境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手中掌握着生产要素和资源。民营企业白手起家，资源、技术、资金严重不足，有的只是凭借一身胆量，筚路蓝缕，摸爬滚打，外遭拦路虎，内遇领头狼，它们的生存处处充满着威胁。“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我们自己。”毛泽东为平民找出了一条道路。所以他们很自然地采用毛泽东的战略战术，迂回，集中优势，一一逼近。这样才能保存实力，生存下来并发展壮大。　　要想在通信行业立足，幼嫩的小树苗和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不可同日而语。任正非坚信只有技术才能立足，于是创造性地利用“压强”原则，进行一一突破。华为集中全部力量专注于通信核心网络技术的研发，形成了自主的核心技术体系。　　集中优势兵力还表现在华为的“狼性文化”上。在华为，与竞争对手过招的，远不止前沿阵地上的几个冲锋队员，背后是一个强大的后援团队，他们有的负责设计技术方案，有的负责拓展外围关系，有的甚至打入了对手内部。一旦前方需要，马上会有人上来增援。　　集中所有力量，高度的合作精神推动了华为的发展。但是，客观地说，这种方法已经有点过时了。现代新科技革命蓬勃兴起，日益渗透到各个领域，生产方式已经从粗放式向集约式转变，现代企业的竞争也更多地转向了技术和人才的竞争。华为也应该适应这一转变，“脱下旧装，换上新衣”。　　“上甘岭”培养干部　　朝鲜战争期间，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久经沙场，涌现出一批可歌可泣的英雄，黄继光就是其中一位。培养干部也得上“上甘岭”，只有经受了“战场”的洗礼，才能经得起严峻的考验。毛泽东强调，实践出真知。　　任正非说：“在国际化的发展过程中，我们提倡在‘上甘岭’培养各级干部。要把那些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脱离低级趣味的员工；对公司忠诚，有强烈的责任心、使命感、敬业精神，视客户为衣食父母的员工；有良好任职能力和高绩效表现的员工；敢到艰苦地区去，敢于吃苦耐劳，勇于承担责任的员工，选拔到公司干部队伍中来，从制度上关心女干部的培养和成长，我们对每一级干部的培养都考虑到女干部的比例。把具有领袖风范、高素质和团队感召力的干部，目标方向清晰、管理结构良好，经实践证明带出了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的干部，培养成为我们的各级接班人。”　　任正非在与员工对话时说：“人的一生太顺利也许是灾难，如果注意看，就会发现你受的挫折是福不是祸。所以我和人力资源部不断地讲，录用一个干部最主要的是考虑这个人是不是曾经受过重大挫折，并且已经改进了，这是一种宝贵的财富。”华为有一句名言，叫做“烧不死的鸟是凤凰”。在1995年市场部集体辞职的时候，任正非就是用“凤凰涅槃”来揭示年轻人必须经过磨难和洗礼，才能走向“新生”。　　任正非强调：“凡是没有基层管理经验，没有当过工人的，没有当过基层秘书和普通业务员的一律不能提拔为干部，哪怕是博士也不能。你的学历再高，如果你没有这些实践经历，公司就会对你横挑鼻子竖挑眼，你不可能蒙混过关。”　　华为不断地将一批批高层干部下放到市场锻炼，任正非用勾践卧薪尝胆和苏武牧羊的故事来勉励他们。在华为，几乎所有的高层管理者都不是直升上去的，更没有“空降兵”。今年你是部门总裁，明年可能就成了区域办事处主任，后年又可能到海外去开拓新的市场了。几起几落、经受若干失败的打击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过山车”式的改造，用最短的时间造就了年轻人的成熟。在1995年市场部的集体辞职中，受影响最大的就是当时市场部代总裁毛生江，从一个公司的领导位置上一下子被撤下来，担任过话机事业部的总经理，担任过山东办事处主任，4年之后任正非又重新将毛生江任命为公司副总裁，并号召全公司员工向他学习。　　任正非认为，干部必须坚持从实践中来，通过不断运动来培养干部，他把华为人训练得个个能征善战，不屈不挠，充分发挥“狼性”的魄力。